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海泛舟】
从“中教司”到“教联会” (《雪泥鸿爪话文革》选读)
钱昌明
《昨天》编者按:本篇节选自《雪泥鸿爪话文革:一名老造反的经历与书证》(香港•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2015年版)。 作者简介:钱昌明,1936年1月生,浙江宁波人。1961年毕业于上海师范学院(今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先后在上海市文建中学、上海市第八中学任历史教师。1989年调任上海市卢湾区教育学院,1996年1月退休。上海市历史学会会员、上海市太平天国史研究会理事、上海市中学历史教学研究会理事。曾被聘为上海市第二继续教育学院副院长,上海市老年大学、上海开放大学副教授。著有《历史星空探秘》(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出版)、《中国近代史讲座》(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出版)等。
“造反司令”
1966年10月5日,中共中央又批转军委、总政《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明确指出该文件适用于“全国县以上大中学校”,“应立即向全体学生和教职员工原原本本的宣读,坚决贯彻执行”。其中特别强调: “凡运动初期被院校党委和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和‘假左派、真右派’等的同志,应宣布一律无效,予以平反,当众恢复名誉。个人被迫写出的检讨材料,应全部交还本人处理,党委或工作组以及别人整理的整他们的材料,应同群众商量处理办法,经过群众和被整的人的同意,也可以当众销毁”。 “紧急指示”为运动初期被整的所有革命群众平反,进一步促使这些被整的革命群众起来造反动路线的反!11月,很快在全国范围掀起批判“资反路线”的高潮,并出现了各类革命造反派群众组织。 11月9日,在红卫兵运动的影响与支持下,“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在文化广场成立。 11月29日至12月9日,“红革会”(“上海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委员会”简称),为要求将《红卫战报》第九期随《解放日报》一起分送给每个订户,以求肃清上海市委“资反”路线流毒,发生“《解放日报》事件”。最后在工总司等各造反派组织的共同支持下,市委书记王一平、常委宋季文,在谈判中答应了造反派的所有要求,大长了革命造反运动的气势。此后,各类“革命造反”组织,在上海像雨后春笋般地“冒”了出来! 早在12月20日,就在我最后一次去华山路上市委接待站,接受席承基以“谈话纪要”方式为我平反那一天,我就发现了市委接待站对面的农业局门口突然多了一块牌子:“上海市中学教职员工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中教司)。这一名称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脑子里一闪:“怎么,中学教师也有革命造反组织?我可以参加吗?” 12月24日晨,我特地去“中教司”总部联系了一次,受到该组织负责人李向东的热情接待。他向我了解一些有关我的基本情况,鼓励我参加他们的组织,一起与“资反”路线作斗争。我随即填了表格,李向东又通知我:明天就是我们“中教司”召开成立大会的日子,希望我能组织一些人去参加。 第二天下午,我去了中教司总部,遇见了总部的一些其他负责人。主要的有周加林(他是与“上三司”红卫兵挂钩、联系的主要负责人。其时“中教司”在组织上是附属于“上三司”红卫兵的下属组织,“上三司”是“上海红卫兵造反总司令部”的简称),还有钱江、郑利根等人。正是这次联系,我接受了筹建“中教司”南市区分部的任务,口头上被任命为“中教司”南市区分部负责人,成了一名“造反司令”。 晚上,我与“中教司”总部的同志一起去文化广场出席“上海市中学教职员工革命造反司令部”(中教司)成立大会。 12月26日,我同李杏宝老师谈了自己获得市委书面平反的事;同时鼓动他与我一起参与筹建南市区“中教司”工作,负责“政宣组”工作。我认为,我虽然已经平反,但上海地区,特别是我们南市区的“资反”路线远没有得到深入批判,还有许多老师仍在做“牛鬼蛇神”!我们已获得解放,我们就更有责任去冲击“资反”路线,有责任为他们的平反、解放而斗争! 从12月28日起连续几天,我按照“中教司”总部曾经接待过的有关人员名单,先后前往塘严、蓬莱、敬业、大同、嵩山等学校串联,在那里建立了“中教司”的基层组织;并与塘严中学的郑浩(党员)、蓬莱中学的冯长云,一起组成“中教司”南市区分部三人领导小组。 区“中教司”的筹建,除了人员的组织,很重要的一件事,得有一个办公地点。12月30日,我在同区房管局打交道中,终于获得他们的同意,让我自己去找空房子。只要我能找到,他们“一定支持”。 几经转折,我终于发现老西门方斜路16号一处三上三下的房子是空闲的。它原是一所职工业余中专,其时学校已停课。我立即要求区房管局履行诺言,要求把第一、第二层的房子借给我们(第三层留给原单位使用)。因为已有言在先,房管局又怕背上“不支持造反派”的名声,遂半推半就地答应了。当晚,我即调动塘严中学的十几个造反派红卫兵,进屋布置了办公桌、椅等,第二天清晨就挂出了“上海市南市区中学教职员工革命造反司令部”(南市区“中教司”)的牌子。 30日,我们召开区司令部工作人员会议,仿照总部的组织机构,在“三人小组”领导下,建立两个部门(政治部、司令部),并作了初步分工: 政治部(郑浩): ——组织组(郑浩):组织发展,联络、接待。组织发展的原则是:大胆放手,宁肯少些,但要好些。 ——政宣组(李杏宝):情报,资料,积极开展各项文宣活动。(不久又成立《中教造反报》编辑部,编辑部成员有孙树棻、陆汉民、陈漱石,后《中教造反报》划归总部。) 司令部(冯长云): ——参谋组(冯长云):决策研究,行动指挥,通讯。 ——秘书组(郑昌扈):会议通知、文件处理,负责人活动安排。 ——后勤组(陈天健):总务、财务、交通。 初步确定的两大任务是:一、发展组织;二、批判“资反”路线,为受迫害的教职员工平反。 政策掌握上:除了地富反坏右、反动资产阶级分子外,都应平反。 具体任务执行上:学习毛主席著作、《红旗》社论、元旦社论,坚决执行中央指示,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而战。 1967年1月1日,“中教司”南市区司令部正式开张。第一天,就接待了6批来访者,都是南市区各校受迫害的教师的申诉。当天我看到最为触目惊心的一份材料,当数继光中学贝管成老师受迫害的事件(贝已自杀身亡),联系自己的遭遇,深感唏嘘。 当天晚上,接到市总部要求:配合上三司“夺权”行动,组织造反队员到《解放日报》执行警卫任务。我即亲自带领十余人进驻《解放日报》社,通宵帮助报社的造反派,一起参与印报车间的一些辅助劳动和看管工作。三天后完成任务被轮换撤出。 1月5日下午2时,我去“中教司”总部开会,讨论“中教司”参与由首都三司、北航红旗、井冈山、哈军工等发起,声援上海受打击老师平反,批判上海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筹备会议。 1月6日,我与郑浩、冯长云等一起举行“三人小组”会议,针对组织发展中的一些问题,进行商议。最后确定审批“造反队员”的五条原则:1)“老保”不批;2)当权派、地富反坏右资不批;3)有重大政历问题者(黑六类、反动党团等)不批;4)有组织处分者不批;5)有严重“三反”问题者不批。 此后,我就很少返校,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市、区“中教司”的工作中去了。
“中教司”内部造反
到1967年1月初,上海中学教师系统的造反群众组织已有七个。它们分别是“中教司”、“教革会”、“工司教”、“中教联”、“中革会”、“红反团”、“教工纵队”。这些组织大多是依附于红卫兵或工人组织系统建立起来的。 如“中教司”依附于“上三司”红卫兵组织,“教革会”依附于“红革会”红卫兵组织,“工司教”依附于“工总司”,“红反团”依附于“红反会”(中学红卫兵造反委员会),“教工纵队”依附于工总司卢湾区分部,等等。 “中教司”原是由周加林、郑利根等几名中等学校教师,在北京串联时相识后得到上海戏剧学院造反组织——“上戏革命楼”赵某的支持而成立的。当时在组织上是从属于“上三司”的。“《解放日报》事件”中,我们就是以“上三司”名义去支援入驻的。 1月6日,在张春桥、姚文元支持下,工总司、红革会等造反派组织在人民广场召开(包括分会场)有百万人参加的“彻底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大会宣布三项通令: 一、宣布从即日起不再承认曹荻秋为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和上海市市长; 二、勒令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7天内向全市人民交代自己的罪行; 三、请求中央彻底改组中共上海市委,命令各级干部坚守岗位。 1月8日,红革会等红卫兵组织在锦江饭店召开各群众组织负责人会议,又起草一个《紧急通告》,提出反经济主义的9条措施,共有32个组织签字。《紧急通告》在1月9日的《文汇报》、《解放日报》上同时刊登,并由《人民日报》转载。 上海造反派的夺权行动和《紧急通告》,得到了毛主席的肯定。为此,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向32个群众组织发了贺电,称赞他们“把无产阶级的命运,把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命运,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紧紧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这就是文革史中上海的“一月革命”风暴。 中央向上海32个群众组织的《贺电》发表后,“32个群众组织”的名单曝光。“教革会”因得到红革会的支持,成为中学教师系统中唯一在列的教师群众组织;反之,曾积极参与“《解放日报》事件”与反“三停”斗争的“中教司”,却被排斥在外。这直接引起了基层广大成员的强烈不满(周加林曾多次向“造反队员”们拍胸保证过,“中教司”是“32个夺权发起单位之一”),从而普遍产生了一种“被头头欺骗了”的感觉。 在强烈的不满情绪主导下,1月20日下午,由南市区的郑浩和我,联系黄浦区的仓公瓒、杨浦区的王令宝、青浦县的徐恒儒等人聚集总部,纷纷向主要负责人周加林兴师问罪。当场决定召开各区县负责人会议,让周加林在会上作出解释。周作了一些辩解,终于道出原委——方知这中间夹杂着“上三司”同“红革会”之间的一些矛盾与斗争。在谁代表中教界的问题上,最后“中教司”败给了“教革会”(实际上是“上三司”败给了“红革会”)。 为此,周加林表示担负责任,主动宣布辞去“领导职务”,由郑利根代理。会上又决定“中教司”正式退出“上三司”,使教工组织摆脱红卫兵组织之间的矛盾纠纷。 2月21日,各区分部负责人会议继续进行,决定改组总部领导班子,成立新的“临时委员会”(由各区负责人组成),让原领导班子成员听候审查,后实际上去职自行离开了总部。 3月1日,鉴于新的“临时委员会”没有产生主要领导人,开展工作困难,又决定重新改组,再由各区分部负责人会议选举总部的领导人,最后成立了以钱昌明、徐恒儒、仓公瓒三人为核心的领导小组,我就这样做了市“中教司”的“司令”。 3月4日,全市中教司在陕西路市体育馆召开整风汇报会。我代表“核心小组”面向全市“中教司”战士,作了《我们对中教司内部机会主义错误的认识》的报告,提出完善组织、进一步增强战斗力的一些要求。这次整风汇报会,得到了“市委机关联络站”群运组(该组织后来成为市革会群运组)的支持,并有“群运组”组长王绍玺到会发言。
附一: 我们对中教司内部机会主义错误的认识 ——在中教司总部的讲话提纲 钱昌明 同志们: 我代表2月21日产生的“临委会”核心小组发言。 毛主席说;“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这是社会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 既然社会上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因此,这种斗争就必须会反映到革命队伍里来,反映到造反派组织内部来。 我们认为,中教司成立以来,总的说来,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不高,没有狠抓毛主席著作的学习,因而战斗力不强,机会主义思潮反映得相当严重,导致在一些重大的原则问题上犯了错误。 这种机会主义思潮突出地反映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组织路线上机会主义思潮的反映。 12月22日,我们的同志冲破了资反路线的束缚,杀了出来,在首都三司、北航红旗、工司、上三司的帮助下,建立了自己的组织。由于核心成员中有上三司的成员,不少同志头脑里也存在着“依靠上三司打天下”的思想,借用“上三司”的袖章,听从“上三司”的调动,这是盲动主义、机会主义的表现。 从此,无论是宣传工作,还是对外联络工作,都没有自己独立的东西,严重束缚、影响了上海中学教师造反派战斗力的发挥。 必须指出,尽管当时我们不少同志对机会主义思潮错误的严重性认识不足,但还是作了不少的斗争。1月20日,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不少同志都揭发了上三司的问题,促使原主要负责人周加林离开了中教司。从此,我们在组织路线上清除了机会主义的错误,中教司才真正成为一个独立的上海中学教师革命造反组织。 二、政治上机会主义思潮的反映 1.1月15日接管上海市委的问题。 由于组织上的机会主义导致行动上的盲动主义。1月15日,中教司接受上三司的要求,调动人员一起去康平路接管上海市委。这实际上是“小联合”接管,是上三司小团体主义的表现,更是中教司机会主义的集中反映。 2. “二•二”、“二•三”、“二•一一”会议。 (经过情况略)表面看来,这是几个工作人员的错误(擅自在小联合“夺权宣言”上签名,未能在大联合夺权的“上海人民公社”宣言中签名),具有一定的偶然因素。但实质上这正是机会主义思潮的典型表现。诚如前总部的一位负责同志所讲:“这是驼子跌交,两头不着。” 3. “二•二○”吴淞事件(反“三停”)上的动摇。 犹豫、不坚定,长达4小时不全力支持。 下面汇报总部三次内部造反的情况: 一、第一次内部造反: 1.起因: 外界对“二•二”、“二•三”、“二•一一”会议的反映,讲到“致敬电”是“大联合委员会”上署上了名,结果却不是,引发不满。 2.通宵辩论: 是否大方向问题;究竟是什么性质的错误?(机会主义倾向的错误) 3.结论: 改组领导班子,成立新的“临时委员会会”(各区负责人选举产生),原领导班子成员听候审查。 二、“二•二一”与“三•一”造反大会: 1. “二•二一”是一次斗争的反复,改变了“改组”的提法,但再次肯定了原领导成员“听候审查”。 2. “三•一”造反大会是针对新“临时委员会”开展工作有困难,从而实行第三次造反。结果,重新肯定了“改组”的提法。 结束语 以上是向各造反派组织、造反兵、红卫兵的汇报与检查。 今后将继续整顿思想,整顿组织,为大联合作好准备。 (3月4日在市体育馆开门整风会上的发言)
3月8日,中教司总部继续进行整风会。听到了很多意见,概括起来的是: 组织不健全,上下通气不够; 总部工作人员工作不够踏实,许多该做的工作不做,诸如未能及时拟订战斗口号等; 怎样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必须用毛泽东思想来对照、检查,批判修正主义; 拖拉作风必须改变; 总部工作人员要相互通气。 末了,市委机关联络站群运组长王绍玺同志作了讲话。
附二: 王绍玺同志(市委机关联络站群运组长)讲话
整风很重要,是革命大联合的前提。 一般的斗争是积极的,但多是单纯军事观点,政治上注意不够。 中教司同志在开门整风,这是很好的。阶级斗争很剧烈,在造反派内部制造分裂,要想恢复他们的统治。 对中教司战士还面临着大联合大夺权,杀回老家去复课闹革命的问题。复课是革命的战略进攻,决不是单纯的恢复旧秩序。是新的条件下,进一步组织队伍,向资产阶级进行批判与斗争。 中学的资反路线未很好批判,未揭深、批透,不杀回学校去,这些问题都不能解决。 联合必须以革命左派为核心,以毛泽东思想为基础,否则就不能实现真正的大联合。合了可能还会分,但不要紧,经过几个分合,就牢靠了。 造成分裂的原因,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与阶级敌人的破坏。 建议回去搞搞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苦。 有些学校设备破坏了,但我们必须看到文化大革命的主流,否则就会回到1958年右倾机会主义立场上去。 要注意深入到学生中去! 关于反逆流问题: 以红革会为首的一些人搞得很猖狂。我们的观点已反映在小册子上的《写在前面》里。 会上点了红上司、红三司、炮司、教革会四个组织,这是与领导同志研究过的。 教革会表现得很恶劣,“反击”,是反动的反扑。中教司战士是做了些工作的,是完全对的。教革会以“人民公社”为大旗,这是完全错误的。 是保卫上海人民公社,不是攻击上海人民公社。根本没有肯定过他们,这是胡说八道。我讲的倒是负政治责任的。中教司没有把握政治方向,做了一些工作,也犯了一些错误。如接管市委,“二•二”、“二•三”和“二•一一”会议。希望通过整风,弄清思想,团结同志。 坚决斗争不够,但也没有同流合污。 及时向有关方面反映,这是对的,好的。 建议中教司同志,要考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根本利益,对广大中教司战士的政治生命负责。 对我们极大多数同志来说,还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关键时刻,处理不好,就会发展成对抗性矛盾。
“中教司”经过内部造反、领导班子改组后,此后一直在市革会群运组的领导下开展工作。总的说来,大致有这样一些工作:贯彻、执行毛主席、中央和市革会的各项指示,召开、参与各种大中型集会;配合中心工作出版、发行《中教造反报》,开展文宣工作(诸如印发传单、刷大标语、大字报);受理、调查基层学校老师的申诉;搞专题调查研究;处理组织内部事务;等等。其间,除同“教革会”之间的矛盾、斗争与竞争比较激烈外,同其他一些教师组织则有一定的协作关系。
批旧市委“资反”路线
为了响应中央最新号召,掀起革命大批判的高潮,1967年9月5日,在市革会教卫组、地区组的领导下,由原市教卫部革命造反派组织、原市教育局革命造反派东方红公社,联合市中学“红代会”(筹)、七个市级中教组织,一起组织召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上海市中学革命师生员工迎头痛击刘、邓、陈、曹、杨假检查、真反扑电视斗争大会”,彻底揭露、批判了原市委在中学系统顽固推行“打击一大批,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大会在大光明电影院设中心会场,搞了电视转播,大会筹备处与中教司主办的《中教造反报》还出版了《大会专刊》。整个大会在全市、全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在中教司、教革会等中教组织会议筹备人员的努力下,曾经搜集到了上百件深受旧市委“资反”路线迫害的典型材料。经过大会筹备处材料组的筛选,确定发言名单。上台进行控诉与揭发批判发言的有鲁班中学沈涛老师、市北中学卢英老师、文建中学的我,其他还有闸北六中、北郊中学、敬业中学、青云中学、虬江中学、大同中学、市三女中等校的师生代表。 我遭受的“资反”路线迫害较深、且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因此,我在会上所作的发言《骇人听闻的政治陷害》,一度引起人们很大的震动。全文如下:
骇人听闻的政治陷害
——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上海市中学革命 师生员工迎头痛击刘、邓、陈、曹、杨假检查、真反扑 电视斗争大会”上的发言
曹荻秋这个混蛋说:“上海市委没有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上海没有将群众打成‘反革命’的”。 这是彻头彻尾的谎言!我就是上海成千上万被刘、邓、陈、曹、杨之流亲自打成“反革命”的一个。不是一次被打成“反革命”,而是四次被打成“反革命”;不是一般的被打成“反革命”,而是被动用专政机关,以伪造罪证,炮制匿名检举信,进行政治陷害打成“反革命”的。 我为什么会被打成“反革命”的呢?就是因为我听了毛主席的话,把斗争矛头指向了资产阶级司令部。 去年6月初,我贴了学校领导的大字报,怀疑并揭发了旧区委的问题,先后三次被打成“反革命”,戴上了“反党分子”、“假左派、真右派”、“篡党篡政篡军的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阴谋家”等等大帽子,和我比较接近的革命师生被打成“钱昌明反党小集团”。 去年8月,毛主席发表了《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党中央公布了《十六条》,极大地鼓舞了我们的斗志。从8月下旬起,我们甩掉了陈、曹之流强加给我们的“反革命”帽子,第三次炮打党支部和工作组,并直接炮打了旧区委。这期间,我去市委反映了十多次情况,都杳无音讯。我又两次写双挂号信给曹荻秋,附了一份6万多字的材料,系统地反映了我区、我校的情况,明确地指出南市区委有问题,要他们派人查处,给我们平反。可是,陈曹之流不仅不严肃处理此事,相反,竟把我反映区委的材料原封不动地朝区委一转,还下令调查我是不是“漏网右派”。 在曹的直接指使下,于是一场伪造罪证骇人听闻的政治陷害事件发生了。他们派出一个特别工作组,偷偷地开进文建中学进行罪恶活动。工作组用莫须有的罪名公然把我拘禁起来,剥夺了我的一切人身自由,查抄、没收了我的全部财物,还几次抄了我亲戚的家。通过抄家,他们七拼八凑地胡乱上纲,搞了许多所谓“罪证”。尤为卑鄙恶毒的是,他们一手炮制了四封假信,冒充“贫下中农”、“浙江省湖州革命群众”、“上海历史学会革命群众”和“历史研究所革命群众”的名义,污蔑我“隐瞒出身”,是“现行反革命”,写过为右倾机会主义彭德怀翻案的“大毒草”文章等等。 特别是那封冒充“湖州革命群众”的假信,是区委书记王新华亲自策划,由公安分局副局长起草,侦察科长让人抄写后亲自前往湖州投寄的。这封信上公然写上“钱昌明是一个漏网的反革命分子,曾参加过一个‘中国农民同盟’的反革命组织,并有过现行反革命活动”。就这样,我第四次被打成了“反革命”! 天大的冤屈啊!谁人与我伸雪? 是毛主席!是革命群众!毛主席和革命群众会给我伸雪天大的冤屈,能证明我这个在旧社会受尽苦难的童工是革命的同志。一想起毛主席,我浑身是劲,于是在10月29日晚上,我冲出了陈曹之流拘禁我的黑牢,抱病化装,经过种种艰难险阻,终于逃出上海,于11月1日胜利到达毛主席居住的地方——世界革命的中心,祖国的首都北京。 在北京,我处处感受到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温暖,到处受到无产阶级革命派对我的信任、关怀和支持。 11月4日上午,11月11日下午2时30分,这是我一生中最最难忘、最最幸福的时刻,我两次见到了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我日夜想念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我激动得直流眼泪,纵情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毛主席的接见,林副统帅的讲话,给了我进一步斗争的力量。11月14日,中央接待站按照我提出“保证人身自由;保证申辩自由;保证由组织给我核实作出有无参加过反革命集团结论”的三项要求,给了我一封介绍信,希望我能回来斗争。 同志们,中央接待站这样热情地接待我,可是陈、曹之流却这样残酷地镇压我,这是一种何等鲜明的对照啊! 责问陈、曹、杨:你们将我打成“反革命”,这难道只是认识问题吗?不,这是路线、立场问题!旧上海市委还没有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吗? 铁证如山,你们抵赖不掉! 南市区文建中学教师 钱昌明
后来据说,开这次批判会时毛主席正好也在沪。他在电视里看到这次批判会的批判对象陈丕显、曹荻秋和杨西光,都有座位,认为这样的批判会比较文明。
市“教联会”的成立
当时,在上海中学系统共有七个教师群众组织,真正影响较大的组织其实是三个,这就是“中教司”、“教革会”与“工司教”。这三个组织基本上在全市各学校里都有自己的基层组织。至于其他教师群众组织,有的学校里有,有的学校就没有。 “教革会”是依附“红革会”建立的教师组织,是“32个”夺权单位之一,自然影响较大。但它的政治倾向很大程度上是受“红革会”左右的,这使它直接卷入了1967年的“一•二八”和1968年的“四•一二”两次“炮张”(即“炮打张春桥”)政治事件。 在政治倾向上,“中教司”建立初期,比较多地关心为受迫害教师的平反问题,其后在“炮张”问题上同“教革会”持对立态度。为此,两个组织一度在社会上开展过“炮张”与“反逆流”的标语战、宣传战,在全市造成重大影响。所以如此,因为改组后的“中教司”领导层,受我的影响较大。本人因受刘邓的“资反”路线迫害较深,且是通过直接上诉中央文革接待站而获得平反的,自然对身为中央文革副组长的张春桥具有一种感情上的信任感,因而竭力反对“炮张”;另外,其时我同市机关联络部的王绍玺(早先由复旦郭仁杰老师的介绍而认识)相识,也受其一定影响。 教革会的“炮张”与中教司的“反‘炮张’”(又称“反逆流”)斗争,进行了好一阵子,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基层教师中两派的对立。最后“炮张”在政治上虽然失败了,但两派教师的对立情绪却遗留了下来。这一矛盾一直持续到“九月大联合”后才逐步淡化。 1967年3月7日,毛主席批转《天津延安中学以教学班为基础实现全校大联合和整顿巩固发展红卫兵的体会》,批文如下:
林彪、恩来、中央文革小组各同志: 此件似可转发全国,参照执行。军队应分期分批对大学、中学和小学高年级实行军训,并且参与关于开学、整顿、组织、建立三结合领导机关和实行斗、批、改的工作。先做试点,取得经验,逐步推广,还要说服学生,实行马克思所说的“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的教导,在军训时,不要排斥犯错误的教师和干部,除老年和生病的以外,要让这些人参加,以利改造,所有这些,只要认真去做,问题并不难解决。 毛泽东3月7日
毛主席的“三七”指示发布后,学校的运动实质性转向,即由校外转向校内,进行军训、大联合与复课闹革命,并在这一基础上搞“斗批改”。于是,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生陆续走回课堂“复课闹革命”。我们教师群众组织,自然必须围绕这一大目标开展工作。 9月,毛主席又发出关于“实行革命大联合”的号召,我们七个教师组织负责人(中教司的我、教革会的项明辉、中教联的余长义、工司教的戴立新、中革会的夏金生、红反团的周世华、教工纵队的钱美玲),在市革会群运组的主持下举办学习班,终于实行了革命大联合,成立全市统一的中学教工大联合组织——上海市中学教职员工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简称“教联会”),并由原七个组织的负责人组成“市教联会常委会”,作为集体领导班子,统一领导开展工作。这是上海市按系统实行大联合的第一个革命群众组织,在当时产生过重大影响,1967年9月19日的《解放日报》曾以头版新闻予以宣传报道。 市“教联会”成立后,各组室除留有必要人员进行轮流值班、处理日常工作外,其他所有教师一律“杀”回基层原单位“复课闹革命”。常委领导班子也不例外,七名成员分三组在总部轮值,有事互相通气,解决问题。
反对“教革会”的分裂
市“教联会”的领导班子,实行“七常委”的集体负责制,也未明确主要负责人。常委开会议事,以各常委轮值方式担任召集人。这种领导体制引发了原“教革会”头头们的不满,他们觉得“教革会”成立早,资格老,基层组织成员多,在社会上影响大;如今组织不分大小,搞了一个“平均主义”,每个组织都只能推出一名常委,这是不公平的。说穿了,因为“教革会”原有“头头”们的“乌纱帽”都落空了!故他们迟迟不愿解散原有的“山头”,相反,还自上而下地加强了活动。 1968年1月,时离市“教联会”成立(中学教职员工七组织大联合)已整整三月有余,“教革会”的头头们居然明目张胆地公开进行分裂活动,以“教革会”名义向全市原基层组织发出通知,拟定于1月14日假福州路上的市革会大礼堂,召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揭开中教界阶级斗争盖子誓师大会”,以此在全市范围重立“山头”。 在得悉这一信息后,我立即会同其他几个常委商量对策,最后决定采取两大措施:一是立即向市革会教卫组负责人汇报情况,要求明确表态反对这种分裂活动;二是立即动用所有宣传手段,揭露“教革会”搞分裂活动的错误性质。 针对上述两大措施,立即安排人员分工落实,付诸行动。 1月12日,由我代表市“教联会”偕同联络员一起,完成专访市革会教卫组负责人陈琳瑚同志,就“教革会”的分裂活动一事要求明确表态,并形成书面材料。随后印制传单,组织人员在全市散发。同时由市“教联会”常委出面,做“教革会”主要负责人项明辉的工作。 下面就是当时印发的“反分裂”的《严正声明》与传单:
最高指示 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
上海市“教联会”就原“教革会”某些负责人 重拉山头破坏革命大联合事 严正声明
一、查“教革会”等七个中等学校教工革命造反派组织,早已于一九六七年九月高潮中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其庄严的协议见之于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九日的《解放日报》、七月二十日的《文汇报》。当时明确宣布,立即铲除七个小山头,成立上海市教联会(全称“上海市中学教职员工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并得到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充分肯定。 二、由于原“教革会”的某些人出尔反尔,撕毁协议,破坏革命大联合,因而,直至今天,尚有部分原“教革会”同志还没有进到“教联会”来,我们愿意通过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斗私批修”,解决矛盾,以进一步完善革命大联合。 三、为了从思想上解决问题,不是采取简单的行政手段,今年一月份市革会才允许尚未联合进来的原“教革会”的部分同志继续报销车费,其目的仅仅是为了促进他们更快地克服派性,从思想上解决问题。 四、可是,原“教革会”的某些人竟借此大捞稻草,公然大拉小山头,以“教革会”名义,发票至早已实现了革命大联合的基层,召开非法的“‘1•14’分裂会议”,蓄意破坏各基层的革命大联合局面。这是对革命的犯罪! 五、原“教革会”的某些人必须悬崖勒马,从速改正错误。否则,由此引起的严重恶果,均由“教革会”某些坚持分裂的人负责。
上海市中学教职员工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印) 一九六八年一月十三日
附:传单 就“教革会”重拉山头,破坏革命大联合 访市革会教卫组负责人陈琳瑚同志
时间:一月十二日下午 地点:文化革命广场,主席台上 “教联会”同志问:你支持大联合,还是支持小山头? 陈琳瑚同志答:当然支持大联合。 “教联会”同志问:昨天许多基层收到具名“教革会”的会议通知:一月十四日晚八时在市革会大礼堂开会。你是否知道?这样一做,已经实行大联合的基层“教革会”山头,重新要拉出来了。 陈琳瑚同志答:我不知道。怎么能这样,不行! “教联会”同志问:现在许多基层要去冲这次大会,希望你能做些工作。我们“教联会”的意见这次大会不能开,你看如何? 陈琳瑚同志答:为了革命大方向应大联合开。
其后,由陈琳瑚出面,经过对“教革会”某些人的“工作”,终于同意取消“‘1•14’会议”,这一场“反分裂”斗争取得了胜利。那以后,“教革会”负责人项明辉,也接受了市“教联会”常委职务,并正式前往总部上班。
“中教司”成立后,从总部到各区,一般都设有“接待室”,接受基层教师因受“资反”路线迫害的申诉(口头与书面)。接受申诉受理后,一般都会派专人同相关学校联系、核实,只要不属于“公安六条”人物,只要不是明显具有“三反言论”的,就向其单位宣传《中央军委紧急指示》和“十六条”精神。反复强调: “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十六条”中的第七条更是明确指出: “七、警惕有人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 “有些学校、有些单位、有些工作组的负责人,对给他们贴大字报的群众,组织反击,甚至提出所谓反对本单位或工作组领导人就是反对党中央,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是反革命等类口号。他们这样做,必然要打击到一些真正革命的积极分子。这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决不允许这样做。 “不许用任何借口,去挑动群众斗争群众,挑动学生斗争学生,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运动的后期酌情处理。” 我们的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影响不断扩大。这就吸引了大批受迫害教师,在获得平反后加入这一造反组织。 “中教司”的这一斗争与影响,招来了一些具有极左偏见的人们不满,更引起那些保守派(老保)组织的攻击。他们就污蔑说: “‘中教司’是牛鬼蛇神的防空洞!” “‘中教司’头头是‘牛鬼’司令!” “钱昌明是‘牛鬼’司令!”
杨振雄平反辩论会
1967年2月上旬,完全是出于一种偶然,我卷入了上海人民评弹团的一场“杨振雄该不该平反?”的辩论会。 其时“中教司”总部后勤组有一工作人员叫张伯琴,他是一位评弹迷,用今天的话说,是杨振雄的“粉丝”。那一天午餐后,他突然拉着我说: “下午1时,人民评弹团有一场有关‘杨振雄该不该平反?’的辩论会,你是否跟我们一起去听听?” 加上旁边又有几个人一起怂恿、鼓动,我觉得去听一听,了解一下文艺界的运动情况也无不可。结果共有四五个人结伴,不由自主地一起去了南京西路的人民评弹团。一到那里会场,只见台下座无虚席,来参加辩论会的人确实不少,约有百人上下。 等了一会儿,台上出现了人民评弹团的两派辩论代表。由于双方立场对立,因此,一上台双方就互抢话筒,争夺发言权。就在争论不休之际,突然有人提议,为了让辩论会顺利进行,为保证公正起见,主张从听众中推举一位代表,上台主持这场辩论会。这一提议,立即得到全场人的热烈鼓掌通过。其时,张伯琴就起身发言,向在场人们介绍了我的身份——“中教司”造反组织负责人,就这样,在“闹哄哄”中把我推到了台上,成了这场辩论会的支持人。 我先背诵了两段毛主席语录: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凡属于人民内部争论的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 两段语录一背,会场果然寂静下来。接着,我宣布辩论会开始,双方代表轮流发言,进行辩论。 虽然在辩论过程中,双方发言人都情绪激动,甚至互有打断对方发言的情况,但均被我制止。整个辩论会的气氛良好。总的说来: 一派认为,杨振雄是评弹团里的一般评弹演员,虽然表演过含有封建主义内容的传统剧目,但也创作了像《武松》、《西厢记》、《白求恩大夫》等,宣传反封建的造反精神与弘扬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思想的好剧目,他又不是“当权派”,其本人不是“反革命”,把他打成牛鬼蛇神,是“资反”路线的表现; 另一派则坚持认为,杨振雄一贯表演封资修剧目,是“反动学术权威”,他应该是运动的对象,坚决不能平反。 辩论结果,谁也说服不了谁。怎么办?最后,辩论双方居然都逼我表态。我思考了一下,就发表了三点看法。我认为: “第一,我对人民评弹团的运动情况并不了解,对杨振雄的具体情况也不清楚,因此,对杨振雄这个人我不能妄下结论。 “第二,既然我们在辩论中不能一致确定杨振雄是属于敌我矛盾的牛鬼蛇神,那就应该先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这是党的一贯政策。 “第三,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军委紧急指示》明确要求‘运动初期’被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和‘假左派、真右派’等的同志,‘应宣布一律无效,予以平反’;‘十六条’更是明确规定:群众中‘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运动的后期酌情处理’,有什么可急的呢?杨振雄究竟该不该平反?你们自己看吧,我的话完了!” 没想到,我的发言引来了全场长时间热烈的掌声。 这次辩论会后,杨振雄在人民评弹团实际上获得了平反。杨振雄的平反又影响了文艺界,其后又引来了上海京剧团李玉茹的平反问题——也就是所谓的“上海文艺界的‘二月翻案’风”。
市“教联会”被封
毋容置疑,文革是一个“非常时期”。在这一时期,各种社会思潮都在“革命造反”洪流的激荡下,鱼龙混杂,轮番上台表现,其中最有破坏性的一股思潮就是极左思潮。它集中表现在“唯我独革”、“怀疑一切”、“血统论”、革命队伍“纯之又纯”、“知识分子不可靠”……正是这一极左思潮,在“清理阶级队伍”时,直接造成了“‘3•24’市‘教联会’被封”事件。 1968年3月24日上午,由市“中学红代会”头头(上海市第六女中学生高静惠为首)出面,突然带领一批红卫兵,冲入香山路市“教联会”总部,封、砸了在去年9月大联合高潮中诞生的市级教工革命大联合组织——市“教联会”(筹建市革会的24个发起单位之一)。当天,又派红卫兵四出“传询”、“缉拿”市“教联会”七常委,并“勒令”所有总部工作人员限时到市中学红代会(淮海中路上汾阳路口的沪光中学原址)报到,举办所谓“学习班”。 就在“中学红代会”对市“教联会”冲击的同一天,《解放日报》专门发表了一篇署名“本报评论员”的评论文章——《揭开中学教师队伍的阶级斗争盖子》;并配发有关报道《师大一附中革命师生揭开学校阶级斗争盖子,揪出破坏复课闹革命的反革命小丑》,还配了一个质问性副题:“‘中等学校教工造反委员会’(按:指‘教革会’)的某些头头竟为此鸣冤叫屈,这是为什么?” 报道还公然把矛头指向市“教联会”,称:“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擦亮了师大一附中革命群众的眼睛。广大革命师生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终于把这个跳梁小丑秦×揪了出来。奇怪的是,就是秦×参加的上海市中等学校教工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按:‘市教联会’)的某些头头,还在费尽心机地为秦×鸣冤叫屈。”(见1968年3月24日《解放日报》)这一事实充分说明,市“红代会”对市“教联会”的冲击,绝不是一起偶然事件,而是一场有组织、有计划、有一定背景的政治事件。 市“教联会”,是上海市所有中学教职员的大联合组织(是上海市第一个进行革命大联合的群众组织,曾得到过《人民日报》的肯定);市中学红代会,是上海市所有中学红卫兵的大联合组织,它们同为市革会下属的两个市级群众组织。按理说,这是两个并列的群众组织,一个是中学教师组织,一个中学学生组织,既是一种“师生关系”,又是革命的同志关系,应该互相尊重,互相支持。可是,如今在极左思潮冲击与走资派的挑动下,这次又上演了一场“学生斗教师”的悲剧,两者竟然又成了敌对关系。 3月26日,“彻底揭开市教联会内阶级斗争盖子学习班”在市红代会开班。 “学习班”一开始,主持开班式的“红卫兵”,不分青红皂白,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竟然把所有市“教联会”常委统统拉到台前低头“示众”,并当众宣布市“教联会”为“不革命组织”、“牛鬼蛇神防空洞”。 市革会教卫组工作人员孙国宝、陈成秀和华茂标参加这个“学习班”(实质上在幕后操纵这个“学习班”)。孙国宝随即代表市革会教卫组作了发言,开宗明义表态,“支持红代会小将的革命行动!”公开宣布“市教联会是‘牛鬼蛇神防空洞’,勒令每人写交代和揭发材料”。实际上是代表市教卫组公然否定市“教联会”是革命群众组织。 孙国宝所以敢这样表态,关键是得到当时市革会教卫组的负责人陈琳瑚的授意。谜底终于揭开,原来指挥冲击市“教联会”的真正幕后指使人,就是市革会教卫组的组长陈琳瑚! 陈琳瑚原为旧市委教卫部长,“一月革命”时期遭到过冲击。此人善观政治风向,在批判“资反”路线时,他能顺势而为,高调支持教师造反派,但在思想深处其实仍对教师造反派怀有“看法”。在“大联合、三结合”中,他也因“态度良好”,从而成为第一批“结合”的领导干部,坐上了市革会“教卫组长”交椅。 “清队”运动开始后,陈出于其对教师知识分子的偏见,认为中学教师队伍“复杂”。据说他曾多次向张春桥汇报,张曾经插过这么一句话:“教师还搞什么组织呀?不成了‘裴多斐俱乐部’了!”陈琳瑚就是凭着这样一句话,心领神会,唆使中学红代会冲击市“教联会”,把整个市“教联会”打成了“牛鬼蛇神”组织,并演化成为又一场全市性的迫害中学教师的政治行动!
现代版的“新婚别”
杜甫有名诗《新婚别》,讲的是新婚第二天,新郎被征赴前线作战,致使新娘无限幽怨感慨万千,形成这篇千古绝唱。不想“新婚别”的命运,居然也会降临到生活在20世纪60年代我的头上,只是我的《新婚别》并不是为了“出征”,而纯属“走资派”对“造反派”的疯狂反扑而形成的一场人为迫害! 1968年3月18日,是我与妻子谭玉美(大学同学)的大喜之日。这天上午,我们俩去徐汇区民政局办理结婚登记手续,领取结婚证,中午回新房作些整理,下午即去安福路我大姐家。那时我们结婚不举办任何婚礼,只是由姐姐帮我在她家烧了三桌菜,请了双方的至亲一起聚一聚。随后几天,就是双方的同事、朋友、学生,分批到我们的新房去玩玩,吃糖、喝茶,热闹一番,仅此而已。 24日,我们本来就各自约了几位大学同学,打算当天下午一起来玩,“闹新房”。可是当天上午九时,我突然接到公用传呼电话,我匆忙接听,才知道是中学红代会“勒令”我当天前去报到,参加“封闭式学习班”,扬言如果我“不能准时前往”,他们就要派红卫兵前来“缉拿”,届时“所有后果由你自己负责”! 为了不惊动新婚的妻子,我只告诉她要去参加一个“学习班”学习,就带着被子前去市红代会(淮海路沪光中学)报到。名为参加“封闭式学习班”,实际上就此被“隔离”了!这天下午,我与妻子的十余位老同学前来“闹新房”,结果竟连新郎也没见到!当时我新婚还不满一周,新婚妻子被迫“守空房”长达一月有余,她只知道市“教联会”被封,我被“审查”,具体情况不明,其所受到的政治压力可想而知。 由陈琳瑚策动、市“中学红代会”出面举办的所谓“彻底揭开市教联会内阶级斗争盖子学习班”,既是极左思潮的表现,更是一股十十足足的右倾翻案妖风,堪称形左实右的典型。 “学习班”从3月24日开始,到4月24日结束,为时整整一个月。其间,市革会教卫组某些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的人,重蹈“资反”路线之覆辙,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对革命同志进行资产阶级专政。其后,只是鉴于上海市反击右倾翻案妖风客观形势的强大压力,才被迫宣布“市教联会是革命群众组织”。 这股右倾翻案妖风流毒全市,几乎涉及到所有区县基层组织。典型的如黄浦区“中教联”也遭到市“教联会”相类似的命运,其他各区教工革命组织也大都受到冲击。一些不属于清理范围的革命教师被揪斗,不少学校亦由此刮起了右倾翻案风。 导致这次“3•24”“教联会”被封事件的直接原因,是因为市“教联会”工作人员中出了“反革命分子”秦松,并由《解放日报》点了市“教联会”的名。可是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大阴谋!因为客观上,秦松根本就不是市“教联会”的工作人员。翻遍市“教联会”工作人员的花名册,压根儿就没有这个人。 可是奇怪的是,究竟是谁硬把秦松说成是市“教联会”的工作人员,把“反革命分子”从组织上与市“教联会”挂上了钩的呢?究竟是谁向《解放日报》送稿子,在没弄清事实真相的情况下,要求公开点市“教联会”的名的呢?显然,这是市教卫组某些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对待革命同志的人,为了要把市“教联会”打下去而一手制造的阴谋口实。 在“封闭式学习班”上,他们大搞资产阶级专政,利用红卫兵搞武斗,先后“揪”出了以李鸿坤为首的所谓“秦松反党小集团”、以项明辉为首的所谓“右倾翻案小集团”和以周世华为首的所谓“贪污盗窃小集团”,其实都是捕风捉影、无限上纲之作。 4月20日晚上,学习班继续。他们居然要批斗我,说我是 “野心家”、“为牛鬼蛇神翻案的大黑伞”。我实在是忍无可忍,第一次冲破了学习班对革命造反派的资产阶级专政,抗拒斗争,并向大会发出愤怒的抗议,狂呼: “我是童工、学徒出身,你们是些什么人?竟这样恨我?” “我跟毛主席造反有什么‘野心’?!” “今天是不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天下?” “谁在搞右倾翻案?是你们!” 会议突然中断。孙国宝等人顿时慌了手脚,匆匆退出会场,经过短时间的密商,才被迫宣布:今天会议至此结束。同时改换口气对我说:“你应该相信群众,相信党!” 没想到,经过我这一番抗争,这个学习班,就此于24日草草收场。在学习班结束时,孙国宝总算言不由衷地宣布: “市教联会是革命群众组织,应该成为市革会坚强的一翼。”并宣布今后市“教联会”由钱昌明同志负责。 整整一个月,我终于又见到了自己的新婚妻子,颇有恍如隔世之感。
向市革会申诉
学习班结束,教卫组虽然口头上承认“市教联会是革命群众组织,应该成为市革会坚强的一翼”,但行动上迟迟不落实办公用房与经费,形同被实际取缔。 为了对全市几万名参加过中学教工造反组织的教职员工的政治声誉负责,也为了反击这股右倾翻案妖风,我决定向市革会领导进行申诉。 5月,我终于写就书面申诉材料,直接向“康办”递交。全文如下:
一起流毒全市的典型的右倾翻案事件 ——关于市教联会“3•24”被封事件及由此发生的一系列情况的汇报
市革会康平路办公室转张春桥同志 并市革会其他领导同志: 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在以张春桥为首的市革会的正确领导下,上海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夺取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正在按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向着全面胜利而迅猛前进。 可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总是不平衡的、曲折的。 在文化大革命迅猛向前的一片大好形势下,同全国的情况一样,前一阶段,上海也确实存在过一股右倾翻案风。“它的特点是:否定革命造反派,否定一月革命,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翻案,为走资派、叛徒、特务翻案,并企图从组织上搞垮革命造反派,颠覆革命委员会,搞反夺权,矛头直接指向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市革会领导成员《王洪文同志“4•11”报告》) 3月24日,由中学红代会小将(市六女中学生高静惠为首)出面,实际上由市革会教卫组某些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对待革命同志的人的策划下,封、砸曾得到《人民日报》肯定过的、在去年9月大联合高潮产生的市级教工革命大联合组织——市教联会(市革会24个发起单位之一)。25日、26日,以举办“彻底揭开市教联会内阶级斗争盖子学习班”为名,竟然不分青红皂白,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所有市教联会常委统统拉到台前低头“示众”,并当众宣布市教联会为“不革命组织”、“牛鬼蛇神防空洞”。市教卫组的陈成秀、孙国宝同志均参加了这些大会。孙国宝还代表市教卫组宣布“支持红代会小将的革命行动”!公然否定市教联会是革命群众组织,刮起了一股十十足足的右倾翻案妖风。 这股右倾翻案妖风从3月24日开始。到4月24日,市革会教卫组某些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对待革命同志的人鉴于上海市反击右倾翻案妖风客观形势的强大压力,被迫宣布“市教联会是革命群众组织”为止,时间整整是一个月。 这股右倾翻案妖风流毒全市,几乎涉及到所有区县基层组织。典型的如黄浦区中教联也遭到市教联会相类似的命运,其他各区教工革命组织也大都受到冲击。一些不属于清理范围的革命教师被揪斗,不少学校亦由此刮起了右倾翻案风。 为了忠实地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了向市革会领导同志揭露教卫组某些同志的资产阶级立场,批判这一个由“3•24“事件所引起的流毒全市的右倾翻案妖风,我们决心永葆革命造反精神,写这份东西,恳请市革会领导同志支持。
一、由来已久
毛主席教导我们:“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吗?那么,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 “3•24”市教联会被封事件和右倾翻案妖风的出现决不是偶然的,它是市革会教卫组某些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对待革命同志的人,错误地对待革命群众组织的错误政策的继续。 市革会教卫组某些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对待革命同志的人,长期来瞧不起革命群众组织,违背毛主席关于革命三结合的指示,无视教工革命群众组织的存在。他们对从资反路线的白色恐怖下“杀”出来的、在“一月革命”中建立过功绩的革命造反派缺乏感情。在这些同志眼里,教师的队伍是“复杂的”,教工造反派的队伍也是“复杂的”,有人被打成牛鬼蛇神“也总是有问题的”,中学教师都是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正因此,长期来对教工革命组织采取了一种不关心、不领导,排斥、分化,“谆谆诱导,自行消亡”的错误政策。 在我们的记忆中,除了今年年初,由于张春桥同志批评了市革会教卫组与革命群众组织的关系搞得不好,陈琳瑚同志曾召集我们开过两次座谈会以外,其他时间就再也没有主动召开过类似性质的座谈会。市教卫组究竟有无专门联系革命群众组织的工作同志?我们至今不详。 他们从不关心我们的工作,从不听取我们的意见,甚至我们找上门去了,还是推三堵四,一千个讨厌,一万个不情愿。甚至连去年9月高潮中,像市级教工组织搞革命大联合这样的大事,几次邀请他们也不到会,就是请不动。 他们拒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于“国门之外”,公开地多次“指示”我们:“要与各区、县组织脱钩”。他们排斥我们市教联会,越过我们直接向区、县布置工作,使我市教联会几乎成为一个有名无实的“空中楼阁”,成为一个没有群众的群众组织。 早从去年3月开始,他们就一直或明或暗地要求我们自行解散组织,要我们杀回基层(其实我们都是不脱离基层的)。这次刮右倾翻案妖风时,陈成秀同志竟然幸灾乐祸地说道:“我早叫你们解散、解散,你们就是不解散。这次你们吃到苦头了!” 正是由于市教卫组某些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对待革命同志的人,对革命群众组织一贯持有这样“不关心、不领导,排斥、分化,谆谆诱导,自行消亡”的政策,因此,他们就必然与革命群众组织在感情上格格不入,以致一有机会,终于刮起一股右倾翻案妖风,把革命群众组织打了下去。
二、反革命分子秦松与市教联会
导致这次“3•24”教联会被封事件的直接原因,是因为市教联会“工作人员”中出了反革命分子秦松,而据说秦松事件又与市教联会组织有关,并由《解放日报》点了市教联会的名。 这实在是地地道道的一个大阴谋!是市教卫组某些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对待革命同志的人,所炮制的为了搞掉市教联会的一个口实。 客观存在的事实是,秦松根本就不是市教联会的工作人员。翻遍市教联会工作人员的花名册,压根儿就没有这个人。秦松乃原教革会的工作人员,据说早于去年11月就回原单位师大一附中。当然,他与已进入市教联会工作的某些原教革会人员认识,有联系,但他与市教联会根本没有组织关系,这一点,在市教卫组工作人员孙国宝同志是一清二楚的。 可是奇怪的是,究竟是谁向春桥同志进行了假汇报,硬把秦松说成是市教联会的工作人员,把反革命分子从组织上与市教联会挂上了钩的呢?究竟是谁向《解放日报》送稿子,在没弄清事实真相的情况下,要求公开点市教联会的名的呢? 我们认为,所有这些,只能是市教卫组某些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对待革命同志的人,为了要把市教联会打下去而一手制造的阴谋口实。
三、“3•24”事件与所谓的“学习班”
故意把反革命分子秦松从组织上与市教联会挂上钩,于是就大有文章可做了。一起流毒全市的典型的右倾翻案事件,终于在市教卫组某些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对待革命同志的人的具体导演下发生了! 3月24日,中学红代会小将封了市教联会,同时传询了全体常委,开宗明义宣布市教联会是“牛鬼蛇神防空洞”,勒令每人写交代和揭发材料。 26日、27日,接连召开全市规模(有各区各基层代表参加)的揭发批判大会。市教联会7名常委全部到台前低头示众。市教卫组陈成秀、孙国宝等同志出席大会,并由孙国宝同志代表市教卫组,宣布支持红代会小将的“革命行动”,驳斥市教联会是革命群众组织的说法,公然将市教联会打成“不革命组织”、“牛鬼蛇神防空洞”,实际上将市教联会打成“反革命组织”。从那时起,又收缴了市教联会的房子、招牌、公章及一切财物,停发经费,剥夺了参加市革会扩大会议和一切政治活动的权利,实际上就是取缔了市教联会。 这还不够,从4月3日到4月24日,由市教卫组孙国宝同志和接待站的华茂标同志具体负责,用红代会名义,又举办了所谓“彻底揭开市教联会阶级斗争盖子学习班”,以怀疑一切、无限上纲、混淆两类矛盾,小会批判、大会斗争,打击一大片的手法,“搞”出了所谓的三个小集团:李鸿坤反党小集团,项明辉右倾翻案小集团和周世华贪污盗窃小集团。还批判了钱昌明的“严重错误”,揪出了现行反革命、资产阶级分子、大流氓孙树棻,取得了“赫赫战果”。 我们认为,由于中学教职员工队伍的复杂性,确实也决定了我市教联会队伍的复杂性。我们的革命队伍比之工人造反派的队伍,就显得不够“纯”,这是需要认真整顿的。然而,也必须看到,经过了近两年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考验,经过教工革命组织自己的历次整顿,我们教联会里确实也存在一定数量出身较好,政治历史清楚,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中学教工革命造反派,他们是搞好中学运动的一支重要的力量,是红卫兵小将的同盟军,他们更是教育革命的依靠对象之一。因此,睁眼看不到教联会内部存在的阶级斗争,这是右倾;相反,无视教联会内的革命力量,把他们看得一团漆黑,这是极“左”。 我们认为,市教联会内历来存在剧烈的两条路线斗争,存在着“炮张”与反逆流,“支联”与“支东”,联合与分裂,抓阶级斗争与搞无原则的团结,坚持无产阶级党性与大闹资产阶级派性的斗争,且每次斗争的结果,总是以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方面的胜利而告结束的。这说明,市教联会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是能够紧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是站得住脚的。因此,应当充分相信,在以整党为中心清理阶级队伍的战斗中,市教联会也一定能够打好这一仗。 事实证明,早在去年12月底,在春桥同志向我们提出“清理教师队伍的问题,请市教联会考虑一下”任务后,市教联会坚持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同志就着手抓了这一工作。今年年初,我们就向各基层发了关于立即开展清理教师队伍的倡议书和意见书《十条》,并在总部内批斗了坏头头余军,清理了富农分子黄进,同时,对常委中周世华的有关政治、经济问题作了专门的调查和清账工作。秦松事件发生后,尽管秦松不是教联会工作人员,但我们还是着手抓了这一工作,成立了一个以钱昌明为首的调查组,并组织力量打算批判秦松反动极“左”思潮的代表作《前进》。当然,由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的阻碍,我们在清理队伍和批判极“左”思潮的工作抓得很不得力,是有右倾情绪的。我们是多么希望得到市教卫组领导的帮助啊!多么希望他们来帮助我们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帮助我们克服派性,狠抓阶级斗争啊!可是他们就是不来,就是不干。 我们认为,市教卫组某些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对待革命同志的人,离开了毛主席关于本组织坏头头应由本组织革命群众自己来揪的原则,而一手包办代替、以“工作队”方式所搞出来的所谓“初步撕开市教联会阶级斗争盖子”的“赫赫战果”,是十足的右倾翻案的结果。 为了说清问题,现特分以下三点加以阐述: 1.以揪坏头头为名,混淆两类矛盾,打击一大批,否定革命造反派,对革命同志实行资产阶级专政。 市革会领导成员之一《王洪文同志“4•11”报告》指出: “要弄清阶级队伍的清理对象。这是指混入干部队伍和造反派队伍的以下人员:1)公安六条所规定的人员;2)走资派、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分子;3)有严重政治问题没有搞清而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干了很多坏事的。上述人员,如果窃据了造反队的领导职务的,才算坏头头。” 应该肯定,市教联会的极大多数同志,特别是大多数负责同志,都是从资反路线的白色恐怖下杀出来的,在伟大的一月革命中立过功、能够紧跟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革命造反派。可是,所谓的“学习班”,一开始就否定革命造反派,以陶铸的“怀疑一切”为主导思想,对市教联会的全体常委实行“一律靠边”,又以集中学习为借口,对他们实行变相隔离,规定他们不许随便外出;当众宣布教联会总部工作人员不准与常委们接触、讲话(其中一位常委同志新婚不满一周,新婚妻子又身体不好,提出要求请例外照顾准予回家也不予同意),完全视革命同志为敌人。 负责学习班的孙国宝同志,以“彻底揭开市教联会阶级斗争盖子”为借口,以揪“坏头头”为名,基本上对全体常委实行“人人过关”,个个检查,并对抵制交检查材料的同志,公然通宵达旦地进行逼供信。 从4月3日到24日止,共开大小揭发、批判、斗争大会数十次,除了对常委钱昌明算作“严重错误”而批判、斗争以外,在其他常委中当作敌我矛盾“搞”出来有所谓三个小集团: 一个是以李鸿坤为首的所谓“秦松反党小集团”。 这一案件,重点搞到的有李鸿坤、金敏、奚荷清、柯一飞、谷云、唐家琪等人,涉及到的面是李鸿坤这一派教革会的所有工作人员十余人。其中明确当作敌我矛盾性质对待的,有李鸿坤和金敏。根据揭发出来的材料,我们不认为有一个以李鸿坤为首的秦松反党小集团的存在。 我们认为,秦松是个破坏运动的黑手,他确实是一个对党怀有刻骨仇恨的反党分子。他打着“造反”旗号一度混入革命群众组织教革会,散布过许多反动的极“左”观点,李鸿坤、金敏、奚荷清受到过影响,犯有严重错误,可以批判帮助。金敏本人又不能与反动家庭划清界限,理该清理出革命群众组织。但从现有材料看来,不应该定他们为敌我矛盾,更不应该想当然地把他们硬同秦松联系起来,打成一个反党小集团。 一个是以项明辉为首的所谓“右倾翻案小集团”。 这一案件,重点搞到的有项明辉、吴宗明、吕学诗、黄秋晨、刘关良、刘崇智等人,涉及到的面是项明辉这一派教革会工作人员十余人。其中明确地被当作敌我矛盾性质对待的有项明辉、吴宗明。 根据揭发出来的材料,定其“右倾翻案小集团”的主要依据是:这些人曾在今年一月完善市教联会大联合的学习班上,曾经主张让原教革会头头赵永良(犯过“炮张”严重错误)也参加学习班,并可以到市教联会来搞些工作(当时遭到市教联会部分同志的抵制未成)。因而认为,这是为炮打张春桥同志反革命逆流翻案的右倾翻案小集团。这明显是无限上纲的结果。 我们认为,项明辉出身于历史反革命家庭,且对这些重大问题没有谈清楚,当市教联会常委不适合,可以拉下来。但毕竟是家庭出身问题,把他本人宣布为属于公安六条人物的坏头头,并进行多次大规模的斗争,这是不符合党的政策的。 一个是以周世华为首的所谓“贪污盗窃小集团”。 这一案件,重点搞到的有周世华、王仁发、陈冀祖等人,涉及到面的是原红反团的工作人员数人。其中明确地被当作敌我矛盾清洗的有周世华。 我们认为,周世华历史上犯过贪污错误,政历上有疑点。这次运动中又账目不清,挪用公款100多元,估计问题较大,可能是个坏头头,在“3•24”事件以前,我们已成立了以余长义为首的调查组,查周的问题。 可是,根据揭发出来的材料看,马上定性其是“坏头头”尚欠足够证据,还需进一步调查。特别是把王仁发、陈冀祖等一起打成“贪污盗窃小集团”,那更是没有根据的。 至于在工作人员中搞的所谓“现行反革命、反动资产阶级分子、大流氓孙树棻”(按:后为上海的著名作家)一案,那更是缺乏证据的。 如“现行反革命罪证”,仅仅是孙在遭到严重武斗(孙跪在地上,红卫兵以皮鞋脚猛跌其脸部血流满脸)后,在所写的《检查》中把“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语录,错写成“千万不要阶级斗争”(漏写了“忘记”二字!);说他是“反动资产阶级分子”,因为他曾经接受过香港资本家父亲一万元钱赠款(且当时就将六千元上交给国家);说他是“大流氓”,也仅是靠“抛档案”材料,说孙在念大学时曾犯过酗酒、打架错误。 可以这样说,尽管李鸿坤、金敏、项明辉、周世华、孙树棻等人,他们都存在一些甚至较严重的问题,他们的问题、错误可以批判,有的可以拉下马,有的也可以清洗出革命群众组织。但把这些人都定为敌我矛盾,当敌人来搞,这是违反清理阶级队伍“稳、准、狠”政策的,特别是又扩大了打击面,仅重点打击到的就有15人以上,把他们打成了三个小集团,这完全是出于为了把市教联会打下去的政治目的,从而炮制出来的政治陷害事件。 2.否定革命群众组织的政治大方向,否定一月革命,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翻案,为走资派、叛徒、特务翻案。 关于这方面的材料,我们只想举4月19日、20日晚上,两次对常委钱昌明同志进行的所谓“揭发、批判、斗争”大会上的一些表现就足够了。 在市教卫组某些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对待革命同志的人的部署下,4月19日,他们从南市区请来了右倾翻案急先锋郑木通(此人是南市区中教口和中教联络站内刮右倾翻案风的急先锋)等人来揭发、批判教育界钱昌明的“严重错误”。 他们公然否定革命群众组织中教司的革命斗争大方向,把它污蔑成是专为牛鬼蛇神翻案的“牛鬼蛇神组织”。甚至把中教司去年为反对炮打张春桥同志而进行的“反逆流”斗争,也说成是“捞稻草”! 负责学习班的市教卫组工作组长孙国宝,也故意把中教司关于“革命群众被打成‘反革命’的应一律平反”的革命口号(有当时的《通令》可以作证),故意歪曲成主张“人人平反,一律平反”的错误观点,从而宣布“中教司是平反起家的”,竟然一笔抹煞了中教司是靠革命造反起家的革命斗争大方向。 他们公然把南市区头号走资派王新华美化成革命领导干部,否定伟大的一月革命,说去年中教司在1月18日,为批判资反路线而召开的“打倒南市区委,打倒王新华大会”上,广大革命群众出于义愤,叫王新华下跪的过火行动,是对革命领导干部的“迫害”,他们抓住当时有个混入中教司的资方配偶曾上台控诉一事,硬说这个“1•18”大会是个“阶级报复”大会,他们把当时对区委副书记叛徒孙瑞英、教卫部长特务嫌疑分子、反革命两面派徐峰的斗争,叫全区中学当权派参加这次大会接受教育等革命行动,说成是“打击一大批革命干部”的“个人报复”、“极‘左’思潮”。把钱昌明执笔起草、由广大南市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签署的《王新华必须重新审查——告全区革命人民书》,说成是“1226反革命组织”的“宣言书”,把钱打成是“1226的黑后台”,公然为资反路线翻案,他们根本否定了在文化大革命史上存在过刘邓的资反路线,公然把钱昌明在资反路线下进行消极反抗斗争的“自杀”行动,说成是背叛革命,完全站在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来说话。 总之,他们把革命造反派打成“反革命”,把革命造反行动打成“反革命”行动,把革命造反派组织打成“反革命组织”,公然为资反路线翻案,矛头直指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 对于上述种种明显的右倾翻案的典型说词,学习班负责人孙国宝、华茂标同志均听之任之。当市教联会工作人员中有人对这种“揭发”表示不满而喊了一句“要打倒派性”的口号时,立即遭到孙国宝的严厉指责。他们不许发言者对钱昌明称同志,也因为大会执行主席开始讲话中提了几声同志,结果就被指责为“右倾”。 这个会议完全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长刘邓资反路线的志气,灭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威风。是可忍,孰不可忍! 20日晚上,会议继续。右倾翻案论调继续大肆泛滥,并公然斗争钱昌明同志,并把他打了个“野心家”、“为牛鬼蛇神翻案的大黑伞”。钱昌明同志忍无可忍,第一次冲破了学习班对革命造反派的资产阶级专政,抗拒斗争,并向大会提出愤怒的抗议,狂呼: “我是童工、学徒出身,你们是些什么人?竟这样恨我?” “我跟毛主席造反有什么‘野心’?!” “今天是不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天下?” “谁在搞右倾翻案?是你们!” 会议突然中断。孙国宝等人顿时慌了手脚,匆匆退出会场,经过短时间的密商,才被迫宣布:“‘1•18’大会的大方向正确”,“否定1•18大会就是为刘少奇翻案”,然而对其他右倾论调却避而不谈。 上述所举,是多么典型的右倾翻案妖风的表现啊! 3.勾结基层右倾保守势力,互供黑材料,在各区县掀起右倾翻案妖风。 这次“学习班”有个特点,叫“上下结合,内外结合”,他们专门“结合”的是基层的对立派,而这些对立派十有八九是基层的保守派。 这些所谓的基层对立派,往往是在运动中站错过队,在资反路线垮台后,他们表面上虽然认了输,但心里不服。他们对革命造反派横竖看不顺眼,耿耿于怀,只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节节胜利,无可奈何,翻不了案罢了。然而,只要一有机会,他们确实还是想把造反派打下去,从造反派手中进行反夺权。 如钱昌明同志,就是因响应毛主席号召起来造反,曾被南市区头号走资派王新华一手策划,以虚构“反革命”案件,采取伪造罪证手法,四次打成“反革命”,是一名从资反路线的白色恐怖下杀出来的造反派。他在本单位文建中学、南市区均有较好的群众基础,他是校革会的委员(学校革命师生本想推他为革委会召集人),由于“3•24”事件和“学习班”的开办,一些早已没了市场的原保守派反钱势力,就大为活跃起来。他们主动向孙国宝提供早已破产了的黑材料,串通区里的“保王”势力,大造声势,大幅标语贴满南市区,再一次把钱昌明打成“市教联会伸向南市区的黑手”、“1226黑后台”、“反革命两面派”、“变色龙、小爬虫”、“坏头头”,文建中学校革会也顶不住这股妖风,就宣布钱昌明“靠边审查”(直至5月7日才撤消“靠边”,校革会主任作了检查,认为这是右倾翻案表现),实际上将他第五次打成“反革命”,使文建中学和南市区中教口的运动遭受反复,并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影响(南市区许多中学的造反派与钱有联系,诸多学校以揪出钱昌明为缺口大揪本单位的造反派)。 据估计,几乎所有市教联会工作人员的学校,都不同程度发生了类似钱昌明那样的情况,严重地打击了革命造反派(有一市教联会工作人员讲,“早知如此下场,后悔当时不做逍遥派。”真是言简意赅),造成了极坏的政治影响。 以上三点说明,仅为极粗浅的梳理与介绍,如需进一步了解,我们还可以提供大批具体材料。
四、我们的要求
我们认为,从“3•24”市教联会被封,到红代会第四期“学习班”,在整整一个月的时间里,构成了一起流毒全市的典型的右倾翻案事件。这是一个以“清理阶级队伍”为名,经过周密策划,有计划、有目的、有组织、有步骤地将市教联会打成“反革命组织”,将广大中学教工革命造反派打成“反革命”,否定一月革命,否定中学运动,为刘邓资反路线翻案,矛头直指毛主席革命路线和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革命事件。这是市教卫组某些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对待革命同志的人,错误地对待革命造反派,错误地对待革命群众组织的必然结果,也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全面胜利,一小撮走资派、叛徒、特务和一切牛鬼蛇神面临灭亡时的垂死挣扎。因此,揭不揭这个右倾翻案事件,敢不敢同这股右倾翻案逆流作针锋相对的斗争,是忠不忠于毛主席,忠不忠于毛泽东思想和忠不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大是大非问题。我们作为决心忠于毛主席,立誓革命到底的革命造反派战士,我们一定要以“头可断,血可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不可丢”的坚强革命精神,与这股右倾翻案的反革命逆流决战到底,不获全胜死不休! 值得提出的是,市教卫组某些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对待革命同志的人,直到目前为止,还在继续他们的错误,4月24日,他们虽然在全市反击右倾翻案妖风的强大政治压力下,言不由衷地宣布“市教联会是革命群众组织,应该成为市革会坚强的一翼”,另一方面,却大耍两面手法,一个多月来,继续阻碍、刁难市教联会恢复工作,他们不还房子,不给经费,继续剥夺市教联会作为24个“发起单位”之一的一切政治权利,继续不让我们参加市革会扩大会议。他们害怕我们造这次右倾翻案妖风的反,大肆威胁我们:“不许搞翻案!” 鉴于这样的情况,我们特向张春桥同志和市革会其他领导同志提出如下要求: 一、立即委派一至两名革委会领导成员接见我们,详细听取我们的申诉; 二、要求市革会教卫组有关同志立即作出公开检查,为在这次右倾翻案妖风中被打成“反革命”的同志平反,赔礼道歉,恢复名誉,销毁黑材料; 三、积极帮助市教联会恢复活动(参加市革会扩大会议和恢复其他一切权利,发还房子、财物,发放经费),准许市教联会恢复与各区、县分会的组织联系,健全组织; 四、要求《支部生活》刊登这份材料。 上述汇报及要求,未知当否?请指示。 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迎头痛击右倾翻案妖风! 打倒右倾保守主义!打倒右倾机会主义!打倒右倾分裂主义!打倒右倾投降主义! 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上海市中等学校教工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市教联会) 常委 钱昌明 1968年5月28日
此件送至“康办”(康平路办公室),由康办联络员倪志良、陈佩章接待。经过约一个月时间的周折,后在本人出席的一次“市革会扩大会议”上,由王少庸出面表态解决问题,恢复“教联会”活动(另拨办公用房、按时批拨经费),并通知钱昌明作为“市革会”发起单位的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资格,恢复参加市革会扩大会议权利。 恢复后的市教联会总部,设在延安中路上的康乐村7号(印度领事馆隔壁)。同年10月1日,1968年国庆节,我作为市“教联会”组织代表,与全市其他二十几个群众组织代表一起应邀上了人民广场检阅台。我的右边站着的是工总司的潘国平,左边比肩的是小幼教的杨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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