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 军队 文革

论坛
现在的时间是 周五 12月 04, 2020 7:54 am

当前时区为 UTC - 5 小时[ DST ]




发表新帖 回复这个主题  [ 2 篇帖子 ] 
作者 内容
 文章标题 : 《昨 天》第一四八期
帖子发表于 : 周三 4月 01, 2020 8:12 pm 
离线
Site Admin

注册: 周六 2月 28, 2009 5:46 pm
帖子: 2630
《昨 天》第一四八期

抢救文革回忆 积累文革资料 交流相关信息 促进文革研究

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20年3月30日第148期

本期目录

书海泛舟
卜伟华 各地文革特点简述(《中华学人文革论文集》选读)
徐友渔 文革中的造反派是什么人?——以杨道远回忆录《奉献》为例证剖析
(《中华学人文革论文集》选读)
启 之 主编 《中华学人文革论文集》四卷总目录

生逢乱世

蒋孔坚 一九六九年成都“四·二案件”纪实

故纸堆
渔歌子 录入 中共九大期间发生在成都的“四一四反革命信件案”
——————————————————————————————————
【书海泛舟】

各地文革特点简述
(《中华学人文革论文集》选读)

卜伟华

《昨天》编者按:本篇原载《中华学人文革论文集》卷一《文献与综述》(美国·华忆出版社2019年11月初版),本刊这次发表时略有修订与删节。

在中国文革历史的研究中,各省、市、自治区的文革历史是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搞清楚各地文革的历史脉络及其特点,必然会对整个中国的文革历史产生更加全面和更加深刻的认识。本文根据过去积累的一些资料及各省、市、自治区党史研究室所编大事记等资料,试图对各地的文革特点作一简述。错漏之处在所难免,只望能起一点儿抛砖引玉的作用。

北京

北京是文革的策源地。毛泽东搞文革,首先选择了北京作为突破口。他要搞掉刘少奇,首先要搞掉北京的彭真。北京的运动对全国各地有极大的示范作用。文革之初,北京红卫兵常得风气之先,并把中央的精神传向全国各地。北京红卫兵到各地串连,煽风点火,对各地的造反派起来炮轰各级党政领导起了关键作用。
北京文革中首先喊出“造反有理”口号的是北京的中学生,最先成立红卫兵组织的也是中学生,而大学生们的造反行动则相对滞后一些。具有这一特点的还有天津市。
1966年8月18日,北京二中红卫兵写出《向旧世界宣战》的传单,最早提出破除“四旧”的号召,直接引发了急风暴雨式的破“四旧”浪潮。经中央肯定和媒体的高度赞扬,破“四旧”运动迅速蔓延到全国各地。
8月27日至9月1日,北京大兴县发生了骇人听闻的大规模打死人的事件。大兴县的13个公社、48个大队先后杀害“四类分子”及其家属325人。这是后来全国各地多次发生的此类惨案中最早的典型事件。
北京大专院校的红卫兵组织后来分为“天派”、“地派”两大派。北京红卫兵组织的派性与全国各地有所不同,各地大多数对立的组织会在对待某些领导干部、某些权力机构的问题上存在尖锐的对立,而北京大专院校的红卫兵组织在几乎所有的问题上都没有什么原则分歧,他们都力图紧跟中央的战略部署行动,他们的区别只是在紧跟的程度上有所不同。北京高校的两大派并不存在一个实在的、具体的常设组织,严格说来,它只是观点相同或相近的一些组织的不很紧密的联合体。中央文革小组把北京高校的两大派当作推进文革进程得心应手的工具,因而对两大派的几个主要组织都爱护备至,并树为造反派的“红旗”。但中央文革小组对待北京两大派的态度也是有区别的,它对“天派”相对严厉一些,批判、训斥的时候多一些;对“地派”较为宠爱一些,保护、表扬的时候多一些。其原因在于中央文革小组非常看重造反派对“二月逆流”的态度,他们认为“地派”中的师大“井冈山”等是反击“二月逆流”最有力的组织。
北京市一级的夺权与各地不同,它是在文革发动之初即由中央直接夺了一次权,到“一月风暴”时又夺了一次权。北京的大联合和夺权是中央直接指导的。毛泽东亲自操控了北京的夺权进程。北京原拟3月初成立革命委员会,当时的一份中央电报通报了毛泽东关于北京市夺权问题的指示:“主席最近对北京市指示,夺权不要匆忙,先做好充分准备,开好工、农、学的代表大会。”北京市革委会在1967年4月20日成立。以后全国许多地方都采用了北京市的夺权模式:先召开工人、贫下中农、大学红卫兵、中学红卫兵的代表大会(即工代会、农代会、大学红代会、中学红代会),然后成立革委会。
在“斗、批、改”阶段,毛泽东在北京树立了“六厂二校”的典型经验,为全国的“清理阶级队伍”、“抓五一六”、整党建党、干部下放、“上山下乡”、“教育革命”、“文艺革命”等运动提供指导性的经验。总的来说,“六厂二校”经验都是很“左”的,它的核心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贯彻“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些经验在总体上推动了“斗、批、改”的进程,把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左”倾理论和指导方针贯彻到全国各级、各系统的领导部门和基层单位,进一步加深了“左”倾错误在全国范围及各领域的影响。
1973年10月,江青等人控制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开展了一场反击“右倾回潮”运动,把1972年至1973年期间贯彻周恩来指示所采取的措施,统统说成是“右倾回潮”的表现。北京市委肯定了这种做法,并在全市各个系统开展反击“右倾回潮”运动。北京市出现了两个典型,即“小学生日记事件”和“考教授事件”,都在全国造成很大影响。
1976年3月底到4月5日,北京的“天安门事件”是当时全国性的抗议运动中最突出的事件。它鲜明地表现了人心的向背,为后来粉碎“四人帮”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上海

1966年8月底,上海市委遭到北京南下红卫兵的猛烈冲击,上海市委让下面组织大批工人、市民、干部去保卫市委,与北京红卫兵辩论,试图改变被动局面,但事与愿违。北京红卫兵在上海的最大作用,就是催生了上海的造反派。在北京红卫兵的榜样激励和积极推动、组织下,上海的红卫兵造反派和工人造反派迅速崛起。
1967年1月初,上海《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先后被造反派接管,毛泽东迅速表态支持。毛泽东对中央文革小组说:两张报纸夺权是全国性的问题,要支持他们造反。毛泽东高度评价《文汇报》刊登的《急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是“又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是“少有的好文章”。《人民日报》转载这篇文章时加了根据毛泽东的谈话写成的编者按说:“随着上海市革命力量的发展,崭新面貌的、革命的《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出现了。这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胜利产物。这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这是一个大革命。这件事必将对于整个华东、对于全国各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1967年1月28日,上海的一些红卫兵和群众第一次炮打张春桥,遭到中央文革小组的镇压。这次炮打的结果显示出张春桥在毛泽东心中的份量。上海红卫兵组织内部,也因炮打重新整合。由于参加炮打者多为造反派的中坚,这些骨干因炮打遭到批判而被边缘化,上海红卫兵运动开始走下坡路。而工人造反派被认为立场坚定,地位更加上升。从此,上海局势基本上由忠于张春桥的机关联络站和工总司控制。
上海的工人造反运动在全国独领风骚,工人造反组织最为强大,而且实际存在的时间最长。各地造反派进入夺权后的革命委员会大多只是摆设,并无实权,而上海则是例外。上海工总司的许多头头在革委会以及后来的上海市委中担任要职,王洪文更是几乎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
上海的动乱严重,但相对来说武斗并不严重。最厉害的一次武斗是1967年8月4日的砸联司,当天参与砸联司的超过10万人,但没有动用枪支弹药。武斗中被打受伤者1000多人,其中许多人是武斗结束后,被作为联司或支联站各级头头在关押期间遭到毒打的,不少人从此落下残疾,但当天没有死一个人。
上海民兵是一大特点。上海的民兵指挥部是从1967年8月成立的文攻武卫指挥部演变而来的。1967年11月17日,上海市革委会决定以文攻武卫“改造基层民兵组织”,“凡已建立文攻武卫队伍的单位,文攻武卫组织就代替原民兵的一切活动和工作。”1970年5月31日在上海民兵工人基干队伍成立大会上,王洪文宣布“为了适应全国人民武装力量名称的统一,市革命委员会讨论决定将‘文攻武卫’改称为‘上海民兵’”。全国各省市的民兵都归军队管,落实到地方就是军队的派出机构区县武装部管。唯独上海,区县武装部管不了民兵。文革中上海市区两级民兵指挥部的设立,使得全市各工厂的民兵,有了独立于军队之外的纵横指挥网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革中的上海民兵被认为是一支“第二武装”。
上海的市委写作组也很有特点。文革前的写作班子只是秘书班子,只提供政策参考,并不具有话语权。而文革中的上海市委写作组却有着很大的话语权。九大后,各省市都恢复了省市委宣传部,唯独上海始终没有恢复市委宣传部,舆论被写作组管理和引导。写作组代行着市委宣传部门对政策解释的话语权,为张春桥、姚文元管理上海的思想界,甚至对全国的思想界也有很大的影响。关于上海民兵和市委写作组的这两个特点,在李逊女士的专著《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运动史稿》中都有比较详尽的阐述。

天津

天津市的文革,开始由两个系统领导──河北省委和天津市委。省委管大学的运动,市委管中学的运动。1967年1月,天津划为中央直辖市后,河北省委就不管了。
天津市的造反运动是从中学开始的。1966年6月21日,十六中的学生发表给全市青年的公开信,批评天津市委。天津市委和全国许多地方的党委一样,采取了压制的办法,组织全市群众及各学校师生对十六中这封信进行辩论,将“十六中事件”定为反革命事件。在毛泽东回到北京,指责工作组“起坏作用,阻碍运动”后,天津市委不得不检查在“十六中事件”上所犯的“方向路线性错误”。
9月19日,天津市委书记万晓塘因心脏病突发逝世。21日,新华社播发了他的死亡公报。有50万人参加了他的追悼会。后来毛泽东指出,这实际是向党示威,这是用死人压活人。半年后的1967年4月10日,中央即明确提出天津存在一个以原天津领导人万晓塘、张淮三为首的“万张反党集团”。
1967年1月2日,中央决定:天津市由河北省辖市改为中央直辖市,解学恭任市委第一书记。上海造反派的《紧急通告》发表后,天津的造反派也闻风而动,纷纷开始在各单位夺权,但无人会向刚上任的解学恭夺权。2月25日,天津市“三结合”的“夺权筹备工作领导小组”(由群众组织、解放军代表、革命干部代表三方组成的领导班子,也称“夺权领导小组”)成立,解学恭任组长。
2月,天津延安中学经过军训,实现大联合,为全国提供了“以教学班为基础,实现全校革命的大联合”的经验。
3月15日至22日,天津市先后召开市贫下中农、市级机关干部、大专院校红卫兵、中学红卫兵和职工等5个系统的代表会议(即“五代会”),与全国其他地方不同的是天津多出一个“干代会”。但因为造反派内部的分歧和矛盾加剧,革委会迟迟未能成立。7月,与“五代会”相对立的“大联筹”成立。此后,“五代会”与“大联筹”两大派之间长期派争不断。
天津文革中也发生过一些武斗事件,但与其他地区相比,规模都不大,武斗造成的死亡人数极少,据说天津中级法院认定在文革初期武斗死亡共11人,这个数字未必准确,但天津文革武斗中死亡人数在全国很可能是最低的。
1967年3月16日,中央印发《关于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人的自首叛变问题的初步调查》。此后,“揪叛徒”活动在全国大规模展开。当年在“抓叛徒”活动中最有影响的是天津南开大学的红卫兵。据南开大学两派组织自己宣称,他们在“揪叛徒”活动中揪出的十二级以上领导干部即达1200余人。
1968年2月21日,周恩来、陈伯达、江青等在接见天津市革委会及驻津部队与文艺系统代表时,严厉谴责天津党政领导干部、公检法机关工作人员和文艺工作者,提出要批判去年在天津筹备召开的“全国工农兵文艺战士座谈会”和演出的话剧《新时代的狂人》,称之为“黑会”、“黑戏”,号召彻底揭开公检法的盖子。这一讲话时称“二二一指示”。此后天津开展了揭文化界和公检法阶级斗争盖子,砸烂文艺“黑会”、“黑戏”,砸烂公检法运动。
1974年至1976年,江青三次到天津宝坻县小靳庄,大讲“批林批孔”、“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小靳庄被树为全国的典型,各地争相学习小靳庄的经验。

黑龙江

1966年8月16日,哈尔滨工程学院(即原军事工程学院,简称哈军工,1966年1月交地方并改名为哈尔滨工程学院,但学院师生文革中继续使用旧名)“红色造反团”中的一些人,到黑龙江省委院内贴出了《省委不革命就罢他娘的官》的大字报,从而掀起了黑龙江文革中最早的造反浪潮。哈军工“红色造反团”不仅是全省影响最大的造反组织,而且足迹遍布全国,在全国都有很大影响。
8月26日,省委机关的干部职工在八区广场召开“炮打司令部进军大会”,会上点名批判欧阳钦、李范五、王一伦、任仲夷等领导人,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在会上讲话对造反派表示支持。此后,省委书记处的12名书记中,除潘复生外全部被批斗。潘复生因到黑龙江时间较短,造反派批判省委的许多问题都与他无关,而且他在运动中支持造反的态度比较坚决,所以毛泽东决定依靠潘复生来领导黑龙江省的夺权运动。
1967年1月16日,“哈尔滨红色造反者联合总部”成立,并发表《红色造反者联合接管公告》,宣布“一切权力归红色造反者”。1月31日,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3月23日改称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宣布夺取黑龙江省委、省人委的党、政、文、财等一切大权。在第一批得到中央认可的造反派夺权中,黑龙江第一个在临时权力机构名称中出现了“革命委员会”。同时,黑龙江省革委会最初选举的“勤务组班长”是大学生范正美(哈尔滨师范学院红卫兵领袖),这在全国得到中央认可的造反派夺权中也是独一无二的。但随后中央即要求造反派将省革委领导权让位给原省委书记潘复生和省军区司令员汪家道。3月17日黑龙江省革委会召开全体会议决定:潘复生任主任,汪家道任副主任。《十六条》中规定各级文化革命委员会人员,必须按照巴黎公社原则选举产生。而在文革的实践中,实际上又返回到上级任命的老路上去了。十六条中提出的像巴黎公社那样的“全面选举制”,在全国各省、地、县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时候,没有一家真正实行过。
4月初,黑龙江省造反派因对省革委个别领导成员的不同意见分裂成为“炮轰派”和“捍联总”两大派,派性斗争激烈,并多次发生大规模武斗,曾动用了坦克、装甲车、机关枪、冲锋枪和炸药,后果十分严重。
1968年5月7日,黑龙江省革委会在庆安县省委机关柳河农场开办“柳河五七干校”,把大批干部下放进行劳动改造。10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一文,并在编者按语中传达了毛泽东“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的指示。在这以后,全国都办起了各种“五七干校”,大批党政干部和知识分子被下放。
1968年6月,沈阳军区党委根据中央批示成立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兵团成立时,共接收国营农、牧、渔场93个,合编为5个师(辖58个团)、3个独立团。至1972年2月,黑龙江省共接收北京、天津、上海、浙江和本省知识青年77.4万人,其中77%分配到生产建设兵团和国营农场。
1969年3月发生“珍宝岛事件”。6月,黑龙江省革委会决定成立省反侵略斗争指挥部,潘复生任主任。统一领导全省反侵略斗争、军工生产、三线建设和支前工作。
1970年7月8日,周恩来指出“黑龙江问题的根子在潘复生那里”。23日,周恩来等当面批评潘复生,指出“黑龙江的问题主要是一派掌权,一派压另一派”。1971年3月至6月,黑龙江召开全省县团级以上干部会议,揭发批判潘复生在文革期间所犯的错误。8月,中央决定撤销潘复生的职务。另外如山西、贵州和山东,也有和黑龙江相似的特点,即在最早夺权得到中央承认后,由中央支持的四个著名左派干部刘格平、潘复生、李再含、王效禹担任省革委会主任,大权在握,对反对派进行压制,造成全省范围内的长期动乱,“九大”后都受到处理,成为动荡政坛上的匆匆过客。

吉林

1966年10月开始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来,吉林省委书记处及其办事机构常委办公室在造反派的冲击下,已不能坚持工作,被迫东躲西藏,多次搬家,直到1967年1月底才完全停止工作。
1月18日,长春市“二总部”与省委机关的造反派对省委实行了联合夺权,成立了“接管委员会”。吉林省夺权后不久,很快就出现了造反派的分裂。吉林省著名的造反派组织“地院兵团”、“工大造大”和“光机八一五”等于2月初宣布退出“二总部”,另行组织了“长春公社”。吉林省驻军支持“二总部”的夺权,认为“长春公社”是“分裂主义的产物”,“大方向错了”,不予承认。到2月下旬,长春市形成两大派四个组织(“红革会”与“二总部”为一派,也称为“红二派”,“长春公社”与“东方红公社”为一派,称为“公社派”),两派矛盾日益尖锐,后来形成长期武斗的局面。
1967年9月,中央将吉林省驻军、群众组织代表和阮泊生、兰干亭等领导干部一起召到北京,协商制止武斗、恢复生产等问题。1968年1月,吉林两大派达成大联合的协议。3月,吉林省革委会成立。没有经过筹备小组的阶段,直接成立革委会,是吉林省的一个特点。
1974年5月,吉林省委召开省直机关“揭省委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盖子会议”,揭批王淮湘等与林彪及其死党的关系问题。但局势很快被扭转,中央保了原属四野系统的王淮湘,没有把他定为“林彪死党”或“上了林彪贼船”,吉林没有因“九一三”事件而更换领导,这也是一个特点。直到文革结束后,王淮湘才因林彪事件和与“四人帮”关系密切被免除职务,开除党籍。

辽宁

1966年10月21日新华社报道,大连海运学院15名学生组成的“长征红卫队”步行串连,历时一个月,行程2千里,从大连到北京。《人民日报》为此发表题为《红卫兵不怕远征难》的社论。开步行串连之先河,带动全国千百万红卫兵走上“长征路”。
1967年1月31日,“辽宁省革命造反夺权指挥部”宣布接管辽宁省委、省人委的一切权力。辽宁省的夺权并不成功,各群众组织之间矛盾重重,互不相让。至6月,辽宁省形成了“八三一”、“辽联”、“辽革站”三大派鼎足而立的局面。
7月下旬以来,沈阳武斗成风,许多工厂停工,人民生命财产遭到严重损失。很快又刮起了抢枪风,据后来从辽宁9个市、地和2个铁路局收缴上来的武器统计,有各种枪支20余万支,子弹300多万发,手榴弹48990枚。
8月22日,“辽革站”与“辽联”在东塔机场发生枪战,沈阳空军派出制止武斗的战士被打死、打伤多人,飞机和机场遭到破坏,被迫停运3天。
1968年5月8日,辽宁省革委会成立。
1968年7月4日,辽宁省革委会将鞍山市公安局军管会总结出的“群众专政”经验(即所谓群专、群侦、群审、群判、群管的“五群经验”)转发全省。这一经验推广后,群众专政队私立公堂、私设监房,刑讯逼供,任意践踏人权,打人致死致残,任意定性判刑,更有甚者任意将人处死。
1973年7月,辽宁省兴城县知识青年张铁生在本年大学招生考卷背面写的一封信,经毛远新修改并加编者按发表在《辽宁日报》上。张铁生成了“反潮流”英雄,上了大学、入了党,并担任了铁岭农学院的党委副书记,还当上了全国四届人大常委会委员。
1974年12月,《人民日报》发表了《农大毕业当农民好——辽宁朝阳农学院实行“社来社去”的调查》,编者按说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中教育战线出现的又一个社会主义制度新生事物。所谓“朝农经验”是指办“政治”大学,培养学生“头上长角、身上长刺、敢于同资本主义斗、敢于造走资派的反”,说这是“同17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对着干,唱对台戏”。
1975年1月,辽宁省委在彰武县哈尔套公社召开现场会,推广所谓“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哈尔套经验”,以公社为单位,赶“社会主义大集”,这种“社会主义大集”,是强迫农民的农副产品必须卖给供销社,不准到集市出售,然后再从供销社买回自己需要的商品,取消了政策允许的农村集市贸易,挫伤了农民发展正当家庭副业的积极性,严重地妨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1975年4月,原辽宁省委宣传部干事张志新因批评毛泽东、揭露林彪、为刘少奇喊冤等罪名惨遭杀害。文革后,辽宁省委为其平反并追认为烈士。

河北

河北省在文化大革命前后发生了邢台和唐山的两次强烈地震,共有25万多人丧生。
1966年4月河北省会由天津迁回保定,中共河北省委、省人民委员会机关由天津市迁往保定市办公。
7月,河北省委第一书记林铁即被批判、撤职。11月后,北京、天津及河北各地的红卫兵猛烈冲击省委机关,批判省委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1967年1月23日,在保定的各派红卫兵同各造反派组织发起夺权运动,一天之内,省委、省人委、保定地委、保定专署、保定市委、保定市人委等在省会的三级党政领导机关全部被夺权。夺权后的各造反组织之间展开了激烈的冲突,武斗频发。
河北省军区支持较为稳健的“工筹派”(即“革命红楼派”),而三十八军支持比较激进的“工总派”(即“农大造反团派”)。保定两派各恃有军队的支持,冲突四起,武斗不断,最严重的一次是1967年6月22日至23日发生在河北农业大学,两派近万人大规模混战,虽然三十八军和河北省军区都赶到现场试图制止武斗,但未能奏效,造成7人死亡,近300受伤(其中部队数十人)。1967年12月至1968年1月,陈伯达先后在唐山、保定、石家庄、邯郸发表讲话,公开支持“工筹派”而批评“工总派”,更激化了两派的对立情绪,致使武斗升级。
虽然河北省于1968年1月成立了革委会,但并没有扭转河北省的动乱局面。
1970年12月的华北会议上传达了中央关于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检查“是何原因陈伯达成了北京地区及华北地区的太上皇”,会后,河北省革委会主任李雪峰被调离。
保定帮派林立,武斗成风,成为河北省乃至全国的“老大难”。粉碎“四人帮”后最初的一段时间,保定局势仍然十分严峻。1976年11月9日,中央发出布告,提出解决保定问题的四项措施。部队出动20个团的兵力,封锁了保定的所有交通要道,包围了192个武斗据点,收缴武器,抓捕坏人。河北保定的武斗队与武斗据点到这时才全部拆除,在全国也是独一无二。

河南

1966年8月18日,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紧跟毛泽东,也写出了《我的一张大字报》,带头支持郑州大学少数造反学生。刘建勋此举带动了河南一大批领导干部站出来,坚决支持造反派。从炮轰省市委到夺权,这批老干部都坚定不移地支持造反派,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参加了各级“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在河南省的各级党政领导机构中具有举足轻重的重要作用。
毛泽东发出解放军支左的指示后,河南省军区介入地方的文革运动。军队的态度与刘建勋等老干部不同,他们公开支持郑州工学院少数造反派联合成立的“河南省革命造反派总指挥部”(简称“河南造总”)和重新崛起的保守组织——“十大总部”,公开反对郑大联委、开封“八二四”等造反派组织。在干部问题上把刘建勋、纪登奎定为走资派并上报武汉军区党委。
中央在批判“二月逆流”后指责河南省军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并明确指出应由军区政委何运洪负主要责任。不久,中央决定调王新接替何运洪,任河南省军区第二政委。
1967年7月22日,江青在接见河南群众组织赴京代表团时,对“二七公社”提出的“文攻武卫”口号表示支持。次日,上海《文汇报》发表文章称赞这一口号,导致全国各地武斗升级,形成“全面内战”的形势。
8月12日,河南省革筹小组、省军区召开各军分区及群众组织负责人会议,刘建勋、纪登奎在讲话中要求军分区、人武部、公安局把枪发给造反派,不允许保守派有枪,并提出“枪换肩”(即由保守派换给造反派)的口号。同时还明确提出,当前军分区、人武部由支持保守派转向支持造反派的标志就是:枪发给了造反派。此后,全省各地抢夺军队、人武部、公安局枪支弹药的事件接连发生,群众组织之间的武斗不断升级。
1972年的批林整风运动中,批判了原省委书记、省军区第二政委王新,当时的中央文件把王新定为林彪“死党”。河南批林整风中搞的是“批林批王新”。河南省委向中央的报告中提出,要为那些受到组织处理的“九次冲杀,十次受压”的造反派头头进行“平反补台”,认为他们遭受了“王新路线”的迫害。11月,省委召开批林整风会议,揭发批判王新,提出要彻底肃清林彪及其死党王新在河南的流毒。此后,全省大搞“平反补台”、“突击纳新”和“突击提干”。仅半年时间,全省突击入党18万人,突击提干6.6万人,全省的局势再度陷入混乱。
1974年1月,江青派谢静宜、迟群到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中学调查一学生非正常死亡问题。谢、迟回京向江青汇报后,中央下发5号文件,要求各地深入批判和反击所谓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复辟”、“回潮”。
1975年8月上旬,驻马店、许昌等地区普降罕见特大暴雨,使洪、汝、沙、颖、唐、白河漫溢决口,板桥、石漫滩、田岗、竹沟4个大型水库及大批中小水库垮坝决堤,30个县约1050万人受灾,数万人死亡。此事当时未在媒体披露。

内蒙古

启之先生认为:“与其它省、市、自治区相较,文化大革命在内蒙古的最大特色,就是以‘挖肃’为主的‘革命’所要解决的民族问题,亦即乌兰夫为首的‘反党叛国集团’推行‘民族分裂主义’的问题。”笔者认为此说道出了内蒙古文革的特点。
在“一月革命”中,围绕《内蒙古日报》的夺权发生了两派冲突。当时,内蒙古存在以“工农兵”、“无产者”为代表的保守派和以“呼三司”为代表的造反派。内蒙古军区在报社两派争相夺权中派了一个连去制止武斗,部队支持了报社的保守派,引起“呼三司”的愤怒。“呼三司”数千人包围内蒙古军区静坐示威。静坐围困军区第7天时,发生了军区干部柳青开枪打死学生韩桐的事件。
从1967年2月至4月,为解决内蒙古问题,中央六次接见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内蒙古军区和对立的两大派群众组织代表。4月13日,中央作出《关于处理内蒙古问题的决定》,说内蒙古军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打击了“呼三司”等革命群众组织,支持了保守组织。
中央决定发布后,被宣布为保守组织的“工农兵”、“无产者”的大批群众表示坚决不服,纷纷上街游行,要求中央重新调查内蒙古的情况。内蒙古军区的大批指战员也表示不理解,许多人参加了支持“工农兵”、“无产者”的游行示威活动。内蒙古军区一大批指战员前往北京告状。到北京告状的内蒙古军区的军人们受到中央多次接见。每次接见都出现“顶牛”的现象。周恩来等人三番五次地宣传中央的政策,军人们则顽强地要求中央收回“八条”。会场上每每出现哄闹的混乱场面,甚至出现冲上台“将内蒙军区政治委员吴涛同志毒打致伤”的事件。内蒙古军区军人这样公开对抗中央决定,早于武汉“七二○”事件,而且对抗的是中央已经公布的正式决定(武汉军人对抗的是中央的口头讲话)。
内蒙古的抵抗着实让中央恼火,中央的处理也是极其严厉的。中央6月15日的通报中把内蒙古军区军人们在北京的行为定为“极其严重的政治事件,是违反党纪军纪和国法的犯罪行为”。中央军委决定严肃处理支持保守派的军区领导人,调兵移驻呼市,将不听中央号令的部队调离呼市,并宣布将内蒙古军区降为省级军区。随后北京军区部队开进呼市,一些保守派组织被强行解散。
1967年10月,作家乌兰巴干向滕海清递送了《乌兰夫黑帮包庇大叛徒集团罪行的简要报告》,《报告》中称:“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是蒙修设在内蒙古的大特务组织”。1968年2月以后,滕海清以乌兰巴干编造的材料为依据,领导开展了挖肃“内人党”运动。
各单位、各地区闻风而动,很快就挖出了大批的“新内人党”。与之相伴的,刑讯逼供、致死致残的人数越来越多。内蒙革委会内关于“新内人党”问题也有了意见分歧,革委会副主任高锦明认为:“不能再挖了,再挖就挖塌了!”11月,高锦明被批判为“右倾机会主义”,并被停止了工作。
高锦明遭到批判后,内蒙古地区的挖“内人党”运动开始进入高潮。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机关里的蒙族干部纷纷被抓,几乎无一幸免。
1969年4月,在中共九大期间,毛泽东指出“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内蒙已经扩大化了”。以后在一定程度上纠正扩大化,大批冤假错案开始得到平反。但当时中央的结论只是认为在挖“内人党”工作中犯了扩大化错误,“反乌兰夫、挖‘内人党’、清理阶级队伍,方向还是对的。”因而,内蒙古的广大干部、群众赴京上访,强烈要求彻底批判滕海清的错误。内蒙古自治区革委会呈瘫痪状态。当年12月,中央作出对内蒙古实行全面军管的决定,由北京军区对内蒙古实行分区全面军管。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统一全面领导内蒙古的工作。1970年2、3月间,郑维山宣布内蒙古在平反工作上犯了“一风吹”的扩大化错误,宣布内蒙革委会为落实政策制发的一系列文件停止执行,使内蒙局势又发生逆转,平反和落实政策的工作陷入停顿。
“新内人党”冤案是文化大革命中最大的冤案之一,它造成的后果极为严重,因此案而遭到诬陷和迫害的有346000多人,被迫害致死的就有16222人。这起冤案殃及面极大,从内蒙古自治区的党政第一把手乌兰夫到生产队的党支部书记直到普通农牧民,甚至殃及内蒙古周边的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蒙古族聚居区。
1969年7月,中央“为了便于领导和战备的需要”,决定改变内蒙古自治区的行政区划,将呼伦贝尔盟(突泉县、科尔沁右翼前旗除外)划归黑龙江省;哲里木盟和呼伦贝尔盟突泉县、科尔沁右翼前旗划归吉林省;昭乌达盟划归辽宁省;巴彦淖尔盟的阿拉善左旗和阿拉善右旗的巴彦诺尔、乌力吉、塔木素、阿拉腾敖包、笋布尔等公社划归宁夏回族自治区;巴彦淖尔盟阿拉善右旗其余部分和额济纳旗划归甘肃省。如此大范围的行政区划变动,在全国是绝无仅有的。

山西

山西文革的一大特点是全国最早夺权的省份。山西省的夺权,是在中央支持下,由原山西省副省长刘格平带头进行的。
1967年1月12日,刘格平在其住处召开由23个造反组织头头参加的联席会议。在会议进行期间,造反组织调集人马,抄了省委主要领导人的家。会议成立了“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刘格平宣布山西的文革由“核心小组”领导,“核心小组”是夺权总指挥部的顾问机构。在刘格平、张日清等人的支持下,造反派查封了省市委所有的办公室的文件档案柜,抢收公章,抢占各部委的办公室,夺了省委和太原市委的权。
山西夺权的一个特点是造反派内部的派性斗争从一开始就十分激烈。1月下旬,张日清派出全副武装的解放军官兵进入太原纺织厂,宣布“红联站”(当时山西最大的学生造反派组织)下属的太纺“红卫兵”是“反革命组织”,其夺权是非法的,并逮捕其成员数十人。同时,支持该厂的另一造反组织“红卫队”重新进行了夺权。“红联站”在省广播电台的夺权也被宣布为非法,由“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重新夺权。此后,“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组成“造反夺权工作队”,分赴全省各地(市)、县进行夺权或对已由“红联站”、“山西革命工人造反兵团”夺权的单位进行重新夺权。
山西夺权的另一个特点是劳模参与。1967年1月底,由陈永贵、李顺达、解悦、牛发和等著名劳模发起成立了“山西革命造反派联络总站”,这个组织宣布加入“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
3月12日至19日,“山西革命组织代表会议”召开,产生了山西省革委会。山西革委会的第一把手刘格平和第二把手张日清各支持一派,刘格平支持“红总站”,张日清支持“红联站”,两大派群众组织进行了旷日持久的斗争,频频发生大规模武斗。中央于4月、7月两次在北京召开解决山西问题的会议,未见成效。在解决山西问题的12月会议上,确定由六十九军党委统一领导山西“支左”工作。1968年5月,中央第四次召开解决山西问题的会议,毛泽东接见了会议代表。此后省城的武斗之风有所减缓,但其他一些地区的武斗仍在激烈进行。
从1967年4月到1969年4月,山西省革委会和省核心小组曾陆续作出过一系列关于制止武斗的“通告”、“通令”、“通知”、“规定”等,但由于省革委会和省核心小组中许多负责人本身都深陷派性难以自拔,他们发出的“通告”等,没有也不可能产生多大作用,因而派仗越打越大,武斗不断升级。
1969年7月23日,中央发出专门针对山西的布告(即《七二三布告》)。《七二三布告》对制止山西的武斗、稳定山西的局势发挥了重大作用。随着《七二三布告》的贯彻实施,被派仗、武斗所笼罩的混乱局面得到改变,谢振华接替刘格平主持山西党政军全面工作,山西局势进入相对稳定的时期。
1974年,山西的“批林批孔”运动演变为对省委主要领导人谢振华的批判斗争,这就是围绕晋剧《三上桃峰》开展的批判斗争。山西省委从3月下旬开始,举行了长达3个月的三届七次会议,会议由陈永贵主持,对省委主要领导人谢振华、曹中南进行批判。会议指责谢、曹二人“不批陈、不批林、不批孔,批极左、批个性”的错误。山西原来较为稳定的局面又被打乱了。

山东

1966年8月25日,山东青岛一些高校造反学生与拥护市委的部分干部、工人、市民发生冲突,史称“八二五”事件。中央委托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负责解决青岛工人与学生之间的纠纷问题,但收效甚微。9月7日,毛泽东对青岛市副市长王效禹反映自己对青岛事件态度的电报作出批示:“青岛、长沙、西安等地的情况都是一样的,都是组织工农反学生。这样下去,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似应由中央发一指示,不准各地这样做,然后再写一篇社论,劝工农不要干预学生运动……”“谭启龙和这个副市长的意见,我看是正确的。”
1967年1月22日,王效禹等人率领23个群众造反组织,夺了青岛市委、市人委的权。1月28日王效禹率青岛市赴省夺权代表团22人到达济南,呼吁山东省造反派联合起来夺权。2月3日,由25个造反组织联合成立的“山东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革命委员会”宣布夺取了省委、省人委的大权。
4月中下旬,山东省和济南市的两大派组织严重对立,一派是拥护王效禹的“山工总”、“山红指”等组织,另一派是对王效禹不满的号称“四二二”派的组织。5月7日,在济南省委大院发生了大规模武斗,“四二二”派被打垮,济南市以“四二二”派为主建立的革委会几乎全部被摧毁。
1968年11月,王效禹等人在山东全省全面发动了“反复旧”运动,集中打击迫害了一大批军队和地方干部,造成了严重后果。全省约39%的县市革委会和47%的公社革委会被摧垮、改组,搞变相夺权。
1969年1月,王效禹等人派“工宣队”进驻军队开展“四大”的单位,山东全省社会和经济再度陷入严重混乱和瘫痪、半瘫痪状态。
九大闭幕后,中央将山东省革委会和济南军区在京的27人留下来集中学习,解决山东问题。5月29日至6月2日,山东省委常委会和济南军区召开联席会议。会议传达了中央负责人对山东问题的批示,揭发批判了王效禹发动“反复旧”的错误。6月5日,省革委会、济南军区召开地方、军队干部联席会议解决王效禹问题。此后,王效禹虽然名义上还担任着山东省的一把手,但实际上已经处于被批判的地位,靠边站了。
1972年11月18日至1973年1月8日,中央召集山东省及青岛市党政军主要领导人进京召开批林整风汇报会,解决青岛市和山东省批林整风中出现的问题。汇报会期间,对杨得志、袁升平、张铚秀进行了批判。中央批转会议的请示报告,报告认为“林彪反党集团的黑手伸向了山东”,“省委、济南军区党委的主要负责同志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犯有严重错误”,“省委、军区党委对批林整风的领导也是错误的”。2月11日至3月29日,省委、济南军区党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再次传达中央精神,对杨得志、袁升平进一步揭发批判。
1973年8月,袁升平被撤销职务。9月28日,省委印发《彻底揭发批判袁升平的严重错误的材料》,要求迅速掀起揭发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和袁升平的严重错误的高潮。此后,山东全面开展了批林揭袁运动,株连了一大批军队干部,造成了极大的混乱。
1974年初,在批林批孔和“批林揭袁”运动中,山东的造反派重新拉帮结派,搞“进驻”、“踢开党委闹革命”,各大企业的造反派也纷纷起来要求重新夺权。中央决定在北京召开山东重点企业批林整风汇报会议。4月,中央政治局负责人接见山东省委、省革委会负责人时指出:山东的批林批孔要揭发林彪反党集团在山东的代理人袁升平;批林批孔运动一定要在各级党委领导下进行;对袁升平和杨得志要严格加以区别,把矛头指向杨得志、白如冰同志是错误的;山东清查“五一六”犯了扩大化的错误;决不允许为王效禹翻案;干部群众不要重拉山头,不要成立战斗队,不要搞进驻,不准非法抓人;对于破坏批林批孔运动,煽动反革命经济主义的要坚决予以揭露和打击。

湖北

文革初期,湖北省委用1957年反右斗争的老经验来指导运动。7月3日,王任重在给省委常委的信中提出:“擒贼先擒王,枪打出头鸟。抓住根挖下去,把上上下下的根子都挖出来。”运动初期,因“反抗和破坏文革罪”,武汉全市被捕约400余人,其中中学生159人。
1967年1月26日,湖北省各造反组织在武昌洪山礼堂召开夺权大会,把湖北省党、政领导人张体学等押到会场,宣布夺取湖北省领导权。但造反组织之间有意见分歧,1月27日,“工总”等5个组织宣布“一·二六”夺权无效。
2月8日,“工总”“九一三”等发表《关于武汉地区当前局势的声明》(即《二八声明》),这份声明提出:“全武汉、全湖北要大乱、特乱、乱深、乱透。我们要继续大造反、特造反,一反到底!”于是围绕着拥护还是反对《二八声明》,造反派组织展开大辩论,后来演变为大规模的武斗。
2月18日,武汉军区发表《严正声明》,指出《二八声明》是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精心策划的,是为了制造分裂,挑动群众斗群众,转移斗争大方向;武汉军区坚决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3月17日,武汉军区和公安机关逮捕“工总”头目朱鸿霞、胡厚民、夏邦银和各分部头目数百人。3月21日,武汉军区发表《通告》,宣布解散“工总”及所属组织。军委十条命令后释放了绝大多数的“工总”被捕人员,“工总”组织得以恢复。
5月16日,号称百万且受到武汉军区支持的保守派“百万雄师”成立。武汉的保守势力强大在全国是名列前茅的。6月,武汉两大派多次发生大规模武斗,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武斗死亡人数达到108人,伤2774人。
毛泽东原想到武汉亲自解决湖北省的问题,树立一个就地解决问题的样板,却遭到当地驻军和“百万雄师”的激烈反抗,引发“七二○”事件。“七二○”事件的爆发,是文革以来武汉地区各种矛盾交织、冲突的结果,是文革中出现的规模最大的一次群众性的公开抗议活动。如徐海亮先生所言,“七二○”成为文革进程的一个拐点。
湖北省革委会成立后,混乱局势并未结束,原来的各造反派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日趋激烈。1968年5月后,湖北造反派组织大肆抢夺解放军的枪支弹药。据统计,被抢的枪支达10万支,子弹约1000万发。
1969年4月开始,湖北造反派掀起“反复旧”运动,提出“还我造反派的天下”、“要重新把权夺回来”等口号。5月27日,中央批复湖北省革委会关于解决武汉“反复旧”问题的报告,指出:“所谓‘反复旧’运动,把矛头指向省、市革委会、人民解放军和革命干部,把三代会、首先是工代会置于一切之上。这样做,是不合毛主席关于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和一元化领导的教导的。”之后局势趋于稳定。11月5日,中央举办湖北问题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着重解决“反复旧”和“北、决、扬”(即“北斗星学会”﹑“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站”和《扬子江评论》的简称)问题。湖北省和武汉市造反组织头头等1300多人参加,历时半年多。清查“北决扬”就成了湖北清查“五一六”的重点。

湖南

1966年9月下旬,湖南省委决定对“向党进攻的阶级敌人进行反击”,正式在全省部署抓“黑鬼”。此后,全省各地在学生和一般职工中抓出大批“右派分子”、“三反分子”。省委发动抓“黑鬼”,完全违背中央《十六条》规定的文革斗争“大方向”,一部分带头造反的学生、教师、机关干部和工人纷纷奔赴北京向中央文革小组告状。省委迅速陷入被动境地。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始后,省委不断检讨,各造反组织竞相批斗领导干部,至12月下旬,省委工作基本上陷于瘫痪状态。长沙群众组织分裂为“湘江风雷”和“高司”两大派,并影响到全省。中央文革小组“二四”批示后,“湘江风雷”遭到严厉镇压,全省共抓捕“湘江风雷”、“红旗军”人员一万多人。1967年6月,“湘江风雷”恢复组织,重振旗鼓。中央于1967年8月10日发出《关于湖南问题的若干决定》,认为支持“高司”的湖南省军区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打击‘湘江风雷’革命群众组织,压制‘长沙工联’等革命造反派组织的错误”,决定改组省军区,由四十七军为首解决湖南问题。保守组织迅速土崩瓦解,两大造反组织间开始大打出手。
1967年夏,湖南道县发生的大规模杀人事件是群众专政的一个典型案例。共死亡4000多人。受道县杀人事件的影响,零陵地区其余10个县市也在不同程度上杀了人。全地区(含道县)文革期间非正常死亡9000多人。值得注意的是,在道县和零陵地区其它各县的杀人事件中,当时掌握实际权力的各县抓促领导小组和县武装部的主要干部,对杀人大多采取了纵容态度。
文革中极左思潮泛滥,在湖南有充分的表现,最早指出这一点的是林彪。1967年10月24日,林彪在接见黎原时说:“湖南突出的问题,是极左派的活动。”1967年10月到1968年1月,湖南“省无联”的《我们的纲领》、《“省无联”关于目前湖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若干问题的决定》、杨曦光的《中国向何处去?》等几篇文章相继问世。《中国向何处去?》中的一段话可以视为这种极左思潮的纲领性表述:“引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社会矛盾是新的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个矛盾的发展和尖锐化就决定了社会需要一个较彻底的变动,这就是推翻新的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器,实现社会革命,实现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建立新的社会——‘中华人民公社’,这也就是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根本纲领和终极目的。”
如陈益南先生指出的,“极左派”红卫兵们所写的文章,当时并不为“省无联”的大多数人所知,更不是“省无联”所属组织的行动,而基本上是杨曦光等少数人的个人行为。中央却据此将“省无联”定性为“反革命大杂烩”,从1968年1月起,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长达几个月的对“省无联”的批判斗争。省革筹领导的这场全省范围的斗争,夹杂着极大的派性因素,制造了一批冤假错案。
1968年4月省革委会成立后,一些对革委会权力分配不满的造反派头头又在“反复旧、反右倾”的口号下拉山头,搞武斗。9月,革委会三次全会采取措施,对几个带头闹事的人进行了严厉批判,特别是批判了省革委会副主任叶卫东等的“多中心论”。以后,章伯森、胡勇、叶卫东的副主任也被免去。
湖南在批林整风运动中,大张旗鼓地批判了主持省委日常工作的省委书记、革委会副主任、省军区政委卜占亚,将其定为“林彪反党集团在湖南的代理人”。卜占亚后被调任兰州军区副政委,同时中央调张平化回湘任省委第二书记、省军区政委,实际主持省委工作。

江西

1967年1月26日,“江西省造反派革命委员会”夺了江西省的党政大权。
造反派夺权后的一大举动就是否定八一南昌起义。2月4日,造反派在人民广场举行大会,“造八一建军节的反”,宣布彻底砸烂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2月5日,《江西日报》发表题为《彻底摧毁八一建军节》的社论。
江西的武斗在全国来说是比较厉害的。它的特点是在抢夺解放军的武器弹药方面。据周恩来说,大规模抢枪“是从江西开始的,影响到湖南,又影响到广州”。江西省军区和大多数的军分区、人武部是支持保守派“联络总站”的,他们向保守派提供枪支来与造反派武斗,但他们又不能明目张胆地向保守派发枪,大多数情况下都采取了“明抢暗送”的办法。据统计,文革中江西全省各地共有8.5万支枪、子弹1524万发被抢。
8月10日,中央作出《关于处理江西问题的若干决定》,认为江西省军区支左工作中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决定改组江西省军区,派遣济南军区、广州军区的部队进驻江西各地,任命二十六军政委程世清为江西省军区政治委员,杨栋梁为省军区司令员,成立以程世清为首的江西省革委会筹备小组。
中央旗帜鲜明地支持造反派,但中央的一系列举措并未能平息江西的动乱。8月24日,江西抚州地区发生严重武斗事件,程世清等本着坚决支持左派的原则,派出支左部队前往介入。武斗中先后死亡干部群众65人。
1968年8月,江西省革委会第三次全会决定,在全省开展“三查”(查叛徒、查特务、查现行反革命)运动,大搞阶级斗争,掀起一个新的对敌斗争的高潮。据不完全统计,江西在“三查”和随后进行的“一打三反”运动中,共揪斗了90多万人,制造冤假错案4102起,被错误打成“反革命”的有171000多人,其中被打死、逼死2万多人。
瑞金县实行“民办枪毙”,即将杀人的权力下放,公社、大队即可随便杀人,不需立案、不需审批。瑞金县从9月23日起至10月7日上,共杀了300多人。受瑞金“民办枪毙”风潮的波及,同属赣州地区的兴国、于都两县,也各杀了270余人和500余人。
1969年11月,江西大搞工业“两个突破”(机械工业无切削加工工艺和开发新产品不经过设计阶段),开展所谓汽车、拖拉机大会战。由于决策失误、工作瞎指挥,给江西国民经济造成严重损失。
“九一三事件”后,程世清被撤职隔离审查。
1974年2月13日,中央转发造反派头头涂烈给江青、王洪文、张春桥的信,中央批示认为涂烈“提出的在江西存在的9个问题”,“明确地提出了否定和推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和成果的问题”。批示点名批判了省委书记白栋材。中央要求江西省委印发并讨论涂烈的信。2月21日至6月4日,省委召开扩大会议,由陈昌奉主持,揭发批判了省委主要负责人的“错误”,批判了一大批党政军负责干部。
6月,江西成立南昌民兵指挥部,潘世告、涂烈任总指挥和政委。6月30日,南昌民兵指挥部召开成立大会。在大会期间和会后,万里浪、涂烈两派组织发生严重武斗,致死2人,伤100多人。
7月7日至12月30日,中央召集江西省委部分常委和两派造反组织代表到北京举办学习班,解决江西问题。年底,中央决定调陈昌奉到武汉军区,江渭清任江西省委第一书记。
1975年1月,省委决定解散南昌民兵指挥部。

江苏

1966年6月中旬,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被《人民日报》公开点名批判,称其为“反革命黑帮”。
8月3日,南京发生了江苏省教育厅长吴天石和南京师范学院党委副书记李敬仪夫妇在批斗中遭受武斗被折磨致死的事件。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在参加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将此事向毛泽东汇报并建议要对学生群众讲清楚党的政策,要文斗,不要武斗。后来毛泽东说,十六条里要文斗不要武斗这一条是江渭清同志提出来的。
1967年1月3日晚,在南京江苏饭店发生了造反派“红总”与保守派“赤卫队”之间的大规模武斗,人数占绝对优势的“红总”经过一夜激战占领了江苏饭店。近2000名被俘的赤卫队员在短暂关押后获得释放。其中不少人遭到造反派殴打与羞辱。
南京“一三”事件后,江苏省最大的保守派组织“赤卫队”被压垮,受中央文革小组支持的“红总”等造反组织,指责江苏省委、南京市委策划“赤卫队”挑起武斗,并借此揪斗省市党政领导人,冲击党政机关。
1月24日,南京地区造反派组织负责人300余人在中苏友好馆电影馆开会,“省红总”为首的一派与以“南京八二七”、“南工东方红”为代表的一派未能就夺权方案达成共识。1月26日,“省红总”派组织成立的“夺权指挥部”调动一万多人,冲入江苏省、南京市机关,宣布夺取了江苏省、南京市的党、政大权。“一·二六”夺权得到了江苏省军区和南京军区的支持。参加夺权并掌握大权的以“省红总”为代表的造反派认为“一·二六夺权”好得很。没有参加“一·二六”夺权的“南大八二七”和“南工东方红”等组织认为“一·二六”夺权是抢权,“好个屁”。南京地区的造反派由此分裂成为“好派”和“屁派”。
在两大派争执不下的情况下,3月5日,中央决定对江苏省实行军事管制。
8月1日起,“红总”派在江苏掀起“倒许风潮”。他们在南京街头贴出了《告全省人民书》,指责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阴谋在南京搞兵变。8月3日,许多造反组织冲击南京军区,占领了南京军区政治部大楼。8月4日,“红总”和“八二七”两派组织在南京砖瓦厂发生大规模武斗,造成9人死亡,130多人受伤。在“红总”的进攻威胁下,南京城内的“八二七”撤退至下关地区和大桥工地,南京城成为“红总”的天下。中央于8月15日派出了以刘锦平为首的调查组赴南京等地制止武斗。但是中央的干预并没有遏制事态的发展。8月下旬,中央明确宣布许世友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红总”原定举行的“10万人批斗许世友大会”流产。9月4日,“红总”和“八二七”达成制止武斗协议。至此,“红总”发起的“倒许”风潮及“红总”与“八二七”之间的武斗告一段落。
  文革中的清查“五一六”运动,造成了成千上万的冤假错案,大批干部群众受到诬陷迫害,江苏在这一方面最为突出。自1970年4月起,江苏省掀起了声势浩大规模空前的清查“五一六”运动,1971年形成高潮,历时三年多,打击面之宽,手段之狠,前所未有,酿成了江苏涉及人数最多的一起冤假错案。有13万多人被打成“五一六”分子,其中南京市就有2万多。在清查“五一六”中全省共死亡2000多人。
1976年3、4月间,南京出现了一系列以纪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为内容的事件,南京大学生在驶往外地的列车上刷上了大标语,在全国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是“四五”天安门运动的先声。南京事件后被中央定为“反革命事件”,一些积极分子被逮捕和拘留,还有一些干部和群众被停职检查或隔离审查。

浙江

1966年8月下旬,在“破四旧”风暴中,浙江省委和浙江大学师生及许多干部、职工、农民一起,成功劝阻了一些中学红卫兵打算抄砸灵隐寺的行动,使千年古刹终于完整无损地保存了下来。
经过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一月革命”,到1967年1月底,省级机关和全省各级党政大权已被造反派所夺取。在夺权运动中,浙江形成了“省联总”和“红暴派”两大派群众组织,两派互相夺权,武斗频繁。3月,中央决定对浙江实行军事管制。军管会内部在如何认识和对待两大造反派的问题上存在分歧,一种观点认为要无条件支持“省联总”,另一种观点认为“省联总”、“红暴派”都是造反派,都应支持。认识上的不同导致军管会内部矛盾日益激化。8月,中央决定以二十军、空五军为基础,改组省军管会和省军区。南萍、陈励耘为正副主任。南萍公开表示二十军、空五军坚决支持以“省联总”为代表的造反派。
8月下旬“省联总”以“文攻武卫”开路,在全省各地大规模武力镇压“红暴派”。在攻打萧山武斗中,打死90多人,在富阳县的武斗中打死100多人。
1968年夏季,省革委会为“割资本主义尾巴”,搞“穷过渡”,在全省推广所谓“三献一并一升”(捐献自留地、宅边地、零星果木;合并生产队;核算单位由生产队升为生产大队)的典型经验。全省25%的生产大队实行了大队核算制,约30%的县不同程度地没收了自留地,更多的在并队时强令社员敲锣打鼓“献”出自留地等。
1969年1月,针对浙江省成立革委会后两派斗争尖锐的问题,中央召开关于解决浙江问题的会议,批阮贤榜、李国厚、罗晴涛等人,并在军区系统层层揪斗所谓“阮、李、罗”的代理人。
1969年底,省革委会决定在浙江省开展“夺煤大会战”,历时3年,虽然全省煤产量暂时上升到169万吨,但付出巨大代价,且严重破坏生态平衡。1970年又提出开展钢铁大会战,到1971年,全省建起高炉51座,电炉58座,这些突击建成的高炉、电炉,或因质量问题无法使用,矿石、焦炭、电力缺乏和技术不行等原因停产,造成人力、财力、物力的大量浪费。
“九一三”事件后,中央先逮捕了陈励耘,后又撤销了南萍的职务,调谭启龙、铁瑛到浙江主持工作。
1973年9月,张永生、翁森鹤等造反派在王洪文的支持下,在浙江煽动“反潮流”,把矛头指向省委主要领导人。1974年1月,江青写信给驻浙某部防化连并派迟群、谢静宜专程到浙江送信、送材料。从年初开始,杭州、温州、金华等地连续爆发多起武斗事件。
3月,浙江省委决定成立批林批孔小组,谭启龙任组长。但实际上这个小组一成立,谭启龙就被架空了,浙江“批林批孔”运动的领导权被张永生、翁森鹤等人篡夺。此后,各市、地、县,各部门纷纷建立了以造反派为主体,凌驾党委之上的批林批孔小组。
在江青、王洪文的支持下,浙江在不到3个月的时间内“双突”(突击入党、突击提干)1万余人,在此期间,全省发展党员40590名,其中“双突”人数达38005人。上至省委常委,下至厂矿、街道,都有为数不少的“双突”人员执掌大权。他们还在王洪文授意下,搜罗一大批“反潮流战士”,列席各级党委常委会议,使各级党委根本无法开展工作。
1975年7月,中央16号文件转发《关于正确处理突击发展的党员和提拔的干部的请示报告》后,浙江全省逐步形成批判派性、纠正“双突”、整顿组织、恢复发展生产的高潮。浙江省委工作会议批判了张永生、翁森鹤、贺贤春等人的错误,并决定对翁森鹤实行隔离审查,将张永生、贺贤春等人分别下放农村劳动改造。到“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以后,张永生等人又活跃起来,企图推翻中央16号文件,为“双突”和一些造反派翻案,但被当时的中央领导人所制止。

安徽

1966年8月27日,安徽合肥工业大学学生贴出《炮轰安徽省委司令部——造李葆华的反》的大字报,由此发生了造反学生与拥护省委的群众冲突的“八二七”事件。随后成立的合肥工业大学“八二七”革命造反队等造反组织与拥护省委的“红总”等组织相互对立,矛盾和斗争愈演愈烈。
1967年1月,安徽“八二七”等造反派在北京“三司”和安徽省军区的支持下准备夺省委的权,要求军队支持。21日,安徽省军区向中央、中央军委呈报《关于可否派出部队警卫群众组织召开的批斗省委第一书记李葆华大会的请示报告》,毛泽东当日批示:“应派军队支持左派广大群众”。26日,“八二七”、工联会等宣布夺权。
“一·二六”夺权后,由于对夺权的意见分歧,合肥地区造反派组织分裂成为互相对立的两大派,一派认为“一·二六”夺权好得很,一派认为好个屁,后来人们将两大派分别称为“好派”(“G派”)和“屁派”(“P派”)。两派矛盾愈演愈烈,以致酿成武斗。3月27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对“一·二六”夺权不予承认和肯定,决定立即对安徽省实行军事管制。
1967年夏天,安徽武斗严重,混乱局势难以控制。毛泽东决定调原驻江苏北部的十二军去安徽。所有驻皖部队的“三支两军”由十二军统管,省军区独立1师、2师划归十二军指挥。为了便于统一指挥,中央任命十二军军长李德生为安徽省军管会主任兼安徽省军区司令员,十二军政委张文碧任安徽省军区政委。
8月8日晚,安徽两派在合肥市爆发武斗,十二军派出几十名机关干部,带领3个连队赶到武斗现场,举着《毛主席语录》,插到两派武装火线中间,组成人墙,用高音喇叭宣传政策。干部战士冒着遭受殴打和枪弹袭击的危险,劝阻参加武斗的人员,收起武器,停止斗殴和开枪,终于将一场大武斗平息。这场武斗制止后,十二军党委再次要求已进驻安徽各地的部队,采取一切手段,不惜流血牺牲,坚决迅速制止各地武斗。
淮南一些武斗组织,不但在当地搞打、砸、抢,还开着火车出去搞武斗,部队劝阻、说服无效之后,军领导命令部队组织成连的人员“卧轨”,终于将其制止。屯溪一带的武斗组织,开着汽车外出武斗,部队战士又以“卧路”的办法将这些汽车挡回。
经过采取果断措施,安徽各地的武斗逐步被制止,形势有了好转。此后,部队占领各城市的制高点,在交通要道派驻小分队,并派出巡逻队日夜巡逻,严禁武斗活动,维护社会秩序。
毛泽东看到新华社《国内动态》登载的十二军在安徽制止武斗、收缴武器的情况后,将这一经验批转全国。
安徽武斗问题得以暂时解决,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央在安徽两派问题上采取了“一碗水端平”的政策,没有将两派分为造反派和保守派,而是称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
1968年6月,发生了大规模冲击军队、抢夺武器的“芜湖事件”。李德生和十二军党委依靠宣传“七三布告”,大造舆论,成功平息了事件。

福建

1966年8月29日,发生了数千名学生冲击省委的事件,从此揭开了福建造反派和保守派斗争的序幕。工人赤卫队和一部分学生提出要“保卫省委”,发生了工人赤卫队和东海前线红卫兵强行架走省委第一书记叶飞进行保护的事件。
1967年1月8日,十个造反派组织联名发出《告全省人民书》,号召群众起来造省委的反。1月16日,叶飞被造反派拉上卡车,在福州市区游街示众。1月19日,省委及福州市委领导又被造反派挟持到福州市郊进行揪斗。周恩来知道后,立即叫福州军区送叶飞到北京予以保护。
1月26日、29日,连续发生造反派冲击福州军区的事件。此后福州军区借军委“八条命令”之威,在造反派中抓了一批“反革命”。1月31日,福州军区发布《福建前线部队公告》,警告造反派说:“为着维护最高统帅命令的尊严,对军队内部极少数违抗中央军委命令的违法分子,实行了纪律处理。外部如有借此进行造谣诬蔑,或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继续冲击军事机关,丑化中国人民解放军者,我们一定按照最高统帅命令,坚决采取必要的措施。”2月6日,中央军委转发了福建前线部队公告。据福建省军管会事后统计,“全省各地军队、人武部和军管部门出面逮捕和拘留两千多人,取缔和解散了80多个大小组织。对军内四大单位和军区机关中少数人违反军委八条命令问题的处理,逮捕8人,拘留65人,解散了几个组织。”《解放军报》为福州军区的行动于2月18日发表社论《彻底粉碎反革命逆流》,称福州军区此举为“又一次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的胜利”。2月19日,《人民日报》转载了这篇社论。
1月26日冲击军区事件发生后,福州地区的造反派以反对或支持冲击军区的态度逐步分化为“革造会”和“八二九”两大派,全省各地、市、县的群众组织也都分裂为两大派。
为解决福州军区和造反派的矛盾,中央召集造反派代表进京参加福建问题座谈会。3月31日,周恩来接见福建赴京全体代表,指出1月26日冲击军区是错误的,但对犯错误的人不要揪住不放,凡与1月26日冲击福州军区和2月7日冲击福建日报社有牵连被打成“右派”而被捕的,一律平反、释放。
福州军区原拟于3月中旬成立革命委员会,但因其对“革造会”派造反组织采取完全排斥的态度被中央否定。4月30日,中央发出《关于福建问题的意见》,提出:“鉴于当前福建成立革命三结合的权力机构还不成熟,中央宣布,在那里先实行军管。”
1967年12月5日至1968年8月15日,中央在京举办有1300多人参加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福建班,最后各派群众组织达成了收缴武器、停止武斗和大联合的协议,成立了省革委会。
1972年12月20日,福建省莆田县小学教师李庆霖给毛泽东写信,反映他儿子李良模上山下乡中屡遭苦难的状况。1973年4月25日,毛泽东亲笔给他回信,并给他寄了300元人民币。李庆霖“告御状”促使中央高度重视和全面调整知青政策,使全国两千万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包括回乡知识青年)的命运发生很大的改变。
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后,福建省军区有人公布了省军区政委倪南山和副司令员周子韬1971年写过揭发张春桥煽动造反派夺解放军枪的材料,省军区召开“对敌斗争大会”,会上当场逮捕倪、周二人。接替韩先楚任福州军区司令员的皮定均知道后,极力为倪、周二人辩护,为他们开脱责任。3月6日,中央、军委复电福州军区党委、福建省委(即中央9号文件),对福州军区党委、福建省委提出严厉批评,要求彻底揭开福州地区“批林批孔”斗争的盖子,并要求福建省委、福州军区党委、省革委会和省军区党委共同召开联席会议(简称“四联会”),对前段“批林批孔”中的错误作出检查。“四联会”开始不久,王洪文代表中央给皮定均打电话,提出要集中揭发批判韩先楚,把韩先楚的盖子揭开。此后,福建开始“万炮齐轰韩先楚”,省委决定在《福建日报》上对韩先楚进行不点名的批判。

广东

文革初期,广东文革是在陶铸的直接和间接领导下进行的。
1967年1月22日,广东造反派的联合组织广东省革命联合委员会(简称“省革联”)向赵紫阳宣布:“从现在起,我们造反派夺了你们省委走资派的权!”当时的广东省委主要领导人研究决定,一边请示中央,一边向造反派交印。造反派向赵紫阳等省委领导人交代:夺权后书记处仍要在造反派的监督下继续工作。当晚,省委召开书记处扩大会议,承认犯了方向路线上错误,要求各级党委在群众夺权时只能接受不能抗拒、抵触。
2月27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认为广东省委主要负责人向造反派“让权”是错误的,广东局势,不宜久拖,建议立即对广东实行军管,准备筹建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毛泽东批示:同意这样做。
广东省的夺权是仓促进行的,造反派的联合极不充分,夺权后不久即产生了分歧:“省革联”说夺权好得很;而反对派则把这次夺权说成是假夺权,是赵紫阳的“假让权,真反扑”。2月19日,广州5万多反对“省革联”的造反派召开“大联合、大夺权誓师大会”,强烈声讨“省革联”的“假夺权”,扬言要把“省革联”夺去的权重新夺回来。2月21日,广州军区联合办公室宣布“省革联”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代表”,不承认它的合法性。2月22日,广东40多个群众组织成立“广东省革命造反联合指挥部”(简称“省联总筹备会”)。至此,广东出现互相对立的、跨行业的两大派群众组织。2月28日,广州军区对《广州日报》实行军事管制,“省革联”的主要舆论阵地丧失,夺权与反夺权之争,最终以“省革联”的垮台而告终。
从1967年4月至1968年2月,全省各地的武斗冲突接连不断。
4月22日,中山医学院“东风派”与“红旗派”发生冲突,校外两派组织都派出队伍前往增援,冲突双方人数最多时达万余人。进入7月后,武斗形势更加恶化,先后在广州糖厂、中山纪念堂、华南工学院、中南林学院、市总工会、钢铁厂、第22中学等地发生了有数千至万人卷入的大规模武斗流血事件。江青关于“文攻武卫”的讲话以后,广东省各地的两派组织都以自卫的名义,频频冲击军事机关,砸抢战备仓库,抢夺解放军的枪支弹药及车辆、通讯器材等。
广东的两大派组织中,“东风派”人数占优势,但一直被认为是“偏于保守”的群众组织,“红旗派”认为大联合不是“大凑合”,不愿意与之联合,要联合也不能平起平坐,必须“与我为核心”。后在形势逼迫下,1967年11月,广东两派代表在北京签订了《关于“拥军爱民”,“制止武斗”,“抓革命、促生产”,“开展革命大批判、实现革命大联合”的协议书》。1968年2月,广东革委会成立。
在贯彻中央“七三”、“七二四”布告期间,全省发生一些严重的乱打乱杀事件。仅阳春一县,从8月18日起,不到半个月,就杀了1700多人。其中全水公社竟是“成批杀人”,“从8月15日至25日杀人高峰期”,共打死663人。
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广东的归侨、侨属和有海外关系的人,受害面最大。广东省革委会为了处理有海外关系的人,专门制订了一个《处理有港澳海外关系干部的六条意见》,广大归侨、侨属和有港、澳、台关系的人绝大部分不同程度地受到歧视或迫害,许多干部被迫表态“斩断海外关系”。

广西

广西文革中最早的造反派出现在桂林。1966年8月7日,广西师范学院反对工作组的十几个学生在与对立面群众的冲突中受伤,成为轰动一时的桂林“八七”事件。与全国许多地区不同的是,师院反对工作组的学生和教师一开始就是多数,他们的行动得到各地的支持和声援,很快形成桂林的多数派,后来称为桂林“老多”。开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后,桂林“老多”把斗争的矛头集中指向韦国清。1967年1月,桂林“老多”的学生奔赴南宁,与南宁的造反派一道给韦国清戴高帽批斗、游街,事后并把韦国清等自治区领导人押送到桂林,连续三天召开几万人的批斗大会,会后把韦国清等人戴上高帽在市区游街。
1月23日,广西“工总”、“红总”、南宁“八三一”、广西“八一八红卫兵总部”、首都“三司”驻邕联络站等造反组织进驻自治区党委,夺了各部委的权。
3月13日,周恩来打电话给韦国清,指示:广西地处援越抗美前线,要实行全面军管,要韦国清站出来任军管会主任。当时有的群众组织提出要韦检查后再定,而有些群众组织则同意无条件支持韦国清站出来。4月19日,区党委书记伍晋南、贺希明、霍泛三人发表声明,支持前者,反对无条件支持韦国清站出来搞“三结合”。于是,围绕着“支韦”还是“反韦”问题,形成了“联指”派和“四二二”派。两派形成后,从军队到地方,从自治区领导机关到各个基层单位,都形成了两大对立阵营。
中央对广西两大派的态度前后有很大的变化。从1967年6月1日开始,周恩来及中央文革小组五次接见广西两派赴京代表,听取双方代表的意见。此前,中央文革小组一直是支持广西“四二二”的,周恩来在讲话中也多次对广西“联指”调动农民进城搞武斗进行批评。8月24日,周恩来在回答两派提问时说“四二二”是造反派,“联指”是群众组织,态度明显偏向“四二二”一边。11月18日,中央发出《关于广西问题的决定》,这时候,中央的态度有所改变,不再明显偏向于“四二二”一边。《决定》将两派都同样称为“革命群众组织”,要求两派团结起来,实现大联合。1968年以后,广西“四二二”与自治区革筹和广西军区的矛盾越来越尖锐,中央也逐渐改变了对广西两派的看法。1月下旬,原广西驻军同情“四二二”的支左部队被下令调出广西。广西军区对“四二二”的态度也更加强硬。2月29日,广西军区命令部队派武装人员去柳江县包围里高墟的“造反大军”,收回武器,并抓捕了60多人。此后,广西军区频频动用部队武装来解决广西派性斗争的问题,而且往往是在向中央请示报告并得到批准的情况下这样做的。
5月,广西革筹和广西军区向中央报告,在广西破获了所谓“蒋匪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案。此后,在全自治区掀起了声讨“反共救国团”的高潮。在追查“反团”的旗号下,公开地、集中地对“四二二”进行镇压,造成了一大批冤假错案。
1968年夏,广西派性斗争激烈,武斗不止,中央为解决广西问题,发布了“七三”布告,并以此为契机,在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地进行宣传,要求各地制止武斗、推动大联合、三结合。但广西问题十分复杂,中央的决策过于草率,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
7月31日至8月5日,广西革筹、广西军区调动部队和广西“联指”武装人员开始围歼“四二二”展览馆和解放路的据点。据不完全统计,围攻解放路和展览馆的战斗共造成1470人死亡,其中绝大多数为“四二二”据点中的人。被抓获的“四二二”俘虏9845人,其中有7012名俘虏交各县领回,其中的2324人被打死。
8月10日,河池军分区奉广西军区之命,“用解决南宁解放路的办法”解决凤山“七二九”的问题。调附近各县“联指”武装人员,会同六九一一部队、凤山县人武部中队共4000多人,对逃散的“七二九”人员进行包围,抓捕了10000多人,仅这一次围剿,全县打死1000多人。
更为严重的是,以后又在广西各地“刮十二级台风”,向各种所谓“阶级敌人”发动猛烈进攻,造成了数以万计的死亡悲剧。7月下旬,广西各地进一步掀起了所谓对敌执行“群众专政”的高潮,从城镇到农村,成批乱杀人。据《当代中国的广西》一书中披露的数字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在武斗中被打死的达3000多人,另外在此前后被迫害和滥杀的达8万多人。”
在广西文革中发生了数百起丧失人性、愚昧无知的人吃人的惨剧。发生吃人肉、挖人肝等野蛮事件的涉及十几个县。仅在武宣县就有75人的心、肝和肌肉先后被野蛮吃掉。1983年在广西开展处理文化大革命遗留问题工作(简称“处遗”)和1984年整党工作中,对在文化大革命中犯有各种严重罪行和错误的干部群众进行了处理,对在文革中参与吃人肉的人也进行了处理。

云南

1966年8月23日,昆明工学院的少数学生串连昆明冶金工校、昆明师范学院、昆明医学院、昆明农林学院的学生约一千人,抬着“炮轰西南局”、“炮轰省委、火烧市委”的大标语牌上街游行示威,分九批先后进入省委机关大院。9月14日,云南大学造反派组织“毛泽东主义炮兵团”成立。当天下午,“炮兵团”冲击云南日报社,要求批判已发表的三篇社论。12月23日,更为激进的昆明工学院造反派组织“昆明八二三战斗兵团”成立,他们的口号是“打倒阎红彦,建设新云南”。
12月,昆明地区100多个组织联合组成“大联委”,但其内部矛盾冲突不断,1967年1月22日,以云南大学“炮兵团”为主的62个组织从“大联委”中分裂出来,另成立“新云南革命造反派大联合联络站”(简称“新云南”)。此后经过不断分化组合,正式形成云南省的两大派群众组织,一派以云南大学“毛泽东主义炮兵团”为代表,简称“炮派”,一派以昆明工学院“八二三战斗兵团”为代表,简称“八派”。当夺权风暴刮到云南时,两大派便各自为政,争相夺权。
1月26日,昆明“新云南”所属造反派组织兵分两路,一部分到省人委宣布夺了省人委及其所属厅局的权,一部分到省委和昆明市委机关宣布夺了省、市委的权。当晚8时,昆明“大联委”又召开10万人的“大夺权誓师大会”,会后游行示威到省委机关,再次宣布夺了省委的权。在夺权活动中,双方发生对峙局面,最后省委的印章被“大联委”派抢走。夺权之后,两大派发生了激烈的大辩论。夺权之风很快遍及全省各地。3月,中央决定对云南省实行军事管制。
军管会在对待云南两大派问题上未能“一碗水端平”,军管会主要负责人明显倾向“八派”,因而在多数情况下,“八派”采取攻势,而“炮派”采取守势。但军管会内部意见也不统一,也有倾向“炮派”的人,所以两大派的矛盾和斗争长期持续,且日益激烈。
1968年1月,康生将赵健民打成“叛徒”,制造了“赵健民特务案”,这个冤案使云南大批干部、群众遭到诬陷、迫害,14000余人被迫害致死。因赵健民被说成是“炮派”的“黑后台”,所以“炮派”也长期遭到打压。
1月14日,山东来云南支援边疆建设的工役制工程第八团在下关卷入两派武斗,当地驻军党委从派性出发,给工八团扣上“滇西挺进纵队”的帽子,强加一些莫须有的“罪行”,上报昆明军区党委。1月27日,工八团途经一平浪矿区时,被部队围歼于干海资煤矿,打死工八团成员184人及当地炮派群众和煤矿职工、家属59人,酿成一大惨案。
2月,中央为解决云南问题,在北京举办了近两千人参加为期半年的学习班。8月13日,云南省革委会正式成立,谭甫仁任革委会主任。革委会成立后,云南开展了“划线站队”(实际上是依靠“八派”,压制“炮派”,所谓“划线”,就是以其是“八派”还是“炮派”划线,这是最典型的支一派打一派)、“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全省上下大查大揪“滇挺”分子和“执行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使大批干部、群众受到诬陷和迫害。
1969年12月,云南省革委会召开10万军民参加的“围海造田誓师大会”,号召“向滇池进军,向滇池要粮”,历时8个月,造田7500亩,使滇池水面缩减3.5万亩。
1970年1月5日凌晨,云南通海等县发生7.8级强烈地震,死亡15000余人。此重大灾害当时国内媒体均未报道。
12月17日,谭甫仁在其住处被枪杀。后由周兴接任省委书记。
1975年7月,发生了武装镇压回族群众的沙甸事件,造成总共1600余人死亡的严重后果。
1975年整顿时,中央批准云南省委的报告(即省委26号文件),开始纠正“划线站队”的错误,落实党的各项政策。但在当时无论是对错误的纠正和政策的落实都不可能彻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开始以后又出现很大的反复,一些被批判和下放的帮派骨干疯狂反扑,大肆活动,揪斗各级党政领导干部。
接替病逝的周兴任省委第一书记的贾启允,屈服于帮派的压力,在《我的揭发、批判和初步检查》中,把邓小平对他来云南工作时所作的谈话,进行上纲批判,承认自己到云南执行了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云南全省刮起大反复的邪风,使贯彻省委26号文件初步取得的成果被全盘否定。

贵州

贵州在文革前的“四清”运动中被认为是“烂掉了”的省份,而它的省会贵阳市党政领导则被认为是“反革命两面政权”,1964年10月,中央改组贵州省委,原省委第一书记兼省长周林降为省委书记处书记,省长一职也被免去。原省委书记处书记一人、候补书记一人及四个省委常委被停职反省。省、地、州、市、县层层都搞了“夺权斗争”。
1966年6月6日,贵阳一些学生到贵州日报社贴大字报,要求“彻底揭开省委阶级斗争的盖子”,贵州省委将其定为“六六反革命事件”,决定进行追查、处理和反击。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后,贵州省委陷入被动,不断检查所犯“方向路线”错误。11月2日,省委第一书记贾启允被迫在大会上承认“六六”事件是“革命事件”。
贵州的夺权,是通过贵州省军区副政委李再含进行的。李再含时为贵州省委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他从1966年9月至1967年1月背着省委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直接向中央发出18份电报,向中央报告贵州的情况。1967年1月21日,毛泽东批示将“李再含、军区司令员、省委个别革命干部及若干群众革命造反派的可靠领袖”召至北京,面授机宜。李再含如约到京,在中央文革小组处得到了关于夺权的具体指示。1月25日,“省造反总指挥部”夺了贵州省和贵阳市的权。2月13日,以李再含为首的省革委会成立。
4月11日,部分反对派学生冲击“省红代会”,被称为“四一一”派。之后,“四一一”派由学校逐步发展到社会,在全省范围内形成为与当地革委会相对立的群众组织。6月8日,贵阳地区“四一一”战斗兵团成立。此后全省各地两派对立,武斗不断。
李再含对“四一一”派采取分化、瓦解、镇压、踏平的办法,但一直未能使“四一一”派屈服。1969年7月29日,发生了动用部队和专业武斗队开枪镇压“四一一”的大规模流血事件。
8月23日至9月下旬,中央将贵州省党、政、军负责人及部分造反派头头集中到北京开会,解决贵州问题。周恩来等在《关于解决贵州问题的请示报告》中说,由于李再含等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派性,对中央指示采取两面派态度,拒不执行,使贵州形势越来越严重,全省出现了较大的反复。由于李再含指导思想上的错误,使省军区领导人之间长期以来分成两派,41师和独立师,军分区、人武部内严重对立,各支一派,这是贵州问题长期未能解决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央(1969)71号文件指出,李再含“在夺权以后,大权在手,头脑膨胀,逐步陷入了资产阶级派性,搞两面派,闹‘独立王国’,对抗中央,镇压群众,背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中央决定:调蓝亦农主持贵州工作。11月,省革委会召开县以上干部会议,揭发批判李再含等人的严重错误。
“九一三”事件后,蓝亦农被撤职审查,中央调鲁瑞林到贵州主持工作。

四川

1966年8月15日,重庆部分造反派学生在重庆师专集会,要求市委回答他们的问题,市委派来的书记处书记被纠缠多时不能脱身,成为重庆造反派第一次围攻市委领导的群体事件。
8月26日,省委在锦江礼堂召开驻川大工作组检讨大会,首都赴蓉红卫兵及川大学生冲击大会造反,随后千余人在省委大门口静坐绝食。他们提出“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市委”等口号。
10月1日,成都地区的造反派组织联合组成“红卫兵成都部队”(简称“红成”)。10月16日,由“红成”发起召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西南局文化革命小组组长刘植岩被迫承认“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市委”是“革命口号”。此后,四川各地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热潮。
11月13日,“红成”主持在成都召开“揭发批判西南局、省市委贯彻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李井泉、廖志高在会上作检查。大会进行中,“红成川大支队”(即川大“八二六战斗团”的核心)和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赴蓉人员等以大会“右了”为由冲击大会造反,致使大会中断。此后不久,“红成川大支队”从“红成”中分裂出来,川大“八二六战斗团”(简称“八二六”)在成都学生中独树一帜,成都地区的造反派开始分裂成“红成”和“八二六”两大派。全国各地造反派的分裂大多发生在夺权前后,四川造反派的分裂则早了一个多月。
1967年1月24至26日,由以重庆大学“八一五”为首的40多个群众组织代表组成的“重庆市无产阶级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筹备会”夺取了重庆市委、市人委和市级党政机关的一切权力。2月8日,造反组织联合发表公告称:重庆市临时最高权力机构——重庆市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简称“革联会”)成立,负责行使重庆市的党、政、财、文大权。重庆警备司令部政治部副主任刘润泉任“革联会”主任。由于造反派在权力分配中意见分歧,后逐渐分化为拥护“革联会”的“八一五”派和反对“革联会”的“反到底”派。
1月29日,“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街道工业分团”到成都市公安局“查抄黑材料”。次日,成都军区派出部队协助公安部门,以反革命罪逮捕街道工业分团头头等13人,将其游街示众后关进监狱。2月11日,成都军区逮捕军内造反派50余人。当天,“工人造反兵团”和“八二六”在成都市举行“声援成都军区造反派”的示威游行,并开始围困成都军区。18日凌晨,成都军区广播了叶剑英17日批发的《中央军委给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川大八二六战斗兵团同志们的信》(后称《二一七信件》),信中肯定了军区派出部队捕捉抢劫成都市公安局的几名首犯,对严重违反中央军委命令的少数军内人员采取措施是完全正确的,要求“造反兵团”和“八二六”不要围堵、冲击军区,同时警告造反组织头头,如果继续煽动群众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军队,冲击军区机关,由此而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必须由他们全部负责。《二一七信件》广播后对造反派的抓捕即开始,四川全省展开了镇压造反派的“二月镇反”。此后,在四川全省取缔造反组织1100多个。在镇反中,四川全省共抓捕造反派头头及骨干分子近10万人,其中成都地区抓了33000余人。四川是全国抓人最多的。
在全国来说,四川武斗开始得早,规模也大。
1967年5月6日,成都一三二厂(制造飞机的国防工厂)保守派“产业军”与造反派发生冲突,在造反派围攻时,“产业军”动用民兵枪支,以“护厂”为名向造反派开枪,打死48人,打伤127人。“五六”事件的枪声成为了全国造反派重新崛起的信号。事发第二天,中央即发出《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决定撤销李井泉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成都军区第一政委的职务,斥责成都军区把文化大革命运动变成了“镇反”运动,宣布为川大“八二六”、“工人造反兵团”等平反。调原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任成都军区第一政委,并以他为首组织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负责四川省的事宜。
因对“一月夺权”、“二月镇反”等问题的意见分歧,四川造反派两大派矛盾难以调和,很快爆发了武斗并不断升级。造成此严重局面有两个重要因素:一是造反派在“文攻武卫”的口号下大肆抢夺解放军的武器装备和物资;二是成都军区按毛泽东“武装左派”指示并请示中央得到批准后,向泸州、永川、涪陵、万县等地造反派正式发了枪。
四川武斗又属重庆最为厉害。从文革前就开始的“三线建设”,以抗战时期内迁重庆的军工厂为基础,已将重庆建成常规兵器基地,分别承担从枪支弹药到高射炮、高射机枪、水陆两用坦克等的生产任务,当时主要援助越南。在8月武斗最惨烈的杨家坪地区,就有国营建设机床厂、国营空气压缩机厂等数家兵工厂。武斗开始后,两派都打开了自己所控制的国防工厂成品库,大量武器散失民间。
据史料记载,曾任四川省革筹组办事组组长的郭一民在一次揭发、批判刘结挺、张西挺的发言中说:“8月份重庆武斗升级,达到最高峰,一个月内打了1万多发炮弹。”据统计,文革期间全国被抢夺的各种炮弹总计390642发,收回炮弹294259发,也就是说文革中全国共消耗了96383发炮弹。而重庆一地即占全国总数的10分之一以上。
在四川引起意见对立争论不休的刘结挺、张西挺夫妇,文革前因违法乱纪被撤销职务、开除党籍。1967年4月在毛泽东的亲自过问下被平反任命为省革筹小组领导成员,以后又双双当上了省革委会副主任。刘、张利用派性挑动武斗,造成严重后果。在他们工作过的宜宾地区,1967年7月、9月和1968年3月,发生了由当地革筹组、军分区组织的“武装支泸”事件,调集宜宾各县“八二六”派武装人员到泸州镇压站在“红成”、“八一五”派一边的群众组织。据《中国共产党四川历史大事记》记载:三次“武装支泸”,致使1500多人被打死。
1969年11月5日至12月24日,中央在京召开解决四川问题的会议。四川省革委会、成都军区向中央提出的报告说:四川革命和生产落后的原因在省革委领导。省革委成立后没有正确对待群众,长期陷入派性,个别领导人错误地以拥护或反对自己为标准划分“革”与“保”,划分“红十条派”“反红十条派”,致使武斗不息,错误地发动了全省性的“反复旧运动”,省革委个别领导人头脑膨胀,居功骄傲,争权夺位,大搞“以我为核心”,突出个人,独断专行。中央领导人指出:刘、张是个人野心家,要发动群众揭发批判。此后,刘、张实际上已被撤销职务。一直对刘、张不满的梁兴初,掌握了四川的实权。
从1971年开始,四川省在开展“批清”(批判极左思潮,清查“五一六”)运动中,增加了一项“清查‘三老会’”(一个以老红军、老干部、老地下党员为主的莫须有的“反动组织”),成为独具四川特色的“一批双清”运动。经过清查,省第二次党代会宣布,刘结挺、张西挺是“五一六”在四川的头子,是“三老会”的后台。实际上,在“批清”运动中被整的人绝大多数是冤假错案。批林整风开始后,由于梁兴初、陈仁麒、谢家祥被错误地认定为“上了林彪的贼船”,于是各地又纷纷“纠正‘批清’错误”,为大约10万人进行了平反。
1975年10月5日,中央决定调赵紫阳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革委会主任、成都军区第一政委。赵紫阳在艰难的条件下开始解决四川农业长期落后的问题。

新疆

1966年9月3日,陆续串联到新疆的部分首都红卫兵,组织上千名学生冲击自治区党委机关,并宣布绝食静坐。同时发通电、散传单,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号召起来造自治区党委的反,这就是震惊全疆的“九三事件”。此后,一批又一批各级领导干部被拉出来批斗、游街。
1967年1月19日,新疆“红二司”等群众组织在乌鲁木齐市人民广场召开“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誓师大会”,并发出《紧急呼吁》、《紧急通告》,呼吁新疆造反派组织实现大联合,向走资派夺权。1月25日,“红二司”等造反组织宣布夺了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委、乌鲁木齐市委、市人委的权,向全国、全疆发表了《夺权声明》,成立了“自治区夺权指挥部”。随后,自治区各单位,各地、州(市)、县也先后被夺权。自治区各级领导机关完全陷于瘫痪,全疆处于无政府的混乱状态之中。
1月26日,在新疆石河子市发生了大规模流血事件。1月19日,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主要领导人丁盛、裴周玉所支持的一派夺取了兵团机关各部门的领导权,继而,从兵团到各师、团场、连队层层夺权。26日凌晨3点到下午3点,兵团独立团和农八师武装处调集的6个武装值班连队,先后在石河子八一毛纺厂、工四团木工厂、农八师师部等地,与前来夺权的另一派群众发生冲突,冲突中共打死27人,打伤78人。对此事件兵团、军区、新华社记者和中央文革小组的观点大相径庭。以裴周玉为主任的兵团临时文化革命委员会给中央的电报说:“一·二六事件是武光、张仲翰等勾结坚持反动立场的国民党旧军官、旧军人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一手策划的反夺权、夺军权的反革命事件。”这是部队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镇压了歹徒。中央文革小组在1月31日的《文化革命动向》上刊登了《新华社记者评述石河子反革命事件》,认为是一起镇压革命群众的严重的反革命事件。毛泽东出于边境安全的考虑,在此事上没有支持中央文革小组的意见,而是支持了军区的意见。后来将此事定为“反革命事件”,并逮捕所谓“一·二六”犯罪分子46人。
2月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布了《关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二条)。规定“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军事管制下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地方上任何革命群众组织和个人对兵团的文化大革命不许干预和串连”;除大中学校、医疗单位、文艺团体和科研部门外,“其余所有单位一概不搞夺权斗争”;“所有武装部队,只进行正面教育,不搞‘四大’,以利战备”。
1968年9月新疆革委会成立。11月开始对王恩茂的所谓“两个主义,一个王国”(山头主义、宗派主义、独立王国)的大批判运动,给王恩茂扣上“新疆独立王国的总头目”、“刘少奇黑司令部在新疆的头号代理人”等帽子。随后,又在各级领导干部中揪王恩茂“独立王国的第二套班子”,挖“贺龙的社会基础”,使一大批领导干部遭到诬陷和打击。
1972年1月,中央在北京召开新疆工作会议,着重解决自治区党政主要负责人龙书金所犯的严重错误。3月25日至5月14日,自治区党委和新疆军区党委两个党委扩大会议,深入揭发批判了龙书金的严重错误。7月,中央在对新疆自治区党委、新疆军区党委报告的批示中指出:龙书金上了林彪的贼船,陷得很深,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决定调整新疆的领导班子,由赛福鼎代理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革委会主任、新疆军区党委第一书记和政委。按照中央的部署,新的自治区领导班子结合新疆实际,初步落实了党的干部政策、民族宗教政策以及农村政策,制止派性回潮,使长期混乱的局面渐趋稳定,各方面工作得以恢复。

宁夏

1966年9月20日至30日,宁夏自治区党委部署“迁赶”工作。被“迁赶”的对象主要是“五类分子”、一大批因历史问题和错误处理过的人及他们的家属和子女。被“迁赶”的人员,除少数回原籍外,绝大多数被安置在固原、海原、隆德、泾源、盐池、同心、陶乐等县。文革之初,将“五类分子”等驱逐出城市是许多地区都曾实行过的政策,但将此事正式写入省一级的党史大事记的只有宁夏、天津(天津使用的词汇是“疏散”)等少数几家。
1967年1月27日,由宁夏地区22个造反组织组成的“宁夏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简称“联委会”)在宁夏军区的支持下,夺了自治区的党政财文大权。2月11日,宁夏军区发表声明,认为“联委会”是“假左派”,宣布“一·二七”夺权为非法,并对公、检、法机关、宁夏日报社、宁夏人民广播电台等单位实行军管。此后,宁夏地区相继出现了“银川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筹备处”(简称“筹备处”)、“宁夏无产阶级革命派总指挥部”(“联委会”改名,简称“总指挥部”)、“宁夏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宁总司”)、“宁夏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第三司令部”(简称“宁三司”)。四派群众组织的成立,使宁夏地区的矛盾更加尖锐复杂,各派群众组织的斗争日趋激烈。
8月12日,中央认为宁夏军区在支左中犯了“严重方向路线性的错误”,决定派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康健民率二十一军的六十二师进驻宁夏,接管宁夏军区,负责“三支两军”工作。
当时中央旗帜鲜明地支持“总指挥部”,将“筹备处”宣布为保守派。8月16日,在宁夏军区给一些“筹备处”组织发放了部分枪支的情况下,康生指示进驻宁夏的六十二师要坚决支持造反派,“必要时可发枪自卫”。8月20日,青铜峡的“筹备处”数千人员包围并猛烈进攻“总指挥部”的据点青山机械厂,并包围了途经该地的野战部队。部队向兰州军区汇报,说驻青铜峡部队已被围困,青铜峡水库大坝可能被炸。8月26日,在中央接见宁夏军区及驻军赴京同志的会上,康生称“筹备处”“性质变了,武装镇压”。27日,兰州军区电告中央,要“发枪武装左派”,“发现进攻,即组织左派坚决还击”。28日凌晨,康生代表中央同意了兰州军区的意见。青铜峡地区的部队就开枪镇压了“筹备处”,当场打死101人,伤残133人,这就是震动全国的青铜峡事件,当时将事件定性为反革命叛乱,也就是说,开枪打死大批群众是镇压反革命叛乱。事后,康生在接见宁夏军区和群众组织代表时说:“青铜峡的问题是经过毛主席、林副主席批准的。”
12月9日,在支左部队的领导下,“宁三司”、“宁总司”、“总指挥部”、“筹备处”(造反派)四派群众组织代表在北京签署《关于停止互相攻击、收缴武器、制止武斗的协议》、《关于实现宁夏革命大联合的协议》。12月27日,中央发出关于宁夏问题的决定,决定成立康健民为首的宁夏革委会筹备小组。1968年4月10日,宁夏革委会成立。

青海

青海省文革初期两大派群众组织是“八一八红卫战斗队”(简称“八一八”)与“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简称“捍卫队”),他们围绕着《青海日报》1966年6月3日的社论《大进攻、大反击、大革命》,展开了空前规模的街头大辩论。“八一八”派认为号召群众起来造走资派的反好得很,“捍卫队”派认为社论鼓动牛鬼蛇神向党进攻是大毒草。与此相关联的是对省委领导的看法。省委书记杨植霖了解当时的中央精神,较早转变了对“六三社论”的看法,表示支持“八一八”,而省长王昭则坚持运动初期的认识,对“六三社论”持不同看法。所以,“八一八”保杨揪王,“捍卫队”保王揪杨。
1967年1月12日,青海“八一八”等组织夺了《青海日报》的权。1月29日,“八一八”派的40个组织宣布夺了青海省委、省人委的党政大权。1月30日,《青海日报》对此作了报道,并发表了夺权大会给毛泽东的致敬电和告全省人民书。随后,又相继发表了“青海革命造反派总司令部”通告第一号、第二号以及《告全省农民书》等。但从2月3日起,形势就起了变化。当天,西宁驻军动用250多台战备车辆,进行“支持革命派,镇压反革命”的武装游行,公安机关同时将从“八一八”组织中逮捕的几名“反革命”游街示众。
青海省军区内,支持“八一八”的军区司令员刘贤权被支持“捍卫队”的副司令员赵永夫夺了权,失去自由,处于被批斗的地位。
2月23日,“八一八”被宣布为“反革命组织”加以取缔,坚持在青海日报社的“八一八”成员遭到武装镇压,死伤惨重(169人死亡,178人受伤),酿成重大流血事件。被抓捕的“八一八”派群众达13000多人。
一个月后,中央发出《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宣布“八一八”是革命群众组织,将赵永夫隔离收审,张晓川、王昭隔离反省,“八一八”绝处逢生,重新崛起。
青海“二·二三”事件在文革史上有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它反映了大多数军队干部对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以及群众造反行动的不理解以至抵制情绪的爆发,另一方面,它也是1967年春发生的“二月镇反”中最典型的案例。

甘肃

文革之初,甘肃省委将兰州大学校长江隆基定为“黑帮”,江隆基含冤自杀。兰州大学历史系学生李贵子成为省委支持的著名“左派”,他对反对工作组、为江隆基鸣不平的师生进行残酷打击迫害。后来,李贵子又将打击对象扩展到社会上,多次冲击铁路中学,引起铁路职工的不满和反抗,在社会上造成严重的群众对立局面,引起公愤。甘肃省委无法应付混乱的局面,于是将责任推给裴孟飞、马继孔,经中央批准将他们撤职。失去后台的李贵子也很快垮台。
11月10日,中央批准省委第一书记汪锋停职反省。省内很快开展对“甘肃省委以汪锋为首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声讨和批判。
1967年2月5日,甘肃省造反派联合组成的“甘肃红色革命造反派联合指挥部”(简称“红联”)夺了甘肃省委、省人委的权。兰州军区、甘肃省军区都支持“红联”和“二五”夺权。夺权后,各群众组织之间争权夺利,矛盾逐渐激化。5月初,原“红联”内的一些组织退出“红联”,组成“甘肃红色造反派联合第三司令部”(简称“红三司”)。在对待甘肃各群众组织和准备结合的干部问题上,甘肃省军区与兰州军区发生了分歧。甘肃省军区支持原“红联”,反对“红三司”,支持原甘肃省委书记王世泰,反对原甘肃省委代理第一书记胡继宗,而兰州军区支持“红三司”,支持胡继宗,反对王世泰。
5月12日,中央发出《关于甘肃问题的几点意见》,提出“鉴于当前甘肃省成立‘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还不成熟,中央决定对甘当实行军事管制”。5月14日,毛泽东提出可不实行军管。7月29日,中央批发《关于甘肃问题座谈纪要》。其中提出:“鉴于‘红三司’成立和胡继宗等同志已站出来,兰州文化大革命的形势越来越好。大家认为甘肃省可不实行军事管制,成立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建议由冼恒汉同志任组长,徐国珍、张忠、胡继宗同志任副组长。”1968年1月,甘肃省革委会成立。
1968年12月,《人民日报》转载《甘肃日报》的报道,介绍了甘肃会宁县城镇居民到农村安家落户的情况。在编者按语中引述了毛泽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农村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的指示。随后,下乡运动迅速在全省兴起,并很快影响全国。
1969年3月,《红旗》杂志发表甘肃省和兰州市革委会联合调查组的长篇调查报告《厂办校,两挂钩》。介绍了兰州第五中学自工宣队进校后,改为兰州铸造厂厂办中学,变全日制普通中学为半工半读学校。该校师生每周学习两天,另外4天半天学习半天劳动,并把原来的17门课合并为5门课。此后,全省城镇中小学普遍照此“经验”,实行“厂校合一”,工厂办校或定厂办校。
1975年5月,省委第一书记冼恒汉提出“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办法办农业”的观点。“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后,“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办法办农业”被当作主要经验在甘肃省农村普遍推广。社员自留地、家庭副业、农村集市贸易统统被当作“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加以批判,并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在作物种植上采取强制手段,大搞瞎指挥、一刀切,使农业生产受到严重损害。

陕西

1966年6月6日,西安交大学生写大字报批评工作组和省委,被省委定为“反革命事件”。学生李世英被戴高帽子游街后自杀,经抢救脱险,后来毛泽东称其为“学生领袖”。
12月,西安地区的造反派组织开始分为东西两大派:东派以西安交大的造反组织为首,包括以后成立的“工总司”、“文总司”、“财总司”、“机关总司”、“农总司”、“中革会”等。西派以西工大、西军电的造反组织为首,包括以后成立的“工联”、“农总会”、“机关总指”、“红卫兵司令部”、“农民造反总部”、“文总指”、“财总指”等。
1967年1月23日,西安地区大中院校“文化革命统一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夺权问题。此后,西北局、省委、省人委、西安市委、市人委、各区县、各学校、机关、企事业单位都相继被夺权。全省所有党政工群组织被迫停止工作。
2月23日,西安军分区党委暂行西安市委、市人委的职能。3月3日,经兰州军区批准,由陕西省军区、兰州军区空军、二十一军、总后西安办事处共同组成“西安地区驻军支援左派统一指挥部”(简称支左指挥部,后改称陕西省军区、驻陕部队支左委员会),对西安铁路局、陕西省广播事业管理局、广播电台、西安广播电台、陕西日报社、西安晚报社、东方红广播站实行军事管制。4月12日,西安驻军支左指挥部决定,由二十一军派出57名干部和一个连队,分别进驻省、市委办公厅、工交政治部及省、市各工业局等21个部门“抓革命,促生产”,并决定分别建立陕西省、西安市工业领导小组。不久又成立了“陕西省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这些组织措施在维持社会、生产和工作秩序方面起了一些积极的作用。
1968年5月1日刚刚成立了革委会的陕西省出现了专业的武斗队,连续制造了一系列严重的事件。陕西抢夺解放军武器装备的现象极其严重,被抢各类枪支万件以上,子弹数百万发。中央“七三”布告后,武斗仍很猖獗。7月19日,西安数千群众攻打白家口地区,动用了航空机关枪、土坦克等武器,打死21人。7月31日,汉中两派武斗,打死21人。此外,在全省一些地区,还不断发生武装攻打革命委员会、杀害革委会成员的事件。
7月24日,根据毛泽东的批示,中央再次发出《布告》(即“七二四”布告)。“七三”、“七二四”两个布告的相继发表,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巨大的威慑作用,使国内紧张局势得到明显缓解。但在一些地区把群众组织的一些错误行动定为反革命事件,从而造成严重后果。
8月6日,西安警备区发布限期收缴武器的通令,严令各造反派组织要迅速主动上缴武器,违期不交者,将以对抗“七三”、“七二四”布告、私藏武器论处,这一通令发出后,各造反派组织纷纷上缴武器、解散武斗组织。8月8日至8月12日,西安地区“工联”、“工总司”、“工交捍卫军”、“工总革联”“陕红联”等工人造反组织分别撤消。截止9月中旬,陕西省共收缴武器7万余件、收缴各种子弹近400万发和一大批手榴弹、炮弹、炸药和雷管。至9月底,陕西省各地的武斗陆续停止,武斗据点、工事、关卡被拆除,绝大多数地区的大宗武器基本收缴完毕,动乱局面得到控制。

西藏

由于西藏相对封闭的自然环境,高寒缺氧的气象条件,以及民族和宗教工作的特殊性,与内地相比,西藏文革比内地滞后很多,动荡的时间较短。
文革初期,自治区党委根据西藏特点提出和制定了一些特殊的政策,客观上对减少文革对西藏的破坏起到了一定的作用。1966年8月,西藏区党委第一书记张国华就提出,“要保护有价值的文物,保护‘四寺一宫’(即拉萨的三大寺色拉寺、甘丹寺、哲蚌寺和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布达拉宫)和大昭寺前的甥舅会盟碑,保护反帝爱国的上层人士,不准提反对宗教的口号”等意见。9月17日,《自治区党委关于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的通知》明确规定:“不办社的地方,暂时不搞文化大革命,集中力量抓好农牧业生产。”“内地来西藏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串联活动的革命师生,他们如果要回家,应适当安排,并向他们讲清楚,不要到县以下各级机关和社队去串联。”10月12日,区党委发出的《关于农村文革中一些政策问题的通知》规定:“对无现行破坏活动的农奴主、代理人不要再动,要尊重宗教信仰等。”11月19日,区党委发出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县以下文革的规定的补充通知》,确定:“西藏县以下农村、牧区一律不搞文革运动,也不号召破四旧、立四新。”10月26日,区党委发出《关于目前边境工作中几个问题的决定》,提出在边境地区一般不进行文革运动。
文革初期,拉萨的部分藏汉群众和红卫兵在首都进藏红卫兵组织等的支持下,成立了“拉萨革命造反总部”(简称“造总”),夺权开始以后,与“造总”观点对立的群众和红卫兵,成立了“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造反总指挥部”(简称“大联指”)。文革中,西藏的派性斗争,主要是在这两大派之间进行的。军队介入地方文革后,由于部队也有两种观点在支左工作中反映出来,于是在造反派与部队之间也发生了许多纠纷和冲突。
1967年2月5日,拉萨市的两大派群众组织同时宣布夺权,并发生冲突。自治区党委工作陷入瘫痪。2月9日,北京红卫兵和“造总”成员冲进西藏军区,要揪斗张国华,并要求军区支持他们搞的“二五”夺权。2月10日,中央军委决定:西藏军区领导机关和军区生产部的文化大革命暂时停止下来,转入正常的战备工作。西藏所有军垦农场要集中精力搞正面教育,一律不搞“四大”。
2月12日,中央军委复电西藏军区指出,张国华是站在毛主席路线一边的。尽管他在工作上有缺点和错误,但基本上是个好同志。此后,军区把揭发批判张国华的“专打土皇帝委员会”定为“反动组织”予以取缔,宣布军事接管被“造总”夺权的西藏日报社、西藏人民广播电台和拉萨有线广播站。
4月,军委十条命令出来以后,西藏重新陷入动乱局面,派性斗争恶性发展。后来,围绕着是否应该给“造总”平反,如何实现大联合、三结合等问题,两派之间争斗不断。
5月11日,中央决定:组成以张国华为首的军事管制委员会。军管会宣布对西藏各项工作实行统一领导。
9月,周恩来等人在北京召见西藏军区及自治区党委的负责人,确定西藏两大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要求两大派通过大批判实现大联合,立即停止武斗,迅速恢复交通运输,搞好军民关系和民族关系。
1968年9月5日,西藏自治区革委会成立。
1969年3月以后,陆续发生多起恶性事件。
3月9日,丁青县一些人成立所谓“怒澜两江卫教神军总指挥部”,武装袭击当地机关和驻军,抢劫各种枪支300余支、国营牧场牛羊900余头(只)、国库粮食50余万斤,毒打残害干部、群众20余人。
以后,5月在昌都地区边坝县,6月在拉萨地区尼木县,7月在日喀则地区南木林、谢通门等县及那曲地区比如县陆续发生类似的事件。
9月25日,中央对西藏革委会关于一些地区发生反革命暴乱的报告作出批示,指出“西藏一些地区的一小撮阶级敌人,利用民族情绪,宗教迷信,煽动胁迫群众抢劫国家和群众财物,破坏交通,已完全属于反革命性质”,必须“采取断然措施,决不能让其蔓延”。据此,西藏军区下达了平息暴乱的命令。
西藏的一大特点是在文革期间完成了其他地区早已完成的“社会主义改造”。1964年经中央批准,西藏开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试点工作,1965年8月,开始在全区试办人民公社初级社。文革期间,初级社陆续推向全自治区并开始试办人民公社。1970年,西藏根据中央指示,在全自治区范围内建立人民公社,到1975年,基本完成了人民公社化。1975年开始对全自治区城镇私营商业、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主要内容是,在拉萨、日喀则等几个城镇补划成分,组织手工业生产合作社。至1976年,这项任务基本完成,其利弊得失,有待历史评说。


页首
 用户资料 发送Email  
 
 文章标题 : Re: 《昨 天》第一四八期
帖子发表于 : 周三 4月 01, 2020 8:15 pm 
离线
Site Admin

注册: 周六 2月 28, 2009 5:46 pm
帖子: 2630
【书海泛舟】

文革中的造反派是什么人?
——以杨道远回忆录《奉献》为例证剖析
(《中华学人文革论文集》选读)

徐友渔

《昨天》编者按:本篇原载《中华学人文革论文集》卷四《政治与群众》(美国·华忆出版社2019年11月初版),本刊这次发表时略有修订。

随着中国社会矛盾的日益尖锐和社会不公正的加剧,文革这个话题越来越经常被人们提起,而说到文革,积极投身于运动的主体——造反派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话题。对造反派的评价与对于文革的评价密切相关,正如对文革的评价有尖锐对立的不同立场,对造反派的评价也是大不相同。
有一种现象有趣、复杂,值得指出和研究。文革结束后,在运动中被打倒或受到冲击的当权者肆无忌惮地报复造反派,说他们是仇视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人,利用文革的混乱从事破坏和颠覆活动,以刑事犯罪的名目对他们处以重刑;另一方面,一些具有自由民主价值取向的学者和文革研究者把造反派说成是对专制极权制度最早有觉悟和认识,并在文革中反抗这种制度、追求民主的先知先觉者。
这两种看法都没有得到造反派本身的认同,几乎所有的造反派都强调,他们当年起来造反,完全是响应毛主席、党中央的号召,为了革命政权、红色江山稳固长存。其中极少数人在几十年之后认同了宪政民主的价值,但他们从来没有说那是当年造反时的政治立场,而是坦承那是经历文革惨痛教训之后深入批判和反思的结果。
最近若干年,不少前文革活跃人士——特别是当年的造反派领袖——通过自费印刷或者在海外发行的方式出版了一系列回忆录和反思文革的著述,为我们了解和研究文革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解读和剖析这些著作,可以得到许多关于文革是什么、造反派是什么的线索。本文正是力图通过解读和剖析杨道远(湖北省著名的学生造反派领袖,曾任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的《奉献》一书,来勾画和说明文革中的造反派,解释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为什么要造反,在文革中拥护什么,反对什么,对自己的遭遇和下场怎么看,从文革中得到什么教训,悟出了什么道理。
用杨道远一个人及他的一本书为例证来说明有关文革的普遍性道理,似乎在逻辑上不能成立。这里的关键是,杨道远这个人非常具有代表性。第一,与他情况类似的例子可以举出许多个;第二,他作为湖北地区学生造反派的重要头目,说明了他的身份、形象、所作所为得到了广大造反派的认可,他们所具有的共同性是一望而知的。

造反派的家庭出身和政治面貌

《奉献》一书的作者杨道远家庭出身贫农,从小对共产党充满感情,将其视为大救星。在上初小刚学会写大字的时候,就给家里写了一副对联,上联是:共产党带来好光景,下联是:毛主席教人不受穷;横批是:当家作主。他在读大学期间当班主席和团支部书记,还因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而给同学作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报告。
杨道远的妻子孙卫旗,与他同为造反派首领,其家庭出身和本人政治面貌的红色,丝毫不逊于杨。孙卫旗出身于贫农家庭,青少年时期一直任少先队和共青团干部,入大学后一直任团支部书记,196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学院每次运动都是积极分子”,文革运动兴起,为了表示保卫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决心,毅然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卫旗”。
我们知道,有论者用家庭出身和本人政治面貌不好来说明人们造反的原因。比如周伦佐认为,造反派的先锋和主体都是非“红五类”家庭出身子女 , 杨小凯则断言:“文革中积极造反的人都是市民中对共产党不满的人。”
杨道远绝非反例或孤例。黑龙江省的造反派领袖范正美,文革时是政治教育系学生,大学二年级当系学生会主席,系团总支宣传委员;内蒙古造反派首领高树华,初中三年级入团,大学二年级入党,入党后一直兼做学生政治思想工作,定时给他们上团课、党课,本人被评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
我曾指出:“全国著名的造反派学生领袖,如北京的所谓‘五大领袖’,陕西的李世英,河南的党言川,江苏的曾邦元、文风来,四川的江海云、武陵江,吉林的姚美玲,湖南的叶卫东,浙江的张永生,广东的武传斌,个个都是所谓的‘好’出身,其中大多数文革前就是团干部或三好学生,他们造反显然是出于相信毛泽东‘防修反修’的理论。另一部分造反派首领或积极分子是各地著名的劳动模范,如山西的陈永贵、李顺达,沈阳的李素文、尉凤英,陕西的姚连蔚,云南的徐学惠等等,他们是出于热爱毛泽东,响应毛泽东号召而造反的。其他造反派积极分子,如上海的王洪文、王秀珍,浙江的翁森鹤,湖南的唐忠富,四川的邓兴国等人,不论从他们的家庭出身,文革前的政治面貌和表现,以及文革中的所作所为看,都不能说他们是抱着反共的目的而造反。”
1966年9月13日,以杨道远为首的武汉测绘学院造反派红卫兵组织成立了,“受血统论影响,尤其怕抓辫子,第一批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全是‘红五类’子弟。”《奉献》一书提供了一份材料“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组织条例(草案)”,这是杨道远本人领导的一大派造反者的组织发展条例,其中:“第二条:组织发展原则是,以红五类子弟为主体,坚决执行党的阶级路线:1. 有成分论,2. 不唯成分论,3. 重在表现(重在思想政治表现)。” 据此,我们可以看到,“造反派以家庭出身不好者为主”的说法是不确实的,虽然我们同时承认,造反派的组织原则比起保守派来说在家庭出身或本人政治面貌方面的要求要宽松许多,为一些出身不好的人参加组织提供了机会。

造反派与党和体制

华林山说:“保守派捍卫中共制度的现存社会秩序,造反派则试图破坏这个社会秩序。” 但读者从杨道远的书中可以看到,造反派对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对他们所缔造和维护的社会制度,是支持的,他们的拥护是自觉的,他们的政治信念是虔诚的。
杨道远和它的战友在本校成立造反组织时,“把组织名称定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决定于1966年9月13号正式成立组织。为什么定在9月13号呢?因为1958年9月13号毛主席来武汉视察,有纪念意义。” 在商量成立武汉地区一大派学生造反组织时,他们最初拟名为“造反司令部”,经过讨论,改为“革命造反司令部” ,这一变动意味深长,虽然毛泽东已经说过“造反有理”,但这一批政治觉悟很高的学生,还是认为有必要强调自己的造反是“革命造反”,而绝不愿留下丝毫可能产生其他联想或误解的余地。
武汉测绘学院的造反派队伍发展很快,“为保证这支队伍的正确方向,在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总部成立了党的领导小组,其成员有杨道远……七人。”而在此之前,“武测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总部成员有五位学生党员,他们是杨道远……,形成了很强的领导班子。” 造反派在自己组织的领导圈子中设立党组,这种做法恐怕极其少见,但造反派首领身为党员积极分子的情况却极为普遍,这些人的政治觉悟之高,党性之强,不会比杨道远这里描述的差多少。
政治觉悟和党性不仅表现在造反派党员身上,也表现在党组织和当权派那里。杨道远说,他们在学校成立造反派组织时,“负责人是院文革副主任,我们要求成立组织,向他宣传周总理指示:红卫兵你可以组织他也可以组织,只要执行《十六条》我们都支持。这话他也可能听说过,因此没费多大劲他就同意了我们成立组织,并给了办公室,给印制了旗帜、袖章,供给运动必须物品(主要是写大字报的东西)。”
同样,成立地区大派造反组织也得到了官方的支持,“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从酝酿、筹备到成立,都向湖北省‘文革办’报告了,并取得了‘省文革办’的认可,由省里出面要武测给解决办公室及办公设施桌椅等,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设在武测。省里拨经费给司令部购置旗帜、袖章、印刷材料,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成立大会召开时,省委派员参加。”“湖北省委派省委秘书长张华、省委书记处书记许道琦两人出席。在主席台上,张华代表湖北省委把印有‘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特大号旗帜交到我手中。许道琦代表省委在会上讲话,对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的成立表示支持和祝贺。”
人们一般以为,而且文化大革命中的一般规律也确实是当权派支持保守派压制造反派,如果不细读上下文,我们很可能以为这里描述的是一个保守派组织的成立。而事实上,这里说的是造反派,就在省委干部出席并致贺词的成立大会上,造反派头头杨道远在讲话中就大声疾呼号召造反:“我们已经组织起来了,我们要战斗!要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我们最坚决地站在毛主席这一边,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死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我们准备坐牢,准备掉脑袋!” 事实上,当权派确实是大力支持保守派,千方百计压制造反派,对此,《奉献》一书有细致、深入的说明,那怎么理解上面描述的情况呢?
我想说的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参与其中的所有各派力量,不论是造反派还是保守派,他们都是在一种现存的政治格局中,在遵守一系列既定规则(即中国共产党的家法)的前提条件下行动的,他们的自主性远远不像后来人们想象的那么强。
湖北省的当权派何尝不知道,他们支持和祝贺造反派组织的成立,无异于养虎成患,不知道有多少想造反又不敢造反或心存犹豫的人,因为省委的态度而投入造反派大军。但那些省委领导人有什么办法呢?毛主席的指示、党中央的决定就摆在那里,他们最多搞点阳奉阴违,大面上该怎么做还得怎么做。对于造反派情况也如此,造反首先是毛主席、党中央的号召而非个人的决断与选择,就像鲁迅描写的阿Q所处的时代是“咸与维新”的时代一样,毛泽东时代的1966年是“咸与造反”的时代,阿Q与赵太爷是对立的,但他们都知道现在“革命了”,“造反了”,他们都要赶同一个浪潮。

造反派为何要造反?

杨道远叙述自己起来造反的故事,和我们听过的其他故事几乎一模一样。
长期的阶级斗争教育使杨道远和其他青年一样,相信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党政权是中国人民幸福的根本所系,还相信,有阶级敌人妄图动摇和推翻这个政权,将中国拖回到暗无天日的苦难之中。1966年5月,杨道远和他的同学正在外地实习,他们完全无心于业务,坚决要求停止实习,集中搞文化革命。在文革动员和忆苦思甜会上,杨道远回忆了自己幼年的贫苦生活,并说:“可是,吴晗、邓拓、廖沫沙攻击社会主义新中国,想开历史倒车,还要我们回到旧社会,重吃二遍苦,重受二茬罪,我们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我们要保卫社会主义江山世世代代永不变质,永不褪色!” 这种教育和政治灌输效力之大、影响之深远,一般人是很难估量的。如果说,当时杨道远不清楚吴晗、邓拓、廖沫沙是否有罪错,是否是政治运动的牺牲品可以理解和谅解,那么令人深思的是,读完全书我们也看不到他在文革之后有反思和新的认识,而他对于自己和其他数以百万计的人蒙冤受屈是有痛切感受的。
如果说阶级斗争的教义是当时青年学生思想和行为中永不消退的底色,那么他们造反的直接原因是在“运动重点是打击什么人”这个问题上与党组织发生了冲突。从1964年冬季起至1965年,杨道远这批人参加了四清运动,他们对于运动的指导思想“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烂熟于心,当党委部署运动要揭发批判的对象包括炊事员、作业员等一般群众时,杨道远不干了,他贴出大字报批评党委,“我一直把矛头对着领导层,因为我记得很清楚,《二十三条》说,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到当权派中去找,难道能到炊事员、作业员中去找吗?”杨的态度引起党组织的围剿,“抓反革命的大字报铺天盖地。点我们实习队的名,说我们实习队里有反革命,说我们攻击党委,要搞垮党委……”
杨道远头上压着“反革命”帽子从实习地回到学校,系党委马上找他谈话,要他把矛头对准他所在的学生党支部,揭发批判其他几个支部委员的问题。他知道,这些人“有很好的个人经历,有实际经验,有组织活动能力,在学校里都比较活跃,对于系领导、政治辅导员的话不那么迷信,工作中表现出很强的独立性,领导就觉得他们不听话,运动来了就想整整他们,发动群众揭发他们,称三个支委是‘三家村’。” 他去找工作组反映自己的看法,直言靠整群众不可能搞好文化革命运动,但招来的却是孤立、排斥和打击。
杨道远终于带头成立了造反派红卫兵队伍,他把自己走上造反之路称为“逼上梁山”,这表现了一种无奈,但说的倒很准确。没有什么人一开始就存心要与党组织对立和决裂,多数人一直生长在体制内,是组织容不下他们那一点点独立思考而把他们推了出去——其实说独立思考真是过甚其辞,他们只不过不像别人那样俯首帖耳,唯唯诺诺,习惯听命于顶头上司而已。
当然,政治运动中不把矛头对准群众,没有动辄就拿弱势群体开刀的习惯,是一种难得的优点,也是造反派突出的特点。当周伦佐在《“文革”造反派真相》中大谈“造反运动的直接正义性”时,他的断言是有经验事实为支撑的。文革之后,关于走资派、造反派、保守派的价值判断有很大的改变,甚至颠倒,但那些在运动中整人的人,特别是整一般群众的人,揭发批判和告密的人,还是不能把当年“听党组织的话、保卫党”干的事情拿到台面上来说。另外一种值得注意和议论的现象是,尽管“造反派”一词在官方的语汇中已经带极度的贬义,但多数前造反派对于自己在文革中的身份并不刻意回避,而造反派首领撰写回忆录的更是数不胜数。在电视和其他视频节目中亮相的也是前造反派,虽然有挨整的经历,但谈起往事却毫无羞愧,相反,要在采访节目或其他视频作品中发现前保守派或血统论红卫兵的身影却是难上加难,偶有一两例,人们看到的居然只是他们的背部!为什么这一类人不敢面对镜头从而面对自己的同胞,面对世界,而那些被贬抑甚至被判刑的人却能够坦然地甚至自豪地讲述自己的过去?这是令人深思的。

造反派对文革的认识和评价

从《奉献》一书可以看出,杨道远对于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至今都是拥护和怀念的,他的最大遗憾是文革没有成功。对于文革,他完全重复当年的一套,什么“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第三个里程碑”,曾经投身于中共革命的党政官员“从民主派变成走资派”等等。近半个世纪中国社会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社会思想发生的根本性变化,对杨道远没有产生影响,或者这么说更正确:一切巨大变化都没有促使他重新思考,一切变化只是证明了文化大革命正确,证明毛主席他老人家的英明预见。
杨道远代表了一个极端,不过,造反派中也有人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
蒯大富是文革中大学生造反派的另一种代表,他欢迎市场经济的到来,承认文革和毛泽东的某些错误,但对其基本上持肯定态度。
四川的造反派学生头领蔡文彬,其文革经历和地位与杨道远相当(也曾任省革委会副主任),他可能是与杨对立的另一个极端,他全面否定文革,否定毛泽东,毫不留恋文革的“大民主”之类的东西,肯定自由民主等普世价值,并声言把争取宪政民主作为自己余生的奋斗目标。
应该指出,对于造反派中的多数而言,发生了一个从狂热地拥护毛泽东、拥护文革,经过怀疑、反思到程度不同地反感和反对毛泽东和文革的转变,而且这个转变不是发生在文革结束官方否定文革之后,而是发生在文革之中,最初的怀疑(以种种“想不通”的形式出现)可以追溯到早至1966年底,高潮是1971年的林彪事件发生之后,而形成强大的潮流并在社会上得到明确表达,是在1976年清明节前的天安门事件中。

这时,各阶层的不同利益要求已经不约而同地交合在一起,共同形成了与毛及其极端派渐渐远离而与刘、周、邓政治倾向日益亲近的大趋向。人们实现自身利益的现实取向会随着具体处境的改变而发生变化。造反派中的大多数人眼见1969年革委会建立后的社会状况甚至不如自己所反对的“文革”前,早已对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失去信任,转而倾向于邓小平恢复秩序和发展生产的路线。这和法国大革命后期广大民众因对动乱和杀戮产生厌恶而不惜欢迎拿破仑以武力和帝制恢复秩序的心理几乎一样。毛自然想不到,自己再次寄以厚望的造反派,绝大多数已经成为首都和全国各地“悼周拥邓批毛”浩浩人潮中的排头浪,正高呼着“打倒封建法西斯专制”的口号,将矛头转向自己。
看不到人心转变大势的,不只是毛泽东为首的极端派,还有原造反派中的少数人。

杨道远属于少数没有看到人心转变大势的人,对他而言也许情有可原。从上世纪60年代末起,他一直生活在受审查、受批斗,被隔离、被关押的状态,感受到的只是武汉党政军官员的报复打击。在商品大潮中他一度尝试下海但遭到失败,不像蒯大富、蔡文彬和其他一些前造反派头目,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利用自己的能力和人脉关系,或者发了财,或者至少能维持体面的物质生活,深感在政治上的整治不能逃脱时市场经济毕竟还算是给了一条生路。
杨道远和其他原造反派积极分子坚持自己的文革信念,还有更为深刻、复杂的原因。
上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是否定文革的高峰期,那时,否定和批判文革是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正确”思潮,为文革说话的人销声匿迹。遇罗克的遭遇、张志新的惨剧都见诸官方报刊,对文革的揭露和声讨、大量平反冤假错案、为右派改正、为地主富农摘帽、恢复高考招生等等一系列措施,让人感到中国正进入一个万象更新的时期。前造反派中爱读书、好思考的人对于民主、自由、法治、权力制衡、竞选等等理念从以前的批判转为欣赏和争取,正如西方文革研究者约瑟夫所指出的:“政治变革的一些最紧急和有说服力的要求出自以前的红卫兵,特别是出自那些有幸完成良好教育的人。他们现在在运动的前线为中国民主事业作先锋,不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
但是,从90年代开始,随着贪腐的严重和不公正的加剧,信心和希望被抱怨和谴责取代,对于前造反派和“革命群众”,文革中节日般的扬眉吐气与被下岗的黯淡现实相对照,对文革怀念和呼唤的情绪慢慢地滋长。才十几年不到,“文化大革命”一词的含义已经从负面转变为正面。
毛泽东的文革理论虽然被林彪和几个笔杆子吹捧上了天,但实际上支离破碎,不能自圆其说。比如对于文革的对象这个重大问题,毛说,“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走资产主义道路当权派。”人们通过正确的政治原则进行逻辑代换得到的说法是:要在没有私有制的中国发现资产阶级太困难,原来他们潜伏在无产阶级的先锋队里。这哪里是文革理论,完全是一派昏热的胡话。但是从90年代起,由于市场经济的发育,文革中原来荒谬的等式“当权派=走资派”不再显得荒谬,对于一些不满现实而又经历过文革的人来说,毛的胡言论语根本就是先见之明!杨道远死抱着文革理念不放,因为他对照目前中国的现实,认定自己抱的是传世真经。
其实,杨道远的这本书与其叫《奉献》,不如叫《执着》。
不过,我仍然敬重作者的真诚。
——————————————————————————————————
【书海泛舟】

《中华学人文革论文集》四卷总目录

启之 主编

卷一 文献与综述

沈迈克 序言:“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启之 编者前言

王芳 1990 年代以来西方学术界文革研究概述
徐友渔 关于文革的回忆、记录和研究——近 20 年进展综述
余汝信 文革中的军队——中共军事力量与文革进程关系述略
石名岗 文革时期省级领导干部沉浮录——地方干部、军队干部、群众干部的情况综述
卜伟华 各地文革特点简述
吴迪 地方文革文献资料管窥——26 个省区的官方史志、学术研究与民间著述
周孜仁 文革集体屠杀述要
余汝信 中央文革要员境外出版物简述与辨析
蒋健 天道无邪不容欺,评说还须待后年——林彪事件文献著作述评
唐少杰 毛泽东文革时期著述刍议
丁东 近十年文革口述史一瞥
杨隽 北京“老红卫兵”研究(1964—1967)——一个学术史的回顾
作者简介

卷二 思想与文化

单少杰 大革文化命的文化大革命——兼论“猫论哲学”与“戏子文化”
赵园 关于“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探微
徐贲 文革后遗症——“双重思想”和“认知失调”
穆德冰 道歉·追责·真相·和解——文革的社会文化遗产刍议
王侍 “我”的革命——从文化历史传承的角度看文革日记修身
孙佳雯 疼痛诉说与集体“苦难”记忆——大兴安岭林场知青口述史的社会学研究
于奇赫 文革“破四旧”中不可移动文物的破坏与保护——以四处全国重点文保单位为例
杨健 试论文革时期的官方艺术和国家文艺体制
余敏玲 从电影看毛泽东时期与斯大林时期的爱情观——兼论中苏对资产阶级文化之迎拒
陶东风 内外有别:文革书写的两种类型
王爱和 无声的创造 无名的结社——记文革地下艺术
姜学斋 革命大批判浅议——方法·组织·媒体·效果
金光耀 文革中的上海市委写作组——以“罗思鼎”为中心的讨论
司绛 毛泽东时代的文艺母题——从“十七年”到“文革十年”
启之 《纪要》:文化大革命的文化纲领
作者简介

卷三 学校与地方

李清昆 北京大学“第一张大字报”出台的社会历史背景
唐少杰 清华大学“教育革命”述评
刘明 北京师范大学文革造反特点简论
余汝信 河北“三支两军”述略
张业赏 文革时期山东临时权力机构的变迁——山东省革命委员会研究
崔金珂 山东文化革命中的“右派翻案”现象——造反干部的派性政治
李辅 “一月革命风暴”:山西夺权
石名岗 文革后的文革——山西的“倒清查”运动
董国强、李嘉树 从“夺权”到“军管”:安徽文革运动初探
刘小萌 “无产阶级专政”在基层——文革初期湖南岳阳燎原居民革委会的政治生态
白磊 西安造反派的兴起与分化:1966—1968
迟淼 记录无名者——《重庆文革武斗死难者名录》形成过程解析
周孜仁 “沙甸事件”:中国民族关系的一页痛史
孙言诚 试析石河子“一·二六”血案
作者简介

卷四 政治与群众

吴思 超极权:文革研究纲要
唐少杰 貌似革命的“革命”——简论文化大革命的特色
印红标 文化大革命的三次发动
何蜀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考
郭予庆 “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构想的提出与终结——刘少奇与毛泽东的分歧辨析之一
越人 1966—1970:毛林关系变化初探
乔晞华 群众运动内讧自毁的原因和教训
米鹤都 文革初期毛泽东是怎样发动群众的——兼论红卫兵的南下兵团
袁梦倩 文革的创伤记忆、修复与红卫兵暴力的忏悔——基于“一二·五”事件亲历者的个案研究
刘小萌 文革中下乡知青的“非正常死亡”问题
孙佳雯 南橘北枳水土异——黑龙江兵团与云南兵团的比较研究
徐友渔 文革中的造反派是什么人?——以《奉献》为例证剖析
何蜀 对“三角游戏”与“最后胜利者”的讨论——与杨继绳先生商榷
李逊 被忽略的历史——重视对文革保守派的研究
金大陆 运动、组织和事况——《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文献汇集》导读
编后记
作者简介
——————————————————————————————————
【生逢乱世】

一九六九年成都“四·二案件”纪实

蒋孔坚

(根据当事人、知情人讲述记录整理)

1969年4月,成都发生了轰动全国的“反革命事件”:在中国共产党“九大”召开前夕,有人在成都向“九大”筹委会寄出了标题为《在列宁主义旗帜下》的信件,公开否定文化大革命,认为刘少奇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并在一夜之间,在成都东南西北主要干道上张贴了100多张。当时文化大革命正在如火如荼中,在此前召开的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上,刘少奇已被定为叛徒、内奸、工贼,并永久开除出党。
此事件在中央造成的震撼与影响之大可以想知。由于此信是“九大”开幕后的4月2日从成都寄出的,故称“四·二案件”,为当年全国“一号反革命大案”。
笔者当时是六年级的小学生,事发当天清晨上学时,经过西北桥边的公共厕所外,猛然看到门口挡墙上贴着一张醒目的传单,正是这张《在列宁主义旗帜下》!文章开篇第一句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人民的领袖,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刘少奇被诬陷打倒三年了。文中还引经据典地引用了马克思、列宁的原话,对文化大革命、打倒老干部进行批判,内容使我极其震撼。因传单是手刻油印的,笔迹像小孩儿写的方块字,公安局还来我校让我们每人写一篇字,以辨认笔迹。
一年多后此案告破。学校组织我们参加了在西城区体育场举行的公审大会,主要案犯一共五人都是知青。白怀雀、胡长青1965年下乡在西昌县经久公社,李元吉同年下乡在距经久不远的新河公社(现中坝乡),李元吉之弟李元庆与苏仲辉1969年初下乡到乐山仁寿。公审时,我在台下看到被判死刑的白怀雀,极为白净、个头高大、一表人材;李元吉很瘦,高度近视,是个文弱书生。他二人面无惧色,表情平静,我心中不禁暗暗称奇。
1973年,我初中毕业下乡在经久公社经久大队五队,不久后听说该案两个主犯白娃(白怀雀)、黑娃(胡长青)就是不远的三队的知青。当地农民对他俩印象很好,说是讲义气,会处世,爱开玩笑,待人谦和,与农民相处融洽,怎么都难与“反革命”联系在一起。我到大村串队,又认识了个头矮小、老实憨厚、一字不识的老知青三旋,由于犯知情不报包庇罪被定为反革命分子管制。命运中与此事多次巧遇,当地又有些关于他们的传奇故事,不由让我想一探究竟,但当时这是禁忌话题,只好把这愿望埋藏起来,成了我的一个心结。
今年,在1964年老知青王溶大哥的安排下,我与“四·二案件”唯一幸存在世的当事人胡长青大哥做了两次长谈。第一次是3月12号,王大哥介绍我与胡长青相识后,说起我和他一个大队,小时候事发当天亲眼在西北桥看过他们的传单,他一下兴奋起来,说那份传单是他亲手贴的。既然如此有缘,性子也相合,大家就畅谈起来。王长川、王光荣等也围坐过来,表情凝重,因被杀者鞠通是他俩的邻居,甚至可说是世交。在此之前,由于此案既是重大政治事件也涉及由此引发的人命刑事案件,案中有案,亦正亦邪,错综复杂,波及甚广,是经久老知青的禁忌话题。几十年来,即使在亲如兄弟的当事人、知情者中和过从甚密的知青朋友之间也从未谈起。胡长青大哥如实诉说了“四·二案件”的来龙去脉,基本还原了当年事件的梗概。
为进一步澄清事件的细节真相,5月14号,王溶大哥又召集了一次老知青聚会,原准备小范围,哪知大家都关注,1964、1965年老知青来了18人。我与胡长青大哥又进行了约6小时谈话,各位老哥知我心意,也想还原事件真相,大家打开心结,促膝相谈。现将二次详谈的内容按胡长青讲述的口气择要如下。

一、主要人物及事件缘起

我(指胡长青,下同)与白怀雀下乡前就在成都一个街道办,他比我大几岁,我小学毕业,他初中毕业,我俩早就好得形影不离,像亲兄弟一样,我视他为哥哥。白怀雀高1米76,非常白净,长相英俊,待人友善,讲义气,有思想,我很服他。一起下乡后我们三个知青同住一间屋,同吃同住同劳动。互相串队过程中,又认识了新河知青李元吉,我们一见如故,玩得很好,常来常往。李元吉像个典型的知识分子,戴着高度近视眼镜,有学问,爱思考,关心政治,不随大流,常针贬时事,被知青称为“李修”。他父亲是老党员,是中共地下党四川省委书记车耀先的主要助手,据说成都市委书记米建书都是他曾经的下属。后因暴露被国民党抓进监狱,没有叛变,经上级党组织同意,签了一个脱党声明被国民党释放出狱。解放后没有被重用,安排当了温江粮食局局长。1959年庐山会议后,他因赞同彭德怀的观点,被免去公职扫地回家。
1969年初,我正在社会上懵懵懂懂地混着,也干些偷鸡摸狗的事儿。有一天白怀雀突然把我找去,他扳着脸非常严肃地对我说,你就准备这样混一辈子?我吓一跳,不知他什么意思。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国家到了危急存亡之秋,我们应该对党和人民做些有用的事。我听得二懂不懂,他又详细分析了几年来的政治形态,说国家走了弯路,人民在受苦。我听着有道理,加之一直就非常信服他,看他舍生取义的神情,有些感动,答应跟着干。他和李元吉带我去了仁寿,到了李元吉弟弟李元庆下乡的生产队,也认识了李元庆的同学好友,一起下乡的苏仲辉。那里藏有很多党内文件,有关于1959年庐山会议的,有彭德怀的万言书,有关于1962年七千人大会的,有毛泽东在会上的发言,有刘少奇的发言,说灾荒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我们五人看了后都觉得彭、刘说得对,因为我们1965年初下乡时食堂化才结束没两年,农民们对当年的惨状记忆犹新,我们也都是过来人,大家一致觉得应该行动起来纠正党犯的错误。当时确定的方针是信仰马列主义,拥护共产党,反对中央文革,纠正毛泽东的错误。行动的方案是给中央写信(匿名信),并大量印制传单,隐密地广为散发,唤醒人民。

二、分工合作开展行动

李元吉、白怀雀、苏仲辉三人主要进行理论探讨,在马列书中找依据,对当时的思想路线进行批判,并写成稿。白怀雀知识丰富,脑子灵活,点子多,有组织能力。李元吉对中共党史极为熟悉,对政治有独立看法。苏仲辉智商高,笔头好,似乎出身于大户人家,教养学识好,文革时是成都14中八二六宣传队的笔杆子。他们三个决定文章内容及布局,苏仲辉是执笔人。我长期混社会,脑筋灵活胆子大,会办事,和李元庆负责跑外面,油印机就是我去经久学校偷了公章,弄个证明买了带回成都的。
初稿写好后,大家再讨论修改。主要写了二篇,第一篇是《在列宁主义旗帜下》,核心内容为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打倒刘少奇和老干部,反对将干部们下放到五七干校。另一篇文章题目是《问太阳》,主要说这几年党走了弯路,党内生活不正常,搞个人崇拜,一言堂,家长制,独裁,直接批评毛泽东和林彪。我看到的初稿和定稿有较大不同,定稿逻辑严密,论据充分,理论水平高,除了吸收大家的讨论共识外,似乎还有一个人参与,他叫高华生,二十七八岁,深沉老辣,我猜测文章经过他修改定稿。他不是知青,是李元吉的熟人,在整个过程中我仅见过他一面。
我们主要的讨论、写稿、修改、油印活动都在仁寿李元庆、苏仲辉所在的生产队知青点进行,该队共有三名知青,另一个叫鞠通的常年在社会上混,会找钱(扒窃摸包),既不回家也不归队,基本上见不到他。那里山高林密,知青所住与其它农民不相邻,非常安全,离成都也较近。
第一篇文章写好后,我们于1969年4月2号,在成都给正在筹备召开中共“九大”的筹委会寄去,并于当天深夜骑自行车分成两组,我和李元吉负责东西方向,其他三个负责南北方向,在显眼和人多的地方粘贴,你在西北桥公厕照壁上看到那张,就是我亲手粘贴的。此外,我们还在新华书店文学类书籍中夹放,半夜在居民门缝下塞进去。当时影响很大,全国轰动,被中央定为“一号反革命案”。
第二篇写于1969年“七一”前,原意是在党的生日向党献忠言。还未大规模散发,就发生鞠通命案。后来仅限于在认为靠得住的朋友间私下观阅。

三、关于鞠通命案

那是1969年5月的一天,我们五人都在李元庆生产队上,头天晚上我们在刻板油印第二篇传单,搞到很晚。上午只有我、苏仲辉、李元庆先起来,白怀雀、李元吉还在睡觉。我们三个就去赶场买菜了。等我们回来,看见白怀雀、李元吉非常惊慌地堵住卧室门口,说鞠通回来了。因为根本没想到,农民当时也不往这走,所以没做任何防范,我们走时,他们也没插门。鞠通进来后,油印好晾着的传单满屋都是,油印机还在桌上,一览无余。鞠通看了传单很吃惊,说你几爷子在这里搞反革命呀!他俩大惊,赶快把鞠通拉住,给他做思想工作,想拉他加入,但鞠通死活不干,想走。他俩只好堵住门,不放他走。我们一看也无法,只有一起进去把他诓住,轮流说道理要他加入,其间我还去做了饭一起吃了,但他始终没答应。后来把他关在屋里,五个人出来商量,都拿不出办法。白怀雀狠心说:割了!不然大家都得死!二李和苏立即附和,我非常纠结,沉默良久,四个人都看着我,最后我也同意了。白说必须每个人都动手,他负责掐死鞠通,苏按住头,我按身子,二李分别按手脚。说完后他们就进了屋,我在最后,觉得脚有千斤重,实在迈不动,狠下心也进去了。五个人一拥而上,照分工按往了他,白使劲掐,我们全力按,鞠还挣扎,咬苏仲辉手,苏拿手电筒敲他头才挣开手。终于把他掐死了,我们把他的身上衣服鞋子都脱下来烧了。半夜,我们五人抬着尸体到山脚一个水很深、据说从未干过的小土水库,身上捆上大石块抛了下去。
回到屋里,五人心情极灰暗,充满负罪感。苏仲辉提出停止行动,大家一致同意。当即就把油印机给砍了和油墨一起烧了。传单白怀雀说他拿走保存。第二天一早作鸟兽散。从此我和白再也没去过那个地方。

四、案发之后

1970年9月下旬,我在生产队收到了一封没有落名、从仁寿寄出的信件,笔迹认不出来,似乎是左手写的,内容也不连贯,有些用了隐语,大致意思是尸体已被发现,案件已发作。原来,那个从不干涸的山塘第二年因山洪暴发冲垮塘坝,生产队在挖塘泥作肥料时,挖出了绑着大石块的骨架。公安人员经过一番周折,根据骨骼尺寸和年龄最后确认为鞠通。
当时白怀雀在成都,联系不上。我赶紧去新河找到李元吉,和他商量,确定要逃亡。原来曾议过如事件暴露就从云南越境去缅甸投缅共。又通知了大村知青屈得良,他虽未参加我们主要活动,但也是知情人,积极支持,算是外围吧。我们三人商议,既是跑,总要有经费吧?我们当时腰无分文,最后定下偷堡家楼粮站。当时正是秋收卖粮给国家季节,粮站有钱,我交粮时观察到放在一个办公桌里锁着,晚上有人睡在边上值守。情况紧急,顾不上什么危险了,半夜我们三人就去了。因我个子小,胆大又比较敏捷,就搭人梯,我从高高的天窗爬入,顺着房梁挪到靠办公桌旁的柱子滑下,值守人就在边上睡着打呼噜,我不管,用螺丝刀和钳子把锁钱的抽屉打开,把里面的钱和粮票揣进怀里,又照原路爬了出来,执守人始终都在酣睡打着呼噜,没有惊动。出来后一点有100多块钱和近200斤粮票。给他俩每人分了二三十块钱及一些粮票,其它准备给成都几人。当场商定立刻回成都找白怀雀、李元庆、苏仲辉一起走。
那两天刚好我队边上罗家沟的成都市五七干校有汽车要回成都,司机和我熟,我们三人就搭车回了成都。到成都后,只找到白怀雀,李元庆、苏仲辉找不到。时逢国庆,我们商定4号就走。10月3号晚,我和屈得良与经久知青王溶、邓庭勋、李勇仁在四川电影院前相逢,就一起喝冷饮,喝着喝着,屈警觉地环顾四周说:情况不对,有包打听。我们当即就散伙了。
那时我们已知道李元庆到西昌去找我们了,在路上相向错过。因他们几个都是书生,没有什么在外面闯荡的经验,而我是老江湖,能找钱,总觉得有责任带着他们走。10月4号,感觉不能再呆下去了,家和出行都被监视。找到李元吉后一起去白怀雀家,准备拉他一起跑路。到他家时,发现周边都有人监视,我们还是走了进去,白怀雀和他六哥在屋里。六哥哀叹着,手脚都没处放,他已经知道事情。白怀雀沉默不语,我让他赶快和我们一起走,我已设计好了逃跑路线,但他表示坚决不走,怎么劝说也不为所动,只是叫我们快走。很难猜测他当时的想法,他是想好汉做事好汉当,一人顶罪掩护大家?还是一年多来深为杀人的负疚感折磨,想接受报应以解脱自己?还是要以命来实践“用我们的鲜血,把马列主义的战旗重染一遍”的诺言?
沒办法,我和元吉走了出来。还是不忍心,不死心,在他家河边茶馆里一直等到傍晚,报着一丝希望,万一白怀雀想通了,我们就一起逃亡。这时已经感觉到有人把我们也盯了起来,但奇怪的是他们并不下手抓人。后来才知道, 9月4号苏仲辉就因杀人案而被捕,一进去就把传单和鞠通的事情都供了出来,但省公安厅不相信几个知青写得出这么有理论性的文章,追查的重点放在一是深研马列著作者,二是高中以上学历者,三是居住在环境隐蔽的深宅大院者。当时成都市五七干校就在经久大队旁边的罗家沟,破案人员怀疑黑后台就是老干部,想在我们慌忙串联行动中把幕后者引出来一网打尽。
时到傍晚,没指望了。我俩便开始行动,走出茶馆,后面就有人跟上。我俩七拐八弯跑了几条巷子,乘盯的人没跟上,朝一条七八米深看起来是死胡同的巷子钻进去,实际上尽头边上有一个门,后面就是河边,我俩窜到茂密的竹林里躲着。盯的人没找到我们,等夜深了,我俩沿着田埂经苏坡桥往南走,李元庆是个高度近视,肾炎也复发了,我牵着他走到半夜,实在走不动了,在地里的窝棚睡到凌晨又出发。成都附近车站肯定有追捕的人,不能去,我们一直走到眉山境内的鲜滩火车站。到那里后,我给李元吉买了一张到泸沽车站的票(当时火车只通到泸沽),给了他一些钱,偷粮站分的钱他全留给也是知青的老婆和很小的孩子了。我让他到西宁我一个知青朋友处住下等我,我又返回成都去找李元庆,想他到西昌没找到我们肯定会回成都,去把他也带出来。我又走一夜回到成都,赶到李元庆家,说刚刚回家就被抓走了。我又东藏西躲往城外跑,半夜走到温江粮食局李元吉大姐家,她是粮食局职工,睡了一觉。又往鲜滩走,到那里坐上火车到泸沽,再走到西宁与李元吉会合了。
第二天,从西宁出发,只敢挑偏僻的小路走,没法解决吃饭问题,走到大村一队,又累又饿。壮胆进去一看只有三旋在,赶快叫他做饭给我们吃,他厚道老实,给我们做了一大盆饭,我俩吃得干干净净。天黑了,我们沿着田埂向我队摸去,一是想探听情况,二是和我队的另外一个知青吿个别,他的妈妈是我小学班主任,待我很好,下乡后白娃我们三人亲如兄弟,但他的家庭成分不好,从未参加我们任何活动。怕夜晚进村狗叫,我们在包谷地里睡了一夜。9号清晨,李元吉在大坟包外藏着等我,我一人悄悄回到知青院子,惊异地看见我们从不上锁的门上一把大锁锁住,从门缝往里一看,马夹子上一堆血迹斑斑的衣服!走到隔壁女知青房间,三人见我惊恐莫名,把头往桌子上一埋,不理我。转身见官家蓉从灶房出来,她用眼色示意我赶紧从后门溜走。
与李元吉会合后,又向青山嘴一队走去,因一队知青陈家康是我俩好朋友,李元吉就是他介绍给白和我认识的。进去后,陈家康虽热情招呼,但神色不对,挽留我俩吃饭时给其他知青示意去报吿,被我看出,执意离开了。情况如此紧急,我俩决定爬火车逃跑,因青山嘴是个大弯,火车在这一段开得较慢。不久来了一趟货车,我紧跑几步抓住车厢边铁梯上去了,心里一轻松,哪知再看李元吉,因高度近视又在重病中,伸手乱抓没抓上不说,还摔倒在路基的道渣上。我犹豫了,心想“天要绝人,时也命也”,要死也死在一起吧!就跳了下来,扶他起来,这时依稀看到大路上有背枪的身影,赶快就近找一个包谷杆堆钻进去藏了起来。夜晚不断听到铁道上巡逻旳人声。爬火车是无指望了,决定游过河往盐源县山里跑。但元吉夜里相当于瞎子,只好待天明。天一放亮,我俩就往安宁河边运动,但靠近河边时,就被解放军和民兵发现后鸣枪示警追来,我俩不管不顾跳进河里,奋力往对面游去,这时枪就向身上打了,嗖嗖的从耳边飞过打在面前的水里。我拼命游着,心想着李元吉那状态,肯定把命交在这河里了。游过河爬在河岸上转头一看,他老先生居然在枪林弹雨中游过来了!可此时我俩一点劲都没有了,站都站不起来,河西的解放军和民兵黑压压地冲上来,我俩只有束手就擒。一顿暴打是少不了的,还有一个女知青拿鞋使劲打我脸,边打边叫打死你这反革命。这不算什么,关键是用细麻绳把我一双胳膊缠得很紧捆起来,钻心的痛。
我俩被丢进船舱,摆渡回到经久,押到罗家沟成都市五七干校示众,专政人员始终怀疑我们的黑后台在这些老干部里面。后用汽车把我俩拉到西昌地区公安处,在大院里把我俩放下来,成都来的专案组老公安迎了出来,让我俩在大院中的石凳上坐下,准备审问,我眼睛一黑昏了过去。因被抓时捆得太紧,当时衣服和绳子又都是湿的,当天太阳很大,晒干后勒得更紧,几小时下来血液不通,人要不行了。幸亏省里来的老公安很有经验,马上叫把绳子解开,一时也解不开,他大叫把剪刀拿来剪断。也不让人动,叫人拿酒轻轻地给我在身上擦,良久才缓了过来,被戴上一副宽松的手铐,捆的痕迹很多年后才退去。
缓了两天,我恢复点元气后,把我俩用专车押回了成都。
至此,我们五人全部落网(白怀雀于7号在家里被捕)。

五、审判服刑与平反

押回成都后,我们被关在宁夏街监狱分别审问,因苏仲辉已全部交代,我交代不出什么新东西,没受刑,尽自已知道的说,只有我曾将传单给一个青年工人朋友看过这一点隐瞒没说,不想牵连更多人。专案组极为关注的黑后台确实没有。
若干天后,我们都带着手铐脚镣被押往文武路市中院进行宣判,法庭宣判谁谁才进去,其他都排在屋檐下低头等候。这时我看到了我们这一案的五个人都在,但都被押着低头,没有任何言语和目光的交流。五人之外等候宣判的还有屈得良和白怀雀的六哥。
第一个叫了白怀雀,没见出来又叫李元吉,我知他是被判死刑了,号子里人都知道宣判死刑是从另一个门走出去。第二个进去的李元吉也没出来。我心紧了,朝天算命打卦,会不会也被判死刑?再叫是李元庆,一会听到他走出来的脚镣声,我一下松了口大气,想到他没判死刑,我也可能活下来。该我了,宣判结果是无期徒刑。
后来知道李元庆判的死缓。白怀雀同父异母的六哥杨启福也是死缓,他很冤枉,没参加过任何活动,只因白怀雀把没张贴完的传单放在他床下而获重罪。苏仲辉有重大立功表现判刑十五年。屈得良以参与包庇罪判了十年。高华生是另案处理的,似乎又因其他案件牵涉被执行枪决。
其后,我们被一起押往西城区体育场,后来在东郊体育场、跳伞塔、温江和成都铁路局的公审公判大会都去了。几次大会气氛沉重平静,除了喊口号外,没有群众对我们喊打喊杀。只有温江那场,散场时记者把一个老太婆拉住,让她拿拐棍指着我们骂反革命杀人犯,以便于记者照相。
白怀雀、李元吉被执行枪决。我和李元庆被押往南充的省一监服刑。苏仲辉和屈得良被押到石棉服刑。到省一监狱后,李元庆被分到金工车间,我被分到翻砂车间。开头的日子很难熬,工头老犯人对我进行虐待,搞得我几乎不想活了。后来我刻苦学习技术,逐步成为技术大拿,底下也有徒弟敬着,日子就好过多了,每月还能拿到一些奖金。
“四人帮”倒台后,我们就开始申诉。1978年就有了初步结果,反革命罪予以平反,刑事罪刑要承担,判我八年,当时已接近出狱,后因为魏京生事件又压下来了。到1982年我已服刑了12年,同年,李元庆也被释放,他与苏仲辉前几年都得病去世了。屈得良服刑期间越狱,听说是跑到了缅甸,后在边境一带走私被抓,在云南被就地枪决。

六、牵连和波及

此案发没两天,当时在成都的知青很多在深夜被带入了所辖派出所,询问与白怀雀、李元吉等的关系及有关情况。
大村知青火大(邓庭勋)、小反(李勇仁)因文革武斗事,被关押在西昌西河看守所,当时叫武装看押学习班。因火大已与同公社女知青韩国瑜结婚,1970年5月生了孩子,8月底把孩子带回经久家里,火大急于想看儿子,冒险和小反逃出来,又不敢回家,逃到离公社较远的白怀雀、胡长青的经久三队,让胡长青去通知韩国瑜带孩子来相见。在这期间,白怀雀给他俩看了传单。1971年初,邓庭勋以包庇罪判了六年,李勇仁判了三年。
经久公社年纪最大、学历最高的老知青王溶回忆:1961年在西南师范学院上大二时,与网球队几个同学闲谈到1957年在莫斯科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宣言中文版与英文版内容大不同。中苏交恶后被同学揭发,1963年大学加强政治思想教育运动,这几个同学被授予“反动学生”头衔。1964年,大学四年级即将毕业时被取消学籍,下乡到经久农村劳动改造。尽管我和“四·二案件”毫无关系,1970年10月底由东坪农场转户回经久公社时被公社领导扣住,由专案组抓到成都关押,没定任何罪名,几个月后又莫须有地被指包庇邓庭勋、李勇仁,被判劳教三年。
其他老知青讲到:大村一队知青三旋目不识丁,为人忠厚,因给逃亡中的胡长青、李元吉煮了饭吃而被定为反革命,实行管制。
合营五队知青孙长明,顺路帮朋友白娃、黑娃提了不知道里面装有什么东西的箱子,案发后被关押,出來就成了“坏分子”,接受管制,每年要向公社交烧柴煮饭用的草把。
合营知青王长川回忆:当时整个经久公社的老知青都被集中看管起来,此案牵涉連累了那么多人莫名其妙地关了进去,非但不能洗刷自己,还要自证自己是反革命包庇犯。有的怕挨打顺着审案人员的意图说,以为说了就没事,结果是超刑期蹲监狱。
胡长青说,最冤枉的是五七干校的驾驶员,对“四·二案件”事毫不知情,仅因搭载过我而遭到十年牢狱之灾。
白怀雀曾将传单私下给比较信得过的知青传阅,但他被捕后从未供出这些人。
斯人已去,往事如烟。白怀雀一介文弱书生却情深意重,受保护者心中自有感念……

即将搁笔之际,耳畔响起两个经久知青的声音——
王溶大哥说:“我们应该记着在黑暗中仰望天空的人,没有他们的鲜血和牺牲,我们今天的生活就不会如此美好。”白怀雀临终前在刑车上对陪杀场的哥哥说:六哥,我不能给妈养老送终了,你们一定要活下去,要好好地活着……

2019年6月17日第四稿
——————————————————————————————————
【故纸堆】

中共九大期间发生在成都的“四一四反革命信件案”

渔歌子 录入

录入者说明:从资料中可知,1969年中共“九大”期间4月14日发生在成都的这一“反革命信件”大案,尽管有关方面公开表示“一定要把作案的反革命分子揪出来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不达此目的死不瞑目”,但却迟迟未能宣告破案,以致“案犯”在当年10月15日又“再次从成都投寄了署名‘可掉脑袋,决不掉真理’的反革命匿名信一封”,直到次年声势浩大的“一打三反”运动中也未闻此案是否告破。几十年过去后,不知是否还有人了解此案的真相?再重读这些历史资料,会发现那真是一个黑白颠倒的时代,专政机关谴责的“罪犯”的那些“罪行”,居然是后来最正确最革命的认识,而专政机关当年那些义正辞严的批判文字,在文革结束之后却显然已是最错误最反动的言论了。

最高指示

不管什么地方出现反革命分子捣乱,就应该坚决消灭他。
专政是群众的专政。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四一四”反革命信件案情简介
(供发动群众参考)

四川省革委人保组、成都市革委人保组“四一四”专案组
一九六九年七月

前言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伟大胜利。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浩荡东风,吹过了祖国的大地。全国亿万军民欢欣鼓舞,用只争朝夕的革命精神贯彻和落实“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推动着我国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事业更加蓬勃向前发展。但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一小撮阶级敌人对于我们的伟大胜利怕得要死,恨得要命。他们“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我们必须随时提高警惕,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
一九六九年四月十四日,发生了一起极其严重的反革命事件。反动透顶的反革命分子,由成都同时向“新疆日报社”、“黑龙江日报社”、“上海日报社”、“广东日报社”(无后两报社)等处,投寄了相同内容的反革命匿名信(简称“四一四”反革命信件案)。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不管什么地方出现反革命分子捣乱,就应当坚决消灭他。”“专政是群众的专政。”为了保卫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保卫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保卫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革命的同志们,一切拥护社会主义、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人们,要立即行动起来,布下天罗地网,打一场人民战争。做到人人投入战斗,人人查找和提供线索,人人查找罪证,人人追查和监视敌人。一定要把作案的反革命分子揪出来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不达此目的死不瞑目。党的政策历来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现行反革命分子听着,现在你等已经陷入群众专政的汪洋大海之中。唯一的出路是坦白交待,投案自首,否则只有死路一条。一切同作案的反革命分子有关联的人,要和其划清界限,大胆揭发检举,为人民立新功或借以自赎。
作案的反革命分子,采取写匿名信(即写信不露真实姓名)进行反革命活动,一方面说明其狡猾和反动,另一方面说明其在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威力下,是多么胆怯心虚,怕见阳光。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以伪装出现的反革命分子,他们给人以假象,而将真象隐蔽着。但是他们既要反革命,就不可能将其真象隐蔽得十分彻底。”作案的反革命分子给我们留下了大量的罪证,造成了他必将灭亡的条件。
作案的反革命分子寄出的长达六页四千余字的反革命信的字迹,反革命信的内容,习惯用语,使用的辞汇、典故、成语、举例,书写的熟练程度,充分暴露了作案的反革命的年龄、政治地位、思想基础、生活环境、社会职业和社会阅历,这些都是我们揪出作案的反革命分子的有利条件。
为了使广大人民群众能尽快地把作案的反革命分子揪出来,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我们从批判的角度,公布“四一四”反革命信件的大致内容、罪犯的部分反动论点及部分罪证照片,供大家参考。

一、“四一四”反革命信件大致内容
“九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指出:“半个世纪以来,毛泽东同志在领导中国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斗争中,在领导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斗争中,在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反对各国反动派的伟大斗争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林彪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定地执行和捍卫了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
但是,作案的反革命分子出于反动阶级本性,在反革命信件中,使用了世界上最恶毒的语言,进行最无耻的咒骂,并对毛主席“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关于干部政策、“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很多问题可以在学习班得到解决”等论述进行了恶毒攻击。

二、驳斥反革命信件中的主要反动论点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彻底摧毁了以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作案的反革命分子对刘少奇一伙的倒台如丧考妣,把这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说成是“老革命家”、“老革命功臣”、“老革命英雄”、“老革命军事家”、“老首长”、“老前辈”,原来没公开跳出来反对革命是受了“蒙蔽”,现在公开跳出来反对革命是他们“觉悟”了。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鱼爱鱼,虾爱虾,乌龟爱王八。说明其与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有着千丝千缕的关联。
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战士为了人类的解放,将生死置之度外,为了保持革命气节,宁愿站着死,不愿跪着生。但作案的反革命分子却竭力为刘贼的叛徒活命哲学辩护,说:“难道人们的生存完全是为了死吗?”作案的反革命分子如此崇拜叛徒活命哲学,说明其是地地道道的怕死鬼。
毛主席说:“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臭名昭著的反党分子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疯狂攻击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反动气焰十分嚣张。庐山会议对彭德怀的反党进攻进行了彻底清算,撤了他的职,罢了他的官,好得很。可是作案的反革命分子却胡说“彭德怀在庐山提了革命的意见,真理具在”。
作案的反革命如此卖力地为彭德怀等反革命分子翻案,说明其是反党分子的孝子贤孙。
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自主持下,开成了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全党、全国人民高举团结的旗帜,为了一个目标,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周围,团结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之下,必将在全国取得更大的胜利。但是,作案的反革命分子预感到末日来临,哀鸣如果“九大”胜利闭幕,一小撮反革命“将会继续受到恶果”,修字号的所谓“国际社会主义大家庭团结将会受到损失”。作案的反革命分子这样害怕我党“九大”,这样为帝、修、反提心吊胆,说明其是帝修反的一条忠实走狗。
“二月逆流”是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以来最严重的一大反党事件,是刘、邓反动路线的继续。罪犯却胡说,“二月逆流是老革命首长、老前辈英雄们的一次真正马列主义的觉悟,是真正无产者的革命行动,好得很。”罪犯还为“二月逆流”分子打气,要他们“不要灰心总结经验以利再战。”并哀叹“二月逆流”之所以失败“是没有把矛头和精力集中”,“把部分矛头和精力对准了一部分自己的同志”。“二月逆流”的破产,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作案的反革命分子这样为“二月逆流”招魂,充分暴露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施展的反革命两面派的丑恶嘴脸。

毛主席教导我们:“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林副主席指示我们:“文化大革命成绩是越来越大,是更大更大更大,损失是越来越小,是更小更小更小。损失同收获比,是一换千,一换万,是一本万利。”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摧毁了以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为首的黑司令部,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强大和巩固,全国各族人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一致,形势大好,越来越好。但作案的反革命分子却如同丧家之犬,狂吠“文化大革命三年多,无辜死伤和家破人亡者不计其数”,“现在的学校遭到严重的破坏和打击”,“知识分子遭到无情的迫害”,“人人说话都要小心谨慎,提心吊胆”,“不小心有一句话说错了”,“就会遭到迫害和斗争,甚至成为阶级敌人,戴上反革命帽子,不死也不得好活。”说明作案反革命分子经常施展反革命两面手法,公开的是不要去碰、“小心谨慎”,而暗地里却窥测方向,伺机进行反革命活动,充分暴露了其口蜜腹剑、人面兽心的反动本性。
毛主席一贯重视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对反革命修正主义控制的文化艺术部门进行过严厉的斥责,曾经严肃的指出,文艺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文艺部门“如不改变就改名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或者外国死人部”。我们敬爱的林副统帅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座谈会,敲响了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独立王国的丧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革命洪流,将封、资、修的文艺送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在毛主席的亲切关怀下,一批光辉的革命样板戏出现了,工农兵重新登上了历史舞台,颠倒了的历史又颠倒过来。在这方面,我们敬爱的江青同志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这是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伟大胜利。但是作案的反革命分子却胡说“现在的教育、文化、文艺、美术等遭到何等的摧残”,“糟蹋了我国古老文明的结晶。”作案的反革命分子如此仇恨我们文艺战线的革命,说明文艺革命的匕首刺透了其丑恶灵魂,其疯狂嚎叫只不过是从帝、修、反造谣通讯和广播电台中拣来的几件破烂,说明我们的文艺革命好得很。

一九六九年元旦社论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焕发出来的革命精神,已经结出丰硕的果实,工业生产热气腾腾……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正在出现新的飞跃。”作案的反革命分子却无耻的攻击我市场繁荣是“漂亮话”。
一九六○年至六二年的三年特大自然灾害,给我们带来了暂时困难。作案的反革命分子却胡说“全国饿死了那么多人这是事实”,“就是不准别人说实话。”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在四川的代理人李井泉及其同伙,长期以来,在四川大搞“独立王国”,卖命的推行“三自一包”的黑货,大搞资本主义复辟,给四川人民带来了很大的灾难,这是全川人民有目共睹的。作案的反革命分子却丧心病狂的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妄图把这些嫁祸于社会主义制度,我们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
毛主席说:“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要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一切工作中的领导作用。”工人阶级最大公无私,最有政治远见,最有组织纪律性,最富有彻底革命精神,是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阶级。作案的反革命分子,却疯狂地反对工人阶级领导一切,说“把工人抬上了天”,“看不起学商”,狂吠“难道我们学生和售货员就不是五星红旗的组成部分吗?”胡说:“工人阶级领导,是为了打击知识分子(商业知识分子最多)。”工人阶级领导一切,触及了其切身利益,说明其是工人阶级的死敌。
苏修叛徒集团,彻底背叛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背叛了伟大列宁缔造的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全面地复辟了资本主义,全世界革命人民,清楚地认识到,苏修同美帝一样,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敌人。作案的反革命分子无耻地抱苏修的大腿,充当反华小丑,无耻地吹捧“苏联现政策就是好”,“苏联人民现在比我们幸福得多。”并学着他主子的腔调,胡说什么苏修“从二十大起,批判和处理了斯大林的错误”,诬蔑我反修斗争是“反脸不认人,分裂破坏世界社会主义国际大家庭”的团结。
继承沙皇衣钵的社会帝国主义——苏修叛徒集团,内外交困,走投无路,出于内政外交的需要,转移国内人民的视线,出动武装部队侵入我神圣领土珍宝岛。我边防部队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进行了自卫反击,胜利地保卫了我国神圣领土。作案的反革命分子,千方百计为苏修开脱罪责,胡说“苏联兄弟死了几十位同志,伤了十几位战友”,并诬蔑我英勇反击“是预先有准备的”,“只是说我方死伤多人而无照片。”作案的反革命分子如此为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哭丧,说明其是一条修字号的哈巴狗。

三、反革命信中使用的部分成语、词句、符号特征:
(一)反革命信中使用的部分词句、成语:
资产阶级反革命 佛教徒向泥菩萨念经
忠言直谏者诛之 猫咀上的耗子
马儿有角 黑板是白的
焚书坑儒 黑色恐怖
从恶助暴 尽竹难书(录入者注:原件如此)
一言难尽 千秋万古
良言好语 效仿、醒觉
骇怕 反脸不认人
国际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大家庭团结一致

(二)反革命信中习惯用的连接词:
一旦、可见、尤其、但是、就是、当然、然后、否则、而、更、但、也、如果……将……、可不是……更不是……
(三)反革命信中使用的符号
1.问号,有时连续用两个或三个,形成“???”。冒号,两点平列,形成“··”。有时在句号后面加问号,形成“。?”括号方、圆均用,顿、逗号不分。
2.划掉部分习惯打“×”,有时打“○”或用“≡”划掉。
3.字写颠倒了使用“\/”。如:“牲\/牺”、“平\/和”。
4.添漏使用“∧”或“∧○x ∧○y”。如,是他∧○x咀上的耗子,被添字为“猫∧○x”。
5.着重号,常用“。。。。。”,如“仔细的思考”(录入者注:原件文字下着重号为小圆圈)。

四、“四一四”案部分字迹特征(反革命信件中,运用简化汉字多,简写错误极少,同时罪犯也能写繁体字) (下图:原件中附信件手迹照片)


最高指示

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
专政是群众的专政。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关于“四一四”案罪犯再次作案的通告

四川省革委人保组、成都市革委人保组“四一四”专案组
一九六九年十月

最近,全市人民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提高警惕,保卫祖国”、“要准备打仗”的教导,积极地行动起来,掀起了围歼“四一四”反革命信件案罪犯的热潮,罪犯怕得要死,感到末日来临,进行垂死挣扎,于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五日,再次从成都投寄了署名“可掉脑袋,决不掉真理”的反革命匿名信一封,真是嚣张已极。
我们一定要怀着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对阶级敌人的满腔怒火,把罪犯立足于暗藏在本单位,结合战备,进一步发动群众,继续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彻底革命精神,布下天罗地网,把罪犯淹没在群众专政的汪洋大海之中,我们一定要把罪犯抓出来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不达目的,死不瞑目。
全市革命人民紧急行动起来,为迅速揪出炮制“四一四”案的反革命罪犯而战斗!

最高指示

不管什么地方出现反革命分子捣乱,就应该坚决消灭他。
以伪装出现的反革命分子,他们给人以假象,而将真象隐蔽着,但是他们既要反革命,就不可能将其真象隐蔽得十分彻底。

“四·一四”反革命信件案情简介

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市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
四川省成都市革命委员会人民保卫组
一九七○年五月

一九六九年四月十四日,阶级敌人由成都向《新疆日报社》、《黑龙江日报社》、《上海日报社》、《广东日报社》(无后两个报社名称)等处,投寄了五封反革命匿名信(简称“四一四”反革命信件案)。反革命信文用蓝色复写纸复写,六页四千余字。除攻击我党庐山会议,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彭德怀翻案,诬蔑三年自然灾害是我党造成的而外,集中攻击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罪犯用极其低级下流的语言,诽谤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攻击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攻击无产阶级专政。“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罪犯在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时刻,在党的“九大”胜利召开期间,偷偷摸摸地投寄反革命信件,是其绝望掙扎的表现,是死心踏地与人民为敌的反革命分子。
根据罪证分析,罪犯有以下几种情况:
一、罪犯打着“真马列主义者”的旗号,恶毒攻击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竭力为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党内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鸣冤叫屈,大肆赞扬苏修二十大以来的反革命政策,厚颜无耻地为苏修侵犯我国珍宝岛辩解等,充分暴露出罪犯具有系统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思想。
二、罪犯突出地攻击党的干部政策,赞扬刘贼的“活命哲学”,吹捧以刘少奇为首的党内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赞扬反革命“二月逆流”是“老前辈英雄们的一次真正马列主义者的觉悟,是真正无产者的革命行动”,诬蔑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陷害了多少好同志”,攻击文化大革命运动“无辜死伤和家破人亡者不计其数”,狂吠要向“直接和间接受陷害致死者致哀吊!”“讨还血债!”据此分析,罪犯极大可能是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自绝于人民的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的直系亲属或其社会关系中的思想反动分子。
三、反革命信中夹用了一些文言、典故,采用猜谜语的伎俩,故弄玄虛。据分析,罪犯在平时可能爱写“打油诗”,编“顺口溜”,和惯于猜谜、破字。文化水平中等以上。
附:反革命信中部分成语、词句、标点符号特征及原件部分字迹和信封复制样本。(注:“信中部分成语、词句、标点符号特征”与1969年7月发布的“案情简介”中列举内容相同,此处略。)


页首
 用户资料 发送Email  
 
显示帖子 :  排序  
发表新帖 回复这个主题  [ 2 篇帖子 ] 

当前时区为 UTC - 5 小时[ DST ]


在线用户

正在浏览此版面的用户:没有注册用户 和 6 位游客


不能 在这个版面发表主题
不能 在这个版面回复主题
不能 在这个版面编辑帖子
不能 在这个版面删除帖子
不能 在这个版面提交附件

查找:
前往 :  
cron
Powered by phpBB © 2000, 2002, 2005, 2007 phpBB Group
简体中文语系由 PHPBB中文翻译小组 维护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