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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昨 天》第一五九期
帖子发表于 : 周六 9月 12, 2020 6:45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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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 天》第一五九期

抢救文革回忆 积累文革资料 交流相关信息 促进文革研究

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20年8月30日第159期

本期目录

〖小人物专辑2〗

生逢乱世

徐小棣 记录文革中普通人的苦难
吴慕林 那父女俩的背影一直在我泪眼中晃动
何蓉蓉 母亲,我心中那盏不灭的灯
李为霖 贱民生涯中的几个好人
何 蜀 街坊邻居中的几位另类“边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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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乱世】

记录文革中普通人的苦难

徐小棣

2020年武汉封城期间《方方日记》中有一句流传甚广的话:“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回想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中张放老师和她的学生李雪丽的命运,我更能理解这句话沉甸甸的分量,也更能确定普通人的经历值得书写;而对于历史的关注和写作,无疑也使我自己有所成长。
2010年“民间历史”网站刊登了我写的《张放和她的学生李雪丽》一文(署名“童话”)。最近翻阅当时的采访笔记,我感觉受访人对张放和李雪丽遭遇的直接叙述更能体现回顾历史中的真实语境,采访中的世事线索和人们之间的互动也都是宝贵的。所以本文着重叙述张放和李雪丽文革案例的调查过程,把采访笔记等相关资料留给民间历史。篇末收录了2012年纪泽华写的《学校四清运动对我的影响》一文,他是张放受害时的施害人之一,已于2014年去世。他在人生最后阶段对文革往事有过发言,也将通过本文如实转告给关心文革历史的读者。

记录死难教师张放并发现救老师的学生李雪丽

文革历史研究中需要对受难者的遭遇做如实记录,学者王友琴一直在做。最初向她提供北京二龙路中学死难教师张放情况的是作家王小波。但由于1966年文革祸乱初起时王小波是初一的学生,没有上过张放老师的课,所以错把1968年自杀的张放老师说成是“物理老师”。
2002年在国内可以访问“中国文革受难者纪念园”网站。我在二龙路中学工作,通过和几位同事交谈知道了张放是一位英语老师。张效松老师告诉我1979年曾受学校的派遣陪同张放的女儿去新乡完成“落实政策”事宜,在新乡找到了墓地,把张放的尸骨火化后将骨灰带回了北京。1968年张放自杀时穿了一双35号凉鞋,1979年她女儿唐津津在墓地里就是凭这双35号凉鞋辨认出母亲的遗骨。我把这些写给王友琴。但那时还没人提及在新乡救助张放的学生李雪丽。
2006年,在美国定居的张放的儿子唐今阳在“文革受难者纪念园”网站读到对张放的记录,他与王友琴联系,说出了更多张放受迫害的情节以及 1968年5月张放在新乡避难是住在她的学生李雪丽家里。
这些信息帮我在北京联络到张放的女儿唐津津,2007年采访了她。唐津津拿出一个厚厚的档案袋,从资料中找出了张放的遗书。我接过张放写于1968年5月19日的《绝命书》时,心情异常沉重,有生以来第一次阅读了一个生者与世界诀别的文字原件。《绝命书》证实李雪丽确实是当事人,张放写到:“……也不要再迫害李雪丽,她究竟还是个孩子。……”

张放女儿唐津津的沉痛叙述

1968年张放遇难时唐津津还不到14岁。2007年唐津津接受采访时,我看到她将资料保存在一个档案袋中。她叹息:“翻动这些是很累人的。”我明白她是说搅动往事的沉痛。资料中有张放的《绝命书》、新乡市红旗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79]红法刑字第26号》判决书、张放在文革中手抄大字报的手稿,以及一些“落实政策”的结论和“平反决定”文件,还有张放亲属1988年自印的叙述张放生平的追思文章等。
唐津津在影集中找出一张李雪丽1967年的照片。李雪丽站在拍摄天安门城楼的最佳位置上,把《毛主席语录》举到贴胸的地方,臂上带着一方袖章,看不清上面的字。但唐津津说不清楚李雪丽为什么会在新乡生活,也说不清楚母亲张放避难是怎样与李雪丽取得联系的。她当年的年龄太小。她只知道,母亲是一个热爱学生并且和他们关系极好的人。当年家里不时有二龙路中学的学生们做客,李雪丽是其中的一个,她穿戴很普通,样子也不出众。她有个在京剧团工作的漂亮姐姐(即李雪艳,笔者注),也到家里来过。从1966年文革开始,张放就在学校里受尽折磨,唐津津还记得那些留在母亲脸上、身上的伤痕,她的头发被红卫兵剪掉,一片片露出头皮,上街时必须用围巾包住。为了掩盖这头发,唐津津曾偷过邻家一条剪掉的发辨,帮助妈妈缠在头上。说到这里她泪流满面:“我一生只偷过一件东西,就是那条辫子。”
(上图:张放遗像。)
唐津津递给我张放老师的最后一张照片(见右图),是去新乡前在香山照的。照片上,年轻的张放容颜秀丽,表情开朗,看不出任何对生活的绝望。
关于张放在文革中遭受了怎样的迫害,唐津津不忍叙述,几度哽咽,采访陷入了长久的沉默。好久,她才止住啜泣,抬起头来告诉我:“1979年,你们学校(指二龙路中学,笔者注)有过一本卷宗,有好多页,记录了是怎么迫害我妈妈的,交给了我,但是我把它烧了。”望着我吃惊的样子,她平静地说,“所记的那些事情真太残忍了,让人看了根本就受不了!我弟弟已经长大,我怕他读过以后去复仇。”
关于卷宗,我的另一位受访人叙述的内容与之相通。2012年4月20日我采访了文革结束后在北京市委做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刘秀莹老师,她有关卷宗的叙述如下(有录音):

……后来,我到北京市委搞宣武区张冰洁的专案,那时候对文革的死难教师有许多专案组,查“三种人”。也有卞仲耘的专案组,也有沙坪的专案组。我们在调查过程中,问题还没有完全清楚,就“一风吹”了,就是,上边来了“宜粗不宜细”的指示,我们就撤了。把材料打了捆,都上交了。那些材料,真触目惊心哪!刘××,女附中初中生(看陈寿仁老师文章应该是女三中的吧?我问了一句)承认打了卞,第四军医大已经决定开除她,但是“一风吹”后没有开除,因为别的学校这样的人也都没有开除。六中的监狱,相当残忍,是董老的儿子董良翮搞的,是戚本禹到房顶上开个洞,制止的。1979年这个工作做到一半就停摆了,到现在,没有证据,也就不能指控,也无法指控了。找谁啊?不可能了。

唐津津销毁的卷宗就是这个时期行动较快的专案组送达家属的文件副本。对于唐津津来说,它是一份不能让成年的弟弟阅读的文件,它是一份为保护弟弟而不得不销毁的文件。

采访二龙路中学校友的笔记

2007年6月5日采访刘民之(二龙路中学退休教师,张放的同事、李雪丽的班主任)——

我:麻烦刘老师给我讲讲。查到您是李雪丽的班主任后,我很庆幸,因为咱们俩认识。
刘:李雪丽功课不很好,人不起眼,67年的时候好像因为家里的什么事情,已经离开了学校。她肯定不是红卫兵。因为当时教师需要报名,自己选一个班“接受革命小将的教育”。我的班学生好,比较起来温和一些。我和张放共同教这个班,不少老师都愿意到我的班来,可能会好受一点,我们班的老师就很多。张放特别喜欢我的这个班,她课教得好,学生也喜欢她。她也是我们班的。那时候没有李雪丽是肯定的,因为就那时候的事情我记得清楚。我被学生擅自给改了名字,叫“刘为民”,他们就“刘为民”、“刘为民”地叫我,我才知道是我的名字。这些学生里边没有李雪丽,能肯定。后来他们把张放弄到乡下去了,劳改,我没有去。
我:可是照片上李雪丽是戴着红袖章的。
刘:那时候的袖章还不是谁都可以找来戴?
我:李雪丽的事情,您想想,再讲讲?
刘:没有什么印象,就知道她的样子,她是我们班的。你想,她学习不好,文革的时候不是骨干,又早些从班里出去了,真是不记得。她不会是和张放一同去河南的吧?没有听说这个,我想不是一起去的。
我:您看见过打张放吗?
刘:没有。他们不和我们一起。
我:您当时20多岁吧?
刘:30多。
我:李雪丽在哪个教室里,您班的教室?
刘:一楼或二楼,就是这个楼。
我:有当时的照片吗?合影也行。
刘:没有。哪会有?40年了。
我:她的同学后来提起过她吗?
刘:提起呀,去年聚会提起了。
我:说什么?
刘:就说不知道她在哪里。
我:您有别的同学的联系方法吗?
刘:说给我通讯录,还没有收到。
我:李雪丽和谁好?我要去找。
刘:叫李惠萍,她们两个好。
我:我怎么去找李惠萍?
刘:那不知道。
我:那就谢谢刘老师。
(三小时后。我去行政办公室找李惠萍的登记资料,在那里又碰见了刘民之老师。人事干部给我毕业生的册子后就出去了。我和刘老师单独谈。)
刘:你放不下?在业余时间总是这样?
我:也不是,就是今天放不下。什么都找不到啊。没有人找,事情就像没有似的,这对她公平吗?
刘:是啊。你做的对,我如果有想起来的,我告诉你。
我:谢谢您。您对纪泽华有印象吗?
刘:有,他是领导,后来参军了,我没有教过他。
我:实在不行,就只有找他了。
刘:是,他是当事人。

2006年6月7日电话采访李惠萍(张放的学生、李雪丽的同学)——

李:李雪丽和我是好朋友,但是她已经死了。
我:我已经知道了,你是怎么知道的?
李:我90年或是九几年在动物园开小公共,李雪丽和她女儿、外孙女坐我的车,一看就是她,但是已经完全是河南口音了。我开车没有顾上多聊。那时候就知道她和她女儿在北京郊区。后来我在市场上碰见李雪艳,要了李雪丽女儿的电话,是她的二女儿。等后来打过去,她说,“她走了。”我还问去哪了,结果是去世了。我一直找她。她父母是离异的,文革乱了,停了课,她就去新乡投奔她母亲和继父,在河南有了工作。她生父是市政的,家住在西四羊肉胡同里边的北钱串胡同。我们和李雪丽老在一起。她妹妹叫李小芬(即李雪芬,笔者注)。李雪丽她生活能力强,很会做家务。她和我很要好,还住在我们家过,是和家里生气了以后。李小芬后来是××厂的工人。李雪丽是留级到我们班的。她对人很好。我们都和张老师很好,去张老师家。天黑了张老师送我们出来,有一次穿错了皮鞋,一样一只就出来了,我们都笑。张老师课讲得风趣活泼,很幽默,搞英语诗朗诵,印象很深,人也特别的精神,就是个子矮。我们都认识张老师的孩子,他们那时候小。对了,她姐姐还和我去过学校一次开证明。
我:什么证明?
李:就是证明李雪丽在这个学校毕业,她不是没有毕业就去新乡了吗?
我:你们去了吗?哪年?
李:去了,79年以后吧,记不清楚了。
我:你知道她受迫害的事情吗?
李:知道一点,主要是知道他们那些人害死了张老师,是勒死的?
我:不是,是自杀。我看见了遗书,有关于李雪丽的一句,说“也不要再迫害李雪丽,她究竟还是个孩子……”
李:是啊,是啊!她可不是还是个孩子吗!我们就知道张老师去她那里了,死在那里了。李雪丽自己也离婚了,这个我知道,是她姐姐说的。我们几个要好的还有刘立文,她也去世了。
我:是啊,所以要快写,我比你们小三岁。谢谢你,请一定到学校来玩啊。

采访李雪丽亲属的笔记

2007年6月20日。采访李雪丽的姐姐李雪艳和妹妹顾雪芳——
(右图,李雪丽〔右〕和她的姐妹)

顾雪芳讲述:
我父亲历史上举手加入过国民党,文革中受到了市政单位的批判,影响到当时在二龙路中学的二姐(即李雪丽,笔者注)。她在学校里可能不吃香,课也停了。1966年当时有“投亲靠友”的政策,我母亲就来北京,把雪丽带回了新乡,户口也迁走了,大概是1967年。雪丽到新乡后是新乡市无线电元件二厂的工人,工作很积极,吃苦耐劳,工资23元,是学徒工。新乡我家里是继父,我改随父姓顾,我住在家里。雪丽没有改姓,她住在厂里。我那时候12岁。有一天晚上,我去厂里给二姐送饭,二姐说:“芳,张老师来了!你领她回家吧。”张老师是先到厂里找我二姐的,我领的回家。记得张老师特别客气,和我妈说吃饭一定要给饭钱。(指着张放在香山的那张照片)她当时就是这样的,人很精神,很好看。她住在我家有一星期,天天带着我玩,我们去公园。她告诉我:月季花能吃,咱们采点回家蒸馒头。我们新乡北关有一家小饭铺,里边卖一种什么吃的,张老师爱吃。也是因为在家里吃饭她客气,她就尽量在外边吃,记得是一天两次,老是自己去那个小饭铺吃饭。去那里必经北关的新乡市房产公司,她就被那里的造反头子注意了。我们新乡人能看出谁是外来人,何况张老师的气质不凡,她那个人一看就是大城市的,是有文化的。她天天经过房产公司,那里边的革委会正头目赵保许就起了坏心。(笔者问:判决书上写的不是贺廷智吗?)起头的不是贺廷智,他是副的头目,正是赵保许,他的势力很大。有一天张老师去吃饭就没有回家,天黑了还没有回来。我就去厂里告诉我二姐。那天新乡全市都停电了,记得特别清楚,到处一片漆黑。后来知道就是赵保许贺廷智他们成心弄的。我和二姐说了,她好像有感应,很害怕,说:“芳,我怎么觉得不好,张老师会不会出事啊?”我当时也特别害怕,到处都没有电。后来大约有一星期(?),有一天我在厂里陪二姐,半夜她被人叫走,说是去认北京的反革命通缉犯。结果她天快亮才回来,我见她的时候,她像傻子似的,人大变样。就在叫走她的那天,张老师死了,我们都没有看见尸体。有目击者说,是吊在窗户上,衣裤很脏,裤子白花花的,很脏。她就关在临街的那个办公室,有大约一星期,在那里被轮奸。从那时起,我二姐就有一顶“包庇反革命”的帽子,这么多年也没有澄清事实。真没有想到这么多年以后,您来给我二姐平反。我二姐从那时天天在厂里挨斗,站在台上,大家喊叫,说她包庇反革命,是国民党的狗崽子。她每天都很害怕,不想上班,但是家里还需要她挣钱,就让我陪着去,壮胆。我二姐挨斗,我就坐个小凳子等着她。每天如此。那时候厂里有个新乡籍工人叫陈来友,对我二姐不错,也住厂里,后来有了孩子,就要结婚(1969年)。我父母都不同意,嫌陈没有文化,把我二姐轰了出去,她真是很惨。后来她还是坚决辞了职,实在不愿意去厂里了,就在家里。继父待她不好,记得做好了饭她不敢吃,我老是偷着给她盛。陈来友也受了牵连,打入监狱,劳改三年(1969年),出来的时候精神失常,打人,生活不下去,就离婚了。有两个孩子。现在大的叫陈晓林,小的也是陈来友的孩子,但是改姓后夫的姓,叫何华。陈来友后来又娶了妻子,但是他老认为他媳妇是雪丽,老来敲门找,女方也不干,女方的弟弟来打架,总之生活很不安宁。陈来友80年代自杀。我母亲当时是新乡红旗区的革委会成员,出身贫农,我继父出身雇农,他们没有问题,所以敢答应让张老师来。我母亲后来又找人,努力,给我二姐在新乡电机厂找到了工作,但是以前的工龄待遇没有,一切从头起,又是23元,在元件厂什么待遇也没有保留。

李雪艳讲述:
我的记性没有小芳(顾雪芳,笔者注)好,许多事情都不记得了。我一直在北京,那边的事不知道,就知道张老师很冤。68年是我和小芬(李雪芬,笔者注)送张老师从北京站上车去新乡,是小丽(李雪丽,笔者注)给我来信,说张老师太苦了。是张老师告诉小丽她劳改的事情,说是扔在了池子里,蛇在身上爬(?)。小丽知道了,说张老师这样她也受不了,让我去老师家给张老师她新乡的地址,我就去了。看见了津津,她还很小,(看唐津津的照片)想不到她现在也这么老了。当时小的男孩子没有在,他们两个好像没有什么人管,他们的爸爸也挨斗。忘了是谁找的谁,就记得在北京站,张老师戴了个鸡妈妈那样的头巾,好像是化了妆,样子变了。是我把她送上了火车。忘了是老师去新乡后还是知道老师死了,我还去过她家,给孩子买了点吃的,他们很可怜。他们父亲好像不在,是不是也挨斗?雪丽的一生都不痛快,人老是发愣发傻,她后来得了乳腺癌,2005年11月7日在北京北郊医院去世。这里的房子是她丈夫和女儿经营的小企业,他们过的还行。

2007年6月24日在新乡访问李雪丽的继父顾国华和母亲张玉秀——

顾国华讲述:张放到新乡来之前,家里不知道,是小丽自己答应她来的。小丽从厂里把她带到家里,她拿了一个包袱,一个提包,说回上海的家,是路过,顺路看看小丽。她很客气,很注意礼貌,提出吃饭要交钱交粮票。她说住不长,在成衣铺做了两件衣服,说等衣服做好取出就走。但是没有等到取衣服她就死了。她来的时候精神上很开朗,不见愁苦悲观。我们全家还请她到百泉公园(新乡唯一的景点)玩了一天,我骑自行车带的她,有50公里路。我们在山上吃的午饭。当时家里有外来人,要报临时户口,但是我做主,没有报。孩子的老师嘛,也住不长。我是66年从牡丹江部队转业的,她(指张玉秀)是从牡丹江实验话剧团调过来,我们在新乡也是刚来不久,是外来户。张玉秀是红旗区革委会成员,单位是西街办事处。我们对张放来,没有拒绝,也没有热情招待,那年代什么事情都查的很紧。我也责怪小丽多事。那时候我们住在摊贩区的小街里头,两间小房很小很小,那旧房子还在。张放在我那里住了两夜,不方便,对面有个老婆婆带个小闺女,张放在她那里住了三夜,还在姓黄的房东家住了一两夜,都离的不远。

张玉秀讲述:我听小丽讲过张放在学校挨斗的事,说学生把蛇扔她身上(?),我们家里同情她,但是也怪小丽。张放每天不在家吃饭,出去在卫河边上一家小饭铺吃饭,那一带就那么一家饭铺(情节同顾雪芳讲述)。后来有一天,家里来了四个人,要张放的东西,态度蛮横,他(指顾国华)就告诉在床底下,给拿走了,我还说没有打收条,张放回来要怎么办。后来就听说,张放让房管所的造反派打死了,又听说是用纱巾吊在窗上吊死的,我总想着她是他们害死的,因为我知道她的纱巾还留在家里。说什么的都有,但是我不知道她被轮奸。现在看遗书(笔者带去的复印件),看来她是自杀的。(和笔者私下说)我还怀疑过是他(顾国华)告发的,或是邻居告发的,后来知道都不是。是她自己在审问时怕了,慌了,说我是她姐姐,可是又说不出我的姓名来,暴露了。我听说她死后埋在八里营的“干部义地”,墓地还可以。79年她女儿来取遗骨,我们不知道。她女儿跟你说79年见了小丽,那就是小丽知道这件事。
赵保许在新乡势力很大,判了14年,出来后我们认识,他前年死了,如果活着,80多岁。贺廷智没有赵有势力,我们也听说过他,不认识。小丽在厂里挨斗的事情家里不知道,大概只有小芳知道。小丽的丈夫和张放的案子应当没有关系吧,还是说应该以小芳讲的为准?小丽没有辞过职,她的人事关系一直是元件二厂,停工资是因为她不上班。她后来去的电机厂是二厂分出来的,她是冲工,是我帮助让她去的,这个我说的对。小丽在二龙路中学66年挨过斗,因为她生父历史上是国民党。也为逃避上山下乡,是我丈夫(顾国华)把她带到了新乡。(私下对笔者说)顾国华对小丽不好(表情很痛苦)。张放死后,我们没有受追究和迫害。新乡对文革三种人处理得很严,都不起用。
(笔者注:张玉秀顾国华夫妇带我参观了摊贩区旧街和原来的住处,在劳动大街上指给我看张放遇难的地点房管局,还走了去北街卫河边小饭铺的那段路,拍了照片〔见上图〕。)

采访最重要的见证人——张放的丈夫唐九旭

采访张放的女儿唐津津和李雪丽的亲属以后,我写了一篇随笔《学生救老师的故事》。那段时间我也有时去拜访王晶垚先生(卞仲耘老师的丈夫),就请王先生看这篇稿子,请求指导。87岁的王晶垚先生看过我的稿子以后悲痛不已。没有想到他年纪那样大只读一遍就能清晰地记住主要情节和人物关系。他难过地问我,张放在成衣铺做衣服到底是真的做了,还是以此来延续住新乡的时间?还问:张放自杀时才四十岁,为什么你文章中没有她丈夫的任何信息呢?我被问得愣住了,勉强回答我是以写李雪丽救老师的事迹为主线。王晶垚先生摇头说恐怕不好,说我忽视了最重要的当事人。
果然,《学生救老师的故事》交送张放的丈夫唐九旭后,很快接到他的电话,言辞激烈地批评文章写得不全面也不够真实。我当时很委屈。但最终我明白了我得到的素材不是一般的素材,它关联许多痛苦,许多血泪。我必须尊重受难者亲属,将他们的感受考虑进去。如果所写文章伤害了他们,那又为什么要写?于是通过电话沟通,我于2007年7月23日再次访问了唐九旭,笔记如下:

我:接到您的电话,我赶紧来。写《学生救老师的故事》第一稿没有访问您,确实是我做事情不够周到,请您原谅。我想,稿子的不足还可以补救。
唐:你能在张放被迫害致死将近40年后还想到她,自己花费了精力和时间去写这件事,我知道这是因为你有正义感。但是张放死的时候津津还小,她对事情的了解不会比我更充分,我才是整个事件最重要的见证人,你的稿子怎么能不通过我就去写呢?
我:是啊,我道歉,我愿意弥补。我现在赶来就是做这件事。请您给我讲讲,我的稿子毛病在哪里。
唐:出入是在张放的两次逃亡这里,津津讲的不完全对。1966年6月,文革开始,社会大乱,张放见到这样的局面,就决定到外地去躲,因为通过三反、反右、四清历次政治运动,她了解这些运动的残酷。我给无锡老家的哥哥写了信,是我哥哥到无锡车站接的张放,她那次在无锡农村住了两个月。住在无锡期间,她坐小火轮回了上海一次。上海是她的哥哥家,住在新闸路8号。那里的房子杂乱、狭小、拥挤不堪,墙壁不隔音,张放把北京的文革情况对他的哥嫂讲,他哥哥胆子很小,怕有人听见,只收留她住了一夜。津津说一夜都没住,不对的,住了一个晚上。她又回了无锡。在张放躲到无锡的日子里,二龙路中学的红卫兵到我家里,把家抄了,为首的是高二学生韩海峰。他们问张放跑到哪里去了,把家翻得乱七八糟,在我的家门口贴了大字报。这些人里边也有二龙路中学的党支部书记张磊的儿子,他是学生红卫兵。是不是由于这个,张磊在文革初期没有受到冲击,学生揪斗的是校长徐丕凯。我把抄家这个情况写信告诉了无锡,我的哥哥非常紧张、害怕,他没有让张放看信,他告诉她我让她回北京。他还把她带去藏的小说手稿烧了,那是一部她的自传小说。
我:我看88年您写的文章,张老师是66年9月19日回的北京。
唐:那就是吧。她是夜里回来的。这一次回来,她被弄到安定去的。你文章里写的徐丕凯接受采访(采访是二龙路中学校友姜和平做的,笔者注)时说的迫害情况,那是实情。有一天是周日,张放回家了,哭了,讲述了她受的迫害。什么扔进粪坑,再用水管子浇什么的。70年代我的儿子曾经想找暴徒,想报杀母之仇。他通过原子能401研究所的王军涛找到了韩海峰的下落。你知道王军涛这个人吗?
我:我知道一点。他的年龄与韩海峰差不多吗?
唐:可能是吧?韩海峰那时候好像很背气,身体坏了,精神也坏了,今阳就放弃了报复。张放从安定劳改回来,弄了一身病。我就带她去邮电医院看病。那时候她这样的情况看病要找人,我就找了个造反派身份的大夫,因为是我们的邮电系统,我还有一点认识的人。那个大夫说她有了内伤,还开了一周病假。张放和我商量,看看还有什么地方可以躲。我就想到了我哥哥在安徽的女儿,她在一个铜矿。
我:安徽什么地方?
唐:我说不出来了。我夜里去前门火车站给她买票,那时候那个车站不通车了,只售票。
我:是,我记得。
唐:她还是先到无锡老家,因为我哥哥知道怎么去我的侄女那里。她是在西直门站上的车,我和两个孩子都去送行了。当时我碰见了一个同事,他看见我们全家了,所以我印象很深,是西直门。张放还是先到无锡老家,由我哥哥带她去安徽。那时候她的头发是剪光了的。在火车上,前排就是红卫兵,很险。到了侄女家,她住了两个月,地方很小,不方便,那是1967年了。二龙路中学有个肖英,你认识吗?
我:不认识,我是1992年才到学校工作的。他是学生还是老师?
唐:是学生,是个负责人,但是很好。有一天我在路上遇见他,他主动告诉我局势稳定了,张老师应当回来复课闹革命。我问张放的工资怎么办,他说,可以领啊。我去学校真的把工资领了。
我:是吗?
唐:是,她逃亡时的工资我领了,是67年。68年来了,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又开始了。张放回来和我说,军宣队进了校,学校里的人们又都不理她了。她很紧张,这次就决定去新乡找李雪丽。
我:您认识李雪丽吗?
唐:我知道她。她学习好,张放喜欢她。
我:我知道的是她学习不怎么好。
唐:她好好学英文,张放喜欢她,夸过她,我知道。是她的姐姐李雪艳去北京站送的张放。李雪艳人好。张放去世的消息是邮电部通知我的。有一天,把她的提包给了我,还有绝命书。我告诉了我的孩子们。
(沉默)
唐:否定文革后,你们学校并没有动静。是1978年新乡公安局的人来了北京,到机关找我,那时候我在通县办公,在那里找到我,谈当年的情况,我把两个孩子叫来一起听。新乡公安局的人已经给二龙路中学相关的人也讲过了。
我:讲了什么?
唐:就是当时的情况。学校派去的人纪泽华扇了张放耳光,一脚把她踢到了门口,我听见的是这样的,孩子们也旁听。新乡来人促进了学校落实政策。
我:怎么落实?
唐:当时的书记是男的,态度不明朗,不说话。
我:他叫什么?
唐:不记得。我问:是谁把张放的档案抛出来?挑动学生的情绪,斗张放?他不说话。不欢而散。
我:其实是谁做的,您现在知道了吗?
唐:我想是那个女的书记张磊。
我:我听津津也这样说,说是嫉妒,嫉妒张老师的资历。我也找了找张磊这个人的下落,不行,不知道她现在是在什么地方。好像90多岁了,大家估计她不一定在世了。
唐:你们学校当时管人事的人叫孙得志,我老是问:“张放的死是谁的责任?”孙说:“你说是谁的责任?是你的责任!”我们就大吵,有人劝。后来他把这件事情上交了西城教育局。我想,张放死的时候孩子太小,她是什么样的人我得对孩子有个交代。我就去了解张放早年的历史,想写个文件。我要求学校提供张放档案上各个时期的证明人,想去寻访。但是学校拒绝了,交涉不成,每次不欢而散。那时在人们的观念里,还是不认为张放是好人。我就继续努力,找到了《历史研究》杂志的金冲及,他后来是中央文献资料室的。你看,这是他的回信。
我:哦。
唐:那是1984年,金冲及提供了许多的联系人和材料,谁该怎么联系,都写得很清楚。我就按照他说的,一一发信联系,了解了许多情况。找到的有她中学时候的入党介绍人杨培景,我们在成都见了面。还在上海找到了《解放日报》的总编王维,他和张放在《皖北日报》是同事。王维帮我找到了副总编徐惟成,他住在北京饭店后边的红霞公寓。徐惟成介绍我找西城区委的杨荣梅,这样促成了落实政策,实在是阻力重重。我在张放逝世20年的时候,写出了这篇纪念文章。你看,是这个。
我:我已经有了,津津给的。
唐:还有这个,安徽的老同事联名写的纪念文章。你看,王维是第一个签名。可以送给你。
我:哦,49个人呢,谢谢您。那有没有开追悼会呀?我怎么听说开了?
唐:没有,始终没有,学校的态度一直很差。1989年教育局落实政策分给了津津一套房子。唉,津津的生活使人担忧,文革的创伤太重,是我的心病。今阳要强,创伤也很重。
我:您累了,谢谢您和我讲这么多。
唐:也谢谢你还关心这些。我这么多年根本不谈这些,像是忘记了。
我:您没有忘。我接触的受难者家属不多,访问他们,谈一谈,他们觉得心里好一点。您放心,我只是一个业余作者,写篇文章而已,不会做什么过激的事情。专门为受难者写作的王友琴已经做了多年,写了许多,您看了她写张老师的那篇文章了吧?(右图:张放墓碑。)
唐:哦。
我:我觉得中国需要一种机构,需要一批社会工作者,去和当年的受难者家属谈话,去安慰他们。记住那些人的受难日,在那天里去慰问他们的家属,送鲜花。这是我的理想,我愿意做这样的志愿者。
唐:(笑)这在中国不可能。
我:我想如果有人做,也许能。我父母的遭遇没有张老师那样惨烈,也够惨的。所以我理解您。稿子的事情请您原谅,我一定改改。我想先把这篇文章中的误差纠正过来,使它在事实上没有错误。但是文章是以李雪丽为主,角度、容量都有写作本身的要求,张老师的全部故事大概还需要另文处理。我还不敢承诺去写,但是我一定记录、保存您说的,请您相信。
唐:好,谢谢你。

张放的老同事们的纪念文章

这篇有49人签名的油印纪念文章是唐九旭先生送给我的,近年我把纸质文件录成了电子文档。这篇1988年的纪念文章反映了文革发生20年时人们的叙述方式和情感状态,可以作为参照,更好地观察如今对文革的记忆和叙述所发生的改变。纪念文章全文如下:

今年5月19日是张放同志蒙冤含恨离开人世二十周年。我们原皖北日报社、安徽日报社当年曾和她在一条战线上共同战斗亲密相处过的同志,对她生前的悲惨遭遇和不幸去世,表示极其沉痛的悼念。
回想三十多年前张放同志和大家一起在安徽共事的情景,她的音容笑貌宛然如在目前。岁月的流逝不仅没有淡漠同志们对她的记忆,相反,她的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和宁折不弯的优秀品质更时常激起我们对她的怀念之情。
张放同志少年时代便在上海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积极参加学生运动,站在与反动派斗争的前列,十七岁便参加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建国前后参加革命的皖北日报社一批年轻人中间,她是最为大家钦佩羡慕的一个。张放同志朝气蓬勃,以饱满的革命热情投入工作和学习,丝毫没有因为体质娇弱和皖北解放区生活的极端艰苦而松懈革命斗志。一贯勤奋地为党工作,积极完成组织上分配的各项任务,为当时编辑部的许多年轻同志树立了良好的榜样。她单纯质朴,心地透明,从不以自己的党员身份在同辈中居功自傲,也不因自己是党内最年轻的一员而在思想上放松组织纪律的约束,她又从不掩饰自己的缺点,讳言自己的不足,而对别人的缺点与不足也不虚与奉承,而是坦诚相告,因而能和报社的所有同志友爱相处,以她的青春年华和活泼开朗的性格,以及真诚无私的高尚情操,常能给当时紧张沉闷的机关生活带来欢乐的气氛和新鲜的活力。在革命的大家庭里,不少年事比她稍长一点的同志,都把她当作自己可爱可亲的小妹妹。党章要求每一个共产党员要密切联系群众,和群众打成一片,这一点张放同志是真正做到了。在真理与谬误、正义与邪恶面前,不顺应时俗,随波逐流,敢于坚持原则,明辨是非。这像一条红线贯穿于张放同志革命一生的各个时期。
在老三反运动中,皖北日报社社长王维同志和他爱人杨琪华同志被莫须有的罪名诬陷,受到残酷斗争,差一点送了性命。其时许多新同志是第一次亲身经历党内斗争,惊心动魄,一些老同志疑信参半,但在那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险恶形势下,大都噤若寒蝉。独有张放同志不唯上,不信邪,对这一假案提出怀疑。这一大胆行动在当年政治运动的高潮期间,需要何等的革命胆略,而张放同志满怀对同志战友的阶级感情,敢于亮出自己的思想,表白自己的意见,纵然为此受到能够预料到的批判打击,竟义无反顾。其后在邮电工会的反右运动中,张放同志凭着自己出身清白,无私无畏,向党组织披肝沥胆,就党风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本来是很正常的党内民主生活,岂料一片帮助党整风的赤诚之心,竟被判定是反党分子向党进攻的毒箭,招来了开除党籍的一场横祸。这对她精神上是何等的屈辱,多重的打击!而张放同志仍旧能抱着坚定的革命信念,雪压不弯,风吹不倒,挺然直立,振奋精神走上无辜被贬受罚的新的工作岗位,相信时间迟早能洗净别人泼在她身上的脏水,党总有一天会给她作出正确的结论。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在林彪、四人帮倒行逆施的支配下,由少数坏人的挑唆操纵,张放同志被列为牛鬼蛇神一而再、再而三地受到刑讯毒打,对她的人身侮辱和残暴施虐,真正到了惨绝人寰、令人发指的地步。张放同志一度逃来合肥避难。过了没有一整天,听说已经给她“解放”,便欣然回京。不料没有多久,新的迫害又接踵而至,终于不堪忍受造反派的毒刑拷打,使她在异地他乡,含恨离开人世。
一个少年时代就跟着党走,为党的事业不懈地战斗的优秀共产党员,一个纯真未泯,白璧无瑕,只知追求真善美而对于假丑恶失去戒备的善良心灵,在仅仅只有四十年生命的短暂一生中,一次又一次蒙冤受辱,受到人们难以忍受的精神折磨和人身摧残,直至含冤饮恨,愤然离世。这样的惨痛遭遇,谁听到能不痛心疾首,失声太息,一洒同情之泪。可堪庆幸的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国家清算了林彪、四人帮的罪恶和党内长期存在的“左”的错误,走上了中兴之路。张放同志的冤案得到了平反昭雪,恢复了党籍,恢复了名誉。时间有情,终究是真理战胜谬误,正义战胜邪恶,光明战胜黑暗。我们以此告慰张放同志的在天之灵。张放同志如泉下有知,也将为今天来之不易的清时盛世拍手称快,一舒胸中不平之气了。
“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张放同志精神不朽,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王维 杨琪华 欧远方 邹人煜 左其煌 谢应运 黎洪 袁秀君 周军 曹云 大策
王亚洲 潘盛如 汪琼玉 谢兵 吕式毅 李星甫 徐崇海 杨芳远 刘允中 项有彬
章索芬 陈文达 韦清 叶庆萱 陈瑞龙 施培毅 于荣章 仲冲 薛祖萱 赵祖德
楼并辁 钱植之 陈福生 路华 沈如康 王一夫 朱楞 袁平 时钟云 罗守礼
须力求 龚正廉 胡嘉琛 丁惠凤 黎钟 王兆琪 任弘义 徐畅珍
1988年5月10日于安徽省合肥市

2007年徐唯辛教授为受难者画出肖像

2007年在采访过程中,恰逢徐唯辛教授广为征集人物肖像,创作《历史中国众生相1966——1976》。这是一部通过众多人物的面容肖像缅怀和追问历史的规模庞大的系列作品。他收到张放和李雪丽的照片和说明文字后,把文革受难者张放和在文革中救老师的二龙路中学学生李雪丽画入了这部大型作品。
(上左图:徐唯辛教授与他画的张放。上右图:徐唯辛教授画的李雪丽。)

2012年争取将张放和李雪丽记入校史未果

我在二龙路中学工作了十六年,直到最后的两年才完全了解了张放和她的学生李雪丽的遭遇。2012年9月二龙路中学举行建校九十周年校庆。3月里,我以退休教师身份给学校写了一封信并提交了一个包含照片、文章、历史文件的纸质文集,希望将张放和李雪丽记入校史,或者先将我提供的文集归档,等以后有机会再记入校史,不要把这些记录遗失。
接待我的是当时学校的党支部书记江诗卷老师。他说:“校庆是喜庆。您要想到我们的孩子(指学生,笔者注)。孩子们知道这样的事不好。”他没有同意将我的提议提交校庆筹备会讨论,也没有同意收留文集归档。但他同意看一看,之后再还给我。他收下了文集,后来没有再提,也没有还给我。
我给学校的信全文如下:

尊敬的二龙路中学校领导:
得知学校庆祝建校90年举办校庆,送上我写的有关我校张放老师、学生李雪丽的文章和一些史料。这是一些文革往事,希望现任领导有所了解,在校庆筹备工作中有所参考。如果能将这些记入校史,功莫大焉。
1992年我调入二龙路中学工作后,渐渐知道了张放的名字和遭遇。退休之前,我终于把这个惨案写了出来。几年中做了一些调查,还去过一趟河南新乡。
刚开始,我只为答复一位文革研究者关于张放的问题而去了解这件往事,后来在了解到的这件事本身中受到了震动,特别是2006年初发掘出我校学生李雪丽文革期间有如道德星辰的事迹,辗转找到她的地址准备前往听她讲述的时候却得知她因病不久前已经去世,使我更感到张放和李雪丽的事情非写不可。
《张放和她的学生李雪丽(修订稿)》一文得到了张放和李雪丽家属的审读、订正和认可。为张放老师的事情我在学校里采访了多人,也应当感谢大家热忱的支持并为我提供情况。这是我们校史的一页,是开展教育的“校本资源”,整理与报道这件往事是我应当完成的事情。

徐小棣
2012-3-9

多年后当事人纪泽华的叙述和思考

1979年新乡市红旗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79]红法刑字第26号和唐九旭先生口述中提到的纪泽华已经于2014年去世。他在二龙路中学校友2014年发行的自印文集中发表了《回眸当年教改——记50年前二龙路学校的教改》一文。全文照录如下:

学校四清运动对我的影响

1968届毕业生纪泽华

作者简历
1949年生人,北京市二龙路学校1968年高中毕业后入伍,复员后回二龙路中学工作,任副书记。后任西城外国语学校副校长、四十一中校长等职。2009年退休。

参加原北京市二龙路学校教师聚会,获知关于教改回忆录征文一事。二龙路学校对我一生的影响可用“深远”二字形容。我当场就承诺写一篇征文作为对母校的怀念。
半年后,郑怀杰老师打电话问我征文完成的情况,我讲:“我不知道如何下笔,因为我绕不开张放老师那个坎。”郑讲:“我也认为难写,不勉强。不写张放老师不行,写了还可能招来一些非议。不写也好。”同时他还说:“征文是个表达自己心迹的机会与平台。”我讲:“文革期间张放老师走上绝路与我有关,我遭到的谴责理所当然,我做错的事情我承担。”郑又讲:“我看中你承担责任的态度,你没有往外推。其实我们都明白,从纵向上看,张放老师从1957年开始就不断受到迫害;从横向上看,文革对她的迫害达到了极限。当年你是未成年人(实际上已经成年,他在新乡打张放的时候19岁。笔者注),还是个学生……”在电话中我对郑老师讲:“我很后悔,也很内疚,内心备受煎熬。但又能怎么办?!只有加倍努力工作,来弥补自己给党的事业造成的损失。” 郑讲:“正因为这样,原来的老师还欢迎你,还认为你是个好学生。”
接这个电话以后,我想,既然绕不开这个坎,我就借征文的机会讲讲我做错事的根源吧!
我还在小学时就迎来二龙路学校的教改,全面套级过渡对我们低年级影响不大,升入初中后,我被编入初一3班,这是个重点班。我在学习上并不感觉吃力,满意现实,憧憬未来。我想,自己是教育部直属实验学校重点班的学生,今后升大学是稳拿的。只要学好老师传授的知识,今后前途似锦。所以那时候,我心中对学校是热爱的,对老师是尊敬的。
我们班同学的功课都好,接受能力强。但在初二第二学期的课堂纪律上有点“失控”的苗头。初三时学校安排杨群荣老师做我们的班主任,她是一位有经验的班主任,学校这样安排是为了我们直升高中以后将来能为学校创牌子。初三时同学们选举我当班长,当时我还没有入团,我是想先学好功课,以后再争取进步,入团太早就会受到约束,不自由的。
1965年初,我们初三年级第一学期尚未结束,学校就开展了“四清运动”,号召大家给老师贴大字报。大字报一贴,对我心灵的震动十分强烈。怎么我心中敬重的老师都成了“准敌人”和“潜敌人”呢?我感到自己过去是受骗了,被糊弄了,从而感到没有必要再“敬重”这些老师了。
对于班主任杨老师,我们挑不出她有更多的问题,但也开始背地里闹革命,表面上师生关系没有破裂,实际上我们已经将怀疑的眼光投向他们。听老师讲课,再也不是单纯地接受知识,而是带着浓厚的革命警惕性,想听出老师讲课中的“弦外之音”,想揪出破坏革命、破坏教改的“敌人”。这个时候的我,已经从一个听老师的话、学好功课的学生,转变为要防止国家变色,做一个革命接班人的思想变化过程。但要做革命接班人,那时我还没有入团呢?“没入团”成为我当时政治上的软肋。
我就是抱着这样的心态参加文化大革命的。我感到自己政治上不强,必须在运动中赶上去。革委会派我到河南新乡去把张放老师“揪”回校。当我听到她的哭诉,心中也曾闪过同情和怜悯的情感,但我马上意识到这是我的立场不坚定,革命不坚决的表现,于是我打了她一耳光,以表明我是不讲师生情谊的,我是革命的,而且革命是坚决的。其实我与老师之间没有个人恩怨与矛盾,更没有湖南农民、佃农与地主之间的那种阶级矛盾与斗争。我只是表白自己是坚决革命的。这就是文革中将老师作为敌人的必然后果。
张放老师走上绝路,我很后悔、愧疚,这种心情困扰着我四十多年没有摆脱过。我知道这不是我认个错就能解脱的,它可能会如影随形伴随我一生。我所能做的:一是在现任的学校岗位上,特别注意对老师的敬重,也教育学生尊师重教。二是回到原来二龙路学校老师的身边,找回我在教改初期对老师的崇敬感情,请求原谅我的“左派幼稚病”,致歉,致敬!
北京市二龙路学校对我一生的影响既广且深,包括我犯的错误在内。愿健在的老师们健康长寿!愿逝者安息!

原载自印文集《回眸当年教改——记50年前二龙路学校的教改》(2014,P121)

录入纪泽华先生这篇文章时我想到,不少文革受难者案例中都缺少当年施害人的发言,他们成为了隐匿者,但张放的案例有所不同。纪泽华写出了自己思想演变的过程,也承认了当年的所作所为,这是难能可贵的。收集到他的文章,对于张放之死的记录才算是完整了。

作者附记:
2004年我只为回答学者王友琴的问题而去了解张放老师的文革往事。身处二龙路中学,调查了解这些很便利。但随着调查渐渐深入,有一股道义力量推动我成为作者,去写张放和她的学生李雪丽。在写作中我得到了王友琴具体的指导。她看了我的稿子后,提出了两点修改意见,一是“要考虑读者只读一遍”,因此应当把已获得的史实材料尽可能详尽地使用,“能写多详细就写多详细。”二是“总的原则是不要花哨,要详细,不要简约”。我明白了选择朴素语言是必要的自律,不轻易剪裁素材、遗漏细节是写作的原则。经她指导,我在写作中控制了随意修饰和增删。现在回想,没有她的帮助,我可能会写成一种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张放和她的学生李雪丽》和本文记录的是普通人在文革中的苦难。张放、李雪丽、纪泽华以及几位受访人都可以算作我的校友,一些场景就发生在我工作的校园。在调查和写作中,我又走进了文革情景,真切地感觉到历史就在身边。


202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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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乱世】

那父女俩的背影一直在我泪眼中晃动

吴慕林

前几天,家乡的侄孙叔敖在微信群里告知家人,他找到失联多年的姑姑秋霞了。
秋霞是广生(叔敖叔公)的女儿,我最后一次见到她是在四十多年前的文革期间。那时,秋霞只有五六岁,广生带着她从东乡回修水老家,途经南昌,打算落脚我家……
这么多年了,我最不能忘记的是他父女俩的背影。
那年,作为“就业犯”的广生结束了在东乡铜矿多年的变相“服刑”,遣返回原籍。从东乡到修水,唯有年幼的女儿秋霞与父亲同行。
广生的经历只听父母说起过。他很早就离开家乡,曾就读于高等师范学校。抗战期间,投笔从戎参加国民政府组建的青年远征军与倭寇作战。日本投降后,他脱下军装回家乡任教,曾任修水程坊中学校长。共产党建政后,广生离开讲台参加志愿军赴朝鲜作战。停战后,转业回到地方。好像是因为“青年军”的那段历史被审查,后又被判刑。刑满后,他戴着“历史反革命”和“就业犯”的两顶帽子在东乡铜矿就业。广生文采飞扬、多才多艺,不仅文章写得好,吹拉弹唱样样精通,还写得一手好字。据说,至今悬挂在矿区大门的“东乡铜矿”四个大字,就是当年广生所书。
身着褪色蓝工服、骨瘦如柴的广生,一手拎着个破旧的、扁扁的、袋口合不拢的旅行袋,一手牵着扎两个羊角辫、穿着补丁小花衣的秋霞,风尘仆仆地走进了我家居住的铁棚。
虽说蜗居破旧不堪,可脸色蜡黄的广生如释重负般地咧嘴露出笑容。他对我父亲说:“我这是回修水老家去,一路好艰辛……”然后低下头,对女儿说道:“秋霞,到叔公家了,可以有地方睡觉了。”广生接过父亲递给他的开水,给秋霞喝了几口后,便一饮而尽。
听了广生一番诉说,才知父女俩一路确实艰辛。
虽然上面给了遣返费,但政策规定,“遣返费”只适宜“遣返人员”,故广生的女儿秋霞没有这笔钱。而且,遣返费不含吃住的开销,只够一人到修水县城的车钱。可老家是幕阜山中的一座山村,距离修水县城还有七八十里地。那时,县城到山村道路崎岖,无车可通,靠两条腿走路需一两天时间。
可广生的遣返费不仅要支付两人的车钱,还要吃饭住宿,预留徒步行走的费用。而这些少得可怜的盘缠,连坐车都不够啊!故父女俩从东乡到南昌一路对司机磕头作揖,搭便车走一程算一程。住不起旅社,露宿街头或车站。饿了,买几个馒头、红薯充饥,渴了,喝路旁的井水或向当地人家讨一碗热水……
南昌是广生的希望。因为,这座城市有他落脚打尖的地方。这地方就是我的家。
他万万没有想到,我父亲那时也成了“反革命”,被监督劳动。不仅工资停发,只给微薄的生活费,一家人还被赶出砖瓦住房,挤住在一间不到二十平米的铁棚里。正是祸不单行的日子啊!
我看见父亲与头发蓬乱、形如乞丐的广生悄悄说着话,母亲一声不吭,只是抱着秋霞流泪。
按照那时的规定,家中有外来人员必须向组织报告,作为监督对象的父亲更是不能例外。他向组织递上了广生的“遣返单”,以证明他从何处来、往何处去,及其身份。组织的态度很明确,来人不得留宿……因为,一个“反革命”带着女儿,投奔到另一个“反革命”的家里;一个“反革命”的家里,要接待另一个“反革命”和他的女儿。在狠抓阶级斗争的岁月里,这不正是斗争的新动向吗?
“我可以马上就走,可秋霞太小,看在孩子的份上,就让她吃顿饱饭,睡上个安稳觉吧!”我听到广生对父亲哀求道。
父亲像做了错事的孩子一般,低声怯怯地说道:“吃了饭就回老家去吧。”
母亲生火做饭。饭菜端上,秋霞狼吞虎咽,可广生没动筷子。
记得母亲硬是塞了几元钱给广生,说是秋霞路上用。
父亲拿起那个破旧的、扁扁的、袋口合不拢的旅行袋递向广生,再次说道:“走吧……”
广生一手牵着秋霞,一手接过父亲递过来的旅行袋,眼眶含泪,眉梢含怨地转身离去。
父母,还有我,站在家门口,目送广生父女。
才走几步,秋霞转过身,眼泪汪汪地、不舍地看着我们。广生停下了脚步,他没有回头。也就片刻功夫,拉着秋霞再度往前走去。广生步履有些蹒跚,略显肥大的破旧蓝工服摆动在他消瘦的身躯上。只见他右手朝上一抬,背脊微微前倾,把那破旧的旅行袋甩上肩膀,仿佛将心中的哀怨倾泻。秋霞怯生生地拉着父亲的手,后脑勺两只羊角小辫晃晃荡荡,有些不知所措。
看着他父女的背影,我的眼泪很快流下来了。
父母也在流泪。
我知道,让广生父女离去,父母是不得已而为之,心中的煎熬可想而知。
我也知道,我的家是广生在流浪的梦中落脚打尖的驿站,是心中的期盼,可这梦惟有破灭!
父亲喃喃地、自言自语般地说道:“照顾好秋霞,到了家乡来信!”
广生缓缓地走着,始终没有回头。
我和父母一动不动地望着他们父女的背影。直到他们的背影坠入来来往往的人群里,再也找不着了,我们依然在张望。
这一走,再也没见过他们。
可广生瘦削的、破旧蓝色工服的背影,秋霞一对羊角小辫和烙满补丁小花衣的背影,一直在我的泪眼中晃动……
2017年8月1日
2018-09-15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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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乱世】

母亲,我心中那盏不灭的灯

何蓉蓉


《昨天》编者按:1979年,对于饱经苦难的中国人来说,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年代,可是,有一位头上顶着“右派分子”和“现行反革命分子”帽子的女教师,在获得平反的前夕,却留下给子女的遗书自杀了。这在当年那些得到平反或“改正”、“摘帽”的“黑五类”贱民中,也是十分罕见的。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悲剧?逝者女儿含泪的回忆,或许能让我们有所了解。此稿首发于新三届公众号,本刊这次发表前略有修订。
作者简介:何蓉蓉,女,1967年毕业于西南民族学院中文系,终身从事教育工作。曾在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新龙县中小学工作13年,将最宝贵的青春奉献给了雪域高原的孩子们。1980年调回重庆市,在渝北中学工作到1998年退休,系中学高级语文教师。

出身贫苦的才女

母亲姓尤名烈才,1914年4月,出生在四川省荣县龙潭镇一个叫蛤蟆冲的小山村。母亲人如其名,她既是一个才女,也是一个烈女。
生长在贫苦家庭的母亲,从小就特别倔强。听说离龙潭镇三五里处有一所外国人兴办的教会学校,读书不收费,她不顾父母的反对,宁愿挨饿,也要去读书。每天早晨她喝一碗稀饭就去上学。中午,有钱的同学吃从家里带来或送来的可口饭菜,她只能挨饿。
在同学中,论家境,我的母亲最穷,但论成绩,她却数第一。初中毕业后,母亲以初试、复试名列第一的优异成绩考上了有名的成都川西女中。一个穷人家的女孩子居然考取了省城的名校,这件事轰动了整个县城,都夸她是一个难得的才女。她靠着老师的资助和勤工俭学,艰难地完成了学业。
1936年,母亲又考入了四川大学政治经济系,按当时的说法,四川大学经济系的毕业生是有可能做国民政府县长的。一个穷苦家庭出身的小丫头考上了省城的著名大学,在乡间乃至整个荣县城再次引起轰动。母亲脱颖而出,成了远近闻名的女秀才。
(右图:母亲在成都川西女中留影。)
母亲大学毕业后先后在隆昌乡村师范、成都光华大学教书。父亲何其恺和母亲是在四川大学念书时认识的,他们在隆昌乡村师范结婚了。
1950年的秋天,父亲从英国伦敦大学学成归国。毕业时,他有三种选择:(一)留在英国儿童心理学研究机构继续进行科研;(二)到台湾的大学或研究机构工作;(三)回国。爱国的父亲婉拒了有关机构的邀请,毅然选择了回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回国后,他被安排到北京华北革命大学进行了短期学习(其实是进行“政治审查”,简称政审)。政审合格后,他受聘于四川大学教育系,并兼任华西大学营养保育系副教授。

我们曾有过梦幻般美丽的童年

四川大学桃林村是我和大妹小惠、大弟文安的出生地。我出生的时候,窗外芙蓉花正美丽绽放,我出生的城市又简称“蓉”,据此,父亲便为我取名“蓉蓉”。
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我们举家随父亲搬迁到重庆西南师范学院,母亲被安排到学院图书馆工作。西南师范学院的这片土地曾经是我童年的乐土,我和弟妹们曾经有个温馨幸福的家庭,度过了如梦幻般美丽的童年。
刚到学院的时候,我们的家安置在“熊家院”里。晚饭后,院子里的孩子常常聚在一起玩“藏猫猫”、“过城门洞”或“找朋友”的游戏。假期里或周末,我们就去院子旁边的山坡上“打游击”。春天,山坡上长满了青青的麦苗,麦地里还间种了胡豆。我们埋伏在麦地里。一旦发现了“敌人”,就大叫一声“砰”!接着喊出对方的名字就算抓到了“俘虏”。我们还会躺在麦地里偷嫩胡豆吃。往往打完“游击”,每个人身旁都有一堆胡豆壳……
1955年,我家告别了“熊家院”,搬进了“合作村”的新楼房。搬进新居的都是讲师以上的高级知识分子。我家门对门的邻居是美术系的教授刘一层伯伯,他画画常常让我给他当模特儿,我却不怎么喜欢当刘伯伯的模特儿,对于活泼好动的我,要按刘伯伯要求长时间保持一个固定的姿势是件很无趣的事。刘伯伯的夫人池阿姨是一个多才多艺的幼儿教师,会弹扬琴也会拉手风琴,我的嗓子不错,很喜欢跟着琴声放声歌唱。不过,池阿姨更喜欢一些成人歌曲,常让我唱与我年龄不相称的《四季歌》、《天涯歌女》等歌曲。
念小学时,我是一个很不懂事、贪玩好耍的调皮孩子。为了加强对我学习的督促和管理,父母决定让我每天放学后,到母亲工作的西师图书馆去做作业。每天做完作业,我可以在她的办公室里读书,或到阅览室去翻阅各种杂志。办公室内还有一间小屋子,小屋子的地上经常堆放着一大堆尚未编号的新书。我喜欢钻进小屋,在书堆里寻找适合我的儿童读物。然后,背靠书堆,坐在地板上津津有味地读书。
为了满足我的求知欲,母亲还经常带我去书库。学院的藏书太丰富了!简直就是座座书山,一片浩瀚的书海!我爬上特制的楼梯去寻找我喜欢的童话。《普希金童话诗》、《格林童话》、《安徒生童话集》、《王子和贫儿》、《唐宋传奇》,还有许多民间故事,我都是这段时期阅读的。进入小学高年级后,在母亲的指导下,我又阅读了《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古丽雅的道路》、《青年近卫军》、《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把一切献给党》等苏联卫国战争和我国英雄的故事。这些英雄的事迹深深地感动和激励着我,给了我丰富的精神营养,对我的成长起着潜移默化的巨大作用。
1956年,我家又搬进了新建的教授楼“下合作村”。新房白墙红瓦,每幢楼前后都有盛开鲜花的小花园。这里不仅环境比“上合作村”漂亮,而且住房面积更大。我们家拥有了三间卧室(包括两户人中间的一间住房)一间书房,还带有贮藏室、卫生间。卫生间里安放了当时还十分稀有的抽水马桶。乔迁的家庭都欢天喜地!这样的居住环境让许多家庭羡慕不已,也让我们感到十分骄傲。更令我高兴的是许多小伙伴的家都搬来了!
(上图:“反右”风暴前夕的全家福,摄于1957年春,前排左起是作者母亲、小弟、父亲、小妹,后排左起是二妹、大弟和作者)
可是,在这美居里的快乐、惬意的生活非常短暂。不久,反右斗争开始了,我家的悲剧也开始上演了!

天塌地陷的日子

1957年的夏天。那天,我和往常一样放学后来到图书馆,准备到妈妈办公室去做作业。我边走边玩,只见校园里到处都贴满了大字报。图书馆和办公大楼四周大字报更是铺天盖地,连大路两旁都贴满了。原以为这些大字报跟我的生活是不沾边的,我和同学东看看,西瞧瞧,看到一些讽刺的漫画,就哈哈大笑,看到被大字报揭批的熟人,就议论纷纷。其中董时光、戴“妖精”也是我们议论的对象。
我认识董时光是因为他是一个出色的摄影家,喜欢给孩子照相。他给我照过好几张照片,至今珍藏。
后来才知道,董时光是一个留美博士,因大量发表反对美国出兵朝鲜,支持共产党和毛泽东的激烈言论,被美国联邦调查局作为亲共危险人物,于1955年强制驱除出境。回国后,他被安排在西南师范学校作教授。1957年,他在各大专院校作关于民主的公开演讲,又在公开场合给学院的某些领导提了言辞尖刻的意见,他很快就被划为大右派,后来被遣送到峨边县沙坪农场,大饥荒时在劳改的苦役与饥饿中辞世。
(右图:1956年西师教授董时光为儿时的作者拍摄。次年董时光即被打成“大右派”。)
戴“妖精”是西师音乐系的一位女教授,也是留美的博士。回国后,她仍然保留着一些国外的生活方式。她的卷发,她的旗袍,她的高跟鞋,她的呢子大衣,她目不斜视昂首挺胸的走路方式,在民众的生活水平还相当低下的50年代,都显得鹤立鸡群,招人妒忌或反感。而且,在当时的宣传和教育中,那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是和无产阶级、劳动人民格格不入的。从进入小学就接受这种革命教育的我们,自然而然把她看成了一个怪物,常常远远地跟在她后面,大声叫她“戴妖精”!
我们在大字报的海洋里闲游了一圈,跟同学分了手,我才来到图书馆大门口。奇怪,大门紧闭,阅览室也没有开放。只听见二楼会议室人声鼎沸,我只好在会议室下的花园边等候母亲。
突然,我听见会议室里有人在大声喊:“尤烈才,你这个右派分子!”犹如一个晴天霹雳直接劈在了我的头上,脑子里“轰”地一声变得一片空白,猛地心脏紧缩,浑身战栗,两腿发软,我跌坐在花园边,眼泪也在瞬间决堤。我怕有人看见我流泪,更怕碰见图书馆的那些人,我赶紧擦了擦泪水,步履沉重地往回家的方向走去。
家原本是宁静、安全的港湾,我本以为回到家就可以逃避在母亲办公的地方受到的打击,殊不知刚回到小楼前,一抬头,两幅巨大的标语迎面闯进我的眼帘,单元大门两旁赫然贴着:“打倒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尤烈才!”“右派分子尤烈才必须向人民低头认罪!”这标语让我心惊肉跳,我飞奔上楼,冲进家门,放声痛哭。弟弟妹妹也和我一样,我们就像突然遭遇到狂风暴雨袭击的一群小鸟,那样惊恐悲伤,那样孤立无助,茫然不知所措。
妈妈究竟干了什么坏事?我们不知道!
她为什么要被指责为反党反社会主义?我们不知道!
今后我们该怎么办?我们不知道!
前面还会有多少厄运和灾难在等着我们?我们也不知道!
但有一点我们清楚:我们家大祸临头了!天塌地陷了!
再见了,无忧无虑、幸福快乐的童年!
再见了,温馨、安宁的家庭生活!
从此,阴霾笼罩,寒风呼啸,祸不单行!
当时,我十三岁,小惠九岁,文安八岁,小蓓四岁,而最小的文琳只有两岁。母亲的“罪恶”株连到家里的每一个人。浓密的阴云总是笼罩在我们头上,永远都挥不去,厄运总是伴随着我们,怎么都躲不开!我们家每个孩子的命运都随之而改变。我们在升学、就业、追求“政治进步”,乃至婚姻等各方面都受到了巨大的影响。
文安、小惠小学毕业后,因右派分子的子女没有资格读西师附中,只能到离家好几公里的金刚碑中学念书。从小患小儿麻痹症左手残疾的文安,初中毕业后待业十多年,他的同学早已到企事业单位上了班,可他一直没有人给安排工作,最后只能到距家几十里外的磨滩中学当代课老师。1977年恢复高考,他取得了高出录取分数线20多分的优异成绩,虽然已经打倒了“四人帮”,还是因为母亲的“问题”没能通过政审,没有任何一所大学(包括对本学院子女有所照顾的西师)录取他。小惠下乡十三年,不知吃了多少苦,经过了多少磨难,年年都被评为“优秀”,但每次招工返城的名单上总没有她的名字。小蓓该上小学了,西师附小不接受右派的子女。小小年纪的她,只好每天穿过长长的街道,到嘉陵江边的民办小学去上学。蓓蓓小学毕业后,正值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没有地方读书。为了寻求一个出路,父亲迫不得已作出了让她回老家江苏扬州投靠二姑妈(父亲的二姐)的决定。17岁的小妹不得不洒泪告别了父母哥姐,只身远行去了扬州。小弟文琳最可怜,从小受尽歧视,被人欺负,深受母亲“问题”的刺激,12岁就患上了精神分裂症……
我们曾经和那个时代所有青年一样渴望政治进步,积极争取入团。可是,永远不够条件……

到劳改农场探母的痛苦记忆

我是五个姐弟中唯一的幸运儿。
一来因为母亲被打成右派时,我已经十三岁了,刚跨进了西师附中的大门,幸运地逃过了升学关。二是由于我“立场比较坚定,能和母亲划清界线”。母亲成了右派让我的自尊心备受打击。平时,我生怕别人提起母亲,提到家庭。因为母亲的事,总是受别人歧视,甚至被人欺负。我满腹委屈无处诉说,常常憋着一肚子气。我恨母亲,恨她“反党反社会主义”成了阶级敌人;怨母亲,怨她给我们姐弟和家庭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因此,回到家中,无论母亲说什么,我都不问青红皂白地顶撞她,而且喉咙粗,声音大。我自以为这就是立场坚定,以为这样就是与右派母亲划清了界线,站稳了“革命立场”。
我对母亲的态度和言行,得到了老师的肯定。在我初中一年级的“学生成绩通知单”的“操行成绩”一栏中写着:“在对待右派分子问题上,能站稳立场”……我对母亲的态度为弟妹们做出了“榜样”,他们在外忍气吞声,回到家都拿母亲作为发泄对象。我们全家一改过去的温文尔雅,和母亲说话都粗声大气的,粗暴无礼,一触即发。
母亲本是个性格非常倔强的人,儿女们对她的不礼貌,她是绝难容忍的。但对于她的解释,她的争辩,在家里同样没有人愿意听。大家都没有好心情,家里总是吵吵闹闹,永无宁日!
母亲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后,倔强的她毅然辞职回家了。她梦想着,从此可以相夫教子。严酷的事实粉碎了她的美梦。紧接着是到学校居委会、街道派出所去接受永无休止的批斗,写那永远也写不完的思想检查……
1958年,她被遣送到北碚西山坪街道农场去劳动改造。
父亲性格温良,有些懦弱,胆小怕事,连树叶落下都怕打破头。家里出了这样大的灾祸,他真是惶惶不可终日!他最担忧的就是他的五个儿女的成长和前途。巨大的精神压力几乎把他摧垮。本就长期失眠的他,更是常常彻夜难眠!深夜我从睡梦中醒来,常听到他一声声长长的叹息。
父亲曾经流着泪对我说过,为了儿女的前途他想过与母亲离婚,但当时正值三年大饥荒时期,如果离婚,就意味着母亲将失去全部生活来源,这无异于将母亲逼到了绝境。善良的父亲不忍心落井下石,心情十分矛盾,非常痛苦!
那年,母亲从山上写信给父亲,农场里吃不饱饭,她已经全身浮肿,请父亲送一点钱粮去。父亲工作忙碌抽不出时间,就把“任务”交给了我这个大女儿。
十四岁的我从来没有去过西山坪,也从来没有独自走过二十多里的山路,但我只能勉强为之。一大早,我带上钱和粮票,还有一小瓶母亲最爱吃的油辣子,拿着母亲来信时画的一张“地图”,我上路了。先从北碚乘车到北温泉,再从北温泉山脚的渡口乘坐小木船渡过嘉陵江。渡口刚好位于“小三峡”的峡口处,坐在船上只见两岸的悬崖如刀劈斧削一般。抬头仰望,隐约可见山崖上似有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通向山顶。
下船后,我在附近并没有找到上山的路,经人指点向峡口方向又走了两里多路,我才找到了上山的小路。抬头望,只见狭窄、陡峭的山路蜿蜒曲折向上延伸,望不到尽头。我是平生第一次独自走这样的小路,心里有些害怕,但我不能后退。长长的山路走得我两腿酸软,气喘吁吁。大约走了近两小时,我才登上了山顶。
到了山顶眼前一亮,平坦开阔,阳光明媚,漫山遍野开满了红艳艳的杜鹃花,微风送来袭人的清香,一丛丛野生的金银花正奋力绽放。如果是从前,我一定会采一大捧红杜鹃,再包上一手绢清香袭人的金银花。可是,现在的我已不是那个不懂事的小孩子了,我早已没有那种无忧无虑的心境。
边看地图,边问路人,直到中午时分我才找到西山坪农场,见到了母亲。
母亲头上缠着纱布,浮肿的脸泛着青黄。她含泪告诉我,她的头是被农场管教人员打破的。她赶紧去打饭,半碗米饭上盖着几片牛皮菜。她小心地用筷子挑了一点我带去的油辣子在饭碗里拌匀,然后狼吞虎咽地吃。看着母亲可怜的样子,长期以来我对她的怨恨一下子消失了。我只觉得鼻子酸酸的,眼泪要涌出来了。但我清楚,这里不是流泪的地方。我强忍住涌动的泪水,不让它“决堤”。
饭后,母亲要去劳动了,她把我送到农场门口,看着我离开。我不敢回头看,怕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一直走到离开农场很远的地方,我才痛哭失声!我一边哭,一边沿来路精疲力竭地向山下走去……
回到家后,母亲那张青黄浮肿的脸和饥饿难耐、狼吞虎咽的样子总是浮现在脑海里。我没有钱和粮票寄给母亲,我决定把自己舍不得吃的两颗糖装进信封,寄给母亲。又过了许久,母亲有信来。信上说,装糖的信收到了,农场管教人员要她当众拆开,他们竟然以为信中装的是两颗子弹……

父亲被巨大的精神压力摧垮

大学毕业时,面临分配的我在第一志愿处填上了“甘孜藏族自治州”。当时我的想法是纯真的:我是党一手培养起来的青年,应该到最艰苦、最需要的地方去。只是在我的内心深处,还有一个念头:走得离家越远越好,母亲对我的影响会越小。幼稚的我并没有想到,人事档案如影随形,厄运是躲不掉的!
填志愿表之前,我把准备赴边疆工作的打算告诉过父亲,父亲完全能理解我的心情,他说:“我支持你,这是应该的!”当我拿着到甘孜工作的派遣书,回到家与父亲告别时,父亲老泪纵横。他知道女儿是响应党的号召到边疆去工作的。他深明大义,坚决支持。但他也和天下所有的父母一样,舍不得自己的孩子离乡背井,远走他乡……他的泪水里藏着多少伤感和无奈啊!
父亲多年来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长时期抑郁成疾,导致了身体的崩溃。1975年春节前,他在重庆西南医院作体检,医院诊断出:肝癌晚期!
大厦将倾,这无疑是家庭的灭顶之灾!我们心里是怎样的绝望和痛苦啊!但无论如何,我们要尽最大的努力挽救和延长他的生命。我们说服了父亲到成都四川医学院进行复查与治疗。他的朋友、川医的肿瘤专家用手就触摸到了已经膨胀到脐下的肝脏癌块!我们彻底绝望了!
父亲将不久于人世,这是我们最绝望、最痛苦的日子。我们跑遍了成都的大医院,竟然找不到接受他住院治疗的医院!川医住不进去,省医院说他们的高干病房不接收高级知识分子住院……最后,还是成都中医学院住院部一位正作肝癌治疗研究的何医生动了恻隐之心,让他住进了医院来度过他生命的最后时日。很快,他就吃不下任何东西,不停地呕吐,消瘦得皮包骨,并且有腹水了……
他忍受着身体的巨大痛苦,同时还担忧、牵挂着妻儿今后没有他的日子怎么过。入院两个月后,他就永远离开了我们!终年仅60岁。

红卫兵抄出母亲所谓的“变天账”

1966年,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随之而来的是无尽的噩梦,派出所和家属委员会组织的红卫兵,头一个就抄了我们家。
当时,我在离家千里之外的雪域高原工作,被抄家的情况我并不清楚,直到最近才了解到整个过程。
抄家是由北碚公安分局天生派出所来的一位姓王的便衣公安人员和家属委员会组织的,被抄查的对象也是他们决定的。他们组织了一些学院的员工子女中学生组成红卫兵,名曰对西师院内的地富反坏右分子采取行动,其实就是抄家。据悉,派出所经过筛查,认定我们的母亲尤烈才是漏网的地主分子,可是在抄查中没有找到什么足以证明母亲是地主分子的东西。快要离开的时候,有人突然在灶门里发现了一卷纸。拿出来一看,上边有“卖荒山坟契”这类的字样。长期所接受的阶级、阶级斗争教育使得这些半大孩子欣喜若狂,以为挖出了地主分子的“地契”之类暗藏的“定时炸弹”。当天晚上,母亲就被一帮革命群众拉出去,在西师校园里“游街”。她被逼着拿一个旧洗脸盆,边走边敲边喊“我是妄图复辟的地主分子”。
家属委员会的革命组织抄家竟然抄出了“地契”,抄出了“变天账”。这件事立即惊动了父亲工作的外语系党总支,组织令父亲就此事作清楚、彻底的“报告”。父亲在1966年10月11日写下的一份“报告”中,留下了关于那张坟契的说明,内容如下:

父亲死后,由二姐向亲友借贷买了姐夫远房亲戚纪某的一穴两棺坟地为葬父亲之用,另一棺为准备葬母亲之用。
抗战胜利结束后的第二年(1946年),母亲第一次入川。
当时,我在四川大学工作。母亲嘱咐我在她死后,务必把她的遗体送回江苏原籍与父亲合葬,并说有坟契为凭。记得当时把坟契给我看过一眼(系私人契约,未盖反动政府的印章)。看后,坟契仍由母亲保存。
母亲不习惯四川的气候和口语,于1955年夏,回到江苏原籍。1958年秋,母亲因想念四川的儿孙,又回到四川来。1959年12月10日(?)母亲病故。母亲死后,安葬在北碚陈家山(十三中对门山上)。
关于坟契的事我早已忘记,直到红卫兵来家搜查出坟契,我才想起这回事。
据尤烈才说,约8月25日左右晒衣服,从母亲箱子底下发现坟契(前两年晒衣服没有发现是因为坟契放在箱子底下的一张牛皮纸下面盖着的),当时尤烈才就把坟契拣出来,丢在柴灶里。因平时搭伙,家里不用柴灶。8月31日红卫兵来家搜查才从柴灶里把坟契搜出来。从尤烈才发现坟契,以及放在柴灶里企图烧毁它,事前,她没有告诉我。红卫兵搜出坟契之后,我才知道。
关于坟契的来源和被搜出的整个过程就是这样的。尽管46年母亲入川时,曾把坟契给我看过,但时隔二十年了,坟契的内容我始终记不起来了。红卫兵搜出的坟契是两张,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也弄不清楚。
上述情况均系属实。如有必要,请即派人前往江苏仪征十二圩所在地彻查真相为荷!
此上外语系办公室
何其恺1966.10.12.
附注:坟地在江苏十二圩旧港二闸(纪某)。纪某住址可询江苏十二圩湘乡街45号王长春。

父亲在“报告”中交代的坟契,就是红卫兵抄家抄出的所谓“地契”——是尤烈才这个“漏划地主”的“变天账”!
其后,身患多种疾病的母亲经常遭到居委会干部、地段青年的殴打。连去商店买东西也要被营业员吐口水。三天两头批斗……武斗期间,隔三差五就有身背自动步枪的人员深更半夜找上门来,名曰“查户口”,那些人来了就用手电筒往床底下照,估计是想查找有没有什么阶级敌人或发报机啥的藏在床下。有一次,公安人员甚至神情严肃地问母亲:“家里有没有机关枪?”父亲去世后的一次抄家,有人竟然连骨灰盒也打开检查。一家人痛不欲生,但敢怒不敢言。

母亲拒不认罪招致迫害升级

自1957年母亲被打成“右派”后,就开始了被践踏、被欺凌,受尽折磨的苦难生涯。她经历了22年的艰难生存,忍受了难以言传的身心痛苦,但她从未屈服,从未停止过伸冤的抗争。为了向各级党组织申诉自己的冤屈,她写下了几万字的申诉材料,向党中央投寄过几百封信。她就像鲁迅先生笔下的祥林嫂一样,不知疲倦地向所有的人重复着一句话:“我是冤枉的,我不反党,不反社会主义,我不是右派!”为了申诉自己的冤情,她不停地写,不停地奔走。
但她书写的几万字的申诉材料和几百封给党中央的信如石沉大海,没有任何回音!事与愿违,她为自己的“顽固不化”,为自己“大肆书写翻案材料”,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碰得头破血流!由于“大肆书写翻案材料”,她的问题不断升级!她被戴上了“现行反革命”的帽子,再次升级为“管制分子”,最后被投进了监狱。
在母亲的“翻案材料”中,我们看见了这样的文字:“1968年10月,一打三反运动中,派出所军管会强加莫须有的罪名把我打成反革命,判处管制三年。1968年判决书的罪名有五条,其中‘(一)57年反党经过查证。尤烈才前前后后给党中央写过上百封申诉信,这就是被告在文化革命中大肆翻案的罪证’这条主要罪证,既没有事实根据,又没有人证、物证、旁证,是彻头彻尾的诬陷。”1968年6月,北碚区人民法院刑字49号判决书多次提到“大肆书写翻案材料”也是指她为自己辩解而给党中央写的几百封信。
还有所写的“反动诗”,全文如下:

红心永远献给党

十六年的铁锁链,锁住我的双手双脚,锁不住红心飞向党。
我展翅高飞。没有犹豫,没有彷徨——一心跟党闹革命。
暴风骤雨,烈火熊熊,冼炼出赤胆红心、钢铁意志。
党中央,您和革命人民心连心。您最了解我的心,您是我的希望,是我心中最红的太阳。
紧跟您,心明眼亮,斗志昂扬,前进有方向,大风大浪不迷航。
紧跟您,刀山敢上,火海敢闯。千难万险无阻挡,誓将革命进行到底,永不下战场。拿起马、列、毛的刀枪,除尽帝修反狗豺狼。
砸碎封资修……
让红太阳万丈光芒照得全球红彤彤、亮堂堂。

母亲这篇“反动诗”没有什么文采,甚至不能算诗。然而,这首诗连同22年她写给党中央,写给院党委、“四清工作团”、公安派出所,写给红卫兵以及“群众专政大军”的百万字的材料,想要表达的心志是再清楚不过了:我不反党!
法院判决书提到,母亲写过一篇严正申明,全文如下:

“最近西师校园盛传:尤烈才听到毛主席逝世,幸灾乐祸哈哈大笑。”这是极其恶毒极其无耻的诽谤!
九月九日午后四时,我在屋前听重要广播。毛主席逝世的消息像一声惊雷,响彻万里长空,震撼了祖国大地,也震撼了我的心,我的眼泪夺眶而出。当时在一起听广播的有苏某某和竞某某同志。鲁迅先生说:“谣言世家的子弟,是以谣言杀人;也是以谣言被杀的。以害人的目的开始,而以害己的结果告终的。”
让事实这个无情的铁拳,把弥天大谎砸个粉碎。
特此申明。
尤烈才

事后,有人为表示“无产阶级义愤”,用刀子捅了她大腿,她是爬着回家的。幸好没有捅到动脉血管,留下了一条老命。
记得有一年春节归家,派出所的所长专程来家做我们子女的工作,要母亲接受“摘帽”的处置。这位所长做了一个用双手捂住头的动作,意思是母亲坚决不同意“摘帽”。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在当时是许多右派梦寐以求的事。可是,当我们向母亲转告了派出所的意见时,母亲还是那句话:“我不反党不反社会主义,我不是右派分子,不是摘帽的问题,应该为我平反!” 有好心人暗中劝诫她:“你人在矮檐下,怎能不低头?”母亲说:“我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曙光初露时母亲自杀之谜

1979年1月16日中午,我接到一封加急电报,电文是“母亲病危速归文安”。电报就像一颗炸弹“轰”的一声在我的头脑中爆炸了!悲伤、焦急、担忧,百感交集,我泪流满面。早听说邓小平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已经下发了“关于纠正反右斗争扩大化错误”的文件。妈妈你盼星星盼月亮,盼的就是平反昭雪的这一天啊!你可要再坚持坚持,再等等啊!
第二天,我踏上了归程。由于高原交通不便,我经过连续四天一夜的长途奔波,才赶回了家。走进家门,第一眼看见的是弟妹们臂膀上戴着的青纱,还有那披着青纱的母亲的遗像。舅舅也从成都赶过来了,他看见我的第一句话就是:“蓉蓉,你妈妈十五日深夜,跳西师的堰塘死了!前天(一月十八日),西师党委已经给她平反昭雪了,还恢复了她的公职!”
如雷轰顶,我头晕目眩,泪如泉涌。这一切都来的那样突然,那样意外!妈妈呀,你怎么走得这样匆忙?!你怎么不等等已经初露曙光的太阳!你怎么不等等我——你的在雪域工作的大女儿呀!
事实上,母亲早已风闻党中央下发了关于纠正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的政策文件。那段时间,她急切地奔走在派出所和西师之间,但被他们“踢皮球”了!西师相关部门说,你的问题,不仅仅是右派的问题,你还有现行反革命的问题,应该由派出所解决。而派出所说,你的主要问题就是右派的问题,右派问题解决了,其它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而1月15日的下午,西师图书馆有人代表组织找她谈过话。她就在谈话后的当天夜晚留下遗嘱,跳下了离家不远的堰塘。
母亲留下了一份遗嘱:

我的孩子们:我走了!你们不要悲哀!这笔债要记在“四人帮”头上。
你们要坚信党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政策。记住:任何时候都不要反党,反社会主义。
我走后,文安不要到图书馆去工作,要要求去外语系工作。
我的骨灰不要留在西师,你们几姊妹分别带到南江的大巴山,扬州的瘦西湖,新龙的雅砻江去撒掉。
我曾借了汪盼霞汪嬢嬢5元,刘兆吉先生5元……你们一定要归还,谢谢他们!
母亲绝笔
1979年1月15日深夜

母亲采用这样的方式离世,她留给我们的除了满腔的悲哀,流不完的眼泪,还有那么多的疑惑与不解!
在母亲的灵位前,我泣不成声:妈妈,自你错划为右派的二十二年来,你丧失了做人的起码的尊严和权力,被人辱骂,被人殴打,被人吐唾沫,被人造谣中伤,被人捅刀子,被无休止的批斗,被游街示众,被投进监狱……可你都忍辱负重,顽强地活着,不屈不挠地抗争着,望眼欲穿地等待着……漫漫长夜你都熬过了,为什么不等等那即将升起的太阳? 为什么你在图书馆领导找你谈话后的当天夜里毅然离开人世?这是你用生命在作最后的抗争吗?为什么要选择堰塘作为你苦难的一生的最后归宿?!为什么这笔命债要记在“四人帮”头上?“四人帮”不是早已经倒台了吗?为什么你的骨灰不愿留在西师?……这太多太多的疑问,妈妈你能回答我们吗?
我回到西师后,西师落实政策办公室的主任上门来了,他来和我们商量母亲遗体火化的具体事宜与召开追悼会的具体时间。我们提出要见见母亲出事当天图书馆的两个与她谈话的人,我们想了解一下他们与母亲谈话的内容,寻找母亲自杀的原因。当时,他答应了。可是,当我们按约定时间去到图书馆时,那位主任又出面阻挡。我们考虑到母亲已经“走”了,还要解决大弟文安的安置等重要问题,只好妥协、让步了!
图书馆领导与母亲最后谈话的具体内容,母亲为什么突然自杀,成了一个我们至今难解之谜!如果知情人缄口不言,这也就成了永远无法破解之谜了!
我们最终有机会看到了母亲的档案。二十二年她受尽凌辱,受尽折磨,竟然和她与邻居夫妇的一次谈话有关。这对曾经与她很投缘的夫妻,检举了她,最关键的是这样两句话:
(一)尤烈才说:“最近几年连年说增产,有些农村基层干部以少报多。”这句话定性为“攻击农业合作化运动”。
(二)尤烈才说:“西师院党委应该参加院委会的领导。”这句话的定性为“主张取消党的领导”。
…………
1979年1月22日,母亲的追悼会在西南师范学院图书馆阅览室隆重举行。西师各部门,包括居委会都送来了花圈。大大小小的花圈围了一大圈。图书馆全体工作人员,还有院办的、落实办的和管人事的都来了,还有几位故交也来了。他们为她默哀,向她鞠躬。
我眼泪滂沱,代表五个子女向母亲致悼词。
妈妈,我们这群喝着您甘甜奶水长大的儿女,在您最痛苦、最悲伤、最无助的时候,我们没有像世上所有的儿女那样回报自己的母亲。没有给您一点抚慰,没有替你擦去那苦涩的泪水,没有帮您“疗伤”,没有孝顺您。相反,我们是那样自私,为了争取我们自己的前途,为了表示与你“划清界限”,我们常常在您的伤口上“撒盐”,与您顶嘴,甚至打过您!我们甚至连您为什么划为右派都没有弄清楚,就稀里糊涂地恨您、怨您!我们甚至不愿听您的任何辩解!我们就是一群“白眼狼”!……妈妈,您这样“走”了,我们犯下的不可饶恕的过失将永远都无法弥补了!这是我们终生的遗恨啊!
…………
我不知道,如果母亲在天有灵,看见这样的场面,听见我们的忏悔,她能安息吗?
1月22日,母亲遗体在北碚梅花山殡仪馆火化,这是与母亲见最后一面。透过朦胧的泪眼,我们看见母亲的神态是那样的平静,那样的安详!母亲,您用生命作了最后的抗争,您为西师200多“右派”落实政策铺平了道路。您的离世,也许不能感天动地;但您在顽强抗争了二十二年后,如此平静地离开,您在我们心中就是一个英雄!就是一盏永远不灭的灯!
妈妈,您安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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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昨 天》第一五九期
帖子发表于 : 周六 9月 12, 2020 6:47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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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乱世】

贱民生涯中的几个好人

李为霖

我父亲本是一个小学教员、校长,抗战投笔从戎,成了文职军人。中共执政后回到本行教书,却又被打成“右派”、“历史反革命”,最后死在我下放的农村。我因受父历史问题株连,读大学时就被遣送回南昌,1962年又被街道下放到农村,老老实实当了二十年最底层的农民。文革结束后的1983年才落实政策当老师。
我曾写过一部回忆录,取名叫做《往事如昨——一个贱民的回忆》,写的是我自己前半生的经历,从读书到上大学,作为“四类分子”子女被下放农村劳动二十年,一直到我四十岁,即1983年落实政策进中学教书为止。可以说,我的青春年华,我这辈子最美好的时光,都付给了那个我不知说什么是好的年代。
有几个亲友看了我的书,批评我说:“你不该自轻自贱,称自己为‘贱民’。”唉,他们误解我了,我哪里愿意这样作践自己?是客观的环境逼得我到了那最卑贱的底层,是社会把我铆定在“贱民”的位置上。说“贱民”,确是我自嘲的戏称,就是这样的戏称,我也是高抬了自己。任何社会,都会有贫富贵贱之分。“贱”者,社会地位低下也,并非是指我不知自重不识好歹。当时如我一类的这种贱民,并不单纯是地位低下,而是必须任人宰割而不许反抗,不是囚徒而惨似囚徒的低下。今天还苟活着的“四类分子”、“五类分子”的子女们,如果还没有忘记强加于身的“狗崽子”、“乌龟王八蛋”的雅称,是不是会觉得“贱民”于自己算是个很高贵的称呼呢?
上面几句话算是对那些好心提醒我不要自轻自贱的亲友的答复。
在我二十年的贱民生涯中,我遇到了很多好人,这些好人中有不少很有个性、很有特色,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们和我的生活没有多少交集,因而我不曾把他们写进回忆录中。但我以为,这样的好人其实是我当时生活环境里的主流,只是他们并不当权,对我常会小有帮助,却无法帮我改变命运。我感激他们,至今仍会常常想念他们,我常有要把他们写下来的冲动。这两年里,我断断续续地写了《木匠唐师傅》、《摇摆公逸闻》、《剃头匠化子》、《五七战士吴伯奇》等几篇不在回忆录中的内容。

不讲阶级只讲良心的木匠唐师傅

2012年8月,我和我的姐姐、弟弟等一行七八人,回到江西泰和马家洲,为我的父母扫墓,也寻访了我当时下放生活了二十多年的桐岗村。
四年前我来过桐岗一次,那时就感觉桐岗还远不如我下放时那么有人气,有生气。四年之后,只感到更荒芜了。
进桐岗要从村子后山的大路往下走。下到村后的路旁,只见造起了一栋小小的三层楼房,那是方家的孙辈在外打工赚了钱,造了洋房给其母亲居住。这栋小洋楼恐怕是桐岗变化最大的一个标志。走到村中央,只见被弃用的晒坪四周的苍耳,长得高过人头。村里阒无人迹,偶传犬吠,显得比四年前更荒凉破落。记得从网上看过一篇文章,题目好像是《正在消逝的村庄》,桐岗这个自然村,恐怕也快到消逝的边缘了。
我们一行人走到我从前亲手建造的土砖房前,狗叫了。听到狗吠声,叶先友的女人从近旁菜园里赶回,招呼我们到厅堂喝水、休息。
老叶就是20年前买下我的土砖屋并承种了我家所有承包田的人,他的四个孩子都已长大成人,外出打工了,连老叶自己也出门打工去了,只留下他老婆看家。
我打量起土砖屋内厅堂里的摆设,和我家几十年摆放的大格局几乎完全一样:一边是饭桌和四条板凳,另一边的矮柜上摆的是一台21英寸彩电,而不是我原先的14英寸的黑白电视。不同的是,老叶在厅堂的上首增设了一个香烛柜,墙上方贴了祖宗牌位,而厅堂下方原先摆有我母亲躺着看电视的一架竹躺椅,现在已然不见了……
望着这饭桌、板凳,我发现都还是我卖房时送给老叶的。那板凳,还有那小方凳,凿的榫眼是半榫,凳面无眼,依然光洁,四条凳腿几十年来经孩子们反复折腾,多已磨损了一寸,但没有丝毫松动,依然稳固如初……我不由得想起了板凳的制作者——木匠唐师傅。
我最初认识唐师傅,是在1962年夏,“双抢”(指夏季抢收抢种)开始前,生产队请了泥匠将破祠堂隔出了一间来做仓库。这小仓库四壁已粉刷了石灰沙浆,还要“紧”上地板才能存放谷子,还有许多农具要添置修理,因此要请木工、篾匠等来干活。那时我们刚下放不久,对农村的一切都感到好奇,我一向对木工活很感兴趣,因而对木工更为关注。
那时走村串户上门求活的匠人不少,生产队讨论后决定,其他匠人可随便请,唯有木匠要等唐师傅来。理由是唐师傅手艺好,经他的手修过的风车,能将瘪谷吹得干干净净;经他的手添造的水车龙骨,与大轴配合得严丝合缝,踩起来非常舒服省力……
终于将唐师傅等来了。唐师傅是在这一带做了几十年的老匠人,那时已有五十多岁,是个干瘦的老头,前额冲顶,手中拿着一杆三尺来长的铜头旱烟袋,很有大师傅的气派。他带来两个身强力壮的徒弟,那徒弟每人都用“五尺”(木匠用的尺是五尺长的小方料,可作扁担用)挑着一担沉甸甸的木工箱子,箱子里装满了斧、凿、刨、锤等各色各样的木匠行头,五尺头上还挂有大大小小的各种锯子。
唐师傅师徒来到后,就在祠堂里摆开了木作场子。生产队派我和另外两个人来清理泥匠扔下的一大堆断砖残瓦。
我将断砖一块块地丢进土箕,丢满一担再挑出去倒。突然,砖堆里窜出一只硕大的老鼠,我眼明脚快,一抬脚就踩个正着,老鼠在我脚底下动弹不得。
我正想着要加把劲把老鼠踩死,唐师傅突然大叫:“不要踩死!不要踩死!要活的!”吓得我脚一松,老鼠差点溜了出去。
唐师傅走过来,拎起老鼠尾巴一看,连连说:“好!好!是公的!我来给它割卵子,送你们一只‘老鼠王’。”
唐师傅把老鼠交给我,我拎着老鼠尾巴,觉得它足有七八两重,心想:它怎么能变成老鼠王呢?
只见唐师傅捡了一片破碗瓷片,把它擦干净后放在石磨上面轻轻捶打成极细小的瓷屑,然后叫我将老鼠交给他。
唐师傅用一块破布包住老鼠头,将老鼠翻转身仰面压在石磨上,叫我按住。然后,唐师傅取来一把锋利的斜口凿,他用手先在鼠腹上往下捋了几下,那老鼠的阴囊居然鼓了起来。唐师傅用凿尖轻轻一划,真是手艺人的手巧,手起凿过,阴囊表皮立刻现出一道红痕,皮破却不见流血,堪比外科医生的手术刀。皮破之后,唐师傅将阴囊轻轻挤捏,只见两粒比绿豆稍大一点的黄色睾丸被挤了出来。他将睾丸割断,然后用凿尖挑起一小撮瓷屑,小心翼翼地撒进老鼠的阴囊里,然后将阴囊表皮盖严并拉扯平整。
做完这些后,他让我将老鼠放在地上。那只重获自由的硕鼠像喝醉了酒似的爬着,总算找到一个鼠洞钻进去了。
“哈!‘老鼠王’做出来了。”唐师傅得意地眯起了他那有神的小眼睛。
“这就是‘老鼠王’?”我根本不相信,“不就是将一只老鼠阉了吗?”
“你懂什么?一只‘老鼠王’能抵三只猫呢!”
“这只老鼠会吃同类吗?”
“怎么不会?没了卵子的老鼠就像太监一样,天性都会变。太监总觉得自己不如人,别人时时会害自己,于是先下手为强,时时刻刻要灭了别人。这老鼠比太监还要狠,不仅没卵子,卵袋里的瓷屑又把它折磨得不得安宁,它就时时要咬死同类来取乐,来减轻它的痛苦,它比养三只猫还更管用哩!”
唐师傅的话引得大家哈哈大笑。我没见过太监,不知道太监与常人有何不同。但我得过病,常有伤痛,一有病痛我就容易产生出许多平时根本不会想到的古怪念头。笑过之后,又觉得这说法中确也蕴含着一些道理。
只是从那以后,我们队仓库里的老鼠,依然横行无忌,丝亳未见收敛。是老鼠王之说根本就是无稽之谈呢,还是那只老鼠被我踩成重伤,来不及变成老鼠王就死掉了?我始终不得而知。
给生产队干活,匠人是吃派饭,由各家轮流供饭,生产队给供饭户每天每个匠人5斤稻谷的补助。轮到我家供饭时,我实在拿不出什么像样的菜,于是我先一天牺牲半天时间,戽干了好几个田缺窝窝,居然大有收获,搞到了一斤多小鱼小虾,还盘出了一小碗泥鳅,捡了一小篮田螺。我还到供销点去打了一瓶四角三分钱一斤的蔗皮白干酒,俗称“板凳酒”,准备招待唐师傅。
到了吃早饭的时候,唐师傅先进门,对着我家的饭桌和一张九斗书桌仔细观看起来,连连称赞:“古拉台(这种桌子——永新方言)好手艺,古拉小木做得好!”
这些木器是我下放时从南昌带来的,能得到唐师傅称赞,我心里很得意。唐师傅是永新县人,说永新话,开口就是“古拉古拉”的,我听不全懂,但能猜出大意。
我问唐师傅:“你能打出这样的桌子来吗?”
“打不出。”唐师傅如实地回答。
“你这样有名的老师傅连这样的桌子都打不出吗?”我有些不屑。
“也不是真的打不出,”唐师傅解释道,“打古拉台,是专门做小木的木匠打的,要用很多种特制的角刨、线刨。木匠分专做家具的小木,造房架桥的大木,还有做各种圆桶的圆木,做棺材也是专门一行。各行都有各行的专用家式(工具)。我们走村串户在乡下做木匠,小木、大木、圆木、合寿具(棺材),通通都要做,不像城里的木匠店专做一种,因此不可能带那么多不常用的专门工具,也做不到像专行木匠那样精致。”
听了唐师傅的解释,原先心里那点不屑感消失了,反而对他这样能说实话的大师傅产生出一种敬重。
唐师傅对徒弟要求很严。大家上桌了,师傅动了筷子,徒弟才敢开始吃。吃起饭来,徒弟大口大口扒饭,风卷残云似的,俩徒弟每碗饭只夹一两次菜,但一连要吃满满当当的三大碗。有个徒弟的胳膊岔得大了一点,唐师傅马上用烟袋敲一敲说:“注意吃相!”那徒弟赶紧将胳膊夹紧。
那徒弟和我年龄相仿,二十多岁,我对他们有些同情,就对唐师傅说:“你教他们手艺就行了,管他们吃饭的样子干什么?”
“唉,你也年轻,不知道我们做手艺吃百家饭的难处。”唐师傅像是说我,更像是说徒弟,“我是为他们好,这个跟我两年多,明年就可出师自己找活干。我们做手艺,一切要顺东家的意,吃相难看也会让东家不满。”
早饭菜不多,吃得较随便。上桌不到一刻钟,俩徒弟已将三大碗饭吃完,下桌干活去了。唐师傅多坐了5分钟,也放碗了。
中饭和晚饭,母亲将昨天我戽来的鱼、虾、泥鳅分门别类,做出了几碗像模像样的佳肴,我又摆出那瓶板凳酒。唐师傅上桌后,对我母亲的烹饪手艺赞不绝口,说这些天派饭,就数在我家吃得最好。说得我都不好意思了,就说:“我只是戽了几个田缺窝窝,搞了一些没花钱的小鱼小虾,你就别取笑了。”
“真的,我不是取笑,也不是拍马屁,我是说实话。”唐师傅解释道,“我们给私人做,一般吃得很好。给集体做,吃派饭,就难说了。你们生产队太抠了,我们三人吃一天,只发给派饭户十五斤谷,这十五斤谷顶多能做出八九斤米。我那两个徒弟,一人一天要吃两斤多米,我也要吃一斤多,算下来我们一天要吃六七斤米,派饭户一天只落个两三斤米,还抵不上菜钱,更不要说煮饭的人工钱了。因此谁家也不愿派饭。派到谁家,也是南瓜冬瓜加腌菜,顶多蒸个蛋,没有谁会放下人工去戽鱼的,更别说有酒了。你们是不懂行情才这样招呼我,我谢谢了。”
饭桌上有酒,话就多起来了。唐师傅见我对木匠这行当很感兴趣,就给我讲起了关于木匠的许多知识和故事。我曾在回忆录《往事如昨》里记下的关于鲁班师父的传说,就是唐师傅讲给我听的。据说鲁班师父收了三个徒弟,老大学做木匠,老二学做泥匠,老三学做篾匠。学成出师时,鲁班师父将他所使的“丈尺”截为三截,老大木匠得一把“五尺”,老二泥匠得一把“三尺”,老三篾匠得一把“两尺”。后来,这三种匠人都把鲁班尊为祖师爷。
我说:“还是学木匠最好了,干的活多种多样,不用风吹日晒,工钱还最高。”
唐师傅说:“这你就不了解内情了。这木匠最难学精,也最花气力。泥匠师傅可带一伙徒弟做小工,篾匠可收两个十来岁的孩子做徒弟,他们拎个袋袋就可去做工。木匠可不行,你看我的徒弟,都是身强力壮的小伙子,解板凿眼抡斧头,少一口力也不成,收小孩作徒弟,连木匠行头也挑不起。架房上椽,我们木匠照样风吹日晒。”
晚饭时候,唐师傅最为放松,说话也更随便了。我猛然想起,我父亲说过他读江西第一师范时,有个永新籍的同学,叫唐学润的,后来成了音乐博士,著名音乐家。我问唐师傅知不知道这个人。
“知道,他是我同村共祠堂的叔伯哥哥,后来住北京,也没回过老家。”
上面是我因派饭,第一次和唐师傅打交道。
唐师傅每年约有两次来到桐岗做手艺,给生产队做,更多的是给私人做。因为他手艺好,如果谁家搞到了木料,准备添置家具,等也要等唐师傅上门,别的木匠是很难插足进来的。
有一年冬,大约是我下放的第三年或第四年,我也备下了几根杉木段子,还有一筒枫树段,也在等唐师傅上我家来做。我需要添置的家具、用具实在是太多,凡当农民需要的,我通通没有,都要添置。
唐师傅来了,依然是带着两个徒弟。原来的大徒弟已出师,二徒弟已成快出师的师兄。而新徒弟是邻近大队石洲村人,姓戴,名叫福自,大约十六七岁。他生得白白净净,初中毕业,没上高中,就拜师学艺了。
轮到我家做木匠,我把长长短短的木段子拿出来,要唐师傅帮我计划做哪些家具。唐师傅开始将木段划墨线,说哪些锯板,哪些做方料,可制出水桶、食盆、床板,还有作豆腐的架子和水板。唐师傅望着那段枫木,说:“古拉枫木可给你解出四条板凳面,还可制两张矮方凳。”
记得给我做工的第一天晚餐,唐师傅还在喝酒,我陪着。饭桌下方的矮凳和门坎上,早早来了几个准备记工分并来和唐师傅聊天的村里人。
两个徒弟已吃完饭放下碗,因闲着没事,福自拿着一本《故事会》,就着桌上的煤油灯在翻看,他师兄大概不识字,要福自讲出来。福自就半念半讲地讲了下面一个故事:
“从前,有个瓦匠给一家地主的房子捡瓦。那地主指着饭桌的上方说这儿有漏,在房顶的瓦匠发现那儿的瓦沟里有一片‘沙爆眼’的瓦片,这片瓦是在烧制时有一沙粒爆开了,形成一个漏眼,这种漏眼并不直接漏光,从下面看不出来。瓦匠就将这沙爆眼瓦片收起来,捡好这处漏后,随手又将这瓦片插到神龛上方的瓦沟里。下一次下雨过后,地主又请瓦匠来捡神龛上方的漏。就这样,瓦匠不断地将这片瓦挪动位置,地主每次下雨过后都要请瓦匠来重新捡漏。这个聪明的瓦匠就是这样机智地与地主斗争。”
那时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行得越来越深入,《故事会》里全是这样的革命故事。我们听了也为瓦匠的聪明叫好,这时唐师傅发话了:
“古拉匠人的良心让狗吃了!世上哪有这样做匠人的道理?”唐师傅用手中的长烟袋对着两个徒弟扬了扬,“你们两个要是学这个坏样,我就打断你们的狗腿,不认你们做我的徒弟!外出做手艺,拿了东家的那份工钱,就要对得起东家,哪里能反过来算计东家、害东家的呢?”
这真是石破天惊、振聋发聩的议论!不仅两个徒弟不敢吭声,我们大家都怔住了。在阶级斗争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的时代,唐师傅的言论简直是大不敬,要犯杀头的罪。有个村干部好意提醒说:
“唐师傅,那个匠人是和地主斗,是阶级斗争!”
“屁话!什么阶级斗争?”唐师父毫无顾忌,借着酒劲继续大发谬论,“对做手艺的人来说,地主请,贫下中农也请,我拿同样的钱,就要做同样的事,做出来的活都要对得起良心。你们留着木料等着我上门来做,就是因为我做出来的质量好,手工过硬。前几天我在你们几家做,你们是贫下中农,你们夸我做得好;今天我在小李(他指着我)家做,他爸爸是在国民党政府里当过官的,难道我就要故意使坏,让做出来的东西不能用吗?要是那样做,我就是砸自己的招牌,会遭雷劈的!”
大家都默不作声,有人想反驳,但终于没开口。唐师傅解放前好多年就在这一带做木匠,响当当的手工艺工人,比贫下中农还要硬气。我听到他拿我来作例证,心里是充满了感激。
唐师傅后来在我们这一带还干了三四年。戴福自满师后还跟着他“参师”一年,才独立工作。唐师傅年纪大了,呆在永新老家养老,没有再出来。
福自接过了师傅的衣钵,在这一带走村串户做起木匠来,手艺也呱呱叫。后来,大概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我们村赞珍的二妹金莲嫁给了福自,福自成了桐岗的女婿,我和福自的交往更频繁了。那时我对自己的将来已麻木灰心,但对儿子的前途却充满忧心,曾多次拜托福自,待我儿子长大后,拜他为师学木匠,福自爽快地答应了。谁知世事变幻太快,后来我落实政策,儿子读书也算一路顺利,这些事都不再提起了。
2008年,我退休五年后,第一次从厦门回到桐岗,问起了福自。村人告诉我,福自去杭州打工了,是给他的一个曾经的徒弟打工,那徒弟在杭州开了一家家具厂,福自是去给徒弟当徒弟了。我说,福自也是木匠里的大师傅,还用得着学徒吗?村人说,现在城里家具的材料、款式和做法,乡下老木匠连边也摸不着,当然要从头学起。我心想:不管福自现在怎样,经他的手造出来的东西,都会是对得起良心的。
2012.9.11完稿

拒当“四类分子子女”的剃头匠化子

泰和人将乞丐称为“告化子”或“叫化子”,简称为“化子”。乞丐的命贱,经得起熬榨,好养。许多家庭生下男孩后,为了让儿子经得起熬榨,不至于夭折,就给孩儿取小名叫做“化子”。因此,泰和男人中叫“化子”的人真不少。
我所说的“化子”,是给我们村的男人理发包年的剃头匠。在我们这一带农村,说到剃头佬化子,都知道他是个大能人。化子会杀猪卖肉,会做牛贩子,会拿铳打猎,还会用糯谷酿造烧酒,剃头不过是他的若干项副业之一。我是借由让他“包头”,才与他结识并逐渐熟悉起来。
从1962年下放开始,直至1983年落实政策、进县城教书为止,二十多年的时间里,我基本上都是让化子剃头。我离开桐岗后,化子仍一直在给我们村里的男人剃头。
化子走村串户,除了剃头,还会关心每家养的牛。他会问生产队长,有没有牛要卖,他兼做牛贩子。化子看牛很有经验,人们都说伯乐相马,有一部“相马经”;而化子相牛,也有一肚子“相牛经”。化子曾对我“吹”过他的“相牛经”,说上帝给马一排上牙,给牛一排下牙,马和牛合起来只有一副牙。无论是相马还是看牛,最主要的就是要会看牙口。化子掰开牛的下唇,看看牙口,就能准确地说出这头牛的年龄,还能说出其他的许多特点。对老牛、残牛,化子一眼就能精准地判断出能剥下多少斤肉,每斤肉能卖多少钱,从而计算出这头牛的“剩余价值”。
化子更感兴趣的是那些断奶后的牛犊子。刚断奶的牛犊会下田吃禾、钻园吃菜,害人不浅,这样的牛犊不能再放养,要套上笼头用绳牵着,像大牛一样拴在草地上吃草,泰和人叫做“吊牛”。从无拘无束可随意撒欢的自由天地,到用绳拴着只能围着木桩打转的牢笼,许多牛犊适应不了这种转化,因此很快就掉膘,不少会变得干毛结屎,骨瘦如柴,甚至奄奄一息。像这样的牛犊,不采取特殊手段是很难养活的,养牛户巴不得赶快处理,能卖一个钱算一个钱。而化子,就喜欢用很低的价钱买下这种牛。买下牛犊后,化子牵回家中,让老婆、女儿饲弄。化子老婆很能干,还有两个很能干的女儿做帮手,瘦牛犊到了她母女手里,不出三四个月,又会长得膘肥肉胖、油光锃亮。再养几个月,小牛就可穿鼻教犁。小牛学会犁田后,那就进入了耕牛行列最金贵的青春时代,价钱也最为金贵。化子将这种牛牵到墟场去卖,那可是买进价钱的十倍也不止。
化子还会酿制烧酒。每年重阳节后,新糯谷上场,化子就会来问要不要“逼烧酒”。那时除了我和我姐夫两家最穷,没条件“逼酒”外,桐岗村的其他人家一般会“逼”上一两担糯谷的烧酒。化子到请他“逼酒”的人家,指导他们怎样将糯谷蒸熟。待蒸熟的糯谷摊开降温后,化子拿出他自带的酒曲搅拌进糯谷里,然后装入大缸,叮嘱要保温等事项后就离开了。大概过了七八天,化子带着助手和“逼酒”的工具再次上门。
“逼酒”的工具很简单,就是一个大木甑,那甑盖是锡制的,叫“锡帽”。锡帽像个大脚盆,盆底向上形成一个大圆拱,圆拱的底部是一圈向内卷起略呈倾斜的沟槽,沟槽最下部钻一个小洞,小洞向外通出一根小管。
“逼酒”开始,将大锅的水烧开,架上木甑,倒入酝酿多日已发出酒香的糯谷,甑上加盖锡帽,要将锡帽与甑沿扣得严严实实,再往锡帽盆上不停地注入冷水。当甑内蒸汽腾起,被锡帽密封,只能在圆拱底部冷却凝成酒滴。酒滴沿着帽壁流入沟槽,再通过小管流进预先放置的酒坛里,这第一锅“谷烧”就“逼”成了。待流入的酒液味道渐渐变淡后,停火将糯谷倒出摊凉,再加酒曲搅拌存入大缸,又经过七八天的酝酿发酵,可进行第二次蒸逼。这第二锅蒸逼出来的酒,最初流出来的那两斤,就叫做“二锅头”,是质量最好的谷烧。
逼酒对我来说,最初是件很神奇的事。我特地到逼酒的现场参观,弄明白道理后,也就不觉得神奇。只是对农民能运用土方法来蒸馏造酒,而且做得那么细致、漂亮、合理,我还是非常的钦佩。
化子问我:为什么不请他来逼酒?我实话相告:肚子都混不饱,哪敢谈喝酒。不过每次轮到我家派饭,我还是会请化子喝两杯四角三分钱一斤的“板凳酒”。曾有人问我什么是板凳酒,借这个机会解说一下:糖厂用榨糖后的蔗渣提炼出酒精,再在酒精里兑些水加些糖,就成了蔗皮酒。因全县统一卖四角多钱一斤,“四角”像板凳,农民老表故称蔗皮酒为“板凳酒”。这种酒度数不算高,但很容易上头,喝不了多少,人没醉,头却会又晕又痛。它的唯一优点就是便宜,比较容易满足口袋没钱而酒瘾很大的人的需要。还有一条不算优点的优点,蔗皮酒是真正的乙醇兑成的,被蔗皮酒醉倒的人不少,但还没听说过喝蔗皮酒喝死了人。这样说来,蔗皮酒比后来出现的用甲醇勾兑的能喝死人的假酒要“诚信善良”得多。
一次,化子来剃头,轮到我供饭。他特地拎来了一瓶二锅头,还用荷叶包了一小块不到半斤重的麂子肉。他昨天打到一只麂子,知道我拿不出像样的菜,特地留了这一块带来我家。会杀猪的人都是炒菜的高手,到吃午饭时,化子亲自下厨,几锅铲就烧出了一碗辣椒炒麂子肉。
我们上桌吃饭。化子打开酒瓶,将几滴酒滴到桌上,划上火柴,酒面燃出了幽幽的蓝色火焰,这酒度数还真高!我喝了一口,发现这酒其实很绵柔,一点也不霸道。化子劝我,以后千万不要去买蔗皮酒喝了,那酒打头,会喝坏身子。这一餐,我俩就着主菜麂子肉,喝着二锅头,天南地北海阔天空地聊着天,足足吃了两个钟头,才把那瓶二锅头彻底解决。酒喝完后,我俩都进入了那种酒酣耳热兴致勃勃的亢奋状态,但只是很美妙的“微醉”,距离沉醉、烂醉还很远。饭后,我去出工,他还要解决村里剩下的几颗脑袋,我们都没醉,都能正常工作。也就是通过这顿饭,我俩开始熟稔起来。
我们桐岗村小,从小孩到老头,所有男性满打满算只有十五六人,化子进村只需半天工夫,就能把全村老少爷们的脑袋瓜拾掇得颗颗异常的光鲜亮堂。
良口大队的五个生产队,基本上都是由化子上门来承包剃头,化子只要干上四五天,就可把全大队的男人脑袋拾掇个遍。
剃头承包,每个男人包年的剃头费最初是一块五,小孩一块,到八十年代物价涨了一些,剃头费也提到每人每年两块了。按协议,化子每隔20~25天上门一次,每人一年剃头不能少于15次。剃头包年是完全自愿,也有年轻人说化子剃出来的样子不时髦,不让他包,宁可上马家洲的理发店花二角五分钱理一次发。理发店有电风扇太师椅享受,还有电推剪电吹风开洋荤。可理发师理出来的样子,和剃头匠剃出来的样子,终归是差不多,理发店的价钱却是要翻番。因此,年轻人过了一两次洋瘾之后,又都回来让化子剃头了。
化子姓肖,大名叫肖长发,他家住在良口村对岸的肖家。肖家属枧头大队,地处平原,所有田地都能受到梅陂水的灌溉,是个富庶的小村。村里本来人多田少,化子夫妇有二女二子,女儿已长大成了劳力,化子才得以抽身在外从事各种副业,赚进大把大把的钞票。
从1968年开始“扩社并队”,我们良口大队,和河对岸的高田、枧头两个大队,合并成一个大队,统称高田大队。化子和我,算是一个大队的人了。合并之后,“四类分子”子女在一起开会、参加义务劳动的机会多了。管理我们这支队伍的是新上任的治保主任,他和化子同村。一次开会,一个来自枧头的子女气呼呼地对治保主任说:“你就是偏心,柿子专拣软的捏。你们村的化子,也是富农的儿子,你为什么不叫他来开会、参加劳动?”
“谁说我偏心了?下次我一定把他叫来,他若敢不来,我就要揪斗他!”主任斩钉截铁地表明了他坚定的政治立场。
直到这时,我才知道化子原来也是我的同类,心中不由得泛起一股非常复杂的感情。一方面想到,像化子这样的能人,如果也沦落进了我们这支万劫不复的队伍,那真是可惜;另一方面又想到,同为“四类分子”子女,我们是这么受气窝囊,化子却是那样逍遥快活,老天也真的不公平!
在后来的几次开会和劳动中,依然没有出现化子的身影。治保主任被枧头的子女激得放出了狠话:“下次开大会,我一定把他揪出来批斗!”
治保主任是并队后的政治新贵,他的一个儿子去年参军了,这是他蹿升为大队干部的最大资本。他最喜欢在别人面前谈论儿子,想方设法拐着弯儿也要把话题扯到儿子的身上,顺势大大地吹嘘一番。当着我们这些“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面,他把他儿子吹成了“神”:“你们知道吗,我家那小子进的是什么部队?是‘雷打’部队!什么是‘雷打’?就是能打出激光的‘打’,美帝苏修蒋介石的飞机敢飞进我们中国,只要放一个‘激光打’,就能把飞机打下来。你们知道么?懂么?”
大家听得一怔一怔的,觉得高深极了,不懂!主任盯着我追问:“你懂么?”我似懂非懂,本想说点什么,但觉得一说出来准会败大家的兴,最终还是摇了摇头。主任得意极了,大声地说:“连他这样的大学生也不懂,知道么,这就叫科学,这就叫军事秘密!能让你们这些人懂得吗?”
治保主任没读多少书,这是我知道的。那时孩子能参军,是件光宗耀祖的大喜事,父母拿儿子炫耀,也是人之常情。治保主任的儿子入伍后分在雷达部队,雷达是干什么用的,我当然知道一些皮毛,但还真的说不清楚。不去说破,是我明智的选择。后来,那高深莫测的“雷打”和“激光打”,就在村民中越传越神。
治保主任和化子年纪相仿,又同在一个村,彼此知根知底。原先,主任对多才多艺的化子十分钦佩,自从他荣升大队干部之后,就很有些不把富农出身的化子放在眼里。见几次通知化子开会、劳动,化子竟敢公然抗旨,全不买账,主任面子上很挂不住,心想:你肖长华竟敢如此嚣张,不把你的反动气焰坚决打下去,你还不知道马王爷长了几只眼!盘算停当,主任决定揪斗化子。
有一次,记不清是要传达哪一条没头没脑不知所云的最高指示,大队紧急召开全体社员大会,露天会场涌进了几百号人,化子也参加了。
大会开到最后,治保主任上了台,对着化子大叫:“肖长华,你站出来!”
“什么事?”化子站起身来。
“我问你,大队屡次通知你开四类分子子女会,你为什么抗拒不参加?”
“我又不是四类分子子女,为什么要参加?”
“你爹是富农分子,你怎么不是四类分子子女?”
“我告诉你,我爹姓彭,是响当当的贫下中农!”化子大声嚷了起来,“别人不了解情况,难道你也不了解?”
“你爹姓肖,就是我们肖家的富农,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主任厉声反驳。
“就是因为我亲爹家里穷,才把我卖给你们肖家做崽,我进你们肖家只有十二岁,天天看牛打猪草,你不知道吗?”化子的声音比主任更大。
主任有些招架不住:“你跟你的富农老爹共一个锅吃饭,享受了富农生活,就是富农的狗崽子!”
“享受?你比我享受得更多!”化子生气地大叫起来,“我家的正栋大屋不是分给你家去了吗?是你享受还我享受?”
“哎呀,你竟敢翻土改的案!你竟敢在大会上反攻倒算!”主任向台下群众扫了一眼,突然右臂高举,学着红卫兵的样子大喊一声口号:“打倒富农狗崽子肖长华!”
可是台下冷冷静静,没有人跟着主任喊口号,大家都饶有兴味地欣赏着这场变了味的批斗会。我没想到化子的童年也有这么一段辛酸历史,心里不仅十分同情,更对他敢于大胆顶撞的勇气十分佩服,化子真是个少见的硬汉!
眼看着批斗大会开成了台上台下进行辩论加对骂的大会,而且自己没有占到丝毫上风,主任心里十分窝火,不得不亮出最后的杀手锏:“我警告你肖长华,别人怕你有‘打’,我可不怕你。我儿子学的‘雷打’,不知要强过你的‘摸打’多少倍,等我儿子回来,给你放一个‘激光打’,一定能打败你的‘五百钱’!”
“好!我就等着你儿子来放‘激光打’!”说完,华子转身拂袖而去,大步流星走出了会场。
这次会场大论战,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几个月后,那个治保主任参了军的儿子回家探亲,到我们村来做客——他家和我村的新来户有挂角亲。当那年轻军人饭后坐在大门口晒太阳时,我村几个青年围了上去,要他讲讲神奇的“雷打”。我也很想知道,一个农村二年制初中毕业的学生,加入到雷达部队,能进行什么样的高深研究,因而也跟了上去。
当兵的小伙子非常实在,十分腼腆,说话都有些木讷,他却不过大家的情面,一再解释说,没有“雷打”,更没有“激光打”,他真的一点都不知道。大家以为他要严守军事机密不肯吐露真情,就要他讲些不属秘密的军人生活,他还是不肯讲。
我问:“你不是在雷达部队当兵吗?”
“是啊,我是在雷达部队。”他小声地回答。
“那你每天干什么活呢?”
“养猪!”小伙子想了一想,“还有种菜,还要站岗放哨。”
“你不知道雷达是干什么用的吗?”
“知道,雷达是照飞机的,老远的飞机来了,我们都能预先照出来。”
“你没学怎样照飞机吗?”
“没学,那是军校出来的军官、学员干的活,他们成天关在屋子里看玻璃板上的‘电影’,我们就在外面守着屋顶上打转转的铁架铁锅。”
“没让你们跟着学雷达知识吗?”
“没有,我这点文化底子,让我学也学不了。他们在屋子里干什么活,我是一点骚气也嗅不出来。”
大家都有些失望地散开了,不过总算弄明白了雷达是怎么回事。此后,治保主任再也没有吹嘘过“雷打”、“激光打”了。
再说化子,为了不当“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苦苦地和治保主任进行了长期抗争。他敢于明的抗拒派给“四类分子”子女的义务劳动,但却抗拒不了各种暗的伤害,比如,年终分配时要多扣许多义务工款和摊派款,还有化子外出剃头、逼酒、做牛贩子,都是“资本主义尾巴”,都要“割”,也都要在年终分配款中扣下大把的钱。化子受不了了,终于败下阵来。
但是化子不肯服软,坚决不肯领受“四类分子”子女的头衔,于是他带着老婆儿女,搬回了自己的老家——万安县梅岗公社的摇篮坑,他恢复了彭姓,叫回了本名彭圣明,当回了响当当的贫下中农。
摇篮坑是只有三四户人家的小屋场,距桐岗村不到十里路,在山坑坑的深处,距墟场更远,许多事办起来很不方便。但化子一点也不后悔,他依然做牛贩子,依然逼烧酒,依然走村串户剃头。只是政府禁猎,把民间所有的火铳都收缴了,化子再也打不到野鸡和麂子了。但化子不久又开出了新的生财之道——养鱼,就凭养鱼一项,化子增加了不少收入。
我和化子往来真正密切,是从1983年我落实政策、进入泰和二中当老师后开始的。化子的长子彭克云在二中读高中,我虽没有亲自上他班上的课,但生活上对克云还是多有照顾。正因为这一点,化子对我表示非常感谢。
1985年,我家还在桐岗承包了十多亩田,只有我老婆一人耕种,我平时忙于教学,只能星期天帮帮忙。我家和另一家共分得一头耕牛,春耕时,那家人家要用牛随时来牵,想用多久就用多久,我老婆争不过,只能忍气吞声。
到了四月下旬插秧季节,学校放一星期的农忙假,我必须在这个星期内把秧插完,但只用半头牛怎么也赶不上趟,想到化子做牛贩子,牛肯定多,就打起了向化子借牛的主意。
星期六下午我一回到家,马上就向摇篮坑跑去。化子听到我来借牛,连说完全没问题。他留下我吃晚饭,我俩又喝完了一瓶二锅头。喝酒之间,化子问了我的情况,交代我尽量先把田犁一遍,到星期四下午,耙平一两丘田,他全家星期五一大早就来帮我插秧。我连说不敢当,只要借牛我用两天就足矣,他家的田那么多,春插的时间又是那么金贵,我怎好让他全家来帮忙呢?化子说不要紧,他的办法多,就这么定了。酒醉饭饱之后,化子嫂牵来了一头大水牛,让我牵着回家。
到了星期五,化子只留下小儿子在家照看牲畜,一家五口一大早就如约赶到桐岗。下到田里,拔秧的拔秧,莳田的莳田,干到傍晚,我家除了一丘秧田,其他的田块都插上了秧。
化子这样的人,对想欺压他的人,他敢硬抗;而对朋友,他真可以两肋插刀。他身上表现出来的气度,我不知该怎么形容,想了很久,想出了一个“侠”字。我从没见过所谓的侠客,而化子的作派,或许可以作为“侠气”的注脚。
2012.11.2完稿

敢顶瞎指挥的“五七战士”吴伯奇

对农村来说,1969年是个很热闹的年份,那一年热闹的事儿真多。
第一件大事,江西全省大搞扩社并队,好几个公社并成一个大公社。泰和县的原马市、柳塘、栖龙三个公社合并为一个马市公社,马市公社里的原高田、枧头、良口三个大队合并为一个高田大队,原良口大队里的老居、桐岗、慕斗三个生产队合并为一个老居生产队。我们原良口大队的农民,又要多认识许多新大队干部的面孔,开起社员大会来,要多走几里路,还要过渡跑到高田村去。
第二件大事,上海的知识青年下放来到了马市公社。全公社设置了好几个知青点,我们大队的剡溪村就设下了一个上海知青点,此后平静如水的剡溪村就生发出了许许多多精彩而有趣的故事,这可留待以后慢慢说。
第三件大事,就在那年夏天,传来了一个好消息:省农垦厅下属的文工团“五七大军”,来到我们高田大队扎根,在枧头村驻下了。新大队的书记在大会上说:“这是毛主席他老人家对我们高田大队贫下中农最大的关怀,给我们送来了最好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我是“四类分子”子女,没资格成为贫下中农,这样的消息于我无多大关系,我也不感兴趣。不久,我倒是有机会观看了这支“五七大军”的演出。
这支“五七大军”在枧头村驻下不久,就组成了“乌兰牧骑”式的小分队到各生产队巡回演出。有一次小分队来到我们桐岗村,虽只有五六个人,但带来的行头就让乡下人大开眼界:那几只形状古怪的长长的黑色皮箱,里面拎出好几种形状古怪、锃亮耀眼的洋号和洋琴——那可比乡下的土锣鼓喇叭神气多了。
桐岗的男女老少倾巢而出,加上邻村闻讯而来的人,总有上百号人,在不大的晒坪上围了个圆圈。领队的大队干部说了几句开场白后,那几个“五七战士”排成一排,齐喊着:“向贫下中农学习!向贫下中农致敬!”接着来个合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合唱之后散开来,各自操起自己的乐器,为一个叫马春兰的女歌手伴奏。那女歌手三十来岁,是小分队的核心,她雍容大度地走到晒场中心,鞠躬如仪,然后歌喉一展,犹如新莺出谷、乳燕归巢,观众的嘈杂声全压下去了。她一连唱了三首歌,好像是“歌唱二小放牛郎”、“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大河涨水小河满”等,全是大家惯常唱的革命歌曲,可从她口中吐出来,效果硬是大不一样,加上有那么多“洋家式”的专业伴奏,每一歌甫毕,掌声雷动,观众直呼过瘾。
主歌手唱毕,还有其他人的语录歌对唱、快板三句半等的表演,而中间还有一出小提琴独奏,报幕者高声报出:“下面是五七战士吴伯奇表演小提琴独奏。”表演者拿着小提琴出场了,他是个四十过头的汉子,身材高大,皮肤黝黑,面如重枣,唇若涂脂,丹凤眼,卧蚕眉,好一副关云长的相貌。他将琴往颏下一夹,右手琴弓一扬,左手茁壮的指头就在琴弦上轻盈欢快地跳起舞来。悦耳的琴声像泠泠的泉水从他的指缝中流泻出来。我听得如痴如醉,这不是大家熟知的革命歌、语录歌、造反歌的旋律,当然也不会是反动音乐——可惜我说不出乐曲的名称,只是像听到了久违的天籁之音,入迷地欣赏着……
小分队演出怎样结束收场,我已记不清了,但小提琴手吴伯奇的形象,已牢牢地镌刻在我的脑海中。
这支省农垦厅文工团“五七大军”,初到农村时的革命热情确实很高,他们组建的小分队不仅下到各生产队,而且还下到每一个自然村,包括偏远的独户村,他们任务就是要把毛泽东思想宣传深入到全大队每一个人的心里。枧头河边住着一户远离村落的孤老,是一个六十多岁的河南籍老鳏夫——也是响当当的贫下中农、五保户。这孤老瞎了一只眼,另一只眼也起了白翳,因而他不大出门,不过生活还能自理。小分队听到这种情况,特地热热闹闹地赶到孤老家中,先帮他挑水扫地,忙乎了好一阵,然后抬出一张睡椅,把孤老扶到睡椅上坐下,就在他面前认真地开始演出,一个节目接一个节目,一丝不苟地演下去。演完之后,领队问老鳏夫演得怎样,好不好看,还请他指出缺点。老鳏夫瞎了的那只眼里竟感动得热泪盈眶,用他的豫南方言连声说道:“好看!好看!尽是优点,没得缺点,我这么大年纪从来没得看过。你们是毛主席派来的大好人呐,你们对我……比我那个打短命死了的儿子,比我那个跟别人跑了的婆娘还要好哇……”据说小分队这样深入宣传毛泽东思想的事迹登上了《井冈山报》,我没看过报上是怎样写的,只是听带路的向导说起这件事,觉得很有趣,因而记下了。
到了冬天,文工团在大队部还组织了一批贫下中农青少年,办起了文艺宣传学习班,教他们唱革命歌、语录歌,学唱样板戏,还学跳忠字舞,学会做早敬晚敬的仪式。这个学习班结束后,各生产队不仅到处都响遍了“我家的表叔数不清”的歌声,而且大家都在早上出工前做“早敬”,敬祝“万寿无疆”和“身体健康”。所有的劳力都要出来做“早敬”,不做是思想问题,得扣工分;做了,做得像不像,合不合规格,那是方法问题,不会有事。只有四类分子没有资格做“早敬”,但允许其子女做,真是皇恩浩荡!我为了不被扣分,也诚惶诚恐地学会了“早敬”,而且做得有模有样,中规中矩。
像“早敬”这样的仪式,只做了很短的一段就停了,大概是农民的肌肉太僵硬,不识字的人又居大多数,怎么教也念不顺那种“最最最”的句子,做出来的样子也实在有失恭敬,此事后来就不了了之。
文工团的“五七大军”,革命的热情没持续到一年,后来冷却下来了。到了第二年(1970年)春耕忙起来后,不再见他们有演出活动了。
真是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那人数不多的“五七大军”内部,也有许多纠结不完的故事。参加过文艺宣传学习班的贫下中农青年,打听出了他们的一些底细,并作为有趣的故事向大家“爆料”。原来他们在下放之前就分成两派,以马姓歌唱家为首的是最先组织起来的革命派,另一些人又属后起的造反派,他们内部争斗不休,常在小小的枧头村里掀起“茶壶里的革命风暴”。这两派人又有共同的怨气,他们本身谁也没有多大的政治历史问题,却划进了“五七大军”,被整到农村劳动来了,而那些有问题的“三查对象”还留在城里“享福”。他们对新成立的革委会“留‘三’不留‘五’”——“留下三查对象,赶跑五七大军”的做法大为不满,常有人会跑到南昌原单位去申诉。
没有演出,天天窝在枧头的祠堂里无所事事,这些下放的“五七战士”争斗得更凶了,有时还闹到大队,要大队干部来评理。大队干部对这些“五七战士”,也闹不明白谁是“保皇派”谁是“造反派”,分不清谁是谁非,因而谁也不便得罪。刚好上面有指示,要求下放干部与农民打成一片,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于是把这些“五七战士”分到各个生产队去作为驻队干部。人分开了,吵也吵不起来,大队干部的耳根因而清净了不少。
这伙“五七战士”中,也有几个人是不属任何派别的,这样的人或因家庭问题,或本身有些过错,在文革初起时没资格加入革命群众组织,后来又没兴趣也没胆量起来“造反”,于是被人们叫做“逍遥派”。其中最典型的“逍遥派”就是那个小提琴手吴伯奇。
有“派”的“五七战士”在分派到各生产队之前,进行了“革命串联”,抢先争取到离马市墟镇近、挨着马路、交通便利的生产队去。而我所在的生产队,不但在偏远的丘陵里,而且与大队部隔了一条河,遇有涨水或是夜晚,那真是“隔河千里”,谁也不愿下到这山坑坑里的生产队来。
然而,吴伯奇作为驻队干部,于1970年春插时候,下到我们生产队来了,而且就住在我们桐岗村蹲点。
泰和人把插秧叫做“莳田”。莳田是非常辛苦的农活,从天蒙蒙亮开始,一直要干到天摸黑,除去早上中午吃两顿饭,劳动的时间总在十个小时以上。莳田要赶季节抢时间,要求在立夏前后莳完。莳田的人整天弯腰拱背,手不停地分秧插秧,不几天,手指甲就会磨薄甚至磨破。莳田要求“快”,那高手插秧,就像银行里点钞票的高手一样,“刷刷刷”,左手的秧苗不断地“溜”到了右手,再由右手在水田面上画出行列规整碧绿鲜亮的“七线谱”——因为每插一横行一般都是七株。高手一人一天可莳两亩,一般人一人也可莳一亩以上。每天重复这种典型的“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单调繁重的劳动,真的是非常劳累!
开莳后的一天下午,吴伯奇由公社一位长驻高田大队的干部老肖领着,来到了桐岗,先到队长(那时并队后已降格为组长,但仍习惯叫队长)家中放下铺盖卷。老肖向队长的老爹问清了我们插秧的地点后,又带着吴伯奇来到我们莳田的田头。
老肖一到,就大声吆喝让我们停下来,说我们莳的行株距太宽,不合要求,今年公社推行“科学种田”,要小株密植。说完,老肖下到田中,飞快地插起秧来。看得出来,老肖是个插秧能手,插的秧行是行列是列,很是整齐。不过他每株只分出四五根秧苗,每莳横列插了十一株,后退的行距也缩了近一半。他插了三四捆秧后,站起身来,走上田塍,对着大家说:“我给你们示范,先莳这几行做样板,你们就按我莳的规格来做。”
接着,老肖给我们介绍吴伯奇:“今天我带老吴同志到你们队蹲点,就安排在桐岗住。老吴来我们大队已经大半年,你们对老吴同志也不陌生,他是来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是来贯彻公社革委会各项指示的。老吴,你一项最主要任务就是贯彻毛主席‘水、肥、土、种、密、保、工、管’的农业八字宪法,当前春插就是要狠抓一个‘密’字,要落实公社革委会关于小株密植的指示。”
说完,那干部拔起插在田头的一竿小竹子,用小竹竿在他莳的田块上比划一下,拗断一尺多后,把它交到吴伯奇手中,说:“老吴,你就用这一竿竹子作标准,来检查他们莳的田。横量,不能少于十兜禾;直量,不能少于八兜禾。”
老肖向队长交代了安排老吴等相关事项后,就离开了。
老吴等老肖离开之后,就向大家说:“我是来向大家学习的。我以前没插过秧,还请大家多多指教,收下我这个徒弟,我在这厢给各位师傅行礼了。”说完,他向着我们抱拳打拱,惹得大家哈哈大笑。
老吴脱去鞋袜,卷起裤腿,拿起一捆秧,站在那干部插过的样板后面,也插了起来。
老吴插得很慢,能在琴弦上灵活跳舞的手指头,插起秧来竟显得那么笨拙。他每分出一兜,似乎都要算一算里面有几根秧苗,再瞄准好一阵,然后细心地插上。插了老半天,才将手中这捆秧苗插完。
老吴拿起第二捆秧苗,伸直腰站了起来,看着自己刚莳下的那一小块,倒也横直成行,不禁有些得意,遂随口用四川民歌的调子哼唱了起来:“手把青秧插满田,低头便见水中天。心地清净方为道,退步原来是向前。”
大家听了齐声叫好:“没想到老吴还会打山歌!唱得好,再来一个!”
我仿佛记得老吴唱的该是一首古诗,从前好像在哪读过。
老吴没有再唱下去,而是对大家说:“各位师傅们,你们插的行株距太宽了吧?我这一竹竿有十一兜,你们的才七兜,那老肖来了要批评哦!”
队长说:“不要理老肖的。我们这样插,一天只能插一亩多田,要莳到立夏后几天才得完。如果莳得那么密,一天半亩也插不到,要插到何年何月?耽误了季节谁负责?”
老吴说:“你们是师傅,做徒弟的还是要听师傅的。只是公社干部那边怎么对付呢?”说完之后,他继续笨手笨脚地按公社干部的规格莳。莳了不到十捆秧,天快断黑就收工了。
那天晚上记工分之后,老吴拿出一本有关密植的资料,饶有趣味地研究,并仔细计算了老半天,画了满满的一张纸。
第二天莳田,老吴丢掉公社干部给的竹竿,跟在大家后面按大家的老规格莳了起来。
老吴毕竟四十多岁,从没干过这么长时间弯腰拱背的劳作,没莳多久,就有些吃不消了,每莳一捆秧,他都要站直身子歇一会儿。
大家对下放干部还是很关心很同情的。干部参加劳动不计工分,能帮着做一点就算一点,做多做少并不强求。因此,大家叫老吴上去休息。老吴带了个秧凳,就坐在田塍上给大家读报。
老吴读报时用的是一口纯正的京腔,而平时说话却是带有四川口音的普通话。读报之后,他还真的能用四川民歌的调子给大家打山歌。
有人问:“老吴,你们为什么要叫五七战士?这名字怪里怪气的。”
吴伯奇从他的帆布包里翻出了一个薄本本,对我们解释说:“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同志给林彪同志写了一封长信,这封信被称为‘五七指示’。在这封信中,毛主席要求全国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一个像解放军那样的大学校。后来,全国各地办起了许多五七干校,文革中大批挂起来后没作结论的领导干部和大知识分子都下放到干校里学习劳动。还有更多的一般干部,下放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下放干部统称为五七大军,这批大军里的成员都叫五七战士。”
听了老吴的解释,我们总算弄明白“五七”的含义。队长笑着说:“‘五七’,原来是毛主席下指示的日子。我还以为每逢‘一个七’你们就要——”队长说到这儿,把话忍住,想了半天,才说出四个字,“开会学习。”
我知道队长忍住话头的原因。乡下死了人后,每过七天,死者的家属亲人要举办一次吊唁仪式,跪跪拜拜的,还要焚香烧纸钱来纪念死者,“头七”、“二七”地轮下去,一共举办七次,四十九天后做“满七”,这整个的祭奠仪式才算结束,总称为“倒七”。队长说到“五七”,原以为和祭奠死人有关,于是随口说了一半。想到在驻队干部面前说这种晦气的话,全说出来恐怕要犯严重的“政治错误”,于是强压话头,急中生智地想出了“开会学习”四个字。
那时节毛主席说了“形势大好,不是小好,越来越好”,可阶级敌人却越斗越多。除了原先的地、富、反、坏、右五类死老虎外,又多出了叛徒、特务、走资派、臭老九共四大类,有谁说错了话,一上纲上线,大帽子一压,说不准贫下中农立马也能变成阶级敌人。我真佩服队长来了个脑筋急转弯。
又过了一两天,公社干部老肖带着大队干部和各生产队长来检查生产。一走到田头,老肖就指着我们队长的鼻子大骂:“你是怎么搞的?还是莳这么宽?你是存心和毛主席的八字宪法对着干!”
有很多公社干部,对农民说话总爱呼来喝去,像训斥孙子似的。在农民面前,他们显得趾高气扬,永远正确。老肖就曾活学活用,翻造了毛主席的“先当群众的学生,再当群众的先生”这句话,把它说成更通俗易懂的“先要做群众的崽,后做群众的爹”。老肖出身于农村,又在农村基层工作多年,他自认为早就有资格当群众的“爹”了。
在这个群众的“爹”干部面前,我们的队长不敢吭声,只是硬着头皮站在水田里干瞪眼。
这时,吴伯奇拿着老肖前两天给他的小竹竿站出来了,他对老肖说:“老肖,这是你那天留给我的尺码。竹竿长度是4.2尺,你莳了11株禾,株距4寸不到,你莳的行距约为5寸,规格大约是4寸×5寸,这已经超过了公社规定的最高密度要求。”说到这里,老伍掏出了那本密植资料,“公社定下的最大规格是6寸×7寸,桐岗莳的田是基本符合公社最大规格的,你不能用超标的规格来要求桐岗。”
老吴接着翻出他那天晚上作了计算的那张纸,说:“按6×7的规格,每株禾占地是42平方寸,一亩田60平方丈,也就是60万平方寸,可插近一十四万三千株,而按4×5的超标规格,每株占地只有20平方寸,每亩就要插上三万株了,那可是最大规格的两倍以上,也就是说,按你老肖定下的规格莳田,付出的劳力也要两倍以上!老肖啊,桐岗土地多劳力少,农时耽误不起啊!如果一定要按你的标准来做,就要请你从外面调十个劳力来支援一个星期。”
那干部没想到不懂稼穑的老吴竟会当众对他抢白,他想发作,但面对老吴拿出的冰冷数字,却又无从反驳。农民怕老肖,吴伯奇不用怕老肖。老肖在农民面前失了面子,非常窝火,想要抓住什么把柄来挽回,他的眼光就在水田面上逡巡,突然像发现了宝贝似的走前几步,指着一行禾说:“你来量量,这行禾有多宽?一尺也不止,这是谁莳的?这不是破坏农业八字宪法又是什么?”
“是我莳的!”老吴又挺身答应,“我不会莳田,莳出了‘隔壁行’,但我其他的株距还不到六寸,你要算平均株距,不能单看一行。”
老肖无话可说,还是大队长机灵,见两干部在群众面前争吵,怕影响不好,就提出别的话题来化解僵局。
在队长挨骂的时候,我们没想到老吴竟能挺身而出,保护我们的队长,更没想到老吴说的话竟是如此有理有据,不容置辩。我们早就知道高度密植事实上是做不到的,但说不出个所以然来,现在老吴给我们清清楚楚算出来了,听了真是很痛快,很过瘾,也对老吴充满了感激和敬佩。
待检查生产的队伍离开之后,队长向老吴伸出了大拇指:“老吴,你真要得,有种!有担当!”
老吴笑了笑:“我只是看不惯他对你们的态度,口口声声说依靠贫下中农,对你说起话来却像训儿子似的,真不像话!”
莳田结束后,老吴回枧头村了。但桐岗还是他挂的点,他常常会来。后来割禾阶段,他还来桐岗住过一段。
贫下中农是很欢迎干部能派到自己家用膳的,因为派干部的饭,队里像派匠人的饭一样,一人一天提供五斤稻谷。干部吃过饭后,每天还会交给派饭户六角钱和一斤二两粮票,派饭户能有双份的收入,何乐而不为?我不是贫下中农,只有资格派匠人的饭,没资格派干部的饭,吴伯奇从没在我家吃过饭,更没在我家住宿,因而我没有机会和老吴深入接触,对他并不是很了解。但我看得出来,老吴对我并无半点歧视,是个好人。
老吴是个快乐的单身汉。他以前结没结过婚?为什么四十多岁还不成家?这些都是他个人永远不会说出来的秘密。有好事者向他打听,甚至有人热心为他介绍老婆,老吴都笑而不理。以老吴的条件——国家干部、每月四十多元的高工资,生得高大魁梧,一表人才,有什么好女人找不到呢?可老吴就是不找,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打光棍好啊!王老五,王老五,衣服破了自己补。一人吃饱全家不饿,两肩膀扛个脑袋,再背个铺盖卷,去哪里都无牵无挂,多自由自在呀!”
枧头村距马家洲街上只有三里路,吴伯奇住枧头,自己不愿做饭,常跑到街上去“改善生活”,点两盘菜,打一壶酒,自斟自酌,好不惬意。
有一次,老吴在饭店正喝得高兴,他邻座的两个人不知为什么吵起架来。一个说你欠我五角钱不还,另一个说你记错了我根本不欠;一个说你想赖账,另一个说你想讹诈……吵得没完没了,嗓门越来越高。
老吴叹了口气,从身上摸出五角钱,放到邻桌桌上,央求着说:“你俩不要吵啦,不就是五角钱吗?我出好了。你们把我喝酒的趣味全吵没了!”
还有一次,老吴刚喝完酒,正在吃饭。有个乞丐似的女人带着两个孩子远远地看着他,准备等老吴一吃完就来扫除剩下的饭菜。
跑堂的胖子把那女人赶了出去,一眨眼一个孩子又溜进来。胖子把这个孩子赶走,另一个孩子又溜了来,母子三人和胖子捉起了迷藏。那胖子累得气喘吁吁,操起一根棍子准备开打。
老吴看不下去,把胖子叫来,吩咐再来一盘青菜豆腐,外加三钵饭。老吴起身,把母子三人叫过来坐下用餐,自己到柜台结账付款后离开了。
老吴留下的这类小故事还有很多,那时已成为大家的美谈。
1970年冬,公社突击修水利,我们全部劳力都派到马家洲挑土加固防洪堤,住在仙桥大队周家村的一所民居楼上。
老吴也来到堤上,白天帮着平平土量量方,晚上就和我们睡在一起。这是我和老吴接触得最密切的一段日子。
晚上天冷,大家坐在被窝里,头顶上挂着昏暗的马灯,聊天开始了。男人们在一起,聊得最多最热闹的话题,就是谈“性”,我们总生产队长公开地说:“讲政治容易犯错误,讲卵讲八不犯错误。”谁讲的故事最荤最黄,谁就最受欢迎。我们从没机会和女性接触的处男“黄花崽”,就是从这些故事里学到不少有关两性的知识。
吴伯奇和我们一样,津津有味地欣赏着这些荤段子,从不干预制止。对老吴这样的干部,完全不必有戒心。老吴也和我们一样,有着凡人的七情六欲。更可贵的是,老吴跟其他干部不同,不会戴着高贵的“干部面具”示人,什么时候我们都能看清他的“本来面目”。
听得多了,没新鲜的了,大家鼓动老吴也来一个,而且要荤的。老吴是很会讲故事的,给我们讲过不少有趣的故事和笑话,但都与“荤”字不沾边。现在要他讲荤段子,他真有点为难。但却不过大家的情面,他鼓起勇气也讲了一个。这个段子虽然也很“荤”,但避开了性器官的描述,显得颇有艺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特记于下:
有一家人家,只有父女两个在一起过日子。女儿已十六七岁,生得有些傻里傻气,倒是傻得十分可爱。
一天,父亲要出远门,当天回不了家,就交代女儿要紧守家门看好家,女儿答应了。父亲怕女儿一人留在家中会害怕,就对女儿说:“我走后,你一个人要是害怕,就找个人来家里作伴吧。”
“你让我找谁来作伴呢?”女儿问。
“随便好了。不过,找谁来你都不要吃亏啊!”父亲交代完毕就出门了。
这个村子里恰好有一个小伙子的名字叫做“随便”。父亲走后,女孩就找上了随便的门,对随便说:“随便,我爹交代了,今天晚上让你和我作伴。”
第二天中午,父亲回到家,问起女儿昨晚在家过得怎样。
“昨晚太有意思了。”女儿兴奋地说。
父亲见女儿神色不对头,就问:“你昨晚找了伴吗?”
“找了!”
“你找的是谁?”
“随便呀,”女儿说完,又补充一句,“是你让我找随便的呀!”
父亲这才记起村中确有个叫“随便”的青年,心想这下惨了,忙问女儿:“昨晚你吃亏了没有?”
“吃亏?你的女儿是会吃亏的人吗?”女儿骄傲地回答。
“那你说说,昨晚他怎样对你的。”父亲急了。
“昨晚——,‘随便’一进门,就斜着眼看我,”女儿详细地对父亲讲述昨晚的故事,“我想起你说过的话,不能吃亏,就也斜着眼狠狠地盯着他;他上来两手抱住我,我也双手抱住他;他来咬我的嘴皮子,我也咬他的嘴皮子——我都没吃亏!后来,他来脱我的衣服,我也脱他的衣服;他扒光我的裤子,我也扒光了他的裤子;最后,他弄得我出了血,我咬住牙,心想决不能吃亏,一直把他弄得流了脓——我赢了!”
挑堤结束,已是1971年的1月份,接近过春节了。我们回了家,吴伯奇也回到枧头村。至于老吴是在哪里过的春节,我不知道。此后我见没再见到过老吴,也记不起来了。
枧头村的“五七大军”,后来悄无声息地式微了。他们是整体调回去的呢,还是一个一个慢慢“钻”回去的?似乎没人能说得清,真是来如风雨,去似微尘。
四十年过去了,许多的人和事都渐渐忘却了,但与我相交不深的“五七战士”吴伯奇的形象,老是会在我脑海中浮现,而且越来越清晰。当年我没有资格和吴伯奇交朋友,真是遗憾。至今我还常常会想起这位多才多艺、幽默随和,而且心胸磊落、敢做敢当的好人。
2012-11-20

受人尊敬的“摇摆公”

我在1962年下放到农村后,发现一种很普遍的现象:四十岁以上、也就是上世纪二十年代出生的男人,当过兵的非常多,可以说是占了大多数,而且什么样的兵都有。四十岁以下的男人,当兵的就很少了,他们当的都是解放军。
1964年冬突击修水利,我们良口大队的民工由民兵连长带队,到仙桥大队的河边挑土加固防洪堤。我们几十个农民工被分配住在一农家大屋的楼上。
一天,记不清为了什么事,一个四十多岁的民工和民兵连长大吵起来,他指着民兵连长大叫:“你不要太欺负人!你当过解放军有什么了不起?我也当过解放军!”
“我当解放军就是了不起!”三十来岁的民兵连长声音更大,“我是光荣参军!你算什么解放军?你是国民党的兵,是俘虏兵!”
四十多岁的人哑巴了,他似乎被民兵连长踩到了痛脚趾,万分委屈却又不敢回嘴。
这时摇摆公出面劝架了,他一团和气地对民兵连长说:“有话好好说嘛,当国民党的兵怎么了?你爹不也当过国民党的兵吗?”
民兵连长见摇摆公说话,凌人的盛气立马收敛不少,双方都不吵了。
摇摆公五十多岁,在我们良口大队很有威望,他的大名叫曾昭礼,天生一副弥勒佛似的笑呵呵的圆脸,身体不高而肩膀宽阔,显得有些肥胖。那时人们刚从饥荒中缓过劲来,胖人极其少见,他那壮实的身形很是惹眼。他可能是天生的罗圈腿,走起路来左摇右晃,像是鸭婆走路,泰和人称之为鸭婆脚,他因而得到了一个绰号叫“摇摆公”,大名反而被人遗忘,不是正式场合谁也不会提起。摇摆公因为有把年纪,又有名望,别人尊称他为“摇先生”,后简化成“摇先”,或许是“摇仙”。他对这个带有尊称的绰号非常满意,一听到有人叫“摇仙”,他的两只眼睛马上笑得眯成一条缝。
摇摆公是我们桐岗村隔壁慕斗村的生产队长,共产党员,在社员中很有些威信。他说话轻言细语,但说出来的话很管用。他早年也当过兵,而且当的国民党的兵。抗战还没结束他就因伤退伍回到老家遂川,不久来到泰和招亲,当了倒插门的女婿。后来夫妇俩又搬到慕斗村落户。至于他解放后有些什么光辉事迹,何时入的党,我都不很了解。
五十岁以上的男人中,当过红军的人不少,他们都是在红军长征后,因各种原因脱离了大部队,从赣南各县跑到这万安、泰和的丘陵地带来谋生的。参加红军是他们一生中最光荣的经历,如果这种经历国家认可,就能享受老红军的待遇,得到国家规定的照顾补助。有的人老红军身份并未得到国家的正式承认,但这种历史依然是很光耀的政治资本,许多人常常会亮出这个身份来炫耀,当然,也有不少人并不想炫耀这份荣光。
更多的五十岁以上的男人当的是国民党的兵,这些人大多参加过抗日战争,抗战胜利后退伍回家种田。他们一般不会炫耀自己当兵的历史,但也不会忌讳或刻意回避这段历史。因为是和日本人打仗,尽管当的是国民党的兵,谁也不敢说参加抗战是反动历史。
这次外出挑堤是突击性任务,摇摆公亲自带着慕斗劳动力出来。我们一同住在农家的楼板上。我和摇摆公头靠头睡在一起。
我买了半斤榨菜,吃饭时请摇摆公吃。他只对榨菜看了一眼,却坚决不下筷子,还说了一句:“我一看到榨菜就恶心。”
这么鲜美可口的榨菜,我好意请你吃,你不吃也就算了,还要说“恶心”,这不是寒碜人吗?我有些忿忿然。摇摆公看出来了,但当时没说什么。
晚上,我俩睡觉前并排坐在被窝里,他轻言细语对我作了解释:“我不是说你的榨菜不好,只是我曾经有好几个月,天天吃榨菜,餐餐吃榨菜,真的是吃怕了,所以我一见到榨菜就会反胃,就想吐。”
我觉得奇怪,怎么会几个月只吃一种菜呢?他慢慢地和我们几个并排睡在一起的人轻声地讲起了他吃榨菜的故事。
那是民国三十二年冬天的事,摇摆公当兵已好几年。那时日本大军久困常德,常德的守军打得很苦。摇摆公所在的部队奉命赶去增援,日夜兼程,急行军的路上开伙,配饭的只有一样菜——真正的四川涪陵榨菜。开始吃时,觉得又鲜又嫩又香又辣,真的很过瘾很开胃。几餐之后,就有点腻了,不那么好吃了。后来,坐船过洞庭湖,餐餐还是榨菜。登岸后攻打常德,又反过来包围日本兵,餐餐还是吃榨菜。堵住日本佬打,日本佬突围,一路追着死缠烂打,天天吃的还是榨菜。再后来,受伤住了医院,还吃了好长一段的榨菜!
摇摆公解释完他见到榨菜就反胃的原因后,我们已经对榨菜一点也不关心,而是对他和日本佬真刀真枪地干仗很感兴趣。
我受的教育,对抗战历史得出的印象是:国民党军队听到日本兵来了只会望风而逃,丢下大片国土,只有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才敢深入敌后坚持抗战,牵制了百分之六七十的侵华日军,成了抗战的中坚力量。现在听到国民党的军队也敢和日本兵打硬仗,连慈眉善目、一团和气的摇摆公也敢在战场上和敌人刺刀见红,感到非常的新鲜,非常的震撼。我们请求摇摆公不要再说榨菜,专说说他打仗的故事。
听到我说国民党的军队不抗日,专找共产党搞磨擦,摇摆公的笑脸上露出了愤懑之色:“你们小孩子知道什么?就会跟着报上瞎说。我的那么多同伴死在日本佬的枪口下,我们会不抗日?我当兵三四年,和日本佬在南昌打过,在高安打过,在宜春打过,在长沙打过,在常德又打,我先先后后打过十几仗,几次受伤,都是和日本佬打,从没打过一次共产党,我们会不抗日?说这话要凭良心!”
说到这里,摇摆公解开上衣,左肩上露出一处小小的圆疤,那是枪伤;他又掀开被子,露出两条大腿,每条腿上都留有一道深深的刺刀印痕。原来他不是天生的罗圈腿,而是两腿都挨了日本佬的刺刀,走起路来才一摇一摆像个老鸭婆似的。
摇摆公讲到常德一仗,他们在外围阻击日本佬,追着和敌人缠斗,拼刺刀。我们问他怕不怕,他说那时候日本佬是疯了,我们也杀红了眼,顾不上害怕了。他还说到两腿都挨了刺刀后,倒在地上,班长为救他的命,结果被日本兵挑了。好在我们人多,把这伙日本兵全收拾了,他才被抬到了战地医院。
在医院养了几个月的伤,伤好了,但从此走起路来摇摇摆摆,不能归队。部队发给他几块大洋,让他退伍回家。回到老家遂川还不到一年,抗战结束,日本无条件投降了。
比摇摆公年龄稍小的几个民工,听了摇摆公讲的故事,都充满了羡慕。摇摆公的故事可以讲,没忌讳;而他们也当过国民党兵,也有许多的故事,但不能讲,不敢讲,只能烂在肚子里——因为他们当的国军,是和共产党的解放军打仗,说不准就犯下了血债,一讲就要犯大忌。
我听了摇摆公的故事,除对他充满敬意外,还产生一种感激,是他帮我纠正了一种偏见——国民党的兵并不都是望风逃跑,也曾长期和日本佬拼命,在抗日救亡中是立了大功的。
摇摆公受人尊敬,倒不是因为他当过兵打过仗,而是作为农民,他具有几项一般农民所不具备的本领。
摇摆公种田的本领是一流的,他家自留地的收成比一般人家要多些,他家的菜园永远都是葱葱茏茏,蔬菜瓜果不断,他家养的猪和鸡鸭,比别人家就是长得更快更好。更让人叫绝的是,摇摆公春天会放黄鳝套、装鱼梁;夏秋水退后会钓老蛤(读ɡé,泰和人叫“老狗”),那是一种特别肥大鲜美的黑皮蛙;到了冬天,他会背上一把锹,到别人干塘后的池塘里去寻脚鱼(甲鱼)。许多人家如果来了客人要买菜,跑到摇摆公家里,老蛤、脚鱼、黄鳝之类的珍馐,似乎就是摇摆公家里养的,随时都能拿得出来。即便是在1959~1961这三年特大自然灾害时期——江西虽很少听说饿死人,但农村征购粮任务特重,又没有自留地,农民也都是饥肠辘辘,摇摆公家每天仍是山珍美味不断,真让人又眼馋又羡慕。
摇摆公像尊弥勒佛,一直都是黑黑胖胖的,从未瘦过,因为他从不缺乏营养,从来饿他不着。
其实摇摆公过的这种“奢侈”生活,是靠勤奋和经验换来的。农村中勤奋的人不少,但像摇摆公那样有头脑有经验的人却不多。
我曾想学摇摆公钓老蛤,有一次出大月亮的夏夜,我跟着他出去,来到一口水干了一大半的池塘边。他每隔一会儿口中就发出“呱”的一声沉闷的老蛤叫声,有好几只老蛤似乎听到同伴呼唤,扑扑地跳到了池塘的水边。摇摆公将他的长钓竿一甩,钓线上的钓饵甩了出去,那钓饵是一只小青蛙,小蛙体内没有钓钩,就是一只纯粹的青蛙。随着摇摆公手臂的抖动,那小蛙就在塘水边不时跳动一下。不一会儿,一只老蛤跳过来,一下咬住小青蛙,就再也不松口。摇摆公从容地把钓竿收起,一把抓住老蛤,并用力捏它的肚皮,那老蛤才极不情愿地张开大嘴,把小青蛙吐出来。
就在这小塘边,不过一个来钟头,摇摆公就钓起了六七只老蛤,大约有两斤多重。钓老蛤原来连鱼钩都不要,竟是这么容易!
回家的路上,我问:“摇仙,你是怎么做出老蛤叫声的?”
他从身上掏出一只用一短截稻草扎成的哨子,放进口中,憋着气吹一下,“呱”的一声老蛤叫就出来了。他说:“你想学,我送两个哨子给你。”说完真的摸出了两个哨子给我。我把一个哨子放入口中,却怎么也吹不响,发不出老蛤声。摇摆公笑着说:“这个要练,以后你自己琢磨吧。”
第二天,我把两个哨子吹破了,还是吹不出老蛤声。我也在夜晚拿着钓竿去钓,可老蛤就是不肯出来,有时出来了也不肯上“钩”,坚决不咬我放的“跳动的小青蛙”。真是“看事容易做事难”,老蛤怎么就只听摇摆公的话呢?
记得有一次,那是冬天,快过春节了。我们桐岗村干塘过年,一连车了两天水,到了那天下午,终将塘水车干。那天天气很冷,我们脱了长裤下塘抓鱼,先将鲢、鳙、鲤、草这些“正鱼”捞上来,这是集体放养的,要归生产队统一分配。正鱼抓完后,大家开始抓“杂鱼”——那些不属放养、自生自长的野鱼,如鲫鱼、乌鱼、星光、八须子等。抓杂鱼各凭本事,大家踊跃地在塘泥里摸,抓到了就归自己。
我们抓鱼抓得正欢,摇摆公一摇一摆地慢慢走来了。他穿着一身古老的长棉袍,棉袍里藏着个小火笼,右手握着长土锹,脚下穿着一双半高筒套鞋,走到塘墈水车旁,将锹把架横,坐在锹把上悠闲地烤火,并笑嘻嘻地和我们每个人打招呼:“桐岗今年红火呀,这么早就干塘过年了!”
我们把野鱼抓光后,陆陆续续哆哆嗦嗦地走上来,到水沟里洗尽塘泥穿回长裤。这时摇摆公放下火笼,抓起土锹站起来说:“你们都上来了?我来看看你们漏掉什么没有。”
他并不下水,只是在塘底边硬硬的沙层上走,仔细地寻找着什么,遇到可疑的地方,就停下来用锹插一插。我们不知他要找什么,都好奇地望着他,摇摆公沿着塘底水边走到了池塘的来水口,在那一丛丛水桩柴的沙层上用锹仔细地插着。突然,他一锹将一块沙地翻了过来,竟翻出一只两斤多重的大脚鱼。他拍去脚鱼身上的泥沙,把脚鱼的头脚都拍得缩进了壳里,然后掏出一根细绳,将脚鱼捆绑起来,挂在水桩柴上。他又拿锹插了起来,在不远处又翻出了一只稍小的脚鱼。
他扛起锹,拎着两只脚鱼走上来,笑容可掬地连声向我们道谢:“感谢!感谢!你们将这两家伙留给我过年,真是感谢!”
摇摆公一肩扛着锹,锹把上挂着两只大甲鱼,另一手拎着火笼,一摇一摆地走了。他那潇洒的身影,真是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
摇摆公受人尊敬,还因他对人的态度。他待人永远是那么和善。他的人缘极好,我从未见过他对人发脾气。
一次,慕斗村的一位大婶路过摇摆公家的菜园,看到园里一株株辣椒苗上挂满了辣椒,不觉心动,四下里一张望,不见有人,于是低头飞快地采摘起来,不一会儿她的衣襟就兜满了一大兜。当她转过身来,发现摇摆公就站在她跟前,正笑嘻嘻地看着她:“摘够了吗?不够就再摘一些吧。”
那大婶脸一红,低头转身就跑。摇摆公在她身后大叫:“不要慌!不要跑!这里墈高路滑,跌倒了真会出大麻烦!”
摇摆公小时候大概读过一两年书,能认几个字,但不会写。我还记起摇摆公在文革初起时的一件趣事。
1967年初冬的一个当墟日,马家洲街上来了许多红卫兵要破四旧,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他们宣布马家洲不是“马家”的,是人民的,今后要改称“人民洲”。红卫兵还在街头站岗,见人上街就要拉着背毛主席语录,背不出就要进街头的学习班呆上个把钟头,不背熟几句语录就不放行。
摇摆公赶墟来了。背语录这关没难住他,他那读初中的儿子事先教他背熟了“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八个字,他顺利进街了。但他走进供销社买东西时,出事了。
他笑嘻嘻地对售货员说:“同志,我要买一包洋火。”
见售货员没搭理他,他又重复一遍:“同志,我要买一包洋火。”
“洋火?”售货员狠狠地盯着他,“洋火!你什么思想?”
旁边的一个红卫兵闻声赶了过来,这当口居然有人还将“火柴”说成是“洋火”,肯定是出现了“阶级斗争新动向”。
“买包洋火能有什么思想呢?”摇摆公依然一脸笑容,“要说思想,我摇摆公不就是有‘摇摆公思想’嘛!”
“‘摇摆公思想’?你这是洋奴思想!要说‘火柴’,不准叫‘洋火’!”那红卫兵大声吆喝着。
“唉,你们这些娃娃,读书读横的,说话也说横的,”摇摆公仍然笑容满面,“这洋火不是洋人先发明再传过来的吗?叫洋火有什么错呢?”
“你胡说!我们红卫兵只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我倒要问问你,你读的什么书?说的什么话?”
“唉,过去家里穷,我只读了不到两年的书,识不了几个字。”摇摆公仍一团和气地向红卫兵解释,并用手比划,“我那时读的书是直排的,所以说话讲理也是讲直的。”
“哈哈哈……”围观的人大笑起来。
这时,一位住在街上的老人挤了进来,在那红卫兵头上敲了一下:“你还想造摇摆公的反啊?告诉你,摇摆公是老党员,祖宗八代都是贫下中农,比你家成分硬气多了!”说完,那老人转身对摇摆公说:“摇仙,这孩子不知天高地厚,得罪你了,你别往心里去。”
那红卫兵见老人点出了他家的底细,有些气馁,嘟囔着走了。其他赶过来的红卫兵听到摇摆公硬梆梆的政治身份后,也没趣地撤了。摇摆公笑着对老人说:“没事,小孩子嘛……”
文化大革命起来后不久,农村就扩社并队,原先老居、桐岗、慕斗三个生产队并成一个队,队里办起了养牛场,集中养起二十来头母牛。轮到我弟看牛时,发生了一件大祸事:一头大母牛将一头小雌牛挑落高磡,摔断了腿骨,成了废牛。桐岗特别“关照”我的大叔大婶在会上表示,这是一起典型的“反革命现行破坏活动”,在会上主张不但要我全额赔偿,还要送我弟去法办。那时公检法系统已被砸烂,由革命群众专政,听说只要报上案来,公社一级就有权判人死刑。若真将我弟送去法办,不知会出什么后果。
这时,摇摆公笑嘻嘻地对那大叔说:“这牛的大腿筒子骨,如果不是从高磡跌落摔断,你就是用斧头故意来捶,也捶不断的,怎么是故意破坏呢?”那大叔语塞,“故意破坏”不再提起。我对摇摆公的仗义执言,一直是感激不尽。
1971年10月,县里紧急召开了好几天会议,好像是叫四级干部大会。以往这样的会都是在春节后春耕前召开的,这次不知何故突然提前了。摇摆公作为生产队的党小组长,也被叫去参加大会。
大会结束,摇摆公回来了。晚上召开社员会,队长布置完生产任务,请摇摆公讲话。这时摇摆公失去了往常的笑脸,吞吞吐吐支支吾吾地说不出个所以然,只说县里也是布置生产,要派民工冬修水利,说完就坐下了。
不两天,人们就从“摇摆婆”——摇摆公的老伴口中听到了奇怪的新闻:林彪偷了三只鸡,带着老婆孩子要跑到苏联去,结果三只鸡在蒙古过沙漠时,发瘟都沤汗死了,也不知怎么搞的,林彪一家子全跌死了……
社员们都不相信这是真的,但出自摇摆婆之口,肯定不会是空穴来风。这样的谣言,摇摆婆编造不出来,她的背后,只能是摇摆公,但摇摆公决不是编造谣言的人。人们只能凭着自己的想象来猜测,可越猜越不明白,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毛主席亲自选定的接班人,这样的一人之下八亿人之上的大官,怎样会偷三只鸡跑到苏联去呢?
我当然更加不信这样的低级谣言,但也隐约感到出了大事。以前早上出工前必做的“早敬”——“祝愿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导师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祝愿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和学生、我们最敬爱的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近一个月来不让做了。报上也没登林彪的消息了。
没过多久,谜底终于揭开了,社员大会(不是贫下中农大会)上,宣读中共中央文件:林彪一家背叛毛主席,确实是偷了一架飞机逃往苏联,半路上摔死了。连我们这样的边缘人物都叫来听中央文件——那可是农民眼中的圣旨,这消息肯定假不了!不过不是摇摆婆说的“偷三只鸡”,而是偷了一架型号叫“三叉戟”的飞机,更不是“鸡发瘟都沤汗”,而是林彪一家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
谜底虽是揭开了,又引发出更多谜团。第二天出工休息时,大家围住摇摆公,问他在县里开了几天会,为什么不早告诉大家?
“这是塌了天的秘密!我敢乱说吗?”摇摆公的笑脸变成苦瓜脸,“会上反复交代,不准作记录,不准乱传。我在县里学的文件就是你们昨天开会学的,我又不识得字,要我记我也记不来。许多事你们不明白我更不明白,我只记得林彪偷了三只鸡。人心啊,就是让人摸不透,党章都规定了让他接班,他怎么就不肯安份再等几年呢……”
林彪事件过后不久,摇摆公推说身体不好,一变天会浑身酸痛,坚决把慕斗村生产组长辞掉了。辞职后,天生的笑容慢慢又挂回了他的脸上。又过了几年,摇摆公到了六十岁,退出了劳动力行列,在家专心致志地伺弄猪鸡鹅鸭,更有时间去钓老蛤、插脚鱼了,他家的日子过得也更红火了。
因为不在一起出工,我和摇摆公见面的机会少多了。
那时,我是从城里下放到农村的“五类分子”子女,听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们要认认真真地改造思想,老老实实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说实在话,我倒是十分愿意接受像摇摆公这样的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从摇摆公身上,我真的学到了不少本领,也弄懂了许多怎样做人的道理。
2012.10.20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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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乱世】

街坊邻居中的几位另类“边缘人”

何 蜀

杨奎松在《“边缘人”纪事——几个“问题”小人物的悲剧故事》(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一书的前言中说:“‘边缘人’这一用语源自于德国社会心理学家库尔特勒温,可以用来指那些因难以适应地位或环境改变而滑落到群体边缘,无法融入社会主流的人。对于任何社会来说,边缘人都是非常特殊并容易让人印象深刻的一些人,因此,写边缘人的文学作品很多。但是,历史研究往往更看重反映社会主流动向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严格依据档案史料去考察并呈现真实的边缘人的研究还较少,尤其是那些不入流的小人物就更难得有人去关照了。”
我在这里记述的几位“边缘人”,却不是从档案史料里找出来的,而是我记忆中当年街坊邻居里的,而且他们不是因“历史问题”或“犯过错误”成为“边缘人”的,他们恰恰是因没有“历史问题”甚至可以说是自恃“根红苗正”,才理直气壮地成了自外于时代主流的“边缘人”。

我们那条名叫“新街”的老街巷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我上幼儿园时起,直到改革开放的八十年代初,我家都住在重庆老城区(现在称作“渝中半岛”)一条原名“新街”的老街——可能是因其在抗日战争中重庆主城区遭到日本飞机大轰炸之后才新建而得名吧。文革后期街名一度改作“公园新街”——因其西头紧邻重庆城内历史最早的第一个公园(原名中央公园,后名人民公园),以后街名又改成了“公园巷”,这就更符合实际了,因它短而窄,除了中间部分稍宽些外,东西两头都只是三五米宽的巷道,又不通车,自然只能算是“巷”。它位于老城区俯瞰长江的岸坡上,比岸坡山脊旧称大梁子的那一段路(新华路的一段)约低二三十米,与长江平行。若要“上街”,即到能通车、有商铺的真正的大街如新华路、邹容路去,从东西两头都要爬若干级石梯。
与那些完全由老式民居或老宅院组成的老街旧巷不同,我们这条小街的中间部分有几幢四十年代修建的楼房,都是重庆山城那种特有的倚傍岩坡借地造形的楼房,比如我家住的这幢楼房说起来有六层,在当时算是高楼了,但它从新街这边看,临街却只有两层,下边几层都靠着岩坡,越往下房间越少,最下面一层楼好像没有住人的房间,只有两间公厕,外边就是另一条叫肖家凉亭的小街了。除去两三幢这样的楼房外,小街两边大多是早年私人修建的民居,局促简陋,只略比那种棚户区稍好一点,有的是木板墙,有的是砖墙,也有下边悬空的吊脚楼。
以前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开始时的朗诵词说:“在毛泽东时代,祖国的人民多么幸福,祖国的江山多么壮丽!”那时城市居民大多都被纳入了一定的工作单位,成了“有组织”的“单位人”。但在我们那条小街上,除了一些时称“家庭妇女”现叫“全职太太”的大嫂大妈不在“单位”外,仍然有很少的个体户。他们顽固或者说顽强地游离于社会主流之外,居然能在那个严苛的计划经济时代,凭着自己的生存本领闯过来,闯过那几年大饥荒,闯过从“四清”到文革的十来年大折腾大动乱,绝不参加政治运动,也不参加街道上经常组织的政治学习,照样生儿育女,照样儿女成人而且生活得有滋有味。现在回想起来,很有些令人惊叹,也令人感佩。

多才多艺的高大伯

我们那时“上街”即去市中心闹市区大街,一般都喜欢从西头穿过人民公园。小街西头背靠北边岩壁的那排破旧民居前只有一条宽约三米的巷道,巷道南边是一堵围墙,围墙那边是市中区文化馆。高大伯一家就住在小街西头大约从头数过来的第二或第三家。他家是那种木板搭建的老民居,好像有个小阁楼,要按如今人们的眼光来看,那真是十足的“蜗居”。然而,高大伯一家十来口人却在那里度过了整个“毛泽东时代”。
高大伯个子高大,肤色白晳,宽脸盘,大眼睛,声音沙哑。他妻子中等身材,微胖,微黑,不算漂亮,但很贤惠。夫妻俩都没有当时的“正式职业”,主要从事卖唱或其他一些民间小手艺养家。据我父亲说,曾看到他们夫妻带着大女儿在下半城西三街的小茶馆里卖唱,高大伯操琴(二胡)。他们会唱的当然都是那些老茶客们喜闻乐见的旧戏曲或民间小调。我小妹妹听说,高大伯夫妇与大女儿那时经常要外出去周边区县卖唱,离家时就把小的儿女托付给邻居照料。他们家旁边几步就是人民公园围墙的一道门,从那门下十来级石梯,左边就是市中区文化馆,右边再走十来步就是公园的公厕——那是我们整条街的人都会经常光顾的地方。我小妹妹曾看到高大伯家穿开裆裤的小儿子在市中区文化馆前那一坡石梯边爬上爬下玩,把石梯外沿的那条斜坡石板当成滑梯,已经把屁股都滑得乌黑了。
高大伯的一大特点就是多才多艺。除了卖唱时操琴外,他还会捏小面人,浇糖关刀。捏小面人是他用染好色的熟面捏制各种小人小鸟小花篮小寿桃之类,十分好看,而且可以吃。他有时就把那小工具柜摆在家门前捏制,一群小孩围着看,有的忍不住想要伸手去摸一下,他就会严肃地招呼制止。我上初中时还曾买过他捏制的一个小猪八戒,觉得很好玩,舍不得吃,将那支撑面人的细竹签插在窗台上的窗框缝隙里欣赏,谁知过了几天面人发霉了,只好扔掉。
“浇糖关刀”是高大伯的又一门手艺,他将熬好的糖浆用一个瓢舀起来,在一块非常光滑的石板上浇绘——那糖浆从瓢里流下时是一条很细的线,全靠他手的控制,让那条细线在石板上边浇边绘出各种大小图案,最小的就是一把旧戏曲和连环画上常见的那种关刀,因此这个工艺被孩子们叫作“浇糖关刀”,这也是孩子们最能买得起的一样。浇绘好后,在图案的某个位置,如糖关刀就在刀柄处,粘上一根竹签,待冷却凝固后轻轻揭下来,将竹签插在他那工具柜上待售。他最得意、做得最大也最费心思的,是一条大约一尺左右、张牙舞爪的糖龙,其他的玩艺儿只用一根竹签,糖龙则要用两根竹签,插在那里,很是吸引人。但因那糖龙较贵,一般小孩都不敢问津。最后被谁买去,我不知道。
高大伯不仅因为他的手艺在街坊中出名,还因他的多子女出名。他家到底有多少子女,好像没人说得清,有说八个的,有说十个的,有说十二个的,总之要算是我们那条街上子女最多的一家。令人称赞的是,他家虽然子女众多,但却十分和谐。那时不像现在的生活小区,许多邻居回家就关门闭户,邻居之间很少往来,那时因居住条件都很狭窄,孩子们往往都只能在家门外玩耍,就免不了会发生孩子间的吵架甚至斗殴,有的一家两三个兄弟间也会发生冲突,一旦吵架,满街都会知道。而高大伯一家那么多子女,却从来没有谁听到过吵架斗嘴。我们每天都要从他家门前经过几次,从来都只听到里面大人小孩嘻嘻哈哈,其乐融融。看来他夫妻俩真的是教子有方。
文革中期,已经开始宣传计划生育了,只不过还没有像后来那样高压强制。高大伯一家的多子女,自然也成为街道居民委员会的一个关注重点。据说有一次一个居民委员老太太上门去作动员,劝高大伯夫妻别再生小孩了,高大伯用他那沙哑的声音不紧不慢地回答说:“你们居民委员管天管地,难道还要管我两口子××?”他口中说出的“××”,是民间对作爱的一种最通俗也最粗俗的说法,恕我在此不能写出。可以想见,那位居民委员老太太听到后是如何面红耳赤地落荒而逃的。此事很快在街坊中传为笑谈,从此再也无人敢去对他家作计划生育动员了。
令人称奇的却是,高大伯一家那么多子女,夫妻俩都没有“正式工作”,全靠一些民间技艺东奔西走挣钱,居然能够顺利度过大饥荒和文化大革命那些动乱年月,那些孩子一个个都长得身心健康,一家人生活得和和美美。这样的生存能力,真是令人佩服。

沉默寡言的李醪糟

从高大伯家再往小街里面走大约两三家就是李醪糟家。李家是紧靠岩壁的砖墙房屋,低矮狭窄,因此他家做饭、洗衣等一般都在家门前小巷对面靠文化馆围墙搭建的灶台、洗衣台上。李大伯夫妻俩都是矮胖身材,他们也是没有“正式职业”的纯粹个体户,他们的谋生手段就是做醪糟卖钱,因此街坊们都称李大伯叫“李醪糟”。《现代汉语辞典》上对“醪糟”的解释是“江米酒”,其实它并不算酒,既没进入酒类专卖领域,也没有在那个票证时代像每人每月二两酒票那样凭票供应。这自然就给做醪糟卖的李大伯这样的个体户留下了生存空间。我始终不明白这醪糟到底应算什么,好像食品也说不上,副食品也说不上。只因旧时民间都时兴产妇(重庆称“月母子”)要吃醪糟煮鸡蛋,据说其乙醇含量低,但是可为人体提供的热量比啤酒、葡萄酒都高出很多倍,而且含有十多种氨基酸,其中有8种是人体不能合成而又必需的,其赖氨酸含量比葡萄酒和啤酒要高出数倍。民间的说法则是产妇吃醪糟不但滋补身子还有助于“发奶”(刺激产生更多的奶水喂养婴儿),因一般商店里又没有醪糟卖,因此李大伯做的醪糟就一直有销路。
除了醪糟,他们还做糍粑,常会看到他们夫妻俩在屋门口一个很大的石头碓窝里舂糍粑,老两口在碓窝两边相对站着,手里各握一根粗大的木头舂棒,一上一下轮流舂击碓窝里煮熟的糯米,直到糯米饭粒被舂烂成细软的泥状,再做成一块大圆饼。常能看到李大伯挑着两只大箩筐,一头放着盛满醪糟的大陶缸,一头的簸盖上放着糍粑,去走街串巷叫卖。
在那个严酷的计划经济时代,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不断掀起一阵阵“割资本主义尾巴”的运动高潮的年月,他们是怎样挣扎着生活过来的,我不了解。现在想要了解,二位老人却都不在了。
印象较深的,是有一段时间,大约文革之前,李大伯家还养过一头猪,可能就在他家那狭窄的范围内,夹出了一个小小的猪圈,那猪还养得又肥又大,有时被带出来在门前小巷里走动。在那个每人每月只能凭票购买半斤猪肉的年代,这样一头大肥猪怎不让人羡慕!但我怎么也想象不出,人与猪都住在同一个屋檐下,同一道砖墙里,那气味能受得了吗?或许,是醪糟的酒香味起了些缓解或中和作用?不过这倒也符合“家”这个字的形象:屋顶下边有一条猪(豕)。
与高大伯一家经常哼哼唱唱嘻嘻哈哈截然不同,李大伯夫妻俩都沉默寡言,我经常从他家门前经过,几乎没有听到他们说过什么话。老两口总是默默地忙忙碌碌埋头苦干,一切为了生存与温饱。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才听一位比我大几岁的老邻居说,李大伯年轻时候曾在衙门里当差,而且是用那种鬼头大刀砍犯人头的刽子手,后来处决死刑犯的手段改用枪毙,他就失业了,才以卖醪糟为生,成了自食其力的“劳动人民”。我想,他夫妇的沉默寡言,可能与他过去那职业有关吧。
李大伯有一儿一女,也跟他们父母一样,从小就长得胖。改革开放年代里,李大伯夫妻好像都不在了,他们的女儿也从胖妹长成了胖妈,还是在那个狭窄矮小的旧屋里,做起了卖卤鸭的生意,后来她应该在另外地方买了新居,而把那个老屋当成了加工作坊,生意做得很好,一度是大阳沟菜市场有名的“胖妈卤鸭”。

卖酱油的刘老伯

卖酱油的刘老伯就住在我们这幢宿舍楼的对面,是对面那排简陋民居中突出来的一个小楼,木板墙,一楼一底,他家楼上的窗户正对着我外婆与妹妹们住的房间的窗户。
小学时我去对面刘老伯家里打过酱油,记得他家底楼有一口大缸,好像是有半截埋在地下,这是留给我唯一的印象。他卖的酱油到底是自己酿造的还是怎么勾兑的,不清楚。只知道他从事这营生许多年,因此我妹妹小时候都称呼他的女儿叫“酱油姐姐”。
刘老伯的妻子是个十分贤惠的女人,从不多言多语,埋头料理家务。听说是在中共执政初期被划成“地主”成份的,其前夫不知是被镇压了还是病故了,她带着前夫留下的子女改嫁给刘老伯后,总是一副抬不起头的样子,忍气吞声过日子。刘老伯脾气不大好,有时发起火来,就会骂“你狗日的地主”之类,当然她是绝不回嘴的。待刘老伯骂够了,气出得差不多了,也就算了。
在那个计划经济年代,虽说酱油没有列入凭票供应的范围,但一般也是不允许私人买卖的。刘老伯那时是怎样度过的,不得而知。我也不记得我们家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没有去刘家买酱油了,印象中我在文革前上初中时外婆就已叫我到外边新华路和邹容路交界处街口那家油腊铺去打酱油了。为什么不到住房对面的刘家买?是已经听说刘老伯的酱油不是酿造是勾兑的?不得而知。但刘老伯应该还在走街串巷叫卖酱油。
文革中我父亲作为“摘帽右派”在税务局的食堂监督劳动,那时候市中区的税务局与工商局在一道大门里,工商局是后来搬进来的,进大门右边那个水磨石地面的礼堂,原来是税务局在五十年代前期经常开周末舞会的地方,成了工商局的场所,被夹成了一些小房间。父亲晚年曾给我讲,有一次,大概是又刮起“大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十二级台风”时期,走街串巷叫卖酱油的刘老伯连同他的酱油篓子一起被工商局抓进来了,就关在那个原来税务局开舞会的礼堂里。当时工商局人少,都在税务局食堂搭伙,中午吃饭时,我父亲看到刘老伯被工商局的人押着到食堂来打饭。后来什么时候放的,就不知道了。
那时叫得震天响的“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实际上经常都是与这些小民百姓过不去,将他们争生存争温饱的努力统统视为“挖社会主义墙脚”。而对刘老伯这样没有“正式职业”的人怎样生存,怎样求得温饱,当权者是不管的。大饥荒年代里那么多“贫下中农”的生命都不放在眼里,这些贱若蝼蚁的“边缘人”当然就更不在当权者的视野范围中了。

老邻居邓伯伯

听父亲说,我们这幢楼房原是民国时期陪都直接税局的办公楼,中共接管后成了税务局宿舍,父母当时都在税务局工作,就分配到了这里,但不久房屋都交给房产公司管了,所以住户就不光有税务局的人了。
我们住的六楼,也就是从新街这边看的二楼,东西各有三个房间,我家住了两间。邓伯伯家住的房间就与我和父亲住的房间门对门,中间的过厅就成了各家做饭的炉灶间。邓伯伯夫妻被房管所安排住进来时,还是新婚不久的小夫妻,才二十来岁。两人都是矮个子。那时邓伯伯在市法院当法警。当时他还要看看书,在人民公园下边不远的市中区图书馆办了个借书证,起初曾借过几本《聊斋志异》的小册子,一本书里选有几个故事,还有那种传统绣像式的插图。我那时上小学,最初读到的《聊斋》就是从邓伯伯那里借来看的,有些文句还看不大懂,只能了解一些大意。后来邓伯伯不想看书了,见我喜欢看书,就干脆把借书证给了我,由我自己去借。
邓伯伯在法院干了不久,就不安心那里的工作,不知是嫌工资少,还是嫌管得严——那时在机关里工作,每天晚上还得参加政治学习。他退了职,出来自谋生路。不久就是大炼钢铁,他被招进了重庆钢铁公司。但是重钢那样的“产业工人”生活他更不能适应,他大概是那种天生的“自由职业者”。于是有一天,他扛着铺盖卷回来了,在楼下有人问起,他就高高兴兴、大声武气地说:“我遭开除了!”他还跟我外婆讲,他上班时经常装病,特别是要叫加班抢修高炉之类,他就喊“哎哟,肚子绞起绞起的痛”,硬是不去加班。这样多搞几次,当然就被开除了。但是,其他人视为大难临头的“开除公职”,对他来说却不当成坏事,反而像是如获大赦。从此他就开始了真正的“自由职业”生涯。
邓伯伯有两个女儿一个小儿子,不幸的是,小儿子生下来不久就被发现有先天性心脏病,医生说要大一点才好做手术,邓伯伯还特地为小儿子的手术存了些钱。邓伯伯有些重男轻女,虽然小儿子有病,仍然十分偏爱,白天完生意后回来,有时还要带上小儿子一起去下馆子。但这个小儿子还没等到手术,大约小学二年级时就夭折了。
更不幸的是邓伯伯的妻子,我们叫代孃孃,是个老实巴交的瘦小女人,没有正式工作,为了增加一点家庭收入,去附近建筑工地上做平工,即那种时间很短的临时工,专门给砌砖的师傅挑砖、挑灰桶(桶里盛着搅拌好的石灰)。有一次在挑灰桶时从高空跳板上失足跌下摔死了。因无正式工作,也没什么抚恤。这一来,全家的生活重担就压在邓伯伯一人肩上了。他因为每天要出门挣钱,就托我外婆帮忙照料三个孩子,我外婆虽说当时也在街道纸盒厂上班,但离得近,中午都要回家,加上我三个妹妹也帮忙照看,他家的衣服经常都是我妹妹帮忙洗。因此邓伯伯对我家十分感激。
尽管家庭遭遇那样的不幸,但邓伯伯是个乐天派。他文化不高,却经常有些妙语惊人,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有一次他和我们同一层楼的邻居李家大哥,我们街上当时唯一的大学生,不知聊什么事,邓伯伯忽然笑着说:“你是逻辑思维,我是形象思维。”李大哥大为惊异,说:“哟,邓伯伯还会说这些呀!”还有一次邓伯伯说:“我看苏联人是重男轻女。你看他们男人的名字都叫什么夫,女的名字都叫什么娃……”听了让人忍俊不禁。
邓伯伯有一个很大的长处是,不管做什么事,他都是一学就会,差不多算得上无师自通。他补过锅,补过皮鞋,补过塑料凉鞋,理过发。哪样能挣钱他就做哪样。那些行当他都从没专门学过,而是自己看了人家怎样做就摸索着学会了。好像理发做得长一些。有段时间我都是请他理发。他是个直性子人,心情好时就不收钱,心情不好时则要收钱,大约是一角二分钱吧?
为了生存与温饱,他把重庆周边一些乡场的赶场日期哪里是一四七哪里是三六九或者逢五逢十都记得烂熟,哪天哪里赶场他就到那里去挣钱。自然也很苦,那时交通不便,去远处必须乘车、坐船甚至徒步走乡串村。最艰难的是在文革期间,经常会“打击资本主义自发势力”,那些戴着红袖章的“群专”或市管会人员,抓到他就要没收工具,这就会造成极大损失。因此他经常得提防着,发现不对就得赶紧跑,有时一个人的头发还没理完,他就得迅速收起工具,也顾不上收钱了,赶紧跑路。回家后他会笑呵呵地感叹:“今天好险……”
在那个物资紧缺时代,邓伯伯常常能借赶场的机会找农民买到不凭票的黑市肉,回来烧好了总要给我家端上一碗。有时楼下的居民委员老太太看到他提着肉回来,问他哪儿买的,他就说是买的瘟猪肉。
文革中期有一阵,兴起动员城市里的“闲散人口”下乡去,官媒成天假借“人民”的名义鼓噪什么“我们也有一双手,不在城里吃闲饭”,其实那些被驱赶下乡的人没有谁是在城里吃闲饭,都是在千方百计争生存争温饱的底层贫民。街道上的居民委员去动员邓伯伯一家下乡,邓伯伯想横了,把两个女儿和小儿子(那时还没有死)一起拖到居民委员主任×婆婆家里,叫他们给×婆婆下跪,求×婆婆放过他们,他们下乡活不出来……那场面弄得居民委员会主任×婆婆十分尴尬,后来再也没敢去动员邓伯伯下乡了。其实他们这些动员者才多是在吃闲饭而且是吃饱了没事找事干。
直到改革开放,邓伯伯才摆脱了那种成天为一家人争生存与温饱担惊受怕的生活,可以正大光明地做生意了。他先是摆小地摊,卖些烟杆嘴子、钥匙坯子、鱼钩鱼线之类。最初他还心有余悸,怕什么时候又像文革中那样刮起打击“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十二级台风”来抄家,他就把进货来的较贵重的铜烟嘴悄悄跟他房间隔壁的邻居白孃孃(街道运输队搬运工)商量,藏了些在她家门边炉子旁的杂物筐里,还藏了两口袋到她家的床底下,要卖的时候再找白孃孃取一点出来。有一次,他在公园路口出去不远的邹容路马路边摆地摊,碰到一个外国人来买一个木雕烟斗,问他多少钱,他伸出五个手指比了一下,意思是五角钱,结果外国人理解错了,给了他五元钱。他回来后高兴得不得了,跟我们夸耀他今天大赚了老外一笔钱。他说这些话时总是高声大气,楼下都听得到。
后来他申领了工商执照,在新华路摆起了正式的摊位。他卖的钥匙坯子从广东那边进货,每次货到后汇钱过去。有一次他汇了钱,对方过了段时间来信说没收到。他去邮局查问,才发现是他汇的五百元钱被那个邮局工作人员侵吞了。但好在他还保存着那个年轻姑娘给他开的收据存根,所以一查就查清楚了。
有一天,来了个警察,威吓他说,听说你没有汇钱却到邮局去查汇款,你拿得出汇款收据吗?邓伯伯说有啊,忙去枕头下翻找,却没找到。后来才知道是他大女儿做清洁怕那收据丢失给他收进抽屉里了。那警察走时警告说,你找不到收据不要乱告状啊!邓伯伯找到收据后拿到邮局去问,才知道那个警察就是那个邮局工作人员的父亲,想来收走他的收据存根以便销毁证据,那样一来他很可能就会成为诬告。邮局嘱咐邓伯伯将此事写个详细报告交给他们。为此,邓伯伯找我帮他写了这个报告,我就得以了解到整个事情的经过。
事情败露后,那警察只好带着他女儿去邓伯伯摊位上向他赔礼道歉,说年轻人不懂事,求他放过一马。年轻人不懂事,你当警察的父亲也不懂事吗?警察父女走后,旁边摊位的小商贩们纷纷鼓动他告,连那个警察一起告!但邓伯伯还是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只要把钱退给我就行了。看来这也是他在长期争生存的拼搏中积累的社会经验。
本来按邓伯伯的能力,应该在那商业大潮中大展身手的,可惜他不幸患了食道癌,不久就病逝了。

我们那条老街已经在旧城改造、城市开发的热潮中消失了。当年那些街坊邻居们都已星散四方。那老街、老人中还有多少故事值得我们去回忆、去追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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