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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昨 天》第一五二期
帖子发表于 : 周日 6月 07, 2020 8:29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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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 天》第一五二期

抢救文革回忆 积累文革资料 交流相关信息 促进文革研究

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20年5月30日第152期


本期目录

〖文革民生专辑2〗

史林一叶

杨继绳 文革期间城乡居民的经济生活

生逢乱世

徐小棣 记忆中的几样日常生活小物件

故纸堆

齐晋华提供 渔歌子录入 青岛市1970年的絮棉供应

书海泛舟

李超尘(李闯) 文革时期北京市民生活片断(《回炉——我的社会大学》选读)
毛 毛 这才知道什么叫老百姓的生活(《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选读)
赵 瑜 难民跑城(《牺牲者》选读)

编读往来

石名岗订正一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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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林一叶】

文革期间城乡居民的经济生活

杨继绳

文革期间,被一波又一波的政治运动裹胁的人们的生活状况怎么样呢?全面回答这个问题,需要从政治、伦理、社会、经济等多方面进行分析,更需要用活生生的案例来展现。本文主要从城乡居民的经济生活方面作一点介绍。

决定居民经济生活的宏观背景

改革以前的中国实行计划经济。但由于计划经济缺乏技术上的可行性 ,实行得并不顺利。
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年)被认为是最理想的计划。但是, 头三年并没有计划。1952年8月提出的《关于编制五年计划(1953-1957)的轮廓方针》和《五年计划的任务》是“一五计划”头三年的依据。这个依据将工农业发展速度安排过高,基本建设的规模安排过大,建设资金来源不落实,还闹出了把上一年度的财政节余当作当年财政收入的笑话。1955年7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才通过了《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此时,“一五”的时间已经过了两年半。在执行过程中又出现了几次失误。例如1956年比例失调,1957年进行调整。
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年)期间出现了“大跃进”,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粮食产量1961年比1957年下降了26.4%,饿死了三四千万人,被迫进行了5年调整(1961-1965年)。
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1970年)没有制定具体计划,只有《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1970)的初步设想》。
第四个五年计划(1971-1975年)中很多指标是按毛的主观意志决定的。例如,计划钢产量3500-4000万吨,唯一的根据是毛泽东1957年在莫斯科讲过的15年钢产量要达到这个数字。
“四五计划”执行的结果是,计划表上的51种主要经济指标有25种没有完成,计划力保的30种重工业产品有18种没有完成计划,11种轻工业产品有4种没有完成计划。
文革十年正是在第三个和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
从官方公布的各项经济指标来看,文革十年有所增长,但这种增长是靠多投入资金、多投入资源和劳动力而形成的。经济效益十分低下。与人民生活相关的物资人均产量下降。1976年人均粮食产量615斤,徘徊20年才接近1956年的620斤。人均棉花产量1966年6.4斤,1976年降到4.4斤;人均油料产量1966年10.1斤,1976年只有8.6斤 ;人均布产量由1966年的9.8米降到1976年的9.4米。
文革期间的经济建设目标是“备战,备荒,为人民” 。“备战”放在第一位,资金和其它资源大多用于备战,“为人民”这个目标几乎落空。
从1965年到1980年,对国防三线基本建设投资总计2052.68亿元,占全国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39.01%。在1966年到1970年的“三五”时期,这个比重为49.43%,几乎占了全国总投资的一半。
用于备战的资金不仅仅是几千亿元的国防三线投资和大量的国防经费。当时,从中央到省市,都设立了“国防工业办公室”,通过“军工动员”的方式,向生产民用产品的工厂下达常规武器和其它军用品的生产任务,其数量是无法统计的,在财政支出中,也不纳入“国防费用”这一项。优先发展重工业是多年坚持的方针,重工业既是工业的基础,也是国防工业的支撑。
备战所需要的资金,靠压缩居民消费来积累。这可以从积累(即非消费资金)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简称积累率)中表现出来。文革的这头三年,由于社会比较混乱,积累率有所下降。从1970年到1976年这7年,除了1976年因唐山大地震使基建工程受影响以外,其余年份都在31.4%到34.1%之间。按当时中国经济发展水平,31%以上的积累率就过高。不仅积累率过高,而且在基本建设投资的使用方向上,国防和生产性建设的比例大大高于非生产性建设(住宅、医院、学校),十年文革期间,国防和生产性建设投资占82.8%。老百姓粮、肉、油、布的消费提高很少,食用油还有所降低。 当时,农民一年也吃不上一两次肉。虽然国家发了肉票,但很难买到肉。一旦听说肉店杀猪,头天晚上就拿着肉票到肉店排长队。农民破衣烂衫,国家干部也穿打补丁的衣服。我作为新华社记者,裤子的膝盖上打两个大补丁外出采访也不感到难看 。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来看,文革期间的居民消费水平十分低下,而且增长缓慢。(见表1)

表1,文革期间居民年平均消费水平(元/人、年)

年份 居民平均消费水平
(元/人、年)
全国居民 农民 非农业居民
1965 125 100 237
1966 132 106 244
1967 137 111 251
1968 132 106 250
1969 135 108 255
1970 140 114 261
1971 142 116 267
1972 147 116 294
1973 155 123 306
1974 156 123 314
1975 158 124 324
1976 161 125 340
1977 165 124 361

为了把更多的资金用于重工业和备战,政府不得不压低职工的工资水平。全民所有制职工的工资水平比文革前的1964年、1965年还要低(见表2)。大跃进时期(“二五”)和文革时期(“三五”、“四五”),职工工资不仅没有提高,反而下降。(见表3)

表2,全民所有制职工平均工资(元/年)

年份 各部门平均 工业
1964 661 741
1965 652 729
1966 636 689
1967 630 701
1968 621 689
1969 618 683
1970 609 661
1971 597 635
1972 622 650
1973 614 640
1974 622 648
1975 613 644
1976 605 634
1977 602 632
1978 644 683

表3,不同时期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工资增长速度(%)

一五时期 二五时期 1963-1965 三五时期 四五时期 五五时期
货币工资 7.4 -1.5 3.3 -1.4 0.1 5.5
实际工资 5.4 -5.4 7.2 -1.2 -0.1 2.9

农民:家徒四壁

和苏联一样,中国共产党也把重工业放在优先发展的地位。发展重工业是需要巨额资金的,这笔资金从哪里来?靠农业。发展重工业的职工是要吃饭的,粮食从哪里来?靠农业。除了发展重工业以外,还要生产日用工业品,发展日用工业品的原料从哪里来?靠农业。“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说穿了,就是让农民承受中国工业化的成本。
为了让农业这个“基础”不动摇,就必须把农民固定在土地上。怎样才能把农民固定在土地上呢?一靠农村组织,二靠经济政策,三靠户籍制度。农村组织就是“集体化”,从初级社到高级社,再到人民公社。每一个农民都在一个严密的组织中劳动、生活。经济政策主要是统购统销。农产品统统由国家收走,每个人的一切生活资料都凭证供应。没有粮票、油票、布票、肉票、糖票、工业券……就没法买到生活必需品,就没法活下去。而这些票证是按行政管辖地区分配给辖区内公民的。户籍制度使人口不能流动。这三方面结合起来构筑了一堵高墙,把城市和农村分割成两种经济、两种社会、两种人群、两种生活方式。农民被困在集体组织之中,种什么作物,如何种植,如何分配劳动成果,农民没有权利参与。农民不能离开土地到外面寻求生活——甚至有的外出逃荒讨饭也拿着生产队开的证明。改革以前,绝大多数中国农民终生的活动在半径不到100公里的范围内。文革期间很多地方全部收回了社员的自留地,连农民自己搞的开荒地也一并收回。有的地方干脆不让农民搞家庭副业生产,不许农民养猪、养鸡。对农民的严格的制度性捆绑,将他们逼向极度贫困的境地。
1978年,新华社老记者冯森龄 到四十年代工作过的延安调查,看到昔日的“革命圣地”满街都是讨饭的人。他们衣衫破烂,蓬头垢面。冯森龄在延安东关食堂停留半小时,讨饭的就有17人。这些讨饭的都是来自农村。冯森龄又调查到9个县市,县县都有讨饭的。 延安边区时期劳动英雄申长林所在生产队28户人家,家家都缺粮食,80多人出去讨饭。 1980年,新华社记者傅上伦、胡国华、戴国强三人到“革命圣地”延安采访,他们亲眼看到,社员薛登恩家全部家当不值30元,他们吃的饭是像猪食一样。最早唱《东方红》的歌手李有源的儿媳对他们说,在七十年代,生活实在没法子了,不得不外出讨饭。老乡的生活水平不如当年李有源唱《东方红》的时候。
1978年,全国每个农民从生产队里得到年平均收入仅有76元,其中两亿农民低于50元。有1.12亿人每天能挣到一角一分钱,1.9亿人每天能挣一角三分钱,有2.7亿人每天能挣一角四分钱。另有一些农民辛辛苦苦干一年不仅挣不到钱,还倒欠生产队的钱。1980年,新华社国内部农村组派出几位记者对西北地区的农民收入作了调查,调查结果是,1979年全年人均收入,最高的是山西吕梁地区,为70元;陇东庆阳地区第二,为64.86元;延安地区第三,为57.2元;榆林地区第四,为52元;甘肃平凉地区第五,为47.6元;固原和定西最低,同为36.8元。
1978年新华社安徽分社记者沈祖润等到定远、凤阳、嘉山去采访,看到的情况使他们心酸。凤阳县前五生产队,10户人家有四户没有大门,三户没有桌子,68人中有40多人没有棉裤。当过抗美援朝志愿军的史成德,7个孩子,10口人,只有3只缺口碗。正如当时一段凤阳花鼓词唱的:“泥巴房,泥巴床,泥巴国里没有粮;一日三餐喝稀汤,正月出门去逃荒。”沈祖润看到的情况不是个别现象。中共凤阳县委给上级的报告中列举了逃荒的人数:1967年1月至2月22日,凤阳人口外流9900多人,至3月18日,达18000多人,大部分去南京和苏北。1969年3月,37%的农户和23%的人口外流,流动范围为皖、苏、浙三省。1970年春节,4000多人外流。外流就是出外要饭。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中国的农村一贫如洗。不仅农民家中一无所有,连村庄周围的树木都砍光烧尽。五十年代初期,我所在的湖北省浠水县睡虎村被密密的树林和竹林掩映,其中很多两人合抱的大树。在树林和竹林里捉迷藏成为我们童年美好的回忆。但是,到七十年代末期,村子里几乎看不见树木,成了大地变成“秃头”的“和尚村”。农村不仅人穷,生态环境也遭到严重的破坏。
农业学大寨运动将农民推向“改天换地”的苦役之中。1970年代,我老家生产队长、也是我儿时的朋友张志东对我说:“农村两大害:人民公社,学大寨。”他还告诉我,浠水县出现了几起十八九岁的女孩子集体自杀的事件。这些小姑娘不堪忍受学大寨的繁重劳动,不堪忍受人民公社对个人自由的严酷控制,五六个人或七八个人手拉着手、或用绳子串在一起,集体投河。听到儿时的朋友的介绍,我的心颤抖了。我把这一情况告诉了新华社湖北分社,希望他们到浠水去作点调查,向中央反映这一情况。湖北分社老记者田庄和郭万里对我说:“少女集体自杀的事,最严重的是红安,不是浠水。”我又向总社分管内参的编辑张述忱反映了湖北的这一情况。他说:“这种情况最严重的是湖南,不是湖北。”
这时我才知道,少女集体自杀这种惨案,在各地都有发生的。那时我就希望中国农民早一天摆脱人民公社的桎梏,尽管我在1958年曾多次真诚地喊过:“人民公社万岁!”

工人:名副其实的无产阶级

在城乡差距中处于优势地位的工人的生活状况怎么样呢?他们收入低,住房狭小,工作环境恶劣,还要“革命加拼命”地工作。

工资收入
工资收入是工人家庭的全部收入,城市居民除了工资没有其它收入。职工的工资由国家直接掌握,每隔几年调整一次。在1960年代以后的十多年内,工资基本没有调整。从前面的表2的数据可以算出:1966年到1976年,工资不但没有增加,反而降低了。全国各部门平均工资降低了4.9%,工业部门平均工资降低了7.98%。
1970年代后期,开始每隔几年调整一次,但每一次调整,只给予一定比例的职工,因而把国家和工人之间的分配关系,转化为工人之间的互相争夺。1980年我到天津市劳动局(负责调整工人工资的主管部门)对当时的工资调整进行了一次调查。为了让今天的读者了解当时调工资的情况,现将调查材料抄录如下:

天津市在调整工资中出现多起恶性事件
应从根本上改革现行工资制度

从年初到七月底,天津市在评定工资过程中,发生了服毒、投河、跳楼、自焚等自杀事件21起(死亡3人),行凶杀人未遂事件9起,绝食5起,出走4起,还发生了多次打人事件。
北京铁路局天津电务大队27岁的二级工黄德江,由于没有评上工资,往自己身上倒柴油,自焚身死。库工石敏(21岁)、王岚(20岁)在调资中喝了敌敌畏,经抢救,王岚脱险,石敏死亡。二轻局锅炉修造厂女工孔庆延,评资时第二榜无名,她找领导反映评分不合理。后来她听说第三榜又没有她,就喝了一瓶敌敌畏。经抢救脱险后,她说:“评不上还得死。”在一些单位还发现有人身带匕首,准备和人拼命。
天津市在这次调整工资中矛盾十分尖锐。有人用影片的名字描述评工资的几个阶段:思想动员阶段是《沉默的人》,谁也不表态;发榜前是《激战前夜》,都在想办法如何压倒竞争对手;从头榜到三榜之间是《生死搏斗》,打架、斗殴、凶杀事件多是在这时发生的。有的基层领导干部害怕工人殴打,不得不逃到外地去避难。
一些负责调资工作的干部说:“其所以出现这些问题,根本原因是调资政策有问题,工资制度本身不合理。”
天津市调资办公室的同志反映,这次调资工作有很多不妥之处。首先,这次调资和1977年的调资在政策上缺乏必要的连续性。上次基本是按工作年限,解决低工资问题。但是,由于升级比例的限制,当时有一些年限长、工资低的人没有升级。由于这次不考虑工作年限,这批人还有可能升不了级。他们的抵触情绪最大。同时,这次规定的三条原则(贡献大小,技术高低,劳动态度好坏),在具体执行上很难掌握。特别是一些集体操作的工种(如炼钢、轧钢等)和科室干部,要分清谁的贡献大小是很困难的。因此,有些单位不得不在没有差别中找差别,在没有矛盾中找矛盾,人为地制造了很多不团结因素。
很多同志认为,这种每隔几年提高一部分人的工资的作法有很多弊病。确定升级的比例不是根据实际上有多少人需要升级来确定,而是根据国家的财政能力来确定。国家能拿出多少钱,就让多少人升级。这样确定的比例(如这次的百分之四十)和实际需要升级的人数相差悬殊。
在我国目前国家所有制的情况下,工资本来是劳动者和国家的经济关系,他付出了多少劳动,国家给他多少工资。调整工资应该是调整国家和劳动者之间的关系。而现在评工资却变成了劳动者之间相互争夺的关系,把国家和劳动者之间的矛盾转移到劳动者之间去了。这是很不合理的,也是有害的。
1975年,我在天津调查时发现,工厂的生产第一线的工人80%以上是二级工,月薪为41.5元,再没有其它收入。城市居民只能维持最低生活水平。职工家里没有任何财产,成了名副其实的“无产阶级”。手表、自行车、缝纫机这些基本生活用品是城市居民梦寐以求的“三大件”。现将我在天津第一棉纺织厂调查得到的职工生活情况抄录如下:
时间:1975年
天津棉纺一厂电动车间在编人数345人,家庭月收入情况如下:
人均收入10元以下的8人 占总人数的2.32%
人均收入10-11元6人 占总人数的1.74%
人均收入11-12元7人 占总人数的2.02%
人均收入13-15元的28人 占总人数的8.11%
人均收入15-20的65人 占总人数的18.8%
人均收入20-25的231人 占总人数的66.95%
其中,人均收入达25元的只有几户。
人均收入10元到13元的生活状况:不能保证每顿都有熟菜,要吃一些咸菜和大批低价处理的白菜。国家标准供应的生活品不能买全(如鸡蛋、糖),很少吃肉,多吃粗粮。布票等证券不能买全。
人均收入15元的生活状况:在没有病人或上山下乡的子女不需要定期补助的情况下,一般都能买全国家标准定量供应的物品。有时还能吃点肉。
人均收入20元的生活状况:一般生活没有什么问题。日子过得比较宽裕。
天津棉纺一厂在当时是令人羡慕的国营大厂,电动车间的老工程技术人员的比重高于其它车间。其它不少单位职工的收入比棉纺一厂低。当时天津市人均收入在12元以下的家庭约有6%,这部分人的生活状况怎样呢?请看天津棉纺一厂二布挡车组工人张淑珍的状况:
张淑珍每月总收入35.7元,供养两个中学生、一个小学生。我抄下了她全家一个月的开支账单:
粮食总定量127斤(面粉51斤,杂粮76斤),计18.92元
煤400斤,5.6元 线,0.64元
引火柴一份,0.65元 卫生纸两包,0.52元
肥皂6块,1.26元 卷纸两卷,0.2元
食油2斤,1.7元 墨水一瓶,0.18元
盐3斤,0.45元 处理白菜120斤,1元
酱油2瓶,1.24元 供应白菜一份,0.91元
碱面4两,0.06元 灯泡一个,0.03元(月)
蜡烛4根,0.4元 学生用本6个,0.42元
房租(一间),1.2元 铅笔6支,0.16元
汽车月票一张,3.00元 擦脸油,0.2元
清洁费,0.15元 卷烟,2.8元
火柴,0.16元
总计42.05元,人均月消费10.513元。

从张淑珍的开支看,当时的物价是很低的。1966-1976年间,中国零售物价指数不仅没有上涨,还下降了两个百分点(见表5)。文革中,毛泽东一再批评商品经济,主张按价值规律办事的孙冶方也被打成“修正主义分子”投入了监狱。没有市场竞争,价值规律不起作用,一切听命于各级行政官员的指令。价格是市场经济的灵魂。西方经济学有一句名言;要摧毁一个国家的经济,最有效的办法是麻痹这个国家的价格机制。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过度行政控制,价格被冻结。这对工资一直很低的职工当然是必要的,但对经济活力有很大的杀伤力。

表5,文革期间全国零售物价总指数(以1950年为100)
年份 1965 1966 1967 1968 1970 1972 1973 1974 1975 1976
物价指数 134.6 134.2 133.2 133.3 131.5 130.2 131.0 131.7 131.9 132.3

经济停滞,就业机会少。政府只好强制1700多万城镇青年上山下乡,将城镇就业矛盾向农村转移。下乡知识青年不能维持生活,城镇的父母不得不给以接济,这成了职工家庭的一个沉重负担。
1966年4月,中共中央批发了一个文件,说奖金制度是不符合政治挂帅精神,认为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不是靠工资和工分以外的物质奖励,而是靠政治挂帅。此后,工厂的奖金改为平均发放的“附加工资”。工厂里不断组织工人批判“奖金挂帅”、“物质剌激”,长期漠视职工的经济利益,挫伤了人们的积极性。
1972年,天津第一机械工业局统计,工人八小时工作一般只能干四个小时。我在天津汽油机厂和工人一起倒班的劳动中发现,全厂87台设备,白天开动的只有11台到14台,夜班两点以后开动的只有两台。开这两台机器的一个是班长,另一个是被监督劳动的“历史反革命”。这个厂老工人说:“现在我厂一年生产汽油机3500台。要是把大家的劲鼓起来,工艺设备进行一些改进,不用增加人,一年就可生产两万台。”工人加班不给加班费。有的工厂欠工人五十多个休假日,也不能兑现,相反的是工人迟到几分钟也要记下来,累计起来扣工资。天津染料化工行业取消了夜班补助费,工人不愿上夜班了,化工生产是连续的,夜班开不起来,变成间歇生产,产品质量因而受到影响。 1975年,我到天津拖拉机厂金工车间紧固件工段劳动了一个月,和工人一起三班倒。为了检测工人的劳动潜力,我在一台万能铣床上加工一个零件。我不紧不慢,工人休息时我也休息,一个夜班出的活儿竟超了定额(即每个班的工作量)的一倍!我这样干了两天,一位老工人对我说:“杨同志,你是飞鸽牌,我们是永久牌,你要悠着点!”工人担心,如果厂里知道了我轻松地超定额一倍,就要提高定额。

居住条件
城市居民的居住条件极端恶劣。上海《解放日报》(1988年10月14日)公布了一个数据:1985年,上海市区180万户。按国家所公布的标准,有89.98万户为困难户,其中人均住房面积低于4平方米的有21.6万户。住房不方便(大儿大女同室)的有24.3万户。这还是改革以后七、八年的情况,比改革前还是有所改善。同一天的《解放日报》还记载了文化革命期间两位外国人在上海的观感: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和中国总理周恩来在上海签署著名的“上海公报”的时候,老牌专栏作家赖斯顿也随同到达阔别多年的上海。他的观感是,除了殖民地时代的华丽建筑,上海的市政建设在他的脑海里再没有留下任何其它印象。
1974年,法国社会学家朗兹先生私自考察了上海的大街小巷。他将考察结果写了一篇札记。札记中写道:我看到一条凝滞不动的小河边搭建起来的一间小屋。屋顶披着歪斜的油毛毡,上面压着几十个瓶瓶罐罐。窗户的玻璃全都破裂,显示着利齿般形状。至多只有10平方米的空间,却住着五口之家。时时可闻腐烂的蔬菜气息荡漾在小屋四周。这情景让我想起了孟买、加尔各答和新墨西哥城……

这两位外国人真是少见多怪。我作为一名中国记者所看到的中国城市居民的居住条件,比他们所描述的还要恶劣得多。
在天津,祖宗三代人挤在一间十多平方米的房间里的情况十分普遍。一到晚上,中年夫妇睡在床上,已经成年的孙子上了小吊楼,年老的爷爷奶奶和已经成年的孙女儿打地铺。这种情况到八十年代中期还没有大的改变。1972年,我到天津钢丝绳厂调查得知。这个厂6-9口人住13平方米以下的有82户,老少三代住一间房的有29户,婚后无房的有47户,无房结婚的8户,危房待修的7户。这些工人都要上夜班,白天需要睡觉。这样的居住条件白天他们是无法睡觉的。1950年,天津人均住房面积3.8平方米,1972年,天津人均住房面积下降到3平方米。五十年代初为工人修建的工棚式临时住宅,一直住到八十年代。夏天,在这拥挤、破旧、肮脏的工棚里,做饭的煤球炉都排在一米宽的公共过道里,过道的温度高达39度。中年妇女脱光了上身,随着锅铲炒菜的动作,硕大的乳房在晃动。这是我和我的同事杜润三在天津佟楼附近一片工人住宅区目睹的情景。

工作环境
1972年9月14日,天津职工劳动卫生防治院向我提供了他们新完成的一个调查:

在对天津市981个工厂的37720人的不完全统计,对四种作业(硅、铅、苯、汞)的工人中查出:
铅吸收 343人
苯中毒 39人
白血球降低 86人
汞中毒和汞吸收 134人
天津棉纺二厂三纺筒子车间184名职工患病的达126人,占百分之69.5%,有的患病在二、三种以上。天津干电池厂干汞电池车间的125名工人几乎每人汞中毒,一度造成停产。天津红卫皮鞋厂、十月皮鞋厂苯中毒十分严重。天津化工厂周围1500米的范围内空气中汞的含量超过国家标准,电解车间85人中有76人汞吸收,占总人数的89%。

当时,要求职工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这种“革命加拼命”的精神,在经济建设中起了一些激励作用,但造成了许多不必要的伤亡。在成昆铁路通车的时候,同时建立了一座成昆铁路烈士纪念碑,有227个坟头,这只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八师牺牲的烈士。在全长1100多公里的铁路沿线上,这样的坟头有一千多处。1968年,一个4000多米的隧道塌方,一下子就埋进了半个排的战士。
一方面鼓吹在生产中“革命加拼命”,另一方面把必要的企业管理当成“修正主义的管、卡、压”来批判,企业管理非常混乱。“无章可循,有章不循”成了普遍现象。天津染化四厂酞青车间工艺规定温度在170度-175度(摄氏)的范围内保温15小时,工人为了早下班,只保温14小时,对产品质量影响很大。岗位无定员。天津第二毛纺厂细纱机过去一人看两台,现在15台机器,每班35人。天津冶金局同样的3吨电炉,有的用27人,有的用35人,D5G拉丝机有的单位两人看三台,有的单位一人看五台。 1971年末到1972年初,据国家有关部门对8373种产品检查,产品合格率平均为45%。工伤事故大量增加。1971年7月,国家有关部门对11个部的不完全统计,上半年共发生人身伤亡事故和设备严重损坏事故2000多起,死亡2400多人。

普通知识分子的生活

文革期间是对知识分子歧视最严重的时期。毛泽东批示下发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中,提出了“两个估计”,即:解放后十七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大多数教师和解放后培养的大批学生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虽然这个文件是1971年出笼的,但这种思想从文革一开始就有了。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一些高级知识分子被当作“反动学术权威”打倒,普通知识分子的日子也不好过。
科技人员工资低。1957年中专毕业生当技术员的1972年拿48.5元,1957年进厂的学徒工(小学文化或更低)1972是四级工,拿57.6元。许多1958年毕业的大学生,1972年只拿50多元。他们说:“当时要是不上大学,参军或当工人就比现在强多了,读书吃亏了!”比工人更加困难的是,科技人员很多是夫妻分居相隔千里的两地,这些人没有家庭生活,成年住在集体宿舍里。每年两个星期的探亲假,来回车船等交通费耗尽了一年的积累。天津市技术人员中有百分之二十夫妻分在两地的,有的单位百分之三十或更多一些。
文化大革命前,天津市属研究所51个,文化大革命中关、停、并、转,砍了一大批,1972年只剩下25个,人员也减少过半。大批科技人员不在科技工作岗位上。据调查,1972年初,天津有40%的科研人员当普通劳动力使用。在科技岗位的人也不能全心从事科研工作。南开大学元素有机研究所除了“拉练”(一种把队伍拉到野外去的军事训练活动,如步行数十公里等)、劳动,每年只能工作八个月,在这八个月中,每个星期只有四天业务活动时间。此外挖地道(备战)、搬白菜、搞卫生、帮领导人写总结,随便什么人,一句话都可以调走。一机部天津电力传动研究所的技术人员说:“我们是廉价劳动力,哪里需要人,不管我们业务多忙,谁都可以把我们吆喝去!”
科技人员受到压制,当然不会有创新;不重视科技,技术水平必然落后。1972年,天津市冶金工人37000多人,其中从事肩抬、背扛、手工操作的有15000多人。天津市纺织行业的机械设备三十年代的占55%。天津机械行业的设备大多处于三四十年代的技术水平。天津化工行业生产群青颜料还是用小土窑炼烧,和《天工开物》上所介绍的差不多。天津碱厂是中国化学家侯德榜在三十年代提出联合制碱法(侯氏制碱法)的基地,这种先进的制碱工艺战后被日本广泛采用,而天津碱厂1972年还在用比较落后的苏维尔法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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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乱世】

记忆中的几样日常生活小物件

徐小棣

假领子和它背后的故事

我在内蒙兵团当“知青”时还不会做针线活,同班“战友”贵银为我缝过一条假领子,我一直心存感激,但直到2008年久别重逢,我才更加了解了那条假领子和它背后的故事。
假领子在我们那儿风行于1974年,上山下乡的第五年。
我们从下乡时十六岁的小姑娘真正走进了如花的青春,女性本能似扑不灭的烈焰,对美的追求抬起头来。纵使豆包布“军服”洗得发白,磨出了毛边,我们也有时尚的穿法。先在枕下把它压平,穿时敞开衣领,翻个一尺花布缝成的假领子出来。那光鲜的假领子盖住式样统一的豆包布本色衬衫,毫不张扬地烘托出年轻的面孔,不论美丑,只要身段过得去,都能靠这朴素的点缀显出灵秀,平添些“春色”。不过明艳的只是一尺布,人人都知道在外衣第二颗纽扣以下的里面就不再有同样花色的内容,但也并不妨碍我们心满意足。
假领子可真是那个又穷又革命的时代里绝妙的创新之作。前襟不到五寸,后片更短,不需要袖子,只在肩下本应连接袖子处缝一条松紧带,勒住胳膊,就可以端正地穿在身上,只有领子像真的那样完美,花褶领、一字领、圆领、尖领,都可以堂而皇之地缝在只相当于真正衬衫八分之一的小布片上。
在几乎人人都已穿上五颜六色假领子的时候,我却还没有一个那样的假领子。因为那得自己做,而对于我来说,把领子平整地安在剪成圆弧的布片上太难了。记得贵银问我为什么不做一个假领子,我只好回答我不会做。贵银说:“别人都能学会,怎么就你不会?我教你。”于是在她的鼓励下,我去服务社买了一尺花布(记得付钱也得付布票的)。花布幅宽三尺,洁白的底色上有一小簇一小簇西红色、天蓝色的碎花朵,星星点点,惹人喜爱。我借了剪刀去请教贵银,她拿过花布,嗔怪地说:“你这笨人哪,干脆我就帮你做得了。”我盼的正是这句话,连忙连声道谢。
正是冬闲时节,吃过晚饭我就钻进被窝看书。枕头垫得舒舒服服,土炉子里添好了煤,劈劈卟卟地响,书举在眼前,闻得到书页的气味。贵银盘腿坐在我对面她的铺位上,一针一线地缝着我买的花布,那小东西在她手里渐渐地成形。灯光有些昏暗,她专注地微低着头,身后的墙壁黑糊糊的。她的身影覆盖在我身上,像一层温暖一层安全。我的思绪忽然缥缈,在这遥远的边地,在这土坯房子里,她怎么会像母亲似地照顾我?她的爸爸妈妈知道吗?千里之外,我的家……渐渐地,我睡意朦胧,只感觉到她穿针引线的动作,一扬,一落,一扬,一落……
翌年回北京探亲,我外衣里边穿着贵银给我缝的假领子去了她的家。她住在永定门大街,房子临街。那次我看到了她的家境。原先我只知道她的妹妹小玉从小患糖尿病,要靠胰岛素维持,可从没想象出“从小就患糖尿病”的人是什么样子。那次我看见了小玉,她已经十八岁了,看起来却像七八岁的小孩那么矮小,枯瘦的小脸又黄又白,胸骨刺眼地耸着,我蓦然一惊。她家屋子里一条长长的通铺占去大部分面积,她的爸爸妈妈、三个弟弟和有病的小玉,都睡那条通铺。
七十年代末我们都“病退”回了北京,到1986年,我离开兵团已是第九年。由于想念贵银,我又去过她的家。她已经不住在那里,房子变成临街的铺面,做生意的邻居说不出贵银一家搬到什么地方去了。问起小玉,邻居说,那可怜的病姑娘不一定在世了……
2008年知青的聚会很多,许多知青续上了联络,我也又见到了贵银。她讲述了她“病退”回北京以后的经历。简单地说,她在一家区级小纺织厂做工,仍然很是劳累,在兵团落下的风湿病发作时曾有两年卧床,小玉1983年病故后全家才从沉重的经济负担中解脱出来,可是弟弟们都已成人,要结婚,要住房,在母亲的催促之下,不容有更从容的选择,她草草地结了婚,幸而丈夫是黑龙江兵团的知青,有共同语言。可是90年代丈夫的工龄被“买断”,贵银的厂子也“黄了”,提前退休……
叙旧中,我说:“你知道,我一直没有忘记你给我做的那个假领子,我不穿了以后还留了好多年。每次看见你的针脚,像机器扎的那么整齐密实,我就想起你。”
听了这动感情的话,贵银轻轻地说:“你不忘别人帮了你,知道感恩。我也记得那个假领子,我……”像有难言之隐,她忽然停住了,吃力地说,“你这样的人,想象不到我那时候有多穷、多难。你大大咧咧,什么都不注意。我一直没有褥子,铺的是1969年带去的一条棉絮。冬天我也没有棉鞋,就穿个高腰的球鞋。”
曾在一个宿舍住,我确实不知道这些,实在难过!贵银却很平静:“你们都觉得那点津贴费少,五块七毛五少,六块七毛五少,七块七毛五少。可是我,只有那个卫生费毛票七毛五是自己的,成块的钱都得寄回家。三年后咱们改成挣工资,对我也是一样,除了留下饭钱,钱都要寄回家。小玉得靠药活着,家里三天两头和我要钱,我真一点办法也没有。我给你做假领子,知道你不会和我要那些剪下的碎布,那就是我的私心。我那时候正在攒碎布头儿,想给那条棉絮拼个褥子面儿……”
我惊呆了。贵银对假领子的叙述使我泪流满面!
那次和她见面以后我自做了一个假领子的纸模型(见右图),并写了这个故事。

半成品枕套的故事

现在许多人都不知道商店里曾经畅销过半成品的枕套了。这也是那个年年在社论里宣称“市场繁荣,物价稳定”的时代的一大特色。
1973年我在内蒙古边疆时母亲去世了。再回北京休“探亲假”时,一位知青朋友的妈妈赵伯母不但接济我的生活,还注意到我有学习刺绣的愿望。有一次,她说,“你不是想学着做补花吗?我找出专用的布料了。”她在我面前打开了一个包袱。我一看,里边都是些五颜六色的小布头,像是粗布,皱皱巴巴地团着,一点都不漂亮,这怎么就能做补花呢?
赵伯母好像看出了我的疑惑,说:“看着皱巴,但不要紧,画好图样后剪下来熨烫一下就不一样了。”我当即在她家的图书中选中了一批可爱的动物卡通做图样。赵伯母指导我把图样拓在了小布头上,然后剪下来一片一片地熨烫。一个个动物形状的小布片变得平平展展,就像一片片好看的书签。
那已是1976年。在北京百货大楼里有个专门柜台,出售的确良枕套的半成品:一对半成品枕套由两个枕套面、四块背面布和两卷做边的布条组成,价格非常便宜。那时成品枕套远不如这种半成品枕套受欢迎。人们的收入实在太低,知青的收入更低,所以廉价的半成品枕套十分畅销,都愿意买回来自己加工——这样可以省一些钱。
我就是带着把在赵伯母家做成的小布片缝补到枕套上的急切心愿去百货大楼采购半成品的,买到后心里好高兴。
买好了半成品,我便把布片贴了上去,反复端详,感觉不错。我把这些半成品卷好,带回了兵团,准备闲暇时做一点女红,使这些半成品经自己的手变为成品。
回到兵团,一天我正在绣枕套的时候,领袖死了。
高音喇叭广播这一消息时我有些懵懂,还在宿舍里继续飞针走线。于是,有人一把夺下我的花绷子,对我大喝一声:“都什么时候啊,你还补花!”
哀乐声中我猛然领悟到,如果不能速作悲痛状反应,众目睽睽之下是非常危险的。我赶紧停了手。
等我把这些半成品完全做成了成品的时候,生活已经悄悄进入另一个时代了。
(上图:我在赵伯母指导下补花完成的枕套。生活几经变化,许多旧物件都已经消失或扔掉了,这留有特殊时代印记的枕套我还保存着。)

电表

文革刚结束时的八十年代初,电表在北京突然成为紧俏商品。究其原因,竟与道德有关。
文革结束后,人们刚刚开始正常生活,收入都很低,于是就有人耍小聪明“偷电”。一度电本来价格8分,但是集体电表计出的费用除以用户数量时,每户的一度电费却总会远远高于八分钱。该怎么对付呢?只能分立自己的电表,坚持只承认自己用电的度数并按照官方定价付费。这一来,家家都安装分表,市场上电表也就紧俏起来,一时间简直就买不到。
那时候胡耀邦当政,“落实政策”是真的落实。东华门房管所无法归还文革时我家被占据的房子,于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分配给我父亲新的住房。几经努力,被占据的房子无望腾退,便另给出了灵境胡同的两间平房替代。父亲用这处平房解决了我回京无处居住的难题。本来,只需要向前住户付费五元我就可以“继承”那里的电表,可是当时我的工资才三十多元,付出五元,着实不舍。我想到父亲也刚刚搬家,他拆下了一个旧电表,就马上打电话向他要这个电表。父亲说拆下的电表还在,答应马上找出来给我。很快,他把电表送到了宣武门地铁站交给了我。
我拿到了电表,没想到安装中却困难重重,麻烦多多。我这才后悔了,前住户要五元可真的是不多。假如接收下他那个电表,会节省多少时间多少力气啊!
后来再次搬家时,已经不再需要继续使用父亲的电表,但我一直没有把它扔掉。这个电表关乎从“破私立公”、“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闪念”的革命时代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时代转换时的观念变化及收入、市场情况,又关乎一段关于房子“落实政策”的经历,它使我忆起父亲,他在那一阶段“平反昭雪”、“落实政策”中恢复了工作,分到了住房,心情似乎好得多了。

2020年3月28日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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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纸堆】
青岛市1970年的絮棉供应

齐晋华提供 渔歌子录入

《昨天》编者按:今天的人们已经很难想象当年不但棉布而且棉花(一些地方称絮棉)都要由政府凭票定量供应的生活。那时候冬季没有如今的羽绒服、防寒服,更别说什么“皮草”了(这些名称当时都闻所未闻),一般人过冬只能靠棉袄,缝制棉袄不但要用布票,而且要用棉花(或絮棉)票。如果还要添制棉被,这一年才供应几两的棉花怎么安排?所以那时的衣服不得不“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棉被也不得不将用了多年(甚至用了两三代人)的旧棉絮交走街串巷的弹花匠弹制翻新后再使用。现在弹花匠这一行业在许多地方都已成为比大熊猫更难找到的“珍稀物种”,而这棉花(絮棉)凭票定量供应的往事也早已被人们遗忘。

青岛市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挥部文件
青革生指〔69〕第17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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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指示
备战、备荒、为人民。
要节约闹革命。
提高警惕,保卫祖国。
要准备打仗。

青岛市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挥部
关于安排一九七○年絮棉供应的通知

各级革委、各军管会:
根据省革委生产指挥部财办“关于下达一九七○年度絮棉供应的通知”精神,现将我市一九七○年民用絮棉供应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一九七○年度絮棉供应仍实行“基本定量加补助”的分配办法,每人基本定量六市两,凭絮棉票供应(絮棉票只能在本市和崂山县通用)。崂山县生产队生产的棉花,按人口计算,平均每人低于六市两的,由国家供应其不足部分,达到定量标准的不再供应。
二、困难补助,主要用于补助个别衣着困难的职工、贫下中农、劳动居民和沿海渔民等。具体要求仍按一九六九年度的规定执行:
(1)凡户口在街道的职工、干部、居民等,由各区革委本着照顾重点从严掌握的精神进行补助,不要平均分配。
(2)凡户口在机关、工厂、企业、学校等单位的职工、干部衣着确有困难的,由本单位出具证明一次到棉麻站申批领取絮棉补助票。
(3)对职工、干部到农村参加生产劳动以及分配到寒冷地带的大、专学校毕业生确有困难需要照顾的,可由批准单位出具证明到棉麻站办理。
(4)对学生、城市居民到农村参加生产劳动确有困难需要照顾的,由各区革委下乡上山办公室负责办理。
三、生育用棉,即第一、二胎的新生婴儿,每人供应一市斤。凭出生证明和户口簿到所在管区革委会领取购棉证明。
四、絮棉供应工作是关系到群众生活的一件大事,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各单位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做好宣传教育和絮棉票证的发放工作。商业部门,要认真安排货源,保障供应。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十五日

已发:各级革委、各军管会。
(共印一三○○份)

青岛市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挥部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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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海泛舟】

文革时期北京市民生活片断
(《回炉——我的社会大学》选读)

李超尘(李闯)

《昨天》编者按:本篇节选自作者尚未正式出版的长篇回忆录《回炉——我的社会大学》书稿第五回(全书稿共约34万字),本刊此前曾在第122期摘登了该书稿中的《从狂热到疑惑》,在第123期摘登了该书稿中的《刻骨铭心的外文局文革冤案》。作者简介详见122期。现标题为本刊另拟。

(北京街头)汽车和自行车也不多。街道很窄,被两边的房子挤得还没有两车道宽……那时买一辆天津产的“红旗”、“飞鸽”,或上海产的“永久”、“凤凰”,得花100多块钱。一般工人不知道节衣缩食多久,才能买得起;而且,直到1978年我出狱后,自行车还凭票供应。单位里好不容易分到一张自行车票,还得群众评议,选出急需者,再“抓阄”。谁要是有一辆“凤头”,简直如现在拥有“奔驰”、“宝马”一样出人头地。我出狱后,费了好大劲,托年轻狱友回族人小王,搞到一张自行车票,才买了“一头不吃草的驴”。
市面很萧条。入冬前,居民就把“主打菜”——白菜、土豆、萝卜,囤积起来。北风那个一吹,雪花那个一飘,蔬菜商店里就难见绿色了。直到八十年代初过春节时,北京市蔬菜公司才大老远地从南方进一些蒜苗、黄瓜、柿子椒之类的鲜菜,品种少,数量少,价格高,顶花带刺儿的黄瓜一斤曾卖到28块钱(相当于普通工人半个月工资)。想尝鲜儿的市民,得起大早排大队“抢购”。给亲戚朋友拜年,送点儿“绿菜”比现如今送鲜花都时尚。
粮食、副食品凭证凭票供应。北京市民中的家庭妇女、家庭夫男,每月粮食定量26斤左右。工人根据不同工种,定量从30斤到60斤不等。生了孩子赶紧报户口,同时就有了“粮食供应关系”,每月四斤;之后每隔几年得到粮食供应部门办一次“增供”手续,从每月8斤、12斤、18斤……直到上中学增加到30斤。我在老家上中学时,每月粮食定量为36斤。参军后,在营房里工作、训练,每月45斤,到野外拉练、演习为60斤;而据老兵们叨咕,“三年困难时期”部队节衣缩食支援地方百姓,每天只喝两顿高粱米稀饭,那饭稀得能照出人影儿。到了北京,我在机关时,粮食定量为每月32.5斤。按现在的水平,许多人一个月吃到肚子里的粮食根本没有这么多。那会儿不行,人们肚子里普遍缺油水儿,粮食不够吃。亲朋之间偶尔赠送几斤粮票,就是相当贵重的“礼品”了。我和妻子“搞对象”时,她每月都给我补贴几斤粮票。我把这看作“爱情的象征”。到八十年代中期,人们开始“闹油”了,我们家也和许多市民一样,常用粮票换鸡蛋、塑料盆桶等东西了。
八十年代初以前,市民每户每月三斤鸡蛋,一斤白糖,几块豆腐及二三两的粉丝、麻酱、淀粉等。也许正因为这样,侯耀文和赵丽蓉在春节晚会上表演的小品《英雄的母亲》中,才有英雄母亲着急去买豆腐的情节。每到月头上,各家都赶紧拿着“副食本”到副食店去,把那点儿少得可怜的东西买回来。发工资后,拿着“粮食本”、粮票,到粮店去买当月的口粮。我成家以后,每天晚上下班回家,顺便到副食店买两三毛钱的“肥瘦肉”,“炼油”炒菜——这么“零揪”,可以不用“肉票”,又省了豆油或菜籽油。每年配发给市民的“布票”,也就够做一身儿衣服的。谁没事儿还有心思逛商店啊!再说,那会儿北京南城一带,就没有几家大商场。
生活物资匮乏的年代,处于近水楼台的商贸、服务工作,成为大众艳羡的职业,从业人员中既有王府井百货大楼张秉贵那样的劳动模范,也有令人望而生畏的“凶神恶煞”。服务员、售货员身为“工农兵”,乃是顾客的“上帝”。顾客得用热脸去贴他们的凉屁股。“宾至如归”这一成语在当时的含意是:顾客到了招待所、餐馆,要自己动手清理房间,打饭刷碗,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因而,有些餐馆干脆就叫“大众食堂”、“工农兵餐厅”。
我在狱中时听几个同号讲的“故事”,尤其令人“发指”:北京某区商业、服务业系统搞卫生大检查。某小吃店的环境卫生工作,好得简直无可挑剔。正当检查团大多数成员交口称赞时,一位团员发现操作间门后角落,地上扣着两个白瓷蓝边大碗,掀开一看,碗里是一堆干透了的大便。肇事的服务员被揪出来了。他交待,值夜班时还曾把大便搅拌到了油炸糕的豆馅里,每次蹬平板三轮儿外出采购,都让弟弟在半路候着,从车上往家搬鸡蛋、食油、白糖……消息传出,舆论大哗。那家小吃店只好关门大吉。同号小邢的亲身经历,令人“艳羡”。他面相英俊,十五六岁时,经常凭“副食本”去副食店买东西。一位二十多岁的女售货员对他特照顾,要么不看本儿,要么多给他。混熟之后,小邢总是甜甜地叫“姐姐”。终于有一天,姐姐对弟弟说:“明天姐姐轮休,带你去北海。”在北海公园的一个僻静处,姐姐耐心地教弟弟亲嘴儿,摸奶子……直到闭园,姐弟俩才分手。这种亲密的姐弟情,一直保持到小邢二十多岁进班房时。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冬天,市民多用煤球、蜂窝煤炉子取暖。燃煤也定量供应。看守所所在的北京“南城”,楼房寥寥无几。胡同里,一片片灰砖或红砖平房,挤挤擦擦,飘出缕缕呛人的煤烟。“我们”看守所用的暖气,对大多数市民而言,也是一种“奢侈物件”。我越看越想,越觉得老白说的有道理,“里边”比“外边”好,犯人的“生活水平”高于一般市民,“既来之,则安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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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海泛舟】
这才知道什么叫老百姓的生活
(《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选读)

毛 毛

《昨天》编者按:本篇摘自毛毛著《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如果不是在邓小平女儿的书中看到,一般人很难想到毛泽东时代堪称“天子脚下”的中南海职工和家属,居然会住在“破旧而简陋”的环境里,而且“从来就住在这里,从来就过着这样的生活”,甚至“一些工人家属靠糊纸盒子或火柴盒挣钱补贴家用。有的工人家中连个正式的床都没有”,“衣服都是带补丁的,特别是那些小孩,能遮着盖着不冻着就不错了”……可惜在正式出版的有关回忆中,类似这样涉及当时民生状况的记述实在太少。

在为“文革”所冲击的芸芸众生中,我们家的命运,并不是最悲惨的。父母亲姑且不论,因为他们是政治人物,是政治舞台上的主角,政治上的浮沉本就是他们的“宿命”。但是,对于我们,这几个十几二十岁的孩子来说,从极其单纯的学生生活,一下子落入被批斗被污辱的万丈深渊,的确是艰难的人生体验。
从中南海被撵出来后,中办在宣武门外一个叫方壶斋的胡同里给我们找了一个住处。那是一个院子,除了一些简陋的平房外,还有一栋据说是日伪时期建的小楼。在一楼的最里面,给了我们两间房子。院子里住的都是在中南海工作的工人,还有个别中办内部“犯错误”干部的家属。我们搬来以后,奶奶和我的弟弟飞飞住一间,我们姐妹三个还有一个在北京上学的表姐住一间。这个楼房已很破旧,木板地一走上人就咯吱咯吱地响。我们的住房和隔壁只一板相隔,那边的人咳嗽一下都清晰可闻。楼外院子中间有一个水龙头可以打水,厕所则在院外的街上。我们在走道里支上新买来的炉子,用冒着烟的木屑引着了煤火,奶奶为我们做了在这个新家中的第一顿饭。
把家安顿好后,我们感到十分庆幸。庆幸我们没有像刘少奇家的孩子一样被赶到学校,庆幸我们还有一个可以安身的地方,庆幸我们还有一个可以回的家。这个家虽然简陋,但它是来之不易的,是经过斗争得来的。当一切安顿下来,夜深人静之时,我们挤在木板搭的床上,久久不能安睡。我们想念我们的父亲,想念我们的母亲。我们知道,此夜此时,他们一定也不能入睡,一定也在想念着我们。
中南海不管怎么样,仍是一个“世外桃源”。到了方壶斋,则就真正到了社会上了。
院子里住的都是中办的职工和他们的家属,可能上面有交待,因此对我们都还不错。看我们刚来,还来问我们缺什么少什么,或给我们送点葱送点酱什么的。从中南海的家乍来这里,我们觉得破旧而简陋,但这些工人和他们的家人,则从来就住在这里,从来就过着这样的生活,从来也没有觉得不好。到这里来后,我们才知道,什么叫做老百姓的生活。那时候工人的工资极少,最低的一个月只有二十几元,多的也不过四十来元,还要养活老少三代一家子人。一些工人家属靠糊纸盒子或火柴盒挣钱补贴家用。有的工人家中连个正式的床都没有,两个长条凳搭个大木板,一家子人就睡在上面。吃饭也就是棒子面窝头加咸菜,带肉的炸酱面就是好东西了。衣服都是带补丁的,特别是那些小孩,能遮着盖着不冻着就不错了。看了这些,我们还有什么可抱怨的,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
我们学着过院子里普通工人家庭一样的生活。我们到院子里打水,到街上上公共厕所,拿粮票到粮店买粮,凭本到煤厂买煤,过年过节的时候排队买木耳黄花和五香大料,一周一次四五点钟起大早去菜市场排队买豆腐。副食店里有大腔骨卖,院子里一招呼,赶紧拿着家伙和大家结伴而去。很快地,我们就学会了这种生活、熟悉了这种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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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海泛舟】
难民跑城
(《牺牲者》选读)

赵 瑜

《昨天》编者按:本篇节选自著名作家赵瑜在2007年即已完成的长篇报告文学《牺牲者》系列之7,这部分主要记叙了文革前期晋东南两派对立、武斗时期县城里百姓的艰难生存境况。长篇报告文学《牺牲者》因属“敏感”题材,至今未能正式出版。本刊此前已在第22期(2013年9月30日)摘登了该书稿中的《震惊各方的山西长治“一•一六”事件》,在第25期(2013年11月30日)摘登了《是谁杀了王尚志》,在第31期(2014年3月30日)摘登了《虐杀生命》,在第72期(2016年6月30日)摘登了《山西文革中的几份死难者名单》,在第149期(2020年3月30日)摘登了《处决在战场之外》。

把棺材抬上卡车

1967年冬季, 大雪覆盖了太行田野,上党盆地。
白皑皑沟壑间,随处可见淋漓血。太阳升起来照晒城乡,到晚夕时候,那鲜血演变成紫黑色。于是,长治古城街道上和郊外大路旁,形成了人烟稀少、万物荒疏的怪异景色。长江两湖那边,云南广西那边,四川盆地那边,东北山林那边,景色应是相似的。黑紫处,是百姓的尸身,是文革健儿曾经的热血。
晋东南两大派,一派称联字号,一派称红字号,水火不容,武斗形势恶变。我的少年生活进入了一个真正战乱的年代。
地区干部们的学习班也停办了。我罕见的父亲惶惶然回到了家中。他回来后第一件事,便是替人收尸,在地委机关和家属大院之间奔走丧事。怪异处还有,他居然脱却那件很破很破的干部服,从箱中翻出了一件早年在察哈尔军区时的浅黄色军官上衣,默默地穿了起来,并且把铜质领钩系好,借此表明他曾经有过的军队身份。干部们自有其政坛风云穿着时尚,我当时并不明白父亲的真切含意,那是文革中军人政治在成年人身上的演变。穿上这军装,不过是自我意识里的保护色,好像在说,军方支持联字号,咱们的审美观念不差甚!
现在收尸,我父亲仍然穿着带有人字布纹的浅黄色军装,忙里忙外。我发现他的嘴角居然挂着一丝残酷冷笑——这是一桩在他来说万分侥幸的事件。
死者名叫董振义,是父亲在地委学习班的同期学员,也是地委宣传部的中层干部。读者有所不知,文革前,省委和地委中层干部,都比较牛气,他们并不希望并不羡慕在各县市担当县委书记或县长,而是情愿留在城市机关里。与今日相反,拼死力气的人,运气不好的人,才到县市去担当县委书记或县长哩。只因为凡是从地委、专署下去的干部,全家户口要下去;还要相应减少全家的口粮以及细粮的比例,又必须完成干部参加农村劳动的工作日,这意味着一年四季都要干活,仿佛你早年革命一场,换来的不是全家安定,而是继续在第一线苦劳。这与今日之贪腐情景完全不同——老地委和行署的处长们,总是异口同声地安慰那时的黑瘦型县委书记:回来了?真辛苦啦!快到澡堂洗洗吧。
死者董振义身矮微胖,也是地委机关的一位中层干部。
董振义叔叔在文革中先是老老实实住“牛棚”。我曾经去过一次水车沟地委学习班,是我妈嘱咐我把些衣物给我爸送去。步行半小时,在长治市东郊某处,一个巨大房间,中门分左右两扇打开,但见正面一溜浩瀚通铺,可睡二十人以上。我父亲和董振义等叔叔伯伯们整齐地盘腿端坐铺上,正在学习毛泽东《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或者“两报一刊”社论或者马恩《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之类。我同学李长武他爸被重用了一下,竟然独自站立通铺下,以严肃的姿态正色领学。我悄然而入的时候,我爸从铺上欲起而未起,眼中透着短暂的欣喜与更多的无奈。我一眼便看到了他的位置,说了“给你衣服”之类简短几个字,长武他爸和我爸以及董振义等面容熟悉的“走资派”统统静默无语。我似乎听到我爸对长武他爸巴结的话:“这孩子跟长武可好哩!”我在全体静默中转身退了出来。
他们衣着极破烂,面色苍黄极憔悴,使我深感担心:我爸是不是快不行了?
待到我独自步行返回地委时,街头尽是揪斗更大干部的场面,这又使我感到了自家的“幸运”。
就是这位身材矮胖的董振义叔叔,现在被人活活打死了。
我父亲后来不止一次回顾这件可怕的事:

当时,新生的地区革委会呈现瘫痪状态,红字号拥戴的某某主要领导住到海军驻地了,而支持联字号的军分区根本不吃海军那一套。省府刘格平支持红字号在晋东南的主要领导者,指示他要克服软弱,要召开十万人大会,搞什么两派大联合,又必须让我们学习班的地委干部出一个代表,到大会上公开讲话,表态刘格平正确对待了干部,支持红字号当权。开始让那个谁谁去,人家说病得厉害,快死了去不了,又说让我去,我坚持不去,好家伙,拖着我上车去英雄台广场讲话啊,干这个哪敢去?我说我腰坏了,实在讲不了,真不敢去讲啊!我估计了,谁公开讲话,对立派就会要谁的命,因为夺权后的两派矛盾并没有解决嘛。人家拉啊拖啊,非拖着我去英雄台表态不可,把我衣服上的扣子都拖光了,还说我有点儿代表性!我坚持不去,最后,也不知道怎么,就选中了董振义,老董被人家连劝带架,就上了十万人大会。他这厢一走,我们在水车沟学习班都害了怕,怕他好去难回呢。结果,当天老董在英雄台讲话了,代表地直中层干部,支持某某为首的地革委执政。晚饭时候等老董,左等不回来,右等也不回来,我们大伙儿在通铺上躺着,黑着灯,不敢大声交流,等到后半夜,老董还是没回来,大家都知道,肯定出事了。

父亲回忆此事,至今带有文革中长治城乡那种恐怖神态。那一天,董振义叔叔到英雄广场去,在台上讲了一段话,红字号万众报以热烈掌声。讲完下台,无人护送,董叔叔也就消失不见了。
几天后,人们在长治市东门外野地里,发现了一个死尸麻袋——董振义被对立派活活打死后,抛尸荒野:地委专署的中层干部们,你们还要支持刘格平和他在晋东南的代理人吗?你们还敢充当红字号吗?
当时,我老爸稍有不慎如若应允,这死尸麻袋里,装的就是他。
现在,战火复燃,我父亲一干“牛鬼蛇神”,返回家来,为董振义等人收尸送葬。战斗频繁中,学习班实在办不下去了。

提起地委大楼里的干部们,生生死死,有个说头。
地委联字号干部组织, 最早的头头是农工部干事,名叫史效芳。史效芳带头造反,显露一时。不料想,半年多之后,史效芳等四人驾吉普车,赴省城为本派事业而奔走,招来了红字号对史效芳等人的满腔怨恨。
不幸的是,史效芳等四人在太原活动事毕,急急赶回长治。山高水远,道路崎岖,在途经一处火车道口时,司机急躁,致使吉普车与疾驶而来的火车发生碰撞,咣当一声巨响,车内四位联字号干部当即血肉冲天,死于非命,造成地直机关联字号集团的重大损失。时间是1967年9月24日。
群众派战中任何一件意外事故,都将转化成怪异无比的斗争说法。于是,红字号的标语口号出现:“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汽车撞火车!”还有“深切悼念不怕牺牲敢撞火车的壮士史效芳”等等,这标语严重缺乏人道主义情怀,幸灾乐祸,把一派的快乐,建立在另一派痛苦之上。
联字号战友把史效芳等人遗体收回长治,举行追悼活动,又派遣专车,由35岁的司机李贵昌驾驶,前往史效芳老家送葬。因担心红字号袭击,特地为李贵昌配备了五颗手榴弹自卫。不慎之中,手榴弹竟在车中爆炸,司机李贵昌当场死亡。这真是恶性连环戏,悲苦连天。红字号迅即站在平民司机李贵昌立场上,要“讨还联字号欠下的又一笔血债”——政权斗争思维方式不可名状。
种种莫名命案,让人无法言述。所以,一部由前山西省委书记李立功主编的《当代山西史》称:文化大革命,山西省非正常死亡人数为19998人,并注明不含武斗死亡人数在内。我觉得死了两万人,仍是保守数字。许许多多生命的流逝,竟不知该如何统计才好。这一回算不算“非正常死亡”?以上史效芳、李贵昌等五人之死,算进19998人当中了没有?
此类不明性质无辜死亡者,在全国文革中数不胜数。

董振义叔叔,确是被一派打手给生生弄死了……
打发停当董振义叔叔之后,我父亲一班人,又开始为庞志忠伯伯送葬。
庞志忠伯伯也是地委宣传部一位中层干部。文革之初,他和地委宣传部长杨俊峰一起,遭到批斗连连,身心俱残,一朝大病不起,日夜心神不宁。早不该晚不该,庞伯伯偏偏咽气在两派战火重燃的当口。兵荒马乱,谁管?
送葬庞志忠伯伯,情况更为繁复。
造反派只顾打派仗,肯定不管,尸体直板板躺在家中。
庞志忠伯伯和我家住在同一所四合院,我家居东头,他家住西边。西边传来哭声,东边日夜相闻。
我父亲一班老地委干部,那一班历经多次批斗业已半死不活的中小型当权派,那一班不敢挺身搅水且自家难保的同僚们,默默地走到了一起。他们试探性地向对方说:老庞的事,这可咋办啊?唉,老庞没有参加红字号也没有参加联字号嘛!
他们那点人性良知,通常叫做人的良心,尚且残存着。
火葬,当年的长治没有条件。
庞志忠老伯的归宿,只能是他那故乡:晋城县北部大阳镇。而一路上,必要途经长治县、长子县、高平县、晋城县等多处两派武装关卡,人心惶惶,往返二百多公里,能走得成吗?
印象中,这班地委干部商议了半宿。
我父亲和另外四位干部,身单体弱,奋力把棺材抬上一台破旧卡车,冒险驶出长治,向南而去。这一路上,他们看到的情景是:关卡林立,武装封锁;逃难百姓,扶老携幼;冷枪阵阵,路有毙尸。
两派作战日甚一日,长治城里市民们,凡有逃奔乡间可能性者,无不弃舍而逃,暂避刀枪,到乡下去,到老家去,到外地去,投亲靠友去。火车汽车均已危险,备遭袭击,所以,驾平车的,推自行车的,步行的……叹我芸芸众生,凄凉满路。
这辆破旧卡车,也是地委车队师傅们,动了感情受了感染,下定了决心,才冒险开出来的。
出长治界不远,刚到长治县南呈地面,关卡鸣枪截车,上来一批武装分子,棺材盖子当场被撬开,检查讯问不停,不管哪路神仙,反正要问:什么人?什么观点?时闻常常有客过路,问观点,过客先是瞎猜,猜对方是哪派的,便说成咱是哪派的,猜对了,侥幸开路,猜错了,肯定倒霉,非打即骂,搜身掠货。我父亲等人应对说,“我们过去是地委干部,现在是走资派,送病号尸体,暂时不敢有观点”。
武装战士厉声喝问:“放你妈的狗屁,没有观点?干革命没有观点你还活屌甚哩!”
我老爸回忆说,最稳妥的回答是:俺们不算革命人,哪一派都不稀罕,所以都不在革命组织,所以不敢有观点,所以也还说得过去。
为什么要开棺验尸?是因为两派频频得报,对方多用棺材车或粪肥车或油罐车或煤炭车或垃圾车或军用车,千方百计,往来运送枪支弹药,所以必须开棺验看。
这一关总算过去。
车过长子县,进入高平界,尤是风险地段。众干部们再不愿意停车查验,待天黑时如果到不了大阳镇,那就果真危险难测了。有趣的是,这五名地委干部,正值中年,他们年轻时候,也很不含糊,谁都经历过战争岁月,所以,当高平公路两侧又一次响起枪声,子弹嗖嗖从卡车上掠过时,他们反而很镇定,指挥司机万万不可停留,冲过去,坚决冲过去!
卡车和棺材一起颠簸,活人与逝者共同前进,众干部匍匐在车厢里。司机加大油门,冒险冲过了高平县境。枪弹落在身后。众干部议论说,有几枪还是鬼子“三八大盖”,不过有几枪,声音不熟,说不清是79步枪还是什么枪。
当日抵达晋城大阳。这是一座古镇,以优质生铁和全国驰名的钢针著称,镇内有宝塔名胜。我爸等人卸下棺材,告别乡亲,并不敢久留,只让司机夹带了些窝头干粮,耐着饥渴,急急掉头返回。长治家里头,老婆孩子,安危难卜,多少事情等着他们呐。
越怕出甚事,甚事偏要来。当卡车返程到晋城巴公镇附近时,一个岔路口,众干部再次被武装拦截下来。大木头桩横在路中央,他们实在跑不脱了。
一阵厉声质问,一阵含糊回答。
棺材却已经不在车上,人家不相信他们的任何解释。我父亲他们反倒怀念起老庞伯伯的棺材来,那毕竟算个实证呢。
众干部被喝令下车,照例小绿豆绳子捆了。卡车被人家开上,一路押解到晋城县城大据点内。乌黑枪口始终对准了他们花白头颅。什么观点什么号,谁也不敢乱编,编对了还好,编不对头,必倒大霉。干部们以沉稳持重态度,拯救自己于一时。
当晚,在岗哨林立大院深处,房内地上一把草,我父亲他们倒地而卧。腹中饥渴,幸生命尚存。老爸枕着一块半头砖躺下,低声玩笑:伙计们,先把我打倒吧。
后半夜彻寒,他们这才悄悄聚拢开小会,低声分析局势,看看能不能判断出这支武装人马之隶属关系。
天快亮时,终于得出结论:从各种迹象分辨,这伙人应属于联字号晋城“地二八”人马。这分辨这结论无比重要,分辨错了,对策失误,满盘全输,轻则长期关押回不了长治,重则丢掉性命。至于挨打,更是无可躲避。
晋城县在夺权后,原老干部李德全,是联字号一派推举的新领导。李德全从地委来晋城时间不算长,我父亲这几位俘虏,与李是熟识的。于是,他们做出分析决断,冒险给李德全写下条子,说明身处困境需要营救,并在清晨喊“报告”,要求哨兵转信李处。
这判断要是错了,一切全完。
哨兵喝斥:“干什么!”他们并不敢贸然行事,而是用言语再探虚实,观察人家是何反应,根据反应,证实判断,这才敢把字条递上。结果是,提到李德全名字时,那看守反应温和,并未骂街,俘虏们便硬朗起来:“去,叫老李来一趟!”哨兵一怔,接了条子,不敢怠慢,转送出去了。
半日后,有人前来二度审问,态度和缓。验明正身,开锁放人。来人向我父亲他们解释道:李德全主任说委屈你们了,这几天有长治情报告知,红学号老贼某某,近日派遣几名地委亲信干部,来晋城串连活动,其中一个叫申金有,一个叫张天才,与诸位当中的两位姓名相似,所以误会了,实在对不起,赶紧开车赶路吧,高平红字号路卡很厉害,可要小心云云。
同行者中,确有一位名叫申双鱼的叔叔,而不是申金有。同系地委干部,同姓申,便出了麻烦。
我父亲等人仓惶而归。总算有惊无险,四肢完好。虽说蹲了一夜土班房,反正他们长期蹲“牛棚”,对此类事,也能消受得了。

全城大逃亡

冬天来了,大雁往南飞,一会儿排成一字,一会儿排成人字。
我们这伙少年人失学一年多,现在甭提学校复课,连老师们也逃光了。银行里两派公开斗法,金融系统就运转不起来,晋东南全区所有的工厂都不冒烟。地处长治东街的自来水厂被联字号炸了以后,全城断水,人渴极了,只好推开多年尘封石井盖儿,求助于清末民初乃至更古老的水井。长治电厂革委会主任让红字号给打死了,那里不仅不能发电,还变成了一座武斗据点,人们不得不重新启用了古旧的油灯盏,马灯或蜡烛成为高级照明物,要省着用。政府报纸早已停止印刷,联字号报纸《太行红卫兵》和红字号报纸《万山红遍》也都断了档,广播电台被联字号武装占据,家里收音机既无电又无波,连噪音都发不出来。邮电局则被红字号统领,邮路断绝,各种国防战备报话通讯器材成为红字号指挥部系列用品。晋东南交通运输枢纽——长治汽车运输公司,先是被联字号占领,后被红字号反攻夺回,通往山外的长途客运和货运全盘停顿,火车虽是联字号专利,但铁路却多次被红字号炸断,造成客车掉道脱轨。老地委那座苏式五层大楼,当然没有干部办公,海军和红字号以保卫革命委员会名义占领大楼后,同时占领对面地区宾馆和西北面招待所,把这一区域变成了红字号一座战区指挥所,并且与附近地区建筑公司连成一片,挖通了作战地道。
全城时时戒严,实行宵禁。
我看到街上出现乱枪射毙的无名尸体,与一辆破旧自行车一起,横躺在马路正中间。无人来收,数日后又和马路冻成了一体冰丘。白雪覆盖了他,化开了再覆盖。实际地点:长治南街东华门大马路正中央。
上党古城,成为地地道道的“一片孤城万仞山”了。
一座不再呼吸的庞大死城,到晚间黑洞洞,阴森森。枪炮声此起彼伏。
粮食成为极大问题,生存突现险恶危机。
白天太阳升起时候,去留未决的市民们抓紧出门来,东扎一堆西聚一伙,一边打探种种消息,一边遍寻蜡烛煤油,屯集粮草。有啥算啥吧。善良无助的人们,特别是那些既胆小又坚韧的妇女们,要通过快速分析种种信息,来决策自家人近日动作走向,是留还是逃?
这场大革命,闹了不足两年时光,就把一个工业化的发展中城市,大踏步地拉回了远古时代。人们淘井取水,钻木取火,以牛马或步履为交通,以口耳或鸡毛为传讯,以家族为社会单元,以物易物来交换,生命安全成为第一需求。大革命首先革毁了民族文明进程。
善良无助的母亲们,最不愿意听到的消息是:昨晚某街某户,从屋顶窜进来一发炮弹,全家六口人正在睡觉,全都炸死,一个不留。
千家万户把玻璃窗户用纸条糊成米字型,防止炮弹震碎玻璃伤及老小。接下来夜夜枪炮不断,纸条糊玻璃已无意义,人们便四出寻找砖头,把窗户严严实实垒起来,苟活在黑乎乎的家中,此情此景随处可见。晚上睡觉时,人们从床板上头转移到床板下头,万一房子炸塌了,也许床板还能抵挡砖石。
我家亦如是。我父亲从水车沟学习班活着回来,拆了煤池,用砖头垒窗户。他还特地在垒死的窗户上留了两块活砖,以便于在室内踩着凳子,随时把活砖抽出来,伸直脖子瞭望院内动态。每次观察完毕,他都会慎重地把活砖堵好,然后坐在墙下,背朝枪炮世界,轻声和我妈妈分析一番局势。最后叮嘱我:从明天起,你小子无论如何不敢再出去玩了,他们只会越打越厉害,很可能白天都会打!
我父亲何以做出如此悲观的分析?——紧张局势已经非常明白,只是我等少年人不知危险罢了。红字号、联字号结成了仇敌,进入1968年春,双方只能求助战争解决问题,军事冲突日益升级是必然的。
请看一位当年的老红卫兵、太行中学红字号头头程先生写的一段回忆。他描写了1968年元月长治古城大战之初的情景:

这时的两派组织,早已抛弃了原始武器,改用为正规的、先进的、杀伤力很强的冲锋枪、火箭筒、加农炮。双方抓紧备战,深挖洞,广积粮,高筑墙,紧握枪。……白天一大早,两派高音喇叭就开始歇斯底里的攻击对骂,噪音不绝。一到下午四时,双方又开始声嘶力竭地、一遍遍地吼叫“戒严令”。尽管所有的喇叭都架设在几十米高杆上或烟囱上,直冲云霄,仍免不了被枪弹打得百孔千疮。联字号“总司”的喇叭看起来高耸于地委党校,其实播音员却躲在西部由军人守卫的老监狱里,远距离广播。市面上,这里商店被抢,那里房屋倒塌,到处垃圾遍地,家家户户把窗子堵严了。各主要街道路口,或者布满了拉上弦的炸弹、手榴弹、地雷,或者干脆堵上几辆翻倒的破旧卡车、拖拉机。进入夜晚,漆黑一团,许多百姓都睡在床铺底下,憋闷潮湿,黑灯瞎火。但听枪炮声,不闻人欢笑,惶恐不安,久久不能入梦。虽然人人都小心谨慎,注意防范,到第二天,仍不断有人员伤亡的消息传开。一首当时的民谣说,“有街门的关街门,没街门的插圪针,有妻儿的顾妻儿,没妻儿的顾个人”!人们如同听说“鬼子进村”一般恐慌不安,过着吃了上顿愁下顿、今日生不知明日死的悲惨日子。一月二日,联字号某组织攻占市自来水厂,造成全市停水……后来《长治市地方志》有材料写了,“从1967年12月15起,长治运输公司发往各地的客货车被迫停开;16日市内交通中断;25日银行停止营业;27日煤炭停止供应。次年元月2日,全市停水停电;6日,长治通往各地的长途电话中断;接着火车停开,航班停止运营;所有厂矿企业全部停工停产。一个年产90万吨煤的矿井被淹,井下设备遭到严重破坏”。

这就是那年那月长治古城的真实惨景。我注意到程先生和长治史志,都没有写到全市粮店停供这一细节,这是更可怕的啊。
全城大逃亡终于开始了。

我们这所四方院子,有军分区三四家军官与地委六七家干部共同居住。当时,院内所住军分区家属,都已经搬入分区大院躲避,军分区最重要的一名老驾驶员何师傅,也把全家送回了县乡,何师傅日日夜夜奔驶在联字号抗敌第一线。院内还有防空办韩主任、高平县主要领导、晋东南报社主编、行署水利局局长等几家人,都是晋东南本地干部,统统逃回了故乡村落——偏僻的太行山区某县某乡。人们垒窗户、钉门子,把生命鲜活的母鸡锁在屋内,把粮食乱撒在地上,以便让鸡们慢慢啄食。
全院里只剩了我们一家外省籍人。交通断绝,晋冀遥遥,回不去了。咱家成分高,我父亲出来工作早,我奶奶已被驱逐返乡,全家担心回到河北省衡水专区安平县张舍村以后,日子也好不到哪里去。因此在交通尚有一线希望时,我爸我妈并没有急于逃奔。他们难啊,怕啊,他们举棋不定,前思后想,一不留神已过1968年元旦,迟疑之间,现在想走也走不成了。
又是一场大雪。早晨我出来看时,大院里毫无生命信息,竟无人打扫各家门前路径。我怀抱一本从残败的图书馆捡来的《水浒传》,站在院中,好像伫立在苍茫雪原上,都市院落里,倒是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啊。
咱家跑不成,别人家都在跑,千家万户尽在逃难中。
晋东南前辈作家申双鱼先生,是和我父亲一道去冒险送葬庞志忠伯伯的干部之一。这位高度近视的申叔在文革回忆录中讲道:
进入1968年元月,“长治形势更严峻了。武斗更加激烈,天天听到枪炮声。东街一个卖豆腐的被炸死街头,文工团一位朋友在街上突然被炸伤了腿,都没人管。市内停水停电,银行关了门,粮站关了门。我们再也领不到工资和口粮了。在这里怎么生活?炮弹又在头顶上飞了一夜,听说是红字号由西招待所打医专校园的。那里驻扎着联字号核心组织红总司。
“我们无法在地委家属院住下去了,也决定回老家逃难。我们在家里垒门窗、藏东西。我带长子学勤用平车到体育场拉砖块,当我们拉着砖块走到西招待所时,突然西招墙外轰隆一声巨响,把我们惊呆了,孩子被吓得趴在地上。等我们醒来时,看到西招待所腾起了一团烟雾,围墙被联字号炸塌了。侥幸没有伤到我们过路人,他们大白天就打了起来。
“急急忙忙回家后,我们用砖块把窗户垒死,把衣物藏到炕洞下。如同抗战时期坚壁清野一样,尽量把东西藏起来,防备我们逃难走后,别人搜抢东西。
“昨晚,又一阵剧烈的枪弹声,不知哪里发生了战斗。各种消息让人惊心动魄。长治还要大打下去,我们不能坐以待毙了。下午,我同爱人急惶惶骑着自行车,奔逃回了潞城县最东边、与平顺县大山搭界的偏僻山庄。”
此为地委干部逃难一例,非常普通的一例。
我的同学何明、何星他们家,逃难十分艰辛。他们老爸何元堂,文革前是地委一位部长,夺权后与一批“老走资派”被关押在长治看守所内,还得了阑尾炎。武斗形势紧张起来,看守所也顾不上这批人了,没吃没喝没电没水更没有医疗条件,监狱只有负担风险。此刻,谁家逃难来要人,就给你家开监放人,免得死在里头麻烦。这一天,何家使了一辆手推平车,到看守所把当家人接出来,一家老小直接启程上路。他们要步行走回遥远的沁水县乡村老家去——那里也是作家赵树理的故乡,可惜赵树理没能躲过灾难,最终惨死在省城太原……。何家头一天出了长治南关,只走到长治县地面,花些钱票吃了干粮,在农家寄宿一晚,次日继续推车赶路。何星对我回忆说:“我爸躺在平车上,一直处于半昏迷状态,咱家又是走资派,一路上最害怕的,就是晚上没人敢收留。天黑时好不容易叫开一户农家,都要跟人家说一堆央求好话。”何星老妈平时脾气急躁刚强,这时候也只好哀声下气。全家人一路奔逃,整整走了五天。一所乡村医院救了他爸一条命。
我的老同学韩征天一家,也是推着平车,历时三日,把重病中的老父亲——作家韩文洲先生,一路推回陵川县的。
原山西省高级法院院长李玉臻先生,偏在此时辗转回乡探亲。他当时还是北京政法大学的学生。好不容易到达长治后,两派鏖战正酣。他无法搭车前往武乡县老家,长治又万万不可停留,于是,他迈动两条腿,向北,向二百多里以外的故乡走去。大道不安全,便向小路行,山重水复,关卡林立,他担惊受怕走了两天半,到家后睡了三天。一路上两派哨卡,已经很给北京学生面子了。他后来告诉我:走啊走啊,心事茫茫。饥了啃干粮,渴了喝山泉,总想着一个怎么也想不通的问题,这场大革命,到底要干什么?父老乡亲们赞同这场运动吗?
一个广为人知的逃难故事是:一家老小五口人,逃出长治东关,一路向壶关县步行而去。走出长治十几里地,红字号兵工厂的远程大炮正在攻击那里的联字号东郊据点。这家人慌乱中蹲在路沟里,抱作一团。不幸的是,偏有一发炮弹打到了这家人中间,爆炸后血肉横飞,全家当场死尽,无一幸免。2004年,我在采访中查到了这份材料。真是飞来横祸,惨不忍睹。
前头讲长治有不少从北京、天津迁来的战备工厂,如五四三厂、粮机厂、省建长治分公司、太行锯条厂等。这些厂子,职工家属合一块,足有好几万人。他们当中,除少数战斗骨干武装据守工厂参加晋东南派战外,其余全部逃出长治。老的老小的小,这几万人的大逃亡更加艰难。我的老友李晓翔,操着天津口音讲述说:“我们全公司的人往哪里跑?只能往天津跑啊。当时, 断了通往天津的任何班车和火车。大伙嘛办法没有,长治实在不能呆了,粮机厂一发炮弹呐,打进我们省建办公楼了,当场炸死一个。几千号职工家属,怎么跑呢,要么你全家抓紧挤火车到河南去,从新乡想办法转天津,你们家挤不上火车吧,好,那你就得往东,设法下太行山,先到河北邯郸,再搭车走。嘛?怎么下太行山?千奇百怪,嘛招儿都使了,结伴步行的,蹬自行车的,反正人急了,全家得保命不是?只要能走了就行。说厂里派卡车送,这种情况极少,不到万不得已不会派车,害怕半道儿让另一派劫了,损失就更大了。只有一回派车送,拉的是头头们家属。我们家就是这么走的,我爸不是公司红字号黑高参嘛!当时咱小屁孩儿一个,一说上天津还挺高兴。没想到,这一家子一家子的,回了天津可不好活,亲戚家也难啊,怎么住?怎么吃?哪有那么多全国粮票?开始亲戚还很热情,后来都发愁了。家家户户遇到了大难题。到最后,大人们又纷纷带上全家,离开天津,闹哄哄去了太原。为嘛上太原?咱省建上级总部在太原,我们分公司的人回不了长治,你们总部管不管?这么着,好家伙,我们这批难民在太原占了一所中学,那时学校里不开学嘛,成百上千的难民就困在中学里,点了火起了灶啦!住了多长时间?唉呀,总有小一年儿吧,听说长治不打仗了,这才拖家带口回来。要说这档子事儿,真你妈妈惨点儿!”
李家的故事,是数万外地人在长治大规模武斗时期一个悲苦侧面。
长治人民文革大逃亡,史无前例。这算哪回事呢?水灾旱灾风灾蝗灾雪灾雹灾兵灾鬼子?都不是,而是人世间革命战火临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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