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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昨 天》第一五七期
帖子发表于 : 周日 8月 02, 2020 9:07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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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 天》第一五七期

抢救文革回忆 积累文革资料 交流相关信息 促进文革研究

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20年7月30日第157期


本期目录

〖安徽文革专辑〗

生逢乱世

茆家升 我所知道的安徽文革中干部群体造反

浩劫墓碑

不 平 安徽的文革英烈
李世华 滚滚车轮下的冤魂——文革中卧轨自杀的两个同学

故纸堆

李晓航提供 渔歌子录入 安徽蚌埠驻军部分指战员的声明
李晓航提供 渔歌子录入 李德生谈清查敌伪档案
李晓航提供 渔歌子录入 安徽合肥的一批“反革命匿名信”案
渔歌子录入 有关徐守芳“反动信件案”的两份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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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乱世】

我所知道的安徽文革中干部群体造反

茆家升


《昨天》编者按:本篇主要内容节选自作者著《卷地风来——右派小人物记事》(远方出版社2004年10月第1版),这次将有关内容编到一起单独成篇,一些文字略有改动。
作者简介:茆家升,1937年8月生于安徽省全椒县丁字街。1955年毕业于合肥医校,直派黄山疗养院建院并任职。1958年划为右派,发配广德县门口塘农场监督劳动。1961年摘掉右派“帽子”,安排到芜湖一门诊所任职。1962至1965年从安徽师范大学夜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开始在本市日报上发表文艺作品。1965年以“摘帽右派”身份调入芜湖地区医院(现皖南医学院附二院)任职,至1997年以副主任医师职称退休。曾去广州私人医疗机构打工十年。近三十余年来发表各种文学作品近一百万字。2004年出版《卷地风来——右派小人物记事》,被国家图书馆、部分高校、港台高校、研究机构,及美国哈佛、斯坦福、芝加哥、普林斯顿等高校收藏。研究方向主要为反右、大饥荒、暴力土改、乡村自治等,对中国传统文化亦有关注。曾受聘台湾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院,任助理研究员,参与过两岸合作的田野调查,发表过有关人类学的考察报告。

文革爆发时,我是安徽芜湖地区医院(现皖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的一个普通医生,头上还有一顶“摘帽右派”的“帽子”。按说我是不应参加造反派群众组织的,然而我却参加进去了,还积极投入到了由老干部江城领导的“安徽省暨合肥市干部造反司令部”的活动中。为什么会这样?这就不得不从我与江城的结识和我们都曾被打成“右派”的那段历史说起。

黄山疗养院幸遇江城市长

1955年我从合肥医校毕业,分配至黄山疗养院任职。在黄山疗养院,我最难忘的是与001住院号病员、前合肥市长江城同志的结交,以后我们有几十年的相知相处。
江城同志是位传奇人物,是三十年代投笔从戎的一位儒将,“反右”时是省报整版点名批判的党内大“右派”,文革中曾是周总理指定要结合的省革命委员会委员,晚年是诗名远播的诗人。特别是文革期间,他那一段特殊的经历,应该是文革史不能忘却的一部分。
江城是1957年4月来黄山疗养的,如他自己诗中所述,是“病余赢得一身闲……来此三十六峰间”,他本无大病,只是战争期间戎马倥偬,无暇读书,以后当上了省会城市的大市长,更需要日理万机,刚转任省劳动厅厅长兼党组书记,党政一肩挑更是忙得不可开交,好不容易借一场小病,获得了到他向往已久的黄山来休养数月的机会,可以想见诗人素质的江城是何等高兴了。
在疗养院,但见他手不释卷,终日吟哦,完全是位诗人形象。我那时因为工作清闲,常去他房内闲聊,看到他带来许多线装书,桌上放着许多诗稿。他见我表现出有兴趣,便说我可以随便翻翻,也可以说说对诗作的意见。我一个二十岁学医的中专生,知道个啥呀,居然也大言不惭地胡扯一气。好在江市长并不见怪,还和我道短论长,当然主要是对我的指引与辅导了,使我受益良多。他是我真正的文学引路人,终生难忘。
一个老革命、政府要员写诗,一般人想象之中,大概总不外乎革命理想远大目标乃至战斗岁月回顾什么的,我相信江市长也会有这类作品。但这次他是病后来黄山休养的,写的完全是个人感情的抒怀,特别是对名山胜水优美大自然的赞赏,使我对他那样的共产党领导干部多了些另一角度的了解。
那时读过他一些什么诗作,时隔久远,大都忘记了,还记得的有这样的几首诗:“烟雨迷蒙四月天,桃花开尽柳吹绵。闲庭寂静无人到,斜倚东风听杜鹃。”是写来黄山途中小憩的。“柳丝拂拂晚风凉,隔岸歌声喜欲狂。小艇载来人俩俩,红桥绿水对斜阳。”是追忆和夫人在逍遥津中荡舟情景的。看这样的优美的田园小诗,怎么也想不到这是一位共产党要员写的诗。江市长见我犯疑,就对我说,共产党员也是有七情六欲的,也憧憬爱好人间的美好事物,我们正是为了老百姓都能过上好日子,才前仆后继去战斗的。如果解放了,百姓的日子还不如解放前,那还革什么命?由此他还开导我,说古诗中的美人芳草,都是美好事物的象征,是广义的,比如屈原的作品。这些话对我真是大开眼界。当然,江市长还写了很多黄山的诗,不过那时正春风得意,写的无外乎诸如:“……徘徊西海门,奇峰各异态,流泉鸣涧底,鸟语烟云外,深潭临绝壁,疑有蛟龙在。”(《咏西海》)这类的山水诗,和他遭难后再来黄山所写的“深山不识谁宾主,但与风霜共岁时”(《黄山松》)那样的沉郁凝重,是不可同日而语了。
回想黄山初识江城,真是一段美妙的时光,好山好水好风景,好人好书好心情,有点像世外桃源了。

江城因反对曾希圣的农业“三改”被打成“大右派”

谁知霎那间风云突变,整风鸣放开始了,报上每天都有新消息,而且有很多敏感的话题。特别是《文汇报》,报道了各种言论不说,还长篇连载了美国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访苏的报告,记得有一节题目是《巨大的疯狂》,揭露了斯大林三十年代搞肃反的疯狂镇压行为,杀戮了大批党政军要员,读来怵目惊心。省报上的消息,主要是关于曾希圣盲目强行推广农业所谓“三改”的,还有就是关于1955、1956年肃反工作扩大化的意见。“三改”问题我不懂也没兴趣,只是说到肃反,我自然会想起我在合肥医校时亲身经历的,在中专学生中开展的荒唐政治运动。因此感到报上说的很有道理,不过也就是感觉而已,又没有写过什么文章,也没参加过什么鸣放会,我又不是什么文化界名人,更与民主党派不搭界,不问阴谋阳谋,我都不会是运动打击的重点,本来应该平安渡过的。
这时江市长和我谈话的内容也大变了,他毕竟是位政治家,在重要的历史关头,哪里还有多少闲情逸志吟诗弄文,关注的重点已经主要是时局了。开始是我对一些想不通的问题向他请教,主要是肃反是否扩大化的问题——其实我是瞎操心,肃反扩大与否,是政党政府的大事,不是我们这样二十岁青年该过问的事,何况我又未挨整。
记得江市长并未批评我多管闲事,倒是说了省里肃反的一些实情,特别是刘秀山、马野林夫妻的冤案。他说早在1940年,他和刘秀山就都是中共六合县委的主要负责人,刘这个人有许多缺点,但作战勇敢,刘大胆这个名字还是刘伯承元帅起的。也不只是褒奖,还有指责他大胆误事一面。但再怎么说也不会是特务,打刘是特务完全是曾希圣和当时公安厅长邢某的栽赃诬陷。省里别的情况我不了解,马野林案件可是熟悉的,因为合肥医校那场荒唐的肃反运动,就是从听马野林坦白检举录音报告开始的。决不会想到当时说得有鼻子有眼就像是千真万确的事,原来只是子虚乌有的一场闹剧,是有人为着某种目的而编造压榨出来的谎言。当时我就想不通,一个几千万人口大省的主要领导,为什么要干这种欺骗百姓的事?
江市长还由此说到1942年延安整风一事。那时他是作为皖中某根据地负责人去延安参加整风的,也曾看到过一些莫须有的事,不过只是淡淡提了几句。我不了解历史,所以也未深谈。以后省报头版整版点名批判江城是党内大“右派”,其中重要一条就是说江城攻击反对延安整风。可见他是高级干部中较早对延安整风的所谓抢救运动表示异议的人。
江城在黄山和我谈得较多的,还是对曾希圣盲目推行农业“三改”的意见。所谓三改,一是单季稻改双季稻,二是旱改水,三是什么,不记得了。江城说他出身农村,对农业是熟悉的,很多地方根本不适宜种双季稻。他带工作组多次到基层实地考查过,很多地方强行推广“三改”,结果是劳民伤财得不偿失,是坑农行为。他作为一个省会城市的市长,有责任为农民说话。他不仅是说了,而且付诸行动了。他不再写诗了,而是一连数日伏案奋笔疾书。我知道他在做关系到全省几千万农业人口今后何去何从的大事,不敢去打扰他。当然这样的大事,他也不会和我这样的小青年细说。
1957年8月中旬,他离开黄山回合肥了。不久就在省报上看到他被打成“大右派”的整版报导,重中之重就是反对农业“三改”。
多年后江城告诉我,批判他的整版材料,主要依据就是他在黄山时为安徽农业问题写给安徽省委常委的信。信很长,不只是一点意见,而是一份关于农业问题的调查报告。信是寄给当时分管农业的省委书记处书记曾庆梅的。曾庆梅不敢表态,又转给了位子更高的书记李任之。据李任之后来在江城的平反会上对江说(那时曾希圣已倒台),他接到江城的信后,感到事关重大,大概是曾希圣在推广农业“三改”中遇到的最重要的不同声音,他不敢压下来,就转给了曾希圣。曾看后大发雷霆,当即在信上批了四个大字“右派言论”。
安徽是“反右”重灾区,有材料证实,曾希圣在中央关于划右派标准之外,另加了两条:一是反对本单位领导,二就是反对“三改”了。省报头版点名批江城是做个示范,也是以儆效尤。

我也成了“反右”运动的靶心

江城被省报点名之后,我还能逃脱掉吗?其实在这之前我也已经成了运动的靶心了。
我历来是个口没遮拦的人,年轻时更是有啥说啥。在医校肃反时我整了同学,是我一块心病。听江市长说了些省里肃反情况,所以虽然我没有正式参加什么鸣放会,也已经在许多人面前表明了自己的观点,也复述过江城关于农业“三改”问题的见解,这样运动一来批我斗我就“顺理成章”了。至于还拼凑了其他一些什么材料,是运动中整人的常规行为,对这些我历来没兴趣细辩。甚至到给我“改正”时,档案上还有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我还是不管不问。我一个普通医生,靠一点小手艺吃饭过日子。不幸一次被“运动”上了,我清楚从此我的命运就和国家联系到一起了。国家要是能不断地进步下去,我这样奉公守法的人,就不会再有什么麻烦。我不想入党不想被提拔重用,要档案里那么纯洁辉煌干什么?我17岁就在防汛中出生入死,被灾区凤台县政府评为一等人民功臣,20岁还不是照打我右派!古人说行止在己毁誉由人,我且过我平常人的日子。到哪一天我驾鹤西游了,那些档案上的是是非非,只能是日久化为尘。万一有哪一天国家又刮起“运动”之风,不问你档案里是怎么写的,我们这些“老运动员”,还不都一样要引颈受戮吗?
回想我被打成“右派”的经历,当然不能说只因为认识了江城这样别具风格的共产党要员。以我当时个人的经历与见解,以及口没遮拦的个性,在哪里都难逃一劫。只是认识了江城之后,听他条分缕析的剖解,思想观点成熟了许多。要说我在其他地方被打右派,可能还是稀里糊涂的,而认识江城之后,站在曾希圣这样推行极左路线人的对立面,就多少有些自觉自愿的味道了。说到底这不是一个二十岁基层医务人员应该有的关于国家政治问题的见解。这样在尔后几十年的苦难生涯中,就更多了一层思索之苦。所以我说一个普通人不该接近历史,不该知道那么多那么深,普通人只该过普通人的日子。(右图:作者被打成“右派”离开黄山前留影。)
但是,话虽这么说,结识江城对我来说确又是难得的机遇,从划“右派”那天起,我就未后悔过。我们双双“右派”加冕后,我被押往农场改造的途中,在屯溪小息时,我还去了旧书店,看到了木版带封套的四卷线装本王逸注的《楚辞》。我立即想起江城说过,王逸注的《楚辞》是很好的善本,当即买下并邮寄给他了。多年以后江城对我说,他是在发配到宣郎广农场劳动前收到这部书的,当时是又高兴又苦笑,高兴我罹难后还未忘了读书,也笑我孺子不知愁,都什么时候了,还有这份情致。
从此开始了四年之久的劳役生涯,我们不通音讯,不知各人是死是活。其实他当时在皖南的郎溪宣郎广农场,我就在一山之隔的广德门口塘农场,都在劳动改造,当然通不了信息。

李葆华主政安徽的几年宽松时期

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 刘少奇参加安徽组讨论, 追问安徽饿死多少人, 第一次报40万,后来追问紧了,报到400万,实际上约有500万人。据《张恺帆回忆录》(安徽人民出版社2004年10月1版)第369页的注释记载,安徽全省灾前人口三千三百余万人,1959年至1961年实际死亡人数应该是406.3万+141.7万=548万人。除去正常死亡数、逃亡及失踪人数等,张恺帆所说“安徽饿死约500万人”,是接近事实的。而邻近的江苏省,灾前人口为5296.3万人,非正常死亡152.7万人,百分比为2.88%。另一邻省浙江省,灾前人口为2570.3万人,非正常死亡14.1万人(尚不及安徽无为县一县饿死人的一半),百分比只占0.55%,和安徽省相差近二十倍!
安徽问题暴露后,安徽省委一班人大换血了,一把手曾希圣垮台了,二把手黄岩省长还在当,但降为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了,就这么一直候补到回家抱孙子。其他副省长都拿掉了常委职务。常委有一人被开除党籍,下放当副县长。中央另调李大钊之子李葆华主政安徽,李葆华到任后采取的一系列果断措施,才有了差强人意的结局。其他有的“人祸”也很重的省份,还达不到这一点呢,比如河南的吴芝圃,四川的李井泉……不是依旧风光吗?
曾希圣在安徽虽说作恶多端,但后来毅然在农村实行责任田,不能不说是有功的。但那只是经济上采取的一点救灾应急措施,阶级斗争的弦仍然-天也未松过,我们这些被“错划右派”的人还在原地监督劳动。1962年中央七千人大会之后,安徽的霸王曾希圣倒台了,李葆华来后就大不一样了,那些改造“右派”的农场全撤了,绝大部分“右派”都回到了工作岗位。李葆华的新省委指示:“凡属冤、假、错案,包括右派,有多少平反多少——依李葆华意见,右派全部平掉。”(《张恺帆回忆录》411页)江城市长当然首先平反了,并随即出任滁州行署专员。
据我所知,我们农场的难友们,几乎全都做了平反结论。可惜在等批示的过程中,又是毛泽东雷霆一怒,说“给右派平反,猖狂之极”。我们的平反结论全作废了,又多戴了十七年“摘帽右派”的“帽子”。
我这样的基层人员,虽然平反结论已做好,因平反戛然而止了,也只得依然当我们的“摘帽右派”苟延度日。好在这并不妨碍我和江城市长一家人尔后几十年的真诚相处,在我最困难时期,得到他们多方的帮助和呵护。
说到这里可记述一件小事:文革后期我所在的医院,又以“右派翻案”的罪名整我。那些整黑材料的专政队员,居然调查到了江城的家里。江城一听说此事,当时就大发雷霆,说你们这些整人的人,小茆二十岁就挨整,他有什么错,都整了二十年了,还要整他,他要翻案说明他是相信党有错必纠的政策,还不应该吗?办案人还要说东道西,江城更火了,桌子一拍叫他们马上滚。很多年后,江城夫人冯阿姨说起此事,我们还一起大笑。
中央七千人大会后,农场解散,我们大批难友摘掉了“右派”帽子,回到芜湖地区直属财贸系统分配工作,我被分配到一个小诊所里蹉跎岁月。虽然平反未成,安徽那几年(1962年至1966年文革前)的政治环境,比起有些省还是宽松些,相对来说还是一段比较安定的日子。抓住了这个空隙,我还能以“摘帽右派”身份读完了夜大学中文系本科学业,并开始在报刊上发点文学作品,还谈了一个漫长的无结局的恋爱。记得前几年一位四川“右派”难友给我打电话说,你这个小右派真是幸运,头上有“帽子”还能上大学。我们四川右派可是二十多年都在农场里呆着,连子女是“黑五类”出身都进不了大学。我只有苦笑,说那得感谢李葆华,感谢他秉承乃父五四先贤李大钊先生的遗风!也感谢李葆华没有按毛泽东说的什么大跃进的灾难是阶级敌人破坏,要实行“民主革命补课”,严厉打击阶级敌人。若是那样我们就惨了!
我个人命运最大的改变,是在“右派”难友李青等人的大力帮助下,从小诊所调到了我以后一直工作到退休的大医院——芜湖地区医院,开始了新生活,也面临了新矛盾,在更复杂的环境下,迎来了文化大革命。我又将在更严酷的政治运动中浮游挣扎。
我调到地区医院后,得知这家医院是“反右”重灾区,400多人的单位,抓了近40名“右派”和各种“分子”,有劳改的、劳教的、开除的、下放的,一句话都是送走的。该医院的人们未想到的是,居然还会从一个小医务室调来一个“摘帽右派”,只有中专学历,还到大科室来做临床,真是咄咄怪事了。所以说什么样的闲话都有,大概也正因为与当时常情相差太远,一时尚难明究竟,所以在人们的眼光中,除了有蔑视之外,更多还是猜疑,有点像看怪物一样看我。我举目无亲,对这一切最好的回答,当然只能是埋头读书了。

积极参加批斗工作组

文革爆发,工作组进驻之后,当然斗人斗得更凶了,毋须多说,各地都差不多。以后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各地又斗工作组了,也是一个模式,都是按伟大领袖的战略部署办事,也毋须多说。只是这时对于我个人来说,最大的事是我院和各地一样纷纷成立了造反组织,而且我也参加了,头一件事就是斗工作组,我居然积极了一回。
因为工作组并未整我,我反击他们只是为医院群众说话。记得工作组头头姓夏,是位能说会写的某局领导,大能人一个。地委挑到他是考虑医院里知识分子成堆,戏不好唱,需要有位干将。夏某人果然不辱使命,把我们医院人与人的斗争搞得轰轰烈烈如火如荼。他俨然是医院的主宰,今天斗你明天斗他后天还不知道斗谁,一时人人自危。他真是春风得意踌躇满志,医院里人恨死他了,可也拿他没办法,他可是以革命名义来办事的,对革命你敢说三道四吗?只有俯首听命了!
他大概是有些得意忘形了,要想在自己未来的仕途上赌一把了,终于惹出了事端。事情是这样的:医院有位女副院长,乃现任行署专员夫人,专员当时是靠边站了,但谁能说得清他哪一天不会东山再起呢?他那位副院长夫人,是从大上海来的,人又长得漂亮,长发波浪墨镜朱唇,洋气十足,运动中当然要被批判,也不过是什么“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之类的,并无大事。来院时间又不长,大家不太关注她。忽然间传出了她是出过大事的,传着传着事情就明朗了:她十六岁跟专员结的婚,婚后不久她的弟弟犯了罪被抓进去了,是她利用自己的色相换来了弟弟的自由。这当然是件大事,但听说已经下过结论处理过了,按说这种涉及到高级干部的重大人事机密,怎么会传出来的呢?未听说是夏工作组他们透露的。但夏确实在她的问题上作了充分的表演,一方面大肆渲染这件事,积极策划把批斗副院长一事推向高潮,一面私下对副院长说斗她是别的工作组成员干的,他是不同意的,叫她不要担心,他是一定会千方百计保护她过关的。他自以为左右逢源,一场政治游戏玩得天衣无缝。
哪里想到会风云突变,工作组的威风竟然是什么“刘邓路线”,昨天还在发号施令呢,今天就站在被批斗席上了。记得批斗姓夏的时候,医院里职工是少有的兴奋,除了少数整人为业的极左派,都空前的一致。特别是对他在副院长问题上的两面三刀都十分鄙视。我则是当着全院职工和夏的面,历数他这种卑鄙伎俩,戳穿这个阴谋,弄得他狼狈不堪,这位大能人终于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我说有少数整人为业的极左派,并非泛泛而论,而是实有其人。就在批判工作组的全院大会上,一个姓宗的、一个姓宋的,居然当场记黑名单,准备秋后算账。有人把姓宋的小本子夺过来送上主席台。那天正好造反派轮流坐庄轮到我,我接过小本子一看,那可真叫怵目惊心,上面一条条记着何时何地某某某某说了什么什么反动话,有什么人喊打倒工作组口号之类的“反动行为”,有的下面还划了黑杠子,有的打了惊叹号,有的还有批语!真乃铁证如山也,到时不怕你赖账。真是天生的一位“运动”高手,不可多得的人材。
过去对此人只闻其名,今天果然开了眼界了。因为早在那家改造“右派”的农场里,我的挚友陈炳南、江秋云夫妇及其他许多“右派”难友,都是栽在她的毒招之下。她到底有多大能耐呢?其实她无德无才也无貌,只是仗着丈夫是处级“高干”,她就是处座夫人了,颐指气使又心狠手辣,所到之处神鬼不宁。她这次混到医院来,本来是犯了经济上错误,到中药房来劳动的,可她也决不会错过“运动”整人的机会,所以又故伎重演。
我想也算是冤家路窄了,借这个机会叫你亮亮相。我先把那小本本上的内容,一条一条读给大家听,真是读一条就有一阵骚动,读得越多骚动得越厉害,我还未读完哩,已经是群情激愤了!谁不关心自己的政治命运呢?一旦摊上了,那可是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大事!姓宋的这么做,是把一批人往死路上逼!能怪大家气愤吗?
我问大家该怎么办,全场一致要求她上台来向群众请罪!她大概也知道众怒难犯,乖乖上台来低头站着,这时群众仍不解恨,要她下跪谢罪。这下这位处级“高干”夫人可作难了,要跪吧实在是颜面丢尽,以后在医院里怎么混?不跪吧看看会场上的怒火,想想她作的孽,大概是顶不下去了。这时我想起她从“反右”以来害人多端的恶行,也是怒火中烧,大声喝斥她:“跪下!跪下!”她看来是无路可逃了,只好乖乖地跪下谢罪。
我知道她丢了这样大的面子,心里一定恨死了,最恨的当然是我了。她决不会想到,她亲手打了那么多“右派”,居然还会被一个“摘帽右派”责令她向公众下跪!我知道她是一定要报复的。果然几年之后,她逮到了机会,竭力要陷我于灭顶之灾。虽然重重地伤害了我和我的家庭,到底我也未屈服,她也未达到她的目的。

恼恨与忏悔

这件事过去三十多年了,回首往事我还是很难厘清此事的是非。按说我一个“摘帽右派”,本不该参加造反派跟着起哄的。从历史的角度反思,斗宋罚跪一事应该也是十年浩劫的一小部分。虽说她曾是斗人的人,而我们以她斗人的方式来回敬她,毕竟不是好事!但是到了运动后期清队阶段,我被以什么“右派翻案”罪名批斗时,对我在运动中第一个贴大字报、斗工作组、罚姓宋的下跪这几项当时曾轰动一时的大事,并没有人提起,这多少也说明了医院里的人心向背。尽管如此,现在反思我贴了上级医师大字报一事,主观上还是有先发制人、保护自己的阴暗心理,应当深切反思的。这里先诚恳地向这位上级医师致以深深的歉意。
每当我回想起那一段经历时,总是十二分的恼恨,我恼恨什么?首先是恼恨自己!恼恨自己那时像个小丑一样,戴着造反派的红袖章,写大字报,散传单,斗工作组,斗极左派,十足一个造反的小混混。
我知道有些人对我是不屑的,一定在耻笑我一个“摘帽右派”,不称称自己的分量,跟着瞎起哄,不是自投罗网吗?可是谁知道我内心的痛苦呢?我愿这样吗?我真想不到我做这些的严重后果吗?又有谁知道我这也是争取生存权不得已而为之呢?当然也有些是出自“右派”也该有的正义感。主要还是在那种动荡混乱的时期,我要保持高度的敏感性,力争多一点主动,要说是因势利导也行,说是豁出去了也行,反正是能多掌握自己命运一天就多掌握一天,总比摆出一付挨打的架势任人宰割好。我的一位兄长式的同学好友丁医生,“反右”后一贯小心谨慎,遇事从不敢发言表态,结果怎样呢?文革一开始就被斗死了!我在这家医院孤立无助,没有一个人为我说话,我相信我若是自我否定、畏首畏尾,早就被斗个七死八活了。我这么所谓跳出来,说“以进为退”、“以攻为守”,乃至说隐于运动也可以。一句话求生存是第一位的。蔑视也好,冷眼也好,要狠狠地报复我也好,全不管了,能昂着头过一天算一天……
我也不知道这算不算灵魂的扭曲?
除了恼恨我自己外,还恨谁呢?那就是恨“运动”这个政治概念了!它看不见摸不着却又无处不在,它君临天下无孔不入,没有一个人一个地方能逃脱它的管束与钳制。“运动”来了,一切都得按“运动”的规律办事!这个规律是什么?无疑就是阶级斗争了!说白了就是人整人或被人整。整人的千方百计要获取猎物官加一等,被整的则千方百计要逃脱挨整的局面,甚至还想反噬一口,最好也能跳到整人者一边去!全国都在围着整人与被整这个大磨盘转!还能干什么事?什么事也干不成!连工厂都停工了,学校都停课了,医院也停诊了,我还能干什么?只能当个造反小丑混日子了。如果没有文革,虽说我“右派”未平反,工资也仅够糊口,又孑然一身,受到的只是冷眼与蔑视,我都认了!因为我还有一份我喜爱的工作,还有信任我的病员,还能读书,还有一小方自己的天空,我还能活下去。可是一旦到了最后生存的空间都没了,我生活还有什么意义呢?只能混混日子了!要说混日子也还有什么目的的话,那也只是想混个能活下去而已。
对过去的那些日子,我是有过许多恼恨!但决没有忏悔!
我忏悔什么?所有亲身经历过的人,谁不心知肚明:造成这一切的后果,根子在哪里?始作俑者和历次运动整人的急先锋们,有几个人忏悔了?发起整人的积极整人的不忏悔,反而要挨整的忏悔,天下有这个道理吗?!
我还看到过一种议论,说什么要全民忏悔,还举出巴金、郭小川、邵燕祥等名人为例,说他们这样的好人都忏悔了,别人还不该忏悔吗?
是的!巴金是圣人,他虽然只是在批胡风的会上随大流说了几句应场的话,一辈子灵魂都不得安宁,说明了他作为一个圣洁者的坦荡与纯净,永远值得我们仰视。
郭小川作为作协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确也参与过整人,后来有所忏悔,那是良心发现,人性的回归。我们不能因为他以后自己也挨整了,就对他过去整人有所宽恕。桥是桥路是路,不是一回事。
说到邵燕祥和他那本影响深远的大著《人生败笔》,那是本忏悔录吗?不!那是本控诉书!他以坎坷的亲身经历,控诉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在政治运动高压之下,灵魂如何一点一点被扭曲。如何为了讨回一点尊严,而不得不丢失更多的尊严,终年累月在写违心的检查,直至迷失了自己。他自称那是“可耻的十年”!所以他从1979年就宣布:这一辈子再也不写检查了!面对那些违心的一篇篇的检查,面对那些心在泣血的控诉,只能唤起我们对那罪恶十年的无比愤慨!至于他深悔过他也参与过什么批判别人的事,那只是一个贤者严于律己的思想境界,要说有忏悔意识也可以,但是更多地是激发我们对造成这样人间大悲剧根源的探索。

安徽干部群体造反的根源

斗过工作组之后,开始打派仗了。什么P派G派之争,如火如荼,直到大打出手兵戎相见。1967年7月13日芜湖大规模武斗,已有很多人死伤,我们医院也成了武斗据点。好在武斗之前,趁着医院停诊,我已去了合肥,住到了江城家里。本来我来合肥是避武斗难的,也趁此机会拜望黄山结识的师友,未想到却由此经历了文革中一段重要的史实,即安徽省高级干部群体参与“造反”的事件。它可能是文革十年浩劫时期的一段特殊事件,背景复杂,参与者众,是值得一记的。
我这时才知道,江城当时是“安徽省暨合肥市干部造反司令部”的主要负责人。
干部造反,特别是高级干部走上造反的前台,是安徽省比较突出的现象。为什么会有这档子事?根子还是在1962年之前有“霸王”之称的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主政安徽时期全省干部队伍遭到的严重伤害。
因“肃反”、“反右派”、“反右倾”等一波又一波的政治运动的折腾,在安徽干部中造成了大批受害者与整人者之间的矛盾。这样的矛盾本来是奉行阶级斗争为纲的各级政权永恒的矛盾焦点,全国一盘棋,没有例外,只有谁更左、谁相对温和一点之差。这个“谁”可以是一级政权,也可以是一级政权的一把手。一般来说,哪里文明程度高些,经济发展快些,主政者在整人方面“心慈手软”些,那里百姓的日子就好过一些,那里的政治运动带来的伤害也相对轻些,比如邻近安徽的江苏、浙江乃至江西。有人说江、浙经济基础好,这也对,但江西的条件不比安徽强多少,为何大饥荒时只见大批安徽农民,尤其是重灾区无为县的农民纷纷逃荒到江西,却不见江西人往安徽逃?应该说与江西省主要负责人杨尚奎、邵式平、方志纯相对温和些有关。江、浙也好,江西也好,也同样在搞阶级斗争,也饿死很多人。但七千人大会后班子未大动,还是原班人马,文革中当然不会发生干部群体造反之事。
曾希圣在安徽统治十几年,可以说未做过什么好事(只有他下台前的最后时期搞责任田应该算得上一件),坏事可真干了不少:“右派”打得多(安徽划了“右派”31472人,浙江划了13563人)。“右倾”反得多,农业“卫星”放得多,老百姓饿死得多——据《张恺帆回忆录》记载,非正常死亡人数为400万至500万人之间。当时安徽总人口为三千三百多万,按总人口死亡率占全国第一位。
在“反右派”、“反右倾”运动中,有以省委书记处书记李世农、张恺帆为首的大批高中级干部罹难,直至波及全省基层群众,造成安徽干部队伍的严重混乱。
1962年中央七千人大会后,“曾霸王”倒台了,省委常委班子大换血了!这在全国绝无仅有。更重要的一点是,被打倒的李世农、张恺帆、刘秀山、江城等县以上干部平反了,这些曾被戴上各种“帽子”的“分子”们重新回到权力中心。中央派来了李葆华等几位干部主持省委工作。据可靠消息,新省委书记明确表态省委领导实行“三三制”,即中央来的、原曾希圣班子里的、平反的干部各占三分之一,省报曾公布新省委名单,果然是“三三制”:中央直派的李葆华、李丰平、刘季平;原省委班子的黃岩、李任之、王光宇;平反的“右派”李世农、杨效椿、“右倾”张恺帆。掌大权的是李葆华及其左膀右臂。黄岩虽还是省长,却只是候补书记。杨效椿任省委常委、组织部副部长,原部长杨明留任,但却不是常委!(右图:张恺帆遗像。)
这是出于稳定当时形势的需要,不过也留下了麻烦。说得明朗一点,就是整人的和被整的一起工作,总是那么别扭。平常的日子勉强可以相安无事,“运动”风浪一来,个个神经立马紧张起来。先是相互察颜观色你防我我防你,都在寻找有利于自己的有关文件,特别是在毛主席著作里寻章摘句,作为保护自己和打倒对方的尚方宝剑。后来随着运动的深入,就或明或暗地选边站队,卷入到当时的派性斗争里去了,说到底还是关系到自己切身的利益。
干部造反的直接导火线,是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张恺帆的所谓“57紧急呼吁”。
情况是这样的:原整人者,就简称“左派”吧,借批判李葆华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机,抓住了毛泽东《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里的一句话:“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的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公开声明要清算李葆华新省委刮的“翻案风”,目的很清楚,就是要为曾希圣招魂,把已经平反了的干部重新打倒。
这下子问题严重了,所有被整过又得到平反的人,就算是“右派”吧,怎么可能听任那些追随曾希圣、在安徽也作恶多端的人,借运动之机重新胡作非为呢?于是安徽被整的干部之中众望所归的代表人物张恺帆,就公开站出来写了一个《紧急呼吁》,因落款日期是1967年5月7日,当时被简称为“57呼吁”。感谢李博文先生在我修订这篇文章时热心帮忙,找到了当年发表这个“57呼吁”的小报原件并转录成了电子文本,现全文引用如下:

正当全省人民在以钱钧同志为首的军事管制委员会的领导下,集中揭露和打击以李葆华为首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紧要关头,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仍负隅顽抗,暗地活动复活保字号组织,大抛历史档案,甚至无中生有捏造事实,提供假材料。李葆华在六二年利用甄别平反刮翻案风的罪行是应该揭露的,但是他们却借口揭露李葆华的翻案风搞翻案风,在左派组织之间实行捧一批压一批,挑起纠纷,制造混乱,转移斗争目标,以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对此我们必须高度警惕。我希望各左派组织必须坚决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办事,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立即停止“内战”,消除分歧,互相谅解,互相支持,团结对敌,在斗争中推进革命的大联合,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为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而奋斗!
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张恺帆
一九六七年五月七日

“借口揭露李葆华的翻案风搞翻案风”,这听起来像说绕口令,其实这事不仅关系到千家万户的政治命运,也关系到安徽未来的政治前途。
由于安徽是历次运动的重灾区,安徽的干部似乎非整人者就是被整者,所以张省长的“57呼吁”,几乎关系到每一个人。围绕着张省长的大字报,首先是省直机关和合肥市的干部,呼啦一下子就立场鲜明地分成了支持与反对的两大派。江城领导的“省暨市干部造反司令部”,就是在这种形势下成立的。
张恺帆发表《紧急呼吁》后,看到引起轩然大波,为避免卷入新的矛盾,他和夫人史迈立即转移到北京,以后再也未发过言。
我也正是这个时刻来到江城家里的,反正芜湖医院已经停诊了,无事可做,这里正忙着呢,凑凑热闹吧。如果说在芜湖时,我一个“摘帽右派”参加造反还是随大流,并非主观意愿的话,那么以客人身分参与江城这个“司令部”的工作,则是完全自愿,甚至是全身心投入了,因为这也关系到我个人的命运。1962年平反时,我也是做过了平反结论的,后来因最高指示一句话,平反只批了领导干部,我们基层群众的平反都停下来了。但不问已经平反和未平反的,心都是通的。要往大处说,那些整人者文过饰非弄虚作假排斥异己,从而给安徽数千万人民带来重重灾难;而已平反和未平反的大批干部群众的行为和观点,则是代表了广大百姓利益的。于公于私,我当然都会义无反顾地参加到这一行列里来,尽管我们不能预期能得到什么样的成果,说不定还会惹祸上身罪加一等。就这我们也不会后悔,我们要让那些一贯整人的极左派们看看我们正义的行动,听听我们这些受压抑者的呐喊。

参加干部造反司令部的活动

江城和我黄山一别,多年音讯杳然,直到得知他已平反并出任滁县行署专员,我们才重新有了联系。文革前他已调任省文办副主任。这次我们再相逢,都有许多感慨,不过再也没有黄山初识时谈诗论文的雅兴了。(右图:江城遗像。)
所谓“省暨市干部造反司令部”并没有固定的办公地点,也没有固定成员,基本上就是和江城观点见解相同或相近的各级干部,在一起磋商对当时所谓文化大革命形势的见解,然后用大字报、传单或集会、游行、演讲等方式,向社会表明这批人或曰这个司令部的观点。因为没有办公地点,这些活动基本上在江城家里进行。我正在那里闲住,观点相近,所以也参与了一些活动。
记得我曾以江城名义给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文革写过一份万言的公开信,张贴在合肥闹市中心四牌楼的墙壁上,表明我们对安徽革命形势的看法。一时观者如潮,还引来了什么一评、二评、三评。现在想来很是好笑。谁革谁的命?革命的目的是什么?用什么样的革命方式?就那么喊喊口号、贴几张大字报、发表几次演说就成了革命者?就能把不同观点的人打倒?现在看来是荒谬绝顶的事了,为什么那时几乎全国的人都着了迷发了疯似地那么步调一致呢?要说是受了蒙蔽、中了派性的毒,或者说受了坏人的挑唆吧,学生幼稚、基层群众不明真相可以理解,那么像江城甚至比江城革命资历更长、职位更高的高级干部也会那么糊涂吗?这实在是一个值得认真思考的重大课题!因为它曾经影响了几亿人并延续了十年,给国家和人民带来过重大伤害的。可惜三十多年过去了,依然没有见过一篇有说服力的文章!有的只是沉默和遗忘。在下认为,一切还是缘于对最高权力拥有者极大的恐怖!
因为文革之前的多次“运动”已有例在先,谁一旦落入“运动”的陷阱,那可是万劫不复的事。所以文革一来,都得使出全身解数,千方百计企图能躲过“运动”的千钧棒。这点我在江城家闲住时感受最深了。江家的客厅里经常聚集的几乎全是在历次“运动”中挨整的人和一些同情支持者,有厅以上的高级干部,也有普通干部群众。他们对自己遭受不公正待遇的根本原因都心知肚明,可没有一个人明说。谁都清楚在这样最敏感的话题上,谁都不敢越雷池半步,否则将罪加一等。相反的都还要一再表明自己的忠心,甚至还想从最高权力那儿分一杯羹,作为生存乃至发展的资本。
这件事说起来是个悖论,却是当时无可奈何也是必须的选择。因为打倒过他们的那些人,正虎视眈眈地站在对面,一刻也未放松过对这些曾是他们猎物的人的监视与警惕。那些人对自己曾经作过多少恶,给国家和百姓带来过多少灾难,很少有人省悟的,倒是要千方百计守护好自己的既得利益并希望能获取更多些!那他们靠什么呢?靠的当然更是最高权力那儿的千钧棒了!这也是极左派们必然的选择。
值得一说的是,最高权力那儿的千钧棒,对整人者来说也是一柄双刃剑,既可以用来打倒他们要打倒的人,弄得不好也会刺向自己。在“运动”连年时,昨天还红得发紫的人,今天就被打倒了,或是一边整人一边挨整,也屡见不鲜。所以他们对握有最高权力者,也是心存恐惧的。如此看来,当时两派打语录仗就不是怪事了,而是有着很深的历史根源与社会根源的。用这种推论去阐释当时各种矛盾都能说得通,因为受蒙蔽被蛊惑只能是一时的,切身利益才是永久的动力。
我参与了江城那个所谓“司令部”的种种活动,根本原因也是出于切身利益。我一个普通医务人员,从未有什么权力的欲望,但就本省情况来说,我当然希望在“反右派”、“反右倾”运动中被打倒的干部,如张恺帆、李世农、杨效椿、江城等人能掌权,往大处说那安徽的百姓们日子要好过一点,具体到我个人也可能早日获得自由之身,丢掉头上的铁帽。我也知道这个愿望很渺茫,而且从根本原因上分析是不可能的,搞一次“运动”只会更左一些,哪里会有“右派”的好日子过!但是,希望总比绝望好,争斗一番也总比任人宰割好,何况道义和民心还是在我们这一边的。
我在江城家里先后见过包括省长、副省长、厅局长在内的众多领导干部和普通干部,以及P派的一些学生头头。我很关注他们之间的谈话内容,只有学生头头才谈什么革命路线、革命形势之类的大道理。而干部们尤其是领导干部们,最关心的主要还是百姓民生以及自身的命运乃至省市机关的状况,因为是闲谈式的,所以没有什么顾忌,倒说出了不少问题的实质。比如说安徽干部队伍的混乱和低质量办事作风,根子还是曾希圣的专制独裁和党同伐异;解决安徽问题主要还是要发扬民主作风广开言路,早日结束干部派系之间的明争暗斗,多为百姓干点实事,少一些争权夺利。别看这些普通常识式的议论,平日真还没有机会表达,倒是借着“造反”的机会才能一起说说,要说这就是造曾希圣的反也无不可,要往更上层说那就谈不上了。
记得一件事,应该是1967年夏末秋初某日,前省长黄岩到江城家来了。当时安徽虽已军管,但全省的混乱局面并未改善,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安徽多地方已经武斗死人了,合肥两派正厉兵秣马,醖酿着更大的武斗。黄省长虽说已靠边站了,作为曾经的老省长,不能不焦心。黄省长此来,当然不会是闲聊家常的。事后江城对我说,黄岩是个没什么主见的人,他自己说他先跟曾希圣跟错了,后跟李葆华也跟错了,现在安徽形势危急,总得想想办法,不能就这么乱下去!应该尽早让中央知道安徽情况,采取果断措施。黄岩虽然打江城“右派”时也是个狠角,但面临大厦将倾,都不是老共产党员们愿意看到的结果。
于是这才有了约半月后,江城与司法厅长陈仁刚、民政厅副厅长鲍刚、原定远县委书记王容晨及随员刘长华等六人北京之行。
所以不能把安徽干部的所谓“造反”和“四人帮”的作恶多端联系起来或同等看待。事实上这些所谓“造反”的干部跟“四人帮”也没有联系,他们更没有搞打砸抢。要说他们的“造反”客观上起了不好作用,那也要具体分析,各人只能负他们应负的责任,而且根子都不在他们身上。要分析安徽的文革造反造成混乱的历史根源,我们不能回避那场大运动的发动者和领导者,否则就是不公正的。
那时实质上是无政府状态,工厂停工了,学校停课了,机关干部也无公可办。无事生非,才会有那么大规模涉及到千家万户的大混战。先是文斗,江青肯定“文攻武卫”口号的指示一下达,各地武斗就升级了,形势更加严峻起来。江城毕竟是书生,所谓“造反”不过是表达一下对当时形势的看法,也反击一下那些极左派妄图借运动之机来重新整人的企图,动动笔说说理是可以的,用现在的话说叫关注弱势人群吧。可是一看到两派群众居然动刀动枪了,他感到问题严重了,当时他虽然还未能看出是中央文革小组这个毒瘤作的恶,但是凭一个老革命的良知,他感到“运动”再也不能这样搞下去了。
这里我也无须为他洗刷什么,但有两段重要史实可以帮助我们对安徽高级干部造反这种在当时也是特殊的社会现象,有多一些的了解:
一是武斗风声正紧时,两派的学生、工人、干部都在积极集聚力量并大造舆论时,江城和“省暨市干部造反司令部”的主要成员不仅没有参加武斗有关活动,还准备赴京向中央汇报,希望中央能做出决策,平息安徽已是处于危急状态的形势。进京未果后,不久就宣布“司令部”停止活动,随后即宣告解散。
二是运动后期革委会成立时,安徽P派参加造反的干部头头如刘秀山、程明远等,下场都极惨,有的站铁笼游街,有的被硬拔掉头发胡子,有的被判了刑。这些倒霉蛋,本来也是受过冤屈的干部,造反初期和江城他们言行还是相近的,只是他们以后走远了才结局不同的。江城倒是安徽省革命委员会结合的十位“革命领导干部”之一。虽然结合江城遭到G派造反派竭力反对,后来听说是周总理说了句:“江城当个委员还是可以的吧!”这才得以通过。

江城被抓,我在北京向周恩来报告求助

说起江城进京未果乃至宣布“司令部”解散,我还都是当事人呢!原来合肥开始武斗时,江城的“干部造反司令部”不参与,我已无事可做,芜湖医院又不开诊,趁这机会我只身到北京闲逛去了。
我先找到芜湖P派造反组织“芜湖联总”在北京的住地左家庄,弄到了一张地铺和每天六个馒头的基本生存条件,以后买了张二手月票,开始在北京逛来逛去,应该算是最早的京漂一族,几乎玩遍了所有的名胜古迹,真是享了文革的一次大福。除了玩名胜之外,就是看全国各地各派进京张贴的大字报,和买首都数不清的各种小报小册子,还真收到不少好东西。我买了一本外事口造反派编印的小册子《陈毅黑话集》,看了之后真叫人热血沸腾,哪里是什么黑话?全是些掷地有声、铿锵有力的金玉良言,陈老总一身正气的熠熠光辉和伟大人格跃然纸上,有许多精彩“黑话”,看了叫人忍俊不禁。这种反面文章正面看的材料,比正面表彰的文章更有说服力,也引起了我对文革和造反诸多问题的思索。还买到一本名曰《讨瞿》的书,读到了许多瞿秋白先生深情忧郁的旧体诗词,瞿还是“集唐”高手。看到了《多余的话》的全文,始信瞿先生自述,他是走错了路,本性是诗人,却误入中共最高层,误人误己。
忽然有一天,江城属下一个叫刘长华的人,行色匆匆衣履不整地到北京找到我,说江城一行六人来京向中央反映安徽情况时,途经蚌埠被蚌埠工总夏大富等人扣押起来了,他是泅渡淮河跑掉的。要紧急营救江城一行,迟了怕有危险。
我一听也急了,可怎么救呢?给周总理发电报吧!亏我们想得出,还有这个胆子,真不知天高地厚!我们真的到了西单中国邮电总局,这里居然可以发邮递电报,任你写多少字,只收一封平信的邮资。我俩先向总理报告江城等人蚌埠被扣的事,请求中央指示放人。接着我们简要地说了说安徽当前的形势和江城等人的意见和要求——说是简要,也写了几千字。
至于几千字究竟写了什么,事隔半个世纪,已记不得了。但观点是明确的,就是以江城的名义,汇报了安徽当下这种混乱局面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并简略地分析了造成这些恶果的原因——自然不会涉及祸根文革和发起者,主要说的是:安徽政局的动乱,根本原因是干部队伍的混乱,再上溯是以曾希圣为首的原安徽省委一班人,长期推行极左路线,搞一言堂,排除异己,打倒了很多观点不同的干部和群众,且浮夸风盛行,造成安徽的工农业生产、教育文化事业,与邻省比,全面落后。最后当然盼望中央采取果断措施,迅速改变安徽局势等等。应该说这些话并非我的个人见解,因为这些都是江城的一贯看法,江城在历次集会、座谈会上都这样讲过,包括贴在合肥闹市的万余言大字报,初稿都是我按他的意见执笔写的。
电报发出之后,我们依然不安,心想总理那么忙,能看到我们两个小人物发的电报吗?我们不放心,又到了京西宾馆,要求面见安徽省军管会副主任廖成美将军。填好登记表交给传达之后,不敢相信会起作用,未想到不一会儿廖将军的秘书冷同志出来接见了我们。冷秘书问清情况后,对我们说他负责立即向将军汇报,并和总理办公室联系,要我们第二天中午再去听消息。
第二天中午冷秘书对我们说,总理办公室已经收到了我们的电报,请示总理后已经给蚌埠工总打了电话,江城一行人已经释放了。中央指示:安徽情况中央已经了解,江城他们可不必来京,现在他们已安全到滁县休息了。我们这才松了口气。
这件事给我印象很深,不仅对敬爱的周总理充满了崇敬之情,也对当时的局势多了一些反思,也再次有了一点接近历史的感觉。
其实,江城一行赴京受阻,与我给总理发五千字的以邮代电,还有后续故事。当时未说,是有不便说的原因。现在说出来,因为已是历史陈迹,说也无妨了。
总理办公室人员说,中央对安徽情况已有所了解,江城等人不必来京了。当然中央对地方政局的了解,是有多种渠道的。不能夸大江城的汇报。但有些事后来表明,中央对江城的汇报,有另眼看待的一面。此后不久,中央即决定12军即6408部队,全面军管安徽。当然这是中央多方调查了解后的决策,不应只联想到江城的汇报所起的作用。
可是,有一重要史实,即李德生军长率12军主政安徽、进驻合肥的当天晚上,即派车接江城夫妇去李德生处长谈。这是李来安徽后,第一个颇费猜疑的重要举措。当时我已回芜湖医院上班,事后知道这次交谈并不愉快。12军是野战军,与安徽的人和事,没有交集。到安徽头一件事,当然是对安徽情况包括干部情况的了解。正是在干部这件事上,李德生和江城有了一定的分歧。李德生不同意江城说的,安徽干部要么是整人的,要么是被整的,才造成安徽的混乱局面。在省级干部之中,江城认为张恺帆最能代表党的正确路线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对安徽情况最熟悉,在安徽也深孚重望。李德生也不同意江城的分析,尤其是对江城推荐张恺帆颇有不悦——显然,李德生赴任前应该接受过中央指示,对安徽省主要干部的评价,只能按中央定下的调子办。这些当然不会对江城明说。不过,以后在安徽省革命委员会组成名单上,虽然两派分歧很大,但还是传出了周总理定调之言:“江城当个委员还是可以的。”
江城虽然是省革命委员会结合的十名地方干部中唯一的正职,任文化教育卫生组长,他也想做一番事业。不久李德生上调中央任要职,而接替李德生任安徽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的12軍副政委宋佩璋,一上台就推行极左路线。与江城一贯的实事求是、关心民间疾苦、倡导民主自由的作风格格不入。江城被终年外放,直到患病离休。安徽真是多灾多难,曾希圣之后,又来了宋佩璋。虽说文革结束后宋佩璋被当作紧跟“四人帮”的人处理了,而他执政期间所推行的极左路线对安徽的伤害,却一时难以平复。

回顾往事时的一些思考

我在北京混了两个多月,那真是多事之秋:斗刘少奇、斗陈毅、斗谭震林、斗萧华……直到中央文革王、关、戚的垮台,我还在工人体育场各省造反派几十万人大会上远远地见到了周总理憔悴消瘦的身影,真令人心酸。
我们这些外地造反派,个个都有光荣的革命任务,革命口号喊得震天价响,都声称自己是红司令的好战士,都在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包括我自己在内,这几十万人之中有几个想到过我们也是那场灾难的推波助澜者呢?当然我在北京时没有想到过那么多,只是感到那种混乱不能再持续了,中央文革的嚣张和老帅们的挨斗,也唤起了我们的良知,应该从国家和人民的角度,来考虑谁是谁非了。我们还是听总理的话,回原单位抓革命促生产吧!
我先回到合肥,把在北京见到的听到的和我的想法,对江城、陈仁刚、鲍刚等老干部说了,事实上他们从蚌埠被扣后,就停止了活动,接着就正式向外界宣布:“安徽省暨合肥市干部造反司令部”解散!
我也离开了合肥,回芜湖医院上班。
文革中我在合肥和北京这一段经历,以后很少谈起,既不值得炫耀,也毋须隐匿。我只是以江城友人身分,在帮他做点我该做的事,应该说都是我自愿的。
这些事的功过是非,现在再谈已没有意义。只是在十年浩劫中,安徽省曾经有过高级干部站到前台,成立造反组织、参加造反活动一事,这在全国可能是独一无二的。虽说我了解的只是一小部分,我认为也有真实记录下来的必要,可以给后人研究文革提供一点资料。为什么呢?因为现在一提造反派,给人们印象似乎总是些打砸抢坏事干尽乃至无恶不作的痞子、暴徒,如果有干部造反,那一定也是像上海马天水之流投靠“四人帮”充当其爪牙欲谋一己私利的无耻之徒,或是些文化水平不高看问题片面容易受到蛊惑蒙蔽的工农干部。这些人确实有,但不全是,起码我知道的江城等人就不是。
江城和张恺帆等人应该算是那个时期“贬官”或曰“贰臣”的代表人物,而历朝历代的贬官大体上是代表群众说话的,他们也不例外。江城1957年因反对曾希圣强制推行农业“三改”而罹难于前,张恺帆1959年因到无为县为解救饥民放粮、解散食堂,庐山会议被最高点名于后,都是为百姓疾苦而敢说敢做的人。虽说1962年中央七千人大会后他们都平反了,但仍一直是受压抑的,大体上还是“贬官”心态。文革期间为了大批受难者不再次罹难,拍案而起,决非一时冲动,而是他们刚正不阿品格的体现,也是两位诗人品性的率真行为(二位皆是旧体诗的高手)。他们在文革中的言行,应该说从某种意义上看是代表了正义的声音。

2020年6月15日修改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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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劫墓碑】

安徽的文革英烈

不 平

一、安徽和其它省的区别

文化大革命,可以说是倒行逆施,天怒人怨,是中华民族的一场浩劫。文革中的英烈,主要表现在批判、反对文化大革命方面,其中很主要的一部分就是反对林彪、“四人帮”,为刘少奇、邓小平鸣不平。
要回顾安徽省文革中的英烈,首先要回顾一下有多少这样的英烈。可是谁都知道,不可能看到这样的数据——也许根本就没有,也许有但是档案不开放。因此我们只得换一个角度思考。文化大革命被明确否定了,因而当年反抗文革的大都得到平反昭雪,很多地方志给出了文革中冤假错案平反昭雪的数字,这些数字可以作为参考,而且在目前看来,这是唯一可以作为参考的数字。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安徽省的数字,同时,把它和其它省份作一个比较。
安徽的文革英烈,和其它地方一样,主要是两个时期。一是从文革开始的1966年到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之前,一是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后。前一时期是一般地反对文化大革命,后一时期则主要是反对“四人帮”。
和其它地区不同的是,安徽在文革后期可以说是反对“四人帮”的一个中心。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取两组数据来进行比较。一个是安徽,一个是山东。
山东省司法志(页525,其中所说的“三类案件”指反对林彪、反对江青、为邓小平鸣不平):

各级法院认真查阅了“文化大革命”至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期间判处的全部现行反革命案和部分刑事案件16700起,查出三类案件1083起,其中纯属三类案件的164起,非纯属三类案件的919起,属于反林彪的663起,反“四人帮”的326起,为邓小平鸣不平的94起,这些案件判处时间,1968年2月以前(群审群判时期)85起,1968年2月至1973年6月(军管时期)807起,1973年7月(法院恢复后)197起。

安徽省司法志(页420):

1977年6月,中共中央解决了安徽省委领导问题后,全省各级人民法院遵照中共中央指示,认真复查平反冤错案件;首先复查处理因反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和为邓小平鸣不平而被判刑的这三类案件,在开始阶段,由于思想没有解放,对复查处理冤错案件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不仅进度缓慢,而且有许多阻力,搞得很不彻底。据各地市不完全统计,到1978年1月底止,全省清查出上述“三类案件”173件,173人。其中为邓小平鸣不平而被判刑的90件、90人,反对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件45件、45人,反对林彪案件38件、38人。已复查处理81件,其中宣告无罪的42件,改判免予刑事处分的3件,减轻刑罚的26件,维持原判的10件。
同年8月贯彻全国第八次和全省第十五次司法工作会议以后,各级人民法院都把复查纠正冤假错案,作为联系实际揭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肃清流毒和影响的重要内容,加快了工作进度。到年底,全省共复查各类刑事案件8357件,其中宣告无罪的1202件,改判免予刑事处分和减轻刑罚的1031件,改判面为26.7%。在复查的案件中,“三类案件”591件,平反纠正了450件,占76.1%;“恶攻”案件(恶毒攻击毛主席、共产党、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革命案件)1064件,平反纠正546件,占1.3%。

看看山东省,“1968年2月以前(群审群判时期)85起,1968年2月至1973年6月(军管时期)807起,1973年7月(法院恢复后)197起。”这里的时间分段和我们所讨论的稍微有点两样。
比较上面两个省,山东“纯属三类案件的164起,非纯属三类案件的919起”,安徽的情况稍微有点不清楚,“三类案件”和“恶毒攻击毛主席、共产党、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革命案件”能分得一清二楚么?但是,总的来说,应该相差不多。
但是,如果按照分类来说,可以看到,两个省的正好是相反的。山东省的数据,反林彪最多,反“四人帮”次之,为邓小平鸣不平最少。安徽省的情况,“到1978年1月底止”的统计,正好相反。八月以后的复查,因为没有分类,没有办法讨论。笔者以为,两省差异的原因就在于安徽省在“天安门事件”中的数据大大上升了。这是安徽省等若干个省有别于其它大部分省的地方。笔者的这一看法可以找到数据支撑。安徽省司法志394页有一个表:

从这个表上可以看到,“反标传单信件”的数字,从1970年到1975年逐年下降,1976年又突然升高。“反标传单信件”正是文化大革命中人们尤其是英烈们反抗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形式。《安徽省志大事记》中也特别提到:

1976年3月8日至15日中共安徽省三届十次全委(扩大)会议,传达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华国锋代表中共中央作的“批邓”的讲话,研究如何搞好“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15日,省委印发了《关于深入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意见》。随后,安徽省“反击右倾翻案风”逐渐升级。(页503)
1976年5月8日安徽省暨合肥市召开“打击反革命破坏,追查反革命谣言誓师大会”,参加大会有5万余人。提出查清所谓“天安门事件”的支持者。
5月21日中共安徽省委批转中共肥东县委《关于在集中火力深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中紧密结合现实阶级斗争,认真搞好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的报告》,推广肥东县打击新老资产阶级的所谓经验。6月25日至7月4日,省委又在肥东县召开反击右倾翻案风、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经验交流会。会后,在全省各地基层进行的党的基本路线教育中造成大批冤假错案。(页504)

《安徽省公安志》中特别有一节“追查‘谣言’”,摘录如下(页270):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活动愈演愈烈,激起人民对“四人帮”的反抗。3月,安徽一些地方的人民群众同南京、北京等地群众一样,自发地到广场、陵园等场所悼念周恩来。许多悼念诗词、标语、大字报表露反对“四人帮”,为邓小平受诬陷鸣不平。同时社会上广为流传周恩来批评“四人帮”的“遗言”。对此“四人帮”极为仇恨,4月,指令公安部在全国部署追查“反革命”和“反革命谣言”。
4月4日,公安部发出《关于认真追查“总理遗言”的反革命谣言的通知》,要求群众听到“谣言”立即报告;认真追查“谣言”,一追到底,把“谣言制造者”查出来;有“谣言”抄件的要交出来,对蓄意传播“谣言”,“蛊惑”群众的,要严肃处理;对“谣言制造者”要严厉打击等等。
历时一个半月的“追谣”斗争,安徽共查出“遗言”17651份,收缴7807份,当事人自行销毁9844份;理出“流传谣言”的“重大线索”4139条,其中转给外省市2000余条,外省市转来安徽省1000余条。
同时,还查出其他“反革命谣言”100余条,绝大部分是关于毛泽东、周恩来如何批评“四人帮”、“天安门事件的真相”,各省市悼念周恩来的情况、“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的丑事、发起“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原因和“毛泽东写给周恩来的诗词”等。
对所谓谣言的制造者和大肆传播谣言的人,错误地逮捕19人,拘留23人,批斗17人,隔离审查13人。

上面的这些内容,在大多数省份不容易看到。

二、数据的可靠性和分析

这些数据应该是比较可靠的。当然,还要和其它一些数据结合起来看。《山东司法志》还提到:

截至1980年4月,据初步统计,全省已查出涉及为刘少奇鸣不平的案件926起,已复查894件,其中改判无罪的755件,免刑35件,减刑70件,改变性质11件,维持原判16件,其他7件。(页526)
1980年6月23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向各中级法院发出紧急通知,要求进一步抓好重刑案件复查工作。(页526)
复查结果:1966-1976年,共改判220人,决定改判无罪57人。1976-1978年全省判处死刑222人,经复查改判纠正13人。截至1980年12月,除少数案件外,复查任务基本完成。全省共复查各类刑事案件66574起,平反纠正冤、假、错案20720起,改判率为31%,其中反革命案改判率67.3%,为刘少奇鸣不平1096起,全部纠正,恶攻罪名判处的6517起,平反6033起,占92.6%,复查普通刑事案件51988起,平反10902起,占21%,此外大量处理申诉案件12550起,平反纠正4714起,占37.6%。(页527)

这一段文字,两处提到“为刘少奇鸣不平”,“926起”应为“截至1980年4月”,而“1096起”应为“截至1980年12月”。
《安徽省志大事记》也有一些数字(页522):

1980年3月安徽省各级公安机关和人民法院开始复查因刘少奇冤案受株连而被拘留和错判的案件。到5月31日,安徽省各地因刘少奇冤案受株连被法院错判的案件,已有90%以上复查结案。11月底,全省公安机关复查因刘少奇冤案受株连的案件全部结束。公安机关直接办理的因刘少奇冤案受株连而造成的冤假错案861件,涉及916人,全部予以平反纠正。
1980年11月30日安徽省各级公安机关对“文化大革命”期间经办的案件和“文化大革命”前有申诉的案件复查纠正工作基本结束。全省共复查49260起案件,其中“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案件31944起。复查中全错全平25786起,部分错部分平3266起,维持原结论的18950起。1982年后全省公安机关又进一步进行复查,至1983年1月,在原部分错部分平和维持原结论的案件中,纠正为全错全平的有6023件,改为部分平的810件。

《安徽省公安志》中数据:

同时,各级公安机关对在“清理阶级队伍”、“整党建党”、“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和“基本路线教育运动”中造成的冤假错案,也进行了复查平反。经调查摸底,全省需要复查的案件17259起,至1980年底,复查7769起。其中全错全平1496起,部分错部分平999起,推倒不实之词428起,维持原结论的4034起,转外地处理的812起。
1980年3月中旬,省公、检、法三机关联合发出《关于抓紧做好因刘少奇同志冤案受到株连造成的冤假错案复查平反工作的通知》。3月29日,省公安厅转发公安部《关于做好因刘少奇同志冤案受株连人的平反工作的通知》,要求全省公安机关将此项工作作为重要的政治任务,集中必要的力量,争取在6月底完成。5月21日,省委又发出电话通知,要求做到全面复查,一件不漏,不使一人冤沉海底。11月底,此项工作全部结束。据统计,全省公安机关直接办理的因刘少奇冤案受株连而造成的冤假错案861件,涉及916人,其中经公安机关逮捕拘留后未予起诉的186人,未经逮捕拘留而受株连的730人。其中,劳动教养6人,强制劳动1人,管制12人,戴坏分子帽子128人,教育释放180人,交群众批斗433人,其他处理156人。这次复查中,上述人员全部予以平反纠正。
1980年11月底,全省各级公安机关对“文化大革命”期间经办的案件和“文化大革命”前申诉的案件复查纠正工作基本结束,全省共复查49260起案件,其中“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案件31944起,“文化大革命”前的17316起,绝大部分是反“右派”、反“右倾”和“四清”运动中的案件。复查中,全错全平25786起,部分错部分平3266起,定性和处理基本正确,不予平反的18950起,其他转外地处理。

对这些数据,若一定要比较出结果,一是没必要,二是不可能,而且数据也不是很清楚,一会儿是“公安机关和人民法院”,一会儿只是“公安机关”,这和前面《安徽省司法志》中的“人民法院”提供的数字是什么关系,不太清楚。“公安机关”平反也应该通过“人民法院”吧? 不过,至少提供了一个大致的概念。

三、几个安徽地方志中的数字

笔者注意到,各个地方志对于这些数字的处理方法各异。大多数地方志提供了复查的数字,平反的数字、比例,也就是冤案的比例。但是,有一些地方志并不提供“平反昭雪”的数字,也有一些地方志并不提供具体数字,只提供一个百分比,极少数的什么都不提供,只笼统地说复查啦,昭雪啦,大家满意啦,就这么过去了。这里举几个提供数字的安徽的地方志。
《巢湖地区志》:

1978至1980年根据中共中央及安徽省委有关文件精神,对“文化大革命”期间形成的冤假错案进行复查纠偏,落实政策。1979年,全区复查各类刑事案件1.47万件,连同1978年底前复查的908件,共计1.56万件;
复查因受刘少奇株连的案件168件236人;复查“文革”期间案件1.45万件。(其中普通刑事案件3482件)。

《滁县地区志》:

1977~1979年,根据中央和省委一系列文件精神,全区两级法院对“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及其以前的申诉案件进行全面复查,3年中,共复查各类案件8056件,经复查改判1519件,占复查案件总数的10.9%。1980年,根据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精神,全区法院对因刘少奇同志问题株连的案件进行了复查,经复查宣告无罪97人,免予刑事处分4人。

《合肥市志》卷二十三司法:

从1978年至1982年6月止,共计复查“文革”期间判处的刑事案件2441件,其中反革命案件经复查改判、宣告无罪,免于刑事处分的202件,部分错部分平、改变性质和减轻刑罚的有61件;……

《淮北市志》:

从1979年开始,全市各级人民法院遵循“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并依据中共中央(1978)78号文件及省委的指示和上级法院具体要求,复查纠正“文化大革命”期间判处的冤假错案。至1992年底,共改判、纠正了冤假错案775件、895人,改判反革命案件211件的90%。其中宣告无罪和不追究刑事责任的137人,免予刑事处分的32人,改性减刑的66人。为刘少奇、邓小平等鸣不平而被判处刑罚的28件,复查后均予以全部平反,占改判反革命案件的15%。

这里的“1992年”似乎拖的时间特别长,疑是“1982年”之误。
《徽州地区简志》:

“文化大革命”中,出现大量冤假错案。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特别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首先对因反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为刘少奇、邓小平鸣不平而被判刑的案件进行复查,继而对“文化大革命”中其他判刑的案件作了复查。到1979年底,全区共复查各类案件2880件,属冤假错案的544件,其中宣告无罪的370件,免予刑事处分的170件,减刑改判的4件。

《马鞍山市志》:

这次复查工作的重点,一是突出复查因反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和为刘少奇等国家领导人遭诬陷鸣不平而被判刑的案件,这类案件全市共13件,涉及35人,全部彻底纠正;二是突出“文革”期间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公安六条”打棍子、以“恶毒攻击”戴帽子而被判刑的案件,这类案件全市68件,涉及68人,经过复查后得到改判和纠正;……

四、几点说明

第一、官方在两个时期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反抗者的镇压烈度是不一样的,前期远大于后期,尤其是1967年的“公安六条”和1970年“一打三反”时期。那时候可以说是大开杀戒,而后期,则很少有开杀戒的,虽然也有。这可以从《安徽省公安志》中提到“逮捕19人,拘留23人,批斗17人,隔离审查13人”看出。
第二、两个时期的另一个区别,是形式不同。前期的反抗很多是匿名信,后期的基本上都是公开的。这也多少和两个时期镇压的烈度不同有关。
第三、从“反标传单信件”,或者说从“三类案件”和“恶毒攻击毛主席、共产党、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革命案件”,再或者说从得到平反的上面案件中,除了边远省份以外,一般的省,数百上千应该是有的。
第四、这些统计数字,说的是“冤假错案”,和本文说的“英烈”是有区别的,却又是相关的。应该说,绝大多数的英烈,都包含在“冤假错案”之中。要找英烈,多数的情况下,只能到“冤假错案”中去寻找。
第五、笔者对“英烈”的定义是“公开地站出来”反抗文化大革命。“冤假错案”中很多是喊错一句口号,写错一句标语,属于笔误、口误,或者遭人构陷,或者是逼供的结果,虽然是“冤”,却不能称为“英烈”。
第六、也有很多人并没有“站出来”,但是,对文化大革命抱有不满,不但没有随波逐流,起哄上架,反而是坚持良知,发了牢骚、讲了真话,很多人因此被杀被囚。笔者把这一类人称之为“勇士”。笔者著有《文革英烈》,其中进行了比较严格的分类,站出来反对文化大革命而被杀、自杀、被虐而死的,称为“烈士”,站出来反对文化大革命而侥幸未死,熬过文革的,称为“英雄”。“烈士”和“英雄”虽然是隔了一道生死关,但是从“站出来”这一点上说,并无多大不同。“被杀”与“未亡”,并不取决于反抗者,其中还有着“运气”的成分,但是重要的是,他们主动地站了出来。不过,本文中,笔者把以上三者一起讨论了。
第七、文化大革命中,到底有多少志士仁人、英雄好汉拍案而起,把头颅掷向那铜墙铁壁、滚滚巨轮、洪水猛兽,恐怕永远是个谜了。不过,因为文化大革命的倒行逆施,最终为官方所否定,他们绝大多数得到了平反,因此,目前大致上只能用地方志中平反的数字作为依据。从地方志所提供的数字和个例来看,英烈们的事迹都还保存着,只是人们不能看见全部。
第八、要找具体的案例,确实是困难重重。数据,可以在很多地方志找到,但是,个案就不同。有一些地方志提供了一些个例。譬如,《宝鸡市法院志》提到了郭里里,甘肃的一些地方志提到了毛应星,辽宁的地方志提供了张志新、史云峰的案例。多数或者说是绝大多数的地方志,只给出了一些数字,但是绝不提供具体个例。
譬如说吧,北京,是中国的政治文化的中心,也是文化大革命的中心。文化大革命中,可以说是为祸最烈,激起的反抗也是最烈的地方。举例来说,遇罗克、舒赛、马正秀、王佩英都是一些众所周知的英烈。遇罗克原来就是官方看不上眼的,不提也罢了。舒赛,1938年入党,抗日战争期间,出生入死,功绩卓著。建国后历任中南军政委员会民政部副处长、中央军委复员委员会工作组长、中央建工部人事司处长等职。1966年10月在北京闹市公开张贴大字报,批判林彪,牢狱之中,英勇不屈,针锋相对,最后瘐死狱中。她无愧为中华民族的英雄,而且是大大的英雄。可是北京的地方志中却不提舒赛,实在是没有道理,说是对英烈的亵渎也不为过。杜长绪,原是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干部,父亲是抗日战争中牺牲的革命烈士。文革后北京市人民政府追认其为革命烈士,可是地方志里也不提,实在有点过分。
看看《北京志•政法卷•公安志》中的数据:

预审处对“文化大革命”收押、审理的987名反革命案犯进行复查。至(1979年)年底,该项工作完毕。属于冤假错案予以平反560名,为复查总数的57.6%。(166页)
经复查,1969年8月至1970年4月,市公安局、市法院军管会分7批以“反革命”罪判处的案件,有49%属于错判。(529页)
“天安门事件”后共拘留审查388人,至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时,已陆续释放224人。1978年11月底,对仍关押的164人按纯粹反对“四人帮”、有错误言论、有打砸烧行为等标准分3类而释放了140人;经对关押的24人重新研究,除3人逮捕外,其余21人均予释放。(529页)
1966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主持案件审批的军管会依据“公安六条”办案,加剧了冤假错案的产生。据统计,其间共逮捕9738人,管制1988人,劳动教养6049人,少年管教1191人,强制劳动6926人。(524页,“案件审批”)

可以想象,这些数据中,英烈有多少。
其它的地方志也是如此,即使是给出个例的也只是寥寥几个,已经是很不容易了。湖南的张声应,思蒙中心小学校长。1970年6月(8日?)给毛泽东写信,他把要说的话全部用从报纸上剪下来的字拼贴在十行纸上,并且用左手在信封上写上收信人地址和姓名。他在信中说了对毛主席有意见,攻击林彪和江青,攻击“文革”,说“文革”是牵起羊牯子打架,并为刘少奇、彭德怀鸣冤叫屈。这封信被公安部定为“6•8”一号案件。一个星期后在湘西剿匪胜利公园的操场上召开万人大会,宣布他的罪状和执行死刑的命令。张声应是在米家滩去他老家的路边上被枪决的。据说宣布他死刑时,用钢钎往他喉咙里捅进好几大坨棉花,不让他发出声音,因怕他当场喊反动口号。1986年平反,并付给其家属3000元冤狱费,安排他一个儿子到供销社工作,算是顶他的职。
这样一个人,实实在在是一个英烈,可是在地方志中,却是找不到记载。幸亏他的学生写了网文,也正好笔者眼尖看到了。笔者在文革中写了三十万的批判文字,于1972年在上海中心贴出大字报《真理是有阶级性的吗?》,挑战“5•16通知”,在当时也是一件不大不小的事,文革研究者李逊即与闻其事。当然这也是在地方志中找不到的,既未成案,何须平反?
不少的地方志给出了具体的案例,使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人士是如何反抗文化大革命的,他们不愧为文革英烈。下面,说说安徽的文革英烈的一些个例。

五、石仁祥案

石仁祥案是一个大案,影响很大。在《安徽省志司法志》、《安徽省志公安志》、《巢湖地区志》、《和县志》都有记载。笔者还见到《人民日报》1979年3月18日发表长篇通讯《灿烂的红花:记石仁祥反对林彪的优秀事迹》,《党史博览》2004年11期发表王树人《公开反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英雄》,《档案春秋》2013年第6期发表马维国《石仁祥反林彪案平反前后》,都是说的石仁祥案,应该还有其它的纪念文章。
和其它案例不同之处,一是“案犯”石仁祥是个军人。
文化大革命中,解放军是文化大革命最忠诚的一支队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和工具。河北的文革烈士张坤豪被处死的时候押在卡车上游街示众,张坤豪胸前挂着大黑牌子,五花大绑,脖上勒着绳索。他曾企图呼喊什么,却被看押的解放军一枪托将下巴打了下来。这样的事例不是个例,反映的是部队的总体“觉悟”。毛泽东当年就号召“全国人民学解放军”。
从石仁祥的例子可见解放军并不是铁板一块,事实上也不可能是铁板一块。是人,总是有思想的。打扫房间,有的地方容易打扫,有的地方不容易打扫到。洗脑也是这样,有的群体容易被洗,有的则不容易被洗,解放军是一个洗脑比较彻底的群体,也不是铁板一块。笔者最想不通的是,文革中的大学生群体,照理说应该思想更敏锐,更开放,更具有分析能力,可是,大都却成了更为狂热的一个群体,难以理解。
和石仁祥(1970年7月12日被杀)一样作为军人中反文革英烈的还有兰州的王笃良(1971年8月6日被杀),河北的王怀静(1970年3月20日被杀),浙江的胡全林。除了胡全林以外,其他三人都成了烈士。其中,王笃良是现役军人,石仁祥于1968年4月退伍,王怀静于1968年3月退伍,胡全林是1966年上书后转业的。所以,虽然有的文字中称王笃良、王怀静为退伍军人,但严格说起来,当他们反抗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们都是现役军人。
石仁祥案和其它案例不同的另一点,是这个案子涉及到“无产阶级司令部”中林彪集团“四大金刚”的吴法宪。这在其他的文革英烈的案件中很少看到。
石仁祥案与其它案件的另一个很大的不同点,是石仁祥案激起的波澜。所有其它的案件,除了李九莲案,几乎都没有波澜。死的就死了,关的就关了,没有人公开提出异议。一直等到“四人帮”被打倒,也没有人公开提出异议。一直等到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这才算是出现了包青天,曲曲折折地最终得到平反昭雪。在这中间,仅有的就是家属的申诉,波澜不惊。张志新、遇罗克、舒赛……无不如此。可是,石仁祥案不同,《安徽省志•公安志》记载:

1974年春,“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后,合肥、巢湖、蚌埠等地广大群众又重提石案,强烈要求为石仁祥平反昭雪。合肥市四牌楼、长江路等街道遍布呼吁为石案平反的大标语。

也正因为如此,同年的12月18日,中共安徽省委发出《关于为石仁祥同志平反的通知》。1978年11月20日,中共安徽省委重新作出决定:为反林彪战士石仁祥彻底平反昭雪。省委常委决定:(1)在合肥地区召开万人大会,为石仁祥彻底平反昭雪。彻底推倒林彪、“四人帮”强加给石仁祥的一切诬陷之词,恢复名誉。(2)根据石仁祥生前要求入党的愿望和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英勇事迹,决定追认石仁祥为中共党员、革命烈士。
无独有偶,王怀静是1975年11月16日平反昭雪。当然,和石仁祥一样,当时的平反不能彻底。据老鬼在网文《燕赵多悲歌慷慨之士》中说,王怀静被处死后又过了两年,听说有反对林彪的人给落实了政策,其弟才开始到有关部门上访。1975年唐山地区中级法院终于给王怀静改判,认为此案错定误判,撤销原死刑判决,通知铁道兵给王的父亲补发了工资,给王的弟弟安排到玉田县第二化肥厂当临时工。但对王怀静依然没有一句表扬和肯定的话。在林彪死后的第9年,王怀静终于获得彻底平反,被授予烈士称号,优秀共青团员,家属得到了1000元抚恤金。
文革中的冤案成千上万,但是像石仁祥和王怀静那样,在文革结束前就得到平反的,恐怕在全国是绝无仅有的。
李九莲也是因为反对林彪,于1971年被判五年徒刑。李九莲一再申诉无果,于1974年公开贴出大字报,为自己申辩。引起了赣州地市二百五十九个单位签署要求立即释放李九莲的《联合声明》,引起了赣州地区有3万人组织“李九莲问题调查研究会”,并走上街头,给予声援,六次赴京上访。可是最后呢,1975年5月30日,李九莲仍然被判15年徒刑。1977年12月8日甚至被判死刑。李九莲的例子说明了,再大的鸡蛋也是鸡蛋。
方子奋先生在《我在狱中是怎样知道林彪事件的》一文中说:

林彪倒台消息一公开,不少由于攻击林彪而被判刑的“现行反革命”开始不安分起来,一些仅仅骂了几句林彪而进来的更是愤愤不平叫屈,纷纷上书申诉要求平反:“我们过去是反林彪的,事实证明我们没有反错”、“我们早就看出林彪是奸臣,因此才坚决反对他,现在该是替我们伸冤的时候了”……
没隔几天全厂开了个“认清大好形势,加深认罪服法”大会,政委在会上严厉地批判了少数犯人“利用林彪事件翻案”的“罪恶企图”。他那番狗屁不通、自相矛盾的“高论”足足讲了三个小时,有些话时隔四十年后的今天我还依稀记得:“……近来,有些人利用林彪事件刮起了一股翻案妖风,这些人自称早就看出林彪不是好人了,我就不信你比我们还英明?你比我们政治觉悟还高?”“我在此警告这少数人,认清形势,加深认罪服法,老老实实接受改造,这是你们唯一的出路,任何翻案企图都不可能得逞!否则必将受到无产阶级专政的沉重打击!”
这盆冷水兜头一浇,从此无人再敢“翻案”。

好了,下面还是说说石仁祥案。
石仁祥(1942~1970),男,安徽省和县濮集乡王塘行政村人。1959年从安徽省和县师范学校毕业,曾担任小学教师、区宣传干事、文教委员。1964年12月,22岁的石仁祥参军,任新兵班长、工程兵实验员(一说,1965年参军)。因有着较好的文字功底,两年后,他被调往西藏拉萨某部队任文书。在部队里,他酷爱读书,勤于思考,经常和战友们谈论国家大事,编排墙报和文艺节目。1968年4月退伍回和县水利局工作。
1966年5月18日,林彪做了后来被称为“政变经”的讲话。正在西藏高原上守卫边疆的石仁祥,也学习了这个讲话。他极不赞成这个讲话,在日记中写道:“这个讲话举了一些中外历史上政变的例子,用反马克思主义的唯心主义随意解释,存在着‘英雄造时势’的反动观点,是一个变相的在革命词藻掩盖下的反革命的‘白皮书’。”提出“毛主席身边有虎狼”,“有人想趁机捣鬼,搞乱全国,发动反革命政变。”
他向部队领导反映自己的看法和忧虑。得到的答案是:“不要胡思乱想!”“不准胡说八道!”(也有一种说法,石仁祥所在部队的高层领导是反林彪的,那位领导在危难时,将反林彪的一些材料转交给部队的文书石仁祥保管——马维国注)。1967年元旦,他题诗一首来表达自己坚持真理的决心:

生为革命献终身,何惧银露拂两鬓。
踏遍战斗青春路,扫除一切害人虫!

1967年下半年,全国到处是武斗的枪炮声。石仁祥想上北京反映情况,他一再请假都得不到批准。他满怀悲愤地在日记上写道:“浮云一时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
1968年4月,石仁祥退伍,经过一段曲折艰难的跋涉,他终于到了北京,千辛万苦找到了中央文革接待室。但是由于没有证件,他被赶出了接待室大门,后来又在北京多个部门辗转,花光了退伍费,卖掉手表。后来只好登上了驶往故乡的列车。回到地方,他被分配到和县水利局工作。实际上是在农村的金河口水利工地上劳动。
回老家后,一连写了两天三夜,刻印好《致中共中央的一封信──关于林彪问题的汇报》,石仁祥在信中列举了林彪28条罪状,他在信的末尾写上了自己的真名实姓“革命战士石仁祥”。他特别选择毛泽东诞辰的这天,将这篇声讨林彪的檄文分别寄给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和县县委书记马健、巢湖军分区第二政治委员熊玉坤、安徽省省委第一书记李德生、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南京部队空军政委江腾蛟及武汉、济南等军区负责人。
后来的一些文章摘选了信中的部分内容。石仁祥在信中列举了林彪28条罪状,指出:“林彪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打着红旗反红旗,耍弄反革命两面派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他口是心非地妄图逐步推行资产阶级的反动军事路线,阴谋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反对中国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林彪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反革命修正主义者,对人民危害太大。坚决打倒林彪!”“林彪打着‘红旗’反红旗,耍弄反革命两面手法,口是心非,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并指出林彪“5•18讲话”是“反革命白皮书”,他谴责林彪指使爪牙:“非法绑架、威逼、拷打一些革命首长,打击一大片,借人之手暗打,伸出魔爪明抓。”
据当时的办案人员回忆,寄出的信件中,只有江腾蛟将石仁祥的信件转给了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的吴法宪,吴法宪在信件上批示“死硬的反革命,严惩”!
石仁祥也同时写下准备随时献身的誓言:

“我个人的生死可以不考虑,整个的、长远的原则决不放弃。”“在虎狼面前决不示弱。成功和胜利是属于我们的。”“打倒林彪的战斗,我始终如一,坚决战斗到底!”

1969年1月8日,金河口水利工地来了两位不速之客——安徽省革委会人保组及和县革委会人保组的人员。二人声称请石仁祥去县城开退伍军人会议,石仁祥刚到县城即被人保组逮捕。
在狱中,他用手指和筷子蘸着水,在墙上、地上写“打倒林彪”的口号。
在他的审讯记录上写道:

问:林彪是我们伟大领袖的接班人,你为什么要恶毒地攻击呢?
答:那要通过实践才能证实,林彪是真革命的还是什么。有些人开始不是革命的吗?后来不是变了吗?
问:你是在恶毒攻击林副主席,你继续放毒!
答:我是对革命事业负责,我是出于忠于毛主席,这是我的看法。
答:没有任何法律条文需要我认罪。
问:你想到了后果没有?
答:我个人后果都没有考虑过,只不过把客观问题揭露出来了。
问:你所作所为是不是反对林副主席的?
答:反对林某是客观存在的,我所反映的是事实。
问:你写的东西,攻击林副主席,你认为是不是反动的?
答:我认为我写的东西不是反动的,是进步的。
问:按照你现在的认识。你有没有罪?
答:我过去没有罪,现在思想水平有所提高,更没有罪。我个人在林彪豢养的刽子手面前,宁可牺牲,绝不屈节。

石仁祥在对非法审讯的多次答辩中,一再告诉审讯者:“如果林彪是名副其实的革命事业接班人,我石仁祥当然也要拥护,而且会把祝他健康的口号喊得比你们还要响。但是,同志们:你们上当受骗了。”“你认为我写的《致中共中央、中央文革一封信(关于林彪问题的汇报)》是反动的,我认为我写的这封向党中央的汇报信是进步的,是革命的,是为了揭示问题,探索真理。”
1969年11月26日,审讯人员要他写交待。他奋笔疾书:“林彪长期效劳于资产阶级复辟阴谋,戴着共产党人‘乌纱’摇晃着脑袋,打着‘红旗’反红旗,采取形左实……”写到这里,审讯人员说他“继续放毒”,责令停写。
因在狱中遭受折磨,他的手脚因长期戴镣铐而浮肿青紫了,不能动笔,请人代写上诉状。石仁祥口述,一口气说了两个多小时,代笔人写了八张纸,洋洋洒洒几千字,言辞犀利,连当时的办案人员看了上诉状亦心存佩服。
石仁祥还留下《打狗篇》、《国贼——走狗又一存照》、《对林彪要全国全党全军共讨之》、《很需要注意的一件事》等20多万字的评论、杂文及日记等手稿。他写道:“林彪是万恶祸根!”“言不由衷的赞扬,皮笑肉不笑的捧场,和当年赫鲁晓夫是一丘之貉!”“林彪做的坏事愈多,失败愈惨!”“反革命分子林彪罪证俱在,我可以和他面战。”“他决不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让他阴谋得逞,那么国家就要变颜色,党就要变成法西斯党,那时的中国不知何等悲惨!”“他打着红旗反红旗,窃取红色招牌,混淆黑白,颠倒是非。”他指出林彪的“5•18讲话”“举了一些历史上中外政变例子,用反马克思主义的唯心主义哲学随意解释,里面……存在着‘英雄造时势'的反动观点,是一个变相的在革命词藻掩饰下的反革命的‘白皮书’。”“你能回忆古装戏上面李林甫等历史奸臣的化装,就照照自己!”“全国人民恨你象海洋一样深啊!你罪大恶极,而且怙恶不悛!”
1970年4月,他在狱中给姐姐石仁英写了一封坦然面对死亡的诀别信:“我因为保卫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保卫无产阶级政权,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揭露了林彪的反党反人民的反革命事实,遭到非法拘留……当我写这封信的时候,我还是一个活着的、战斗着的人;当你接到这封信时,也许我已离开了人间了。你们不要难过,要相信党,相信毛主席,受歧视也是暂时的,历史将证明我是无罪的。”
6月29日,死刑判决书送达石仁祥手中。刑事判决书中写道:

被告石仁祥,于1968年10月先后书写油印反革命信件多份,报寄中共中央、中央文革、武汉军区、济南军区等单位,恶毒攻击、诽谤我们的林副统帅。特别嚣张地撕毁林副统帅的画像,在林副统帅画像上打×,勾划林副统帅的名字,书写大量反动口号,把矛头指向我们敬爱的林副统帅。在关押期间,拒不认罪,而且在我审讯人员面前公开诽谤我们的林副统帅。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
被告石仁祥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为了誓死保卫林副统帅,特依法判处石仁祥死刑,立即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7月12日,死刑执行日。安徽省和县公共体育场乌云密布,体育场背面的山头上架着两挺机关枪。为了防止石仁祥在公判大会上发表言论,他们还将石仁祥的喉管割断。临刑前,他在监狱用笔写下这样闪闪发光的语言:“我个人在林彪豢养的刽子手面前,宁可牺牲,决不屈节。”他还慷慨激昂地说:“你们可以杀我,但若干年后,会证明我是对的!”
据当年的办案人员讲述,省委常委在表决石仁祥一案时,仅有一位常委投了反对票,认为这是政治问题,不宜处死,建议判处死缓。这就是屡屡坚持真理、直言不讳的杨效椿。
“九一三”事件以后,1972年,《安徽日报》和安徽省团省委极力为石仁祥鸣不平,要求为其平反。在石仁祥的亲属和广大群众的强烈要求下,“四人帮”在安徽的代理人不得不同意组织复查组,对冤案进行复查。经过几个月的复查,尽管澄清了基本事实,但“四人帮”的代理人在省委常委会上仍坚持这样的论调:“他反对林彪,不是站在马列主义立场上……当时林彪问题未出来,他还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并且说“我们维持原处理不变”。更有人抛出这样的话:石仁祥“是以反林彪为主反无产阶级司令部”,是出于“个人恩怨,政治押宝”等等,叫嚣“不予平反”。
石仁祥的冤案激怒了全省广大人民群众。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中,许多群众挺身而出,走访有关单位了解情况,在合肥街头上贴大字报,散发传单,公布案件的真相,宣扬了石仁祥同志的英雄事迹,揭露了“四人帮”在安徽的代理人亲自批准杀害石仁祥、拒不为烈士平反的罪行,并在会议上同他们展开面对面的斗争。在这种强大的压力下,他们才被迫重新复查这一冤案,于同年12月28日发出《关于石仁祥同志平反的通知》。但他们仍然掩盖事实真相,给石仁祥留了“尾巴”,不予彻底平反。
1978年11月24日,中共安徽省委在合肥市召开万人大会,省军区的一位副司令宣读省委42号文件,即《关于为反林彪战士石仁祥同志彻底平反昭雪的决定》,为石仁祥彻底平反昭雪,并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革命烈士;凡受石仁祥案件株连的人员一律平反,恢复名誉。1979年7月12日,中共和县县委和县革委会在西梁山山顶,为石仁祥兴建了烈士墓,并举行了庄严隆重的骨灰安放仪式。
1979年3月18日,《人民日报》以《灿烂的红花》为题发表长篇通讯,介绍了他反对林彪的事迹。
《安徽省志公安志》有一节“石仁祥冤案平反昭雪纪实”:

石仁祥,男,1942年生,安徽和县卜集人。1959年参加工作,1965年应征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68年4月退伍回县水利局工作。
1968年12月26日,石仁祥以《给中共中央、中央文革一封信(关于林彪问题的回报)》为题,写了一份传单式材料,刻印7份,公开署名,分别寄发中共中央、中央文革等6份,自留1份。
1969年1月6日,南京空军保卫部派两人到安徽,就此信向省革委会和省人保组负责人传达了吴法宪(时任中央军委副总参谋长兼空军司令员)对此案的口头指示:“这是一个罪大恶极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要组织专人立即侦破,及时查清,查清后必须依法惩办,并查清这封信的扩散面,肃清流毒,不准再扩散”。7日,省人保组派人随南京军区保卫部人员前往和县办理此案。8日下午,传讯石仁祥,并当场宣布将其拘留。
1970年3月18日,和县革委会讨论决定,将石仁祥逮捕,并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上报巢湖地区革委会审批。3月24日,和县人保组专报《关于请对现行反革命犯石仁祥依法批捕,并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报告》,上报巢湖地区人保组。4月1日,地区人保组派人提审石仁祥。13日,地区革委会讨论石案,同意县人保组的意见,并报省革委会复核。25日,省人保组派人提审石仁祥。5月13日,省人保组对石案提出处理意见:“判处死刑,立即执行。”6月20日,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和常委会同意省人保组的意见。6月23日,省人保组向巢湖地区人保组批复了石案的处理意见。29日,和县人保组向石仁祥宣读了死刑判决书,石提出上诉。30日,地区人保组驳回上诉。7月4日,省人保组向和县人保组下达对石仁祥执行枪决的命令。12日,和县召开大会,将石仁祥杀害。
“9•13事件”发生后,对石仁祥案件不断有人提出要求复议。1972年6月24日,省人保组党的核心小组重新讨论了石案,会后草拟了《关于复查石仁祥现行反革命一案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认为“作案”动机“主要是从个人恩怨(对调西北工作和后来的复员不满)、政治押宝、极左思潮出发而反对林彪的”,今后“还会遇到类似的问题,还是要办,不过可以不杀,现在是内部接受教训”,石“搞的二十八条多处散发,当时是构成犯罪的行为,现在讲也是犯罪”,最后仍戴上“以反林彪为主反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罪名,不予平反。
1972年8月4日,中共安徽省委常委讨论石案。1974年1月29日,省人保组把省委复议决定通知和县人保组:“本案维持原来处理决定不变”。
1974年春,“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后,合肥、巢湖、蚌埠等地广大群众又重提石案,强烈要求为石仁祥平反昭雪。合肥市四牌楼、长江路等街道遍布呼吁为石案平反的大标语。4月,省人保组成立石案复查小组。6月28日,根据省委三届七次扩大会议讨论的意见,经省委常委研究决定,成立“反林彪战士石仁祥案件复查组”。有关石仁祥案件的全部案卷、材料移交给石仁祥案件复查组。各单位揭发有关石案和收集有关石仁祥生平书籍、学习笔记等材料,直接送复查组。要求复查组“坚决贯彻毛主席革命路线和政策,贯彻执行中央的一系列指示,重证据,重调查研究,立党为公,坚持原则,尽快完成复查任务”。
12月18日,中共安徽省委发出《关于为石仁祥同志平反的通知》。通知说:复查结果证明“石仁祥同志热爱毛主席、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关心国家大事,由于他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不断提高。当他觉察到林彪的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言行后,即向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某部领导机关写信进行揭露和批判”。在“反林彪的斗争中,他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尽管石仁祥“在思想认识上有些缺点错误,但他的本质和主流是好的,是一位坚强的反林彪战士”,“对石仁祥案件的处理,虽属正常办案,但判处死刑是错误的,责任在当时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和省革委会常委”。“9•13”事件以后,“省委常委在复议石仁祥案件时,没有给石仁祥同志平反,更是错误的”。
省委决定:(1)对石仁祥予以平反,撤销原判,在政治上恢复名誉。(2)石仁祥的亲属在石仁祥被定为反革命判处死刑后,在政治上受到牵连,经济上受到损失。在给石仁祥平反的同时,也为他们在政治上恢复名誉,并在经济上给予适当补助。(3)在处理石仁祥案件过程中发生的错误,责任由省委负责,对参与办理这一案件的人,要正确对待,主要是帮助他们总结经验教训,一律不追究责任。
1978年11月20日,中共安徽省委重新作出决定:为反林彪战士石仁祥彻底平反昭雪。省委常委决定:(1)在合肥地区召开万人大会,为石仁祥彻底平反昭雪。彻底推倒林彪、“四人帮”强加给石仁祥的一切诬陷之词,恢复名誉。(2)根据石仁祥生前要求入党的愿望和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英勇事迹,决定追认石仁祥为中共党员、革命烈士。(3)凡因石仁祥案件受株连的人员一律平反,恢复名誉。是年11月24日,省暨合肥市召开万人大会,宣布为石仁祥彻底平反昭雪。

六、方忠谋案

方忠谋案是近年一个知名度很高的案例,《固镇县志》中也有记载。这个案例有两个特点。一个特点是,她不是挺身而出的烈士,她也不是旁人揭发而造成的案例,她是由她的丈夫和儿子张红兵(文革中改名,原名张铁夫)揭发并且提出建议:枪毙方忠谋!这样的悲剧引起世人的震惊。在笔者看到的案例中,这是唯一的。这个案例的这个特性引人深思。第二个特点是,这个案例本来并不出名,文化大革命中冤杀的人多着呢。文革后平反,有没有召开万人大会公开平反?好像没有。有记载的,也就是《固镇县志》。这个案例之引起人们广泛的注意和讨论,是在2013年初,作为律师的张红兵决定向公众说出他的罪错,表示忏悔,他说“我站出来发声的原因,是为了提醒民众,对抗遗忘”。其后,张红兵与《固镇县志》关于《固镇县志》所述有不同意见,打起了官司,再以后,张红兵对确认方忠谋墓(遇难地)为不可移动文物案申请再审,引起了国际舆论的注意。
英国《卫报》以《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儿子因送母亲赴死而忏悔》为题进行报道。
法国《解放报》的报道的大标题为:《芸芸中国,您是要母亲呢还是要祖国:灵魂上一个母亲的份量》。
丹麦广播公司北京分社以《一个用50年寻求心里平静的人》进行报道。
于是,方忠谋案便成了国际上都有一定知名度的发人深省的案例了。下面说说这个案例。
方忠谋,曾用名方忠模,女,1926年出生,1949年2月参加解放军,任卫生员、护士,后转业,1965年任蚌埠市固镇县医院门诊部副主任。文革开始后,方忠谋的丈夫被定为走资派,遭到戴高帽、挂黑牌的游街批斗,方忠谋多次被拉上陪斗,其女儿在红卫兵串联中病死。在之后的“清理阶级队伍”中,身患多种疾病的方忠谋被以“特务嫌疑”、“地主分子”的罪名进行长期隔离审查和批斗。1970年因反对文化大革命的言论被丈夫、儿子告发,于1970年4月11日被枪决。
下面是《固镇县志》的叙述。

《方忠谋“现行反革命案”复查平反》案例
方忠谋,女,1926年生于纵阳县一个地主家庭、自幼读书。1949年2月参加人民解放军,1950年11月转业。1965年7月调任我县人民医院门诊部副主任。
1970年2月11日,患高血压病的方忠谋听其丈夫、县卫生局长张月升说火车站有揭发王效禹的大字报,还张贴着康生、江青等人的“指示”。次日,她在胞弟方梅开陪伴下去火车站观看,当看到行李房内墙壁上贴着写有毛泽东主席诗句“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标语时,其弟说:“少写了一个‘不’字,错了吧?”她说:“没有错,毛主席年纪大了,昏了。林彪他们想谋朝篡位,用‘火烧庆功楼’的办法扫清障碍,目前的事实不就是这样吗?在刘(少奇)、邓(小平)、陶(铸)这条线上,全国上下,不是有很多人被打成叛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吗?彭德怀功劳很大,现在却遭到这样的下场!”13日晚饭后,方忠谋对正在刷碗的大儿子铁夫说:“我活一天,还要劳动一天,不像你们天天高谈阔论,不做实际工作,天天在毛主席像前请示、问安。那是假的。我是相信、拥护共产党的。”铁夫反驳说:“你反动!”她义正词严地说:“我就是‘反动’,我看到刘、邓、陶、彭德怀他们是正确的!”铁夫说:“你敢为刘、邓、陶翻案,我就用盆砸烂你的狗头!”正在内室看报的张月升赶忙出来喝令:“打现行反革命分子!”铁夫就拿起扁担与张月升一起撕打方忠谋,无意中砸烂墙上的毛主席像。张月升遂即故意激方忠谋:“你敢撕毛主席像,罪该万死!有种的,你敢讲,还敢写吗?”气恼之极的方忠谋立即写了数条文字,遂被张月升拿去报了案。当县公检法军事管制小组派人去拘捕她时,发现其又把陈伯达、江青等人的画像也烧了,在次日审讯中,方忠谋还说要算江青“对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的账”。为此,方忠谋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于4月11日执行枪决。
1979年起,县人民法院,地区联合调查组、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方忠谋案进行认真复查。1980年7月6日,宿县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根据方忠谋的一贯表现和案件发生的客观背景,下达《关于方忠谋现行反革命一案的批复》,明确指示:“此案是一冤案,应予平反昭雪。”9月27日,副县长李翠萍在县直机关干部大会上宣布了这一决定。
事后,受此案件株连的方佩兰(方忠谋之妹)被招收为全民所有制工人,方梅开(自幼随方忠谋生活)被安排到石湖公社医院工作,并发给生活补助费300元。对方忠谋的母亲,将农业户口转为商品粮户口,迁至方梅开处,并按规定每月发给遗属生活费12元,发给一次性抚恤费450元。

其它一些文章有下面内容:

一九七○年二月十三日夜晚,方忠谋在家中与丈夫儿子辩论时说:“我就要为刘少奇翻案!”“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毛泽东搞的,毛泽东偷梁换柱,安在刘少奇身上。”她还责问:“为什么苏联从前和我们友好,现在除了阿尔巴尼亚和中国共产党外,其他国家那么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都是修正主义的?修正主义不是别人,恰恰是你自己!这是毛泽东搞的。”
她批评道:“为什么毛泽东搞个人崇拜,到处都是毛泽东的像?!”还挥笔写下这样的话:“为了革命工作的需要,宣佈立即撤销毛泽东党内外一切职务,叫他靠边站”,“为了继续革命工作的须(需)要,立即宣佈解放刘少奇等同志,恢复少奇同志党内外一切职务。”“为了巩固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成果,有(由)彭德怀重新教育我军战士。”“要解放刘少奇、彭德怀等同志。”“刘少奇、李葆华、邓小平等等,要立即宣佈解放。”当夜,方忠谋还撕毁了贴在室内牆壁上的毛泽东画像然后烧毁,并高呼:“共产党万岁!”
在方忠谋被送上刑场前,张红兵的父亲张月升为了家人不会在政治上受到牵连,征求两个儿子的同意后,提出与方忠谋离婚。固镇县公检法军管组在四月八日签署了离婚书。方忠谋这位正直勇敢的女子在亲儿出卖、家人离弃下孤独悲凉地走上了刑场。

《张红兵:没有地址的信——给我的妈妈方忠谋》(此信写于2013年12月7月13日)中说:

1970年2月13日夜晚,在安徽固镇县卫生科(县群众专政指挥部驻地)院内的家里,因您表示对“文化大革命”不满、要为前国家领导人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等翻案、发表对中共与其他国际共运政党之间外交政策看法、反对毛泽东搞个人崇拜、焚烧毛的画像等,被我和父亲张月升检举、揭发。
我还要说:假如您不是生活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中国,而是出生在南非或其他公民拥有言论自由等权利的法治国家,当年,即使作为固镇县卫生科长的父亲张月升和我这个16岁的中学红卫兵向县革委会人保组检举揭发、要求判您死刑并立即执行,您也不该死,不会死!
而在中国大陆,1967年1月颁布的《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公安六条”)明文规定:“凡是……写反动标语,喊反动口号,以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什么叫“依法惩办”?从当时经常张贴固镇街头的《布告》内容来看,就是“枪毙”!
但是反过来:如果不是我和父亲狠心告发,您的冤案就不会发生,您就不会死!我们爷俩对您的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是毫无疑问的!从这个角度说,我和父亲就是杀害您的凶手!对此,我们从来没有想过否认、隐瞒。
然而,无可置疑的是:尽管我们绝情地告密,但毕竟无权决定您的生死。依据“公安六条”规定,当年此案被县、宿县地区逐步升级,报经安徽省革委会核心小组批准,判您死刑、立即执行;从2月13日发案到批准死刑,还不到2个月时间!
归根结底,是一纸恶法剥夺了您的无价生命!从这个角度看,我们是邪恶的帮凶,而杀害您的真正凶手,是具有镇压大权的国家机器!
您一定想拼命地向车下的人和站在街道两侧围观的民众呼喊:
“我就是要为刘少奇翻案!”“为什么毛泽东搞个人崇拜?!”“刘少奇、李葆华、邓小平等等,要立即宣布解放!”“我认为彭德怀同志是好同志……搞他是错误的!”“算她(江青)给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的账!”“他(毛泽东)把历史车轮倒拉21年,我要把它颠倒过来!”
以上是1970年2月13日夜晚您在家里说的和在纸上写的主要内容,还有您在被捕后审讯时的“供述”。10年后我才知道:在县看守所里,他们打掉了您的牙齿,可是您仍坚持观点不变!
从我批判您“恶毒地攻击毛泽东思想”开始,到您愤怒地回答“我立即采取革命行动,把家里的(毛泽东)像全部撕掉、砸碎”时止,在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里,除了父亲说过一句话外,舅舅和弟弟几乎没说话。直到这时,父亲开口向您宣布:“从现在起,我们就坚决和你这个坚持反动立场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划清界线!”
父亲的话,完全是被我逼出来的!当我说“你放的毒,我条条记得清清楚楚,一条你都跑不掉”时,就做好了检举您的思想准备!这就是我的目的!经过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已被造反派批斗了20多场、刚获得“解放”的父亲心里明白:如果他不立即表态,我就会连他一起告发,全家一块完蛋!
您不知道:在父亲让您自书供述、离家去县里汇报后,激愤的我担心他没有真的去报案,又写了一封检举信,包上我佩戴的红卫兵胸章(固镇中学红卫兵营0108号),塞进了在院里住的县群众专政指挥部军代表的宿舍门缝!
父亲迫不得已检举您、在您越狱回家后又把您送进大牢(当时我看住您,拒绝了您进西屋洗头的要求),与我批斗您的动机相同,也出于人的本能“趋利避害”——保住两个儿子和自己!他提出与您离婚(我和弟弟申请与您脱离母子关系),同样是这种心理态度。虽然我们的目的达到了,却生生地把您送去杀头!
为此,回乡改造、70多岁的外婆成了“双料反革命家属”,每天也站在塥梗路边上“示众”,下放农村从事繁重劳动的小姨在人们面前抬不起头来,插队落户的舅舅受歧视被扣押信件、遭人殴打,忧愤成疾的二姨离开了人世……这些罪孽都是我造成的!
县看守所派人来家替您要零用钱、换洗衣服,父亲不但不给还写信与您“坚决永远划清界限”,是完全错误的。对此,10年后父亲有了新的认识。1980年6月4日,父亲对我和弟弟说:“我们当年的做法也有点不讲人道了”,“我们过去受极左路线影响……现在看来上当了。”
您死后,为了表明与您划清界限,父亲和我根本不愿收尸,除了铺床的席子之外,小姨、舅舅连一条多余的都没有,也无法安葬您。后来,舅舅和我们寻访到:您被县看守所在押人犯草草掩埋在刑场旁山芋地一处洼沟里。
1982年清明,舅舅、小姨和我们就地为您捧起一座土坟,此后年年祭祀。
经舅舅出面申诉,1987年,宿县地区中级法院裁定剔除平反判决中您“严重精神失常,一度胡言乱语”的事实情节部分。

在凤凰视频《全民相对论》第62期《文革症候群》中张红兵说:

那个事情发生在1970年,2月13号,我们家人在一块辩论“文化大革命”的事情,母亲就说了:“我就是要为刘少奇翻案!”“毛泽东为什么搞个人崇拜?!到处都是他的像!”那还得了!我立即投入了对母亲的批判斗争,这个时候我父亲就表态,说——我的母亲叫方忠谋——他就说:”方忠谋,从现在起,我们就和你划清界线!你把你刚才所说的,都给我写出来!”
母亲写完一张纸以后,我父亲就拿着这张纸,出了家门。我心里面还怀疑,我担心父亲不是真的去报案。我就是在家里面拿起笔来,急速地、简短地写了几句话,大意就是我的亲生母亲方忠谋,在家里面为刘少奇翻案,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趁着我父亲不在家的时候,我就跑出家门,跑到我们院子、军代表张排长的家里,我就把检举信连同红卫兵胸章,就从他的门缝里面塞进去了,然后我就回到家来。
这时候我父亲又从外面回来了,进去一看,屋里面烟雾缭绕,她——有一张毛泽东的画像,有一张毛泽东诗词的手迹——就是印刷品,还有镜框子里面的一张《毛主席去安源》的邮票,还有什么——全被我母亲把它取下来烧掉了,我父亲也非常气愤,就说:“打反革命分子!”我手里拿着擀面杖,父亲这么样一说,我心里一惊,但是面对自己的亲生母亲,我实在下不了手……
父亲就命令我,“找绳子把反革命捆起来!”我父亲又出去了。正在我找绳子的时候——这时候父亲回来了,他的身后跟着当时县公检法军管组的负责人,跟着军代表张排长,张排长上去一脚踹在母亲的腿弯,母亲就“噗通”一下跪在地下,然后他们用带来的绳索结结实实地捆起来,在捆的时候,我甚至听到了母亲的肩关节发出的“咔咔”的声音,到最后,我母亲是以反革命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她的罪名就是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对共产党有杀父之仇,等等等等。

《开放》杂志以《儿子告发并要求立即处死母亲》报道此事,其中说:

当年才十六岁的张红兵是一位对毛泽东无限愚忠的中学红卫兵。他与父亲张月升觉得母亲的行为非常反动,当场对母亲进行批斗。随后他和父亲先后报案,准备将方忠谋扭送县公检法军管组。张红兵举报时,写了《检举揭发罪恶滔天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方忠谋罪行》材料,详细记录下该日他们全家如何辩论他母亲如何恶毒攻击毛主席的全部过程。
最不可思议的是检举信竟然要求对母亲方忠谋“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这份检举材料成为方忠谋反革命的确凿证据。
因为儿子、丈夫的揭发,方忠谋于当夜被县军管组羁押。十四日军管组报告县革委会,经过层层领导讨论决定,以“攻击毛主席,为刘少奇翻案”等定罪,十五日对方实行拘留,二月二十三日正式逮捕。方忠谋关进县看守所后,在审讯中继续谴责江青是“美女蛇”,表示“打算去北京找江青算账”,“算她给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的账”,说江青“是踏着人的肩膀上来的,害了多少革命同志,害了多少红卫兵小将”。她还继续批评毛泽东,说“他把历史车轮倒拉二十一年,我要把它颠倒过来”。因方忠谋顽强不屈,被认为反动透顶,报经安徽省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批准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方忠谋于一九七○年四月十一日遇难,死年四十四岁。离她儿子的举报仅两个月。
而儿子则因革命立场坚定受到褒奖。一九七○年春,“固镇县教育革命展览”在固镇中学举办,展出了《大义灭亲,固镇中学生张红兵和反革命母亲坚决斗争的英勇事迹》,有四幅绘图,分别配了“家庭批斗会”、“检举揭发”、“县医院斗争大会”、“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等文字说明。
母亲“众叛亲离”英勇就义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十日,固镇县革命委员会公安局开具证明:“张红兵同志(小名铁夫)原生母方忠谋于一九七○年二月十三日深夜在家中搞反革命活动。当时张红兵与现行反革命分子方忠谋进行了坚决的勇敢的面对面揭发和斗争,立场坚定,表现很好。”
在方忠谋被送上刑场前,张红兵的父亲张月升为了家人不会在政治上受到牵连,征求两个儿子的同意后,提出与方忠谋离婚。固镇县公检法军管组在四月八日签署了离婚书。方忠谋这位正直勇敢的女子在亲儿出卖、家人离弃下孤独悲凉地走上了刑场。

《新民周刊》(2013年第37期)的文章《张红兵为“弑母”道歉背后》介绍了一些后续情况:

2009年11月16日,张红兵律师来到北京海淀区法院。这次,他是要为自己打官司。他以《固镇县志》的《案例》涉嫌侵害自己和父母隐私为由,将该书作者安徽省固镇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出版发行者中国城市出版社告上法庭,“请求依法判令两被告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精神抚慰金人民币5万元”。海淀区法院未予受理。
张红兵认为,母亲对家庭出身被划为地主成分有异议。
“即使翻遍当年为方忠谋定案的全部材料,也找不到上述任何事实和情节,特别是不知道哪儿冒出来的陈伯达、江青画像。”张红兵告诉《新民周刊》,“1980年8月14日,宿县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再审判决认定:‘经查,方忠谋参加革命后,工作积极负责,政治上要求进步,在部队曾荣立三等功,出席过安庆军分区英模大会,1950年11月转业后,曾出席省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案例》却对上述生效判决认定的死者方忠谋的一贯政治表现只字不提。”
2011年8月,张红兵又向安徽省固镇县有关部门提出,希望将母亲方忠谋的墓(遇难地)认定为文物,未成功;其后,他将有关部门告上法庭,今年4月初,二审终审判决:败诉。

七、文革后被处决的矿工周乐华

淮北煤矿工人周乐华在1972年1月11日夜里接班前,对正在烤火的几位工人说:“谁要讲刘少奇不好,谁就不凭良心,要不是刘少奇搞包产到户,你们早就饿死了。”“刘少奇是真共产党,是救命恩人,他是为人民的。”“‘文化大革命’不应该搞,搞‘文化大革命’,一是群众生活,二是群众安全,三是国家建设,三条做到了哪一条?弄得干部斗干部,学生斗学生,群众斗群众,国家财产损失那么多,这都怪毛主席。”“毛主席打倒了很多干部,如彭德怀,朝鲜战争胜利了,竟被打下去啦。刘少奇来个包产到户,人民生活好了,也被打下去啦。一个不好,两个不好,难道只有他一个人好吗?”
1973年4月20日,当局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周乐华死刑缓期执行。周在服刑期间,一直不服判决,经常说“我不是反革命,没有罪”,并且呼喊叫骂。
1977年6月9日,当局以“抗改”罪将周乐华处决,时年47岁。
这位矿工英烈的情况在《安徽法院志》(页219)和《安徽省志司法志》(页393)均有介绍,但文字相同,没有更多详情。具体什么时间平反也无交代。

七、其他一些受害而未成英烈的案例

《安徽省志公安志》还有一个文革后期的案例。

芜湖市“3•29”特大“反标”案平反纪实
1978年8月8日,中共芜湖市委召开万人参加的平反会,宣布为1976年3月29日发生的所谓特大“反标案”中受迫害的胡功符、唐灝、徐金荣3人彻底平反。
1976年初,“四人帮”的篡党夺权阴谋逐步为广大人民所认识,纷纷起来进行斗争。芜湖安徽师范大学化学系学生胡功符、芜湖一中教师唐灝、芜湖缝纫机厂工人徐金荣怀着忧国忧民之心,毅然于3月28日夜在安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墙上写下了“总理革命精神万岁!”“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今日思总理,热血更沸腾!”“(邓)小平小平,为党为民,何罪之行,遭此不幸”等数幅大标语,署名“党的儿女”,并另外拟了3条拥护邓小平、反对“四人帮”的标语和诗词。30日,中共安徽省委主要负责人批示:“应迅速彻底查清,完全是对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对抗和破坏。”指定省市公安机关专案侦破。5月2日,芜湖市公安局将胡功符等3人拘留。10日,芜湖市委召开10万人大会,以所谓“现行反革命集团”的罪名将等3人逮捕,并在全市公布胡等3人的所谓“反革命罪行”。1976年12月23日,以“对抗中央决定,为邓小平歌功颂德”的“罪名”,将案件性质定为“严重政治性错误”。1977年3月26日将胡等3人“教育释放”。1978年8月,中共安徽省委给这起冤案彻底平反。

《安徽省志公安志》中还给出了另一些案例,不过都是一笔带过。

来安县屯仓公社余屋大队民办教师戎学才,1969年曾3次写信给毛泽东主席,颂扬刘少奇、罗瑞卿的功绩,建议“打倒刘少奇、罗瑞卿之事应慎重考虑”。当时以“攻击毛主席,吹捧刘少奇”的罪状,将其错误拘留关押20个月,后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交群众“监督劳动”。经复查予以彻底平反,并将其转为国家教师。
肥西县三河水运社职工李发美,1970年与人谈论刘少奇著的《论共产党员修养》和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被定为“反动小集团”,逮捕关押5年。1976年释放后,李等9人多次申诉未予解决。此次复查后,肥西县公安局派人到水运社召开平反大会。
安庆市搬运公司工人钱逢德,对有人用漫画丑化刘少奇、贺龙等表示不满,被送进学习班隔离审查,数十次批斗,被逼自杀,定为“反革命畏罪自杀”,其遗属6人政治上受到歧视,生活上受到折磨。此次平反昭雪后,招收其2名子女当工人,对家属作了抚恤。
阜阳纺织厂工人李文俊因写“刘少奇万岁”标语,被关押一年,然后又在阜阳地区11个县巡回批斗,此次复查彻底平反,恢复级别,补发工资。
淮北市时年9岁的孩童钱某因写了“刘少奇万岁”的标语,于1968年12月5日被拘留关押1年后,定为“反革命”性质释放,此次复查时也予平反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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