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 军队 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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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昨 天》第一五八期
帖子发表于 : 周六 9月 12, 2020 6:40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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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 天》第一五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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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20年8月30日第158期

本期目录

〖滕叙兖专辑〗

史林一叶

滕叙兖 哈军工文革简史

第七十三章 哈军工退出军队序列
第七十四章 狂飙骤起 两大派树旗造反
第七十五章 恐怖的红色八月
第七十六章 “东北的新曙光”下的血腥景象
第七十七章 冤狱遍地的清队“彻查”
第七十八章 炼狱中的冤魂
第七十九章 罗时钧受尽酷刑家破人亡
第八十章 001大案和马明德之死
第八十一章 哈军工遭肢解 一系迁往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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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林一叶】

哈军工文革简史

滕叙兖

《昨天》编者按:本篇节选自作者所著《国之翼——哈军工空军工程系系史》(2020年5月6日稿)第73章至第81章。
作者简介:滕叙兖,男,汉族,祖籍山东蓬莱,1943年12月出生于辽宁省大连金县大李家乡石槽村。1963年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为哈军工第十一期电子工程系海军雷达专业学员,1965年入党,1968年11月毕业。经39军黑龙江省鹤立军直农场劳动锻炼后于1970年3月分配到中国科学院长春物理研究所工作,1987年随研究室调入中国科学院长春地理研究所工作,前后从事微波遥感学和计算机图象处理技术的科研工作18年。其间被国家科委和中国科学院派往泰国、美国和意大利等国家做访问学者。曾获多项科研成果奖,在国内外发表过数十篇学术论文。1989年5月奉调深圳特区,在深圳科技工业园和中国深圳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等单位从事高新科技项目开发和产业化以及企业管理工作。2003年底退休后,从事中国现代历史的文史研究和传记文学创作,公开出版的主要有:《哈军工传》(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年7月第一版,2007年5月第二版),《陈赓大将与哈军工》(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12月第一版,2013年3月增订版),《开国元勋的子女们——哈军工高干子女传记》(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4月第一版;2011年5月精选本,2013年8月修订版),《名将名师——哈军工“两老”传记》(当代中国出版社,2013年8月第一版),《哈军工将军画传》(哈尔滨工程大学出版社,2013年8月第一版),《不信青史尽成灰——彭德怀的铁骨与柔肠》(中国青年出版社,2014年6月第一版;11月第二版,2015年2月第三版,2018年9月精装纪念版),《欧阳钦画传》(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年12月)等,另有《北大荒的哈军工人——哈军工反右派运动史话》、《国之翼——哈军工空军工程系系史》待出版。(上图为作者近照。)

第七十三章 哈军工退出军队序列

一、哈军工脱军装——说不清的历史

1964年10月的“长沙会议”,成了哈军工背运的起始点。在一些军中高层人士看来,“四个第一”不落实、敢和林总较劲儿、又老爱强调自己特殊、坚持“以教学为中心”,痴迷于教学和科研的“军老大”真是不识时务、不合时宜。
1965年的政治形势,进一步加剧了哈军工由陈赓传下来的办学思想与林彪推行“突出政治”的治军路线之间的正面碰撞。
恰在这一时期,国务院决定调整国防工业和科研体制。为了加强与生产实际相结合,减少科研与生产的脱节现象,有人提出把国防科研设计与试制、生产的两大块结合起来,即要求原属于国防科委系统的几大研究院同相应的国防工业部门合并,而身穿军装的国防研究院只有集体转业才能完成这种体制上的合并。部、院合并的深层原因和合并后的利弊,对中国国防科技发展的影响,这些问题恐怕尚无定论。据说当时主管国防科技的聂荣臻元帅就持有异议。
部、院合并时,有的研究所提出,为他们输送大学毕业生的几所军事院校,学员入学穿军装,毕业分配到研究机关再脱军装,无形中产生麻烦,增加不必要的思想问题。而国防科委所属11所院校中,只有哈军工、西军电、南炮工是穿黄棉袄的,其他的如北航、北工、交大、哈工大等都是地方院校。
说不清楚是哪家国防研究所和哪位人士的意见,竟引起国防科委某些领导人的注意。或许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见解,未必是想和三所部队院校过不去,但最终的意见是个“殃及池鱼”的结果:既然五、六、七、九几大研究院都集体转业了,哈军工等三所院校也不能够特殊啊。
后来,据说在高层小范围的议论酝酿中,有人传达了林彪一言九鼎的话,让哈军工改制,脱掉军装,“比较合理,比较主动”。
究竟林彪在什么场合讲的?对谁讲的?有正式文件吗?一概笼罩在庐山云雾之中。还需要深入讨论吗?不必了。有什么人公开反对吗?敢!
哈军工领导很快就知道了这个事关学院命运的决定。7月间,整风第二阶段还在各个系里进行,谢有法和刘居英以院党委名义向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等写信,恳切阐明哈军工不应该退出部队序列的理由,但去信有如石沉大海。
不久,贺龙元帅来哈尔滨视察,不知为什么,这次他没有来看看哈军工,恐怕不会是没有时间吧。谢有法和刘居英像遇到救星似地匆匆赶到贺龙下榻的花园邨求见。贺龙元帅显得心事重重。他放下手中的烟斗,默默倾听学院这两位当家人的意见,平静的脸上没有流露出任何带倾向性的表情。当起身送客的时候,这位军委副主席说:“等回到北京后,我会在军委办公会上谈谈这件事。”
贺龙究竟怎么看待哈军工的改制?他在军委会上谈没谈?年初他在批示南炮工许哨子那封信时表露对军队技术院校不满意的情绪会不会影响到哈军工?这些都是外人难知的历史之谜。
直到整风第三阶段即将结束,哈军工才听到一个准信儿。8月15日,国防科委突然用电话通知哈军工:军委批准学院改为地方院校。
这么大的事,居然没有让哈军工的领导人到北京去谈一谈!1965年中国的政治大形势,肃杀冷峻而变幻莫测。
9月4日,路扬又来到哈尔滨,继续主持学院的整风,在院党委扩大会议上,他当众宣布:“学院改变体制,军委已经批准。”说罢路扬亮出林彪签字的命令晃了晃。
刘居英、谢有法、张衍、李懋之等院领导正襟危坐,面无表情,一声不吭。
路扬解释道:“从国防科研体制上来考虑三所院校:军工、军电、炮工的问题,现在11所院校主要为国防工业科研培养干部,毕业生绝大多数去研究院和工业部门,一部分留在军队,与其他八所院校是同一任务,所以体制改变一下好。从发展形势看,总有这一步,不改要反复做工作。开始嘛,要动员入伍教育,几年后又动员脱军装,在工作上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多数人去研究院,前年接触这个问题,去年研究院改体制后这个问题更突出了。整风时考虑过学校任务,开始考虑留在军队,主要为部队培养维护使用人员,后来考虑军工是办得有基础的学校,领导干部班子、教学设备、招生、培养目标齐备,已搞了好多年了,国家科技干部少,学校任务还是不变好,对国家说,的确解决了大问题。国家科技干部既少又弱,如果学院不继续担任此任务,势必要扩大另建。从国家、事业发展看还是不变,变了可惜,不变,就牵涉到转业问题。给大家讲清楚,穿军装是革命,不穿也是革命,穿就光荣,不穿就不光荣?全国比较还是不穿的多。还可想想,需要就穿,不需要就脱,再需要再穿。更多的道理也没有,就是从全局出发,国家需要。”
9月16日,在批准了国防科委的报告后,军委办公厅通知国防科委:“军事工程学院改制问题,林副主席已同意。”这就算正式下达了林彪的命令。
两天后,国防科委发出文件,转发军委办公厅的通知:“第251次军委办公会议决定如下:军事工程学院、军事电讯工程学院、炮兵工程学院的改制问题,林副主席已同意,请科委即抓紧做好思想动员、准备工作,于1966年1月执行。”
10月19日,中央军委向中共中央报告:“军事工程学院、电讯工程学院、炮兵工程学院三所院校,拟自一九六六年一月起,脱离军队建制,改为地方院校,仍归国防科委领导。”
10月21日,中共中央将军委的报告批转中央有关部门和各省、市委。
从1965年春天起,毛泽东就不大住在北京,国防科委文件下达哈军工之时,毛泽东仍在南方。是年5月下旬,他重上井冈山,写下豪情万丈的诗句:“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他胸中如风起云涌,正在酝酿着一场让神州大地乾坤颠倒的狂风骤雨。在另一首措辞锋利的词《鸟儿问答》中说:“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你一个哈军工改制脱下军装算得上个屁事?有林彪拍板决定就行了,毛泽东日夜思虑的是“天地翻覆”的大事情。但是,哈军工事无巨细都必须报告毛泽东,这么大的事毛泽东会不知道吗?
国防科委向中央军委请求改变哈军工等三所军队院校的体制时,上层关系十分复杂,几乎谁也说不清或不便说清原委。几十年过去了,当事者全部谢世,更难以准确评说此事的由来与是非,林彪的一纸命令也从来无人看到过。但是,最终的历史责任要归于后来身败名裂的“林贼”,那自然是各方面都乐于接受的。

二、伤感惆怅的4月1日

改制的命令一下,三所院校军心浮动、士气低落、思想混乱,上下一片叹息声。哈军工是毛主席下令创办的,怎么仅仅过了十来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就突然不要这所“军中清华”、声誉远播的大学呢?
不顾哈军工的历史、性质、任务和特点,把一座用黄金堆起来的军事高科技学府轻率地丢掉,除了受当时林彪那一套政治把戏的影响,也反映出军方相关高层领导人在院校建设指导思想上的摇摆不定,对军队培养高科技人才急迫性的短见和冷漠,对国际高科技发展现状的无知和麻木。
多日来心力交瘁的刘居英抱着最后一线希望,又给国防科委领导打了电话:“改制后,我们的校名还想叫‘军事工程学院’,不知是否……”
没等刘居英把话说完,国防科委某副主任急忙打断,大声说:“叫什么名字都行,就是不能有‘军事’两个字!”
当时全院上下最叫人撕心裂肺的一句话是:“可惜陈赓老院长不在了!”
带着种种思想情绪,学员们心情沉重地拎起行李回家过寒假了。空荡荡的学院里,一下没有了往昔的军校气氛,严冬的寒风把心绪缭乱的人们逼进屋里,冷清寥落的大操场上没有几个人影。
院领导可不能放假,火烧眉毛的工作一大摊,光说大批干部转业问题就成了一团乱麻,学院往哪儿安排他们呢?领导们一边研究工作,一边溜号走神儿,因为他们也在考虑自己的前途。哈军工离开军队,显然不需要政委一职了,能不活动活动找个地方吗?整个干部队伍的心都是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忐忑不安的情绪在家属中弥漫,教员们也惶惶然,不知改制后这个学院怎么变化,有的军事专业要压缩,教员也得开步走……
刘居英和谢有法摸到下面怦怦乱跳的脉搏,就以学院的名义向国防科委报告:由于改制的决定过于仓促,群众思想工作很难做,准备工作也来不及,太急易生变故,请求推迟一个季度再执行。
这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哈军工领导“顶了一下”。国防科委似乎也感到改制逼得太紧了,出了事儿谁也不好交待,于是挺痛快地接受了哈军工的请求,通知三所院校,推迟至1966年4月1日再脱军装。
4月1日那天,全院上下一齐摘掉帽徽和领章,大家走在路上,不管认识不认识,都会情不自禁地瞅一眼对方的皮帽子和棉衣领口,那上边还有帽徽和领章留下的印迹。人们相见都会苦笑一下,一脸的无奈,或者说点转移情绪的话,而那几天偷偷藏在被窝里淌眼泪的学员也不在少数。谁都明白,“军工”完了,她成了历史名词,她再也不是“军中骄子”了,我们也不是光荣的革命军人了,我们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了。
心绪最坏的是作为“编余人员”的800多名干部和教员,国防科委不负责安置,要求学院自己找门路解决他们的转业问题,这批人心里凉透了。
哈军工改名为“哈尔滨工程学院”,人们对这个新名字毫无兴趣,张口闭口还是“咱们军工怎么样”,新校名没人理、没人叫,全院上下硬是不买账。
机关里人心涣散,人们窃窃私语,议论着又走了哪一位领导,慢慢地都知道院首长的新动态。谢有法政委调任中央基本建设委员会政治部主任,李懋之副院长保留军籍待分配,张子明副政委调任昆明军区副政委,李开湘副政委调任第31基地政委,张衍主任调任西安电讯工程学院党委书记。创建哈军工的这些老将军们将各奔东西,难道哈军工真的要曲终人散了吗?
(上图:哈军工集体转业退出军队序列后,院部系领导的唯一合影。)

三、那个清冷的春天

国防科委任命刘居英为哈尔滨工程学院院长兼党委书记,张文峰、曹鹤荪任副院长,卓明、贺达任党委副书记,沙克任政治部主任,组成了学院的领导班子,并等待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正式任命。
3月29日,聂荣臻签发命令,任命戈果等52名干部,其中戈果为教育长,赵本源为副教育长,杨寿增、王坚为政治部副主任。冉萍为教务部部长,王序卿为教务部副部长,雷立德为院务部部长等。
哈军工退出军队序列之后,组织机构略有调整,将原来的院属基础课教研室组成基础课部,孙本旺教授当主任,张凤岗、朱起鹤、龚家鹿为副主任。将海军工程系的导弹指挥仪专业和电子工程系的军用电子计算机专业合并为电子计算机系,由慈云桂教授当主任。又将分散在各个系的越南留学生集中起来管理,成立留学生系,李敏任主任。
一系改名为航空工程系,系领导班子也做了调整,沈伯瑛仍是系主任,曹守裕任系党委书记。同时成立了空气动力实验研究室,龚先荫任主任,杨易正任副主任。这个研究室管理风洞群,是全院最大的教学单位。
哈军工转业后,刘居英身兼双职,为把稳风雨中的航船之舵,他早出晚归,事必躬亲,苦苦支撑困难的局面。面对坎坷和挑战,他硬着头皮顶下去。
1966年的春天,中国政局云谲波诡,变幻无常。早春的哈尔滨阴冷多风,时不时还下点小雨。半年前,黑龙江省委老书记欧阳钦调走了,接班的是全国供销总社党组书记潘复生。让刘居英惊讶的是,抗战时他在山东省委任社会部部长时的部下潘复生科长,居然到军工大院登门拜访他,还一口一个“老首长”。潘复生以省委第一书记之尊,还没有安顿好住处,就拖着病老婆来看老战友,这种情谊让刘居英很是感动。

第七十四章 狂飙骤起 两大派树旗造反

一、震撼人心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1966年2月新学期开学以后,哈军工大院的教学秩序只维持了3个月就名存实亡了。学生们早已无心读书,5月11日,根据省委的部署,学院召开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誓师动员大会”,成立了“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停课两周搞运动。报纸上整版整版地声讨“三家村黑店”的“战斗檄文”,让人看得眼花缭乱,连赫赫大名的郭沫若先生都说要全部烧掉自己以前写的书呢,全国阶级斗争形势的尖锐复杂,令人们绷紧了早已高度紧张的神经。这不,北京刚揪出个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哈尔滨市就跟着揪出他们的“分店伙计”牛乃文!“复辟”和“演变”的危险不正在向我们逼近吗?
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震撼人心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天哪!谁是牛鬼蛇神?全院上下议论纷纷。
晚上,院里通知各单位组织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学员们都集中到食堂里等待着。8点钟一过,人们熟悉的庄严声调从喇叭中传出:“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
聂元梓等七人大字报在“保卫党中央!保卫毛泽东思想!保卫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声中结束。哈军工的学员们怔了半晌,才议论纷纷地回宿舍,人们的耳朵里还充斥着大字报里那炸弹般的语言:“老实告诉你们,这是妄想!”“我们绝对不答应!”“这是白日做梦!”
刘居英的家里犹如晴天霹雳。
陆平是刘居英的胞兄,在北京大学当校长兼党委书记,兄弟俩是两所名牌大学的校长,都在忙自己的工作。难得有空相聚。1964年12月,刘居英赴京参加三届人大一次会议时,抽时间看望兄嫂。此时,一个神秘的“中宣部调查组”撇开北大党委,重用聂元梓一些有棱角的左派,开始批判陆平等校领导。陆平对弟弟说:“社教工作队宣传北大‘烂掉了’,现在我怎么检查也下不了台。”刘居英安慰道:“我们那儿整风也一样,我和谢有法几次检查就是不让下楼啊。”
刘居英从记忆中回过神来,思索刚刚听过的聂元梓的大字报,咄咄逼人,杀气腾腾,除了空泛的革命口号和无限上纲的恫吓,完全不讲道理嘛,可是没有中央的同意,聂女士的大字报能在全国公开播发吗?
楼上传来一位老人的苍凉声音:“志诚啊,你上来一下啊!”
是刘居英的老父亲在喊他。刚才大女儿刘捷已经把陆平被点名的事告诉了爷爷、奶奶。刘居英的老父亲卧床多年。常言道“久病无孝子”,刘居英可是个大孝子,父母一直住在他这儿。刘居英赶快上楼。
“我都知道了,”老父亲面色苍白,颤巍巍地说:“你大哥怎么犯的错误?你得想法子,整清楚了……唉,我的大儿呀,这是怎么啦!”老人闭上眼,泪水顺着眼睑淌下来,刘居英的老母亲也坐在床边擦眼泪。刘居英当时没有料到,老父亲因惊吓悲伤过度,不吃不喝,没过几天,竟绝食身亡。
那天晚上,刘居英和许良毓一夜没合眼,挥之不去的痛苦和凄惶之感像噩梦般紧紧抓住他们。
翌日,聂元梓的大字报在《人民日报》头版刊登,同时配发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
哈军工一下子乱了套,各个系完全停课了。大字报质问院党委“为何压制群众,把运动搞得冷冷清清?”个别大字报指名道姓,要求刘居英交代和哥哥陆平的关系。一连两天,批判院党委的大字报以压倒一切之势,贴满全院。
6月2日的晚上,各部、系都匆匆召开党员大会,领导打招呼说“党员要站稳立场”,“我院整风已有定论”,“牛鬼蛇神不是几张大字报就能贴出来的”。次日晨,各个系大楼出现少量反击性的大字报,论点诸如“是延安,不是西安”、“院党委是正确的”等。
6月4日,刘居英从省里开会回来,传达潘复生书记的指示:“放手发动群众,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不管他是大的,小的,集体的,个别的,都要把他们揪出来。”
反击的大字报越来越猛。政治部通知各单位,以后把批判院党委的大字报称为“甲类”,把反击性大字报称为“乙类”。得到大多数干部、教员和工人支持的“乙类”大字报指责“甲类”大字报“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别有用心攻击院党委”,写“甲类”大字报的人受到围攻。
“甲、乙”大字报鏖战了近半个月,乙胜甲败,不少“老甲”们被迫做检查。然而,出乎人们的意料,刘居英在党委扩大会议上宣布:“院党委认为,前一段时间,学院出现的‘甲类’和‘乙类’大字报都是革命的。”“老甲”们如释重负。
一个薄云蔽日的夏日,刘居英在文庙东墙外的小树林里向全院人员做检查,检讨院领导对文革很不理解,领导很不得力,同时他也谈到陆平的问题,表示已向国防科委表过态,今天再一次向群众表态,一定要与他的这位胞兄划清界限,坚决跟着毛主席走。
应该说,文革初期的哈军工,运动比较文明和理性,院党委引火烧身,态度开明,不想与群众对立,也不愿意让群众之间互相斗争。
像全国绝大多数领导干部对文革不理解一样,哈军工的领导从心里不支持拥护“甲类”观点的师生,他们的思维方式必然停留在1957年反击“右派”的那个时候。北京高校的工作组在抓“假左派、真右派”,哈军工党委在国防科委工作组的指导下,布置各单位党组织,对学员摸底排队,暗箱操作,把学员分成四类:好的,中间的,落后的,右派。学员队干部们的小本本上普遍记下不少学员的“不良表现”,即后来被人们称为“抓小鬼”的“黑材料”。
原一系副政委倪伟调入四系任党委书记,他待人和蔼可亲,在学员中威信很高,他找在全院影响很大的“19人大字报”的带头人周涛和南鸿昌谈话:“你们都是学员干部,党支部委员,各方面对你们的反映都很好,我是怕你们犯错误。你们年轻,我也是从年轻时候过来的……”
很多像倪伟这样的好心眼的老干部,他们真诚地希望自己的学生别走上1957年右派分子那条可怕的道路,他们从内心里爱护自己的学生。
遵照国防科委的指示,哈军工派出50人,由五系政委王坚带队,到北京的大专院校担当工作组成员,一系赵宗辅等三人是北航工作组的。
7月18日,在南方住了8个月之久的毛泽东回到北京,在听取中央文革小组汇报后,指出派工作组是错误的,这无疑极大鼓舞了造反派学生。工作组待不下去了,纷纷撤退。哈军工派出的50人也陆续回到学院。赵宗辅摸到中央的脉搏,他首先在一系党委会上,介绍北京高校的运动动态,告诉大家,造反有理是毛主席讲的。赵宗辅点了一把火,干部中的常维新、邴俊等人大受鼓舞,纷纷声言造反,一系造反派师生开始初步的串联和聚合。
7月中旬,黑龙江省委来了通知,省委将在7月18日召开“大专院校文革积极分子会议”。在选举积极分子的问题上,学院的做法不民主,院系领导尽力让听话的、保党委的人当选,为此学院里两派矛盾又激化起来。7月16日上午,在导弹工程系大楼前,持反对意见的学员们自发召开震动全院的大辩论会,登台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讲,矛头直指院长刘居英。那天,院办公大楼里贴出爆炸性的大字报:“机关年轻干部揭发,院党委成员暗中布置‘抓小鬼’。”一石激起千层浪,许多学员情绪激愤,大有揭竿而起之势。形势急转直下,面对潮水似的大字报,院党委乱了方寸,谁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刘居英多次向省委汇报,请求派工作组进驻学院,领导运动。
7月25日下午,大操场上召开全院大会,省委来了几位书记,王一伦代表省委宣布,刘居英退出院文革领导小组,检查错误。省委派来以省军区副政委任允中为首的省委工作组进驻学院领导运动。
工作组并不比院党委高明多少,依然是“抓小鬼”的套路,然而,北京的工作组都散伙了,黑龙江省委的工作组自然十分短命。

二、形同冰火的两大派组织

7月29日,北京召开“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第二天,这个大会的录音带就到了哈军工。俱乐部大礼堂的里里外外挤满了学员,侧耳静听刘少奇的声音:“怎么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怎么革命,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
当周恩来、邓小平讲完话后,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毛泽东走上人民大会堂主席台,“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地动山摇。哈军工的学员们似乎身临其境,顿时欢欣鼓舞,激情如炽,文化大革命的冲天大火在欢呼声中迅速燃遍了军工大院。随着北京高校工作组的撤走,省委工作组也悄然离开哈军工。
哈军工像一口沸腾的大锅,学员和教员中持“踢开党委闹革命”与“在党的领导下搞运动”这两种不同观点的群众,在教室、宿舍、马路上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8月2日晚是个不眠之夜,明天将在军人俱乐部召开大辩论会的海报已经贴遍全院各个角落,发起者是六系62级的部分学员。翌日晨,大路、小路上的人们迎着朝霞,急匆匆地奔向俱乐部。
俱乐部空前大爆棚,连个插针的地方都找不到了,幸好哈军工的建筑不是“豆腐渣工程”,否则,二楼非得压塌不可。舞台两侧挂着大红标语“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横幅是“誓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辩论大会的主题是“文革和各级党组织的关系”,会议一开始还算民主,主持人安排不同观点的人交叉发言,以保持大辩论的公平性。针对“什么是党的领导”,“如何看待群众的革命行动”,“什么是运动的大方向等问题”,两派唇枪舌剑,针锋相对。“党的领导就是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就是毛泽东思想的领导,如果各级党组织贯彻毛泽东思想,我们就拥护,否则就坚决抵制!”批判院党委的一派如是说,他们常把毛主席《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作为理论根据:“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对立的一派反唇相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级党组织,难道是大革命初期的土豪劣绅吗?”
这一天,俱乐部成了哈军工唯一的兴奋中枢,俱乐部大门口则是新闻发布中心,哈军工高干子女学员神通广大,贴满了各种“北京来电”,介绍首都高校运动动态和中央文革大员们的讲话。
组织者为辩论大会的成功而激动万分,批判院党委的一派迅速聚合,六个系推出自己的代表人物,他们以当仁不让的姿态和胸有成竹的自信,发表自己的滔滔雄论,早已崭露头角的四系62级周涛等学员成为组织者中的领袖。辩论大会的主题也改为“从前段运动看院党委能否领导文化大革命”。
8月4日的大会气氛更为激烈,围绕着运动以来院党委是不是“绊脚石”,双方各执一词。谁也没想到,下午省委书记李力安来到会场,当众宣布刘居英停职反省,这无疑给熊熊火焰撒了一把盐,两派群众的情绪形同冰火。
第三天的辩论大会已呈一边倒之势,俱乐部舞台上方换上斗大的四个大字“造反有理”。不知是什么神奇的力量促使持造反观点的学员们迅速形成大联合,并自称“造反派”,他们送给对立面的雅号是“保皇派”。对立面也不含糊:“对党中央、毛主席,我们就是要保,保定了!”
大会主持人杜美平(二系61级学员、杜平中将的女儿),面若桃花,吐词清脆,她手里拿着一张纸条,沉着地扫视着黑压压的人群,朗声道:“我向大家读一条毛主席的最高指示:‘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
大礼堂里一下安静下来,静默了几秒钟,突然响起一阵掌声。也有很多人不鼓掌,他们疑惑地张望着,这是毛主席说的吗?“造反有理”是什么意思?
又上来几个学员,宣读北京来信和清华附中三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惊世奇文。此时,俱乐部辩论大会如同一个传播新思想的布道大会,“先知先觉”们在台上大讲“革命就是造反”,“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造反”的新概念。“后知后觉”们瞪大了双眼,贪婪地吸收精神上的营养,暗暗埋怨自己缺乏“敢想、敢说、敢闯、敢革命”的精神。俱乐部辩论大会也如同一个洗脑大会,听会的老干部、老教员们面色严肃,惊讶万分地看着那些原以为天真幼稚的学生竟在一夜之间成长为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和知识渊博的理论家。
发言者大多是造反观点,对立面提出抗议,认为组织者偏心眼儿。“四海厂”的工人上台讲话,有两个学员上来抢话筒,四系讲师孙仲康看不下去,张开大嘴,怒吼道:“让工人同志讲话!”会场一阵骚动,孙仲康愤然退出,一些对会议不满的学员也纷纷离开表示抗议。造反派以一片嘲笑声相送。
学员因观点分歧而日夜争论不休,造反和保守的两派都在聚集力量,阵线也越来越分明。哈军工的火爆形势迅速影响到全哈尔滨市,各大专院校和中学的学生代表朝圣般涌进哈军工,期盼获得那撩拨人心的文革启蒙教育。
在辩论大会的第四天上午,五系一位从外地实习回来的61级高干子弟学员许延滨,在大会上作了3个小时的形势报告,他声色俱厉,慷慨激昂,大谈中央内部尖锐复杂的两条路线斗争和全国阶级斗争形势的严峻性和危险性,他大声疾呼:“赶快起来,用生命和鲜血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砸烂反革命修正主义黑帮,把军工的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他突然发现和学员一起席地坐在舞台上听报告的刘居英,立刻气势汹汹地喊道:“刘居英!你这个黑帮!我们要把你揪出来,打翻在地,再踏上一万只脚!”
已经靠边站的刘居英本想在群众中接受教育,现在,他只好站起来,在全场师生的注视下黯然离场。
这位杀气腾腾的报告人果然说话算数,十几天以后,他在院长办公楼前,带着65级学员真把刘居英打翻在地,踩在自己的脚下。他是哈军工第一个动手打刘居英的学生,他是谁家的公子?原来他是许光达大将的儿子。然而,他可能没有想到,他的家庭即将面临比刘居英更为可怕的血光之灾。
8月6日清晨,人们发现文庙东墙外的小树林里搭起一个露天讲台,上方拉起红布横幅,这分明是另起炉灶,和俱乐部唱对台戏,人们马上就叫它“小树林辩论会”。
看过海报的人们纷纷来到小树林,席地而坐,顶着烈日,耐心等待这个别开生面的辩论会,毕竟有相当多的人不赞成造反派的观点。
组织者一番忙碌过后,终于宣布开会,主持人是一系63级女学员严延英,她高声说:“请第一个发言者,林晓霖同志上台!”
小树林里一下子安静下来,人们的目光一齐聚焦在一位身材不高、清瘦文弱的女学员身上,只见她从容地登上讲台,展开厚厚一叠讲稿。
天哪,她就是林彪的女儿!不少哈军工人都知道她,可今天才第一次见到。
林晓霖吐词清晰,声音响亮,她从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谈起,讲到当前的运动,她说:“我们和造反派的根本分歧是要不要党的领导,现在打倒各级党委成了时髦,如果各级党委都是‘黑帮、黑线’,党中央不就架空了!?”小树林里响起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林晓霖大声问道:“现在造反有理成了最响亮的政治口号,请问,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你造谁的反?造反有理是有阶级性的,我们千万不能上当!”
林晓霖的讲话赢得阵阵喝彩,不少人往上递纸条,上面写着:“讲得好!”“说出我们的心里话!”林晓霖演讲完,严延英收到40多张表态支持的条子,很多人提出要这篇讲稿,林晓霖把讲稿交出来,一群学员分头抄写,到中午时分就手抄了七八份。
由林晓霖打头阵的小树林辩论会开得红红火火,哈尔滨市机关和学校的取经者不绝于道。俱乐部里的造反团领袖们紧急开会,商量对策。
俱乐部早已是造反派一统天下,众多高干子弟纷纷登台,传达来自北京的振奋人心的好消息:中央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高校造反派师生列席;毛主席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写了一封信,支持他们的造反行动;中央文革首长的讲话……大礼堂里掌声连天,激动万分的学员们涌上讲台抢话筒,争着说几句:“我们也要成立红卫兵!”“我们要当毛主席的红卫兵!”
大会的组织者早有准备,造反派在院办大楼4楼已经开了几个晚上的联络会议,各个系推举出自己的代表,经过反复协商,成立造反团总团核心组,决定正式成立“军工红色造反团”。同时,成立红卫兵组织。当总团核心组宣布这一决定时,会场里掌声雷动,欢呼雀跃,革命气氛达到高潮。
一位女学员登台,朗诵毛泽东青年时代的豪言壮语:“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使命感烧得造反团的战士们面红耳赤,热血沸腾,跟着毛主席闹革命,上刀山,下火海,去打出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
又有一条“北京消息”让会场气氛再起高潮,北京高校正在争论由北航附中红卫兵贴出的一副对联:上联“老子英雄儿好汉”,下联“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基本如此”。这副对联被创作者命名为“鬼见愁”。
会场里人声嘈杂,造反派们的意见也不一致,几个高干子弟登台发表意见,他们引经据典,认为这个对联有鲜明的阶级性,符合文革的大方向,现在就是要重新组织阶级队伍,红卫兵就是要以革干、革军、革烈和工农子弟这个“红五类”作为骨干力量,在革命的领导权问题上,没有什么好客气的。
有个年轻的教员上台发言,认为那个对联不符合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是宣扬“血统论”,他还没有讲完,就被哄下台,有人大声吼道:“你是什么出身?”
从此,上台讲话先要自报出身,成了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造反团的规矩,不是“红五类”,矮人三分,自惭形秽,哪有勇气上台露丑?
8月8日晚,中共中央公布《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小树林辩论会的组织者见好就收,在结束辩论会时宣布成立“军工八八红旗战斗团”,领袖人物是三系的61级毕业留校学员、工人子弟司锡才。
8月9日上午,“八八团”的战士们高呼着“学习十六条,贯彻十六条,运用十六条”在院内游行,看不到头尾的队伍浩浩荡荡,声势之大,让“造反团”的战士们吃惊不小。
至此,哈军工对立的两大派群众组织“造反团”和“八八团”,各树大旗,营垒分明,建立起自己的红卫兵组织,并大力招兵买马,争取那些还在观望中的干部、教员和学员。
后来,学院又成立了一个较小的组织叫“东方红”,但影响不大。
两大群众组织都注意大造舆论,争取得到省委的承认。那个时候,要别人承认自己是“革命组织”,是“革命行动”,是群众组织十分看重的社会名分。从两大派的领导核心上看,大致可以说,“造反团”以高干子弟为主,“八八团”以工农子弟为主,党、团骨干大多集中在“八八团”,干部、教员、工人的多数是倾向“八八团”的。
一系的两派一直是各自组织的劲旅,61级女生涂阵中是造反派核心组成员,62级王有杰是八八团核心组成员。
哈军工的文革运动如野火燎原,早已烧出大院,左右着全市和全省的形势。哈尔滨市各单位的两派群众学着哈军工两大派的样子,如法炮制了各自的组织。六神无主的省委书记们每天都在研究哈军工的动态,看看那里又有什么新精神。

三、疯狂的哈军工红卫兵

8月10日的下午,文庙街两旁人群涌动,3点来钟,从绥化“四清”前线归来的65级学员出现在一道门,他们队伍整齐,像野营拉练的战士,行进在文庙街的中央。这是他们第一次集体在全院亮相,一年的艰苦锻炼,人人显得身体健壮,黑里透红的脸上带着自信的微笑。特别醒目的是,不管男女学员,都把衣袖挽到上臂,似乎马上就要投入激烈的战斗,向敌人甩出几颗手榴弹。
夹道欢迎的人群口号连天:“欢迎65小将回院参加运动!”“向65小将学习,向65小将致敬!”
“65小将们”也不断高举手臂,报以响亮而颇具威慑力的口号:“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砸烂反革命修正主义黑线!”这口号声使欢迎他们的两大派群众忧喜参半。
“65小将们”放下背包,又齐刷刷集中到俱乐部,独自召开“造反有理誓师大会”,而学院原定下午5点召开“庆祝党的十六条大会”,当全院人员拥塞到一起时,两个会议的时间冲突引发了一场“小将”与工人的正面冲突。
一直出面支撑危局的学院副书记卓明,像笑容可掬的菩萨,任“小将们”抢话筒,任会场里怒吼叫骂,他都从容不迫地稳坐钓鱼台,坚持要按计划开会。
几个“65小将”指着坐在主席台上的院办主任王序卿喊:“王序卿,滚下去!”其他干部都为王序卿捏了一把汗,可王序卿仍旧平静地坐着。七八个“小将”冲出人群,纵身跳上大礼堂的舞台,把所有的领导干部都拽起来,在一片“滚!滚下去!”的叫骂声中,卓明、王序卿和其他干部都被哄下台去。“四海厂”的工人们愤怒了,也登台参加了麦克风争夺战,俱乐部里一片混乱,全院大会没法子再开了……从此哈军工院、系党委名存实亡,再也召集不起来一个全院的大会了。
8月13日中午,一直在绥化带队的王序卿到五系去看望他的“四清”小战友们。“小将们”责问王序卿为什么不准65级学员早点返院参加运动。王序卿和颜悦色:“四清撤点时间是省委统一安排的,我们不能擅自撤离……”
“你狡辩!”小将们咆哮起来:“我们要批斗你!”
“别开玩笑了!”王序卿微笑着解释:“你们听我说……”
“小将们”上来,不由分说给王序卿挂上大牌子,推推搡搡下了楼,王序卿是哈军工第一个挨斗的干部。“65小将”也因此成为最具暴力倾向的群体。
下午3时,“造反团”拉起队伍到哈外专召开“造反有理”大会,其余数千师生员工聚集在俱乐部西门广场上,收听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广播。半个小时之后,哈军工的游行队伍浩浩荡荡涌上大直街,前往省委报喜。王序卿中午被游斗的消息也迅速在干部和教员中传播开来,许多老干部预感到自己将步其后尘,但是组织观念很强的哈军工各级干部,仍努力坚守岗位。
一千余名第13期学员几乎都参加了“红色造反团”,而且由于他们一年来没有上课,基本上不存在学员班的严格概念,系与系之间的界限也不明显。于是他们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群体。毋庸讳言,65级学员中确有极少数人表现出异乎寻常的激烈和暴力,他们犹如一股奔腾的洪流,搅得哈军工翻江倒海,他们首先把“省委不革命,就罢他娘的官”的大字报贴到省委大门上,让哈尔滨的干部们胆战心惊,接着满大街贴上“向哈尔滨的混蛋们宣战!”的大字标语,看得老百姓们目瞪口呆。
8月18日上午,是中国现代史上的大日子。天安门广场上红旗如海,人群如潮,百万首都红卫兵挥动着手中的小红书,向着天安门城楼声嘶力竭地呼喊:“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聂元梓等首都红卫兵代表和外省市的红卫兵代表,当中有一大群哈军工学员。
在林彪杀气腾腾的讲话和周恩来深沉低调的讲话之后,大会主持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安排红卫兵代表讲话,哈军工学员真是幸运,竟被允许选出一名代表、二系61级学员李黎力在毛泽东的注视下讲了话。她是黑龙江省省长李范五的女儿。
哈军工造反派学员对李黎力讲话非常不满,怎么能让“八八团”的人讲话?继而愤怒:这不是与中央精神唱反调吗?“八八团”是保皇的呀!造反派先向站在人群中的毛远新反映意见,大会结束后又找陈伯达和江青交涉,坚决要求中央文革采取措施,不准把李黎力的讲话登到报纸上。最后中央文革答应这个要求,次日《人民日报》删掉了李黎力的名字。
8月18日的哈军工,比过狂欢节还热闹,两大派的学员们分享着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喜悦和激情。时近中午,北京实况转播刚结束,两大派立即集合队伍,向市区进发。
“造反团”的浩荡队伍直奔北方大厦正门前广场,有消息说,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在那里面办公,造反派强烈要求潘书记接见。
潘复生从大厦里走了出来。他穿着短袖白衬衫,蓝布裤子,花白的寸头显得挺精神。站在烈日下,他向哈军工的学生们发表即席讲话,第一次在哈军工造反派前亮相的潘复生,脸上涌起长者和善的微笑,山东腔里充满了激情:“军工的红卫兵小将们,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军工的革命造反派是我们省运动的先锋,你们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你们敢闯、敢干、敢革命、敢造反的精神,值得我学习,过去学院以刘居英为首的黑帮压制了你们,我代表省委坚决支持你们!要把他们揪出来示众!我要和你们一起战斗,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
潘复生旗帜鲜明的支持,赢得学生们热烈的掌声和口号声,北方大厦前红旗摇动,《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曲唱了一遍又一遍。
在全国的省委书记们迟迟不敢对造反派表态支持的时候,惟有潘复生独树一帜。深受鼓舞的“造反团”精神振奋,士气高昂,决定继续游行,以壮军威。队伍里此起彼伏的造反歌曲让围观的哈尔滨市民们心惊肉跳:
“老子革命儿接班/老子反动儿背叛/要是革命你就站过来/要是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就罢他娘的官/滚滚滚!”
“八八团”的大队伍游行到省委门前,代表省委讲话的是第二书记、省长李范五,刚刚被李黎力的讲话弄得心慌意乱的他,哪里有潘复生那种居高临下的气势,“八八团”出师不利,好不晦气。
晚饭后,潘复生本想召集会议了解各个大学的动态,突然走廊里吵吵嚷嚷,杂沓的脚步声由远至近,还没等潘复生反应过来,房门“嘭”的一声被推开,几十名身穿军装的“红卫兵”包围了潘复生,为首的一个小伙子大声说:“我们是军工‘八八团’的红卫兵,现在请潘书记到我们学院去,参加我们的大会!”
“请吧!”上来几个膀大腰圆的学生,不管潘复生还在解释什么,拽起胳膊,推的推、拉的拉,把潘复生弄出北方大厦,上百名红卫兵组成人墙,保护潘大人上了车,省委的警卫们谁敢上前?
潘复生中午在北方大厦广场的那个讲话激怒了哈军工“八八团”,总团核心组决定来个突袭,把潘复生“请出来”。潘复生一到俱乐部大礼堂,群情激愤,有的人高喊:“把他揪上去!”
“八八团”总团的头头们对潘复生还比较客气,只说请他听听“八八团”红卫兵的意见。“八八团”战士慷慨激昂,批判潘复生中午的讲话是“挑动群众斗群众”,“造反团”的大方向一贯正确,那么“八八团”的大方向一贯错误吗?在学生们的吆喝声中,潘复生再三表示,“八八团”的同学们误会了他中午讲话的意思。“‘八八团’的大方向也是正确的!”潘复生诚恳地说:“你们特别注意学习十六条,在斗批改中牢牢把握大方向,这一点我在省委开会时经常强调,要号召全省红卫兵小将们向军工‘八八团’的红卫兵小将学习,注意政策嘛,文化大革命不是冲冲打打的运动嘛!……”
潘复生的三寸不烂之舌确实有点功底,午夜过后,学生们的气消了不少,人也困乏了,“八八团”才把潘复生放回去。
“八一八”之后,全国文革急剧升温,北京市红卫兵血腥的“破四旧”,抄家打人成风,上千人被活活打死。毛泽东在接受宋任穷之女宋彬彬佩戴红卫兵袖标时说的那句“要武嘛”,第二天也在哈军工付诸行动了。
8月19日下午3点左右,“造反团”的红卫兵在院长办公楼(9号楼)前批斗刘居英,在许延滨的带头下,刘居英被跪伏于地,许延滨和65级红卫兵用脚踩在他的背上,又做了一个狗尾巴,掖在刘的后腰上,极尽折磨侮辱之能事。当时笔者就在现场的人群里观看这个“革命”行动,感到周身冰冷战栗
只见几个身强力壮的65级红卫兵反剪刘居英三人的双臂,从体育馆里连推带打,押到前台。人还没有站稳,就扭胳膊、按脑袋,成为标准的“喷气式”。下一道程序是戴高帽,两个女小将上前,把字纸篓做的高帽子不歪不斜地扣到三名“阶下囚”的头上。又过来几个“小将”,开始往刘居英等三人的头上倾倒黑墨水和红墨水,把“阶下囚”的满脸满脖颈和上衣染成黑一片、红一片,成了京戏里的大花脸。
没戴眼镜的刘居英双目紧闭,任红卫兵小将们恣意蹂躏。沙克晃动脑袋反抗了一下,立即招来一顿拳脚。
“小将”们开心地哈哈大笑,觉得挺好玩的。当时笔者在围观的数百师生里,人群安静得一点声音也没有,都瞪着惊恐的眼睛望着。造反派向围观的人群呼喊“打倒”的口号,也无人响应,相反有不少人在流泪、啜泣,笔者认识的一位体育教研室女老师捂着脸,擦着眼泪挤出了人群。最后走出一个“65小将”,高举一个竹竿闪亮登场,人们吃惊地发现,竹竿上悬挂着一长串鞭炮,他用香烟点燃了引信,火花从青烟中喷出,鞭炮噼里啪啦炸得山响,“小将”移动着竹竿,把鞭炮贴到刘居英的太阳穴旁,炸开花的鞭炮在刘居英面前翻飞,呛人的硝烟包围了他,刘居英被炸得龇牙咧嘴,痛得几乎栽倒。
终于,刘居英、张文峰和沙克在拳打脚踢中被押下去,批斗大会胜利结束。哈尔滨市高等院校造反派以凶狠残酷的手段揪斗折磨老干部,哈军工造反派是当仁不让的开先河者。(上图:哈军工批斗刘居英时揪来省委书记处王一伦陪斗。李振盛摄。)
北京红卫兵制造的血色8月之风迅速刮到了哈尔滨,军工大院里大规模的抄家施暴拉开“战幕”。
30多个“造反团”的红卫兵冲进刘居英的家,宣布抄家。在红卫兵翻箱倒柜,四处乱搜的时候,带队抄家的头头又宣布:“限明天下午前,刘居英全家从将军楼滚出去,搬进55号楼一楼住。”
许良毓求情说:“家里还有一个老人,能不能宽延几天?”
“不行!”红卫兵挥挥手中的皮带,喝道:“什么老人?地主婆!明天让她去劳动!”
红卫兵抄家收获颇丰,临走时又顺手牵羊拿走了刘居英的所有工资。次日,刘居英被押往院办大楼接受批斗。
一连几天晚上,“造反团”和“八八团”打着火把,在小红楼区和老红楼区展开了两大派的抄家比赛,院部系领导干部和老教授的家被大抄特抄,恐怖气氛让家家户户胆战心惊。
大抄家对孩子们的惊吓和心理伤害最厉害,卓明家被“造反团”和“八八团”各抄一次,多年的藏书被洗劫一空,小女儿吓得精神有点失常,偏偏雪上加霜,院机关一个造反派保密员又打了孩子一耳光,骂道:“狗崽子!”小女儿从此落下精神病,卓明老两口到了垂暮之年还要为小女儿的生活操心。
“八八团”一开局就没占上风,先是吃潘复生的闭门羹,接着,李黎力在天安门讲话的光环瞬时熄灭,社会舆论又偏说自己是“保守派”,一连几天的“对联大围攻”,“八八团”受尽“造反团”的讽刺挖苦,谩骂侮辱,下面群众给总团的压力越来越大:“我们也要揪斗当权派!”“我们也要去抄家!”
浩劫之下,谁是天使?“八八团”奋起直追,斗老干部比“造反团”慢了一拍,斗老教授却抢在前边,抄起家来也绝不心慈手软,“八八团”的“破四旧”通令贴遍大街小巷。
在“红色恐怖”之下,陆续被两大派勒令扫地出门的老干部、老教授中还有沙克、曹鹤荪、杨仲枢、胡振渭、曹国惠、龚家鹿等人。
老教师们大多数跟着老干部们进了“黑帮队”,每天有人押着参加拔草、扫马路、扫厕所等劳动。刘居英的老母亲,曹鹤荪的老母亲等几个老太太也被押着劳动改造,每天要挨小学校“红小兵”的打骂折磨。
“摘帽右派”杨仲枢教授被扫地出门之前,对门的空房子成了“八八团”一个专整老教授“战斗队”的办公室。那个时候,背诵毛主席语录成了折磨人的绝妙手段,背不出来,就要挨打。那天,“八八团”的一位中将之女肖某某从对门过来,逼杨仲枢背诵一段毛主席语录,最后一句是“变成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杨仲枢干活回来,又饥又渴又累,弯腰站在那儿背了半天,结结巴巴背下来,最后一句又出了纰漏,背成“变成不齿于人类的牛屎堆”。
女学员哧哧地笑:“变成什么?再背!”
“变,变成不齿于人类的牛屎堆!”
“混蛋!”女学员一边笑,一边骂:“是牛屎还是狗屎,到底是什么屎?啊?”
杨仲枢这才恍然大悟:“是狗屎,不是牛屎!”
文革使得中国人的人性发生空前的大扭曲、大错位、大变态,人性中最残忍、最丑恶的一面赤裸裸地以假“革命”之名而暴露无遗。本来温文尔雅的女学生变成悍女泼妇或虐待狂,那个时候,不少哈军工女学员为了显露自己的“革命气质”,开口讲话总要带出几句“国骂”。
文革中的“破四旧”,为中国历史留下悲惨而荒谬的一笔。以中学生娃娃们为先锋队的破坏大军,横扫神州。数不清的文物古迹毁于一旦。
8月24日,位于南岗中心的世界上仅存的两座同样的东正教大教堂——圣•尼古拉大教堂被中学红卫兵们捣毁,教堂内的经卷、器皿、神像等物破坏殆尽。这座俗称“喇嘛台”的弥足珍贵的欧式建筑艺术品永远消失了。
继哈医大红卫兵“破四旧”,砸掉自己校园那尊李时珍塑像之后,哈军工“八八团”的红卫兵不甘寂寞,拉起队伍到军工墙外的极乐寺玩了一把“破四旧”游戏。20多个老态龙钟的和尚、尼姑被红卫兵们押出来接受批斗……“造反团”可抓住一条小辫子:不抓斗争大方向,去斗和尚、尼姑,真没面子!

第七十五章 恐怖的红色八月

一、“火烧省委”——批斗李范五

“军工红色造反团”锐气日盛,成为全市造反派的盟主,它发布的《严正声明》之类告示比省、市委的指示还要权威得多。
1966年8月22日开始,造反派发动了大规模行动,由哈军工、哈工大等49个单位的造反派联合,在哈工大主楼后院广场召开“联合点火大会”,要求“罢李范五和王一伦的官”,并把坐在主席台上的李范五强行拉下台,逐出会场。次日,潘复生前来捧场亮相,表示支持造反派的“革命行动”,于是大会掀起高潮,把第三天的大会迁到八区广场开。造反派们宣布把八区广场改为“红卫兵广场”,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走遍哈尔滨市大街小巷。
哈军工“八八团”不甘落后,8月25日也组织了一场全市大会,批斗李范五、王一伦,并提出要把欧阳钦“揪回来”。
两大派较着劲儿批斗已成俎上之肉的李范五,而潘复生则成了“左派”领导干部的第一代表,为造反派们出谋划策,指点迷津。
哈军工“造反团”的领袖们初尝掌权的滋味。8月21日,造反派贴出《踢开绊脚石,解散院党委》的大字报。8月24日,“造反团”宣布接管院、部、系各级文革办公室,提出“一切权力归红色造反者”的口号。至此,哈军工各级党的组织完全瘫痪。
“造反团”想“独揽朝纲”,自然要受到“八八团”的强力抵制,两大派时有摩擦,用贴对联或大字报互相讽刺挖苦的“文斗”,吸引了全院的观众。
8月29日,哈军工“造反团”联合哈工大等高校,在“红卫兵广场”召开“火烧省委、炮打司令部”大会,70万人参加,是哈尔滨市文革伊始的首创记录,潘复生和东北局书记马明方出席大会。那个时候,能和造反派坐在一起的老干部可谓凤毛麟角,所以潘复生满面春风,风光得可以。
进入9月,哈军工两大派的斗争重点都转移到省委,开批斗大会、组织大游行成了学生们每日的必修课目,哈尔滨市各高校已连为一体,相互声援,搅得全市大乱。
哈军工“造反团”有军事化的传统,游行队伍气壮如牛,那日在省委绕着圈儿游行,高呼“省委里有大鬼!”“省委里有老鬼!”“省委里有黑鬼!”百姓们街谈巷议也跟着议论道:“省委成了阴曹地府啦,怎么那么多的鬼?”

(下图:哈军工红卫兵从校园走向大街游行。)
9月4日,哈军工“造反团”发起10万人大会,首开揪斗李范五的“红色恐怖”先例。
李范五等一大批“走资派”都站在木椅子上,弯腰低头“坐飞机”,突然窜出来带着剪刀的小将,抓住李范五和夫人黎霞就“剃鬼头”,只听“咔嚓咔嚓”,李范五夫妇痛苦不堪,任造反小爷们革头发的命。(下图:在全市批斗大会上,哈军工红卫兵给李范五“剃鬼头”。李振盛摄。)
那次大会的高潮发生在副省长陈雷的身上。不知什么时候,上来一位妇女发言者,她“揭发”副省长陈雷当年“枪毙过抗联战士”,这条未经核实的“罪行”顿时使会场大哗。这时候,又窜出哈军工造反小将,两个65级女生举起军用皮带,劈头盖脸地抽打陈雷,直打得陈雷满脸淌血,晕倒在地。
8月3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第二次接见外地来京师生,这不仅是肯定“红卫兵”的造反行为,而且也是以他个人至高无上的权威吸引着全国各地师生进京串联,从而通过学生的大流动达到“天下大乱”的目的。
9月5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通知:“……来京参观一律免费乘坐火车……到京后的伙食,住宿由北京市负责安排……在京时的饭费,由国家财政开支。”这个史无前例的《通知》,促进了神州大地上史无前例的“大串联”和大混乱。
已改名“东方红城”的哈尔滨火车站,红卫兵们如潮水般挤进每一节南下的火车,在涌动的人群中,哈军工的红卫兵最为醒目,那一身军装,响亮的口令和严密的组织性,让所有同龄人都敬佩三分。文斗了一个来月,哈军工的两派学生都有点厌战了,进京闹革命去,总团的头头们想控制也控制不住。
“造反团”把陈赓院长家的前院当成驻京联络站,大部队住在西单麟阁路上的师大女附中,“八八团”则在新街口上的民盟总部设立驻京联络站,大部队住在北京女八中。
别看北大、清华、北航等首都高校在皇城根下造反早,又有中央文革大员们亲临指导,可哈军工的雄师一旦从关东“杀进”京城,那气派不亚于努尔哈赤的铁骑,让首都红卫兵们刮目相看。国庆节后,两大派互下战表,约好在西单体育场举行了一场秩序良好、言谈文明的大辩论会,引来不少北京市民围观,老百姓啧啧称奇。

二、周总理接见哈军工群众组织

9月21日,为了解决黑龙江省的问题,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专门接见哈军工“造反团”、“八八团”和“东方红”三派组织的代表,潘复生等省委领导和毛远新也在座。
周恩来亲切地和每一位哈军工学员握手,并在笔记本上记下他们的名字,然后请三派的领袖们先讲讲自己的意见,周恩来边听边记下重要问题。听完几派的发言后,周恩来环顾着这群哈军工的学生,先从党史谈起,讲到中共在历史上曾经犯过的“右”的和“左”的错误,他说:“没有谁可以说自己一贯正确,太阳里也有黑子嘛。”他指着周涛说:“你们造反早,也不能说自己一切都对嘛,现在对干部动辄就是‘黑帮’、‘黑线’,这不是毛泽东思想,不是马列主义的科学语言。”
周恩来又指指司锡才问:“你们‘八八团’是不是不让潘复生同志睡觉呀?如果那样就不对喽。”
对各派在运动中的过火行为作了批评后,周恩来又讲了黑龙江省工农业生产和对全国的战略意义,要求红卫兵小将不能做影响工农业生产的蠢事,要做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他说:“我派飞机送你们回哈尔滨,你们各派的头头们要带队下乡参加秋收啊。”
周恩来娓娓而谈,不知不觉间就是3个小时。哈军工的学员们怀着敬仰之情,认真地作着记录。
周恩来的接见结束了。哈军工的三派代表乘上周恩来派的飞机飞回哈尔滨。同乘这架飞机的还有潘复生、马明方和毛远新。
总理接见三派代表的讲话,迅速在哈军工传开,各派群众都觉得总理既严格要求又爱护群众,两大派对立情绪有所减轻。几天之内,周涛率领“造反团”,司锡才率领“八八团”,到农村参加秋收。

三、毛远新回到哈军工

哈军工两大派移师北京后,安营扎寨,参加数次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盛大活动,“红色造反团”还积极参加全军院校的集会,陈毅和叶剑英等军委领导在工人体育场接见军队各院校师生时,哈军工学生照旧堂而皇之地参加。大家在北京过得开心,不少人“乐不思哈”,干脆不回哈尔滨了。于是军工大院空前的萧瑟飘零,“造反团”一盘散沙,大小头目像走马灯似地换来换去,喊破了嗓子也召集不起来一个像样的大会。
此时的青年学生,兴奋点都转移到大串联上,既然中央高度赞扬大串联“是群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伟大创造”,“徒步行军进行大串联,这又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创举”,哈军工的革命师生焉有不响应之理?于是在10月和11月,两大派中难以计数的“长征队”匆匆上路,奔向全国。(上图:哈军工“八八团”红卫兵的演出队为农民群众演出。翁乃强摄。)
9月上旬,两派中的干部子弟最先知道毛远新回来了,纷纷找他谈话,宣传自己那一派的政治观点和斗争业绩,攻击对立面的种种劣迹。两边的意见毛远新都听,他不表态支持哪一方,只是原则上讲讲多作自我批评,加强各派团结的话。
9月7日,哈尔滨大工厂的数千工人把哈军工一道门团团围住,要求找“红色造反团”的头头辩论:揪斗、殴打老干部符不符合“十六条”?一时间,哈军工的气氛空前紧张。
毛远新做司锡才的工作:“支持一下造反团,帮他们解解围。”第二天,“八八团”大队伍上街游行,第一次表态支持军工“造反团”。在“造反团”困难的时候,“八八团”挺够意思,这是毛远新刻意做两大派联合工作的一次尝试。
国庆节过后,毛远新从哈军工三派组织中挑选一批身体好、有工作能力的青年教师和学员,以省委调查组的名义进入小兴安岭林区搞调查。两个月后,毛远新又奉命到吉林省延边地区办联络站。从北京回到哈军工,他想总结半年来自己对文革的认识,在离开哈军工前对学院的文革运动有个正式的态度,他关起门来专心致志地起草一张大字报,题目叫做《我为什么参加红色造反团》,这张长篇大字报有7000余字。
毛远新写大字报,表明他正式介入了哈军工的运动,他的特殊身份,使学院的文革更趋复杂和激烈。这篇大字报在院办公大楼(一号楼)的走廊上张贴出来,不啻给哈军工的文革运动投下一颗炸弹,大字报刚刚贴个头,人们就闻风赶到,摩肩接踵,争相阅看。多日冷清的一号楼里又是人山人海熙熙攘攘的景象。
毛远新的大字报让军心涣散的“造反团”群众兴奋莫名,奔走相告,而“八八团”的群众心情沉重而沮丧,好像掉进了冰窟窿。
不少“八八团”群众激愤地指责毛远新:“如果他认为我们方向错了,应该帮我们,他两个月不露面,现在突然袭击,打了我们一闷棍子。”“找他辩论去!”
一群“八八团”的群众弄来三台大卡车,在军工大院和市内到处寻找毛远新,可找不到毛远新的影子,他们不知道,就在大字报贴出的那天清晨,毛远新带领五位哈军工学员,踏着厚厚的积雪,向吉林省东部边陲城市延吉市进发了。

四、“27人大字报”案

1967年元月,“红色造反团”第一届总团负责人周涛、贺铮等27个人,写了一张矛头直指江青的大字报,这在当时,不啻一声炸雷,轰动哈尔滨市,直达中央。大字报被人反复转抄,贴到了北京中南海的红墙外,最后也摆到了毛泽东的案头。毛泽东说,大字报表面批江青,矛头是对着我的。
这张挑战江青的大字报是怎么出笼的?
1966年10月18日,2000余名哈军工“造反团”的学员凌晨起来,步行到北太平庄东,坐马路两旁等待接受毛泽东的检阅。下午4时许,毛泽东身穿军大衣,站在敞篷吉普车上,在深秋的冷风吹袭下皱着眉头,显得一脸倦容,并没有微笑,也不像报上讲的“神采奕奕”。周总理可能又认出哈军工的学生们,微笑着摇动手中的小红书,而同样身穿军装的刘少奇,满脸阴郁,面色黧黑而苍老。
当天晚上,总理接见哈军工“红色造反团”七个代表,其中有四系的徐卫河,他是空军副司令员徐深吉中将之子,一直是“造反团”总团参谋班子成员。
周恩来仔细了解哈军工和哈尔滨市的运动情况后,对徐卫河说:“你们这些高干子弟千万不要介入派别斗争。积极关心文革,参加运动是应该的,但是不要当头头,不要参加领导班子,让工农子弟去负责。你们可以到外地走一走,看一看,看看全国文革的大好形势嘛。”
徐卫河马上向周恩来表态:“请总理放心,我们一定从总团核心组退出去。”
已经快到午夜了,周恩来要留大家吃夜宵,同学们怕影响总理的工作,坚决不肯。这次接见,叶群也在座,她一声不吭。
哈军工的高干子弟听从总理的指示,周涛、贺铮等人立即退出总团,到南方串联去,徐卫河又组织起“造反团”中的几个活跃分子,到广州串联。他们一行人由广州奔江西,又北上沪、宁,回到北京的时候,已是11月底。那天徐卫河在联络站见到刚从伊春林区回来的毛远新,毛远新对他说:“家里全乱了套,你们回学院帮助总团整顿一下嘛。”
徐卫河一行于12月初回到学院,他不愿意回宿舍,就在系大楼四楼一间大教室里搭上张床。出去串联的干部子弟们陆陆续续返回学院,徐卫河住的大教室又宽敞又有坐的地方,慢慢地大家都集中到他这儿闲聊,这个大教室成了“文革沙龙”。他们想清理一下思路,研究点问题。
一路上耳闻目睹,全国都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造反派们一致的口号是“造反就是大方向,矛头向上就是大方向!”湖南造反派甚至喊出“打倒一切当权派”。所到之处,各级领导班子全部瘫痪,造反派的炮火越来越猛,不仅延伸到中央机关,而且已经波及军队,数不清的父辈战友们变成了“黑帮”,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哈军工的干部子弟们从心底产生了怀疑:这就是毛主席号召我们积极参加的“文化大革命”吗?毛主席常讲的干部的百分之九十五是好的,岂不成了笑话?
不理解!这些8月初俱乐部大辩论时的骨干们,现在思考的是自家的大门已经或即将被造反派踢破,自己的父兄亲朋也要尝到戴高帽、挂黑牌、被踏上千万只脚的滋味……矛盾、痛苦、彷徨、怀疑。现实催人觉醒,觉醒促人愤怒,愤怒在集聚着力量。
周涛等老造反头头也加入沙龙,每天从早到晚,大教室里热热闹闹,思想活跃,最多的时候有200多人参加讨论,不少工农子弟也参加进来。
这些嘴上不把门的老造反们七嘴八舌开了腔:
“江青也太张狂了,什么东西!”“中央文革就批评不得吗?他们代表真理吗?”“文化大革命到底是为了什么?林彪为什么要往死里整老帅?”
不知谁冒叫一声:“给江青贴张大字报!”
“好!”“同意!”人声嘈杂。周涛沉思一会儿,点点头说:“冯海晴作过记录,就让海晴起个草吧!”
冯海晴是四系64级女学员,她的外公是中共早期的著名领袖张太雷烈士。很快,大字报起草好,六系64级学员郭银军比较冷静,对大字报内容做了修改,尽力避免过激的话。定稿后那天晚上,一系吴保安碰见刚从北京回来的毛远新,讲了写大字报这件事,毛远新听了,没表可否就又去延边了。
大字报抄好以后,摆在那儿让大家看了几天,签名费了点时间。很多人同意大字报的观点,但一想是冲着“文革旗手”去的,不禁打了个寒战,望而却步。最后一共27个人签名,第一个签名的是徐卫河。一系有63级滕爱华、61级吴保安等五人签名。27个人是清一色的干部子弟。
大字报张贴到俱乐部的走廊里,标题是《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给江青同志提几点意见》。那天是1967年1月9日。
如惊雷炸响,顿时,俱乐部里又变得人山人海,神经紧张的人们静静地默读,有的人连看几遍也不肯离去。大字报里,江青被17次点名。笔者选择其中一段:
“江青等同志在有些问题的处理上违背了主席的思想,为什么就批评不得呢?为什么说给中央文革提意见就是反对中央文革,就是反革命呢?难道‘言者无罪’过时了吗?为什么人人都可以触及灵魂,而中央文革的同志就不可以触触灵魂呢?难道他们已改造成彻底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家了吗?为什么竟然有人提出‘决心跟江青同志赴汤蹈火,向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旧文化开展一场你死我活的搏斗?’这是树立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还是树立什么个人权威?难道文艺路线的胜利仅仅归功于江青一个人吗?江青同志你这样做不就是私心太重,只保自己吗?我们说,毛主席就是毛主席,任何人也不能代替,毛泽东思想就是毛泽东思想,任何其他的思想也不能代替。”“我们希望江青等同志能够按照主席的指示办事,能触及自己的灵魂,不辜负党和毛主席对你们的信任。”
大字报的落款是:哈尔滨军工红色造反团“活着就干,死了就算”战斗队。
哈军工出了批江青的大字报,这消息立即传遍哈尔滨市,哈13中高中学生胡致本、凌文中等五位哈军工子弟,写出支持的大字报。
因为毛泽东对“27人大字报”的否定,正在延边的毛远新也跟着表态,他委托“造反团”抄出一份大字报,题目触目惊心:《27人大字报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大字报》。
从北京传来康生的指示:“哈军工出了一个27人大字报,矛头指向中央文革,非常嚣张,这个大字报是反革命性质的!”
省里奉命迅速下达通缉令。
“造反团”总团如泰山压顶,必须与“27人大字报”划清界限,否则要一块儿沉船。有些平时看不惯干部子弟高傲做派的学员也到总团施加压力,他们认为“27人大字报”就是北京的“西纠”和“联动”的翻版。“造反团”连续两天开大会,辩论27人大字报的问题,最后确定捉拿27人大字报的首要分子。
然而,首要分子已经逃出哈军工大院,其余签名者也四下藏匿,藏不住的被揪斗,他们的宿舍也被查抄。
北京造反派已奉中央文革的指令拉开大网,捉拿哈军工反江青的“钦犯”。徐卫河低估了形势的严峻性,跑到三里河计委大院找周涛,结果自投罗网。当天徐卫河和周涛被押送到公安部,没多大工夫,申兆怀也进来了。
“27人大字报”的参与者中有六个人被逮捕,三位男学员:徐卫河、贺铮和申兆怀;三位女学员:周涛、滕爱华和戴小湖。支持他们的哈13中学生胡致本也被捕入狱。多年后,这位当年的独立思考者出任陕西省教育厅厅长。
在黑龙江省公安厅,他们被戴上手铐,反复提审,徐卫河等人把什么事都揽到自己的身上,表现出宁死不屈的精神。
哈军工“造反团”内部成立起“肃反大队”,他们以罕见的残酷,批斗“27人大字报案”的“反革命罪犯”。徐卫河、周涛等人被押上俱乐部的舞台上,批斗的时候,他们被强迫跪在台上,趴伏于地,双肩被两个红卫兵的大头鞋踩住,另有一红卫兵专门管揪头发,让他们仰起脸来看台下,并随时拳打脚踢和拍照留念。被批斗的人都是“造反团”的创始人,这就是文革中经常可以看到的现象:在翻江倒海的中国政治舞台上,你方唱罢我登台,整人者与被人整者可随时调换位置;今天还炙手可热,权倾朝野,明天就可能绳床瓦灶,门可罗雀,甚至被打入十八层地狱,备受摧残与煎熬。
徐卫河这些血气方刚的青年学生,他们当初对文革的狂热和真诚,对中国政治的信任和远大抱负,都在冰冷的拳头和刺耳的辱骂声中砸得粉碎。
其余的21名大字报签名者,在高压威逼下,只有一条路:低头认罪,杀回马枪。“肃反大队”乘胜追击,准备向更多的学员伸手,“造反团”里一片恐怖气氛,近千名学员面临挨整肃的威胁。
后来在周恩来的直接过问下,黑龙江省革委会以“犯思想错误,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口径,把六位在押学员释放出来,而他们的彻底平反则是在“四人帮”垮台之后。
哈军工文革史上这场惊心动魄的大戏终于曲终人散。几十年后,再来阅读那份挑战江青的大字报,仍可体会到当时青年人有那么一股“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气概。
诚然,由于时代的局限,大字报不可避免带有文革的痕迹,不能超越历史苛求思想单纯的青年学生。但是,在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的“一月风暴”之中,在“女皇”江青大红大紫之时,哈军工出现一批独立思考的年轻人,他们对文革提出质疑,对不可一世的中央文革予以谴责,锋芒所向,直刺江青,这是需要何等的勇气啊!
哈军工是全中国第一个树起反对江青大旗的高等院校,须知当时首都高校的造反英雄们正在一窝蜂地紧跟江青和中央文革呢!

第七十六章 “东北的新曙光”下的血腥景象

一、“一月风暴” 中“八八团”自行解散

1966年11月17日,“八八团”终于等到周总理单独接见的通知,大家喜出望外,两个月来,“八八团”的头头们苦苦经营,希望扭转被动局面。这是周总理第三次接见哈军工的群众组织代表,10月中旬周总理单独接见过“造反团”的代表后,“八八团”心存芥蒂,这一回总算扯平了。
下午3点50分,周恩来身着人们熟悉的灰色旧中山装,和蔼可亲地与等待在中南海小会议厅的“八八团”代表们握手。大家坐好之后,周恩来说:“我在这里给你们谈话也是随便谈,我把你们都看成革命青年,我是你们当中的一个。”
周恩来惊人的记忆力再一次让哈军工学子们钦佩不已,他环顾所有代表后说:“上次接见时的代表一个也没有来,你们总是换人,我说过的话还得重说。”他低头翻了一遍代表名单就记住了,3个小时的接见过程,再没有看那份名单,却能准确说出每一个人的情况。
“八八团”代表汇报说,“造反团”以高干子弟为领导核心,“八八团”以工农子弟为领导核心,周恩来说:“你们的高干子弟也不少嘛,上次三方代表座谈,我记得五个代表中有四个,刘豹,就是刘伯坚的儿子。那次15个代表,印象是这样,他们有四个干部子弟,你们也是四个,东方红一个也没有。李范五的女儿不是也在你们团吗?还有林晓霖不也是你们的吗?”
周恩来认真听取“八八团”的汇报,他多次说:“我重视你们给我的历史素材。”
“八八团”代表反映潘复生耍两面派时,周恩来说:“如果是这样的话,有必要打电话提醒他,这种作风不好,不是毛主席主张的,我们现在要力求打破这种作风。我们要搞正面的材料,不要搞背面的材料……不要搞小动作,背后侦察,丢了西瓜拣了芝麻,这样不是无产阶级政治家,会犯错误的,你们不要学习那一套,那是坏作风,坏作风千万不要在你们这一代传下去。”
周恩来极力主张有问题当面交换,反对背后议论,他说:“我首先说你们三个团都是革命的,大方向是一致的,但是里面有激进的,中间的,保守的。他们是激进的,你们是保守的,我那个时候就是这样讲的,当时开会时,你们就没有人起来辩论么,你们三方都在一起,没有人起来反对,现在人都不在,你们又提出问题,我拒绝回答,我不和你们争,不和你们辩,也不做你们的评论员。”“我说过,过去你们是偏于保守的,现在你们有材料说服我,我错了就可以改么,过去给我的就是这个印象……你们的材料要是站得住脚,我就取消原来的看法。”
在代表们提出学院问题根子在国防科委时,周恩来不同意。他说:“你们说根子在国防科委,这就值得研究了,国防科委、国家科委是在聂副主席的领导下,要一分为二。成绩要不是主要的,原子弹、导弹怎么上了天?”
超负荷的操劳累得周恩来身体消瘦,在接见过程中,他还吃了一次药,6点50分,秘书提醒他:“时间到了,7点钟接见外宾。”
周恩来站起来说:“我的嗓子坏了很久了,我担心说不出声来,不能为人民服务。”“我们最高限度一天只能工作18个小时吧?要不然就不可能有思考的余地。”他和哈军工的学生们一一握手,这才在热烈的掌声中走出会议室。
1967年1月9日,由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32个“革命群众组织”署名的《紧急通告》在《文汇报》上刊出,受到中共中央的贺电祝贺。文革中的“一月风暴”在毛泽东的亲自支持下席卷全国。
一直和造反派“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的潘复生,看准了时机,他要领导造反派们完成黑龙江省夺权的大事业,他还要防备哈军工“八八团”的偷袭。这一段时间“八八团”到处捉他,连住201医院时也不饶过他,“八八团”抄了省文革办,又抄了他的家,真有点“直捣黄龙府”的拼命劲。
周恩来虽然肯定了“八八团”也是革命的群众组织,但全国的政治形势和黑龙江省的斗争形势仍对“八八团”很不利。1966年底毛远新的大字报给了“八八团”致命一击,“八八团”人心涣散,不少人感到前途渺茫,干脆到各地大串联,游荡不归。“八八团”核心组的年轻学员情绪暴躁,盯住潘复生,想破釜沉舟干一家伙。
“一月风暴”后,哈尔滨两派的斗争空前激烈,潘复生指示省公安厅和造反派镇压“红旗军”、“战备军”、“荣复军”和“赤卫队”等所谓“反动组织”,并把这个“三军一队”和“八八团”挂钩。哈军工两大派又展开“夺人大战”,“八八团”的“林海雪原”战斗队把李范五带到农村游斗,“造反团”派人跟踪追击,要抢回李范五。一系65级造反派把同情“八八团”的省公安厅厅长绑架,几经转移,藏到一系大楼里,“八八团”探明后,要来夺人,造反派用背包绳把公安厅厅长捆个结实,从楼上的窗户往下“出溜”,吓得厅长大人尿湿了裤子……
心力交瘁的司锡才深思了几天,把核心组的成员找到他在56号楼四楼的宿舍,对大家说:“我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宣布解散‘八八团’。”
“什么!”核心组的年轻人像弹簧似地跳起来,脸红脖子粗地嚷道:“你怎么能这么想?”“我们不怕受压!我们拼到底了!”
司锡才心平气和地摆摆手,继续说:“现在的形势对‘八八团’非常不利,在压力越来越大的情况下,一些同学情绪冲动,要干点过火的事,这就正中潘复生的下怀。当初我们成立‘八八团’是看不惯‘造反团’里的一些人乱揪乱斗,可后来,我们自己不是也乱了套吗?闹不下去就不闹!有的同学如果认为‘造反团’正确,那就去参加‘造反团’,两大派斗来斗去,对谁都不好。”年轻学员们经过痛苦的思索,最后同意了司锡才的意见。
司锡才到“造反团”总部,告诉对立面的头头们,从大局出发,“八八团”要自行宣布解散。“造反团”的头头们惊愕地看着从容不迫的司锡才。
司锡才提出一个他十分担心的问题:“我们解散后,你们不能打击报复,即使我们错了,也允许改正错误,‘造反团’必须答应保证我们的人身安全。”造反派的头头们满口答应。

二、“东北的新曙光”

1月16日,潘复生和汪家道亲自出马,支持省市23个单位的造反派组织联合总部,发布了《红色造反者联合接管省、市党政财文大权的公告》。夺权风暴迅速席卷省市大小机关。
1月31日是哈尔滨市造反派的盛大节日。傍晚,哈军工大院里红旗如林,车水马龙。哈军工“造反团”总团头头、6系教员冯昭逢真是神通广大,居然能在一个下午策动300余辆大客车,把全市各个单位的造反派头头们全拉进哈军工的大门。造反派头头们欢天喜地,走进心中的造反圣地哈军工军人俱乐部。
晚上的大会,哈军工造反派头头们是理所当然的主角,此时“造反团”总团已是第三届了。军工造反团的头头们正在幕后紧急开会,一个新问题搅得大家头痛不已,原来不少单位对立两派头头都来了,且都自称是造反派,吵吵嚷嚷,互不相让,弄得哈军工总团不辨“真假美猴王”,这个会没法开。最后有人想了一个好主意:只宣布单位的名字,不宣布哪一派组织的名字。
大家总算松了口气,可以宣布“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大联合大夺权誓师大会”召开了!
午夜12点,在全市造反派头头们的欢呼声中,在哈军工的军人俱乐部宣布成立“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随后各路造反英雄涌出哈军工军人俱乐部,连夜回本单位宣布夺权。
送走了全市造反派战友,哈军工造反团总团宣布:以“军工红色造反者联合接管委员会”的名义夺下院和部、系两级党委的领导权。
2月1日,《人民日报》以最快的速度,发表社论《东北的新曙光》,对黑龙江省的夺权表示祝贺。刚刚成立的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由哈师院的造反派头头范正美当主任,潘复生是顾问。但实权在潘复生手中。潘复生老谋深算,他躲在幕后操纵,让学生们先在前面闯,他想再看看风向。
根据潘复生的要求,哈军工“造反团”派出一大批学员,进省、市政府机关,协助机关造反派执掌大权,同时推选五系63级学员游兴懋进省革委会出任副主任。游太年轻,不谙世事,哪里懂得潘书记的袖中玄机。刚刚成立的省革委会就暗伏杀机,群众组织推举上来的代表,不过是潘复生手中的玩偶。
后来中央批下的黑龙江省革委会班子,潘复生任主任,汪家道任副主任,造反派的代表范正美和宋振业为常委,而哈军工的游兴懋已被潘复生“提拔”到铁窗里。
2月18日,哈军工成立了由11名委员组成的“军工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革委会主任是稀里糊涂的老干部穆栋材,他连句完整的话都说不清楚,群众送他一个外号“木瓜”。“造反团”找不到一个级别更高、能力更强的老干部“结合”,众多老干部独守气节,宁肯挨批挨斗,也不声言造反,更不肯低眉折腰事新贵,这说明陈赓老院长留下来的老干部队伍是过得硬的。

三、造反派的血色盛宴

既然“东北的新曙光”已在白山黑水间升起,那位披着“新曙光”,重新登上政治舞台的潘复生就不可能默默无闻,无所作为。他现在踌躇满志,试看全国,有几个旧省委的第一书记,能成为红彤彤的新生革命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右图:文革中的潘复生在群众组织大会上。)
“要按着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深入开展对阶级敌人的斗争,”潘复生指示他的部下们,“对哈军工这样的重点单位,要抓,一抓到底!刘居英为什么不斗倒斗臭?‘八八团’的头头们都哪里去了?”
潘大人的话一出,1967年2~3月的“红色恐怖”在冰封雪盖的哈尔滨市摆开了战场。哈军工的“红色恐怖”以批斗各级领导干部和“八八团”头头为特点,来势之凶猛,规模之大,是文革以来所未曾有过的。
然而夺权之后,除了有潘复生施压这一因素外,哈军工“革委会”和“造反团”的头头们以及相当多的造反派骨干,头脑膨胀,忘乎所以,背弃对“八八团”成员“保护人身安全”的承诺,在狠斗“27人大字报”的主要成员之后,怀着狭隘的报复动机和凌辱弱者的变态心理,又狂斗大批已经“缴械投降”的“八八团”小头头和普通群众,漠视“八八团”同学真诚检讨自己站错队时的忏悔泪水。当造反派丧失了宽容和善良的胸襟,他们就开始丧失了自我,在“斗争哲学”的蛊惑下,不知不觉地走向自己的反面。
司锡才等“八八团”的头头们,被套上用“八八团”红袖标缝制的“大红袈裟”,如同上刑场似的被推上俱乐部舞台,接受中世纪式的批斗。掌了大权的各级造反派头目们,忘情地折磨着自己的同学,游街、游食堂、戴高帽、敲饭盆、站板凳……最危险的一次批斗会是在一系的大楼前,司锡才站在桌子上,被“整形”成标准的“飞机式”,欣赏者认为站得不够高,又加了一个木凳。正斗着,过来一人,飞起一脚,踢向桌子,司锡才从高处摔下来,半天爬不起来,万幸的是没有摔伤脊椎。司爱云在俱乐部挨批斗时,有人向她的腿弯处猛踹一脚,她差点摔进乐池里致残。“八八团”核心组成员、五系学员孙宝元不堪忍受残酷的斗争和凌辱,从11号大楼里跳楼自杀。本可成为优秀军事工程师的学生竟成为哈军工文革第一个殉葬者。

四、空军系文革掠影

跟随院革委会的步子,哈军工各个系也成立了革委会。一系107教研室原协理员、哈军工改制后升任教研室副主任的常维新当上革委会主任。
一系是两派斗争最为激烈的单位之一。103试验室主任杨易正是一科四期毕业生,他是新四军红小鬼出身,有不平凡的革命履历。文革初在小树林辩论会上,他登台发表自己的观点:我们不能反对党委,那是反动行为。全院最大的103试验室有二百八十多人,造反派人强马壮,其中不少战士出身的实验员是心狠手辣的造反派。他们把杨易正抓起来游斗,为了折磨他,给他脖颈套上细铁丝,下面挂个大牌子,怕牌子不够重,再加几个沉重的大砝码。然后反复拖拽细铁丝,直到脖颈皮开肉绽淌出鲜血来。杨易正是条铁汉,就是不低头认罪,造反派关了他三年,吃尽皮肉之苦。
黄序同情“八八团”,1966年底“八八团”去抄潘复生家,他骑自行车去看热闹,只是站在大门外朝院里看了一看。造反派给他定罪“八八团黑后台”,反复批斗。黄序是个乐天派,他嫌高帽子太脏,就自备一顶干净的,每次批斗游街,他都乐呵呵地拎着高帽子按时出场。
一系党委成员全部被打倒,抄家批斗,关进牛棚。一系造反派把身体魁梧的曹守裕书记当作重点目标,让曹守裕站在木凳上大弯腰,故意把吊大牌子的铁丝弄坏,为的是把曹书记的头脸划出血道道来;一次,一个造反派学生一脚踢翻木凳,大个子曹守裕重重摔在地上,昏厥过去,造反派学生上去踢一脚,骂道:“装死狗!”更可气的是,一系文革新贵常维新的老婆也神气起来,带着几个学员堵住曹守裕的家门,先用铁丝捆着门,不让曹家人出去,后来她又去发动建军小学红小兵,专门在路上死劲殴打曹家的几个孩子。曹家人在恐怖中度日如年。
一系造反派批斗“走资派”的同时,开始围剿老教授老专家了,批斗和抄家是谁也躲不过去的。陈赓点名调进一系的航空工程专家胡广家就被拉到台上陪斗,并遭到造反派的踢打。1967年初,系里成立“胡广家专案组”,胡广家被关进牛棚审查,主要罪名是“国民党潜伏特务”。胡广家当年是大定航空发动机厂重要技术骨干,解放前夕,该厂的一些重要技术人员去了台湾,胡广家为什么没有去?造反派认定那必是国民党专门留下来的“潜伏特务”!为了搜寻“罪证”,造反派两次抄家,抄走各种文字材料和照片等物。在关押期间,胡广家除了不时被批斗外,白天要烧锅炉,干脏累的体力活,晚上还不准睡觉,被逼着写交代材料……一直关押审查批斗了二年半左右,直到1969年夏天,因始终查不出什么罪证,不得已才把胡广家放回家。
文革是一架大天平,每个人的道德品质都要在这架大天平上称一称。运动刚开始,系政治部就被封门,机关干部惶惶然,不知道何去何从。很多干部在造反派的淫威下不得不低头。保卫干事雷云就不怕造反派,他是山西运城人,生于1934年。1954年10月,66军七个文化教员调到哈军工工作,雷云是其中之一。他先在一系6科当保密员,工作认真负责,是个积极上进的年轻干部。文革前,他刚从长沙政干校学习回来,不管系里两派怎么闹,他都坚守自己的工作岗位。造反派夺权后,知道雷云有一把勃朗宁手枪,就逼他交出来,同时把保密柜的钥匙也一并交出来。雷云态度平静,回答很干脆:不行!造反派纠缠不休,把他堵在办公室。雷云说,手枪是保卫工作需要的,你们无权缴枪,保密资料记录国家机密,我的职责是保卫这些机密。你们要拿保密资料,就请出示上级的命令吧。他硬是把造反派赶走,后来他把手枪上缴给院保卫部。
对系主任沈伯瑛和书记曹守裕在文革中的表现,一系群众有大致相同的评价:
沈主任在造反派面前胆小如鼠,什么问题都是上推下卸,只求保住自己,“八八团”要占用他的办公室,他满口答应,同时又悄悄把钥匙给了“造反团”。结果,两派为争夺办公室打起架来。一次在八一楼批斗刘居英院长,为表现自己革命,他质问刘院长:“你交代设计东风—113的问题!”刘院长回答:“东风—113的来龙去脉,你比我清楚啊!” 沈伯瑛恼羞成怒,冲上台去当众扇了刘院长一个大耳光,这是哈军工文革历史中唯一的一例高级领导干部动手殴打蒙难中的老领导的恶行,因为这一巴掌,沈伯瑛名声臭遍全院。文革结束后,一次刘居英偶遇沈伯瑛,戏言道:“沈主任,你还欠我一个嘴巴子呀!”沈伯瑛狼狈不堪,羞愧得恨不能钻进老鼠洞里。
曹守裕正相反,不管造反派审问他什么问题,他都揽到自己的身上,尽全力保护一系的部下们。他刚强如铁,不惧暴虐,实事求是,受到全系群众的尊重。
5月,在周总理的指示下,被抓去坐监的哈军工学生大多被释放。挨斗时被打伤髁骨的周涛和双膝带着伤痛的司爱云,携手并肩,步履缓慢地走出省公安厅监狱。

五、山上派和山下派的大厮杀

原“八八团”的师生挨整后,绝大多数人看破红尘,甘当逍遥派;失去斗争目标的造反派学员也开始厌倦没完没了的批斗会,百无聊赖地遛遛马路,或在宿舍里装装收音机打发时间。文革以来,哈军工的“两不准”纪律早被扔到爪哇国,学院里最珍贵的稀有资源——女生,开始沉浸到爱情的海洋里。
此时潘复生正冷眼窥视着哈军工,自从他派人到军工“造反团”追查所谓“八八团”整他的“黑材料”而没有结果之后,他怀疑起哈军工学生领袖的忠诚度。在他的支持鼓动下,二系一批高干子弟,如杜美平、刘小林、赵文龙等人,成立了“井冈山串联会”,指责总团犯了严重错误,必须开门整风。
没过多久,激进的造反派学员把“炮轰赵去非”的大标语贴满全市,哈军工“造反团”与省革委会的矛盾公开化了。
“造反团”内部分裂,形成意见相左的两大派,各说各的理,在俱乐部里辩论得云山雾罩。其分裂速度之快出乎人们的意料,各个系里拥护省革委会的一派都树起大旗,公开招兵买马,而且每个组织都以名山为名,从一系到六系,分别是“韶山兵团”、“井冈山兵团”、“庐山兵团”、“罗霄山兵团”、“宝塔山兵团”、“泰山兵团”,下面的战斗队也依法炮制,于是山头林立,峰峦起伏,这一派被大家称为“山上派”。对立的一派自然称自己为“山下派”。一开始“山上派”是少数派,但自有谋士筹划,他们喊出“革命不分先后”,“欢迎闭门思过的‘八八团’同学闹革命”的口号,于是那些充满失落感的原“八八团”学员纷纷上山入伙,一系的“韶山兵团”开始才百十来人,“八八团”旧部上山后,一下变成800余人的大山头。狂傲自信的“山下派”头头们没先看到这一步棋。
5月下旬,哈军工的“山上”、“山下”两大派斗争发展成全市的两派斗争,“山上派”打出“捍卫”革命委员会的高大尚旗号,在潘复生的支持下,成立“军工造反团捍卫革命三结合联合指挥部”,进而联合全市各单位掌权的一派,简称“捍联总”。“山下派”因为持续“炮轰赵去非”,联合全市各单位的在野党或者因种种原因不被省、市革委会看好的组织,干脆统称“炮轰派”。那位其貌不扬的原副省长赵去非也够冤枉的,成了潘复生的替罪羊,哈尔滨大街小巷都是“炮轰赵去非”、“油炸赵去非”的大标语,那个“非”字被炮轰派加工成美术字,是一个乌龟的图案。
“捍”、“炮”两派的斗争是文革以来群众组织间大争斗的继续,由于潘复生的挑拨、利用,大大加重了两派斗争的激烈程度,不仅在哈军工,就全市来说,绝大多数干部和群众都卷进这两派的生死斗争中。
进入6月,哈军工的“炮轰派”在总团头领边世君(五系61级学员)和冯昭逢(六系教员)的领导下,气焰万丈,不仅游行示威不断,而且直捣省革委会办公地“107”,弄得省革委会狼狈不堪,咄咄逼人的“炮轰派”不讲斗争策略,一味猛冲猛打,一步一步落入潘复生早已设好的圈套之中。
6月5日,哈军工“炮轰派”中的“65野战军”拉起队伍到“107”门前静坐,要求潘复生接见,市民来看热闹,“107”前人山人海,哈军工的“炮轰派”席地而坐,一派义无反顾的悲壮气氛,非要和潘大人掰掰手腕子。岂知如今的潘主任已不是一年前在北方大厦拍造反派马屁的那个潘书记了。

六、“六九夺权”

静坐已进入第四天,潘复生开始调兵遣将。6月8日晚9点,潘复生和汪家道召开紧急会议,省革委会的主要成员和哈军工革委会领导人全在座。
“不能再等待了!”潘复生疾言厉色,“‘炮轰派’闹得省革委会无法办公,破坏全省革命三结合,破坏稳定的形势,自己走向反面。我请示了中央,现在研究一下,今天晚上就行动,端掉‘炮轰派’的老窝,就是那个一号楼!”
潘、汪调动六千名“捍联总”工人和学生,由穆栋材带第一路两千人打先锋,哈工大“捍联总”头头陈造反带第二路两千人随后杀进,第三路由哈军工革委会副主任郑锡伍带新风加工厂的两千工人接应。
午夜时分,兴奋了一天的“炮轰派”学员们大多入睡,哈军工大院的夏夜暂时安静下来。
突然,数不清的大卡车满载着工人冲进了大院,来势凶猛让警卫战士目瞪口呆。工人们直取院办公大楼。毫无思想准备的“炮轰派”们仓促应战,广播喇叭里发出的呼救声,惊恐凄厉,划破夜空,惊醒了全院人员。哈军工的学生们毕竟是当过兵的,边穿衣服边往楼下冲,四面八方的人流以最快的速度汇集到院办公大楼,把穆栋材带来的两千人团团围住,先是辩论,继而动手,“捍联总”没占到什么便宜,又因为是半夜偷袭,似乎不那么光明正大,大多数工人躲进树丛中,抽烟聊天看热闹,谁也没兴趣参加武斗。穆栋材喊破嗓子也压不住阵角,还挨了“炮轰派”学员几记老拳,他慌不择路,跑掉了鞋子,好歹堵着一台车,光着脚去省军区见潘、汪。第二路人马也被“炮轰派”挡住,不得不后撤。
省革委会的群众代表、号称“铁杆老捍”的森林警察韩潮,带着郑锡伍到新风厂调人,集合起队伍已是6月9日凌晨4点,天已大亮了,这两千工人推倒哈军工的木板围墙,加入包围一号楼的队伍,但新风厂的工人比较文明,始终不肯硬冲,在相互推推搡搡中,时间快到上午10点钟了。
“东北新曙光”照耀下的哈军工是一个惊心动魄的“大战场”,虽无枪炮声,却是人声鼎沸,群情激愤,哈军工师生同仇敌忾,以血肉之躯保卫一号楼,保卫哈军工的尊严。即使是持“捍联总”观点的师生,也不赞成院外工人来冲击哈军工,这是一所有无数国防机密的大学呀!
韩潮领来林业机械厂的两千工人,他头顶一个抽屉,叫骂着带头冲锋,哈军工的学生们哪里是这些五大三粗、力大如牛的工人的对手啊,工人们拳打脚踢,三下五除二,冲进了一号楼,学生们被打得头破血流,四下逃散。
工人大军仍如潮水般涌入哈军工,中午时分,已有一万多人,他们占领了一号楼、俱乐部、体育馆,并到各个系大楼里搜查、抓人。工人们奉命运来电焊机,开始修工事,一号楼底楼窗户都焊上铁条或铁板。
除了武攻,潘复生又指挥文斗。哈尔滨各工矿企业和事业单位的职工分批进入哈军工大院游行示威,高呼“打倒‘炮轰派’,捍卫三结合”的口号,工人巡逻队则日夜在哈军工各处巡逻执勤。
这就是哈军工文革史上的“六九夺权”。
在工人铁拳保护下重掌大权的哈军工“捍联总”头头们,心中似乎并不踏实,说话也没那么理直气壮。在翌日全市“捍联总”召集的20万人誓师大会上,为了表示彻底粉碎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宣判了一批“地富反坏”,可哈尔滨市民大多不认同这样剿灭“炮轰派”,占领哈军工的“革命行动”。
此时,在同学的保护下,冯昭逢潜逃到外县,昼伏夜行,抵达北京。不久,在北京西苑大旅社的五号楼,“炮轰派”建立起“流亡政府”。留在学院的“炮轰派”由三把手南鸿昌指挥,炮派领导小组全都潜入地下,捍派一时抓不到住在市里秘密地点的南鸿昌。潘复生企图一举剿灭“炮轰派”的计划落了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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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昨 天》第一五八期
帖子发表于 : 周六 9月 12, 2020 6:43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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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武斗不断的哈尔滨

不久,周恩来听说潘复生派工人大军冲击哈军工,想一举荡平“炮轰派”,十分惊讶:“这在全国的高校中还是第一次吧?怎么能这么干呢?”周恩来决定亲自处理黑龙江省的问题,为此需尽快接见哈军工的两派代表。
从7月开始,在毛远新的参与下,哈军工以及哈尔滨市的“捍”、“炮”两大派代表在北京开始了漫长的谈判。哈军工两派代表又恢复了文革初期“君子动口不动手”的风度。
日理万机的周恩来多次接见两派代表,他一方面批评“炮轰派”不顾大局,炮轰省革委会的错误,一方面又批评潘、汪调动工人大军到哈军工夺权,支一派、压一派的错误,总的基调是促使两派多做自我批评,实现革命的大联合。
周恩来以极大的耐心,花费大量心血,倾听两派的意见,做两派的思想工作。他还特地把潘复生和汪家道调到北京,进行批评教育,他让潘复生主动去西苑大旅社看望反对他的“炮轰派”代表。
潘复生在北京谈判时讲得很好听,自我批评也颇为诚恳,可回到哈尔滨以后又是另一副面孔了。由于潘复生的阳奉阴违,继续支一派、压一派,哈尔滨的形势朝着恶化的方向发展,当江青鼓吹“文攻武卫”,全国各地武斗急剧升级之时,哈尔滨两大派的对抗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
6月21日,大直街上的哈尔滨建工学院发生一场大规模武斗,围观的市民目睹了中世纪式的冷兵器格斗,“捍”派架起云梯,一番厮杀,征服了守楼的“炮”派,一所好端端的大学惨遭破坏。
各单位小的武斗不断,“炮轰派”被打得七零八落,只剩下最后一个坚固的据点——哈尔滨第一机器制造厂(简称“哈一机”),这是一家制造坦克车的兵工大厂,巨大的水泥厂房像城堡似地屹立在市郊三棵树火车站一带。
“7•20”武汉事件之后,文化大革命进入全国全面内战的险恶阶段,哈尔滨也处于大规模流血冲突的前夜,平民百姓们心惊肉跳地看着一幕幕惊险大戏。官办的“捍”派大游行不绝于道,民办的“炮”派也偶尔显示一下力量——那次大游行居然有两辆坦克车轰轰隆隆地开路,煞是威风。两大派都称对方为“匪”,都自称“誓死保卫毛主席”……
8月28日哈一机“炮轰派”动用坦克与松江罐头厂武斗,数十人伤亡,第二天,捍联总大军把哈一机团团围住。哈尔滨武斗急剧升级,枪炮声再也没有停止过。
8月16日,哈军工在面临南通大街和太平桥的58号学员宿舍楼爆发了文革以来第一次学院内部两派的大型武斗。
在前两个月中,这栋四层米黄色宿舍楼变成“炮轰派”对外宣传的据点,每天,全市同情“炮轰派”的市民人山人海站在大街上听58号楼的广播。“炮轰派”为了泄愤,用报纸糊成巨大的面包和香肠模型,吊在楼外,讽刺外单位工人是为了吃面包、香肠而来军工大院当“占领军”的,“捍联总”哪里容得下这颗“眼中钉”,早就想端掉58号楼。
那天午夜12点,在“捍”派女司令官杜美平指挥下,“捍”派大队伍实施突袭,“炮”派早有准备,攻楼的梯子刚刚搭上,“炮”派一声呐喊,石块、砖头如雨点般砸下去,“捍”派中有个二系64级“战将”,外号叫“P司令”,不避砖石,端着长矛向上冲,差点让守楼“炮”派长矛削掉了鼻子。一系“武斗勇士”吴保安的小腿被长矛刺中,鲜血窜出,仍带伤战斗。那场武斗整整打了半宿,“捍”派靠人多,声东击西,终于在早晨7点多攻克58号楼,俘获200多名“炮”派战士,押往俱乐部地下室等地关押起来,其中的骨干分子是免不了皮肉之苦的,四系63级学员罗新安(罗炳辉将军之子)是“炮”派守楼战一线总指挥,被打得头破血流,侥幸逃过追捕跑到医院包扎伤口后,逃离哈尔滨。
那是个疯狂的年代,参加武斗的两派学生如此勇敢和执著,几乎是视死如归,甚至有两个逃到松花江里的“炮派”学员,也被胜利者从江水中擒拿归案。从史学研究上说,没有比文革时代中国人两派生死武斗再令世人困惑不解的。那荒诞绝伦的自相残杀是我们民族羞愧难言的耻辱愚昧的一页。
不过话说回来,同清华大学1968年的“百日大武斗”相比,哈军工大院里这惟一一次武斗实属“小儿科”。尽管哈军工学生在文革中没有一个人是死于武斗的,58号楼武斗仍给哈军工两派学员留下深深的心灵创伤,也为狂热的派性情绪降了温,大多数学生走向逍遥之路,不少人在悄悄自学功课,65级大部分学员也在努力创造复课的条件,周明溪等老教授不辞辛苦为65级学员上课。人们在心里骂道:去他妈的文化大革命吧!

八、枪炮声里的两派大联合

苦撑危局的周恩来总理对黑龙江省的险恶形势十分焦虑和痛心,8月份就派出调查组赴哈市调查。然而,哈尔滨武斗愈演愈烈,哈师院、气轮机厂等单位都打得不可开交,互有死伤。哈军工捍联总一名6系65级女学员钱罗珍被炮轰派活捉,在哈师院关押九个昼夜,遭受严刑拷打,并经受活埋的威胁,她成为闻名全市的捍派“硬骨头战士”。
潘复生下决心拿下全市炮轰派最后一个大据点——“哈一机”。炮轰派在厂区修筑了工事,截断了进厂的铁路,动用了坦克上的武器装备,但捍联总人多势众,已经装备了步枪、机枪、迫击炮、火箭筒等各种常规武器,哈军工一系102教研室把航炮都拆下来搬到前线备用。9月15日,在省革委会支持下,哈军工5系革委会主任郭普明担任前线指挥员,指挥全市捍联总铁杆战士奋勇冲锋,炮轰派寡不敌众,终于溃败。武斗中死亡9人,一个朝鲜战争时的坦克老兵被活活烧死在坦克车内,用火箭筒打着这辆坦克的是哈军工一系的64级学员。哈一机被攻破之后,所有被俘的“炮轰派”自然难逃严刑拷打、九死一生的命运。一系65兵团手持匕首,首先朝“炮轰派”俘虏的大腿、背部、肩胛部扎上一刀;哈军工炮派二把手冯昭逢被打断肋骨,周身是血,奄奄一息,后来养伤大半年才能下地走路。以打人极其残忍而臭名远扬的哈军工“捍联总”保卫组组长管达生(原预科教员管恕之子),给目睹者留下令人发指的匪徒野兽印象,为什么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中国青年学生中会出现众多毫无人性的嗜血之徒?这种独特历史现象不值得我们去深刻反思和研究吗?
在全国各地的大型武斗中,唯有哈尔滨市和重庆市这两个城市有坦克车隆重登场,武斗成为正规的陆军阵地战,也算是文革历史中一绝。
11月24日和25日两天,周总理分别接见“炮轰派”和“捍联总”两派代表,批评他们至今达不成协议,联合不起来。他警告造反派头头:不要把广大群众引到错误方面,不要热衷于打内战,热衷于出风头,群众是不会跟你们走的。他要求两派在一个星期内达成联合协议,尽早回黑龙江去抓革命、促生产。
1967年的严冬带着血腥气味降临到黑土地上。经过近半年的艰苦谈判,中发〔1967〕396号文件在12月初下达到黑龙江省,其中附有潘复生和汪家道的检查。文件共12条,肯定“捍联总”和“炮轰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两派要在对等的基础上实现革命大联合,以保证边疆的稳定。哈军工两大派也在12月15日签订6条“实现革命大联合的协议”,每边3人签名。一系65兵团司令官陆放是代表捍联总的第二位签名者,排在阎立梅之后。炮轰派是边世军、冯昭逢、智成风三人签名。
然而,两派在枪炮声里达成的大联合协议不过是一张完全靠不住的废纸。
12月20日,周恩来又接见黑龙江的两派代表,要他们顾全大局,增强党性,他指出:“‘绝对’、‘无限’,这些话都不科学,过去说的‘顶峰’也不科学。”“都成了绝对权威,我们非垮台不可。”
人们总算松了一口气。哈军工两大派根据毛泽东“黑龙江不能乱”的指示和中央文件的精神,谈判大联合具体事宜。两派各派出代表,在院长办公楼举行公开辩论会,全院人员通过广播收听辩论会的实况。不少学员班也举行了两派交换意见的和好班会。“山上山下”打了一年的派仗,流下了多少血和泪,最终谁是谁非?谁胜谁负?一本糊涂账!
潘复生在处理“炮轰派”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受到中央的批评,惊惶失措一阵,他发现中央为了稳定黑龙江的形势并没有撤换他的意思,终于放下心来。

第七十七章 冤狱遍地的清队“彻查”

一、刘居英锒铛下狱

1968年2月5日,中共中央把潘复生一份蛊惑人心、谎报军情的报告转发全国,中央的批示说:“刘、邓、陶及其同伙彭、贺、彭、罗、陆、杨、安、肖等叛徒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长期隐藏在党内,窃据了党政领导机关的重要职位,结成了叛徒集团。”要求各地“坚持群众路线,彻底清查敌伪档案,把隐藏在各地区、各部门、各角落的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分子和一切反革命分子彻底清查出来”。
潘复生为全国新一轮的“捉特务、叛徒”的彻查运动立了头功。
1968年3月,声势浩大的“彻底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在哈军工全面铺开。革委会主任穆栋材亲自挂帅,任“清队”领导小组的组长,后改称“对敌斗争指挥部”总指挥,革委会第一副主任、省军区副政委苏毓汉任副总指挥。
重新被关进一号楼里的刘居英和一大帮院部系领导干部再次成为“俎上鱼肉”。每天,这些干部的子女要来送饭,碰到“阶级觉悟高”的看押人员,常难为孩子。刘居英的小儿子怕挨训斥,总找老翻译王剑秋的小女儿王历滨一起去,因为有时饭盒表面是高粱米,下面是大米饭或放个鸡蛋,怕被发现,孩子们要亲手交给爸爸,看押的人不让进,王历滨就放声大哭,这样就放他们进去了,苦难年月,孩子们也早熟。有时许良毓在饭盒底下藏个纸条,安慰刘居英,劝他千万要挺住。一年前刘居英的老母亲不堪忍受红小兵的折磨而自尽,刘居英强忍悲痛处理后事,他在给老伴的回条上写着:“我相信事实一定会查清,我决不会自杀。”
哈军工革委会重新成立的“刘居英专案组”在挖“特务”、“叛徒”上下工夫。不久革委会向省革委会送上一份荒唐透顶的《关于刘居英三特一叛问题》的专案组报告,乐得潘复生眉开眼笑,他指示,把“刘居英案”列为省管要案,并批准马上逮捕刘居英。
3月8日上午,刘居英获准回家取点东西,取东西后还没出门,一辆吉普车拐进小路,停在55号楼的门口。一群人风风火火地闯进来,专案组的人带路,后边是军代表和警察,刘居英什么都明白了,他静静地站在那儿。孩子们紧紧抓住刘居英的两臂,号啕大哭。刘居英浓眉一扬,安慰孩子们说:“别怕,爸爸没有什么事,我很快就会回来的。”他大步走向吉普车。
许良毓从单位回来,孩子们又抱着妈妈哭成一团。许良毓咬着嘴唇,紧紧搂着孩子,半晌才说:“我相信你们的爸爸,他是个革命者,他决不会是什么特务!”
不久,许良毓也被关进监狱,同监的一位是当年被打成右派的老熟人陈沂少将的夫人,还有一位是哈军工图书馆馆长薛鸿达教授的夫人钱庆五。
关进大牢的刘居英,面对专案组无中生有的审问,大义凛然,坦然以对。“三特一叛”的“莫须有”罪名没有任何证据,专案组派人跑遍全国,一无所获。
有一天,审讯人员突然变得趾高气扬起来:“你要交代你和金日成的关系。”
“我在抗美援朝时多次和金日成见面,商谈铁道运输的工作,没有什么特殊关系。”
“你不老实!你的罪证我们已经掌握了!”那个审讯人员小心翼翼从案卷中抽出一张信笺,在刘居英眼前亮了亮。
刘居英看明白了。那是金日成首相写给他的信。1951年秋,金日成秘密办公地点遭到敌机轰炸,山洞外面的建筑物只剩下一堆瓦砾。金日成派人送信,希望刘居英支援5吨水泥、10立方米木材和3吨钢材,以便把山洞外的建筑物恢复起来。刘居英向周总理汇报此事,周总理在电话中批评道:“你是主管一方面的司令员,怎么还不能决定这件事?金日成同志要得太少了,应加倍,你做主处理吧!”
刘居英在金日成所要建筑材料的数量上又加上一倍。后来金日成又派人来见刘居英,送上一封亲笔写的中文感谢信:

居英同志:
您送来的材料我收到了,非常感谢!
金日成

前年造反派抄家的时候,这封信落到造反派之手。他又多了一顶“朝修特务”的帽子。
刘居英专案组人员还真有能耐,跑到国务院搞外调来了,当然见不到周总理。总理秘书冷冷地回复他们:“总理知道这件事,非常生气,质问道,难道黑龙江省的办案人员造反造到国家外交工作的头上了吗?”
专案组人员抱头鼠窜,灰溜溜地返回哈尔滨。

二、彻查运动的“三大战役”

院革委会发动的“清队彻查”运动前后有“三大战役”,第一战役叫抓出“反革命教授集团”,第二战役叫打倒院部系老干部“右倾翻案集团”,第三战役叫揪出“炮轰派”坏头头。
文革狂飙一起,文化有罪,斯文扫地,首先受冲击的就是老教授。哈军工的许多老教授被强令戴起白袖标,进入“黑帮队”,唱着怪腔异调的“牛鬼蛇神歌”,被押着拔草、扫马路、扫厕所……比起那个“死囚专家”沈毅来,老教授们还觉得庆幸,沈毅扫了一段马路后,就被红卫兵押送原籍宜兴,不久贫病而亡。老教授们起码家小还在啊。
个别老教授虔诚地参加文化大革命。朱起鹤教授一直是老教师中的模范典型,他听党的话,历次运动都是积极分子。文革初期,他积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在物理教研室组织起造反小组“老三篇战斗队”,带头参加运动。
“六九夺权”成为所谓“反革命教授集团”的起因。
当成千上万工人如古罗马大军的铁蹄呼啸而来,践踏着哈军工大院的时候,老教师们心中燃起愤怒的火焰,很多人原本只是观望派,或许有一点同情“炮轰派”,现在面临校园被毁的惨痛局面,这些手无缚鸡之力的老教授们同仇敌忾,挺身而出保卫他们亲手创办的学院。于是他们一下子都站到“炮轰派”一边,为首的是欧阳昌宇,骨干是朱起鹤,持有“炮轰派”观点的还有顾懋祥、赵国华、黄明慎、薛鸿达、张良起、何水清等人。
由于大权在握的“捍联总”从经济上卡“炮轰派”,“炮轰派”时常在街头募捐,哈军工的老教授们就慷慨解囊,有的还参加了“炮轰派”的游行,声援过“哈一机”的工人们。这些老教授的影响不小,“捍联总”看在眼里,恨得牙根痒痒。
1968年4月,院警卫营黄营长带着哈市军管会的人找到院革委会,穆栋材哪敢怠慢,洗耳恭听“市里领导的指示”。
市军管会的人说,你们哈军工一批教授炮轰省革委会,这些教授历史复杂,肯定是一个集团,要求学院揭发这个集团。
穆栋材唯唯连声:“一定听市军管会的意见,请潘、汪首长放心。”于是哈军工革委会为“反革命教授集团”立案,凡同情“炮轰派”的老教授都是集团成员,一网打尽。
当时被列为“反革命教授集团”的成员有:欧阳昌宇、朱起鹤、顾懋祥、张良起、薛鸿达、黄明慎、何水清、赵国华、凌之巩、刘景伊、肖顺达、杜棣荣、俞咸宜、李宝贞、李宗善、倪颖庄16名正、副教授和讲师,被株连的家属有钱庆五、朱敏、李英范等。
院革委会的断言耸人听闻:“学院有一条最大最粗的黑线”,“反革命教授集团里问题更严重”,他们把这些由陈赓院长请来的老教师们说成“国民党的残渣余孽,是反对新生革委会的反革命,是‘炮轰派’组织的骨干”,因此“要打好第一场战役”,“像这样的战役打几打,震几震,就能把‘炮轰派’震垮了。”
在批斗会上,欧阳昌宇是“教授集团”的首犯,朱起鹤是“黑高参”,他身上挂的大牌子写着“现行反革命分子”和“美帝间谍”。
欧阳昌宇和朱起鹤在一号楼关押了一段时间,院革委会上报哈尔滨市公安机关,两人被戴上手铐,押送到江边拘留所蹲监。
5平方米的地方要关13个人,还有一只马桶。搭了三层木板床还挤得翻不了身。朱起鹤的监号是“838”号,欧阳昌宇关在楼下。极乐寺的老方丈也和他们关押在一起,不久老方丈死在拘留所里,朱起鹤帮助抬尸,料理后事。
为了配合潘复生企图置刘居英于死地的预谋,院革委会炮制出来一个“右倾翻案集团”,称为“第二战役”,一大批院、部、系老干部被抓进“牛棚”关押,还为这些老干部戴上翻案集团的“主帅、先锋、干将、小爬虫”等帽子。张文峰成了这个集团的“主帅”,杜鸣珂、倪伟、曹守裕等都是“先锋”,说他们“人心不死,翻案是他们梦寐以求的”。院务部政治处主任郑梅庭成了“干将”,被刑讯逼供,打得皮开肉绽,但他宁死不乱说。
7月底,“第三战役”打响了,这次挨斗的是“炮轰派”的大小头头。
根据两派达成的“九条协议”,“炮轰派”和“捍联总”是平等的革命群众组织,不是谁吃掉谁的问题,应该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但是时过境迁,天高皇帝远,黑龙江省还是潘复生当家,管它什么协议。1968年,官方媒体宣传了一个“新理论”:“派别是阶级的一翼。”全国各地的派性又被煽动起来,“支持革命左派”成为中央文革搞乱全国的法宝,刚进学院的军宣队和工宣队也打着“支左”的旗号。一夜之间,“打倒边、冯一小撮!”“打倒‘炮轰派’坏头头!”大标语铺天盖地而来。轮到“炮轰派”大小头头品尝残酷批斗的滋味了。

三、恐怖组织——一系“65兵团”

回溯哈军工血腥的文革历史,必须介绍一个极为特殊的红卫兵恐怖组织——一系“65兵团”。
哈军工65级学员没有读过一天的大学课本就被卷进文革的惊涛骇浪中,他们还带着高中生的幼稚、无知和鲁莽特点,多年阶级斗争的仇恨洗脑教育,这些吃狼奶长大的年轻人激情如火,投身文革。运动初期,五系65级学员先成立自己的组织——“65兵团”,其他系马上跟进,绝大多数65级学员都是造反派,65兵团成为一个统称。当造反派分裂成山上山下两派的时候,65级学员也分裂了,持炮轰派观点的自称“65野战军”,持捍联总观点的仍叫65兵团。一系的65兵团还有自己的专有名字——“人民空军”,这个组织很快崛起,成为65兵团中最强悍、最残暴的恐怖组织。后来人们叫“哈军工65兵团”,实际上就是指一系“人民空军”而言。
从揪斗王序卿开始,65级学员就让全院群众刮目相看。他们好动手,一言不合就挥拳踢腿,皮带飞舞。他们革命冲劲大,哪里有抄家、批斗、打架,哪里必有他们的身影。
1966年秋哈尔滨市公安局要军工造反团派出若干小分队到道里和道外两区,协助公安局清理社会上的四类分子,六个系都分配了任务。一系组织了鹰队、冲锋队等4、5支小分队,其中大多数是65兵团的。冲锋队的主要任务是抄家打人,其中私底下的中饱私囊行为也是公开的秘密。一直到年底冲锋队才撤回学校。
1967年的“六九夺权”后,一系的“人民空军”高举65兵团大旗,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组织严密、高效威猛的纳粹冲锋队式恐怖组织,是捍派的镇山法宝。从而为一系书写了哈军工文革史中最血腥的篇章,使一系成为哈军工这一“文革重灾区”中的“重中之重”。
一系65兵团的总头目陆放,人称司令官,长得瘦小单薄,一张白净的娃娃脸,没有一星半点的凶狠恶相。其人极其聪明,足智多谋,组织能力和口才都很强,他是高干子弟,党史里著名“二十八个半”的“半”、外交部副部长徐以新之子(陆放从母姓)。二号头目人称政委,叫陈奇楠。三号头目人称参谋长,叫尤延年(后改名尤武),核心中还有几个活跃的幕僚人物。下面的兄弟们大约有70余人,大多是一系二专业和七专业的,他们大部分是干部子弟,但老爸们的级别高低不一。
陆放和陈奇楠是出谋划策的指挥者,一般不参加暴力活动,他们把脏活儿交给下面兄弟们去干,自己手上不沾血。
一系65兵团究竟参加过多少次打砸抢抄抓事件,已经无法统计。笔者记得,1967、1968两年经常可以从院区马路上看到一支威风凛凛的队伍,头戴柳条帽,肩扛长木棍,步伐整齐,有时会跑步前进。旁观者会小声说,这是65兵团。
攻打哈一机那天半夜11点,哈一机被攻陷,从前线荣归的“人民空军”战士按陆司令陈政委的预案,从复杂密致的老红楼宿舍区找到目标,他们敲开朱起鹤教授的家门,一拥而入,如虎似狼,两个大个子把朱起鹤打翻在地,一人抓住一只脚,把朱起鹤头朝下倒悬着拎起来。别的人用皮带使劲抽打胸腹部,狂叫道:“看你再支持炮匪!”后来的人改用棍子抽打,很快,朱起鹤就昏死过去。
65兵团凶徒们打累了,临走时骂道:“你这个反动学术权威,你要是不交代,明天把你弄到一号楼,有辣椒水伺候!”
这群凶徒又去敲开顾懋祥教授的家门,重走一遍毒打朱起鹤的流程。这天夜里,他们又毒打了薛鸿达和赵国华两位老教授。
在教研室同志的护送下,朱起鹤和顾懋祥等老教授逃到了北京,一连半个月,身受重伤的朱起鹤胸部疼痛,喘气都困难。正值两派在京谈判,周总理派联络员来检验老教授身上的伤痕,调查“捍联总”毒打老教师的情况。
清队的时候,65兵团把数学教研室郭兴福式模范教员刘建统抓起来,刑讯逼供。因为刘建统帮助炮轰派学员复课,送过数学教科书。65兵团就弄来一大摞书逼着刘建统背在身上,以负重来折磨他。同时无中生有诬陷刘教员是“特务”。刘建统宁死也不低头承认自己是特务。于是65兵团的打手们就左右开弓打他太阳穴,直至他晕死过去。65兵团打手经验老道,打人只有内伤,皮肤上不留痕迹。刘建统头疼欲裂,几天吃不下饭,从此落下终身耳鸣耳背的毛病。
许多院部系领导干部都挨过65兵团的拳脚和皮带,一系老领导戴其萼被打伤腰部,落下终身腰椎病,总是在腰部捆个金属片腰带固定腰部以减少疼痛。
65兵团除了拳脚厉害,可以毒打手无缚鸡之力的老教授,他们折磨人和侮辱人的招数也达到相当高的水平。1968年批斗蒋志扬和肖顺达,两位老教师被命令站在凳子上,不知什么时候,上来一个人,把正在讲话的老教师从凳子上推下来,没有思想准备的老教师摔倒在地,再被喝令站上去。说不准什么时候会再被推下来,这种反复蹂躏,批斗会开完,老教师已经被折磨得走不动路了。
有一次,一系开忆苦思甜大会,几个65兵团学生问航空老专家、教务处长龚先荫:忆苦饭好不好吃?这种故意用豆腐渣胡乱做的食品自然不好吃,但龚先荫不敢说不好吃,就说好吃好吃,“好吃?那你就再吃!”说罢,65兵团学生拿起勺子,盛满豆腐渣,强行塞进龚先荫的口中。
文革中高校刮起一阵考教授的邪风,65兵团伙同体育教研室造反狂徒徐明欣,把体育教授龚家鹿主任拖出来,要测试老人家的游泳速度。水中的龚教授在笑骂声中挣扎,受尽凌辱。
清队之后,一系计算机专家康继昌的实验室门口贴出大标语:“揪出躲入防空洞中的康继昌!”首先把他隔离在65兵团的宿舍里。看管他的65兵团学生闲得慌,打扑克玩吧!规定每打一圈,谁输了谁钻桌子。但是输了的人都是扬扬手,叫康继昌代替钻。他们打了一圈又一圈,康继昌老师被强迫反复蹲下来钻桌子。侮辱人格的损招让笔者难以落笔,人心够多坏啊!到了年底,对他实行车轮战术,不让睡觉,康继昌被整得全身浮肿。65兵团逼不出什么“罪行”来,就把康继昌送进专政队,先后和曹守裕、罗时钧关在一起。
一系65兵团里打人最多最凶的是谁?笔者多方调查后,大致可以列出一份名单:
男生:尤延年、杨壮飚、白和平、胡沼、宋光有、聂平、周岗、徐新野、石林、谭大新;
女生:黄月、马某某、唐某某、张某。
也有个别高年级学员掺和到65兵团里,跟着行凶打人,例如某中将之子61级聂某某,某少将之子64级金某。
一系65兵团的标志型人物非女将黄月莫属。她有一个外号叫“疯婆子”,是全院老干部老教师闻之色变的特殊人物。文革头几年因为她打人行凶、残暴成性而恶名昭著。
福建闽南南靖县山区贫农人家长大的黄月身材矮小,黑黑瘦瘦,其貌不扬,但是她却当上了打人“专业户”,每天上班就是出去打人。她的特点是独来独往,边打边骂,累得翻了白眼之后才离开。第二天重来再打一遍,似乎一天不打人她的手心就发痒。
黄月经常光顾55号楼“牛棚”, 她一进门,高声一骂,许良毓吓得直打战。许良毓的头发被她一把一把揪下来,女儿们为了保护妈妈,奋起反抗,多次和她交手,黄月不敌,只得落荒而逃,但有时孩子们不在家,黄月可就打遍“牛棚”无敌手了。她进入杨仲枢教授家,随手摸到什么算什么,擀面杖、炉钩子,抓起来就劈头盖脸打下来,“死右派,打死活该!”而且不允许杨仲枢和王禄臻用手臂遮挡,一定要见血才罢手。有时候,她打累了,就逼迫杨仲枢和王禄臻互相搧耳光,她站在一边狞笑。那时候,王禄臻帮水暖工看小孩,那孩子总趴在窗口向外张望,一看黄月走来,就连滚带爬大喊:“奶奶奶奶,她来了!”杨仲枢和王禄臻被毒打时,孩子在一旁吓得哇哇大哭,黄月无动于衷。王禄臻不禁暗自叹息:天下怎么会有这样狠心的女人!
被捉进一号楼里的院部系老干部们几乎都成为她打骂的目标,她一进门,老干部们立刻心跳加快,纷纷站了起来,都低着头。
“王序卿!你这个王八蛋!”她红着眼直冲王序卿,“啪”的一个耳光,王序卿的鼻血淌了下来。
“有话好好说嘛!”王序卿一脸平静,慢慢地说:“别动手啊。”
“你他妈的还嘴硬!操你妈的!”黄月又补上两个耳光。
张文峰在那边偷偷瞅了一眼,黄月发现了,走到张文峰面前就一巴掌,把帽子打掉,露出光光的脑壳。她个子太矮,够不着脑瓜顶,只好跳起来打,“咣、咣、咣”,实在太累了,她已骂得满嘴白沫,翻着白眼,才气呼呼地离去。
有一天,她又到55号楼“牛棚”上班了,打完许良毓,再打杨仲枢老两口,突然她看到有人在文庙街上走,就命令杨仲枢老俩口站在木凳上,对着墙壁背诵毛主席语录。
“我等一会儿来检查!”黄月命令道,“你们背不出来,我还要揍你们!”
她急忙出门,小跑来到了二道门,原来她发现戈果低着头走过来。
“戈果!你给我站住!”黄月大喝一声。
戈果吓得浑身一颤,忙站住,弓着身等待她动手。
黄月先骂了几句,突然看见马路对面有人,她跳起来,一巴掌打掉戈果的帽子,戈果低头捡帽子,她趁势朝戈果的屁股猛踢一脚,戈果一个趔趄,差点摔倒。“滚!”黄月顾不上戈果,马路对面的新目标更有吸引力。
那个倒霉的人是周祖同教授,他刚看到黄月在马路对面骂戈果,就慌忙往杨树背后躲藏,可还是让黄月雷达也似的双眼逮到“反射回波”了。
黄月把周祖同连骂带打,一顿收拾,这才气咻咻地离开文庙街,扬长而去。在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里,黄月打了四家五个人。
黄月,多么美丽的名字!让人联想到挂在空中的一轮银盘,把清凉的柔光撒下人间,带给人们无限温馨。然而本应是纯真善良的女孩子,何以变成一个心理变态的虐待狂,一个性格扭曲、打人不眨眼的魔女?这是为什么?值得我们的社会心理学家去认真研究这个文革典型。黄月的残暴,留在千百个哈军工人的记忆之中,并没有因为岁月的流逝而淡忘。她欠哈军工众多受害者一个公开的道歉。
晚年的黄月对同学说:“我很想在军工表现出众,很想紧跟毛主席,争取大学入党。打刘院长就是那种急于表现自己的心态,现在想来,肠子都悔青了。”
1970年65级学员毕业前夕,5系65级学员蒋百顺在502食堂里与捍联总同学发生口角,捍派自己不好下手,就请来一系65兵团战狼们帮助出气,遭到痛打的蒋百顺伤重住院。这是哈军工大院里最后一次武斗,一系65兵团演出最后的压轴戏。
“65兵团现象”是研究中国高等院校文革史的难得素材,这是因为在全国著名高校中,尚难找到能与一系65兵团相比肩的暴力恐怖组织。一系65兵团主要骨干成员有组织有计划地行凶打人,手段残忍,长期震慑着哈军工师生,连哈尔滨市老百姓都用“65兵团来了”去吓唬不听话的小孩子,其社会影响极为恶劣,他们崇尚暴力,践踏人性良知,犯下了反人类罪。
文革结束后,中共中央领导人力主清理“三种人”,哈尔滨师范学院文革造反大人物范正美被判刑入狱,哈军工“捍联总”主要头目之一阎立梅和她的哈工大丈夫陈造反被双双开除党籍,一撸到底,另谋生计。国防科技大学奉命审查哈军工学员里的文革风云人物,据说有80来人被“记录在案”,表明他们以后不得被提拔重用。但是,作为文革的“第四种人”——65兵团的骨干分子,则大多逃脱了清理大潮。他们现在都已年过古稀,或曾是高官,是土豪,是社会名流,过着衣食无忧悠闲自在的养老生活。有一个人对自己当年的暴行表示丝毫忏悔吗?没有!他们竭力掩盖当年打砸抢抄抓的“光荣战绩”,并一直为抹去人们对65兵团的历史记忆而不懈努力。直到2013年哈军工创建60周年,一系65兵团老友聚会合影,陆放司令员微笑着坐在最前排的中间位置,受到当年部下们众星捧月般的恭敬。
在十年浩劫过去半个多世纪的今天,作为一系历史研究中无法忽略的内容,笔者必须追究一系65兵团骨干成员的历史罪责,可以肯定地说,这个恐怖组织是混进去坏人了。
尤延年,65兵团的领导成员,打人行凶的干将,名字也改成尤武。毕业后分配到空军当干部,在天津某部任职,前程似锦啊。但是尤酷爱乱搞女人,甚至勾引有夫之妇,破坏军婚。为另寻新欢,他残忍地杀害妻子,并自作聪明,制造妻子不小心触电身亡的假现场。然而法网恢恢,很快破案,1981年初,在国家严打的形势下,尤延年被押赴刑场,正义的枪声结束了这个罪恶的灵魂。
杨壮飚,五大三粗力气大,是65兵团的重量级打手。毕业后傍上同学里的一位高官权贵,被外派到澳门担当某国企老总,也是前程似锦啊。但是,扛不住一掷千金、花天酒地的赌场诱惑,他竟敢动用公款下赌场豪赌。最后6千万澳币血本无归,他自知罪孽深重潜逃消失了,数十年过去不知其下落。
毫无疑问,尤延年、杨壮飚就是地地道道的坏蛋。他们在65兵团所干下的害人勾当,绝不是年轻人一时激动犯点错误,更不必推给什么“林彪、‘四人帮’”,而是流氓恶棍本质的自然暴露。那么65兵团的其他行凶打人者呢?他们可能不是坏人,但是他们丧失独立思考的能力,更谈不上人格底线的坚守,他们是只知道紧跟伟大领袖服从组织的平庸之辈,可用“平庸之恶”一词来分析他们的行为,文革中这种参与史无前例集体犯罪的中国青年是以数千万计的。
身为哈军工校友,怎么评价一系65兵团这个文革恐怖组织,是检验有无是非和良知的试剂。笔者因在拙著《哈军工传》中披露了65兵团的劣迹,批评了黄月当年的错误,居然受到青岛一位65女战士的人身攻击,2017年夏,她在微信里说,黄月根本没有打过人,是你老滕在造谣!2001年我到电子部无锡微电子所当面采访过黄月,核实她在文革中打人的具体细节,黄月态度很好,她承认我说的都是事实。那么究竟是谁在造谣呢?
中共中央对十年文革早有历史决议,任何人想为文革翻案都是不会得逞的,那不是什么“艰辛探索”史,而是由千千万万国人生命和鲜血书写的民族浩劫史。

第七十八章 炼狱中的冤魂

一、凌之巩倒毙在江堤上

1968年4月12日,101教研室副主任凌之巩副教授被以莫须有的“反革命教授集团成员”罪名立案审查。在隔离室里,专案组人员非打即骂,其身心受到严重摧残,本来多病的身体日渐衰弱。(下图:凌之巩遗像。)
6月,哈军工所有被关押的“审查对象”们都被送到松花江江堤上,强迫参加加固堤坝的挑土劳动。院保卫组干部胡某某使劲给审查对象、院保卫部部长高天炎多装土,并逼其挑土爬高坡,高天炎累昏在工地上。胡某某冷笑道:“就是要让他好好受受苦。”这个“经验”让凌之巩专案组大受启发,他们也使劲给凌之巩的土筐里装土,别人挑两筐,凌之巩要挑四筐。瘦弱多病的凌之巩哪里经得起这种折磨,被压倒在堤上痛苦呻吟,专案组人员和65兵团过来踢他,喝令他起来。工地上的广播也传来女学生尖锐的声音:“反动学术权威凌之巩在劳动中偷懒,抗拒改造……”
中午大家都吃饭休息了,专案组却要组织一场批斗会,强令凌之巩在烈日下弯腰交代,他已经站不住了,看到身边站着学员队干部朱柱国,就挣扎着喊一句:“朱柱国,你救救我!”朱柱国不顾一切找来一个高土筐,倒放到他的面前说:“你快趴在筐上喘口气!”路过的卢性宁医生过来看看凌之巩,起身去找一系革委会的人,告诉他们凌之巩病情严重,有危险!卢医生听到的是斥责声:“你想包庇他呀!”
下午,专案组想继续用多挑土的办法折磨凌之巩,但凌之巩已经没有一丝气力接住扁担,他头一歪昏倒在土地上,气若游丝,大小便失禁……一系革委会委员、带头造反的朝鲜族行政干部姜永武走过来骂道:“妈的,装熊!”几个64级和65级的学员又上来踢他:“装死!快起来!”等了很长时间,才叫来一辆吉普车送医院,可此时凌之巩已经咽气了,尸体被专案组硬塞进吉普车,两只脚露在车外面。现场目击者,和凌之巩一起来哈军工的两航起义战友严汝群、李纬文泪眼模糊地跟在吉普车后面走了十几步,为老战友送行,他们的记忆里永远留下凌之巩伸在车子外面的那双僵直的脚。
为新中国民航事业做出贡献的两航起义人员、哈军工杰出的航空工程老专家凌之巩先是被他一手培养的学生侯某出卖,最后横尸松花江江堤悲惨死去……
那是一个把恻隐之心和怜悯、同情、善良都看成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可怕年代,折磨死一个“专政对象”,就像踩死一只蝼蚁。

二、请罪的薛鸿达栽倒在领袖像前

1968年8月5日,毛泽东向驻清华大学的工宣队转送芒果以示关怀,从此工宣队走进大学,领导“斗、批、改”并要“永远”占领中国的上层建筑舞台。
8月29日,工宣队、军宣队雄赳赳气昂昂地进驻哈军工,省军区副政委苏毓汉以院革委会第一副主任的尊贵身份,再次荣任军、工两宣队的队长。
工宣队员主要来自平房区东安和伟建两家军工厂,不少年轻工人是工厂里调皮捣蛋没有多少文化的“二楞子”,工厂为了卸包袱,巴不得送他们去当工宣队。这些人是和韩潮一路货色的流氓无产者,“领导阶级”的光荣头衔给他们打足了鸡血,一旦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工宣队一进学院,如饿狼冲进羊群,马上高调发动群众“大检举、大揭发”,掀起斗争的高潮。工宣队要革文化的命,他们仇恨所有文化人,视知识分子如蝼蚁草芥,其整人的残忍野蛮性令人发指。哈军工与全国其他高校一样,在工宣队的践踏下面临空前的劫难。血腥的逼供信开始了,哈军工变成人间炼狱,无辜的师生员工陷入苦难的深渊之中。
凌之巩的惨死对军、工宣队没有任何影响,他们摩拳擦掌,指示哈军工要加大对“反革命教授集团”的打击力度。
继凌之巩之后遇难的是图书馆主任薛鸿达教授。(左图:薛鸿达遗像。)
薛鸿达生于1917年4月,原籍江苏省江阴县,出自书香门第,他从上海交大毕业后留校任教多年,1951年由交大调到同济大学任教,次年接到高教部的调令,为了国防教育事业,他携夫人钱庆五和孩子们北上哈尔滨。薛鸿达是个与世无争的书呆子,整天埋在书丛中,除了教书就是看书,他性格温和,脸上总是挂着微笑,像个笑口常开的弥勒佛。他历任教务部材料力学教研室主任教员、副主任,图书馆主任。薛鸿达夫妇为人和气,心地善良,在哈军工有口皆碑。
文革一来,薛鸿达搞不明白这世道是怎么了,但他人缘奇好,怎么也不可能整到他的头上。没想到他只不过因同情“炮轰派”,大祸竟悄悄逼上来。
1968年5月30日,薛鸿达去教务部开大会,原来是批斗“反革命教授集团”大会。他一露面就被揪上台,从此进了“牛棚”,再也没有回来。听说薛鸿达被抓进“牛棚”,他年迈的老父亲被活活吓死了。
卷进这个冤案中的教授们遭到各种刑讯逼供,精神和肉体都受到严重的摧残,写不完的交代材料,开不完的批斗大会,走不完的苦难之路。
薛鸿达是个大胖子,本来就有高血压症,在批斗之余还要做各种苦役,他的身体实在挺不住了。10月10日早晨,看押老教授的体育教员郭云平强令薛鸿达参加集体跑步,然后又逼着他跑上三楼,薛鸿达面色苍白,呼吸急促,挣扎着进了门,他想坐下来休息一下。郭云平大喝一声:“站起来!谁让你坐下?现在,面向毛主席像,低头请罪!”
这是当时中国任何一个“阶下囚”们每天的必修课,要弯腰低头念出一套“请罪词”:“我是反革命分子×××,向伟大领袖毛主席请罪,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薛鸿达头昏眼花,浑身无力,满头汗水淌下来,迷住了眼睛,他弯下腰,弯一点,再弯下一点……突然,郭云平猛按他的后颈,他重重地栽倒在地面上。
“装蒜!”郭云平骂道,踢了几脚,又抓住薛鸿达双脚拖进隔离室里……
当时物理教员高伯龙副教授是现场目击者,他对笔者回忆了郭云平毫无人性地残害薛鸿达的细节。
钱庆五带着孩子们赶到医院,薛鸿达穿着一身破旧的棉袄棉裤,破棉鞋上满是泥土,静静地躺在太平间一张床上。
钱庆五的心全碎了,她怒火中烧,一滴眼泪也没掉,只是大声说:“老头子,你不用再受罪了!”
孩子们失声痛哭,钱庆五说:“回家找一条白床单来,给你爸爸盖上!”
工宣队和专案组成员来了,冷冷地瞅了一眼,商量着怎么办。钱庆五对他们说:“老薛走了,我想给他换上一套军装,那是1954年毛主席赠送的……”
一个满脸横肉的工宣队头头,斜楞着眼,脑袋一晃,哼了两声:“那不行!薛鸿达是反革命分子,怎么能穿军装?就这么烧了!”
钱庆五什么也不想再说了,能跟这些冷血动物要热血吗?她把白床单轻轻蒙在薛鸿达的身上,又最后看了老伴一眼。薛鸿达和善的面容依稀带着浅浅的微笑。他是在嘲笑这个混沌不堪的世间吗?
钱庆五留下大儿子薛正元说:“孩子,你去送送爸爸吧!”然后头也不回,把哭成一团的女儿们领走。
薛正元跟着学院一辆“解放牌”去了火葬场。火葬场里烧不完的屈死鬼,火化要排长队,专案组人员才不愿意陪着呢,他们买了一个最便宜的骨灰盒塞给孩子说:“你在这儿等着吧,火化以后,你自己回家吧!”
在恐怖的夜幕下,薛正元捧着父亲的骨灰盒,顶着刺骨的寒风,深一步,浅一步往哈尔滨市里走,走到天快亮了,终于看到自己的家,窗户还亮着灯光,那是母亲在等着爸爸的冤魂回来。薛正元悲咽地说:“爸,咱们到家了!”泪水滴到薛鸿达的骨灰盒上。
工宣队和革委会的罪恶之手继续在军工大院里搜捕可供宰割的祭品。

三、曹昌佑纵身扑向一系大厅

1968年的结束是用哈军工才子曹昌佑殷红的血画上的句号。
5月17日的哈尔滨火车站。五系504教研室主任曹昌佑副教授忧心忡忡地下了火车,走向出站口,他一眼就看到爱人张慰茹站在接站的人群里。夫妻俩找个人少的地方坐下,曹昌佑急问:“快告诉我,到底出了什么事?为什么院革委会一再来电报催我回来参加运动?他们想干什么?”
张慰茹欲言又止,咬着嘴唇,半天说不出话来,她望着曹昌佑焦急的眼神,终于控制不了自己,掩面痛哭起来。她悲戚地说:“你为什么要回来?你是自投罗网啊,他们要隔离审查你,前天……前天,抄了我们的家……”(上图:曹昌佑副教授和夫人张慰茹。)
曹昌佑“啊”了一声,顿时脸色煞白,英俊的面庞毫无表情,沉默了一阵,看着患难与共的妻子说:“抄家也好,罗织罪名也好,我都不怕。我惟一遗憾的是,我的国防科研事业才刚刚开始,周总理交给的任务,刚入门就要夭折了……”
1933年5月4日,曹昌佑出生在安徽省安庆市,父亲早年留学法国,专攻化学,是一个著名的学者,母亲学医。曹昌佑聪颖早慧,远近有名。1949年他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1953年毕业后即参军赴朝,朝鲜停战后奉调哈军工。
年轻的曹昌佑才华横溢,他在一系从事空中射击原理及瞄准装备的教学和研究,他工作勤奋,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不久就脱颖而出,是全院公认的才子,29岁就成为哈军工最年轻的副教授。五系成立后,曹昌佑负责建立导弹飞行原理、设计原理、飞行试验的三合一新专业,他带领教研室同志从零开始,艰苦创业,使该专业一度在全国同类专业中遥遥领先,几家国防科委系统的大学特派人来学习。曹昌佑学术造诣很深,他独创的关于导弹轨道的计算方法被航天界称为“曹昌佑公式”,钱学森的专著《工程控制论》中特别引用曹昌佑的学术论文。文革前,钱学森想把曹昌佑调到五院,哈军工舍不得放,最后协商由曹昌佑每年在两边各工作半年,那时候,曹昌佑已开始参加多项国家重大型号的研制工作,他身负机密任务,家里人都不知他的通讯地址。
1968年春,曹昌佑正在北京全力以赴参加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研制工作,其间到武汉出差,他浑然不知,哈军工的掌权者已经为他准备好“反动学术权威”、“苏修特务”的帽子。
曹昌佑进了“牛棚”,张慰茹紧随其后,她是革命烈士之女,但当上俄文翻译,“苏修特务”这顶帽子就戴定了。家里只留下张慰茹的老母亲和两个年幼的女孩儿。
11月8日上午,专案组贴出海报,下午全系开大会,批斗“修正主义苗子”曹昌佑。专案组经过半年的内查外调,一无所获。那时候,四系一个极左派副主任王永斌发明了一套折磨人的“王永斌批斗法”,正在全院大力推广,专案组也想在曹昌佑身上试一试。
中午吃饭的时候,食堂里的喇叭大声广播下午批斗曹昌佑的消息,已经得到通知的曹昌佑,平静地倾听喇叭里的喧嚣,两只眼怔怔地看着碗筷,“牛棚”难友张金槐同情地劝慰道:“老曹,想开点,吃点东西吧。”曹昌佑似乎没听到。
该回“牛棚”了,曹昌佑对看守他的学员说:“我要上厕所。”他沉沉地看了张金槐一眼,走出了食堂。谁也没有注意到,曹昌佑径直向一系大楼走去。
士可杀不可辱。中午的系大楼里空无一人,曹昌佑沿着旋转楼梯慢慢登上最高层,从六楼纵身扑向玫瑰色的底层大厅……
半年后,走出“牛棚”的张慰茹才知道曹昌佑自杀的噩耗,她质问革委会,曹昌佑的骨灰在哪里?革委会的头头说,学生处理的后事,他们不懂政策,骨灰扔掉了……
当年苏联专家曾评价曹昌佑必是中国未来的导弹工程大师,然而这位刚为中国国防尖端事业做出贡献的精英之才,竟英年夭折,魂飘云天……

四、生灵涂炭、血染校园

文革中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像一台巨大的绞肉机,大口吞噬着中国人的性命。黑龙江省各地不断传来死人的消息,而潘复生还嫌死得不够多,他指示:“必须广泛发动群众,造成浩大的声势,大打人民战争,向阶级敌人发起猛烈进攻。……要把专门班子和大搞群众运动结合起来,摸清敌情,扩大线索,穷追到底,把一切反革命分子统统挖出来。”
哈军工院革委会和握有生杀大权的军宣队、工宣队的头头们,得了阶级斗争狂想症,哈军工大院里草木皆兵,似乎遍地特务。“木瓜”穆栋材竟胡说,哈军工的潜伏特务加起来起码有一个营。经院革委会批准立案的专案多达557件,遭隔离审查和刑讯折磨的有636人,受株连的人则不计其数,军人俱乐部召开“清队”动员大会时,西门口广场上黑压压的一大片“专政对象”,弯腰撅腚,向毛主席请罪,谁见了都会不寒而栗。
每天清晨,广播喇叭高放《东方红》乐曲,然后是女广播员尖厉的声音:“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再下面是对敌斗争的毛主席语录,一天就这样开始了,任何人都无法预料自己什么时候会大祸临头。
初春的夜,冷风扫脸。58号楼旁边的老杨树骷髅般地摇来晃去。大约7点半钟,楼下人声嘈杂,只见锅炉房前围着一群人,夜幕下可以看到高耸的大烟囱顶上有团黑影。
有人在下面喊:“快下来!不要自杀!”大约僵持了半个多小时,有几个专案人员,骂骂咧咧,开始顺着烟囱的铁梯子往上爬,威胁要加重惩罚上面的人。
只听一声凄厉的惨叫,那团黑影从大烟囱上飞了下来。一声沉闷的声音过后,大家围上来,手电光下,锅炉房的烟道上是一摊骨肉难辨、鲜血四溅的尸首。
死者叫邵承荫,是四系一名老实巴交的普通干部,前些日子被关进隔离室,查来查去,还是他档案中早就交待过的参加“三青团”的那点事。
那个时候,人们经常私下议论今天谁又自杀了。最高的记录是一天全院自杀了四个人。
一系大楼底层大厅有五个角落,每个角落都有一个冤魂。康继昌的内兄,一系讲师罗正源也循曹昌佑的血迹,在批斗会之前跳向大厅一角。
杀戮不曾停歇,冤魂不绝于道。原一系四科留美专家、四系教研室主任吴守一教授被哈军工投入监狱后,被折磨得瘦成一把骨头了,奄奄一息。市公安局怕他死在监狱里,就打电话给哈军工院革委会通知来领人。工宣队带两个学生把吴守一接出铁门,让他自己扛行李走路。吴守一哪里扛得动?在地上拖着行李,一步一步向前挪。工宣队就近找了一家小医院,把吴守一交代给小护士就撒手不管了。当晚,吴守一躺在走廊冷冰冰的水泥地上,没有任何救治。半夜,他的呻吟声逐渐低下来,吐出最后一口气,两只眼睛还睁开着。中国顶尖的毫微秒脉冲技术专家就这样死于非命,而家属一无所知。(右图:吴守一一家。)
四系天线技术专家吴鸿钧副教授,不堪忍受造反派的七斗八斗,自杀身亡。
强忍丧夫之痛的钱庆五,又连遭塌天横祸:哈军工专案组派人到她工作的73中通报案情,说钱庆五是“反革命教授集团”的联络员,中学专案人员一次又一次逼供、毒打还不够,学生让她站到桌子上,再把桌子踢翻,要看看钱庆五摔下来的惨相,导致钱庆五脊柱多处受重伤,1968年12月,她被哈尔滨市公安机关军管会拘留审查,脊柱创伤得不到医治,成了终身残疾人。

五、工宣队大肆制造冤假错案

在“三大战役”之外,又有数不清的独立战役,收拾数不清的“反革命”、 “特嫌”、“叛徒”、“阶级异己分子”……在工宣队的眼里,整个哈军工就是个台湾岛。笔者以一系为例,看看当年工宣队是怎么制造冤假错案的。
一系著名的飞机设计专家“杨大尉”杨庆雄在文革中一直挨批斗,造反派批完了“八八团”批,到了“捍联总”掌权,他又成为清队重点,戴上手铐送到市拘留所关起来,工宣队定的罪名是“国民党军统特务”,而且说他是“马明德发展的”。不惜代价派人到上海外调,没有任何证据就凭空捏造,无中生有,最后连公安机关也觉得哈军工纯属胡扯淡。后来工宣队下不了台,把问题挂起来吧,强迫杨庆雄和刘忠一起到食堂喂猪、挖菜窖。
老教员朱培申是爱研究文史的人,他对两派争斗不感兴趣,平时热心编印《毛泽东思想万岁》、《新民学会通讯录》等文革时代流传的读物。清队一来,革委会和工宣队盯上他,抓住他说过一句“成者为王,败者为寇”,无限上纲,分析成“现行反革命”。戴上手铐,关到道里公安局看守所,其间又押到全市的批斗大会上亮相。整整关押了一百天才放回来,又逼他到锅炉房推煤车出苦力。
108教研室陈佳实是专业连队负责人,他对工宣队罗织罪名、无辜整人十分不满。留苏的教员都被关起来,老同事杨宜乐教员被戴上“阶级异己分子”帽子,陈佳实挺身而出为老杨争辩,这就得罪了工宣队。一系工宣队头头是伟建厂青年工人崔延文,他指责陈佳实是保皇派,破坏清队运动,决定列入打击对象。崔某指示学生在教研室大门上张贴大标语:“108教研室阶级斗争盖子没有揭开!”
接着崔某暗中派学员到湖南外调收集陈佳实的材料,结果一无所获。又伪造反标,诬陷陈佳实,把他关起来。每天被立案审查的人进食堂就餐都要先向毛主席像低头请罪,这是当时的政治规矩。一次陈佳实举起“红宝书”敬祝时,一个工宣队员说:“毛主席是我们的,你没有资格敬祝!” 陈佳实愤怒地回答道:“你错了,毛主席也是我们的!”陈佳实一直不屈服,和工宣队对着干。
赵宗辅是一系革委会副主任,抓特务抓得心理变态的工宣队也整到他的头上。一天半夜,系里来人把赵宗辅从床上喊起来,到系里参加紧急会议。工宣队崔某神经兮兮地宣布:“一系发现敌台了,要马上成立专案组!三四天之内必须破案!”常维新和邴俊等造反派干部也跟着随声附和。
赵宗辅感到莫名其妙,他下去调查一番才知道,原来一系一个实验员,在地沟里发现几个破碎的电子管,灵机一动想立功,就去找工宣队报案,说一系肯定有敌台。崔某在毫无任何事实证据的情况下,就决定成立专案组。此后革委会开会,赵宗辅说,不要开玩笑,哪里有什么敌台!崔某拍桌子,斥责赵宗辅“没有立场”,赵宗辅望着这个狂傲愚昧的青年工人,也火冒三丈,拍了桌子:“我们哈军工是军事机密单位,历来政审严格,哪里有那么多的特务!你们工宣队是不是胡来?”崔延文恨恨地说:“你等着,看我怎么整你!”后来,工宣队给赵宗辅扣上“唐铎的红人”这么个不伦不类的罪名。
老红军吴正峰是1957年从沈阳军区空军调入哈军工一系工作的,先任五科科主任,兢兢业业抓科里的教学领导工作,在群众中威信颇高。文革中他多方保护师生,成立革委会的时候他被结合进去。工宣队来了,他看不惯这些神气活现的混混们,得罪了工宣队,曾当面发生冲突。他被赶出革委会,罚去学员食堂烧火,本来吴正峰的身体就不好,整日劳累烟熏火燎下他的呼吸道疾患更加重了。
从学生中抓反革命,一系也是全校冠军,一共抓了13个“现反”,关在一系大锅炉房由锅炉工监督劳动。一锹煤20多斤,要平端着送进炉膛里,出灰渣时独轮车重达700斤,“现反”们汗流浃背,穿着背心短裤推车到零下30度的外边倒灰渣。每顿饭只有一小碗高粱米和咸菜。13个“现反”没有被折磨死已经是万幸了。
因为有“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的圣谕,文革里的工宣队无不飞扬跋扈,自我膨胀,作恶多端。阶级斗争学说把一些中国人变成野兽——对不起,笔者这么说是侮辱野兽了。

第七十九章 罗时钧受尽酷刑家破人亡

空军工程系成了“对敌斗争”的先进系,不仅把一批中青年教员关进牛棚,而且名牌教授也被斩于马下。著名的空气动力学专家,钱学森先生的高足罗时钧教授没有躲过家破人亡、九死一生的命运。

一、冷怀莹被逼自尽

文革前,罗时钧住的那栋楼里搬来一户新邻居,男的是刚提职不久的副教授,女的姓刘,是个目不识丁的家庭妇女,孩子多,没有工作,在哈军工老红楼居委会里找点差事干干。
罗时钧的夫人冷怀莹是位大家闺秀,才貌出众,气质高雅,在哈军工老教授的夫人中是数一数二的。那位刘某自惭形秽,嫉恨在心。
(右图:冷怀莹遗像。)
文革狂潮席卷哈军工的时候,刘某扯起大旗造反,成为哈军工居委会中响当当的造反派,她首先要揪斗冷怀莹,整治一下这个“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娇婆娘。侮辱人格,揭露隐私,无中生有,无限上纲,刘某使出浑身解数,一步一步把冷怀莹逼到绝路。1967年,冷怀莹精神几近崩溃,最终被迫害致死。
上蹿下跳,兴风作浪的刘某,专门斗争哈军工老教师的家属,祸害一方,长达两年。1968年,刘某在门诊部偷药被逮住,人们这才搞清楚,原来她并不是贫农出身,其父是个被镇压的恶霸地主,这个疯狂的造反婆娘才被揪了出来。
罗时钧自夫人撒手人寰后,留下三个年幼的孩子,人亡家破,他万念俱灰,像一片树叶在文革的狂涛巨浪里漂浮,他没有参加哪一派,老老实实接受批判。

二、罗时钧受尽人间酷刑

“清队”一来,罗时钧大难临头,他的罪名是“美、蒋双料特务”。他1950年从美国回国,途经日本被扣押这件旧事重新被立案审查。本来罗时钧这段经历是各级党组织都知道的光荣历史。然而,工宣队头头亲自上阵,大呼小叫:“你为什么放弃在美国的优越生活回国?”“你在东京是不是接受新的任务?”
罗时钧专案组里的工人和学员,可能从《红岩》等小说中国民党军统特务对革命者施加酷刑得到启发,用刑讯逼供创下哈军工清队运动的新纪录。(右图:罗时钧。)
拳打脚踢、皮鞭、棍棒,那都是平常的“家常便饭”,罗时钧遍体鳞伤,两侧肋骨被打断七根。专案组又发明新的“招牌特餐”:其一掐喉咙,直到罗时钧快要窒息过去才撒手,从此罗时钧的喉咙被打坏了,说不了话。看你怎么当教师!其二不准睡觉,20来个专案组成员每人轮流提审一个小时,让罗时钧在日夜“车轮战”中生不如死。
种种酷刑都不能够让罗时钧承认自己是“美蒋特务”,专案组长和部下又想起新点子。
“给你洗洗脚!”专案组几个64级和65级学员把罗时钧按到椅子上,开始脱他的鞋。
“不用洗了。”罗时钧声音嘶哑,他感到蹊跷和不安,又不是晚上睡觉,洗什么脚?他挣扎着不让学员脱鞋。
一个叫姚家式的学员扯去他的破袜子,握住脚踝骨,又有几个学员弯腰伸手使力,把罗时钧的双脚死死按入一盆热气腾腾的开水中。
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罗时钧昏厥过去。
古典小说《水浒传》中有两个解差把80万禁军教头林冲的双脚按进滚烫开水中的情节,哈军工一系又重演了这段令人毛骨悚然的古代故事。
后代人谁能够想象得出:中国文革浩劫中有一群年轻的大学生,竟用令人发指的残忍手段去摧残一个中国顶尖的科学家,难道这能说是出于他们对伟大领袖的崇拜?对革命理想的忠诚?对“阶级敌人”的仇恨?……
野蛮战胜了文明,兽性压倒了人性,良知屈从于阴谋,那就是中国的1968年。
小腿烫伤后,专案组并不认真给罗时钧疗伤,草草处理处理拉倒。他的小腿一直发炎变黑。和他关在一起的康继昌相对自由一点,每天尽可能多打点开水,帮助罗老师洗伤口。
直至1972年,已经西迁西工大的罗时钧教授在大荔农场劳动时,右下肢胫前区仍然溃烂流脓。卢性宁医生给他做了全面检查,证明他的下肢溃烂、耳聋、声音嘶哑等八项伤残病痛都源自1968年遭到专案组长期的刑讯逼供。
文革结束后,罗时钧办理了正式的残废证(见上图)。

第八十章 001大案和马明德之死


马明德教授的得力助手,空洞实验室主任纪士玶讲师祸从口出,成了哈军工第一个被公开宣判的“现行反革命分子”。
纪士玶是江苏扬州人,生于1929年,作为上海交大的优秀毕业生,他成为哈军工初期助教队的一员。在哈军工风洞群的建设中,纪士玶立下汗马功劳,曾两次受命去东德采购风洞设备,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纪士玶又是个书生气十足的人。在全院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高潮中,他一边认真学习毛著,一边参阅马列主义的原著,把感想眉批写在毛主席著作中。他还有个写日记的老习惯,对政治运动爱发表点感慨,例如写“大跃进有些问题”,“彭德怀没有什么大错”。
文革当中,有一次闲聊,纪士玶随口说:“当领袖的不能发脾气,一发非出大事不可。文王怒而安天下,毛主席怒而刘少奇下台。”
纪士玶家生了个女儿,教研室同志开他的玩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呀!” 纪士玶哈哈一笑:“我怕什么,老人家说他也无后嘛!”
这些玩笑话被告密者揭发出来,工宣队大喜过望:“纪士玶胆敢攻击伟大领袖,现行反革命的帽子先戴上!”
黄序在全专业批斗纪士玶的大会上,站出来说公道话:“我认为纪士玶是思想问题,开玩笑不当,批评教育嘛!” 一系工宣队头头大怒,指着黄序吼道:“谁支持反革命,就打倒谁!”
抄家之后,纪士玶的日记和眉批都成了“罪证”,他据理反驳,不承认是反革命日记。1968年冬天,在俱乐部召开“清队运动战果汇报大会”,纪士玶成了“从严”的典型,由哈尔滨市公安机关军管会当众宣布逮捕法办,并判处10年有期徒刑。
戴着手铐的纪士玶被关进拘留所,和流氓小偷们关在一起,不久进了哈市监狱,再转往泰来县的劳改农场。纪士玶本是肝炎病号,在繁重的农活中,他随时有见上帝的可能,他尽力乐观地活着,也是他命大,服了4年徒刑,被宣布初步平反,又回到哈军工。

二、001大案

1968年8月,北京来了密件,说哈军工存在一个“兵工潜伏特务集团”,责令沈阳军区和黑龙江省革委会负责侦破。这可是“通天大案”,哈军工革委会诚惶诚恐,在“三大战役”之外,又多了一个大专案,取个代号叫“001”专案,由苏毓汉亲自挂帅,组织庞大的专案组,65级五系65562班学员、高干子弟池太峰(池必卿之子)被任命为专案组长。
建国前的兵工大学是中国有名的培养兵工专才的地方,上海解放时,一大批不愿意去台湾的教授们在陈毅的关怀下,成立了华东军区科学研究室,这批专家又成为创建哈军工的三支主力军之一,现在挖“兵工特务集团”,自然要把哈军工列为重点。
张述祖教授作为兵工大学的老前辈,是逃不掉的,可他已经成了植物人,不能说话了,专案组到医院,强令家属把张述祖抬回家去,拒绝报销一切医药费,拒绝提供一切医疗器械。11月中旬,他们把张述祖的夫人陈德华抓到专案组,宣布张述祖是国民党潜伏在大陆的特务。
专案组派人到张述祖家里撬开地板和壁橱,挖地三尺搜寻电台,一无所获之后,硬把张述祖大儿子用破烂元器件组装的电子管收音机说成是无线电发报机。
马明德、谭自烈、赵伊君等一大批老教员和干部都被“001”专案组捉起来,关进“牛棚”审问。刘居英在将军楼的住宅成了“001专案组”的办公室兼审讯拘押室,他家的壁橱、储藏室成为关押“犯人”的单间牢房。陈德华被打得死去活来,一定让她交待张述祖的“特务罪行”,说不出来就关进黑洞洞的壁橱里,在不透空气不见阳光的黑暗中承受精神折磨。谭自烈教授也被关过储藏室。
赵伊君得了阑尾炎,专案组硬是不让就近医治,人快不行了,才送“八一”楼门诊部。他的爱人怀孕了,工宣队威胁他:“不交代就给你老婆打胎!”赵伊君欲哭无泪,没有出生的胎儿有什么罪!我们的核爆功臣在灵与肉的摧残下生不如死。他的同事包承郇、朱琳等一批二系教员也被关起来。
“001大案”逼供的结果是咬出来100多名“兵工特务”,21人受严重迫害,3人被迫害致死,连革委会副主任郑锡伍也被咬成特务。
“001大案”涉及全国60多个科研所和大专院校,哈军工的“001大案”更是臭名昭著,罪恶累累,但至今仍笼罩在神秘的云雾中。由于原专案骨干守口如瓶,讳莫如深,许多办案背景和阴谋诡计还不为人们所知。笔者曾当面约过池太峰三次,希望他能谈一点这个大案的实情,都被他借故拒绝。(右图:“001专案组”成员合照。前排左3池太峰,后排右3李安东。)
“001专案组”的成员主要是64、65级学员,还有个别教员和工人。笔者收集到上边这张当年“001专案组”的集体合照,看来当时他们很快乐,也不是凶神恶煞的长相。

三、马明德之死

1966年6月,马明德的全部教学和科研活动被迫中止。对于文革,马明德和所有善良的人们一样,开始莫名其妙,继则心惊胆战。因为他是一系副主任,自然是当权派,他是大专家,那就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运动初期受到冲击,他咬牙忍着,苦苦熬着日子,大家都在受难,自己也跟着受吧,幸好大女婿吴德铭也在系里任教,这个哈军工5期学员德才兼备,留校后业务上进步很快,马明德十分满意这个大女婿。吴德铭时常回家来,给马明德和蒋祖绮一些安慰,让两位老人对生活寄托着一点希望。
最让马明德夫妇伤心的是孩子的姥姥被哈军工建军小学的红小兵押去劳改,理由是老太太是“地主婆”(老太太根本就没有地产)。大热的天,一群颤巍巍的古稀老太太被强迫打石子,还要受红小兵的打骂虐待,后来,刘居英的老母亲不堪折磨而投缳自尽,马明德的岳母也累得脑出血,从此瘫痪了。
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成为文革主旋律,再一次把人民群众推向红色恐怖之中。哈军工遍地是“特务”、“反革命”,数不清的专案,数不清的冤狱。7月,马明德的最重要的助手纪士玶被打成“现反”,马明德五内俱焚,公判大会时,他心惊胆战坐在下面,望着纪士玶被推来搡去,受尽凌辱,他的心在滴血。
“001专案”把解放前和兵工系统有一点联系的人都卷了进去。专案组先是掘地三尺地抄家,然后再把人抓走,连失去思维能力的“植物人”张述祖教授也不放过。专案组的打手们变着花样残酷折磨“特嫌”们,有的人实在扛不住,就信口乱咬,马明德夫妇就被咬上了。
马明德被以“特嫌”罪名押到一系大楼里隔离审查。他和国民党兵工署没有一点干系,只不过曾在兵工大学兼过课,所以他泰然自若,从容面对凶恶的专案组,以为他们起码要讲点党的政策,以事实为根据来办案。但是,马明德高估了这些以害人为乐的鹰犬打手们,尽管他们也都是哈军工的师生。
面对莫须有的罪名,马明德愤怒了,拍桌子和专案组对着干。残酷的刑讯逼供把马明德推进了炼狱。打骂不算,还逼他跪在搓衣板上,晚上不许他睡觉,用强光灯照着脸部。刑讯逼供使53岁的马明德备受心灵和肉体上的摧残。
北京的钱学森获悉马明德的遭遇,和国防科委的领导商量,想尽力保护这位杰出的空气动力学家和风洞技术专家,正好29基地需要人,钱学森力主把马明德调出哈军工。29基地根据钱学森的意见,派出一位老红军,1955年的军衔是大校,他拿着29基地的商调函,专程来到哈军工找院革委会领导,提出因国防科研需要,要把马明德调入四川。
“不行!马明德有历史问题!”苏毓汉傲慢地摆摆手,一边摆弄刚弄到手的几枚毛主席像章,一边说:“我们要对国家负责。”
大校坚持说:“既然是历史档案中的问题,我们可以负责继续调查,决不会放过一个特务。”
苏毓汉干脆不搭理大校了,还在欣赏他手里的毛主席像章。
“实在一时调不成,”大校保持着耐心,“我们派干部来,参加马明德的专案组,你看行不行?”
“不行!”
大校失望地离开哈军工,临走前和闻讯赶来的吴德铭握手,他想说:“马教授凶多吉少啊!”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钱学森可以把火箭送上天,但他没有能力阻挡住哈军工阶级斗争绞肉机那滴血的齿轮,他尽到最大努力,没有办法从机器中拉出他的师弟来。
那天服苦役时,马明德碰到曹鹤荪,两位“老交大”校友互相看看,眼神里传递着同情和安慰,在看管人员不注意的时候,马明德小声说:“老曹啊,你可要想开点,运动开始都是这样,泰山压顶。但到了后期,就要落实政策了!”
曹鹤荪感激地点点头。(下图:马明德与夫人蒋祖绮。)
在农村插队的小女儿马孝哆知道家里遭了大难,父亲被抓走后,她不放心妈妈和姥姥,匆匆赶回家。夜里十点,走廊里突然人声嘈杂,跟着就是狂暴的敲门声。蒋祖绮有心脏病,自马明德被抓走后,她在恐怖中度日如年,时常犯病。马孝哆打开门,一群专案人员如狼似虎闯进来,宣布对蒋祖绮实行隔离审查。
蒋祖绮吓得面无血色,心脏病发作,捂着心区,大口喘息着。专案人员不顾马孝哆的央求,架起蒋祖绮就走,一直把老太太拖到一系六楼关起来,她还不知道已被人咬成了“是某某发展的特务”。
马孝哆看着瘫痪在床的姥姥,欲哭无泪,马孝哆的大姐还没有调回来,大姐夫被关在学员队,行动不自由,二姐毕业后分配到友谊农场,她只能把这个破碎的家和瘫痪的姥姥承担起来。
1969年1月13日上午,关在马明德隔壁的杨庆雄副教授听到走廊里吵吵嚷嚷,女学生的惊慌声音时高时低,隔壁似乎出了什么事,不过一小时,杨庆雄听明白了:马明德自杀了!
人怎么死的?专案组急需对外统一口径:先说马明德把床单撕成条条上吊,但隔离室的看守人员是24小时监视,这不能自圆其说,最后改口为:“马明德自己解下鞋带,挂在门的上插销孔里,勒死了自己。”
吴德铭和马孝哆要求看一眼父亲的遗体,被专案组一口回绝。
第二天,专案组人员到马明德的家里,通知马孝哆:“你爸自杀了,马上要火化,你跟去看看吧!”
马孝哆一边哭,一边央求:“总得让我妈、我姐去看一眼呀!”
“你姐夫和你去就够了!”专案组那些畜生都长着石头心,“去不去?不去我们就开车走了!”
马孝哆只好跟着专案组来到太平间,年轻姑娘从来没见过死人,她心里害怕,一小步一小步往前挪。“行了!”专案组人员伸手阻拦她说,“远远看看吧!”
马明德的脸部盖着一张报纸,一阵冷风吹过来,报纸掉落下来,马孝哆看见父亲的遗体仰面躺着,僵硬的四肢向外伸着。
专案人员不知从哪儿弄来一个小小的运尸棺材,把马明德遗体往里一扔,两只胳膊伸在外面,盖不上棺盖。
专案人员骂骂咧咧,又把遗体拽出来,两个人抬到门口,像扔一片冷冻猪肉似的,一下子甩进大卡车的车厢板上,随着“咣当”一声响,“开车!”专案组把马孝哆推进驾驶室,直奔火葬场。那个年月人命如草。火葬场排着长长的队伍,屈死的人不计其数,火化炉日夜不熄,那饱含血泪冤情的浓烟直冲云天。
哈军工的专案人员硬加个塞儿,马明德遗体入炉前,专案组仍不让吴德铭和马孝哆靠前最后看一眼父亲。火化完了,吴德铭和马孝哆问专案组:“爸爸的骨灰呢?”
“反革命,还要什么骨灰!扔掉了!”
这就是创建哈军工的老教授、中国顶尖的风洞专家马明德的后事。
马明德死后,哈军工革委会召开全院大会,声讨马明德“自绝于人民”、“对抗文化大革命”的罪行。打着大红叉叉的标语贴满文庙街。专案组通知马孝哆去开会,马孝哆愤怒地拒绝:“不去!”
“马明德教授走了!”这消息迅速传遍全院,人们在暗暗叹息、哭泣,多么好的老教授,我们国家航空事业的大功臣啊,就这么死于非命,连骨灰都给撒了!正直的哈军工人没有谁不痛恨那个混账革委会和那些土匪山贼般的工宣队,还有那丧尽天良的专案组。
马明德死后,一直瞒着“牛棚”中的蒋祖绮,半年后放出来才告她这个凶信,蒋祖绮当场就昏厥过去,苏醒过来后,她悲愤欲绝,仰天呼喊道:“老天哪!我们老马死不瞑目啊!”
在农村的二女儿马小愚得知母亲放出来了,满脚的泥巴就赶回家,扑向母亲,母女俩抱头痛哭。
曹鹤荪教授放出来之后,得知马明德已死,愣了半晌才说:“不能啊,他还劝我要想得开,怎么会去自缢?”
马明德之死一直是个谜,家属绝不承认是自杀。而涉及此案的专案人员不肯吐露一点真情。这个莫须有的“001”神秘冤案涉及到哈军工、长春光机所等全国多个单位,株连了297个人,被迫害致死数人,但是没有任何人对此冤案负责,谁是主谋?谁是凶手?至今都是一笔糊涂账,任其消失在历史的无边尘埃里,成为千古沉冤。苍天在上,游荡在宇宙里的冤魂找谁去讨一个公道啊?
在文化大革命前半期,哈军工是罄竹难书的“重灾区”,而一系则是“重灾区的核心地带”。全院横遭批斗的领导干部和老教师分别占总人数的56%和87%,经省、市公安机关拘捕下狱的有46人,被迫害致死的初略统计有36人,加上已调离哈军工的老教师冤死者,要超过50人。
调离哈军工的董绍庸教授(右图为董绍庸遗像)在四川江油航空发动机研究所任所长。1968年,被该所造反派谋害,活活打死,遗体头顶百会穴处有一根五寸长的铁钉,还有三个钉眼。董绍庸遇害后,研究所的造反派们一口咬定董是“自己用钉子自杀的”,这显然是胡说八道。1979年,中央统战部召开了关于平反冤假错案的会议,会前,董教授的夫人赵继祥拿着董绍庸被害后的头盖骨照片,去找南京理工大学的邹志楷教授。邹志楷决心为“两航起义”的老战友伸冤,他和“两航起义”的老同志们给中央领导联名写过信。在有关会议上,顾懋祥教授还特别带上一块猪骨头,当场作敲钉子表演,他用最大的劲也敲不进去。赵继祥又去找刘居英院长,刘院长为了董绍庸之死,亲自去找过王震反映意见。许多哈军工老同志都在为董绍庸教授鸣冤,呼吁找出凶手,然而最终没有任何结果。后来胡耀邦对董绍庸之死说了一句令人伤感的实话:“水落石不出呀!”
“两航起义”中的骨干、中国第一流的航空发动机专家、哈军工模范教授死得太惨了。

第八十一章 哈军工遭肢解,一系迁往西安

一、战备声中的黑龙江省

文化大革命在惨云愁雾中进入第四年。“东北新曙光”已失去当初的耀眼光辉,变得阴霾四布。主持黑龙江省党政军大权的潘复生和汪家道由亲密战友向政治死敌方向转化。不停地斗争,不断地分化……
1969年春节刚过,潘复生把哈军工院革委会主任穆栋材等五人赶下台,那位精明善辩的造反女将阎立梅也被关了起来,由“捍联总”外号“大苍蝇”的二系女将看管。哈军工革委会的工作由副主任郑锡伍主持。
6月,在全省党员干部大会上,潘复生终于把汪家道撵回家去,一批跟着汪家道跑的干部也灰溜溜下野了。
3月初在乌苏里江边界珍宝岛爆发的中苏武装冲突,黑龙江省形势空前紧张,3月4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社论《打倒新沙皇!》,其中说:“不管你们来多少人,不管你们联合什么人一起来,我们都要把你们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中国面临战争的内忧外患,毛泽东指示说:“清理阶级队伍,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严禁逼供信。”潘复生本想撒开大网继续大抓“阶级敌人”的罪恶预谋为形势所阻,他表面上不得不改弦易辙。
“五一”劳动节前,哈军工奉命匆匆结束500多个专案,把大批关押蒙难的“阶下囚”们打发回家,但这又不是平反结案。原一系后转五系的陈启智教授被五系关押地下室批斗了8个多月,他质问专案组,为什么关押我?要给我个说法!专案组张口结舌,只回答三个字:“搞错了!”
大势所趋,人心思定,热衷搞阶级斗争的极左分子、喜欢整人的龌龊小人越来越没有市场了。一年以后,双手沾满哈军工人鲜血的东安厂四车间和伟建厂的工宣队灰溜溜地滚蛋了,没有人出来送行。后来在1983年,哈军工一系教员杨乃适出任东安厂厂长,可把那些在军工学院当过工宣队的家伙吓坏了,他们害怕杨厂长追查他们当年的恶行。但历史不可能完全公平,文革期间全国的工宣队臭名昭著,基本上没有得到清查。
夏末秋初,放回家的全院“阶下囚”们还没有坐暖板凳,省里下来指示,去柳河“五七”干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杨仲枢、曹国惠等老教授都到了柳河的干校。同时,近800名哈军工干部、教师和工人参加了省革委会组织的“赴边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合江地区七个县帮助整党建党,参加农业生产劳动,时间超过半年,深受文革之苦的哈军工人,明白冤假错案是怎么回事,所以大刀阔斧地解放当地的干部,平反冤假错案,使遭到破坏的各级党组织得以恢复,在合江七县基层干部中,一提起哈军工,无不感恩戴德,称颂哈军工人是“包青天”、“有水平”,那一片黑土地上留下了哈军工的美名。
哈军工只剩下64和65级最后两期学员在焦急中等待毕业分配。8月,经中央军委批准,为了应对中苏边境紧张态势,沈阳军区三局派人来要特招一批会俄语的大学生入伍,哈军工有82人荣幸当了“俄语兵”,其中一系18人。他们大多被分配到中苏边境工作站任要职,随时准备打仗,为国牺牲。笔者曾采访一系发动机专业65级倪庆福同学,他是吉林省白城人,生于1945年。他的部队是在东部边境的大黑山一带与苏军对峙,他和战士们住在当年日本关东军留下的大碉堡里,用草帘子挂在门口,根本无法挡住刺骨的寒风。小战士晚上取暖,嫌树枝烧不着,弄点汽油倒进火墙里。轰隆一声巨响,火墙的砖石炸得四处飞溅,砸在大家的被子上。在艰苦的环境里,哈军工的“俄语兵”表现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英雄气概,很多人立功受奖,提升到营、团职干部。倪庆福在百万大裁军的时候转业回到白城,后来调入长春市经委并赴香港工作,在改革开放的年代里取得突出的成绩。
党中央和沈阳军区不断接到揭发潘复生的来信。庐山的九届二中全会后,全国第一个公开支持造反派的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盛极而衰,黯然下台,被押送到辽河畔的盘锦农场,由解放军看押着,在一个农家小院隔离反省。
在加强战备与潘复生下台这一大背景下,哈军工接到国防科委的紧急指示:哈尔滨工程学院要准备分家内迁。

二、哈军工横遭肢解

深秋的哈尔滨,秋风凄厉,枯木凋零。听到内迁消息的哈军工人,困惑不解,人们在私下小声议论,都想探询到更详细的消息。国家花费巨资建设的教学大楼,用黄金堆起来的国防科技学府,说不要就不要了吗?多少年无数人的血汗就这样付之东流了吗?不少人夜不能寐,暗自流泪……传言四起,人心惶惶。哈军工人的心凉了,心碎了。
10月27日,院革委会副主任郑锡伍奉命带着工宣队的人,匆匆赶到北京,去国防科委接受关于内迁的指示。
接见他们的是国防科委副主任、海军中将赵启民。赵启民居高临下,咄咄逼人,对哈军工不屑一顾,他冷冷地说道:“军委办事组已经决定,军工学院要从哈尔滨搬走,你们可以作动员了,学院要分,有的归机部,有的归科委。”
郑锡伍大吃一惊,额头冒出冷汗,他大着胆子问一句:“怎么?学院还要拆成几块儿啊?这,这怎么能办学呢?”
赵启民不耐烦地打断他的话:“你们的‘文化大革命’,过去科委没有管,今后要管。清队一定要彻底,敌我矛盾要处理掉,人民内部矛盾在军工不能工作的,也要处理。这次搬家,教师队伍要纯,搞尖端不适合的要处理,留下来的人要精干,越精干越好。今后你们人不够,我们可以给你们配嘛,干部多了的就地安排,也可以去外地联系。”
郑锡伍又汇报军工的家底大,仪器多,特别是导弹库没法搬,南迁困难太多。
赵启民皱起眉头,挥手打断郑锡伍的啰嗦:“不要再说这些了,回去把精密仪器包装好,剩下的,敌人来了就炸掉!”他站起来,边出门边说:“包括什么导弹库,炸掉!”
赵启民接见郑锡伍之后,便和赵登程率调查组进驻九院在青海高原的221基地,开始了史称“二赵乱九院”的人间惨剧。谢天谢地,哈军工的内迁幸好没有交给赵启民这个典型左棍来管。
12月4日,国防科委领导人罗舜初和梁军再次召见郑锡伍、倪伟等人,布置内迁的事。
罗舜初副主任的口气倒还温和,他笑着说:“和你们商量两件事,根据毛主席的思想,东北是前线,哈尔滨是重工业区,交通枢纽,是第一线。为了防止敌人突然袭击,军委办事组决定你们内迁,到大三线去办学校,这不是逃跑,而是有计划、有准备搬迁,不要慌张,搞不好非乱套不可。现在不搬,后悔莫及。”
罗舜初戴上老花镜,看了一眼文件,接着说:“根据军委办事组的决定,学院要分开,有的归机部,有的归总参,有的归科委,原子、导弹归科委。不要思想不通,这是国家需要,你们可以提个方案。搬迁和调整结合起来。军委办事组的决定是:第一,海军、空军系拨出去,第二,两弹办一所大学,或者光是导弹办一所大学,原子和哈工大合起来,你们可以多考虑几个方案,最后由我们来定。”
哈军工学生在文革中狂妄骄横,造反上天,祸害神州,树敌无数。就以哈军工五系造反宣传队为例,文革初期,他们先到北京闹腾,然后跑遍黑龙江省各个城市造反,接着又到西安、延安、成都、重庆,遵义、贵阳、昆明等城市串联,大煽革命之风,大点造反之火。他们声称: “造反文艺,就是要充满浓浓的火药味。什么人情,什么博爱,什么调和折中,统统滚到一边去!我们就是要像匕首,像投枪,像爆破筒,横扫四旧,打得牛鬼蛇神丢盔卸甲!”
几乎中国的大城市都有哈军工红色造反团联络站,一所大学居然可以操纵全国的文革运动,可不可怕?
现在哈军工有难,谁会帮你一把?这或许就是哈军工无法回避的宿命。

三、一系西迁前的决策角力

一系上下都知道要划归三机部管理了,与其他系分家后往哪里搬迁一时还没有确定,一切工作都停下来,人心栖栖惶惶无所依。
1970年1月初,三机部组织一个调查组,由教育司军宣队负责人、长春一航校政委陈文海任组长,任务是调研航空工业现状,包括工厂、研究所的生产和科研情况,调研三机部刚接管不久的院校——北航、南航、西工大和哈军工一系的专业设置、师资和干部队伍、教学科研设备水平。哈军工一系派政治处干部杨迺成参加调查组工作。三机部调查组忙乎了4个月,认为哈军工一系的教学科研设备是最先进最完善的,特别是风洞群,那是其他院校无法比拟的。
2月15日,三机部军管会通知:根据航空领导小组的决定,哈尔滨工程学院航空工程系迁西安,与西工大合并,力争在5月份完成搬迁和合并工作。
调查组工作结束时,组长陈文海对杨迺成透露空军对一系内迁的意见。空军历来把一系看成是自己的亲密战友,而且有发言权。空军希望把一系搬到南京,南航下马,一系在南航校址独立办学。后来,南航强烈抵制,坚决不同意下马。空军一时拿不出好的解决方案,但知会三机部,一系成建制内迁,暂驻西工大,编制不变,设备不开箱。
杨迺成回到家,马上向革委会主任常维新汇报,告诉他上面还没有固定的方案,空军还在犹豫中,我们先别忙着搬家,设备更不要运走,要等一等看。
常维新无动于衷,“我们要坚决执行上级的决定!”他用这句话把杨迺成顶回去。接着他召开几次全系统一思想的会议,各专业负责人都不支持搬迁,大家对匆匆忙忙地大搬家持怀疑态度,难道苏军真的要攻打哈尔滨?我们军工有一万多支各种枪械,干部教员都有一定的军事素养,还怕苏军打进哈军工不成?
不管各专业负责人怎么反对,常维新在会议结束时总是说相同那句话:“还是得搬哪。”
常维新为什么这么迫不及待地想往西安搬家?后来人们弄明白了:他从三机部听到一个不可靠的小道消息:三机部正要调整各院校的领导班子,你们哈军工一系去晚了,就没有你们的份儿啦。
一系干部教师疑云重重,大多不愿意去西工大,感到与其寄人篱下还不如自己另谋出路。罗时钧、刘千刚等业务尖子都给三机部写信,要求调走。有的自行联系了工作单位,跟一系说拜拜了。聪明果敢的小个子杨易正去了南京,南航热情欢迎他。陈大炎本来想随一系走,可是严格蛮横的政审他通不过,天无绝人之路,三系坚守原地办学,正在四处招揽人才,品学兼优的陈大炎被邀请到三系,参加哈船院的创建工作。
常维新见势不妙,开始动硬的一手了。他采取把档案转移到西工大,断绝欲调动者的去路,已经解放了的原系主任沈伯瑛表现出狠毒的一手,他建议革委会用停发工资、断绝口粮的残酷办法逼迫人们就范。沈伯瑛给三机部打电话汇报说:“一系一些人抵制搬迁,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其实他藏着小心眼,他就不想去西工大,等把大家都逼迫到西工大后,他自己到沈阳军区机关当高官去了。
这期间三机部军管会派员到西工大,督促做好迎接哈军工一系搬迁的准备工作。西工大革委会副主任陈明焰给三机部打电话说,学校正在搞“一打三反”运动,来不及准备,能不能拖到10月份以后再搬?三机部把西工大这个意见转告了哈军工一系。常维新急了,回答得很干脆:“我们坚决执行部里原来的决定,按时搬迁,绝不动摇!”三机部回头把陈明焰批评一顿:“人家哈军工能如此坚决,克服困难按时搬迁,你们为什么不能做好安排工作?赶快腾房子,迎接他们到来!”
尽管有常维新等掌权者的威逼,一系仍然有相当多的人不接受大迁徙的折腾,不相信北边的老毛子真会打进哈尔滨,就是不肯去西安。于是三机部军管会派来一个三人督战队,头头还是长春一航校政委陈文海。他要完成任务,于是拉下脸来,逐一谈话,打通思想,往往都是谈崩了。一次在食堂里开大会,他大声喊叫:“我就是督战队队长,你们要服从大局!一个不剩,都要到西工大!不服从命令,开除党籍!”
有三机部大员督战,一系压力山大,自私昏庸的常维新等几个人绑架了一系的精英群体,在最后一次布置搬家的会议结束时,杨迺成甩给常维新一句话:“你将成为一系的历史罪人!”历史证明杨迺成说的不错,可惜没有一个帅才能挺身顶得起即将倾倒的一系大厦。
最后一千多人的一系仍有五分之三的人留在哈尔滨、或是去了别的单位,仅有五分之二的人搬迁到西安。一个兵强马壮、人才济济、成果累累的空军工程系就这样拆散了。

四、匆匆忙忙的大迁徙

从3月18日起,一系各单位开始整理需要搬走的物资和设备,特别是实验室,要把大量固定在地脚上的仪器设备拆下来,分解以备装箱,劳动强度非常大。包装用的木箱是个大难题,教务处副处长龚先荫和行政处的姜永武,带一台大卡车,到东部深山的林区,购买足够的木材,运回一系。在一个大教室里建立临时木工厂,高级木工师傅吴相亭担任技术指导,组织十多名木工日夜兼程制造木箱。接着就是装箱、编号、集中待运。每天从早到晚,人们看到一块块深绿色的玻璃黑板从教室里拆下来,小心翼翼抬到楼下包装;一张张饭桌和板凳从食堂里搬出来,什么东西都不舍得丢弃。人们开玩笑说,一系搬迁,连墙上的铁钉也都要拽下来带到西安去。
从文庙街到火车站的各条大街上,哈军工的车队和人群像蚂蚁搬家般忙个不停,4月初,一系的物资装进了火车车厢,
4月8日下午,第一次专列开出哈站,这列火车运载一系最重要的物资,其中有导弹、航空炮、炸药等危险品。专列定为特级机密列车,学院派来一个班的11名战士持枪保卫,跟着押车负责人龚先荫同行。大约经过两天三夜,专列于4月11日黎明抵达西安东站。
接着,又发出两列火车。共计120多节车皮,一系的家当浩浩荡荡源源不断地运往西安,大到教学用的“米格-19”战机和四个风洞,小到食堂饭桌上的小小酱油壶。
在物资紧缺的年代,一系光是粮票就带去四万多公斤,那是一系多年节省下来的粮食啊。
一系大部分人员拖家带口,于7月前后陆续到达古城西安。
但是在阶级斗争为纲的文革年代,政审是每个人都要面临的放大镜下的政治洗礼。一系大队伍西迁后,留下70多人走不了,原因是政审不合格,不能内迁。这些被刷下来的教员们心情悒郁,也无可奈何。梅硕基当这些人的组长,按月给大家发工资,同时他以1期老大哥的身份安慰各届学弟们,别着急,天无绝人之路。到了11月底,三机部又派来大员,大概三机部也想明白了,再这么政审下去,这些优秀教员都走光了。大员宣布,统统都去西工大,政审没有结论的到西安再继续处理。杨埜就是12月份走的,大概算是最后到西工大报到的人。
一系并入西工大时,计有8个专业,教职工665人,其中教师215人,副教授以上16人,讲师42人,助教157人,实验室58个,主要仪器2219件,生活用具3146件,粮食41415公斤。

五、永远解不开的谜团

3月,国防科委派来一个“调研组”,到哈尔滨主持分建和搬迁工作,组长王松龄。调研组根据国防科委关于去长沙的人员要“越少越好,越纯越好”的指导思想,对哈军工的教职员工逐个进行政治审查,其严格程度远超过历史上的多次审干和政治运动,这种荒唐绝伦的政审结果,是将上千名认为“不符合条件”的干部、教师和工人留在哈尔滨,不得不成立一个收容单位叫“留守处”,让如此多的人们等待分配和处理。而首批赴长沙的政审合格教授只有周明鸂等三位,连哈军工的元老曹鹤荪老先生都属于政审不合格之列。若陈赓在天有灵,会气得大骂王松龄。
调研组向国防科委和七机部领导上报冗长的筹建新学院的设想方案,其中除了文革时代“三忠于、四无限”的官话套话空话大话外,就是对办教育一窍不通却要不懂装懂和瞎指挥、胡折腾的浑话屁话。例如报告规定哈军工南迁后,“不但是一所技术院校,而且主要的是一所以政治为特点,政治统帅技术”的院校,建议把新学院取名“韶山工学院”,理由是“为使全院革命师生员工时时刻刻受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鼓舞和鞭策,就想以红太阳升起的地方和毛主席亲笔题名的两个金光闪闪的大字——‘工学’来命名。”关于教师队伍的问题规定:“学院原有的教师队伍要在教育中使用,在使用中加强教育、改造。当前打算抽调百余名教师到七机部有关厂、院参加三大革命运动,接受再教育,进行教改的试点工作。”“在七机部做好专业调查的基础上,进一步熟悉情况,聘请‘高举’、‘突出’、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士兵和工程技术人员到学院做专职、兼职教师”。
国防科委调研组的这份大报告以文革年代的一篇荒诞奇文而遗臭后世。哈军工是“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的。
当时不少人还在农村当“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员”,好心的同志透露出内部消息,学院要“扔垃圾”,在农村的“宣传队员”可能要优先就地插队落户。这一回组织纪律性一贯好的教员们不干了,大家愤愤不平:“凭什么把我们当成垃圾?”“走!我们回学院去!”模范教师张金槐和同志们横下一条心,扛起行李,不辞而别,挤上火车返回哈军工。张金槐还算幸运,文革以来背着“走资派的大红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急先锋”的罪名挨批斗受侮辱,这次居然被批准为先遣人员,派到长沙去当卸车力工了。
紧随一系之后,二系开始向大西南重庆进发。每天,搬家的大卡车轰隆隆地离开文庙街,昔日师生满门的教学大楼变得空荡荡的。每当送站的同志茫然若失地返回学院的时候,他们心里明白,那远去的车轮声宣告哈军工已被大卸八块,从此不复存在了。
驻院工宣队、军宣队和革委会不忘自己手中有特权,不断下达愚蠢至极的搬迁指示,其中除了有“以战备为纲,狠抓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开展革命大批判,用大批判促进和推动搬迁”这类文革例行官话套话外,还有一段值得人们品评的文字,不可不读:
“根据节约的原则,国防科委指示,可带可不带的坚决不带。办公、生活营具搬迁要本着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原则,按革命化的要求,那些为少数人服务的高级品、奢侈品,如沙发、沙发床、梳妆台、地毯、玻璃衣柜之类的东西一律不带。”
在这种所谓“革命化”的节约原则指导下,哈军工数不清的财产和家当,包括12万多件营具,统统弃置不顾,使后来占据哈军工的各单位大大发了一笔哈军工南迁的“国难财”,例如一百多块苏联顾问使用的高级地毯,本来已包装待运,革委会和军、工宣队的头头们发现了,硬是强令从汽车上扔了下去,交给省军区。当年陈赓院长费尽心血建立的学院就这样被糟蹋,这群败家子够混账的吧!
6月24日,院革委会在俱乐部做了一次正式的内迁动员报告,会场冷冷清清,人们都在走廊里交头接耳开小会,打听各个系往下刷人的动态。
学院核心小组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6月15日电报通知中关于“请黑龙江省革委会、省军区加强对两校内迁的思想政治工作和搬迁的组织领导”的指示精神,向省核心小组和省军区党委呈送一份报告: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国防院校体制调整的决定,我院四、五、六系、四海厂和院直机关归属于国防科委七机部,内迁到湖南长沙办校;二系与哈工大合并归属于国防科委二机部,内迁到四川重庆办校;一系迁到西安与西工大合并归属于三机部;三系归属于六机部迁到内地独立办一所船舶工程学院,内迁地点尚未定下来。另外,原一系风洞研究室调归空军第六研究院领导。目前,一、二系的物资搬迁基本结束,人员将分批离哈。我院内迁到长沙的准备工作已经基本就绪,先遣队已到长沙。我们于6月24日在全院进行了内迁动员,第一列车将于7月1日发出,按每列40节组成需25列(包括三系)才能发完。迁到内地要进行建设,科研任务也不能停,要边迁边建,边迁边搞科研生产。不仅搬迁的工作量大,而且由于进行体制大调整,一个学院要一分为五,多余人员还要外调分配,更带来工作的复杂性。由于分建、内迁和体制调整,人员处理工作是同时进行的,所以各种活思想很多。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十分尖锐。阶级敌人也在乘搬迁之机进行破坏活动。一些历史上遗留的问题,处理不好也可能发生问题,因此,我们深感迫切需要上级加强领导。”
这份带着强烈极左时代特色的马屁报告给历史留下一份关于肢解哈军工的正式记录,也为中国教育史留下无比惨痛的一页。
7月1日,装载哈军工教学用导弹的第一趟发往长沙的特级机密专列驶离了哈尔滨车站,关于哈军工主体部分艰难曲折的南迁过程,笔者在拙著《哈军工传》的八十章里有详细的描述,不再赘述。
人去楼空,哈军工大院在初冬的寒风中显得凄凄惨惨,一片苍凉颓败景象,典雅古朴的文庙图书馆荒草萋萋,鼠鸦争食,颓微破败之状如荒野古寺。除了三系大楼里还有些人烟外,其余的建筑物里一片死寂。
1970年年底,凡是有门路的单位都到军工大院里分一杯羹。大大小小的单位占房占红了眼,数十个单位如诸侯割据,乱建围墙,占地为王,一个花园般的大学校变成乱哄哄的大杂院。一航校占领51号楼后还不过瘾,为了占住大操场,煞费苦心,不惜人力物力,运来两架飞机,把大操场当成停机坪。21号大楼变成省军区招待所,用不完的营具拉走分光,用不完的房子就出租赚钱!每天投宿的四方旅客吆三喝四,醉话震耳。41号大楼里,某炮团养了一个月的马,嫌味道不佳,才在楼北侧建了一排马厩。在小红楼区也有马厩或猪舍……
综观中外教育史,学府遭难,斯文扫地,自残自毁,有比哈军工更甚者乎?
重病缠身的周恩来总理是在很久以后才知道哈军工被无情肢解详情的,对哈军工如此巨变,他不止一次地表示惋惜。
一贯爱护哈军工的叶剑英元帅见到重新工作的刘居英,劈头就问:“为什么把这么好的一所大学给拆散了?”
刘居英苦笑,无言以对。
不少哈军工学子说起哈军工的下场时,还是感到迷惑不解:“为什么把哈军工肢解了?深层的原因是什么?难道一个黄永胜就决定了军工的命运?”“为什么没有人站出来说句话?”“毛主席过去亲自下令创建了哈军工,他当时为什么不保护一下哈军工?”
在全党的政治路线处于“左”风劲吹的浩劫时代,技术、知识值几个铜板?大学又算个什么“劳什子”?有“小红书”摇摇就OK了,还要国防现代化干个啥子?
抗日战争时期,北大、清华和南开南下万里,在昆明办起著名的西南联大,抗战胜利后三校又重返京津原址复原,留下中国现代教育史上“南渡北归”的光辉诗章。作为鲜明的对比,在和平年代,一代名校哈军工惨遭肢解破坏,强迫万千知识分子中断事业,满腔悲愤,星散四方。在人类文明史上,遭遇到如此浩劫的高等学府还有谁?这是中国的耻辱,这是中华民族的悲哀,这是中国国防现代化进程中令人扼腕叹息的重大挫折和失败。
中国历史上许多事情可能永远都是解不开的谜团,哈军工被肢解遭破坏的深层内幕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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