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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 天》第一六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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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20年10月30日第162期
本期目录
〖萧象专辑〗
热点研究
萧 象 文革是怎样发动起来的
萧 象 罗瑞卿悲剧的历史原因
萧 象 陆定一文革遭遇的历史教训
萧 象 从分歧走向分裂——毛泽东倒刘之史迹考察
萧 象 刘少奇文革命运的悲剧性
萧 象 张春桥与安亭事件的再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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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研究】
文革是怎样发动起来的
萧 象
作者简介：萧象，1956年生，湖南永州人，先后就读于衡阳师院外语系和湖南师大中文系，获外国文学硕士学位；曾供职于教育机构、政府机关和国有企业。研究兴趣主要在文革人物特别是高层人物的命运及其历史教训方面。（右图为作者近照。）
作为共和国史上最沉重、最不堪回首的一节，文化大革命运动至始至终存在着许多让人感到扑朔迷离的问题，仅以从上海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到北京通过“五一六通知”这一段称为文革发动的时期而言，北京拒登姚文元文章，彭罗陆杨垮台事件，中央一线领导对于毛泽东发起文革的真实态度，一直以来就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些问题的长期存在与久悬不决，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了人们对这段重要历史的准确把握与深刻认识。因此，在有关文革回忆文章和研究资料不断出现，尤其是步入资讯空前发达的互联网时代的今天，我们重返文革历史现场，再度考察从《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到“五一六通知”这一文革发动时期既惊心动魄又波澜起伏的历史过程，努力还原文革发动兴起的历史真况，不仅十分必要，而且有了可能。
一
1965年1月，毛泽东在中央四清工作会议上与刘少奇发生的尖锐冲突使其定下决心将刘少奇从政治上搬掉。 毛泽东倒刘存心已久，其最初起意可追溯到1962年七千人大会之后不久 ，毛刘有过一次激烈冲突。其后数年，国内外局势不断发展变化，毛泽东对中国社会现实政治的看法愈趋严重和激烈，与刘的分歧加大，对刘愈加不满，心中的想法亦随之酝酿发展成熟，变得坚定而明确。与刘的再起冲突促使毛泽东横下一心将想法付诸行动，而开始着手于倒刘战略的部署安排。
这一年2月毛泽东授意江青前往上海组织写作批判文章 ，是迈出的实质性的第一步。江青通过上海市委文教书记张春桥组织《文汇报》年轻编委姚文元担纲撰写。经过大半年的精心准备，文章十易其稿，经毛泽东亲笔三次修改，最后上海市委集体讨论通过 ，1965年11月10日发表在上海《文汇报》上。这就是被称为文革导火线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姚文元文章洋洋万言，以学术评论之名行政治批判之实，将剧中反映海瑞当年“退田”、“平冤狱”的情节与1961——1962年出现的包产到户牵强附会，认为剧本借古讽今，鼓吹“单干”，煽动“翻案风”，从而认定历史剧《海瑞罢官》是“一株毒草”，矛头直指剧作者——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著名历史学家吴晗。但批吴仅是巧为名目的表面文章，背后的真实意图乃是以此作为引线，由此及彼，引发一场清算刘少奇及其路线的革命运动。
姚文发表后的第二天毛泽东即乘专列离开了北京，一路南巡，最后抵达上海。毛泽东此次离京时间长达8个月之久，直到翌年7月中旬方返回北京。在酝酿发起一场政治斗争、准备拿下党内某权要的前夕，预先离开京都这一“是非之地”，成为毛泽东的一个政治习惯，1953年的高岗事件，1971年的林彪事件，都是如此。此次毛泽东有意远离京城，驻于沪杭，遥观北京如何反应与事态发展。
客观而言，如仅以文艺观点、史学影射、话语方式和上纲上线的程度而论，姚文与其时盛行的批判文章几无二致，毋宁说就是1949年之后逐渐形成尤其是1964年以来大张旗鼓的党文化大批判的延续与发展。故此，一般读者由于“对几年来文学艺术领域不断升级的过火批判已经习以为常，对此也未加重视” ，正如时为北京市委一般干部（后曾为《求是》杂志副总编）的苏双碧回忆所说：“我看了这篇文章反应并不强烈，只是把它作为姚文元经常打棍子的作风。”
然而，对党内尤其是有政治经验的党内高层，姚文如石击水，引起强烈反响。中宣部副部长姚溱连夜打电话给跟随邓小平在三线视察的王力说：“有重要文章，要马上看。”王力即叫人送来《文汇报》，读后“觉得很重要” ，而正在外地开会的彭真“当即令秘书以最快的速度设法弄到一张11月10日的《文汇报》” 。党内之所以如此反应迅速、强烈，不仅是姚文咄咄逼人的批判架势，更因文中所言“单干风”、“翻案风”触及了1962年七千人大会前后发生在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的路线之争这一党内讳莫如深、极为敏感的历史问题。而对一些消息灵通人士，文章的背景更让人感到大有来头。
正是感到了文章的重要，姚文见报当日，《北京日报》总编范瑾即向市委提出转载问题 ，11月13日北京文教书记邓拓同市委宣传部长李琪和范瑾碰头研究转载问题，出于谨慎，范瑾向上海方面询问落实姚文是否经毛泽东点头以确定转载，因上海守口如瓶，不得而知，邓拓遂电话请示出差外地的彭真。
在姚文见报之前，彭真从邓拓处即已获悉文章消息及其江青背景。这是张春桥顾及文章批评北京副市长，出于邓拓曾为其领导和朋友的关系考量，而透露给邓拓的。 此前10月8日在中南海颐年堂的一次中央会议上，谈到阶级斗争时，毛泽东也亲自问过彭真：吴晗是不是可以批评一下？彭真答：可以批评。毛泽东说，让下面批评嘛。 在更早的1964年，毛泽东已将《海瑞罢官》列入可供批判的39个《文学艺术资料》，批转至县团级党委 ，而北京市委闻风而动已组织撰写了批判吴晗的文章，只是中央最高层觉得批判的时机未到而未允发表。 因此，对批判吴晗，彭真早已是心中有数，不觉意外。但尽管如此，批吴的姚文所显示出的批判架势，尤其对党内敏感历史问题的触及，为其始料所不及，而这背后又隐约有着毛泽东的身影，经验老道的彭真“感到极不正常” 。接到邓拓请示，遂指示暂不予转载。
没有资料显示彭真当时就已察觉到了隐藏在姚文背后的真实图谋。但作为一个正直而有责任感的高级领导，他肯定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属下受到无辜批判，看到上海批判北京的文章刊登在北京的报上，让不良影响在自己的领地广为传播。何况，1965年上半年中央鉴于1964年以来文艺领域的批判过头状况，做出过一项规定：“学术批评不要戴政治帽子，点名要经过中央宣传部，批判要以中央报刊为准。”上海发表姚文，事先未经请示中央，明显违反规定，也意味着对北京、对彭真权威的侵犯。姚文因此而被彭真做“冷藏”处理。
彭真“冷藏“姚文，诚然是对上海擅自刊文点名公开批评北京副市长这一违反纪律、不无挑衅行为的不满与抗议，也多少含带彭真对江青不满甚至对毛泽东埋怨的情绪贯于其间 ，同时，还折射了当时中央政治的复杂与微妙。1960年代以来毛刘之间的矛盾分歧，无形中成为执政“路线”之争，让彭真等属僚时常面临着政治行为的两难选择。彭真从延安时期就深得毛的器重，建国后一直被委以重任，对毛从来就怀抱着敬仰之心，但作为一名务实的高级官员，其治政理念更接近于刘。中央一线二线之分，让彭真接触更多的也是刘。因此，敢于置姚文背景于不顾，除了姚文本身违反了中央规定，让彭真可以理直气壮之外，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可为依赖与支持，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中宣部长陆定一明确表示对姚文涉及政治问题不以为然。
由于彭真指示拒载，北京报刊对姚文不见任何反应，仿佛波澜不惊的一泓静水。此与华东诸省市闻风而动，纷纷予以转载，形为鲜明对照，让一直在密切关注事态发展的毛泽东大为失望，也大为恼火，“指示上海立即印发小册子发行，上海新华书店急电全国征订，北京新华书店请示市委，得到的答复是一本也不订。” 这就更加激怒了毛泽东，其后指责“北京一根针也插不进去，一滴水也滴不进去” 。
毛组织发表姚文，目的就是通过批判吴晗激发矛盾，挑起论战，而彭真及北京方面对待姚文的态度，在毛看来就是对待自己的态度。本来，毛泽东一直怀疑自己被人架空，成为一尊表面受人尊敬却实际不起作用的神祇而“大权旁落”，北京的冷遇姚文，让毛的怀疑得到进一步证实，更让毛感到发动一场斗争的必要和正确，激发了他要“大闹天宫”的斗志，同时，也为彭真的垮台埋下了伏笔。
在半个多月的时间里,围绕姚文的转载，北京和上海处在一种对峙的状态，上海希望北京有所反应，而北京偏偏不予理睬，双方相互赌气，暗中较劲，形为僵局。直到11月下旬周恩来和罗瑞卿先后来到上海，明确获悉有关姚文的背景，电话告知彭真转载时，僵局方始打破。
11月29日——12月1日《北京日报》、《解放军报》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先后转载了姚文，并刊发了编者按。《北京日报》按语强调：“学术界、文艺界对《海瑞罢官》这出戏和吴晗同志写的其他文章是有不同意见的”，认为“有不同意见应该展开讨论”。《人民日报》提出“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反批评的自由”。《光明日报》希望通过“百家争鸣”“来分清是非，坚持真理，克服错误。”《解放军报》则认为《海瑞罢官》“是一株大毒草”。四家按语两种论调，反映了高层两种不同的声音。随着首都北京最重要的四家报纸的转载，报上开始掀起批判吴晗及《海瑞罢官》的第一波浪潮。
作为首当其冲的被点名批判者，吴晗在姚文发表后，感受到了巨大压力。“住家里的警卫也换了人，从原来的保卫变成了监视，所有的客人来都要登记。” 但他对姚文的批判，并不认服，11月14日他辩驳说道：“姚文元说我的《海瑞罢官》作品产生于1961年‘刮风’的时候，这是错的。我的《论海瑞》发表于1959年9月21日的《人民日报》上，《海瑞罢官》是1960年写的，我没有那么大的本领，预见到1961年要‘刮风’”。并说：“姚文元这样批评我，我也不怕。不过我觉得这样牵强附会的批评，乱扣帽子，这种风气很不好，谁还敢写东西，谁还敢写历史?”这段辩语作为情况反映载入内部刊物《光明日报情况简编》。毛泽东阅后批道：“我都已看过，一夜无眠。”
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召见陈伯达、艾思奇、胡绳、关锋、田家英谈话，论及当下局势，说：“一些知识分子，什么吴晗啦，翦伯赞啦，愈来愈不行了，”“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点了名，对戏剧界、史学界、哲学界震动很大，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翌日，又向专程来杭汇报的彭真指出，《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
显然，毛泽东这是在为姚文漏洞做补救，以要害是“罢官”来掩饰文章所谓“翻案风”的致命硬伤，同时也藉此将这场文化领域的批判斗争进一步引向政治领域。不过，“要害”之说在逻辑上仍难免让人感到迷糊，因为就算吴晗是为1959年罢了官的彭德怀“鸣冤叫屈”，与毛所要发动引向刘少奇的斗争也谈不上有何内在的关联，充其量不过是增强吴晗政治问题的严重性。这说明，在文章公开发表木已成舟的情况下，毛泽东别无选择，只能勉为其难，以突出政治问题来掩盖学术硬伤，把批判引向斗争更深处。
果然，要害之说一出，吴晗问题陡然升级，“批判文章的调门随之升高，受到点名批评的人和作品不断增多，批判的范围不断扩大。许多学者、作家心情紧张，惶惶不安。” 北京市委开始组织对邓拓的批判 ，学界最高权威郭沫若也感到了危机，以“耳聋，近来视力也很衰退，对于科学院的工作一直没有尽职”为由，向上提出“辞去有关科学院的一切职务，包括院长、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历史研究所所长、科技大学校长等等”，以免“在报刊上被公开批判”。
毛泽东利用谈话，批评了两位学界名宿，表扬了两位后起之秀，提出了要害之说，向外界传递出一个强烈信号，他对学术权威的不满，对青年小将的欣赏，对批判《海瑞罢官》的支持。这一批一赞一要害，令学术界人心惶惶，让年轻人欢欣鼓舞，令党内高层喜者更喜，忧者更忧。
二
自姚文发表以及毛泽东谈话精神传出，意识形态领域明显发生新的形势变化，也出现新的认识问题。面对新的形势变化和认识问题，中央领导意识形态领域工作的“五人小组”，需要审时度势，制定适应新形势的方针政策。所谓“五人小组”，乃是中央鉴于毛泽东极为不满文艺界状况所做出的两个著名批示而专门成立于1965年7月的一个领导机构，由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五人所组成，彭真为组长，“负责领导有关方面贯彻执行中央和毛泽东关于文学艺术和哲学社会科学问题的批示。”1966年1月周扬患重病住院，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接替主管学术批判工作。
诚然，关于当前发生在学术界的这场批判斗争，来自最高领导毛泽东的态度已是鲜明，“五人小组”贯彻执行即可。但从对待姚文的态度不难看出，“五人小组”尤其是彭、陆，对这场批判显然持有自己的想法，然而对于毛泽东，又必须紧跟服从。于是，如何紧跟服从，如何具体贯彻执行毛的谈话精神，正确把握“放”的尺度和“批”的广度与深度，成了一道颇费心思的难题。更何况，这是发生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任何有关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从来都是事关重大，且十分敏感，稍有不慎，就出问题。
1月17日中宣部召集北京六大报刊负责人座谈会，会上所反映的诸多问题，如揭批吴晗政治性错误的尺度，涉及其他点名批判对象的限度，以及批判“要害”问题的文章如何发，发多少，什么时间发，等等，让会议召集人许立群深感棘手，无从回答，亦不敢贸然行事。他将这些问题编为简报，又整理出了与此相关的6个材料，一同报送“五人小组”。
这批材料反映了学术批判面临的许多新问题，其中有反映关锋和邓拓在1962年发表过错误杂文的，有记录许立群与张春桥通话中张反映上海方面有人想批评戚本禹的——因为戚写过一本关于明末兵部尚书(国防部长)孙承宗的小书，还有关于上海写作、上演《海瑞上疏》情况的。材料旨在说明：当前发表批吴文章的左派并非一贯正确，其自身也存在一定问题，如果批《海瑞罢官》搞影射，上那么高的纲，那么，《海瑞上疏》搞影射不比《海瑞罢官》隐晦，如果对上海《海瑞上疏》的批判可以一笔带过，那么，对北京《海瑞罢官》的批判也该适可而止。
从这批材料，可以看到当时意识形态领域情形的错综复杂。在“五人小组”，至少在材料整理者，邓拓与关锋是同类项，已被列入准备挨批的对象，而代表上海提出要批戚本禹的则是张春桥。这至少说明：（一）当时思想战线的左、右之分不像后来说的那样泾渭分明；（二）京沪政争双方都在抓对方的小辫子。王力关于此事的一个回忆，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到历史的复杂及真实。“听说彭真整了邓拓的材料，还有关锋、戚本禹的材料”，王力感觉不妙，马上给彭真打电话，说：“你要慎重考虑，毛主席说关锋、戚本禹是左派，毛主席刚刚骂了杨尚昆，杨尚昆把左派打成右派，其中就有戚本禹。你可不能送关锋、戚本禹的材料。彭真一听也慌了，说我赶紧追回来，可是已来不及了，文件已经送走了。”
文件（材料）是2月1日送出去的。2月3日彭真召集五人小组会议，根据前述材料，对涉及学术批判的诸多问题进行了研究讨论。会后，由许立群、姚溱起草了一份提交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提纲原本无署名，姚溱临时加上“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字样，从此“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之名逐渐传开。
作为阶级斗争时代的产物，“二月提纲”具有明显的极左思维特征，它将自批《海瑞罢官》以来的大批判首先在政治上做出定性，认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资产阶级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一场大斗争，是我国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并且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后，在学术领域中清除资产阶级和其他反动或错误思想的斗争，是兴无灭资的斗争，即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
但它同时提出，在学术讨论中“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要提倡‘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要有破有立”，“报刊上的讨论不要局限于政治问题，要把涉及到的各种学术理论问题，充分地展开讨论。”并强调“报刊上公开点名作重点批判要慎重，有的人要经过有关领导机构批准”。
显然，提纲制定者其主旨依然是试图把这一斗争限制在学术范围内，避免把学术界的思想斗争发展为政治运动。这样一份旨在“维稳”的提纲同毛泽东鼓动“鸣放”的意图自是大相径庭。2月8日当彭真率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员飞抵武汉向毛泽东当面汇报情况时，毛泽东知道提纲已经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在京常委讨论通过，就“没有表示不同意见，只是连问了两次：‘吴晗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彭真回答说：吴晗当然有政治问题，但据查，他和彭德怀是没有牵连的。毛泽东说：吴晗不罢官了，还照当他的市长，这样就不至于形成紧张局势，就可以‘放’了吧。” 毛的此番讲话，让彭真以为毛已同意认可，遂将提纲作为中央文件迅即转发全国，要求各级党委“遵照执行”。
殊不知毛泽东心有城府，他只是碍于常委业已通过，不便马上推翻而暂缓行使否决权而已。
就在毛泽东恼怒于“二月提纲”之时，一份题为《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引起了毛泽东的兴趣和关注。作为毛泽东夫人，江青建国之后很长一段时期恪守本分，行事低调，深居简出，但进入60年代，随着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和对文艺界现状的极大不满，江青开始抛头露面，变得活跃起来，以文艺领域“流动的哨兵”角色现身于当代中国政治舞台。1965年江青组织撰写《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多少还带有隐身于幕后的意味，进入1966年则正式走上了前台，其标志便是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
这是江青根据毛泽东指点，意欲“请尊神，请解放军这个尊神支持”，而向林彪提出的在上海搞的一个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等一行6人受命参与座谈，时间与“二月提纲”几乎并行。所谓座谈不过是江青将大家召集一起听她独自就文艺问题一人谈而已，其他大部分时间不是看电影和演出就是看文件。江青故作神秘，一开始就提出“不准记录，不准张扬，特别不准让北京知道”的规定。尽管如此，刘志坚等为回京向上汇报，还是根据大家事后的追记和回忆，整理了一份3000来字的《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不意招致江青的责怪与不满，认为“歪曲了其本意”，其“打算议一议就算了，没有想到搞个什么文字的东西”。 但毛泽东从中看到了价值和作用，指示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参与其中，帮助修改，加以提高。
《纪要》几经修改，内容大为扩展，增加了座谈没有的东西，篇幅达到一万字左右，其中毛泽东亲笔加写不少重要段落，并将标题改写为《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使文章的份量和召集人的身份由此大增。
林彪给予《纪要》高度评价。按照毛泽东旨意，《纪要》以中央军委名义报送中共中央，并作为中央文件于4月10日批发全党。其后不久，周恩来找到刘志坚等，提出刘等代为中央写的批语对《纪要》的评价不够，需要重写，并亲自口授修改要点，嘱咐改好的批语交江青看后，再交其审定。经周审定的新批语随文件由中央重新下发，同时收回原批语的文件。 新批语字数扩大近三倍，对座谈会做了更高的评价，尤其强调提出毛泽东亲笔对《纪要》三次修改，更显出《纪要》的重大政治意义与作用。而在中央正式批发《纪要》之前，林默涵即在全国创作会议上“抢先”宣传介绍了其中部分观点，虽然他自身已是被《纪要》炮制者视为批判的对象。 此从一个侧面反映《纪要》在党内高层得到广泛赞同和接受。
《纪要》对建国以来的文艺工作成绩进行全盘否定，断定“文化战线上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被一条与毛泽东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号召“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并强调“这是一场艰巨、复杂、长期的斗争，要经过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努力，这是关系到我国革命前途的大事，也是关系到世界革命前途的大事”。正是“文艺黑线专政”这种对文艺领域的极端看法和尖锐认识，使《纪要》在方法论上与“二月提纲”针锋相对，成为用以批判文艺界“黑线人物”与“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进而打倒刘少奇等中央一线领导的理论锐器，为文革的进一步发动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和舆论准备。
三
毛泽东授意江青组织撰写、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掀起意识形态领域波澜的同时，开始有步骤地调整、清理中央和军队的重要职位和人员，进行新的人事布局，以此来确保属下的忠诚可靠，政令的畅通无碍，和对军权的绝对控制与掌握。
1965年11月10日——《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的同一日，中央发出通知，免去杨尚昆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据《杨尚昆日记》，杨是此前十天得知这一消息的。王力回忆，早在这年夏季的一次高层会议上毛泽东曾提到杨尚昆的问题，责问“杨尚昆为什么还不走？”毛泽东“要杨尚昆离开北京，说杨尚昆搞窃听”。 据此，毛泽东应于更早之前就已有此动议。
所谓“搞窃听”，亦称“秘密录音事件”，乃是发生在1961年的一桩陈年旧事。当时毛泽东乘专列南巡，偶然发现车上装有录音设备，其讲话未被告知就被录音，不由大发雷霆。其实，对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央领导的重要讲话录音是中办1950年代后期建立起来的一项工作制度，得到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央领导的同意批准。但毛泽东很多场合的讲话并不喜欢被记录，更不用说被录音，而中办则认为党的主席的每一次讲话与谈话都是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指示，都应该也需要记录与保留。“秘密录音事件”盖由是而发生。此事牵涉多个部门，包括中办机要室主任叶子龙在内的众多人员为此获咎，杨尚昆检讨过关，一时表面安然无事，却从此失去毛的信任。毛泽东要发动倒刘斗争，必须清除外围障碍，控制关键岗位，杨尚昆这样的可疑人员自是不能继续留用。于是毛泽东旧事重提，以此为由，把杨调离中南海，贬放广东，由汪东兴取而代之，巧妙地将位处中枢的中办主任职位转移到忠诚可靠的亲信手中。
其后不久，12月8——15日毛泽东在上海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总参谋长罗瑞卿会上突然遭到整肃。罗瑞卿是1959年庐山会议林彪接替下台的彭德怀出任国防部长后，由林提名，毛泽东批准，担任总参谋长的。林与罗从井冈山红军时期起就一直是上下级关系，两人间由此建立并保持着良好的私人友谊。然而，自1962年林彪患病、贺龙接手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后，罗瑞卿与贺龙以及中央一线的刘少奇、邓小平的接触开始趋于近密，有意无意地疏忽了林。罗瑞卿工作能力强悍，深得刘少奇的欣赏，一度视为下届的国防部长人选，但作风独断，擅权自主，得罪了部分老帅。这自然引起林彪及其他老帅的不满，同时更引起久蓄倒刘心计且视军权如命根子的毛泽东的高度警觉和不安，虽然毛并不怀疑罗的忠诚，但罗与刘、贺关系的密切却不是毛泽东所愿意看到的。毛泽东要搬掉刘，首先军权要绝对掌握在自己人手中，林和罗都是毛的亲信部下，毛知道林罗的关系，也清楚近年来两人间的纠结，在二者之间毛要选择的自然是前者而不是后者。
据近年出版的有关资料披露，至迟不晚于1965年6月，军中老帅间就已经出现了不利于罗瑞卿的言论。其间毛泽东对叶剑英谈论罗瑞卿问题时说道：“我说罗长子浑身是刺吧，刺到了你身上，不知刺到林彪同志没有？”叶向林传达了毛对罗的这一看法。 11月30日，林彪做出回应，写给毛泽东一信，说：“主席：有重要情况需要向你报告。好几个重要的负责同志早就提议我向你报告，我因怕有碍于主席健康而未报告。现在联系才知道的杨尚昆的情况（叶剑英讲的），觉得必须向你报告。为了使主席有时间先看材料起见，现在派叶群呈送材料，并向主席做初步的口头汇报。如主席找我面谈，我可以随时到来。”信中所称“好几个重要的负责同志”，乃是叶剑英、谢富治、萧华、杨成武等人，其于此前已到杭州“向毛主席系统汇报了罗瑞卿的问题”。
林的表明态度，让毛感到批罗条件与时间业已成熟。12月2日毛泽东谈话提到：“罗个人独断，罗是野心家。” 并在一份军队上报材料上批示说道：“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 “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的“人们”，指的就是罗。这是毛泽东决定要抛出罗所发出的一个明确信号。
“反对突出政治”是会上对罗瑞卿提出的一项重要指控。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军队高级将领共61人参加是次会议。一个本由7人组成的常委会议扩大到几近9倍，目的只为整肃一人，显示了毛泽东为保证会议万无一失而一反常规的政治策略。刘少奇、邓小平等作为常委却事先不知会议内容，则说明会议具有逸出常规的非常性质。会议进行两天后，罗瑞卿被召至上海，旋被隔离，接受审查，没有给出任何申诉辩护的权利机会。
罗瑞卿被解除了军委秘书长和总参谋长两项重要职务，军委秘书长由叶剑英接任，总参谋长职务由杨成武“代”。在1966年3月召开的北京会议上罗瑞卿继续接受批判。北京会议规模更大，人数更多，几近百人。这些原来朝夕相处的亲密同志与战友，一夜之间“变成了路人或者仇敌。所有的人都换上了一张完全不同的面孔”，“不仅见面不打招呼，不讲一句话，”而且“都以十分敌视的眼光望着”罗，用极端化与情绪化的语言指控罗，斥其为“野心家”，“阴谋家”，“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代理人”。 罗瑞卿不堪其辱，跳楼自杀未遂，引起群情激愤，招致更为严厉的批判，其问题随之升级，被视为“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
在《海瑞罢官》大批判中，罗瑞卿是最早表态要求《解放军报》转载姚文元文章，并告诉彭真也应予转载的，但这并没有为他带来转机，挽回被整肃下台的命运。在毛泽东打倒刘少奇这一盘宏大棋局和预谋中，罗瑞卿所处位置和行为注定了他是必须抛弃的一枚棋子，也因此成为遭遇清洗的第一人。
这种对视为党内异己分子的批判和清洗，毛泽东将其形象却又让人颤栗地比喻为“剥笋”——将那些坏掉了的外皮一层层剥掉。 毫无疑问，杨尚昆与罗瑞卿显然属于暴露在外已经看见的必须要剥掉的第一层“外皮”。至于在此之后，还会暴露出谁，还要清除什么人，可以说毛泽东胸无成竹，事先尚无完全把握。只是随着《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掀起的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展开和发展，毛泽东进一步发现了新的“坏掉了”的必须要去除的“笋皮”，这就是彭真和陆定一。
前述，彭真和陆定一领导的北京市委和中宣部对《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抵制，客观上让毛泽东发起倒刘斗争的战略意图贯彻伊始就受到阻碍，毛泽东为之大为恼怒，但一时隐忍，没有发作。或许在毛看来，彭、陆一时不能体察领会其深意，且暂以认识问题观察之。但在其明确表态支持姚文，指出要害问题之后，彭真还不识时务地为吴晗辩护，制定出台妨碍斗争发展的“二月提纲”，那就不是简单的认识问题，而是立场态度问题了。毛泽东不能不对彭真、陆定一等产生深刻的怀疑和想法。
而彭真似乎并未觉悟。3月11日，在听取许立群汇报上海宣传部长杨永直请示“学阀”是否有所指时，彭真义正词严，叫许电话回答杨永直：一、学阀没有具体所指，谁头上有疮谁就是阿Q；二、问上海发表姚文为什么不跟中宣部打招呼，上海市委的党性哪里去了?明知毛泽东久驻上海，支持姚文，彭真仍意气不平，批评上海，难免授人以柄，“政治不正确”，让“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反对姚文元文章也就是反对毛泽东”的怀疑和指控得以坐实。张春桥在得知彭真的答复后就说道：“现在有把握了，这个电话说明中宣部和北京市委是反对姚文元文章的，‘二月提纲’是指向姚文元的，也就是指向毛主席。” 彭真的这一言行加速了自己的被打倒下台。
彭真何以会“明知故犯”？这是否真的意味着与毛泽东作对，如张春桥所指？自1959年庐山会议彭德怀、张闻天直言犯上被打倒下台之后，毛泽东权威如日中天，党内再也没有出现过公开的批评声音（彭真七千人大会上对毛的批评，有人认为是毛故意让彭说的），更不要说反对，人们从此变得谨小慎微，学会了迎奉自保，即便在七千人大会前后毛泽东因大跃进失败而处于政治的低潮期，其权威仍岿然不动，人们内心或有看法但至少表面上一如既往保持着对毛的尊敬拥戴。彭真所以如此，很难说是有意与毛泽东作对，不然，就无法解释其4月组织的批“三家村”举动（见下），更不能解释其复出后对毛的维护，很可能是他无法原谅上海的冒犯，彭真是常委之后排名第一的政治局委员，而上海在柯庆施之后其第一书记不过是一中央委员，在讲究等级森然的官场，彭真需要维护自己的权威，再就是误判了形势，没有足够意识到事情发展的严重性，低估了毛的强势反弹力。这种误判使彭真付出了惨重的政治代价，用毛泽东的评说，就是使“事物走向反面，他自己为自己垮台创造了条件”。
3月中旬毛泽东在杭州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明显表现出对北京市委和中宣部的不满，会上警告“中宣部不要成为农村工作部”。紧接其后，通过对康生等人谈话，毛泽东进一步指责“中宣部、北京市委包庇坏人”，提出“中宣部、北京市委再包庇坏人要解散”，“中宣部是阎王殿”，号召“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必须进行文化革命，阻击修正主义。”“要彭真向上海道歉。” 矛头直指彭真和陆定一。
（就笔者阅读所及，这是自发动倒刘斗争以来毛泽东首次使用“文化革命”这一用词，这意味着今日之“文化革命”这一概念至此在毛头脑中方开始正式形成。）
深陷危机的彭真，始觉形势严重，前途不妙，为争取主动，表现积极，于4月上旬抛出邓拓，继而指示《北京日报》于4月16日大幅刊发严词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的文章材料 ，作为挽救危局的最后努力。然而，一切为时已晚。
19日毛泽东在杭州再次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彭真自知在劫难逃，一到杭州即请求与毛面谈，提出“只讲二十分钟”，但被拒绝。 会议决定撤销“二月提纲”，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建立文化革命小组。彭真被停止工作。
陆定一问题同时被提出。意识形态领域执行了一条与毛泽东思想相违背的方针政策，作为总领其事的中宣部长，陆定一难辞其咎。但会上议论更多的是陆妻严慰冰写寄叶群的“匿名信案件”，匿名信涉嫌辱骂和攻击，两年前案发侦破 ，此前不久始得处理，陆定一牵连其中，成为批判话题，反映出中央高层政治与人事纠结的错综复杂，亦折射了不同政治势力相互较量的此起彼伏。
党内因长期政治斗争的激烈复杂而形成一倾向，将并无关联的打击对象捆绑一起，冠以某某反党集团的名义进行批判，以此夸大反党错误与性质，激发人们的义愤，将对手置于束手待缚无从翻身的地步，从而显示这一斗争的严重性和必须性。彭真和陆定一，加上前已倒台的罗瑞卿和贬放广东的杨尚昆，亦以“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名义被捆绑一起，作为倒刘运动的第一批被打击者被推上斗争前台，在随后5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接受批判。
四
5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由刘少奇主持，于5月4日——26日在北京召开。毛泽东仍在外地，没有出席会议，但一切内容程序均按其部署安排进行。
会上对彭真、陆定一进行了激烈批判，甚至“出现了群起而攻之的局面”，康生、陈伯达、贺龙、李先念、陈毅、薄一波等先后发言，众口一词，辞色严厉，指责彭真篡党夺权搞政变。 对陆定一，周恩来态度之严厉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不仅批评、痛骂，还激动得把喝水缸子向陆定一砸去，杨成武则走到陆定一跟前，把拳头伸到其眼鼻底下，威胁说道：“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叶剑英甚至出了会场，“在车里还是很激动，有些言犹未尽的样子。……对彭真，叶帅是极其鄙视的态度，一路上说个不停。” 惟朱德不同意会议做法，对批彭罗陆杨持消极态度，却因此受到批评而被迫检讨，因其曾对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顶峰一说有异议，会上乃被指为怀有野心，“想搞政变”，“要黄袍加身，当皇帝”。
将打击与批评对象耸人听闻地指为“篡党夺权搞政变”，这当然是与会人员毫无根由地无端指责，反映了党内政治斗争非理性情绪化以及整人不惜诬陷的恶劣一面，但另一方面却又是与会人员对毛泽东有关讲话精神心领神会与迎合响应的一种表现与证明。自1964年尤其是1965年以来毛泽东在不同时间和场合多次提出中国可能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问题，上海会议后甚至问到许世友：“如果北京发生政变，你怎么办?” “北京发生政变”，这诚然是毛泽东对现实政治危机的最大忧虑与最严重判断，是由倒刘图谋引发的一种暗室猜测与想象，又未尝不是用以抹黑与指控对手的借口与手段，毛正是以此来刺激、挑动同僚与属下的政治神经，唤起其政治警觉，同时亦用以作为政治忠诚的一种观察与检测。
18日林彪在会上发表著名的“政变经”讲话，对毛泽东这一思想做了精准的解读和诠释。林彪说：“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措施。……调兵遣将，防止反革命政变，……军队和公安系统都做了布置。毛主席这几个月就是做这个文章。”不惟如此，林彪高度称赞毛泽东，认为“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对毛泽东“北京发生政变，怎么办”的担忧，也做出了坚定的回答：“毛主席活到哪一天，九十岁、一百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的行动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在他身后，如果谁做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坏蛋，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就像七千人大会上在毛泽东感到巨大政治压力时，林彪挺身而出，发表讲话，为毛辩护解围，此次在毛倒刘的重要时刻林彪再次站台挺毛，发表讲话，对毛表示了最高的赞扬和坚定的支持。林彪不只是个人在讲话，他是在代表军队发出声音，表明态度。这就意味着毛倒刘斗争已获得军队的拥护与支持。
除了军队的支持，毛泽东也需要师出有名，需要将个人意志转化为中央委员会的集体决定，以名正言顺的法定名义进行文革。这就是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另一重要议程——讨论通过被称为文革纲领性文件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由于通知是在5月16日通过，也就称为“五一六通知”。
《通知》按照毛泽东4月第二次杭州会议讲话精神由陈伯达领衔起草，经毛泽东多次亲笔修改而成。《通知》对“二月提纲”进行了全面的批判，认为“提纲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用资产阶级世界观来看待当前学术批判的形势和性质，根本颠倒了敌我关系”，“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提出：“我国正面临着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高潮”，要求全党“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为此“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这是《通知》中最为紧要、也是被视作“画龙点睛”的一段话，为毛泽东亲笔加写。“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正睡在我们的身旁”，毛泽东以此来喻指刘少奇，曲折而又明确地传达出文革发动之倒刘意图。由于用语隐晦，词义含糊，人们或一时未能、未敢联想到刘少奇。
但这并不等于刘少奇本人亦蒙在鼓里，眛于不察。自两人上次发生激烈冲突，毛对刘发出动一个手指就能将其打倒的威胁， 刘被迫向毛检讨之后，就有了一种强烈的危机感，而变得十分低调。批《海瑞罢官》，刘知道背后有毛的身影，也并不赞同文章观点，当彭真电话请示征求刘意时，王光美代为接听，以刘未及读姚文谈不上看法为由作为答复。 打倒罗瑞卿，刘少奇事先并未与闻，事中未置一词。彭真挨批，刘少奇正在出国访问，俟其回国参会，彭真倒台已成事实，刘亦未表示异议。面对来自毛泽东的巨大的压力，刘少奇采取谨言慎行的自保策略，试图缓解与毛的关系，改变毛的看法，以此来化解危机。刘的一厢情愿没有带来任何改变。诸多资料可以支持如下推断：刘少奇从“五一六通知”，从“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的影射，感觉到了毛泽东冲己而来的权力图谋。 但尽管察觉到了毛的意图，感到自己可能挨整，刘少奇却有苦难言，而别无办法。因为毛泽东“反对修正主义”的文革宏大叙事，首先占据了意识形态领域的道德制高点，而“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这是包括刘本人在内的全党的共识，刘没有也不可能提出任何反对的理由，而在毛泽东捅破最后一层窗纸之前，刘少奇又岂能自己主动对号入座，惹火烧身！
这样，刘少奇就被置于一种非常尴尬、难堪的境地，明知“五一六通知”是针对自己，却又不能不带领一帮党政大员表决举手予以通过。在这里毛泽东显示了其政治谋略精妙高超的无与伦比，也反映出其治人手段老道阴狠的无以复加。不过，在付诸表决通过时，刘少奇的一番表态讲话让人们感到刘多少还是表达了自己的一种憋屈、不满与愤懑：“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叫大家讨论，提了意见不改，连几个字都不改，这不是独断专行吗？这不是不符合民主集中制吗?我原来考虑过改一点，现在大家意见还是不改好，不如原来的好。”
所谓“独断专行”，非毛莫属。而“大家意见”，指的自然是与会多数人的意见。这一情形恰如国外研究者指出的那样，毛泽东将经其一手挑选的支持者扩大进会议，“尽管他们不能投票，但仅仅是由于他们的存在也使得详尽的讨论成为不可能之事。” 不独北京会议如此，上海会议和杭州会议亦是如此。这数次决定性的重要会议均以扩大形式举行，这是毛泽东利用会议形式贯彻推行个人意志的实现方式，也是其党内斗争制胜策略的鲜明体现。
近年来有政治学者研究指出，无论怎样的体制，对领导人而言，在由名义支持者、实际支持者和致胜联盟这三种政治构成中，只要控制了被称为核心利益集团的“致胜联盟”，就可以确保胜券在握，而立于不败；所谓民主与非民主，其区别仅在于构成“致胜联盟”人数的多寡而已。 据此，由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三层政治构成中，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无疑就是毛的“致胜联盟”。在这“致胜联盟”的7位常委中，朱德和陈云文革前实际已退出决策层，这样就只有毛、刘、周、林、邓5人，毛要发动文革打到刘少奇，只要获得周、林、邓的支持即可把握胜券。前述，在这一堪称文革发动的非常时期，林、周均有积极表现，与毛配合默契，是毛的支持与合作者，惟邓态度暧昧。然而，在“面临扩大了的候选人范围，如果不能证明自己足够值得信赖和对国王忠诚，很容易就会被别人取而代之” 的情形下，最初的“态度暧昧”，很快也就会转成为一种默许。正是通过搞掂并控制了常委会这一致胜联盟，毛泽东得心应手地使其个人意志成为集体决定，让倒刘图谋得以顺利贯彻实施。
就这样，彭罗陆杨毫无阻力地被打倒下台，“五一六通知”一字不易地得以通过。这一结果一方面加强了党内的危机感，使人们产生严重的错觉，认为毛泽东英明正确，判断无误，所言不虚，中央果真出了修正主义，另一反面更坚定了毛泽东克敌制胜的信心和决心，让毛雄心勃发，堂而皇之地可以将发端于密室的文革之火轰轰烈烈地燎原于全党、全国。
五
毛泽东要把发生在上层建筑的文化批判和党内高层的政治斗争由上而下，引发为一场“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露我们的黑暗面”（毛泽东语）这样群众性的文化大革命运动，除了舆论宣传造势，还需要支持形成这样群众性运动的客观历史条件、社会制度环境和民众心理基础。1960年代的中国社会恰恰具备并为其提供了这样的条件、环境和心理基础。
1960年代的中国,因与苏联关系的走向破裂而成为与世隔绝的封闭体，在毛泽东“阶级斗争为纲”和“反修防修”这两大国家治理与发展战略思想的指导下，社会高度意识形态化，突出政治和对毛泽东个人的领袖崇拜成为最为明显的时代特征。
突出政治，是由林彪主持军委工作后作为军队建设的指导思想所提出的，除去军事，其主要内容之一就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其后林进一步提出“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要把毛主席的书当做我们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总政专门编辑出版了《毛主席语录》，全军官兵人手一册。 所以，突出政治和领袖崇拜很大程度上其实就是相辅相成、互为表里的一体两面。1963年在毛泽东号召下，全国开展向解放军学习，军队突出政治的一系列做法在全国得到普遍推广，城乡迅速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热潮，领袖崇拜蔚成风气，影响深远。
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在思想单纯的青少年学生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作为共和国的同龄人，这一代青年生长在封闭而自成一体的社会环境中，接受的是单一而片面的革命理想主义教育，思想纯洁而头脑简单，充满自信又轻易盲从，持有强烈的批判精神却没有独立的主体意识，敢于挑战权威而又迷于崇拜领袖，具有热烈的革命愿望却缺乏革命正义的辨识能力，在报刊舆论和学校教育对毛泽东思想不遗余力的宣传影响下，他们对毛泽东的崇拜一如虔诚无比的信徒，任何毛泽东和与其有关的讲话、指示都有一种强大的感召力，都会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1964年8月毛泽东与毛远新谈话，提到教育问题时说道：“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高教部转发了谈话纪要。同年6月毛泽东还对在北外学习的王海容说：遵守学校纪律的人“将来没有什么大作为”，鼓励学生违反学校纪律，造学校的反。 毛泽东的谈话内容流传到北京的一些大中学校，使一些正处于“青春叛逆期”的学生激动不已,并按照自己对毛泽东谈话精神和毛泽东思想的理解，开始以“造反”作为自己的旗帜，喊出“造反精神万岁”的口号。1965年10月28日，清华附中学生骆小海在本班墙报上贴出一张“造反精神万岁”的小字报，内中写道：“造反，造旧世界的反，是历史的伟大动力。……拿我们学生来说，什么教育制度、学习方法、纪律规章、天地六合，都藏有旧的东西，对待它们，只有一种精神：造反！”
毫无疑问，在文革序幕拉开之前，北京学生就喊出了“造反精神万岁”的口号，这反映了在阶级斗争学说灌输下，在毛泽东思想宣传影响下，青少年学生中存在着一种要求破旧立新的“造反”心理。这种“造反”心理，既是对现实存在的某种不满，也是对未来接班建功立业的一种渴望。
正是因此，当姚文发表，意识形态领域掀起大批判波澜，随着大批判的逐步展开和升温，北京市委4月中旬对“三家村”进行批判，毛泽东4月23日作出“各地区大学师生、中学教员和高中学生，都应参加到文化革命运动中去”的批示，尤其是5月7日所做“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的著名的“五七指示”，这些思想敏锐、消息灵通的学生敏感到一场新的阶级斗争即将来临，他们就顺理成章地毫不奇怪地做出了下述一系列的大胆举动：
1966年4月，清华附中学生继上年之后再次向学校提出要求开展“小整风”运动，大搞阶级教育活动，被学校拒绝。5月，部分学生对校长所做的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报告提出意见，认为报告没有强调这次运动的深远意义，没有强调突出政治，没有强调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是假革命，学校不同意这些意见，并对此提出了批评。5月10日，学生写出《从我校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看我校是如何对待毛泽东思想的》批判校领导。5月20日，学生起草题为《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党支部的资产阶级办学方向应当批判》的给党中央、毛主席的系统汇报材料，其中写道：“我们目前同清华附中党支部的斗争，就是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深入发展的结果，这是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我们下定决心，一届届、一代代和清华附中党支部的错误方向斗下去，……直到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红旗在清华附中真正地、骄傲地飘扬为止”。5月29日傍晚，清华附中卜大华、骆小海、张承志等十几位学生聚会圆明园遗址，为迎接阶级斗争暴风雨的来临，更有力地与校方斗争，一致同意成立红卫兵组织， 全国首个红卫兵组织因此而产生。受其影响，北京其他一些中学也相继成立红卫兵。他们发出誓言：“我们是保卫红色政权的卫兵，党中央毛主席是我们的靠山，解放全人类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一切行动的指南。我们宣誓：为保卫党中央，为保卫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我们坚决洒尽最后一滴血。”
如果说清华附中学生挑战校方、掀起校园波澜是受阶级斗争观念和领袖崇拜双重驱动下的青春冲动所致，那么，与此同时北京大学涌现出的校园风云则是部分教工与学校领导较长一段时期以来因四清运动而积压的矛盾冲突所为。
1964年夏，以中宣部副部长张磐石为首的工作队进驻北大进行社教试点，围绕校党委书记兼校长陆平的工作评价，学校形成支持与反对两派。工作队支持反对派，陆平遭到批判。但彭真和北京市委维护校党委权威，不同意工作队看法，张磐石受到批评而离开北大，由许立群取而代之。其后，包括聂元梓在内的一批反对派因此受到打压。这一情形一直延续到1966年5月。
5月19日聂元梓从北大党委传达的“五一六通知”文件中获悉中央文化大革命运动精神， 几乎与此同时，康生妻子曹轶欧带领到北大了解文革动态的工作组也透露了正在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及处理彭罗陆扬的一些信息。这对受压的反对派无疑是一种鼓舞，彭真的倒台，意味着重新评价北大社教运动有了可能。聂元梓遂与哲学系几位教师商议，决定以大字报的形式，针对学校当前工作有违中央精神方向进行批评。聂向曹轶欧报告想法，获得支持。不过聂没有报告、曹也没有过问大字报具体内容。
5月25日下午，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等7人联名在北大校园大饭厅东墙上贴出一张题为《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矛头指向北京市委和北大党委。大字报如石击水，在北大校园引起巨大反响。“大字报贴出的当天，北京大学校园内就跟着贴出了一千多张大字报，开始多为支持聂元梓的，后来反对她的大字报占了多数。支持和反对的两派师生在校园中形成对立，在激烈的辩论中，甚至出现了推推搡搡的现象。一些人在聂元梓等贴大字报的地方高呼口号：‘同学们，阶级斗争是复杂的，千万不要上当，不要重蹈1957年右派分子反党的覆辙！’” 事情非常巧合，1957年大鸣大放时，北大的第一张批评性大字报也就是张贴在这里。北大党委连夜召开紧急会议，对聂等贴的大字报进行了批评。聂等感到了压力。
6月1日，在杭州的毛泽东从《文化革命简报》上读到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大字报针对上级党委的“造反精神”“正中了毛泽东进一步从基层推动文化大革命进程的下怀”， 毛立即批示：“康生、伯达同志：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地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并称：“这张大字报是二十世纪60年代的北京公社宣言，比巴黎公社意义更大。”当晚八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全文播出大字报，第二天《人民日报》头版予以全文刊载，并配以《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的评论文章（此前一天《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央新成立的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受命进驻报社后负责组织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于是，数天之内，“千千万万封声援聂元梓的信件和电报像雪片似地从中国四面八方飞进北京大学。全国各地报刊连连刊登工、农、兵、学、商各界人士支持聂元梓大字报的文章。”紧接其后，“北京五十五所大专院校和部分中等专科学校及普通中学掀起了揪斗党委第一二把手的浪潮。”
一场旨在打倒刘少奇、进而清算以刘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经过半年多的精心运作与发动，由是勃然而兴起。
通过以上考察，我们不难发现，毛泽东为发动倒刘斗争，首先通过组织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意识形态领域撕破口子，掀起波澜，引发大批判；继而以“剥笋”方式逐步清除被视为倒刘障碍的彭罗陆扬，将重要的党、军职权控制在值得信赖的追随者手中；随后遥控召开北京政治局扩大会议，表决通过“五一六通知”，使不无权力图谋的个人意志形成堂而皇之的集体决议。
在整个过程的初始阶段，一些人对文化领域的政治批判还曾表示过不同看法与意见，但随着斗争深入发展与组织人事清洗，毛泽东将这场斗争冠以“文化大革命”之名时，不再受到任何质疑与阻力，包括最高决策层的常委们都表示出支持与拥护。即便刘少奇在意识到毛泽东宏大叙事背后的权力图谋的情形下，也莫可奈何地表现出了顺从。
这是毛泽东巨大的权威使然，也是个人崇拜的严重结果。这一情形覆盖了当时中国的整个社会。故此，当毛泽东需要进一步把文革战火从上层引向社会基层时，北京校园应运而生的大字报和红卫兵组织给了他这一机会，毛借题发挥，顺势而为，使文革迅速发展为一场全国性群众运动。
2014/8/26原刊于《领导者》2014年第12期，总第6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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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研究】
罗瑞卿悲剧的历史原因
萧 象
罗瑞卿在文革前夕1965年12月的上海会议上被突然打倒，是党内高层第一位因文革而倒台的蒙难者。
关于罗瑞卿被打倒的历史真相，在近半个世纪过去的今天，因了一些曾经显赫一时后又遭遇没顶之灾的文革高层人物回忆录的出版与研究者坚持不懈的努力揭示，加上无远弗届的网络神奇传播，开始较为清晰地呈现在人们的面前。
1962年林彪患病、贺龙接手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后，时任军委秘书长和总参谋长的罗瑞卿与贺龙以及中央一线的刘少奇、邓小平的接触开始趋于密切，其强悍的工作能力也深得刘少奇的欣赏，一度被视为下届的国防部长人选。
然而，这在党内高层矛盾斗争日益复杂激烈的1960年代，却引起了久蓄倒刘心计且视军权如命根子的毛泽东的高度警觉和不满，虽然毛并不怀疑罗的忠诚，但罗与刘邓贺关系的密切却不为毛所容忍。因此，作为实现打倒刘少奇、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一战略部署之一步，罗瑞卿的工作缺点被着意放大，与林彪的纠结被巧加利用，罗首当其冲成了攻克刘少奇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外围障碍必须清除的第一个牺牲品。罗瑞卿被推上文革祭坛，不堪其辱而跳楼自杀，被视为“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而罪加一等，自杀未遂而致腿残，此后经年备受批斗、监禁之折磨，饱经家破人散之苦难。
作为文革悲剧之一幕，罗瑞卿的蒙冤遭遇与所有文革受害者一样，充满了屈辱、辛酸、悲凉与苦难，具有命运悲剧的普遍性。但因其位高权重、身处中枢、又为最高权力直接打倒这一特殊性，其跌宕丕变的命运悲剧也就蕴涵着一般命运没有的特殊意味。从权高位重的显赫一时到挨批受虐的忍声吞气，诚为个体命运转化无常的荣辱之变，又何尝不是国家命运从治到乱盛衰之变的预兆，不是全体民族遭遇风暴陷入浩劫的先声？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罗瑞卿的悲剧与国家民族的悲剧有着难以分割的内在关联。因此，对罗瑞卿命运的关注，就是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关注，对我们自身命运的关注。
那么，罗瑞卿命运悲剧是如何发生的呢？悲剧发生的原因是什么呢？悲剧是不可避免的吗？
让我们先从当年的会议说起。上海会议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由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军队高级将领共61人参与会议。刘少奇、邓小平等多数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及扩大进来的与会人员，事先不知会议内容。 会议进行两天后，罗瑞卿被召至上海，旋被隔离，接受审查，没有给出任何申诉辩护的权利机会。
一个本由七人组成参加的政治局常委会的会议，将与会人员扩大到九倍，内容只为整肃批判罗瑞卿一人，而大多数常委却事先不曾与闻。这明显一反常态，有违于党的会议规范与程序正义（如果中央曾经制定过相关的会议规范的话。如果没有，则说明这一方面存在着漏洞）的做法，姑且存而不论，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常委们的会上表现则耐人寻味，大可考究。
据罗瑞卿女儿罗点点所著《红色家族档案》引述《康克清回忆录》：会议之后，朱德心情不畅，哀叹道：“肃反肃到我们党的内部核心。是真的？是假的？弄不清楚。罗瑞卿那些事都看得见，他办的每件事都报告过中央，经毛主席同意的，说他篡军反党，无法让人相信。” 朱德尚抱这样看法，关系密切的刘邓更当如是。那么，拥有举足轻重话语权的多数中央常委们，当毛抛出罗的问题，决定打倒罗时，为什么不为罗说话，施以援手，而听之任之呢？就是一般的同志，在受到不公待遇，遭遇不实指责与诬陷时，也应给予起码的公道，何况刘邓与罗之间还有良好的私谊。
这不能不令人感到困惑并为之遗憾。尤令人困惑和遗憾的是，在随后北京召开的批判大会上，所有的同志一夕之间反目成仇，流露出“十分敌视的目光”，罗瑞卿不堪忍受而跳楼自杀，刘少奇、邓小平以不屑的口吻评说道：“自杀要有点技术，应该是头重脚轻，他却是脚先落地，脚坏了点，头部没有伤。”（刘）“就像女跳水运动员那样，跳了一根冰棍”。（邓）叶剑英则诗兴大发，改辛弃疾《贺新郎》词讥讽道：“将军一跳身名裂……”以为批判。如果说叶剑英多少有些幸灾乐祸是叶与罗往日积怨的情绪发泄，虽不可取，尚可理解，那么刘邓言辞间的冷漠与嘲讽就实在让人惊诧莫名，而难以理喻了。
同情与悲悯是人类的基本情感，也是人道与人性的具体表现。正是因为这种悲天悯人的情感存在与人道施行，让人们哀于逝者，痛于伤者，扶于弱者，悯于败者，才使人类社会不至因权争利斗而过于残酷无情，也不因尔诈我虞而陷于绝望境地。那么，为什么我们共和国这些最杰出的共产党人在1960年代的文革时期没有表现出应有的同情与悲悯呢？为什么他们对待自己蒙冤受难的同志会如此的冷漠无情呢？是什么原因、在什么时候使得宝贵的人道主义的同情与悲悯从他们身上流失了的呢？
罗点点在《红色家族档案》中讲述的有关罗家的故事，或许为我们寻找这一答案可以提供某种历史启示。1942年，为开辟冀南抗日根据地，冀南军区负责人宋任穷找到时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罗瑞卿的妻子、河南女青年郝治平介绍家里的关系。与家人失去联系多年的郝写给父母一信，宋派人将信送至郝家。其后，只要八路军找，郝家都尽力帮忙，郝父多次赶羊到敌占区，换钱后买药给八路军。翌年也就是1943年，郝母赶到太行山探女，将郝1岁女儿领回老家带养，六年后又送回解放区，适逢解放区土改，郝不得不动员母亲回家，以免有让地主成份的母亲躲逃土改的嫌疑。当时交通极不方便，两地相距遥远，郝母又是小脚，往返途中其艰辛不难想见。文革中郝父母以地主身份被赶出京城驱回老家，郝父不堪其辱悬梁自尽。
将自己从遥远家乡送来抚养了六年女儿的小脚母亲再劝回故里，接受土改改造，诚然是服从革命大义的需要，显示了与地主划界的思想觉悟，但觉悟划界的同时，却划痛了善良母亲的慈心，让亲亲人伦受到伤害。对一位曾经帮助过革命的开明进步的小地主进行批斗，并扫出京门，当然是为了维护革命首都的安全和纯洁，表现了革命毫不留情的决绝，但革命毫不留情的决绝的同时，何尝不是对当年恩义遗忘的绝情。
如果说罗家故事或显轻微，不足以说明问题，那么下述发生在周恩来身边的故事当扣人心弦，发人深思。1931年4月顾顺章被捕叛变，给革命造成重大破坏和威胁，上海地下党决定实施报复，周恩来深夜带领特科组潜入顾家，适顾妻正与一帮人搓麻将，其中一人叫斯励，是周在黄埔军校时的学生，1927年“四一二”国民党清党时周恩来被拘留，正是此人释放了周。为不走漏风声，当时在顾家之人，除顾家一7岁女孩为周护卫外，包括斯励在内10数人全部遇害。同年6月，地下党员黄慕兰获悉向忠发叛变，第一时间向潘汉年报告，使周恩来等重要领导得到及时安全转移，事后周十分感激地对黄说道：“你们是党的一支奇兵，党是不会忘记你们的。”20多年过后，潘汉年案发，黄慕兰受其牵连，有关人员将有关部门准备逮捕黄的消息报告周恩来，周沉思良久，一声长叹，无以言复。
在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白色恐怖年代，革命的极端性与残酷绝非未亲历者所能想象。在秘密行动中对叛徒不谙人事的无辜女儿做到手下留情，折射出严酷年代周恩来身上人道主义的难能可贵，但同时对救命恩人不能网开一面，却是铁的革命纪律所要求的决绝与无情的表现。这种决绝与无情是由于白色恐怖状态下的迫不得已，情或可原，在取得全国胜利的和平时代，对于有功于革命事业同时也有恩于自己的同志的蒙冤，噤如寒蝉，莫可奈何，又该如何解释呢？
中共党内周恩来素以最具人情味而为人称道，又以最讲原则而令人钦佩。而问题的症结恰恰也就在此。“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是中共铁的组织纪律原则，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这一原则早已内化为周恩来坚定不移的信念，成为指引与规范其政治行为的准则。黄慕兰为潘汉年案所牵连，而潘案为最高权力所钦点，因此，尽管周恩来明知黄为冤枉，但受到政治行为准则的指引与规范，也就是受到准则的限制与约束 ，不得不选择服从和维护最高权力，而对黄的冤情听之任之，视若等闲。这就是说，在服从和维护最高权力这一原则约束下，周恩来不得不放弃了对黄慕兰可能的救援。
在这里，我们接触到了一个重要的也是核心的政治命题，这就是，一个政权最强大的地方往往就是它最弱小的地方 。其中的原理与人们常言一个人的长处往往就是他的短处有同工之妙。毛泽东曾将中国共产党取得全国的胜利归功于“三大法宝”，其中之首为“党的领导”，而“党的领导”归根结底就是铁一般的党的组织与纪律和高于一切的党的核心领导。这是中共在极为艰苦的环境下和较短的时间里能够崛起于20世纪的中国政治社会舞台，打败国民党，建立全国政权的原因所在，也是超越和压倒于其他政党的强大所在。然而，正是这铁一般的党的组织与纪律和高于一切的党的核心领导，指引它的成员在毫无条件地执行党的指令、英勇决绝地进行政治行动，从而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时，也限制了党员自由意志的发展和独立思想的能力，约束甚至消解了党员乃人的人之常情。在进入和平年代，由革命党转为执政党之后这一情状更显突出。
以此为观照，刘少奇、邓小平所表现出的对于罗瑞卿的态度问题则迎刃而解，原由亦昭然若揭。罗瑞卿突遭整肃，刘邓内心并不认同，但却以默然的态度予以接受，没有表示任何的异议，因为这同样是党的最高权力毛泽东做出的打倒决定。虽然刘邓与罗平时有着良好的私谊关系，对其工作也颇为赏识，也虽然明知毛的这一决定包含着错误，但受到政治行为准则的指引与规范，也就是受到限制与约束，在可能的仗义（直言与抵制）与服从（隐忍与执行）之间，选择了服从。“服从”这一政治行为准则起到了控制刘邓政治行为的作用，使其在服从最高权力的同时丧失了应有的正义和情义。此与周恩来对于黄案的态度如出一辙，都是党的严格组织原则制约下的不由自主。
除此之外，另有一层历史因素，那就是建国以来刘少奇与毛泽东之间出现的思想分歧进入1960年代后开始呈现出尖锐的冲突态势，最近的一次冲突就发生在1965年的年初，毛泽东以邓小平和刘少奇不让他参加会议和在会上发言为由大发脾气，甚至对着刘少奇说出“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手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 的威胁话。党内这种日趋激烈复杂的矛盾斗争使刘邓不会不感到一种沉重的政治压力，因此，对打倒罗瑞卿的认同，除了服从的表示之外，还有一种难以明言的向毛输诚以自保的意味。随着批罗斗争的深入，也随着文革序幕的拉启，刘邓的压力越来越大，自保的意识也就越来越强，仅是一般的表态已无济于事。于是，在罗瑞卿自杀而罪加一等时，刘邓表现出的冷漠态度与嘲讽言说，既是基于党内对自杀视为“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这一残酷认识所做出的带有批判意味的条件反应，又是借机划清界限与撇清关系的切割表示。以疾言厉色和态度绝决来表明自己与被打倒者不同的立场，是党内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屡见不鲜的一贯做法，目的仍不出表现对上级的服从与紧跟。
至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判断：由于党内严格的组织原则对党员政治行为的限制与约束，以及对毛泽东权威的畏惧，使得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这些高层领导在毛泽东做出打倒罗瑞卿这一错误决定时，没有做出应有的抵制行为，不由自主地选择服从并执行了这一决定，以导致罗瑞卿后来的不堪其辱跳楼自杀。这种严格组织原则制约下的不由自主所产生的政治行为，不仅令政治正义轻易蒙尘，使人道仁义倾于丧失，也为悲剧的发生打开了方便之门。
虽然罗瑞卿是被突然打倒，但其悲剧的发生却并非突如其来。回望历史，我们不幸地发现并可以肯定地说，在1940年代罗瑞卿妻子有违常情将自己来自遥远家乡的小脚母亲劝回故里，接受土改改造之时，在1950年代周恩来有违常理对有功于革命也有恩于自己的黄慕兰冤情袖手旁观之际，甚至在1959年庐山会议彭德怀遭批斗罗瑞卿不留情面的表现之中，决定罗瑞卿悲剧发生的因子就已经种下。我们进而不幸地发现，当刘少奇邓小平在上海会议上对打倒罗瑞卿不置一词，表示服从，在北京会议上对罗瑞卿自杀冷嘲热讽时，他们自己的被打倒已近在眼前，他们也就是在不自觉地为下一个更大悲剧的发生充当推手。
这不能不让人想起一则流传甚广的西言：“起先他们屠杀共产主义者，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我不说话；后来他们屠杀犹太人，我不是犹太人，我依旧不说话；然后他们屠杀天主教徒，我不是天主教徒，我还是不说话；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再也没有人为我说话了。”我们还有更为悲哀的发现，悲剧发生的历史逻辑链条并未因文革的结束而断裂，因一位具体的最高权力者的谢世而终结，到了1980年代，进入后文革时代，历史的逻辑链条仍在延续，因而悲剧仍有发生。极具警世意味的是，罗瑞卿、刘少奇等文革悲剧是由于政治行为者对最高权威的“服从”而导致，80年代末的悲剧恰恰就是因政治行为者对最高权威的“不服从”而产生。这看起来像是互为矛盾的悖论，却正好从正反两个方面向人们揭示了一个历史的真相——最高权力的无以撼动，而这一真相背后潜伏着一个人们极不愿意看到却又不得不承认的深刻又残酷的真理，这就是：一种无以撼动的最高权力，无论是“服从”还是“不服从”，最终都将导致一种历史悲剧的发生。
真理有时的确残酷，但它却让人们对一种现象的认识直抵现象的本质。无论是“服从”还是“不服从”无以撼动的最高权力，最终都将导致一种历史悲剧的发生，毫无疑问，无以撼动的最高权力就是悲剧发生的根本原因。那么，为避免悲剧发生的惟一办法就必须要对最高权力进行“撼动”，也就是进行制约。我们愿意从中国古训旁观者清的意义上援引美国研究中国文革问题的著名学者麦克法夸尔的一个深刻观察作为证明。麦氏在《毛泽东最后的革命》一书中论及罗瑞卿悲剧事件时敏锐地指出：“如果有一个理想的状况，让在场的与此事无关的政治局常委们——刘少奇、周恩来、人大委员长朱德元帅、邓小平团结起来，再加上彭真（即使级别与前几位不同，他的影响也相当大），告诉毛他们不赞同这样的诬陷，那么这就是理想的状况了。”“这是这群强有力的人物团结起来制约主席的最后机会”，“但是，他们放过了这个机会。”
政治局常委们没有正常行使职权对毛泽东的错误决定进行抵制，也就是最高权力没有得到约制，以至于放过了可以不让悲剧发生的“理想状态”这一历史机会，最后导致了悲剧的发生。之所以“理想状态”这一历史机会被放过，之所以常委们没有正常行使职权对毛泽东的错误决定进行抵制，没有对最高权力进行制约，是因为前已论及的党内严格的组织原则对党员政治行为的限制与约束所造成的结果。
历史不止一种选择，悲剧并非不可避免。要避免历史悲剧的发生，就必须对最高权力进行制约。对最高权力进行制约，就必须有足够的胆识与勇气对限制与约束党员政治行为的组织原则进行反思与改造。这是我们对罗瑞卿悲剧历史原因分析得出的最后结论，也是这一悲剧给我们留下的沉痛教训和深刻启示。
2011-7-28首发于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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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研究】
陆定一文革遭遇的历史教训
萧 象
中央高层文革蒙难的幸存者中，陆定一可谓蒙冤时间最长、受难程度最烈者。从1966年5月文革伊始被打倒至1978年12月获得平反与自由，前后长达十三个年头。在此期间，陆定一经历了个体命运跌宕起伏的荣辱丕变，受尽关押监禁、刑讯拷打之苦，饱尝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之痛。这段炼狱般的悲惨遭遇堪称一段血泪交加的个人痛史，也是国家十年浩劫的一个缩影，给世人留下的除了沉重记忆的不堪回首，更有永记难忘的历史教训。
1965年底至1966年初的中南海，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杨尚昆被调离北京，罗瑞卿遭受整肃，彭真受到批判，这一连串事件显示毛泽东在为文革发动做好了最后的准备。1966年5月，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通过标志性的“五一六通知”，文革战火正式点燃。就是在是次会上，陆定一与前述三者被捆绑在一起，被指控为“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分子而撤销职务，黯然下台。
关于陆定一在文革刚开始即中箭落马或者说被打倒的原因，1988年10月陆定一在回答项南这一提问时说道：“就是为了我老婆写信揭发叶群。这同毛泽东没有关系，但他听林彪的。”陆定一自认为被林彪打倒的这种说法，一直以来代表了有关文革历史的主流观点，成为一般文革叙述的典型表达。
然而，在文革研究得益于互联网的神奇功能而越来越广泛深入的今天，这一说法受到越来越大的挑战。对文革历史稍做涉猎，就不难发现，陆定一所以被打倒，其妻子严慰冰写匿名信一案的因素，也就是林彪可能施予的影响的确不可忽视，但至为关键的却是毛泽东为打倒刘少奇、发动文革的战略意图在发挥主宰的作用。众所周知，姚文元衔命所撰《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毛泽东发动文革投石问路的一种试探，而此文1965年11月在上海发表后在北京的冷遇，中宣部所表现出来的有意无意的冷漠，意味着毛泽东倒刘战略意图在中央贯彻的受阻，使得毛泽东对陆定一及其中宣部产生了极大的不满。在毛看来，陆定一成了前进路上非移去不可的绊脚石。于是1966年3月中旬在杭州会议上，毛泽东对中宣部明确提出警告，不要成为农村工作部（农村工作部1962年因犯错误而被撤销），3月下旬毛进一步发表讲话，宣布中宣部是“阎王殿”，号召“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其后遂有“阎王”中宣部长陆定一的被解职打倒。
如果仅从权力管理与人事变更这一微观层面而言，陆定一的被解除职务似并无不当。在前民主社会，最高权力一旦确定，其他所有权力均由此而逐级派生，按照权力只对权力来源负责这一定律，派生出的权力所面对的，也就是所要负责的是上级权力。因此，当最高权力发现不能如臂使指般调度下级权力之时，及时果断地撤销或收回下级的权力，毋宁是明智之举。倘若事情仅止于此（陆被解职），问题自然也算不上如何严重，充其量不过一次人事变更的“茶杯风波”。因为任何时代都有朝廷命官因事获咎，这些获咎的官员或贬放地方，或降职使用，或归隐田园。这是政坛司空见惯的一种常态，也是古今贯通的政治传统，与百姓生计无关大旨，与社会运转无大影响。
可是，事情的发展却大大逸出人们可能的料想。由于毛泽东超乎常人想象的宏观战略，由于这宏观战略的指导思想，政坛常态被打破，政治传统遭抛弃，一次有可能正常的权力更替演变为一场骇人听闻的政治动荡与民族浩劫。作为整个历史场景组成的序幕，涉及陆定一的此次人事变更，“茶杯风波”发展成了令人闻之色变的惊涛骇浪，问题也就发生了惊人的变化。
陆定一始则被软禁，写检讨，随后是戴高帽、挂黑牌、受批斗，继而被隔离审查，遭刑讯逼供，严刑拷打，“审讯人员一拥而上，紧手铐的紧手铐，揪耳朵的揪耳朵，陆常被搞得不断失声惨叫，闻者心寒”，“每次审讯都把陆搞得脸肿、耳肿、手肿和流血”，因铐得过紧，“致使手铐扣进肉内，造成手腕溃烂化脓” 。最后，陆定一于1968年4月未经审判被投入秦城监狱。在狱中，因写申诉惹恼专案组，“被第二次戴上手铐，连吃饭、睡觉、大小便都不给松铐，只有在半个月一次的洗澡时才被摘下来，半小时后洗完澡又立即被戴上。铁铐套在手腕上，皮肤被磨破，露出鲜红的肉，钻心一样的疼痛。他把衣袖塞到手铐里，连衣袖也磨破，殷红的血水渗在袖上。”
这就远远超出人事变更的可能范域，而成为地地道道的人身迫害了。在前引文章和书中，林彪、康生、陈伯达等是作为陆案的决策和指使者而出现的，这让人们把愤怒与谴责的目光聚焦在了这些声名已裂的人物身上。的确，在陆案形成与审查过程中，林彪在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称陆定一“政变”，并发出“我今天要是带手枪来，一枪崩死你”的威胁，康生也以“陆定一是特务”进行过诬陷，陈伯达则在接管此案时做出了“降低生活标准（不超过12元），沙发、软床、写字台等等，一概撤掉”这样十分不近人情的批示。他们的言行对陆定一后来的遭遇无疑有很大的影响。
但我们若就此遽然得出“坏人迫害”的结论，又未免仓促，既偏狭且肤浅。据邱会作回忆，在同一次会上，周恩来同样表现出了极大的愤怒，“对陆定一，不仅批评、痛骂，还激动得把喝水缸子砸到陆定一坐的那边去了。总理这样发怒，以我所知是空前未有的。” 而《陆定一冤案十三年纪实》也提到“中央一位有影响的人物”对陆案做过三次指示，一次是1966年7月：“陆定一在苏联，据说苏修给他一万卢布。将来，可能搞他个里通外国。”一次是1976年2月：陆定一“要答辩，你们可以批他。他要求出狱，现在暂不理”。最后一次是1978年10月18日：“陆定一，毛主席指示放了算了，但他不出来。说不给他结论不出来，坐牢要把牢底坐穿。他把牢底坐穿了，地球下面就到了美国了。”按照现行政治规则，这位被隐其名的“中央有影响的人物”当然是受到尊重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不特此也，1975年11月2日中央以“阶级异己分子”、“反党分子”为罪名开除了陆定一党籍。此时林彪、陈伯达早已倒台，文革已是强弩之末，虽“四人帮”结盟在朝，但邓小平业已复出，与周恩来、叶剑英等手握重权，主持朝政。在许多老干部获得了解放之际，中央反而对陆定一做出更为严厉的处置（此时周恩来重病住院，据《周恩来年谱》，同日邓小平前往医院探望，具体内容未载，可以推测与此决定不无关系）。
以往人们论及陆定一案，多以1966年5月会议决定为焦点，而避而不谈1975年11月会议决定。其实，某种意义上，1975年的决定更能反映陆定一遭遇的实质。如果说1966年5月的会议决定由于文革初期的乱云飞渡与严慰冰匿名信的案发，多少受到某种气氛与情绪的影响，那么，1975年11月会议，没有了这些因素影响，仍做出这一决定，而这一决定实质是判处陆定一的政治极刑，这对青年时代就献身革命并为革命奋斗了一辈子的陆定一，有如忠孝之子被冷酷无情地逐出家门，所带来的打击与伤害，比较先前的打倒和刑讯逼供的皮肉之苦，更为严重。陆定一宁肯坐牢也拒不接受这一决定的悲愤反应，足以见出打击之大，伤害之深。
一直以来，人们对发生在文革中某一政治行为进行评判时，往往以政治行为者后来的政治结局来反证当年的政治行为，以此来说明当年政治行为的邪恶是行为者本身邪恶所致。这种带有明显功利性的道德评判方法在陆定一案面前露出了马脚。陆案显示，不仅是林彪、康生、陈伯达，还有周恩来、邓小平、叶剑英（周邓是两次会议的常委，叶是后一次会议的常委）也都是陆案的决策者，参入了对陆定一的“天下围攻”。例如，林彪对陆有过恶语相胁的愤恨，周恩来也有过砸缸掷陆的恼怒，陈伯达做过“降低生活标准”的批示，“中央有影响的人物”也下过“搞他个里通外国”的指示。二者之间看不出有何本质的区别。
依此，我们可以获得这样一种判断：一种政治行为所以如此发生，主要是决定于政治行为者的政治角色而不是个人品格。
这一判断使我们进而肯定地说，陆定一案亦即陆定一的文革遭遇，是为中央高层集体行为所决定，而不是某某个别人物所造成。
这就不仅动摇了“坏人迫害”的似是而非说法，提供了文革观察新的视角，也让我们从“奸佞乱朝”的迷惑与纠缠中抽出身来，把追根究底的目光投向“天下围攻”的行为本身。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对陆定一“天下围攻”这一现象，发生使陆定一被打倒之后陷入更悲惨境地这种行为呢？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依据列宁这一经典说法，理论指导行动，正确的理论指导正确的行动，错误的理论导致错误的行动。之所以发生“天下围攻”的现象与行为错误，是因为作用于这一行为的指导思想——阶级斗争的理论错误。
众所周知，中共以阶级斗争为立党学说。阶级斗争强调区分敌我，鼓动阶级对立，突出事物的矛盾面，宣扬人的阶级性。在生产力十分落后、人们的认识水平相当低下的时代与环境中，它激发人的阶级意识，唤起人的仇恨力量和造反精神，具有不可比拟的强大功能，因此，它成为中共进行武装斗争发动群众的一件法宝和用以克敌制胜夺取政权的一大利器。然而，一定的理论学说都有一定范围的适用性，都离不开时代与环境的制约性。武装斗争与和平建设，是两种不同时代与环境下的社会实践，武装斗争依靠阶级仇恨冲锋陷阵，和平建设需要人间和谐维持稳定共建家园，不同的社会实践，需要不同的理论转换与观照。这是变化了的时代要求，也是时空转换带动事物利弊转换的辩证关系。
可是最讲辩证法的毛泽东偏在此处醉眼朦胧，陶醉于武装斗争巨大胜利带来的无边自信中，不识战争与和平的时空转换必定带来阶级斗争利弊转换的“庐山真面目”，却因了天生好斗的个性，对阶级斗争青眼有加，建国后依然奉为法宝，作为国家建设的治国纲领。进入1960年代，在党内激烈矛盾和国际复杂局势双重刺激下，过度反应，自以为是，更把阶级斗争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要求全党全国“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社会确分阶级并发生斗争，人间自有矛盾并存在冲突，但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证明，阶级斗争可以通过调和得到化解，人间矛盾能够自我平衡消融。作为夺取了政权的执政者，治政的主要方针应是通过安抚各方，发展生产，依靠法治，维护稳定，最大程度地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而不是继续强调对立，灌输仇恨，将阶级斗争进行到底。很不幸，毛泽东不谙此道，且反其而行之，于是，阶级斗争这柄革命年代克敌制胜的莫邪宝剑，在和平时期就变成了红楼梦中的风月宝鉴，所照之处，莫不都是“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等等牛鬼蛇神。而由于阶级斗争的长期宣传灌输和耳濡目染，属下治下如同喝了狼奶，无不绷紧着阶级斗争这根弦，以阶级划线，以斗争为纲，变得仇恨满怀，冷酷无情，一旦运动来临，号召发出，面对揪出打倒的牛鬼蛇神，更是同仇敌忾，斗志昂扬，一泄满腔怒火而后快。
这就是为什么无论涉世不深的红卫兵还是忠于职守的专案员对陆定一是那样的心狠手辣，铁石心肠。与其说他们是在对陆定一进行非人折磨，毋宁说是在革命义愤驱使下对“黑帮”、“反党”分子施予阶级惩罚（文革时曾任江青秘书的阎长贵在《问史求信集》中反思其当年撰文“在对历史学家翦伯赞的批判中，深文周纳、罗织罪名、无限上纲”，感到“‘理直气壮’、坦然为之”可为佐证），并以此为表示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和伟大领袖的捍卫效忠。
也就是为什么中央高层对陆定一的处置是那样的铁面决绝，毫不留情，毫不客气。这固不排除权力场上个人恩怨、挟私泄愤、幸灾乐祸、落石下井、投机取巧等诸多人性恶劣因素混入其中，但更多则是阶级斗争理论武装下党内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一贯做法。与会者或政治行动者遵循最高权力的旨意，按照绝对服从的党组织原则，抓住陆定一的缺点和工作失误，任意放大，无限上纲上线，以此为立场坚定爱憎分明的证明，一方面显示对最高权力的效忠与紧跟，一方面表示对“阶级异己分子”的划界、批判与不屑。
至于陆定一打倒之后的悲惨境遇，则可从当年盛行一时的“宜将剩勇追穷寇”与“痛打落水狗”的话语主张中找到某种理论支撑，而这一支撑通向的仍是阶级斗争的大本营。“宜将剩勇追穷寇”是毛泽东抒发战争胜利情怀的名句，“痛打落水狗”为鲁迅思想文化论战的名言。把战争对敌的奋勇精神移用于对待自己的同志已是错乱，将鲁迅时代文化领域的思想主张不遗余力地用于政治社会斗争更是乱套。“痛打落水狗”本代表一种鲁迅精神，在鲁迅时代无疑具有积极的革命意义。然而，鲁迅时代言论较为自由，不同观点可以辩驳交锋，鲁迅主张“痛打落水狗”，另有林语堂等一方提倡“宽恕”与“宽容”。两种观点，各树一帜，读者自认亲疏归所，社会思想由是折中调和，达致平衡。但在言论一律的1960年代，从鲁迅时代文化思想领域诸多不同观点中，独取其一，用于政治斗争，没有了同情、宽容、仁慈、悲悯这些人间最基本也最宝贵的人道主义元素的中和平衡，社会思想与行为发生倾斜，而走向极端的绝决，变得冷酷无情，实为必然。
因此，即便最杰出的党的领导人也对自己昔日生死患难的同志、战友表现得毫无宽容，毫不手软，在其被打倒之后更做出包括将其投入监狱和使其绝望的逐出教门等系列无情行为。阶级斗争利剑伤人，此处最见锋芒。
陆定一出身于无锡一殷实官僚家庭，1925年学生时代就投身革命。1937年从陕北到南京治病，接受家里二千多元遗产，将一千元作为党费交给中共驻南京办事处为办事经费，一千元给前妻亲属用于寻找失散的女儿费用，剩余几百元零钱，留为治病开支。因此之故，后来被认定为阶级异己分子而受到严厉处置。在手握重权的党的领导看来，这种铁面严厉或许正是显示了维护革命的纯洁性与追求革命的彻底性，可他们显然没有意识到，维护纯洁与追求彻底的另一面，是没有宽容的排拒，是走向绝决的极端，是充满冷酷的无情，而这恰恰就是革命业已走进死胡同，不得不要转身掉头的前兆与征象。
文革的悲剧性收场即为最雄辩的证明，而后来80年代末广场悲剧的发生也不能不说与此种“没有宽容的排拒”与“绝决的极端”革命性有着某种令人心悸的幽暗关联。
对陆定一而言，背叛家庭而投身革命，把家留的私款捐作党费公款，本是高标的义举，反成获咎的罪状，信而见疑，忠而被弃，天下悲哀莫过于此。
在毛泽东何尝又不是悲哀！对一位在关押之中仍表忠心“不能跟着走，爬着也要跟上去”（陆定一狱中上书语）的忠贞旧部不予宽宥，最终只能是落得形影相吊、孤家寡人的凄惨结局，平生自谓两大功业之一的文化大革命，与其一道身后即被否定，也就不足为奇了。
其实，果以阶级成分论，中央高层纯正地道工农出身者又有几人？就连毛泽东，论出身即便打上一半折扣，能够合格还是问题。既如此，严苛他人，以作莫须有罪名的藉口，足以见出阶级斗争观念的笼罩，同时，也未尝不表明没有反躬自省与自知之明的权力的危害与虚伪。
除了培育发展人的仇恨、挑动人间互斗、败坏和谐的社会人际关系外，无视法律，消解法治，是阶级斗争理论树上所结又一恶果。阶级斗争一核心内容是党领导下的阶级专政，既为党的领导，又是阶级专政，以司法独立为征象的法治自然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与功能。司法不独，法治不立；法治不立，人治彰显；人治彰显，正义倾于流失；正义倾于流失，则冤假错案与社会动乱不可避免。所以，公安机关甚至不是公安机关都可以随便抓人，不经司法审判，可以任意关押监禁，且美其名曰“群众专政”。陆定一之被非法批斗、关押、囚禁，祸根乃源自于此。党领导下的阶级专政，一突出特点是以需要为目的，服从并服务于政治大局。因此，它常常遵循领导旨意或意图，立案审查，先抓人再找证据，没有证据就逼供虚构，是故，极易沦为陷构忠良、迫害无辜的工具，成为制造冤假错案的工场。陆定一被关押，是为了审查“彭罗陆杨反党集团”修正主义分子的“政治需要”；被监禁，是服从并服务于文化大革命“大局”，以此证明文化大革命反修防修的必然与必要。可以说，就是在这一“需要”与“大局”名义下，陆定一被架上文革的祭坛，成了牺牲品。
文革后包括陆定一在内劫后余生的中央高层痛定思痛，认识到阶级斗争为纲的危害，果断中止这一理论，转而将治政目标转向经济建设，中国才有别开生面的今天。中央高层抛弃“阶级斗争”的同时，对“群众专政”的厉害心存余悸，正确地将“群众专政”一并抛弃。然而，囿于传统认识，在实际中，抛弃的只是“群众”，而对“专政”依旧情有独钟。殊不知，司法所以不独，法治所以不立，冤假错案所以迭出不止，原因不在“群众”，而在“专政”，“群众”只是装饰前缀，“专政”才是实质根本。文革之后的80年代，高层同样有无罪而不得自由者，没有“群众”，照旧“专政”——被非法监禁，以至终身。“专政”对司法公正与社会正义的隐形危害，有如“斗争”对世道人心与社会和谐的明显破坏，惜乎未能引起人们的足够深刻反思，是遗留于今日的最大遗憾。
文革结束已35载，陆定一离世也15年，但陆定一文革遭遇给世人留下的历史教训无疑是极为深刻而惨痛的——一场有可能正常进行的权力更替演变为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动荡与民族浩劫，一次充其量不过人事变更的“茶杯风波”发展成骇人听闻的人身迫害——需要人们不断地深入反思，永记不忘，以防悲剧的再次发生。
最后，需要回应陆定一何以自认为被林彪而不是毛泽东所打倒。这或许是对前者恨之切而对后者爱之深的缘故。中共第一代高层对毛泽东多有一种无法释解的领袖崇拜情结，因此对诸多关涉毛泽东的问题不能看得真切，苏东坡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正此之谓也。
2011-10-9首发于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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