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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昨 天》第一五〇期
帖子发表于 : 周日 5月 03, 2020 8:07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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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 天》第一五〇期

抢救文革回忆 积累文革资料 交流相关信息 促进文革研究

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20年4月30日第150期

本期目录

书海泛舟

石名岗 文革时期省级领导干部浮沉录——地方干部·军队干部·群众代表的政治命运(《中华学人文革论文集》选读)
何 蜀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考(《中华学人文革论文集》选读)

《中华学人文革论文集》作者简介

浩劫墓碑

不 平 文革烈士毛应星

故纸堆

新华社通讯员、新华社记者 靠毛泽东思想治好精神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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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海泛舟】

文革时期省级领导干部浮沉录
——地方干部·军队干部·群众代表的政治命运
(《中华学人文革论文集》选读)

石名岗

《昨天》编者按:本篇原载《中华学人文革论文集》卷一《文献与综述》(美国·华忆出版社2019年11月初版),本刊这次发表时有部分修订与删节。

1966年8月8日,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党内”是指中国共产党内部,当权派是指领导干部,至于怎样才算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共中央从来没有提供一个明确可行的标准。这就把所有的干部都推上了风口浪尖。干部之间的内斗成了这场旷日持久的群众运动的重要内容,而领导干部的起落成败,则关系到各派力量的消长,由此增大运动的不可控性和不确定性。因此,研究文革中的领导干部(包括提拔到领导岗位上的群众代表)的作用和命运,对深入认识文革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以省级领导干部为考察主体,中央及其他(包括部委)的领导干部也不可避免会有涉及。

一 干部情况概述

(一)文革中省级干部的类型:地方干部、军队干部和群众代表
干部是路线、利益、思潮的载体,要详细论述干部在文革中的功能,首先应当对干部进行分类。文革中的省级干部有地方干部、军队干部及群众代表三类。下面分别叙述。
地方干部,指中共建政后,在各省市自治区的党政事企等部门从事领导工作的人,有的还担任中央委员或中央候补委员。地方干部是文革对象“走资派”的主要载体,在文革中受到极大的冲击。
军队干部,指中共建政后,在军队中担任一定领导职务的人。而军队在文革中奉命介入地方“支左”后,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军队干部的意向不可忽视。
群众代表指的是在“三结合”中被选入省级领导班子的群众代表。这些人分两类,一类是文革中群众组织的领袖,一类是文革前受到国家表彰的、文革中积极参与的劳动模范。前者的最高代表是王洪文,官至中央中央副主席;后者的最高代表是陈永贵,官至国务院副总理。

(二)三种干部的“山头”
由于中共发展的历史原因,三类干部都有自己的“山头”。
就地方干部而言,“山头”就是各个时期的根据地。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有中央苏区、鄂豫皖、湘鄂西、陕北四大根据地。抗战时,从山西开始,主要开辟了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山东(鲁西、鲁南、胶东、渤海、滨海等)、华中(皖中、皖东、皖东北、苏南、苏中、苏北、豫皖苏、皖南等)等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南下或西上干部大多来源于晋绥、晋冀鲁豫、山东、东北等战略区,大致区域是西北、西南为晋绥、晋冀鲁豫所占,中南为四野(东北)干部和部分晋冀鲁豫所占,上海、江浙、福建为山东、苏北、晋冀鲁豫所占。
除根据地外,在各个时期,还有北方局及其它地区的地下工作系统。
对于军队干部来说,“山头”可概括为五个野战军:西北野战军(一野)、中原野战军(二野)、华东野战军(三野)、东北野战军(四野)、华北军区野战部队(军委直属)。
西北野战军,即第一野战军。一野的前身是红二方面军(由红二、六军团组成)和部分陕北红军。抗战时二方面军改编为八路军120师。解放战争时期发展为晋绥野战军,后与陕甘宁联防军合并成一野,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副政委习仲勋,副司令员张宗逊。
中原野战军,即第二野战军。二野的前身是红四方面军。抗战时改编为八路军129师。解放战争千里跃进大别山后编为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邓小平。
华东野战军,即第三野战军。三野的前身是中央苏区长征后留南方的部队,由项英、陈毅负责。抗战时改编为新四军。解放战争为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陈毅,副司令员兼副政委粟裕。
东北野战军,即第四野战军。四野的前身是红一方面军,由中央红军红一、三等军团及后加入的陕北红军红十五军团组成。抗战时改编为八路军115师。解放战争115师大部进入东北,成为东野。司令员林彪、政委罗荣桓。
华北军区野战部队(军委直属)由晋察冀野战军和晋冀鲁豫野战军一部组成。其中晋察冀野战军由115师一部(聂荣臻)扩大而来,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政委薄一波。
就群众代表来说,其“山头”没有地方干部、军队干部那么久远,大多是在文革中形成的。有两种分法可以参考。
一是按他们所拥护、追随的干部的“山头”划分。如上海王洪文,文革一直跟随张春桥,可以划在柯庆施(原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华东局第一书记、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张春桥线上;又如山西李顺达,文革中一直与军分区站在一条线上,应归于其省军区“山头”。
二是可按“造反派”与“保守派”分为两个“山头”,这是在老保皇派(指官办的群众组织,大多在批判资反路线后解散)消亡之后,一般由造反派队伍分裂而形成的。这种分法不是绝对的,如首都“三司”是造反派的代表、首都“一司”、“二司”是保守派的代表,但“一司”、“二司”也有造反派组织,而且“一司”、“二司”在外地基本都代表造反派。从思潮上讲,清华团派和四一四派是两个山头的代表。
两种“山头”划分之间似乎没有内在的有机联系,但是群众组织没有干部支持是无法长久存在的,他们的政治态度总是被他们拥戴的干部所决定。

(三)三种干部的政治分类
按路线分类,路线所指是社会主义和新民主主义(修正主义)之分。
早在建政初期,党内就产生了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新民主主义道路的分歧。大跃进之后,又出现了关于人民公社的争论,1959年庐山会议彭德怀的《万言书》实际上是这种争论的一次大爆发。
按对文革的态度分类。文革十年,革命者、被革命者和反革命者都有自己的立场,而且这种立场是在变化的。
从文革的实际进程看,文革目标不仅仅是反修反资,而且下层群众也有着急切的反腐、维权的愿望。这就是文革有了一个矛盾的目标,反修反资具有反社会进步的倒退作用,反腐、维权具有推动社会进步的作用。所谓“走资派”是两者的载体,很难让一般人区分开来。
如果群众代表按对文革的态度分类的话,就是在“走资派”数量上的分歧问题。
造反派代表认为“走资派”占领导干部的大多数,其思想代表作是长沙一中学生杨曦光写的《中国向何处去》,矛头指向“红色资本家阶级”,欲实现公社理想,思想基础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
保守派认为“走资派”是极少数,其思想代表作是清华四一四派周泉缨的《四一四思潮必胜》,反对把矛头对准大部分干部,思想基础在实质上还是“新民主主义理论”。
因之,不能把群众代表的观点简单地看成“派性”,其实派性中包含着有关中国命运的大道理,只不过体现在一些似乎细微的问题上。
文革中把支持文革、领头造反的地方干部称呼为“革命干部”。其余的干部毛泽东似乎是在考察,是否“走资派”,“交给群众先斗一斗”再说。实际上大部分地方干部对文革持有抵触态度,因为他们不认为自己是“走资派”,也不愿意作文革的对象。至于那些认真落实六十年代初中央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和“三自一包”政策的干部,他们在主观上也并非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而只是从务实的立场出发采取的缓解民间疾苦的“权宜之计”。
军队干部自成系统,不参预地方事务,但在1967年1月21日毛泽东批示“应派军队支持左派广大革命群众”之后,军队开始大规模介入文革。后来的事实证明,因毛泽东并未对怎样才算是“左派”作出明确说明,大部分军队尤其是地方军区都站到了保守派一边。

二 各省革委会成立前后干部的分布

从1967年1月开始,到1968年9月,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开展夺权并成立新政权革命委员会,历时二十个月左右,可见建立新政权之复杂之艰难。我们在此把革委会成立前后各省一把手的情况分列如下(按革委会成立时间为序),供读者了解干部分布和各类干部对文革进程的影响。

(一)1967年1月至4月
(1)黑龙江省,革委会成立时间:1967年1月31日。原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出身山东分局。革委会主任潘复生。
(2)山东省,革委会成立时间:1967年2月3日。原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出身华东局(新四军)。革委会主任王效禹,原青岛市副市长,出身山东分局渤海区。
(3)上海市,公社成立时间:1967年2月5日。原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出身华东局(新四军)。革委会主任张春桥,原市委书记处书记(分管文教、宣传),出身晋察冀。
(4)贵州省,革委会成立时间:1967年2月13日。原省委第一书记贾启允,出身晋冀鲁豫太岳区。革委会主任李再含,原贵州省军区副政委,出身二野。
(5)山西省,革委会成立时间:1967年3月18日。原省委第一书记卫恒,出身晋冀鲁豫太岳区。革委会主任刘格平,原山西省副省长,出身北方局,山东分局渤海区。
(6)北京市,革委会成立时间:1967年4月20日。原市委第一书记彭真。出身北方局。革委会主任谢富治,原公安部长,出身红四方面军,晋冀鲁豫太岳区,二野。

(二)1967年8月至12月
(7)青海省,革委会成立时间:1967年8月12日。原省委第一书记杨植霖,出身北方局。原省长王昭,出身华北军区野战部队19兵团。革委会主任刘贤权,青海省军区司令员,出身四野。
(8)内蒙古自治区,革委会成立时间:1967年11月1日。原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乌兰夫,出身北方局内蒙工委、晋察冀。革委会主任滕海清,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出身红四方面军、三野。
(9)天津市,革委会成立时间:1967年12月6日。原市委第一书记万晓塘,出身晋冀鲁豫。革委会主任解学恭,原华北局书记处书记,出身八路军120师、晋绥、晋中。

(三)1968年
(10)江西省,革委会成立时间:1968年1月5日。原省委第一书记方志纯,出身中央苏区、南方游击队,新疆统战、中央卫戍司令部。革委会主任程世清,26军政委,出身红25军(十五军团)、115师、新四军、四野。
(11)甘肃省,革委会成立时间:1968年1月24日。原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汪锋,出身红26军、陕甘宁晋绥联防军。革委会主任冼恒汉,兰州军区第二政治委员,出身一野。
(12)河南省,革委会成立时间:1968年1月27日,原省委第一书记文敏生,出身新四军。革委会主任刘建勋,前河南省委第一书记(1966年9月前)、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出身晋冀鲁豫。
(13)河北省,革委会成立时间:1968年2月5日。原省委第一书记林铁,出身晋察冀。革委会主任李雪峰,原天津市委第一书记,出身晋冀鲁豫太行区。
(14)湖北省,革委会成立时间:1968年2月7日。原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出身晋冀鲁豫。革委会主任曾思玉,原沈阳军区副司令员,出身中央苏区、115师,华北军区19兵团。
(15)广东省,革委会成立时间:1968年2月21日。原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出身晋冀鲁豫。革委会主任黄永胜,广州军区司令员,出身红一军团、115师、四野。
(16)吉林省,革委会成立时间:1968年3月6日。原省委第一书记赵林,出身北方局、晋绥。革委会主任王淮湘,原16军政委,出身八路军山东纵队、四野。
(17)江苏省,革委会成立时间:1968年3月23日。原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出身中央苏区、新四军、三野。革委会主任许世友,南京军区司令员,出身红四方面军、八路军山东纵队、三野。
(18)浙江省,革委会成立时间:1968年3月24日。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出身红三军团、八路军山东纵队、东北局。革委会主任南萍,20军政委,出身北方局、八路军山东纵队,三野。
(19)湖南省,革委会成立时间:1968年4月8日。省委代理第一书记王延春,出身北方局、晋察冀。革委会主任黎原,47军军长,出身陕甘宁、四野。
(20)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委会成立时间:1968年4月10日。原自治区第一书记杨静仁,出身陕甘宁。革委会主任康健民,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出身二方面军、晋绥、华北军区。
(21)安徽省,革委会成立时间:1968年4月18日。原省委第一书记李葆华,出身北方局、晋察冀。革委会主任李德生,12军军长,出身红四方面军、129师,二野。
(22)陕西省,革委会成立时间:1968年5月1日。原省委第一书记霍士廉,出身陕甘宁、山东纵队、华东局。革委会主任李瑞山,原陕西省第二书记,出身陕甘宁、东北局。
(23)辽宁省,革委会成立时间:1968年5月10日。原省委第一书记黄火青,出身中央苏区、晋察冀冀热辽分局。革委会主任陈锡联,沈阳军区司令员,出身红四方面军、129师,二野。
(24)四川省,革委会成立时间:1968年5月31日。原省委第一书记廖志高,出身红军总政治部、四川地下党、中央直属队。革委会主任张国华,原西藏自治区第一书记,出身红一军团、115师、晋冀鲁豫冀鲁豫区,二野。
(25)云南省,革委会成立时间:1968年8月14日。原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出身西北红军、留守兵团、二野。革委会主任谭甫仁,昆明军区政委,出身一方面军、115师、四野。
(26)福建省,革委会成立时间:1968年8月19日。原省委第一书记叶飞,出身南方游击队、新四军、三野。革委会主任韩先楚,福州军区司令员,出身鄂豫皖红二十五军、115师、四野。
(27)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委会成立时间:1968年8月27日。原自治区第一书记韦国清,出身红一方面军、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五纵队、三野;原书记处书记、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常务副主席贺希明,出身新四军。革委会主任韦国清。
(28)西藏自治区,革委会成立时间:1968年9月5日。原自治区代理第一书记周仁山,出身陕甘宁。革委会主任曾雍雅,西藏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出身红一军团、晋察冀、四野。
(29)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委会成立时间:1968年9月5日。原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兼乌鲁木齐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兼新疆军区第一政治委员王恩茂,出身红六军团,120师,一野;原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自治区人民委员会第一副主席武光,出身北方局、晋察冀。革委会主任龙书金,原广东省军区司令员兼广州市警备区司令员,出身红一军团、115师、四野。

(四)小统计
从以上资料可知:
其一,文革前的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除潘复生、韦国清、张国华(调四川)外,二十六个被打倒或下台,占总数的近百分之九十,说明当时大形势的判断是“走资派”占多数。潘复生、韦国清、张国华的情况多少有点特殊。潘复生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后突然单独造反,原因至今不明,也可能是他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自悟”的,也可能是像传言一样,说他与哈军工红色造反团的高干子女有联系,得到了“内部消息”;韦国清没有倒霉的原因也很特殊,一是他是“抗美援越”的总联系人,与越南的关系很好,二是他本身算是“军人”,与广西军区的关系很好,得到军区有力支持;张国华是军人,中印边境反击战的指挥者,西南边陲重镇需要他坐镇。
其二,文革前有军衔的干部担任一把手的有:乌兰夫(上将)、阎红彦(上将)、韦国清(上将)、王恩茂(中将)、张国华(中将)。占总数的百分之十七。但乌兰夫、阎红彦、王恩茂主要负责地方党政工作,韦国清最多算半个军事干部。文革中革委会成立后,军队干部数量增加到了二十个,占到总数的近百分之六十九。实际上,即便是地方干部做一把手的地方,多数省份也进行了军管,说明军队是文革的稳定力量。
其三,1967年5月前成立革委会的六个省市的革委会主任中,只有贵州一个省是军队干部,占百分之十六。1967年5月到年底,三个省中有两个是军队干部,占百分之六十六。整个1968年,二十个省中,军队干部占十七个,达到百分之八十五。说明从1967年8月开始文革的局面变得越来越难控制。
其四,在二十个军队干部出身的革委会主任中,一野2人;二野3人;三野4人,四野9人;华北军区2人。说明四野干部有一定的特殊地位。

三 革命干部在“一月革命”中的作用

政权是一切革命或动乱的要害问题。文革既然是革命,或者是“动乱”,就不可避免地要面对政权问题。
到1966年底、1967年初,文化大革命已经到了解决地方政权问题的时候。当时的情况应该是十分混乱,原因有二:一是由于敌我阵线不分明,中央也不知道该怎样夺权,由谁夺权,夺谁的权;二是各省的领导干部都正在被造反派围攻,干部也和造反派一样正在分化中。
在这种历史条件下,自然地出现了重点策划和自发夺权两种情况,实际上无论哪种情况,在夺权中,所谓革命干部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967年1月5个省、市发生的“夺权”斗争在文革史上被称为“一月革命风暴”。各自的夺权时间分别是:山西1月12日,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青岛1月22日青岛革命造反委员会(山东2月3日,山东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委员会);贵州1月25日,贵州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总指挥部;黑龙江1月31日,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夺权委员会;上海1月6日(1月6日是上海反经济主义大会的时间,后来确定为夺权时间,实际上,上海是在2月5日才正式宣告夺权成立上海人民公社)。在这一批夺权中,刘格平、王效禹、潘复生、张春桥等革命干部表现特别突出。

(一)山西:中央授意已经认定的省级革命干部主持夺权
山西省夺权是重点策划的典型,而刘格平具备了重点策划的充分必要条件,这个条件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策划夺权者认为夺权者是自己人;另一方面被夺权者至少不是自己人,山西正好符合这两个条件。
刘格平,行政三级,时任山西省副省长,八届中央委员。曾任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主席,区党委代理第一书记,因犯“地方民族主义”错误,1965年被贬山西。刘格平之所以是自己人,与他的一个经历有关。1934年刘格平被捕,进入北平军人反省院(草岚子监狱),与刘澜涛、薄一波、杨献珍等六十多个共产党员关在一起。1936年,由于抗日形势紧迫,需要大量干部,中共中央北方局(刘少奇负责)决定,被关在北平军人反省院的党员,可履行一个自首手续出狱。当时有六十一位党员履行了手续出了狱。而刘格平没有履行手续,一直到1944年才出狱。文革初期,六十一人被打成“叛徒集团”,刘少奇被打成“叛徒集团头子”,刘格平成为“活证据”,自然成为“自己人”。另外刘格平曾在康生领导的山东分局渤海区工作过,又是“老熟人”。
卫恒,时任山西省委第一书记。按山头出身于薄一波领导的晋冀鲁豫太岳区,文革前还用公款补助过安子文的岳父,与彭薄安陶集团关系密切,自然“至少不是自己人”。
12月10日,周恩来、康生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和刘格平谈话。周恩来对刘格平说,毛主席要你站出来,山西省委瘫痪了,你回去找省委的一些同志组织一个小组,把工作管起来,注意要抓紧经济工作,特别是山西的煤炭很重要。当刘格平表示不好办时,周恩来说,不要紧,中央支持你。
刘格平返太原后,积极联络了在山西不得势的几个外来干部刘贯一(省委常委、副省长,原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犯错误贬到山西)、袁振(省委书记处书记,太原市委第一书记)、陈守中(太原市委书记处书记,原为包钢党委书记)、刘志兰(省委农工部副部长,原为左权夫人,左权牺牲后为陈守中夫人)、何英才(省委常委、政协副主席),写了五人大字报,公开亮相抨击山西省委。刘格平还联络周恩来打过招呼的省军区政委张日清,商讨夺权事宜。
1月12日晚,刘格平等五位干部及张日清、一些群众组织领袖在刘家开会,会间刘贯一提出夺权,得到与会人员的赞同。开始临时召集工人、学生几千人,对省委、省人委机关进行了夺权。首都红卫兵赴晋大队的邢晓光起草了《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第一号通告》(《人民日报》1月25日刊登该通告并配发社论),提出“一切权力归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的口号,夺权后,原省委的绝大部分领导被关进监狱。
山西的夺权有着标杆作用,其意义在于它提出“一切权力归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明确了领导机构。另一层意义是它创造了“革命三结合”(军、干、群)的夺权及政权形式。从过程上看,山西夺权更像一次得到高层授意的政变。

(二)上海:中央文革小组直接领导夺权
上海是中央文革小组直接领导夺权的典型。坐镇上海领导夺权的张春桥、姚文元本身就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张春桥还是副组长。近水楼台先得月,上海夺权可以视为毛泽东与中央文革小组的“试验田”。
1月5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工总司)等十一个革命造反派组织的《急告全市人民书》,题目是《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不过,该文件是由当时他们要打倒的对象、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组织起草通过并签发的。
1月6日,上海工总司等造反派组织召开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会上批斗了陈丕显、曹荻秋(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上海市市长)等十余位上海市委领导人。会议结束时,由北京体育学院驻沪联络站的一位女红卫兵,代表各造反派组织宣读了三条通令:
1﹚宣布从即日起不再承认曹荻秋为上海市委书记和上海市长;
2﹚勒令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七天内向全市人民交代自己的罪行;
3﹚请求中共中央彻底改组中共上海市委,命令各级干部坚守岗位。
这次大会后来被认为是上海夺权的标志,其实这次大会并未宣布夺权,而是等待中央改组上海市委。
在1月5日宣布打倒上海市委后,上海似乎一直处于权力真空状态,也就是处于一种革命、动乱状态:多个造反派组织走马灯式的宣布夺权而未成功(主要是未得到张春桥、姚文元的承认而流产),张春桥、姚文元一方面协调各造反派组织之间的关系,考察最理想的“革命主力”,一方面向中央文革小组和毛泽东请示汇报听取指示,寻求最符合毛泽东意图的夺权结果。
上海的“试验田”终于在2月5日结出硕果,成立了“上海人民公社”,2月5日召开了百万群众参加的公社成立大会,宣布“一切权力归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会上发表了上海公社宣言《一月革命胜利万岁》。

(三)山东:中央授意已经认定的下级革命干部由下而上夺权
1966年8月25日,青岛发生了一件震动全国的“八二五”事件,当时职工和红卫兵出现冲突,职工保青岛市委,红卫兵反青岛市委。只有青岛市政府副市长王效禹一人公开支持红卫兵,得到毛泽东赞赏。当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原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康生的养子张子石,是青岛市教育局局长。王效禹造反时紧紧抓住张子石,同康生建立了直接关系。再加上王效禹以前就认识康生,因此有了政治依靠,王效禹在山东成为响当当的革命造反干部。
1967年1月19日,康生、王力通过张子石等人向王效禹打招呼,让王效禹在青岛市“夺权”。1月22日,王效禹发动夺权,驻青岛部队67军支持了夺权,成立青岛革命造反委员会接管了政权并得到中央承认。
1月底的济南,各路人马为夺权激战正酣,局面甚乱。王力等人又授意王效禹到济南市夺取山东省委的“权”。1月31日王带领由22人“轻骑”(青岛夺权代表团)突袭济南。青岛代表团发表《呼吁书》:“全山东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联合起来,把山东省委、省人委的权夺过来”。
2月2日,山东革命工人造反指挥部、红卫兵山东指挥部等25个群众组织2000多人在济南军区八一礼堂集会,宣布山东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革命委员会成立,并去省委、省人委夺权。其间,济南军区的部队支持了夺权。其后王效禹担任山东省革委会主任。
作为一个级别较低的地方干部,王效禹是一个善于捕捉时机、也捕捉到了时机的人,但正因为他的级别低,引起了许多老资格干部的轻视、敌视及鄙视,为他的以后工作造成了障碍。

(四)贵州:革命干部暂时缺位时由中央授意军队干部主持夺权
贵州是在地方革命干部暂时缺位时,由中央授意军队干部主持夺权的典型。
李再含,时任贵州省军区副政委,贵州省文革领导小组副组长。在邓振新先生编著的《贵州风云》一书中是这样评价李再含的:“毛泽东并不知道李再含何许人也,他是通过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的介绍才知道李再含其人的。当时李再含身为贵州省文革领导小组中的军队代表,既给省委第一书记先后写了六封信提意见,又避开省文革领导小组向中央先后发了18份电报,反映了贵州省‘文化大革命’的情况。王力觉得李再含能这样做很不错,便向毛泽东推荐。这是毛泽东赞赏‘军队出了个李再含,地方出了个王效禹’的缘起之一。”
贵州的夺权实际上是中央指挥的。1月24日,根据毛泽东批示,周恩来派飞机接李再含、省军区司令员何光宇等贵州代表团十一人到北京部署夺权。王年一先生在《大动乱年代》中说:“李再含1月下旬到了北京,在江青处受领了回去夺权的任务。江青对他说,差不多的地方都要夺权。”
1月25日,贵州省、贵阳市及外地红卫兵四十个组织联合行动,夺取了贵州省委和省人委、贵阳市委和市人委的权,成立了贵州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宣称“一切权力归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2月13日,贵州省毛泽东思想革命委员会成立,李再含担任主任。

(五)黑龙江:原第一书记抛开其他领导干部支持造反派夺权
黑龙江是全国第一个省委第一书记单独带头造反、支持造反派夺权的典型。
文革开始后,潘复生对各地批判“三家村”持保留态度,尽量在保护受到冲击的一些干部。但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受到了“教育”,有所自悟,态度起了变化。
潘复生后来回忆说,1966年元月中央派我到黑龙江省委主持工作后,我整天想着一定要谨记在河南工作时的教训,千万不能再犯“右倾”错误了,一定要紧跟毛主席。谁知这次紧跟的结果,却犯了“左”的错误。
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红色造反团是文革中全国著名的造反组织,哈军工有许多中央高干子女,消息灵通,造反积极性特高,毛泽东的侄儿毛远新就出自哈军工。潘复生与哈军工红色造反团联系密切,这也可能是潘复生抛开省委,单独率先造反的原因之一。
1月28日下午,红色造反团等31个总部的联席会议在北方大厦三楼会议室召开。师院学生范正美在会上提议开始夺权。
  范正美说:“我们搞军、干、群三结合,红色造反团联合总部负责人,同省军区驻军首长和省委、省政府里的革命干部代表联合夺权,以军队为后盾,这是对《二十三条》的发展,也是学习山西等地解放军参加夺权的经验,有利于建立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的革命权威。”
他的这个发言得到与会者的一致认同。会议决定于1月31日召开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大联合大夺权誓师大会,并准备以多路广播车和海报的形式通告全省。会前,造反派代表与潘复生、省军区司令员汪家道、23军军长游好扬进行了沟通,得到完全同意的结果。
1月31日,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召开,潘复生、汪家道、游好扬及东北局书记宋任穷参加了会议,会上宣读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第一号通告》和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呼吁书》。《通告》宣告:“黑龙江省委、省人委的党、政、财、文等一切大权,自即日起,归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停止黑龙江省委、省人委的一切领导权。”之后,潘复生担任了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领导成员和顾问。如果不了解酝酿过程的话,从表面上看,这一切似乎都是潘复生一人导演的闹剧。
从“一月革命”的情况看,三个地方干部刘格平、潘复生、王效禹都曾被打成了“右”的典型,长期不太得志,在文革夺权时积极起事,多少有“泄愤”与“重新站队”的因素。

四 军队干部统天下

面对“一月革命”风暴,所有干部都面临着赞成或反对的抉择。这是路线和利益的抉择,其实路线也是一种利益,不过是某个集团、阶层、阶级的利益罢了。
后来的事实证明,由于大多数干部的抵抗和群众组织的分裂,各省革委会的组建遇到了极大的阻力,致使不得不用军队稳定局面,这就造成了文革中期的“军队干部统天下”的形势。

(一)“二月逆流”和“二月镇反”
历史证明:越大的革命反对的力量越大。这是因为革命的变动越大,造成的动乱越大,触动的利益阶层越大,对原社会结构的破坏越大,因此,反制的力量自然越强。其实,在“一月革命”的同时,高层就对“一月革命”进行了强烈抵制,这就是所谓的“二月逆流”事件。
“二月逆流”是指在1967年1月19日至1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会议和2月中旬(11日、16日)在怀仁堂召开的两次政治局碰头会议上,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因对文革和“一月革命”夺权风暴的作法不满,围绕着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党的领导、应不应将老干部统统打倒、要不要稳定军队等重大问题,与中央文革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过程中叶剑英、谭震林、陈毅、李先念、徐向前等都在会上作了激烈的发言。
18日晚,毛泽东亲自召开政治局会议,严厉指责了谭震林、陈毅、叶剑英等人,随后,中央文革开始了反击“二月逆流”的行动。
与此同时,在全国的许多省市,出现造反派冲击军队的事件,为此,1月28日,中央军委下达了毛主席批示“所定八条,很好,照发”的《中央军委命令》(又称“军委八条”)。《命令》中有对反革命分子冲击军队予以严惩的语句,据说叶剑英在传达《命令》时“故意”进行了“歪曲”。在这种条件下,依各地军队对《命令》的理解,出现了大量军队镇压造反派的事件,当时被称为“二月镇反”。“二月镇反”实际上是下层的“二月逆流”,可以看作为是维护“走资派”利益的军队干部对“一月革命”风暴思潮的“逆反”。其中,青海省发生的军队开枪镇压夺权的造反派的事件震惊了全国,成为“二月镇反”典型。
1967年初,青海省群众组织分成了两派,“八一八”派支持青海省委第一书记杨植霖,“捍卫”派支持省长王昭。当时的一般看法认为反王昭的“八一八”是造反派。但王昭得到省委大部分领导和以省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为首的大部分驻青部队领导的支持。
1月29日,身为中央文革成员的杨植霖向“八一八”派“和平交权”,这一夺权并没有得到军区及驻青205部队的支持,造成了“八一八”派强烈炮轰赵永夫和省军区的局面。2月中旬,“八一八”派率先抢占《青海日报》社,并派两千多人坚守。2月21日,赵永夫与205部队负责人张晓川主持会议,确定23日取缔“八一八”,武装占领《青海日报》社。
23日省军区调动独立师、独立团的部队,计十三个连,开枪用武力攻占《青海日报》社。按后来中央处理事件的会议上赵永夫回答周总理问话时所说,该事件共伤亡260人。实际数字是:“八一八”派死169人,伤178人,共347人;军队死4人,伤46人,共50人。据说,当天晚上赵永夫向主持军委工作的叶剑英汇报了情况,叶称赞说:你们打得对,打得好。
后该事件被定性为“反革命事件”,赵永夫被逮捕,张晓川、王昭(1970年病逝于南滩监狱)隔离审查,刘贤权全面负责青海事务。
按徐友渔先生《文化大革命中的“二月镇反”》 一文的统计,除北京、上海、山西、山东、贵州等省份外,其他省份或多或少都有“二月镇反”现象,四川、福建、内蒙古、湖南、湖北、广东、江西、河南、吉林、河北、辽宁、天津、云南、西藏等省市自治区都有典型事件发生。
“二月逆流”和“二月镇反”是军队干部向文革路线的宣战,“大闹怀仁堂”事件、青海“二·二三”事件就是宣战书。

(二)军队干部与造反派对抗的焦点:武汉“七二〇”
从1967年3月到11月,全国只有三个革委会产生。
在这八个月里,革委会产生之少的原因有二,一是说明斗争之激烈,军队“二月镇反”现象有力地阻止了造反派擅自夺权,二是说明没有中央支持,革命干部的产生之艰难。
由于军队的支持,一般各地的保守派在逐渐激烈的武斗中占了上风。武汉“七二〇”事件就集中表现了这种矛盾。
“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说明了湖北人的厉害。1967年7月的武汉,文革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似乎比其他省份折腾得更激烈。武汉的两大派组织为“保”或“反”湖北省委第一书记、中南局第一书记王任重发生了激烈的武斗。
反王任重的一派是“三钢(钢工总、钢二司、钢九一三)三新(新湖大、新华工、新华农)”,保王任重的一派是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百万雄师联络站(简称百万雄师)。
当时的武汉军区司令员兼湖北省军区司令员陈再道采取支持王任重及百万雄师的态度,在两派的武斗中,当时湖北省军区独立师部分干部战士及公安人员(当时公安系统已军管)都穿便装参加了武斗,百万雄师的力量得到了极大的加强,造反派“三钢三新”在武斗中遭到重创,死伤了不少人。据1967年8月1日出版的《新华工》报报道:5、6两个月间,“三钢三新”方面,“已知死亡的一百五十八人”,“受伤人员住院治疗,已查出姓名的就有一千零六十二人。如果加上散失在各单位和街道居民中的伤员,估计在三千人以上。”另外,“三钢三新”方面的有40万成员的工人总部早已被打成反革命组织,其主要领导人朱鸿霞、胡厚民被抓。
当时毛泽东、周恩来到武汉打算就地解决问题,并由周恩来向武汉军区传达了毛泽东有关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还通知正在四川视察的“中央代表团”谢富治(国务院副总理、公安部长、北京市革委会主任)和中央文革成员王力、空军政委余立金速到武汉“保驾护航”。谢富治、王力到达武汉后,按毛、周的指示精神公开表态支持“三钢三新”,惹怒了湖北省军区的部队和百万雄师。7月20日,军区警卫部队、独立师和百万雄师群众数千人冲击谢富治、王力住所武汉东湖宾馆,围攻谢、王二人,并把王力劫持到军区,向中央示威,试图逼迫中央改变解决湖北问题的方针。这一行动不但是公开对抗中央,而且还直接威胁到了住在东湖宾馆的毛泽东的安全。
后“七二〇”事件被定性为反革命暴乱事件,被全国声讨。当时是周恩来、杨成武按毛泽东的意图处理的武汉事件,毛泽东和中央的指示一公开,百万雄师立即土崩瓦解。

(三)毛泽东抛弃王、关、戚,终止“揪军内一小撮”
武汉“七二○”事件之后,仓惶脱离险境飞到上海的毛泽东,了解到全国各地“支左”军人的思想情绪及动乱情况,经过一段时间权衡利弊的思考,改变了“战略部署”,从否定“揪军内一小撮”口号入手,抛弃了中央文革小组的得力干将王力、关锋、戚本禹,终止了全国造反派“揪军内一小撮”的狂潮,军队干部的处境有了转机。
既然已经不揪“军内一小撮”,军队干部“支左”的积极性明显提高,各省两派的斗争越演越烈,已经形成了“局部国内战争”(杨曦光《中国向何处去》语),尤其以西南、广西、陕西、安徽、湖南为最,中央不得不一个省一个省地解决问题。
从1968年7月份开始,领袖和中央决心要收摊了,而收摊的办法只有依靠军队。在这一过程中,中央发布了三个布告:“七三”(1968年针对广西)、“七二四”(1968年针对陕西)、“七二三”(1969年针对山西)布告,并派工(军)宣队进入清华大学,继而进入全国各大中专院校,“占领上层建筑”。原为清华四一四成员的胡鹏池回顾历史时认为:“清华七二七事件”动因与后果的持续发酵,直接导致了毛泽东整个文革方针及主导思想的“变法”,从而导致了毛泽东最终抛弃造反派,导致了“红卫兵运动”的终结,导致了以“红卫兵造反派”为标志的大规模群众运动的结束,此后“清查五一六”运动成为整治“造反派”的有力手段。
到1970、1971年间,全国各省基本进入军管状态,“一月革命”中最著名的三个革命干部刘格平、王效禹、潘复生均已下台,分别被谢振华、杨得志、汪家道三位军事首长所取代。而文革也结束了群众运动阶段。各地、各级革委会基本上都成为军人政权了。

五 典型群众代表剖析

每一次革命或动乱,都会涌现出许多“英雄”,这是因为革命或动乱解除了对人的旧法律和旧习惯的束缚,从而解放了人的“自然力”,文革也不例外。从文革的群众组织中涌现出来的头头(时称“勤务员”)与骨干,都是“人尖子”,在发动和组织群众方面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把群众代表妖魔化当然是错误的,他们的造反既有“听党的话”的历史原因,也有自身处境的原因。

(一)红卫兵领袖聂元梓、蒯大富
全国第一个造反派非聂元梓莫属。聂元梓出生于1921年,16岁参加革命,行政12级,文革前任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1966年5月25日,聂元梓与宋一秀、夏剑豸、杨克明、高云鹏、赵正义、李醒尘(均为北大哲学系教师)等六人贴出题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发动冲击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宋硕和北大领导陆平、彭佩云而声名大噪,被毛泽东誉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二十世纪北京公社宣言”。
按身份,聂元梓应该是“革命干部”,成为红卫兵的领袖应当是历史的阴差阳错,估计聂元梓自己也没有想到她的一张大字报轰动了全国,轰动了世界,并引出了毛泽东的“我的一张大字报”,成为文革的开端。使她成为红卫兵的领袖,这就是“时势造英雄”,一个不具备左右政治局势、掀动政治风云的能力,思想相对保守的人物,却作了政治大革命中的一枚重要棋子,也决定了她的悲剧下场。
全国第一造反派非蒯大富所属。蒯大富,1945年9月13日生,1967届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学生。1945年9月13日蒯大富出生在江苏省滨海县,祖父是新四军的战士,父母都是40年代的中共党员。
“造反派红卫兵”的群众代表大部分是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产生的,蒯大富是一个典型。
1966年6月,由于蒯大富要求同驻清华大学的工作组负责人进行公开辩论,率先提出“炮轰”压制文革的工作组,并要求夺权,被工作组认定为“假左派,真右派”,打成右派学生。蒯大富后成为清华大学井冈山领袖,首都三司副司令,成为造反派的领头人。
像蒯大富这样的造反派给工作组提意见,本不是什么大事,却被工作组隔离审查,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解救,能不感激毛主席?能不为毛主席冲锋陷阵?蒯大富和他的井冈山兵团在后来的批判刘少奇、王光美的运动中充当了急先锋。
注意全国“第一个”和“第一”有不同的含义,“第一个”是首个,“第一”有最大的意思,能与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对抗,岂非最大的“造反派”?!

(二)王洪文
全国职位第一的造反派非王洪文莫属。王洪文,男,1935年12月生,吉林长春人。曾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员。靠“造反”起家的王洪文,因毛泽东的赏识,成为继林彪之后的第二个所谓“接班人”。
王洪文是一个“理想”的接班人,工、农、兵、干都作过,像这样的人能不听党的话?!能不痛恨“资本主义复辟”?!
王洪文的造反是按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指示做的。其实王洪文是造反派中的温和派,这从他们不敢贸然夺权,一直等待中央改组上海市委,并且在1967年1月份两次《通告》允许陈丕显代表上海市委签字引起张春桥不满等几件事可以看出。
王洪文有组织能力强的一面,上海是全国唯一没有军管的城市,当然与强大的工总司的工人队伍有关。
时任解放军总后勤部长的邱会作(造反派的“死敌”,被总后造反派批斗时几乎被打死)对王洪文的评价很高:我曾认为王洪文是上海滩上的“瘪三”,是摆不上台面的人。1970年7月,毛主席知道我厌恶造反派,要我到上海学习一下。“那一次,王洪文当我在上海‘学习’的向导,热情接待,陪同参观。我看上海社会稳定、供应充足、群众对生活满意,比同期最好的北京还要强。我就想了,共产党安排一个省长、市长,要在经历多年战争考验的老干部中选优秀的,才能胜任。王洪文两三年就把上海搞成那个样子,难怪毛主席那么喜欢他、器重他。”
王洪文之所以能成为全国职位最高的造反派,是因为他的工人阶级即领导阶级身份。王洪文之所以成为“四人帮”之一而下台,是因为他是文革的“象征”,他并没有犯什么“错误”,而是文革被否定,他就被否定,没有人会记得他在稳定上海时的功绩。

(三)徐景贤
全国理论水平最高的造反派非徐景贤莫属。徐景贤,1933年12月生,上海奉贤人,曾任上海市委书记,中共第九届、十届中央委员(任职至文革结束)。
徐景贤在上海滩的权势仅次于张春桥、姚文元,人称“徐老三”。此后张春桥和姚文元,还有后来居上的王洪文,都到了北京工作,徐景贤实际上成了上海的头号人物。
夺权时,在各省热衷于成立什么“革命造反总指挥部”、“革命造反委员会”等权力机构之时,上海的造反派正构思“公社”形式。像上海的造反派能演出“上海人民公社”的大剧,也绝不是偶然的。这至少反映了他们的理论素养、理想和思想。
徐景贤比较详细地回顾了上海人民公社的成立过程。他在《十年一梦》中说:“时至一九六七年一月底,上海联合夺权的步伐加快了,几个主要的组织在市委党校成立了夺权宣言的起草小组,执笔者们根据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一书,提出要把巴黎公社的革命精神写进上海的夺权宣言,主张‘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器’,‘公社委员由群众直接选举’,‘公社委员是人民公仆,工资收入不得超过普通工人’等等。初稿起草出来以后,命名为‘上海人民公社宣言’。”徐景贤自己则认为“我们的‘一月革命’可以说是‘十月革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和发展”,因此,“夺权宣言的题目可以定名为《从‘十月革命’到‘一月革命’》,副题是《上海人民公社宣言》,这样既有深刻的思想意义,又有恢弘雄伟的气魄。我征求大家的意见,大家一致赞成,夺权宣言的草稿就这样草成并付印了”。由此可以看出,上海造反派的理论性特点正是有了像徐景贤这样的年青理论工作者的作用而造成的。

(四)陈永贵
全国思想最左的造反派非陈永贵所属。陈永贵(1915年2月14日-1986年3月26日),山西昔阳县大寨人,为当代中国农民中的典型政治人物,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
陈永贵是经历最复杂阅历最多的造反派。抗战时期陈永贵曾任伪村长和日本间谍组织兴亚会的情报员。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2年,陈永贵接替“主动让贤”的所在村原书记贾进才,出任中国共产党山西省昔阳县大寨村的支部书记。在环境非常恶劣的的大寨村,他带领农民艰苦创业,从山下用扁担挑土上山造田,对当地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1964年毛泽东了解到大寨战天斗地的精神,号召全国要“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
相对而言,与上海几乎同时夺权的山西就要“土”得多。山西是一个不大的省,当时的人口约一千七百万人,省会太原市的人口也就是一百二十万人。山西省基本上是一个农业省,造反派无法离开他们的土地纲领。陈永贵在文革中提出了“农业社会主义”的升级版,即:变“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为“公社为基础(公社为基本核算单位)”,取消农民自留地,取消农村“自由市场”。也许是这种紧跟“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路线”的作法,是陈永贵跃升至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因素之一。陈永贵的“公社”思想与上海的“公社”思想,有着质的区别。这种区别在于公社机构的民主性,即公社委员是否由选举产生。陈永贵的“公社”有很强的封建性,最终只能沦为封建“领地”和“庄园”。
事实上,陈永贵在文革中以“反大寨”和“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名义,批斗和残害了反对他的许多干部和群众。这和上海的稳定不可同日而语。

(五)李顺达
全国思想最右的造反派非李顺达莫属。李顺达(1915年-1983年),全国劳动模范,历任中共平顺县委书记、晋东南地委副书记、书记,山西省革委常委,并先后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八、九、十届代表大会的代表和第九、十届党中央委员等。
李顺达是一个一直跟党走的“乖宝宝”,与陈永贵的“灰色”历史相比,李顺达的历史是鲜红的。1948年,平顺县人民政府在他家的门楣上,为他悬挂了“劳动英雄”的牌匾。1952年李顺达被中央人民政府授予爱国丰产“金星奖章”,成了全国著名的劳动英雄。
在文革中,李顺达成为群众和干部对抗大寨的旗帜。如山西省群众代表清徐县委副书记段立生,曾在《山西日报》发表文章,建议坚持“队为基础”、保留“自留地”,襄汾县委书记李辅则反对“割资本主义尾巴”,坚持活跃自由市场等,都是汇集在李顺达的旗帜下。
在文革的历史条件下,在群众中产生各种左和右的思想是必然的,不过表面上都必须打上“毛泽东思想”的印记。

六 各类干部的命运

革命或者动乱的结果往往与人们投身革命或卷入动乱的原因大相径庭,文革也是如此。当文革的“大乱”得到“大治”之时,原来的人物、原来的社会结构不可避免地出现在人们眼前,不知是命运捉弄人,还是人捉弄命运。

(一)军队干部
1971年林彪事件后,大批地方干部得到“解放”,重新分配工作,军队干部逐渐退出地方政权,回归军队职位。值得一提的是林彪事件前当红的四野干部或多或少地受到林彪牵连,失去当权地位。
黑龙江汪家道,原黑龙江省军区司令员。1971年接替潘复生任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主任,1977年卸任两职,1978年黑龙江省委召开大会对潘复生、汪家道在文革中的严重错误进行批判。汪家道淡出政坛。
山东杨得志,原济南军区司令员,1969年接替王效禹任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山东省革委主任。1974年卸任地方职务(白如冰接任),调任武汉军区司令员。1979年1月任昆明军区司令员。之后担任过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军委秘书长职务。
山西谢振华,原69军副军长(因军长董其武未到职,实为代理军长),1970年接替刘格平任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主任。1974年中央政治局开会批判谢振华。后离职学习由王谦接任。后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昆明军区政委等职。
北京谢富治,原国务院副总理、公安部长。1967年任北京市革委主任,1971年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1972年去世。1980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决定开除谢富治党籍并撤销对谢富治的《悼词》。
青海刘贤权,1977年卸任青海省委第一书记、青海省革委主任。其间担任过铁道兵司令员、党委第一书记(1969—1975)。后任济南军区顾问,1981年按大军区副职待遇离休。因为刘贤权在文革的表现,1988年只获得二级红星勋章(按资历本应获一级红星勋章)。
青海赵永夫,1967年青海“二二三”事件后入狱,获释后任北京军区装甲兵顾问,后以正军职干部离休。
内蒙古滕海清,在内蒙期间的最大“功绩”是挖肃“内蒙古人民党”。1969年底滕海清被另一股革命造反派批斗,中央以阶级斗争扩大化为由,调回北京,其职由郑维山接任。令人不解的是,滕海清在文革结束后未受到处分或刑事指控,1975年-1980年任济南军区任副司令员。
江西程世清,文革在江西执政后因“与林副主席关系不错”,1971年被撤职隔离审查,后被开除党籍,1978年10月被逮捕。1982年1月获释。回福州市作离休处理。
甘肃冼恒汉,1977年6月被免除在兰州军区和甘肃省的职务,1982年12月退出现役,按地师级干部政治、医疗待遇,1985年6月改按正军职待遇。
湖北曾思玉,武汉事件后任武汉军区司令员,湖北省委第一书记,革委会主任。1973年与杨得志对调,任济南军区司令员,脱离地方职务,1980年任南京军区顾问。
湖北陈再道,武汉事件后被批判。1972年后任福州军区副司令员,中央军委顾问,铁道兵司令员,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广东黄永胜,1968年调任解放军总参谋长,1971年9月“九一三事件”后被撤职审查。1973年8月20日被开除党籍。1981年1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他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判处有期徒刑18年,剥夺其政治权利5年。
吉林王淮湘,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后,王淮湘极力阻碍揭批“四人帮”运动,并于1976年12月1日下令枪杀了长春第一光学仪器厂青年工人史云峰。1977年2月,中共中央免除了王淮湘在吉林的一切职务,5月王淮湘被调到武汉军区担任副政委,12月王淮湘被隔离审查,后被开除党籍。
江苏许世友,1973年调任广州军区司令员,卸去地方职务。文革结束后指挥过中越边境反击战。后任中顾委常委,副主任。
浙江南萍,在浙江执政期间,一直协调不好两派矛盾,林彪事件以后1972年3月21日至4月26日,中共中央召开解决浙江问题会议,周恩来指出,南萍、熊应堂不向下传达“9·13”事件的通知,同陈励耘(空五军政委,在林彪事件后被捕)的思想在很长时间里有联系,会议认为南萍上了贼船,犯了严重错误,被免去职务,6月送北京审查交待问题。南萍是九届中央委员,从此未再露面。
湖南黎原,在湘时间很短,1970年率军调防他地,地方职务由华国锋接任。
安徽李德生,1969年被调到北京,参与政治局、国务院、军委的工作,1970被任命为总政治部主任,1971年又被任命为北京军区司令员。1973年担任了中国共产党的党中央副主席。1973年底,李德生被调到东北任沈阳军区司令员。
辽宁陈锡联,1973年12月调任北京军区司令员,党委第一书记,脱离地方工作。1975年1月-1980年4月任国务院副总理。中顾委常委。
四川张国华,1972年去世,刘兴元接任。
云南谭甫仁,1970年被军队人员刺杀身亡,周兴接任。
福建韩先楚,1973年调任兰州军区司令员,脱离地方职务。后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广西韦国清,1973年脱离广西任广州军区第一政委。1976年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广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1977年脱离地方,任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委、副秘书长。四至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四、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西藏曾雍雅,1970年调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脱离地方职务。后任沈阳军区顾问,全国政协委员。
新疆龙书金,在批林整风中接受组织审查,调离新疆,之后未安排工作。1983年按大军区副职待遇离休。

(二)革命干部
在“一月革命”风暴中暂露头角的五名革命干部,除张春桥外,其余已提早完成其历史使命在70年代下台。
刘格平,1970年被解除山西省革委会主任职务,分配到唐山陶瓷厂劳动。1983年党组织给出结论:没有任何政治历史问题。后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1992年去世。
王效禹,1971年3月30日中央正式批准撤销王效禹的职务。4月14日,他被下放到辽宁盘锦农场监督劳动改造,文革后回到山东,1979年2月被开除党籍,1995年3月3日,在山东青州因病去世。
潘复生,1971年6月中共中央免除了潘复生职务,决定对他在文革中所犯错误进行审查。1980年潘复生因病去世。1982年4月23日,中共中央对中共黑龙江省委关于潘复生问题结论的请示回电答复中说,潘复生在文革时期确实迫害了一些领导干部和群众,造成一些冤假错案,错误是严重的。但鉴于“文化大革命”这一特定历史条件,同时考虑到潘复生参加革命较早,为党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对所犯错误曾作过检查,现已病故,因此,同意黑龙江省委对潘复生同志的审查和不作组织处理的意见。
李再含,1971年5月被撤销职务。1975年8月14日在大连逝世。
张春桥、姚文元是“一月革命”中起过非常重要作用的革命干部,后来进入中央工作,成为“四人帮”中的两个。
还有一些在“一月革命”中没有表现机会的革命干部,如刘建勋、李雪峰,解学恭、李瑞山、马天水等值得一提。
刘建勋,太行区干部。1961年为纠正原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的错误,刘建勋从广西调至河南,为解决河南百姓的生活问题想了不少办法。文革中刘建勋虽然支持了造反派,文革后虽然没有被重用,1977年至1979年任河南政协主席。下场还是不错的。
李雪峰,北方局、太行区干部。他在文革中充当了“救火队”的角色。1966年6月,先是替代彭真担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1967年1月到天津任职。1968年到1970年任河北省委核心小组组长,革委会主任。1970年九届二中全会上,在设不设国家主席问题上,华北组出了问题,被划入陈伯达反党集团,隔离审查达八年之久。1985年被选为中顾委委员。
解学恭,晋绥干部。文革前任华北局书记。1967年1月不知为何受重用担任天津市委第一书记,12月任革委会主任。1978年6月被免除党内外职务。因其在文革中犯有严重错误,1987年3月被开除党籍。解学恭是文革时期连续任职时间最长的省级一把手。
李瑞山,不显山不显水的干部,原任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1966年8月调任陕西省第二书记。1968年平稳坐上陕西省第一把交椅,至1979年调至北京,任农委副主任、经委副主任、经委顾问等职。
马天水,1967年2月至1971年1月任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1971年1月至1976年10月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1977年初,马天水被停职审查。在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大政治报告中,马天水被宣布为"四人帮"死党。1978年马天水被开除党籍,并以反革命罪正式逮捕。1982年,上海市司法部门宣布:“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上海的重要案犯马天水,在关押期间,于1978年患反应性精神病,丧失供述、申辩能力,经司法医学鉴定属实,上海市公安局依法中止预审,待病愈后再予追究。”之后,马天水之弟把马天水领回河北老家赡养。1988年11月15日,马天水逝于精神病院,时年77岁。
另外,革命干部中四川的刘结挺(原宜宾地委第一书记,造反后任四川革委会副主任)、张西挺(原宜宾市委第一书记,造反后任四川革委会副主任)夫妇也很出名,因为不是第一把手本文开始没把他们上榜。刘、张1969年底被中央抛弃,1970年8月停职接受审查,1971年8月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1978年6月20日,刘结挺、张西挺被依法逮捕,1982年3月,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以阴谋颠覆政府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判处刘结挺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判处张西挺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刘、张均在1993年去世。
这些革命干部在文革中特别张扬,整了不少干部、群众,也得罪了不少老干部,所以没干几年早早被免职。比较起来刘格平下场最好,也许是他资格很老,但后来“六十一个叛徒”重新上台,他的重新就职也很不容易。

(三)群众代表
相对于革命干部,群众代表的命运显然要糟得多。如果把群众代表分成造反派红卫兵(学生)、造反派职工、劳模三类的话,造反派红卫兵(学生)出局是最早的。
学生出局
1967年到69年间,由于工(军)宣队的进校,学生头头大多被发配,有许多人又招回原校被清查“五一六”,多人文革后又被判刑,最典型的是北京学生的“五大领袖”。“五大领袖”有一位北京市革委副主任、四位常委,都属于副省级,但没有把他们当领导干部来看,市革委派出的工(军)宣队进校,他们居然毫不知情!他们的结局可想而知。
聂元梓(北大新北大),1969年11月,身为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的聂元梓被发配到江西省鲤鱼洲北大分校农场劳动。1983年3月,57岁的聂元梓被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判处17年徒刑、剥夺政治权利4年。1984年保外就医后改名王兰经商。1986年假释。2019年8月28日去世。
蒯大富(清华井冈山),1968年12月被分配到宁夏青铜峡铝厂(冶金部三〇四厂)任技术员。1970年11月,蒯大富被以清查“五一六”名义押回清华大学接受审查。1983年3月10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杀人罪、诬告陷害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1987年10月31日刑满释放。90年代到深圳经商。
韩爱晶(北航红旗),1968年底被羁押,交待问题。1969年11月被分配到湖南株洲三三一厂工作。1971年3月8日至1975年9月9日隔离审查,此后被监督劳动。1983年3月16日,韩爱晶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伤人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依法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其先后在北京和外地关押,后来在唐格木农场监管劳动。1986年获释。后居深圳。
谭厚兰(北师大井冈山),1968年10月被分配到北京军区4627部队农场劳动。1970年6月被调回北师大隔离审查。1978年4月19日被北京市公安局以反革命罪正式逮捕。关押期间于1981年检查出患有宫颈癌,被保外就医。1982年6月,北京市人民检察分院对谭厚兰作出“认罪态度较好,犯罪情节较轻,免于起诉”的决定。1982年11月在北京妇产医院病逝,终年45岁,一生未婚。
王大宾(北地东方红),1968年被分配到成都地质探矿机械厂工作。1971年因“五一六”问题被押回北京地质学院隔离审查,文革中在地院执政时入党的党籍未予承认。1978年4月被捕。1983年8月被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判处有期徒刑九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他此前被关押的日期折抵刑期后,到当年10月26日就算“刑满”出狱。回成都自谋生路,后任都江堰市都信凿岩钎具有限公司总经理。2019年因脑瘤去世。
其他群众代表出局
粉碎“四人帮”之后,一批被定为“四人帮”体系的群众代表下台甚至被捕。
主要人物有上海市委王秀珍、国家体委主任庄则栋、文化部长于会泳和副部长钱浩梁、刘庆棠等。这都是省部级干部。当然基层也有许多反“四人帮”的群众代表被“两个凡是派”一锅烩搞下了台。
王洪文,1976年粉碎“四人帮”时被捕,1981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其为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判处被告人王洪文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92年8月3日因肝病病死于狱中。
王秀珍,曾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等职,是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中共第九、十届中央委员。1977年1月离职审查,1982年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依法判处其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
庄则栋,1961、1963、1965三届世乒赛男子单打冠军,文革中“兵乓外交”的发起者,四届人大后任国家体委主任。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庄则栋被关入北京卫戍区审查4年,后被安排到山西乒乓球队等候审查结论。
于会泳,曾参加“样板戏”的音乐创作,得到江青的赏识,成为中共十届中央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部长。1976年10月被定为“四人帮”骨干成员而隔离审查,1977年8月28日服毒自杀,经抢救无效于8月31日死亡。
钱浩梁,著名老生演员。文革中因在样板戏《红灯记》中扮演李玉和受到重用,被江青改名浩亮。曾任中国京剧院革委会领导成员、院党委副书记,中央五七艺术大学副校长,国务院文化组成员、文化部副部长。“四人帮”被粉碎后被投入监狱接受审查,最后被定为“问题属于敌我矛盾性质,但鉴于其犯罪情节较于会泳、刘庆棠轻,且本人有认罪态度表示,故决定不予起诉”,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开除党籍,行政上降一级(由文艺九级降为文艺十级),分配到外地,在地方戏校做一般教学工作。恢复钱浩梁原名。1982年初恢复自由。1988年经宋任穷批示重返舞台公开演出。1989年评为高级讲师。1992年因演出过于劳累突发脑溢血后病退。1998年再次重登舞台。
刘庆棠,中国著名芭蕾舞演员。文革期间任中央芭蕾舞剧团革委会中共核心小组副组长、中共中央芭蕾舞剧团党委书记、文化部副部长、中共十大主席团成员、第四届全国人大主席团成员。1976年10月后被隔离审查,开除党籍。1983年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和诬告陷害罪判处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
劳模淡出
最典型的是陈永贵。他没有被定为“四人帮”体系的人,纯粹是沾了毛泽东提出“农业学大寨”的光。但极左的毛病一直未改,1977年,重提全国向大队核算过渡的建议。1980年9月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决议,接受陈永贵解除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请求。1982年未获选党的十一大代表。
李顺达,1977年山西的“倒清查”使其受到一连串不公正待遇,淡出人们的视线。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李顺达的所谓问题终于水落石出。1978年,他担任了山西省农委副主任、党组成员。1979年任山西省第四届政协副主席。1981年5月,中共山西省委正式作出了为李顺达彻底平反、恢复名誉的决定。1983年4月当选山西省第六届人大代表,并被选为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吴桂贤,曾任陕西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1977年9月申请辞去副总理职务,同年经中共中央批准回到陕西省咸阳市西北国棉一厂。1978年任西北国棉一厂党委副书记,1981年6月起任厂党委副书记、厂工会主席。1988年任深圳外贸集团公司与港人合办的纺织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三种人”出局
最后一轮出局的群众代表是“三种人”。从1983年10月到1987年5月,中共中央在全党范围内进行了大规模整党,清理“三种人”是此次整党的主要任务。所谓“三种人”是陈云提出的,即指:跟着林彪、“四人帮”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三种人”的罪名概念模糊,缺乏法律依据,被定为“三种人”的有不少是反文革、反“四人帮”志士。
“三种人”在各省的省级群众代表大多挂名省革委副主任、常委之职,实际职务实为“县级”、“副县级”,稍高一点的是“副厅级”。诸如此类的群众代表都在“清理三种人”的攻势中被淘汰,使得许多人才毁于一旦,既不利于国家,也不利于个人,成为“双败”局面。应该说,文革后对“三种人”的批判是对一代人的批判。这代人参与并推动了文化大革命,最后把文革推到了“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毛泽东语)的地步。

(四)“走资派”
林彪事件后,尤其是1973年邓小平复出后,许多当年的“走资派”也陆续复出。文革后邓小平二次复出,胡耀邦主持平反工作,冤假错案大量平反,更多的“走资派”复出走上工作岗位。当年各省一把手的命运如下。
欧阳钦,原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东北局第二书记,文革中遭残酷批斗和迫害,是中共中央批准公开点名打倒的黑龙江省头号走资派。平反后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
李范五,原黑龙江省委第二书记、省长,文革中遭到批斗迫害,是黑龙江省革委会成立时中共中央批准公开点名打倒的黑龙江省二号走资派。1979年中共黑龙江省委为所谓的“欧阳钦、李范五为首的里通苏修反党叛国集团”假案平反。1983年任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谭启龙,原山东省委第一书记,文革中遭到批斗迫害,是山东省革委会成立时中共中央批准打倒的山东省头号走资派。中共“九大”时被安排复出,任候补中央委员。后任福建省革委会副主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中共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浙江省革委会副主任、浙江省革委会主任,中共青海省委第一书记、青海省革委会主任、青海省政协主席、青海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中共四川省委第二书记、第一书记等职。离休后任中顾委委员。
陈丕显,原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在1967年2月5日上海人民公社成立时是中共中央批准打倒的上海市头号走资派,并成为中央批准在地方报刊上除原已点名批判者外拟增加公开点名批判的24个走资派之一。1975年复出,被安排为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后到北京治病。1977年任云南省委书记、云南省革委会副主任,后任湖北省委第二书记、湖北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湖北省委第一书记、湖北省革委会主任、湖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湖北省军区第一政委、武汉军区政委。1983年任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后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
贾启允,原贵州省委第一书记,在文革中受到批斗迫害,是贵州省革委会成立时中共中央批准打倒的贵州省头号走资派。1972年恢复工作。1975年任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云南省军区政委、党委书记、革命委员会主任。1976年在中央一再“打招呼”要求“批邓”的压力下,把赴云南任职时邓小平与他的一些谈话泄露出来,客观上为“批邓”提供了炮弹,后被定为“卖身投靠‘四人帮’的老干部”,被免去一切职务。1979年3月复出降级任河北省石家庄地区行署副专员,1983年4月任河北省政协副主席。贾启允在文革前后的表现,在当时的省委第一书记中很具有独特的代表性,值得历史学家们研究。
卫恒,原山西省委第一书记,1967年1月下旬在关押中去世。死后在山西省革委会成立时是中共中央批准打倒的山西省第二号走资派(头号走资派是原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
王谦,原山西省委第二书记、省长。文革中遭到批斗迫害,山西省革委会成立时是中共中央批准打倒的山西省第三号走资派。1970年解放,安排为山西省革委会常委、阳曲县革委主任,后任省革委副主任、省委书记(另有第一书记)。1975年追随江青“批谢(振华)”立功,晋升省委第一书记。粉碎“四人帮”后,利用揭批清“四人帮”机会,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迫害反“四人帮”的干部和群众。1980年停职一段时间后,调任重庆市委书记。
彭真,原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是最早被打倒的“黑帮”、“走资派”。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中央宣布:文革中“强加给彭真同志的种种罪名和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均应予以推倒”。1983年6月在六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王昭,原青海省省长。1967年中央处理“二二三”事件时被关押,青海省革委会成立时是中共中央批准打倒的青海省二号走资派(头号走资派是西北局刘澜涛)。1970年2月12日被迫害致死于南滩狱中,年仅53岁。 1978年得到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杨植霖,原青海省委第一书记。1967年2月杨植霖自觉革命,将红卫兵引入省委、省人委夺权,但最终也没有被中央认定为左派干部。文革前杨植霖参加写作的《王若飞在狱中》一书,在文革中被批判为“美化叛徒”的“毒草”,受到批判,被残酷迫害。平反后曾先后任中共甘肃省委书记(主管宣传文教)、省政协主席、全国政协常委、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等职务。
乌兰夫,原内蒙古党政军一把手。1966年华北局会议上被批判下台。在全国省、自治区级的第一书记中,乌兰夫是最早被打倒、最早受批判、定性上纲最高的一位,内蒙古革委会成立时是中共中央批准打倒的内蒙头号走资派。1972年5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为召开“十大”作准备)按毛泽东的提议宣布解放谭震林、李井泉、乌兰夫等13位老干部。1973年中共“十大”乌兰夫当选为中央委员,任中央统战部长,1975年1月当选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83年6月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万晓塘,原天津市委第一书记,在1966年6月的华北局会议上被批判,9月病逝。天津市革委会成立时是中共中央批准打倒的天津市头号走资派、“中国赫鲁晓夫在天津的忠实代理人”。
方志纯,原江西省委书记处书记、省长,文革中遭受批斗迫害,江西省革委会成立时是中共中央批准打倒的江西省头号走资派。1975年获平反,后任江西省革委会副主任。1980年任江西省第四届政协主席、党组书记。1982年当选为党的十二大代表、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汪锋,原甘肃省委第一书记,文革中遭批斗迫害,甘肃省革委会成立时是中共中央批准打倒的甘肃省头号走资派。文革结束后复出,曾任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第二书记兼新疆军区党委第三书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委会第一副主任,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第一书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委会主任兼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协主席,新疆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军区党委第一书记,乌鲁木齐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军区党委第一书记。1987年4月增选为政协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共十二大、十三大相继当选为中顾委委员。
文敏生,原河南省委第二书记、省长,1966年9月任省委代理第一书记。文革中受批斗迫害,河南省革委会成立时是中共中央批准打倒的河南省头号走资派。复出后降级任哈尔滨市委副书记,市革委会主任。1979年1月平反任黑龙江省委书记兼哈尔滨市委第一书记。1981年3月任邮电部党组书记、部长。后离休任中顾委委员。
林铁,原河北省委第一书记兼省军区第一政委,华北局第三书记,行政五级。1966年6月华北局会议即被批判,河北省革委会成立时是中共中央批准打倒的河北省头号走资派。文革结束后任中央组织部顾问。第一、二届中顾委委员。
王任重,原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二书记、湖北省委第一书记,文革中遭批斗迫害,湖北省革委会成立时是中共中央批准打倒的湖北省头号走资派。1968年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说,王任重是内奸,国民党,不能保的。1975年王任重被释放,1978年恢复工作后曾任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农业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和国务院财经委员会委员。1980年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1983年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88年任全国政协副主席。
赵紫阳,原广东省委第一书记,文革中在造反派夺权时表示支持,后被中央认为是“让权”。广东省革委会成立时是中共中央批准打倒的广东省二号走资派(第一号走资派为陶铸)。被广州警备区“监护”。 后下放工厂劳动,直到1971年4月解除监护调内蒙古,先后任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书记、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并兼任广州军区政委。1975年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成都军区第一政委。1980年4月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同年9月任国务院总理……此后的情况就众所周知了。
赵林,在原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吴德调北京后任代理省委第一书记,文革中遭批斗迫害,吉林省革委会成立时是中共中央批准打倒的“中国赫鲁晓夫在吉林的代理人、大叛徒赵林”。文革结束后平反复出,1979年1月后任中共山东省委常务书记、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山东省政协主席,山东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离休后任中顾委委员。
江渭清,原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文革中受批斗迫害,江西省革委会成立时是中共中央批准打倒的江西省头号走资派。1969年被安排在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劳动锻炼。1973年复出被安排为中共十届候补中央委员。1974年12月任中共江西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主任。1975年任福州军区政委、江西省军区第一政委。1979年1月后任中共山东省委常务书记、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山东省政协主席,山东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离休后任中顾委委员。
江华,原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文革初期浙江两派在对江华是打还是保问题上矛盾十分激烈,最后在浙江省革委会成立时被中央不点名地称为“中国赫鲁晓夫在浙江省的代理人”。中共扩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说:“我是保过江华的……看样子不能保了。”1969年起被先后安排到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湖北十堰、鄂西山区湖北宜都二三八厂劳动。1973年7月奉召返京,8月出席中共十大,当选候补中央委员。1975年1月在四届全国人大当选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后为中顾委委员、常委。
王延春,原湖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文革中遭批斗迫害,湖南省革委会成立时是中共中央批准打倒的湖南省头号走资派。文革结束后平反复出,安排为湖南省政协第一副主席。1984年3月19日在长沙病逝。
杨静仁,原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自治区人委主席,文革中遭批斗迫害,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委会成立时是中共中央批准打倒的宁夏回族自治区头号走资派。文革结束后平反复出,后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
李葆华,原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文革中遭批斗迫害,安徽省革委会成立时是中共中央批准打倒的安徽省头号走资派。1972年后从狱中放出检查身体。1973年9月复出任中共贵州省委第二书记、贵州省革委会副主任。中共“十大”任中央委员。文革结束后被认为在批邓运动中表现不好,与贵州帮派骨干有牵连,1977年被调离。后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党组书记。
霍士廉,原陕西省委第一书记,文革中遭批斗迫害。1970年复出,曾任陕西省革委生产组副组长、省委书记(主管农业)、省革委副主任。文革结束后先后任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革委会主任、军区第一政委,农业部部长、党组书记,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兼省军区第一政委。离休后任中顾委委员。
黄火青,原辽宁省委第一书记,文革中遭批斗迫害。1975年9月至1977年12月任辽宁省革委会副主任。1978年3月至1983年6月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党组书记、检察委员会委员(1980年1月起)。后任中顾委委员、常委。
廖志高,原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文革中遭批斗迫害,四川省革委会成立时是中共中央批准打倒的四川省二号走资派(头号走资派是李井泉)。1973年复出后被安排为中共十届候补中央委员。1974年11月任福建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福州军区政委。1980年8月,廖志高突发脑血栓塞导致半身瘫痪,难以再负担繁重的工作。1982年2月,调任中组部顾问,后任中顾委委员。
叶飞,原福建省委第一书记,文革中遭批斗迫害,福建省革委会成立时是中共中央批准打倒的福建头号走资派。1973年复出,被安排为中共十届候补中央委员。1975年起先后任交通部部长、党组书记,海军第一政治委员、司令员,第六、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
周仁山,原西藏自治区代理第一书记,文革中遭批斗迫害,西藏自治区革委会成立时是中共中央批准打倒的西藏头号走资派。被关进监狱达8年之久。文革结束后平反复出,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任区党委常务书记、第二书记。1981年后任全国人大常务委员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党组成员,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顾问。
王恩茂,原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文革中遭批斗迫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委会成立时被中共中央定性为人民内部矛盾,后安排为自治区革委会副主任,仍遭到批判。1972年6月降职调任安徽芜湖地委副书记。1975年调任南京军区政委。1977年调任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吉林省军区第一政委、军区党委第一书记,沈阳军区副政委。1981年调回新疆工作,任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和军区第一政委、军区党委第一书记,1984年又兼任生产建设兵团第一政委、党委第一书记,1985年10月任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顾问委员会主任。1986年任全国政协副主席。

当“走资派”回归官位,群众代表回归群众身份,军队干部回归军队,革命干部和林彪“山头”的军队干部归于湮灭的时候,文革的目标一项也没有达到,历史好像回到原先的地方。革命的原意是要社会结构和制度大变动,但革命的动乱和暴力往往造成社会极大的分裂和破坏,实际上造成大倒退,就像跳跃之前要倒退助跑一样。正因为如此,再前进还是要回到原点。在这个意义上说,回归就是前进。
人还是那些人,但事情不同了,“复辟”并不是真正的复辟。而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几代人,包括相当数量的老干部、军队干部认识到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的危害性,所以启动、推动了改革开放,把原来不自觉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回归为自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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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昨 天》第一五〇期
帖子发表于 : 周日 5月 03, 2020 8:12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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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海泛舟】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考
(《中华学人文革论文集》选读)

何 蜀

《昨天》编者按:本篇原载《中华学人文革论文集》卷四《政治与群众》(美国·华忆出版社2019年11月初版),这次发表时略有修订。

在1957年“反右派”运动镇压了至少几十万敢讲真话的知识分子、震慑了更大数量的其他人士之后不到十年,在1959年“反右倾”运动打击了大批敢讲真话敢表达异见的领导干部之后不到七年,毛泽东竟能在1966年10月到年底的两三个月里,成功地发动起全中国数以亿计的民众投入到他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并且是冒着再遭批判打击的风险向各地各级党政领导进行“造反”,达到其人为制造“天下大乱”局面的目的,到底是施用了什么魔法?
毛泽东的魔法,或曰骗术、蛊惑术,就是提出了一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史无前例”的新概念:“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并以批判这一路线为号召,发动(实为煽动、挑动)起了亿万民众。
要研究文化大革命,就有必要研究这个“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出

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指的是从1966年6月1日(北大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由毛泽东下令向全国宣传)到7月26日(中央决定撤销工作组)这“五十多天”里,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兼国家主席刘少奇和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采取的派工作组、抓“右派”等作法。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宣布撤销工作组之后,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改组中央领导核心即让刘、邓受到批判并失去权力之后,都没有给刘、邓定下“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罪名。这个罪名是两个月之后才炮制出来的。
毛泽东喜欢给人编造罪名,他编造罪名有两大特点,一是喜欢别出心裁标新立异,比如,1957年开始的“反右派”运动,他就颠倒了左、右概念。当年被打成“右派”的著名学者朱正在《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书中指出:左、右作为政治概念,最初是从1789年法国国民议会开始的,那些政治倾向比较保守、愿意同政府合作的,被称为右派;而政治倾向激进的、要求改变现状的,就被称为左派。“如果不这样颠倒起来使用,当年的右派大都应该叫做左派,而被认为左派的其实是右派。当年的反右派斗争其实是反左派斗争。”
毛泽东编造罪名的另一个特点是:每次政治运动,他为打击对象定制的“帽子”会变换花样,基本不会雷同。这样既不需要任何法律依据,也很容易让别人对他的意图捉摸不透。比如,当刘少奇、邓小平在文革初期那“五十多天”里还在按“反右派”那套做法在各学校大抓“右派”、“反革命”的时候,他却已经在为刘、邓准备新的政治“帽子”了。
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最初出现的罪名有“黑帮”、“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赫鲁晓夫式的人物”、“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这些罪名来打倒某些领导干部,已经足够了。但是却不能煽动起更多的民众投入这场运动。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刘、邓已经基本上被打倒,新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班子已经确立,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大政方针已经得到全党“热烈拥护”、“一致通过”。随后近两个月内,毛泽东都还没有给刘、邓想出另外的新罪名。直到当年国庆节后,才终于抛出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顶新的“帽子”。
经毛泽东审定后由林彪在1966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周年庆祝大会上宣读的讲话中,都还没有出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法,只说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
据王力回忆:“林彪讲话主要起草人是陈伯达和张春桥,他们使用了‘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的提法。主席原来已同意定稿,后来陶铸提出‘反革命’太重,就又改成‘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主席同意了,(林彪)在天安门上也讲了。当天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集合准备乘车看烟火时,张春桥向主席提出,‘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从语法上讲不通’,建议还要改回来。主席说:‘不要改回来了,以后提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样,《红旗》社论就按照主席的提法改了。有些‘语录’把‘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作为毛主席这一天发表的指示,是有根据的。”
王力所说的《红旗》社论,指《人民日报》于10月2日发表的《红旗》杂志1966年第十三期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其中说:“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是两条路线斗争的产物,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战胜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产物。”“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只有彻底批判它,肃清它的影响,才能贯彻执行无产阶级的十六条,才能在正确路线指导下进行社会上的、学校的以及其他文化部门的斗、批、改,才能明确斗什么,批什么,改什么,才能明确依靠谁来斗,谁来批,谁来改,才能胜利完成一斗二批三改的任务。”“要不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能不能贯彻执行文化革命的十六条,能不能正确进行广泛的斗批改的关键。在这里,不能采取折衷主义。”
这是官方第一次公开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一概念并发出对其进行“彻底批判”的号召。王年一在《大动乱的年代》里说:“这个概念和这个号召的提出,十分引人注目。它从思想上武装了造反派,给造反派以最有力的支持。” 严格说来,“武装了造反派”只是一方面,指的是已经存在于一些学校和少数工厂的造反派,而更重要的是另一方面,即在全国范围各个领域里催生了更多的造反派。
在《王力反思录》中,王力还提到一个细节:对这篇社论,总理(周恩来)明确表示过不同意“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法,对王力说,这个提法合适吗?党内历来对路线问题都是提左倾右倾,没有“资产阶级”和“反动路线”的提法。总理去找了毛主席,事后对王力说,主席用英文作了回答,说原来是用“反革命路线”,后来改成“反对革命路线”,最后还是用“反动路线”好。“我才知道这是主席的主张,就说:‘我懂了。’……实际上,总理是保留自己的不同意见。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总理把主席的主张驳掉是不可能的。”
《戚本禹回忆录》中,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出有他的另一说法:
“在1966年10月1日林彪所作的国庆讲话中,提出了‘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这个概念。这个讲话稿是张春桥起草、陈伯达参与修改的。在事先中央开会讨论的时候,王力曾经提出过‘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主席说,反对革命不等于就是反革命。总理说,主席说得对,要把反对革命和反革命加以区别。所以10月1日上午在林彪的讲话中用了‘资产阶级反对革命的路线’。但是,当天对外发稿时,反映‘反对革命’和‘反革命’这两个词,用外文翻译出来是没有区别的。所以当天晩上江青就让我们开会讨论研究一下。”“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期,关锋就在小组讨论时首次提出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讲法,在当时就引起人们很大的关注。不过在会议发表的公报上面没有采用关锋的提法。……在中央文革小组开会讨论的时候,陈伯达说,还是关锋的提法好,‘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家对陈伯达的说法都表示赞成。中央文革小组讨论这个问题时,总理有事没有参加。会上江青让关锋就此提法给主席写了封信。主席看了此信,同意‘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法,并把这信批给其他中央同志。这个提法就这样确定下来了。江青后来讲,我们中央文革小组还真不缺哲学家,在那时就提到了路线问题。 后来在关锋被审查的时候,江青还说,关锋对文革是有功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是他提出的。”
按《戚本禹回忆录》的说法,“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概念是关锋最先提出来的,而且是早在一个多月前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时就提出来了。但是仔细推敲他的说法,就会发现自相矛盾的地方:既然关锋在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的小组讨论中就提出了这个概念,随后陈伯达也说“还是关锋的提法好”,“江青让关锋就此提法给主席写了封信。主席看了此信,同意‘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法,并把这信批给其他中央同志。这个提法就这样确定下来了。”但是《戚本禹回忆录》却又说:“林彪所作的国庆讲话中,提出了‘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这个概念。这个讲话稿是张春桥起草、陈伯达参与修改的。在事先中央开会讨论的时候,王力曾经提出过‘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这里却一点也看不到关锋的提法得到毛泽东的肯定“并把这信批给其他中央同志”、“这个提法就这样确定下来了”的影子。如果真是“就这样确定下来了”,那还用得着在林彪国庆讲话的提法上再作争论吗?江青还用得着在国庆当晚让中央文革小组再讨论研究一下“反对革命的路线”与“反革命路线”的用法吗?
此外,《戚本禹回忆录》中说关锋最先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法后,陈伯达夸奖“还是关锋的提法好”,也得不到证实。如果真是这样,在陈伯达参与修改的林彪国庆讲话中,怎么没有直接用上这个提法?而且,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已经由中央公开提出批判之后的10月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伯达所作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讲话中,仍然很少使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法,而大量使用的是“错误路线”的提法。似乎这位理论家并不怎么欣赏“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法呢。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概念

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概念的提出已经可以看出,这纯粹是为了定罪名而且是定新罪名,才挖空心思炮制出来的概念。那么,就有必要考察一下“资产阶级”这个名词在毛泽东时代由褒到贬的演变。
假如今天谁要像CCTV记者在大街上拦住路人询问“你幸福吗”那样,问一下人们知不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五星红旗上的五颗星分别代表什么,可能许多人会答不上来或答不完整。但在五十年代初期,那却是连幼儿园的小朋友(笔者就是其中一个)都在老师的反复灌输下记得烂熟的:大星代表中国共产党,四颗小星代表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
这个由四大阶级组成的“人民”,是毛泽东在其建国执政前夕所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白纸黑字向全世界宣布的:“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 在这里,并没有“无产阶级”的位置。而且,小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后来在官方宣传中,“资产阶级”有时指民族资产阶级,有时又包括了小资产阶级)当时并不是“敌人”,而是毛泽东时代“人民”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过,毛泽东说的只是“在现阶段”,而这个“现阶段”转瞬即逝,不仅这两类“资产阶级”很快都被当成了“敌对势力”,成了受到反复批判、打击的目标 ,另一颗星代表的“农民阶级”(作为农业大国里人数最多的一个阶级)也被撕裂开来,按照当时各地的相对富裕程度,硬把一部分“先富起来的”(甚至并不富裕而只是在当地显得不那么穷的)农民划分为地主、富农这样的“专政对象”及“富裕中农”、“上中农”等随时可能遭到打击的对象,最后只剩下一部分贫农、下中农按“越穷越革命”的毛氏理论成为其执政的依靠对象。于是,到了五十年代后期,国旗上的四颗小星只剩下一颗半还在闪亮了。
“资产阶级”,也就从一个好名词(“人民”的一部分)变成了坏名词(“无产阶级专政”最主要敌人),变成了一顶专门给批判对象扣上的黑色帽子,诸如“资产阶级作风”、“资产阶级思想”、“资产阶级老爷”、“资产阶级小姐”、“资产阶级世界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资产阶级野心家”、“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等等等等。在1966年6月8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八期社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中,更是明确写道:“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权,就成了统治的阶级,地主资产阶级成了被统治的阶级。”就这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上由四颗小星代表的四大阶级,“农民阶级”中“先富起来”的那一部分(地主)和民族资产阶级就都不再是“人民”而成了“被统治阶级”即“专政对象”。
毛泽东最初宣布的组成“人民”的四大阶级中,用了“工人阶级”而没用“无产阶级”的概念。这是为什么?
按照以往长期宣传的所谓马列主义基本常识,“无产”“资产”的“产”,是指生产资料。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掌握了生产资料以后,就不应再称“无产阶级”而应称“工人阶级”了。早在延安时期就被奉为经典的由斯大林主持编写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就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建设年代……工人阶级已不是如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那样没有生产资料的被剥削阶级,它已把资本主义消灭,已从资本家手中夺得生产资料而将其变成公有财产。它已不是原来的旧有意义的无产阶级了。拥有国家政权的苏联无产阶级,已经是一个完全新的阶级……即变成了人类历史上没有先例的工人阶级。”
毛泽东在建国执政时要向苏联“一边倒”,当然就必须在有关提法上与斯大林“保持一致”,这就是他在“人民”这一概念中用工人阶级而不用“无产阶级”的原因。
对“无产阶级”,《现代汉语辞典》的解释是:“无产阶级:工人阶级,也泛指不占有生产资料的劳动者阶级。”
《辞海》干脆对“无产阶级”不作解释,只有一句“即‘工人阶级’”,其“工人阶级”的解释则是:“工人阶级:亦称‘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指不占有生产资料,靠出卖劳动力为生,受资产阶级剥削的阶级。……”
按照这些解释,所谓“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区分,就在于有没有那个“产”,即占有或不占有生产资料。在毛泽东时代,特别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时的中国,恐怕只有那些被剥夺了生产资料(有的甚至被剥夺了基本的生活资料),被打入社会底层,“靠出卖劳动力为生”(而且不能像“资本主义社会”的雇佣劳动者那样有出卖劳动力的自由)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分子等等“黑五类”及其子女那样的“政治贱民”,才称得上是真正的“无产阶级”。然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然不会是他们的“革命”,而只能是他们的噩梦——不,应该是噩梦般的残酷现实。在毛式“无产阶级专政”下,他们连“出卖劳动力为生”都受到各种限制,连生命安全都得不到保障(如1966年“红八月”北京的乱打乱杀,1967年湖南道县的大屠杀……)。当然,还有另一些处于社会边缘的人群,如那些既无政治上的社会地位又无经济上的劳保福利、公费医疗甚至不计算工龄的临时工、合同工(包括因“家庭出身”或本人“政治历史问题”而失学、失业的人员,被一些企事业单位压缩、开除的人员,以及时称“劳改/劳教释放犯”的劳改/劳教刑满释放人员等等),也算得上是真正的“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并非他们的革命。这些临时工、合同工在文革初期建立的为自己争取合法权益的组织,无论是北京的“全红总”还是上海的“红工司”,都很早就遭到了镇压,而且是“无产阶级司令部”与造反派的联手镇压。
有一个常被人们忽视的问题,文化大革命,最初并不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而叫“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解放军报》1966年4月18日动员全军指战员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的社论就叫《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约一个月后,中共中央那个“纲领性文件”《通知》(“五一六通知”)里出现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提法,此后一段时间,如《人民日报》6月1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6月2日社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等,都还在“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两种提法并用,但《解放军报》发表的供基层连队学习的“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宣传教育要点”(新华社6月6日发出),大标题就已经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6月8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八期社论就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直到1966年8月8日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公布后,所有对文化大革命的提法就统一只提“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了。
为什么要改变这个提法?中央全会上到底是谁、依据什么理由提出这样统一口径的?似乎没有人作过解释。
可见,无论是“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在毛泽东的政治辞典中本来就是从未说清楚过的模糊概念。他常常是随心所欲,想怎么解释就怎么解释,想怎么用就怎么用。比如,“反右派”运动之后,共产党已经牢牢地控制了所有的教育单位,大、中、小学校无不是由“打退了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党委、党支部在领导,可是毛泽东一旦不满意了,就硬说成还是“资产阶级统治学校”。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在教育部门的各级组织,全都又变成了“资产阶级”。他亲自选定的一个个“革命接班人”,最后都被他戴上了“资产阶级野心家”、“资产阶级代理人”的帽子,他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也一批批地揪出了“资产阶级野心家”、“变色龙”、“小爬虫”甚至“国民党特务”、“托派”……最后他干脆宣布“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只剩下他一个人,就像鲁迅讥讽的那样:“演戏似的指着自己的鼻子道:‘惟我是无产阶级!’”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同样是一个没有(也不可能有)准确含义的、仅仅为了一时政治需要而生造出来的概念。
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的中央领导人刘少奇、邓小平,提出的却不但是“资产阶级”的而且是“反动”的路线,这不是很滑稽、很离奇的吗?因此,金春明在《“文化大革命”史稿》中指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是一个生拉硬凑的怪罪名。因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通常用法,路线分歧是指党内在重大原则问题上的比较系统的分歧意见,一般是属于党内矛盾。它可能是资产阶级影响在党内的反映,也可能并不是不同阶级意识的表现,而只是无产阶级内部的不同认识。……将党内的路线分歧冠以资产阶级的帽子是极不恰当的。特别是再加上反动二字,就更显得不伦不类了。”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核心内容

提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人们很容易联想到工作组。因为毛泽东是从下令撤销工作组开始对“刘、邓路线”进行清算的。不过,工作组只是个形式,工作组具体做了些什么,才是这条路线的内容。
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最经典的描述,当然应该是毛泽东的那篇《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了,其内容是: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这一篇大字报和这篇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仔细推敲这段文字中对后来被称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刘、邓路线”的描述,会看到大“帽子”满天飞而具体内容少:“资产阶级立场”、“资产阶级专政”、“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实行白色恐怖”,“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都只是些似是而非的抽象罪名——其中的“是”与“非”,“黑”与“白”,“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反革命派”,“白色恐怖”还是“红色恐怖”,都是没有确切标准,随时可能互换的,全靠最高领导人一句话,就像有部电视剧中唱的:“说你是,你就是,不是也是;说你不是,你就不是,是也不是。”
整个《炮打司令部》所描述的这条路线中最核心、最具体的内容,只有这一句:
“压制不同意见”。
正因为如此,后来人们把领导人压制不同意见的做法都称之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或“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所以在开始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一些老红卫兵和一些造反派,认为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些压制不同意见的言行,就是执行了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纷纷以大字报、传单、大会发言、上书质询等方式提出批评或批判,从而被认为是掀起了“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黑风”,遭到严厉的镇压、围剿。这与刘、邓主持中央工作时期的“压制不同意见”有何不同?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实质

那么,“压制不同意见”真是“刘、邓路线”或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特有的吗?
不,这恰恰是毛泽东所坚持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一大法宝。
早在建国执政前夕,毛泽东就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踌躇满志地宣称:“‘你们独裁。’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都叫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总之是一样,就是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让人民有发言权。”所谓“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实质上就是压制不同意见。因为“反动派”是个模糊概念,随时可以强加给任何人的——包括曾经与毛泽东一起并肩战斗打击“反动派”的“革命战友”。
在毛泽东执政初期批判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时候,毛泽东又在一篇批判胡风指责共产党搞“舆论一律”的重要按语中写道:
“胡风所谓‘舆论一律’,是指不许反革命分子发表反革命意见。这是确实的,我们的制度就是不许一切反革命分子有言论自由,而只许人民内部有这种自由。”
因此,在北京镇压“联动”和“炮打中央文革”的“黑风”时,中央文革小组及号称“中央文革小组铁拳头”的首都三司等造反派也毫不手软:禁言,抓人,批斗,关押……对敢于发表不同意见者一律实行“专政”。
更为荒谬的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帽子还可以由“压制不同意见”(即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方给提出不同意见的人们戴上。在1967年初,当部分造反派和底层民众趁各级党政领导惶惶不可终日之机提出一些经济上维权要求的时候,竟被上海的各主流造反派组织联席会议(会议由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召集和主持)通过的《紧急通告》指责为“反革命的经济主义”,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并将这次维权行动以“击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的名义打下去,毛泽东对此给予了高度肯定的评价。于是,提出不同意见的成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压制不同意见”的反而成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到了1967年初全面夺权时期,《红旗》杂志第三期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更是按照毛泽东的历来教导斩钉截铁地宣称:“对于反动派,别说大民主,就是小民主也不给,一点不给,半点也不给!对它们只能实行专政!”
文化大革命结束几十年后,对于文化大革命的认识理解,各种观点很难达成一致,但在有一点上却基本上是共识:如果按照“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即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时期所推行的那一条路线开展文化大革命,必定会把文化大革命搞成又一次“反右派”运动。许多因为这一点而坚信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让自己得到了“解放”的造反派,却没有把这一认识向前再推进一步:“反右派”运动是谁搞起来的?“反右派”运动是什么路线?
毫无疑问,“反右派”运动也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只要正视毛泽东执政的历史,就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实质上就是毛泽东坚持的“无产阶级专政路线”。就连刻意为毛泽东辩护、粉饰、唱颂歌的《戚本禹回忆录》中,也在提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不经意间写出:“然而实际上这种情况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和1965年的‘四清’运动中就早已反复出现过。”
杜钧福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另一面》 一文中说:“因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一名称的荒谬、不伦不类,所以很多文革历史著述众口一词,说根本不存在什么‘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文革前一直是这样干的。这话不是没有道理。派工作队是中共搞政治运动的传统。在党委或工作队领导下,将群众划分为左中右分别对待也是惯常做法。即使不搞运动,群众也被分成左中右。如果运动来了,这样的分类就更加具体。”
“文革前一直是这样干的”这句话,道出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实质:这就是毛泽东一直坚持的“无产阶级专政路线”。
杜钧福在这篇文章里专门分析了“在群众性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中,实际上已经触及到文革前的一些问题”,概括起来有:
1. 文革前的政治生态——“党支部专政”体制遭到打击。
2. 对“党的不好作风”开始一定程度的反思(主要谈到了文革前的档案制度问题)。
3. 一批政治旧案被提出并得到重新评价。
其中最核心的“党支部专政”体制,也就是1957年“反右派”运动中重点批判的“党天下”(储安平因提出这一说法而被打成大“右派”)。杜钧福指出:“党支部专政”“其一是形成一种政治等级结构,即在平时即按政治态度和与党支部关系的亲疏将所管辖人员划分为左中右。待政治运动来临时,三类人员自然分别成为依靠对象、团结对象和斗争对象。”“其二与前者相关。为了区分左中右,就须掌握所有人的思想动态。为此,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告密网,专门收集每个群众的一言一行,逐级上报,并以此作为是否‘积极靠拢组织’的标准,当然也作为升学、入党、提级、提干的标准,并由此决定了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和今后的命运。”
从杜钧福所列举的三个方面(党支部专政,档案制度,政治旧案)可以看出,无一不是文革前就早已存在的,无一不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产物,并不是在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期的新发明新创造。
杜钧福文中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涉及的这些问题归结为“斯大林体制”的问题,其实,这就是毛泽东所强调不能丢的列宁、斯大林“两把刀子”即“无产阶级专政”体制的问题。
因此,当刘少奇、邓小平都已经被打倒以后,按“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一波接一波搞起来的“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等运动再次打击到曾经在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期遭到过打击迫害的底层群众特别是造反派的时候,他们就再也无法用当初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候的认识来进行解释和理解了,只能随着运动中新的宣传调子陷入茫然与惶然,被迫检查交代、低头认罪甚至绝望自杀。

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短暂批判

既然“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实质上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路线”,毛泽东号召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不是要批判“无产阶级专政路线”呢?当然不是也不可能是。否则他就不会在打倒刘少奇之后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志得意满地发布这样的“最新最高指示”:“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并且在随后召开的中共“九大”上强调说:“团结起来,为了一个目标,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要落实到每个工厂、农村、机关、学校。”
原来,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并不是要改变“无产阶级专政”,恰恰相反,是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且要落实到基层。他所号召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完全是为了不择手段把群众发动(或曰煽动)起来的权宜之计。他完全清楚,文革前他执政十七年来反复开展的政治运动,不断强化的“无产阶级专政”,已经让广大民众苦不堪言,他要利用这种民众情绪,将火引向他所认定的“中国赫鲁晓夫”(即有可能在他身后作“秘密报告”对他进行清算的接班人)及其在各地的“代理人”。因此他不能不暂时鼓动民众对一些长期扰民虐民的“无产阶级专政路线”进行批判。这样的批判,完全可以借用当年的套话说是“假批判,真包庇”——因为他批判的目的是要“巩固”这条路线。
那么,从造反派这一方面来说,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不是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或者如某些“两个文革”论者说的是“反共起义”呢?当然也不是。
当年造反派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实际上主要是为了得到平反,同时销毁个人档案中对自己不利的“黑材料”,以保证今后的政治身份是革命的而不是“反革命”的。
毛泽东当然知道,单靠提出一个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口号是无法把民众煽动起来的,必须让民众得到实惠,尝到甜头,而这一实惠和甜头,就是毛泽东执政以来从来没有过的同样堪称“史无前例”的大规模平反运动。
1966年10月5日,毛泽东批准下达了《军委、总政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明确宣布:“凡运动初期被院校党委和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和‘假左派、真右派’等的同志,应宣布一律无效,予以平反,当众恢复名誉。个人被迫写出的检讨材料,应全部交还本人处理,党委或工作组以及别人整理的整他们的材料,应同群众商量处理办法,经过群众和被整的人的同意,也可以当众销毁。”
不少有关文革的论著在提到这个“史无前例”的文件时,都只强调其取消了“关于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这一方面(即所谓“踢开党委闹革命” ),却不注意研究其得到广大群众欢呼、拥护的核心内容:平反。许多在此后建立起来的群众组织以“105”为名,就是纪念这个文件发布的日期。
随后,11月16日又进一步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处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档案材料问题的补充规定》,宣布:“对于文化革命中各学校、各单位编写的整群众的档案材料,都应该宣布无效,全部清出,一律当众焚毁。”但为了防止出现涉及到文革前的翻案风,对需要清理和销毁的档案材料划定了时间界限:“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以后的各种整学生、整群众的材料,包括整理过的或者没有整理的材料”,并且严厉规定对这些材料:“不许隐瞒,不许转移,不许复制,不许私自处理。否则,就将加深错误,并将受到党的严厉处分。”为使这一平反运动实现“全覆盖”,还明确了:“以上规定,完全适用于工矿企业、事业单位、党政机关、群众团体等组织,也完全适用于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军事机关和院校。” 这些规定都是“史无前例”的,受到广大民众欢呼、拥护的,所以此后一些群众组织以“11·16”为名,以纪念这一文件发布的日期。
尽管造反派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对涉及到无产阶级专政体制的某些问题进行了批判、冲击,但最根本的是没有谁提出过要改变作为“无产阶级专政”核心的“党天下”体制,而且还都以“党天下”的捍卫者自居(尽管他们许多人并非中共党员),比赛谁更“听党的话”,谁更能“毛主席指示我照办,毛主席挥手我前进”。有的地方还出现了造反派组织宣布将某“走资派”或保守派头目开除中共党籍的闹剧——因为造反派认为这些人不配当中共党员,不配在“党天下”里执政。当中共组织恢复活动重建各级党委以后,造反派又都迫不及待地要求加入中共。
1968年8月9日,已经在北京地质学院夺权、掌权的红卫兵头头、院革命委员会主任王大宾,被经过“群众性整党”的全体党员表决通过,成为中共党员。8月18日出版的地院东方红公社《东方红报》特地发表评论《做彻底的革命派》,其中说:“我院革委会主要负责人王大宾同志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是一振奋人心的好消息,是毛泽东思想的又一伟大胜利,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又一曲响彻云霄的凯歌。”“王大宾同志是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白色恐怖中冲杀出来的革命小将。两年来的斗争证明了,他是我院广大东方红的典型代表,是一个真正的忠实于毛主席的红卫兵的代表,是一个真正的革命造反派的代表。”在此前,北京地院革命委员会副主任聂树人也经支部大会一致表决通过加入中国共产党。但他们的入党后来并未得到工、军宣队的承认。
在1976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一些地方的原造反派人士借毛泽东有关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的“最新指示”,纷纷要求突击入党。重庆有一个小工厂的原造反派人士,还别出心裁地提出要求给他“补办入党手续”而不是批准他入党。他这是仿照了文革初期郭沫若的一个说法:1966年底的纪念鲁迅逝世三十周年大会上,郭沫若在发言中引用了鲁迅临死前不久的一段话以后别出心裁地分析说:“鲁迅愿意把毛主席和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引为同志’而能‘自以为光荣’,在我看来,这可以认为是鲁迅临死前不久的申请入党书。毛主席后来肯定鲁迅为‘共产主义者’,这也可以认为鲁迅的申请书已经得到了党的批准。” 重庆这个小工厂的原造反派人士便仿照郭沫若这种说法,写出一张大字报,要求为他“补办入党手续”,其大意是:革命就是造反,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造反(这是文革初期清华附中红卫兵在“三论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中的著名论点),本人自从参加造反之日起就已经从思想上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现在要求市委给我补办入党手续……这张大字报贴在重庆市中心闹市区二十九中学的大门口,颇有一点影响,但大多只是被当作笑料谈资而已。
总之,无论是毛泽东还是造反派,当时对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都只是表面的,暂时的,更不可能彻底的(尽管口号中都是喊的“彻底批判”),因为他们都不会触动这条路线最根本的核心——压制不同意见的“党天下”专政体制。

打倒刘少奇之后,毛泽东推行的是同样路线

在全国开始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高潮的1966年11月1日,《红旗》杂志第十四期出版,其社论《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主要内容作了这样的概括:“提出这条路线的某些代表人,反对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他们搬出国民党的‘训政’来对待群众,把群众当成阿斗,把自己当成诸葛亮,他们压制群众,扼杀群众的首创精神,他们转移斗争目标,把矛头指向革命群众,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假左派,真右派’等等。”
这样的概括,当时的确鼓舞了许多民众打消顾虑起来“造反”,因为这里所描述的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内容,正是在毛泽东时代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从上到下各级中共组织的一贯做法。
打倒刘少奇之后,毛泽东推行的仍然是这样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仍然是反对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
在毛泽东派出工宣队、军宣队(变相的而且更不讲政策也更不懂政策的工作组)强行进驻清华大学进而结束红卫兵造反运动之后,1968年8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在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下团结起来——纪念毛主席〈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发表两周年》,社论中说:“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是全党、全军、全国和广大革命群众唯一的领导中心。全党、全军、全国只能有这样一个中心,不能有第二个中心。我们要把亿万革命人民,都紧紧团结在这个领导中心的周围。所谓‘多中心论’是一种资产阶级山头主义、个人主义的反动理论,它涣散革命队伍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妨碍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贯彻执行。倘若各个部门、各个单位都要‘以我为中心’,全国有许多个‘中心’,仍旧是无中心。这种思想如果听任发展下去而不加纠正,就会走到脱离以至对抗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错误的道路上去。”
仍然是“把群众当成阿斗,把自己当成诸葛亮”。
还是那篇社论中提出:“在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时刻,特别需要我们对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无限忠诚。对毛主席的每一个最新指示,都要坚决照办,彻底执行。理解的要执行,暂时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过程中加深理解。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要在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号令下统一意志,统一步伐,统一行动。”
仍然是对群众搞“训政”。
派工宣队进驻大、中、小学校和所有文教科研单位,举办各级各类“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提出“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很多问题可以在学习班得到解决。” 这些不正是比刘、邓路线派工作组、集训教师更为深入全面的“训政”?而且毛式训政与孙中山提出的训政不同的是,孙中山设想的训政是要训练从长期皇权专制时代生活过来的民众逐步适应、接受民主宪政的思想理念和生活方式,成为公民;而毛式训政则是要让民众屈从于更为严苛的“无产阶级专政”并成为这个专政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
仍然是“压制群众”,把矛头指向群众。
看一看刘少奇被打倒之后开展的“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一次又一次的大规模整人运动,哪一次不是把矛头指向群众,压制、镇压群众?只是被“压制”、被“矛头指向”的群众就不再被视为“革命群众”,而是“右派”、“反革命”了,“围剿五一六”不再是“围剿革命派”,“向阶级敌人刮起十二级台风”不再是“制造白色恐怖”。
历史已经证明,在毛泽东领导的“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等运动中,非正常死亡人数,远远超过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时期的所谓“五十多天”,一些在刘、邓路线迫害打击中还幸存下来的造反派,到了“清查五一六”时却走投无路地选择了自杀。他们中的不少人,至死也没有明白,让自己死于非命的,到底是什么路线。

2016年11月21日初稿
2020年3月5日再修订于重庆风江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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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海泛舟】

《中华学人文革论文集》作者简介

《昨天》编者按:启之主编的《中华学人文革论文集》四卷后边都有该卷所选文章的作者简介,因有的作者在不同卷中都有文章,相应就在不同卷中都有简介,这里对重复的作者简介只选一次。全部作者简介排列以在四卷中所选文章的先后为序。

王芳
1983 年生,湖北潜江人。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复旦大学政治学系博士后,现在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任教。研究方向为文革史、当代中国史,在《二十一世纪》《复旦政治学评论》等刊物上发表论文、口述作品十余篇。

徐友渔
1947 年生,四川成都人。当代西方哲学和文革研究学者,1995-2007 年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2015-2017 年任美国纽约 New School 驻校学者,参与编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1986 年起分别为牛津大学、英国Bristol 大学、哈佛大学、斯德哥尔摩大学、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员、日本北海道大学等学术机构的访问学者或客座教授。主要著作:《“哥白尼式”的革命》《精神生成语言》《形形色色的造反》《自由的言说》《中国当代政治文化与西方政治哲学》等,著有关于文革的论文多篇。

余汝信
1950 年生,广州人。文革研究者。著有《香港,1967》(2012),编著有《红卫兵兴衰录——清华附中老红卫兵手记》(2006)、《落难英雄——丁盛将军回忆录》(2008)、《“九·一三”回望—— 林彪事件史实与辨析》(2013)、《罗瑞卿案》(2014)等书, 现居香港。

石名岗
1948 年生,山西太原人。太原机械职工大学毕业,机电高级工程师。博客中国网专栏作家,主要研究方向:地方文革史。著有《文革中的山西:山西文革亲历者的记忆与反思》等书。

卜伟华
1950 年生,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本科毕业,退休前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研究员。编辑过多种中共党史资料丛书。著有:《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合著:《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国共产党执政五十年》等。发表文章有:《红卫兵运动与文革前的学校教育工作者》《清华附中红卫兵成立始末》《北京红卫兵运动大事记》等。

吴迪
1951 年生,北京人。独立学者。主要著作:《内蒙文革实录:民族分裂与挖肃运动》。

周孜仁
1944 年生,四川成都人。1961 年就读于重庆大学电机系,文革中任《815 战报》主编。1969 年发配云南,先后作新闻、秘书、电工多种职务,最后收官于高级工程师。1990 年代开始研究文革,著有《红卫兵小报主编自述》《岁月回望录》《云南文革笔记》等书。

蒋健
1959 年生,宁波人。中共党史独立业余研究者。自 2003 年以来,在《文史精华》《记忆》《新史记》等媒体上,发表《中共领导人与美国官方的早期接触》《林彪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一段统战生涯》《回望“九·一三”——偶然的摔死,必然的失败》《林彪卷入“两谋”有多深?》《〈“571 工程”纪要〉遗留之谜破解》《再谈林彪专机的“黑匣子”》等文。

唐少杰
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2002 年 8 月至 2003 年 7 月为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学社访问学者,2010 年为瑞典隆德大学语言与文学研究中心访问教授。代表作:《一叶知秋——清华大学 1968 年“百日大武斗”》《哲学中革命变革的实现》《实践的哲学和哲学的实践》等。译有《毛泽东最后的革命》《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崇拜毛——中国文化大革命中的言辞崇拜和仪式崇拜》等。

丁东
1951 年生,北京人。著有《思想操练》《精神的流浪》《教育放言录》《文化十日谈》等书,以研究当代中国历史为主。近年致力于民间思想的整理研究和口述史学。

杨隽
80 后生人,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毕业,即将进入清华从事博士后工作,研究方向是文革史,毕业博士论文以北京老红卫兵为题。硕士阶段就读于北京大学英语系。论文《重探红卫兵运动的“预演”:以北京六中“中学生要求进行教育革命”事件为中心》载入明镜出版社 2016 年 10 月出版的《文革五十年: 毛泽东遗产和当代中国(下)》,还曾内部出版《上海市市级机关工作党委历史资料汇编》(第三卷文革卷)(内部资料)等书。

单少杰
教师与学者。先后任教于安徽师范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曾讲授《西方哲学史》《哲学导论》《历史哲学》《文化政治学个案研究》《中国家文化个案研究》等课程;曾撰写《论唯心主义这朵生长在人类认识树上的无果花》《中国改革的整体性视角》《主客体理论批判》《毛泽东执政春秋》《中国改革模式:在共产党领导下发展资本主义》等著述。

赵园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著有《艰难的选择》《论小说十家》《北京:城与人》《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制度·言论·心态——〈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续编》《想象与叙述》《家人父子——由人伦探访明清之际士大夫的生活世界》《易堂寻踪——关于明清之际一个士人群体的叙述》等学术著作,以及散文、随笔集《独语》《世事苍茫》等。

徐贲
美国加州圣玛利学院英文系教授。著有 Situational Tensions of Critic-Intellectuals,Disenchanted Democracy ,《走向后现代和后殖民》《文化批评往何处去》《知识分子:我的思想和我们的行为》《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通往尊严的公共生活》《在傻子和英雄之间:群众社会的两张面孔》《什么是好的公共生活》《统治与教育:从国民到公民》《怀疑的时代需要怎样的信仰》《颓废与沉默:透视犬儒文化》《犬儒与玩笑:假面社会的政治幽默》等。

穆德冰
独立学者,自由撰稿人。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在《南方周末》《博览群书》《粤海风》等报刊发表评论多篇。主要著作:《语言与文化》《错乱狂飙毛时代》(合著)等。

王侍 (Shan Windscript)
墨尔本大学历史哲学系的博士、教师兼研究助理。博士论文研究文革时期普通民众的日记书写文化,获得诸多国际研究奖项:2015—2016 年被墨尔本大学赋予“诺曼·麦乔治学者”(Norman Macgeorge Scholar) 称号和研究奖金。2017 年,荣获美国“周锡瑞叶娃基金会”(Esherick-Ye Family Foundation)、美国亚洲学会“中国与中亚研究委员会”(AAS China and Inner Asia Council) 颁发的两项研究资助;同年,获得新西兰亚洲研究学会(NZASIA) 颁发的“最佳研究生论文”一等奖。研究重心是近代中国文化史与政治史。最新著有 How to Write a Diary in Mao’s New China: Guidebooks in the Crafting of Socialist Subjectivities(《在毛泽东时代怎样写日记:指南手册对社会主义主体性的塑造》)一文。

孙佳雯
留法博士,英法双语译者。研究方向:上山下乡运动研究,创伤研究,集体记忆研究。在《中国社会科学(内部文稿)》《大家》《神州展望》(英法双语版)等国内外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译文和书评多篇。译有《万物皆数》《与宇宙对话》《计算幸福》《中国的红色遗产:共产主义革命的文化来世》(摘译)、《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一种历史》(摘译)、《继续革命:理解文化大革命文化》(摘译)等。

于奇赫
上海大学美术学院当代艺术研究所助理。研究方向为中国美术史、博物馆学、民俗学与文化遗产保护。在《中国美术研究》《中国博物馆》等期刊发表多篇论文。

杨健
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教授。著有《“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中国知青文学史》《无罪流放——66 位知识分子五·七干校告白》(合作)。在《戏剧》《中国青年研究》《社会科学论坛》等刊物发表多篇学术论文。

余敏玲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研究领域为苏联史、中苏文化关系、党国体制比较。著有《形塑新人:中共宣传与苏联经验》, 主编《两岸分治:学术建制、图像宣传与族群政治(1949—2000)》等。

陶东风
原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现执教广州大学。《文化研究》丛刊主编,曾赴美、英、澳、加、日、德、意以及台港澳等国家和地区进行学术访问。主要著作:《文学史哲学》《文体演变及其文化意味》《后殖民主义》《阐释中国的焦虑—— 转型时代的文化解读》《社会转型与当代知识分子》《从美学到文化——陶东风学术自选集》《90 年代审美文化研究》《文化研究:西方与中国》《社会理论视野中的文学与文化》等。

王爱和
美国哈佛大学东亚语言文明与社会人类学双科博士学位,1995—2000 年任教于美国普渡大学,2000 年始任教于香港大学。2013 年为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访问研究员。著有Cosmology and Political Culture in Early China, 中译本《中国古代宇宙观与政治文化》,《无名画集》十三卷。在 Society,China Perspectives,The 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 and Culture, 《 二 十 一 世 纪》,Journal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Asia Major,《中国哲学 史》,The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Journal of East Asian Archaeology 等期刊上发表过多篇论文。

姜学斋
独立学者,北京大学文学硕士。著有《错乱狂飙毛时代》(合著), 主编《倾听心灵:中国电影人口述研究论文集》,译有《天皇之客: 香港沦陷与加拿大战俘》。

金光耀
法学博士,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研究领域为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近年来主要研究当代史。著有《顾维钧传》《中华民国史》(第十卷,合著)、《知青部落:黄山脚下的10000 个上海人》(合著)等;编有《顾维钧与中国外交》《中国新方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史料辑录》(合编)、《上海“文革”史研究资料汇编》(合编,已出六种)等,口述史著作《巳申春秋:我对文革初期两段史实的回忆》(朱永嘉口述)。另有多篇论文发表于学术刊物。

司绛
独立学者,著有《读解文革影片》《有梦楼随笔》;编著《姜文的“前世今生”:鬼子来了》;主编《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丛书》四卷(合作),译著:《解释:文学批评的哲学》(合作)。

启之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教授,著有《中西风马牛》《毛泽东时代的人民电影》,编有《中国电影研究资料》(三卷),《水木风雨:北京清华大学文革史》等。

李清昆
1931 年生,山东潍坊人。1948 年入华东大学学习,1949 年随军南下,参加镇江市的解放与接管工作,曾任镇江地区总工会宣传部副部长等职。1956 年考入北大哲学系,1961 年毕业后留校任教。历任哲学系讲师、副教授、教授。文革中在北大校文革中任职。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出版个人专著、合著教材十余种。主要著作:《唯物史观与哲学史》等。

刘明
1944 年生于重庆。1968 年 8 月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分配至黑龙江省汤原县永发公社中学任教。1976 年 7 月唐山大地震后被调入汤原县科委地震办。1978 年春被调入佳木斯师范专科学校(今佳木斯大学)。1978 年秋考取浙江大学自然辩证法(科学哲学)专业研究生, 1981 年毕业获硕士学位,被调入浙江省委党校。1982 年被聘为讲师,1987 年晋升为副教授,1994 年晋升为教授,1998 年被聘请为浙江大学兼职教授。2007 年退休。《师劫——北京师范大学文革亲历者文集》的主编之一。

张业赏
1965 年生,江苏丰县人,历史学博士,研究员,毕业于山东大学,先后在党政机关、研究机构、高校工作,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共党史、山东地方史研究,撰写、主编或参编著作 10 余部,在《中共党史研究》《抗日战争研究》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 20 余篇。

崔金珂
奥地利维也纳大学汉学系博士候选人。研究兴趣:文化大革命,文化记忆。博士论文研究内容:文化革命中地方派性政治的对比研究(以山东和山西为例)。2016 年与Susanne Weigelin- Schwiedrzik 合作发表Whodunnit? Memory and Politics before the 50th Anniversary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以及《文化大革命的记忆战场:共识与和解》。

李辅
1934 年生,山西应县人,山西太谷农校毕业后入山西省委党校学习。先后在山西政治研究室、省委农村社教总指挥部、四清办公室工作。文革中任“七一公社”负责人,省委政策调研室副主任,襄汾县委书记,省委农村政治部副主任,省革委会委员等。1981 年任平遥县委书记,1984 年被免职,打成“三种人”,开除党籍。1985 年到榆次图书馆工作,退休后研究文革。著有《所思所忆七十年》。是《文革中的山西:山西文革亲历者的记忆与反思》的编撰者之一。

董国强
1962 年出生于南京。史学博士,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兼任南京大学 - 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客座教授。美国伊利诺大学亚太研究中心、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访问学者。2008-2009 年美国斯坦福大学人文中心暨 Freeman Spogli 国际问题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研究方向:文革研究、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及社会思潮研究和当代中国社会史研究。著有:《亲历文革——十四位南京大学师生口述历史》《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及其政治思潮研究》《遥想盛世——人治的理想与现实》等,在学术刊物上发表各类论文 70 多篇。

李嘉树
安徽大学本科、硕士,南京大学史学博士,现任安徽大学历史系讲师,创新发展研究院研究员,研究领域为中国当代史,已在《中共党史研究》《党史研究与教学》等刊物发表论文数篇。

刘小萌
1952 年生于北京,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代表作《满族从部落到国家的发展》《爱新觉罗家族史》《清代北京旗人社会》《中国知青史——大潮》《中国知青口述史》等;主编《中国知青事典》《世纪存疑——历史考古卷》《北京商业契书集》等;发表论文 100 余篇。

白磊
1974 年出生于西安市,曾就读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后转业回陕西,在《各界导报》《今早报》等媒体任编辑、记者、摄影记者,现供职于某机关单位。主要研究方向:陕西党史及陕西文革史。曾赴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做访问学者。先后在《二十一世纪》《炎黄春秋》《陕西文史资料》《记忆》《往事》《华夏文摘》等刊物发表关于文革研究文章多篇。

迟淼
法国洛林大学媒介研究中心在读博士,参与主编法语学术论文集《在中国与法国的文化大革命——经验、知识与记忆》; 2016 年担任《中法交叉的视角——文化大革命五十周年》国际研讨会组委会中方负责人;拍摄文革纪录片《尸长的故事》; 2015 年担任《正在形成的记忆——文化大革命及其受众(法国与中国)》学术研讨会组委会中方负责人;译作有《雅克·亨利·拉蒂格——没有阴影的一生》《摄影现代时期》。

孙言诚
山东青岛人。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 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古典文献专业)研究生。1981—1984 在中国社科院历史所任助理研究员,1985—1999 先后任齐鲁书社编辑、副总编辑、总编辑。研究方向:古文字、古文献、古代史。发表论文近二十篇,校勘古籍数本、著作两种。退休后研究文革历史,著有:《“血统论”和大兴“八三一”事件》《“二月镇反”和青海“二二三”事件》《谁制造了“红八月”的恐怖狂潮》等。

吴思
1957 年生于北京,1982 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在农民日报当记者编辑十年。1997—2014 年任炎黄春秋杂志社执行主编、总编辑、常务社长。现任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著有《陈永贵:毛泽东的农民》(1993)、《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2001)、《血酬定律:中国历史中的生存游戏》(2004)、《我想重新解释历史》(2011)等书。

印红标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先后毕业于吉林大学历史学系、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现国际关系学院),获得学士、硕士、博士学位。主要教学与研究领域:中共党史。学术研究重点:文化大革命史。代表性著作:《失踪的足迹——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青年思潮》。

何蜀
1948 年生于重庆,1964 年初中毕业后因“家庭出身”失去升高中权利,1965 年做临时工,1972 年进钢厂成为正式工人, 1981 年任重庆人民广播电台编辑,其间以“自学视听生”身份参加广播电视大学考试,获汉语言文学类大学专科文凭。1989 年以无党派身份被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调去参加创办党史期刊《红岩春秋》, 2008 年在副主编任上以编审职称退休。退休后与启之共同创办了民间文革研究的电子刊物《记忆》,2011 年底退出《记忆》另办电子刊物《昨天》。主要著作:《我的罪名:蒋介石的干儿子——陪都金融大亨康心如之子康国雄的传奇人生》《从中共高干到国军将领:文强传》《为毛主席而战——文革重庆大武斗实录》等。

郭予庆
独立学者。1950 年出生于河南郑州。武汉大学历史学学士,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史博士。当过工人、大学副教授、政府公务员。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发表论文多篇。著有《近代日本银行在华金融活动》(人民出版社,2007)等著作。

越人
1997 年获杭州大学史学硕士学位,2005 年获浙江大学史学博士学位,2005—2006 年在意大利罗马 Salesiana 大学访学。现任教于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中共党史、中外关系史方面研究。在《自然科学史研究》《浙江大学学报》《历史学家茶座》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 20 余篇,出版学术专著2 部。主要论文和著作有《“一边倒”外交政策的缘起》《中国参与朝鲜战争始末》《“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对日政策述论》《蒋介石与“一·二八”抗战》《林彪与高饶事件》《林彪与七千人大会》《西洋人东来之后——地理大发现后的中西关系史专题研究》(合著 )、《耶儒柱石——李之藻 杨廷筠传》(专著)、《西学东渐与清代前期数学》(专著)。

乔晞华
美国 Tulane 大学社会学博士,美国得克萨斯州司法部研究人员,研究领域:社会运动学、犯罪学、研究方法论、统计学。文革研究论著和论文:Violence, Periodization and Definition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文革的暴力、分期和定义》)《既非一个文革,也非两个文革》,《博弈说:再探文革定义》(《文化大革命定性:学术研究讨会专辑》),《文革的暴力、真相与和解》(《文革五十年:毛泽东遗产和当代中国》),《文革的社会运动学分析》(《红祸》),《轰动南京的一桩红卫兵打死人案》(《红墙》)等。其他著作:《西方社会学面面观》《总统制造: 留美博士眼中的美国大选》《傲慢与偏差:66 个有趣的社会问题》《多棱镜下:中国电影与时装时尚》。

米鹤都
1952 年出生于北京,北京师大一附中 68 届初中毕业生,16 岁到陕北上山下乡,20 岁应征入伍,在陆军第 47 军服役,退伍后做过工人。恢复高考后,进入中国人民大学 1977 级本科学习,毕业后在中央机关从事理论、政策和现代史研究多年,参加了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和多党合作制度研讨小组的研讨工作。后在美国斯坦福等多所大学做过客座研究,从事过科技研发的管理。已出版《心路——透视共和国同龄人》《红卫兵这一代》《聚焦红卫兵》《杨虎城将军》等专著,近年主编《回忆与反思》口述历史丛书,已出版 9 册。

袁梦倩
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研究员。香港中文大学文化研究系博士,美国斯坦福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化系、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东亚研究系访问学人。主要的研究方向有:文革的历史与记忆、媒介文化研究、口述历史与传记研究、都市更新与社区营造、当代中国文化政治。曾荣膺香港政府博士研究生奖学金,香港政府“才艺发展奖学金”,香港政府“外展体验奖学金”,香港“影评有度”征文比赛长文组大奖,中国“宝钢奖学金”优秀学生奖,首届“江苏省十佳青年学生”提名奖等。学术论文散见于中国大陆、香港的核心期刊。

李逊
1948 年生,上海人,毕业于上海成人业余大学中文系。1979—1992 年先后在上海市总工会、上海市总工会工运研究所工作。主要著作:《无产阶级的力量》(与美国学者裴宜理合著),《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运动史稿》(全二册)。

金大陆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文革时期社会经济史和知青史研究。多次主持国家社会基金和上海市社科基金项目。主编《上海青年志》。在《读书》《社会科学》《中共党史研究》《史林》等学术期刊上,发表数十篇论文。相关著述有《苦难与风流——“老三届”人的道路》《世运与命运—— “老三届”人的生存与发展》《非常与正常——上海“文革”时期的社会生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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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劫墓碑】

文革烈士毛应星

不 平

《昨天》144期有杜钧福的文章《甘肃文革述略》中提到了毛应星女士:

4月14日,静宁县农技站女干部毛应星被枪杀。毛应星毕业于西南农学院,自愿到艰苦的西北工作,但由于在红专问题上发表了不同意见,于1957年在兰州农校被打为极右分子,发配到夹边沟劳改。1961年夹边沟结束后回到农校,年底分配至静宁县农技站工作。文革中的1968年她因发表反对个人崇拜言论再次被批斗,并重新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但是她仍坚持自己的立场并两次上访被抓回。1969年1月23日以反革命罪被捕,判处5年徒刑。在监狱里她仍不停止写作,留下30多万言的文字。听到林彪选为接班人的消息,她心急如焚,写信并托人打电报给毛主席要求改为周恩来。她的最后一篇文章题目是《为巩固为发展无产阶级专政而战斗》。文革后她被批准为革命烈士,并追认为共产党员。作为一个为理想而献身的殉道者,她的悲剧恰在于,她正是被她所维护的“无产阶级专政”枪杀的。

《甘肃文革述略》提到她“发表反对个人崇拜言论”,但是又提到她写了《为巩固为发展无产阶级专政而战斗》的文章。大家知道,“个人崇拜”和“无产阶级专政”是文化革命的两个毒瘤,一场席卷九百六十万方公里的浩劫就是在这两个毒瘤下催生的。《甘肃文革述略》中描写的甘肃文革不正反映了这两个毒瘤在甘肃如同武汉肺炎一样,由生而盛,由盛而衰的过程么?这让读者感到毛应星似乎具有“双重人格”:一面反对“个人崇拜”(这在文化大革命中需要有多大的勇气!),一面又“为巩固为发展无产阶级专政而战斗”(文化大革命中“为巩固为发展无产阶级专政而战斗”的都是些什么人?)。当然,双重人格其实在那个年代也是正常的(特别是地位越高的这类人越多)。文化大革命中既拥护毛主席又反对毛搞文革的人不知有多少。郭里里就是其中的一位。如果换一句话说:她是被她忠于的党杀害的。
其实,文化大革命中,在共产党的教育和熏陶下,“为巩固为发展无产阶级专政而战斗”并不是一件奇怪的事。但是要分清其所说的是什么样的“无产阶级专政”。难道毛应星希望“巩固和发展”的“无产阶级专政”和《甘肃文革述略》中所记述的这么多造反派所维护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一回事么?难道毛应星希望巩固和发展的“无产阶级专政”和林彪的“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是一回事么?忠于毛泽东,也要看怎么样的“忠”法。有的人的“忠于”是一把拽住:你不要往前面走了,前面是万丈深渊!有的人的“忠于”却是继续往前推:你带的路都是正确的,继续走吧,前程似锦!
笔者没有看到过毛应星最后那篇文章《为巩固为发展无产阶级专政而战斗》。在现在的环境下,要想看到这篇文章,那是“求文之难,难于上青天”。从标题看,毛应星是在维护“无产阶级专政”,但是笔者知道文章中说过:“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是什么呢?都是欺骗人的一套手法,靠的是主观随意性。”
确切地说,毛应星是反抗、批判文化大革命这场浩劫,站出来为中国人民呐喊,最终为文化大革命所吞噬所虐杀的一个女杰、一个英雄。她的英勇业绩、献身精神,应该永远为中国人民牢记和怀念。和《甘肃文革述略》中长篇大论讲述的那些造反派比较起来,无异于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在中国这样的国度,这样的环境,尤其需要的是毛应星的舍己为民、宁死不屈的精神。(上图:毛应星烈士学生时代遗像。)
笔者完全赞同王守生在《毛应星值得母校纪念》一文中所说:

毛应是一个善良的女性,是一个清纯的学生,是一个普通的职员。
反强权,她是一位勇士,吶喊,奋力拼搏,她倒下了!
反暴政,她是一位斗士,呐喊,赤手空拳,她倒下了!
反林彪,她是一位战士,呐喊,冲锋陷阵,她倒下了!
凭着世间正义,毛应星值得我们纪念;
凭着人生良知,毛应星值得我们纪念;
凭着历史责任,毛应星值得我们纪念!

一般来说,笔者对右派分子有一种天然的好感,如果既是1957年右派分子,又是文化大革命的反革命分子,那就是双倍的好感了。恰好笔者手中有一些毛应星烈士的资料,愿意也有必要与诸位共享。亦可参阅笔者所著《文革英烈》。
毛应星(1925-1970.4) 女,福建闽侯人。
祖籍井冈山下,生于闽江之滨。父亲是一个小官吏,母亲则暴戾得出乎寻常,幼时常被打得浑身青紫。十多岁上离家出走,进一工厂做工。在那里她结识了一个以记者身份作掩护的女地下工作者,接受了进步思想,经常写作进步作品。那时,她和成群青年,臂挽着臂,迎着反动派的高压水龙、催泪瓦斯和血腥屠刀,在街头上发出反饥饿、反压迫的呐喊。
内战结束,打江山的坐江山了。渴望学习的毛应星进了大学,她本来的理想是做一个文学家,但她想到贫穷的中国,更需要搞农业的人才,便毅然弃文从农。她的母校——西南农学院,先在云南昆明,后迁到四川重庆。学业结束后,只身来到了祖国的大西北。在宁夏银川连湖农场做了几个月“菜农”后,在兰州农校当了教员。其间向中共组织递交了一份3万5千字的入党申请书。
1957年,因为在红与专问题上,毛应星说出了自己正确的看法,立刻被说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她惘然了,一再申辩,但无情的棍棒,一下重于一下地抡到她的头上,最后,她被划为“右派”,而且是“极右分子”,被开除公职,送到酒泉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夹边沟农场于1957年4月开始收容甘肃省机关、学校和企业在大鸣大放期间被揪出来的“右派分子”,甘肃省3000名“右派”曾被关押在那里。在1959-1960年罕见的大饥荒中,超过2500人成了饿殍。毛应星在艰苦的劳动中苦苦挣扎,在饥饿的生活中苦苦喘息。1961年1月,夹边沟农场里那些幸存者被遣返,死里逃生的毛应星回到了兰州农校。
1961年12月,甘肃省农牧厅党组决定摘去毛应星右派分子的帽子。在这一年,她与同她有着相同命运的李如璋组成家庭。李如璋在鸣放中没有发言,后来竟以不发言是对党不满而划成了右派。不久,夫妻双双被下放到六盘山下的静宁县农牧站。她到良种繁殖场种小麦,丈夫则在离她五十多里的山沟里种胡麻。尽管岁月蹉跎,毛应星依然勤奋地工作、乐观地生活。她是一位体育爱好者,经常活跃在运动场上。1964年,她参加甘肃省平凉专区运动会,获得女子乒乓球双打第三名。
文化大革命中,她挺身而出,大声疾呼:
“现在揪出‘叛徒’、‘特务’,这些人是根据自己的交待,还是解放后现行反革命活动被揪出来的呢?”
“我们应该真心实意,实事求是地爱护毛主席,而不应该采取资产阶级哗众取宠的捧场欺骗人民。捧场者投革命之机,受损失的还是革命事业和革命人民,包括毛主席自己。”
她认为“搞忠字化,分明是唯心论”!
于是,她被宣布为“反革命”,揪出示众,政治上遭到严酷的迫害。她家被抄,几本笔记、一册邮集、十来张照片,都成了“罪证”。特别是由她长兄出国时留下的几百张邮票和照片,成了把她说成“国际间谍”的“铁证”。
毛应星长兄毛应斗,曾在西南联大图书馆工作,和当时在西南联大附中任教的杨振宁是挚友,二人同住一屋。他们曾组织一些同事,作过一次旅行,所到之处,曾受到国民党地方军政要员的迎送。作为“罪证”的照片,就是那次旅行中的留影。
毛应斗是个集邮爱好音,他保留了中外数百枚邮票,有些上面有外国名人的头像,有些上面有一些政界人物头像,有革命的,也有反动的,有列宁、斯大林的头像,也有蒋介石的头像。毛应斗和杨振宁、李政道等赴美留学,把这些东西留给他的小妹代为保管。他万万没想到,几十年后,这些东西竟会成为送他小妹上断头台的一部分罪证材料。
1968年夏天,有一伙人闯进良种繁殖场,将毛应星反剪双手揪到静宁县农牧站,进行残酷批斗。批斗的罪名,说她是“妄图变天的反革命分子”,还说她是“国际间谍”。有的领导人“出于对阶级敌人的强烈仇恨”,文斗不解其恨,便用武斗,向这位已经40多岁的弱女子拳脚齐上。
但是,这个瘦弱的女人,竟然打而不倒。向后一甩蓬乱的头发,据理抗争:

——到底是我的世界观应该改造,还是你们的世界观应该改,只有历史会做出科学的结论。
——这样斗争我,我是很痛心的。不是为我自己痛心,我痛心的是……导演这样的活剧,只是说明弄权者的愚蠢……
——大家头脑里就知道怎样斗争人,而对于怎样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怎样清除自己的污浊,根本没有想到。
——斗争中,她坚信自己是正确的,坚信她为之捍卫的革命真理,一定会胜利。她在拳脚和辱骂声中,坚定地说:“东风将压倒西风,我是东风小小的一部分!”

斗争会后,毛应星被宣布“重新戴上右派分子帽子”,在静宁县农牧站几乎每天都在饱尝“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
白天挨斗,晚上她忍着拳打脚踢留下的伤痛,奋笔疾书,向党中央连续写信,决定到北京上访。信中写道:

“文化大革命积极因素的反动,表现在对毛主席个人极端奉迎和谄媚,谓之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
“现在兰州各地都贴忠字,我认为这分明是唯心论,所谓重视动机,否认效果的表现,是经不起时间考验的。”
“忠,岂不陷于唯心论里去吗?忠不是封建的思想体系吗?……忠于毛主席而不忠于人民,就不是无产阶级的路线。”

她两次带着自己的“正确想法”,去北京上访,两次被抓回。第一次上访被抓回后,再次连夜出走,徒步行至六盘山麓的隆德时,又被抓回,这是1968年7月6日。
斗争的艰苦早在她的预料之中,她曾在给她亲属的信中这样说:“我就是要牺牲自己,把自己认为正确的想法反映上去,所以不管我这个人多么吃亏,把自己的一切都输光,我仍然坚持把我认为是正确的想法反映上去。正确的总会起作用的,客观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1969年1月23日,静宁县保卫部根据静宁县农技站上报的材料,以“现行反革命”罪逮捕了毛应星。
一天,在静宁县革委会门前的广场上,进行了一场批斗。毛应星的脖子上挂着一个很大的黑牌子,牌子上写着“反革命”、“大右派”、“国际间谍”。几双有力的手,有的拧着已几乎无缚鸡之力的那两只胳膊,有的揪着那蒿草一般的乱发。人们喊着、打着,走过长长的街巷,然后又那么轻而易举地把她扔进了幽暗的铁窗之内。
毛应星久久喘不过气来,在她挣扎坐起之后,拿起纸笔,愤怒地写道:

——踢打几里路,拉着头发跑,这是20世纪60年代最文明的阶级斗争!
——这样就把人治了?这样就使人屈服了?

1969年7月1日,毛应星被判处5年有期徒刑,押送到甘肃省第四监狱——平凉监狱服刑。
铁窗并不能磨灭她的意志。她忍受着非人的生活。不屈地斗争着,从未有过一丝一毫的屈服。她在自己装订的各种奇形怪状的小本子上一刻不停地写着、写着,写完一册又一册。在监狱里,她写了7本笔记、100多篇文章、书信和申诉书,加上入狱前的部分笔记,共留下了30余万字的文字材料。一篇篇文章,一封封抗辩信,从铁窗递出。尽管她双手加铐,冬天冰冷刺骨,依然从早到晚俯身在土炕边上写,不休止地写!
在监狱里,毛应星的斗争方式就是不断地写,写!她为自己的正义斗争抗辩,她畅述对于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严重形势的分析,她痛击给祖国带来深重灾难的现代迷信,她倾诉对于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如焚忧心。
林彪被选定为“接班人”的消息传到毛应星所在的监狱,她忧心如焚,用带着铁铐的手,急忙写了一封表达一个普通中国人的意志的“急电”,交给管教人员,电文写道:“毛主席:我意:接班人应是周恩来。”她嘱咐管教人员将电文发给周总理,让周总理转交毛主席。她在递交电文时还说:“怎么选了一个奸臣!”当然,电文只能成为她的新的罪证。
多少次,把她镣铐加身单独监禁,她连眉都不皱一下;罚她站在严寒的窗外挨冻,她的手脚冻得失去了知觉,从不呻吟一声。在被解除那样的处罚之后,她拒绝进号子,愿意继续挨冻,以示她至死不屈、大义凛然的铮铮性格。她从未有过一丝一毫屈服的表示。有这样一页审讯笔录:

你这几年都搞过哪些反革命活动?
我咋能搞反革命活动呢?就是写一些自己的想法,说出了自己的看法。
攻击过毛泽东思想吗?
我只是按毛泽东思想办事,我心里是确实热爱毛主席的。

毛应星留下了最后一篇文章:《为巩固为发展无产阶级专政而战斗》,明确指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是什么呢?都是欺骗人的一套手法,靠的是主观随意性。”
1970年4月3日,甘肃省革委会讨论了毛应星的案子,一个负责人说:“杀!很坏,家庭是反动家庭。”
1970年4月9日,毛应星被以“罪大恶极,屡教不改,死心踏地,不堪改造”的罪名判处死刑。死刑判决后有一段对话:

听见了吗?
听见了。
对判决有什么意见?
该死,没有什么意见。
还有什么说的?
没有!

4月14日,毛应星被五花大绑押往刑场。上午9时,有人和她在牢房里又进行了这样一段对话:

“今天将要执行,你有什么要说的话?”
“我没有说的话。我认为我的问题只有到中央才能解决,这个执行如果是中央指示,我没有意见。”

为爱人奔走申诉的李如璋,也被以“现行反革命”罪逮捕,判处12年徒刑押往靖远寺儿坪劳改农场。1979年8月,已平反出狱的李如璋再一次为毛应星申诉。
1980年9月2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以〔80〕民优字第170号文件,批准毛应星为革命烈士,1980年11月25日中共甘肃省委批复追认毛应星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80年11月29日,甘肃省人民政府在平凉地区影剧院隆重召开毛应星平反昭雪大会,会上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关于批准毛应星同志为革命烈士的决定》、中共甘肃省委《关于追认毛应星同志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批复》和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为毛应星同志平反昭雪的决定》。甘肃省人民政府副省长肖剑光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中共平凉地委也发出《关于向毛应星烈士学习的通知》,号召全区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人民群众深入开展向毛应星烈士学习的活动。会后,李如璋同志将有关方面发给他的抚恤费、冤狱费共二千元人民币,全部替毛应星烈士交了党费。毛应星烈士的骨灰由平凉地区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专程护送到兰州,安放在华林山烈士陵园。
1980年12月3日,《甘肃日报》发表了通讯《毛应星同志平反昭雪大会在平凉召开》,社论《忠骨不朽,真理长存——纪念毛应星烈士》和《毛应星烈士言论摘录》。社论说:“毛应星同志是我们民族的好女儿,知识分子的好榜样。她一生追求真理,捍卫真理。她为了人民的事业,兢兢业业,任劳任怨,献出了自己的全副心血。她屡受挫折而不屈不挠,勇于探索。”
下面是毛应星狱中笔记上的一些文字。

许多久经革命战争考验的工农干部、知识分子,现在有许多成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受到群众的冲击批判斗争,这些群众没有受过地主资本家的压迫,也没打过日本人、国民党反动派,竟成了文化大革命的“英雄”,我最难以想象是什么样的阶级感情基础,又是怎样对待。曾经是无产阶级的英雄人物,没有屈服于枪林弹雨,却被这样的斗争压服。
林彪的《人民战争胜利万岁》或“九大”报告,给人一种资产阶级趣味的政治宣传感受。
林彪是蒋介石式的卖国贼,康生、陈伯达等是资产阶级政客。
顶峰论是采取资产阶级哗众取宠、奴颜婢膝地宣传捧场,欺骗人民。捧场者投革命之机,受损失的还是革命事业和革命人民,包括毛主席自己。
现在就是一些捧场的小人将毛主席包围了,康生、陈伯达其实是不学无术的老学究……对个人极尽迎捧谄媚之能事,谓之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林彪的文章和报告,使人感到突出的一点是为个人歌功颂德,这不能代表伟大,反而给人一种资产阶级趣味的政治宣传感受……实际上是假崇拜真丑化。
在“无限忠于”和“保卫”的口号下,培养什么样的接班人,是替无产阶级培养接班人,还是替蒋介石培养接班人?我最担心的是还是替蒋介石培养接班人。
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实质是什么呢?都是欺骗人的一套,靠的是主观随意性。
如果没有这样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可能我们还没有现在这样感到苦闷。
现在揪出“叛徒”,“特务”,这些人(如薄一波等人)是根据自己的交代,还是解放后有现行反革命活动揪出来呢?我以为揪人的人,思想更符合资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需要。
鲁迅就说,任何一个领袖人物会被一群人捧场歪曲得不像样子,充分说明了在旧社会时代一些政治夸张的后果。事实证明,不管历史的领袖人物怎样变换,这些捧场的传统却没有改变。
要在革命的具体实践中学习毛主席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观察分析问题,而不应该是不分时间,地点,条件,断章取义,各取所需地应用毛主席语录。
只能赞颂毛主席的丰功伟绩,不能谈群众现实存在的问题和困难,这明明是借毛主席的名,掩盖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
我认为相对真理就是要受到时间、地点、条件的限制,具体的条件改变了,就并不一定都正确。“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这就是相对真理。
大家头脑里就只知道怎样斗争人,而对怎样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怎样清除自己的污浊根本没有想到,好像成了天真烂漫的青年,因为斗争人也不费劲。
“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倒好像把阶级斗争当成吓人的工具,杀鸡儆猴,惩一儆百,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吗?
不考虑社会经济各部门的互相联系,不去耐心地提高群众的思想认识,组织群众的力量,而是采取暴力形式,结果生产遭到了破坏。
制造白色恐怖,压制民主,阴一套阳一套说话的人,就能得到信任,反之也就成了阶级异己分子。
五七年以来严重混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在整风运动中不是针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错误作风,而相反整了提意见的人,因而更助长了上述错误的发生和发展。
如果把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来处理,就会扩大打击面,形成压制民主、法西斯统治,促使矛盾的激化。
从孔夫子到孙中山,都有许多珍贵的代表我国民族风格的历史遗产,谁若否认这一点,就一定会得到历史的谴罚。
让那些不合理的反革命案或刑事案犯提出上诉,只会有利于无产阶级专政,培养公安干部的细致的作风,而不是粗枝大叶敷衍塞责的态度对待人民,特别是现在没有律师这号人,我认为有这号人就有另一面可以促进法律的发展。
自发势力(指农村家庭副业)是必然存在的客观事实,如果没有自发势力,集体事业是靠不住的。
如来让我再填一次,我还是填坚决服从祖国分配,到最艰苦的地方去。
即使不做个坚强的战士,至少也使自己成为一个忠心耿耿的园丁。
(大学毕业时致党组织的信)
我从来没有很用心地思考,现实的阶级斗争使我想了很多问题,使我对什么问题都有自己的看法,不迷信什么,所以比较客观。
我这几年就凭一颗人头和一支笔头,走到那里,意见提到那里,最尖锐最深刻地指出问题的症结所在。
一定的事物接触我的头脑,就像开关一样把我思维认识活动历程的路灯全部亮了起来,这样就使我很快地明了各个事物内部的有机联系。
的确我非常对不起我的爱人李如璋,我给他造成了很大的不幸,我还是无动于衷。
自从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七日把我从良种场揪到革委会门前批斗后,辱骂和殴打成了家常便饭,在看守所多次受刑,好像就试一试你敢不敢反抗斗争,这也不可能使我屈服。
这样对待我,我是很痛心的,不是为我自己,我痛心的是至今还导演这样的活剧,这只说明弄权者的愚蠢!

笔者没有读到毛应星的《为巩固为发展无产阶级专政而战斗》一文,不知谁能找到此文与笔者共享?笔者很想知道,毛应星在文章里是如何阐述“为巩固为发展无产阶级专政而战斗”的。
甘肃省还有一位文革烈士王笃良,也是在“一打三反”中被枪杀(原定1970年11月25日执行死刑。后来因故暂停执行,1971年8月6日上午九时被枪杀)。没有看到具体记述,不知有谁知道有关情况?

材料来源:
《甘肃省志·审判志》,410页;百度百科;《静宁县志》第六编/人物/第一章/传略,627页;
《文革典型案例》,http://jiuliyougancheng.blogchina.com/1114276.html;
《怀念烈士毛应星》;《疾风知劲草》,载《春风化雨集(下)》197-206;《毛应星值得母校纪念》,载《西南大学记忆》第19期,http://www.swu.edu.cn/xywh/xdjy/xdjy%20(19).pdf;《毛应星烈士言论摘录》,《甘肃日报》1980年12月3日;《写信写出的“死刑犯”》,载《“文革”洗冤录》,43-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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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纸堆】

靠毛泽东思想治好精神病

新华社通讯员 新华社记者

《昨天》编者按:本篇原载《人民日报》1971年8月10日第二版,由读者林洛扫描提供。这样的“奇葩”报道出现于震惊世界的“九一三”事件前夕,正是那个“史无前例”的疯狂年代中一段最为疯狂的时期,整个中国大陆犹如一个大精神病院。如果不是由最权威的新华社发出并刊登于最权威的《人民日报》上,可能很难会有人相信当时曾有过这样不可理喻的荒唐事。

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六五医院医疗组和湖南省郴州地区精神病院的医务人员,用毛泽东思想指导医疗实践,为医治好精神病闯出了一条新路。两年多来,这些医务人员坚持用毛泽东思想教育病人,辅以中西医结合的办法进行治疗,使许多精神病人恢复了健康,重新走上了三大革命斗争第一线。他们中的一些人,有的已被评为学习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

重新认识精神病

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六五医院医疗组,怀着捍卫毛主席无产阶级卫生路线的战斗豪情,于1969年4月,来到郴州地区精神病院。
过去,这个精神病院由于受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卫生路线的毒害,对精神病人,从治疗到管理,完全照搬资产阶级“专家”“权威”那一套,长期使用“电休克”、“胰岛素休克”和“大剂量冬眠灵”等所谓“三大法宝”治病,使患病的阶级兄弟受到折磨。医疗组的同志和医院革命医务人员一起,愤怒揭发,批判了刘少奇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滔天罪行,决心走自己的路,为患精神病的阶级兄弟解除痛苦。
要治好精神病,首先要弄清精神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们遵照毛主席关于“人的认识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的教导,对病人的情况进行了认真的调查研究,掌握了许多第一手资料。在实践过程中,许多事实引起了大家的深思。
医疗组来到病房时,许多病人听说亲人解放军来给大家治病,纷纷围拢来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有个狂躁病人,发病时把公家的棉被撕得粉碎,但她却不撕自己的衣服。
这些现象说明什么问题呢?医疗组和医院的革命医务人员打开毛主席著作,寻求答案。毛主席教导说:“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大家认识到:精神病人都是阶级的人、社会的人,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去分析精神病人的言行,就可以发现,绝大多数病人的病态和他们的阶级地位、社会生活是一致的。向解放军表达热爱毛主席的思想感情的病人,大多数出身好,平时表现也好。而那个毁坏公物的病人,一查问,原来她出身剥削阶级家庭,世界观根本没有得到改造。
这些人为什么会发生精神病呢?医疗组和医院领导组织革命医务人员,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抓住典型病例进行病因分析。有一位女病人,经过几个月的治疗,没有痊愈。医疗组护士徐桂兰便和她促膝谈心,引导她谈自己的发病经过,帮助她挖病根。原来,这个病人的未婚夫从外地来信说,他被分配去做炊事工作了。这个病人觉得自己不光彩,思想上产生了激烈的斗争,引起大脑功能紊乱,得了精神病。针对这个情况,徐桂兰就和她一起学习毛主席的光辉著作,狠批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散布的“读书做官论”等反革命修正主义谬论,帮助她解开思想疙瘩。经过教育和帮助,病人主动写信给她的未婚夫,要他向张思德同志学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病根挖掉了,加上经过新针治疗,这位病人很快痊愈出院了。
从许多这样的病例中,大家清楚地看到:许多精神病人得病的原因,是在头脑中公与私的激烈斗争中,陷在“私”字的圈子里,一时想不开,造成大脑部分功能紊乱,失去了正常控制思维和管理全身各部分机体的能力。许多病人痊愈后也深有体会地说:往“公”字上想,越想越清楚;往“私”字上想,越想越糊涂。由于“私”字严重作怪,遇到了问题想不通,往往几天几夜不能吃饭睡觉,精神就逐渐不正常了。

精神的东西要靠精神力量来战胜

一六五医院医疗组和郴州地区精神病院的医务人员,在运用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重新认识精神病之后,对于治疗精神病靠什么的问题,又进行了进一步的探索。他们反复学习毛主席关于“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的伟大教导,认识到各种各样引起精神病人发病的事是外因,决定地引起大脑功能紊乱而使病人发病的,则是人的世界观,是内因。因此,要治好精神病,主要的因素是做好病人世界观的转变工作。他们说:精神的东西主要靠精神力量来战胜,治好精神病主要靠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
他们把用毛泽东思想教育病人贯穿在治疗精神病的全过程中。当病人入院时,他们首先做好调查工作,弄清患者的家庭出身、社会经历、发病原因和病人的思想,并且组织病人学习毛主席著作,有针对性地组织病人开忆苦会、批判会,举办各种类型的学习班,密切结合实际,向病人进行阶级教育、形势教育、路线斗争教育、人生观教育、同疾病作斗争等方面的教育;并且还根据病人各种不同的发病原因,进行具体分析,发动职工、家属和陪病人的亲属共同做过细的思想教育工作,攻破病人头脑里“私”字的顽固堡垒,从根本上治疗他们的病。
有个贫农的女儿,先后6次发病,在一个大医院治疗,仅“电休克”就做过20多次,但病一直没有治好。有人说,这个病人在发病的糊涂阶段,神志不清,大脑功能紊乱,对她灌输毛泽东思想不可能生效。医疗组和医院的革命医务人员学习毛主席的光辉哲学思想,认为这种“无效论”是一种形而上学的看法。用毛主席关于“一分为二”的观点看问题,任何精神病人的大脑功能有紊乱的部分,也有不紊乱的部分。病人发病期间,神志有不清醒的一面,也有清醒和比较清醒的一面。只要掌握住每个病人发病的特点和病情变化发展的规律,抓住病人清醒和比较清醒的一面,对症下药做工作,就可以促使病人不清醒的一面向着清醒的一面转化,从思想上和生理上治好他们的病。于是,医疗组女卫生员曹东平主动同这个贫农的女儿结成“对子”。病人越狂躁,她工作越耐心;病人越不理睬,她越去亲近她。天天同病人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一次又一次地和病人促膝谈心,终于触动了病人的思想。在一次忆苦会上,这个病人流着眼泪,说出了自己发病的原因。曹东平抓住她不狂躁的短暂时间,针对她的病因,和她共同学习毛主席的有关语录,让她在学习会上自觉地斗私批修,狠触灵魂,狠抓世界观的改造。只经过3个多月的治疗,这个女病人就痊愈了。她出院后,不但没有复发,而且思想、工作表现都很好,接连两次被评为先进职工。
通过许多这样的医疗实践,医疗组和这个医院的医务人员更加坚定了用毛泽东思想去攻克精神病的决心和信心。他们知道,做病人的思想工作,要比做正常人的思想工作困难得多,决不是一朝一夕之功所能奏效的。但是,只要医务人员坚持不懈地把全部心血倾注在用毛泽东思想教育精神病人上,就一定会取得胜利。有的医务人员同忧郁型病人一连谈心几十次,病人毫无表情。但是他们毫不灰心,坚信毛泽东思想的威力,继续坚持做耐心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终于使患者恢复了健康,重新踏上了三大革命斗争第一线。精神病院女医生范菊和,为了治好一个患忧郁型精神病的女病人,满怀无产阶级深情,搬进病房,和病人同住一间房,同睡一张床,经过40多天的艰苦工作,终于摸清了病人的思想活动规律。于是,她有针对性地选了一些毛主席语录念给病人听,并且结合新针和药物治疗,使病人病情逐渐好转。医疗组长顾嘉炎,为了治好一个拒食多日、表现近于木僵状态的病人,组织医务人员进行了认真的调查研究,发现病人拒食的原因可能是怀疑饭中有毒。后来在给病人喂饭时,顾嘉炎就亲自吃给病人看,解除了病人的疑虑,使他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接着,又针对病人的思想疙瘩,同他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对他进行忆苦思甜教育,逐渐提高了他的思想觉悟,渐渐给他治好了病。当医务人员送他回家时,他的亲人和村子里的贫下中农激动地连声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为了调动病人同疾病作斗争的主观能动性,医疗组和医院领导还从病情好转的病人中选拔骨干分子,依靠他们抓好病人的“学习日”,办好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开展革命大批判,组织病人参加适当的生产劳动和开展文艺体育活动,使病人一直生活在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政治气氛中,增强了战胜疾病的决心和信心。一些病情好转的病人,在病房门口贴了一幅对联,表示战胜疾病的决心:
“斗私批修,彻底改造世界观,
灭资兴无,坚决战胜精神病。”

用毛泽东思想创造治疗精神病的新医药学

通过两年来的医疗实践,医疗组和郴州地区精神病院的医务人员深深体会到,用毛泽东思想教育病人、管理病人,是治疗精神病的根本。但是,精神病究竟不同于一般的“思想病”,它已由精神的矛盾运动引起了部分大脑功能紊乱。因此,在坚持用毛泽东思想武装病人头脑,改造病人世界观的同时,还必须辅以药物治疗。
用什么药好呢?医疗组和郴州地区精神病院的医务人员,遵照毛主席关于“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方针,决心创造中西医结合的治疗精神病的新医药学。他们对中医和西医的治疗方法以及中药、西药,都采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态度,在不断实践、不断总结的基础上,吸收两者的长处,创造新的治疗精神病的医药学。为了摸索新针治疗精神病的穴位,医疗组和医院革命职工宁肯在自己身上试扎千次,不愿在病人身上错扎一针。医院领导干部董秉余,50多岁了,还坚持在自己身上练针。他们从几十个穴位中,选了十多个穴位,根据不同病情进行扎针,效果很好。与此同时,他们又认真试用中草药来治疗精神病。他们翻山越岭,看图对药,采回了大量草药。为了病人的安全,每一个药方他们自己都要先尝过,终于摸索出了几种治疗精神病的有效药方。
医务人员通过实践检验,也适当地使用西药。过去用大剂量冬眠灵治病,造成病人整天昏迷不醒,出现吞咽困难等症状,不利于病人健康。可是,冬眠灵有镇静作用,小剂量使用,对控制症状发展、恢复大脑功能也有一定作用。于是,他们根据病情,用小剂量的冬眠灵配合新针、草药治疗,做到既提高疗效,又不损害病人健康。就这样,他们在临床实践中,创造了使用新针、小剂量冬眠灵配合治疗精神病的新疗法。
一六五医院医疗组和郴州地区精神病院用毛泽东思想治疗精神病的事迹,受到人民的赞扬。卫生部专门在这个医院举办学习班,推广他们的经验。现在,他们正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卫生路线继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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