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逢乱世】
我父亲与他的师友 徐璋本、王明贞、黄万里的前尘往事
鞠 甲
我父亲周寿宪,祖籍江苏淮安,1925年出生于武汉,是民国时期金城银行青岛分行经理周伯英的小儿子。他自幼聪颖好学,1942年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中央大学电机系,还不满十七岁。在中央大学电机系教授他《无线电工程》的就是徐璋本。 徐璋本是湖南长沙人,出生于1911年7月,1935年毕业于上海交大电机系。1937年赴美留学,进入加州理工学院深造,1938年获得硕士学位,1940年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Ph.D)(我曾经一度质疑徐璋本的学历,《炎黄春秋》2014年第8期署名吕成冬的文章《反右前后的清华教授徐璋本》明确写着徐璋本在美国的时间是1938年至1940年,通常两年时间拿不到博士学位,另外我收藏的一本1947年中央大学电机系编纂的通讯录明确写道徐璋本是硕士,最近在美国友人帮助下,找到了徐璋本的入关记录、博士论文,存疑获解,能够三年获得博士学位亦十分优秀)。徐璋本取得博士学位以后,随即回国。徐璋本回国以后在湖南大学物理系任教,抗战时期在重庆中央大学电机系当教授。1947年胜利后他与蔡金涛、毕德显合办了《科学世界》杂志,于1948年发行一期“雷达”特刊。他在无线电、雷达等电讯领域颇有建树。1949年徐璋本又再度赴美。这一次,他的研究领域逐渐转向了量子物理。 周寿宪是中央大学电机系的高材生,成绩优异,颇受徐璋本教授赏识。周寿宪1947年赴美留学,在密歇根大学攻读博士学位,1948年因对电机理论有独特创见,被Sigma Xi接收为会员,1951年取得电子工程博士学位(Ph.D),时年不满26岁。1951年至1955年在美国保罗(Burroughs)电子计算机公司从事带状磁芯移位寄存器和半导体脉冲电路的研究。1954年在《应用物理》杂志发表了三篇论文,获得两项计算机技术专利。周寿宪毕业后加入了旅美留学生进步组织“留美科协”,1954年5月在新罕布尔度假地的夏令营(夏令营的主要目的是争取回国,钱学森参加了这次聚会),周寿宪和老师徐璋本阔别八年之后再次相遇。 在这次夏令营,周寿宪结识了密歇根的同门大师姐王明贞。 王明贞是苏州人,先祖是明朝文渊阁大学士王鳌(王明贞是王鳌第十五代孙女),王明贞的父亲王季同是清末民初的数学家,哥哥王守竟是物理学家,姐姐王淑贞是与林巧稚齐名的妇产科专家,两个弟弟王守武、王守觉是半导体、微电子学家,都是院士。王明贞的表妹是著名物理学家何泽慧。这个中国近代非常罕见的科技大家族,幕后英雄就是王明贞的祖母,苏州有名的女教育家,“振华女中”校长谢长达。王明贞1932年燕京大学物理系研究生毕业,获得硕士学位,1938年,她赴美国密歇根大学深造,师从差点获得诺贝尔物理奖的乌仑贝克教授,王明贞对统计物理学,尤其是波儿兹曼方程和布朗运动有深入系统的研究,她的博士论文的主要内容,1945年综述发表在《现代物理评论》上,题为“布朗运动的理论”,在以后六十年时间内,这篇论文一直作为该领域的权威文献而备受关注。 我自幼熟识王明贞,称呼她俞妈妈。她年长我56岁,按道理我应该叫她王奶奶才对,但因我父亲一直称她“王大姐”,所以我随钱宁伯伯家的孩子叫她俞妈妈。王明贞完成学业以后,于1946年年底回国,受聘来到云南大学任数理系教授。 经过1954年中美日内瓦大使级谈判,1954年至1955年一大批旅美留学生回到祖国。经在教育部申报志愿,周寿宪、徐璋本、王明贞几乎同时来到了清华大学任教。徐璋本先于王明贞到清华大学报到,经过1952年院系调整,清华大学物理系整体去了北大,清华只留下基础课的物理教研组,元气大伤。徐、王二人的到来大大加强了物理教研组的实力。这时还发生了一个笑话:王明贞被定为二级教授(月薪280元),她问学校徐璋本几级?校方告诉她比你低一级,她立刻要求自己要降为一级,和徐璋本同级。学校告诉她说一级教授是最高级,徐璋本是三级(月薪240元),王明贞立刻很坚决地要求定为三级,否则马上离开清华……清华无奈地答应了她的要求。 他们搬进了清华大学新林院的教授住宅,王明贞住在6号,徐璋本住在7号(林徽因、梁思成住在8号),他们后面2号住的是蒋南翔校长。周寿宪当时还是单身,住在荷花池第1宿舍,一年后搬到他们前边的新林院21号。 王明贞家西面是一个街心花园,花园西面与她家正相对的新林院5号住的是水利系教授黄万里。(下图:黄万里被打成“大右派”时与妻所摄结婚廿周年纪念照。) 大名鼎鼎的黄万里就不在这里赘述了。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后,黄万里因为小说《花丛小语》和反对在黄河三门峡修建大坝而被打成大右派。从二级教授谪贬成四级(月薪207元)。 “反右”斗争已经进入尾声的时候,徐璋本突然提出要组织所谓“劳动党”,并且有纲领和宣言,有理论和计划。他要求中共中央放弃马列主义,承认“劳动党”的合法地位。他希望在清华大学的好友都加入“劳动党”,王明贞和她的先生俞启忠伯伯分别被徐璋本委任做“劳动党”的组织部长、文化部长……另外他还写小字报,宣称要“争取青年”,提出“中国的青年就是我的青年”。王明贞认为徐璋本是瞎胡闹,对他进行了多次善意规劝。 1957年12月,徐璋本在清华大学被公安机关逮捕,以历史和现行双料“反革命”罪判处无期徒刑(网传判处15年有期徒刑是谬误),从此开启了他长达18年的囹圄生涯。 周寿宪1955年分配在清华无线电系教书,初为讲师,半年后定为四级副教授(月薪204元),无线电系是从老清华的名牌系电机系分解出来的,电机俗称强电,无线电俗称弱电,系主任是中国著名无线电专家孟昭英。周寿宪先后开设了《无线电天线》、《磁学原理》等课程。 1956年2月,因为有在美国密歇根大学电子工程博士学位的专业背景以及在美国保罗计算机公司四年科技研究的实践经验,周寿宪(左图为当年照)被无线电系党总支书记李传信指定负责筹建清华大学电子计算机专业(中国高校第一个电子计算机专业)。他最早制定了清华大学计算机专业的教学计划,最早在清华大学编写并且讲授《计算机原理》、《脉冲技术》、《磁芯存储器》、《计算机线路》等专业课程。1956年4月至6月,他代表清华大学参加国务院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制定会议(制定第14项“计算技术的建立”),6月14日在中南海受到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人的接见。1956年9月至12月代表清华大学参加中国计算机科学家代表团赴苏联莫斯科和列宁格勒考察。 徐璋本被捕后,关押在北京陶然亭第一监狱,但他不从事重体力劳动,每逢周末还可以回清华与家人团聚,由公安人员负责接送。五十年代,国家从东德引进了大量电子工业设备,就是现在北京酒仙桥“798”这一带,徐璋本在监狱里翻译了大量的德文科学技术资料。他被捕入狱后,妻子和三个儿女生活发生困难,他妻子王锡琼向徐璋本的老同学钱学森求助,钱学森委托自己的学生郑哲敏分三次帮助了徐家90元(40元、30元、20元)。另外,徐璋本被捕入狱后,钱学森曾经多次到监狱探望。 王明贞到清华以后,由于科研条件的限制,中断了“布朗运动”和“噪声理论”的研究。她全身心地投入教育事业,主讲了《热力学和统计物理学》、《非均匀气体的数学理论》等物理课程。她讲课严谨,平易近人,受到同学们爱戴。 (下图:王明贞与俞启忠1954年回国前在旧金山留影。) 王明贞的丈夫俞启忠,我叫他俞伯伯,他比王明贞小七岁。抗战胜利以后,西南联大解散,训导长查良钊(人称查菩萨)留在云南当了昆明师范学院院长,俞启忠是他手下基本教育研究室主任。他介绍了王明贞和俞启忠相识并且结为夫妻,这段四十年代末的姐弟恋在亲朋好友中很是著名。俞启忠是有名的绍兴俞氏家族的“四少”,祖父俞明震,父亲俞大纯,他三哥“三少”俞启威,又名黄敬,是“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的领袖之一。他的堂叔叔俞大维(俞大纯的堂弟)是留学德国的兵工专家,1933年任国防部兵工署长,去台以后1954年当过台湾的军政部长,俞大维的儿媳妇是蒋经国唯一的女儿蒋孝章,俞大维的祖母是晚清重臣曾国藩的孙女曾广珊。王明贞与俞启忠结婚以后,国共内战愈演愈烈,1949年9月王明贞遂带俞启忠一同再次到了美国,王明贞在诺屈丹姆大学物理系任教。 1966年文革开始,谁都没想到,厄运竟会落到善良儒雅、年纪已经62岁的清华大学女教授王明贞头上。1968年3月14日深夜,俞启忠和王明贞在睡梦中突然被砸门声惊醒,不容分说,警察几乎同时将俞启忠和王明贞逮捕入狱,王明贞询问让她在拘留证上签字的警察,为什么抓我?对方说,你犯了罪,自己不知道吗?王明贞回答,我不知道。家中厨房地上凉着刚刚炖好的一锅红烧肉,等到将近六年之后,王明贞被释放回家,除了满屋尘土,干成粉齑的红烧肉依然原样放在地上。 1969年,中苏关系紧张,北京进行了大规模的战备疏散。徐璋本随狱方迁到河北邯郸监狱。几乎同时,周寿宪和黄万里夫妇被强制送往江西鲤鱼洲清华大学“五七”干校劳动。黄伯母丁玉隽是国民党元老丁惟汾的掌上明珠。以前有句话叫“蒋家天下丁家党,孔宋一门做部长”,丁惟汾追随孙中山在日本成立同盟会的时候,老家原有一位妻子和一个儿子,这位太太没有文化。后来丁惟汾又娶了第二位夫人,她就是丁玉隽的母亲。第二位夫人不幸病逝之后,丁惟汾又把老家原配的妻子儿子接过来一起生活。黄万里身材高大健硕,而黄伯母丁玉隽娇小,容貌清秀,他们是我见过最没有夫妻相的恩爱夫妻。丁玉隽原来在日本学医,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她被迫中断学业回国,在回国途中轮船上偶遇从美国学成归来的黄万里,两位年轻人一见钟情……1952年院系调整,黄万里来到清华水利系任教,丁玉隽在校医院做医务工作。她为人低调谦和,工作任劳任怨,所以一直没有受到什么冲击。1957年以后,黄万里被打成大右派,降级降薪,连子女升学都受到影响,她有时忍不住埋怨丈夫,你这个老右派,害得我和孩子跟你一起受苦…… 清华大学江西鲤鱼洲实验农场,在南昌郊区赣江南支流进入鄱阳湖的入口处附近,原是一个劳改农场,因为血吸虫疫情严重而废弃了,迟群特意选中这里让清华、北大的知识分子劳动改造。鲤鱼洲是鄱阳湖大堤外的滩涂,蒿草齐面,蚊子成群,名为鲤鱼洲而没有鲤鱼,但有血吸虫。赣江从头顶上流过,是一条“悬河”,农场开垦的稻田在大堤以下几十公尺,抬头就能看到江上白帆。1970年夏天,“八•七风暴”,农场霎时变成一片泽国。南昌是中国南方有名的“火炉”,夏天经常37~38度。双抢(抢收抢种)时节,这些知识分子要头顶骄阳干十几个小时苦活,每个人都晒得黢黑。因为水里有“小虫”,下田干活之前需要往小腿涂抹一种药水“二丁酯”,“二丁酯”结成硬壳,“小虫”的幼虫“毛蚴”就不能钻入人体了,不幸感染了血吸虫病需要打一种“锑剂”针药,毒性很大。 我曾经问过丁玉隽,你在鲤鱼洲都干什么活?她说我什么活都干过,插秧、收割、打场、烧砖、喂猪、养鸡……她又说你爸爸不干活,所以大家喊他“观察家”,经常被批斗…… 我父亲周寿宪在1968年的“清队”运动中受到冲击,工宣队内查外调,反复审查,星期天还要来家里办学习班,要求我父亲学习《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由于始终没有结论,父亲在重压下精神失常。1969年来到江西鲤鱼洲又经常遭受批斗和打骂,感染了重度血吸虫病,几乎丧命。 1971年,鲤鱼洲感染血吸虫病的人越来越多,下边反映强烈,清华大学不得不撤销了所谓实验农场。黄万里很快又被清华大学发配到河南三门峡教学基地(1957年,他就是因为强烈反对修建三门峡水利枢纽而被打成右派的),在那里他要扫厕所,受批斗。 王明贞被拘捕之后,1970年春被正式逮捕(戴上手铐),关进了秦城监狱。经过三年高强度的密集审讯,写了不知道多少交代材料。她靠着“坚信我没有犯过罪”的信念和对爱人俞启忠的眷恋坚强地活了下来,终于在1973年11月获得释放,走出了关押五年八个月的牢房。当她询问警方被捕缘由的时候,回答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 俞启忠于1975年4月5日获释出狱,关押时间长达7年多。 徐璋本于1975年春,关押18年之后被特赦,在河北当地工作,每月发少量生活费。(下图为晚年徐璋本。) 1976年5月30日,清华大学计算机专业的创始人,我父亲周寿宪在绝望中上吊自杀。 1978年2月,清华大学为黄万里摘掉右派分子帽子。 1978年5月16日,经在清华大学留美老同学王明贞、钱宁、李恒德、童诗白、高联佩、施士昇等人多次奔走申诉,新任清华大学校长刘达主持召开全校追悼大会为周寿宪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1979年1月,中组部正式通知王明贞、俞启忠夫妇。他们夫妻被捕是受俞启威(黄敬)冤案牵连,被江青无端陷害的。 1979年秋天,徐璋本经法院宣判“撤销原判,无罪释放”。徐璋本很快回到北京清华大学,他到清华南8楼4单元101来看望黄万里,黄万里异常高兴说,徐大哥,你终于放出来了,太好了,我请你吃饭。黄万里就在家里设便宴招待徐璋本。 1980年2月26日,清华大学发布《关于黄万里同志右派问题的改正决定》,文中写到:根据中发(1978)55号文件精神,我们对黄万里同志的原划右派问题进行了复查,按照1957年中共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规定,黄万里同志原划右派问题属于错划,经中共北京市委批准予以改正,恢复政治名誉,恢复高教二级教授的工资待遇。 1981年2月,我参加工作后在清华大学水利系泥沙研究室的第一份工作,就是把黄万里手写的《概率论》讲义稿,使用钢板刻在蜡纸上,然后再用油印机油印出来发给听课的老师。黄万里找到我说,小周,我和你父亲是朋友,咱们两家原来住邻居,你还记得吗?我回答记得。他又说,我想到你家看看可以吗?我说可以。1981夏天的时候,黄万里和黄伯母老两口真的一起来了,黄伯母对我说,你小时候我见过你,你坐在儿童车里,你姐姐推着在大操场上玩…… (下图:黄万里1972年春从被监督劳动的三门峡返回北京探亲时留影。) 1996年10月3 日,是王明贞90岁寿诞,黄万里在小女儿黄肖路陪同之下,来到清华大学十七公寓为老大姐王明贞祝寿,他送上了满满一大捧整整90朵红玫瑰花。王明贞非常高兴,热情拥抱黄万里。 2009年,我和黄肖路相约探望103岁高龄的王明贞(俞启忠伯伯已于1999年病逝了)。王明贞躺在床上,她当时已经有些老年痴呆的症状,记忆力衰退了。黄肖路说,我是黄万里的女儿,他是周寿宪的儿子……王明贞思考良久说,我现在什么都记不得了,我怎么这么没用……然后潸然泪下。 2010年8月28日,王明贞病逝于北医三院,享年104岁,根据俞妈妈和俞伯伯的生前遗愿,他们将自己的遗体捐献给了北京大学医学部。 王明贞、徐璋本、黄万里和我父亲周寿宪,他们是老一辈留美知识分子的缩影。他们都是在国内一流大学受到良好教育,打下了坚实的科学基础,又在美国名牌大学得到升华,在各自科技领域取得了成就。黄万里是笃信科学,不畏强权,坚持真理的科学斗士,是中国的伽利略。徐璋本是受西方民主自由思想影响很深,崇尚科学和民主,性格倔强的“湖南骡子”。王明贞和周寿宪是不大关心政治,规矩本分,埋头学问的科研学者。 他们满怀科技报国的赤子之心,放弃在国外已经取得的名利地位和良好的学术环境,自异国他乡回归故土,经历了许多的磨难和坎坷。现在已经有一个甲子还要多的时间了(黄万里回来时间更长,已经80多年了)。 我非常怀念我的这些长辈们,更加缅怀我的父亲周寿宪。2018年是清华大学计算机系(前身是自动控制系)建系60周年,我以一首小诗纪念我父亲周寿宪,愿他在天之灵能够安息!
少年成名渝中大, 负笈密歇也无涯。 莫名疯癫莫名辱, 鲤鱼洲头“观察家”。
2020年8月 —————————————————————————————————— 【生逢乱世】
同学伍德之殇
张再兴
初识伍德
伍德者,伍德茂之诨名也。 1965年,我以社会青年的身份考上贵州工学院,与伍德同寝室。他是镇宁的布依族,口音保留有中国文化的古音。有一次,大家哄抢他的食品,他着急说:“乌得了,乌得了!”“乌得了”就是“不得了”,这样的口音与贵阳大异,好戏谑的同学就叫他“乌德”。又感到戏谑过分,不该过于刻薄,就省略了茂字,叫他伍德。 伍德的父母是道地的农民,又是布依族,评助学金时有照顾,评为甲等,每月13元,除去伙食11.5元,还有1.5元的牙刷牙膏钱。他身体单薄,接近冬天,学校又发给他一件棉衣,尽管是小号,穿在身上仍然像一件短大衣,小身躯在棉衣里“浪打浪”,有些滑稽。 同一个寝室,住久了,难免聊些家乡的奇闻异事。他说:“我家住在河边,涨大水的年成,大水能漫到我家的牛圈,在牛圈里能捡到鱼。” 这是我们无法想象的事,于是大家嘲笑他,“怕是你家的堂屋里也能捡到鱼哟!”伍德急了,眼睛泛出白膜,“哼!哼!我说了你不信,你以后去我家看看就晓得了。”同学们又是哄笑,“这辈子能到你家那个老旮旯去捡鱼吗?”
翻字典的反革命与“披着羊皮的狼”
1966年5月份起,工学院停课批判“三家村”、《燕山夜话》、《兵临城下》、《海瑞罢官》等。不停地学习,不停地写大字报,将寝室的走廊挂得满满的。其实有谁去认真地写、认真地看?多数人不过是写几张做做样子,表示对“党的号召”的拥护而已。我却比较认真,一版一版地认真批判。 到6月初,我心里有些忐忑了。1957年的反右记忆犹新,如此批将下去,是不是又是“引蛇出洞”?有些怕。6月8日,我独自到上寨的雅河边,听河水的低鸣,看落霞的变幻,以便整理一下不宁的心绪。直到天黑,才慢慢回到下寨的宿舍,已是八点过了。 这时,团支部书记正团团转四处找我,一见到我就非常凝重地说:“张再兴,我们班出了反革命了,你晓得不?”我懒洋洋地说:“哪来那么多反革命哟?” “你看你,还洋瓦瓦的!” 到得寝室,我们班已经占据了楼梯口的空旷地带形成会场,正在批斗我们班的三个反革命,他们是吴之行、任学明、伍德茂。 他们到底有多反动?我说给你听。吴之行,团支部学习委员;任学明,团支部军体委员;伍德茂,团组织发展对象。按说,他们是无产阶级政权的依靠力量,何以一下子成了无产阶级的专政的敌人?让人百思不解。 后来,我了解到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吴之行写了《贵州日报书写了反动标语》的大字报,就一张纸,挂在礼堂。写大字报时,任学明为他斟酌了词汇。又有些字把握不准,伍德帮助查了字典。大字报只有吴之行一人署名。 当时国家舆论强调保卫红色政权,好像无产阶级的政权即将被推翻一样的紧张、危惧、不自信。对党忠心耿耿的学生们,眼里到处都是隐藏的敌人,准备随时将他们抓将出来,以保卫无产阶级的政权。为此,吴之行就盯住了1966年6月6日的《贵州日报》。 运动初期,贵州省委也同其他省一样,将一个不顺眼的“当权派”抛将出来,作为运动的活靶子,大造声势,表示省委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在轰轰烈烈地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6月6日的《贵州日报》,通栏标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汪小川的反革命罪行”,文中的小标题则分别为:“一、反党;二、反社会主义;三、反毛泽东思想……”,省略了主语。吴兄的文才“过高”,将大标题蒙住,指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那几个小标题就是反动标语。 无独有偶,贵阳五中的学生也认为那些小标题是反动标语。五中在贵阳市合群路北端,贵州日报社在合群路南段端头的延安路上,只隔500余米,于是,学生们冲出学校,将贵州日报社给围了,要报社交出书写反动标语的反革命。 围贵州日报社时,有市民围观,或有参与者,将十分宽阔的延安路给堵死了,黑压压的一片。 贵州省委紧张了,认为是“匈牙利事件”,是反革命闹事,于是于1966年6月8日组织反击,向各大院校派出工作组,抓反革命。贵州人民广播电台于当日夜反复广播省委的“反击令”,气氛十分紧张。我以为这个《反击令》会上6月9日的《贵州日报》,但没有。何以没有上?这个蹊跷至今不明。 这下,吴之行是在劫难逃的了。 我是团支部的宣教委员,按照党的建制比对,就是班里团支部管意识形态的大员。班里出了反革命,理所当然应该赤膊上阵予以反击、狠狠地镇压。支部书记叫我写“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吴之行、任学明、伍德茂”的标语,以便形成批斗声势。 当时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我拿起笔,心发慌,手发抖,最终没有写。一个班,除了团支部系统外,班级也有相应的“行政”系统,于是由班行政系统的宣传委员将这幅标语写了下来。 尽管有“立场不坚定”或“临阵脱逃”之嫌,当时并没有对我怎样。 这样批斗了吴之行等两天。6月10日,因我们班是半工半读班,早上全班参加劳动。中午午睡时,我没有午睡。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篇第一页第一段“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为宗旨,以阶级分析的方法立论,指出吴之行、任学明、伍德茂三人,只是我们同志中“犯了大错误”的人,而不是反革命。到下午批斗他们的时候,我念了这篇文稿,为他们辩护。 引火烧身啊!引来的是无情打击,残酷批斗。说我是“打着红旗反革命,披着羊皮的狼”,集中火力批斗,要烧熔烧化。确实也将我烧熔化了,我投降了。因要全力以赴地对付我这个嚣张的“打着红旗反革命”,对吴之行、任学明、伍德茂的批斗就轻松多了。 可能是这个原因,使得伍德茂对我有了信任感。另外,伍德茂是团组织的发展对象,而我是“培养人”和内定的入团介绍人。或许,伍德和我都是农村人吧,一个班没有几个道地的农家仔。到底是何种原因得到伍德的信任?不知道了。
逃票露宿成为噩梦的起点
1969年的初冬,我大哥要到威宁运货,我也趁机出门旅游。伍德知道了,要搭便车回家,据说是家里来信召他回去有事。车到大山哨分路了,我们向六枝方向走,不走镇宁,他只好下车步行。到石头寨的家该有二三十公里了吧?没法怜悯了。两天以后,我回到工学院,不久,伍德也跟着回到了工学院,看来在家没有呆多少天。 后来听说,他从安顺回贵阳,因没有一元四角钱买车票,只好混进车站上车,当时叫“飞车”。好在文革时期,车站查票不紧,所以能混进站、混过车上的查票。到贵阳下车就紧多了,伍德怕在贵阳站被查,于是在西站(贵阳市的中曹司烂泥沟)下车。下车时是晚上,那里荒山野岭,阴森恐怖,伍德不敢摸夜路回蔡家关,只好在车站露宿一夜。就这样感染了潮气、冷气,于是病了。 在工学院时,发病后,只要上院校医院治疗,也就平复,没见有多严重,我们也没有在意,后来才知道他是心脏二尖瓣狭窄病。 他分配的单位好,是安顺通用机械厂,离家也近。但他病势没有好转,反而愈加严重。 他这次回家做什么,又为何匆匆回来,他没有给我讲,但是,透露给了同班的侗族同学。大约因为都是少数民族,有些事,互相能理解的吧?但同学再转述给我时,就说得比较含糊不清了。 我听说的大致意思是,家里给他谈了对象,叫他回家结婚。对方是安庄坡(镇宁的大镇,黄果树东侧边上)粮站的职工。结婚,按照布依族老传统,女方三天以后就回娘家,等有孩子后再正式组成家庭。 是不是这样?我不知道布依族的民俗,而且这样的事,也不好向伍德当面求证。当时一心跟着毛主席“干革命”和应付新生革命委员会主任李再含对“四一一”派的镇压,也没有那样多的闲心过问。 一个接受新社会教育的青年,能接受那些老传统吗?可能当时就没有给父母以面子,立马脱逃,乃至于路费都没有。 逃票露宿西站,成了伍德人生的转折点、噩梦的起始点。
有才干的工程师却人生短暂
伍德的钢笔字特好,写给我的信,我都当成字帖收存。 1968年,“四一一”被踏平后,工学院的学生们十分郁闷、落寞、消极,又不上课,装收音机成为一时潮流,电子管、晶体管,看自己的喜好。贵阳市大十字旁边有个无线电器材跳蚤市场,电子管三角五角一只,晶体管也便宜,电阻电容就更不值钱了。伍德人生短暂,说不出有多少才干,但也露了端倪。伍德装的是电子管五灯短波收音机,配件中最贵的是变压器,他是在校办工厂捡废弃的矽钢片,用剪刀剪成“山”字铁芯,自制……我没他能干,仅仅装的三灯,而且是“回”型变压器,木底板。 1969年,全国都在竖立毛泽东的巨型雕像,贵州工学院也在上寨(教学区)、下寨(学生宿舍区)的转角部竖立毛泽东巨型塑像(此塑像现在还在)。他与刘自汀一起,将小尺寸的石膏样像锯成若干节,头部是重点,锯缝更密。而后用坐标纸描绘锯缝曲线,两个锯缝之间就是一截模板的小样。照小样按比例放大制作施工模板,作为混凝土的外模。 这些课外之课,为伍德成为一个合格的工程师打下了基础。 到安顺通用机械厂后,当时物资紧缺,连铝质电线都难以买到,遑论铜线。安顺地区的县乡水力丰富,河道落差大,乡民们自我发展小水电,用作照明点灯。连黄果树景区也有一个水电站,就是用黄果树瀑布的落差水力发电。这个电站的图片上过《贵州日报》,至今记忆犹新。 厂里自制绞线机生产铝绞线,满足市场之需。伍德是图纸绘制人,虽然是仿制,又是粗笨机械,谈不上发明创造,在技术水平低下的时代亦属难得。伍德以自己的智慧为工厂的发展也为改变艰难的国势,尽了绵薄之力。 伍德的才干,赢得了厂里一个女孩子的青睐,经常来帮伍德洗衣服。可惜,他病势日增,直到不可回天。
恶劣条件下手术失败了
1975年5月20日左右,伍德决定到遵义医学院附院治疗。遵医的李绍球教授,是国内治疗二尖瓣狭窄的知名外科专家,伍德大致是经别人的介绍选择了遵医。 伍德的病房环境非常之差,是顶楼。不像现在有空调,连隔热板都没有。6、7月的天气,太阳如火,烤着屋面板,病房像蒸笼,热得难受。我下班以回来,顺路用单车将他推回我的家,这时的伍德自我行走已经非常困难了。我的房子是“干打垒”,单层,水泥屋瓦透风,且山尖高,土墙,很是清凉。晚上他与我一同挤在1.2米宽的床上,好在伍德瘦小,我也不胖,没感不适。在家过夜,避免了病房的酷热。第二天,我又用单车推他去病房接受查房,如此两个月。只是白天苦了他。 厂里派两位师傅来照护。为照顾两位师傅的伙食,也方便给伍德送饭,就都在我家开伙了吧。 应该是7月25日动手术后,第三天的清晨才推出手术室。到病房时,我见到他非常清醒,我高兴地说“这就好了”,伍德说:“我看没有好!” 因忙着去给孩子到奶站打牛奶,同时要煮早饭,时间安排如陀螺一样急。见了伍德后就离开了,谁知这竟是永别! 后来伍德昏迷不醒,那时没有呼吸机,须用皮球向鼻孔里打气助呼吸,李绍球教授给我们作了样子,我们按他的样子不停地捏皮球。有一次我捏皮球错过了伍德的呼吸节奏,斗了气,他略略睁了一下眼。 术后引发肾衰竭。专家不停地会诊,不停地输液,伍德渐渐由瘪肚输成了凸肚了,还在输液。又过了两天,李绍球教授告诉我,强心针只能打一次两次,你应该明白了,我是尽力了。说完,李教授走了,我怕看到伍德断气的模样,也回家了。到十二点过,睡梦中的我一下惊醒,好像心脏被电击了一下。不久,我另外帮助守夜的朋友来告诉我“伍德走了”,时间是1975年7月29日。
石头砌筑的家
当时规定不能转运尸体。我老婆是运输公司的,就能开后门找到卡车,于天黑之后偷运。伍德的父亲、叔叔坐驾驶室,我和另外的朋友三人,在车厢内陪着躺在床板上的伍德。于是伍德能回到他曾经贡献与得到多多照顾的安顺通用机械厂。 追悼会叫我讲话,我是从来没有在大庭广众之下上过讲台的人,怯场,在麦克风前洒了眼泪。至于麦克风,可能只是传出了抽泣声而已。 火化后,有一段空闲时间。厂里将帮伍德洗衣服的女孩子带来见伍德的这个“大哥”,几个女孩一同来的,也不知是哪一个,看来都娇娇小小的,与伍德都很般配,可惜了他们的这段感情。 女孩们走后不久,厂里又将伍德家里给他订亲的那位“妻子”带来了。看起来,宽度是伍德的一点五倍,高度比伍德高出一个头。虽是五大三粗,却不失乡村拿工资者的风度。我在乡村供销社工作过,跟着别人念过“商业一枝花,银行……税务干恶霸,粮食胖娃娃”的顺口溜,以状这些无产阶级专政农村人才的风采。我在疑惑,这个1969年没有能走进洞房的“结婚”女,“男人”又不爱他,还在等这个“男人”吗?中间有些什么原因…… 下午,送伍德的骨灰回石头寨。 伍德有个弟,怕只有十三四岁吧?他哪里见过这样的阵仗?怕,不敢捧盒子。父亲、叔叔也不适宜,漂亮的堂妹更不合适,只好等工学院的大哥来捧了。 到了安庄坡,开车的师傅将车开到黄果树,要带我去看瀑布,而后再回安庄坡,再拐进石头寨。 我将伍德的骨灰盒放到村口的土坛上,土坛有四五十公分高,紧挨着伍德父母和叔叔的房子,土坛是村民聚会或开会的地方。伍德家的房子四列三间。面向大门,右侧一半住叔叔伍登棉,左侧是伍德的爸妈,中堂共用。虽然是木柱头,外墙全是片石垒砌的,片石间没有砂浆粘合,干砌。 叔叔伍登棉拿来一瓶酒,给我倒了半碗。在遵义就很熟了,他和伍德的父亲是为签署医疗协议到遵义的。在我家进出头十天,当然熟了。 伍德家的屋子很黑,尽管是白天,难见亮光。我朝后壁一看,石墙壁有缝隙,通过缝隙能看到屋后的河滩。我的皮肤一下子紧起来——既然有空隙,老鼠就能钻进来。老鼠能钻进来,老蛇也能进来。不敢想象,他家里是否经常有老蛇光顾,爬到床上去追赶老鼠? 再看屋面,薄石板虽然薄,但很重,将细细的檩条压得向下弯曲,就要断了的样子。 这间房子,一半是锅台,锅台后面是伍德爸妈的床。与父母的床顶着是伍德十四五岁的弟弟的床。伍德回家可以跟弟弟挤在一起了。我不禁又有了疑惑:父母们要为儿子娶媳妇,媳妇的新房该在哪? 哪怕是三天,也该有个新房呀! 伍德的叔叔家就更难安排了。他家有姑娘,有儿子。姑娘上过1975年的贵州挂历,大约十五六岁。照相的地点就是伍德家屋后河滩,背景是七孔石桥,再后是十分巍峨高大的高山,画面只余下青色了。我家刚好有一本,挂在土墙上。伍德到我家后就盯着挂历看,后来他说,漂亮的那个是他的堂妹。 这是一个贫困得不能再贫困的家呀!我不敢想象他家吃什么,饿不饿饭……肯定不是“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这样的人家,是绝对不敢“放屁”的。 我这才明白,一个农民,高攀上吃皇粮者的那份荣耀,以及对解除贫困的那份期盼。这或许就是“翻身农民”的父母给儿子订亲的算计吧。 伍德家的房子就在河边,水面距屋子地坪不到一米,水道直冲土坛。好在河面宽阔,就在屋后还有一道跌水,洪水来时溢洪很快,一般不会淹没屋子,但若遇到特大洪水路过,难免会在他家的堂屋里捡到鱼了。我这才知道伍德所说“能在牛圈里捡到鱼”,不是骗人之说。
硗田不出壮苗
寒门难出贵子,硗田不出壮苗,已是铁定规律。伍德能从石头寨那个旮旯考进贵州工学院,所赖的是先天的聪明与后天的勤奋,非常不容易了,却又染病而殇,老天爷不公道啊! 关于二尖瓣狭窄,网络说,几乎都是由风湿引起。若在初发病时予以治疗,最好能用点抗生素,就不会恶化成二尖瓣狭窄病。伍德家父母是道地的农民,“翻身”了十多年,仍然一贫如洗,哪里有余钱看病?农民有病,多是采取拖、赖,除非病危一般不会看医生的。伍德的病,应该是从小染上的。 若伍德身体健康,定是厂里的技术骨干,像我一样成为教授、高级工程师,为厂的发展、为国家的发展,作出更多贡献。可是……
2020/06/20 于遵义 —————————————————————————————————— 【生逢乱世】
一个女中学生在步行串联中的“红色旅游”
丘振坤提供 徐小青整理
去年,赴远地朋友丘振坤女士家探访,偶然发现当年还是一名中学生红卫兵的丘振坤有一本关于1967年初的“长征”(步行串联)笔记,记录了她在“长征”途中参观江西、福建等红色革命旧址的经过,颇感有趣。为此特请丘女士回忆了那一次“红色旅游”中的一些见闻印象,现一并整理、摘录如下。她说本来还有一本更具体的“长征”行程日记,可惜已丢失。 丘振坤,女,1951年出生,1966年文革开始时为南昌一中初二学生红卫兵,因平时见父母关系不好,她同情母亲而不满父亲,便写了批评父亲的大字报,送到父亲任教的高校。之后在一次班级政治学习讨论时,她对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表达了自己的理解,被革命同学说成是为地主阶级辩护,在班级遭批判,遂产生了抵触和迷茫。再后来她参加了红卫兵大串联,赶上1966年11月26日毛泽东的最后一次接见红卫兵。不久,中央发出停止乘火车大串联的通知,倡导红卫兵步行串联,并且必须从原籍出发。丘振坤回到南昌,决定长途步行串联,学习红军走二万五千里长征路。她向往走出家庭学校,自由自在,挑战自我。听说有些人趁大串联之机,四处游山玩水,吃喝玩乐,一点没有革命精神,她很瞧不起这类人。 丘振坤与父母一番抗争,要到了钱(学校只发一个月13元的经费显然不够)。1966年12上旬,跟随一群大学生(父亲的学生)从南昌出发,计划先走到瑞金再向北,因为当年红军长征就是从瑞金出发的。江西是中共革命老根据地,但见全国各地前来参拜的红卫兵长征队络绎不绝,大家都相互鼓励,相互比试,支支队伍打着红旗,人人背着背包,精神抖擞,一往无前。 不料第一天在雨中行走,丘振坤的脚上就磨出了水泡,她忍着疼痛,坚持走到红卫兵接待站,简单处理之后,第二天继续走。后来的日子行走速度愈来愈慢,大学生们只好来回照顾她,她被大家背过,抬过,完全拖了队伍的后腿。又听说当地流行脑膜炎,见许多北方学生,大量吃大蒜来预防。丘振坤跟着队伍第十一天勉强拖到南丰,大学生们开会,一致决定将她送回去。于是一清早她还没起床,就被大学生们用被子裹起来捆住,送上长途汽车放到最后一排,她听到大学生们吩咐司机不能解开被子,就是上厕所也不能解开,以防她逃脱……就这样到了南昌,她瘸着腿回家。父母很吃惊也有些高兴。 然而,丘振坤瞒着父母又谋划着她的“长征”了。半个月后,脚泡痊愈,她与邻居一位初中女生、一位大一男生三人结伴同行,“全副武装”又上路了。她在随身携带的这个日记本扉页上,题了两首小诗;
我们不怕远征难 铁骨红心虎豹胆 翻山越岭平常事 爬山涉水何足奇
汗水再洒红军路 方知今日来得难 勇跟前辈闹革命 永保壮丽好河山
十天左右于1967年1月25日到达南丰县境内,开始参观访问有关革命旧址等等。他们先后瞻仰了南丰革命烈士纪念碑;访问了鄱阳敬老院,听老人讲苏区国共内战时期的血腥故事;参观了毛主席住过的新安村旧址。丘振坤当天的日记中记载:
一九六七年元月25日清晨去南丰革命烈士墓去参观。 我攀上了烈士墓的山坡上,革命烈士纪念碑就昂然屹立在我的面前。 这个碑,南北两面写着“革命烈士纪念碑”,东西两面写着“永生不朽”四个大字。整个碑是方形的,南北是12步(大约7米到7.2米),东西面各长10步。碑是用红砂石堆砌成的,形状有点像人民英雄纪念碑,但比那小多了。在碑的对面山坡上是烈士墓。来到烈士墓前,我望着那一堆堆的坟墓,心里不由得激动起来,特别是当我来到张化成烈士墓前时,更是异常激动,热泪盈眶,我不由得唱起了一首歌:在那波浪滔滔的赣江旁,有方志敏同志战斗过的山岗,在那白雪皑皑的森林里,有杨靖宇将军住过的茅草房,多少先烈,多少红色的战士,忠于革命终于党,为了人民永远的幸福,他们的热血洒在革命的大路上……我一遍一遍地唱着,心里很不平静,我暗暗发誓:烈士们,你们安息吧,你们的事业我们一定要完成!为了更好地不辜负你们对我们的期望,我们要踏着你们的步伐,学习你们的精神,将你们的品质千秋万代地传下去,放心吧!先烈们,我们一定会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将革命进行到底! 过了烈士墓,有个烈士坊,上面写着“浩气长存”,坊前又有个亭,叫做革命烈士亭。
访问鄱阳敬老院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五日 我们来到鄱阳,住在敬老院。晚上我们就访问了敬老院的一个老婆婆,她叫李什么名字我记不清楚了。下面就是她的故事。 一九三六年,李婆婆二十岁的时候,那时正是国民党反动派叛变,对根据地进行血腥屠杀的时候,驻南丰、广昌一带的反动武装对苏区人民真是恨之入骨,见人就杀,见房就烧,他们说:“鄱阳人红骨红地也红三寸,三岁的细伢子也不能放过。”因此,只要一听到谁是老苏区的人,就全要杀掉……(略) 在鄱阳敬老院,我们还访问了一个老游击队长,他教我们唱了两支当年流传的山歌: 一、当兵就要当红军 当兵就要当红军,处处工农来欢迎。官长士兵都一样,没有人来压迫人。 当兵就要当红军,帮助工农打敌人。资产阶级和地主,斗他一个不留情。 当兵就要当红军,队伍下来不少兵。未作工来有工作,未耕田来有田耕。 当兵就要当红军,冲锋杀敌好威名。消灭反动国民党,明天革命快翻身。 二、红军纪律歌 红军纪律最严明,爱护老百姓,到处受欢迎。 公买卖,不强人,保护小商人。 讲话要和气,开口不骂人。 无产阶级世界革命最后必成功。 出发要爱用,样样要记清, 捆禾草,上门板,房子要扫干净。 借碗要送还,打破要赔钱。 夜晚做工事,不可起恶心。
离开南丰,他们步行两天后到了广昌,丘振坤决定与同伴分手独行。
参观新安村 时间: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七日中午 项目:毛主席办公室毛主席所挖防空洞 地点:离新安公社二里的新安村 来到新安老苏区,处处都受到了苏区人民的热情接待,无论是大人或是小孩,见了我们的面总是笑嘻嘻的,带领我们去参观毛主席以前在新安办公的办公室和毛主席带领红军战士们挖的防空洞。 首先我们参观了办公室,这是一间很小的木板房间,里面只有一尺见方、摆了一张破毯子,房间外面是一间堂屋,正中放了一张粗糙的桌子,据说当时中央首长开会时就在这里,多么简朴啊!可见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在那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保持了多么艰苦朴素的革命风格啊!我们激动地在语录卡上写下“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然后放在桌子上和床上,然后念念不舍地离开了这简单的房子。 有几个放牛娃又带我们来到了毛主席当年带领工农红军为防备敌人空袭所挖的防空(略)。 另一老游击队员和他的妻子,非常喜欢唱歌,教了我们几支,仅记住了一首: 革命暴动歌 我们工农当红军,阶级要认清,消灭剥削者,军阀地主和劣绅。 我是那工农兵,打到全世界,努力奋斗向前进,一定打倒反革命。 一切反动派都打倒,无产阶级得解放,工农兵得自由。 共产主义社会要成功,拥护苏维埃,联邦苏联共和军。
1月29日她同其他“长征队”的红卫兵一道,参观了位于广昌高虎脑大山上的高虎脑战役旧址和战役总指挥部,聆听当年红军情报员、61岁的丘顺生介绍这场红军反围剿中的激烈战役。
参观高虎脑战略旧址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九日 中午 地点:高虎脑大山上 介绍人:当年红军的情报员丘顺生 61岁 我们一行几个步行队来到了高虎脑,由我当翻译(整理者注:江西土话翻译成普通话),访问参观就开始了。我们首先爬到高虎脑大山上,在山上坐了一个大圈,邀请一个老红军坐在当中,他向我们叙述了当年如火如荼的战斗情形—— 高虎脑战役呀,是个了不起的大战役,当时南丰那边都是白匪的天下,这边才是我们的天下,因此这一仗也就是捍卫红色故都的一仗。 毛主席是1934年六月下旬来到这里的,他老人家要亲自指挥这一次战斗。 为了打好这次战役,我们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事先广大民兵和群众在大山脑挖了一道道作战的战壕,在每道战壕前都摆下了地雷阵和竹阵,竹阵在地雷的前头,如果敌军往前冲时,必定会被尖尖的竹子插破脚心,即便冲了过来,我们的地雷就更不讲客气了,就是要他们的命! 这次战役是从七月六日开始的,攻打大山脑到24日止。主要部队是林彪副统帅亲自领导的一、三、五兵团和彭德怀的两个师以及高虎脑地区的广大乡亲们,而敌人却派来了以我们七倍的兵力,团团包围了高虎脑……(略) 敌人气极,又拼命围攻了高虎脑,我军同样采用了威力无穷的地雷战和竹尖阵,迫使敌人死伤甚重,进攻不得一寸土地。后因国内形势急骤地变化,毛主席发出了北上抗日的伟大号召,因此决定高虎脑战役拖长时间,掩护我军团撤退出发去长征,其它部队都撤,只剩下林彪同志带领部分同志驻守在这里,后毛主席在瑞金拍电报来这里,要求部队撤退,林彪同志当时考虑伤员很多,决定暂时撤退一部分人。在撤走一部分人的情况下,并不影响战役,我们照样和敌人打……(略) ……后来正规部队都要撤退北上了,就留下游击队拖住敌人。当时国民党用无线电探听到我军要撤退了,就轻视游击队,认为不日可消灭了。谁知我英勇的游击队在毛主席“组织起来”的伟大号召下,坚持游击战争,打得敌人晕头转向,整整拖了他们一个星期之久。我们全都是自己做的土炮。后又撤到大山里面去了。敌人攻进了贯桥村,发疯似的屠杀老百姓……(略) 以后在漫长的日子里,我们吃尽了人间的苦头,好容易才盼到全国解放,把该死的蒋匪帮打了个稀巴烂,才能建设我们伟大的祖国。 毛主席万岁!
丘振坤当年记录的有关高虎脑战役那些解说词,充满了文革时期的特色:一切革命历史只能歌颂毛泽东。笔者查到的有关史料和历史记述中,高虎脑战役只有彭德怀部队参战,没有出现毛泽东和林彪的名字。而那位“老红军”所讲恰恰相反,想来这应是当时有关方面进行过“培训辅导”的说辞。 丘振坤继续步行,途经当年的苏区摇篮宁都、石城县,四天后走到瑞金境内,2月3日—4日她参观了瑞金叶坪革命根据地的多处景点: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旧址,红军烈士纪念塔、纪念亭、纪念馆,红军检阅台,红军桥,银行金库,瑞金革命烈士纪念馆等等,还访问了叶坪敬老院。 此时中央又发出通知,红卫兵步行串联也停止了,要求步行途中的红卫兵在五百公里内的仍然步行回原地,不得使用交通工具。丘振坤在瑞金参观时再遇两位同伴,同伴希望大家一道回去,但丘振坤不愿回去,感到中央说话不算数。 2月5日,丘振坤参观了瑞金境内的革命遗址:位于县城的革命纪念馆,著名的沙洲坝红井(毛主席带领乡亲们挖的水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大礼堂。 丘振坤继续一个人“长征”。这时沿途的县区公社、生产队的红卫兵接待站还没有完全撤销,接待站提供食宿,虽然伙食几乎全是米饭和清水煮白萝卜,很倒胃口,但令人高兴的是,在接待站可以拿到人工手绘的周边公路地图。她按地图计划了五百公里以内的路线…… 2月6日一大早,丘振坤离开瑞金,往东向福建,那里有着多处红色革命纪念地。这一天她紧走快赶步行了一百多里,一路翻山越岭,沙路打滑,找一根棍子撑着都撑断了。盘山道上偶尔有汽车经过,好心的司机停下来让她搭车,对她说:你不能走了,天黑了会有老虎……她没有手电筒,有点害怕,但她谢绝搭车,仍然咬牙往前走,直到天黑下坡时才看到山下的灯光。在寒冷、饥饿和恐惧中,丘振坤终于走到福建长汀县接待站。2月7日她参观了长汀革命纪念馆和位于长汀县外一座山上的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斗争作战地。当天下午即离开长汀向东南行,目标是著名的古田会议旧址。 2月8日是农历新年除夕,在那个轰轰烈烈的革命年头,一切传统习俗都随着“破四旧,立四新”被淡化、抹杀,提倡“移风易俗”过革命化春节,城市工人多不放假,农村也没有节日气氛。这天丘振坤终于来到了龙岩市上杭县古田镇,古田会议旧址就坐落在这里。会议旧址显得破旧阴暗,后面是森森的山林,她有些失望,匆匆参观,随即离开,选择新的路线往西再折回江西,目标是红色革命根据地兴国、井冈山。2月11日,她再经瑞金境内,参观了位于瑞金西南部、号称红军长征第一山——云石山和梅坑毛主席办公室。 之后丘振坤走了两天,经过于都县到达兴国境内。2月14日—16日,她参观了燕子窝会议旧址,长冈列宁小学,兴国革命烈士纪念馆,鸡心岭当年毛主席作报告的地方,红军检阅台,毛主席主办青年干部训练班的旧址文昌宫。在上龙参观了当年的红军营房,那是一个巨大的天然山洞。
参观检阅台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四日 红军检阅台于一九三三年五月兴成的,那时兴国人民积极响应中华苏维埃临时政府提出的“扩大铁的红军”的号召,仅以七天时间,全县动员组织了一支拥有五千五百多人的人民革命武装——兴国模范师开赴前线。出发前在这里检阅。 继模范师之后,同年六、七月间又组织了少共国际师、工人师,也是在这里检阅,开往前方。少共国际师有三千人,工人师有二千人。 ………… 在我们参观检阅台时,遇到了一个老革命战士谢世珍,他今年79岁,革命时期他做了三年乡苏维埃主席,于1930年入党,在前段时间召开的燕子窝会议时,谢老也参加了。 谢老告诉我们,当时的少共国际师一般都是18—24岁的青年,工人师一般是30—40岁左右的成年人。当时的男人们上前线打敌人,后方的生产全由妇女一手包办起来。 他还告诉我们,现兴国城外这周围的村庄里,第一次革命战争时期留下的一等功臣两个,其中一个是瞎子;一个双腿失去,现已安了橡皮脚,现住江背。二等功臣90余个,三等功臣3700余个,烈属有6000余人。真不愧是老苏区。 现任中央局内务部长曾三,曾经常住谢老家里,有一段时间还住了相当长,那是1930年11月—1932年。1964年也来过这里。 接着我们询问了他关于“在‘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指导下的肃反运动”是什么意思时,他告诉我们,1930年10月份时,当时的“左”倾机会主义分子李立三领导了一场肃反运动,口说是肃反,实际是肃知识分子革命者。他说:革命要靠工农,不能靠知识分子,知识分子都是些假革命,不是真革命的。在这种错误思想的指导下,把当时党内的18个知识分子出生的干部都杀了。被杀的同志中有相当一部分都是兴国党组织的创始人与革命先驱者。
参观上龙红军营房 时间: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六日 地点:距兴国县城五十里地,往西的一个村 在几个牧童的带领下,我参观了上龙的红军营房。营房真大呀,起码能容下几千人,整个营房实际就是一座石头山,当时红军驻扎在上龙的时候就在这里,他们在里面上课、宿营、吃饭。有时候敌人打来时,他们又空出来叫老乡住进去,然后关好铁门,使得敌人怎么打也打不进,炸又炸不开铁门。瞅准机会,我红军战士又摸出“营房”狠狠地打敌人一顿,因此这个山洞起了不少的作用。据说以前还是个什么有钱人孩子念书必须到这里发誓的地方呢。
2月16日下午,丘振坤从兴国经遂川走向井冈山,整整走了三天,一路非常艰苦,接待站伙食太差,路上也见不到任何供销社,买不到吃的东西,只好挨饿。倘若遇接待站设在生产队还好,队长一般会安排到农民家里吃饭,交一毛钱伙食费,吃得比接待站要好,至少有咸菜下白饭。正是隆冬时节,住处异常潮湿阴冷,关节炎痛得她睡不着……还记得有一次,一条茅草小路非常难走,她走进村里找到农民家吃饭,那位农妇直劝她留下来,说他弟弟从部队探亲回来了……丘振坤感觉不安,马上离开,结果发现进来的茅草路已被水淹没!情急之下,那位回家探亲的解放军过来了,帮助她走出了茅草路。 2月19日下午,丘振坤终于到达井冈山境内,好不容易找到接待站,却见接待站人员正在准备撤回南昌,有位女工作人员勉强安排她住下,让她准备跟车回南昌,但丘振坤哪里肯回,还没参观井冈山呢!于是她在凌晨起身逃跑了。(1969年底,已被学校分配到九江监狱工厂工作的丘振坤,偶然碰到这位女工作人员,她认出丘振坤后非常感慨,说当年丘振坤偷跑之后,他们工作人员四处寻找……) 摆脱了被送回去的危险,丘振坤于2月20日—23日参观了井冈山周边的茅坪、茨坪等多处红色旧址和革命斗争纪念馆。如:毛主席的办公室八角楼,红军党政机关所在地,红军军械处,红军市场,红军医院,井冈山革命斗争纪念馆,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旧址,以及毛泽东当年挑粮的休息地等等。她最记得黄洋界地形十分险要,只有一条小路通往主峰的红军瞭望哨。
参观井冈山革命斗争纪念馆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日 因江西省委执行方志纯之流的黑指示,对抗毛主席,因此博物馆内颠倒黑白,肆意歪曲毛主席。我们英勇的红卫兵小将造了它的反,把一些反毛泽东思想的、反毛主席的黑物品黑展览砸了个稀巴烂,只留下好的一部分,以供以后好修改 因馆内搞得很乱,因此记录只能零星地说几笔也算对当时井冈山地区的革命斗争有点了解吧。以后等改好后再去参观一趟。 …………
参观大井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一日 由于时间仓促,加上一个人行走不便,故草草参观了一下,和一个老红军谈论许久。 大井毛主席把办公处设在一幢很大很宽阔的庭院内一角。以前这座院子是坚持战争时期的医院,内有中、西医部门,现还可见到一些药瓶、药捅、棉签等物。不过室内空空荡荡,其余什么也没有,真可恨那方志纯。其余屋前有一块毛主席看书时经常坐的大石头。
参观何树 时间: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二日 地点:快到黄洋界主峰 井冈山斗争时期,山上的粮食全靠宁冈等县供给。当年毛主席经常和井冈山军民一道到宁冈挑粮上山。这是我们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群众挑粮时休息的地方。现在树根旁边的那一段小道,就是毛泽东同志当年走过的羊肠小道。
参观大陇 时间: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二日 地点:离宁冈县城六、七里处公路上 首先,我参观了大陇毛主席办公室,但遗憾得很,只有几个房架和泥巴未改的几面墙,里面尽是些修建房子用的木头、泥巴,其它什么也没有。 怀着失望的心情出来,来到了大陇原红军市场参观。市场原来的架子还在,现在还有许多人在这里交流物品,还是一个很热闹的地方。 井冈山革命斗争年代里,由于井冈山的粮、油、盐、布匹、纸张都很困难,宁冈县是个边界地方,可与湖南经常交换物品,因此井冈山上的物资来源主要靠宁冈,通常运送物资粮食等东西都是从大陇这里往上运的,特别是大陇红军市场在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起了很大很大的作用。
参观龙江书院 时间: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三日 地点:宁冈中学 龙江书院是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红军所办。教导队上课旧址在这里,毛主席经常来红军教导队讲课,为革命亲手培养出了许多优秀的革命领导干部。现在那间当时上课用的教室还按旧模样摆设着。 龙江书院是封建地主阶级开办的,供富贵人家念书升官发财的地方,整个院充满了封建色彩,毛主席在这里开办红军教导队时,没到那一间华丽沉寂暗淡的书房上课,而是选择一个明亮的、只有三面墙的正厅里就地简陋地摆上几张课桌、一块黑板就上课了。整个办学充满了革命的勤俭节约精神,充分体现了红军办学的优良传统
离开井冈山后,丘振坤步行到永新县,参观了著名的三湾改编旧址。 2月25日,她到达莲花县,找到到坊楼公社,准备拜访61岁的传奇革命老人、老红军甘祖昌。村民们带她到甘祖昌的住处,她记得这是同普通农民一样的房屋,堂屋黑乎乎的。甘祖昌见了她,很吃惊地说:“怎么还有一个红卫兵?”因为其时所有串联都已停止,据说已经半个多月没有红卫兵光顾此地了。当甘祖昌知道她是一个人步行过来时,夸奖她说:“要是你生在红军长征时期,你就是一名红小鬼了!” 甘祖昌老人因为脑震荡后遗症不能多讲话,由他爱人向丘振坤介绍了甘祖昌不平凡经历:从二十年代参加革命到五十年代被授衔将军再到主动解甲归田……令丘振坤非常敬佩,认真记录下来!后来甘祖昌夫妇还留她在家吃了饭。丘振坤打算还要去韶山,甘祖昌说可以帮忙找车送她出去,丘振坤怕被送回家,急忙说自己到萍乡买火车票去韶山。 丘振坤告别了甘祖昌老人,又独自上路了,当她快走到萍乡车站时不幸被执行中央停止大串联通知的值勤人员抓到,直接塞进了驶向南昌的列车。 丘振坤的“长征”就这样结束了,她记得整个步行里程加起来大约是2800华里,离二万五千里还远着呢!
附: 丘振坤1967年“长征”途中参观红色纪念地日程
1月25日—29日到达南丰境内 1月25日参观南丰革命烈士纪念碑;访问鄱阳敬老院 1月27日参观新安村:毛主席办公室,毛主席挖的防空洞 1月29日参观高虎脑战役旧址和战略指挥部广场 1月31日—2月2日经宁都、石城到达瑞金,参观宁都起义指挥部旧址,反围剿纪念馆 2月3日—2月5日晚上在瑞金境内参观 叶坪:临时中央政府办公厅,毛主席办公室,红军烈士纪念亭,红军检阅台,红军烈士纪念塔,公略亭,博生堡,水圹,红军桥,银行金库,瑞金革命纪念馆。 沙洲坝:红井,毛主席办公室,中央大礼堂 2月6号翻山走一百余里到达福建长汀 2月7日参观长汀革命纪念馆;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斗争作战地(长汀县外一座山上) 2月8日参观古田会议旧址(福建上杭县) 2月8号—10日步行经上杭再入瑞金境内 2月11日参观云石山高围公社梅坑毛主席办公室(瑞金西南面) 2月12日—13日步行经于都县到达兴国 2月14日—16日在兴国县境内参观 列宁小学(长冈乡长冈大队),兴国革命烈士纪念馆,红军检阅台(县城外),兴国长冈乡燕子窝会议旧址(距长冈乡几里),毛主席种的两棵樟树,鸡心岭(毛主席召开群众大会旧址),文昌宫(毛主席主办青年干部训练班旧址),红军检阅台(城外),上龙红军营房(距兴国县城五十里地,往西的一个村)(整理者注:长冈乡燕子窝会议是什么会议,没有查到记载。) 2月16日—19日从兴国步行经遂川到达井冈山地区 2月20日—23日在井冈山周边参观 茨坪:毛主席办公室、红军党政机关所在地,红军军械处,红军公卖处,井冈山革命斗争纪念馆。 大井毛主席办公处,小井红军医院,何树(毛主席当年挑粮的休息地)。 黄洋界主峰红军瞭望哨。 步云山(毛泽东同志坐过的大石头,茅坪前五、六里)。参观龙目潭毛主席买娃娃鱼的地方(茅坪村前二里) 茅坪: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旧址,八角楼,茅坪村阶级展览馆 大陇红军市场(宁冈县城六、七里远处公路上) 龙市毛主席办公室(宁冈县城靠西那一半儿) 红军会师桥(龙市中心禾水经宁冈县的一条支流上),红军会师广场 龙江书院(宁冈中学内) 2月24日参观三湾改编旧址(永新县) 2月25日访问甘祖昌和他的爱人(莲花县坊楼公社甘祖昌家) 2月28日,步行去萍乡火车站,快到达时被抓送回南昌。
2020年7月 —————————————————————————————————— 【编读往来】
作者舒云对147期作一订正
《昨天》第147期中刊登的拙文《“九一三”事件后的大清洗》中,第40页“9月21日,空5军领导班子悉数被隔离审查,冯健(空5军副军长)……”一段,经冯键家属指出,特作以下订正: (1)姓名应为冯键,不是冯健; (2)冯键时任空五军第二政委,不是副军长; (3)冯键于1973年初患病至1978年1月去世,一直被监视住院。 1973年在南京军区总医院手术,被“确诊”为胰腺癌,之后的五年在杭州半山医院和上海455医院监视就医,在上海455医院期间又经过数次手术,直到1978年初去世。 (4)冯键之妻和子女都受到政治牵连。文中记述的时间、人物、情形都存在一些混淆,不再一一详述纠正。 对文章内容涉及到的亲历者及家属提出的指正,作者都十分欢迎并感谢!
读者“不平”谈与柳栋(柳冬)的交往
海外读者“不平”读到《昨天》156期〖纪念柳栋(柳冬)专辑〗后来信: 得知柳栋先生已经作古,而且是以如此惨烈的方式,不胜感叹。我和柳栋有些交往,可以算是笔友了。 我们的交往起源于柳栋在《共识网》发表的《林豆豆的“原罪”与“救赎”》(2015/9/17)和遇罗锦女士在《共识网》发表的《辛勤的耕耘者 ——再读柳栋》(2015/9/25)。随后我在柳栋的网站上留言,与他建立了联系。 2015/10/8柳栋来信:不平先生好! 因着手写有关林彪一案的第四篇文章(剖析林立果与“五七一”,感到是难度最大的一篇),加上忙于照顾年近九十的老母,故而未能及时拜读君之大作。待完成此稿,定会阅之。也可短信联系。请把你的短信号发来。遥握共励! 我回信附上旧著《挑战毛泽东》电子文本,及《共识网》发表文章的索引,请柳栋有空、感兴趣时随便看看。 此后我与柳栋在通信中对林彪研究中的一些逻辑概念进行了讨论,认为如果连基本的逻辑都搞不清,何以谈得上研究。 在2015/11/24 柳栋给我的邮件中说:在系列文章的最后一篇,将会正面地解构“拥林派”的几大致命弱点。慢慢来。遥握问安! 2016/1/21我在邮件中对柳栋文中提出林彪等人尸骨应“迁坟归葬”表示异议,认为过去人以安葬八宝山为荣,现在也不稀罕了。有人愿意葬大海,有人愿意洒江河。焉知林彪不是自己要葬在温都尔汗呢?不如在当地建一坟,树一碑,挂一联,曰:爱国者以死击毛,大英雄四海为家。若能成为旅游胜地,也算是为国际主义作点贡献。 柳栋当即回复:多谢斧正。对联很棒! 随后我发去一篇文稿,柳栋2016/3/11回复:大作拜读,相当痛快。当今中国文革妖风又四处鼓动,我辈当尽绵薄之力,力降妖风。 他信中提到,有关林彪系列文章完成后,想在海外寻找出版机会。先生身居海外,是否熟知这方面的出版社?若有,请提供联系方式。 我回信谈到所知情况,明确告知:估计较难。几家有名的出版社大概也要付费的(对销路不好的书都是这样)。另一类小出版社完全自费,销路奇差,只能算是出点钱,买点书回来送送人自娱。 2016/6/26 柳栋来信告诉我:下一步准备撰写有关毛泽东与斯大林的系列文章。难度似乎更大些。谈到出版难的问题,他说:不行的话,就发在共识网上。慢慢打开局面。 2016/9/16柳栋来信中说:近来已经很少进入共识网。我的网页也已经被抹去。现在是全面收紧,所以本人的东西他们也难以刊出。 其后一直没有联系,直到去年(2019),我的几本书出版,给柳栋去信告之:我的朋友有想法,把柳栋与其他几位的一些文章结集出版。 2019/6/21柳栋来信:看到朋友如此勤奋的书写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深为感佩!在这一点上,我们是心脉相通的。 他又提到正在筹备海外出书一事:“当然,身在天朝,书是难以寄到我手中的。那再另想办法。” 2019/6/26 柳栋来信中悲叹:共识网的被封太可惜! 2019/6/27 柳栋来信说:可能是5月份吧,又发了我的《毛泽东的曹操情结》(这也是一个系列文章。其中的第2篇与“冷评林彪”系列有点相似),但因形势缘故,我让他们不再发了。留待将来全部完稿后结集出版。 从他的网页被抹去到他想通过在其网上发表文章慢慢打开局面的共识网被封,三年间噩耗频传。如今,又是一年过去了,原本是大洋相隔,如今是天人相隔。柳先生才气甚高,又兼勤奋,所见与我多有相合。原来想有机会回国的时候能够抽时间前去拜访,如今只能望洋了。
代发启事
本人(“不平”)已出版《挑战毛泽东》、《文革孽文》(上、下册)、《文革英烈》(上、中、下)等书。目前正在编写《文革中公民抗争的原始记录》,力图为历史留下文革中民众奋起反抗浩劫的民间档案。如果有当年的判决书、审讯记录、申诉书及相关的信件、日记、笔记等文字资料(影印件更佳)并愿意提供编入书中,本人表示不胜感谢。资料可通过《昨天》转交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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