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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昨 天》第一五四期
帖子发表于 : 周五 7月 03, 2020 3:09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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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 天》第一五四期

抢救文革回忆 积累文革资料 交流相关信息 促进文革研究

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20年6月30日第154期


本期目录

〖“经济主义风”专辑〗

书海泛舟

李 逊 体制身份与“经济主义风”(《革命造反年代》选读)
杨继绳 经济维权者的悲剧(《天地翻覆》选读)

故纸堆

李晓航提供 渔歌子录入 上海集体事业单位造反派的两个文件

编读往来

蒋健订正一误 赵瑜订正一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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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海泛舟】

体制身份与“经济主义风”
(《革命造反年代》选读)

李 逊

《昨天》编者按:本篇的两个部分分别节选自作者《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运动史稿》一书(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的前言与第十六章。该书出版后,作者对全书的一些文字又略有修订。

体制身份与政治身份

在研究整个上海十年文革历史的同时,我对等级身份制在文革中所起的潜在作用特别感兴趣。虽然,这个问题已经被许多学者研究。我的不同在于,将1949年后各种等级身份,归为体制和政治两大类,并且分析两者的相互作用。
共产党执政后,消灭了以财富为基准的不平等,但又建立了另外两个不平等的等级身份体系:以户口、编制和工作单位所有制为归属的等级身份,即体制身份;以阶级斗争理论划分出的本人成分、家庭出身、政治面貌、政治表现为标准的等级身份,即政治身份。前者更多体现着经济利益的分配,后者更多体现着政治权利的分配。比起财富的不平等,这是两个更宿命和无奈的不平等。这两个身份体系,是我对中国1949年后的等级身份的分类;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则是我对中国1949年后历次政治运动尤其文革的能量来源分析。
这两个等级身份体系,完全重构了中国1949年后的社会结构。不仅破坏了传统中国农村和城市之间的交换和勾连,也破坏了每个个体对身份自我转换的权利和能力。这样的制度,将各种不同的阶层群体和政治形态,隔离在各个层次等级,不许横向联系,以方便执政者分而治之。两类身份之间的相互转换,形成了独特的激励和惩罚机制,成为十分有效的社会控制手段。到文革前,两个体系日益强化,成为统治中国老百姓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基础。

体制身份等级制——被隔离的阶层群体

等级身份的第一大类是体制身份,与户口和工作单位的所有制及编制有关,还有地区差别、城市等级差别,等等。基本属于经济层面,体现的是经济分配关系,是中国当时经济体制下的特有身份,可以统称为“体制身份”。

(体制身份等级示意图见下页)

体制身份中的第一种与户口有关,即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
城市户口优越而世袭,农村户口几乎是贫困的同义词。而城市也有等级,依据城市的政治或经济地位划分行政级别:中央直辖市、省辖市,地(专区)级市,专区所辖县级市,以及县城、镇,等等。直辖市等级最高,县以及镇的城市等级最低。此外,全国分为十一个工资区,以一类地区为基准,每高一类,工资标准增加3%。文革前,上海市区职工工资属于八类地区,基数在全国较高,相比之下,作为首都的北京市区只属五类地区。上海郊区十个县,九个县属于五类地区,还有一个崇明县属于四类地区。所以在上海郊县,县属企事业单位的工资要比市区同类低约9%左右。


第二种体制身份与编制有关:即干部编制和工人编制。
在干部编制中,又分各种等级。机关干部有行政级别,其他属于干部编制的大学教师、文艺文化工作者等,都各有相应的等级。在工厂,技术人员和科层管理人员也属于干部编制。在干部编制中实际身份最高的是党、政、军领导干部,他们是权力的所有者。干部的等级是最森严的,被定为二十四个行政级别。 各种级别的待遇十分分明。十二级以上属高级干部,单是看病,就可以进只对高干开放的医院或高干病房。家属看病,只要每月缴纳一定数目的月费,便可以全报销。
工人编制,实际就是第一线干活的工人。工人编制中有各种技术等级:最高八级,视各类不同工种而定。有些技术工种最高八级,有的只有六级、七级,等等,或者根本没有技术级别,只被算作辅助工种或简单工种。和干部的级别相比,工人的技术级别只是技术水平的体现,只有责任和工资的差别。不像干部级别,不但是责任和工资的差别,更是权力、权利、待遇的差别。
第三种体制身份与所有制有关。即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以及体制外的差别。
身份最高的是全民所有制职工:终身职业保障,带薪事假、病假、产假,连同家属半医疗保险在内的“大劳保”,低租金的住房分配,退休后的退休金以及继续享受的医疗保险,死后还有丧葬补助费,等等。甚至在劳动保护用品的发放等方面,全民所有制也远比其他所有制要优越许多。总之,真正是生老病死有依靠。
集体所有制中,上海还有大集体、小集体之分,作为区县政府的工业部门或文教商业等部门管理的大集体所有制企事业单位,职工的起点工资,较全民所有制职工低10%左右,退休工资也低许多;医疗保险是只保个人不保家属的“小劳保”。不过尽管工资福利较全民企业稍差些,但就业一般较稳定,近乎终身制。而归街道管理的小集体所有制企事业,职工收入更少,且没有医疗保险及退休、病假工资,更不是终身制。
城市职工中身份地位最低的是处于体制外的临时工、合同工与外包工。他们就业无保障,无法享受绝大部分社会保障,是事实上的廉价劳动力。
以上所有这些身份,都与体制的结构性框架有关。本来,在哪个行业工作就是那个职业的身份,职业身份的社会地位由收入、知识和技术含量等因素决定。但所有制身份将职业身份再分等级,成为职业身份的附加值。
身份最低的是农民。所有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与他们有关的少得可怜,劳动付出和收入完全不成比例,大多数人生活最苦、收入最低。这样的体制身份,使农民成为社会地位最低的职业身份。
体制身份后面除了经济权利,还有政治权利。
全民所有制工厂的职工被划作马克思主义学说中代表最先进生产力的产业工人,国家骨干企业的基本阶级队伍。他们可以加入工会,集体所有制职工则大部分无此权利。至于临时工、合同工和外包工,则不能参加工会,也不能参加作为执政党的共产党,完全被排斥在政治生活之外。
所有这些体制身份,有些是先天就被政府分配定了的;如城乡、地区户口,随父母而定。改农村户口为城市户口是最难的。有些体制身份是后天被分配的,如所有制单位,在每个人第一次被分配职业时决定。这第一次分配几乎定终身,以后若要改变也非常困难。还有编制身份,工人编制只能当生产工人,即使有希望升迁,当上管理人员,要改工人编制为干部编制也十分困难。因为干部编制属于非生产人员,尤其在工厂,名额很少,是稀缺资源。工人要上升到管理层,第一个关口,就是变工人编制为干部编制,只有改变了编制,以后才有进一步上升的可能。许多人便只能长期“以工代干”,待有了干部编制的名额,方能改变身份。
地区、企业或各类职业之间的工资收入、福利待遇及社会地位各不相同,甚至差距很大,在任何社会都是正常现象。但在中国严格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这一切不是个人努力或个人选择的结果,而是由政府一次性分配,而且基本是单向和封闭的,几乎没有流动的可能。靠个人努力改变被分配定了的体制身份非常困难。于是在当时这个大力宣传“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国家,却有着最多的宿命、无奈甚至绝望。

政治身份等级制——被隔离的意识形态

等级身份中的第二大类是政治身份,由阶级斗争理论派生。是以阶级分析为基础,给每个人派定的政治等级身份,属于政治层面或意识形态领域,体现的是政治权利。
以下是政治身份等级示意图:

在各类政治身份中,最基本的是阶级成分,也称本人成分,是由阶级斗争学说划分出的一种政治身份。
共产党执政后,以阶级斗争学说重新定位中国的社会阶层,在整个社会划分出敌、我、友。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加上被划为“同盟军”的农村贫农、下中农,都是“革命的主力军”,并由宪法确定。属于革命阶级的还有革命干部、革命军人,也即1949年前参加共产党的干部和军人。地主和富农,则是敌对势力,革命对象。而“民族资产阶级”,虽然按阶级斗争学说,也应是革命对象,但由于共产党对其采取“团结、赎买”政策,所以被作为“团结和改造”的对象。
这样的身份,从1949年共产党执政前的个人职业而来,由职业在生产关系中的位置,以及从业者对生产资料的占有状况而划分,本来应该算作职业身份。但是阶级斗争学说,将各种不同职业,划入各种阶级,职业身份成为政治身份。
在阶级成分中,等级最高的是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工人、贫下中农,再加上“革命烈士”,文革中被称为“红五类”。等级最低的是地主、富农,是实际上的贱民。两个对立的等级之间,是“职员”——其中包括绝大部分知识分子,以及“民族资本家”,上中农等。这些中间等级的地位很暧昧,有时是革命对象,有时是“团结对象”,全由政治运动的指向决定。至于许多1949年前在国民政府和军队中任要职者,虽然成分算作职员,但被划为“历史反革命”,也是等级最低的贱民。
被阶级分析的还有“家庭出身”,这是个与生俱来的宿命身份。阶级成分主要与本人过去的职业身份有关,加上对生产资料的占有状况,在许多情况下还是个人选择的结果。而家庭出身的划分,则完全被父母辈的阶级成分决定,是个由阶级成分派生出来的先天政治等级。同一个性质的,还有“社会关系”,也即家庭成员或亲属的阶级成分。
第二种政治身份,是各类“政治面貌”,分为: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群众、民主党派。党员自然是革命的领头者,团员也是被信任的。群众,则是需要教育和引导的对象。民主党派是“团结”对象。
第三种政治身份是被1949年后的各种政治运动划分出来的,名目繁多。例如“胡风分子”、“右派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动学术权威”、“走资派”,等等。此外还有“现行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现行反革命”从字面理解,就是“现在正在行动”的反革命,其实,大多是反共产党者,甚至只不过是有点意见牢骚者。“坏分子”,主要指那些触犯刑律被关押劳改后的刑满释放者;还指虽没触犯刑律但触犯当时的道德和社会规范者,例如“流氓阿飞”、“投机倒把”者、“乱搞男女关系”者,等等。此外,1957年反右时因工人中不划右派,有些单位就将提意见者划成“坏分子”。地主、富农,再加上反革命、坏分子,统称“四类分子”;再加上右派,统称“地富反坏右”,又称“黑五类”,与“红五类”对应。不久,又加上叛徒、特务、走资派等等,称为“黑六类”,或者“黑七类”、“黑八类”。革命对象随着革命的胜利越来越多。
以上三项内容,都是共产党执政后,各种个人登记表格中的必填项目。
第四种政治身份是“政治表现”,则是登记表格上没有的,由各级党组织掌握,有可能记录在个人档案中,根据各个政治运动中的不同标准或称谓而定。总体来说,不外乎“积极分子”、“依靠对象”、“落后分子”,在学校中还有“反动学生”,等等,只是大多数人不知道自己的这个真实政治身份。在这方面,干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有权分配“政治表现”。尤其在各次政治运动中,他们根据各人表现进行政治排队,给每个人贴上每场运动新制定的政治标签。这类政治排队,一般都会在运动后期塞进个人档案。以后,事主的提拔、培养等等,都会受到档案的影响。
政治表现与历次政治运动对象一样,是最具弹性的政治身份,尺度全由各级干部掌握。不同处在于,后者是公开的,是政治运动的结果;前者是不公开的,是下一次政治运动可能的靶子,当事人可能毫不知晓。
所有被视为敌对或可疑的对象,都由各级党组织掌握,随着每次政治运动的需要,被有选择地抛出。文革初期,横扫牛鬼蛇神阶段和“红八月”抄家批斗阶段,许多人都是被单位党组织抛出个人档案内容,成为批斗或抄家对象的。这样的制定运动对象模式,到1966年底,因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随后的夺权而暂时有所改变,但到1968年开展的“清队”,又重新恢复并继续。
在政治身份中,家庭出身、本人成分以及社会关系,都是被先天派定的,而后三种政治身份——政治面貌、运动对象和政治表现,则是按政治态度也即对共产党和共产党政策的拥护程度划分的。这为个人选择留下空间。尤其政治表现,可以通过个人努力争取,诸如“积极分子”、“依靠对象”,等等,还有各种先进人物称号——“劳动模范”、“先进生产者”、“五好职工”、“三八红旗手”、“学习毛主席著作标兵”,等等。

政治身份是现代的政治“名分”

所有这些政治等级身份,实质就是由共产党对社会进行甄别,考察对革命的忠诚度,制订出每个个人在阶级斗争社会中的政治位置,以此建立严格的政治秩序。
文革前的中国,本质上是个身份社会而不是契约社会。
为了达到高度统治的需要,共产党以阶级斗争为纲制造政治等级,对社会一次又一次地分层再分层。将其中最可能有独立思想的知识精英,隔离在最不确定的等级,将最有活动能力的前政府时期的经济精英和政治精英,隔离在最低的等级。当政者用隔离各种生存空间和政治倾向的方式,不使各类阶层群体和各种思想意识产生纵向联系,以便于分而治之。
从表面上看,政治等级身份不像体制等级身份那样直接与经济利益挂钩。政治身份体现的是与主流政治的亲疏关系,而不是经济分配关系,更像是一种被指派的外在身份,一种名义上的政治身份,也可以说是一种名分,一种由共产党分配的政治符号。
在中国文化中,名分是个很特别的现象。简言之,名分中的“名”,是个体的人在人际和政治社会关系中的身份和位置,例如君臣、父子、夫妻等关系,是传统中国的社会秩序在个人身上的体现和规范。而名分中的“分”,则是与“名”对应的权利、义务和社会地位。因此,名分实际就是身份政治,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宗法等级和人际等级关系,核心是“礼”,也即中国传统社会的道德和伦理秩序,由此构建了整个传统中国的社会制度和秩序。
传统社会的名分,以及1949年后建立的政治名分,实质都是为了治民。与政治名分相似的是:传统社会的名分,大多也是一种名义上的身份。而有了名义上的身份,则可以相应得到或转化为其他利益。但是,政治名分与传统社会的名分也有不同。主要在于,1949年后越来越强化的政治等级身份制度,是国家强力推行的,各种政治名分,都是共产党通过各项政策和运动,由各级党组织强行分配给每个个人。而传统社会的名分理念,是通过教化施行影响而强化的,并不伴随着完整严密的国家制度。国家虽然也给忠于朝廷者赐予各种名分,但国家并不直接分配社会秩序和社会生活中的名分,各种名分主要不是由各级官员派定,而是“礼”所规范。
看起来,所有政治名分中,工人阶级的等级是最高的,农民的等级也不低。但真正处于第一等级的,是革命干部和革命军人,也即干部阶层,以1949年前参加共产党划线。由于基本都担任各级领导职务,掌握着所有的政治和物质资源,所以是实际上的最高等级。光是从工资收入,就能比较出干部和工人的实际等级:
工人中工资最高的是八级技术工人,文革时在上海是105元至118元(各个行业不同,轻工业和纺织等系统稍低些,重工业系统最高),只相当于十六至十七级干部的工资。此外,各种文件的传达包括信息的传递,干部总是最先按级别逐级知晓,工人、农民却总是最后才被告知。
工人和农民的实际地位,还可以从对人的处罚看出。文革前和文革中,对人的最重处罚,除了关监狱或送去劳动教养,便是革去城市户口,发配农村当农民。即使不下放农村,下去劳动也是严重处罚。所谓“下去劳动”,实际就是下去当工人,干工人的活。由此可见工人的崇高地位严重名不副实。农民实际地位最低,完全是个空名分。这反映出体制身份与政治身份之间的内在冲突,也反映出意识形态与体制结构的巨大矛盾。

体制身份与政治名分的关系

所有的政治名分后面,实际仍然是利益和权利的分配。
因为革命名分可以获得更多的资源。与各种体制身份有着不同的经济权利和待遇相对应的是,各种政治名分也有着不同的政治权利和政治待遇,包括话语权、信息权、政治参与权。具体来说,就是说话的权利、听文件的权利、参加运动的权利、入党入团加入工会的权利,此外还有居住权、工作权、受教育权,等等。
本来,政治身份和体制身份,是两个层面或范畴的身份。前者属于政治范畴,后者原则上属于分配领域的经济范畴。但由于1949年后,所有的资源——有形和无形的,越来越集中到执政党手里,各种资源的分配,越来越向政治层面的政治名分倾斜,使得原本只是政治态度或政治地位的政治名分,越来越成为被分配各种资源时的考量。到1960年以后,随着阶级斗争之弦越绷越紧,出身、成分和政治表现越来越成为考察和选用人的主要标准,包括大学和重点中学的录取标准。作为权利的“分”,越来越和政治的“名”紧密相联。换言之,现代社会公民所应有的权利不是天然的,而是根据“名”的等级而酌情给予的。
政治名分可以提高体制身份。光有能力、职业和名声还不够,还要被认为“可靠”。那些政治积极分子,会被看中培养或提拔,工人编制可以转为干部编制,进入科层甚至权力机构,农村户口有可能“吃上公粮”,被安排公职转换为城市户口,学生的毕业工作分配有可能被留在等级高的大城市,获得好工作。文革中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被取消城市户口。他们要重新获得城市户口,只有通过参军、被推荐招工或上大学。这样的机会,对于没有背景的普通家庭子女来说,必须用政治和劳动表现换取。而劳动表现,在文革中被政治化,是政治表现的具体体现。在工厂,对科层管理人员的提拔也是这样。尤其从工人中提拔政治工作干部,一定要“政治表现好”。王洪文文革前从一个普通工人,被提拔为厂保卫科干事,体制身份从工人编制转为干部编制,就是因为政治表现符合主流要求。王秀珍文革前作为一个普通工人,被保送进上海的专科学校学习,也是因为她出身好,加上政治表现好。
一般来说,人的社会地位是由能力、职业、财富、权力、名声、出身等因素组成的,不同形态的社会各有侧重。其中最能体现个人选择和个人特点的,应该是职业身份。但是,1949年前的职业身份被作为政治身份中的阶级成分,1949年后的职业身份又与难以变更的体制身份捆绑,加上个体对从事何种职业越来越没有选择权,于是到文革前夕,职业身份如果没有体制和政治的优势,已经无法对社会地位起决定作用。例如同样是教师,集体所有制民办小学老师的社会地位,无法与全民所有制学校的老师相比。还有政治名分,也越来越成为职业身份的重要附加值。一些著名的专家学者,只有被认为是革命的,也即有了革命的名分,才会有较高的社会地位。而在另一方面,如果政治名分降低,那么体制身份也有可能降低。历次政治运动中的运动对象最后都会被处理。那些胡风分子、右派分子等等,许多是专家、学者、文化人或干部,成为打击对象后,社会地位骤然降低,不但失去原来的工作,而且失去在大城市的居住权,“下放”去中小城市或边远地区,甚至驱逐去农村劳改,被取消城市户口。更多人则被调离原来的工作,工资降级。文革初期,北京就发生过大规模驱赶“四类分子”出北京、遣送去农村的情况。同样的情况上海也有发生。
所以,政治名分可以提高体制身份,也可以降低体制身份。而在上文所述的两大类身份中,虽然体制身份中的户口最为宿命,编制身份也几乎是一次分配定终身,但在政治身份中,还是有着个人选择的正负空间。而政治名分资源积累到一定程度,不但有可能转换体制身份,甚至有可能转换体制身份中最难转换的户口。在这方面,个人的政治表现是至关重要的,尤其在政治运动中的表现更是关键。不但日常的政治表现,每场政治运动都是一次大规模的政治名分变更机遇。因为这是向共产党表现忠诚的最重要机会。与此同时,被认为表现不好或者政治历史被认为有问题者,则有可能被抛出作为运动的批判对象,从而被贴上各种负面政治名分。背着这样的政治名分,动辄得咎,没有希望,没有出路,还有可能被打入底层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或放逐农村,甚至判刑劳教劳改。每一次政治运动,尤其在文革中,这些人都首当其冲地成为批判和冲击对象,而且累及子女甚至第三代,永世不得翻身。巨大的人生代价,使得很少有人敢于以自己乃至后代的人生作抵押,去对抗共产党。人们不得不积极投入各项政治运动,挣得被信任的政治名分。
这是革命名分的诱惑,也是反革命名分的威慑。
政治身份和体制身份之间的转换关系,就这样成为最有效的激励和惩罚机制。这种来源于内心深处恐惧的忠诚,是共产党执政后历次政治运动的动员能量,也是历次政治运动的动员结果。

文革中的政治名分与体制身份之争

1949年以后,每一场政治运动都是对政治名分的不断划分。由国家权力体系层层布置,自上而下地鉴别和划分“依靠、团结、打击”对象, 重新鉴定政治名分。于是,每一场政治运动,也为每个个人提供了提高政治名分的机会。文革就是1949年以来最大的一次重新划分政治名分的运动。
文革前,评定政治名分的坐标系,纵向轴是时间——参加共产党革命的年份,参加得越早,等级越高,横向轴的是对共产党的态度,即是否“听党的话”。文革中,文革派试图实行新的名分规则:时间改为1966年的文革,造反越早,名分等级越高,横向轴由听话顺从,改为“敢于造反”,这成为文革中上海对干部的考察和提拔标准。这是文革政治名分与十七年的不同之处。不过,这个不同只是“听话”对象的不同。文革虽然暂时可以不听各级干部的话,但必须听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话。这是文革始终没能发展成真正自主的群众运动的重要原因。
文革初期,许多造反者都自认是响应毛主席号召紧跟党的积极分子。但实际上,这个自我认知的革命名分,很可能与他们档案中真正被各级党组织认定的“政治表现”相去甚远。当他们给干部们贴大字报时,干部们会抛出他们个人档案中的一些内容作为反击。这些内容包括偷偷记下的他们过去的言论,或者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的家庭成员或社会关系情况。例如张伯生平时的玩笑与闲谈,谢鹏飞父亲的“政治历史问题”。运动初期各个学校和工厂频发的“抢黑材料”行动,是最初的对干部暗箱操作划分政治名分的冲击,也是对干部划分群众政治等级身份权力的反抗。“不得秋后算账”,实际就是干部不得在运动后期再来一次政治分层,强加名分,反攻倒算。抢黑材料,又是造反派逾越规范的开始。在此之前,虽然对牛鬼蛇神的人身侮辱和抄家等行为,也都是逾越规范的,但是这样的行动,可以追溯到几十年前的土地革命时期,是共产党与生俱来的革命手段,而且针对的是革命对象。而抢黑材料行为,则针对各级党委自身,质疑他们的权力。这个挑战共产党严密控制民众制度的造反行动,是之前从未发生过的。可以说,这是文革中造反派对十七年规则的第一次真正逾越。
在文革中,“革命造反派”成为新的革命名分。以往的那些革命名分——党团员、劳模先进人物、历次运动积极分子,等等,在文革初期全部成为“运动阻力”的代名词,暂时失去了以往的荣耀。由以上几类人物为骨干的上海工人保守派组织赤卫队,被当时上海市委的一个负责干部斥为“队伍严重不纯”。但是,尽管这几类人员文革初期的政治名分似乎降低了,一时不如造反派,但党员、劳模先进人物等政治名分的含金量还是实际存在。毕竟文革前的入党标准非常严格。能入党者不但政治表现要好,其它方面也必须突出;吃苦在前自不必说,还必须是道德楷模。群众基本认可这样的标准。劳动模范的评比也是这样,工作必须十分出色。所以,尽管文革中一方面批判党员及劳模先进人物的“奴隶主义”,也即缺乏造反精神,另一方面造反派中的党员却比其他造反派更受到信任。毕竟入党就是对政治和道德的双重筛选。于是,工总司筹备成立时,身为党员的王洪文会当选为负责人,而继续北上告状的二兵团前身“北上大队”,在北上途中推举负责人时,会呼吁:“共产党员站出来!”
王洪文虽然是造反派,但他对党员也是更多的信任。安亭事件结束后,王洪文马上要人去基层厂挑选党员造反派。党员——文革前的带头者,造反派——文革中的革命者,在王洪文身上得到交汇。这也是王洪文以后被毛泽东看中的最重要原因。上海工人造反派的另外两个骨干人物王秀珍和金祖敏,也都是这两个革命名分的兼有者。他们两人也都被提拔重用,在上海工人造反派中,地位仅次于王洪文。
此外,由于文革虽然是又一场大规模的政治分层,但分层标准却仍然延续十七年的阶级斗争思维。所以,政治身份中的出身、成分效应继续存在。文革初期红卫兵大规模抄家批斗,都是针对十七年的革命对象。出身不好者甚至连参加文革的资格都没有,否则马上会遭到大字报攻击。工总司的潘国平、黄金海、谢鹏飞等最初造反时,都被贴大字报说他们出身不好,意即他们没有资格参加运动。登峰造极的血统论,干脆将出身简化为“红五类”和“黑五类”,前者被封为“自来红”,是天生的革命接班人,后者被称为“狗崽子”,只有老老实实挨批判斗争的份。此种政治等级观念,即使造反派也不能免俗:加入造反队要查家庭出身和本人成分,出身不好者自己也会觉得名不正而矮人三分。谢鹏飞被大字报揭发说他父亲有“政历问题”后,在工总司筹备成立时,认为自己不适于担任主席团成员,推荐了别人。
文革中新的革命名分“革命造反派”,甚至超过了十七年历次政治运动的革命名分。过去的积极分子,只有在宣布造反后,他们之前的名分资源优势才能够延续到文革之中。因为过去的积极分子都是原来的干部培养提拔,他们和那些干部有着割不断的感情联系。当这些干部被作为文革对象,他们培养的积极分子自然被视作文革阻力。所以许多过去的劳模先进人物,还有党团员、积极分子,在“一月革命”造反派大局已定之时,都一遍又一遍地检讨自己,表示要反戈一击起来造反。以这样的表态,表达对文革的认同,从而延续自己的革命名分。一些人也因此保持甚至提高了名分,而且还提高了体制身份。例如杨富珍,宣布造反后,一次又一次地检讨自己“被旧市委利用”,从而成为劳模先进人物“正确对待文革”的典型。她因此被提拔重用。文革前她是纺织厂的挡车工人,文革中她当上了普陀区委书记,职业身份得到了转换。
政治名分的实际价值,靠体制身份的转换体现。如果一辈子只有积极分子的名分,体制身份没有转变,那么除了有可能在评工资时被评得高些,这个名分几乎是空的。文革前,只有像王洪文那样,被从工人转为科室干部,像王秀珍那样,被送去专科学校培养,毕业后成为技术人员,政治名分所携带的附加值才得到兑换,才是名至实归。文革中,1968年毛泽东提出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后,凭着“领导阶级”的名分,大批过去的普通工人进入各级党政机构,成为党政干部。王洪文是其中升得最高的,当上中共中央副主席。其他如黄金海、叶昌明、戴立清、陈阿大等等,也都从普通工人成为市级领导干部。革命的政治名分就这样为体制身份的转换,提供了最坚实的条件。而在1974年的批林批孔运动中,造反派们最焦虑的就是干部们对他们身份转换的抵制。他们希望以革命造反派的名分进入各级领导位置,从工人变成干部。一些人直截了当地提出“造反派就是要当官”。
但是,和文革前相比,文革中政治名分对体制身份的转换是不完全的。所有当了“新干部”的原工人们,人事关系仍在原来的工作单位,工资也由单位按文革前夕的原工资标准发放。他们只是被“借调”去担任新的领导工作。即使当了干部甚至市革委会上层干部,职业变了,但编制仍然是工人。甚至王洪文,当他成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他的人事关系还在上海第十七棉纺织厂,工资仍是他当厂保卫科干事时的64元,而且仍由上棉十七厂发放,每月派人给他送去。与此相对照的是,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当时的工资是400多元(毛泽东工资以行政干部24级第一级算,应是610元。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毛自己要求降低到400多元)。王洪文去北京后,工资不够开销,只好由上海市革委会每月给他补贴。而那些被打倒的干部,以及被驱赶去干校劳动、去工厂“战高温”的干部,他们的政治名分虽然一时降低,职业一度被改变,但他们的编制始终没有被变更,始终保留着干部编制。许多干部在被批判期间工资“冻结”,但一旦恢复工作,被扣工资立即补发。还有那些被“解放”但降级使用的干部,工资一般也不会随之降级。这样的处理与文革前不同:文革前干部如果被降职,一般会被相应降级降工资。
文革前,工人被提拔为干部,编制也会随之转换为干部编制。文革中,被提拔为干部者都不转换编制,工资也不相应增加。所以,他们虽然成为干部,但只要编制不变,他们的身份转换就没有最后完成。这是与文革前干部提拔制度的显著不同。这种状况,使得那些被提拔的工人一旦犯了错误,立即被打回原形,说声下去劳动,就被一撸到底,回原工厂重新当工人。而对于干部编制的各级领导干部和科层人员,即使去干校或“四个面向”,保留的干部编制,使他们保留着重回领导岗位和科层的可能。事实上,到文革后期大批干部也确实回到了机关。
两边的身份转换,都停止在“编制”,都没有名至实归地最后完成。如此只改变职业,不改变编制,初衷可能是为了“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但这样做的结果,却使底层即使向上层流动,也因没有完成体制身份的最后转化,面临随时重回底层的威胁。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文革前就有着干部编制身份的干部及科层人员的让步和照顾,也是对文革中被提拔的工人干部的限制和制约。
政治名分在许多时候,需要编制身份的确认。“工人阶级”的政治名分,只有在工厂工作的工人才具有。而“产业工人”的政治名分,更只有全民所有制工厂的工人才拥有。到1968年毛泽东提出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工人阶级的名义地位上升到顶点。对文革新干部的提拔,有没有“革命造反派”的政治名分是个标准,但若要再提拔到上层,有没有产业工人所必需的全民所有制编制身份,也是重要标准。在一次讨论市委革会的女委员人选时,王洪文提名同是老造反的徐美英和王秀珍,但徐美英是集体所有制工厂的工人,算不上产业工人;王秀珍工作的工厂是全民所有制大厂,属于最正宗的产业工人基地。尽管王秀珍是干部编制,不能算是“真正的”工人,但张春桥最后挑选了王秀珍。而许多工人对自己“工人阶级”的名分也十分珍惜,当被调去科室或各级领导职位时,他们担心自己会不会从此变成“当权派”,不再被算作工人阶级,从而成为下一次政治运动的对象。
文革又是1949年后唯一由底层群众给各级干部进行政治分层的运动。1949年后的历次政治运动,都是自上而下地由各级干部给群众划定政治名分。只有文革,是唯一的一次自下而上,由底层群众给各级干部划分政治名分的运动。“造反有理”,就是群众有权评判干部。
文革始终有两个目标:一个是各级干部们的目标,一个是毛泽东的目标。这两个目标在整个文革中此起彼伏:最初的批判对象“牛鬼蛇神”之类,是干部们的目标,不久毛泽东的目标“走资派”成为运动重点,到“清队”,干部们的目标重又回归。而政治名分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判定权,随着这两个目标的转换而转换。1966年下半年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争,实际就是底层群众与干部争夺对政治名分的划分权。从1966年8月“十六条”公布,到1967年的“一月夺权”,这个争夺完成。对政治名分的划分权转移到群众手里,哪些干部是走资派,哪些干部是叛徒、特务,还有什么里通外国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死不改悔走资派,决定权在群众,而且群众还可以决定哪些干部是可以“解放”后被结合的,哪些干部靠边暂不使用,哪些干部挂起来继续审查。不过,这个时间段不长。从1966年下半年批判资反路线开始,到1967年底(上海之外的其他地区晚一些)结束。随着党政一体化的各级革委会建立,政治名分划分权由各级革委会掌握。1967年年底开始的清队,对名分鉴定的权力又重新回收,清队对象重新由革委会也即各级权力系统决定。但由于各级党组织尚未恢复活动,革委会尚未建立权威,所以这一鉴定在许多单位,是由工宣队和军宣队执行的,在执行的过程中帮助革委会重构权威。
文革也是共产党执政后,底层民众自己给自己确定政治名分的唯一时段。毛泽东主持制定的“十六条”,就是新的革命名分标准。对照“十六条”,群众对自己政治名分的认知与干部对他们的评定不对称,冲突由此而起。1966年下半年,保守派组织和造反派组织都要求各级党组织承认他们是“革命群众组织”。而到了1967年初,干部的权威下降到底点,造反派组织无须干部们的承认,他们自己宣布自己是革命群众组织。在“走资派”兵败如山倒的形势下,频繁的批斗大会更多成为自我身份鉴定的表演仪式。由于没有了鉴定权威,群众只需自我鉴定,或者得到其它组织的认同。于是许多组织都想争夺革命名分鉴定标准的话语权,生怕别人给自己作鉴定。派性,就是对政治名分鉴定权和鉴定规则的争夺战。赤卫队,一、二、三兵团等,就这样被取消革命名分,没有了存在权利,大小武斗纷纷而起。
文革中几乎所有的运动都是争取政治名分,但也发生过大规模的争取体制身份的要求,这就是1967年初的经济主义风潮。
人们既然无法自己选择或改变体制身份,便只能寄希望于操分配大权的干部们,要求他们放松或改变分配体制身份的政策。于是,1958年后因“大跃进”造成持续三年严重经济衰退而被辞退或动员回乡的职工,要求恢复城市户口并恢复工作,支内职工和支疆下乡青年要求回城恢复上海户口,集体所有制职工要求转全民所有制,小集体所有制职工要求改为大集体所有制,体制外的临时工、外包工、合同工连工人阶级的名分都没有,于是他们先要求工人阶级的名分,希望正名后再要求享受体制内工人的工资福利待遇,等等。实质都是要求体制身份后的那个经济利益分配的“分”。
文革中的造反派们,虽然反对由掌握实权的干部划分政治名分和体制身份,但这些反对行为,始终没有跳出阶级斗争和计划经济思维模式。体制内的工人质疑自己被贴上的政治标签,但对于整个政治等级身份制度却毫不怀疑,地富反坏右始终在他们的批判和打击范围内。对于经济体制等级身份,他们更是毫不质疑。有着稳定工作和收入的体制内职工造反派,在争取自己政治权益的同时,对处于社会边缘的临时工等漠不关心,认为他们为私造反。在“反击经济主义妖风”时,毫不手软地将他们的组织红工司取缔。没有人想到,他们应该享有与自己相同的一切权利。而那些体制外工人,在争取体制身份的经济主义风潮中,虽然反对体制等级身份,但却不反对政治等级身份。红工司在与市委签订要求参加文革的条约时,特地注上“黑六类除外”,对政治贱民们没有丝毫同情,更不说考虑到他们的权益,而且他们反对的只是自己被派定的体制身份,不是体制身份制度。他们反对体制身份的目的,只是为了自己能挤进体制,享受体制内的经济权益。
所以,文革虽然是一场重新评定政治身份的造反运动,但是冲击的只是政治身份中的很小一个部分,也即干部对政治身份的评判权。造反派们要求的是评判别人包括评判干部政治身份的权利,不是改变整个体系。对整个政治身份制度,文革不但没有冲击,而且强化,所有文革前十七年曾经被打击的对象,到文革中几乎全部被再整上一圈。虽然一部分造反派试图打破家庭出身的隔离,但是打不破阶级成分的隔离。家庭出身不好者,只是争得了一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名分。有了这个名分,至少可以得到多一点的权利,例如被推荐上大学,例如入党入团。但“本人成分”这个政治身份原封不动,对本人成分“不好”者的冲击批判,甚至比文革前有过之无不及。而对于经济层面的体制身份等级隔离,文革也基本没有触动。
通过自己的努力提高身份,改变境遇,是任何一个形态国家国民都有的心态和行为。只是在当时的中国,因为所有的资源都被垄断,要享有这些资源,必须表现出对共产党的高度忠诚。所以才会有中国民众对政治运动的积极参与:通过政治运动,提高政治身份以提高其它身份,从而获得被共产党严控的各种资源。以革命名分改变自己的人生,是文革能够发动起如此众多民众的重要原因。造反口号之下,是与造反截然相反的效忠。“效忠”这个最俯首帖耳的卑微行为,却在文革中以慷慨激昂的“造反”形象表现。这是文革的特色,更是文革的真谛。
文革结束后,中国社会越来越多元化,两个体系的等级身份越来越淡化。尤其政治身份,几乎完全退出政治生活,职业身份越来越成为名副其实的社会身份。人们不必再通过争取革命名分去换取利益,这是社会的极大进步。

第十六章 经济主义风潮:
革命口号下的身份和利益要求

最初的经济主义要求

毛泽东在生日家宴上对上海文革局势高度评价。但他此时却没有料到,一股与他发动文革初衷格格不入的潜流,正在悄悄涌动。从文革全面发动初期的1966年8月始,一些组织所提出的要求,在政治批判的口号下,正越来越向经济要求靠拢。
1966年8、9月间,位于外滩的上海市总工会门前,每天总有好几批人群,敲锣打鼓地向市总工会送大字报。他们都是上海集体所有制的“大集体”工厂或者是民办“小集体”里弄生产组的职工们,向市总工会要求自己的单位有权组建工会,他们要加入工会。他们表示加入了工会,就可以明确他们的阶级身份,就可以更好地投入文化大革命;否则,他们总被游离于各种社会主义运动之外。当时共有二百多个单位提出这样的申请。
而事实上,他们的真正动机是为了享有工会会员所能享受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自1949年以来,中国工会全部官办,工人无权自行组织工会,只能申请加入官方工会。能否加入工会,不但是政治待遇,还与经济利益密切相关。因为1953年修正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明文规定,对于非工会会员,“疾病或非因工负伤医疗期间的工资与救济费,非因工残废救济费,供养直系亲属救济费,养老补助费,丧葬补助费,只能领取规定额的半数。” 而文革前夕的上海,能够加入工会的,只有全民所有制单位,以及少数集体所有制单位的职工。上海文革前夕共有272.13万职工,其中集体所有制职工为59.76万人。这59.76万集体所有制职工中,能够加入工会的,只有17万上海市手工业管理局所属部分合作工厂职工。 据当时上海市总工会统计的上海“大集体”和“小集体”的集体所有制职工人数情况:

全市共有集体所有制工厂企业和民办事业人员共约42万多人,分布面很广:工业(街道工厂、合作工厂、合作社)方面有25万多人,财贸(合作商店、菜场)方面约有11万多人,教卫(民办学校、地段医院)方面约有3万多人,其他(房地产、环境卫生等)方面约有2万多人。这些单位除手工业局所属部分合作工厂外,目前都没有工会组织。

而一些大集体所有制民办单位的职工,还要求转为“公办”的全民所有制,改换体制身份,尤其以民办小学的教职员工最为突出。 1966年10月6日至8日,长宁、静安、闸北、普陀等区的民办小学教师去市教育局,要求将民办小学改为公立小学,市教育局没同意。部分人于是去北京告状,造成火车在上海市郊的真如太平桥处被阻停驶。这些民办小学的职工造反派后来在1966年12月12日,成立了“上海小教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小教司”),要求将民办小学转为公办,背后的动机,也是为了享受全民所有制企业的社会保障和福利,与公立学校职工同等待遇。据上海市总工会当时的报告称,到1966年8月30日——
目前,在工业、交通、财贸系统的企业中,还有27万职工未批准享受劳动保险条例的待遇(目前享受比劳动保险条例待遇低的小劳保)。前一时期有200多单位提出了申请,最近也还继续有一些单位要求实施。

全国临时工组织的成立

这股要求改善经济地位的潮流,到1966年12月,被江青的一个讲话一下推到了高潮。1966年11月8日,上海工总司成立的前一天,一个由临时工、合同工、外包工组成的全国性工人造反组织在北京成立,取名“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简称“全红总”)。成立当日,首批成员五十多人到全国总工会八楼会议厅静坐,要求全国总工会承认,全国总工会领导人没予理睬。12月18日江青接见北京大中学校造反派代表,讲话中明确表示同情临时工、合同工,说临时工、合同工可以被随时解雇是资本主义一套。12月26日晚,她又与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康生等一起接见全红总代表。江青第一句话就是“毛主席是支持你们的”,她又一次批判合同工制度是“反动的资产阶级制度”,并建议马上以中央文革名义,对临时工、合同工问题发个通知:让他们参加文革,不得解雇他们,工资照发,对1966年6月1日以后解雇的临时工、合同工,必须马上让他们回原单位工作,工资补发。江青又对被叫来接受批判的国家劳动部和全国总工会的两个负责人说:“他们是毛主席的客人,你们要很好地照顾他们。” 1967年1月2日,全红总与全国总工会、国家劳动部合署颁发通告,确定文革中不得解雇他们,已解雇的要恢复工作和补发工资,实际就是保障他们就业,解除他们的就业不安全感,这是临时工的最大担忧。
联合通告签署后,全红总立即排版付印,但最终却没能张贴出去,因为中央决策层许多人反对。王力后来对此回忆:“上海成立跨行业组织都不行,这个变成全国性组织,怎么得了?大家都到北京来成立全国性组织,代替中央了,这根本不行,后患无穷。”周恩来、王力等都反对,毛泽东也觉得全国性组织不行。2月12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通知,不许成立全国性组织,已经成立的一律取消;2月17日再发通知,说全红总与全国总工会及国家劳动部的这个联合通知是非法的。全红总寄予极大期望的通告就此夭折。但是,全红总的行动还是产生了巨大影响。一场文革发动者万万没有想到的当时被称为“经济主义妖风”的风潮,就这样猛烈地刮了起来。
文革结束后,批判者将经济主义风潮的责任算在江青头上,其实,江青对临时工的讲话只是起了导火线作用。不是生活在当时的中国大陆,很难理解和想象,以户口和所有制为基础的体制等级身份制度,对人一辈子命运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从江青讲话看,她显然是从毛泽东那里得到相关言语。毛泽东无疑同情临时工、合同工,他对分配制度从来有着自己“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乌托邦。 而江青从政治和经济平等的角度,对临时工等表示同情,在当时掀起非常大的共鸣和反响。她的讲话立即被印成大字传单发往全国。可以说,她的这个讲话所造成的影响和震撼,不亚于张春桥同意上海工人成立跨行业造反派组织的签字。她将久已积于人们心中对体制等级身份制的不满猛烈点燃了。
在经济主义风潮中,上海这个全国最大工业城市首当其冲。各种要求改善或提高经济待遇的组织纷纷成立,最先是体制外的职工要求进入体制内,到后来,就连体制内的集体所有制甚至全民所有制企业职工,也以各种名义成立要求经济利益的组织。经济主义风潮席卷了上海几乎每一家工厂。
当时这样的经济主义组织有好几类。

临时工、合同工、外包工要求转正

第一类经济主义组织,由临时工、合同工、外包工组成。
这些体制外工人的造反,几乎和体制内正式工人的造反同步。不过,他们批判的矛头,更多指向不平等的经济和政治待遇。当时在市总工会以及附近市劳动管理局的外墙上,曾贴出许多批判临时工制度和控诉临时工遭遇的大字报。
临时工、合同工、外包工等用工形式,曾因终身职业制的加强而削弱过。六十年代初,国家主席刘少奇有感于铁饭碗用工制度的弊病,建议扩大临时工、合同工和外包工等用工形式,增加劳动用工制度的弹性和灵活性。1964年前后经济好转时期,上海许多工厂陆续招收了大量的临时工和合同工,或将一些生产工序外发给社会闲散劳动力加工。虽然,这样的就业形式更符合经济规律,既扩大就业面,又增加用工的灵活性,但这些优点是对于用工企业的;对于被雇佣的临时工、合同工、外包工们来说,这使他们始终被排除在铁饭碗体制的优越之外。
上海街头最初出现临时工游行在1966年10月下旬,游行者不是上海的临时工,而是江苏省苏州市的临时工。他们到管辖江苏、浙江、安徽、上海等六省一市的中共中央华东局要求接见。华东局办公处地处上海西区康平路,负责人先是不接见,后来又迟迟不给答复,这些临时工便走上南京路游行请愿。这个要求自己政治和经济权利的行动,最后无果而终,他们被华东局的干部劝回苏州,但他们的行动却启发和带动了上海的临时工等体制外工人。文革中批判刘少奇,刘少奇所主张的临时工、合同工、外包工等用工制度,更理所当然地成了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证遭到批判。最先批判劳动用工制度和工资制度的,正是这些体制外工人。他们的组织就是前面提到的全红总。随之在上海,这样的组织也很快成立。
1966年11月9日工总司召开成立大会时,不少临时工、合同工也去参加大会。会还没开,一群穿着中式对襟服装的女工,已经在会场里不断高呼口号:“我们要加工资!”“我们要转正!”
安亭事件为成立全市性工人组织打开了禁区,临时工也成立自己的组织。1966年11月中旬,安亭事件刚结束,上海的临时工们马上于11月19日,在市西的华山中学,也成立了自己的组织“上海市临时工外包工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开成立大会前,他们两次前往工总司总部,希望工总司能派人参加他们的大会。但工总司态度非常冷淡,推说很忙,没有去参加。 这个临时工外包工组织,希望能像工总司一样得到上海市委承认,但他们上千人往返于上海市委和华东局整整四五天,没有得到回音。他们不撤队伍,绝食、抗议,直到11月22日,中共华东局工业办公厅主任黄宇齐,与市劳动管理局副局长于永实,终于签字同意他们的《六项要求》 :

一、承认上海市临时工、外包工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合法的革命组织;
二、承认我们今天的行动(召集大会)是革命的;
三、取消临时工、外包工等不合理制度(积极支持将群众意见向中央反映,请中央批示);
四、从今天起不得借任何借口辞退临时工、外包工(黑六类除外);
五、召集全市临时工、外包工大会,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火!
六、文化革命运动中对已辞退的临时工、外包工两星期内极快复工,安排工作(黑六类除外)。
附注:里弄集体事业中的一些不合理制度,有关部门应研究改革。

这些要求中,除了“不得借任何借口辞退临时工、外包工”外,其他几条都是政治性的,比较务虚,没有指向工资。
临时工们召开大会,逼着干部签字,在1966年12月26日江青讲话后更达到高潮。江青在这个讲话中,建议被解雇者马上回原单位并补发工资,消息传出,1966年6月以后被解雇的临时工、合同工纷纷回被辞退前的工厂要求复工。如此造成有的工厂临时工、合同工过多,特别季节性生产的工厂,窝工现象更严重;一些处于生产旺季迫切需要劳动力的工厂,却又怕生产淡季无法辞退工人而不敢招工。 与临时工相似的还有家属工,绝大多数是女工。他们是全民所有制工厂职工的家属,因为家庭经济困难被安排进配偶所在工厂工作,但不算正式工人,工资很低,没有社会保障和福利。他们要求和厂里的全民所有制职工同工同酬。
“上海市临时工外包工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成立不久,为避免被看作是为经济造反,改名为“上海市红色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红工司”),发展很快,最多时有40万人参加,他们自己说“是上海仅次于工总司的第二大群众组织”。 红工司曾经参加1966年12月初上海色织二十四厂冲突,声援工总司。他们希望以这个“友军”行动争取到工总司支持。他们几次与王洪文联系,但王洪文和工总司其他负责人都不理睬他们。 这是临时工、合同工、外包工们的悲哀。他们本已处于工人的边缘和底层,文革中希望通过造反改变自己的经济和政治地位,但本应是“阶级兄弟”的全民所有制工人,对他们的处境十分冷漠,既没表现出同情心,更谈不上认同和支持。
红工司在各区、县都设组织。机关报是《红工战报》,但只在1967年的2月6日出了一期。而那时,已是反击经济主义风潮的尾声,红工司早就被作为经济主义组织批判,大势已去。这期小报的内容是表态式地批判经济主义,与红工司成立宗旨完全背道而驰。
红工司后来被确认为是“闹得比较突出”的经济主义组织。而且文革中有材料,说他们有“大小卡车、汽车、吉普车、摩托车5辆,永久牌、苏联两用车6辆,新旧自行车17辆,月票30张,仅一个多月就支用国家经费近9万元”,“负责人挪用2000元”。 其实,当时其他造反派组织账目也十分混乱,所用经费不会比红工司少,只是很少被审计。例如“一兵团”,据一份材料说他们“据不完全统计,吃掉国家面包、饼干计近1.5万斤粮票,合人民币1.32万元,轿车费计算到1月20日,花了1170元,……装备有4辆各式新轿车、5辆机器两用车、15辆自行车、3辆卡车”。
红工司不认为自己是经济主义组织。上海红工司的一位负责人文革后回忆,他们临时工所求的只是稳定的工作,真正要求补发钞票的不是他们这些临时工,而是工总司下面的造反队。因为他们临时工连谈判的政策资源都没有,他们甚至无法找到能够支撑自己经济要求的政策条文:

受这股潮流影响,红工司属下的造反队也蠢蠢欲动,有的步工总司造反队后尘,想如法炮制。但是,临时工要学样也难,因为临时工没有工资级别,没有工龄,在一个企业工作的时间较短,长的二、三年,短的几个月,完全没有补发钞票的口实,只能在以工作日计工资上做文章,于是提出要求:按固定工以月计工资,要求补发星期日休息的工资,这样就使临时工在限定的狭小范围内也补得了一点少得可怜的残羹剩饭。外包工就更可怜了,连这点也做不到。

1967年2月18日,中央发文要求解散全国的临时工组织,几天后,红工司自行解散。

回乡职工要求迁回户口

第二类经济主义组织,由“回乡支农”工人组成。
1958年大跃进后,连续三年经济衰退,许多工厂开工不足或停工半停工,不得不动员家属在农村或能够回原籍安家落户的城市职工退职还乡,“为国家分担困难”,许诺待国家经济情况好转后将优先请他们回厂复职。上海当时共精简职工31.2万人,其中18.3万人回农村,12.9万人回上海城镇街道。大部份被精简者是1958年以前参加工作的老职工,大多被动员回乡,另一小部份被精简者是1958年后参加工作的新职工,大多为上海市区原来的社会闲散劳动力,如职工家属或个体劳动者等,被作为辞退对象。所有回乡职工户口都被改为农村户口。 但实际上这些“优先复职”诺言只是权宜之计,许诺者没有认真考虑过兑现的可能。1963年以后,国民经济开始回升,但是适龄就业人口急剧增长,带来愈来愈大的城市居民就业压力,使得当政者根本无暇顾及这些已被动员去农村的当年职工。虽然上海也曾设法解决他们回乡后的困难,例如将上海郊县回乡职工吸收进厂当临时工,所得收入与所在农村生产队四六分成,称为“四六工”,也称为“亦工亦农”。1963年以后,上海以这样方式,陆续安排了三万余名回乡职工。 但这只是杯水车薪,而且没有恢复他们的城市户口。
这些被动员回乡的前职工,一旦离开城市和工厂,立即丧失了铁饭碗的固定收入,以及作为城市居民的种种利益,更失去了上海城市户口的体制身份。城乡之间以及两种户口制度之间愈来愈大的经济及文化差别,加上回乡后立即遭受到的大跃进所造成的大饥馑,使得他们深刻地意识到城市户口及铁饭碗的宝贵。这些当初为国家分担困难的回乡职工,发现自己犯了不可挽回的错误,不但自己从职工变成了农民,从“城里人”变成了“乡下人”,而且自己的子女,也永远变成了地位最低下的乡下人。农村和城市,不但经济政治资源极不平等,就连教育资源都反差极大。他们的子女要通过考大学再回城市,将付出比在城市读书艰辛数倍的努力。他们只能将重返城市和工厂的希望,寄托在当初对他们许下诺言的干部身上,而当初动员他们回乡的干部们也自觉理亏,市劳动局副局长汪力田说:“欠了精简下放职工的债。” 那些当初动员他们回乡的基层干部们,更是怀着亏欠之心,毫无怨言地接受他们的批斗。
与其他城市相比,作为老工业基地的上海,1958年前参加工作者,原来就占了就业职工比例的大部份,大跃进后动员回乡,只能以他们为主要对象。与此相对照,其他许多城市,原来工业基础薄弱,大跃进时期为发展工业,招收大批农民,经济衰退时期重点辞退对象是1958年后进厂的工人也即原来的农村人员。上海被动员回乡职工因此认为:上海精简人员工作不符合中央指示精神。一份当时的文件说:“中央原来规定精简城市人口的主要对象是‘58年以后来自农村的新工人’。但上海在精简时,篡改中央指示,把58年以前进厂的老工人也精简回乡(据了解,精简的职工中,工龄在10年以上的占70%,四级以上的技工多达一万二千余人。目前已有五、六万人回到上海,要求复工”。被动员回乡者提出:当初答应将优先让他们复工的诺言,根本没兑现,“这是言而无信”。
1966年12月24日,中共上海市委处书记王一平,以及上海市劳动局副局长汪力田,签字同意这些回乡职工“下厂义务劳动”。 当然,说是“义务劳动”,实在就是这些下放工人希望索回上海户口,改换体制身份的第一步。到1967年年初,当初被动员回农村的十八余万人中,共有超过五六万人回到上海。他们提出:“我们要复工!”“我们要饭吃!” 1967年1月初,五千多名回乡职工在南京路上连续几天静坐请愿。1月下旬更是达到10万,1月18日至21日,他们连续三天在人民广场静坐示威,要求恢复上海户口,回上海工作。 此外,还有一些当年被辞退的近十三万职工家属,虽然以后有一半左右陆续进了小集体所有制的里弄生产组或街道工厂,但文革中,他们也要求回到全民所有制或大集体所有制的原厂工作。
回乡职工组织,较大的有“上海工人支农回沪造反总司令部”(简称“支农司”),成立于1966年11月底,在各区、县都设有下属组织。1967年1月6日,支农司曾经打算发布一个“十条”,其中有几条的内容显然是支农司的核心要求:一、责令上海市各公安机关迅速将支农工人户口迁回上海;二、支农工人立即回厂复工;三、支农工人按下放日期每月补发原工资30%补助金,等等。后来因内部意见不统一,没有公布。 1月5日,支农司1600余人占领了本是内部旅馆的上海大厦4个楼面81间客房,作为返沪工人的落脚处。他们要求将户口迁回上海,要求市委有关干部签字同意他们在上海造反期间吃住费用由原工厂解决,他们提出自己回乡以后生活极端困难,要求原单位给予经济补助,等等。许多干部尽管同情他们,却拿不出解决办法。因为基层干部们没有准予迁移户口的权力,而且上海对迁入户口一向卡得非常严格。
形势对支农司越来越不利。1月11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一下颁布了三个制止经济主义风潮的通告,2月20日,在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工作的朱永嘉,被支农司揪去上海大厦,要求解决他们的户口和工作,不解决就不准离开。朱永嘉被扣在上海大厦一连好几天。他只能做说服工作,劝大家先回去,并答应向中央反映大家提出的要求,放在运动后期处理。“放在运动后期处理”,是《十六条》上的话,支农司对这样空泛遥远的承诺不满,他们将批判朱永嘉的大字报贴满附近的南京路,“打倒朱永嘉”的大标语从上海大厦的楼顶挂到楼底,不远处设在原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办公大楼内的火线指挥部办公室也被砸。
形势的扭转在2月24日,张春桥在上海人民公社改名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大会讲话中,特地对要求回沪的支农职工,以及其他支疆、支内工人讲了一段话,要他们回原地:“我把话说死了,是为了大家都死了心好办事,才能尽快回去。”当晚,谢鹏飞带人去上海大厦,想把朱永嘉接出来,结果所去的28人都被扣押。支农司将十个区的下属组织全部集中到上海大厦附近,封锁了通往上海大厦的外白渡桥,桥两头插着支农司大旗。当时连接杨浦区和市中心的公共交通是无轨电车,桥被封锁,无轨电车又因为必须沿铺设电缆的街道行驶而无法改道,通往虹口区和杨浦区的交通因此中断,工人无法上班,酿成“上海大厦事件”。
张春桥要求尽快处理。第二天,同济东方红开了两辆宣传车去喊话,要求支农司放人并离开上海大厦,但广播车刚开到北苏州路口,车子便被支农司砸了,人员被扣。第二天,解放军开了宣传车去,支农司没敢砸,解放军的广播车围着上海大厦喊了整整一天话。第三天,市革委会派出机关干部与解放军,还有公革会的公安人员,一起冲进上海大厦,抢出谢鹏飞和朱永嘉等被扣人员,并在上海大厦内当场谈判。支农司人员控诉他们“为国家分担困难”而回乡,回乡后却再无人问津的悲惨遭遇,说有的家庭卖血度日,有的家庭卖了自己的孩子,还有人因饥饿而死。一些控诉者边说边哭。谢鹏飞和朱永嘉等都很同情他们,但是回上海恢复户口和工作,不是他们可以决定的。不要说他们没有这个权力,就连当初动员这些人回乡的工厂,以及工厂的上级主管局也没有这个权力。他们只能反复重复“放到运动后期处理”。
与此同时,2月26日与27日,《文汇报》连续发表文章,抨击支农司,说其大方向错了。2月27日半夜,上百名警备区军人及公革会的公安人员包围了上海大厦,首先将支农司的几个负责人从床上抓起,铐上手铐,送去地处市西的上海少年教养所,然后一个一个房间将其余人员统统叫起到大堂集中,以工总司及其他群众组织名义,宣布解散支农司。与此同时,“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已经调集30辆公交大客车,将他们按所来地区编队,送去码头和车站,连夜遣送回乡。随后将被关的负责人也强行送回乡下。 支农司从此不复存在。
支农司占领上海大厦期间,共吃掉5.6万斤粮食,单伙食费一项1.8万元,上海大厦因被支农司抢占住宿,损失租房费5万元, 还不算被占领人员顺手拆除带走的床单、被单、毛毯和丝绒窗帘等酒店物品。

支内职工和支疆下乡青年要求回城

第三类经济主义组织,由文革前的支内职工组成。
作为全国第一大工业城市上海,历年派出大量人员支援全国各地工业和文化建设,有些工厂或商店甚至全部人员、全套设备迁去外地。六十年代中期,毛泽东提出备战,在远离沿海地区的四川、贵州等省,建设了不少工厂,当时称之为“大三线”;在距离上海不远的安徽等省的山区也建造工厂,称之为“小三线”。上海是这些“三线”的人员和设备供应的重要基地。但上海与内地生活水平差距,使向来追求舒适生活的上海人深感不适。大跃进所造成的经济衰退后遗症,内地城市生活和山里的工厂更远比上海艰苦,即使是政府配给的粮食与副食品定量也经常供应不足,加上生活习惯和文化习俗的不适应,令所有内迁者后悔。文革中这些被动员内迁的职工,纷纷返回上海,而且许多都是阖家返沪。据载,仅仪表、化工、第一机电这三个局,文革前两年支内2.6万名职工,1967年初返沪已近二万。更有些内迁厂的原上海职工,1966年底和1967年初全部都回了上海,如西安变压器电镀厂1500名职工都是上海电机厂、上海电镀厂迁去的,全部返沪。贵阳永阳电表厂职工也都是上海迁去的,走得只剩厂长和党委书记两个人。上海江宁电机厂有近百职工原定调往江西,行李和家具已于1966年12月托运寄走,1月初都把寄走物件追了回来,不愿再去江西。 返沪的支内职工批斗当年动员自己内迁的干部。说当初他们是被强迫动员去的,或是被这些干部说那里怎么好而骗去的,现在他们要求归还上海的户口及上海的工作。
第四类经济主义组织由“上山下乡”、“支农支疆”青年组成。
六十年代上海为减轻就业压力,曾动员许多当时被称为“社会青年”的失业青年和刚从中学毕业的学生,去上海郊县农场或远在新疆的农场,这种动员大多是半强制性的,文革前后共动员去了约三万人。文革中他们大批返回上海,要求将户口迁回上海市区,不愿再待在艰苦的农场或边疆。如上海郊县的长兴岛,各农场共有下乡青年一万多人,跑得只剩一百人,造成牛羊大量死亡。 此外1966年上海曾根据新疆要求,将四千多名半工半读学生分配去新疆工作,此刻也大都回了上海,要求将户口迁回。

小商小贩也造反

第五类经济主义组织,由小商小贩等个体户组成。
1956年“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后,个体工商户也开始“社会主义改造”。在计划经济的思想指导下,上海对个体工商户、行商、经纪人等,统一按行业实行“归口管理”:或者吸收进全民或集体所有制企业,或者按行业组成集体所有制的合作商店、合作小组,或者干脆动员回乡。到1959年,上海还有小商小贩等个体户7万多人。1959年至1961年经济衰退时期,上海有些被精简职工的安置工作没有被落实,做起小买卖,此外还有部分职工家属生活困难,也私下从事小买卖,上海无证经营者迅速增加,全市达9万余人。1963年上海对个体工商户重新登记,核发营业执照4.5万余份。当时对个体工商户的发展采取限制、压缩方针。到1965年底换发营业许可执照时,全市个体工商户共有3.6万人。
这些小商小贩虽然有上海户口,但他们没有稳定收入,没有任何社会保障福利,和合同工等一样,处于上海市民最底层。他们被视作“资本主义苗子”严格限制,加上货源全部严格控制在政府手里,他们的小买卖只够勉强糊口,没有发展希望。文革中他们也造反,提出1949年后对工商业的“利用、限制、改造”政策是形左实右,说“小贩头上两座大山:税务局、专业公司”,“现在有三座大山:税务局、工商科、市场管理所”。他们提出:

货源要大民主,不要国家过问……
热门货要优先照顾个体户,后合作(即集体所有制的合作商店—笔者注),再国营(即全民所有制的国营商店—笔者注)……
国营公司批发部门商品进出要由小商贩派代表监督……
福利金(按营业额提取0.2%的公开积累)不交了,过去交的要分掉……
只交营业税,不交所得税。

他们也提出转换体制身份的要求。说市委对“资本主义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产物个体经济,长期以来不予以彻底解决。从此把我们关在社会主义大门之外”,要求“把个体所有制变成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 他们中比较大的造反组织,是成立于1966年12月19日的“上海市个体户劳动者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个劳司”),在上海十区和四县都设有分部。
安亭事件后,从1966年11月中旬始,以上几类人员成批造反,要求复工,要求转正,要求改换体制身份,要求提高工资及社会福利保障待遇,“来势很凶,不断蔓延扩大,有的两千人集会八天八夜包围负责同志,不达目的不肯罢休”。 这样为各种实际利益成立的组织,仅在不久后被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财务监督清理小组登记的,便有354个。 此类组织名目繁多。一些组织从名称就可以知其目的:“革命单身职工造反司令部”要求将配偶调进上海,“常住临时户口革命造反司令部”要求将临时户口改为正式的常住户口,“回乡职工造反司令部”要求户口迁回上海并重新进厂工作,“支疆青年家长革命造反司令部”要求将支边子女调回上海,“住房困难户革命造反司令部”要求分配住房……甚至还有一个组织名为“墓属革命造反员会”,要求归还被政府或单位侵占的私人墓地。这些组织都只是为某个目的临时组成,目的达到便解散。

市委节节退让

到1966年底,这股经济主义风潮席卷整个上海包括上海郊县。人们围着各级干部,不签字就不给吃饭,不让睡觉,不准上厕所,夜以继日批斗。面对越来越膨胀的经济要求,各级干部束手无策。他们若签字同意各种要求,与他们过去一贯坚持的原则不符,但若顶着不签字,又会招致“对抗革命群众”罪名。
1966年11月6日,市委签字同意教育局将民办小学改为公立,市委在《将民办中小学改为公办的决定》上签字。虽然签字时,双方同意工资福利留到文化革命后期处理,但这是上海市委为了缓和矛盾,第一次做出的经济上让步。12月19日,上海市总工会同意吸收刚转为公办的小学教师入工会。
11月中旬,市委成立以劳动局长王克为首的工作小组,着手处理“四六工”中的下放工人问题。经过两次协商,决定从1967年起,工资100%归下放工人,粮食、食油由生产队供应,原定他们必须上交的5%公积金、公益金,改由国家支付。为此,需由上海地方财政每年拨款二百万元。 接着陈丕显同意将地段医院改为公立,加上国务院财办曾发出一个对合作小组、合作商店可以改为国营的通知,一些集体所有制单位据此纷纷要求改变所有制。 11月22日,黄宇齐与于永实签字同意临时工、外包工六项要求 (前已提及)。11月23日,上海市劳动局长王克在支农回乡职工七条要求上签字。 11月26日,上海市副市长宋日昌与上海电动工具厂职工签字,承认“五八”类工资不合理。 “五八”类即1958年大跃进时期进厂的临时工、家属工。
11月29日,上海市委成立“劳动工资接待小组”,为首的是分管郊县工作的副市长宋日昌、分管集体所有制工业的副市长石英,以及市劳动局局长王克等人。据说,曹荻秋对石英说“不要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要搞一个全面方案”。因此这个小组曾打算“将全部集体所有制近六十万职工改变为全民所有制,提高劳保福利,报中央文革”。但局势的混乱,使得这个小组从一开始成立起就遇到极大的困难,根本无法开展工作。
12月1日,宋日昌代表上海市委,同意郊县下放工人和临时工万人大会要求,并同意将11月23日王克签字同意的支农回乡职工七条要求作为正式文件下发。内容如下:

宋日昌同志代表市委同意下放工人、临时工人万人大会下列要求

一、由市委王克同志签署同意的“郊县下放工人、临时工人联合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三点革命要求,由劳动局立即下达郊县各企事业单位。
二、凡目前在市属、县属单位(包括集体所有制单位,下同)工作的下放工人、临时工人在政治待遇上与基本工一律平等。
三、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各单位领导不得用任何借口,刁难、歧视、打击、辞退下放工人和临时工人。
四、企业中下放工人、临时工人(不包括亦工亦农)中一些不合理分配制度立即废除。
五、对目前尚未安排工作的下放工人,临时工人,凡有条件从事工业生产的,今后应根据国家需要,积极地、优先地予以安排。对丧失劳动力家庭困难的下放工人,应予以妥善安排。
六、关于下放工人、临时工人的转正问题,市委应立即呈报中央,按中央政策办理。
七、同志们提出的其他问题,委托总司令部与市委协商解决,上述问题如有与中央指示不符合的,按中央指示办理。

宋日昌同意
1966年12月1日

对上海市委来说,自工总司成立一个多月来,他们节节败退,在经济上作出部分退让,是他们所能做的最后努力。对于普通民众来说,文化大革命发展到此时,才是到了真正关乎他们切身利益的层面,才给了他们为自己争取实际利益的可能。但此时,市委的退让仍有底线,即只是在用工等制度方面让步。而这些让步,除了“四六工”的分配比例,大多数还没有直接涉及到最现实最直接的利益——钞票。即使是集体所有制改全民所有制,也仍将“工资福利留到文化革命后期处理”。
1966年11月底至12月初,马天水在北京参加工交会议期间,王克就曾直接打电话向他请示有关劳动工资福利问题,马天水答复,群众有些经济要求,可以适当满足他们。当时马天水已经决定转向,他可能认为,在经济上的让步,就是对造反派的支持,马天水后来检讨说:

在北京参加中央工交企业座谈会后期,市劳动局王克曾同我通了电话,要求解答工资福利待遇问题。我说:“在不改变根本工资制度和所有制,在不影响大局的原则下,地方可以解决的群众合理要求,可以考虑。”这句话,在当时情况下起了很坏的作用。我又错误地同意把把街道工业的福利待遇在低于临时工的前提下可以解决,我同意过在不增加工资条件下有些日工资可以改为月工资,并在日工资改月工资过程中对街道工业中少数低于街道工业本身最低工资标准的,可以调整到最低标准。学徒工中简单工种缩短期限的问题,也讲过经过通盘研究后可以考虑。我同意改变下放工人收入上交社队不能少于百分之五。我同意过科学单位外出串联。

1966年12月11日,解放日报事件刚结束不久,陈丕显主持市委委员会议,这是陈丕显养病后第一次主持各部委、区委负责人会议。会上陈丕显宣读了中央文革小组顾问陶铸的指示:

现在很被动,要争取主动,对他们的要求,要尽量解决。……
群众运动政治斗争必然要冲击到经济问题,看来上海群众运动中经济制度、体制等问题势必冲破,看来是顶不住的。……
要独立思考,独立作战,灵活处理。

此时, 陶铸在12月初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因谷牧的《汇报提纲》受到毛泽东和中央文革派的指责批判,只好作检讨。12月下旬,毛泽东要周恩来主持“生活会”批判陶铸。会后虽然陶铸的职务没有变,但地位已大大下降。 陶铸显然预感到自己将不久于政坛,向毛泽东要求“到下面去工作” ,并向下边打招呼。12月10日这天,陶铸给上海市委打来最后一个电话说:“以前对你们帮助不够,我自己也有错误,替你们出了些坏点子,对不住。今后,不要靠中央保,现在靠谁保都保不住。”他还让陈丕显和曹荻秋以后不要再打电话给他了。接到这个几乎是最后告别的电话,曹荻秋非常难受,对人说“心都凉了”。
12月10日左右,曹荻秋对市委劳动工资接待组说:“对待红卫兵经济上可以放宽些,争取政治上主动”,“我们以前工作所以被动,主要是经济上卡得太紧。” 13日,市人委在市人委大礼堂召开接待站工作人员会议,宋日昌要求:“不要搞对立,造成重大事件,发生了问题都要市委负责的。”市劳动局局长王克说:“工人、农民起来闹革命很自然先是经济。”他传达了市委书记处书记马天水的指示:

经济上能解决的解决,不能解决的不许愿。只是集体转国营,下放工复工,临时工转正不行,大鸣大放争辩后解决。……
要搞几条杠杠,大的不能解决,但不能对立。问题不能解决,一、二星期后就起变化,堵不住。

散会后,市劳动局即对集体所有制企业和临时工、合同工、外包工的劳保福利制定新方案,数日后完成。
12月15日,市劳动工资委员会向中央打报告,希望对群众要求最集中、压力最大的一些政策性问题给予明确答复,市委甚至以书记处名义发电报给中央,要求张春桥回上海指导处理一系列问题,但等不到回音。在得不到中央明确指示的情况下,12月25日,在法华镇路一个办公地点,副市长宋日昌、市劳动局局长王克、副局长汪力田等,起草关于将集体所有制改全民所有制和临时工、外包工劳动福利问题的两个方案 ,以及《在与群众协商时对几个具体问题的暂行处理意见》共七条。内容主要包括:集体所有制单位人员的病假、产假、工伤、困难补助等劳保福利待遇,可根据本单位经济条件,先制定一些低标准的暂行办法;临时工的劳保福利待遇参照上述办法;外包工人事关系暂由企业代管,劳保福利待遇参照临时工;日工资改月工资;学徒期按中央规定办,过长的可由群众讨论,各局自行决定;精简人员在中央没有相关指示前,企业不能自行安排复工;县属单位人员的交通费补贴可参照市区规定,市区集体所有制单位人员的交通补贴可根据本单位经济情况,参照国营企业规定。 这七条报马天水,马天水同意。

香山路会议

12月底,王克同意将1962年精简的1958年以前老工人,于一个月内安排工作。曹荻秋听说后,认为不妥。但是,12月30日,他见到宋日昌时,宋告诉他,王克已经签了字。曹荻秋要宋转告王克,绝不能这样做。而此时,正值临时工、外包工准备召开全市大会,曹荻秋希望了解外包工制度的来龙去脉。他约了王克。与此同时,前面章节已提及,市委接待站负责人杜淑贞和关健曾经打电话给曹荻秋,反映说接待工作难于维持,到处逼着她们签字,她们实在不知该如何顶下去。曹荻秋要杜淑贞也参加会议。
1966年12月31日深夜12时至1967年1月1日,曹荻秋在香山路中山故居召开会议,参加会议者,除曹荻秋外,还有市委书记处书记王一平、副市长宋季文、宋日昌、张承宗,市委副秘书长杜淑贞,以及劳动局长王克等八人。 曹荻秋说:“现在这些问题,请示中央也没有用,还是自己先干起来吧!” 会上,王克为自己的签字作解释,他认为,过去精简这些工人确实有不当之处,而且许多人回乡后,生活一直很困难,按照上海历年安排劳动力情况看,安排六七万人工作还是有潜力的。王克并说为此马天水已签发了一个电报报告中央。宋季文则认为目前工厂劳动力不是多了,而是不足,认为可以安排。曹荻秋原来反对王克签字,听他们说明理由后,同意了他们的意见,但不同意在一个月内就安排这些回乡职工工作,要王克另作较长时间的具体安排计划。王克又提出,社会青年要求安排工作,如何处理?曹荻秋说,都要安排有困难,可根据往年经验,适当安排一些。王克还提出,街道工业要求改国营怎么办?曹荻秋答复可以先戴帽子,其他不变。曹荻秋后来说自己之所以这样答复,是因为——

文化大革命以前旧市委曾研究过街道工业的性质,从它的产品由国家调拨,原料由国家供应,利润上缴地方财政等方面都应肯定它的性质是国营,但为了把这些工厂办为半工半读式的新型工厂,我们决定暂时不宜宣布为国营性质,以免在工资福利方面引起问题。

会议的内容被归结为五条:

一、1958年以后精简下放的工人全部回原厂安排工作;
二、社会青年要积极安排工作;
三、街道工业可以先戴国营的“帽子”,适当增加劳保福利;
四、郊区五类地区的工资可以考虑升到八类地区的标准;
五、长期临时工和外包工改为长工。

这个会,后来被批判是“香山路黑会”,说这个会是贯彻陈丕显的意见“经济问题放松些,不要顶”。工总司的岑麒麟以后也提到这个香山会议,1967年1月10日他临去北京参加全国反对经济主义大会时——

当时收到了二本日记本(似应为“笔记本”-笔者注),据说是宋日昌、宋季文的,是在元旦香山路开会时的记录。内容有关经济主义的。这两本日记是怎样搞到手的,我原来就不清楚,只记得是当时参加会的财政局的人送来的,是谁不清楚,日记内容我也没有看过,只记得里面有“经济上不要克得太紧”。
我们把二本日记交给周总理秘书,他们收下后,没有下文。

香山路会议后的1967年1月2日,市委劳动局根据香山路会议精神召开干部会议,传达曹荻秋指示,制定了两个方案:《关于1961年---1963年精简回乡支农职工和辞退的里弄工、临时工以及社会待业人员的工作安排和生活救济问题的初步意见(草案)》,《关于当前若干工资待遇方面问题的初步意见》,并宣布立即付诸执行。 1月3日宋季文向市委传达五条,贯彻到外贸、商业二局、市经委、计委等所属单位。 而对郊县农村人民公社生产队的分配和积累关系,市人委农业办公室主任对各县农业局说:“今年生产大队不要向生产队提留积累 ,不要引火烧身,自找麻烦,明年买农业机械可以向银行贷款。”
劳动工资政策,从来牵一发而动全身,市委不会不知其中深浅。许多处于第一线的局长、书记们,最初一直顶着轮番批斗不肯签字,就是知道一旦开了口子,后果不堪设想。市委推出这个不久为自己添加罪名的下策,显然是乱了方寸。从曹荻秋的检查看,市委干部们很同情那些生活困难的体制外职工,以及已经成为农民的下放职工。造成这些问题,一是因为体制,二是当政者说话不算数,积下许多矛盾。但是,在这样一个非正常的混乱时期,试图解决这些矛盾,无疑点燃了危险的炸药包。

港务局首先补发钞票

前文所说的几大类组织,目标主要在体制身份,他们掀起的社会影响巨大。但他们毕竟不是正式职工,或者虽是正式职工但已支内支边去了外地,没有了上海户口。这些体制外和非上海户口的造反者,所影响的主要是上海的社会秩序。真正使上海的生产和经济秩序受到巨大冲击的,是来自体制内正式职工的经济要求。
上海市委在经济政策上节节退让,最初还只是对临时工、合同工、外包工以及回乡职工的要求妥协,而且主要是在复工和就业保障方面。但这些体制外工人一旦取得胜利,他们的行为马上被体制内工人们效仿,经济主义风潮很快向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企业蔓延。文革刚开始时,人们的要求没有直接指向经济。最初的物质要求与造反活动还算有关系:活动经费、办公用品、交通工具等,都只是政治要求的附属品。但很快,许多组织提出的要求越来越物质化。
据记载,1966年12月27日,上海港务局所属第九装卸区部分学徒工在抢“黑材料”时,发现一份有关学徒工工资的上级文件。对照这份文件,他们认为自己的学徒期被定长了,于是到上级管理局的北方区海运管理局去造反,要求补发转正的工资差额,局党委书记李广签字,同意补发一年。 根据不久上海一些银行职工给毛泽东、周恩来的一份特急电报反映,港务局学徒工这次补发工资内容是:“艺徒原学习期三年,现改为二年,普遍补发一年差额,满期后工资并改按‘新’标准补发”, 第九装卸区为此共发出9.5万元。 九区学徒工的成功马上被港务局其他装卸区的学徒工仿效。其中,第四装卸区一次补发近四万元,每人平均补发三四百元,最多拿到上千元 。当时上海全民所有制企业正式工起点工资每月39元,补发的钱对这些工人来说,显然是一笔巨大收入。
这是上海经济主义风潮的一个重要升级。
在此之前,逼着当权派签字的,主要还是体制外的临时工等,人们的要求还没有直接涉及到补发钞票。海港青年工人成功地迫使当权派同意补发工资,而且一补发就是一年。这个消息一经传开,各单位在职职工纷纷起而效仿。十几年来只能被动地等着党和政府分配利益的职工们,一旦发现自己能有主动争取经济利益的机会,马上寻找各种理由与当权者谈判。几天之内,这股风便迅猛地席卷了几乎所有的工厂和企业。所有的局长、处长、科长都成了宝贝,被人们争先恐后地夺来抢去,逼着在写着各种经济要求的纸条上签字。上海北方区海港,更是因为工人都离岗去找干部签字,当天便全区停工。
各级领导干部在这股经济主义风潮前束手无策。许多干部过去都是共产党的地下党员或工人运动领袖,有着与企业主和国民政府谈判的丰富经验。但他们自己成为政府或企业领导后,却完全没有了与群众谈判协商的能力。过去,除了几年一度的统一加工资外,即使同情职工,他们也没有随意增加工资或福利的权力。现在,市委松了口,群众又逼得紧,加上或者是对工人处境的同情,或者是希望能以合作的姿态表示自己对文革群众运动的支持,许多干部都签字同意群众的各种经济要求。

体制内职工的经济要求

在这场经济主义风潮中, 如果说体制外的非正式职工的临时工,要求的是体制身份平等,那么体制内的正式职工,要求的则是经济分配平等。从当时的资料看,正式职工的经济要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认为过去评定的工资级别不合理,要求补发工资。许多人提出,本单位的领导在过去加工资时,没有按照有关文件办理,压低了工资标准,所以要求按当时文件所规定的标准,重新评定自己的工资级别,并补发这些年的差额。如上海圆珠笔厂工人,提出过去评级不合理,要单位领导同意,将凡工资低于1963年该厂平均工资者,一律提高到平均工资水平,并自1963年始补发,如此共补发了七万多元。 以同样理由,上海市邮电管理局1958年招入的家属工,逼着劳动局副局长长汪力田签字同意工资由30元调整为41元;盲哑福利工厂逼着市民政局干部签字同意将平均工资从30元调整为50元,提高70%。
又如钢铁行业,1958年市里曾经招收过一批青年,先让他们修筑上海沿海的海堤,然后转到当时新建的几个大钢铁厂工作。这批工人提出,多年来技术升级评定不合理。12月底,市委有关干部签字,同意这批工人的技术级别一律从一级半工升到四级工,并补发三年的工资,平均每人补发八百元。
补发工资风潮中,许多是学徒工提出,国务院规定学徒工的学徒期限,可以依工种的繁简,分为技术工三年、熟练工两年,简单工半年。上海有些单位却一律规定为三年。 学徒期三年的技术工种的技术级别最高八级,例如机械精加工工种,学徒期两年的熟练工技术级别最高六级,例如油漆工、装卸机械的操作工,半年的简单工种没有技术级别,例如起重指挥工、清洁工。学什么工种是被分配而非自己的选择,学徒工没有工资只拿18元津贴,满师后起点工资42元。那些熟练工种的学徒期,被从两年延长到三年。这使熟练工的学徒感到自己不仅在学技术方面吃亏,而且在经济方面也吃亏。于是许多熟练工学徒纷纷要求按国务院规定,缩短学徒期并补发工资差额。前面所提引发上海在职职工经济主义风潮的港务学徒工造反一事,即起因于此。上海第二商业局1967年初曾补发工资63.7万元,主要便是用于学徒转正期三年改两年这一项。 当时上海此类组织较大的有“五八兵团”,由1958年进厂工作的青年工人组成,要求纠正过去三年的学徒期并补发工资差额。
自1958年以后,职工工资增长速度缓慢,1958年上海全民所有制职工,月平均工资是70.71元人民币,而在以后几年最高也只升到1964年的70.78元,到1966年又降到66.53元。 每次加工资的决定权都在干部手中。1949年以后一次又一次运动,尤其是1957年“反右”、1959年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以及随即而来的在干部中“拔白旗”,许多干部成了惊弓之鸟,不敢为民众说话,在涉及民众切身利益的政策掌握上,宁左勿右、宁紧勿松,埋下了许多不满和矛盾。文革中这些干部成了“走资派”,那些对过去工资评定不满的工人,得以有理由要求“纠正工资评定中的修正主义路线”。
正式职工的要求之二,是改变体制身份:集体所有制要求改成全民所有制,小集体所有制要求改成大集体所有制,等等。然后根据改变后的身份补发工资。
上海当时共有集体所有制职工60万人。成员以民办小学教师为主的造反组织“上海小教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小教司”),要求将集体所有制的民办小学改为全民所有制的公立小学,教师按公立学校标准发放工资和福利费。1966年11月上旬,市委同意民办中小学改为公办。1967年1月6日,张承宗副市长签字同意民办业余学校教师月工资从22元增加到43元。 和民办小学类似的还有地段医院的从业人员,也要求改公办。 12月中旬,陈丕显签字同意。陈丕显说:“民办中小学已经改了,地段医院也可以改,又不是生产单位,改了没有关系。” 还有上海的人力装卸运输工人,要求将他们“统一归口”,改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1月10日陈丕显签发同意人力装卸运输工由集体所有制改为全民所有制。
正式职工的要求之三,是补发或增发各种劳动福利费用或劳动保护物品。如交通补贴费、早餐费、夜餐费、加班费、洗澡费、有毒有害工种营养费等各类津贴,以及工作服、工作帽、工作棉大衣、工作手套、工作鞋、洗脸毛巾、肥皂、套鞋等劳动保护用品。其中,有些是低福利的集体所有制职工向全民所有制企业福利的攀比,有些则是企业五十年代曾经实行过,后来被取消或降低了标准的。1959年至1962年的经济衰退时期,许多工厂紧缩开支,削减工人的劳动保护费用,诸如延长工作服发放周期、缩减或降低劳动保护用品发放范围或标准、减少夜班工人的夜餐津贴发放对象、降低有毒有害工种工人的营养津贴标准,等等,一直到1966年国民经济好转后仍未恢复。这些劳动保护用品或津贴费用是笔不小的隐性收入。文革伊始,许多工人理直气壮地要求恢复原有的劳保待遇。上海第二商业局便为此补发了9.5万元。
例如根据劳动保护有关条款,有些有毒有害工种,原来每个工作日可有一份价值0.14元的牛奶,作为营养补贴,1959至1962年的经济困难时期以“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将1962年以后进厂工人的牛奶取消,代之以每个工作日发0.10元工厂食堂的菜票,作为营养津贴。工人们觉得劳动保护标准被降低,要求恢复牛奶供应。 又例如发放劳动保护用品,黄金海工作的国棉三十一厂,以发劳动保护用品为名,给机修工、车床工等有关工种每人发一双皮鞋,作为车工的黄金海也发到一双,但却不是以往车工穿的那种厚底高帮大头皮鞋,而是可以平时穿的黑皮鞋。黄金海后来去问是哪里发的,回答说是根据纺织局的指示发的。 还据说,甚至连陈丕显的警卫员,也每人发了价值80元的衣物。
第四是瓜分资金。如年度生产资金、工会基金等。邑庙区扎排组将1963年以来所积累的5万元生产基金全部分光。个别合作企业的职工还抽回入股股金,等等。
第五是要求发放各种文革活动经费。如串联费、宣传费、袖章费等,或要求提供宣传工具如扩音器、喇叭等,交通工具如轿车、摩托车、自行车等,点心如面包、饼干等,还有报销市内交通费、月票费、外出用餐费、半夜餐费,会场费、照片费、电话费、外出调查费等等。这方面费用开支非常大,据当时对轻工业、教育、商业、劳动等4个局调查统计:4局共有297个群众组织,从1966年11月上旬到1967年2月底,将近4个月时间花去经费55.6万元。又据市粮食局统计,从1966年11月下旬至1967年2月5日,全市粮食供应共增加300万市斤,大部分是供各群众组织的点心和开会吃掉的面包。其中光是益民食品四厂就欠粮20多万市斤,而市教育局从11月下旬到2月5日共吃掉面包饼干6700多市斤。
还可以列出许多内容,但主要是上述几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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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昨 天》第一五四期
帖子发表于 : 周五 7月 03, 2020 3:1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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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经济生产危急

经济主义风潮搅得1966年底至1967年初的上海一片混乱。
上海几大港务装卸区,六千多工人几乎全部停工,据统计,1967年1月初,上海港离开生产岗位的工人达5900人,大家都去找干部签字,还有许多人干脆趁乱不上班,乐得休息。上海港务装卸工大多由临时工和“四六工”组成,他们不上班去造经济反,上海港几乎全部瘫痪。自1967年1月1日起,各港口纷纷停止发运货物,日装卸量从日常的9万吨下降到3.5万吨,停泊货轮无人装卸,港口物资严重积压。从1967年1月1日至9日的9天中,大批中外运输船只泊港时间超过规定期限,平均每天约有七十余艘中外轮船无人装卸,有一天停了114艘船,上海港几乎瘫痪。大批中外运输船只泊港时间超过规定期限,为了赔偿这些轮船的非生产损失,这九天中一共亏损几百万英镑。1月4日,有艘希腊船因超过规定时间两个多小时才能解缆开航,船长将中国国旗倒挂以示抗议。一艘英国轮船的大副向中国的驻船员说:“我今年来过三次,一次不如一次。这不是一天天好起来,而是落下去。”
铁路运输也严重不畅。自1966年12月31日至1967年1月7日,8天中,上海到北京的直达客车都在中途受到阻拦,没有一列开到终点站,而从1967年1月1日至9日——

上海开往南京、杭州方面的客车,按计划是每天21列,实际开出的每天平均只有17列,而且误点、中途停车事故每班都发生;开出货车,按计划应为23列,实际开出平均每日3列。货物装卸方面,装车计划为650辆22,742吨。实际平均只有72辆2,615吨;卸车按计划也只完成11%左右。3日到8日,南京、杭州方面开出的列车,每天平均有52列停在沿途各站,无法进入上海站。

长江航运局31艘大驳轮和6条拖船停工数天。宝山县运输公司全部四十多条船(3600吨位),从1966年12月28日起停了半个多月。到11日,上海十个郊县运输公司轮驳队更是全部停航。
铁路运输和港口装卸瘫痪,工业原材料和生活资料无法运进上海,上海的生产、生活危在旦夕。电力用煤、生铁、木材等重要物资积压在港口,造成上海工业原材料严重紧缺,生产受到重大影响。许多重要工业部门面临停产,仅轻工业局系统,就有一万名工人被迫停工待料。1月下半月,上海库存生铁只剩12.1万吨,仅够用半个月。炼焦制气的精煤量少质差,甲醇库存只剩150吨,工业盐的库存仅余十天用量。最紧迫的是煤存量。全市7个电厂,存煤平均只够用3天。其中望亭发电厂最为严重,存煤量只够用一天半,原来小山般高的煤堆几乎快要铲完,已经开始在铲底煤了,该厂不得不将11个炉子停了5个,致使发电量从每天400万度急剧下降到200万度。而杨树浦发电厂到1月9日,也只剩两天的存煤。1月上旬上海正常电力需要量为96.6万千瓦,但实际发电量曾一度降至60万千瓦以下。没电就没水,自来水供应也受到严重影响。受到影响的还有粮食供应,1月上旬的粮食每天到货量只能满足上海日销量的70%。
各区、县、局的干部,为了躲避被批斗和强迫签字,都尽量躲藏起来,上海的生产无人指挥。生产工人纷纷“造不合理的工资制度反”,无心工作。上海的生产连续大幅度下降。在工业生产领域,工人大批离岗,生产车间一片萧条。1月上旬停工的化工工厂及重要车间有11个。1月计划钢产量24万吨,因大批人员离开生产岗位,焦炭供应不上,上旬生产陷于停顿,上钢三厂因大批化验人员外出串联,六个转炉停了五个。纺织行业1967年初的缺勤率达10%,国棉十七厂2400工人停工,持续一星期,损失百万元。轻工业局所属562个工厂中,有308个个完不成1月份生产任务。上海机械厂6000名职工全部停工,上海第三机床厂也全部停工。
在上海铁路局,“一些机车司机、票务员、扳道员、信号员、装卸工都受了蒙蔽,停工去造经济反。那时北站竟四门大开,无一人验票”。
邮电局和市内电话局40%的职工离岗,仅积压的装拆移工单就有三千余张,九千多只电话被窃被损,电话欠费近40万元无人催缴,市内通讯随时有中断的危险。
上海市海洋渔业公司的198艘渔轮平均每天只有五六对出海。全市鱼及水产品的库存量只有9万担,每天供应市场只有一千多担,不到平时的十分之一。
而在上海郊县农场,因大量人员外出或返沪,直到2月农田里还是白茫茫一片。在崇明岛的向阳农场和跃进农场,大批棉花没人收摘,烂在地里,当时估算有17多万斤棉花未收进仓库,40多万斤棉花腐烂变质,1.5万亩水稻没有脱粒,因霉烂或被野鸭吃掉的有11万多斤。
人们提出各种名目的经济要求,逼着干部签字后便马上去银行提现。银行提款量越来越大,几乎被提空。在北方区海运局所属上海地区各单位,从1月1日到9日,发出现金148万元,但日装卸量却由9万吨猛降至3.5万吨。
在上海铁路分局,自1966年12月21日到1967年1月9日,全局共签字63份工资福利协议,金额高达3050万元,该局1961年技校毕业生每人补发工资1500元。在上海第三钢铁厂,1958年后转入钢厂的青年工资级别一律从一级半升到四级,平均每人补发三年升级工资800元,共补发60余万元。老工人也因青年工人升级而普遍调整级别,又补发了工资近130万元。在上海内河航运公司周家渡船厂,仅18个工人的补发工资差额便达2.26万元。有对夫妻,两人共领到补发工资4128元。在上海第二商业局,对16万职工以各种名义发出现金118万元。下面是商业二局1967年所作的支出表格,可以看出当时资金发放内容:

经济风主要项目 发出金额(元) 占全部发出数%
1.企业职工补发工资 637,576 54%
2.外出串联 181,990 15.4%
3.补发临时工工资 79,803 6.76%
4.艺徒服装费 40,600 3.44%
5.支农人员费用 52,014 4.4%
6.增发劳保福利费 66,767 5.65%
7.补发早点费 28,249 2.4%
8.其他 94,315 7.95
合计发出金额 1,181,314 100%

经济主义风潮很快从市区蔓延到郊县城镇。川沙县补发工资等费用支出136.8万元,金山县支出100万元,嘉定县支出52万元。川沙县财政收入为此下降30%。“嘉定县有个工人要求从1953年起补发追加工资,总数竟高达万元。” 由于市委和华东局领导签字同意农村外出合同工的劳务副业收入由原来的公六私四改为95%归己。农村务农人员与务工人员以及合同工之间的收入立即显出差异:

宝山县刘行公社沈宅大队有个30多人的缝纫组,如按此办理,每人每年平均可分现金1400元,而同等劳动力的社员,全年实做380个劳动日,却只能收入现金285元,相差5倍。同时,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也严重影响郊区的年终分配。宝山县罗店公社金星大队杜家桥生产队,全部现金3,600元,而退还给外出工上交集体收入需6,000元,社员年终不但分不到现金,还倒欠2,400元。该公社镇南大队每个劳动日值因此从去年的七角二分下降到只有三角七分。……
许多公社及农场人员脱产、停工进县城和市区,成立各式各样的行会组织,如:‘初小毕业生造反司令部’、‘某某届农业中学毕业生造反司令部’等等,仅川沙县就有一百几十个之多。

1966年上海212.44万名全民所有制职工,月工资总额14.1亿元。 而据上海市革命委员会1967年4月统计:上海在1967年1月,仅增加、补发职工工资、奖金、津贴、福利费,分掉工会节余经费、集体公积金、股金,以及发放串联费、物资等等,就耗资3500万元至4000万元。 相当于月工资总额的四分之一甚至更多。其中,华东电业管理局原来每月工资总额33万,1967年1月5日一天便为所属工厂提取补发工资128万元,相当于该局4个月工资总数。
1966年12月底至1967年1月上旬,上海所有银行门前都挤满了提款人群,仅1月3日这天,就有几百个单位到银行提款。 全市银行1月1日至1月7日,共支出3800万元, 最多一天支出现金达2800万元。 由于提款人数多、数量大,上海各银行现钞几乎被挤兑一空。
拿到各种补发款项的人们,马上赶往商店购买久已渴望的商品,于是本来就短缺的计划经济市场货源更捉襟见肘。上海最大的百货商店中百一店(上海第一百货商店),1967年1月1日至8日总销售额比上月同期增加25.1%,比上一年同期增长36.3%,尤其是高档商品销售量猛涨。1月8日早上,中百一店一开门,早已等候在店外的人潮一拥而进——

一下子有三百多人冲向地下室购买缝纫机,有一百多人冲向自行车,对于手表更是紧张,往常不大有人买的四千至五千元的进口手表也几乎销售一空;高级呢绒衣料的出售量更是成倍增加,顾客购买商品普遍有种紧张心理,不怕不合用,不怕价钱贵,就怕买不到。

许多商品脱销,由此又造成市民的恐慌心理,一些市民抢购囤积煤球甚至草纸等日常生活用品,以致郊区及市中心此类商品接连脱销。
由经济风又引出抢房风。文革中最初抢占民房的是红卫兵,占用资本家或“黑帮”的房子作为司令部、总部办公处。地处南京西路上的静安新村被称为“头头新村”,因为被造反派组织占作办公室的房子非常多,成天可见成群的造反派头头们进出弄堂。不久抢房风发展为抢占他人住房自己居住。1966年12月31日一夜之间全市刮起抢房风。房管部门掌握的待分配的新旧空房和造反组织加封未用的空房,一下子全被抢占。此种抢占住房的行动,大都借用单位造反队名义,有些人开着卡车去抢房子,甚至一家三口组成一个造反队,去占领一栋房子。自1966年12月30日自1967年1月3日,除了文革运动对象住房30万平方米被抢占外,5天内全市所有待分配空房也都被抢占一空。长宁区天山房管所原有1600间空房,可住1200户人家,一个星期之内全部被抢光,徐汇区天平街道有200多户人家抢占房子,以后始终不肯退还。还有人串联组成一个全市性的“住房困难户革命造反司令部”,天天到房管部门去讨要使用证、房票簿和钥匙。有些人怕日后被追究,发明“连环抢”:自己抢了房子搬去,又叫熟人住进自己原来房子,并类推之,试图造成无法退房的既成事实。在这股抢房风的威胁下,有些私房主眼看房子不保,就让亲友抢住进来,堵住外人来抢房。也有一些危险房屋的业主,抢得好房子后,主动上交原来的危房表示革命。这波抢房风事后核查有19578户,房屋使用面积361737平方米。
公共交通的月票也被造反,原来限定在市区线路使用的6元一张的月票,1967年1月两个星期之内,扩大月票使用范围至近郊线路,月票价格仍是6元。市公用事业管理局和该局所属公交公司的领导——

签署了近郊二十条路线通用市内月票,其中一月份以来,先后开放了近郊十三条路线通用市内月票,促使月票发售量从四十万张猛增到六十万张(除去退票共为五十七万四千张)。
……并且需增加客车二百辆。

上海周边的嘉定、闵行、吴泾、浦东、川沙、罗店、松江、南汇、周浦,都通了月票。这些地区大多是上海的工业卫星城镇,许多大中型工厂建在那里,工人们平时住在工厂宿舍,配偶和孩子住在市区,周末才能由厂车免费送回市区,同家人团聚一天。如果自己平时要回市区,那就只能自掏腰包买公交车票,但如果天天来回,一个月的车钱相当于半月以上的工资。 在通月票的那一阵子,大家下班后都高兴地天天回市区,享受家庭团聚的天伦之乐。
这场经济主义风潮刮遍全国,但只有在工商业最发达的上海,后果是灾难性的。经济风蔓延至几乎所有生产企业乃至商业、文教、公交、房管等其他行业,甚至还有继续向上海郊县农村人民公社蔓延趋势:在市郊、城镇及农村生产队,许多郊县企业及社办企业等,和城里一样加工资加福利,发放串联费,许多生产队甚至将第二年的生产资金也分光。外地各行业若向上海看齐,后果将不堪设想。
生产大滑坡,金融失控和商品市场短缺,使本已处境困难的上海市委更陷绝地。上海市委“经济问题放松些”的打算,给自己增添了被打倒的又一条坚实罪名。

经济风中的工总司

在整个经济主义风潮中,从可以查到的资料来看,工总司总部除了要求文革活动经费外,没有提出过明显的经济要求,而且在后来制止经济风的行动中,起了带头作用。
1月7日,工总司总部在黄金海工作的国棉三十一厂召开会议,讨论正在迅速蔓延的经济主义风潮,王洪文提出必须立即制止,他要求工总司马上出传单。当夜,由王腓利等起草,经王洪文审定,以工总司名义发出《紧急通令》。 传单呼吁职工不要脱离生产岗位,不要抢占住房,不要为工资造反,斗争方向要对准上海市委和华东局的走资派。这是到现在为止笔者见到的上海第一张呼吁反对经济主义的传单,估计也是全国第一张。全文如下:

紧急通令

在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斗争大好形势之下,斗争进入愈来愈尖锐复杂阶段。目前华东局和上海市委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贯地、顽固地坚持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一步耍弄花招,唆使大批工人上北京,大开经济物资方便之门,向中央施加压力。把重大的政治斗争引向单纯的经济斗争,这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的表现形式,是一个极大阴谋!他们妄想使工人群众搞单纯的经济斗争,从而转移我们斗争的大方向。我们造的是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而不是首先造“钱”的反,同志们千万提高警惕,千万别上陈不显、曹荻秋之流的当!为了牢牢地掌握我们的斗争大方向,更深入地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彻底砸烂陈不显、曹荻秋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部所属各级组织必须坚决执行下列决定:
1.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毛主席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决不允许大批人员脱离生产岗位上北京(必要时只能派少数代表)。
2.任何人不准私自占用国家房屋,所有空房均由国家有关机构根据群众的具体情况,立即着手进行合理分配。凡已占用者,必须立即退出。
3.工人同志们应以长远的革命利益为重,切不可首先为加工资而造反,这是错误的!我们是政治挂帅而不是经济挂帅!如有以工资福利为借口而停止生产或停止营业者,我部造反队各级组织必须立即劝阻。(如有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从中破坏国民经济,我总部将采取必要的革命行动,一切后果,由其本人负责。)
4.再次重申:我们的斗争大方向是针对上海市委、华东局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政权。政权一定要由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掌握,这是一切问题的中心!否则一切暂时的、眼前的经济利益都是空的!
切切此令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一九六七年一月七日

这张传单登在1967年1月14日的《工人造反报》上。刊登后,王洪文又召集工总司在各区、县、局以及系统的联络站会议,贯彻落实传单精神,要求大家回去动员工人,将领到的钞票统统退回去。王洪文斩钉截铁地说:“如果不退回去,那就不要参加造反队!” 黄金海发到那双高帮大头皮鞋后,“我将这双皮鞋退了回去,还说服大家都将皮鞋退了”。 王洪文的妻子崔根娣,在国棉十七厂托儿所当保育员,是个临时工,于是当时不少人认为王洪文是临时工组织的司令。但许多人都回忆说王洪文当时反对经济主义的态度是坚决的,虽然对临时工们会有同情,但没有成立和参加过临时工组织。 工总司总部的戴立清也是临时工,也未参加临时工组织。但身为临时工的他,当时对临时工组织是同情的,与他们的关系也比较近。
工总司当时正在初创阶段,组织体系非常松散,下面的造反组织各行其是,总部的权威还没有建立,对下面的组织没有多少约束力。所以工总司下面所属的一些造反队,或多或少投入了这股经济主义风潮,参加者大多是工厂的普通工人。

小结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千百万人参加和投入的运动,人们必然会表达和争取与自己切身利益相关的政治及经济要求。文革初期对大多数干部的批斗,既源于上层政治斗争的需要,也源于底层群众对压抑感和不满情绪的宣泄。十七年越来越单一的计划经济体制,日益严重地束缚着人的主观能动性,掌握实权的干部越来越成为他人命运的主宰。毛泽东反走资派的号召,使群众得以对这些干部进行清算。因此,当文化大革命体现于群众对政治的参与和对干部权力的制约时,上层的导向与底层群众的愿望,是相互交错而又相互影响的。但是,文革毕竟是上层政治斗争产物,与1949年后所有的群众运动一样,文革中的群众运动,始终只能是对党中央及毛泽东决策的定向响应,很难充实和发展自己的主体意识,一旦对文革目标有所逾越,便会遭到禁止。充分显现文革发动者所关心的,只是政治层面元素,无暇也没有关注民生的真正愿望。
经济主义风潮是文革中最具自发性和自觉性的群众运动,是在“打倒走资派”的阶级斗争话语下进行的经济和身份要求。如果说,1966年下半年的造反,是对政治等级身份的反抗,那么经济主义风则是对体制等级身份的反抗,是文革中真正自发的群众运动。不只是争取政治名分,更是要求改变被分配的体制身份。正是由于其完全的自发性,所以不能见容于文革。而多年被压抑积累的经济愿望爆发于一时,也使当时的社会经济结构与经济能力无法承受,因此只存在不到一个月便被禁止。
经济主义风潮,是底层民众对剥夺人的主动性和选择权的不满体现,是对等级身份制所造成的经济不平等的宣泄,也是对社会平等和公正的呼唤。但耐人寻味的是,尽管经济风矛头指向计划经济体制,反对以行政手段将人划分等级,反对以行政手段分配经济利益,但是这些反对行为的思维方式,仍未跳出计划经济范畴。没有一个人提出应该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由少数握有分配大权的当政者决定大多数人的身份和物质利益的制度。人们反体制的目的,只是为了使自己能进入体制,或更多地享受体制内的特权,只是要求体制对自己网开一面。人人痛恨体制等级身份所带来的不平等,人人却又希望自己能挤进体制身份行列。人们反对因户口制度和用工制度所造成的体制等级身份,却不反对因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而划分的政治等级身份。红工司在与市委签订的要求中,在“不得辞退临时工、外包工”条款及安排文革中被辞退的临时工、外包工复职等条款后,都特地注明:“黑六类除外”。
更令人感到悲哀的是,临时工等体制外工人的遭遇,得不到体制内工人的同情和支持。有着稳定工作和收入的全民所有制职工,在争取自己政治权益的同时,对处于社会边缘的临时工等漠不关心,认为他们“为私造反”。工总司拒不参加上海临时工组织红工司的成立大会,在“反击经济主义妖风”时,又毫不手软地将他们取缔,保守派工人也从未关注过他们。而红卫兵们,对不平等的体制身份也高度认同,参与了对临时工们改变身份要求的镇压。没有人想到这些工人应该享有与自己相同的一切权利。
人们在这一时期中提出的要求,虽然当时被作为经济主义风潮否定,但其中许多要求以后还是得到关注。如学徒期限,自1968年文革中第一批新工人被招收进厂后,便按工种技术程度分为半年、二年、三年不等。工会会员和非工会会员在福利待遇及家属劳保方面的差别,1971由上海市劳动局发文取消。与此同时,上海按照国务院1971 年1月30日下发的《关于改革临时工、轮换工制度的通知》,将1966年以前进厂的临时工,分期分批,全部陆续转为正式工。这些政策变化,不能不说与文革初期这场规模如此之大的工潮般的经济主义风有关。不过,政府的解决办法,也只是回到体制中去,让临时工等体制外职工转成正式工,而且文革时期对人的身份控制,比文革前有过之而无不及,上山下乡,使得体制身份更是完全被强制分配,没有丝毫个人选择自由。工资差别也被缩小到只有工龄差别,而无技能等个人努力程度差别。
临时工们终于等到了转正,而支农回乡职工则无此幸运。1960年向他们许下以后让他们重返城市的诺言,直到二十年后,即1980年以后才部分兑现:允许他们的子女中,可有一人“顶替”当年父母的户口和编制身份,回上海工作。不过那已是文革结束后。
另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是,比起成年人,年轻的红卫兵们在文革初期的经济要求简单得多。除了要求发放与文革有关的串联费及活动经费外,没有发现这些到处造反的学生,在1966年底至1967年初的经济主义风潮中,提出过属于自己的经济要求。与工厂的工人要求提高或扩大福利标准相对照,笔者尚未发现有学生要求提高助学金额或扩大助学金发放范围。此外,在当时大、中学毕业生由所在地区或学校统一分配工作的制度下,许多面临毕业的大、中学生和红卫兵领袖们,没有趁机要求为自己分配社会地位高或工资福利待遇好的职业,而是响应毛泽东的上山下乡号召,带头去贫困的农村和边疆。此中固然有长期接受红色正统教育,轻信承诺的愚忠,以及不知柴米油盐稼穑之艰辛的幼稚,但更有年轻一代追求理想主义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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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海泛舟】
经济维权者的悲剧
(《天地翻覆》选读)

杨继绳

《昨天》编者按:本篇节选自作者《天地翻覆:中国文化大革命史》一书的第十一章。原书2016年7月由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出版,此后作者又对书稿进行了多次修订。本刊选发的这一章又经作者再次修订。

与上海工总司的造反不同,还有另一支庞大的劳动者造反队伍。他们造反不是被意识形态所鼓动,而是维护自己的权益;不是政治狂热,而是经济诉求。然而,当他们把文革从理想的梦幻拉回利益诉求的时候,引起了广大梦幻群体的狂怒。
文革前的中国,不仅有累计百分之十左右的人被历次政治运动打成政治贱民,处于社会最底层——这些人在文革中曾抱着一丝希冀,企图在批判官僚、砸烂国家机器中得到翻身的机会。但是,“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的斥责和严酷的“公安六条”,完全剥夺了他们参与文革的权利。然而,还有一批处在社会底层的人,他们希望通过造反,寻求社会公正,争取他们应当得到的权益。这些人是:文革前被迫下乡的“知识青年”,以各种名义下放到农村的城市职工,城乡的临时工和合同工,每次调整工资受到不公正待遇的职工。上述这些群体的人们不是政治贱民,“公安六条”管不了他们,他们是可以造反的。他们造反的目的不是“反修防修”,而是争取自己应得的经济权益,因而被称为“闹经济主义”,他们的造反曾经形成了很大的声势。不幸的是,他们的利益诉求,被中共中央和政治造反派共同扼杀了。

底层劳动者的利益诉求

文化大革命前,在中国劳动者群体当中,处境最好的是国营工厂的工人。他们被称为“领导阶级”,工作稳定,住房、医疗有最低的保障。但是,这个社会群体经济地位低下,家徒四壁,是真正的“无产阶级”。他们居住条件和工作环境恶劣,患有各种职业病的人很多。如果跟领导关系处理得不好,调工资、分配工种就会受到歧视。
在劳动者队伍中还有一批人的政治经济地位比国营工人更低,这就是临时工、合同工。这是刘少奇提倡的,他在1964年说:“我们现在只有一种劳动制度,固定工,有劳动保险,招来了不能退,要退很困难。以后,我看劳动制度不要只是一种,要尽量用临时工、合同工。……临时工转正,我是反对的,不赞成这件事,但是反对不了,还是转了。转了好啦,去年前年动员工人下乡,也算吃了苦头了。今后增加工人,不要增加固定工,或者少增加固定工,大量地用临时工。劳动保险制度也要修改。”
根据刘少奇这个指导思想,从1964年开始,各地招收了大量的临时工、合同工。刘少奇提倡临时工、合同工的出发点是想克服单一的、固定的用工制度的弊端,到改革开放的八十年代,中国国有企业全面推行了合同工制度,两亿多农民工都是临时工。但在文革前,社会保障和就业是联在一起的,即医疗保险、劳动保险、养老保险等社会福利是在就业单位里得到的,不是这个单位的固定职工,就没有社会保障,临时工、合同工生老病死无法得到解决,还有随时被辞退的危险。他们的工资也比正式工低很多,和固定工人同工不同酬。除了经济待遇,他们的政治地位也比全民所有制的职工低。临时工、合同工不但不能参加工会,入党更是难上加难,他们被完全排斥在政治生活之外。刘少奇被打倒后,他们借批判刘少奇的名义要求改善他们的境遇。
在大饥荒后期,为了减轻城市粮食需求的压力,根据陈云的建议,1961年6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减少城镇人口和压缩城镇粮食销量的九条办法》,提出在1960年的基础上,三年内减少城镇人口2000万以上。同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核实城市人口和粮食供应的紧急指示》。中央一声令下,各地加紧执行,大批城市居民被迫扶老携幼回到了农村。1962年5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又下达《关于进一步精简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的决定》,又加强了城镇人口下放的工作。从1961年到1963年,全国减少职工1833万人,城镇人口减少2600万人,吃商品粮人口减少2800万人 。这两三千万城镇人口都是劳动者,是用行政命令强制他们离开城市的,农村并不欢迎他们,很多人回农村后生活无着,他们中的部分人,一有机会就上访告状,要求解决他们的困难。
毛泽东时代是统制经济制度。一切都由政府统制:资源的收取和配置高度集中于政府,经济决策和执行高度集中于政府,这样,矛盾也必然高度集中于中央政府。统制经济的最高层总是感到有很大的压力。为了缓解城市的压力,政府把农村当作缓解城市矛盾的蓄水池。从五十年代中期开始,为了减轻城市的就业压力,就让大批城市青年到农村或到边疆。当时主要是到黑龙江省的北大荒和其它土地较多的地方垦荒。1964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把上山下乡明确定为城镇青年就业的一项长远方针。1964年开始了全国范围内运动式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文化大革命前的1966年,下乡知青就达150多万人。至文化大革命前夕,仅重庆市下放到四川省达县专区的就有14000多人。湖南省下乡知识青年人数达到8.3 万余人。 上海市更多一些。尽管有些人下乡是出于建设农村的理想,但绝大数是无奈的,是被迫的,他们的父母在城市里很多是被歧视的群体。他们被取消了城市户口,和城市的父母天各一方。他们从生存环境较好的城市被迫到生活环境较差的农村。到农村以后,不仅要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还面临种种困难和歧视。
大批劳动者应有的权益被侵害,文革前他们分散在各单位,势单力孤,无法提出自己的诉求。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他们终于找到了机会,上面介绍的几种劳动者群体,纷纷起来造反,多年积累的怨气一下子爆发出来。他们组织了各种各样的组织,如“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全国国营农场红色造反兵团”、“全国上山下乡红色革命造反团”、“全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红色第一线战斗队”等。这些全国性的组织在很多省设有分支机构,成为当地造反派中激进的一翼。他们利用造反的机会开展活动,提出诉求。
开始,下乡知青在农村就地造反,很快,他们得知知青问题不是在农村能够解决的,问题出下面,根子在上面。文革开始后,湖南约6万多知青借串联之机返城,“湖南省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联合调查团”还到外地调查各地知青生存状态,除了临湘的黄盖湖农场、平江的时丰茶场等知青集中地外,还去了湖北的洪湖与赤壁,与当地的武汉知青进行了交流。他们“回城闹革命”的活动之一是“造户口反”,即要求相关部门的领导干部解决城市户口、粮食、工作和“革命经费”问题。有的知青趁乱威逼相关单位工作人员办理户口迁移,拿到盖着公安局鲜红印章的那张纸时,欣喜若狂,泪流满面。 湖南省委机关群众组织“永向东”贴出传单《造户口反无理》,参加“反迫害”组织的张扬(八十年代写《第二次握手》名噪一时)写了约七八千字的传单稿《评〈造户口反无理〉》,该文章铅印了8000份,张贴散发到长沙的大街小巷,因为文字较好,说出了千千万万知青和他们的家长的心里话,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1966年8、9月间,广西、湖南等地赴京的知青占领了中央安置城市下乡青年领导小组办公室,砸开档案柜,公布了某些奸污迫害下乡女知青的案例,开办接待站接待更多的来京造反知青,还多次召开大会对安置办领导进行批判。
闹“经济主义”者的诉求大体是以下几个方面:
——下放职工要求复职,并补发下放费、退职费等。
——没有下放的职工中有些人认为过去评定的工资级别不合理,应补发差额和奖金、补贴等。
——非正式职工要求享有职业保障,工厂不得辞退临时工、合同工及外包工。
——取消临时工、合同工、外包工就业制度;要求在政治上、经济上与国营企业职工享受同等待遇,提高工资与劳保福利,将计件工资、日工资改为月工资,享受医疗保险和病假工资等等。要求提高政治地位,例如能够加入工会,建立自己的群众组织。
——反映与单位领导的摩擦和自己遭受的不公正待遇,要求惩罚这些领导干部、伸张正义。
——要求发放各种文革活动经费,如串连费、宣传费、袖章费,或要求脱产参与运动期间工资照发,或要求单位提供运动所需的设备工具,如扩音器、喇叭、汽车、自行车等。
——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要求回城,要求将户口迁回城市。
必须指出的是,从情理上看,这些诉求是合理的,但当时国力不可能满足。被送到农村的职工和青年也不可能让他们回来,当时城市没有这么大的承受能力。国家财政也没有能力给临时工、合同工补发工资。政府对劳动者欠债太多,无法一次还清。如果他们强制要求实现自己的诉求,必定会发生对抗。文革是政治大革命,是反修防修的“高尚”目的,这些为利益而争的劳动者的行为和文革大方向完全不一样。他们的结局必然是悲剧。

“全红总”的组织状况及其活动

在争取经济权益群众组织中,影响最大的是“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简称“全红总”)。
1966年10月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后,各地因造反而遭到镇压的人们逃到北京。他们中有一些人被安排在西直门内大街的冶金部第二招待所(当时临时改名为“中共中央国务院文化革命联合接待站招待所”),其中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合同工、临时工。相同命运的人聚集在一起,增加了造反的勇气。他们经多次协商酝酿,11月8日,“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在冶金部二招成立。发起人来自北京、江苏、安徽、广西、贵州等省市。 “全红总”领导核心很不稳定,1966 年11月到1967年2月间,“全红总”的领导核心“五人小组”共有三届,第一届:王振海(北京)、萧碧璜 (又名方圆、周牧,贵州)、罗运泉(湖南)、廖阁夫(湖南)、郝维奇(北京)。第二届:王振海(北京)、方圆(贵州)、李晋瑄(北京)、金展云(北京)、郝维奇(北京)。第三届:方圆(贵州)、杨政(湖南)、李晋瑄(北京)、金展云(北京)、郝维奇(北京)。
“全红总”成立的当天,就组织了50多人到全国总工会会议厅静坐,要求全国总工会承认他们的合法性,给予注册登记。但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王志杰等不予理睬。因此,这一静坐就是10天,直坐到11月18日,人数由50多人增加到300多人,王志杰代表全国总工会在口头上承认了“全红总”是合法的造反组织。
王志杰等看这声势越来越大,连忙向全国总工会书记马纯古、全国总工会主席刘宁一报告,马纯古等又联名向当时中共中央负责工交口的副总理李富春作了报告。12月8日,全国总工会经李富春批准,向合同工、临时工表示:支持他们造反,同意在文革中不得无故解雇合同工、临时工,合同工、临时工制度可研究改革,改革方案报国务院。
12月5日,“全红总”北京分团宣告成立,并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近三万人参加的游行示威。接着,贵州分团、湖南分团、黑龙江分团、吉林分团、广西分团、广东分团、江苏分团、上海分团、河北分团、内蒙古分团、安徽分团、江西分团等相继在各地成立。在北京的“全红总”总部和全国各分团紧密联系,每天收到各地寄来的几千封信,信件内容大多是各地临时工、合同工被解雇、受压迫的严重情况以及维护权益的强烈呼声。“全红总”要求就改善临时工、合同工待遇问题同国务院劳动部谈判。
12月22日,全国总工会和劳动部共同答复“全红总”,确定23日在劳动部礼堂举行三方会谈。但到时又一再拖延。一再拖延说明这两个部门有难处,但两次延期激怒了“全红总”的总部委员们。“全红总”总部会议决定:如果劳动部和全国总工会再拖延日期,就封闭劳动部和全国总工会。他们还擬定了活动口号:
向刘老板算总账的时候到了!
彻底铲除一切资产阶级的剥削制度!
我们要革命,要生产,要吃饭!
反解雇,反迫害,反欺压!
要平等,要同工同酬,要生活保障!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12月25日下午两点,北京分团开着数辆宣传车进入了天安门广场。数万人把金水桥的两侧都站满了。人越来越多,长安街的交通被阻断了。人群一直站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王振海发表鼓动性讲话后,队伍在宣传车的带领下向劳动部行进,下午五点左右到达,把劳动部围得水泄不通。直到八九点钟,队伍才慢慢散去。“全红总”的头头们还在劳动部会议室没有离去。中央文革联络员通知他们,中央领导人要接见“全红总”15名代表。
12月26日晚8点,江青、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戚本禹等人进入人大会堂东会议厅,随同的有《解放军报》代总编辑胡痴、《人民日报》代总编辑唐平铸。江青坐下后的第一句话就是:“毛主席是支持你们的!”江青情绪激动地说:“合同工也是无产阶级,也是革命的工人,你们这些大部长是怎样对待工人的?什么合同工,简直就像包身工!”“合同工在他们(指在座的部长)眼里简直就像后娘生的。”江青听了代表们控诉后流着泪说:“我流泪不是软弱,是因为看到了真正的同志!我感谢你们,你们给我上了一堂生动的课!”当代表们控诉到有的工人们因为被解雇后投河上吊、卖儿卖女的时候,江青哭着说:“同志们,我不知道事情会这么严重,我对不起同志们啊!”“他们都是老爷(指那些部长),我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我建议马上以中央文革的名义发个通知(大意如下):1.必须允许所有合同工、临时工等等参加文化大革命,不得有所歧视;2.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不得解雇临时工合同工,必须照发工资。从1966年6月1日以后解雇的工人,必须允许马上回原单位上班,工资补发。3.现行反革命分子例外。
周恩来也持这样的态度,他说:“现在发现临时工、合同工问题很大,合同工、临时工,还有半工半读,实际上完全是资产阶级剥削思想。半工半读,在生产总额中算进去,但工资总额不算,编制也不增加,学徒工每月二十多元,而半工半读每月十几元,半工半读到工厂不是学生又不计报酬,半工半读每天劳动多是6—8小时,剥夺了劳动果实,这是新的剥削方法,这种剥削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流毒。文化大革命以来到处闹事,最典型的是大庆油田,油田尽管存在二派,生产还是很平稳的,形势是好的,八千多人现在放假闹革命,每月拿十几块钱,你剥夺我的劳动果实,我不干了!到处串连,白天睡觉,晚上打砸抢,把一个最高级的设备破坏了,这就是惩罚。列宁说,这是无政府主义对机会主义的惩罚,主席加了一句说:‘这是无政府主义对机会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惩罚。’刘少奇就是机会主义,他所发挥的就是资产阶级的反动的,在工厂就为这个闹事很多,多半是合同工临时工不转正,不享受公费医疗,没有劳保,把工人阶级一分为二,当然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开始,要么转正,要么不上班。”
12月27日,全国总工会派出汽车,把“全红总”的头头们接去,让他们在全总大楼办公,住宿在小灰楼。全总陷入瘫痪,“全红总”主持了原全国总工会的一切工作,直到“全红总”被取缔。1967年1月2日,“全红总”与劳动部和全国总工会签署《联合通告》。《联合通告》基本内容是江青提出的三条:1.为了保障“合同工”、“临时工”、“外包工”等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参加生产的权利,一律不得解雇。2.1966年6月1日以后被解雇的“合同工”、“临时工”、“外包工”等,必须立即召回本单位,参加运动,参加生产,补发解雇期间的工资。3.凡遭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的“合同工”、“临时工”、“外包工”等,必须当众恢复名誉,赔偿损失,妥善安排,认真处理。以上决定,通报全国。
《联合通告》签发后,立即送《工人日报》印刷厂套红大字铅印30万份,同时向中央文革和国务院报告。1月4日一大早,中央文革决定缓发《联合通告》,接着决定销毁已印好的《联合通告》。但是,“全红总”不愿将争到手的成果毁于一旦,有人在昆明将《联合通告》大量翻印,发往全国,希望在有些地方造成既成事实。
1月8日晚8时,“全红总”召集“五大洲革命左派座谈会”,在西苑饭店大会议厅召开。一百多名各国外交官、驻京记者、左派组织驻京代表、援华专家参加。“全红总”全体总部委员出席了会议。会议由李敦白 担任司仪和英文翻译,由萧碧璜主持。王振海代表“全红总”讲话,其他的总部委员介绍了本地区的临时工合同工的悲惨遭遇。“全红总”几位代表发言后,外国记者纷纷提问,由萧碧璜和王振海回答。会议进行到近12点钟才结束。解放军报记者(此时为中央文革《快报》组成员)邵一海出席会议,新华社、《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的记者近二十人到会采访。会议结束后大家合影纪念。这张合影照,成为“全红总”头头们“里通外国”的证据,也是以后逮捕他们的线索。
周恩来严厉批评了这次会议,说:“你们就是不听话,不听打招呼。在外国人面前哭哭啼啼像什么话!家丑不可外扬嘛!你们这样做置中央于何地!”“五大洲革命左派座谈会”以后,中央文革和“全红总”就很少联系了。邵一海虽然经常来,但多是默默地观察,很少发表意见了。
1月16日晚“全红总”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万人大会,会前周恩来要求大会要提两个主要口号:一是“打回老家去,就地闹革命!”另一个是“抓革命,促生产”。他要“全红总”通过这个大会做好来京临时工合同工的工作,要他们立即离京返回原地。1月17日,在接见首都红卫兵一、二、三司和解放军文艺团体和国务院各部造反派的会议上,江青完全改变了原来支持“全红总”的态度,还让首都的造反派把全红总“压回去”。1月19日,周恩来办公室通知,不能有全国性的群众组织,让“全红总”的人回到各地抓革命促生产。
1967年2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取缔全国性组织的通告》,勒令所有全国性组织一律撤销。
1967年2月1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发布《布告》,宣布:“经查: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全国灭资军造反团总部、全国国营农场红色造反兵团等组织,为反动组织。他们大肆进行造谣污蔑,挑动武斗,大搞经济主义,冲击国家首脑机关,抢劫、破坏国家财产,霸占房屋,奸淫妇女等一系列罪恶活动。根据广大革命群众的一致要求,决定予以取缔,逮捕其首要分子和个别极坏的分子,对受蒙蔽的一般成员,只要他们承认错误,揭发反动头目的罪恶,立即返回原地区、原单位,一般不予追究。”“另查:全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捍卫真理革命造反团、全国上山下乡红色革命造反团、全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红色第一线战斗队、全国军垦战士革命造反团、国际红卫军中国支队、全国聋人革命造反联合总部等组织,为非法组织,决定予以取缔。其它所在北京的所谓全国性的群众组织,都是非法的。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的通告,应当立即解散,它们的成员要立即回到原区、原单位。”
2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文革期间对临时工、合同工、轮换工、外包工处理问题的通告》。其中指出:“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劳动部、中华全国总工会一九六七年一月二日的联合通告是非法的,应予以取消。各省市劳动局根据三团体的联合通告所决定的一切文件,一律作废。”“临时工、合同工、轮换工、外包工等制度,有些是合理的,有些是很不合理的,错误的,中央正在研究,准备分别情况予以改革。在中央未作出新决定以前,仍按原来办法进行。”“临时工、合同工、轮换工、外包工没有必要成立单独的组织。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以及各地的分团应当取消。参加这个组织的革命群众,可参加本企业、本单位、本地方的革命群众组织。”
从1967年2月24日起,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戍区分别逮捕了“全国灭资军造反团总部”、“全国国营红色造反兵团”、“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兵团”、“全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捍卫真理革命造反团”、“全国农垦战士革命造反团”、“国际红卫军中国支队”、“全国上山下乡红色革命造反团”、“全国聋哑人革命造反联合总部”等组织的领导人40多人,前三个组织被定为反革命组织。
1967年3月初,全国各地的“全红总”各级负责人大都被捕,因此受到株连的群众无法统计。“全红总”贵州分团被抓捕26人,判重刑五人,其中“全红总”贵州分部负责人萧碧璜刑期20年。萧碧璜为贵阳市建筑临时工,贵阳“六六事件”时因看过学生张贴的反省委的大字报,在现场发表过议论,被打成“反革命”,他赴京告状住在冶金部第二招待所。他把自己写的《论临时工合同工制度》让住在这里的临时工、合同工传阅,引起了共鸣,对成立“全红总”起了重要作用。他回贵州后组织“全红总”贵州分部,成员达3000多人。

上海的经济主义和反经济主义

上海是工人集中的城市,也是闹“经济主义”比较集中的地方。在上海,最先提出经济要求的也是没有稳定职业的临时工、合同工和外发加工的外包工,接着是大饥荒年代被迫回乡的上海职工,以后又进一步发展到支援内地的职工和文革前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
临时工、合同工、外包工在上海的造反组织最初名为“上海市临时工、外包工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不久,为与全国的这类造反组织统一,改称“上海市红色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红工司)。他们要求享有职业保障,工厂不得辞退临时工、合同工及外包工,要求取消临时工、合同工、外包工用工制度,要求与全民所有制工人在政治上、经济上同等待遇,一些在文革中被工厂辞退了的临时工、合同工要求恢复工作。此类人员召开大会,逼着干部签字。在江青1966年12月26日接见全国临时工、外包工造反组织代表并表达同情的讲话传到上海后,临时工、合同工的造反活动达到高潮。大批被解雇的临时工、合同工纷纷回到工厂要求复工。
上海在1961年到1963年共精简国营单位职工31.2万人,其中18.3万人回农村,12.9万人到上海城镇街道。 当年精减城市职工时,其它地方的精减对象是1958年从农村来的新工人,上海是老工业城市,1958年的新工人不多,不得不将很多老工人当成精减对象。到1967年年初,当初被动员回农村的18万人中,有5至6万人回到上海。他们提出:“我们要饭吃!”“我们要复工!” 那些当年被辞退到上海街道城镇的12.9万人,虽然以后有一半左右陆续进了小集体所有制的里弄生产组或街道工厂,但他们也要求回到全民所有制或大集体所有制的原厂工作。
  60年代上海为减轻就业压力,曾动员许多当时被称为“社会青年”的无业青年和刚从中学毕业的学生去上海郊县农场或远在新疆的农场工作,这种动员大多是半强制性的。文革中他们也大批返回上海,要求将户口迁回上海市区,不愿再待在艰苦的农场或边疆。如上海郊县的长兴岛,各农场共有下乡青年1万多人,跑得只剩100人。文革前,为了搞三线建设,上海一批职工被调往内地。现在这些职工也返回上海闹户口。仅仪表、化工、机电一局三个局支内的26000名职工中有2万返回。
在国有企业里,有些单位认为过去评定的工资级别不合理。有些单位的职工提出,本单位的领导在过去加工资时,没有按照有关文件办理,压低了工资标准,因此要求按当时的文件重新评定自己的工资级别,并补发这些年的差额。如上海圆珠笔厂工人提出过去评级不合理,要单位领导同意将凡工资低于1963年该厂平均工资的,一律提高到平均工资水平,并自1963年始补发,共补7万多元。 国务院规定学徒工的学徒期限可以依工种的繁简分为技术工三年、熟练工二年。上海却一律规定为三年。学徒工没有工资只拿18元津贴,正式工起点工资便是42元,而一些学习技术工的被分配到熟练工的工种,这部分人纷纷要求缩短学徒期并补发工资差额。上海第二商业局1967年初曾补发工资63.7万元,主要便是用于学徒转正期三年改两年这一项 。上海港务第四装卸作业区为此一次补发近4万元,平均每人补发300至400元,有的近千元 。
面对各类人员越来越高的经济要求,各级干部处于两难困境:签字同意各种要求,不符过去的政策,但若顶着不签字,又可能激怒群众,使事态扩大,还可能被扣上和革命群众对抗的帽子。
为了缓和矛盾,上海市委在1966年11月中旬的“安亭事件”后不久,同意将上海郊县的“亦工亦农”回乡工人的收入从与生产队四六分成改为百分之一百归回乡工人 。11月22日,中共华东局代表、华东局工业办公厅主任黄宇齐与上海市劳动局副局长于永实签字同意临时工、外包工六项要求,11月23日,上海市劳动局局长王克在支农回乡工人的要求上签字,市劳动局将这两份签字的协议于12月2日作为正式文件下发 。11月29日上海市委成立了以副市长宋日昌为首的劳动工资接待小组。
1966年12月11日,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主持市委会议宣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陶铸的指示:“现在很被动,要争取主动,对他们的要求,要尽量解决。”12月15日,市劳动工资委员会向中央打报告希望给予明确答复。12月26日,在得不到中央明确指示的情况下,上海市委制定了《在与群众协商时对几个具体问题的暂行处理意见》,共七条。内容不但包括临时工、外包工等的工资福利,还包括全民和集体所有制职工的劳保待遇、病假产假工资、学徒期限、交通补贴等等 。
  1967年1月1日,市委副书记、市长曹荻秋在有关会议上传达市委书记陈丕显的意见:“经济问题放松些,不要顶” 。会上讨论了五条:1.1958年以后精简下放的工人全部回原厂安排工作;2.社会青年要积极安排工作;3.街道工业可以先戴国营的“帽子”,适当增加劳保福利;4.郊县五类地区的工资可考虑升到八类地区的标准;5.长期临时工和外包工改为长工。 第二天,市劳动局又配合市委的五条制定了两个具体方案并将方案向下传达。
市委领导的让步,激励了为权益造反的工人们,他们迅速抓住这个机会,寻找各种理由与当权者谈判。几天之内,这股风便迅猛地席卷了几乎所有的工厂和企业。所有的局长、处长、科长都成了宝贝,被人们争先恐后地抢来抢去,逼着在各种经济要求的纸条上签字。仅铁路局全局自1966年12月21日到1967年1月9日,共签了63份工资福利协议,金额达3050万元 。
干部让步、工人们得到了一些利益以后,就提出了更高、更多的经济要求。许多工厂和生产单位,人们无心工作,日夜包围着各级干部进行各种经济谈判。上海海港近6000人离开生产场所,致使1967年1月上旬的日装卸量从日常的9万吨下降到3.5万吨 。其它单位也出现了生产下降的情况。
  由于给这些造反者发放种种补贴,1966年12月底至1967年1月上旬,上海所有的银行门前都挤满了提款的人群,最多的一天支出现金2800万元 。由于提款数量大、单位多,上海各银行的现钞几乎被挤兑一空。
  拿到各种补发款项的人们,马上购买久已渴望的商品。上海最大的百货商店中百一店1967年1月1日至8日的总销售额比上月同期增加了25.1%,比上一年同期增加了36.3%。1月8日早上,中百一店一开门,早已久候在店外的人潮一拥而进,300多人冲向缝纫机柜台,100多人冲向自行车柜台;手表是最热销的,甚至平常不大有人买的400至500元的进口手表也几乎销售一空;高级呢绒衣料的销售量更是成倍增长。许多商品脱销,由此又造成市民的恐慌心理,一些市民甚至抢购囤积煤球、草纸等日常生活用品。
  上海住房极其拥挤,抢占房子也是“经济主义风”的一个方面。徐汇区天平街道有200多户抢占了房子,长宁区天山房管所一个星期就把1600间房(可住1200户)全部抢光。
本来岌岌可危的上海市委,实行“经济问题放松些”的指导思想以后,加速了自己的垮台。张春桥等敏锐地看到了对他们有利的时机,就鼓动坚持政治造反的“工总司”对经济造反者重拳出击。1月7日,工总司在国棉31厂召开会议,讨论经济主义风潮。王洪文提出必须制止,他要求工总司马上发传单。当夜,以工总司的名义发出了《紧急通令》的传单,呼吁工人不要脱离生产岗位,不要抢占住房,不要为工资造反,矛头要指向走资派。工总司要大家回去动员工人把领到的钱统统退回去。
1月8日下午,30多个造反组织在锦江饭店开会,讨论起草了制止经济主义风潮的《紧急通告》,陈丕显让朱永嘉坐在自己旁边记录会议发言。朱永嘉将大家的发言归纳为十条,修改后定名为《紧急通告》,陈丕显最后审定。1月9日,以“工总司”为首的32个造反组织署名的《紧急通告》在《解放日报》和《文汇报》上同时发表。《紧急通告》指出: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同时又要坚守工作岗位,成为“抓革命,促行产”的模范;动员到各地的上海工人、机关干部和各单位工作人员立即回沪,搞好本单位文革,超额完成生产任务;各单位当权派签发的外出串连证明立即作废,各单位发出的串连费由当权派签发者追回;除了必要的生产经费、工资开支、文革经费、办公经费和其它正当开支以外,各企业、事业单位的流动资金一律冻结,保证国家经济不受损失;关于工资调整、工资补发、福利待遇等放到运动后期再作处理;不准任何人强占公房,已入住者限一周内搬出,等。
1月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32个造反团体发出贺电,贺电说:“《紧急通告》好得很。你们提出的方针和采取的行动,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号召党、政、军、民各界,号召全国工人、农民、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学习上海革命造反派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
1月11日,毛泽东要求向全国广播《紧急通告》,《人民日报》转载并发编者按;同日,中共中央颁发《中共中央关于反对经济主义的通知》。通知说:

有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转移斗争目标,挑动不明真相的少数人大闹经济主义,向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斗争。他们用各种经济收买的手段,企图把一些群众引向经济主义的邪路,不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长远利益,单纯追求个人的暂时利益。他们不但要恢复而且要扩大过去关于工资、福利制度中的一些错误措施。他们煽动一些群众要晋级加薪,随便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物资。他们煽动前几年下放到农村业已参加农业生产的群众,回到城市,提出不合理的经济要求。有些机关、企业、事业单位,不按国家规定,强行到银行提款。地富反坏右分子也乘机妄图扰乱国家经济生活,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中央认为,必须立即制止这种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行为,立即制止这种大闹经济主义的倾向。

中共中央这个通知发布后,上海的经济主义风潮还没有停息,1月17日,“上海支农工人回沪造反总司令部”组织六七万人到人民广场静坐示威,并带上大量的被子、草包,要求张春桥、姚文元接见。他们说:“我们是老工人,不属于当年精简下放的范围,中央反对经济主义的通知不针对我们。”他们高喊:“一天不见,一天不散!”“我们要复工,我们要饭吃!”“问题不解决,死也要死在人民广场!” “工总司”对他们软硬兼施,这些人终于屈服。在强大的“工总司”面前,他们还是弱势。
经济主义风不仅在上海一地发生。湖北省长张体学后来在检查中承认:“一月风暴席卷全国,党内的一小撮走资派,孤注一掷,丧心病狂地刮起了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在这一时期,我又犯了推行反革命经济主义的严重错误。我说‘娃娃们要热闹些,多给几个钱’。在这种错误思想指导下……把文化大革命这场严肃的政治运动,引向了经济主义的邪路。”
打击“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形成了强大的政治声势,各地抓捕了一些搞经济主义的群众组织头头,解散了这些组织。经济主义风被压了下去。然而,广大劳动者对自身权利的要求是压不住的。到1968年1月18日,中央不得不发布《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进一步打击反革命经济主义和投机倒把活动的通知》(中发[68]10号),重申了关于工资、福利、奖金、附加工资、补贴以及临时工、合同工、轮换工、外包工等关系职工切身利益的问题运动后期处理,还威胁说:“一切革命群众都要提高革命警惕性,识破阶级敌人利用反革命经济主义破坏革命、破坏生产的阴谋,坚决把那些隐藏在背后进行挑动和破坏的坏人清查出来,交由革命群众组织和专政机关严肃处理,情节特别恶劣的,必须依法惩办。”
从这个文件看,经济主义和反经济主义,实际是劳动者利益和国家利益的博弈,国家要维持计划经济体制,只能用强力打压劳动者的合理诉求。但是,职工的合理诉求一直没有停止,内蒙古“石拐沟煤矿工潮”就是一例。
1969年夏秋之交,矿务局革委会在清理过期档案时,发现一份文革前煤炭部下发的文件,要求提高煤矿工人的附加工资(井下每人每月增加6元,井上4元)。这对于月薪只有40多元的工人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数字。但乌兰夫当时以财政困难为理由,没有执行这个文件。消息传开,全矿五万多工人向革委会施加压力,要求补发这笔钱。由于数额太大,革委会不敢作主。于是,工人长时间的罢工。全矿工人十分团结,本来已分为两派的群众组织并肩作战。在数万工人的围攻下,矿革委会主任杨秀(领导干部)和副主任吕华(工人造反派代表)同意在提款文件上签字,另一位副主任(军代表)不同意。最后,款提了,也分了,工人皆大欢喜。但是,好景不长。1969年12月19日,中央对内蒙全面军管以后,军管会对矿革委会突然袭击,由全副武装的军人包围了大礼堂,当场逮捕了杨秀和吕华,宣布周恩来代表中央对工潮的定性:这是“建国以来最大的一次经济主义妖风,是性质极其严重的反革命事件”。杨、吕二人判处死刑缓期执行,补发给职工的工资再从工资中逐月扣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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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纸堆】
上海集体事业单位造反派的两个文件

李晓航提供 渔歌子录入

录入者说明:原件为手刻油印件。

协 议

1.今天的行动是革命行动,坚决支持。
2.享受与国营企业同等的政治待遇,实行与国营企业同样的经营管理制度,实行与国营企业相同的固定工资制度。
3.政治、业务、经济都由归口的区公司直接领导,由区公司所属的中心店具体负责,工资劳保福利由归口的区公司负责办理,在业务清淡时,工资福利劳保发生困难时,由归口的区公司负责解决。
4.原有的工资制度是不合理的,从67年1月份起改革不合理的工资制度,暂时按照33元、35元、37元的工资级别加以固定,在中央正式文件下达后,按正式文件标准实行,少补多不退,并按正式文件执行。补发工资问题按上海市集体事业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第三号通令执行,补发六个月按28元、30元、32元级别实行,少补多不退。补发工资和1月份工资同时发放,当月工资当月发,按公司发薪日期发。原超过评级标准由群众决定每月2元到3元补发六个月。
5.联管组工作人员的工作,按照党的政策,经过革命群众讨论,根据情况合理安排。
6.各区专业公司必须在1月10日前主动找各服务站、食堂、修配站的革命群众联系,解决归口问题。
7.此协议由商业一、二局,各归口的区公司,区党委,区人委,区财贸,各街道生活服务革命造反队各执一份并都为有效。
8.此协议对全市各区集体事业(服务站、食堂、修配站)一律有效。
9.此协议由商业一、二局局长与区长由上海市集体事业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代表签字后立即执行。

原签字地址:上海市饮食公司。达成协议时间:六时四十分。
上海市第二商业局代表(副局长) 郭梦家(签字手迹)
上海市第一商业局代表 王云水(签字手迹)
上海市集体事业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代表 孙根宝(签字手迹)
一九六七年元月四日

最高指示

当着群众还不觉悟的时候,我们要进攻,那是冒险主义。群众不愿干的事,我们硬要领导他们去干,其结果必然失败。当着群众要求前进的时候,我们不前进,那是右倾机会主义。

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在社会经济制度发生根本变革的时期,尤其是这样。

要使全体青年们懂得,我们的国家现在还是一个很穷的国家,并且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根本改变这种状态,全靠青年和全体人民在几十年的时间内,团结奋斗,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出一个富强的国家。社会主义的建立给我们开辟了一条到达理想境界的道路,而理想境界的实现还要靠我们的辛勤劳动。

☆ ☆ ☆

自从第三号通令和广大群众见面后,群众提了许多宝贵意见,因此特发第三号通令的补充通令:

第四号通令

一、归口问题
(1)归口工作应从人民利益出发,门市与服务项目不准关闭与减少。
(2)各归口公司应按协议切实执行(即一月十日以前接管完毕),如不执行,一月十一日将采取革命行动。
(3)财务人员由归口公司解决,如不能解决,由民主选举少量暂担任移交财务。
(4)凡归口单位接管期间,集体中的财产积累与资金由群众讨论按比例分配带入各归口单位。
(5)集体事业中退出的工作人员,本司令部一律不安排,集体事业退职人员等中央有文件指示后再作安排。
二、补充第三号通令有关补发工资方面问题
(1)补发六个月,六六年七月到十二月。
(2)二十二元以下由群众讨论补发,基本精神每月不超过十元。二十二元以上可照评级标准补发。超评级标准的非老师傅一律不补发。超评级标准的老师傅由群众讨论每月二至三元补发六个月。
三、评新工资问题(评工资条件)
(1)政治思想好,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好的。
(2)劳动纪律好。
(3)服务态度好。
(4)技术水平、产量、质量。
评工资标准
(1)三十三、三十五、三十七元为基本工资。
(2)五十元以上不动(老师傅工资)。
(3)三十七元至五十元的由群众评定,不得超过五十元(老师傅)。
(4)三十七元以下的由群众讨论,加到三十七元或不动(老师傅)。
(5)新进人员由群众决定,评定范围:24、26、28、30元。(三个月以内的24元。三个月到一年的为新进人员范围。)
四、一切破坏账册的行动都是反革命行动。
五、四号通令是补充的,三号通令仍然有效。
六、协议有效(即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与商业局代表签订的协议)。
革命造反有理万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上海市集体事业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联络地点:西藏中路200号二楼100号,电话:290671
一九六七年一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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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读往来】

读者蒋健来信提出订正:在153期的《毛泽东为何选择在上海发动文革》一文中提到七千人大会时,有一处将时间错写为1961年初了,另一处写的“1962年1月”就是对的。

作者赵瑜来信订正:第152期节选发表其《牺牲者》中《难民跑城》一节时,编者按中所说“县城”,实为当时地区所在的长治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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