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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昨 天》第一六〇期
帖子发表于 : 周六 10月 10, 2020 8:31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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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 天》第一六〇期

抢救文革回忆 积累文革资料 交流相关信息 促进文革研究

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20年9月30日第160期


本期目录

热点研究

冯锡刚 读《毛泽东年谱(1949-1976)》札记三则

浩劫墓碑

不 平 军队里的文革英烈王笃良

昨日心迹

李正权 革命年代的畸形精神产品——重读我的知青日记

生逢乱世

梁作隆 回忆文革中的政治流亡
鞠 甲 我父亲与他的师友徐璋本、王明贞、黄万里的前尘往事
张再兴 同学伍德之殇
丘振坤提供 徐小青整理 一个女中学生在步行串联中的“红色旅游”

编读往来

作者舒云对147期作一订正 读者“不平”谈与柳栋(柳冬)的交往

代发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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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研究】

读《毛泽东年谱(1949-1976)》札记三则

冯锡刚

毛泽东何以“一夜无眠”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点名批判北京市副市长、历史学家吴晗。这篇万言檄文的结尾部分有这样一段点睛之笔:“大家知道,1961年,正是我国因为连续三年自然灾害而遇到暂时的经济困难的时候,在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一再发动反华高潮的情况下,牛鬼蛇神们刮过一阵‘单干风’、‘翻案风’。他们鼓吹什么单干的优越性,要求恢复个体经济,要求‘退田’,就是要拆掉人民公社的台,恢复地主富农的罪恶统治。那些在旧社会中为劳动人民制造了无数冤狱的帝国主义者和地富反坏右,他们失掉了制造冤狱的权力,他们觉得被打倒是冤枉的,大肆叫嚣什么‘平冤狱’,他们希望有那么一个代表他们利益的人物出来,同无产阶级专政对抗,为他们抱不平,为他们翻案,使他们再上台执政。‘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的,它必然要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用这种或者那种形式反映出来,在这位或者那位作家的笔下反映出来,而不管这位作家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海瑞罢官》就是这种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的反映。”
面对这近乎置人于死地的构陷,吴晗立即作出强烈反应。11月14日,吴晗对《光明日报》记者说了这样一番话:

姚文元说我的《海瑞罢官》作品产生于1961年“刮风”的时候,这是错了。我的《论海瑞》发表于1959年9月21日的《人民日报》上。《海瑞罢官》是1960年写的,我没有那么大的本领预见到1961年要“刮风”。我不准备写答辩文章,正在给市委写个报告,直接送给彭真同志,只要领导了解就行了。姚文元这样批评我,我不怕。不过我觉得,这样牵强附会的批评,乱扣帽子,这种风气很不好。谁还敢写东西?!谁还敢谈历史?!

这篇访谈迅即刊登在《光明日报》总编室11月15日编印的《情况简编》第362期上。密切关注姚文发表后各方动向的毛泽东,时在上海,读了这篇访谈之后,写下这样一段批语:

我都已看过。一夜无眠。这些都送江青一阅。看后,着人送杭州。

何以这样一篇访谈,竟使运筹帷幄、指挥若定的毛泽东“一夜无眠”?以笔者的揣测,面对吴晗十分有力的驳诘,确实难以直面回答。是啊,写于1961年之前的作品,如何能预料(影射)1961年之后发生的事件呢?(12月下旬,在巨大的压力之下,吴晗被迫写《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也只是不得不就“客观效果”而言,坚守绝无主观动机的底线。)
显然,如果不能从政治上“坐实”《海瑞罢官》影射现实的话,这将陷于极大的被动。
人们要问,江青组织张春桥、姚文元撰写这篇批《海瑞罢官》的文章,毛泽东事前究竟是否与闻?对此,学界颇多争议。毛本人对此则有自相矛盾的说法。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有以下两则记载——
1967年2月3日,在会见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卡博、巴卢库等人时,毛说:

前年11月对一个历史学家吴晗发表一篇批判文章,这篇文章在北京写不行,不能组织班子,只好到上海找姚文元他们搞了一个班子,写出这篇文章。开头写我也不知道,是江青他们搞的。文章写好了交给我看,说这篇文章只能给你一个人看,周恩来、康生这些人也不能看,因为要给他们看,就得给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陆定一这些人看,而刘、邓这些人是反对这篇文章的。

同年5月,在会见一个外国军事代表团时,毛又这样说:

当时我建议江青同志,组织一下,写文章批判《海瑞罢官》,但就是在这个红色城市,无能为力,无奈,只好到上海去组织。最后文章写好了,我看了三遍,认为基本可以,让江青同志拿回去发表。

江青于1967年4月中旬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发表长篇讲话,此前,毛泽东两次审改讲话稿,删去“是主席亲自在那里领导(写评《海瑞罢官》、评‘三家村’这样的文章)的嘛”,保留了“因为主席允许,我才敢于去组织这篇文章,对外保密,保密了七、八个月,改了不知多少次”这样的说法。
以毛泽东的精细和审慎,深知初战的战略意义。笔者以为,“最后文章写好了,我看了三遍,认为基本可以,让江青同志拿回去发表”的说法,接近于事件的真相。如将“开头写我也不知道,是江青他们搞的”理解为“开头怎么写我也不知道,是江青他们搞的”,则与后来的说法不致太过抵牾。考虑到两次会见外宾谈话时,林彪、周恩来等人均在场,毛不至于公然作假。因此,姚文结尾的点睛之笔也就是毛泽东所要表达的意思。这种意向,从毛泽东1966年8月为打倒刘少奇而写出“我的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即可见出端倪,其中据以入罪的,除了当下“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等问题(后来称之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是“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江青在文革之初说,毛泽东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憋了一口气”。这足以见出毛泽东对所谓刘少奇刮起的“单干风”、“黑暗风”一时无从反击的憋屈;更有甚者,彭真竟公然叫板,要毛作自我批评。
由此可见,毛的注意力主要不在早已被整肃的彭德怀,而是大权在握的刘少奇、彭真。
然而“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海瑞罢官》写于1961年之前,无法“坐实”影射1961年之后发生的事件。“看了三遍”,怎么就没有察觉这个难以自圆其说的大疏漏呢?这才使毛泽东“一夜无眠”。
但是,开弓没有回头箭。以吴晗与彭真的关系,以彭真与刘少奇的关系,《海瑞罢官》成为文革祭坛上的牺牲已无从改变。(周恩来洞若观火,后来对江青说,“一个吴晗挖出来以后就是一堆啊”。)思忖再三,这就有了“要害”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召见陈伯达、胡绳、田家英、艾思奇、关锋,纵论文史哲,议及历史批判,说了这样一番话:

戚本禹的文章(指发表在《红旗》杂志1965年第13期上的《为革命而研究历史》,该文不点名地批判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也很好,点了名,对戏剧界、史学界、哲学界震动很大,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其实,以“罢官”入罪还真不是毛泽东的“专利”。
还在1962年八九月间的北戴河会议和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期间,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康生以“反党小说”《刘志丹》诬陷习仲勋。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当年庐山会议批彭的干将之一)随即以《海瑞罢官》“借古讽今”,与1959年的庐山会议有关进谗。
1963年冬,毛泽东到上海,柯庆施又以电影《怒潮》(取材于彭德怀当年领导的平江起义)及其作者的近期活动,向毛呈报一份关于有人密谋酝酿联名上书党中央,要求为彭德怀平反的情报。因无确据,毛泽东审时度势,遂将此事搁置。
1964年,康生在毛泽东关于文艺的“两个批示”下达后,不失时机地进言,认为《海瑞罢官》与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有关,是要为彭翻案。毛泽东在这年9月批转了39个供批判的材料,其中包括《海瑞罢官》,但对以“罢官”影射1959年的庐山会议之说,仍未明确表态。
1965年9月下旬,毛泽东约见彭德怀,刘少奇、邓小平、彭真在座。毛告知彭出任三线建设总指挥部副总指挥(总指挥是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当年庐山会议批彭的另一名干将),并要刘、邓召集西南局有关人员开会,布置落实。联系到几乎同时将“彭黄反党集团”的二号人物黄克诚发配到山西,毛泽东此举确有为京畿安全计(此后不久,即命周恩来组织成立以叶剑英为组长的“保卫首都安全小组”),但考量的重心还是防范重权在握的刘少奇一干人(纵观姚文全篇,并无一处提示1959年庐山会议)。
因此,权衡再三,面对吴晗的驳诘,只能以“要害是‘罢官’”作为补救了。这样的补救,至少在文本上是可以“自圆其说”的。更何况以此入罪,彭真必不以为然,那就正好成为“抵制”和“抗拒”的绝好证据。
因此,在与陈伯达等人谈话的次日,12月22日,毛泽东召见彭真、康生等谈话,再次谈到吴晗的《海瑞罢官》要害是“罢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不出所料,彭真立即禀报:根据调查,没有发现吴晗同彭德怀有什么组织联系,吴晗不是政治问题。
连续两天谈“要害”,因其对象的不同而具不同的用意。前者,显然是要让正在受到信用的部属,在“要害是‘罢官’”上做文章,进一步制造舆论。果不其然,关锋等人很快写出《〈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两棵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戚本禹写出《〈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在“要害是‘罢官’”上大做文章。后者,自然是测试和坐实。彭真的反应如此强硬,恐怕多少出乎毛的意外。于是在23日,毛再次约彭谈话,明确“吴晗的问题两个月后作政治结论”。
彭真秉持“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信念,并不退却,采取应对措施,在1966年2月初主持召开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会议,会后根据讨论情况,写成《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草案)》(即《二月提纲》),经中央常委讨论通过,并在向毛泽东汇报请示后,作为中央文件下发,力图使批判《海瑞罢官》成为一场学术讨论。
毛泽东焉能不察其用意,3月底几次与康生、张春桥、江青等谈话,指斥“北京市委、中宣部包庇坏人,要解散”。以《二月提纲》为矢的,毛泽东让陈伯达主持起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在5月16日通过后,又称《五一六通知》,史称“文革的纲领性文件”)。在5月间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彭真连同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被撤销一切职务,正式立案审查(《解放军报》社论称之为“四家店”)。毛泽东在《五一六通知》中增写的关于“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的文字,为文革的既定目标作了指示。一年后,“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的口号响彻神州大地,制造了中共历史上最大的冤案。
毛泽东当年“一夜无眠”,已经成为历史的一个小小的插曲。然而,后人研读这段历史,是可以悟出一些教训来的。有人提倡“政治伦理道德”,也许是不谙政治(尤其是中国政治)的理想主义(说得直白点,就是“书生气”),但确是世人对政治文明的真切向往和期盼。

2014年9月

《毛泽东年谱》中陶铸的文革遭遇

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毛泽东年谱(1949-1976)》,卷帙浩繁,以写作的需要,笔者特别留意文革期间陶铸的遭际,故本文所引用的相关内容,基本限于《毛泽东年谱》第六卷(1966.10—1976.9),并由此引发对编写年谱一类问题的思考。
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五一六通知》,文革正式开场。会议在决定撤销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党内职务的同时,“调陶铸同志担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并兼任中央宣传部部长”。显然,陶铸顶了彭真和陆定一的空缺。陶以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的地方大员担当中枢要职,出于总书记邓小平的举荐,得到毛泽东的认可。在两个半月之后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在写出决意更换接班人的《炮打司令部》大字报的次日,8月6日,“调整了政治局常委的排列名次,把原列第七位的陶铸提到周恩来之后、陈伯达之前的第四位”。(以上引号中的文字均出自《毛泽东年谱》第五卷。)8月12日,经全会选举,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排序为: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
笔者曾在一篇文章里说到,陶铸以中央委员擢升为中央常委,是地地道道的连升三级。其实八届十一中全会同时升起两颗政治明星,只是林彪取代刘少奇成为接班人太过耀眼,以致遮蔽了陶铸几与周恩来比肩的光芒。
然而好景不常。陶铸秘书回忆,在10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已感觉到陶铸左右为难,处境不妙”。一位省委书记居然当着旁人的面直言“伴君如伴虎”,要陶铸谨慎从事。这些内情局外人自然难以知晓,在世人看来,陶铸依然风头健劲。
但是到了11月底,江青在首都文艺界大会上发表讲话,引起人们的震动。笔者至今记忆犹新,读到发表在《人民日报》上报道这篇讲话的新闻通稿时,正在大串联的途中。笔者与同班同学争论最为激烈的问题是:江青在大庭广众这样说,究竟意味着什么——“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恩来同志,伯达同志,康生同志,以及其他许多同志,都肯定了我们的成绩,给过我们巨大的支持和鼓舞!”林彪称文革就是大罢一批,大升一批。这就使类似“还有余秋里、谷牧”这样的见报政要名单的排列成为青萍之末。
其时江青口含天宪,这份“无产阶级司令部”要员的名单中,何以独独不见名列第四的陶铸?有人说,不还有“以及其他许多同志”嘛;质疑的说,非也,那是指排名在康生之后的“许多同志”,陶铸不在此列。争论自然难以达成共识。好在陶铸当年说过,除了毛、林,可以怀疑一切。我们这些少不更事的狂放小子竟议论不休,但有一点毫无争议:一切出自毛泽东的决断。
《毛泽东年谱》“(1966)11月下旬”条下:

两次审阅修改江青准备在即将举行的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上的讲话稿。在江青十一月二十四日送审的讲话稿上批示:“改了一点,供(中央文革)小组同志们参考。”二十八日晨一时,在江青二十七日送审的讲话稿上批示:“又有点修改,似较妥当些。”

其时,江青的《谈京剧革命》、《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
座谈会纪要》尚未公开发表,故这篇讲话是在国人面前的第一次正式亮相。精细的毛泽东不惮烦劳,一改再改,务求“妥当”。显然,对江青摒陶铸于“无产阶级司令部”要员名单之外,并不以为失当。
《毛泽东年谱》“(1966)12月29日”条下:

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开会议,批评江青未经中央批准就擅自指责陶铸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江青等人在十二月二十七日、二十八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上,说陶铸“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

以陶铸对刘少奇、邓小平的态度,对江青不愿曲意逢迎的态度,对公交企业
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其处境确已岌岌危乎,致有江青的严厉抨击。毛批评江“擅自指责”,那么他本人对陶究竟持何种态度呢?
根据毛泽东在12月26日生日宴席上对中央文革小组谈话的精神,《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联名发表1967年元旦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在强调“展开全国全面阶级斗争”的主旋律中,这段文字尤其触目惊心:“正当亿万群众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自觉起来闹革命的时候,有一两个或几个在中央做工作的负责人,趁毛主席不在北京的机会,抛出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对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当时在中央一线主持工作的是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刘邓已靠边,在10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做的检讨也已下发。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简称“刘邓路线”。
“一两个或几个”,莫非还要殃及周恩来?这不禁令人瞠惑。
谜底很快揭晓。同样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1967年)1月4日”条下:“和陶铸商谈政治局会议准备议定的事项。与此同时,陈伯达、康生、江青接见中共中央中南局‘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造反团’,指责陶铸‘是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执行者’,‘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是中南局的后台老板’。此后,‘打倒陶铸’,‘揪出陶铸’的标语到处出现。”
《毛泽东年谱》“(1967年)1月4日”条下:

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周恩来等开会,并就江青状告陶铸“镇压群众”一事询问周恩来。周恩来汇报陶铸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十日接见“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造反团”的经过后说:“不是镇压群众。”毛泽东表示:不要把王任重揪到北京来,让他在武汉检查。

周恩来在会议结束后即于5日凌晨同陶铸谈话,要他近日不要出门,在家休息。从此,陶铸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倏然消失。1月12日,刘少奇、邓小平、陶铸遭到中南海造反派的围攻、批斗。
《毛泽东年谱》“(1967年)2月10日”条下:

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叶剑英、江青、王力出席。毛泽东讲话,要求中央文革小组开会,批评陈伯达、江青在群众中公开点名打倒陶铸一事,并说,你这个陈伯达,你是一个常委打倒一个常委。你这个江青,眼高手低,志大才疏。打倒陶铸,别人都没有事,就是你们两个人干的。

“打倒陶铸”的全部真相究竟是怎样的呢?以笔者极为有限的了解,《毛泽东年谱》至少将毛泽东1月8日谈话涉及陶铸的部分删芟了。为便于比对,兹将《毛泽东年谱》1月8日条下全文照录:

召集陈伯达、康生、江青、王力、关锋、戚本禹等开会。谈到上海文汇报社和解放日报社的造反派接管这两家报社的情况时,毛泽东说:由左派夺权这个方向是好的。文汇报四日造反,解放日报五号也造了反。两张报纸夺权,这是全国性的问题,我们要支持他们造反。这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这两张报纸出来,一定会影响华东,影响全中国。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谈到当前的舆论宣传问题时,毛泽东说:搞一场革命,先要搞舆论。要大量转载红卫兵报的文章,我们的报纸很死。许多事情宣传部管不了,文化部管不了,教育部管不了。你们管不了,我们也管不了,红卫兵一来,就管住了。谈到当前应该注意的问题时,毛泽东说:我们要用各种人,左、中、右都要发生联系。统统搞得那么干干净净,我历来不赞成。要讲抓革命、促生产,不能脱离岗位来搞革命嘛!这次会议决定,中央各部改成组,从中宣部开始,改成宣传组。宣传组由王力任组长。

将毛泽东的谈话分成三部分摘录,却只字未及陶铸。其实,据《王力回忆录》记载,毛泽东还说了这样一番话:

陶铸问题很严重,陶铸是邓小平介绍到中央的。这个人很不老实,当时问陶铸怎么样,邓小平说还可以。陶铸在十一中全会以前坚决执行了刘邓路线,十一中全会以后也执行了刘邓路线。接见红卫兵,在报纸上和电视里都有刘邓的照片和镜头,这是陶铸安排的。陶铸领导下的几个部都垮了,那些部都可以不要,搞革命,不一定要这个部,那个部。许多事情宣传部管不了,文化部管不了,教育部管不了。你们管不了,我们也管不了,红卫兵一来,就管住了。希望你们开会,能把陶铸揪出来才好呢!

如果不是毛泽东的决断,谁又能打倒陶铸呢?这就不难理解,何以1月12日在警卫森严的中南海里会发生批斗刘邓陶的严重事件。
毛泽东在一个月后批评陈伯达、江青,只是对其抢先公开表态的恼怒,并非被迫接受既成事实的无奈。毛说过,他“在原则性问题上,从来没有客气过”。打倒位列第四的中央常委,恐怕不能视为非原则性的事件。可资对照的是,1970年8月的庐山会议,纵然时为第四号人物的陈伯达发表影射“倒张”的言论,并引发群情激昂,结果却遭整肃。张春桥则在毛泽东的坚决保护之下,不仅安然无恙,并且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由此可见,要让陶铸出局,确实是毛泽东为推进文革而采取的重要措施。后来的事态更证明了这一点。
《毛泽东年谱》“(1967年)8月20日、28日、9月5日”条下:

三次审阅修改姚文元和他在上海的写作班子起草的《修正主义者的丑恶灵魂——评〈理想•情操•精神生活〉和〈思想•感情•文采〉的反动本质》一文,认为很好,建议在北京发表。同时提出,“宜在二三个月内写几篇批刘(指刘少奇——编者注)文章”。毛泽东将文章的题目改为《评陶铸的两本书》。……

毛泽东作了三次修改,“认为很好”是第一次批语,而第二次批语中评价更高的“极好”,《毛泽东年谱》则未予采用。严格地说,当以采用第二次批语为宜——“后出转精”。
毛泽东确实是为文的高手,原题冗长拖沓,经此改换,显得简练而醒豁。公开点名与否,毛泽东向来反复权衡。如在审读修改江青讲话的新闻稿时,删去了彭真、陆定一、刘仁等一大批北京市委和文化部负责人的名字。这年3月,发表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以“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指称刘少奇;5月,发表经中央常委会议讨论通过的《〈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仍以“党内最大的走资派”指称;9月发表《评陶铸的两本书》,这两本书不甚出名,并无影响,毛泽东自然清楚,一旦公开点名即难有回旋余地。刘少奇直至1968年10月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才被正式点名;邓小平则以“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派”指代,终未遭直接点名,遂有1973年3月的复出;“刘邓陶”,位列第三的陶铸,竟被率先直接点名示众。
这只能说明,年初的“打倒陶铸”确是毛的决策。
早被囚禁在中南海卍字廊内的陶铸,如果说在这以前还以为只是遭到江青之流的诬陷而指望天纵英明,一朝洗雪,那么在读到这篇几万字的檄文之后,五内俱焚,痛断衷肠,遂写下字字泣血的诗句:“性质纵已定,还将心肝掏。苌弘血化碧,哀痛总能消。”
《毛泽东年谱》的一则记载表明,毛泽东对陶铸的肉身还是关怀的,“1969年5月19日”条下:

下午召集李先念、叶剑英等开会,……谈话中问及陶铸的病好了没有,说:不能因为犯错误,就不给治病,不能有这样的政策。

这年10月中旬,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奉命通知沉疴在体的陶铸,迅即转移至安徽合肥,并拒绝了陶铸妻儿提出同往的请求。11月30号,形影相吊的陶铸饮恨以殁。
《毛泽东年谱》最后涉及陶铸的是“(1975年)10月30日”条下:

阅陶铸亲属来信。陶铸妻子曾志、女儿陶斯亮10月分别来信,对专案组关于陶铸所谓历史问题的结论提出质疑,希望能换一些人对陶进行甄别工作,并在中央讨论、主席审批前,将历史结论向家属说明。毛泽东批示:“印发在京政治局同志。请汪东兴同志酌处。”

大概是这年年初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大刀阔斧地进行整顿,气象一新,激发了陶铸妻儿。但政治风云恰在此时突变,毛泽东开始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矛头所向,正是邓小平。在这种情势下,邓小平自身难保,遑论为当年所看重的陶铸主持公道。“请汪东兴同志酌处”,汪主任自然奉命行事。陶铸的平反昭雪,要到3年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其实,即令未及“批邓”,陶铸妻儿的请求亦难有下文。曾志早在年前得能参加25周年国庆招待会,名单见报,已获复出。这在夫贵妻荣(反之亦然)的政治生态下是罕见的。

毛泽东有关“批邓”指示的有意缺失

行文至此,要说到欣赏陶铸的邓小平。《毛泽东年谱》大量采录了有关毛泽东保护邓小平的文字。然而这只是事物的一个侧面,一如陶铸。《毛泽东年谱》的这类有意的缺失,最令人拍案惊奇的是“(1976年)3月3日”条下的采录:

阅华国锋3月2日关于《毛主席重要指示》等文件的请示报告,批示:“同意。”……《毛主席重要指示》是根据毛泽东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的多次讲话整理而成。全文如下:……(为节省行文,这段引文有两处省略。——引者注)

在笔者的记忆中,中共中央1976年第四号文件《毛主席重要指示》应当有16条,然而《毛泽东年谱》所载“全文”却只有14条。经检索和比对,删去的是以下两条:

小平提出“三项指示为纲”,不和政治局研究,在国务院也不商量,也不报告我,就那么讲。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说每次运动往往伤害老工人和有经验的干部,那么反对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反对王明、张国焘,反对高岗、彭德怀、刘少奇、林彪都伤害了吗?说教育有危机,学生不读书,他自己就不读书,他不懂马列,代表资产阶级,说是“永不翻案”,靠不住啊。
小平从不谈心,人家怕,不敢和他讲话,也不听群众的意见。当领导此作风是大问题。他还是人民内部问题,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如刘少奇、林彪那样。邓与刘、林还是有一些区别,邓愿作自我批评,而刘、林则根本不愿。要帮助他,批他的错误就是帮助,顺着不好。批是要批的,但不应一棍子打死。对犯有缺点和错误的人,我们党历来有政策,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要相互帮助,改正错误,搞好团结,搞好工作。

这样的删节,究竟是出于维护毛的形象呢,抑或唯恐有损邓的清誉?文革的罪错,其中邓1975年主持整顿而深孚民望,毛“反击右倾翻案风”而一误再误,早经党的历史决议论定并昭告天下。如今谁人还奉这位文革发动者的言论为金科玉律呢?这是十分明显的为尊者讳。笔者无法理解,一个应当具有相当权威性的机构,何以自坏名声,将当年曾经广泛传达,而今在网络上极易检索的如此重要的文字加以删节,却又称之为“全文”。
笔者仔细阅看了1998年1月第一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的相关文字,这才明白《毛泽东年谱》所据即此。但是《文稿》在题解中有这样的说明:“本篇根据当时下发的这个中央文件刊印,有个别段落的删节,标题为原标题。”《文稿》的编辑者乃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删节的“个别段落”正是这两节。这种删节,除了所谓“政治正确”,完全有违处理历史文献的通则,没有任何道理。即便如此,至少还向读者说明了“有个别段落的删节”。
孰料时光流逝了15年,2013年12月出版的《毛泽东年谱》不仅未能与时俱进,反倒将明知已有删节的文字称之为“全文”,情何以堪!这种倒退的造成,要么是编写者史才的不济,照抄《文稿》却未及细看题解中的说明;要么是史德的缺失,以“全文如下”刻意蒙骗读者。
有学者指出,传记不如年谱,年谱不如日记。此说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传记的撰写与作者的主观倾向干系甚大,同一人物可以写出评价迥然有别的文本来;日记则纯为个人之隐私,直陈心事,甚少伪饰(日记体文学作品另当别论,特殊年代的事先存有发表之心的所谓“日记”更另当别论);年谱则介于其间,既可视为传记的一种较为特殊的品类,又一般视为基于客观事实的以时间为序的编次,故虽有详略的剪裁,但一般并非出于主观的好恶,而多少具有工具书的性质,是研究人物的基础的史料。但是,《毛泽东年谱》出于明显的“政治正确”的考量,任意剪裁史实,则很难使之成为一部可资研究毛泽东生平的信史。
说到研究中国历史,不能不提到太史公司马迁及其《史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有人不是在义正词严地抨击“历史虚无主义”吗?中国传统文化确有可以继承的东西,至少司马迁的史德仍可为当今治史者之楷模。自信不是徒逞口舌的自我标榜,乃是对民主与科学精神的服膺。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出这样一部有违“不虚美,不隐恶”史德的《毛泽东年谱》,实在是自坏名声。最好先不必侈言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多少学点太史公的实录精神,心口如一地实践中国共产党多年来宣传的“实事求是”的原则。

2014年9-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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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劫墓碑】

军队里的文革英烈王笃良

不 平

杜钧福先生的《甘肃文革述略》(载《昨天》第144期,2020年1月30日)给读者描绘出了甘肃文革中的一些惨烈景象,几个例子令人难忘——
6月17日,李贵子将江隆基从家里揪出来,将这位老人一路拖着跑到操场,逼他跪在层层叠起的桌子椅子上,头戴重十几斤的铁笼子,拳打脚踢,逼他承认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这一天共揪斗了70多人。这些人都被戴高帽子、殴打。大操场上跪满了被揪出来的人。第二天,他们又轰斗了117人。6月22日,省委告诉李贵子,已决定撤销江隆基党内外一切职务。第二天,由李贵子召开斗争大会,对其罚跪、戴高帽子、拳打脚踢、游街。6月25日上午,中共甘肃省委召开万人大会,宣布撤销江隆基的党内外一切职务。当天下午,江隆基自杀身亡。
李贵子在省委支持下,在兰大制造了70天白色恐怖。不计外校被迫害师生,兰大在李贵子专政时期里,全校2577名学生中有658名被斗,2名自杀身死,12名自杀未遂,31名逃跑,1名下落不明。在1157名教职工中,有380名被斗,4名自杀身死,7名自杀未遂,7名逃跑,2名下落不明。兰州大学70天噩梦一般的恐怖以及此后在兰州市带来的动乱,给甘肃省以后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产生深远的影响。
那些斗人整人者都是些大学生,天之骄子,而且都是名校的学生,到底是怎么啦?
7月28日到30日,“红三司”和“红联”在兰州长风机器厂发生大规模武斗。属于“红三司”的“五一四红战团”属下有三个兵团:长风机器厂的“红一团”、新兰机器厂的“红二团”和万里仪表厂的“红三团”。因在7月25日双方冲突,发生过打死人事件,26日,“五一四红战团”派“红一团”攻占了“红联”派的“长风司令部”占据的长风机器厂大楼,令其交出“凶手”。“红联”则在铁道学院组织“前线指挥部”,调集上万人马,准备反攻。7月28日凌晨2时,“红联”出动几千人,一方面包围、牵制“红二团”、“红三团”,另一方面派遣主力军进攻“红一团”。双方激战3个多小时,“红联”败退。下午4时,“红联”动员全部力量再次进攻,将“红一团”十几人围困在一座大楼里,放火烧楼,但最终败退撤出。7月30日凌晨4时,“红联”再次集中万余人发动进攻,首先攻万里厂,获得一些进展。双方激战5小时后,“五一四红战团”在其他“红三司”单位援助下,将“红联”队伍击退。此役死亡4人,伤数百人,导致三厂停产15-18天。这可能是文革中发生在甘肃省的最大一次武斗事件。
都是一些普通的老百姓,怎么会变得如此的凶狠、残暴?他们到底是为了什么?
上面的两段描写,绝不是偶然发生的,类似惨剧充斥着整个《甘肃文革述略》,充斥着整个文革中的甘肃,充斥着整个中国大地。当我们回顾这一段历史的时候,我们有必要提出问题: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么多惨剧,造成了一场浩劫?我们需要探讨的是背后的原因。正如同病毒造成了人们的死亡,我们需要探讨的是病毒是怎么产生,怎么传播,这样才能避免下一次瘟疫的流行。
文革中的人们为什么会如此的疯狂?为什么会从一个礼仪之邦变成了一个豺狼之邦?最主要的就是:人变了。人,不再思考,人,失去了人的最根本的特质:思考。在狂热的个人崇拜的病毒侵蚀下,他们已经成了傻子,他们不知道怎么样分辨是非,不知道怎么样识别对错,一个“忠”字,就是他们灵魂的全部。可是,他们还要去成为疯子,去拯救世界。古人云:“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那是连一根头发都不肯舍弃的。他们却把父母几十年的养育弃之不顾,那些狂热者不但把自己的生命看成是可以随意为领袖献出的牺牲,把别人也看成是可以随意践踏的蝼蚁。为了自己也没搞清楚的理想,把自己的生命和别人的生命就这么轻易地结束了。那些武斗中失去生命的人们,如果套用当年毛泽东引用的司马迁的说法,他们的死都是轻于鸿毛。他们中的幸存者,回顾当年,哪一个不是五味杂陈,悔不当初?
对于这些“革命小将”,我们到底是应该斥责他们还是应该同情他们?他们是加害者,也是被害者。他们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虚无缥缈的理想,人却由此堕落,失去人性。最终,自己什么也没有得到,旁人更是受其戕害。他们轰起了海啸,淹没了别人,也淹没了自己。他们参与了这场悲剧,为这场悲剧添砖加瓦,添死加伤。
就在这时候,有人站出来了。他们用他们的睿智,洞察了文化大革命的反动。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们站了出来。他们对着海啸般的文化大革命,举起了弱小的双手,喊出了“不”。说得形象一点,他们是举起了螳臂一般的稚弱的手臂,妄图阻挡文化大革命的滚滚而来的巨车,喊出了:“要过去,请先从我的身体上过去。”他们要挡住文化大革命,他们要把无知而又疯狂的人们拯救出来。最终,他们没能阻挡住这一巨轮,他们被文化革命的巨轮碾过去了。
好在历史总还有回归正途的时候。当年的风云人物,最终得到的只有悔恨,而当年被文革巨轮碾碎,碾成了“现行反革命”的小人物,终于得到了理所应当的荣誉。
当我们看到因为病毒而尸横遍地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对那些向病毒作斗争的好汉们表示敬意么?当我们看到文革中一幕幕惨烈的场景的时候,我们更加怀念那些为了反抗文化大革命而献出了生命的英烈。
《甘肃文革述略》中介绍的毛应星正是这样的一个值得怀念的英烈。
甘肃还有一位文革烈士,名叫王笃良,本文就来介绍他的事迹。本文的材料取自两篇文章:《人民战士正气浩然》(1980年6月29日《甘肃日报》)和《真理终于战胜邪恶》(载《划破夜幕的陨星》134-152)。也可参阅笔者所著《文革英烈》。

王笃良(1944.1─1971.8.6),男,生前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部队某部通讯战士、共青团员。
1967年9月24日,他在一个部队领导机关驻地写了四幅大标语:“人民必胜,林彪必败!”署名“西北启蒙队”。
1968年春,王笃良年满二十四岁。年近七十的父母,急切地盼着抱孙子,商定3月给笃良迎亲,老人们乐呵呵地忙着做各项准备工作。可是,儿子却给未婚妻写来了一封信,说“对今天的社会风尚,我想你也能看清一些”,他说“我的去向已定”,他要以行动来实践自己在入党申请书中的誓言:“宁为共产主义真理活三十秒,也不愿屈辱贪生一千年”。他给自己的亲戚、朋友、同学、同乡写了十多封信,披肝沥胆,捍卫真理。在信中,他大声疾呼:
刘、邓、彭等老干部是党的财富,国家的栋梁,人民利益的代表者,把他们一批批打倒,这样对党、对国家、对人民有害无益!
他们“是社会主义者,不是走资派”!
林彪心里有鬼!
林彪用枪杆子压制真理……林彪实行的是一种独裁专政!康生、姚文元、黄永胜都是……骗子、反革命。
刘、邓是代表人民利益的马列主义者。
刘少奇、彭真、彭德怀、罗瑞卿都是革命者,都是公字号的人……刘少奇不应该再批判。
(林彪)抓政治抓来抓去,抓成了个(人)崇拜,个人迷信。
林彪用枪杆子压制真理,压制不同意见,林彪实行的是一种独裁专政!
林彪这个狡滑(猾)可笑的狐狸,他时时教育别人什么什么的,要把老三篇当作座右铭来学,他向来不提把所有的毛泽东著作叫所有的工农兵学通,他只提倡学老三篇,试问辛勤的工农兵,你动过脑筋(想过这个问题)吗?……
我要求人民限制或取缔林彪把军队用于压服一切人的一切权利!
康生、姚文元等都是国民党的走狗,是骗子,是反革命,在兴风作浪,盜用中国共产党人这光明旗帜,欺骗中国工农。
从哪些方面看政权巩固?政权的基础是人民,一个要看人心所向,一个要看生产力的发展……文化革命使生产受到影响,许多工厂工人不上班,交通阻塞,中央颁布了许多规定也不起作用,形势很乱,可见人心向背。
听广播,看报纸,说西安形势大好、上海大联合形势不错,那都是骗人民的!
(文革)发展下去,只能处于六一年的轨道,慎(甚)至不如六一年,只能走到无法收拾的地步,没有好结果。

1968年3月10日10时40分,王笃良被捕。他的亲人们,做梦也没有想到王笃良会被逮捕入狱。家人在盼着他,一听见敲门声,就颤巍巍地去迎接儿子的老人,接到的却是一封令人心碎的来信,信上说:“不要难受,爹娘……今天我不但不应当珍惜我刚夸(跨)进二十五岁以后的生命,望父母也不要怜惜。哪个父母不心疼他的儿子,心疼的办法就是让他不畏坎坷,勇往直前!”
下面是一次审讯记录:

你犯了什么罪?
我没罪!我是革命的,是保卫祖国的。
没罪?没罪你为啥攻击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
大好形势?好在哪里?武斗成风,流血死人。人民和人民打得头破血流!农民把生产都停下来了,人民没吃的,形势大好,好什么!?
你老实交待,你对刘少奇是怎样看的?
刘少奇是代表人民利益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和毛主席一块革命,有贡献。怎么一下子就成了“老反革命”了?
刘少奇、邓小平是党内的头号走资派,你难道不明白吗?
不明白!对他们的反动实质,我认识不到!
刘少奇搞的那些有啥好处嘛!
发展生产,搞好建设是我们国家发展的根本途径。刘少奇同志提倡发展生产有啥问题?现在抓住这个批判,抓住那个批判,正确的就不要批判嘛!
你坚持反动立场!
随你怎么说!反正我认为,刘、邓是党的财富,国家的栋梁,人民利益的代表者!

从3月14日到5月15日,仅仅两个月,王笃良就被提审了14次。每次审讯,他总是这样滔滔不绝,以正压邪,锐不可挡,管教人员后来告诉人们:“王笃良讲得头头是道,我们辩不过他。”
1968年6月30日,预审结束,王笃良以“反对文化大革命,吹捧中国的赫鲁晓夫”为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开除军籍,投入监牢。
1968年10月刘少奇被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定成了“叛徒、内奸、工贼”,“永远开除出党”。听到这消息,王笃良按捺不住內心的怒火,气得拍桌大骂:“把刘少奇同志打下去,这符合党和国家的利益吗?!这到底谁专谁的政!”监狱里组织犯人学习全会公报,他把公报坐在屁股底下,硬是不学。管教人员恼火地责问:“王笃良,你为啥不学公报?”
“我对它不感兴趣!”说完,他气呼呼地把公报揉成一团,摔在脚下。
在写的“交代”中,他旗帜鲜明地表示自己的看法。请看:

11月7日,夜:刘、邓、彭真下台冤枉,他们为人民办了一些好事。……刘、邓是代表人民利益的,我应当拥护人民利益的代表者。谁压制真理,我就向谁进攻。
11月8日,夜:开除刘少奇出党,说什么叛国、叛党、內奸,请向全党、工人、贫下中农、革命的人民,拿出确凿的事实,以理服人!
11月9日,中午:“我十分赞成刘少奇主席的短而精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是一部发展了的、合情合理的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请各位革命的读者和每个共产党员结合马克思主义的有关或全部巨著……作一全面的检验,你们会立即一目了然。”“开除刘少奇党籍的问题的会议,荒唐绝伦,可笑至极。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决不允许任意摆布。中国共产党开除自己的领袖……(太)拙劣了。”
12月5日:“(林彪、姚文元)也确实太自私了,私得那么卑鄙,私得那么毒辣,有这么一天,我真想亲自问问这一小撮混蛋,你们欲(于)心何忍!你们能不懂得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对我们这样一个国家的利害关系吗?你们为什么不惜一切地骗人、拉拢搞你们自己的小团体呢?你们那些猪脑瓜,究竟想的是些啥!”
林彪、姚文元、康生完蛋之日,就是我们开始建设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祖国之时!

监狱里逼他写“劳改鉴定”,他写道:“通过改造”,我思想变得更坚固了,毅力意志更充实更坚硬了……我应鉴(坚)定为人民服务的思想,锻炼提高我为人类的崇高事业——共产主义的(斗争)精神!
他不顾一切地写、写、写!写一篇,往管教人员手上交一篇。仅仅11月至12月,就先后写出了《思想活动小结》、《我的认识》、《我的想法》、《黑牢诗》、《责令》、《控诉》、《可笑的“拔河赛”》等十多篇文章和诗词,约五万多字。他还在一些文章中,对我国的外交政策、台湾回归祖国问题,以及团结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科学技术发展等方面,都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同监的一个“政治犯”劝他:“你心里恨恨就行了,不要写在纸上交上去,免得吃亏。”王笃良坚定地回答:“不能哪!人民有难,我不能缩着头只顾自己。死,我是根本不怕的!”回到号子里,他写下了《牢狱之诗》:

我,决不向那残害人民的反动派乞求什么!
更谈不上向那群——残忍的野兽低头……
我向这群恶魔低了头,
就有罪于伟大的工农兵和世界人民!

第一批材料送去没多久,管教人员就劈头盖脑地给他扣上了一大堆“帽子”,什么“顽固不化的反革命”、“反动气焰极为嚣张”等等。他被关进禁闭室隔离“严管”,戴上了手铐和10斤重的铁镣,连拉屎、拉尿、外出看病都不准取掉。更可恶的是,监狱里还故意把两个货真价实的罪犯派来监视他。他们挖空心思地刁难、污蔑王笃良,不给他水喝,冬天不给他拿鞋,任意克扣食物,稍不遂意就殴打……妄图要他屈服、低头。
但是,王笃良不是纸糊的。他在给爸爸妈妈的信中,愤怒地写道:“我要顶住他们对我的‘罪名'。被服厂他们开着,什么帽子随他们的便!”“为了中国工农和世界无产者的利益,我不能,我决不能怕那沉重的铁镣拖断我的手脚和那半饥半饱的非人冻饿生活来缠绕我的一生。”
就在这极端困难的日子里,王笃良仍然坚持说刘少奇是代表人民利益的马克思主义者,痛骂林彪、姚文元是“爬(扒)手”、“奸贼”、“野心家”、“猪形文人”,从不向他们的“全面专政”低头。
监狱里每天组织犯人“请罪”,王笃良总是挺胸站在那里,不低头,不“祷告”。管教人员发现后,大声训斥:“王笃良,你为啥不请罪?”王笃良理直气壮地答道:“谁有罪谁请去!我坚持的是真理,我没罪!”
看守人员给他纸、笔,“勒令”他写反省书,他把纸撕成碎片,拋到空中,然后,指着正哇哇响的广播说:“叫你们的广播、报纸反省去,我没有什么反省的。”
看守人员逼他写《劳改鉴定材料》,他在纸上却写了这么一段话:“通过‘改造’,我思想变得更坚固了,毅力意志更充实更坚硬了,没有多大的损失或减弱。相应的,那些残酷无情的风暴,把我洗刷得更加清醒,我明白了应该怎样和同犯并肩战斗,怎样生活劳动,怎样战胜那些天然和人为的灾情——台风暴雨!我明白了!除此而外,我应鉴(坚)定为人民服务的思想!锻炼提高我为人类的崇高事业——共产主义的(斗争)精神,提高向上攀登宇宙技术顶峰的技巧和毅力!”
在这些“严管”日子里,他还弓着背、拖着脚镣,用那只戴着小手铐、曾被打伤过的右手,继续不停地写,不到20天,又愤然写出了《“请罪”材料》、《检讨“错误”思想书》、《原始氏族社会分裂原因》、《我——你们的学生》等十多篇文章、诗词,用无可辩驳的事实,再一次热情讴歌了刘少奇的丰功伟绩,愤怒批判了林彪、姚文元诬陷刘少奇同志的罪恶行径。
镣铐、冻饿、肉体摧残没有征服王笃良!看守人员一看不成,又使出了另外一手。一次,趁王笃良没注意,缴去了他的纸和笔,并当场宣布:“你写的东西太反动,从今天起,不准再写!”
笔,在他手里就是一杆“枪”啊!王笃良愤怒极了,冲着那些人斩钉截铁地说:“我的笔被你们收去了,但我还有嘴。我要大叫,我要大喊,我要把你们搞的一切拿到马克思面前去检验!”
在这之后的四个多月里,他没能写一个字,但他利用审讯、读报、讨论、训话、听报告等机会,去回击他所听到的、看到的一切谬论。
一天,牢房里送进了一张《人民日报》,他看到报上发表文章批判刘少奇推广过的“三自一包”,说它怎么怎么的不好。王笃良拿着报纸,气愤地说:“这帮骗子!什么‘三自一包’不好,只要对人民有好处就好!”
后来,他在各种场合翻来覆去地说:“刘少奇的‘三自一包’好,为了生产向前发展,是暂时的手段,这是正确的!”
“你死不悔改!”管教人员喊道。
“我这是实事求是!”王笃良义正辞严。
“你这样下去没好处!”
王笃良镇静地说:“要枪毙就枪毙,我不要你们的好处!”
1970年11月25日,兰州部队和甘肃的首脑亲自主持会议,认定“王系顽固不化的反革命分子”,决定判处死刑。后来因故暂停执行。
1971年7月23日,就在林彪即将摔死在温都尔汗前夕,王笃良一案又被提上了日程。兰州部队和甘肃的首脑又亲自主持会议,研究处理王笃良案件,最后以“无耻吹捧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在狱中继续坚持反革命立场,死不悔改”,“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为罪名,亲自拍板:“杀!”
“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判决书,向王笃良宣读了。他对狱中人员说:“死,我是根本不害怕的,对一个革命者来说,死是不害怕的,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我相信我自己,我活着是正确的,死了更是正确的!"
1971年8月6日上午九时,也就是说,再过一个月零七天,就是林彪葬身异国沙丘之日。可是,王笃良却被惨杀了!
人们看见王笃良穿着没有领章的军衣,被五花大绑,从禁闭室昂首走向刑车。在登车之前,他将脚上的双囚鞋甩到了七八米高的空中,吼道:“我没罪,我不穿‘犯人鞋’!”

1980年4月7日,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正式作出决定:宣布王笃良无罪,实属冤杀。兰州军区党委正式作出决定:彻底为王笃良同志平反昭雪,并根据王笃良同志的生前愿望和表现,追认为革命烈士和中共正式党员,号召所属部队向王笃良同志学习。
军区司令员杜义德同志说:“他的事迹很感动人。”军区第一政委肖华说:“现在看王的言论完全是正确的,我们有些干部不如他。”他还说:“这个战士有马列主义,很不错,是我们西北的张志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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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心迹】
革命年代的畸形精神产品
——重读我的知青日记

李正权

新冠疫情期间闷在家中,无事无聊,于是翻箱倒柜,竟然找到在农村当知青时写的几本日记。翻看了几页,就让我心头难过起来。难过的不是引起了当年吃不饱、活路重、思想苦闷的记忆,而是看到当年我那被扭曲的灵魂,看到我在那狂热的革命年代如何不断“自觉”地在思想深处进行“自我革命”。
可能有人会说,那个年头写日记都是假的,是写给别人看的。的确,很多人写日记,都是把自己当作了雷锋,幻想某日让自己的日记能够流芳千古。我也曾经这样试过,那是在中学读书的年月。哪知要编造也很难,写着写着就没了兴趣,于是就不再写。下乡头一年我就没有写日记。
我的知青日记是从1970年1月1日开始写的。在日记本最前面,抄了一段九大新《党章》上的话:“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要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然后写了几条注意事项:“一、毛泽东思想统帅。二、真实反映一切。三、认真严肃记载。四、坚持天天按时记。五、不给任何人看。”
前面几条可能没有做到,最后一条却真的做到了。直到如今,这几本日记也没有给任何人看过。可以说,几本知青日记,真真实实反映了我当知青后面两年(1969年刚下乡时未写)的思想状况。

很少记载饥饿与劳累

我是1969年3月下到四川忠县(今属重庆)望水公社(今属新生镇)同兴七队落户的。我们那个生产队地处余家岩下,在一面山坡上,岩上就是如今被媒体多次宣扬却始终没有红火起来的望水古镇老街。生产队一百零几口人,却只有30多亩田、70多亩土,平均一人才一亩多一点田土。除了一块叫大坵的有四五亩的水田外,其他田土都相当贫瘠,特别是地名叫荒沟的那一大坡,几十亩地,光秃秃的,坡又陡,尽是石骨子,土层不足半锄头,只能种红苕,而且一遇天旱就绝收。有一年挖了红苕点了小麦,那小麦长得稀稀拉拉不说,大多都没有麦穗。即使有麦穗的,也不到一寸长,连种子都没有收回来,于是就不再种。那个年代,即使不交公粮,这样的田土要养活百多口人都困难。
我下乡头一年,分了80多斤谷子(可打成大米60斤左右),加上合计有几十斤的小麦、包谷之类杂粮,哪里够吃!只有红苕,生产队分了1000多斤,自留地又挖了好几百斤,从秋分时节一直要吃到栽秧。红苕怕冷,要存放在地窖里。立春前后,地气变化,再好的地窖,都不能保证不烂。如果烂得太厉害,那春荒二月就惨了。整个春天,那院子周边到处都倾倒着烂红苕。那烂红苕味弥漫着,笼罩在整个山村,压过了任何花香鸟语。即使没烂(其实也可能在开始烂了),那红苕吃在嘴里,也有一股说不出来的烂味。
虽然如此,我也无所谓。一是家里穷,即使在城里,生活也过得苦。那时年轻,只要能够填饱肚皮,什么都可以吃下去;二是我有思想准备。下乡前,公社主任来重庆接我们,我问他我所在的生产队能分多少谷子,他说能分两百多斤。我当时就杵他说,你哄我,可能只有一半。他嘿嘿笑。分80多斤谷子,如果再加上没计算在内的糯谷,与我估计的也差不多。没有期望,也就没有失望。此且不论。
我从小就开始从事体力劳动,用重庆话说叫“下力”。到下乡时,已经能挑两三百斤。到生产队后第一天就挑粪,那粪桶小,一挑粪才几十斤。我挑起跑,没人能赶上我(或者没人愿意来赶我)。别人跑一趟,我跑两趟。几个月下来,除了挞田坎,除了筑土墙,除了摘茶叶,不管哪样活路,我都不比哪个农民差。我一年做的工分,是全生产队最高的。下乡才半年,我就被推荐为忠县的两个知青代表之一,去万县参加地区的知青工作会。几个月后,又成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去县里参加代表大会。
可是,我的日记里却很少记载这方面的事,除了引用“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之类,几乎难以找到“苦”“累”两个字,反而有诸如“劳累和紧张是人生最大的欢乐”、“我喜欢的是紧张”之类的话。
1970年1月初,我生了一场急病,半夜三更肚子痛,痛得死去活来,以为是肠梗阻或绞肠痧。此前,有个同学就因为得绞肠痧,农村救治不了,死了。我住在保管室旁边,离院子远,痛得大声叫唤,也没人能够听见。痛到天亮没有消解,只得忍痛自己去公社医院。平时十多分钟的路,竟然走了两三个小时。医生说是“胃着凉”,开了点药。吃了药就吐,吐了好大几滩,竟然还有几条蛔虫。吐光了肚子里的红苕青菜什么的,疼痛减轻了,人却虚脱了,只好在公社住下。晚上,公社主任给我送来一碗面,哪知吃了又开始痛。接连几天,只好不吃任何东西,人于是就垮了。我日记中却只有这样几句简略记录:

元月四日-元月八日
生病几天,住在公社。这次生病太恼火了,胃痛得不得了,我只好默默念:“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元月十一日
今天又耍(注:指因病休息未出工)一天。劳动惯了,这么耍起硬是不安逸,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这咋办呢?明天如果还是薅麦子,这活路松活,我就去出工,也可以得点工分。

至于饿饭之类,日记里竟然没有什么记载。翻来复去,只有很少几句牢骚话:“自己的事也麻烦,柴又没弄,现在上哪儿弄哟。红苕又烂得不成话,明年春荒吃何子(注:当地方言,什么的意思)哟?今天吃了两顿红苕,胃又有点胀痛胀痛的,啷个办呢?”“粮食问题,红苕又没有,倒霉。”
我1971年9月5日的日记记载:“赶场打米,早在余晋述处吃饭。”
这样一句话的背后,却有至今让我难以忘怀的饥饿体验:那天我除了还有几个干包谷(用于第二年自留地下种的)外,硬是没有吃的了!那天早上起来,我就去找保管员余晋述,向生产队借一点谷子,拿去打米。他见我没吃的,留我在他家吃。他家煮了一大锅城里人可能当作猪食的饭,除加了几把麦麸米糠外,全是红苕藤藤之类的“菜襟襟”。我连吃了两大碗才去赶场。
即使这样的事,几本日记中竟然也凤毛麟角,找不到几处。

被“狼奶”改变的基因

生活的苦,活路的重,并不让我难过,让我难受的是这几本日记中,几乎都是大话、套话、废话,贫乏、空洞、苍白之极。更让我难受的是,我在日记里几乎一天不停地对自己进行批判。这种批判,是用扭曲的理论、扭曲的逻辑、扭曲的语言对已经扭曲的灵魂进行的无限上纲上线的无情打击。用当时的话来说,也就是所谓的“斗私批修”,“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如今读来,既感到荒谬透顶,又感到悲哀莫名。除了自己,可能没有任何人能够理解,年轻一代当然就更不能理解。后人见了,可能以为这是又一本“狂人日记”,是神经病人的癔语,是疯子在胡说八道。
我们这一代人,“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一直吃着“狼奶”。可能是有些早熟,更因为党的教育宣传无孔不入,我很小就开始关心政治,上小学时就读过诸如《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分歧从何而来——答多列士等同志》之类的文章。进中学后,又读过《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列宁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以及那九篇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简称“九评”)之类。我最早接受的政治理论,最早接受的政治观念,都深深地打下了“反修”的烙印,实际上就是被歪曲了的马克思主义。
这样的“狼奶”改变了我们的基因,一旦条件成熟,就把我们变成了“狼”。文革中我很早就“拿起笔,作刀枪”,参加了造反,随后又拿起枪参加了“为毛主席而战,完蛋就完蛋”的武斗。下乡后,面对缺吃少穿的残酷现实,继续用“狼奶”来坚固自己“狼”的基因,坚信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好得很,反对任何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倾向。可能是我思想上太单纯,太虔诚,或者是吸收“狼奶”过多,“狼奶”对我的基因改变过多,不少同学都开始“看破红尘”,我却还在继续“高举”和“紧跟”,努力在“继续革命”的道路上继续革自己的命。
翻看这几大本知青日记,映入眼来的,总离不了诸如“为攀登无产阶级‘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公字高峰而努力”,“本年主要任务就是抓小节,斗小私,向公字迈进”,“从理论上更进一步坚定自己‘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信念”之类的话语。虽然空洞,却非虚拟,虽是套话,却是当年真真实实的想法。而且,我还站在这样的“高度”上,用这样的话语来不停地批判自己。
且看1970年的这几则日记:

三月五日
上午收拾了一下家里。在吴光钥(注:农民)家吃早饭,真诚待我,腊肉糯米饭。赶场,给家里写信一封。
下午上工。不知怎的,返渝后回队,心灵深处总有点难言的东西,叫它“悲壮”吧。过去也曾有过,一想起干一辈子,又愁吃又愁烧,怀念山城想起过去,总是像缺个什么一样。这,正是小资产的东西。所以下午我坚决出工,和社员一起,又好像补缺了这个空虚。现在,知青心灵空虚的程度达到无以复加,像乱操社会(注:指拉帮结伙游戏人生)、蜜恋朋友之类。我也很空虚,我不甘堕落,我把希望寄托在将来,将来农村一定要变化,人类肯定会走向共产主义。即使我完蛋了,我也坚信,我现在就要奋斗。在劳动和斗争中克服空虚!

三月六日
“空虚”还是占据着心灵,去他妈的蛋,这小资产阶级的渣子!
晚上在油灯下读毛主席的书,新任队长余长发来了,他给我讲了许多。我们生产队搞不好的主要原因,中农太多,资本主义倾向严重,以吴光前(注:农民)为代表。他希望我做他的助手,搞好生产队,硬起来。我一定支持他。余长发是个老贫农,党员,过去对他看法不对,他是个好人,只不过原先有点活思想不通。我一定拥护支持他。
为什么自己过去不从阶级观点去分析呢?李正权呀,你太“冲”(注:“冲”,读去声,指高傲自负好表现)了,你和真正的贫下中农比起来太差了,还这也看不起别人那也瞧不起先进,你混蛋!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要我们主动去接受才行,不能等待,反而埋怨没啥学头。这是一个严重的教训。
一个人看不见前途就最恼火。我们的前景是光明的,虽然显得有点遥远,但是总是可以达到的。农村一定要变。YZ(注:同学)认为不会变,就正成了低沉的根据。我深信,一定会变!

三月七日
小资产的动摇性和摇摆性只有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才能克服。小资产的“空虚”心理只是用无产阶级的思想来充实。新的考验迎接着我,我似乎感到有点“孤独”、“凄凉”,因此,我应该多和广大贫下中农接触,真正了解他们。
满天风雨满天愁,革命何须怕断头。试问:李玉和(注:样板戏《红灯记》主角)走向刑场看见的是什么?想的是什么?感觉是什么?
未必还想做杜甫的“天地一沙鸥”吗?!

三月八日
今晚评工分,讨论买犁把的问题。看来,新任队长是比较强而有力的。从他摆谈中,他是愿意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对那分光吃光等资本主义倾向是反对的。我们队长好!
返队四天,四天思想有所波动。但是,在油灯下学习了毛主席著作,在劳动中跑快挑多,在贫下中农家吃了几顿饭,和贫下中农摆谈接触,今天就比较镇静了。李正权决心坚持战斗,和小资产斗争到底,三年两年,十年八年,永不停息,胜利必将属于坚持斗争的无产阶级思想!

不间断地进行自我批判

我在乡下呆了两年零8个月,只回过一次家。1970年1月31日回重庆,2月6号是春节。3月3日就回到忠县,刚好30天。可能是城乡差别太大了吧,回到生产队,思想不可能不波动。连续一两个月,我都在进行思想斗争,都在这样批判自己。事实上,类似的批判充斥着我的全部知青日记。这几则批判没有展开写,展开写的更多,动辄就写上几百上千字。随便抄两则吧,都是1971年的:

元月六日
管面房(注:指生产队磨小麦做面条的副业生产机房),我行吗?昨晚为何差一斤麦子,咋搞的?过细地工作,你粗心大意,要失败的。应当小心,应当仔细。读书时粗心只不过扣两三分,现在粗一下心就是钱粮大事,应注意为好。
我的性格坏就坏在一点上,以为自己好了不得,瞧不起人,可又不真正吸取教训,这是万事倒霉之始。另外,自己太直爽,不知道迂回前进,对不了解的人太直言不讳。第三,还太犟,好发气赌气的,“左派”幼稚病。对于别人的批评听不进,是改错不快的原因。别人说点不好听的话,虽也用“不和你争”敷衍过去,但心底总不舒服。这一切,造成了自己失败的原因,造成了自己不能做那敢冲敢闯无所畏惧的先进者。关键是一个私字。还是个人英雄主义,老子天下第一,眼目中自己好了不起。因此,还要狠斗私字。最近,从夏(天)以来,思想一直停滞,原因(是)还没有很好揭露这个矛盾。现在揭露了这个矛盾,一定要用毛泽东思想去解决它。“老子天下第一”,多么可笑。我从小就有这个弱点,超出了自尊心,而是自强心。小学时骄傲自满,中学时自以为是,文革时乱冲横闯,农村时瞧不起人,都是出于此。今年,算比较彻底克服了出名有功当英雄的思想,但是否又产生了退居一步,看那些人跳,打心眼里瞧不起人的思想呢?因此,过去的斗争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算(是)打断了形式上的出名思想,但头脑深处还有这温床,一旦得意,怕又旧病复发,自然又是一扑爬(注:扑爬,四川话对跌跤的形象说法),悲乎。小心,小心!现在二十左右,世界观正在形成,少年时幼稚天真的想法赶快放下,第一莫虚想,第二莫市侩。哲学,哲学,自己咋会学通呢?当然,一步一步来,总是明年忆今年。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要善于在新情况(下)揭露矛盾,稳步前进。自己对“矛盾是绝对的”这一条真理理解还太肤浅,在思想比较稳定时就忘了斗争。不能忘啊!
不做闰土!不做阿Q!不做市侩!不做政客!不做蠹虫!
做有社会主义制度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做脚踏实地、胸有朝阳的普普通通的革命战士!做熟悉社会知识,能用阶级观点分析一切的人!做不去抛头露面但要实干苦干能上能下的人!做读书看报不以物悲不以物喜有志气的人!斗倒“名”字,一切皆来。

十月五日
油灯下,学习《讲话》“文艺是为什么人的”一节。毛主席指出:“他们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他们是把自己的作品当作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来创作的。”罗朝忠(注:同学)说得好,我们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和工农兵相比,又有什么值得写的?这实质上是自看自大,自我表现,好名恶根,一骄二满。思想上有了番认识,文艺上也必须有番认识才行。否定过去,否定自己,不把这藏身之防空洞挖了,是不行的,一遇时机又将跑出来。……写自己,还是写工农兵,这是两条路线之争。必须满腔热忱歌颂工农兵才行。立足点不站过来,一切都是空的。这个问题,正如毛主席所说的,是个根本问题、原则问题,“要彻底地解决这个问题,非有十年八年的长时间不可。”过去,自我欣赏,回头看自以为是,自吹一番,还激情不已,丑态百出,公然表白(自己的)世界观基本定性,放松改造,危险极了。“基本定性”,试问:关于抬石头为何说“抬不起不硬抬,以免(伤了)腰杆”之类?做活路(为何)有时又提不起劲?形而上学看别人,形而上学看自己。毛主席一再进行教导:要两点论,不要一点论。看自己,自以为完好,一点论了。如何对待自己的问题真太重要了,必须否定自己。自看自大,就看不起别人,瞧不起贫下中农和革命干部,一写东西,就表现自己。剧本《坏事变好事》(注:我为知青宣传队写的一个小剧本)怎么来的?过去不是写了同名小说吗?那不是纯属表现自己吗?历史经验咋的?《改选问题》(注:当年写的习作)表现了什么?不是大发牢骚,被别人视为危险东西吗?从想当作家出名,到借文艺表现自己,这是条什么路?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把我牵了好远了。再走下去,死路一条。修正主义就这样在我身上体现。今后,一定遵照毛主席教导:“一定要完成这个任务,一定要把立足点转过来。”
上次调工没走成,如果这次走成了,我认为,这是我莫大的幸运。应当说,体现了党对我的关怀。今年以来,不断地思想斗争,使我认识了许多问题。不然,到了新岗位,该多危险。今后的任务,是不断进行思想斗争,千万不要再形而上学看问题了,(不要)“一次完成”论。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思想勤斗不生锈。
本说今天开会,又未开,去挖田。今天晴了一天,明天不下雨,一定得去弄柴了,太恼火了。我的鼎罐(注:农村煮饭、烘红苕的铁罐)也不知被谁拿了,气人。警惕性太不强了,真应当注意了。

除了在日记上批判自己,我还写文章进行自我批判。据1971年2月1日日记记载:

写这一次《认识错误思想的启示》:归结起来有四:一、进一步懂得了思想改造的长期性,对一种错误思想的认识总是一步又一步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由浅入深,由片面到更多的方面,因而不能认识一下停一下。二、必须揭露矛盾,特别是主要矛盾,掩盖了主要矛盾实质上就是掩盖了矛盾,我的这种错误思想是我思想中的主要矛盾,把住它,其他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三、透过现象看本质,抓苗头,细分析,深挖根,积小胜为大胜。四、最主要的是,必须加强学习,及时总结,以为哲学那几条晓得,干起来再说的思想是错误的,以为斗了私再学哲学也是错误的,忽视了理论对行动的指导作用,因而必须按时总结,加强读书学习。这样的学习笔记写起来也有干劲,今后坚持写。

很可惜,当年写的这篇文章没有留下来,只在一个日记本上找到《根本问题是世界观的问题》《狠斗“小私”论》《在农村干一辈子革命》《灵魂深处的东西》《改造世界观和学习辩证法》等十多篇,长的可能有两三千字。当年究竟写了多少,还写了些什么,以及怎么写的,如今都记不得了,反正是深挖细挖反复挖,批深批透批彻底。现在回想起来,那可能就是一种精神自虐。至于我是否从这样的自虐中获得过一点自慰,我不敢肯定,但推测起来可能也是有一点自慰的。

精神自虐出来的“新人”

那个年代,精神自虐是普遍现象。被打成牛鬼蛇神关进牛棚,被查出问题或被怀疑有问题,都免不了要写自我检查。没有文化不会写作的人,自我检查写得简单,可能好说,或许可以过关。有文化的人,特别是能够写作的人,写个千把两千字的检查交上去,肯定被视为“态度不端正”,于是就拼命地写。为了凑字数,很多话可以不断反复不断重复。为了表示深刻,马恩列斯毛的话引用得越多越好,给自己扣的帽子越大越好,批判的字句越尖锐越好,这样也才容易过关。不过,这样的自虐不是真正的自虐,而是被迫的,说的是假话,为的是敷衍,心里想的和写出的往往不是一回事,甚至截然相反。
1971年我离开农村,进了工厂,几年后也因为“说不清楚”挨批挨斗,写了不知多少诸如交待、揭发和检查之类的东西。几个月时间,总字数至少也有十多万字。从字面上看,好像是同样的自我揭发、自我批判,但那写出的字句,我心底里并不认同,或者并不完全认同。其中相当一部分,甚至是绝大部分,都不是心里话,而是假话,是为了过关才那样说那样写的。那样的自虐不是发自内心,并没有真正触及灵魂,与我在农村进行的自我批判完全是两回事。在工厂写的那些交待、揭发和检查全部交上去了,我也回想不起是怎样写的,究竟写了哪些,给自己扣了哪些帽子。由于不是出于真心,即使现在找到了,即使摆在我面前,我可能也不会感到难受,甚至可能让我感到好笑。
农村这几本日记让我今天重读时感到难受,原因在于日记里说的是我当时的心里话,是当时内心深处真正的想法。想想一个20岁左右的年轻人,在自己给自己建造的地狱里,用一把锈迹斑斑的破刀,像鸡蛋里挑骨头一样,硬要在自己的灵魂里挑出“资产阶级”毛病来,而且是那样自觉、那样真诚、那样持续不断,那是怎样的一种残酷!怎样的一种悲哀!怎样的一种凄惨!如今年过古稀,面对这些自己写下的文字,想起当年的情景,只能为自己没有因此疯癲而庆幸。
我从小可能有些聪明,头脑也还灵活,读书时成绩优异,学什么都较快,但那“狼奶”却让我成了一个十足的傻子。文革初期大串联,我们在北京接待站借了几斤粮票和十几元钱。“复课闹革命”后,北京来函要求归还。同样的事情多的是,其他同学几乎都采用否认之类的做法不了了之,我却如数归还。当知青了,偷鸡摸狗搞“秋收”(注:知青用语,指偷农民自留地的菜)的人多的是,我哪怕饿饭了,也没有“秋收”过农民的一片菜叶。到工厂了,要求每个进厂知青都要写一份文革期间的材料,别人都说自己是逍遥派,我却老老实实把自己搞武斗的事向“组织”进行了交待。我时时处处用“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标准要求自己,结果成了世界上最傻的人!
这正是他们需要的。按他们的说法,是培养“共产主义接班人”或“共产主义新人”。这样的“新人”,“没有私心杂念”,意志坚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而且“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而且“三忠于”“四无限”(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永远忠于毛主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对毛主席要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下乡的时候,有朋友送了一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小说给我。在农村那两年零8个月的时间里,我有事无事都要翻一翻。保尔时时刻刻都在鼓舞我、激励我(可惜我的日记中没有读后感)。加上那1000个日日夜夜不停的自我批判,我几乎就要成为这样的“新人”了。后来进了工厂,我再次陷入厂里的派性纷争,也与一些只为夺权当官的派头头发生过冲突,所作所为的出发点,与我在农村一直坚持的“斗私批修”不无关系。如果那时有诸如欧阳海、刘英俊那样的机会,我十有八九也可以成为“英雄”。如果我身在云南,很可能就跑到缅甸去“支援”“世界革命”了。事实上,在农村日记中,时不时就冒出诸如“恨不得提枪上战场,去和美国佬干一场,看其又有什么了不起”之类的话。当年,俄国小说中曾写过有革命家睡有刺的铁床以锻炼自己的革命意志,那只触及皮肉,而我触及的不仅是皮肉,还有灵魂!

一些真实的情感波澜竟无记载

如今想来,唯一让人能够宽慰的是,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中,我虽然变成了“狼”,却没有成为痞子。下乡后,有的同学在绝望下,或者以烂为烂,打架斗殴,或者偷鸡摸狗,追求点滴口福,或者拳打脚踢争“表现”,为招工进厂不惜一切手段……由于我“表现好”,为了把我压下去,有同学到公社去造谣,说我在武斗中捅死了人。加上1971年开始的“批清”(批判极左思潮,清查“五一六”、“三老会”)运动,公社不仅收到各地飞来的函调信,要我检举揭发,而且学校的工宣队还派人下乡来调查,于是第一批招工我就被卡下来了。虽然心里也很不舒服,但我却没有去找任何人问过说过,日记里竟然也没有记录,只有简单两句:“听说沈鸿明(注:同学)要调走了,哈。自然,我能走,也可能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首批的要走了,今天在公社开会,明天去新生检查身体,他们该高兴了。”
可是,我毕竟是人,是人总有人的本性。下乡时,我不到19岁,正是青春年少,不可能没有性意识、性冲动。还没下乡之前,我就对一个女生很有一点“意思”。虽然就在一个公社,我却不敢去找她。到她那儿去过两次,都是她们(她和其他几个同班女生在一个生产队)喊我去的,好像是去为她们帮忙做了点什么事。1971年春节我没有回家,有同学知道我对她的感情,从重庆回来告诉我,说她变了,“操”起来了。在重庆,“操”字是一个含义模糊的贬义字,诸如“操社会”“操哥”“操妹”之类,在那个年代一般指思想空虚、追求物质享受、炫耀时髦衣着的街头混混之类,甚至近义于流氓阿飞。我不相信她会变成那样。某日去粮站买春荒返销粮,遇到她,果见她头上梳了两个“扫把疙瘩”。那时,我心目中女性的发型应该是两条短辫,或者是齐耳短发,梳“扫把疙瘩”被我当作了“操”,当作了“资产阶级思想”,当作了“修正主义”。我的“无产阶级思想”竟然是这样强烈,压抑了我的人性,灭掉了我隐藏的暗恋之情。我顿时心一沉,脸色也变了,盯了她一眼,竟然不再理睬,转身就走,从那以后就再没有往来。多年后,我再见到她时,她一句话就封了我的口:“那时候你好傲哟!”至今想来,心里也隐隐发痛。
这样的情感波澜,终生难忘,但翻遍了当年的日记,竟然不见一点蛛丝马迹,没有一点记载!

日记中记载的一次放声大哭

不过,人性毕竟是人性,是不可能完全湮灭的。不管那“狼奶”多么“狼”,不管我怎样“狠斗私字一闪念”,我依然痛苦过,依然有自己的悲哀,而且这样的痛苦和悲哀几乎贯穿了在那贫瘠山村的每一个日子!

二月二十八日
今天我哭了。我想:我父母解放前受苦受难,解放后虽比解放前好了几百倍,可还不富裕。我是工人的后代,要有工人思想,尽一切办法减轻家里负担!

这是1970年春节期间我回家写的一则日记,虽然没有写明缘由,我却永远也忘不了那一天。事情的经过这是样的:
因为我家住在朝天门码头附近,同学们从农村回来或者要返回农村,坐车(那时长途汽车站在朝天门附近的千厮门)坐船都要经过。特别是家住南岸的,头天就必须过河来,在我家借住一晚。不仅我们学校的同学如此,我认识的其他学校的同学也如此。我不在家可能好一点,我在家那一段时间,过几天就来一大拨人。那时,我家住在一栋吊脚楼里,另外搭建了一个烂棚棚,加起来也就20多个平方米。人来多了,地板上打地铺都要挤满。此且不论,问题出在吃饭上。
当时城镇居民粮食是按定量凭购粮本或粮票才能购粮的,没有粮票就买不到粮食。我父亲只有26斤定量粮,母亲是居民只有23斤,弟弟妹妹正在吃长饭,粮食或者说粮票从来是我家的最大问题。那天早上送走了一拨人。晚上,母亲给我说起此事,我却说:“别人又不是专门来吃饭的。”这就引起全家人的气愤了,都来批评我。母亲给我算了粮票的账,妹妹把粮本摔给我看,我心头好难受。我说:“我也尽力了。”的确,我回家时,把生产队分的糯米、黄豆之类全部拿了回来。说着说着,我就“汪”的一声大哭起来,而且越哭越伤心。
在我记忆中,那是我此生第二次放声大哭(第一次是考初中因不明原因被分到一所不出名的学校),好像也是我此生最后一次放声大哭。我一哭,全家人都哭了,从来不流泪的父亲也抹着眼睛。
回农村后,那场景还时时出现在我眼前。我在日记中写道:“母亲的眼泪时常在面前,问题是这样,你顾家里,家里越顾你,叫我无法安慰父母了。”我再恼火,再饿饭,也不叫家里给我寄钱寄粮票。唯一一次让家里给我寄了5斤粮票,也是因为要还人家。只要有同学回重庆,我总是千方百计托他们带点红苕粉之类自己做的土产给父母。
为了减轻父母的负担,后来我再也没有回过重庆,直到招工进厂。将近两年没有回家,刚到家里,父母的声音我听起来都变了。
这是我读知青日记中让我最难受的一则!

许多该记的在日记中都没记

几本知青日记,没有哪一篇让我感到有一点愉悦的或好笑的,更没有哪一篇让我感到有一点能够得意的。好容易找到一篇能够引起一点有趣的记忆的,是1971年的:

十月六日
今天弄柴,运气好,菌子(注:当地对野生蘑菇的称呼)蛮多,讨(注:当地方言,捡的意思)了许多。晚,红烧菌,邀来罗朝忠(注:同学),半斤酒一饮而尽,乐极。我感到,我和罗朝忠许多问题都一致,虽则几个月不往来,却也不谋而合,此真为贵也。
学了一下毛主席关于做老实人的论述。知识分子最不老实,夸夸其谈,两面三刀。我们一定要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又学了一下姚文元《评陶铸两本书》的最后一节。吃亏就在于不老实,必须老实一点才行。
余长发(注:生产队长)真的如此,我要稳重,管他的,一切行动听指挥好了。劳动,不要光做面子,要把劳动视为改造思想的一环。
这一次走不成,也只有算了,怕什么?用行动来说明吧。

那天的事我也还记得,后来还曾经写过一篇散文,记述那天吃了菌子后,因腹中没有油水,第二天清口水不停地涌,不停地吐,被农民笑话的事。即使是这样的趣事,日记里竟然也没有记载,依然在严厉地进行自我批判。
对知青来说,招工进厂是大喜事了。据日记记载,从1971年10月9日大队干部来生产队,召集贫下中农代表开会正式推荐我算起,到11月5日我离开生产队,近一个月时间里,竟然没有几处记载。即使是写到招工的事,也没有轻松愉快的文字,依然是诸如“如今后到了新岗位,这日记不必写了,反正不必自我标榜,出头露面了”之类的话。
最让人不可理喻的是,我竟然在招工最关键的时候,有关个人前途命运最重要的时候,却写了下面这样的日记。
我视力有问题,左眼好,可以看到1.5,右眼差,只能看到0.2。体检后,招工“老板”怀疑,又叫我去县城复查。反复多次,我忍不住了,心一横说:“我一只近视,查也是近视,你们要就要,不要算了,不查了!”说完就气呼呼走了。
回生产队路上,同学苏祖斌(他回重庆后又回来)压低声音告诉我林彪“爆炸”的消息,我竟然说:“党和人民遇到这样大的事,我们还在考虑自己的前途,真不该!”立即受到苏祖斌的嘲笑。
那天晚上,我写日记,依然沉浸在震惊中,竟然没有一个字提到关系自己人生前途的招工问题:

十月二十八日
今天好像在梦中度过。听了苏祖斌讲,背心发凉,也为生长在毛泽东时代感到万分幸福。我们不应当只关心个人的命运,忘记了党和人民的命运,忘记了世界和革命的命运。为了保卫毛主席,要敢于抛弃一切,拼了。一切个人野心家阴谋家“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经过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国人民思想觉悟大大提高,无产阶级专政空前巩固,国内空前稳定,一两个小丑跳梁,何妨大局。我们只有认真读书,弄懂马克思主义,才可能不至于上当受骗。不管出现什么情况一定要跟着毛主席,保卫毛主席,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斗争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一切野心家都是唯心主义者,过低估计人民,过高估计自己,到头来头破血流,身败名裂,岂有他哉?!

这就是我的知青日记,让我今天看到就难受,让后人看到会感到很难理解甚至感到可笑的知青日记。是谁扭曲了我的灵魂?是我自己,更是那个扭曲了几亿中国人的荒诞时代!
我不知道,这算不算那个时代的一个精神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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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乱世】

回忆文革中的政治流亡

梁作隆

作者简介:梁作隆,贵州安顺人,1948年生。文革爆发时为安顺地区工业技术学校(简称安顺工校)学生,红卫兵运动兴起后为“安顺工校9•15战斗队”成员,后为学生组织“红卫兵117部队”主要负责人之一。1968年毕业后分配到贵州灯泡厂工作。八十年代“下海”,创办安顺市铸件厂。现居安顺。

1967年8月,正是毛泽东到各地视察并认为全国形势一片大好的时候,远在西南边陲的贵州安顺,却发生了一场大规模的武斗事件。事件的发生,则与贵州夺权后的形势发展有关。(下图:1967年初在安顺大十字召开的群众大会。)
自从1967年2月贵州夺权得到中央承认,誉之为“西南的春雷”并成立了“毛泽东思想贵州省革命委员会”(后改称“贵州省革命委员会”)以后,贵州的造反派就开始发生分化,并逐渐发展成为尖锐对立的两大派组织。正是在此背景下,安顺地区的造反派也在积极地酝酿夺权和成立革命委员会,为了扫清障碍,由省革委派到安顺指导夺权的孙昌德代表省革委,在夺权之前,下令抓捕了安顺汽车运输公司红旗战斗团(简称“红战团”)的两位头头徐永春和张瑛。因为“红战团”是安顺有名的工人造反组织,在造反派中影响很大,此举原想给那些参与夺权而又不好驾驭的组织或个人以震慑,殊不料却加深并加速了因对权力再分配不满的造反派之间的分裂。
3月中旬,安顺地区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新成立的地革委对在夺权斗争中多有不满的部分群众组织采取了排斥、压制的措施,有的竟至勒令解散。(下图:1967年3月安顺运输公司工人造反组织“红旗战斗团” 负责人徐永春、张瑛被抓捕后游街示众。)
4月初,中共中央发表了《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并以文件形式(即“117号文件”)通知各地参照执行,其核心内容是要求正确对待犯错误的革命小将。以此为契机,安顺受压的部分学生组织趁势而起,成立了“红卫兵117部队”。尔后,跟他们观点相同的就称为“117派”,掌权一方则称为“支红派”(“支持新生的红色政权派”的简称)。这样就形成了安顺对立的两大派。

负伤逃亡

在“117”文件之后重新活跃起来的“红战团”,立即展开了争取释放徐、张二人的斗争。经与安顺地革委多次交涉、反映无效后,“红战团”不得已于6月下旬宣布罢工,罢工持续了二十来天仍毫无结果,“红战团”决定移师贵阳静坐,以向李再含(贵州省革委主任)和省革委施加更大的压力。他们于7月中旬出发,率领百余辆汽车,浩浩荡荡开赴贵阳喷水池静坐,此举得到了贵阳反李再含的“4•11派”的大力支持。静坐期间,“红战团”派出代表到省革委反复交涉,递送材料,均未得到满意答复。贵阳“4•11派”的许多造反组织,一方面不断举行集会、游行,对“红战团”进行声援,一方面不断组织群众,为静坐的“红战团”工人送饭送水。静坐持续了将近一月,工人们都已疲惫不堪,至8月14日夜,省革委突然表态,要他们立即撤回安顺复工,徐、张二人随后就放。“红战团”的头头们不知是计,当晚就率队撤回安顺。谁知,第二天——8月15日,就遭到“支红派”的突然袭击。一大早,“支红派”就组织了上千人,头戴钢盔、藤帽,手执标枪、铁棍、刹车管,从不同的方向对安运司革委大楼发起突袭。由于昨晚刚回来,身心俱疲的工友们大多还在熟睡中,只留有少数人在公司大楼和医务大楼值班。“支红派”先将大楼团团包围,然后冲进楼里,见人就打。没有任何防范的“红战团”工人被打得四处逃避,一边跑一边喊:“支红派”打人啦!跑不及的被打倒在地,再拳脚相加,用刹车管抽,大楼里传来阵阵恐怖的喊叫声和打砸声。很快公司大楼就被攻破,又转而围攻医务大楼。这时,已有不少闻讯赶来的“红战团”工人集中到了服务大楼,因此“支红派”在这里遇到了顽强的抵抗。(上图:安顺“支红派”举行文攻武卫武装大游行。)
我原是安顺工校“九一五战斗队”的成员,安顺红卫兵组织“117部队”成立后,又成为“117部队”的负责人之一。但我是直到下午三点才听到安运司被围攻的消息,于是匆匆赶到现场,随着围观的群众来到大楼外围,只见“支红派”正在用砖头、石块向大楼进攻,许多门窗都已被砸烂,里面却没有什么反抗,估计很快就会被攻破。我想退回去组织队伍已经来不及了,又无法进去支援,干着急。
刚好“支红派”向大楼发起总攻,我来不及想什么后果,随攻击的人群冲进了大楼,只见有不少工人被打得头破血流,躺在地上呻吟。我冲上二楼,遇见公司的李月红正在给一个女生包扎,其余的人,有的把守楼口,有的在奋力用桌椅、木板将门窗堵住,不让“支红派”攻上来。僵持不久,“支红派”市装卸站的伍志高带着十多个人,利用楼梯从外面爬上楼顶,再用八磅锤和钢钎打炮眼一样,将楼面砸出个大洞,然后一边往下丢石块,一边把人吊下来,虽然也被打伤了几个,但由于人多势众,医务大楼终于被攻破,“支红派”蜂拥而入,见人就打。
混斗之中,我被一个安顺一中的学生用匕首砍了一刀,伤在眉毛处,热乎乎的血往外流,然后与其他“俘虏”一起,被押到公司大楼过道上。长长的过道躺满了被打伤的人,在昏暗的灯光下呻吟着,我用手捂住伤口,什么也看不清。这时“支红派”救护队一个臂戴红十字袖套的女生走到我面前,将我扶起来,低声吩咐我不要说话,低着头,然后,慢慢将我扶出公司大楼,出门时对站岗的人说:“自己人,被送错了,我送他出去包扎一下。”就这样,在这位善良的女学生掩护下我才逃离了虎口。
道别之后,我忍着剧痛直奔专区医院,找到工读卫校的几个“117派”同学,她们把我送到外科大楼,又跑去联系医生,回来说不好,今晚值班的大夫是“支红派”的。结果这位大夫给我缝了7针,却不打麻醉,也不安排床位,几位同学只好先把我安排到她们宿舍,腾出床让我住了两天。
由于风声太紧,“支红派”在外面到处抓人,两天后的深夜,又将我转移到医院附近虹山村的一户人家。安运司的李月红和被打伤的那个女生也躲在这里。主人叫农云良,非常热情好客,主动给我铺床、倒水、吃药。几天后,李月红和受伤女生都离开了农家。由于“支红派”查得很紧,农家怕我出事,又把我转移到普定操子铺一户华姓人家。刚在华家落脚两天,就有人说前两天安运司吴兴龙在普定朱官铺被抓,华家觉得不妙,立即又把我转到普定城关后街的亲戚家。
在这里住了两天,为了不连累人家,我主动提出要离开这里去找亲戚。于是谢过主人家,忍着伤痛,走一段问一段,一直步行到六枝,找到了在六枝一中工作的孃孃家。二老问明情况后,将我安置在二机厂他们的亲侄儿房立朝那里,为安全起见,房立朝又将我转移到大用66矿他兄弟房立国处。立国在矿区医院上班,他告诉我,这里地处偏僻,只要不出矿区范围,在外面随便逛也是安全的。在这里,我第一次看到煤矿工人艰辛而又危险的工作,前些年这里曾发生瓦斯爆炸,导致100多位矿工遇难。矿工们轮班作业,劳动强度很大,但伙食还算可以,每天24小时保证供应,随到随吃,菜的品种也不断变化,有盐菜肉、红烧肉等。在那个年月,这样的生活水平是不多的。
我在这里住了十多天,整个矿区几乎都走遍了,伤口也好得差不多了,便请房立国帮忙,通过在安顺的朋友打听“117”的情况。经他努力,终于联系上了安顺一中“117”部队的学生,并派出一位叫陈星敏的女生前来与我联系,我们是第一次见面,她人长得很机灵,看样子也很能干。她将安顺的情况给我作了介绍:自“8•15”那天安运司“红战团”被打散后,主要成员四处躲藏,除团长吴兴龙被抓外,其他人均不知去向。但有好多工人师傅自费到北京告状,他们在京西宾馆静坐,要求中央首长接见,反映、解决安顺问题。“117部队”的另一位负责人罗布龙也被抓了,现在生死不明,但也有不少学生跑出去,准备上北京告状,只是不清楚他们目前是在长沙还是在郑州。安顺现在已是“支红派”的天下,他们成立了专业武斗队“8•15兵团”,专门对付“117”派,是地革委批准成立的,人员以虹山轴承厂的“联指”(即“革命造反联合指挥部”)和011系统的一些“支红派”为主,又从各单位选了一些身强力壮、下手狠的加入。总之,安顺是一片白色恐怖,要回去是不可能了。
后来才知道,这实质上是李再含他们早就策划好的“八月踏平”战略,拟用武力围攻的方式,一举将省内的反对派镇压下去,所以包括贵阳在内的各专州都不约而同地发生了围攻、踏平反对派的大规模流血事件,全省各地的“4•11”派都处于组织溃散状态,不少头头被抓捕,侥幸逃脱和被打散的部分骨干,或逃亡外地避祸,或聚集到北京告状。
听了陈星敏的介绍,我决定也去北京告状,和战友们战斗在一起。

从郑州到长沙

决定去北京后,我让陈星敏返回安顺,但她坚持要同我一起去北京。我们身上都没钱,只能混车坐。巧的是在六枝火车站,我遇到了一个熟人,小名叫“项丫头”,由于多年没见,他对我非常热情,招待我们在火车站旁的馆子吃了一顿饭,得知我们要上北京,又给了我15元钱。这15元是什么概念?当时大米8分钱一斤,猪肉7角一斤,当然都是定量供应的。真是雪中送炭啊。等到昆明至北京的特快列车到站后,我们避过检查,混上了火车。直到列车起动,车厢外的房屋慢慢往后退,我们才长长地松了口气,终于逃出包围了!
一路上,因受时局影响,列车走走停停,当来到山西华山站时,列车员开始查票,这次我们没能混过去,被赶下了火车。华山站在山上,灰蒙蒙的色调,显得有些惨淡,山风阵阵,寒意袭人。我们走进候车室,看到列车时刻表,知道今晚已没有到北京的车了,我怕连累陈星敏,就劝她明天回安顺,并给她了10元钱。但任凭我怎么劝她都不愿意,说:“我不能丢下你,你身上还有伤。”我听后非常感动。就这样我们一同北上。
当晚,我们在候车室的座位上睡了一觉,第二天又混上了一辆往北京方向的列车。列车在秦岭山脉中呼啸奔驰,窗外的崇山峻岭快速地往后掠过,但我却无心观赏,只觉得脑子里一片空白。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列车到了郑州车站,我们下了车,准备去找那些有可能到了郑州的战友。
郑州天气非常热,很多人都在城门里、房檐下睡觉。我们径直到郑州大学去。由于学校发生武斗,当天晚上戒严,我们就在郑州大学附近流浪了一宿,第二天才进入校区,结果未曾得到战友们的任何信息。在郑州游荡了两天,由于已到国庆节前夕,北京近期不准外地人进入,我们决定再到长沙去看看。到长沙后,我们四处打听,终于得到一条重要线索,说五一大楼曾住过一些贵州人,不知现在还在不在。我们很高兴地找到了五一大楼,这里原先是军队的接待站,我们在楼里顺着楼层一层一层地找。二楼住了很多遵义的造反派,他们说安顺的战友可能住在四楼。终于,在四楼临街的一个房间里,我们找到了“红战团”的笔杆子刘振海。但这个房间目前只有刘振海一个人,他告诉我们,“117”的一些学生付永福、郑和平、陈光亮、何颖儿等,的确在这里呆过,但现已经走了,不知去了什么地方。刘涛仁也来住过,但不经常来。你们来了就先住下再慢慢打听。就这样,我们在五一大楼住了下来。
湖南最有名的造反组织是“湘江风雷”,和我们一样,它也曾经遭到镇压和取缔,不久前才得到中央承认,恢复了活动。于是,我决定去找他们支援,通过“湘江风雷”的部分下属单位,弄到了一些笔墨纸张和油印工具,凭此办了份报纸,取名《还我河山》,刊登的内容主要反映安顺镇压学生及工人的问题,以及被镇压学生的现状等等。由于我比较了解情况,报纸主要由我编,刘振海的仿宋字写得好,所以由他来刻蜡板,刻印好后,我与陈星敏再上街去卖。刘振海烟瘾很大,但又没钱买烟抽,我们在卖报时,还十分留意在街上帮他捡烟头裹烟丝抽。当时长沙物价很低,卖报的钱可以维持生活还有结余。我们住下不久,安顺农校的金仁义、侯永祥也来了,他们也参加卖报。由于增加了人手,我们的卖报路线延伸到了武汉三镇。
那时天天坐火车,脚都坐肿了。有一次在武汉,我借了一张乒乓球桌站到上面演讲,一边讲一边卖我们的《还我河山》,结果收效奇佳,收获颇丰,大家都非常高兴,陈星敏提议到长江大桥去留张影作纪念,我却断然否定了她的提议,说等李再含垮台了我们有的是机会。现在想起来真是幼稚可笑,可悲可叹!真对不起这位一直伴随我流亡的纯真女生啊!
那时长沙的武斗非常激烈,几乎每天都有人被打死,只要推开窗户,常常就会看见抬着死人的游行队伍,由此就会联想到安顺的形势和自己的处境,思乡之情油然而生。这时,住在长沙五一大楼的贵州各地造反派(4•11派)已有二三百人,时逢国庆节,我们因卖报有了点钱,便以安顺“117派”的名誉,请大家过了一个有意义的国庆节。国庆过后,我与陈星敏决定到北京去,刘振海回老家东北,金仁义、侯永祥继续留守长沙。

流亡北京的饥寒交迫

到北京后,按刘振海提供的信息,我们赶到民族文化宫,去找“红战团”的工人师傅,但找遍了民族文化宫也未见到他们的踪影,顿时心都凉了。绝望之中,竟意外在民族文化宫入口处的报栏上发现有张纸条:“安顺来的人可在左家庄接待站找”,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虽然没有落款,我们仍十分高兴,立即向左家庄出发。
经打听,得知左家庄在北京郊区,我们走了大半天,还挤了几站公交车,终于找到了地方。但打听下来,又得知接待站已经撤了,盖成了楼房。我们不死心,顺着楼房一栋一栋找,最后,居然在一栋未竣工楼房的最高层楼梯间,找到了安顺地区二中的何连栋、田越涛两位老师。
我们都是第一次见面,相互介绍认识后就准备住下,但田越涛老师却提出,陈星敏是个女生,不方便,白天可以在一起,晚上希望我们另找住处。话讲到这个份上,我们也不好强人所难,于是我与陈星敏每天晚上就去北京火车站候车大厅住,一张报纸垫上,席地而卧,挨到天明,就去左家庄汇合。当时,我们自身确定的任务是:一、保护自己,生存下去;二、整理有关安顺文化大革命的材料,向中央反映,请求中央关注和解决安顺的问题。(下图:1969年9月参加中央批准的贵阳地区革命群众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时安顺部分“ 117”代表合影,后排左三为本文作者。)
一天,何连栋老师得到一个消息,说贵州各地进京告状的造反派,每周星期五下午在清华大学开碰头会,地点是清华井冈山派提供的。我们决定也去参加。到了星期五这天,大约两点左右,我们一行四人就来到清华大学主楼,见到有几个人站在门口,一询问,才知道他们是虹机厂“总指”(全称为“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的,还记得名字的有张金香(女)、王文宝、贾文斌等。
进楼后,由井冈山的一位王姓学生将我们带到一个教室,里面已经坐满了人,主要来自贵阳、遵义、黔南、黔东南、毕节、清镇、安顺等地。在这里我们遇见了“红战团”的刘海清和安顺县妇幼保健站的甘应苹(女)。与会者近百人,其中“4•11”的就有三十多人,包括几个主要头头袁昌福、邱富伦、张甦、陆光伍等。主持碰头会的是井冈山宣传部的一位王姓学生,他代表蒯大富欢迎我们贵州“4•11”的到来,对我们赴京告状的革命行动表示支持,并为碰头会作了形势报告,同时希望“4•11”及全省各地区的同志抓紧整理李再含支一派、压一派的材料,由他们转呈中央首长,并请中央首长接见贵州代表。然后,各地的代表纷纷发言,简要介绍了各自的情况。这次碰头会令我们非常振奋、激动,因为我们不是孤军作战,还有这么多战友也在坚持斗争。
碰头会后,我们仍在左家庄坚持写材料,希望有一天能向中央反映我们安顺的问题。但就在这段时间,我们的生活发生了困难。我们流落在外,没有什么经济收入,开始过起有上顿无下顿的日子。起先,我们得到虹机厂“总指”被打散回京的工人师傅的接济,让我们每天轮流到他们家吃一顿晚饭,但多吃几天后,别说人家也困难,我们也不好意思。没有办法,我只好出外“化缘”,到处找吃的,有时候连人家树下落下来的柿子都捡来充饥。实在不行时,就到楼下工地食堂去偷馒头或饭,多偷几次就被发现了,虽然没有挨打,却被人家训得无地自容。
一天,何连栋老师发高烧,大家也没有吃的,情急之下,我又到工地食堂去偷了两棵白菜。菜还是冻着的,陈星敏将冰抖掉,将外面的叶子拔掉,拿菜心给何连栋吃,并用冰块给他降温,说也奇怪,第二天就没怎么烧了。但很快又发生反复,我们无法可想,只好将他扶到一个驻军医院,说明情况后,医院大夫发扬“救死扶伤”的精神,给他打了两针退烧针,这样才渐渐好了。
清华“井冈山”的同学得知情况后,让我们搬到清华主楼二楼,与贵州各地的造反派住在一起,非常热闹。北京的冬天非常冷,我们还是夏天里穿的那一身。两个老师写信给亲友求援,很快田越涛老师的一个女朋友给他邮来了40元,何连栋老师在贵大教书的同乡也给他邮来了10元钱。田越涛很大方,每天都拿出钱要我去五道口的小吃店买油饼来大家分着吃。何连栋钱少,一天,他悄悄叫上我,来到大前门很有名的四川饭店,点了几笼小油包,皮薄,馅儿多,蒸得透明透亮,非常诱人。我从来没有吃过这样的美味,可一问价钱,贵得吓人,一毛钱一个,何连栋说,不管它,尽量吃,吃饱为原则。他又叫了两扎啤酒,我们俩一口一个小油包,一人大概吃了20多个,结完账后就只剩下几块钱。然后又去拍卖行转,用剩下的钱买了两条旧的羊毛裤子,每条裤子4斤多重,穿上很暖和,但也很笨重,一不小心还会垮下来,在大庭广众中出洋相。
两位老师的钱及清华送的饭票吃完后,我就去距离主楼较近的那个学生食堂打主意。学生的碗筷都是放在桌子里的,用时取出,先打菜,后打饭。我观察到这个食堂的饭菜票是用很薄的纸印刷的,于是灵机一动,想到了一个偷饭票方法:先是顺手在收饭票的大筛子里“顺”了几张出来,叫上清镇的陈九林(他是个跛子),让他在食堂外等,由我去打饭。我拿了两个碗,碗底用水打湿,打饭时故意用打湿的碗放在存饭票的筛子里,打得饭后很快将碗拿出,动作很快,两个碗的底部粘出了十多张饭票。陈九林看此法简便,也想学,结果却被当场拆穿,下不了台。
这期间,清镇又有几个战友与我们住到一起,吃饭更成了大问题。为了弄到吃的,我爬车到了天津,去找串联时在南京结识的伙伴魏洪军,他是天津68中的学生。到天津后,先到学校没找到人,打听到他家住址,是城郊接合部的一幢铁路系统的宿舍。魏的父亲在铁路工作,母亲是农民,一家十多口人,三代同堂,得知我是魏洪军从贵州来的伙伴后,全家老小对我都非常热情,当天就安排住在他家。我在魏家住了三天,临走那一天,洪军的母亲用面粉做了十来斤的大饼给我,又找了两件旧棉袄,要我穿上一件,带走一件。老人还拿了5元钱给洪军,交待说:“你们哥俩去照张相留念,下一次馆子。”于是我和魏洪军在天津红旗照相馆照了一张合影,题上“哥俩好”几个字。几十年过去了,至今我们双方都还珍藏着这张珍贵的照片。魏妈妈辛辛苦苦从嘴里省下来的粮食,到清华两分钟就被抢光了,连我自己也没吃上。
这时,又来了一个安顺农校的学生侯永祥,眼看吃饭问题压力增大,我提出,所有人暂住清华,由我到河北、河南一带去开辟新的根据地。大家都没有意见。于是,我漫无目标地漂荡,辗转中又来到郑州,在郑州上街转了两天,“七冶”的一个技工学校竟然愿意收留我。学校负责人是个女的,安排我住在学校,吃饭在“七冶”机关食堂,负责给技校写大字报。有空时就去新华书店逛逛。有一天,在书店里找到一本有关中草药良方的书籍,我将书中记载的药方抄录下来,编成一本小册子《苗药祖传秘方》,在技校的支持下油印了几百册,然后拿到街上去卖,两毛钱一册,卖得的钱就寄给在清华大学的田越涛、何连栋他们,解决他们的生活困难。这样漂了一段时间之后,因形势发生变化,我仍回到北京。

桐梓遇险

就在我离京后,流亡在京的贵州“4•11”骨干得到清华井冈山的支持,在清华召开了全省“4•11”代表大会,成立了“4•11”兵团总司令部,组建了新的领导班子,并决定主要领导成员都必须潜回贵州,开展地下斗争。听说何连栋老师被委任为“4•11”西线副总指挥,已潜回贵阳,我也决心启程回贵阳去找何连栋。但田越涛老师不知道他的行踪,是贵阳“4•11”的一位同志告诉我,可以到贵乌路某某号毕节兰老师家找。临行前,新任“4•11”兵团司令袁昌福让我将一封信带给贵工的卢昌武,我将此信藏在裤脚边缘,然后与遵义的两位老师一同上路。
我们走的是宝成线,一路上都很顺利。不料,进入贵州后形势就开始紧张起来。那天,列车刚进入桐梓站,就听见高音喇叭通知,文攻武卫指挥部要对这趟列车进行搜查,结果我们就被查了下来,由文攻武卫的队员荷枪实弹押进县革委。一进门,就是一面很大的镜子,上写“毛泽东思想照妖镜”几个大字,押解人员强行把我们按跪下,用稻草在给我们含上(以作“牛鬼”的标签),让我们“在照妖镜中暴露出丑恶的嘴脸”后,就分开审问我们。
审问我的是一个军代表,他问我是哪里人,我说是昆明人。他用手掌猛拍一下桌子,骂道:“他妈的,不老实!你的口音不是昆明人而是贵州本地人!”我说,我的确是在昆明长大的,至于祖籍是哪里我也说不清。他说,“那你说说洱海在什么地方?”我说在大理。又问,“近日公园在什么地方?”我说在城里。他说:“不对,是乱蒙的。”要我老实交待是干什么的、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等等,一句话,就是要弄清我的身份。直到多年后我才知道,其实早在“4•11”代表大会召开之时,李再含派到北京的卧底就已经把“4•11”的情况和部署都探听得一清二楚,所以“4•11”潜回贵州的头头和骨干一个个先后被抓,进出贵州的两条铁路通道(那时还没有湘黔线)更是他们布防的重点,以抓捕可疑的“4•11”分子。
那天对我的审讯持续到下午4点多钟,眼看仍没有什么结果,审我的人突然说:我们也不必审你了,我们已同安顺“8•15”兵团的指挥部联系好了,明天他们就会来带你回去,我断定你就是安顺人!说完就离开了审讯室。
听他这么一说,我吃了一惊,心想万一明天“8•15”真的过来,我就无法蒙混过去了,必须得赶紧设法逃走。过了一会,确实没人再进来审我,我就对门口站岗的说要上厕所,他用梭镖押着我出来,进了厕所,瞅见离厕所不远的地方有一道门,有人出入,于是趁看守不备,就轻松地遛出了这道门。然后慌不择路,朝着出城的方向,在田坝里高一脚低一脚地跑着,不时回头看看有没有人追赶,心里七上八下的,非常紧张。
不知跑了多久,天黑了下来,虽然是冬天,我却大汗淋漓,也搞不清方向,只想找到寨子就安全了。就这样,在黔北荒野上走了很久,才发现前方有一个透着灯火的寨子。我朝寨子走去,渐渐可听到寨子里隐隐约约传来的收音机声音,似乎是《红灯记》的唱段。寨子越来越近,悬挂的心总放下了一点,疲劳也变成了力量,走起路来,轻松多了。
进了寨子,转过一条小巷,见有户人家,堂屋正中帖着毛主席画像,下面的神龛上燃着一盏煤油灯,堂屋内燃着柴火,“劈哩啪啦”地响,给人很暖和的感觉。这家人正围着方桌吃饭,我的出现让他们感到非常惊讶,当家的男人疑惑地问:“你有什么事?”我随口编造说,自己是贵州兴义人,去四川探亲,返家的路上,在桐梓火车站被偷,身无分文,请求借住一宿,吃一顿饭,第二天就走。那男人说:“你吃一点,住一晚本来不是问题,但因为我家是富农,不敢收留你,你最好去找我们小队的罗队长。”我再三请求,这户人家仍不肯收留。无奈,只有请他指路去找队长,他也不敢,我只好自己去打听。刚拐弯,寨子里的狗叫起来,一个小院里跑出两只狗“汪汪”地叫着朝我扑来,好在主人家出来喊住了狗,在他的指引下,这才找到罗队长家。
队长家刚吃过饭,女人正在收拾桌子,听我说明来意,队长家同意让我住一宿,并叫他女人端出饭菜,是刚剩下的一点白菜、豆腐。又累又饿的我,顿时便将剩下的饭菜一扫而空。吃完饭,队长问了我一些问题,我都一一作了回答。吹了一阵,便安排我在一间用凳子架成的床上睡觉。临睡时,我借口出去小便,看了看他家的门户走向,回来就躺下睡了。
刚睡不久,队长提着油灯来我床前观察,以为我已睡着,就退了回去,小声跟他女人说:“我看这个人来历不清楚,是不是4•11派的学生很难说,明天一早就把他送到县里去。”我大吃一惊,只好假装睡着,等到他们都睡熟后,便悄悄起身,遛出家门,顺着寨子的小路疾走。麻烦的是,寨里的狗又“汪汪汪”地叫了起来。不多时,寨子里喧哗起来,火把通明。我不敢在路上走,跳到田坎下躲了起来,只见一大群人打着火把,有的说向东,有的说向西,最后朝反方向追去,真是上天有眼啊。等他们走远,我爬起来,一路狂奔,不知摔了多少跤,迈过多少田坎,突然听到了火车的轰鸣,顿时喜出望外,就朝火车鸣叫的方向奔去。

逃亡路上好人多

这时已天翻鱼肚白,周围的崇山峻岭、小桥流水渐渐清晰起来,乡间的小路也有了人影。正好迎面来了位老汉,我上前打问,老汉告诉我,这里只有一个小火车站名“红花园”,每天只有一班到贵阳的慢车经过。我谢过老人,急匆匆奔车站而去。到了车站才知,那趟车已经过去,今日无车。我不敢再等到第二天,只好向娄山关方向走去。
此时,路上已结了一层冰,行走非常困难,我在寒风中缓缓前行,周围的荒山野岭都披上了一层白色的银装,大有几分“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意境。不觉间,来到著名的娄山关脚,偶有汽车驰过,车轮都上了防滑链条,在蜿蜒的盘山公路上呻吟着缓慢爬行。此情此景,顿让人想起了毛泽东那首著名的咏娄山关词:“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我在心里吟诵着这诗句,身上不觉也增添了无穷的力量,于是鼓足劲,奋力攀登。爬呀爬,气喘吁吁,天上虽然飞着冻雨,但我却汗流浃背,拼命爬到了关口,已是浑身乏力,饥肠辘辘。
站着休息一会,见关上有户人家,不自觉就登上通往这户人家的石坎,站到石坎上,这家人的住所尽收眼底:三间小茅草房错落相邻,一个年轻的妇人正在草房外抬簸箕捡米,估计是女主人。我上前说明来意,妇女很爽快地说:“我马上生火做饭,当家的上山了,很快就回来。”于是忙着张罗做饭。我实在太饿了,见她家筛子里有几个红色的萝卜,就向妇女说:“我想吃你家的红萝卜。”她说:“做菜时我给你弄。”我说:“不用,就吃生的。”她说:“生吃会越吃越饿。”但我等不急了,拿起萝卜就大口大口地吃起来,两个萝卜下肚,精神就来了。
我等不及吃饭,谢过妇女后就开始下关。虽然下坡比上坡轻松,但由于结冰,路很滑,不知摔了多少跤才下到关脚。又走了一段路,来到板桥街头,见有四五个小孩在街上坐滑车玩。我问其中一个约七八岁的男孩:“你家住哪里?”他指了指左边的一间瓦房。我又问:“大人在家吗?”他说:“不在。”我说:“我是你爹的朋友,他叫我来找他,来了又不见人。”接着又说:“我还没有吃饭,你家里还有饭吗?”小孩说:“有,在桌子上,你自己去吃。”
我进了瓦房,果然,桌子上有一小甑饭,还有白菜、豆腐和辣子水。我狼吞虎咽地吃起来,吃饱后还舀了一瓢冷水喝,这才来了精神。出门来准备继续往前走,又觉得过意不去,骗了人家一顿饭,总得有所补偿,但我身无分文,情急之中想起随身携带的一本《毛主席语录》,就拿出来交给小男孩说:“我不等你父亲了,这本语录留给你作纪念,我会再来看你们的。”说完继续赶路。
下午时分,天空飘起了漫天的大雪,路上连行人都很少见。我冒雪前行,心里却很担忧如果前面没有寨子的话,怕只有被冻死在路上了。雪越下越大,天越来越黑,已记不清到底走了多久,才见前面隐隐现出灯光。我心里一振,走近后看到公路边有三户人家,其中一家门缝透出亮光,没见到人,只听到“劈劈啪啪”的柴火声。
我不敢贸然敲门,又向前摸去,趁着雪的反光,发现有一处废弃的马厩,那时也顾不了许多,立刻钻进马厩,收拢里边的稻草,准备在此过夜。哪知雪越下越大,马厩里四处透风,寒风夹着雪花阵阵吹来,身上有如刀割一般,瑟瑟发抖。我衣着单薄,脚下一双水胶鞋,赶路时不觉冷,现在却冷得生痛。
实在受不了了,我只好走出马厩,向刚才路过的那户人家走去,鼓起勇气敲门。门开了,主人是个中年男人,把我让进门后很快关上。我赶紧自我介绍说:自己是兴义运输公司的学员,到四川探亲,返回途中车票、钱包都被小偷偷了,现在身无分文,准备到贵阳去找熟人借钱,路过这里,实在走不动了,想在你家住一晚,要口饭吃,明天就走。
这是个四口之家,除了两位中年男女,还有位年轻女孩和一个60多岁的老太太,一家人正围着方桌吃饭,神龛上放着油灯,桌子旁燃着一堆柴火,显得特别温暖。男主人很客气,让我坐下与他们同桌吃饭。摆谈中得知,中年女人是他妻子,年轻女孩是他女儿,老太太是他的母亲。他姓罗,是从遵义县搬来的,他本人是石匠,还是小队会计。罗老太太很和蔼地说,多一个人多双筷子,没有关系,因他们家住在路边,也经常接济路过的人。
吃完饭后,大家围在火边烤火,罗老太太详细询问起我家中的情况。在慈祥的老人面前,我扯不了谎,只好一五一十地把自己的经历、处境和盘托出。老太太听后,不但没有赶我走的意思,反而更加同情,说:“不着急,在这里多躲一段时间。”一颗悬着的心这才放了下来。随后,老太太吩咐孙女端来洗脚水,让我烫脚解乏。当晚与男主人爬上小楼,一床睡下,渐渐沉入梦乡。
第二天早晨起来,家里只剩老太太一人,其他人都下地干活去了。老人家招呼我洗脸、过早,又与我拉起了家常。这让我想到了自己的外婆,也是如此的慈祥,于是禁不住对老人说:“我有一个外婆和您老一样善良,平时教育我们要多作善事,不要嫌贫爱富,尤其不能欺侮落难之人。”说着说着,老太太突然问我,愿不愿意在她家,又问我喜不喜欢她孙女,问得我满脸通红。说实话,虽然地处农村,但她孙女的确长得非常标致:高高的身材,浓浓的眉毛,一双会说话的大眼睛。不过,那时我哪有心思去谈这些儿女情长的话题。
老太太不知我的心思,乐呵呵地介绍说,他儿子是小队会计,又会石匠的手艺,经常走村串寨给别人干点石匠活,多少有些补贴;孙女今年18岁,书只读到小学四年级,但做农活,干家务,都非常勤快。家里一直想招个上门的女婿,多一个男丁,家里就撑起来了。我只好对老人说:这是大事,等我回家给父母说说,必须要听听他们的意见。再说这只是你老人家一片心意,还不知你孙女愿不愿意哩。这样,婉言谢绝了老太太的好意,老人也不再提这个话头了。
从第三天开始,我每天都随罗石匠一道上山打石头,晚上又帮着他做做账,这样一待数天,我必须走了。临别时,老太太的孙女罗芸妹送给我一双她亲手做的鞋和一件缝制的内衣,老太太还特意给了我一小袋米,罗石匠叮嘱我,如果走小路,饿了就用米到煤洞上换饭吃。我对这萍水相逢的一家人非常感激,大家都流眼抹泪,依依不舍,最后只能挥泪而别……
多年之后——大约是2004年春,为了感谢这家人,我再度来到这里,几经辗转,终于找到了这户人家。但不幸的是,罗老太太及罗石匠的老伴均已去世,女儿也早已出嫁,只剩年老体衰的罗石匠孤身一人,艰难度日。此情此景,不免令我凄然泪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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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昨 天》第一六〇期
帖子发表于 : 周六 10月 10, 2020 8:34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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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乱世】

我父亲与他的师友
徐璋本、王明贞、黄万里的前尘往事

鞠 甲

我父亲周寿宪,祖籍江苏淮安,1925年出生于武汉,是民国时期金城银行青岛分行经理周伯英的小儿子。他自幼聪颖好学,1942年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中央大学电机系,还不满十七岁。在中央大学电机系教授他《无线电工程》的就是徐璋本。
徐璋本是湖南长沙人,出生于1911年7月,1935年毕业于上海交大电机系。1937年赴美留学,进入加州理工学院深造,1938年获得硕士学位,1940年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Ph.D)(我曾经一度质疑徐璋本的学历,《炎黄春秋》2014年第8期署名吕成冬的文章《反右前后的清华教授徐璋本》明确写着徐璋本在美国的时间是1938年至1940年,通常两年时间拿不到博士学位,另外我收藏的一本1947年中央大学电机系编纂的通讯录明确写道徐璋本是硕士,最近在美国友人帮助下,找到了徐璋本的入关记录、博士论文,存疑获解,能够三年获得博士学位亦十分优秀)。徐璋本取得博士学位以后,随即回国。徐璋本回国以后在湖南大学物理系任教,抗战时期在重庆中央大学电机系当教授。1947年胜利后他与蔡金涛、毕德显合办了《科学世界》杂志,于1948年发行一期“雷达”特刊。他在无线电、雷达等电讯领域颇有建树。1949年徐璋本又再度赴美。这一次,他的研究领域逐渐转向了量子物理。
周寿宪是中央大学电机系的高材生,成绩优异,颇受徐璋本教授赏识。周寿宪1947年赴美留学,在密歇根大学攻读博士学位,1948年因对电机理论有独特创见,被Sigma Xi接收为会员,1951年取得电子工程博士学位(Ph.D),时年不满26岁。1951年至1955年在美国保罗(Burroughs)电子计算机公司从事带状磁芯移位寄存器和半导体脉冲电路的研究。1954年在《应用物理》杂志发表了三篇论文,获得两项计算机技术专利。周寿宪毕业后加入了旅美留学生进步组织“留美科协”,1954年5月在新罕布尔度假地的夏令营(夏令营的主要目的是争取回国,钱学森参加了这次聚会),周寿宪和老师徐璋本阔别八年之后再次相遇。
在这次夏令营,周寿宪结识了密歇根的同门大师姐王明贞。
王明贞是苏州人,先祖是明朝文渊阁大学士王鳌(王明贞是王鳌第十五代孙女),王明贞的父亲王季同是清末民初的数学家,哥哥王守竟是物理学家,姐姐王淑贞是与林巧稚齐名的妇产科专家,两个弟弟王守武、王守觉是半导体、微电子学家,都是院士。王明贞的表妹是著名物理学家何泽慧。这个中国近代非常罕见的科技大家族,幕后英雄就是王明贞的祖母,苏州有名的女教育家,“振华女中”校长谢长达。王明贞1932年燕京大学物理系研究生毕业,获得硕士学位,1938年,她赴美国密歇根大学深造,师从差点获得诺贝尔物理奖的乌仑贝克教授,王明贞对统计物理学,尤其是波儿兹曼方程和布朗运动有深入系统的研究,她的博士论文的主要内容,1945年综述发表在《现代物理评论》上,题为“布朗运动的理论”,在以后六十年时间内,这篇论文一直作为该领域的权威文献而备受关注。
我自幼熟识王明贞,称呼她俞妈妈。她年长我56岁,按道理我应该叫她王奶奶才对,但因我父亲一直称她“王大姐”,所以我随钱宁伯伯家的孩子叫她俞妈妈。王明贞完成学业以后,于1946年年底回国,受聘来到云南大学任数理系教授。
经过1954年中美日内瓦大使级谈判,1954年至1955年一大批旅美留学生回到祖国。经在教育部申报志愿,周寿宪、徐璋本、王明贞几乎同时来到了清华大学任教。徐璋本先于王明贞到清华大学报到,经过1952年院系调整,清华大学物理系整体去了北大,清华只留下基础课的物理教研组,元气大伤。徐、王二人的到来大大加强了物理教研组的实力。这时还发生了一个笑话:王明贞被定为二级教授(月薪280元),她问学校徐璋本几级?校方告诉她比你低一级,她立刻要求自己要降为一级,和徐璋本同级。学校告诉她说一级教授是最高级,徐璋本是三级(月薪240元),王明贞立刻很坚决地要求定为三级,否则马上离开清华……清华无奈地答应了她的要求。
他们搬进了清华大学新林院的教授住宅,王明贞住在6号,徐璋本住在7号(林徽因、梁思成住在8号),他们后面2号住的是蒋南翔校长。周寿宪当时还是单身,住在荷花池第1宿舍,一年后搬到他们前边的新林院21号。
王明贞家西面是一个街心花园,花园西面与她家正相对的新林院5号住的是水利系教授黄万里。(下图:黄万里被打成“大右派”时与妻所摄结婚廿周年纪念照。)
大名鼎鼎的黄万里就不在这里赘述了。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后,黄万里因为小说《花丛小语》和反对在黄河三门峡修建大坝而被打成大右派。从二级教授谪贬成四级(月薪207元)。
“反右”斗争已经进入尾声的时候,徐璋本突然提出要组织所谓“劳动党”,并且有纲领和宣言,有理论和计划。他要求中共中央放弃马列主义,承认“劳动党”的合法地位。他希望在清华大学的好友都加入“劳动党”,王明贞和她的先生俞启忠伯伯分别被徐璋本委任做“劳动党”的组织部长、文化部长……另外他还写小字报,宣称要“争取青年”,提出“中国的青年就是我的青年”。王明贞认为徐璋本是瞎胡闹,对他进行了多次善意规劝。
1957年12月,徐璋本在清华大学被公安机关逮捕,以历史和现行双料“反革命”罪判处无期徒刑(网传判处15年有期徒刑是谬误),从此开启了他长达18年的囹圄生涯。
周寿宪1955年分配在清华无线电系教书,初为讲师,半年后定为四级副教授(月薪204元),无线电系是从老清华的名牌系电机系分解出来的,电机俗称强电,无线电俗称弱电,系主任是中国著名无线电专家孟昭英。周寿宪先后开设了《无线电天线》、《磁学原理》等课程。
1956年2月,因为有在美国密歇根大学电子工程博士学位的专业背景以及在美国保罗计算机公司四年科技研究的实践经验,周寿宪(左图为当年照)被无线电系党总支书记李传信指定负责筹建清华大学电子计算机专业(中国高校第一个电子计算机专业)。他最早制定了清华大学计算机专业的教学计划,最早在清华大学编写并且讲授《计算机原理》、《脉冲技术》、《磁芯存储器》、《计算机线路》等专业课程。1956年4月至6月,他代表清华大学参加国务院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制定会议(制定第14项“计算技术的建立”),6月14日在中南海受到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人的接见。1956年9月至12月代表清华大学参加中国计算机科学家代表团赴苏联莫斯科和列宁格勒考察。
徐璋本被捕后,关押在北京陶然亭第一监狱,但他不从事重体力劳动,每逢周末还可以回清华与家人团聚,由公安人员负责接送。五十年代,国家从东德引进了大量电子工业设备,就是现在北京酒仙桥“798”这一带,徐璋本在监狱里翻译了大量的德文科学技术资料。他被捕入狱后,妻子和三个儿女生活发生困难,他妻子王锡琼向徐璋本的老同学钱学森求助,钱学森委托自己的学生郑哲敏分三次帮助了徐家90元(40元、30元、20元)。另外,徐璋本被捕入狱后,钱学森曾经多次到监狱探望。
王明贞到清华以后,由于科研条件的限制,中断了“布朗运动”和“噪声理论”的研究。她全身心地投入教育事业,主讲了《热力学和统计物理学》、《非均匀气体的数学理论》等物理课程。她讲课严谨,平易近人,受到同学们爱戴。
(下图:王明贞与俞启忠1954年回国前在旧金山留影。)
王明贞的丈夫俞启忠,我叫他俞伯伯,他比王明贞小七岁。抗战胜利以后,西南联大解散,训导长查良钊(人称查菩萨)留在云南当了昆明师范学院院长,俞启忠是他手下基本教育研究室主任。他介绍了王明贞和俞启忠相识并且结为夫妻,这段四十年代末的姐弟恋在亲朋好友中很是著名。俞启忠是有名的绍兴俞氏家族的“四少”,祖父俞明震,父亲俞大纯,他三哥“三少”俞启威,又名黄敬,是“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的领袖之一。他的堂叔叔俞大维(俞大纯的堂弟)是留学德国的兵工专家,1933年任国防部兵工署长,去台以后1954年当过台湾的军政部长,俞大维的儿媳妇是蒋经国唯一的女儿蒋孝章,俞大维的祖母是晚清重臣曾国藩的孙女曾广珊。王明贞与俞启忠结婚以后,国共内战愈演愈烈,1949年9月王明贞遂带俞启忠一同再次到了美国,王明贞在诺屈丹姆大学物理系任教。
1966年文革开始,谁都没想到,厄运竟会落到善良儒雅、年纪已经62岁的清华大学女教授王明贞头上。1968年3月14日深夜,俞启忠和王明贞在睡梦中突然被砸门声惊醒,不容分说,警察几乎同时将俞启忠和王明贞逮捕入狱,王明贞询问让她在拘留证上签字的警察,为什么抓我?对方说,你犯了罪,自己不知道吗?王明贞回答,我不知道。家中厨房地上凉着刚刚炖好的一锅红烧肉,等到将近六年之后,王明贞被释放回家,除了满屋尘土,干成粉齑的红烧肉依然原样放在地上。
1969年,中苏关系紧张,北京进行了大规模的战备疏散。徐璋本随狱方迁到河北邯郸监狱。几乎同时,周寿宪和黄万里夫妇被强制送往江西鲤鱼洲清华大学“五七”干校劳动。黄伯母丁玉隽是国民党元老丁惟汾的掌上明珠。以前有句话叫“蒋家天下丁家党,孔宋一门做部长”,丁惟汾追随孙中山在日本成立同盟会的时候,老家原有一位妻子和一个儿子,这位太太没有文化。后来丁惟汾又娶了第二位夫人,她就是丁玉隽的母亲。第二位夫人不幸病逝之后,丁惟汾又把老家原配的妻子儿子接过来一起生活。黄万里身材高大健硕,而黄伯母丁玉隽娇小,容貌清秀,他们是我见过最没有夫妻相的恩爱夫妻。丁玉隽原来在日本学医,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她被迫中断学业回国,在回国途中轮船上偶遇从美国学成归来的黄万里,两位年轻人一见钟情……1952年院系调整,黄万里来到清华水利系任教,丁玉隽在校医院做医务工作。她为人低调谦和,工作任劳任怨,所以一直没有受到什么冲击。1957年以后,黄万里被打成大右派,降级降薪,连子女升学都受到影响,她有时忍不住埋怨丈夫,你这个老右派,害得我和孩子跟你一起受苦……
清华大学江西鲤鱼洲实验农场,在南昌郊区赣江南支流进入鄱阳湖的入口处附近,原是一个劳改农场,因为血吸虫疫情严重而废弃了,迟群特意选中这里让清华、北大的知识分子劳动改造。鲤鱼洲是鄱阳湖大堤外的滩涂,蒿草齐面,蚊子成群,名为鲤鱼洲而没有鲤鱼,但有血吸虫。赣江从头顶上流过,是一条“悬河”,农场开垦的稻田在大堤以下几十公尺,抬头就能看到江上白帆。1970年夏天,“八•七风暴”,农场霎时变成一片泽国。南昌是中国南方有名的“火炉”,夏天经常37~38度。双抢(抢收抢种)时节,这些知识分子要头顶骄阳干十几个小时苦活,每个人都晒得黢黑。因为水里有“小虫”,下田干活之前需要往小腿涂抹一种药水“二丁酯”,“二丁酯”结成硬壳,“小虫”的幼虫“毛蚴”就不能钻入人体了,不幸感染了血吸虫病需要打一种“锑剂”针药,毒性很大。
我曾经问过丁玉隽,你在鲤鱼洲都干什么活?她说我什么活都干过,插秧、收割、打场、烧砖、喂猪、养鸡……她又说你爸爸不干活,所以大家喊他“观察家”,经常被批斗……
我父亲周寿宪在1968年的“清队”运动中受到冲击,工宣队内查外调,反复审查,星期天还要来家里办学习班,要求我父亲学习《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由于始终没有结论,父亲在重压下精神失常。1969年来到江西鲤鱼洲又经常遭受批斗和打骂,感染了重度血吸虫病,几乎丧命。
1971年,鲤鱼洲感染血吸虫病的人越来越多,下边反映强烈,清华大学不得不撤销了所谓实验农场。黄万里很快又被清华大学发配到河南三门峡教学基地(1957年,他就是因为强烈反对修建三门峡水利枢纽而被打成右派的),在那里他要扫厕所,受批斗。
王明贞被拘捕之后,1970年春被正式逮捕(戴上手铐),关进了秦城监狱。经过三年高强度的密集审讯,写了不知道多少交代材料。她靠着“坚信我没有犯过罪”的信念和对爱人俞启忠的眷恋坚强地活了下来,终于在1973年11月获得释放,走出了关押五年八个月的牢房。当她询问警方被捕缘由的时候,回答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
俞启忠于1975年4月5日获释出狱,关押时间长达7年多。
徐璋本于1975年春,关押18年之后被特赦,在河北当地工作,每月发少量生活费。(下图为晚年徐璋本。)
1976年5月30日,清华大学计算机专业的创始人,我父亲周寿宪在绝望中上吊自杀。
1978年2月,清华大学为黄万里摘掉右派分子帽子。
1978年5月16日,经在清华大学留美老同学王明贞、钱宁、李恒德、童诗白、高联佩、施士昇等人多次奔走申诉,新任清华大学校长刘达主持召开全校追悼大会为周寿宪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1979年1月,中组部正式通知王明贞、俞启忠夫妇。他们夫妻被捕是受俞启威(黄敬)冤案牵连,被江青无端陷害的。
1979年秋天,徐璋本经法院宣判“撤销原判,无罪释放”。徐璋本很快回到北京清华大学,他到清华南8楼4单元101来看望黄万里,黄万里异常高兴说,徐大哥,你终于放出来了,太好了,我请你吃饭。黄万里就在家里设便宴招待徐璋本。
1980年2月26日,清华大学发布《关于黄万里同志右派问题的改正决定》,文中写到:根据中发(1978)55号文件精神,我们对黄万里同志的原划右派问题进行了复查,按照1957年中共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规定,黄万里同志原划右派问题属于错划,经中共北京市委批准予以改正,恢复政治名誉,恢复高教二级教授的工资待遇。
1981年2月,我参加工作后在清华大学水利系泥沙研究室的第一份工作,就是把黄万里手写的《概率论》讲义稿,使用钢板刻在蜡纸上,然后再用油印机油印出来发给听课的老师。黄万里找到我说,小周,我和你父亲是朋友,咱们两家原来住邻居,你还记得吗?我回答记得。他又说,我想到你家看看可以吗?我说可以。1981夏天的时候,黄万里和黄伯母老两口真的一起来了,黄伯母对我说,你小时候我见过你,你坐在儿童车里,你姐姐推着在大操场上玩……
(下图:黄万里1972年春从被监督劳动的三门峡返回北京探亲时留影。)
1996年10月3 日,是王明贞90岁寿诞,黄万里在小女儿黄肖路陪同之下,来到清华大学十七公寓为老大姐王明贞祝寿,他送上了满满一大捧整整90朵红玫瑰花。王明贞非常高兴,热情拥抱黄万里。
2009年,我和黄肖路相约探望103岁高龄的王明贞(俞启忠伯伯已于1999年病逝了)。王明贞躺在床上,她当时已经有些老年痴呆的症状,记忆力衰退了。黄肖路说,我是黄万里的女儿,他是周寿宪的儿子……王明贞思考良久说,我现在什么都记不得了,我怎么这么没用……然后潸然泪下。
2010年8月28日,王明贞病逝于北医三院,享年104岁,根据俞妈妈和俞伯伯的生前遗愿,他们将自己的遗体捐献给了北京大学医学部。
王明贞、徐璋本、黄万里和我父亲周寿宪,他们是老一辈留美知识分子的缩影。他们都是在国内一流大学受到良好教育,打下了坚实的科学基础,又在美国名牌大学得到升华,在各自科技领域取得了成就。黄万里是笃信科学,不畏强权,坚持真理的科学斗士,是中国的伽利略。徐璋本是受西方民主自由思想影响很深,崇尚科学和民主,性格倔强的“湖南骡子”。王明贞和周寿宪是不大关心政治,规矩本分,埋头学问的科研学者。
他们满怀科技报国的赤子之心,放弃在国外已经取得的名利地位和良好的学术环境,自异国他乡回归故土,经历了许多的磨难和坎坷。现在已经有一个甲子还要多的时间了(黄万里回来时间更长,已经80多年了)。
我非常怀念我的这些长辈们,更加缅怀我的父亲周寿宪。2018年是清华大学计算机系(前身是自动控制系)建系60周年,我以一首小诗纪念我父亲周寿宪,愿他在天之灵能够安息!

少年成名渝中大,
负笈密歇也无涯。
莫名疯癫莫名辱,
鲤鱼洲头“观察家”。

2020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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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乱世】

同学伍德之殇

张再兴

初识伍德

伍德者,伍德茂之诨名也。
1965年,我以社会青年的身份考上贵州工学院,与伍德同寝室。他是镇宁的布依族,口音保留有中国文化的古音。有一次,大家哄抢他的食品,他着急说:“乌得了,乌得了!”“乌得了”就是“不得了”,这样的口音与贵阳大异,好戏谑的同学就叫他“乌德”。又感到戏谑过分,不该过于刻薄,就省略了茂字,叫他伍德。
伍德的父母是道地的农民,又是布依族,评助学金时有照顾,评为甲等,每月13元,除去伙食11.5元,还有1.5元的牙刷牙膏钱。他身体单薄,接近冬天,学校又发给他一件棉衣,尽管是小号,穿在身上仍然像一件短大衣,小身躯在棉衣里“浪打浪”,有些滑稽。
同一个寝室,住久了,难免聊些家乡的奇闻异事。他说:“我家住在河边,涨大水的年成,大水能漫到我家的牛圈,在牛圈里能捡到鱼。”
这是我们无法想象的事,于是大家嘲笑他,“怕是你家的堂屋里也能捡到鱼哟!”伍德急了,眼睛泛出白膜,“哼!哼!我说了你不信,你以后去我家看看就晓得了。”同学们又是哄笑,“这辈子能到你家那个老旮旯去捡鱼吗?”

翻字典的反革命与“披着羊皮的狼”

1966年5月份起,工学院停课批判“三家村”、《燕山夜话》、《兵临城下》、《海瑞罢官》等。不停地学习,不停地写大字报,将寝室的走廊挂得满满的。其实有谁去认真地写、认真地看?多数人不过是写几张做做样子,表示对“党的号召”的拥护而已。我却比较认真,一版一版地认真批判。
到6月初,我心里有些忐忑了。1957年的反右记忆犹新,如此批将下去,是不是又是“引蛇出洞”?有些怕。6月8日,我独自到上寨的雅河边,听河水的低鸣,看落霞的变幻,以便整理一下不宁的心绪。直到天黑,才慢慢回到下寨的宿舍,已是八点过了。
这时,团支部书记正团团转四处找我,一见到我就非常凝重地说:“张再兴,我们班出了反革命了,你晓得不?”我懒洋洋地说:“哪来那么多反革命哟?”
“你看你,还洋瓦瓦的!”
到得寝室,我们班已经占据了楼梯口的空旷地带形成会场,正在批斗我们班的三个反革命,他们是吴之行、任学明、伍德茂。
他们到底有多反动?我说给你听。吴之行,团支部学习委员;任学明,团支部军体委员;伍德茂,团组织发展对象。按说,他们是无产阶级政权的依靠力量,何以一下子成了无产阶级的专政的敌人?让人百思不解。
后来,我了解到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吴之行写了《贵州日报书写了反动标语》的大字报,就一张纸,挂在礼堂。写大字报时,任学明为他斟酌了词汇。又有些字把握不准,伍德帮助查了字典。大字报只有吴之行一人署名。
当时国家舆论强调保卫红色政权,好像无产阶级的政权即将被推翻一样的紧张、危惧、不自信。对党忠心耿耿的学生们,眼里到处都是隐藏的敌人,准备随时将他们抓将出来,以保卫无产阶级的政权。为此,吴之行就盯住了1966年6月6日的《贵州日报》。
运动初期,贵州省委也同其他省一样,将一个不顺眼的“当权派”抛将出来,作为运动的活靶子,大造声势,表示省委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在轰轰烈烈地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6月6日的《贵州日报》,通栏标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汪小川的反革命罪行”,文中的小标题则分别为:“一、反党;二、反社会主义;三、反毛泽东思想……”,省略了主语。吴兄的文才“过高”,将大标题蒙住,指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那几个小标题就是反动标语。
无独有偶,贵阳五中的学生也认为那些小标题是反动标语。五中在贵阳市合群路北端,贵州日报社在合群路南段端头的延安路上,只隔500余米,于是,学生们冲出学校,将贵州日报社给围了,要报社交出书写反动标语的反革命。
围贵州日报社时,有市民围观,或有参与者,将十分宽阔的延安路给堵死了,黑压压的一片。
贵州省委紧张了,认为是“匈牙利事件”,是反革命闹事,于是于1966年6月8日组织反击,向各大院校派出工作组,抓反革命。贵州人民广播电台于当日夜反复广播省委的“反击令”,气氛十分紧张。我以为这个《反击令》会上6月9日的《贵州日报》,但没有。何以没有上?这个蹊跷至今不明。
这下,吴之行是在劫难逃的了。
我是团支部的宣教委员,按照党的建制比对,就是班里团支部管意识形态的大员。班里出了反革命,理所当然应该赤膊上阵予以反击、狠狠地镇压。支部书记叫我写“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吴之行、任学明、伍德茂”的标语,以便形成批斗声势。
当时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我拿起笔,心发慌,手发抖,最终没有写。一个班,除了团支部系统外,班级也有相应的“行政”系统,于是由班行政系统的宣传委员将这幅标语写了下来。
尽管有“立场不坚定”或“临阵脱逃”之嫌,当时并没有对我怎样。
这样批斗了吴之行等两天。6月10日,因我们班是半工半读班,早上全班参加劳动。中午午睡时,我没有午睡。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篇第一页第一段“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为宗旨,以阶级分析的方法立论,指出吴之行、任学明、伍德茂三人,只是我们同志中“犯了大错误”的人,而不是反革命。到下午批斗他们的时候,我念了这篇文稿,为他们辩护。
引火烧身啊!引来的是无情打击,残酷批斗。说我是“打着红旗反革命,披着羊皮的狼”,集中火力批斗,要烧熔烧化。确实也将我烧熔化了,我投降了。因要全力以赴地对付我这个嚣张的“打着红旗反革命”,对吴之行、任学明、伍德茂的批斗就轻松多了。
可能是这个原因,使得伍德茂对我有了信任感。另外,伍德茂是团组织的发展对象,而我是“培养人”和内定的入团介绍人。或许,伍德和我都是农村人吧,一个班没有几个道地的农家仔。到底是何种原因得到伍德的信任?不知道了。

逃票露宿成为噩梦的起点

1969年的初冬,我大哥要到威宁运货,我也趁机出门旅游。伍德知道了,要搭便车回家,据说是家里来信召他回去有事。车到大山哨分路了,我们向六枝方向走,不走镇宁,他只好下车步行。到石头寨的家该有二三十公里了吧?没法怜悯了。两天以后,我回到工学院,不久,伍德也跟着回到了工学院,看来在家没有呆多少天。
后来听说,他从安顺回贵阳,因没有一元四角钱买车票,只好混进车站上车,当时叫“飞车”。好在文革时期,车站查票不紧,所以能混进站、混过车上的查票。到贵阳下车就紧多了,伍德怕在贵阳站被查,于是在西站(贵阳市的中曹司烂泥沟)下车。下车时是晚上,那里荒山野岭,阴森恐怖,伍德不敢摸夜路回蔡家关,只好在车站露宿一夜。就这样感染了潮气、冷气,于是病了。
在工学院时,发病后,只要上院校医院治疗,也就平复,没见有多严重,我们也没有在意,后来才知道他是心脏二尖瓣狭窄病。
他分配的单位好,是安顺通用机械厂,离家也近。但他病势没有好转,反而愈加严重。
他这次回家做什么,又为何匆匆回来,他没有给我讲,但是,透露给了同班的侗族同学。大约因为都是少数民族,有些事,互相能理解的吧?但同学再转述给我时,就说得比较含糊不清了。
我听说的大致意思是,家里给他谈了对象,叫他回家结婚。对方是安庄坡(镇宁的大镇,黄果树东侧边上)粮站的职工。结婚,按照布依族老传统,女方三天以后就回娘家,等有孩子后再正式组成家庭。
是不是这样?我不知道布依族的民俗,而且这样的事,也不好向伍德当面求证。当时一心跟着毛主席“干革命”和应付新生革命委员会主任李再含对“四一一”派的镇压,也没有那样多的闲心过问。
一个接受新社会教育的青年,能接受那些老传统吗?可能当时就没有给父母以面子,立马脱逃,乃至于路费都没有。
逃票露宿西站,成了伍德人生的转折点、噩梦的起始点。

有才干的工程师却人生短暂

伍德的钢笔字特好,写给我的信,我都当成字帖收存。
1968年,“四一一”被踏平后,工学院的学生们十分郁闷、落寞、消极,又不上课,装收音机成为一时潮流,电子管、晶体管,看自己的喜好。贵阳市大十字旁边有个无线电器材跳蚤市场,电子管三角五角一只,晶体管也便宜,电阻电容就更不值钱了。伍德人生短暂,说不出有多少才干,但也露了端倪。伍德装的是电子管五灯短波收音机,配件中最贵的是变压器,他是在校办工厂捡废弃的矽钢片,用剪刀剪成“山”字铁芯,自制……我没他能干,仅仅装的三灯,而且是“回”型变压器,木底板。
1969年,全国都在竖立毛泽东的巨型雕像,贵州工学院也在上寨(教学区)、下寨(学生宿舍区)的转角部竖立毛泽东巨型塑像(此塑像现在还在)。他与刘自汀一起,将小尺寸的石膏样像锯成若干节,头部是重点,锯缝更密。而后用坐标纸描绘锯缝曲线,两个锯缝之间就是一截模板的小样。照小样按比例放大制作施工模板,作为混凝土的外模。
这些课外之课,为伍德成为一个合格的工程师打下了基础。
到安顺通用机械厂后,当时物资紧缺,连铝质电线都难以买到,遑论铜线。安顺地区的县乡水力丰富,河道落差大,乡民们自我发展小水电,用作照明点灯。连黄果树景区也有一个水电站,就是用黄果树瀑布的落差水力发电。这个电站的图片上过《贵州日报》,至今记忆犹新。
厂里自制绞线机生产铝绞线,满足市场之需。伍德是图纸绘制人,虽然是仿制,又是粗笨机械,谈不上发明创造,在技术水平低下的时代亦属难得。伍德以自己的智慧为工厂的发展也为改变艰难的国势,尽了绵薄之力。
伍德的才干,赢得了厂里一个女孩子的青睐,经常来帮伍德洗衣服。可惜,他病势日增,直到不可回天。

恶劣条件下手术失败了

1975年5月20日左右,伍德决定到遵义医学院附院治疗。遵医的李绍球教授,是国内治疗二尖瓣狭窄的知名外科专家,伍德大致是经别人的介绍选择了遵医。
伍德的病房环境非常之差,是顶楼。不像现在有空调,连隔热板都没有。6、7月的天气,太阳如火,烤着屋面板,病房像蒸笼,热得难受。我下班以回来,顺路用单车将他推回我的家,这时的伍德自我行走已经非常困难了。我的房子是“干打垒”,单层,水泥屋瓦透风,且山尖高,土墙,很是清凉。晚上他与我一同挤在1.2米宽的床上,好在伍德瘦小,我也不胖,没感不适。在家过夜,避免了病房的酷热。第二天,我又用单车推他去病房接受查房,如此两个月。只是白天苦了他。
厂里派两位师傅来照护。为照顾两位师傅的伙食,也方便给伍德送饭,就都在我家开伙了吧。
应该是7月25日动手术后,第三天的清晨才推出手术室。到病房时,我见到他非常清醒,我高兴地说“这就好了”,伍德说:“我看没有好!”
因忙着去给孩子到奶站打牛奶,同时要煮早饭,时间安排如陀螺一样急。见了伍德后就离开了,谁知这竟是永别!
后来伍德昏迷不醒,那时没有呼吸机,须用皮球向鼻孔里打气助呼吸,李绍球教授给我们作了样子,我们按他的样子不停地捏皮球。有一次我捏皮球错过了伍德的呼吸节奏,斗了气,他略略睁了一下眼。
术后引发肾衰竭。专家不停地会诊,不停地输液,伍德渐渐由瘪肚输成了凸肚了,还在输液。又过了两天,李绍球教授告诉我,强心针只能打一次两次,你应该明白了,我是尽力了。说完,李教授走了,我怕看到伍德断气的模样,也回家了。到十二点过,睡梦中的我一下惊醒,好像心脏被电击了一下。不久,我另外帮助守夜的朋友来告诉我“伍德走了”,时间是1975年7月29日。

石头砌筑的家

当时规定不能转运尸体。我老婆是运输公司的,就能开后门找到卡车,于天黑之后偷运。伍德的父亲、叔叔坐驾驶室,我和另外的朋友三人,在车厢内陪着躺在床板上的伍德。于是伍德能回到他曾经贡献与得到多多照顾的安顺通用机械厂。
追悼会叫我讲话,我是从来没有在大庭广众之下上过讲台的人,怯场,在麦克风前洒了眼泪。至于麦克风,可能只是传出了抽泣声而已。
火化后,有一段空闲时间。厂里将帮伍德洗衣服的女孩子带来见伍德的这个“大哥”,几个女孩一同来的,也不知是哪一个,看来都娇娇小小的,与伍德都很般配,可惜了他们的这段感情。
女孩们走后不久,厂里又将伍德家里给他订亲的那位“妻子”带来了。看起来,宽度是伍德的一点五倍,高度比伍德高出一个头。虽是五大三粗,却不失乡村拿工资者的风度。我在乡村供销社工作过,跟着别人念过“商业一枝花,银行……税务干恶霸,粮食胖娃娃”的顺口溜,以状这些无产阶级专政农村人才的风采。我在疑惑,这个1969年没有能走进洞房的“结婚”女,“男人”又不爱他,还在等这个“男人”吗?中间有些什么原因……
下午,送伍德的骨灰回石头寨。
伍德有个弟,怕只有十三四岁吧?他哪里见过这样的阵仗?怕,不敢捧盒子。父亲、叔叔也不适宜,漂亮的堂妹更不合适,只好等工学院的大哥来捧了。
到了安庄坡,开车的师傅将车开到黄果树,要带我去看瀑布,而后再回安庄坡,再拐进石头寨。
我将伍德的骨灰盒放到村口的土坛上,土坛有四五十公分高,紧挨着伍德父母和叔叔的房子,土坛是村民聚会或开会的地方。伍德家的房子四列三间。面向大门,右侧一半住叔叔伍登棉,左侧是伍德的爸妈,中堂共用。虽然是木柱头,外墙全是片石垒砌的,片石间没有砂浆粘合,干砌。
叔叔伍登棉拿来一瓶酒,给我倒了半碗。在遵义就很熟了,他和伍德的父亲是为签署医疗协议到遵义的。在我家进出头十天,当然熟了。
伍德家的屋子很黑,尽管是白天,难见亮光。我朝后壁一看,石墙壁有缝隙,通过缝隙能看到屋后的河滩。我的皮肤一下子紧起来——既然有空隙,老鼠就能钻进来。老鼠能钻进来,老蛇也能进来。不敢想象,他家里是否经常有老蛇光顾,爬到床上去追赶老鼠?
再看屋面,薄石板虽然薄,但很重,将细细的檩条压得向下弯曲,就要断了的样子。
这间房子,一半是锅台,锅台后面是伍德爸妈的床。与父母的床顶着是伍德十四五岁的弟弟的床。伍德回家可以跟弟弟挤在一起了。我不禁又有了疑惑:父母们要为儿子娶媳妇,媳妇的新房该在哪? 哪怕是三天,也该有个新房呀!
伍德的叔叔家就更难安排了。他家有姑娘,有儿子。姑娘上过1975年的贵州挂历,大约十五六岁。照相的地点就是伍德家屋后河滩,背景是七孔石桥,再后是十分巍峨高大的高山,画面只余下青色了。我家刚好有一本,挂在土墙上。伍德到我家后就盯着挂历看,后来他说,漂亮的那个是他的堂妹。
这是一个贫困得不能再贫困的家呀!我不敢想象他家吃什么,饿不饿饭……肯定不是“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这样的人家,是绝对不敢“放屁”的。
我这才明白,一个农民,高攀上吃皇粮者的那份荣耀,以及对解除贫困的那份期盼。这或许就是“翻身农民”的父母给儿子订亲的算计吧。
伍德家的房子就在河边,水面距屋子地坪不到一米,水道直冲土坛。好在河面宽阔,就在屋后还有一道跌水,洪水来时溢洪很快,一般不会淹没屋子,但若遇到特大洪水路过,难免会在他家的堂屋里捡到鱼了。我这才知道伍德所说“能在牛圈里捡到鱼”,不是骗人之说。

硗田不出壮苗

寒门难出贵子,硗田不出壮苗,已是铁定规律。伍德能从石头寨那个旮旯考进贵州工学院,所赖的是先天的聪明与后天的勤奋,非常不容易了,却又染病而殇,老天爷不公道啊!
关于二尖瓣狭窄,网络说,几乎都是由风湿引起。若在初发病时予以治疗,最好能用点抗生素,就不会恶化成二尖瓣狭窄病。伍德家父母是道地的农民,“翻身”了十多年,仍然一贫如洗,哪里有余钱看病?农民有病,多是采取拖、赖,除非病危一般不会看医生的。伍德的病,应该是从小染上的。
若伍德身体健康,定是厂里的技术骨干,像我一样成为教授、高级工程师,为厂的发展、为国家的发展,作出更多贡献。可是……

2020/06/20 于遵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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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乱世】

一个女中学生在步行串联中的“红色旅游”

丘振坤提供 徐小青整理

去年,赴远地朋友丘振坤女士家探访,偶然发现当年还是一名中学生红卫兵的丘振坤有一本关于1967年初的“长征”(步行串联)笔记,记录了她在“长征”途中参观江西、福建等红色革命旧址的经过,颇感有趣。为此特请丘女士回忆了那一次“红色旅游”中的一些见闻印象,现一并整理、摘录如下。她说本来还有一本更具体的“长征”行程日记,可惜已丢失。
丘振坤,女,1951年出生,1966年文革开始时为南昌一中初二学生红卫兵,因平时见父母关系不好,她同情母亲而不满父亲,便写了批评父亲的大字报,送到父亲任教的高校。之后在一次班级政治学习讨论时,她对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表达了自己的理解,被革命同学说成是为地主阶级辩护,在班级遭批判,遂产生了抵触和迷茫。再后来她参加了红卫兵大串联,赶上1966年11月26日毛泽东的最后一次接见红卫兵。不久,中央发出停止乘火车大串联的通知,倡导红卫兵步行串联,并且必须从原籍出发。丘振坤回到南昌,决定长途步行串联,学习红军走二万五千里长征路。她向往走出家庭学校,自由自在,挑战自我。听说有些人趁大串联之机,四处游山玩水,吃喝玩乐,一点没有革命精神,她很瞧不起这类人。
丘振坤与父母一番抗争,要到了钱(学校只发一个月13元的经费显然不够)。1966年12上旬,跟随一群大学生(父亲的学生)从南昌出发,计划先走到瑞金再向北,因为当年红军长征就是从瑞金出发的。江西是中共革命老根据地,但见全国各地前来参拜的红卫兵长征队络绎不绝,大家都相互鼓励,相互比试,支支队伍打着红旗,人人背着背包,精神抖擞,一往无前。
不料第一天在雨中行走,丘振坤的脚上就磨出了水泡,她忍着疼痛,坚持走到红卫兵接待站,简单处理之后,第二天继续走。后来的日子行走速度愈来愈慢,大学生们只好来回照顾她,她被大家背过,抬过,完全拖了队伍的后腿。又听说当地流行脑膜炎,见许多北方学生,大量吃大蒜来预防。丘振坤跟着队伍第十一天勉强拖到南丰,大学生们开会,一致决定将她送回去。于是一清早她还没起床,就被大学生们用被子裹起来捆住,送上长途汽车放到最后一排,她听到大学生们吩咐司机不能解开被子,就是上厕所也不能解开,以防她逃脱……就这样到了南昌,她瘸着腿回家。父母很吃惊也有些高兴。
然而,丘振坤瞒着父母又谋划着她的“长征”了。半个月后,脚泡痊愈,她与邻居一位初中女生、一位大一男生三人结伴同行,“全副武装”又上路了。她在随身携带的这个日记本扉页上,题了两首小诗;

我们不怕远征难 铁骨红心虎豹胆
翻山越岭平常事 爬山涉水何足奇

汗水再洒红军路 方知今日来得难
勇跟前辈闹革命 永保壮丽好河山

十天左右于1967年1月25日到达南丰县境内,开始参观访问有关革命旧址等等。他们先后瞻仰了南丰革命烈士纪念碑;访问了鄱阳敬老院,听老人讲苏区国共内战时期的血腥故事;参观了毛主席住过的新安村旧址。丘振坤当天的日记中记载:

一九六七年元月25日清晨去南丰革命烈士墓去参观。
我攀上了烈士墓的山坡上,革命烈士纪念碑就昂然屹立在我的面前。
这个碑,南北两面写着“革命烈士纪念碑”,东西两面写着“永生不朽”四个大字。整个碑是方形的,南北是12步(大约7米到7.2米),东西面各长10步。碑是用红砂石堆砌成的,形状有点像人民英雄纪念碑,但比那小多了。在碑的对面山坡上是烈士墓。来到烈士墓前,我望着那一堆堆的坟墓,心里不由得激动起来,特别是当我来到张化成烈士墓前时,更是异常激动,热泪盈眶,我不由得唱起了一首歌:在那波浪滔滔的赣江旁,有方志敏同志战斗过的山岗,在那白雪皑皑的森林里,有杨靖宇将军住过的茅草房,多少先烈,多少红色的战士,忠于革命终于党,为了人民永远的幸福,他们的热血洒在革命的大路上……我一遍一遍地唱着,心里很不平静,我暗暗发誓:烈士们,你们安息吧,你们的事业我们一定要完成!为了更好地不辜负你们对我们的期望,我们要踏着你们的步伐,学习你们的精神,将你们的品质千秋万代地传下去,放心吧!先烈们,我们一定会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将革命进行到底!
过了烈士墓,有个烈士坊,上面写着“浩气长存”,坊前又有个亭,叫做革命烈士亭。

访问鄱阳敬老院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五日
我们来到鄱阳,住在敬老院。晚上我们就访问了敬老院的一个老婆婆,她叫李什么名字我记不清楚了。下面就是她的故事。
一九三六年,李婆婆二十岁的时候,那时正是国民党反动派叛变,对根据地进行血腥屠杀的时候,驻南丰、广昌一带的反动武装对苏区人民真是恨之入骨,见人就杀,见房就烧,他们说:“鄱阳人红骨红地也红三寸,三岁的细伢子也不能放过。”因此,只要一听到谁是老苏区的人,就全要杀掉……(略)
在鄱阳敬老院,我们还访问了一个老游击队长,他教我们唱了两支当年流传的山歌:
一、当兵就要当红军
当兵就要当红军,处处工农来欢迎。官长士兵都一样,没有人来压迫人。
当兵就要当红军,帮助工农打敌人。资产阶级和地主,斗他一个不留情。
当兵就要当红军,队伍下来不少兵。未作工来有工作,未耕田来有田耕。
当兵就要当红军,冲锋杀敌好威名。消灭反动国民党,明天革命快翻身。
二、红军纪律歌
红军纪律最严明,爱护老百姓,到处受欢迎。
公买卖,不强人,保护小商人。
讲话要和气,开口不骂人。
无产阶级世界革命最后必成功。
出发要爱用,样样要记清,
捆禾草,上门板,房子要扫干净。
借碗要送还,打破要赔钱。
夜晚做工事,不可起恶心。

离开南丰,他们步行两天后到了广昌,丘振坤决定与同伴分手独行。

参观新安村
时间: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七日中午
项目:毛主席办公室毛主席所挖防空洞
地点:离新安公社二里的新安村
来到新安老苏区,处处都受到了苏区人民的热情接待,无论是大人或是小孩,见了我们的面总是笑嘻嘻的,带领我们去参观毛主席以前在新安办公的办公室和毛主席带领红军战士们挖的防空洞。
首先我们参观了办公室,这是一间很小的木板房间,里面只有一尺见方、摆了一张破毯子,房间外面是一间堂屋,正中放了一张粗糙的桌子,据说当时中央首长开会时就在这里,多么简朴啊!可见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在那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保持了多么艰苦朴素的革命风格啊!我们激动地在语录卡上写下“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然后放在桌子上和床上,然后念念不舍地离开了这简单的房子。
有几个放牛娃又带我们来到了毛主席当年带领工农红军为防备敌人空袭所挖的防空(略)。
另一老游击队员和他的妻子,非常喜欢唱歌,教了我们几支,仅记住了一首:
革命暴动歌
我们工农当红军,阶级要认清,消灭剥削者,军阀地主和劣绅。
我是那工农兵,打到全世界,努力奋斗向前进,一定打倒反革命。
一切反动派都打倒,无产阶级得解放,工农兵得自由。
共产主义社会要成功,拥护苏维埃,联邦苏联共和军。

1月29日她同其他“长征队”的红卫兵一道,参观了位于广昌高虎脑大山上的高虎脑战役旧址和战役总指挥部,聆听当年红军情报员、61岁的丘顺生介绍这场红军反围剿中的激烈战役。

参观高虎脑战略旧址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九日 中午
地点:高虎脑大山上
介绍人:当年红军的情报员丘顺生 61岁
我们一行几个步行队来到了高虎脑,由我当翻译(整理者注:江西土话翻译成普通话),访问参观就开始了。我们首先爬到高虎脑大山上,在山上坐了一个大圈,邀请一个老红军坐在当中,他向我们叙述了当年如火如荼的战斗情形——
高虎脑战役呀,是个了不起的大战役,当时南丰那边都是白匪的天下,这边才是我们的天下,因此这一仗也就是捍卫红色故都的一仗。
毛主席是1934年六月下旬来到这里的,他老人家要亲自指挥这一次战斗。
为了打好这次战役,我们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事先广大民兵和群众在大山脑挖了一道道作战的战壕,在每道战壕前都摆下了地雷阵和竹阵,竹阵在地雷的前头,如果敌军往前冲时,必定会被尖尖的竹子插破脚心,即便冲了过来,我们的地雷就更不讲客气了,就是要他们的命!
这次战役是从七月六日开始的,攻打大山脑到24日止。主要部队是林彪副统帅亲自领导的一、三、五兵团和彭德怀的两个师以及高虎脑地区的广大乡亲们,而敌人却派来了以我们七倍的兵力,团团包围了高虎脑……(略)
敌人气极,又拼命围攻了高虎脑,我军同样采用了威力无穷的地雷战和竹尖阵,迫使敌人死伤甚重,进攻不得一寸土地。后因国内形势急骤地变化,毛主席发出了北上抗日的伟大号召,因此决定高虎脑战役拖长时间,掩护我军团撤退出发去长征,其它部队都撤,只剩下林彪同志带领部分同志驻守在这里,后毛主席在瑞金拍电报来这里,要求部队撤退,林彪同志当时考虑伤员很多,决定暂时撤退一部分人。在撤走一部分人的情况下,并不影响战役,我们照样和敌人打……(略)
……后来正规部队都要撤退北上了,就留下游击队拖住敌人。当时国民党用无线电探听到我军要撤退了,就轻视游击队,认为不日可消灭了。谁知我英勇的游击队在毛主席“组织起来”的伟大号召下,坚持游击战争,打得敌人晕头转向,整整拖了他们一个星期之久。我们全都是自己做的土炮。后又撤到大山里面去了。敌人攻进了贯桥村,发疯似的屠杀老百姓……(略)
以后在漫长的日子里,我们吃尽了人间的苦头,好容易才盼到全国解放,把该死的蒋匪帮打了个稀巴烂,才能建设我们伟大的祖国。
毛主席万岁!

丘振坤当年记录的有关高虎脑战役那些解说词,充满了文革时期的特色:一切革命历史只能歌颂毛泽东。笔者查到的有关史料和历史记述中,高虎脑战役只有彭德怀部队参战,没有出现毛泽东和林彪的名字。而那位“老红军”所讲恰恰相反,想来这应是当时有关方面进行过“培训辅导”的说辞。
丘振坤继续步行,途经当年的苏区摇篮宁都、石城县,四天后走到瑞金境内,2月3日—4日她参观了瑞金叶坪革命根据地的多处景点: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旧址,红军烈士纪念塔、纪念亭、纪念馆,红军检阅台,红军桥,银行金库,瑞金革命烈士纪念馆等等,还访问了叶坪敬老院。
此时中央又发出通知,红卫兵步行串联也停止了,要求步行途中的红卫兵在五百公里内的仍然步行回原地,不得使用交通工具。丘振坤在瑞金参观时再遇两位同伴,同伴希望大家一道回去,但丘振坤不愿回去,感到中央说话不算数。
2月5日,丘振坤参观了瑞金境内的革命遗址:位于县城的革命纪念馆,著名的沙洲坝红井(毛主席带领乡亲们挖的水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大礼堂。
丘振坤继续一个人“长征”。这时沿途的县区公社、生产队的红卫兵接待站还没有完全撤销,接待站提供食宿,虽然伙食几乎全是米饭和清水煮白萝卜,很倒胃口,但令人高兴的是,在接待站可以拿到人工手绘的周边公路地图。她按地图计划了五百公里以内的路线……
2月6日一大早,丘振坤离开瑞金,往东向福建,那里有着多处红色革命纪念地。这一天她紧走快赶步行了一百多里,一路翻山越岭,沙路打滑,找一根棍子撑着都撑断了。盘山道上偶尔有汽车经过,好心的司机停下来让她搭车,对她说:你不能走了,天黑了会有老虎……她没有手电筒,有点害怕,但她谢绝搭车,仍然咬牙往前走,直到天黑下坡时才看到山下的灯光。在寒冷、饥饿和恐惧中,丘振坤终于走到福建长汀县接待站。2月7日她参观了长汀革命纪念馆和位于长汀县外一座山上的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斗争作战地。当天下午即离开长汀向东南行,目标是著名的古田会议旧址。
2月8日是农历新年除夕,在那个轰轰烈烈的革命年头,一切传统习俗都随着“破四旧,立四新”被淡化、抹杀,提倡“移风易俗”过革命化春节,城市工人多不放假,农村也没有节日气氛。这天丘振坤终于来到了龙岩市上杭县古田镇,古田会议旧址就坐落在这里。会议旧址显得破旧阴暗,后面是森森的山林,她有些失望,匆匆参观,随即离开,选择新的路线往西再折回江西,目标是红色革命根据地兴国、井冈山。2月11日,她再经瑞金境内,参观了位于瑞金西南部、号称红军长征第一山——云石山和梅坑毛主席办公室。
之后丘振坤走了两天,经过于都县到达兴国境内。2月14日—16日,她参观了燕子窝会议旧址,长冈列宁小学,兴国革命烈士纪念馆,鸡心岭当年毛主席作报告的地方,红军检阅台,毛主席主办青年干部训练班的旧址文昌宫。在上龙参观了当年的红军营房,那是一个巨大的天然山洞。

参观检阅台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四日
红军检阅台于一九三三年五月兴成的,那时兴国人民积极响应中华苏维埃临时政府提出的“扩大铁的红军”的号召,仅以七天时间,全县动员组织了一支拥有五千五百多人的人民革命武装——兴国模范师开赴前线。出发前在这里检阅。
继模范师之后,同年六、七月间又组织了少共国际师、工人师,也是在这里检阅,开往前方。少共国际师有三千人,工人师有二千人。
…………
在我们参观检阅台时,遇到了一个老革命战士谢世珍,他今年79岁,革命时期他做了三年乡苏维埃主席,于1930年入党,在前段时间召开的燕子窝会议时,谢老也参加了。
谢老告诉我们,当时的少共国际师一般都是18—24岁的青年,工人师一般是30—40岁左右的成年人。当时的男人们上前线打敌人,后方的生产全由妇女一手包办起来。
他还告诉我们,现兴国城外这周围的村庄里,第一次革命战争时期留下的一等功臣两个,其中一个是瞎子;一个双腿失去,现已安了橡皮脚,现住江背。二等功臣90余个,三等功臣3700余个,烈属有6000余人。真不愧是老苏区。
现任中央局内务部长曾三,曾经常住谢老家里,有一段时间还住了相当长,那是1930年11月—1932年。1964年也来过这里。
接着我们询问了他关于“在‘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指导下的肃反运动”是什么意思时,他告诉我们,1930年10月份时,当时的“左”倾机会主义分子李立三领导了一场肃反运动,口说是肃反,实际是肃知识分子革命者。他说:革命要靠工农,不能靠知识分子,知识分子都是些假革命,不是真革命的。在这种错误思想的指导下,把当时党内的18个知识分子出生的干部都杀了。被杀的同志中有相当一部分都是兴国党组织的创始人与革命先驱者。

参观上龙红军营房
时间: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六日
地点:距兴国县城五十里地,往西的一个村
在几个牧童的带领下,我参观了上龙的红军营房。营房真大呀,起码能容下几千人,整个营房实际就是一座石头山,当时红军驻扎在上龙的时候就在这里,他们在里面上课、宿营、吃饭。有时候敌人打来时,他们又空出来叫老乡住进去,然后关好铁门,使得敌人怎么打也打不进,炸又炸不开铁门。瞅准机会,我红军战士又摸出“营房”狠狠地打敌人一顿,因此这个山洞起了不少的作用。据说以前还是个什么有钱人孩子念书必须到这里发誓的地方呢。

2月16日下午,丘振坤从兴国经遂川走向井冈山,整整走了三天,一路非常艰苦,接待站伙食太差,路上也见不到任何供销社,买不到吃的东西,只好挨饿。倘若遇接待站设在生产队还好,队长一般会安排到农民家里吃饭,交一毛钱伙食费,吃得比接待站要好,至少有咸菜下白饭。正是隆冬时节,住处异常潮湿阴冷,关节炎痛得她睡不着……还记得有一次,一条茅草小路非常难走,她走进村里找到农民家吃饭,那位农妇直劝她留下来,说他弟弟从部队探亲回来了……丘振坤感觉不安,马上离开,结果发现进来的茅草路已被水淹没!情急之下,那位回家探亲的解放军过来了,帮助她走出了茅草路。
2月19日下午,丘振坤终于到达井冈山境内,好不容易找到接待站,却见接待站人员正在准备撤回南昌,有位女工作人员勉强安排她住下,让她准备跟车回南昌,但丘振坤哪里肯回,还没参观井冈山呢!于是她在凌晨起身逃跑了。(1969年底,已被学校分配到九江监狱工厂工作的丘振坤,偶然碰到这位女工作人员,她认出丘振坤后非常感慨,说当年丘振坤偷跑之后,他们工作人员四处寻找……)
摆脱了被送回去的危险,丘振坤于2月20日—23日参观了井冈山周边的茅坪、茨坪等多处红色旧址和革命斗争纪念馆。如:毛主席的办公室八角楼,红军党政机关所在地,红军军械处,红军市场,红军医院,井冈山革命斗争纪念馆,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旧址,以及毛泽东当年挑粮的休息地等等。她最记得黄洋界地形十分险要,只有一条小路通往主峰的红军瞭望哨。

参观井冈山革命斗争纪念馆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日
因江西省委执行方志纯之流的黑指示,对抗毛主席,因此博物馆内颠倒黑白,肆意歪曲毛主席。我们英勇的红卫兵小将造了它的反,把一些反毛泽东思想的、反毛主席的黑物品黑展览砸了个稀巴烂,只留下好的一部分,以供以后好修改
因馆内搞得很乱,因此记录只能零星地说几笔也算对当时井冈山地区的革命斗争有点了解吧。以后等改好后再去参观一趟。
…………

参观大井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一日
由于时间仓促,加上一个人行走不便,故草草参观了一下,和一个老红军谈论许久。
大井毛主席把办公处设在一幢很大很宽阔的庭院内一角。以前这座院子是坚持战争时期的医院,内有中、西医部门,现还可见到一些药瓶、药捅、棉签等物。不过室内空空荡荡,其余什么也没有,真可恨那方志纯。其余屋前有一块毛主席看书时经常坐的大石头。

参观何树
时间: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二日
地点:快到黄洋界主峰
井冈山斗争时期,山上的粮食全靠宁冈等县供给。当年毛主席经常和井冈山军民一道到宁冈挑粮上山。这是我们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群众挑粮时休息的地方。现在树根旁边的那一段小道,就是毛泽东同志当年走过的羊肠小道。

参观大陇
时间: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二日
地点:离宁冈县城六、七里处公路上
首先,我参观了大陇毛主席办公室,但遗憾得很,只有几个房架和泥巴未改的几面墙,里面尽是些修建房子用的木头、泥巴,其它什么也没有。
怀着失望的心情出来,来到了大陇原红军市场参观。市场原来的架子还在,现在还有许多人在这里交流物品,还是一个很热闹的地方。
井冈山革命斗争年代里,由于井冈山的粮、油、盐、布匹、纸张都很困难,宁冈县是个边界地方,可与湖南经常交换物品,因此井冈山上的物资来源主要靠宁冈,通常运送物资粮食等东西都是从大陇这里往上运的,特别是大陇红军市场在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起了很大很大的作用。

参观龙江书院
时间: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三日
地点:宁冈中学
龙江书院是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红军所办。教导队上课旧址在这里,毛主席经常来红军教导队讲课,为革命亲手培养出了许多优秀的革命领导干部。现在那间当时上课用的教室还按旧模样摆设着。
龙江书院是封建地主阶级开办的,供富贵人家念书升官发财的地方,整个院充满了封建色彩,毛主席在这里开办红军教导队时,没到那一间华丽沉寂暗淡的书房上课,而是选择一个明亮的、只有三面墙的正厅里就地简陋地摆上几张课桌、一块黑板就上课了。整个办学充满了革命的勤俭节约精神,充分体现了红军办学的优良传统

离开井冈山后,丘振坤步行到永新县,参观了著名的三湾改编旧址。
2月25日,她到达莲花县,找到到坊楼公社,准备拜访61岁的传奇革命老人、老红军甘祖昌。村民们带她到甘祖昌的住处,她记得这是同普通农民一样的房屋,堂屋黑乎乎的。甘祖昌见了她,很吃惊地说:“怎么还有一个红卫兵?”因为其时所有串联都已停止,据说已经半个多月没有红卫兵光顾此地了。当甘祖昌知道她是一个人步行过来时,夸奖她说:“要是你生在红军长征时期,你就是一名红小鬼了!”
甘祖昌老人因为脑震荡后遗症不能多讲话,由他爱人向丘振坤介绍了甘祖昌不平凡经历:从二十年代参加革命到五十年代被授衔将军再到主动解甲归田……令丘振坤非常敬佩,认真记录下来!后来甘祖昌夫妇还留她在家吃了饭。丘振坤打算还要去韶山,甘祖昌说可以帮忙找车送她出去,丘振坤怕被送回家,急忙说自己到萍乡买火车票去韶山。
丘振坤告别了甘祖昌老人,又独自上路了,当她快走到萍乡车站时不幸被执行中央停止大串联通知的值勤人员抓到,直接塞进了驶向南昌的列车。
丘振坤的“长征”就这样结束了,她记得整个步行里程加起来大约是2800华里,离二万五千里还远着呢!

附:
丘振坤1967年“长征”途中参观红色纪念地日程

1月25日—29日到达南丰境内
1月25日参观南丰革命烈士纪念碑;访问鄱阳敬老院
1月27日参观新安村:毛主席办公室,毛主席挖的防空洞
1月29日参观高虎脑战役旧址和战略指挥部广场
1月31日—2月2日经宁都、石城到达瑞金,参观宁都起义指挥部旧址,反围剿纪念馆
2月3日—2月5日晚上在瑞金境内参观
叶坪:临时中央政府办公厅,毛主席办公室,红军烈士纪念亭,红军检阅台,红军烈士纪念塔,公略亭,博生堡,水圹,红军桥,银行金库,瑞金革命纪念馆。
沙洲坝:红井,毛主席办公室,中央大礼堂
2月6号翻山走一百余里到达福建长汀
2月7日参观长汀革命纪念馆;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斗争作战地(长汀县外一座山上)
2月8日参观古田会议旧址(福建上杭县)
2月8号—10日步行经上杭再入瑞金境内
2月11日参观云石山高围公社梅坑毛主席办公室(瑞金西南面)
2月12日—13日步行经于都县到达兴国
2月14日—16日在兴国县境内参观
列宁小学(长冈乡长冈大队),兴国革命烈士纪念馆,红军检阅台(县城外),兴国长冈乡燕子窝会议旧址(距长冈乡几里),毛主席种的两棵樟树,鸡心岭(毛主席召开群众大会旧址),文昌宫(毛主席主办青年干部训练班旧址),红军检阅台(城外),上龙红军营房(距兴国县城五十里地,往西的一个村)(整理者注:长冈乡燕子窝会议是什么会议,没有查到记载。)
2月16日—19日从兴国步行经遂川到达井冈山地区
2月20日—23日在井冈山周边参观
茨坪:毛主席办公室、红军党政机关所在地,红军军械处,红军公卖处,井冈山革命斗争纪念馆。
大井毛主席办公处,小井红军医院,何树(毛主席当年挑粮的休息地)。
黄洋界主峰红军瞭望哨。
步云山(毛泽东同志坐过的大石头,茅坪前五、六里)。参观龙目潭毛主席买娃娃鱼的地方(茅坪村前二里)
茅坪: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旧址,八角楼,茅坪村阶级展览馆
大陇红军市场(宁冈县城六、七里远处公路上)
龙市毛主席办公室(宁冈县城靠西那一半儿)
红军会师桥(龙市中心禾水经宁冈县的一条支流上),红军会师广场
龙江书院(宁冈中学内)
2月24日参观三湾改编旧址(永新县)
2月25日访问甘祖昌和他的爱人(莲花县坊楼公社甘祖昌家)
2月28日,步行去萍乡火车站,快到达时被抓送回南昌。

2020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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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读往来】

作者舒云对147期作一订正

《昨天》第147期中刊登的拙文《“九一三”事件后的大清洗》中,第40页“9月21日,空5军领导班子悉数被隔离审查,冯健(空5军副军长)……”一段,经冯键家属指出,特作以下订正:
(1)姓名应为冯键,不是冯健;
(2)冯键时任空五军第二政委,不是副军长;
(3)冯键于1973年初患病至1978年1月去世,一直被监视住院。
1973年在南京军区总医院手术,被“确诊”为胰腺癌,之后的五年在杭州半山医院和上海455医院监视就医,在上海455医院期间又经过数次手术,直到1978年初去世。
(4)冯键之妻和子女都受到政治牵连。文中记述的时间、人物、情形都存在一些混淆,不再一一详述纠正。
对文章内容涉及到的亲历者及家属提出的指正,作者都十分欢迎并感谢!

读者“不平”谈与柳栋(柳冬)的交往

海外读者“不平”读到《昨天》156期〖纪念柳栋(柳冬)专辑〗后来信:
得知柳栋先生已经作古,而且是以如此惨烈的方式,不胜感叹。我和柳栋有些交往,可以算是笔友了。
我们的交往起源于柳栋在《共识网》发表的《林豆豆的“原罪”与“救赎”》(2015/9/17)和遇罗锦女士在《共识网》发表的《辛勤的耕耘者 ——再读柳栋》(2015/9/25)。随后我在柳栋的网站上留言,与他建立了联系。
2015/10/8柳栋来信:不平先生好! 因着手写有关林彪一案的第四篇文章(剖析林立果与“五七一”,感到是难度最大的一篇),加上忙于照顾年近九十的老母,故而未能及时拜读君之大作。待完成此稿,定会阅之。也可短信联系。请把你的短信号发来。遥握共励!
我回信附上旧著《挑战毛泽东》电子文本,及《共识网》发表文章的索引,请柳栋有空、感兴趣时随便看看。
此后我与柳栋在通信中对林彪研究中的一些逻辑概念进行了讨论,认为如果连基本的逻辑都搞不清,何以谈得上研究。
在2015/11/24 柳栋给我的邮件中说:在系列文章的最后一篇,将会正面地解构“拥林派”的几大致命弱点。慢慢来。遥握问安!
2016/1/21我在邮件中对柳栋文中提出林彪等人尸骨应“迁坟归葬”表示异议,认为过去人以安葬八宝山为荣,现在也不稀罕了。有人愿意葬大海,有人愿意洒江河。焉知林彪不是自己要葬在温都尔汗呢?不如在当地建一坟,树一碑,挂一联,曰:爱国者以死击毛,大英雄四海为家。若能成为旅游胜地,也算是为国际主义作点贡献。
柳栋当即回复:多谢斧正。对联很棒!
随后我发去一篇文稿,柳栋2016/3/11回复:大作拜读,相当痛快。当今中国文革妖风又四处鼓动,我辈当尽绵薄之力,力降妖风。
他信中提到,有关林彪系列文章完成后,想在海外寻找出版机会。先生身居海外,是否熟知这方面的出版社?若有,请提供联系方式。
我回信谈到所知情况,明确告知:估计较难。几家有名的出版社大概也要付费的(对销路不好的书都是这样)。另一类小出版社完全自费,销路奇差,只能算是出点钱,买点书回来送送人自娱。
2016/6/26 柳栋来信告诉我:下一步准备撰写有关毛泽东与斯大林的系列文章。难度似乎更大些。谈到出版难的问题,他说:不行的话,就发在共识网上。慢慢打开局面。
2016/9/16柳栋来信中说:近来已经很少进入共识网。我的网页也已经被抹去。现在是全面收紧,所以本人的东西他们也难以刊出。
其后一直没有联系,直到去年(2019),我的几本书出版,给柳栋去信告之:我的朋友有想法,把柳栋与其他几位的一些文章结集出版。
2019/6/21柳栋来信:看到朋友如此勤奋的书写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深为感佩!在这一点上,我们是心脉相通的。
他又提到正在筹备海外出书一事:“当然,身在天朝,书是难以寄到我手中的。那再另想办法。”
2019/6/26 柳栋来信中悲叹:共识网的被封太可惜!
2019/6/27 柳栋来信说:可能是5月份吧,又发了我的《毛泽东的曹操情结》(这也是一个系列文章。其中的第2篇与“冷评林彪”系列有点相似),但因形势缘故,我让他们不再发了。留待将来全部完稿后结集出版。
从他的网页被抹去到他想通过在其网上发表文章慢慢打开局面的共识网被封,三年间噩耗频传。如今,又是一年过去了,原本是大洋相隔,如今是天人相隔。柳先生才气甚高,又兼勤奋,所见与我多有相合。原来想有机会回国的时候能够抽时间前去拜访,如今只能望洋了。

代发启事

本人(“不平”)已出版《挑战毛泽东》、《文革孽文》(上、下册)、《文革英烈》(上、中、下)等书。目前正在编写《文革中公民抗争的原始记录》,力图为历史留下文革中民众奋起反抗浩劫的民间档案。如果有当年的判决书、审讯记录、申诉书及相关的信件、日记、笔记等文字资料(影印件更佳)并愿意提供编入书中,本人表示不胜感谢。资料可通过《昨天》转交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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