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昨 天》第一五五期
抢救文革回忆 积累文革资料 交流相关信息 促进文革研究
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20年6月30日第155期
本期目录
〖重庆文革专辑4〗
生逢乱世
蒋 蓉 革命洪流中的小水滴
杨革非 话说“新三届”中学生中的红卫兵执勤连
王牧滋 当年刻碑那桩事
口述历史
韩平藻 文革中的重庆“八一红卫兵”调查
史林一叶
庞国义 重庆市北碚区抄家物资的管理和早期退还片断
故纸堆
渔歌子录入 十一月九日重庆警备区雷副政委白副军长的重要讲话
——————————————————————————————————
【生逢乱世】
革命洪流中的小水滴
蒋 蓉
升初中时遭遇贯彻“阶级路线”
1952年院系调整，我父母从成都来到重庆西南师范学院（今西南大学）工作。
西师的教职员工子女从学龄前开始就会进入西师实验幼儿园接受教育，到学龄阶段依次进入西师附小和西师附中。可是到我1964年该上中学之前，贯彻“阶级路线”已经全面铺开。升学考试前，小学班主任老师在课堂上做思想工作，她说：每个同学都要认真考虑啊，特别是家庭出身非工农、非革命干部的，最好自觉点儿，不要填报西师附中。不听话非要报附中的，附中不录取，其他中学也不会录取，结果嘛，你要么去读民办中学，要么成为社会青年。到时候来后悔，就晚了哦。
老师的语气是平和的，她并没有把我这类非红家庭出身的学生当阶级异己分子，只是她说话的时候，目光在教室里扫来扫去，每扫一下，我的脸上都有刺刺的感觉，可能是自己心虚吧。
那时，我已经知道了自己的爷爷奶奶是地主（但还不知道我的外祖父一家除我母亲外全都在台湾和美国，外祖父时任中华民国邮政总局副局长，曾经随中国远征军出征缅甸并受到嘉奖，有国军少将军衔。外祖父的身份是“敌人”，而我们一家都属于“台属”和内控对象）。虽然我平时填写的家庭成分是教师，但因为有地主成分的爷爷奶奶，心里是不踏实的，教师这个家庭成分对于我，就像是黑色墙面上裱糊的一层白纸，一不留神戳破了，里面的颜色便暴露无遗。
那年月，有相当一部分少年因“家庭成分不好”或是成绩不合格，接受学校教育到小学毕业就止步了，也就是老师说的成了社会青年，而社会青年是一个贬义的称谓。我的小学班主任老师是一位教学态度认真负责而且教学效果相当不错的好老师，她当然希望自己的学生都能够升入中学。但是贯彻“阶级路线”全面铺开以后，像我这一类非红学生报考西师附中，必定通不过“阶级路线”政审关，与其让我们因此成为不入流的民办中学学生，甚至成为社会青年，还不如趁早动员我们报考次一等的学校，一方面确保升学率，另一方面也保证我们能够接受较好的学校教育。
放学回家，我把老师的意思向父母说了，也表达了自己打算报考十三中的意愿，虽然我觉得以自己的学习成绩和能力，考上西师附中是没有问题的。父亲的反应有些激烈，他当即反对：为什么不能报附中？你们老师凭什么不让你报附中？就报附中！我急了，大声争辩：那样的话肯定什么中学也上不成，最后只能去读民办中学了。后来，父亲怎么同意了我报考十三中，记不起来了，也许是通过政治学习把贯彻阶级路线的方针政策领会透彻了，不能不同意我报考十三中吧。其实，他同意还是不同意，我都只能报考十三中，在当时，这所学校是我最好的选择。
我很庆幸就读于十三中。这所学校没有歧视非工农学生的异常氛围，主要是因为学校有一位一身正气的好校长。校长叫陈洛。那时我年纪小，不知道校长的履历，后来也没刻意了解过，很遗憾。很多年后听我的班主任戴老师说，在贯彻“阶级路线”的疾风暴雨中，陈校长的指示掷地有声，他说，只要成绩好的学生，不管啥成分，只管招进来！十三中招收了相当一部分和我一样没资格报考西师附中的学生。有陈校长这棵大树的荫护，像某些学校那种把少数非工农学生孤立起来、再施以严厉打击的怪异现象，我们学校未曾出现过。
（作者当年的“全家福”合影，后排右为作者，左为作者的哥哥，前排为作者父母与弟弟。）
报考十三中我是成竹在胸，考试以后完全没有焦虑，那个暑假我把自己放松成了脱缰的马，不读课文（没有课本）不写作业（没有作业），睁开眼睛手里捧的只是课外书籍。像我们这样的家庭，那个时候能接触到的课外读物，基本上都是描写革命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小说（这些书籍文革期间也成了被批判的禁书）。由于父母经历了文革前的一系列政治运动，以及他们自身家庭出身的原因，特别重视把我们往政治正确的道路上引导。本来，学院的图书馆或母亲工作的中文系资料室可以借到各种世界名著（至少苏俄东欧各国的可以），可我们能看到的，只有《苦菜花》、《迎春花》、《朝阳花》、《山乡巨变》、《三里湾》、《草原烽火》、《香飘四季》、《林海雪原》、《三家巷》、《苦斗》……这一类的革命小说。不过，父母允许我们每周看一次电影院公开上映的电影（学院周末晚上的坝坝电影除外），包括外国电影，但香港电影却被严禁，公开上映的也不行。脱缰的马在这样的精神原野里驰骋，自然不会跑出圈定的范围。父母的刻意引导，对我们少年时代“革命英雄主义”情结的形成，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这种“情结”在后来的文革中得到充分展现。
最初的文革印象
对于我来说，文革的到来，最初的印象就是一天老师在教室里宣布不考试了！我们一个个兴奋得像麻雀唧唧喳喳蹦蹦跳跳，晚上熄灯了，寝室里还像赶集一样热闹，同学们为不再考试欢呼雀跃，七嘴八舌探讨我们完全搞不懂的文化大革命。我们都非常幼稚地以为，搞文化大革命就是可以否定好多我们当学生的人不喜欢的东西，比如考试，比如学外语——我最讨厌的一门功课。
其实不考试，也并非我的愿望。在老师宣布取消考试之前，已经公布了语文考试题目：写一篇作文（开卷考试）——在描写越南南方争取解放的课文里找一个段落，自己扩写成一个故事。我都构思好了，还被自己编的故事感动得一塌糊涂。不考试了，我的作文再也没法展现，成了一大憾事。只不过外语考试却是让我惶恐不安的一件事。之所以惶恐，当然是因为学得不好，而学得不好又不是没有客观的缘由。
在中学，刚开始教我们英语课的那位老师很有特点，他个子很小但干净利落，一双三角眼本来是阴险狡诈的特征，却经一副金丝眼镜妆点化作了谦和智慧。他西装革履，偏分头油光水滑，一副留洋归国的派头。英语老师有没有留过洋我不知道，但他的教学水平确实不错，学生们都在背后戏称他“英国小老头”。
“英国小老头”教我们的时间很短，但他把我叫到办公室去表扬过一番，那时候，我学外语劲头十足。这个“英国小老头”平时不苟言笑，暗地里却不大本分，某一天，一条本校新闻在校园里炸了锅，“英国小老头”被抓了！我们听到的罪名，是他诱奸了一名女学生。那以后，再没有专业英语老师给我们上课。
取代“英国小老头”的老师身体可能有点病，他就像柬埔寨的宾努亲王一样不住地晃脑袋和吐舌头。上课时，调皮的男同学就学他的模样做鬼脸，大喊大叫，把课堂搞得比集市还热闹，老师无可奈何只好听之任之。我在那个热闹非凡的集市里，没有得到任何自己想要的东西。幸好考试取消了，否则我落个不及格，在父亲那里是绝对过不了关。这件事影响如此深远，时至现在，我还时不时会梦到英语考试了，我脑子里一片空白，没有装进去几个单词，然后在一阵慌乱中惊醒。
取消考试这事，连文革的一个小插曲都算不上。我们的兴奋劲还没过，工作组来了，动员学生给学校的当权派和老师写大字报。写大字报对于我们是一件非常新鲜的事，内容是揭发批判，且直指我们身边熟悉的人，这和写作文就有天壤之别了。学校当权派除了开全校大会，平时和学生难得打个照面，没法写。写自己的老师，老师也没啥错误，上纲上线的政治批判我们还不懂，也没那个水平，写大字报确实很犯难。思来想去，我和几个同学一起写了平生第一张也是最后一张大字报，指责老师喜欢男同学不喜欢女同学，是重男轻女的封建意识。
在学校校园内（具体时间记不清了），我看见过一次陈洛校长和其他一些人被押着排成队，手里拿着锣（或破脸盆？）边走边敲边唱：
我是牛鬼蛇神，我是牛鬼蛇神，我有罪，我有罪，人民向我专政，我就老老实实，如果我不老实，把我砸烂砸碎。
这是我关于学校“走资派”的唯一印象，他们被关押、游校园和这样自侮，是不是和工作组有关，我还是不知道。那个时候，年纪不大，浑浑噩噩的，没有自己的脑子，也不可能有任何独立的思考和思想。
记忆中，1966年暑假前，可能是为了配合文革的开展，学校里搞了“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的活动。那天晚餐吃忆苦饭，好像吃的野菜玉米面糊糊和黑乎乎的糠麸团子，食堂各个门口都有人把守，忆苦饭不能带出食堂，这就意味着不能不吃更不能扔掉。饭后，在同时兼做礼堂用的食堂里放了两部电影，对学生进行忆苦思甜和革命传统教育，一部是《突破乌江》，一部是《农奴》。看电影的时候，接纳了忆苦饭的胃开始一阵一阵绞痛。
两部片子都是看过的，但《农奴》是我喜欢的电影，里面的插曲——才旦卓玛唱的那首“无字的歌”，是我特别喜欢的歌曲之一：
阿哥
你何须说
何须说
且听我为你唱歌
我只能唱一支无字的歌
为了我的歌
你也要在人世上生活
那时候，还没有全面铲除“情调不健康”的文艺作品，还可以听到一些字面上看不到情和爱，但字里行间满满的都是温婉柔情的歌曲，旋律本身也如泣如诉，和阶级斗争的铿锵有力不大协调。可惜胃部的疼痛让我基本无法正常观看电影，最喜欢的歌曲也没心情欣赏。看完电影，忍着胃痛回家了。
大约在暑假后，学生按时返回了学校，文革已经开始，返校不是上课，而是选赴京参加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代表。记忆中，我们那里的第一批红卫兵，开始叫做“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后来改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据说是重庆市委插手并支持的组织，非红五类家庭出身的学生不能参加。我们班选出的两位红卫兵代表都是工人的子女。
几个小女生茫然的大串联
代表们从北京回来不久，大串联开始了。大串联，对于没有成为代表的其他红卫兵学生，以及非红五类家庭出身的没资格加入红卫兵的学生，都是一个意想不到的喜讯。消息灵通反应敏捷的，已经动身北上了。真的可以不花钱去北京，还可以见到伟大的领袖，把自己定位为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我和我哥哥，都激动得不行。少年时代，我和哥哥都更喜欢和自己的同学一起活动，因此我没缠着哥哥要跟他一起去串联。
读书的时候，我们学校同学间阶级阵线还比较模糊，文革一开始，工农革干军人家庭出身的同学，都成了红卫兵，而我们这些“非红”学生虽然有着和他们一样伟大的革命理想，却只能参加“红色外围组织”，做一个团结对象。红外围叫做“毛泽东思想赤卫军”，也是重庆市官办的统一组织。我得到那块胸牌之后，倒是傻乎乎地戴了好久，那牌子让我觉得自己也是一名革命者了，很有光荣感。
由于“红卫兵”和“赤卫军”两个组织的阶级成分不同，以前还模模糊糊的阵线因此变得分明了，就像大浪淘沙，我们“非红”学生尽数被淘出来抛弃在沙滩上。大串联开始的时候，没有红五类出身的同学邀请我们一起干革命，我们结伴出行的五个女孩，四个是西南师院子女，还有一个父母好像是什么单位的职员。
我们背着硕大的铺盖卷来到火车站。车站广场人山人海，面对神龙见首不见尾的队伍，我们老老实实地排队等候领票。
倒是那个年代倡导的学雷锋做好人好事，给了我们意想不到的机会。加入串联洪流的革命小将，吃喝拉撒睡都在火车站，遍地垃圾污物迅速增加着车站工作人员的工作量，闲极无聊的我们觉得，闲着也是闲着，不如学习雷锋好榜样吧，就帮着车站的员工扫地清除垃圾。这并不刻意的“助人为乐”得到了员工的真心喜爱，她们给了我们一个意外惊喜，有人悄悄告诉我们——往火车站外走几里路，有一列去北京的车停靠在那里，没什么人知道。我们抑制着内心的狂喜，背上背包悄然离开了广场的长蛇阵。到了那里果然看见有一列火车，还基本是空的，几个人上车选好座位，等着开车。
待那列火车开进重庆站台，迎面扑来的是比钱塘江潮还厉害的人潮，仅仅几分钟，车厢就被塞成了铁皮人肉馅包子。一名看样子是大学生的北方女红卫兵，在行李架上爬来爬去，大声动员：红卫兵战友们，革命小将们，为了列车的安全，去过北京的同学，请主动下车，让其他战友去北京吧。原本坐得好好的我们，鬼使神差被挤下了座位，站在两排座位的中间，还像罐头里的沙丁鱼一样动弹不得。
同行的几个女生开始大哭，她们提议，我们下车算了。我把头一扭装没听见，不吱声也不动。她们的声音就变成了哀求：蒋蓉求求你，我们下去吧！泣不成声涕泪横流。下车和继续待在车上的比例成了几比一，处于绝对劣势的我还没有一个人去北京的勇气，只好放弃坚持，背起硕大的铺盖卷跟她们一起挤下了车。我的脚刚刚落地站稳，还没来得及转过身，火车就“呜”地一声长鸣，轰隆隆隆、轰隆隆隆——车轮飞汽笛叫火车向着北京跑了。望着哐当哐当渐渐远去的列车，我心中充满了绝望，我预感这种机会再不会有第二次了，终于忍不住跟她们一起，怀着截然不同的心情痛哭失声。
后来，我们上了一列到贵阳的火车，想着先走出去再说。贵阳是个偏僻落后的地方，没什么人愿意去，不挤，一路上坐得舒舒服服的。我们在贵阳待了约十来天吧，记得的只有两件事：一件是去大街上吃贵阳的酸辣米粉，吃完后肚子痛，蹲在大街上走不动路，太辣了。另一件是到贵阳后商量去向，三个同学在成都有亲戚，主张去成都，我那时不知道我们家也有亲戚在成都，而且我原本就一个心眼要去北京，就坚定不移地说要去北京，还有一个同学随大流。这样我又成了少数，还是只能服从多数。
那时的贵阳是个很小的城市，感觉不好玩，又没有我们向往的火热革命氛围，距离毛主席比重庆还遥远，就去了火车站等待离开的机会。因为火车时刻不确定，我们待在车站再不敢随便离开满大街找馆子买东西吃，只能在车站里买些饼干充饥。晚上也在站台地上坐着，虽然自带了铺盖，却不敢打开，怕火车突然来了收拾不及，只好坐着睡个囫囵觉。
记得有一天晚上特别冷，大家都把棉衣拿出来披在身上，双手抱膝盖，脸埋在腿上睡觉。开始，我跟几个北方来的学生瞎聊，嘻嘻哈哈地还没感觉怎么冷，一个同学就把我的棉衣要去盖在腿上。夜慢慢深了，候车的革命小将们基本都进入了睡眠状态，寂静之中寒气一点一点从皮肤往骨头里渗，我感到自己快被冻僵了，上牙和下牙开始激烈地磕碰，舌头也已经不属于自己，说起话来和喝醉酒一样口齿不清。实在忍无可忍，我把同学摇醒想要回我自己的棉衣。谁知同学睡得懵懵懂懂的，抬起头说了一句“你不冷”，脑袋一耷又跌回了美梦之中。我也不好意思“硬抢”自己的衣服，只好拼命把自己蜷缩成一团，竭力减少身体接触冷空气的面积，浑身打颤的我刻骨铭心地体验着“卖火柴的小女孩”在圣诞之夜承受的那种彻骨寒冷。后来，旁边的一个外地学生看不下去了，给了我一件衣服，才勉强熬过了那个夜晚。
从贵阳到成都的火车，也不像去北京的火车那样爆棚，有没有座位不记得了，但记得车上有两个军人，还和我们一起唱“我和班长”等歌曲，很热闹。到了成都，我们被安置在地质学院，一间大教室里地上铺满了草垫，我们打开自己的铺盖卷，把油布铺在草垫上，再铺上自己带的垫棉絮和床单，就成了很舒适的“床”。饭是免费的，一日三餐自己拿碗去学院的食堂打饭就可以了。
其实，我们决定去串联的时候，除了去北京见伟大领袖这个目的以外，还真没有别的什么目的，也弄不清楚大串联究竟是要做些什么。北京没去成，到了别的城市也不知道该干啥，就和当时所有串联的中学生一样，要么去各个大专院校抄那些我们眼里非常深刻的大字报，要么去街上排队买毛主席的像章和像片。其余的时间，就这家饭馆进那家饭馆出，尽情享受在家里享受不到的花钱自由。出来的时候父母给了10元钱，对于我简直就是一笔巨款，还可以不受约束地乱花，那感觉真爽。
在成都串联期间最重大的一件事，就是去大邑县接受阶级教育，参观“罪恶的地主庄园”。地主庄园每天涌入多少革命小将，不知道。我们参观的时候，庄园内人头攒动摩肩接踵，展览刘文彩奢华生活的地方，尤其是镶满珠宝的床（或蚊帐？）那个展厅，砌着层层叠叠的人墙，站在最前面的人眼球紧紧贴在从未见过的珠宝上，被闪瞎了也不肯退出来，凭我们的身高和体力只能望而却步。泥塑《收租院》看了，远远不及后来我们学校宣传队演出的《大型泥塑剧“收租院”》，那么具有感染力。我印象最深的还是那里的面条，8分钱一碗，超好吃。离开地主庄园那天早上，我特意买了一碗装在自己的漱口杯里，边走边吃。
那时，在学生中开始掀起了学习红军长征步行串联的热潮，我们几个也赶时髦，决定步行去大邑县。去的时候大家倒是意见统一步调一致，回程的时候其他几个女生不干了，她们要坐车。
从离开重庆起我就总是跟她们达不成共识，并且总是处于憋气的少数状态。这一次我非常强硬，表态坚决不同意坐车，晚上在接待站准备睡觉的时候，几个女孩大吵一架。我们吵架其实是声音大到了吵架的程度，嘴里并没有半个脏字，说的全都是革命道理。我大声喊，你们这些人那么娇气、那么懦弱，一点革命精神都没得，和你们在一起简直倒霉透了！我不管，反正我坚决不坐车，一个人也要走回成都。语气决绝。其实，在我那些慷慨激昂的革命大道理后面，是藏着私货的——我晕车，从北碚区到市中心不到两小时的车程，每次都呕吐得一塌糊涂。还有，虽然我嘴很硬，但真的让我一个人走那么远的路，也是有心无胆。和他们吵得那么激烈，本来包含了争取盟友的意思，可我就是不说，把自己扮演成一个大义凛然的革命者。当然，我公开强调的那些理由，在那个年代那种氛围里，也冠冕堂皇得很，完全挑不出什么毛病。局面很僵，最后还是总随大流的那个女生出来打圆场，她说我们两个一起走吧。风波平息了。
吵了架的女孩子们第二天就和好了，分手的时候，还有些依依不舍。挥手告别之后，我俩背上背包勇敢地沿着公路向成都进发。因为来的时候已经走了一百余里，返程又是一百多里，从来没走过那么远的路，没多久我们就开始一瘸一拐的了。我们个子小，硕大的背包几乎把人全部遮挡了，从背后看就只能看到大半个脑袋和不停移动的两条腿。沿途不止一两个司机被我们感动，把车开到我们身旁主动停下来招呼：小妹儿，上车吧。我们感动得泪水盈盈的，决心却没有动摇，我们的革命热情更加高涨，谢绝了司机们的好意，坚定不移地走完了我们的“长征”之路。
那时候，接待革命小将的工作真正落实到了最基层，一路上，任何一个人民公社都有政府设置的接待站，吃饭住宿全是免费的，所到之处，接待我们的人还非常热情，就像我们立下了什么显赫战功似的。在一个特别小的接待站里，我们受到无微不至的照顾。我们到达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接待站的人员专门为我们做了饭，烧了洗脚水，感动不已的我们特意向他们要了一张大红纸，写了满满一纸感谢的话语。
回到成都，我们几个在地质学院接待站会面了，三天不见，搞得跟战友久别重逢似的，好一阵激动。她们有亲戚的也都去亲戚家拜访过了，我们再也找不出什么理由继续待在成都，唯一的理由就是想等等看还有没有去北京的机会。某一天，我们偶然看到一张贴在墙上的国务院关于暂停免费乘车串联的通知。机灵的人开始找人换票。那个年代没有身份证，学校开的介绍信只须在领票的时候出示，领了票上火车则只看车票。聪明人都在钻这个空子，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地换，又免费在祖国大好河山里旅游了一大圈，使得免费乘车串联余波震荡，经久不息。老实巴交的我们属于榆木脑袋不开窍，看了通知后，只是装了一肚子的遗憾。回到接待站问了问，得到的回复和通知一样，已经开始想家的我们就领了回程票，回到重庆。
糊里糊涂亲历“一二•四”事件
我们回到重庆时，文革形势跟大串联之前相比有了很大的不同。主要是派别对立争斗变得激烈了，出现了许多造反派组织，打破了之前“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一统天下的局面，斗争矛头也指向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提出了打倒从中央到地方的好些大人物的口号。而当时，很多人都不能理解也难以接受。
1966年12月4日，重庆的“八一五造反派”和“保守派”（“工人纠察队”“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两大对立派在大田湾体育场集会时发生了冲突。保守派举行会议，造反派冲击会场。文革初期派别冲突基本上都是这种方式。那时造反派兴起不久，“八一五”派人数相对较少，且多是学生，口水大战可以占尽上风，体力大战推搡撕扯就远远比不上身强体壮的工人老大哥，冲突起来自然有点势不均力不敌。
这个大会我参加了，是在保守派的队伍里。第一次参加这样的超大型集会，我完全是稀里糊涂的，集会的目的、为什么会被冲击等等，一概不知，也没问更没想，就像一个影子悄然无声地跟着队伍进了会场又离开了会场。后来唯一有点感觉的，是庆幸自己在人贴着人完全不是自主行走的拥挤中，没被踩死。
大会开始不久就受到造反派冲击，一片混乱，我们被带领离开会场，到大街上去游行。与会者离开后，地上全是踩掉的鞋子、传单和一些其它物品，据说还打死了几个人（后称作“一二•四”惨案）。“八一五”派在市区内抬着尸体（也有说不是打死的，而是从火葬场和医院太平间抢出来的，真相究竟是什么，我一点也不知道）游行，还派人到北京中央文革去告状，把事情闹得天大地大。事件发生后，“八一五”派创作了一首歌曲——《亲爱的战友你在哪里》：
1.读着毛主席语录想起了你，亲爱的战友你在哪里?那天我们一同去开会，会场上我们却失去了你，我们的好同志！
你上台揭露了重庆市委，你发言戳穿了阴谋诡计，你面对邪恶敢于斗争，你站在毛主席像前传播真理！
2.手捧红宝书想起了你，亲爱的战友你在哪里?那天我们一同去开会，会场上我们却失去了你，我们的好同志！
会场中你高喊“8•15”好，万人丛中你挥舞战旗，你眼看战友在血泊中倒下去，你冲向大会主席团造反有理！
3.唱起了造反歌想起了你，亲爱的战友你在哪里?那天我们一同去开会，会场上我们却失去了你，我们的好同志！
小闯将活跃在山城里，会场中你呼口号最有力，恶棍抓住你乱踢乱打，你面对着死亡不把头低！
（副歌）
你勇敢战斗，你英勇无比，谁知那一双黑手，把你的青春夺去。亲爱的战友，你永远活在、活在我们的心里！
虽然是文革歌曲，旋律却哀婉凄美，演唱起来非常煽情，估计赚了不少群众的眼泪，所以，在重庆市广为流传，喜欢这歌曲的也不仅仅限于“八一五”派成员，比如当时我这个“保皇派”。
事件后，中央文革的某一位成员讲了话，称重庆“八一五”派是真正的革命造反派组织，“工人纠察队”和“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大方向是错误的。由于中央文革的定性，“工人纠察队”和“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一夜之间成了人人唾弃的对象，兵败如山倒。
父母逼我脱离“保皇派”
此时“八一五”在各个领域势如破竹，大、中学校的“思想兵”、“赤卫军”已经纷纷倒戈，原先的组织摇摇欲坠。我原本是被排斥在“思想兵”组织之外的“赤卫军”成员，团结对象，此刻却立场无比坚定：我坚持不参加学校里属于“八一五”派的“九八战斗团”，跟着只剩下寥寥数十人的“思想兵”——这个组织名存实亡，没有也组织不起什么活动了，我们三十多人的大寝室里剩下了我和同班另一个姓余的女生，她是矿工的女儿。我们跟着一个特别能说会道的高中男生，也没什么活动，每天在一起听他讲，讲的具体内容已不记得，只记得自己当时特别崇拜他好有知识哦！
那时，我母亲在观点上已经属于西师“八三一”，父亲因形势变化，也不再倾向于原来的“思想兵”保守派。父母和子女分裂成了势不两立的两个派别。离开家就有些像革命时代瞒着父母出去参加革命一样，长期被父母用革命历史小说和现代军旅小说培养得充满革命英雄主义浪漫情调的我，面对摇摇欲坠的保守派，心里反而升腾起一种类似大革命失败的悲壮感，我决定再也不回家。
学校食堂已经停伙，校园里空荡荡的，我们两个女生在宿舍用三块砖头支成一个灶，把被别人损坏了的桌椅板凳当作燃料，天天在寝室里煮面条吃。没有调料，去校外小卖铺买一点豆瓣酱来拌一拌，缺油少味地吃。当我们把一切都用“革命”这件外衣包装起来的时候，内心就被“革命的乐观主义”完全占据，一点也没觉得这样的生活有什么不好。
随着“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这样的日子也很快维持不下去了，那位女同学选择了回家。我坚持不放弃自己的信念，跟着几个高中女生去了一家街道纺织厂，“走与工人相结合的革命道路”。
那是一家从厂房到设备再到生活条件都极其简陋的工厂，厂里设备属于什么年代我不知道，但第一次走进去时，那震耳欲聋的噪音几乎让人崩溃。不知道长期在那里上班的工人怎么捱过来的，我每次下班从车间里走出来，基本上听不见别人说话。她们的女工宿舍也让我震惊，跨进宿舍门，眼前呈现的是如此逼仄的空间，床与床之间只有一个人侧着身体的距离，阴暗潮湿，白天晚上都一样，不开灯啥也看不清。和女工们一起生活了一段时间，我在她们的脸上，没有见到过宣传画上的纺织女工那种载满幸福和欢乐的笑容。后来回忆那个场景，也总是禁不住联想起夏衍的“包身工”……
我们是为革命自愿到这里来的，所以没啥好抱怨。我被安排在纺纱车间（噪音比织布车间略低），和女工们一起三班倒，没有报酬，厂里也没给我们任何特殊待遇，轮到上深夜班，论年龄还应算是童工的我，半夜12点照样爬起来，睡眼惺忪地冒着刺骨的寒风去车间干活。在那里我的收获是学会了接线头，这门“技术”现在还能使用。
在工厂上班，伙食费得自己出，我的口袋里终于在某一天没有一分钱了。除了父母之外没有任何经济来源的我不得不想到回家。抱着一种侥幸心理，我幻想回家去要一点钱，再出来革命。
其实我那个时候回家就是自投罗网。父母之所以没出来找我，是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我在哪里。既然我自己回到家里，那就肯定不允许我在“革命”和“反革命”都分不清的情况下，继续到外面乱跑。时逢我回到家那天，一位发小的父亲来我们家询问他女儿的下落，我知道的情况是，她跟着学校“思想兵”最后组织的宣传队，到周边农村“宣传毛泽东思想”去了。她父亲问清女儿的去向后，说要去把她找回来。
发小的父亲走后，我不合时宜地提出要回学校。父亲火气很大，大吼：不许去！此刻，我自以为是一个参加了“革命”的“革命者”，和读书的时候不一样了，“革命”让我有了与父母叫板的资格，就对父亲说：我要走，你也管不到！
父亲怒发冲冠：你敢走，我打断你的腿！
我摆出了来自革命小说的革命者应有的万丈豪情，犟嘴道：你打断了腿我爬也要爬走！
父亲正在杀鱼，听了我的话，“哐当”一声把刀扔在地上，一条活鱼“吧唧”被甩在地上，死了。面对家长的威风，我一下子退缩了，不敢再硬顶硬撞，但内心也没屈服，暗暗盘算换一种策略，想着等到晚上，趁父母熟睡时悄悄溜走。
当晚母亲病了，美尼尔氏综合症第一次发作，躺在床上不能动弹，稍稍动一下就惊天动地地呕吐。真是天意啊，我只好留在了家里，照顾母亲。
母亲病好后，没有因为我这段时间尽力照顾她而心慈手软，放我离开。父母非但不让我离开家，母亲还天天“押”着我去学院办公大楼一带，看揭露走资派内幕的大字报，以及观看针对原“思想兵”主要头目和支持“思想兵”的走资派，那些大大小小的批斗会。目的是让我思想转弯，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
这时，之前那个超级巨大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组织已彻底不复存在，我即使成功从家中出逃，也无处可去无路可走了，所以，只好每天被迫跟着母亲，在张贴大字报和开批斗会的办公大楼、员工一食堂等地方转悠。看着那些往日的“领袖”、骨干人物被群情激愤的造反派辱骂、推搡、捆绑、下跪、请罪，虽然我和他们算不上认识，但我的眼里却蒙上一层泪水，干了，再蒙上一层……
我加入造反派还荣幸地当了红卫兵
我后来之所以转变了立场，并非因为看了那些大字报和现场批判，而是因为我哥哥也参加了西师“八三一”造反派在附中的组织“布尔什维克”。我在父母的允准下回到学校，在递交加入“九八战斗团”的申请时还有些战战兢兢的，生怕被拉去下跪，向毛主席忏悔，写悔过书。文革期间，大到国家级的“走资派”，小到中学生，成千上万人都有写检查、下跪的经历。那时流传很广的一段顺口溜是这样说的：
站不完的队，
请不完的罪，
写不完的检查，
流不完的泪。
我在“造反大楼”（学校新建的教学楼，还没怎么用就开始文革了）的三楼，见到了同班同学王××（后在武斗中因车祸遇难了）、吕××等老“九八”战士，他们接收了我的申请，对我还相当热情。我们学校“九八”战斗团是一个上千人的庞大组织，除了参加大型集会和上街游行，其余很多活动还是以原先的班级为单位开展，但不再叫什么班，而是取了当时很时兴的名称，比如我们班就叫“九八战斗团驱虎豹战斗队”。（右图：驱虎豹战斗队部分成员合影，后排左1为作者。）
不久，我们战斗队到嘉陵江对岸的天府煤矿开展革命活动——主要就是张贴大字报、大标语，宣传“八一五”造反派的主张。在那里，我被批准加入红卫兵——此时的红卫兵已经完全不同于运动初期，不再有以红卫兵的名义组织的任何革命行动，所谓红卫兵差不多就是造反派组织内部的一种政治待遇，各个造反派组织的成员并非人人都是红卫兵。加入红卫兵有什么条件我不知道，我也没有提出过申请，一个出身“非红”的前“保守派”，能够被接纳加入革命的造反派组织，已经非常荣幸了，没敢有更多的奢望。被吸纳为红卫兵，让我这个自打有红卫兵组织以来就一直只能在“红外围”里向往革命的另类人物，受宠若惊。开始，我以为是搞错了，跑去问“勤务员”（那时红卫兵组织的头儿称“勤务员”，以体现官兵平等），我又不是“红五类”，怎么也批准加入红卫兵了。“勤务员”回复，我们主要是看表现。我真是喜出望外喜不自胜还感激不尽，从此成了一名坚定的“九八”战士。
在“二一九”体验“革命风暴”
上海“一月风暴”掀起后，夺权风暴席卷全国，重庆市也不例外。夺权和围绕夺权出现的许多上层争斗内幕，我这种小虾米一样的人物完全不可能知道，也根本搞不懂，我们看到的只是现象：原先和“工人纠察队”“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等保皇派进行殊死斗争的造反派，在夺权风暴中分裂了。北碚区的西南师院“八三一”战斗纵队和沙坪坝区的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分别成了分裂后两大派别的旗帜，新的、更激烈的派别斗争拉开序幕，逐步演化升级成为大规模武斗。
当时重庆市成立了“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取代重庆市委与市人委（政府），以西师“八三一”战斗纵队为首的一派，反对并提出要砸烂这个“革联会”，被称为“砸派”。后来改称“反到底”。
北碚区除了西南师院外，还有一所西南农学院（现两校已合并为西南大学），还有一所四川外语学院后来搬到沙坪坝区去了。西农“八二六”战斗团和西师“八三一”战斗纵队、以及我们学校“九八”战斗团属于一个派别，而且人数都在本院本校占绝对优势，因此，在北碚区，“反到底”派的力量比较强大。
1967年2月19日，距离1966年12月4日（“一二•四”事件）不过两个月余，历史就惊人相似地重现一次。派别间剧烈冲突的形式没变，造反的对象变了——受批判的不再是旧时的重庆市委，而是刚刚建立的新政权“革联会”；发生冲突的各大组织也变了——以前同一战壕的亲密战友反目成仇。
据何蜀先生编撰的《重庆文革武斗大事记》记载：“1967年2月19日，新成立的革联会原准备在大田湾体育场召开批斗李井泉大会，因反革联会一派抢先占据会场，批斗会改在长江边珊瑚坝召开……与此同时，反革联会一派在体育场召开‘反右倾’大会，拥护革联会一派的四川外语学院八二六战斗团、六中32111战斗团、二十九中毛泽东主义战斗团等冲击会场造反，两派发生冲突。反革联会一派会后举行示威游行，与革联会一派发生冲突，多人受伤。”
在我的记忆中，那天，我跟随我校“九八”战斗团参加了大田湾体育场的大型集会。因为年龄不大，又属于刚刚加入的“基层小兵”，所以很多东西都不清楚，比如谁主持集会、集会的主题等等。我所知道的只是我们的组织和其它“反对革联会”的组织一起，将在集会上公开宣布跟“伪革联”势不两立。上层怎么策划的我们不知道，进会场的时候，一切正常，我们并未受到任何阻拦，或发生任何冲突。
因为预先被告知了参加这次集会目的，我内心暗暗期盼着憧憬已久的革命暴风雨。集会开始后，在一个预定的时间，会场中“反革联会”派的各个组织同时摇旗呐喊、高呼口号、散发传单，并在主席台上用高音喇叭表达砸烂“伪革联”、革命到底的决心。这一次，我的角色转换了，成为了造反派的一份子，有了“自主革命”的意识，和“一二•四”集会的状况截然不同，在满怀革命激情的我眼里，整个场面就是想象中的“五四运动”或“一二•九学生运动”的现代版或重新演绎，革命小将摆出了视死如归的阵势，十分壮烈。
不久，两派开始冲突。对立的双方都自称为造反派。对方迅速组织起队伍，把我们这些“反革命的砸派”扔出会场去。
我们“九八”战斗团的队伍站在主席台右下方观众看台上，西师“八三一”战斗纵队的队伍在我们旁边。混战开始不久，一个“八三一”的女大学生被抓住了，在即将被抬起来往看台下“扔”的时候，她把一摞“八三一”的小报匆匆交给了站在旁边的我，女战士只来得及喊了一句“小鬼，帮我保存好”，就从体育场的看台上消失了。（下图：作者当年留影。）
我接过报纸的那一刹那，像是从奔赴刑场的革命志士手中接过当年重庆地下党主办的《挺进报》一样，心中充满“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悲壮，决心向“八三一”的大学生姐姐学习，把以前在书中读到的革命先烈视死如归的革命精神运用到实际行动中。在激烈的冲突中有同学脱下了棉衣，让我帮忙抱着。此刻，我用那棉衣小心地把报纸包起来。就在我包裹报纸的时候，对方的斗士已经盯上了我，只听见有人大声说“这个，这个”，还没搞清楚咋回事，我的身体就悬空了，我被数只有力的手高高举起，像扔装着红薯、土豆的麻袋一样，抛下了看台，怀中的报纸天女散花一般在看台上空飘飞……
滚落下看台后，对方没有给我站稳脚跟的机会。从看台下的运动场一直到出口大门，对方群情激昂的战士组成了一个人体通道，我在这个通道里被推来搡去，耳朵里塞满了恶狠狠的叫骂声：“小反革命，滚出去！”“龟儿子人不大点儿，啥子没学会，就学会反革命了！”“格老子跑来造反，造你妈的反，滚！”我就这样脚不沾地被“滚”出了会场。到了体育场外，我在大门口见到了自己组织里的高中同学，压抑了半天的眼泪突然井喷，拉着大同学的手泣不成声，像是历经千难万险终于找到了党组织的地下工作者。
后来，两派都离开会场开始游行。我们的队伍从体育场门口开始就被对方围攻骚扰、撕扯扭打，一路艰难前行。走着走着，我远远地看见了游行队伍中的我哥哥，他正在一边高声喊着和几个人撕扯，一边护卫他们组织的战旗，嗓子都已经嘶哑了。我扭头自豪地对旁边的同学说，看，那是我的哥哥！那心情就像我哥哥是《红岩》中的成岗，而我是成岗的妹妹成瑶。
西师武斗后在医院护理伤员
“二一九”集会之后，两派之间的争斗日益激烈，斗争方式也逐步升级。到了6月，发生了第一次规模大、双方各个组织都有大量人员加入的武斗，那就是西师校园内发生的“六五——六八”事件。事件的起因现在看起来简直匪夷所思，而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原本莫名其妙的一些摩擦，就会演绎成血肉横飞的惨剧。
西师“八三一”战斗纵队人数众多，在学院里占据了绝对优势，就想净化校园，遂勒令对立派“春雷”造反兵团(“二月镇反”时成立的组织，其队伍基础是文革初期西师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撤出他们据为总部的图书馆新大楼。“春雷”坚决拒绝了“八三一”的无理要求，为了保卫他们的据点，就在大楼里封楼梯垒石块，把一个本该存储知识传播知识儒雅宁静的地方，变成了迎接血腥战斗的堡垒。
“八三一”勒令无效就武力攻打。双方都向各个学校（特别是中学）同一派别的组织求援，战斗规模迅速扩大，进攻方英勇顽强，守卫方视死如归，战斗越来越激烈，双方都有不少人员不同程度地受伤，还传说死了人。“六五——六八”事件后，西师“八三一”也创作了一首歌，纪念武斗中的死难战友，歌名《高山流水唱战友》：
缙云山，松涛吼，嘉陵江水滚滚流，高山流水放声唱，歌唱西师“八三一”战友。
战友忠于毛主席，战友是铁打的硬骨头，二月黑风压不倒，冲破浓雾迎来红日头。
但见校园里红花血浸透，不见战友在红楼，往事如画心潮涌，话儿出口似水流。
多少个白天多少个夜，多少次打击多少次战斗，我们一同冒着烈日游行大街走，我们一同炮轰市委征战不休。
为了砸烂伪革联，我们一同遭受了多少次围斗，实难忘掉今年二月一十九，我们一同被围在解放碑街头。
今天啊，斗争到了紧要关头，保卫毛主席英勇战斗。战友啊战友，敌人向我们伸出魔手，刀光剑影血溅红楼。任那敌人铁棍打、鞭子抽、用刺刀挑往监狱丢，敌人围困万千重，不弯腰来不低头。红心永向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永不丢。战友……战友，今日祖国江山秀，毛主席在向我们招手，抬头仰望北斗星，一轮红日在心头，在心头。
这首歌和《亲爱的战友你在哪里》一样，在那个年代催人泪下，是我们当时特别喜欢的歌，几十年过去了，未曾遗忘。
武斗一开始，我就跟随“九八”组织的看护队去了北碚最大的医院——重庆市第九人民医院，任务是护理伤员。
医院专门挪出一些病房供那次武斗受伤的人员留医。我没留意对立派的伤员住在哪里。我们这一派的伤员，集中在几间大病房和病房外周围的过道上。
伤员们进来的时候，很多都血肉模糊，跟战争年代一样。我们护理人员也各自分配了任务，我和另一名女生负责照顾的伤员中，有一名重伤员叫苏红江（音），是二十二中的男生。他被送进来时昏迷不醒，但脸上身上都没什么血迹，好像是内伤。头两天他一直昏睡，疼痛厉害的时候，会抓住身旁的东西用尽全身力气捏，却从来没有叫喊过一声。这是我在革命小说中读到过的情节现场再现，我是真被他这种英雄主义感动得热泪盈眶。他伤好后，我们都离开了医院，各自回了自己的学校，就再也没见过面了。
还有一个伤员，看起来不像学生，送进医院就没苏醒过。那天晚上，护士让我用一个皮球一样的东西一下一下地按，可能是往他鼻子里送氧气，我也不太懂。那一夜我没睡觉，守在不知是死是活的伤员旁边也没感觉害怕，只是不停地按那个“皮球”。他一动不动。那时也没有什么仪器观察生命体征，直到第二天早上，医生才宣布他死了，然后被人抬走。我不知道他的身份，比如姓名、年龄、是哪个学校或单位的人员，等等。
在我当护理的日子里，有一天，医院里闯进来一群头戴安全藤帽手持钢钎的对立派，他们满脸杀气地从这间病房走到那间病房，手里的钢钎把地板戳得“嗵嗵”响，凶狠的目光刀子一般在病房里划来划去。手无寸铁的伤员、护理员以及医院的医生护士全都沉默着，在那种情况下，一粒唾沫星子也许都会引来一场血腥杀戮的风暴。我的心就像是一只迎头撞上了大灰狼正在百米冲刺逃命的兔子，脑子也没闲着：如果打起来了该怎么办？怎么救伤员？怎么逃出去？要不要、敢不敢扑在伤员身上用自己的身体抵挡对方刺过来的钢钎？悲壮更兼恐惧，各种念头在脑袋里狂闪。所幸，那帮人示威了一圈就走了，没有发生流血惨案。他们来干什么？为什么又走了？无人知晓。
我在医院一直待到我们全线撤退到西师前，护理的几个伤员都基本好了，就跟伤愈的西南农学院大学生去西农住了一段时间，之后回到西师跟着自己学校的队伍。
“叫花子”借钱
我父母带着弟弟离开西师去九龙坡区茄子溪乡下避难之前，父亲找到我，问我愿意跟他们走还是跟学校。我毫不犹豫地回复父亲：跟学校。父亲嘱咐了我一些事，又拿了20元钱递给我，让我拿10元给哥哥。他们三个什么时候走的，怎么走的，我就不知道了。
此时，西师校园已经成了北碚区我们这一派的前沿，武斗使用的冷兵器开始向热兵器转换，最先使用的热兵器是小口径步枪。那天，我们在西师文星湾校门附近放哨，我们班一个家住文星湾的女生趴在围墙上，和墙外的熟人打招呼，只听见“砰”的一声，那个女生“哎哟哎哟”地大叫着从围墙上跳下来，用一只手按住另一只手的手腕。她的手腕被一颗小口径步枪子弹击穿了。当时，我站在她身后不过几米远的地方，或许因为个子小被围墙挡住了，没受到枪击。
武斗日渐激烈，我们“九八”战斗团的头儿，考虑到今后四处转战女生就是个拖累，开始动员疏散。
我原本是想按父母离开前的嘱咐，去歇马场那个代号“424部队”的军校找父亲的军人朋友，看看他们能不能带我离开重庆，或找到父母在重庆郊外茄子溪居住的具体地址。我还没有行动，我们家以前的邻居姐妹俩突然找到我，说想约我跟她们一起走。我们家搬离文化村五舍以后，跟她们再没了联系，想不到她们姐妹会主动来找我，还显得特别亲切。我被打动了，但完全没想过去哪里、怎样去、吃饭住宿怎么解决等等一系列问题，就点头同意了。
我去跟哥哥告别，把父母留给他的十元钱给他。我哥是跟着他们西师附中的组织走，吃饭不花钱，他考虑我独自外出，肯定要花钱，就把那十元钱又给我了。
我们三个女生于次日一起上路了。位于城区的汽车总站已经是对方的地盘，我们只能选择经歇马场、青木关翻越歌乐山这条路到了市中区。她们姐妹和我经熟人介绍住进重庆市话剧团，在一个空房间里睡地铺。
住了下来，才知道她俩只有几元钱。邻家大姐是高中生，我自然而然把她当成了依靠，并把自己的二十元钱尽数交给了她。
一段时间后，随着重庆武斗的升级，话剧团一带不再安全，不能继续住下去了。邻居姐妹提出要去贵州她们的姑妈那里。我们没有经济来源，买火车票的钱自然没有，只能和当时很多人一样混车，但这么远的路，不备一点钱也是万万不行的。她们想不出什么办法，我便自告奋勇去借。
我父亲有一个姓秦的学生，我们叫她秦孃孃。她毕业后留校成了父亲的同事，我们在文化村五舍居住时，她家也在那里，我们是邻居，而且两家人关系一直相当好，家里有什么好吃的，互相端来送去是常事。后来秦孃孃调到重庆团市委工作，“思想兵”垮台后因为和我们观点不同，就慢慢断了往来。我在市区里并没有什么亲戚或认识的人，能借钱的只有她，却不知道她住在那里。我想了个守株待兔的办法——跑到团市委大门口去蹲守。等待的方法也有些像暗中监视，到中午十二点左右，我远远看见秦孃孃从办公楼里出来了，就悄悄地跟在她身后，一直跟踪到她家。
我突然出现在秦孃孃家门口，给了她一个大大的惊却没有喜。我不会弯弯绕，凭着过去两家的老关系，直截了当把来意说了。秦孃孃问我借钱干什么，我回答去贵州。又问：你不去找父母，跑到贵州去做啥?我不假思索回复：去革命。秦孃孃听了又好气又好笑，说：革命？你懂得啥子叫革命？我心里很不服气，因为那时我们都把自己看成最最忠于毛主席的革命小将。但我沉默着，没什么知识的我原本就不会辩论，秦孃孃算是长辈，我就是巧舌如簧也不便于跟她争辩，更何况我的目的是借钱，不能有丝毫敌对的言语和情绪流露出来，秦孃孃和我不是一派，她很有理由也完全可以不借钱给我。
我低着头，因为紧张，手指无意识地在裤子大大小小的破洞上来来回回地抠。秦孃孃怜惜道：你看你，穿得像个叫花子一样还到处乱跑，不去找父母，这就是你们的革命？我红着脸不说话。
那天我的确穿得非常褴褛。当时许许多多离开父母跟着“组织”在外面“干革命”的中学生差不多都这样，只穿了一套衣服就离开了家。两派真刀实枪地干起来以后，家回不去了，就只好一套衣服晚上洗了白天穿。我在西农那段时间，捡到了一条破烂裤子，就拿来和自己的一条轮着换洗，去秦孃孃家那天刚好轮到穿破裤子，完全像个叫花子样。这身打扮歪打正着，增加了我借钱的筹码。秦孃孃是一个心地善良通情达理的长辈，她给了我十元钱。十元钱在当时不是一个小数目，因为他们的月工资也就是五六十元。秦孃孃让乞丐般的我在她家吃了午饭，还给了我一条裤子，让我告别了叫花子装束。
艰难路途上善良的陌生人
借回钱后我老老实实如数交给了邻家大姐，我们就动身了。同行的还有西师子女段姓两姐妹（妹妹是我的发小），另外有市中区某中学的两个女生，不知怎么认识的，也和我们一起。
自打免费串联以来，人们都养成了乘车不给钱的恶习，交通部门采取措施加强管理后，已经养成不付钱恶习的“乘客”又想出各种招数来对付交通部门的措施。到了武斗时期，混火车的手段不再是不买票，票必须买，不过是只买一两个站的票而坐完全程。慢车一个站距离很短，花钱就很少。我们每人花几角钱买了到小南海站的票，车不挤，每个人都有座位。坐是坐得舒服了，但列车员查起票来也十分方便，因此大家心里都装着十五只吊桶。
列车过了赶水进入贵州境内。那一带都是幽深的大山，让人产生无穷遐想的景致缓缓地从车窗外流过，可是我们谁也没有欣赏窗外风景的闲情逸致，心里七上八下的只有一个问题在翻腾：查票了该怎么应对。正盘算着，车厢里一阵躁动，查票开始了。我们赶紧趴在座位间的小桌子上假装睡觉，想蒙混过关。可是列车员不吃这一套，站在我们面前把桌子敲得砰砰响，声音里全是蔑视：哎哎哎，睡啥子睡？查票！查票！列车员见惯了各色逃票人员，目光老辣，一眼就看出我们几个是混车的。无可奈何，几个人只好坐起来向列车员解释，可怜巴巴地述说，我们是躲避武斗出来逃难的，跟父母走散了又没有钱……试图引起列车员的同情。列车员不为所动，板着面孔毫不通融：不行！混车的我们见得多了，到下一站你们自己下车，不下的话，我们就找人来拖！
这是最后通牒。
下一站是个无名小站，两边都是高山，小站在山的夹缝中孤零零地趴着，只有三两间房子，几个工作人员，前面没有村，后面没有店。我们几个女生没有丢人现眼地让人拖出去，自己下了车，不管怎样面子还是重要的。下车前另外几个人都把女孩子最具杀伤力的武器——哭——拿出来了，但没有取得任何希望的效果。我没哭。文革以来，我一直都把自己看成是一个革命者而不是一个小姑娘。这种心态虽然现在想起来非常可笑，但的确是哪个年代很多青少年的真实状况。
因患了几天感冒，我的嗓子完全嘶哑了，说话特别吃力。下车后，我看见有人走过来观看询问，就沙哑着嗓子讲起了重庆的武斗，讲起了我们的处境：离开家独自逃出来，父母也不知在哪里，身上又没有钱，坐了这么久的火车连饭也没吃，等等。站在我旁边很仔细地聆听的，是一个火车司机，他关切地询问了我很多细节，对我们的遭遇表示了格外的同情。火车司机当过兵，他说当兵几年从未见过这么厉害的大规模打斗。接下来，他给了我一个巨大的惊喜，他要让我们几个乘坐他的机车头，把我们捎带到遵义去。我兴奋地跑去把好消息告诉了还站在一边哭泣的其他人，几个女孩随即破涕为笑，兴高采烈地生平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坐上了火车头，还是内燃机车。
距离遵义大约还有十余公里的地方是一个机务段，因为要换火车头，好心司机的机车不能再往前开了。我们一路上只顾兴奋，也没问过火车司机姓甚名谁，他在开车，我们也没好和他交谈。下了火车，他的机车就开走了，好像都没挥手告别一下！现在回想起来，满满的都是遗憾和歉疚。
从火车头上下来，我们一下子又像吊在了悬崖上，上不沾天下不着地。这个车站也不大，但再也没有好心的火车司机救世主一般出现在我们眼前。机务段附近有一个铁路技校，我们胡乱转悠了一阵子，不知道邻家大姐怎么就和铁路技校的几个男生攀谈上了，他们颇有同情心，也非常侠肝义胆，当即帮忙找了一列去贵阳的货运列车，让我们搭乘货运车尾部的押运车厢。
列车要第二天早上才启程。
折腾了一整天，天也渐渐黑了下来，肚皮早已前胸贴着后背，没完没了地咕噜噜响。邻家大姐让我去找吃的。我们下车的地方连个小卖铺也没有，根本买不到任何可以充饥的东西。想来想去，唯一可以找得到食物的地方就是附近的农民家里了。寻找到散布在山里的农村院落也颇费周折，当我们疲惫的双腿终于跨进一家农户的时候，天已经黑成了锅底，农民们早就吃过了晚饭。贵州自古以来就是非常贫困的地方，人称“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农民家里没什么现成的东西可以吃。那家人还算热情，立即让一个小伙子到地里去掰回来很多新鲜嫩包谷，煮了一大锅。我们站在农民幽暗的厨房里，煮包谷的清香味满屋子飘荡，饥肠辘辘的我清口水止不住地往外涌。
不过，农民的热心和帮助跟火车司机截然不同，农民要钱，要一元。要钱是应该的，包谷长在他们的自留地里，是他们一颗汗珠一颗汗珠浇灌出来的私人财产，那么一大锅包谷要一元钱并不过分。可是邻家大姐不乐意。我一方面觉得农民那么热情，给少了过意不去；另一方面肚子实在太饿，巴不得马上把香甜的包谷吃到嘴里，就悄悄对她说，一块钱不贵，买了吧。邻家大姐一听，脸垮得比山体滑坡还快，她不说话，只是用一双眼睛在我脸上一下一下地剜。到我们买好包谷离开农民家，大姐雷霆大作，一直骂我骂到我们下车的那个小站。
我泪如泉涌。从重庆出来一直在感冒，饿了一整天，还跑这么远的路找吃的，买包谷一元钱就算贵了，可从西农出来，一路上花的钱都基本上是我的，凭什么还要挨骂？我转身跑了，到那列货车尾厢上，在黑暗中独自坐了一会，蜷在长凳子睡了，什么也没吃。
到了贵阳，我们一行五人先借住段姓姐妹的亲戚家。邻家姐妹的姑姑在距离贵阳几百公里之外的专县，买票去是不可能的，混车就更不可能了，唯一的办法是搭乘不要钱的货运卡车。
想白坐车又没有熟人，那就要去把陌生人变成熟人。把陌生人变成熟人靠的是什么？是脸皮和嘴皮。这两皮都恰恰是我的弱项。我们在货运车站转了一天，无功而返。第二天邻家大姐开始训斥我，你怎么这么没用？只晓得吃！只想等人家找好车你来坐现成的！你是啥子大小姐么?哪个该侍候你啊！
我横下一条心壮着一颗胆厚着一张脸，去找车。可我不知该问谁，怎么问。在那个货运站看来看去，看到一个面目慈善的年轻人，凭着直觉就过去了。苍天有眼，我又遇到了贵人。那是一个跑长途的司机，刚好三天以后要去那个地方。司机是个四川人，五十年代支援山区建设移民到了贵州。他认真倾听了我关于重庆武斗的描述，以及我们的眼前的困境后，一方面因为乡情，另一方面因为对我们的同情，他十分爽快地答应带我们去那个专县。不仅如此，他还立刻带上我们仨，到他一个结拜姐姐（也是四川人）家住了三天，管吃管住没要一分钱。
三天后司机带我们上了路。一路上司机非常照顾我，一直让我坐在驾驶室的副驾驶位置上，邻家姐妹则轮换着，一人坐货箱，一人坐驾驶室中间那个位子。我们在途中还住了一晚，第二天准备上车时，邻家大姐拿眼睛斜着我，命令，该你坐货厢了。司机不同意，他说这个小妹儿晕车，就让她坐下面。翻过一座又一座似乎永远翻不完的山，司机一直把我们送到邻家姐妹姑姑所在的中学校门口。我心中万分感激，一再道谢，可是我忘了询问司机的名字和联络方式（现在连姓也忘了），又留下了一份永远的遗憾。
文革中的小城印象：贫穷与安静
我们落脚的专县在贵州不算太小的城市，可能因为地处大山区交通不便，那里没有武斗，我们住在那里，感觉文革的氛围也不浓厚。
邻家姐妹的姑姑所在学校，这时也处于瘫痪状态，教职员工不上课不上班，校内也没有学生，大约都“停课闹革命”去了。或许姑姑属于当时的“逍遥派”——我没有问过她，但我确实没见到她参加过什么派性组织活动，平时也从来不谈这方面的事。我在他们学校也从没见到过什么有组织的游行、集会、大辩论或两派冲突之类的事。或许是我们没有深入到他们的那些生活中吧，只觉得周围的邻居们都安安静静地过着平常的日子。记得姑姑还去学校借来了留声机和唱片，我们围在一起听。唱片里都是文革时期已经成为禁歌的那些曲目：郭兰英演唱的《我的祖国》，歌剧《江姐》中的“孩子啊，接过红旗打天下”等等。姑姑隔壁住着一个青年男教师，他有两个妹妹来自从贵阳到这里途中叫做大方的城市，据说大方有武斗，姐妹俩来哥哥处躲避。他们兄妹仨经常围在靠窗户的书桌前引吭高歌，我记得他们唱得最多的是一首派性歌曲《‘四一一’战士想念亲人毛主席》。他们这样毫无顾忌慷慨激昂地抒发派性情感，也没人出来怼他们。只有这歌声才让我略微感受到一点文革的气息。
记忆中，邻家姐妹的姑姑所在学校和城市留给我的印象就是贫穷和安静。大街上摆着卖小吃的摊位，一张破旧的桌子，摆放几个小小的土陶碟子，碟子里面有十来块2厘米见方的米豆腐，上面淋点酱油，苍蝇围绕着碟子嗡嗡地飞，既不卫生又不美观，我没吃过，但见到有人吃。街上的商铺营业都正常，我和姑姑常常去一家豆腐作坊买豆花，便宜好吃且有营养，是那时最适合我们经济状况的菜肴。我在街上一家比较大的民族商店买过一块肉色的丝绸面料，和一副塑料手镯，都带回重庆了。还有点印象的，是城里有过一次规模很大的赶集，街上的人摩肩接踵，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属于少数民族地区，赶上了什么节日。那次赶集的结果，是邻家姐妹在拥挤中被染上了虱子。
那些时日留给我的一个特别深刻记忆，是邻家姐妹姑姑带我们去看“批判电影”《清宫秘史》。第一次接触到这样的电影，虽然也知道那是专供批判上演的，可从电影院出来一路沉默的我，内心有两个强烈却不能说的感觉：一是觉得电影太好看了，二是觉得心里非常难过——珍妃被逼死、光绪被囚禁、以及他们至死不渝的爱情，让我一次次泪涌，却又绝对不敢哭，我是强忍着眼泪看完的。走出电影院，脑子里晃的全是美丽的珍妃和忧郁的光绪，对他们充满同情，根本不知道该批判什么。
邻家姐妹的姑姑是一个很好的长辈。她是中学教师，月收入五十余元，家里一下子来了三个人，我还是一个外人，又不能立刻交上伙食费，应该说给她造成了相当大的经济压力。可是我在她家住了三个多月,从来没有看到过她有任何不满的表示，连稍稍不好看的脸色都没有。
为了弥补我不能及时交伙食费带给别人的麻烦，一到姑姑家，我就主动干各种家务活，洗衣服、提水、搬煤、做清洁和跟着她去买菜，等等，凡是家里需要做的，我都做。
那期间，我试着给我的五叔——四川遂宁拦江中学的老师——写了一封信，告知我的处境，问他能不能给我寄些钱和粮票，帮我临时解困。那个年代，邮政运行还保持着基本正常状态，五叔不但回了信，也很快寄来了钱和粮票。
有个细节值得记录一下，我哥哥武斗期间跟着学校的队伍，生活一直很动荡，他想给父母写信却没有钱买邮票。那时邮局有一个特殊的规定——寄毛主席著作可以免费。我哥哥灵机一动，就在一本捡到的毛选空白处给父母写了信，拿到邮局去寄了。我父母真的收到了我哥哥的信，他们也因此取得了联系。
重庆武斗第一个高潮过去后，父母从五叔那里得知我的地址，给我写了信，寄来了钱和粮票，我还清了欠邻家姐妹姑姑的伙食费，还有钱用作回家的路费。
我们决定回重庆了。返回贵阳我们买了车票，连续两天的长途公共汽车，我一直坐在挨着过道的座位上，晕得一塌糊涂，吐得死去活来。到贵阳后，我们还待了两天才乘火车返回重庆。其间，我提出要去看看收留过我们的人家，邻家大姐坚决不同意，没去成。
几十年过去了，当年的小姑娘已经成了时光隧道远端模模糊糊的影子，不知道收留过我的人（包括邻家姐妹姑姑）和帮助过我们的司机（包括火车司机、铁路技校的男生们）是否都还健在、健康？他们是否还记得曾经无私地帮助过的那几个遭遇困境的女孩？我所记得的，也已经不是他们的容颜和他们的姓名，而是虽然身处那个毁灭人性的疯狂年代，不过是一些小人物的他们内心依然保存的那份单纯和善良，是他们依然拥有的不求回报的爱心付出，是他们对陌生且身无分文的我们给予的人道关怀。如今，在这个浮躁、浅薄、追逐金钱的社会里，这样纯粹状态的真情还能找得到几分?
——————————————————————————————————
【生逢乱世】
话说“新三届”中学生中的红卫兵执勤连
杨革非
《昨天》编者按：提到红卫兵，现在一般人都只想到文化大革命前期1966年到1968年的大中学校里包括高干子女红卫兵、保守派红卫兵、造反派红卫兵等不同派别的群众组织，但对于1968年秋工宣队进驻全国大中学校“占领上层建筑”、1969年全国“老三届”中学生被赶出城市“上山下乡”，“红卫兵运动”整体结束之后，城市中学里的“新三届”中学生里再次建立起来的“红卫兵”，后人在谈及文革时就很少会再关注，许多人甚至以为红卫兵这样的学生组织在1969年之后就不存在了——因为“新三届”中学生里的“红卫兵”已经不再像前些年的红卫兵那样在社会上以“造反有理”为口号兴风作浪冲冲杀杀了。1969年后各中学里的红卫兵，实际上替代了原共青团（在小学则是“红小兵”替代了原少先队），成为学校里的一个由官方（校革委会、工宣队、军宣队及新建的党委、党支部）掌控的“群团组织”。直到文革结束之后的1978年8月19日，中共中央转发共青团十大筹备委员会《关于红卫兵问题的请示报告》，《报告》指出，作为文革中产生的红卫兵组织，“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现在，学校共青团组织早已恢复，工作在不断加强；少先队和学生会也正在恢复。红卫兵的存在，使学校中学生组织重叠，学生干部负担过重，矛盾很多。普遍认为，红卫兵组织可以不再继续存在了。”《报告》要求，“在各级党委领导下，以学校为单位，认真做好红卫兵组织的结束工作。讲清它不再继续存在的道理，勉励青少年学生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努力学习。”直到这时，名为“红卫兵”的这个组织才不复存在。
本文作者是文革中期重庆第二十九中学的“新三届”学生，曾任校红卫兵团执勤连连长。他的回忆，让我们重新看到了一段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的历史。
“新三届”这一批学生本来按正常情况，应该在1966、1967、1968年进入中学学习的，因文革停课闹革命，在家耍了三年。到1969年9月，我们才一起进入了重庆市第二十九中学校学习。总的说来，当时老师管理到位，学生也能按要求做，没有多少越界行为。
当时仅在二十九中，“新三届”学生就有3000人。从师资、教室等软硬件条件看，都捉襟见肘，不敷应付，形成很大压力。尤其是老师整体上还划归“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处境艰难，在管理上多少有些力不从心。
当时社会上有“群众专政”组织，来维护自己单位和周边地区的治安。而派出所几乎没有恢复正常运转，处于极不正常状况，只有很严重的刑事案件还在管，一般的小偷小摸、打架斗殴、流氓之类治安事件都没有足够力量去管理。把这部分职能推给了“群专”这种官办群众组织去处理。
文革初期66、67级大部分小学生参加过当时被称为“红小兵”、“小闯将”组织，也受到文革中造反派的一些影响。“复课闹革命”后，为维护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和周边的社会治安，学校就把“保安工作”交给了学校红卫兵团下属的执勤连负责。
由学生轮值来参与班级、学校的课堂、校园卫生、纪律秩序的管理，培养学生的自我管理能力，是一直都有的做法。文革前后就是这样。但由固定的人专职负责，建立常设机构，并赋予相当程度的强制力，比照社会上存在的“群众专政”组织，就是文革中特有的现象了。
值勤连要进行解放军指导下的军事训练，不仅限于队列训练（包括队列动作、队列指挥、队列纪律），还有简单的格斗技术,以应用于抓小偷之类的社会治安执法。
二十九中红卫兵执勤连正式成立时间是1969年11月份。
据我所知，当时重庆市市中区所有的中学都有执勤连这样的组织，所做的事情也都一样，只是二十九中更突出一些。一是我们在校学生的基数大，有3000多人呢。二是地处解放碑闹市区，外面社会消极面对学校影响大，学校的风吹草动也会联动到社会。
二十九中红卫兵执勤连存在的时间是1969年11月到1974年，大概五年时间，后来有了高中，社会治安也开始好转，公安机关职能恢复正常，执勤连的使命也就宣告完成。它是一个以前没有、以后也不可能再有的组织形式。带有强烈的时代印记。
执勤连最先只是执勤排，共有30人。当时全校学生都按军队的连排编制，分为两个营，一个营五个连，一个连有5、6个排，学校从一个连抽一二个人，只抽了30人，组成一个排，人比较少。由班主任老师提名，红卫兵团集中以后来确定。选了一个办公室，集中学习。由于人手不够，到1970年6月遴选的多起来，达到一个连队规模正规编制有120人了。
到1971年9月71级小学毕业新生入学，又增补了新人，补充、顶替已经离开学校支边、下乡的老生。规模达到150人左右。
第一次扩编（1970年6月），在原来30人基础上，每个排（即每个教学班）由老师推荐一个表现好的学生。一营50人、二营50人。
最初的执勤排分一排、二排。一排对应着一营，二排对应着二营。一营上课的半天，由二排执勤；二营上课那半天，由一排执勤。
当时的学校主要是工宣队、军宣队管理。军宣队的解放军管队列训练，也教初步的格斗。工宣队领导学校革委会，红卫兵团的负责老师是符清国、廖先群老师。学校指定祝仁通老师负责执勤连的日常工作，符清国、廖先群老师他们也参与执勤连的一些组建和方向性的事务，经常来开会、听汇报、作指示，主要抓原则的工作。
学校红卫兵团有10个勤务员，相当于现在的学校共青团的团委委员。10个勤务员都是执勤排的成员。到后来执勤连扩大，他们就淡出了一些，10个勤务员有些分去抓宣传队，有些到宣传组。留下来的就有我、吴迅嘉、伍兴福、李小华和李瑞祥。
执勤连的组织结构大致就是这样：工宣队、军宣队领导校革委，校革委下面的符清国、廖先群、祝仁通老师管理学生，符清国、廖先群老师负责红卫兵团，由祝仁通老师主抓执勤排、执勤连。学生勤务员由我们几个来具体负责执勤连工作。
我们执勤连连部1970年下半年就搬到学校“飞机大楼”三楼上正中间那间屋子，正对着毛主席塑像背面的上方，也正好能看到学校大门。所以观察校门情况很清楚。执勤连每周开班排长会，老师基本上要来讲情况，每个班一周执勤内容都会写在小黑板上。比如这周连、排干部是谁值班，是哪班负责校门执勤，哪班负责社会执勤，哪班负责校内执勤，班里都有事前安排、事后记录。大的执勤活动全连出勤。
我们执勤的时间大致是分为两班：执上午班的同学早上7点必须到校，12点放学完以后撤岗；执下午班的同学13点上岗，下午6点以后下岗，周日休息。范围就是学校及周边，解放碑地区的临江路、沧白路、九尺坎、大阳沟、中华路、邹容路及三八商店（重庆百货大楼）、公交车站等。执勤人员必须是男女生对半安排，不允许只有女生出去执勤的。
执勤的内容在校内主要是负责校门执勤（管理迟到及想早退的同学，处理出校门打架的行为等）。另外就是校内执勤（在上课时巡视各层通道，下课时在校内巡查，发现打斗的马上带到连部询问，写检查）。在社会上执勤主要是抓小偷扒手，制止打架斗殴，制止调戏女生的行为。
执勤连在社会上执勤较多的是制止斗殴，严重的就会送派出所。其次是抓扒手，抓到扒手以后自然是扭送派出所。
在校内主要是维护校门秩序，对迟到的同学以警告或延迟进校处理，另外就是维护校内秩序，发现打架的肯定叫到连部反省，写检查，态度实在不好的关到防空洞铁门内（当然是极个别现象）。偶尔也会处理排里送来偷同学东西的，这主要还是写检查。屡次打架的和偷窃行为严重的会在学校大会批判。
2019年执勤连50周年庆聚会时，符老师说，现在二十九中请了40个专职保安，来负责我们当年所做的事情，维护正常的教学秩序，或制止打架斗殴等校门前和校园内的暴力行为，以及其他事务。可以想象，当年我们执勤连的学生们所做的那些无私奉献，还是值得称道的。
二十九中执勤连战斗精神强，队伍纪律好，又地处解放碑地区，在当时社会上群众的评价还是较高的。校方更不说了，这毕竟是他们领导下做的事，解决了“复课闹革命”以后学校秩序正常的运转，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执勤连同学是由老师推荐，在学习方面起了很好带头作用的同学。这些经历，对他们个人能力训练上也有积极影响，对他们的成长很有帮助。在同学中，在学校里，执勤连都有一定威慑力。调皮的同学还是有些怕执勤连。学生管学生，与老师管学生的确有一些区别。
从当时情况看，执勤连是在那时历史条件下，维护学校正常秩序的必要补充。毕竟不能让工人、解放军来把什么都管起来。让学生自己管理自己，是不得已，而且很有必要，也起了积极作用。
从现在的眼光看，值勤连的作用也分积极、消极两方面。执勤连工作主流是好的。个别的，比如把打架的抓到防空洞关起，个别捆绑过激的行为，虽然少，但也还是有。但消极方面主要是当时的社会原因造成的。存在的问题不是说学生不该管，而是管理过程中难免有过头一点的地方。当时还没有后来才有的文明执法概念，思想没有这样的高度。个别执勤过程中，语言过激点，行为过激点，有几次跟派出所的户籍警到解放碑去抓卖粮票的，另外就是参与学校组织的对打架斗殴同学的批判大会，记得当时被批的人还用绳子捆了的，会完了就解开放回去上课了。甩在防空洞口、锁在那里，拿绳子捆一下的事，是有的。对个别实在调皮的同学，打耳光、踢两脚，个别的也出现过。但打伤人的事情没有。
二十九中红卫兵执勤连，总的来说队伍训练有素，队列走得好，还经常拉出去在解放碑展示，把我们的风貌展示出来。学校宣传队在解放碑演出，去维护秩序的还是我们执勤连。那些调皮的人还是晓得执勤连的厉害，不得不有所收敛。
对这段历史，还是需要客观地看待，真实地记录下来。
——————————————————————————————————
【生逢乱世】
当年刻碑那桩事
王牧滋
文化大革命初期，学习毛主席著作和毛主席语录掀起高潮，风靡全国。特别是毛泽东主席的一些名言警句被摘录下来，汇编成册。
因这种书的封面都是用红色塑料壳作包装，又是红色领袖的经典言论，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普遍称之为“红宝书”，人们都以拥有一本红宝书《毛主席语录》为荣。
因此，书店里只要一有红宝书出售，人们便会争相购买。在那个时期，经常看见人们在新华书店门前排长队，不用问肯定是等着买红宝书。我曾经就在解放碑的新华书店排过长队，购买了一本红宝书——《毛主席语录》。
《毛主席语录》上有林彪的题词“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关于林彪这一题词的来历，那时在湖北当阳曾流传着这样一个说法：据史料记载，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三国蜀将关羽与东吳孙权交战，兵败退至临沮（今湖北襄樊南漳县），遭东吴军队埋伏被擒，与其长子同时遇害。孙权割下关羽首级，运至洛阳送给曹操。同时以诸侯礼将关羽尸骸葬于当阳，后人将埋关羽之地称为“关陵”。陵区内保存有多处明、清两代碑刻，其中有清人集关羽语录的一块石碑，上刻有“读好书，听好话，行好事，做好人”的碑文。在当阳附近有一个空军机场，林彪之子林立果常去这个机场。一次来到关陵游览，看到此碑文，回去告诉了林彪。林彪受到启发，于是写下了“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的毛笔题词，刊在《毛主席语录》里，再版时又加上了“做毛主席的好战士”这一句。
本文我所说的刻碑，就是在石板上刻毛主席语录和林彪的手书题词。
在全国上上下下大力开展、学习、宣传毛主席语录活动的推动下，这项活动很快便普及到农村。为了做到让毛泽东思想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一时间，大路旁，小路边，要道处，纷纷竖起了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毛主席语录碑。大的用砖头彻成，刷上白石灰或白漆，再用红漆书写毛主席语录，有的还加了一个小盖顶。小的就直接用石板刻成阴文填上红漆，分外醒目。
我家本在农村，地属重庆石桥公社高庙大队四轮碑生产队（后又称为石桥镇高庙村四轮碑村小组）。看到路边竖立的语录碑，受到影响和启发，于是我也找来一块以前铺路但已废弃的石板，洗刷干净，刻上了仿宋体的毛主席语录：“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买来红漆填上，立在我家旁边的十字交叉路口，引来过往行人关注，村民们看了也说我的字写得很好。
我的字确实写得不错，这得感谢我的母亲。因我在小学毕业后整个暑期无作业可做，每天东跑西跑，到处游玩，有时还偷偷下水库洗澡，被母亲发現并遭到严厉批评。从此，母亲叫我呆在家里好好练字。她告诫我说，字是打门锤，练好了，以后到处都用得上。于是我便坐下来在客厅饭桌上练习写字，先练钢笔字，那时又没有字帖可参照，只好找来书报写印刷体，练仿宋体。手写累了，换毛笔写，在以后的假期里，我都坚持写毛笔字，就这样我的字有了一定的长进。没想到这次刻毛主席语录碑还真派上了用场。
在刻毛主席语录碑时，我先在纸上把要写的内容多练几遍，然后根据字数，才在石板上打长方格，最后用毛笔一笔一划工工正正地写下仿宋体的毛主席语录。
在刻字时，先从笔划的正中下手，把它刻成一条细沟。然后从笔划两边的边缘斜着往下和向中间凿，这样反复几次，使笔划呈阴文V字型。这是一项很细致很慢的工作，幸好我选的石板不是很硬，刻起来还比较顺利，刻完后再仔细检查，修整一遍，最后填上红色油漆，立在路边，一块醒目的语录碑就算完工了。
周围的村民看了我刻的语录碑后，认为我的字写得好，刻得也还可以，于是便找上门来：“王老六，给我刻块语录碑。”在我们王家我排行老六，也是老幺。生产队的大人们叫我王老六或王老幺，而年纪不大的村娃们则直呼我六娃子。
于是我带上红宝书和笔墨尺，还有榔头、錾子和油漆，便去给村民刻字碑。现在分析起来，应该是生产队向村民们提出了立碑要求，也是上级部门布置的一项政治任务。当然我有时间，也算有文化，自己还有这个兴趣，所以对于村民们的要求都是有求必应，热心为他们刻毛主席语录碑。一个地方一刻就是一天或两天，村民们又不管饭，中午回自家吃了饭后，下午再去接着刻。
当初刻得最多的有：“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等等。总之，尽量找字少的语录去刻。
在给村民们刻了几块碑之后，再回过头来看我先前刻的第一块语录碑，感觉不是很满意，于是便想重刻一块换下来。正好有村民来请我，想要刻一块语录碑，我就叫他把十字路口那块拿去，他自然很是高兴。
我又找来了比较大一点的青石板，刻下了林彪的手书题词“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
在刻这碑之前，我把林彪的手书练了一遍又一遍，几天下来，居然也维妙维肖，每个字都十分像林彪的手书了。于是，我也不用打格子了，提起笔悬空便写，一气呵成。在大石板上写下了林彪的题词三行大字后，本想再加上第四行“做毛主席的好战士”，但如果加上最后一句的话，字就会很小，只好作罢。
又花了三天时间，把它刻好，当我填上红色油漆之后，自己都觉得很满意，于是赶紧把它立在了交叉路口。
这块碑一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便引来了一片赞美声，村民们都说写得好。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一天下午，对面凉亭驻军的三位解放军叔叔路过此碑，見了上面的红色题词，几个人交口称赞，欣赏了许久才离去。
正当我准备放手大干，想为更多的村民们刻出更多更好的毛主席语录碑时，这项宣传活动突然被紧急叫停。后来只听人们悄悄议论说：不准刻了，因为毛主席他老人家还健在，怎么能到处立碑？于是刻毛主席语录碑的事便戛然而止，已刻已立的石碑也很快消失，不见了踪影。
——————————————————————————————————
【口述历史】
文革中的重庆“八一红卫兵”调查
韩平藻
2017年2月8日采访
前言：2016年，重庆市第八中学校（文革时叫重庆师范专科学校附属中学校，简称师专附中）文革老三届同学在任树林、曹登驹等校友主持下出版了《留给历史的记忆和思考》回忆录一书。笔者注意到其中郑前哨同学所写的一篇回忆文章《我在重庆八一红卫兵的一段经历》(P438，选载于《昨天》第78期，2016年10月30日)。郑是该校初中67届4班学生，驻渝总字421部队（通信兵雷达技术学校，驻沙坪坝区歇台子）军干子弟。文革期间参加重庆八一红卫兵组织，其叙述可谓弥补了重庆文革史的一段空白。
1966年8月18日得到中央公开宣传推广的红卫兵运动兴起后，各地党政领导闻风而动迅速组织起官办的学生红卫兵组织。重庆市委文革领导小组凭借各大中专院校及普通中学党团机构系统逐级安排建立起了“重庆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组织，不久又兼并了另一个规模较大的“重庆中学生红卫兵”，改称“重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均由市委组织召开了隆重的成立大会，并在《重庆日报》上大张旗鼓宣传报道。此后，社会各界纷纷响应中央号召，自发涌现出官办之外的各类群众组织，重庆地区自发成立最负盛名的重庆大学学生组织——重大八一五战斗团，就是在与西南局、省市委当权派的直接“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群众性对立斗争中发展壮大并推向山城社会的。
而重庆“八一红卫兵”，则是重庆文革中的一个特殊“兵种”，属于官办还是自发组织？在重庆文革史的记述（不论是回忆还是史志记载）中此前均无人提及，郑前哨的回忆就显得弥足珍贵。
2017年2月8日，笔者受任树林之邀参加了他们重庆八中的一次同学聚会，健谈的郑前哨同学揭开了五十年前那段失落的重庆八一红卫兵组织的历史。
以下记录是根据郑前哨的口述记录整理。
问：重庆的“八一红卫兵”组织最初是如何启动的？成立的具体时间，地点、仪式，最初发起者，骨干参与者，组织分工任职等？成立前后有哪些活动？
郑：1966年8月重庆文革初期的学生运动兴起与我们八中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有日记），在8月21日，我回学校在饭堂附近看见任树林等同学已经自发成立了叫“红旗兵团”的学生组织，我也报名参加，我看好的是红旗兵团的袖章，红旗两个字就是毛主席的字体，很漂亮。我就拉到肖国庆、陈国庆一起参加，但是袖章没有发到我头上，我就不安逸了（笑）。应该说，那时文革学生运动已经在学校发动起来了，就贴大字报啊！学生也就是耍起的，也没有课上了……
到了9月份，文革大串联已经起来了，我和班里的陈国庆、肖国庆、荆于金（班长）、孙逸民、宁新民等一帮同学9月4号找到学校的信安中老师开介绍信要串联去北京，这是当时大家的愿望，到北京后参加了9月15日的那次毛主席检阅接见。
9月5号，我们一批八中的军干子弟乘10次京快列车出发去的北京，在车上，学校高66届3班的王思成同学宣读了由他写的组建八一红卫兵的倡议书，就叫签名，大家都签了，我们班上的几个同学都跟到我签了。记得有孙守民（高66届2班）、曹慧军（高66届3班，七军医大子弟）等同学。王思成父亲是歌乐山红军疗养院的，1927年参加革命，资格很老但是级别不高——因为没啥文化，好像定的级别是师职离休的，他的手下都有授衔中将的。王思成本人也是校排球队的主力，本身就是我们的偶像，当头头是自然的事。
到了北京，9月15日毛主席接见，9月18日我就回到了重庆，我当时也没有啥组织概念，我还是去找红旗兵团，还是没有发给我袖章。过了几天碰见王思成，他说八一红卫兵已经成立了。他告诉我9月17日在七医大游泳池旁边的一个会议室召集了成立八一红卫兵的筹备会。
这里有个特殊情况先要说一下。文革前，驻渝的军事机构和军事单位如：五十四军、重庆军分区，七所军事院校（通信兵工程学院、通信兵技术学校、通信兵雷达学校、后勤工程学院、第七军医大学、机要学校、炮兵学校）以及彭家花园军干所和歌乐山红军疗养院等单位，都在成都军区管辖之内，他们的子弟上小学都在鹅岭附近的八一小学校，所以大家都认识。上中学主要就在重庆一中、三中、八中（重师附中）和四十一中（巴蜀中学）这几所市内的名校。
我们八中的以军事院校和总后勤部驻渝办事处的军队子弟居多，在几个班上特别集中，其他学校就都是个别分散的，但是大家也都认识而且原来也有个圈子。主要参加的如孙守民篮球打得好，王思成是排球班的，个子也高，丁凯洲是扣球手（父亲是总后渝办的，1955年授衔的少将），排球队在我们学校很有威望，都是我们的偶像，自然就有一批“子弟兵”跟到他们的。
那个时候，军队子弟和外地的也有认识和联系，因为父母战争年代也是战友彼此就认识，文革时都是以个人身份接触。我们知道北京已经成立了红卫兵，就是所谓老红卫兵，有“西纠、东纠”。其他地方也仿效，比如，沈阳的叫“红后代”，西安叫“红红——红色恐怖队”，很有名（西安的“红红”就是以“西军电”——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子弟为主成立的）。成都有个“7468部队”（不知这个番号是怎么来的）。广州有个“思想兵”，这些都是军干子弟成立的红卫兵组织。
把重庆的各校军队干部子弟攒在一起的是刘志义，由他来负责把师专附中、一中等分散在市内各个中学的军队干部子弟穿针引线联络在一起，就在七医大游泳池旁边的会议室宣布成立的重庆八一红卫兵。
重庆八一红卫兵以两个学校为主，一个是我们八中（师专附中）院校子弟多，一个就是一中，三中的子弟少，彭家花园（干休所）的也有一批子弟，四十一中主要是市委的干部子弟。然后，各校同学就领受任务分头回校发动，把同学组织起来成立分团一级的组织。
我们八中就是在教学楼开的成立大会，王思成召集大家开会时就专门谈了文革形势，各地都有军干子弟组建的红卫兵，重庆也要有。大家都一致赞成，是我校的孙守民同学起草的八一红卫兵成立宣言书。
军干子弟叫到一起的有二、三十个同学，宣布成立后都可以马上报名，大家情绪饱满还大吼大叫地呼口号——参加、参加……同时还成立了八一红卫兵的纠察队，由刘志义负责，曹慧军和叶焕清(高66届3班)起草了一个组织条例。叶焕清是东风船厂工人子弟，但是和王思成关系好，还有“猴子”——孙守民也不是军队子弟，但是和王思成观点一致，一起去的北京，算“铁杆”队员。以王思成、丁凯洲、刘志义为首，还有就是七医大的晋江红、韩启民和他的弟弟韩爱民，一中的一帮人组成纠察队。红卫兵袖章多“八一”两个字，我的编号很靠前，是0015号。我是活跃分子，不是头头，算骨干，因为我是排球班的，长得高，那时一般同学就只是1米6几，我已经1米74身高了。
问：建立“八一红卫兵”组织，文革当然是个大背景，其中有没有北京串联者介入鼓动？或者是部队影响和帮助成立？亦或是市委文革办公室的指示（你的回忆文章中似乎有组织联系——维持火车站秩序等）?
郑：重庆八一红卫兵联络站开始就放在我们八中，我们八一红卫兵成立的大背景就是文化革命运动，当然与各自的家庭背景也有关系，我前面已经说到了。重庆八一红卫兵组织成立完全是自发组织起来的，的确与重庆市委文革办公室和学校领导没得一点关系。
问：我们都知道重庆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是由市委指示、市委文革办公室帮助安排组建成立起来的，如你所言，“八一红卫兵”不是受命组建，但是与市委、部队机关有无类似的组织关联？“八一红卫兵”与“思想兵”理论上有着“天然的血缘关系”，那么有没有组织联系或者说协同步调的行为，如串联、开会等联合行动?可不可以说“八一红卫兵”和“思想兵”在政治上（不是要造各级当权派领导的反）没有多大区别？“思想兵”参加了市委安排的“横扫四旧、横扫牛鬼蛇神”的社会行动，“八一红卫兵”参加类似的活动没有？
郑：我们八一红卫兵是在成立后主动去联系的，最先就是参加市里统一组织的文革抄家行动，抄谁的家？是由公安局派出所提供的抄家名单。
我们八一红卫兵成立时动作很快，也不晓得王思成是从哪里搞来的钱？不晓得是学校还是哪里给的钱（学校是可以给钱的），赶快去印袖章，当天晚上就搞好了，第二天就拿到了袖章。
肯定是学校文革领导小组和派出所给的抄家名单，百分之百我们是同派出所、居委会一起去抄的家。我们分配的名单共抄了十来家，抄了三天，以后的我就没有参加了。记得去抄的其中有一个是沙坪坝区最大的皮革资本家，还有一个是江姐（烈士江竹筠）的弟娃。他的名字我记不起了，记得他住在石桥铺传染病医院对面半坡上。这个人是江姐的亲弟娃，名字记不起来了，记得最清楚的是，他住的老屋一面墙上挂的就是一幅江姐绣红旗的像（画），一间房里两张单人铺收拾得很干净。同房间的另一个人没见到，但居委会事前介绍说那个人成分很好。灯光还是用的白炽灯或是日光灯，文人一样的感觉，他就是一张铺，床下只有一个箱子（不是皮箱），墙上一张画，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穷得不得了，啥东西都没得，啥也没有抄到。派出所说他是江竹筠的弟弟，所以我们对他还算客气，让他坐在床边上，他也不敢说话，我们指着他骂也没有打他。
他说，1947年国民党抓壮丁把他抓到台湾当兵，1950年把他空投到贵州，一降落下来就遭逮到了。原本对特务的处罚很重，不知怎么查到他是江竹筠的弟弟，就没有判他的刑，网开一面把他放了。把他安排到哪个单位记不起了。到五七年又打成了右派，他是因右派问题才被我们抄的家，这都是派出所、居委会事前就明确指认了的。
我们指责他，你姐姐是共产党你为啥参加国民党？他讲，他是在街上摆地摊时被抓的壮丁，身不由己被押到台湾当兵培训两年，空投下来也没有犯事……你为什么又讲反动言论成了右派？他说，打右派时，我也没说过啥子反动言论，也不晓得啷个就遭起了！
他住处的斜对面有一家是国民党的什么参谋长，下面一家是一个地主，我集中参加的就是抄这三家。抄家时就学着《地道战》拿个铁棍地上也戳一戳，发现有不对的声音就挖地，挖一天都不觉得累。进门还不坐地主的床，不喝地主家的水。二十中有两个学生拿了抄家的十块钱揣在口袋头，吃了碗小面，被晓得了立马就把他两个开除出红卫兵。记得地主把长袖衣服几件穿在身上，热得一身是汗，怕（衣服）被抄走了。我们叫他脱了，还是抄走了。金条是抄到了的，是从地主和参谋长家抄到的。先登记让他们签字，当天晚上就集中交到派出所，然后由我们八一红卫兵押送到上清寺工业展览馆，当时全市的文革抄家物资都统一保存到那里。直到这时，还是和市委文革办公室没得直接的组织联系。
就在抄家后，校文革小组通知我们八一红卫兵到市委去开会，开红卫兵的联络会。王思成就叫我和刘志义去参加了，是在雾都宾馆，开会就是分钱，叫开会的报你那个组织有多少人数，就按人数发物资。我就报了700多人，实际我们只有100多人！“吃空饷”就分得多噻！（笑）给了我们170块钱，觉得好大一笔钱哦！我们也没有随便用，都做了账的。运动后期王思成还被查了账的。另外有两部油印机，一个刻蜡纸的钢板，印传单的书写纸，还有两辆自行车。
具体讲，最先是学校文革领导小组通知开会，市里就晓得我们八一红卫兵不只是哪个学校的，而是全市性的一个中学生组织，从此开始与市委建立起了联系。不过也没有直接领受布置任务，对于如何搞文革也没有十分明确的目的。但是以干部子弟为主的八一红卫兵成员有一种优越感，我内心就有个十分明确的想法：这个江山是我们父辈打下来的，我们就有责任、有义务保卫它。这个江山我们是有份的。参加八一红卫兵的人绝大多数都抱有这个思想，保卫党保卫毛主席当然义不容辞。但是对于斗老师、斗走资派我们是不感兴趣的，而且某种程度上是反感的。我们军队干部子弟自成一伙，看不起别的人，对于工农子弟看得起，跟我们比还是该排到我们后头。谭立夫的血统论思想在我们的脑子中是普遍存在的。所以八一红卫兵主要是参加了横扫“四旧”，烧东西和横扫“牛鬼蛇神”，抄家行动我们是积极的。抄家中我们毁坏的东西很少，主要是王思成（头头）思维正统，一点也不乱来。
抄家之后（1966年11月），八一红卫兵将总部搬到重庆市八一小学校内，总共有300多人，加上红小兵，人数达到700多人，经常参加总部活动的也有100多人。这个时候市里通知开会，应该是丁凯洲去申请任务，市里就派我们去守卫重庆菜园坝火车站。因为那时大串联已经是高潮，火车站秩序不能乱，是丁凯洲和韩启民负责接受的任务。八一红卫兵的家庭条件好，全都有自行车，一色的黄军装，还有腰间系的皮带——皮带还有讲究，我系的是校官牛皮带，尉官是人造革的，穿的军装校官是黄呢的，尉官是卡其布的。我们八一红卫兵绝大多数是校官以上。给人感觉很整齐，真像军人一样。我们在一中学校集中了一百多人，在教室睡了一夜，第二天早上市里派了两部卡车把我们拉到火车站，就住在菜园坝小学教学楼，打地铺，就这样维持火车站秩序到1966年12月。
八一红卫兵在文革中只做了几件事，第一抄家，第二守卫火车站，第三占据市里电车站、汽车站做文革宣传。凡是看见穿黄军装的大批红卫兵在沿线车站的就是我们八一红卫兵的学生（包括八一红小兵）。重大八一五与我们没有联系，对我们也没有任何的说法，既没有指责我们是保皇派（思想兵），也没有认同我们是造反派。我们在抄完家之后就离开学校（八中）搬到重庆八一小学校去了（鹅岭公园附近）。我们与学校的文革运动也没得交集，与学校的造反组织“红旗兵团”彼此都不了解也没有矛盾，后来学校反到底派的倒有许多铁杆还是原八一红卫兵的。我们与学校的“思想兵”也没得联系。我们相当独立，自成一体，因为八一红卫兵的同学之间从小学、中学都在一起，连父母都认识。
到了1966年底大串联快要结束时，我们守卫火车站（维持秩序）的工作做得好，火车站就给了我们一本免票乘车证，盖好章的，从重庆出发一律免费，全部是卧铺。王思成掌握。大家也想串联也不想继续守了。我和王思成、刘守义没有走，就留下来筹建八一红卫兵总部的工作。看中八一小学是个独立的院子，原本是住宿学校，连被子都不用带，还有食堂，军干子弟家庭条件都比较好，每人月交10元钱伙食费，吃住在一起就没得问题。我们把总部建在八一小学是给市委文革办公室汇报了的，是我去汇报的。还分配给500块钱，当时简直是一笔巨款啊！还给了一辆摩托车、两部高速油印机和很多纸张。到大坪摩托车俱乐部就派了一部捷克“加瓦”牌摩托车骑回总部。后来大坪中学的乔光骑车时这辆车爆炸他就被炸死了。这500块钱就买了一个组装的扩音器、两个喇叭，加上小学原有的两个，又在一个晚上偷了不晓得是哪个造反派的喇叭，把电线割断背起就跑，我还去了的……总共就有六个25W的喇叭，对着两路口方向吼，我们还过去试听，效果很好。
1966年12月，八一红卫兵总部建立就绪后还搞了一次民主选举，选出领导人一、二、三号勤务员。结果七医大的（子弟）韩启民遭选脱了，晋江红被选上来了。这样就是王思成、丁凯洲、晋江红三个人当头头。
这时，文革已经轰轰烈烈搞起来了，七医大的，总字421部队（驻歇台子）政治部的，都派人来找我们说，现在各个学校这么乱，家属子弟娃儿不安份，半大不小十二三岁的蠢蠢欲动，你们这儿还好，还是半军事化，本来这些娃儿就是在八一小学读住读，文革放假回家没人管，你们就把他们给管起来，不让他们到社会上去乱来。这样就增加了一百多两百人。学校领导本来互相认识，都是渝办代管的军人，没人敢动他们，学校很稳定，真是文革中一个很奇特的现象。
但是有一条，五十四军的干部子弟没有参加八一红卫兵，他们参加的是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主要是思想兵的纠察总队六中队。四十一中的纠察六中队由思想兵的骨干组织起来的，打、砸、抢，抄家呀，相当于“冲锋队”，就是他们干的。我们院（421部队）政委的女儿、老王部长的女儿全参加的六中队。思想兵政委刘桂兰，纠察总队长孟军两个都是干部子女，一般队员就都是四十一中的中学生，地方干部子女居多。四十一中也是八一红卫兵联系多的根据地之一，主要是个人之间来往比较多，并不是组织之间的往来。后来，刘桂兰、孟军她们两个率先宣布造反，一下子思想兵就垮了。我是在押送抄家物资到上清寺工业展览馆时认识孟军的。八一红卫兵的曹慧军跟孟军关系好，大家还开玩笑说他们是在耍朋友哩。
我们八一红卫兵同思想兵对文革的态度和政治观念是一致的，对“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市委”这些口号和行动是心怀不满的。所以，我们的宣传活动就是针对这些标语口号，比如我们就刷标语，以什么“庆祝重庆解放十七周年”大口号之类的将造反派的那些口号、标语覆盖。我们是反对打倒这个打倒那个的，这是肯定的。记得林园的412（通信兵工程学院，军级单位，驻歌乐山林园）的造反派要斗老干部时，陈小明（412的军干子弟）为首就把自己的父亲和其他干部集中到自家小院的楼上，十多个八一红卫兵守在院子里，不准军校学员冲进来揪斗。
除去抄家，八一红卫兵也几乎没有介入社会上的运动。记得当时有一件事情，歌乐山红军疗养院子弟、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的朱光辉（音）和唐干渝（大学生，唐的父亲是总后渝办副主任），他们串联来重庆，依靠的是思想兵和工人纠察队（保守派），本来大家就都耍得好谈得拢，他们大学生总想做大事，于是就想动员我们中学生和他们联合在一起，王思成不是很赞成，觉得我们何必靠别个，独立行动多好，联合就没有搞成。
1966年12月4号，重庆发生了“一二•四事件”，那次大田湾体育场（保守派）开大会，我们没有参加，传出打死人的消息，八一红卫兵还是组织了十几二十人穿着黄军装骑着自行车去兜了一圈，我看到街头上乱糟糟的，没有人阻拦也没有人围攻，观察了一下，没有参与，我们就离开了。所以对这件事也没得立场，但是对文革打倒领导是不安逸的。
这个事件发生后不久，夺权就要开始了，保守派愈发被动，有传言造反派要抄思想兵在鹅岭公园的总部，思想兵的头头可能是找了丁凯洲同意，他们把东西转移到八一小学来存放，拉了两卡车，就放在教学楼里，记得有大米白面和猪肉，正好给我们改善伙食。哪晓得这就引火烧身。1967年1月23日晚上，造反派就上鹅岭，把思想兵总部给抄了，别人早有准备也掌握得很清楚，思想兵的材料转移到我们这里来了。他们根本没把八一红卫兵放在眼里，大坪汽车修造厂、织造厂的造反军冲进八一小学，不但大打出手（我被打成重伤），把总部抄了，还把我们抓到公安局关起来，一直到重庆发生了“一月夺权”后才在父辈们出面干预下把我们放出来。
那个时候和八一五派也没得联系，只是运动初期在学校活动，离开学校后就到火车站去了，所以与学校文革没得交集。到火车站时就在八一小学建总部，1967年初总部被砸（1月23日），坚持了个把月就又回到本校，住在饭堂。这个时候就“分裂”了——说“解体”更准确。这样一来，大家就各自返回学校了。紧接着就发生了“二月镇反”，这就不一样了，我们当然恨造反军，认定他们成分不纯、邪门歪道，就是敌人，本来“二月镇反”就是以军队主导加上“公、检、法”一起搞的，渝办（总后勤部驻渝办事处）的政委丁国文少将代表（除五十四军以外的）所有驻渝军队单位，领导介入地方“支左”。丁国文的女儿、儿子又都是我们八一红卫兵的，还一同被造反军抓过，打得很惨，因此我们被丁国文招呼派到大坪地区各个派出所去，相当于今天的“协警”，参加了“二月镇反”整造反军。
随着文革演变成群众组织的内斗，武斗兴起，八一红卫兵就退出这场运动了，没有介入武斗。王思成给我说是家里面干预了，各个家长专门给他打电话，加上他的年龄稍大些，在同学的心目中很有威信，八一红卫兵文革中没有做太出格的事与他稳重这一点有关系。还有就是军队上层已有明确通知，特别指出军队干部的子弟不要参加地方上的文革运动，干部要带头，不要介入，要保持军队的稳定。所以八一红卫兵就没有再参与其中。
王思成后来在重庆大学保卫处领导岗位上工作直至退休。
后记：郑前哨的叙述比较清楚地表明，重庆八一红卫兵是自发组织成立的，成立起来后接受过来自市委文革办公室等安排的任务，组织存在时间很短，从成立到解散历时不到半年。
最值得庆幸的是，即便在文革最狂热的运动前期，重庆八一红卫兵并没有制造出类似北京“红八月”那样的伤天害理的大事件。当重庆大田湾体育场发生惊动全国的“一二•四事件”时，他们也仅仅是作为旁观者而并未介入其中，这当然得益于有一个成熟而理智的头头王思成。同首都老红卫兵、西安红恐队之类“血缘”相同的组织比起来，重庆八一红卫兵在严酷的重庆文革中既没有让他人失去生命欠下血债，也没有因肆意残害平民而遭人痛恨……文革是天下的大不幸，重庆的八一红卫兵能这样不留骂名“全身而退”，也算得上小幸吧。
2019/3/6 完稿
|
登录
注册
FAQ
搜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