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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昨 天》第一四六期
帖子发表于 : 周日 3月 01, 2020 10:58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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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 天》第一四六期

抢救文革回忆 积累文革资料 交流相关信息 促进文革研究

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20年2月29日第146期

本期目录

书海泛舟

张晓平 崔月犁在文革中

史林一叶
阎长贵 从批判电影《武训传》到文化大革命

浩劫墓碑
不 平 文革烈士郭里里

编读往来
读者郎早正对《昨天》144期、145期各提出一点指正 本刊编者一点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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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海泛舟】
崔月犁在文革中

张晓平

《昨天》编者按:本篇节选自张晓平著《我的父亲崔月犁》(未正式出版)第十九至廿二章,在本刊发表前由该书特邀编辑胡泊以最终版本为基础略作修订,重新划分了个别段落,对史实有误或需要交代之处增补了相应注释,作者还专门加写了小序。
传主简介:崔月犁(1920-1998),原名张广印,直隶(今河北)深县人。小学毕业后离家自立,1937年10月加入中共,在晋察冀根据地作军医。1943年被派到北平做地下工作,后任地下党学委秘书长,负责地下电台和上层统战。1949年后历任彭真政治秘书,中共北京市委研究室副主任、统战部长、卫生体育部长,北京市副市长、市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常务副秘书长。1966年被撤职,1968年入狱,1975年获释,1978年平反。其后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副部长、部长、党组书记,国家计生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中华红十字会总会会长等,是中共十二届中央委员、十三届中顾委委员。
作者简介:张晓平,1949年生,崔月犁之女。北京师大女附中66届初中毕业后赴内蒙古插队,1988年赴美自费留学,获夏威夷大学公共卫生硕士学位。与朋友在西雅图合创生物技术公司,2015年退休。

小序

1966年,我十七岁,在北京师大女附中读书。为什么发动“文革”?革谁的命?没人清楚,只知道听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话。师生无一例外地被卷入了“文革”浪潮,有人被推上浪尖成了革命小将,有人被卷入海底成了“黑帮”子女,多数人随大流喊喊口号,表表革命决心,仅此而已。
由于父亲是北京市委领导,我成了“文革”中最早的一批“黑帮”子女,在海底挣扎,当逍遥派。在很大程度上,当逍遥派是由出身和形势决定的,是生存的需要。那时我很希望父亲被定为“走资派”——“走资派”是可以改好的,“黑帮”是敌我矛盾。一次我质问他:为什么你犯了那么多严重错误?父亲勉强地笑着说:我没有犯那么多严重错误。我嚷嚷道:党说你犯了严重错误!父亲看着我,没有说话。他那无奈的神情,我至今记得。后来父亲入狱,我插队,中国社会的现实让我认识到他是被冤屈的。
回首母校的“文革”岁月,我只想念一个人——副校长胡志涛。她的名字虽然很少被人提及,可自始至终都是我十分敬佩的人。她在学校以精干、敬业、好口才和重视实效深受学生爱戴。“文革”开始不久,看到校园里出现武斗的苗头,她立即到市教育局反映,要求上级干预以防严重事件发生。建议没人理睬,不久她被学生打断了肋骨。卞校长事件发生时,在自身难保的情况下她还尽力劝说学生把校长送医院救治。很多年后,当被问及打她的学生名字时,她始终没说。儿子不解,便去问妈妈的朋友,朋友回答:“因为你妈妈是真正的共产党员。”后来胡志涛离开了师大女附中,到南方一所中学任校长,继续为教育事业默默工作到离休。她在“文革”中和“文革”后的做法,比起很多人来,更不愧为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清醒、冷静,实事求是而又不失仁义。我的父亲崔月犁也是这样一名共产党员,尽管在“文革”中受尽迫害,但始终把国家和人民放在首位。
下面的故事选自我为父亲写的传记中的部分章节,摘录在此以供读者了解“文革”年代。走出秦城后,我父亲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全党都要实事求是,我们国家不能再折腾了。

张晓平
2019年12月 父亲百年前夕

第十九章 北京市委首当其冲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严重错误和连续三年的饥荒导致了全国性的经济困难。1961年,中共中央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对大部分在“反右倾”等运动中受到批判的干部和党员予以甄别平反,给很多“右派”也摘掉了帽子。1962年1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中共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七千多名县级以上干部参加了会议,史称“七千人大会”,参会干部如此之多,可谓空前绝后。在会上,多数干部对“大跃进”以来的极左政策提出批评。刘少奇的发言借用了基层干部反映情况时说的一句话,三年困难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刘的讲话得到多数高级干部赞同,多数人认为中央领导应承担责任。此时刘是国家主席、党内第二把手、毛泽东的公认接班人。
会议对三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进行了总结和反思,涉及党内缺乏民主、把党内不同意见上纲为“路线斗争”等问题。会上对毛泽东本人的批评并不激烈,但党内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产生的分歧使毛泽东对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想法更加坚定,同时也为中共一号和二号人物的分裂埋下了祸根。会后,党内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谈民主和实事求是的春天。就在这年初,邓拓在《北京晚报》上开辟了《燕山夜话》专栏,邓拓、吴晗、廖沫沙又在北京市委机关刊物《前线》杂志开设了“三家村札记”专栏,频频发表生动活泼的杂文,提倡实事求是和独立思考。这三位北京市的大秀才都是父亲多年的朋友和同事。不过当时父亲的精力全部用在了市政府日常工作 ,对他们的文章并没有拜读过。
很可惜的是,“七千人大会”后,政治上的春天只持续了不到一年。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召开,各种运动和政策继续“向左转”。“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主导方针进一步强化,对党内持有不同意见的人采取了严厉打击和整肃的形式。这个错误方针后来把六亿人口的大国带进了万劫不复的深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而父亲所在的北京市委成了这场运动中第一个被彻底摧毁的省级党委。

山雨欲来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前奏曲是1963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城里讲“阶级路线”,实际上是按出身把人划为三六九等;在农村以“四清”(清工分、清账目、清财物、清仓库)为主要内容对社队干部队伍清理整顿。“四清”运动中,全国不少地区的社队及社队企业干部被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受到批判。按当时的说法,要团结 95% 以上的群众——换句话说,另外5% 的人不属于群众,而是被斗争的对象。
北京市委组织了大批干部参加“四清”。刘仁说:“我们这些年,年年整社,实际上就是整干部。农村干部反映:‘我们在春天是好人,在夏天是忙人,在冬天是罪人。’你冬天整得他不想干了,春天又动员他当干部,结果整一次伤害一次积极性,要总结经验教训。”父亲也参加了“四清”运动。他的工作重点是城市,在“四清”中一直遵照彭真和刘仁强调的要实事求是、要有证据、对人的处理要慎重的原则。他更喜欢做那些能给人民带来实际利益的具体工作,对整人的运动没兴趣。在任何运动中他不打小报告,也不喜欢议论同事或领导之间的矛盾。随着运动深入,北京市委对农村干部的政策和中央派来的陈伯达、戚本禹等人的做法差别越来越明显。陈伯达和戚本禹等人不做调查就把基层干部“先挂起来”,随便体罚、隔离。戚本禹给刘仁上纲上线,写信直接告到了中央办公厅。
提到“四清”,必须讲讲父亲很久前认识的一个人——王光美 。1964年初,她带领工作组在河北省抚宁县桃园大队开展“四清”。同年5月,她在中央直属机关党委召集的千人干部会上介绍了“桃园经验”。在此之前,她在全国各地做了同样内容的报告。经刘少奇推荐,毛泽东批准,报告在9月作为中央文件下发。包括父亲和北京市委许多领导在内的高级干部对“桃园经验”保留自己的看法,认为其对农村干部采用的批斗方式过“左”;并认为王光美作为主席夫人在党内作报告也不妥,不应该“夫人参政”。持这两点看法的当时在高级干部中大有人在,其中很多人并不隐瞒自己的看法。党内有不同看法是正常现象,但是多数人并不了解此事的深层背景,谁也没有把它和更复杂的党内分歧联系起来。
1963年12月,毛泽东把中宣部《文艺情况汇报》中一篇报道批给彭真和刘仁:“……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这引起彭真和刘仁的极大重视。为此市委召开常委会学习毛主席指示,彭真提出“写北京,演北京”的口号。母亲 的实验京剧团也从古装剧改演现代戏,《箭杆河边》是剧团推出的第一个现代戏。本来很少抓文艺工作的刘仁,此后几乎对每一出现代戏都关心。除了母亲所在剧团的现代戏,北京人艺出演了《矿山兄弟》,市评剧院创作了《向阳商店》,但这些剧目后来并没有成为经典剧目流传下来。
在此期间,江青提出要把北京京剧团作为她搞京剧改革——京剧现代戏的“实验田”,把沪剧《芦荡火种》改编为京剧,为此长期占用北京工人俱乐部,不让营业。她还把沪剧团调到北京演出,北京市文化局安排上演了两场。江青嫌少,认为是有意怠慢她,便两次到彭真家里去闹。谁也没有想到,后来这会成为北京市“水泼不进,针插不进”的罪证之一。
1964年5月,江青抢先把中宣部写的一份《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学会整风情况的报告》草稿送毛泽东。6月,毛泽东为此写下了一段严厉的批示:“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倒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很快,在文化部、全国文联及下属各协会掀起一股批判的浪潮。大批文艺界代表人物和领导干部如夏衍、陈荒煤、田汉、阳翰笙等都遭到批判,一些深受观众喜爱的作品如电影《早春二月》、《林家铺子》、《不夜城》、《红日》,京剧《谢瑶环》等全部被否定。在学术界,杨献珍、孙冶方、翦伯赞等也遭到批判。
然而当时北京市委没有对任何人进行公开批判,也没有在文化团体整任何人。1964年7月,北京市委召集市属文化艺术单位党员负责干部会议,传达了毛泽东对中宣部文件的批示,我母亲参加了会议。市委一方面努力执行毛主席指示,提倡京剧演现代戏;另一方面,也反对极左指导思想把艺术问题和政治问题随意挂钩,反对对优秀的文化遗产采取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北京市委坚持认为:演现代戏光荣,演优秀的历史剧同样光荣。
(上图:崔月犁与妻子徐书麟1975年合影。)
1964年6~7月,京剧现代戏观摩汇演在北京举行,有十九个省市的二十九个剧团参加。这次汇演忙坏了母亲,她对什么事都非常认真,愿意做得好上加好。母亲很希望实验京剧团能给北京市争光,让一批优秀青年演员通过演出更快成长。她带去参加观摩演出的剧目是《箭杆河边》。该剧在汇演中受到江青指责,说剧中人物“正不压邪”。汇演结束后母亲很紧张,觉得自己没有把工作做好。彭真知道了,对母亲说:“那不要紧,把正面人物再加强就是了。”
父亲的工作都和北京市老百姓日常生活有关。他始终觉得文人的事离他很远,在学术上有不同意见都是正常现象,不必大惊小怪。父亲仍然保持着地下党时期的工作习惯:严格执行党的决议,遵守时间,严守纪律,办事之前把各种因素想得非常周密,办任何事情不拖沓,今天能办成的事绝不拖到明天。父亲办事效率非常高,有一天他打了一百个电话,办成了一百件事。
到了1965年,“阶级斗争”和“突出政治”在各种报纸和刊物中成了主导口号。父亲依然每天忙碌着,精力全部花在如何让市政府工作人员不特殊化,联系群众。对技术干部,他一直坚持用“又红又专”的标准培养他们,从不因出身而歧视任何人。在日常工作中,他是市委和市政府决策的坚定执行者。而两年来,北京市委在“四清”运动和文艺、宣传工作中的做法,在当时极左风行的年代显得很跟不上形势。
1966年初,学习林彪提出的“四个第一”(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已经在全国各个领域开展,北京市组织医院领导人员出差到外地参观学习。回来的人向父亲汇报,说人家那里突出政治,走进医院大门迎面是毛主席语录,病房里也有语录,天天读,不间断。父亲只是听,不做声。最后父亲问大家:“医院不是马列学院,不是专攻政治的。光说有什么用?政治能治病吗?医务人员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主要是解决科学世界观、方法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不要大呼隆,不要见风就来雨。”有一次父亲到同仁医院去开会,一进大门便看到医院墙上贴了很多标语和政治口号,他让医院的人把标语都撕掉,清除干净。他说,医院是治病养病的地方,要干净、安静。这些言行在“文革”中都成了板上钉钉的“反革命罪证”。
父亲的思想已经远远地落在了极左观念的后面。他什么都没有察觉,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北京市委已经处在一场史无前例的“革命”的风口浪尖上。“四清”中极左的夺权做法延续到“文革”,夺权斗争成为当时的普遍模式。后来发展得更极端,范围也更广泛,最先是干部,接着波及科学家、作家、演员、医生直到全部精英甚至普通老百姓,采用的手段越来越暴烈、残酷、野蛮,最后终于酿成全国性劫难。

被撤职前后
批判北京市副市长、著名明史专家吴晗写的历史剧《海瑞罢官》一事,是引发“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1965年2 月,江青到上海与张春桥经过几个月秘密策划,于11月10日由写作组的姚文元署名,在上海《文汇报》发表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文章指责《海瑞罢官》是吴晗为“单干风”翻案,后来又说是为彭德怀翻案,是一棵“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对江青的幕后策划一无所知,对《文汇报》事先没打招呼、随意点名批判北京市副市长的做法感到极不正常。《海瑞罢官》的剧本写在庐山会议之前,是为了响应毛泽东 1959年4月在八届七中全会上提倡学习海瑞“刚直不阿,直言敢谏”的精神而创作的,与彭德怀毫无关联。当年毛泽东看过《海瑞罢官》后还在家里宴请了戏中的主角马连良,并夸赞吴晗写了一出好戏。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后,学术界领军人物如翁独健、周培源、翦伯赞、胡愈之、周谷城等都认为吴晗绝不会反党,姚文元的文章有意加害于人。
父亲对吴晗比较了解,他们相识于 1947年 。当时中共的一个重要关系——宋美龄的卫队长暴露了,想通过吴晗找到地下党以便撤回根据地。吴晗找到父亲,经学委同意后安排卫队长去了根据地。1947年9月,吴晗响应中共中央召开新政协的号召,决定去解放区。他刚刚在上海参加了民主党派秘密会议,把会议决议摘要密密麻麻地记在一张纸条上,准备带到解放区交给中共中央。此时父亲获悉吴晗已经上了敌特黑名单,随时有被逮捕的危险,便让吴晗夫妇去天津租界暂避。第二天父亲派交通员池重到天津和吴晗夫妇接头,想尽快把他们送到解放区。没想到池重一身西服革履的打扮让吴晗产生了怀疑,关系没接上,无果而归。翌日父亲只好和他再赴天津。吴晗见到父亲,这才放下心来。行前父亲特别嘱咐池重,要他一路上除了安全,还一定要照顾好吴晗夫妇的生活。在解放区,刘仁介绍吴晗入党。彭真和刘仁基于对吴晗本人经历和写作背景的了解,不同意姚文元在文章中对《海瑞罢官》诬陷性的定论和政治性批判。北京各报十八天没有转载姚的文章,北京市委因此犯了“大忌”。
1965年11月29日,在千钧压力下,北京市委同意在北京各报转载姚文元文章并加了编者按。由周恩来和彭真修改审定的编者按强调:“《海瑞罢官》是学术问题,存在不同意见可以展开辩论。”从此,北京各报也展开了对吴晗的批判,由市委书记邓拓和市委宣传部长李琪撰写批判稿。这些文章力图使批判不脱离学术争论的范围,吴晗也在报纸上做了自我批评。尽管北京市委试图把批判引回到学术范围,吴晗却一直认为姚文元的文章有来头,精神压力非常大。彭真和刘仁担心吴晗承受不住,便嘱托父亲去看望。
在北京市干部心里,父亲是个为人善良、热情、真诚磊落的人。父亲认为在这时候去探望吴晗不用避讳任何人。那天,《北京日报》记者褚有琼开完会后搭父亲的车回报社。在车上,父亲对褚有琼说:“吴晗为批判《海瑞罢官》想不通,我不认为那篇文章是什么大逆不道的毒草。我要劝劝他,不要有思想负担。” 父亲没有意识到形势的严重。不仅父亲,连彭真、刘仁都没有想到,他们不仅没能把批判引导为学术之争,政治批判的范围反而越来越大,批判从吴晗迅速扩大到《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的作者邓拓和廖沫沙。
父亲和邓拓的友谊始于1950年。当时市委成立政策研究室,邓拓是主任,父亲是副主任。父亲说,让邓拓当主任是因为他的理论水平、历史知识、文学知识和党的政策水平都相当高,文笔也非常好,写文章很快。1939年父亲在根据地曾经听过邓拓讲课,他讲的哲学课引经据典,通俗易懂。父亲说邓拓是共产党的大才子。父亲并没阅读过《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不清楚批判邓拓的意图。对批判邓拓,父亲也不理解。
1966年2月3日,彭真召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会议。五人小组是1964年毛泽东提议成立的,成员是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和吴冷西。会议讨论了自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以来学术批判的形势和方针。彭真请北京市委书记刘仁 和郑天翔列席了会议。会议通过了给毛泽东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草案》(后来被称为《二月提纲》)。《二月提纲》指出:要坚持毛泽东所讲的“放”的方针;学术争论要“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报刊上公开点名作重点批判要慎重,有的人要经过有关领导机关批准”。政治局常委决定,由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全体成员到武汉向毛泽东汇报《二月提纲》。2月8日,毛泽东听了汇报,同意《二月提纲》。
随后,中共中央将《二月提纲》发往全国各级党组织。这份文件代表了政治局常委全体对文化革命的指导意见。如果照此意见开展文化革命,无论谁“左”谁“右”,都不至于酿成之后的全国性灾难。遗憾的是,历史上从来没有“如果”。就在那次会议快要散会时,刘仁和郑天翔为邓拓说了几句公道话,说他并没有反三面红旗 。这些话后来被康生作为“北京市委包庇坏人”的证据上报给毛泽东。显然这是在火上浇油。因为北京拖延十八天才转载姚文元在《文汇报》上批判吴晗的文章已经使毛非常不满,彭真从此被看成是吴晗的后台。父亲对这些事一无所知,不可能想到这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
1966年3月底,毛泽东在上海同康生、江青、张春桥谈话时说,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他还说,《二月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误的。毛点名批评彭真、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从 4月到 5 月,大批判的势头更加猛烈,《解放军报》、《光明日报》公开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批判北京市委机关报刊《北京日报》、《前线》和《北京晚报》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工具”。显然,这已不再是学术之争,北京市委已经处在被围剿之中。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父亲仍然坚守岗位,每天照常处理由他负责的各种事务。
1966年4月21日,中央办公厅送来材料,说是毛泽东叫给刘仁的。秘书对送文件的人说:“我是刘仁的秘书,交给我吧!”来人说:“不行,必须请刘仁签收。”这份材料是在中央会议上批判彭真的简报,毛泽东批示给北京市委阅,指名要刘仁签收的用意是逼其站出来揭发彭真。刘仁和郑天翔看了材料后,知道《二月提纲》成了大问题,两位列席会议的人陷入了沉思:《二月提纲》是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过的,怎么又成了问题?刘仁什么也没说,只是问郑:“康生这个人怎么样?”4月22~26日,刘仁主持市委委员全会,传达了这份材料,父亲也参加了会议。全体委员哗然:“这是怎么回事?”“彭真有什么错误?怎么一下变成了反革命?”有的干部要刘仁表态:“你对中央的批评是什么态度?”他一笑置之。最后坦率地说:“主席把七个文件批给市委委员阅,用意是什么,我没领会清楚。”“如果有人由于软弱失去了自信,那么至少不要再失去诚实。彭真同志在北京的工作中犯多大错误,我就犯多大错误。”
会议结束了,父亲仍然不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实际上也无从了解。直到这时,他才隐约感到自己可能要被审查了。可父亲身正不怕影斜,心里无愧。会议期间,市委向李富春副总理汇报,李批评了《北京日报》编者按没有自我批评精神。5月4日,父亲和城工部老搭档、市委组织部长佘涤清谈工作,说起彭真和刘仁的处境,两个人百思不解。回忆起在老领导那里得到的信任和培养,一聊三四个小时就过去了。该怎么办?他们在地下工作中曾经多么机智、成功,这次却困惑了,无论如何也理不清思路。最后两个人的结论是坦然面对,“该检讨的检讨,不该检讨的不检讨,顶多当个‘小彭真’。”不知晓上级做错了什么,总不能瞎编吧,这就是父亲当时的想法。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刘仁、万里、郑天翔列席。这次会议批判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和杨尚昆。会上林彪做了关于彭真、罗瑞卿、陆定一和杨尚昆阴谋反党政变的报告,会议在极不正常的气氛下决定撤销彭、罗、陆、杨的党内外一切职务。会议通过由陈伯达起草、毛泽东修改的中央通知,即《五一六通知》,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正式开始。
5月,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受不了突如其来的批判,自杀身亡。刘仁的市委第二书记职务虽然没正式撤销,但是已经不允许看任何文件,邓拓的死讯此时还向他封锁着。刘仁仍然惦记着北京的生产,他带着父亲和王汉斌一同去了北京郊区的红星公社。临走时,他对二人说:“运动来得很猛,短时间不会结束。我参加过很多运动,有一条必须坚持:说话必须对历史负责,多大的压力也不能胡说八道,要相信最后都会实事求是的。”当时父亲这一级的干部并不知道高层对“文革”的指导方针产生了严重分歧,他完全没有意识到面前的危险,更想不到的是这竟成了刘仁对他说的最后一席话。7 月,市委宣传部长李琪因不堪忍受频繁批判、侮辱和殴打,也寻了短见。
彭真被撤职同时,中央成立了“首都工作组”,专门负责解决北京市委的问题,负责人是周恩来和叶剑英。1966年5月23日至7月14日,新任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在北京饭店主持召开北京市委工作会议(又称“北京饭店会议”),传达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和中央通知,揭发批判以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的罪行。会上还宣布了中央关于改组北京市委的口头通知。李雪峰说:“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是一伙,北京是他们阴谋政变的根据地之一。就是在这个圈圈里,是一窝子,犯错误的人不会少。要放手发动群众,火烧,要刮阳风,烧阳火,这次干脆来个洗热水澡,来个烫猪。”父亲满脑子疑问:北京市委怎么成了阴谋政变的根据地?从讲话听得出中央对北京市委已经定性。此时,彭真已经被软禁。会议突然宣布将刘仁撤职,由吴德出任市委第二书记,改组北京市委,撤销或停止原北京市委的领导人职务。对父亲的处理是停职反省。北京市委被解散了,所有到会的干部包括父亲,对加给北京市委的罪名不知所以。
北京市委是“文化大革命”中第一个被打倒的省级党委。市委领导人被集体解职,没有一个人因贪污违法、渎职或损害国家利益而解职。他们被解职只是因为同一个原因:不听话。毛泽东要发动“文化大革命”,首都必须控制在唯自己是从者手中。至于理由,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已被打倒的北京市委从此被贬称为“旧市委”。

“一定要活下去!”

1966年,毛泽东把“三家村”(邓拓、吴晗、廖沫沙)和北京市委作为第一批批判对象。父亲时任北京市委常委和副市长,成为最早被牵连的人之一。北京市委的突然解散给全国树立了榜样,大多数基层政权后来纷纷被群众夺权而垮台。父亲说:“一天,一些人首先冲进了市委大楼,让每个部门的负责人交代,搞得乌烟瘴气,大家都不知道要交代什么,一头雾水。我也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只好承认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
那时我们都在北京市比较好的中学就读,一代朝气蓬勃、又红又专的“革命接班人”,一夜之间却成了“黑帮子女”。受父亲牵连,已入伍数年、曾立功获奖的树航哥此时也在部队接受审查。当时,大部分政府部门还没有被波及,北京市委在“文革”中首当其冲。父母当时是属于 5%的少数,理所当然被多数人看成是板上钉钉的“黑帮”。那时候,我很希望父亲被定为“走资派”——“走资派”是可以改好的,而“黑帮”是敌我矛盾。可偏偏北京市委领导干部几乎全部都被打成了“黑帮”,父亲被说成是彭真和刘仁在北京的“黑干将”。
1966年7月初,在北京饭店开始了对北京市委领导人的批斗,这是父亲第一次挨斗。父亲回忆说:“在北京饭店被批斗的一共二十多人。那时我是副市长,主管卫生、外事、宾馆服务、市人委日常工作,还兼卫生体育部部长、统战部部长、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等职,有许多具体工作。(后来)因为红卫兵的劲头越来越大,北京卫戍区以关押为名,把彭真、刘仁、郑天翔、万里等主要领导名为关起来了,实际上是保护起来,批斗时再带出去,免得红卫兵抓起来打。那时北京市在外边官最大的就是我了,到处排队抢着斗我,每天总有一两场,到区里斗,到各单位斗,差不多有一年。没事时打扫卫生,打扫厕所。”
从那以后,被批斗和游街成了父亲的家常便饭,除了挨斗就是写检查。父亲不瞒着我们,那些检查就放在桌上。他记性特别好,过去的事记得很清楚。他仍旧保持着雷厉风行的风格,写检查的速度特别快,字很大,一会儿就能写一打。他检查中写的都是交代做了哪些工作,最后加上一句:由于觉悟不高,忠实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几乎每份检查都是这样的格式。那时候没有复印机,有时候一份检查要抄送好几个单位,我模糊地记得他也让我帮着抄写过检查。父亲说话很少,只是抱怨写检查写得手腕酸痛。有一次我在检查里看到他检讨了给右派通风报信的事,细节已经记不清了。我当时很气愤,犯修正主义的错误还能原谅,为什么竟然给向党猖狂进攻的右派报信呢?这不是丧失阶级立场吗?其实反右斗争时我还不到八岁,右派怎么回事并不清楚。但是,我们都是在那种政治体系下长大的孩子,党怎么说对我们很重要。我们的缺点和幼稚就在于太想“进步”了。
母亲在京剧团工作。文艺工作者们大声朗读着毛泽东的批示“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毫不留情地对文艺部门的领导实行了专政和批斗,母亲也被斗争了。“文革”开始不久,母亲就遭到了实验京剧团全体职工批判。她每天去上班接受批判,批判会结束后哥哥用自行车带她回家。母亲坐在自行车后座上,一边拽着哥哥一边说:“你慢点,慢点骑呀。”后来母亲被关在剧团不允许回家,挨斗、写检查和打扫厕所成了母亲每天在剧团的工作。
北平解放前,母亲为父亲做了好几年秘密交通员,总说她每次遇到戒严和搜捕时都不如父亲机智果敢。如今母亲却表现出异常的平静和坚强。她不为自己的遭遇抱怨,只是对造反派说:“我必须每天服用肾上腺皮质激素,希望你们不要停了我的药。”母亲平时爱干净,注意着装。在“文革”中她被剪了“黑帮”头(一边头发被剃光),只好找了一顶旧帽子,戴着它每天按时上班去挨斗。后来母亲告诉我,最初的那些日子,父亲实在受不了日复一日的被游街和侮辱,曾经想过死。母亲对他说,那是我们唯一不能选的路。如果死了,跳进黄河也洗不清!我们一定要活下去,相信群众相信党,总有一天事情会真相大白!几句听起来很普通的话救了父亲。在后来更加难熬的岁月里,活下去,等着父亲,成了母亲最坚定的信念。

第二十章 秦城岁月

父亲倒台后,我们的家几乎天天被抄。进我家比进便民商店还随便,不会通知,不报身份,随时闯进来抄家,随便拿东西。每天家里一片狼藉,就跟电影中的抄家场景一模一样。姥姥 受不了这些,“文革”开始的第一个星期,她选择离开了这个残酷的世界。
同年7月,我们被勒令搬出卫理公会 的小楼,小楼很快被分配给了“左派”。除了父亲的飞利浦女车和兄弟牌缝纫机,还有一个旧的钢丝床,剩下的家具全部钉有市委的标牌,都属于公物,我们一件都不能带走。其实,这些家具都是五姥爷徐梁 1949 年赴台前留给姥姥的。解放初期干部实行供给制,母亲便把家具都捐给了市委,市委派人到家里给那些家具钉上了蓝色的标牌,据说为此姥姥很生气。其中我最喜欢的一款家具是带玻璃板的写字台,我从来没见过这么有趣的写字台,玻璃板下衬着墨绿色的绒布,绒布上面摆着家人照片。不幸的是,它也被钉上了标牌。

交林夹道四排五号

“文革”让我的同学迅速被划成两类人,一类是“红五类”(出身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工人、贫下中农和城市贫民),另一类是“黑五类”,后来扩展为“黑七类”(出身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资本家、黑帮)。 1966年7月,随着一群出身“有问题”的“黑七类”同学,我到北京郊区下乡劳动。记得那天回到家时已是晚上八点多,小楼里漆黑一片。我不知道家里又发生了什么事,走到门前,看到哥哥写的字条:家已搬到和平里交林夹道四排五号。
我连忙坐车赶往新家,一路都在想:不知道和什么样的邻居在一起,是不是会被围攻……在和平里下车后,怎么也找不到“交林夹道”,没人知道这个地址。后来终于碰到一个人,他指了指交通部和林业部大楼中间的一条土路说:“喏,这条路就是交林夹道,你是找那些工棚里的人吗?”顺着他指的方向,我看到路边有几排简陋的平房,这一定是我们的新家了。平房没有门牌号码,问了邻居,得知我们住的是靠土路边上的两间平房。借着月光,看得到房子外墙的墙皮已经脱落,但没有见到墙上有标语或红叉。推门进去,看到哥哥、弟弟、杨姥姥。我的心在经历了一个多月的紧张后,在这两间低矮的平房里找到了暂时的平静。
我们的新家果然是工棚,是当年为了修建林业部和交通部大楼临时为工人搭建的。房子是里外间,地面是用砖铺的,每次扫地从砖缝中扫出的土总有半簸箕。屋外是灰墙围起来的做饭的地方,居然通煤气!所有住户用水都靠那条土路边的公用水管子。公用厕所是无抽水设备的旱厕,四面透风,冬天非常冷。厕所太远,晚上必须用便盆方便。不论怎么说,我们算是有了新家。
那个年代和什么人为邻很重要,邻居不好日子会很难过。值得庆幸的是,除了我家对门住着一对造反派夫妻,剩下的每户都“有问题”。对门的男造反派大约四十多岁,是个工人,一脸横肉,每天戴着红袖章,对所有邻居摆出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我觉得那人是最需要提防的。不料一天,我看到父亲正在他屋里和他聊得热火朝天。我很迷惑,这种人躲还躲不及,干嘛还找上门去?后来才知道父亲已经了解到那造反派工资很低,便拿出十元钱补贴他。那人拿钱很心安理得,便把父亲当成朋友,只对父亲一个人和气。1975年我们搬出交林夹道后,父亲再也没回去过,更没去看那个造反派。过了很久我才明白,父亲并不喜欢那位恶邻。不过他是城工部训练出来的干部,当然知道如何排除潜在的危险。
1966年8月15日,新市委决定,将刘仁、万里、郑天翔、佘涤清、我父亲和原市委、市政府、团市委机关局处级以上八十一名干部押送到昌平县居庸关外清华大学造林基地办集训班,实行监督劳动、隔离审查。基地四周围着铁丝网,荷枪实弹的警卫日夜看守。由于这里被关押的都是当时定了性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故取名叫“反修堡”(代号808)。父亲和城工部战友宋汝棼、刘涌同关一室。
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检阅了“红卫兵”。从那天起,一支最年轻的力量被卷入“文革”,他们将为“文革”打先锋。从此,“文革”成了群众运动,再也不可能回到学术争论的范围。“红卫兵”运动冲垮了各级党组织,全社会从此陷入无秩序、无法制的红色恐怖。即使距城里百里之外的“反修堡”也难逃“红卫兵”的暴力。在后来的几个月,“反修堡”里的“黑帮”们在基地种树、写检查、打扫厕所,被各个学院、机关的红卫兵和造反派拉到城里轮流批斗、侮辱、打骂、游街。北京市公安局原副局长刘涌说,当时他被打得头部出血泡,心情沮丧。被斗完回来,父亲就给他讲,新中国成立前 共产党员连坐老虎凳、手指钉竹签都不屈服,现在这些有什么了不起?他看到每次父亲被批斗回来,总是情绪正常,英气依旧。
据统计,从1967年4月23日到10月27日半年时间,仅谢富治一人批准的批斗北京市和中央各部门领导干部的群众大会就有一百零七场,其中彭真五十三场、刘仁四十六场。父亲被批斗的次数已经很难统计。作为北京市委“黑干将”,彭真和刘仁的批斗会几乎场场有他陪斗。后来彭真、刘仁、郑天翔、万里等主要领导人被卫戍区监护起来后,揪斗需要批准,父亲成了留在外面的不需要批准就可以批斗的北京市最大的官。北京市各单位和区县排队抢着斗父亲,很多单位和行业甚至和父亲一点工作关系都没有,似乎有父亲在场批斗会的规格就更高。父亲的白衬衫上常常被画着红叉,无论走到哪儿,一眼就能认出是走资派。批斗会上他必须低头弯腰,脖子上挂着“三反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大牌子,面对着那些自愿来的和不自愿来的群众,一站就是三个多小时。有一次在地质学院挨斗,学生扳着父亲的手,让他踮着脚尖整整站了三个小时,棉衣里面全被汗水浸透了。群情激奋的口号声中,没人在意父亲是否介入过地质领域。
周恩来和叶剑英得知了“反修堡”的事情后,不同意这种做法,新市委不得不在 10 月份撤消了“反修堡”。父亲被放回家了。入冬时分,北京机关和家庭都要储存一冬天的大白菜。父亲每天清早去上班,在市委搬大白菜,下班后回家。我听见父亲和母亲议论“文化大革命”,母亲说,政策肯定是“左”了,我想这个看法也代表父亲。只不过“文革”是毛主席发动的,毛主席在他们心里威信很高,不能质疑。参加革命以来,那是他们心里最困惑和纠结的时期。父亲对批斗一句不抱怨,只是说他相信群众相信党。父母从来不和我们在家里讨论政治,他们不愿意我们有对立情绪,担心我们太年轻,站在哪方面都会惹麻烦。母亲说,经过“文革”,父亲能活下来,孩子没有一个得精神病,她知足了。
父亲和母亲挨斗回来,杨姥姥仍然给父母亲做饭,她话很少,她能看出来父亲和母亲心里有说不出的委屈。杨姥姥从来不问“文革”的事,她不需要任何理由和证据,她从骨子里相信父亲和母亲。后来父母亲的工资停发了,我们每人每月只有十几元生活费。杨姥姥成分好,属于城市贫民,待遇没变,依旧每月二十五元,但是父亲已经没办法给她发工资了。哥哥用第一个月的生活费买了三块铺板,三副条凳,支起了三张床。外间的旧钢丝床是为父母准备的。床铺不够,两个弟弟长期在朋友或同学家借宿。
1966年8月1~12日,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林彪成为唯一的党中央副主席,正式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1966年8月5日,毛泽东用铅笔在一张报纸的边角上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指出中央有另外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第一次公开把矛头指向刘少奇和邓小平。年底,北京各大学已经贴满了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报和标语,称他是“埋藏在党内的赫鲁晓夫”。受刘少奇的牵连,王光美受到了多次批判,规模最大的是清华大学举行的三十万人的批斗会。1967年4月,北京天气还很冷,王光美站在批斗会场的高凳上,被迫穿着旗袍和高跟鞋,带着遮阳帽和墨镜,脖子上挂着一串代表项链的乒乓球。对国家元首夫人而言,这种侮辱可谓是登峰造极了。
年轻的我们渐渐听惯了批斗会上对“地富反坏右和黑帮”的各种侮辱,看惯了大街上的“破四旧”、砸招牌、毁店铺。生活在大字报的海洋里,看大字报、写大字报成了我们每天的正事。那些大字报,不论现在看起来内容多么荒唐、语言多么肮脏、用意多么无耻,当年都会有成千上万的人相信那些是真事。每个写大字报的人都觉得自己代表正义,即使不了解真相,也可以无休止地伤害他人。人们在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中走着、看着、抄写着,激动地传送着大字报中的内容。不知不觉地,已经把人间最珍贵的东西丢了,那就是良知与道德,以至于过了很多年以后都没能找回它。
在“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的狂热中,神州大地迎来了更加混乱的 1967 年。批判的风潮席卷到各行业的每个单位,那些曾经为北平和平解放做出巨大贡献的城工部地下党员几乎无一幸免:傅冬菊被打成假党员,刘时平、李雪、赵振民、杜任之被捕入狱,李炳泉在人民日报社惨遭毒打。一天他拿着一张刊登着毛泽东和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报纸,不无伤感地对夫人刘可兴说:“1948年当我奉命离开平津前指返回北平时,林彪亲口对我说:‘人民是不会忘记你的’,现在人民已经忘记我了。”话落一声长叹,该是何等的伤心!几天后,李炳泉被迫害致死。
随着全国更多更大的“黑帮”和“反革命分子”被揪出,造反派对“旧北京市委”各种“罪行”的兴趣似乎淡漠下来,父亲被批斗的次数有所减少。他每天的任务是在市委机关劳动,打扫厕所,搬大白菜,什么都干。一个冬天天天如此,这种日子哪天是头谁也不知道。
到了1967年夏天,父亲已经在交林夹道断断续续住了一年。7月9日傍晚,一辆吉普车停在了门口,车上下来两名解放军战士。夏天屋里很热,每家屋门都是敞开的。军人径直朝我家走来。他们没进屋,站在门外和气地对父亲说:“我们是卫戍区来的,你带上几件换洗衣服,上车跟我们走吧。”母亲连忙给父亲找衣服,父亲说:“不用了,随便拿两件就可以,过不了几天就回来了。”说着,他随便拿了两身衣服,匆匆跟着来人上了吉普车。没有一个人和父亲告别。全家很放心:这下可好了,总算是有人管他的事了,终于把他保护起来了。

入狱

父亲走后没有多久,母亲被京剧团关了“牛棚”。我出身不好,不能参加“红卫兵”,成了名副其实的“逍遥派”。我的生活就是每天到学校溜达几个小时,有时帮着抄写大字报或者刻蜡版。没事的时候,偶尔也和同学一起到清华、北大看大字报。一天我和两个同学骑车到清华大学,看到一张大字报上画着刘少奇和王光美。大鼻子的刘少奇和脖子上戴着乒乓球“项链”的王光美牵着一条绸带,有个小人用双手在下面托着绸带,胸前挂着一个牌子,写着“崔月犁”,三个人的名字上都打着红叉。
看到父亲的名字,我只觉得胃里翻腾,喘不过气来:怎么回事?父亲怎么和他们搅在一起了?这是我第一次知道父亲认识王光美。一连串的问题出现在我的脑子里:怎么,难道他是他们俩的结婚介绍人?刘少奇已经被称为中国的赫鲁晓夫、罪恶累累的帝国主义走狗,完全成了敌我矛盾。父亲要是和刘挂上,问题还了得?回家的路上,那张漫画总是在脑子里转,我怎么也想不明白父亲什么时候成了他们的联姻人。父亲做的事,不论是解放前还是解放后从来不讲,我们一无所知,也无处寻求答案。当我为那张漫画纠结的时候,还不知道一场更大的灾难已经降临。
父亲离家半年了,除了入秋时解放军来取过一次衣服,再也没有任何消息。1968 年春天,别的“黑帮”家属传来消息说,父亲已经被关进了秦城监狱,罪名是“特务”!无论做了多坏的思想准备,全家还是被这个消息震惊了!
原来,那辆吉普车把父亲带到了卫戍区二师一个团部,驻地在朝阳区三间房。在那里父亲被关到年底。1968年1月9日(作者注:据父亲的回忆那天是1968年阴历大年三十即 1 月29 日),一个军官带着五六个战士来到了父亲的房间。
“你叫崔月犁吗?”军官问道。
“我是崔月犁。”父亲回答。
“你看看这个,”那位军官把逮捕证往父亲眼前一摊,算是走完了全部法律程序。“行,走吧。”一位战士一边说着一边给父亲铐上手铐,押上了吉普车。
父亲知道这些人是在执行命令,问不出原因,于是保持沉默。吉普车一直向西开,开过了小汤山疗养院,穿过了温泉,进了山沟,山沟里有一大片房子。最后车子在一扇大铁门前停下,这就是有名的秦城监狱。
在北平做地下工作时,父亲凭着机敏曾经成功地逃过多次追捕。今天他无论怎么分析,也搞不清自己为什么进了监狱。父亲被勒令把所有衣服脱掉,手表没收,换上囚衣,一套黑棉袄和黑棉裤,一双棉鞋,一双单鞋,鞋带要全部抽掉。父亲要求留下一件旧皮背心,上面的扣子立即被拽掉了。父亲随身只能带四本《毛泽东选集》,一本《毛主席语录》。他跟在战士后面通过了两道牢门,进了大院子里面的一个小院,里面是一座四五层的楼房。楼房门口有一道牢门,每间牢房又有两道门。父亲数了数,从外面进来,一共通过了五道牢门。观察和记忆始终是他的习惯。“咣啷”一声,牢门被关上了。
父亲坐在床上,打量着房间:这是单间牢房,六小步宽,十小步长。后面有一扇一尺见方的小窗,窗户外是铁栏杆,阳光可以照进来。屋里有马桶和自来水,暖气用水泥砌成圆的,没有棱角。现在,父亲身边只剩下了十大件:一袋牙粉、一只牙刷、一只搪瓷水杯、囚衣、囚裤、一床褥子、一床被子、一双破鞋、一件贴身衬衫,还有那件旧皮背心。
父亲不属于普通犯人,他被作为重犯对待,从入狱的第一天起两只手就被反铐了。入狱以后,没有人和他说话。每天双手被铐在背后,他只能做两件事:坐在床上或者在那个小屋里走步。他每天只想一个问题:自己究竟为什么被关进监狱?想到年轻入党时的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自己这些年一直忠于党和人民,即使算不上最好的,也能算中上等的干部。连我这样的人都被关进来,肯定是“左”了——父亲只想到这些,他并不知道自己被逮捕的原因。
入狱后,没人提审或问话。每天的生活一模一样,早上一碗稀饭、一块咸菜、一个小窝头,冬天的窝头又冷又硬;中午两个小窝头、一碗菜汤,汤里飘着一片带根的菜叶,喝完汤碗底都是泥。床不是水平的,床板向外倾斜,朝着灯。睡觉时,必须面向着灯睡,以便看守能随时看到犯人的脸。床上没有枕头,只好枕着那双破鞋睡觉。睡觉一翻身,手铐像刀背似地卡着手。初到监狱时,父亲时常被看守在半夜叫醒,罚他靠墙站一宿,不让睡觉。刚开始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被罚站,后来才知道是因为他在睡眠中不知不觉翻了个身,翻身是违反狱规的。
冬天,屋里五六点才开始有暖气,一到八点暖气就没了。夜里,父亲缩在一床薄被里,肚子饿得咕咕叫,冷得打哆嗦,熬到十点也睡不着。监狱里一周放一次风,晒晒太阳。放风的小院四周都是高墙,从一个小门进去。单人放风,谁也见不到谁。每人半小时,走慢了战士就从后面踹一脚。
日子一天一天过去,每过完一天,父亲就在墙上用指甲划一道杠,然后数着: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划着划着,索性不划了。日子望不到头,出去的日子可能遥遥无期,说不定哪天被枪毙,好一点儿是劳改,也可能这辈子出不去了,真的要有“把牢底坐穿”的准备了。这时父亲体会到了什么是度日如年!他每天期盼着有人能和他谈谈他到底有什么问题,哪怕只是和他说一说话也好!

诚实的代价

半年后的 1968年7月,和他说话的人来了。
中央专案组开始了对他的审讯。参加审讯的有五个人:一个正审、一个副审、一个专门打人、两个作记录。审讯是这样开始的:
“你去没去过东四六条?”
“东四六条,我可能去过。”这个问题让父亲摸不着头脑。
“问你去过没去过!”
“我想不出来是什么时候专门到那儿去了。”父亲如实答道。
“他妈的!”梆!梆!梆!梆!打手劈头盖脸就是几拳,“你去过还是没去过?”
“可能去过。”父亲真的记不清了。
“到东四六条哪个地方?”
“我可想不起来哪个地方了。是不是过去我在‘和大’时,我们的秘书长刘宁一 ,解放后他住东四六条,好像到他那儿去过。”父亲在尽量回忆。
“什么门?”
“二道门吧。”
“多少号?”
“记不清了。”
“什么他妈记不清,你明知道……”梆!梆!梆!这次打得整个脸都肿了。父亲的眼睛已经肿得看不见。他尽量咬着牙,不然牙会被打掉。
打完后他们递给父亲五张纸,一瓶墨水,一支蘸水钢笔。因为觉得没什么可写的,父亲就只好写自己如何执行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无产阶级觉悟低,没有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之类。
第二天,父亲把写的材料一交上去,便挨了一顿骂:“他妈的!你就写这个?你自己的问题不清楚?你找死啊!”父亲的确不清楚自己有什么问题,于是说:“我没什么可写的。”“什么他妈的没什么可写的!”随着骂声,父亲已经被踹倒在地上。接着又是一顿毒打,两侧胸部肿胀,父亲使劲绷着胸部免得心脏受伤。为了这个东四六条,父亲的眼睛被打得完全睁不开,走路时必须用手把眼睛扒开才能看见,每呼吸一下整个胸部都会疼。
为了少挨打,在下轮的审讯中,父亲决定糊弄过关:
“可能是一号?”
“什么他妈的一号!”
“那么可能是二号,三号,四号,五号,六号,……十七号……”
刚数到十七号,那人突然插嘴道:“他妈的,你明知道是十七号,为什么不说?就是十七号嘛,他们那儿是干什么的?”
“那我可不知道。”这句话招来的又是一顿毒打。
“王光美去过六条没有?”
“我根本不知道王光美去没去过六条。我跟她接头都是在劳动人民文化宫。”那时候文化宫叫太庙,父亲和王光美每星期见一次面。
“她在北京那么多年就没去过东四六条?”
父亲说:“那我可不知道,那么多年去过的胡同当然很多了,也可能去过吧。”
那人马上歪曲道:“他妈的,你明知她去过,你说她没去过!”接着命令父亲:“把王光美去过六条什么门、多少号,都写下来!”父亲说:“我没什么好写的,不写。”这时一群人拽着父亲的手铐,后面人推着打着,强行抓住他的手在纸上摁上了手印。父亲当时想:你们就是这样取证啊!
回到牢房,父亲已经筋疲力尽。他带着满身伤痛,坐在床上,回忆着这两天的审问。每天的审问都是从东四六条开始,从专案组审讯的问题中,父亲终于弄清楚了为什么每天审问的内容都是东四六条。
北平沦陷时期,东四六条有一个日本的特务机关,后来国民党的特务机关也曾设在那里,可详细情况父亲并不了解。从审讯人在刑讯时下的功夫,父亲推测,他的口供对专案组来说非常重要。这些人一定是想从他的口供中得到王光美是特务的依据,父亲是介绍王光美到军调部中共代表团工作的唯一牵线人。可是,为什么执意要把王光美打成特务呢?为什么?他脑子里的疑问越来越多。
父亲不相信王光美是特务。1946年,王光美原本打算赴美国留学,是听了父亲的劝告才留了下来。专案组为了要口供,对父亲审讯了七八个回合,每个回合三天三夜。审讯室有个椅子,但是不让坐。从早上八点站到中午十二点,再从下午二点审到八点,然后回牢房吃菜汤、小窝头,生气吃不下就饿着。夜里接着审,一直到清晨两点。连续三天三夜,休息两天,再接着打。
就在父亲入狱两个多月前,王光美已经被捕,也被关押在秦城监狱。也就是说,从父亲那里取证之前,王光美已经入狱多时了。彼此并不知道已经入了同一所监狱,入狱那年父亲四十八岁,王光美四十七岁。父亲在那里住了八年。究竟是谁把他投入监狱、为什么入狱、关押多久、是不是能活着出来,他一概不知。王光美在铁窗里生活了十二年,她并不知道母亲董洁如和哥哥王士光受她牵连也被关进了同一所监狱。董洁如入狱时已经七十多岁,被监禁达四年之久,1972年7月病逝于秦城监狱。
父亲被捕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他在城工部长期在刘仁领导下工作,有人想把刘仁打成特务。审讯的时候,打手把父亲按靠在墙上,一个做记录的人把他一推,再猛一拉手铐,手铐立刻钳进肉里,鲜血顺着袖口流出来。
“刘仁是不是大特务?”正审问道。
“不是。”父亲毫不犹豫地说。
“他妈的!是不是?”打手嚷道。
“不是。”父亲的口气更加坚定。
为了得到“刘仁是大特务”的口供,父亲被提审了五次,每次提审三天三夜,天天挨打。
正审说:“你交代和刘仁的关系,只要说到刘仁,前面必须加‘大特务’,不然你小心点!”
父亲说:“我不知道。”这回答又招来一顿打。父亲申辩说:“刘仁是1927年的党员,我是 1937年的党员,他的事我怎么可能知道?”刚开始审问时父亲总是在辩,挨的打特别多。后来他干脆不说话。
刘仁一直是父亲非常敬重的领导,在监狱里他经常想起刘仁和他说的话:“你要是挨整,可一句瞎话都不能说,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不能编造瞎话。”父亲在监狱里的八年挨了无数次打,但他牢牢记住了刘仁的话,绝不提供伪证,从来没有在拷打和高压下违背良知。
过了几天,专案组的人又来了,这次是为了张东荪的事。父亲被提审了两次,一共六天六夜。
解放初期父亲已经听说过张东荪的案子,毛泽东说张把国家预算材料给了美国人。为此,当年的北京市公安局局长罗瑞卿向父亲询问过张东荪处的一部电台。那天,父亲在养蜂夹道碰上了罗瑞卿,罗一把抓住父亲的胳膊,突然发问:“老崔,张东荪有个电台,他说是你让他安的。”父亲从来不知道电台之事,于是便坦然地说:“你去调查好了,调查是,就是我安的;调查不是,就不是我安的。”父亲说张东荪把电台的责任推到他身上,就等于推到中共华北局城工部地下党身上,这是为了给自己开脱。
与罗瑞卿简单对话之后的十几年里,电台的事再也无人问津,父亲认为真相一定是调查清楚了。这次审讯旧账重提,不同的是,专案组的人要求父亲必须承认自己曾经给张东荪安了一部电台。父亲说:“我不知道张东荪有电台。毛主席后来说他是特务,可这之前我并不知道他是特务。我找他是城工部上级批准的,争取傅作义他不是还立功了吗?解放后他还是中央政府委员。那么多公安人员、政府委员都不知道他是特务,我怎么会知道?!”他的反问自然免不了一顿打。那个年代没有实事求是,伪证就是证据。父亲并不知道张东荪和他的长子张宗炳与自己同时关进秦城,次子和三子先后自杀。
父亲被突击审讯了三个月,但是精神和身体都没被整垮。父亲在狱中做了一首打油诗,诗中写道:

日食三餐窝窝头,时光大好付东流。
镣铐锁身真痛苦,寂寞难熬无尽头。
反复审讯无数次,拷打逼供鲜血流。
我对死苦俱不怕,人生可贵是自由。
英雄男儿不落泪,高山耸立不低头!

父亲记性特别好。五年后我们第一次到秦城探监,他曾经把在狱中作的几首打油诗背给我们听。
三个月的突击审讯结束后,监狱里的生活突然变得安静下来。从此,再也没有一个人和他说话。父亲被反铐了整整四年,直到 1972 年才被摘铐。

欲加之罪

和许多干部一样,父亲当时并不清楚党内高层斗争的内幕。他不知道自己的被捕是因为中央有人需要他的证词,他成了治罪刘少奇、彭真、罗瑞卿、刘仁的重要证人。父亲只知道面对的是中央专案组,不知道这些办案人员受谁指使。最初入狱时,他推测可能自己犯了什么错误正在接受审查,可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来审查?为什么被关进监狱?冤屈该向谁诉?在那间牢房里显然得不到任何答案。现在只有一件事还控制在自己的手里,就是绝不说假话。父亲做到了。
负责审查父亲的是中央专案组。入狱之前父亲并没听说过这个组织,他自始至终不知道谁负责。直到1977年,父亲冤案的来龙去脉才逐渐为人知晓。中央专案组的前身是专案审查委员会,是根据毛泽东指示,为了处理彭(彭真)、罗(罗瑞卿)、陆(陆定一)、杨(杨尚昆)于1966年5月成立的临时机构。随着文革中案子的增多,审查委员会变成了常设机构,改称为中央专案组,日常工作由谢富治和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负责。
中央专案组的权力非常大,甚至有权决定关押和逮捕。1967年,根据康生和江青的建议,部队抽调上千名干部进入专案组。负责父亲案子的是两名军人,父亲不知道他们的名字。1967 年秋天,根据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指示,专案组分为两个办公室,“一办”和“二办”。“一办”负责地方的要案,“二办”负责军队的要案。彭真专案组、陆定一专案组、刘仁专案组以及后来成立的刘少奇专案组和王光美专案组等都属于“一办”领导。
为了获取王光美是“美国特务”的所谓证据,父亲成了重要线索,因为他是王光美参加革命的介绍人。1967年9月,康生的秘书齐景和 在专案组说:“康老指示把崔月犁列为专案,就是为了搞最大的走资本主义路线的当权派。”“刘仁是特务,崔月犁也是特务,王光美是通过崔月犁弄到军调部的。”并说:“美国特务通过王(指王光美)控制头号走资派、国家元首。”办案的宗旨是:如果王光美是特务成为事实,刘少奇便可以被定罪为与特务勾结,因此“永世不得翻身”。出于政治需要,一件有意制造的、长达十二年之久的冤案从此开始了。
1968年1月3日,康生的秘书、“刘仁专案组”负责人齐景和根据市公安局军管会篡改档案所捏造的伪证整理出了一份简报,送给了康生。这份题为“大特务头子刘仁在全国解放后继续为美国中央情报局提供情报——刘仁专案简报(十)”的简报罗列了刘仁、徐子荣(公安部原副部长)、冯基平(北京市原公安局长)和父亲的大量“罪状”。康生看后立即批示道:“刘仁、崔月犁、冯基平、徐子荣等这伙反革命敌特分子,出卖党政军核心机密,叛党叛国,罪该万死,对他们不能用一般对待犯人的方法对待”,“应该把他们铐起来,进行严厉的突击式的审讯工作,让他们缴械投降”,“应向他们宣布逮捕,送进监狱”。根据康生批示,谢富治立即指示公安部门将四人“押进秦城监狱,加铐严管”。
1968年1月9日,刘仁、我父亲、冯基平、徐子荣分别被捕入狱,他们全部被作为重犯铐上了手铐。据《冯基平传》记载,康生、谢富治和“四人帮” 制定了第一批逮捕102名领导干部名单,包括刘少奇、冯基平,由此推测父亲也一定在那份名单中。名单报毛泽东批准。需要说明的是,并不是所有在秦城的犯人都被铐上手铐,大多数人是不戴手铐的。
父亲和被关进秦城的其他北京市委常委有所不同,他之所以被列为重犯的唯一原因是介绍王光美到军调部当翻译。这件事当初是他一人所为,没有其他人参与,因此他的口供对刘少奇和王光美案的重要性可想而知。介绍王光美参加革命,在当年对父亲来说是再平常不过的一件事。无非是介绍一位他认为可靠的人去完成某项任务,这种事在他长达六年的潜伏生涯中几乎天天发生,仅此而已。
1968年1月14日,刘仁被关进秦城的第五天,市公安局军管会受命写报告给康生,报告说北京市公安局是彭真、罗瑞卿、刘仁“窝藏各色特务的巢穴”,十名正副局长“有五名特务”,干警中一千多名“历史反革命”,一百三十多名“日、美、蒋各色特务”。谎一扯起来,就再也收不住闸。同年3月2日,刘仁已经被“刘仁专案组”定性为“地地道道的美国特务”,“他把一批敌特分子网罗在‘城工部’形成了一个专门为美国特务机关服务的特务集团,刘仁就是这个特务集团的头目”。于是,当年城工部那些最优秀的地下党员们在各个单位都成了“有问题”的人。更为荒唐的是,有人查访当年被城工部策反的军统北平站站长徐宗尧时,强迫他承认是他策反了刘仁。黑白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被颠倒了!1968年4月22日,康生对“彭真、刘仁专案组”的成员说:“你们要研究彭真的问题,离不开刘仁在北京的特务联系,要联系到刘少奇。”
一切似乎都是预先计划好了。在这一年的10月,将要召开中共第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会议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从组织上彻底把刘少奇开除,而开除这样一位领导人需要有足够的证据,这些证据必须由中央专案组提交。1968年对我父亲和刘仁、冯基平、徐子荣的关押和审讯都和刘少奇案有关,中央专案组带着这个任务去了秦城,要求犯人都按照他们设计交代问题。10月18日,中央专案组向大会提交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并提出:“专案审查小组建议党中央根据党内外广大革命群众的强烈要求,撤销刘少奇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这次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在党中央领导工作和党内生活极不正常的状态下(多数中央委员没有被允许参加会议,一些参加会议的中央委员正在接受批判)批准了这个报告。现在看起来,“根据党内外广大群众的强烈要求”去撤销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是多么荒唐的一件事。但是在当时,所有这一切都被认为是正当的。
根据康生的批示,秦城监狱对刘仁、我父亲、冯基平和徐子荣施行了严酷拷打。他们是秦城犯人中少有的几个被长期上铐的犯人。1970年7月17日,秦城狱方曾经向上写报告,请示专案组:刘仁、冯基平、崔月犁(此时徐子荣已病逝狱中)等自 1968年1月入狱后,一直戴着手铐,应如何处理?专案组负责人批:“总得表现好一点时上报批准取去为好。”三个人没有一个人按照专案组的要求“表现好一点”,始终如一地坚守着做人的基本原则,绝不提供伪证。结果,没有一个人的手铐被取下来。
刘仁在狱中长期戴着手铐、脚镣以致脚被磨烂,再加上生活上的虐待,身患多种疾病,但他自始至终没有承认任何一项强加给他的罪名。让他揭发彭真时,他也总是那句话:“彭真犯了多大错误,我就犯了多大错误。”1973年10月26日,刘仁在狱中病逝。专案组为封锁消息,要求家属保密,骨灰也不给。所幸的是,一位非常有正义感的人——八宝山骨灰堂管理处干部彭子刚冒着巨大的风险,秘密将刘仁的骨灰保存在自己床下五年之久,终于等到了刘仁被平反。父亲1939年结识刘仁,1942年被调到城工部后,他的直接领导一直是刘仁。父亲在统战部和卫生体育部的工作也归刘仁领导。父亲说,除了那次为了发展张德吾 入党挨了批评,后来刘仁再也没有批评过他。刘仁欣赏父亲的干劲,也相信他的能力。我小时候父亲经常带我去刘仁家,一般是晚饭后。我只记得刘仁是光头,很爽朗,每次都是揪几下我的小辫子,说几句玩笑话,然后和父亲谈工作。
徐子荣原为公安部常务副部长,因实事求是地为罗瑞卿辩护,被扣上“资敌通敌”、“包庇一大批叛徒、特务、反革命”等莫须有罪名投进秦城监狱,1969年6月20日在狱中被迫害致死。
冯基平原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因彭真、刘仁案和否认“刘少奇策划六十一人叛徒集团”被捕入狱。由于当面顶撞专案组审讯组长——康生的秘书,他被戴上了“扭背铐”。“扭背铐”是最残酷的加铐方式,犯人左右两只胳膊一上一下从后背被铐到一起,有人把它比喻为“苏秦背剑铐”。冯基平在秦城监狱住了九年。1975 年出狱后,康生指示把他关进了医院精神病房,直到 1976 年“四人帮”倒台才放回家。
为了把王光美是“美国特务”的弥天大谎说成真事,康生和江青等人需要更多的“证人”。1967年5~10月间,江青擅自决定陆续逮捕关押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承祚等十一人。抗战时期,杨承祚在辅仁大学任经济学教授,王光美是该校物理系的学生,他们在校园曾相遇过。江青执意要把杨承祚打成“美国特务”的上线。“文革”中杨承祚病危,江对专案组说:“要突击审讯,把我们所要的东西在杨死前搞出来。”专案组对这位老人加紧逼供,然后把他的只言片语加以编造,下结论说:“王光美是美国特务,而且是日特、国特。”接下来,专案组还必须编造出父亲认识杨承祚的证据,因为把王光美介绍到军调部的只有父亲。
一天,专案组拿着一张照片,让父亲识别,父亲说不认识。这时专案组的人把照片翻过来,照片的背面写着“杨承祚”三个字。专案组的人问,这三个字念什么?父亲不知道他们的意图,念了这三个字。用这种方法,专案组便得到了父亲“认识”杨承祚的“证据”。于是,父亲被说成是杨承祚介绍王光美当特务的“证人”,也成了刘仁和父亲“策划”王光美打入军调部的“证据”。
除此之外,刘仁也必须是特务。1946年,王光美在延安被发展入党时,刘仁为她在军调部工作写过证明材料。为了收集刘仁是特务的证据,专案组逮捕了北平地下电台的电报员赵振民,让他提供证明刘仁与美国新闻处联系的证据。赵振民拒绝写假材料,被关押了六年之久。
直到1971年,专案组还在逼迫父亲指认王光美是特务。那些人冲着父亲大喊大叫:“你说!王光美是不是特务?”父亲说:“不是。”“你不老实,小心点!”这次,他们只是拍桌子,并没有敢打人。那时林彪事件已经发生。父亲推测监狱里一定是有了新规定,于是故意气他们说:“谎话我坚决不说。你们说我不老实,可以把我枪毙,打人是不行的。”那些人干生气,一点办法都没有。父亲心想,这么长时间还在问同样的问题,显然你们根本找不到王光美是特务的证据。
为了制造王光美是特务的冤案,很多人被拘捕,被长期关押和殴打;更多的人参与了无耻陷害,制造冤案,刑讯逼供。自古以来,谣言永远有市场,当时有成千上万的人相信了这个冤案。后来,制造冤案的人陆续受到了惩罚,而那些被中伤但坚守真相的人却承受了人们不能想象的折磨,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在监狱里,父亲经常想起刘仁1944年对他说过的话:如果自己被整,遇上麻烦事情或不痛快的事,都不能说违心的话。那时父亲还很年轻,由于地下工作的特殊身份,他没参加过整风,也不理解刘仁为什么会对他说这些话。现在,他完全理解了。他还不知道刘仁和他同关秦城,在红星公社的嘱咐已经成了这位城工部长的永别之言。刘仁,用生命坚守了底线。
出狱后父亲说,他很想讲讲刘仁,可是每次讲起来都很伤心:入狱前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度过了二十七年,加上监狱,一共是三十二年。最后的几年,可以说是同呼吸共命运呐!“文革”中,北京市委成为“重灾区”。北京市委二十名常委中的三名在“文革”初期被迫害致死,十名被关进监狱 。父亲说,本来以为上面一定是搞错了,很快就会纠正,没想到在那儿住了整整一个“抗战八年”。
直到1980年11月,“林彪、江青”两案起诉书公布,父亲才真正了解了自己被冤的经过。由于这件冤案,父亲被关押了八年。康生批准逮捕的四人中,只有父亲和冯基平活着走出了秦城。两位战友见面时百感交集。1979年,冯基平被诊断出癌症,1983年与世长辞。生命垂危时他说,如果不是“文革”,我也许会多活些年;如果再不会有“文革”,也死得其所了。冯基平去世后父亲十分伤感,他经常对我说,四个人中只有我们两个活着出来了,现在他也走了。父亲十分佩服这位硬汉,为他写的挽联是:赤胆忠心兢兢业业为革命,横眉铁骨不怕含冤作死囚。

第二十一章 亲情和勇气

1968年的冬天又是一个寒冷的冬天。无情的北风把北京街头的大字报吹得呼啦呼啦作响。大风撕扯下来的大字报碎片随风飞扬,卷着尘土,无精打采地落在街旁的黄杨树丛上。1966年6月“文革”开始后,北京街边的花草树木早已无人修剪,各种形式的环境美化都被当作封资修批判,一年半的革命已经让这座气度非凡的城市变得面目全非。我们每天看到的是街上和商店门脸上的大字报、大标语。从那些大字报里,你会很容易找到那些被打倒的人,他们的名字被打上了红叉。慷慨激昂的红卫兵和造反派带着红袖章随意抄家,装着喇叭的汽车在大街小巷里穿行,不时传出打倒某某人的口号和毛主席语录。人们按照各自的理解,用同一段毛主席语录批判着对方,保护着自己。

忠诚与守候
全国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和邓小平已经被“批倒批臭”。受他们的牵连,大多数干部“靠边站”了,很多人被关了“牛棚”,不少人被关进监狱。父亲入狱以后,或出于自身难保,或惧于中国的封建老传统“一人有罪,株连九族”,除了叔叔和一个表舅,其他人都断绝了和我家的关系。当世人都选择疏远,那个选择留在你身边的人才是真正的朋友。在这场革命中,有一个不识字的小脚女人,她天天守候着我们的家不离不弃。这个人就是我家的保姆杨姥姥(新中国成立前都叫她杨妈)。
杨姥姥的大名叫杨淑慧,1901年出生在通州县城一个普通人家。年轻时她嫁给了当地一家开首饰店的东家,婚后得一儿一女,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好日子没过几年,东家娶了小老婆,把她休了。在旧社会,被休的妇女被看作是女方和女方家的奇耻大辱,很难再嫁,有人选择以死明志或足不出户死守家中。杨淑慧知道如果回娘家,将一辈子面临邻里世人的刻薄指点。为了能养活一对儿女,她离开通州来到北平城里,给有钱的人家做保姆。一个偶然的机会认识了骑河楼中西医院的郑剑庵院长,郑院长看她可怜,便留下她给医院洗衣服做饭。从那时起,大家都叫她杨妈。不久,她的女儿因病早夭,只剩下患了下肢瘫痪的儿子。
父亲和杨妈的友谊始于 1943年。那一年,父亲到骑河楼中西医院以医生职业为掩护做地下工作。杨妈经常排队去买日本人供给中国人的“混合面”,养活一个残疾的儿子。父亲看她生活愁苦,便每月拿出工资来接济她。1945年,为了掩护八路军北平情报站站长姚继鸣,组织安排杨妈和姚继鸣夫妇住在一起。在姚家,杨妈一边带着姚继鸣的女儿,一边做掩护工作。她多次机智地让姚继鸣转危为安。1946年姚继鸣身份暴露,不得不撤回根据地,杨妈被父亲接到我家。从那时起,杨妈从来没离开过我家。杨妈不是共产党员,也从来没要求参加共产党,对地下党的事不闻不问。可她身边的人几乎全是城工部北平地下党领导人,地下学委的负责人佘涤清、杨伯箴、张文松等都认识杨妈。新中国成立后父亲在家招待城工部的战友,给他们做饭的仍旧是姥姥和杨妈。“文革”后杨妈已过世多年,还会有人问起她。杨妈在城工部地下党学委很有名。
从记事起,我就和杨妈住一间屋子。小时我和她睡一张大木床,我是她带大的。杨妈长得很白,细细的眼睛 。不知什么原因,她的背很早就驼了,总是爱穿一件蓝灰色的大襟衣服和黑色中式裤。过年的时候,杨妈才会给自己缝制一身新衣服。世面上没有塑料底鞋以前,我们都穿家里做的布鞋。姥姥用糨糊把一片片的旧布粘在一起压平,晾干后做成布袼褙,剪成鞋底,下一道工序是杨妈负责。杨妈用锥子和麻绳给我们纳鞋底。我家孩子多,杨妈每天纳鞋底,总也纳不完。姥姥心灵手巧,我们的衣服裁剪缝制都是姥姥。杨妈干不来那些有技术的活,她最乐意干的活儿就是做饭、纳鞋底,或者拿着袜板给我们补袜子。
在北京,杨妈去得最远的地方是到鼓楼大街看儿子。每逢周末,杨妈便带上我坐车去鼓楼大街。我看到一个三十多岁的男子住在一间很小的房子里,下身瘫痪,只是在床上坐着。杨妈每次会给邻居一些钱,托邻居帮她照顾儿子。据说她的儿子会刻图章,也能赚些零花钱。不知什么时候,杨妈的儿子也过世了。从那以后,她再也没出过门。
大约在我五岁时,一件不幸的事发生了。杨妈生了重病,被诊断为空洞性肺结核。父亲把她送进了北京结核病防治所住院治疗,这一走就是一年。后来发现我已经被传染上了肺结核,姥姥每天带我去同仁医院打针。我在那里经常见到余贻倜 ,他仍然是同仁医院的放射科主任,一个笑容可掬的医生。同仁医院里所有的医生和护士都对我特别亲切,让我从小就感觉到什么事只要父亲打一个电话都能解决,他是一个朋友遍天下的人。一年后,父亲把杨妈从结核病防治所接回了家。上小学的时候,父亲说我们应该管杨妈叫杨姥姥。她成了我们第二个姥姥。
1967年夏天,父母已经不能回家,工资停发,家里经常被抄,没有一天安生日子。我们不想连累杨姥姥。有一天哥哥说,现在我们应该把杨姥姥送到养老院去,别让她和我们家一起受罪了。一听这话,杨姥姥落泪了,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她哭。她说:“我哪儿也不去,你们过什么日子,我就跟你们过什么日子。”
那些年,我们靠每人十几元生活费过活,日子过得很清苦。哥哥掌管我们的生活费。他说:我们的钱很少,以后要尽量吃棒子面。不论哥哥买来什么样的菜和粮,杨姥姥总是能做出一锅可口的饭菜。她做的棒子面菜团子薄皮大馅,没有一个破皮的。还有一种用棒子面做的尜尜儿(gágar)汤,很多人已经不知道这种吃法了,据说那是天津一带穷人常吃的饭,一种用棒子面做的疙瘩汤。不知道为什么,那一碗既没肉又没油、只有几片白菜叶的尜尜儿汤喝起来那么香。家里有白面的时候,杨姥姥也给我们做抻面。她弯着腰把一根粗面在面板上抻拉着,然后反复对折再抻拉,只见面条越变越细,一根粗面在她的手里变成一把细面。她做的抻面筋道、好吃。杨姥姥离世已经四十多年,想起她弯着腰抻面的样子,仿佛昨日。
父亲和母亲的工资没有被停发之前,听说存款迟早会被冻结,我们不敢把工资存入银行。这样,父亲和母亲最后一个月的工资便留在了家里。怕被人拿走,我们把这几百元钱藏在了枕套里,就像姥姥在新中国成立前帮助李雪隐藏秘密文件一样 。一天造反派又来抄家了,很快便翻出了藏在枕头套里面的钱:“你们竟敢窝藏钱!你们要用它做反革命经费吗?”谁都知道几百块钱做什么经费都不够,可在那个年代很多人就这样说话。听到造反派说到了钱的事,杨姥姥拐着小脚从里屋出来,她一把拽住了造反派,嚷道:“这钱你们不能拿走!”造反派拿着钱迈出屋的那一刻,杨姥姥扑通就给那人跪下了。她抱住那个人的腿,几乎是哭着乞求道:“这钱是给孩子们留的生活费,求求你们了,行行好吧!”钱还是被拿走了,可是杨姥姥下跪的那一幕我终身难忘。我们把杨姥姥扶起来,对她说,犯不上和这些人争,越争越没用。杨姥姥的脸上挂着泪花,急得反反复复地说:“往下这日子可怎么过呀,怎么办哪?”
“文革”是一场奇怪的革命,这个革命几乎波及国中的每一个人,人人必读红宝书(毛主席语录),至少要斗私批修。在我们交林夹道那一片居民中,我家属于大“黑帮”。街道革委会的人很想为革命立新功,总希望杨姥姥能揭发出关于父亲的一鸣惊人的材料,供他们上报邀功。这些人经常叫杨姥姥去开会,鼓动她在会上揭发父亲。杨姥姥从来不得罪街道革委会,只要他们来叫,她必定会拐着小脚按时去开会。可她在会上总是重复一句话:崔月犁和他的家里人对我非常好,没什么可揭发的。因为她出身贫苦,不识字,什么党派都不是,一辈子做饭,那些人拿她一点办法也没有。有一次一位警察到家里来找杨姥姥谈话,想套出一些我父亲的事,但她一句我父亲的坏话都不说。警察一走,杨姥姥把嘴一撇说:“就他们那些人,哪里是我的对手?太不自量了吧!”
1968年夏天,政治局势更加明朗,刘(少奇)、邓(小平)、陶(铸)被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毛泽东和林彪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决定性胜利。在“文革”中冲锋陷阵的主力军——学生的革命使命已基本完成。红卫兵的革命热情依然高涨,这热情突然之间就没有了用武之地。历届毕业的学生在城里无学可上,无事可做。从这年暑假开始,大批的知识青年被分配到农村或边疆务农。上山下乡也根据出身分配,出身好的学生去建设兵团,出身不好的去农村插队。
1966“文革”开始后,我越来越不喜欢北京,不喜欢天天回这个被抄的家。毕业分配方案下来了,上面没有我的名字。学校说我家里问题非常严重,不予分配。我很着急,急于想离开这个没有安宁的家。如果学校不分配我,我在北京不再有生活费。在我的强烈要求下,学校同意我和同学去内蒙古插队。得到消息的那天我很激动,从学校取出户籍卡(住校生的户口在学校)后立刻把户口迁出了北京。(下图:1974年徐书麟和子女树航、晓彤、晓澎、晓彬、晓平与崔月犁之弟张广义〔右二〕在交林夹道留影)
我是全家孩子中最早离家去插队的人。那一年,我家已经一贫如洗。杨姥姥的成分好,属于城市无产阶级,存款没被冻结。为了给我准备行装,杨姥姥把钱取出来给我买了生活基本用品和被褥。出发的那天我很怕杨姥姥落泪,便匆匆向她告别,提着箱子从家里出来。我在交林夹道那段土路上走出好远了,想到她一定回屋了。一回头,只见杨姥姥弯着腰,她还站在路口呢。我向她招招手,示意让她回屋。我看见她不断地撩起袖子抹眼泪。我走后,晓彤哥哥和晓彬弟弟也陆续去插队了,行装都是杨姥姥花钱置办的。二弟早在一年前被关进了“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一个变相劳动改造的地方,他是我家孩子中对父亲的处境反抗最激烈的一个。
大家都走了,家里只剩下了杨姥姥。她每天照常打水,做三顿饭,和邻居保持着不远不近的距离。每逢房管所来收煤气、水电和房管费(那时房子都是有各区房管局管理,每月收取房管费),杨姥姥总是理直气壮地说:“大人没工资,孩子不挣钱,没钱交。”我们在交林夹道住了八年,杨姥姥和收费的人周旋了七年,直到她去世。
1968年,随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几乎全部旧市委“黑帮”的子女都离开了北京,很多“黑帮”家的门上终年挂着一把大锁。我家有杨姥姥,她一年四季都在守候着,盼我们回家,盼父亲和母亲回家。每次冬闲季节回京,一推门就看见杨姥姥弯着腰在煤火前坐着,再穷屋里也是暖暖的。那时候,杨姥姥最爱唠叨的一句话是:等你爸爸回来了,我们就会搬家了。在我们家里,她是唯一不识字的人,但却是对未来和我父亲的前途最有信心的人。杨姥姥从来不关心“文化大革命”,自始至终都没明白这个革命要折腾出什么。她只关心父亲什么时候可以回家。她坚信父亲是个好人,有一天好人是一定会回家的。
1973年,杨姥姥的身体一天天衰弱,她还在等父亲。她时常和我们、也像是和自己说:“说什么,我也要活到你爸爸出来!”口气无比坚定,听起来像是表决心。那时我还不知道,她生命的火焰已经燃烧到了最后一程。

转机

父亲入狱后,没有正式渠道可以获知他的消息。获得消息的唯一途径是“黑帮子女”互相传递的小道消息。据说只要家里还发粮票,人就是还活着;如果不发粮票了,人就已经没有了。父亲入狱最初的五年里,我们就是凭着那份粮票来判断父亲的死活。
秦城监狱不允许犯人看报,也不允许家属探视。父亲已经不知道自己被关了多久,他在煎熬中度过每一天时,外面的世界正在悄然发生着变化。1971年9月13日,震惊中外的林彪事件发生了。这位“文革”中红极一时的副统帅之死,使人们对“文革”和个人崇拜产生了怀疑。听到这个消息时我正在田间干活儿,除了震惊还有兴奋,我第一次预感到父亲的案子有转机的可能。没过多久,母亲来信了,这是我插队三年来第一次收到她的信。母亲说,她被允许回家了,在团河农场的葡萄园劳动,工资照发。
秦城监狱内也有了变化。1971年林彪事件后,监狱给父亲摘了手铐,允许看《人民日报》。父亲无从知道林彪事件,他认真地阅读着报上的每一则消息,试图从报里找出迹象来了解国内形势的变化。这时林彪不再作为毛泽东的接班人见报。有一天,报纸上的一篇天津教育局的总结里出现了这样一句话:“急用先学、立竿见影的谬论……”这篇批判林彪言论的消息让父亲确认副统帅一定出了大问题。尽管监狱中不传达林彪事件真相,他已经可以确认自己最初对“文革”是“左”的判断没有问题,并第一次开始质疑毛泽东的用人标准。
1972年1月,以坦率耿直出名的陈毅元帅病逝。他是早在1967年就对“文革”提出不同看法的高级干部之一,噩耗给国人带来了无限的悲伤。毛泽东出席了陈毅的追悼会,很多人把这次追悼会看成政治形势变化的风向标。陈毅所代表的真正的共产党人的力量在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站稳了脚跟,解放老干部将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重病期间,陈毅让夫人抄录了一首唐朝诗人白居易的《放言五首》。他去世后,这首诗在全国广泛流传:

赠君一法决狐疑,不用钻龟与祝蓍。
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
周公恐惧流言后,王莽谦恭未篡时。
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母亲是北师大中文系毕业生,对古诗非常熟悉,给我讲了该诗每句的寓意。母亲说,陈毅用这首诗比喻政治形势是多么贴切。这些年,心口不一唱赞歌的人当道,而许多真正的共产党人都被打倒。至今我还记得母亲在交林夹道的工棚里给我背诵这首诗的样子。
1972年1月,尼克松访华。就在这一年,北京有了新政策,子女全部插队的家庭可以申请一个孩子回城工作。我是家里唯一的女孩,仗义的兄弟毫无异议地把这个机会让给了我。母亲给我办调动的时候,我有很长一段时间住在家里等待,有条件听到更多的小道消息。据说,如果犯人身体不好,可以申请保外就医,也有消息说,有的家人已经去秦城探视了。关于父亲,一点消息也没有。母亲从不求人,为了父亲,母亲终于下决心去找关系。
老北京市委被改组时,市委领导无一幸免,全部成了“黑帮”。新市委重建领导班子时,原副市长万里是唯一一名被解放的高级干部,他担任北京市革委常委。母亲决定去找万里。她对我说,万里和父亲毕竟在一栋小楼内一起办公,相处了很长时间。如果他能为父亲说几句话,或许父亲至少可以离开监狱,保外就医。那天母亲把自己收拾得干净利落,带着我一起去了后沟胡同二号卫理公会。那个院子是我们的旧居,几栋小楼都在,只是全部换了新主人。以前的主人不是死了,就是被关押了。
万里没在家,我们只见到了他夫人边涛。母亲很委婉地说明来意:“老崔已经被关了好久,他身体不太好,你看老万是不是能和上边说说,让他保外就医?”边涛对母亲很客气,一边安慰母亲一边说:“唉,老万现在也没有实权,说话不顶用……”语气中透着万般无奈。母亲见状,寒暄几句便起身告辞。母亲不是泼辣的女性,犹豫好久才下决心去做的事,几分钟就以失败告终。从万家出来,母亲默默无语,这最后的希望也成了泡影。
走过我们那所小楼,母亲突然提议:“我们去看看老邻居刘振起吧。”刘是市委普通工作人员,住我家小楼后的一间平房。我们的出现让刘家惊喜万分,夫妇俩紧紧拉着母亲的手不放:“你们搬走以后我们就一直念叨你们,也不知道你们怎么样了?”就像“黑帮”、“秦城”这些事压根就没发生。刘家的朴实大大感动了母亲,一路上她都在感慨:还是老百姓好!
回到家里,母亲对我说:“现在有一个算一个,都被打倒了。我们再也找不出什么关系能帮忙,还是给上边写信吧。”母亲刚刚被解放,党籍总算保住了,不能因为写信再发生不测。理所当然,信应该由我来写。我是插队知青,如若有事,再严厉的惩治也不大可能比插队差。由于不知道中央哪个部门管父亲的事,我的信写给了一批人,上至毛主席、周总理,下至江青、王洪文、姚文元、张春桥、汪东兴。所有信的内容一模一样:要求到秦城探视父亲。贴上四分邮票,我便拿着这叠信坐车去六部口,下车后步行到中南海的新华门。离新华门不远处有一个邮筒,看看周围没人,立刻把一摞信投进了信箱。我总觉得那个邮筒离中南海最近,中央领导收到的可能性会更大。
信发出后,如石沉大海,没有任何回音。人在看不到希望的时候,就会祈求老天长眼。当父亲在监狱里体会着什么是度日如年时,我正在体会什么是“叫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人没办法的时候真的会瞎想,我甚至经常想到古代故事中的拦轿喊冤——受冤的人跪下拦截青天大老爷的轿子,然后就能伸冤了。就在我们看不到任何希望的时候,一位九个孩子的母亲给秦城里的“犯人”带来了新的希望,很多人得以活着走出了秦城。她就是铁道部副部长刘建章的夫人刘淑清。
刘淑清是河北省阜城县农民的女儿,自幼聪明朴实,后来嫁给了毗邻景县的共产党员刘建章,一直支持丈夫的革命活动,于1934年加入共产党。1968年初,时任铁道部副部长、西南铁路建设指挥部党委书记刘建章在家突然被逮捕,关入秦城监狱。通过王震,他们打探到这是由中央专案组指派的抓捕。人被抓走后,五年杳无音信。1972年,了解到刘建章的问题早已调查清楚,刘淑清通过在外交部工作的女儿,请冀朝铸代她向周总理递了信。同年 6月,刘淑清和子女获准到秦城探视刘建章。他们是较早被批准探监的家属。探视中,刘淑清看到丈夫已经被折磨得面黄肌瘦,连话也说不清,她心如刀绞。刘建章非常平静地注视着她,用手指朝上指了指,丈夫的意思她马上意会了:必须想办法“通天”。回到家,刘淑清彻夜难眠。为了救丈夫和更多的人,她决定不再等待。
一天,刘淑清把在外交部“五七”干校劳动的大女儿刘润芬叫回家,秘密商议给毛泽东写申诉信的事,意图通过经常与毛泽东接触的王海容或唐闻生直接把信转交毛泽东。1972年7月20日,刘淑清把这封短信交给了刘润芬。该信简要地陈述了秦城监狱的生活条件:每天只给三杯水,渴了只能喝水龙头里的凉水,以及对犯人封锁所有消息等等,信中要求治病,改变审查方式。刘润芬身上揣着这封信,就在外交部天天等机会。有一天,刘润芬在部里终于遇见了王海容,把信交给了她,嘱托她务必直接面呈毛主席。对方没有打开信,只问了一句:“信中内容是否属实?”“绝对属实。”刘润芬答道。王海容答应一定转交。
信呈上去了,九个孩子都为母亲刘淑清的这次行动捏着一把汗,谁知道这封信带来的是祸还是福?他们一天天焦急地等待着,毛泽东能收到信吗?毛泽东会怎么看?那个年代,因言获罪者不计其数,没有胆量,谁还敢“上书”?!
12月18日,毛泽东批示了,批示是:“请总理办。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是谁人规定的?应一律废除。”当天,周恩来马上对公安部、交通部和国务院办公室指示,要求迅速解决刘建章的保外就医问题。他指出:“请公安部会同卫戍区将我在国务院当面提出过的要清查北京监狱待遇问题,再在年内做一次彻底清查。凡属毛主席指出的‘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和虐待、殴打都需列举出来,再一次宣布废除,并当着在押犯人公布。如有犯者,当依法惩治,更容许犯人控诉……”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批示在秦城监狱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虽然父亲这些在押的“犯人”们并没有被传达这一指示,但是对在押老干部的刑罚和虐待总算停止了。
好事传千里,毛泽东的批示在秦城在押犯的家属中不胫而走。当时没有人知道刘淑清的名字,更不知道周恩来的指示,只听说是铁道部副部长刘建章的夫人把秦城监狱的情况反映给了毛主席。消息被传来传去,传到我家时只剩下了两句话,第一句话是:刘建章的夫人把事情捅到毛主席那儿;第二句话是:毛主席说了,这种法西斯式的审干方式何人所为?
什么都不用多说了,两句话就足够了,心里剩下的满满的都是对这位母亲的敬佩!这消息给我们带来的不仅是兴奋,还有对转机的希望。不夸张地说,那是我们自“文革”发动以来听到的最振奋人心的消息。从那以后,谁家获准去秦城探监了以及每家探监的过程和经验,成了家属之间交流的主要内容。我们天天盼呀、等呀。1972年冬天,父亲已经入狱五年,我们终于接到中央专案组的通知可以去探监了!
母亲把插队的孩子全部叫回北京。为了探视父亲,母亲做了精心准备。由于大家的路费和给父亲买东西是额外开销,母亲让我到市委留守处去要钱,实际上是领取父亲被扣发的工资。前北京市委被撤销后成立了留守处,由军代表负责管理遗留问题,主要是对付前市委人员及其家属。留守处有一位瘦瘦的军代表姓范,我们叫他范代表。范代表一副尖尖的面孔,八字眉,对市委子弟异常骄横,大家都不待见他。我说明了来意,范代表板着脸,拿着腔调说:“你们以前过的是资产阶级生活,现在你们要学会艰苦朴素。”一听这话,我再也沉不住气:“我们全部插队。你过的不是资产阶级生活,那你的孩子有几个插队?”吵架的那一刻,我知道要钱没希望了,转身出门就走。回家后母亲把我好一顿责怪:“你办事不能灵活一点吗?吵架能把钱拿来吗?”尽管没领来钱,令人高兴的是,为了父亲,多年没有团聚的家人终于聚在了一起。

秦城探父
当注意力都在人身上的时候会忘记时间,没人记得去秦城探视父亲是哪一天。1972年一个寒冷的冬日,一场大雪把整个北京覆盖,中央专案组派一辆面包车来我家。专案组的人首先和我们谈了见面的注意事项:不允许拍照、不允许谈论与家人无关的事、不允许谈论政治形势、不允许打听监狱里的事……我们认真地听着——所有被禁止的事正是全家在前一天商量好要做的事。专案组的一个人问我:“信都是你一个人写的?”“都是我写的。”“以后别写了,你的信全部被转到我们这里,写多少都没用。”他知道这话白说,我也知道我的信白写。但是如果不写,上面会以为我们对探视不在乎。探视之前已经有家属告知我们如果照了像,胶卷会被立即取出曝光。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偷偷地把相机带上了,万一漏网呢?
我们上路了。汽车在雪地上前行,没有一个人说话。一个共同的问题在每个人的脑海里转:五年不见,父亲会是什么样子?车快开到秦城时,车子在雪上突然打滑,险些翻到路边沟里。记得我们全体狠狠地瞪着专案组的人,怀疑他们是想暗害我们,可见这些年我们积攒下的仇恨有多深。
车子缓缓驶进秦城监狱大铁门。大门内,路两旁种的都是毛桃树。车在一排房子面前停了下来,左手边的一间屋子是接待室,一个方桌,几把椅子。两三个人在屋里走来走去,监视这次会面。一会儿,两名战士从左面门里领出来一个人:是父亲!他一身黑棉袄,棉袄的左胸前缝着一个布条,上面是他的监号 。他留着平头,看到我们时,看得出他在尽量压制着心里的激动。他把我们每个人看了一遍,问道:“晓彬没来吗?”“就在你旁边呀,”母亲指着小弟说。父亲离开家时小弟还带着红领巾,五年后已经成了小伙子,难怪已经认不出了。
父亲脑子仍然非常好使,精神状态也不错,只是说话时有点大舌头,他一定是好久不讲话了。关于在狱中挨打的事父亲只字未提,他更想知道外面的形势。探视时间不多,没有机会伤感,我们必须尽快把外面的形势想办法告诉父亲。林彪事件当然是最该告诉父亲的。
趁着监视的人走进屋子的一瞬间,父亲问:“刘仁呢?”“和你关在一起。”母亲说。父亲一脸疑惑:“怎么他也被关进来了?”刘仁在党内外威信很高,他所领导的城工部在平津战役中立下赫赫战功,难不成这样的人也成了罪人?父亲又问到王光美、范瑾 等七八个人,这时监视的人又进来了,提醒道:“不许问别人的事,只许说家里的事。”我们只能匆匆告诉父亲:“很多人和你一样”,暗示他秦城监狱关了很多高级干部。父亲不再问,脸上带着更多的疑惑。母亲最了解他,把他的手拉过来,在手心里面写了一个“彭”字,意思是彭真也在秦城。看到那个“彭”字,父亲大吃一惊。他不知道,彭真已被定为“大叛徒”、“大特务”于1968年7月关入秦城。
父亲问起我们每一个人,还问到杨姥姥,唯独没谈自己。我们给父亲报的都是各自的好消息,小弟已经当了生产队长,入了党。我也正在调回北京。父亲还问及我是不是有男朋友,我当时想:都到了什么时候了,还顾得上问男朋友的事?于是答道:“目前不考虑,现在还得干革命呢。”
父亲给我们背了他在狱中作的几首打油诗,其中一首是:

五道牢门为我开,昂首阔步走进来。
革命干部没犯罪,镣铐锁身笑开怀。
反复拷打强逼供,一生历史最清白。
主席思想阳光照,柴扉春风吹自开。

他说,特别馋的时候,就作一首国宴菜品的打油诗,精神会餐。父亲最盼望的是见到家里人,问母亲:能不能设法多来监狱探望他?母亲说,非常困难,一般不允许。这次探视晓平写了很多信呢。父亲对我说,那就多写,每个星期都写。父亲并不知道,无论我写多少信,也只允许半年探视一次。趁监视的人出去的时候,我们用极快的速度偷拍了几张照片。胶卷没有被曝光,我们真的“漏网”了!
一个小时的探视快要结束了。我们想给父亲留下的东西太多了,有照片、茶叶、糖果、衣服和书。父亲说,很多东西监狱不让留下,要我们把茶叶送给杨姥姥,只留下一些监狱里允许看的书:《资本论》、《鲁迅全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世界地理》等等。两个战士走到父亲身后,回监房的时间到了。我们起身和他告别,告诉他我们还会来看他。可每个人心里都知道,要想探监,谈何容易!我们站在那里,注视着父亲又被战士押进那个小门。父亲没有回头,门里门外是两个世界。
探视中带来的消息引起父亲新的思索,父亲知道了林彪出事和彭真入狱。母亲在他手心划的那个“彭”字显然是指彭真。彭真作为排名第二位的中央书记处书记,地位仅次于总书记邓小平,难道他也被关在监狱?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这么多人都成了反革命?此时,父亲已经被隔离和关押了近六年。从秦城对他的审查方式来看,他完全能断定,“文化大革命”一定是“左”了、错了。
在那间小屋里百思不得其解时,他就看看母亲和我们的照片。经过这么多坎坷,母亲依然年轻美丽;小弟担任了延安姚店公社一个生产队的队长并入了党。父亲后来说,他曾在狱中试图用各种信息来推测自己的问题有多严重,小弟的入党也给了他希望。只是我说的话有点令他担心。出狱后他告诉我,那次探视后他想了好久:怎么我女儿为了革命,连对象都不打算找了呢?我没这样教育她呀!父亲不知道,我这样说是不想让他觉得他的入狱影响了我的恋爱和婚姻。
秦城监狱的八年真是漫长,漫长的铁窗生活给了父亲独自思考的机会。他不断地回忆和总结自己在入狱前的经历,包括战争与和平时期。父亲后来回忆说,谁也不愿意坐监狱,但已经坐了,天天苦恼也无济于事,所以还是要把这件坏事变成好事。
他在监狱中的第一大收获是认真读书,我们带去的书给父亲的狱中生活增添了新内容。他每天认真地阅读有限的书籍,把三卷厚厚的《资本论》反复读了三遍。鲁迅的很多杂文和诗父亲能背下来。那本《世界地理》他每天必看,书里记载的一百二十四个国家的地理位置、自然资源、面积、人口、首都、物产、经济状况和政治制度,父亲全部记下来了。这些知识对他后来的工作有很大帮助 。他的第二大收获是锻炼了自己的毅力和坚强,敢于坚持自己认为是正确的事。第三大收获是进行了认真的反思,他更加意识到,国家的大政方针必须正确。方针不正确,一刀切下去,损失无法计量。现在这么多干部都关在秦城,哪有那么多反革命?一定是搞错了!
1973年1月,我终于被调回北京。看了档案,知道我的父亲崔月犁是秦城监狱在押犯,东城区没有一个单位敢接收。一位街道医院的院长张德深知道了,和区里人事部门说,“这个孩子我要了。”我有了正式工作。上班第一天,张院长把我叫到办公室,对我说:“你父亲是好人,你有什么困难来找我。”已经很多年没听到“你父亲是好人”这样的话了,从一个非党人士口里说出来更让我吃惊。我被分配在中药房抓中药,每月工资 23 块半。我有了工作,杨姥姥非常高兴。她说上了班的人必须戴手表,于是让我从她的存款里取出了115元钱,买了一块当时很时兴的上海牌的快摆手表送给我。

希望与绝望
尽管专案组扣留家属上诉的所有信件,我们仍然坚持写信,那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信的内容只有两条:要求探视和保外就医。1973年春天有小道消息说,父亲已经被秘密押送到位于北新桥的北京市第六医院保外就医,在那里的还有刘仁、李雪等人。
第六医院奉命用综合病房的最高一层设立了特殊病房,为秦城监狱特殊“犯人”专设。通往病房的楼梯口终日有战士把守,除指定的诊疗人员任何人不得上楼。病人全部用号码登记,不用名字,谁也不知道这些病人的真实姓名。不过,这些保密措施对父亲并没有生效。他在“文革”前一直担任北京市委卫生体育部部长,各个医院的院长、党委书记、护士长、各科主任专家甚至连化验室主任他都认识,他在这些人心目中威信很高。
入院第一天,第六医院院长曹维礼想尽办法探视了父亲,用极短的话语暗示父亲好好养病,争取早点出来。在特殊病房不能说多余的话,也不能久留。离开病房时曹院长回头望了望父亲,眼神中传来了一瞥强烈的慰藉和同情。霎那间,父亲更坚信了眼前的局面并非社会常态。给父亲采血的化验室主任张梅英也是熟人,悄悄把看见他的消息通报了母亲。各种迹象表明,父亲住院是个过渡期,过些日子会回家的。这期间我们听到的都是好消息,我和母亲在遏制不住的兴奋中度过了每一天。人生中最大的幸福莫过于生活中总是有盼头,盼着即将来临的美好明天。
就在我们满怀希望盼着父亲回家时,他并没有回家,又被重新押回了秦城监狱!那天下午父亲被押在开往秦城的车上,看到车窗外夕阳西下,天色惨淡,触发了他无限的伤感。回到牢房,父亲忽然觉得头晕,天空中传来了很多声音,有毛主席、周总理、奶奶和一些熟人的声音。这些人昼夜和他讲话,父亲也和他们昼夜讲话。父亲已经精神恍惚,烦躁,坐不住。他看到周总理派来了坦克救他出狱,可是监狱墙太厚,怎么也冲不进来。父亲把看守送进来的饭一脚踢翻,他精神失常了!这些年父亲有太多的委屈、太多的纠结、太多想不明白的事。再硬的汉子也有扛不住的时候,这次他真的扛不住了!
精神出了问题,出狱的希望再次破灭,父亲急得两眼一下子什么都看不见了。他自己并不知道自己早已患上严重的青光眼,眼压急剧升高,导致失明。狱中请来了安定医院精神病科医生,他给父亲用了大剂量的镇静药。父亲吃了药后不再狂躁,浑身瘫软在床上。第二天,他的身体不再听使唤,站不起来,只好半跪着爬到洗脸池旁,勉强靠着洗脸池站了起来,可他竟连拧毛巾的力气也没有了。 但是那个用错剂量的药奇迹般地把他眼压慢慢降了下来,他又重见了光明。
监狱每天发生的事,我们无从知晓。不久,小道消息说父亲得了精神分裂症。听到消息的那天晚上,我大哭。想到“文革”开始时我还认为他一定是犯有严重错误的人,现在我才知道他是被冤屈的。我很想跟他说:我错了。可是来不及了,现在父亲疯了,他还能听懂我的话吗?后悔比伤心还难过,我哭了整整一晚上。母亲知道了,平静地对我说,他是受了刺激,有可能治好。要哭就白天哭吧,晚上哭会得精神病,我们家不能有第二个精神病人。
日子再难也得过。我们的父亲毕竟还活着,有很多人的父亲早已不在人间了——邓拓、吴晗、刘仁……我们在艰难中度过了1973 年。尽管父亲患了精神病,专案组也只允许我们半年探视一次。由于服用了各种镇静剂,父亲说话很慢,反应也迟钝了很多,不再问任何问题。母亲对我说:“你爸爸这种样子,即使出狱也不一定能工作了,我的工资可以养活他。你们长大了,自己闯天下吧。”“文革”中很多家庭破碎,但母亲没有别的想法,她一直会等着父亲回家。
父亲被重新押回秦城监狱的原因说法不一。有人说,在第六医院期间他被两名战士押到同仁医院检查眼睛,他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父亲太熟悉同仁医院了,从1946年就在同仁医院放射科工作,后来又是卫生部门负责人,和那里很多护士和大夫相当熟悉。检查眼睛的那天,他和一名干部保健室的护士在过道里不期而遇,便主动和她打招呼。可那护士看到有人押着父亲,就装作没看见他。父亲生气了,大声说道:“你不认识我了吗?”护士什么话也没说,转身走了。父亲推测上面一定有规定,医院里的人不能随便和他说话。可他这些年太委屈了,不想忍了,便嚷道:“我有什么错误?我什么错也没有!”据说这话后来被汇报到了上面,有人说他死不悔改。母亲说:“你爸老也改不了他的脾气,他要是什么话都不说就好了。”出狱后父亲讲过这件事,他说:“那些年把我憋坏了。反正雁过留声,我要留下我的声音。”
父亲后来回忆说,把他重新送回监狱,是因为“四人帮”一伙作乱,秦城监狱的气氛又开始紧张。这一次回秦城,一住又是三年。父亲靠着毅力和乐观在秦城度过了前五年,在精神病的挣扎中熬过了后三年。父亲说,狱中的生活条件有所改善,但是精神被压垮的滋味真的很难受。在第六医院住院期间父亲燃起了出狱的急切愿望,但是却被再次关押,导致反应性精神病。给人以自由的希望,然后又掐灭它,对人的心理是何等残酷的折磨!

铁窗锁不住

在监狱里,父亲最想念的是家里人。他把母亲和我们的照片放在那个小窗台上,天天看。除了家人,他最怀念的是在天安门上看到的阅兵式,红旗如海,人们欢欣鼓舞。那时,他还算得上一名无名英雄——虽然无名,但也是英雄啊。现在,他算什么?想到这儿,父亲抑制不住的伤感。中国怎么了?
实在说,父亲并不了解“文革”全貌,也不知道大多数秦城监狱的在押犯都是由中央专案组下令逮捕入狱的。他无论如何想不到自己会被关入共产党的监狱。正如他晚年回忆说:“我对党的忠诚到了可以为之上刀山下火海的程度。入党时我就曾面对西北,举左手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我一生都忘不了那天。把我当成反革命,关进监狱,与我的情况差距太大了。我想:我在党内就是算不上好干部,中上等也说得过去。如果我这样的人都进了监狱,那得有多少干部被关进监狱,被打倒。对我肯定是过了火,对别人也这样过火,那么党的路线可就‘左’了。”这是父亲当时最真实的想法,也是他第一次亲身体会到“左”的政策和路线的巨大危害。父亲后来说,问题出在这些年我们把建国初期党的三大作风逐渐丢了。看起来都是在搞群众运动,其实从根本上脱离了群众,不实事求是,更缺乏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
与秦城监狱中其他的高级干部“犯人”相比,父亲算是比较年轻的,入狱那年他刚满四十八岁。在过去的革命历程中,尽管形势险恶,由于他的机智和众多群众掩护,没有被捕入狱的经历。他没有经历过党内斗争,对党内斗争的残酷性也没有体会。只有一件事给他印象最深:受极左路线的影响,晋察冀地区的北方局党校和公安总局也对干部进行了严厉整肃,特别是对知识分子干部。1944年,父亲被刘仁调回根据地参加整风学习。为了对父亲的身份高度保密,刘仁安排他在一间独立的民房中学习文件,每天给他送文件的只有周铭一个人。“陈学礼已经被处决,他被活埋了。”一天,周铭不无伤感地对父亲说。“为什么?”父亲心里一惊。陈学礼是父亲十分佩服和尊重的老大哥,1939年他们冒着生命危险一起跨越日本人控制的平汉路封锁线。“听说是因为‘托派’ 问题。”“哪里有那么多‘托派’?我不信。”父亲不以为然地说。两个好友只能在那间小屋内议论自己的看法,也知道在当时没办法搞清楚真相。新中国成立后,父亲和周铭分别向刘仁打听过有关陈学礼被杀的原因,才得知这是一次错杀,已经无法补救。近六十年后的1998年,中组部对陈案平反昭雪,按因公牺牲对待。
现在,冤案正发生在自己身上,他应该做什么?他能做什么?他没有申诉权,也没有任何申诉渠道。那时的中国没有法律可以保护他。难怪第一次见面,父亲反复嘱咐母亲,把家属写信当成最重要的事来办。通过我们写信反映情况成了他唯一的希望。
监狱中没有人身自由,唯一锁不住的是遐想。没有审判,不能上诉,连说话的人也没有,做到不想事情太难了。父亲说,人在那种环境里很容易在漫无目的的遐想中漫游,会想到很多过去的事,也会想像着万一能出狱自己还能做什么。这一天,父亲忽然想起了一次飞机遇险。
1964年,父亲随刘宁一率领的中国代表团赴日本参加反对氢弹、原子弹的“八六”大会。回国途中,飞机突然出了故障,被命令立即返回日本。坐在父亲左边的吴学谦一把抓住父亲的手臂,开玩笑说:“哎呀,老崔,是不是要开咱们的追悼会了?”这时只见坐在父亲右边的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沉着地拿出一幅卷轴来,上面写着字。父亲好奇地问:“赵居士,这是什么?”“这是日本和尚送我的佛经。别害怕,有这东西保佑着呢。”父亲笑着答道:“好吧,就看你的了。”飞机摇摇晃晃地飞行着,机舱里鸦雀无声。一个多小时后,飞机在日本东京羽田机场安全着陆,有四辆救火车已在待命,总算是有惊无险。都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福还没到,父亲已经被捕入狱。他说当年庆幸自己大难不死,现在反倒觉得不如当年飞机失事,就免去了现在那么多苦难。“文革”发生的事让他不解,也不知道现在赵朴初怎样了。如果有一天真能出狱,一定请赵朴初写首诗,描述一下当时在飞机上的心情。后来,赵朴初真的送给父亲一首词,词中写道:

仰视苍苍无尽,俯窥无尽苍苍。红霞万朵太平洋,疑泛莲花池上。
笑语分来隔座,怒涛犹忆扶桑。降魔且战百千场,会看人天改样。

二十八元存款
1974 年,“文革”已经到了第八年。那一年的春天似乎来得比往年早,3月的柳枝已经冒出淡绿色的嫩芽。春天的到来总是让人感到希望。母亲惦记着父亲。由于父亲入狱,母亲变得对政治十分敏感,政治形势会决定亲人的命运。
好事没有随着春天到来而来临,从这一年的各种口号中,母亲得到的是混杂的信息:全国正在进行“批林(彪)批孔(子)”运动。林彪和两千年前的孔子有什么关系,至今令人费解。不管怎么说,运动的方法不再是群众运动,而是在各级党委领导下进行,“文革”中的群众运动总算告一段落。“文革”中被打倒的一些党内高级干部陆续被解放,报纸上对他们参加的各种活动也有相关报道。那些年,每位高级干部的解放都会给我和母亲带来新的希望,盼望下一批解放的人中有父亲。逢年过节,我和母亲都会格外认真读报。母亲把报纸摊在那张破旧不堪的小桌上,手指在参加庆祝活动的长长的名单里一行一行地划过,注意哪些人的名字重新见报了。
1974年9月,在“文革”初期被打成军阀的贺龙元帅被平反了,父亲仍然没有消息。杨姥姥的身体每况愈下,她已经走不动,很少进食,大部分时间躺在床上。有时她会自言自语,念叨着父亲:“你爸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呢?”望着她羸弱的样子,我无言以对。
北京的秋天又到了,秋风把落叶铺在了交林夹道的土路上。一天,杨姥姥对我说:“把我的钱都从银行里取出来吧,给我留下二十八块钱的火葬费就行了。”我说:“别说这些,你留些钱总会有用。”“按我说的办吧,我留钱已经没用了。”几天以后,她发高烧,不能进食,我和叔叔叫了一辆蹦蹦车把她送进了和平里医院。她的烧一直不退。医院的服务态度很差,没有人护理她。所幸我上班的地方离她很近,可以利用午休和下班时间去医院,喂她饭,也帮助她清理大小便。
一天中午我到了病房,发现她的床位空了,心里咯噔了一下。护士说:“你是十五床家属吗?刚刚诊断出她是血型播散型粟粒性结核晚期,严重传染,转到隔离病房去了,明天探视时间再来吧。”第二天,单位派我和中药房的人去房山县采药。两天后回到北京时,母亲告诉我,杨姥姥昨天已经过世了。我去太平间和她告别。看着她满头白发,我欲哭无泪。我想说,你不是天天念叨父亲吗?难道你不想见父亲了吗?父亲还没出来,你怎么就走了呢?
遵照杨姥姥生前愿望,我们用她剩下的最后的二十八元钱把她火葬了。杨姥姥是1974 年9月走的,那年七十三岁。她是一位在旧社会被丈夫遗弃的女人,过早地失去了儿女。一个偶然的机会让她和城工部北平地下党结下不解之缘,她多次冒着生命危险掩护地下党员,受我父亲之托,她靠着一双小脚步行七百里把地下党员的孩子送到解放区……她和我父亲有三十二年的情谊,他们之间聊天的机会并不多,那是一种默默的、可托付一生的友谊。我父亲给了她一个受人尊重、衣食无忧的家。“文革”中,我父亲入狱了,这个家的顶梁柱倒了。她不惜一切地维护着这个快要“散架”的家,爱憎分明地保护着我父亲的名誉;她一直陪伴我们,用她全部的积蓄和心血帮助我们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她一直守候着,坚持着,却没能坚持到我父亲回家。临走前,她给我父亲和我们留下了一份沉甸甸的礼物:一生无比的忠厚与慈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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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昨 天》第一四六期
帖子发表于 : 周日 3月 01, 2020 11:02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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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章 重获自由

1975年1月,在“文革”中被打倒的第二号走资派邓小平重新恢复工作。邓小平复出后加快了解放老干部的进程,更多老干部的名字重新见报。关于父亲,仍没有任何消息。

母亲的“生日”

1975年的春天来得很迟,但它还是悄然而至了。4月的一天,母亲接到通知,父亲将于4月 25日出狱。由于秦城的犯人被关押时间过长,探监次数严格受限,致使有人在出狱那天情绪过于激动而猝死。为了防止意外,我们被告知那天一定要克制,越平静越好。4月25日,没准备任何庆祝,我们就在交林夹道四排五号的门前静静地等待父亲回家。为了这一天,我们已经等了八年!
下午,一辆黑色的轿车把父亲接回了家,到秦城接父亲的司机是“旧市委”司机班的司机。他把父亲从车上搀扶下来,笑呵呵地说:“今天,我们司机班的人听说这回是接崔部长,都抢着要去,最后被我抢到了。这些年他真不容易。”听他这样说,我鼻子酸酸的。过了这么多年,人们竟然还惦记着我父亲。
为了纪念这个不寻常的日子,我们把这一天当成母亲的生日。每逢为母亲庆祝生日,我们都会想起这个曾经日夜期盼的一天。父亲没有什么表情,他还在服用镇静剂。我们高兴地望着他,不知道该说什么。父亲回家了,快乐并没回来。由于他的情绪不稳定,第二天就被送进了宣武医院神经内科病房。入院后的第五天就是“五一”国际劳动节,父亲收到了中山公园游园庆祝活动的请柬。他在病中没有忘记我们,总觉得这些年因为他入狱,我们被拒在大学、就业、当兵之外,成了社会的底层。他对游园庆祝活动从来不感兴趣,可这回他对母亲说,为孩子们服务,我们去吧。
父亲渐渐适应了病房的生活。母亲陪他在那里住了有半年之久,父亲的情绪慢慢稳定下来。由于在监狱中接受了超大剂量的镇静剂,他的运动神经和咀嚼功能被破坏了,吞咽功能也有障碍,吃一顿饭要一两个小时。这期间,很多人到医院探视他。老同事和战友看到他表情淡漠,反应迟钝,言语缓慢,和昔日那个热情、幽默、机警的人简直判若二人,都大吃了一惊。一位老部下看到父亲的样子,竟然控制不住自己,失声大哭。
父亲一边养病,一边了解外面的世界。他虽然有了人身自由,重新担任了北京市政协副主席的职务,但中央对他的问题一直没有正式结论,也没恢复他的党籍,这始终是父亲出狱后最大的一块心病。
1975年,一个新词——“落实政策”渐渐时髦起来,也就是给被平反复出的干部恢复名誉和生活待遇。不久,我家从交林夹道搬到崇文区龙潭湖北里小区一幢“落实政策”楼里。杨姥姥没等到这天,可她生前最期盼的两件事全实现了:父亲走出了秦城,我们搬出了交林夹道。
新居离龙潭湖几步之遥,父亲几乎每天在湖边散步。散步不仅帮助他恢复了体力,还让他渐渐摆脱了心理上的压抑和不安。父亲大部分时间在家养病,偶尔出门看看老同事和战友。多数老战友都会给他讲讲这些年外面的世界,嘱咐他好好养病,对不熟悉的人见面说话仍然要谨慎。父亲记着这些提醒,他很少说话,更不发表议论。

回老家

父亲出狱后,家里的状况改善很多,但是我又给父亲添了新的麻烦。由于多年生活贫困,又长期和杨姥姥住在一起,我的肺结核重新复发,不得不终止在北京第二医学院的学习。父亲看了我的X光胸片 ,他说病灶并不厉害,不必担心,会很快好起来。
父亲决定把我送回老家。他说那里空气好,有新鲜的小米和婶婶的照顾,还说他每个月会给我写信,并且给我寄十元钱,那些钱是为了补贴婶婶和我的饭钱。婶婶专程到北京来接我。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婶婶,她黑瘦黑瘦的,说话声音很大,一笑起来就拍着大腿前仰后合,是个麻利痛快的人。第二天,我和婶婶上路了。
我们那个村叫冯家营,一条东西走向的宽阔的土路把村庄分成南北两边。这个村子比我在内蒙插队的村子大很多,有上百户人家。婶婶健步如飞,她帮我提着行装,和乡亲们打着招呼:“这是俺二哥家闺女。”婶婶骄傲地说。村里人对我很热情,尽管我父亲并没官复原职,还是能看出他在当地的影响,乡亲们很尊重我父亲。村里人都知道村西头张将家的二儿子虽是京官,可从来没忘了乡亲们。
父亲有个小学同学叫杨金锁,儿时两人结拜为兄弟。杨金锁家境富裕,毕业后在家乡当了小学教员。他和父亲有类似的包办婚姻经历,少时家里给他娶了大媳妇,成婚后得一女,取名杨菊芬。1941年,日本人在华北实行“三光”政策。杨金锁决意离家抗日,成了华北联合抗日军政大学的一名学员。1942年,日本对军政大学轰炸,杨金锁不幸牺牲,牺牲时只有二十四岁。当时整个北方都陷入抗日战火之中,家人无法知道杨金锁的下落。得知杨金锁牺牲时,新中国已经成立了。杨金锁的妻子因丈夫英年早逝患了精神抑郁症,近乎呆傻。1958年,我奶奶病逝,父亲匆匆赶回老家奔丧。这一年,杨菊芬在县一中毕业,因高中招生有限,正苦于无学可上。有人告诉杨菊芬,她父亲的这位同窗好友是个热心肠的人,前天刚刚回到家乡,何不找他问问?当天傍晚,父亲见到了杨菊芬并到她家中拜访。看到杨菊芬家里已经是家徒四壁,她的母亲半疯半傻,父亲心里很难受。临走时,他把身上仅有的五块钱留给了杨菊芬并对她说,在家耐心等待,争取到北京上学。
一个月后,杨菊芬收到了父亲从北京的来信,让她到北京去考学。杨菊芬真是喜出望外。后来她考上了北京气象学校,我家从此多了一个菊芬姐姐。很多年后,菊芬姐姐成了我的大嫂。1973年底,我们第一次去秦城探监,父亲当场为菊芬姐姐作了一首诗:“菊芬生父似吾兄,抗日沙场献生命,孤女已成我家女,非亲非故胜亲生 。”听到父亲随口说出的打油诗,菊芬姐姐泪流满面。(右图:1973年那次秦城探监留影。左起:张晓平、崔月犁、徐书麟、杨菊芬。)
我爷爷的家就在村子的最西头。我只记得院墙很高,门很大,院子里有一排北房,东厢房把院子分为前院和后院。农村按辈分住房,爷爷住北房,婶婶住东厢房。西厢房是库房,堆满了工具。一进后院就吓了我一跳,西厢房门旁放着一口水泥棺材!那个棺材盖上晒满了玉米。婶婶看着我,笑着大声说:“闺女,不用怕,那是给你爷爷准备的。”那个棺材的位置刚好是上厕所路过的地方。我感觉他们每一个人都做到了“视死如归”,什么都不忌讳!后来我发现,村中有老人的家中差不多每家都早早备下了棺材。棺材就放在院子里,一放就是好多年。
爷爷对我的到来格外高兴。他说晚饭就在他屋子里吃,给我做馄饨。婶婶不同意,她说爷爷不卫生。出于尊敬,我还是留在爷爷屋里吃了馄饨。看得出,爷爷很想让我高兴。爷爷话不多,也不大问父亲的事,只有和他自己的好友聊天时才会“酒逢知己千杯少”。
爷爷的屋子光线很暗,旧得发黑的墙上挂着一张 1951年全国统战会议人员和毛泽东的合影。我父亲在合影中的位置是第三排右一,不仔细看很难找到。但对爷爷来说,那就等于向村里人宣布:二儿子是很能干的人。无论父子俩怎样合不来 ,爷爷最得意的儿子仍然是父亲。“文革”中,由于父亲被批斗关押,爷爷在村里也被游了街。爷爷看得开,心里有定数。就是在“文革”中,他还是保持着常年不变的习惯,一大早就骑车到地里拾牛粪去了。爷爷和别的农民不一样,他很早就学会了骑车,粪筐就挂在自行车上。婶婶和她的孩子们陪他度过了那段最困难的时期。
婶婶带着我拜访了三姑奶奶,她是父亲的三姑。看到她瘦小的样子,很难想象当年日本人抓住她灌辣椒水,逼问她有关我父亲的事,她是用什么样的勇气顶住的!跟着婶婶,我还去了村里很多人家。每到一家,主人便会拿出用酒泡制的醉枣招待我。那些枣子又脆又甜,后来我再也没见过像老家那么好吃的醉枣。离我家不远处是梨园。进了梨园,婶婶便说:“天津大鸭梨都是咱这儿出的,贴上标签就算人家产的了。在梨园,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不要钱;不能拿走,拿走可就要钱了。”说罢,她把一个梨摘下来,在衣襟里裹一下,算是揩干净了,递给我:“闺女,可劲儿吃!梨能治肺病。”婶婶每周带我去赶集,我很喜欢集市。用父亲寄来的钱,婶婶每周给我在集市上买一只“卤煮鸡”。“卤煮鸡”是用多年的老汤卤出来的,用材都是活鸡,一元钱一只。我一直认为那是世界上最好吃的鸡。每次我都要婶婶把鸡腿拿给爷爷,婶婶说:“他只吃鸡爪子,好喝酒。”我在婶婶的照顾下,身体渐渐康复了。

新的担忧

我回到北京时,时钟已经转到了1976年。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举国上下陷入巨大的悲痛之中。在群众的眼中,自 1973 年以来周恩来一直受到不公正的对待。民众流露出的哀痛背后是深深的忧虑,担忧从此不再有人能保护国家免于磨难。1月11日,群众从小道消息得知,周恩来灵车将在当天出现。那天正值数九寒天,有一二百万人自发地站在长安街两侧,挥泪向周恩来做最后的告别。“文革”前,我父亲参与的很多外事和首都工作是在周恩来亲自指导下进行的。父亲总是说,周总理是一个对工作要求非常严格、事必躬亲、过目不忘的人。总理的去世令父亲非常伤心。
1976年4月5日,清明节。毛毛细雨中,北京的上空弥漫着哀思与悲愤。那年,北京的清明节只为一个人:周恩来。兄妹中当时在北京的只有我。那一天,我的男朋友来看我。父亲很谨慎,他递给我两张杂技票,说:你们最好去看杂技,不要惹事。我们答应着,心里想着天安门。一出门,我们便骑车直奔天安门。天安门广场已经是人潮涌动,堆积如山的花圈和挽联,看不完、数不尽的诗歌簇拥着人民英雄纪念碑。我们立刻被天安门广场感动了!听着激动人心的讲演,抄着那些有寓意的诗句,我们在天安门呆了整整一天。回到家时,我看到父亲疑虑的眼神。父亲问:“杂技好看吗?”“很好看。”我回答。
那时我们年轻,对祖国的命运有一种不可遏制的关切。第二天,怀着对天安门广场更多的惦念,我们又去了天安门。仅仅一夜之间,广场上的花圈和挽联被扫荡一空。整个广场、人民大会堂前戒备森严,冷冷清清。镇压开始了。中央发生了什么?我们不得而知。紧接着,各个单位开始追查谁去了天安门,我的单位也不例外。父亲的情绪变得紧张起来,他最担心的是某一天把他重新送回秦城监狱。
一天,散步中,父亲突然问我:
“你那天是不是去了天安门?”
“我们看杂技去了。”我肯定地说。
父亲看着我,又问:“不会吧?你们没去看杂技,是去了天安门。”
看我仍然不改口,父亲说:“你的男朋友已经什么都告诉我了。单位调查了吗?”
“调查了。”
“你怎么说?”
“我说去看杂技了。”
“真是这样说的吗?”
“是。”
“如果单位不信,再追查怎么办?”
“再追查,也是说去看杂技了。”
听到我的最后一句话,父亲突然搂着我的肩膀,笑着说:“我一直以为我女儿太单纯,看来你真长大了。我可以放心啦。”
周恩来的去世,让政治敏感的父亲有了不祥之感。他的担心不是多虑。1968年,他因王光美案、彭真案和刘仁案入狱。虽然出狱已半年多,中央对他的问题并没有给出结论。他有了人身自由,可问题还挂着呢。
父亲1975年的出狱和党中央一系列的变化相关。1975年,邓小平复出后被委以党、政、军重任,在1月的四届人大上重提经济发展和建设,解放干部提上日程。根据毛泽东关于尽快结束审查把人放出来的意见,中共中央于4月决定:除与林彪集团有关的审查对象和极少数人外,释放绝大多数被关押受审查者,毛泽东已经在3月8日亲自审查了准备释放的三百五十人名单。我父亲于4月25日出狱,留在了北京;彭真于5月19日出狱,次日便由中央专案组直接押送“流放”到陕西商洛;刘仁已病逝在关押期间,直到1979年才恢复了清白。
当年父亲被牵连的最大的案子是王光美案,而王光美作为极少数人仍然被关押在秦城。父亲出狱后虽然出任了北京市政协副主席,明眼人一看便知那是虚职。压在父亲心上的所有冤案——彭真、刘仁、王光美都没有被平反,周恩来的去世给中国的政局增添了更多的不确定性。母亲说,那些日子父亲经常说他散步时有人跟踪监视他,搞不清是他的幻觉还是真事。

平反

1976年夏天,唐山大地震发生了。不久,朱德、毛泽东相继去世,随后江青等“四人帮”被捕。天崩地裂,一年内中国发生了太多的事情。中华民族在经历了“文革”动乱后,一场更大的变革正在酝酿中,这就是后来的思想大解放。推动这场变革的是一批富有勇气的“文革”幸存者,包括邓小平、叶剑英、胡耀邦等。
1977年12月,胡耀邦被任命为中央组织部部长。他以大无畏的精神遵照实事求是、有错必究的原则,为平反冤假错案和落实干部政策打开了局面。中央专案组不得不将其所管的大案、要案全部转交中组部重新复查。父亲的案子终于有了结论,“文革”中强加的“特务”、“里通外国”的罪名均为不实之词。
中央组织部给父亲平反后,当年在秦城负责提审他的两位专案组军代表也到家看望。散步的时候父亲对我说:“他们来道歉了。”我问:“你怎么回答他们?”父亲说,“我打了那人一个耳光,跟他说‘不打不成交’。”“你真的打他一耳光?”父亲说:“真的。我是开玩笑式的。我们还聊了一会儿。这些人,我可以原谅他们,但是很难喜欢他们。”父亲对在任何情况下实施体罚的人都持有看法,不论他们是为了无产阶级还是为了资产阶级。他知道这些人是执行者,但是在他心里,罪恶并没有因为道歉而一笔勾销。
父亲的党籍恢复了,扣发十年的工资也补发了。工资补发后,父亲拿出一半的钱交了党费,剩下的一半分成几份,分别送给了母亲和我们,自己分文未留。在金钱上父亲始终是个慷慨的人。“文革”结束后,我家被抄走的存折被退还了。父亲和母亲的存折上只有六十元钱,那是他们解放后十七年攒下的全部积蓄。我家最富的人一直是杨姥姥,“文革”中她用自己的全部积蓄帮助我们度过了逆境。
出狱后,父亲重新负担起爷爷的生活费。提起爷爷,父亲总是说,他虽然有土地和房子,但为人处世更像一个“流氓无产阶级”,不在乎钱,也不在乎家,只要有酒有友就能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父亲呢,更是无产者,在中国共产党中成长起来的一名革命无产者。父亲一辈子不计较钱。在老家,父亲在兄弟三人中排行老二,但只有他赡养着爷爷和奶奶。父亲是那个养着一大家子的人。对这件事父亲从不抱怨,似乎觉得理所当然该他负责。除了爷爷和奶奶,父亲还一直在经济上补贴他的前妻。孤苦伶仃的杨妈他也不能不管。1954年,杨妈得了空洞性肺结核,父亲把她送入医院治疗一年。杨妈病愈后,父亲立刻把她接回了家,他从来没想过让杨妈离开我家。
父亲对大伯和叔叔也十分照顾。大伯和叔叔家的孩子们有任何事情需要帮助,他都热情出手,“能者多劳”这句话用在他身上再合适不过了。我小的时候,父亲经常带着我们去看大伯。每次在大伯家都吃一种叫“大烩菜”的老家饭,其实就是猪肉白菜炖粉条。父亲很爱吃。除了“大烩菜”,桌上再摆上些炸花生米,就是一顿好饭。父亲和大伯喝着二锅头,聊着他们年轻时候的故事。父亲对叔叔也格外关心,他总说叔叔是个实实在在的老实人。叔叔在老家受教育不多,父亲在解放初期帮助叔叔来到北京,在当时七机部下属的军工厂做了一名钣金工,一干就是几十年。“文革”时叔叔已经是七级钣金工。当父亲被关押在秦城监狱时,叔叔是那个每周必定来看望我们和杨妈的人。他从来不觉得做崔月犁的弟弟有什么耻辱。
平反以后,父亲的心情和身体好了很多,每天坚持散步、看报,耐心地等待分配工作。听说北京市委想留下父亲,但是父亲很想做一件离政治中心远些的工作。看得出,“文革”时期在北京市委的经历让他伤心,真的很伤心。

重新工作

父亲已经出狱两年多了。好日子过得快,转眼日历翻到了1978年。党籍的恢复让父亲的心情好了很多。他仍然在“待业”,每天吃完早饭就去龙潭湖散步,散步已经成了帮助他身体和精神恢复的主要活动。那时的龙潭湖没有经过人工修建,算是个“野”公园,游人不多,不收门票。
入夏时分,父亲照常早早就起来去湖边散步了。走在湖边上,居然看到湖面上的荷花已经打了花骨朵,星星点点,衬着岸上翠绿的杨柳,有一种宁静的美。绕湖一周,父亲走出了一身汗快步回到家时,一位不速之客正在家里等着他。这位客人就是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部长江一真。
江一真是“文革”结束后的第一任卫生部长。当时,国务院十几个部委的第一把手都面临一个共同的困难:“文革”把太多的优秀干部整死、整病,有经验和政策水平的干部少之又少。面对十年“文革”摧残后的中国卫生事业,江一真很需要有能力、有魄力的帮手。苦于找不到合适的人,他和一位朋友谈起了现状和困难。那位朋友说,你何不到原北京市委的干部里去找一找?他们原来都是城工部的干部,相当能干。现在北京市委的位子全满了,没人愿意让他们回去。这些人在北京市眼里是一条虫,出了北京市就是一条龙。崔月犁就是一位很好的人选,正在家里养病。
江一真闻后大喜,了解了父亲的简历后便到家中拜访。他很热情地对父亲说:“你到卫生部来工作吧。我也蹲了几年监狱 。我看你精神恢复得还不太好,我给你派辆车,给你两个秘书。你可以到全国各地随便跑一跑,考察一下全国的卫生工作,不要有任何压力。”住过监狱的人最理解从监狱里出来的人,江一真的诚恳立刻说服了父亲。
1978年6月,中央组织部任命父亲为卫生部副部长兼任卫生部纪检组组长。我们为父亲的新任命高兴得几乎跳起来,衷心庆贺他终于走出了北京市委——“文革”时对北京市委的干部残害得太厉害了。
父亲重新工作时已经五十八岁,“文革”把他最年富力强的十二年夺走了。 尽管父亲当时患的是反应性精神病,但是狱医给他用错了药,致使他落下了头重脚轻的毛病,走路时必须用拐杖。在这种健康状态下,父亲拄着拐杖开始了他的大江南北之行。
那一年,父亲先后从广州到东北,走了不少省市的基层和农村。刚刚开始工作时,父亲不敢说话,一说话就紧张,一写字就手抖,对自己的脑子是不是能完全恢复也没把握,监狱里的日子时常回到脑海里。每到一个新地方,人们都高高兴兴地接待他。看到别人对他如此热情和尊敬,还会有瞬间的不习惯和恍如隔世之感。在考察中他身体不断恢复,回到北京时他已经不用拐杖了。江一真看到父亲恢复得这么快,非常高兴,问他愿意分管哪方面的工作。父亲是城工部出来的干部,从来不讲条件,他说由组织分配吧。这样,父亲便分管了医学高等教育和纪检工作。江一真考虑得很周到,为了照顾父亲,把“文革”前父亲任北京市副市长期间的秘书刘尚德调来继续给父亲做秘书。在江一真手下工作,父亲心情好了很多。
1978年底,一个重要事件去掉了父亲心里最后的纠结,这就是 12 月18日至 22 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次会议后来给中国带来的巨大变化怎么样评价都不过分,凡是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三中全会”。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共产党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束缚,抛弃了建国以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开始把经济建设作为工作中心,对毛泽东的功过是非采取了更加客观的态度,确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经过“文革”动乱的教训,摆脱贫困和结束动乱已经成为全民族的强烈愿望。这次会议后,中国的改革开放正式开始,为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为系统清理重大历史冤案开了头。
“三中全会”后又有一个人走出秦城,她就是王光美。1979年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春节联欢会上她的公开露面给人们带来不小的惊喜。王光美的出狱意味着一个最大的冤案——刘少奇的冤案即将被平反,父亲的担心也随之减少了很多。对旧北京市委冤案的平反最晚。“文革”中旧北京市委是重灾区,受“彭真、刘仁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冤案的影响,全市三十二万干部中有六万多人被立案审查,如果加上未曾立案而受批斗的干部,全市三分之一的干部受到迫害。1979年9月26日,北京市委宣布为“彭真、刘仁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重大冤案平反,给包括父亲在内的原北京市委领导干部都恢复名誉。那时父亲在卫生部任职已经一年多了。
1979年,父亲从1966年起蒙受的各种冤屈终于全部推翻。一天,父亲说:“你不是喜欢美国大片吗?我们看电影去吧,在人民大会堂。”父亲平时不爱看电影,过了N多年后他偏爱的还是京剧。那是唯一一次我和父亲一起看电影。坐在礼堂里,我看到父亲比我还高兴,这次他是为了我。侦探片是我的最爱,影片一开始就吸引了我。直到影片演到多半场,我才发现父亲的座位上空了。我连忙从礼堂里走出来,忽然看到一个人正坐在过厅的长椅上,是父亲!我问:“为什么不看了?你不喜欢吗?”父亲说:“片子里监狱的镜头我受不了,我想起了秦城。”“那我们回家吧。”“没关系,难得和你一起看电影,我正好在这里休息一下。”父亲就坐在过厅里一直等着我看完电影,他坐在长椅上的样子我一辈子也忘不了。“文革”和秦城是父亲心里长久的伤痛。

初心未变

张素华在她的《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中特别提到了 1962 年七千人大会和三中全会对党的方针政策的影响。她说,区别就在于三中全会对以阶级斗争为指导的思想进行了批判,而七千人大会是在肯定“三面红旗”为指导思想的前提下进行。尽管当时已经有很多干部对不尊重客观实际的做法进行了激烈的批评,但是该否定的东西没有被否定,所以半年后中国历史又重新转向了。
党中央在三中全会上清理了“文革”以及“文革”前的“左”的理论和路线,也使父亲多年的纠结有了答案。比如对毛泽东怎么看、对“文革”怎么看、对“大跃进”等运动怎么看?对这些,父亲在秦城监狱中曾经有过反思。最初他认为“文革”是“左”了,“大跃进”也“左”了,这些错误是因为共产党丢了原来的三大作风——联系群众、事实求是和自我批评。三中全会让他认识到“以阶级斗争为纲”理论的错误和荒谬,认识到闭关锁国的严重后果。只有把治国方针转变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才能避免以前的错误,个人的善良不能补救治国方针的错误。
父亲说,“文革”也让他第一次认识到个人崇拜的巨大危害。“文革”初期,父亲心里总有一个疑问,认为打击的人太多了:“把地、富、反、坏、右等九类 连同他们的家属这么多人都搞成敌人,能一下子解决问题吗?这时我肯定文化革命的路线‘左’了。但‘文革’是毛主席亲自领导发动的,我还是没有把握说它是错误的,没有人敢这样说。”这些话反映了父亲当时的真实想法,尽管那时他自己已被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倒了。
父亲说:“直到1978年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央总结毛主席‘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我才比较系统地了解了‘文革’的路线是完全错误的、‘左’的,对党、对人民、对国家造成了极大的危害。”三中全会对毛发动“文革”的错误公开进行批评,是共产党纠正个人崇拜的开始。那时的说法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而摆脱“两个凡是” 的束缚。父亲后来说,这并不是完全否定毛主席的功绩,毛主席对建立独立自主的新中国的功绩是伟大的。但是他也会犯错误,世界上没有不犯错误的人。毛泽东当年的确英明,但是他后来地位越高,越深居简出,实际上已经不了解下情。搞大跃进,一个农民出身的人,怎么连农业都不了解?
(右图:原北京市委文革难友廖沫沙书赠崔月犁。)
晚年,父亲重新谈起关于个人崇拜和民主的话题。他说:“习仲勋同志鼓励提出不同意见,这固然很好。但是,如果一个人认为真理在手,我就是真理,我就是神,至高无上,嘴上说的是听取不同意见,实际上根本做不到。只要出现一个伟大领袖,出现神,你征求不同意见也是假的。”“谁反对马列主义就打倒谁,这个提法我坚决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个年轻人,每句话说的都对?那不可能。至今也没弄清楚怎么消灭私有制。两个年轻人写《共产党宣言》时,才三十多岁,是了不起,但也不能看成神仙。如果谁提不同意见就打倒谁,认为我就是真理,怎么可能?再伟大的人物也不可能预见到几百年、几千年以后的事,再伟大的人物也不可能没有错误。”“一个人当官的时候,都是战战兢兢,刚升官怕提拔自己的领导有看法。但是世界上最可怕的是对自己错误的掩盖。还是胡耀邦说的好,我做了总书记,仍旧是原来的我,仍旧是我原来的水平。”
治国方针必须正确,而正确的方针来自调查研究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父亲在秦城体会最深的教训。在后来的工作中,他特别强调深入实际和在执行政策时不搞“一刀切”。对于在秦城关押期间自己受的委屈和磨难,父亲说:“即使受了那么多苦,我没有对毛主席产生个人恩怨……他的方针错了,越搞越左。”父亲认为发动“文革”不代表大多数共产党员意见,也不代表多数高级干部的意见。正因为“文革”没得到多数干部的认可和支持,又缺乏民主和法律的保护,因此导致很多高级干部被打倒、关押或下放。据说,中共九大召开时,已经有近三分之二的中央委员被审查或整肃。
经历了“文革”的痛苦磨难和深刻思考,在很多共产党高级干部中凝集了变革的精神动力和价值认同,使他们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坚定支持者,父亲是其中一员,他始终相信有一天共产党会纠正这些错误,事实证明了这点。“文革”后,共产党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治国方针、抛弃闭关锁国政策、抛弃个人崇拜,三中全会提出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十二届六中全会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都是巨大进步。
父亲没有因为“文革”中受到迫害而改变共产党员的信仰。他的信仰不是读了书被“洗脑”,而是战友用生命向他诠释的,比如介绍人刘品端、吴建民 。父亲认为不管谁犯什么错误,历史总是要前进的,比抱怨更有意义的是纠正“文革”的错误和影响,并阻止这样的事永远不再发生。其实父亲完全可以吃老本,待遇不会很差。但是他喜欢工作,愿意看到通过工作给百姓带来福祉。如果一生只做一件事,父亲的选择是有作为。
当大家都信钱的时候,父亲这样说:“党员要有信仰,信仰缺失,这是个大问题,‘上下交征利’ ,做官当老爷,这个国家就危险了。比如法轮功,不是先信了法轮功,而是先丢了共产党的信仰。”父亲说:“当年的共产党员,就是为了革命,像傅冬菊那样的大小姐,像陈布雷的女儿陈琏,都是很早就加入共产党。只是为了建设一个新中国,理想坚定,工作出色,根本就不是现在人曲解的什么为了投机。”以前“在解放区,要准备打仗,要参军,要支前,一个党员任务很重。即使是一位党员老太婆,做军鞋也要比群众多一倍。在蒋管区那就更不用说了,从入党的第一天起就要准备脑袋搬家。”
归根到底,父亲是个有坚定信仰的人,信仰赋予他做人的骨气。从秦城出来后,他最喜欢背诵的诗,一首是陈毅的:“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另一首是郑板桥的:“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以上几章参考资料:
崔月犁口述《志趋不忘为人民——六十年革命生涯自述》,载《月犁——崔月犁自述及纪念文章》,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2年版。
中共北京市委《刘仁传》编写组《刘仁传》, 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
池重《护送吴晗同志去解放区》,载《北京党史研究》1993年第3期,46-48页。
佘涤清《北平记忆——纪念佘涤清逝世十周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
刘光人、赵益民、于行前《京都公安局长冯基平传》,北京·群众出版社,2011年版。
刘润芬等《思念无限大爱永恒——永远怀念父亲刘建章 母亲刘淑清》,北京,2011。
《彭真传》编写组《彭真传》,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
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年版。
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北京志·共产党卷·共产党志》,北京出版社,2012年版。
高锴口述,2018 年 8 月 18 日由张晓彤在北京高锴家中采访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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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林一叶】

从批判电影《武训传》到文化大革命

阎长贵

一、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批判电影《武训传》运动?

1951年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持续半年之久的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建国后毛泽东在思想文化领域发动和支持过一系列批判运动,二十几年中一浪接着一浪,一浪比一浪高,一浪比一浪险恶。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运动是这一系列批判运动的发轫,是新中国第一个文化罪案和冤案。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批判电影《武训传》运动?我认为这是中国思想理论界需要认真深入思考和总结的问题。在这方面许多同志和朋友已经做了很多工作。最值得赞扬的是张经济同志,他在1980年就大胆地、勇敢地提出了为《武训传》平反的问题,并提出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他说:“从批判《武训传》、《清宫秘史》到文化大革命,我们开展了众多的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大革命,我们失去了什么?得到了什么?应该认真总结一下深刻的教训啊!”“从批判《武训传》到文化大革命”,这个问题提得好,非常重要。山东三次举行全国武训研讨会都是在做这个工作。总结经验教训也要“与时俱进”。我想围绕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批判电影《武训传》运动,而就“从批判《武训传》到文化大革命”这个问题谈点个人看法。
山东省委党校李光耀教授在《武训精神论纲》中说,直至1985年,胡乔木才羞羞答答地以政治局委员的身份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不“完全正确”,不“基本正确”——当然,这里包含着否定批判电影《武训传》的意思,即“批错了”的意思,但没明确坚决地说。正如李光耀教授和许多同志与朋友说的,批判电影《武训传》“是完全错误的”。顺便说一句,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这样认为。举两个例子。1998年出版的一部《毛泽东全书》在谈到这个问题时仍然说:“1950年底至1951年上半年,电影《武训传》的上映以及对武训的大肆渲染这一事实,就是当时旧知识分子的思想中仍存在封建主义思想遗留的明显表现。”按照这种观点,发动批判电影《武训传》运动就是对的了,而胡乔木关于这个问题的表态则错了。网上有篇题目叫做《毛泽东为什么痛恨武训》的文章,说:如今的中国,竭力为电影《武训传》和武训翻案,主流言论认为,要大力弘扬武训精神,加快教育发展!认为毛泽东发动的“这一批判严重地混淆了思想艺术和政治问题的界限,使著名的编导、演员受到沉重的打击,40多位同志受到牵连,给新中国的电影艺术创作的发展带来严重的不良影响”。武训的家乡,办起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武训实验小学”、“武训高中”。这样看来,无论是昨天,还是今天,对武训的态度,事实上是关于教育方针和教育的命运,关系到无数普通家庭的孩子接受教育的大问题。很显然,此文作者是不同意给电影《武训传》和武训平反翻案的。但我则明确和坚决地认为批判电影《武训传》和武训是完全错误的。然而,毛泽东为什么要做这件事?
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研究一个问题一定要把它提到它所在的历史范围。批判电影《武训传》和武训的运动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当时是怎样的一种形势和情况?在那时,中国共产党已赢得了内战的胜利,夺取了全国政权,建立了新的政府。由于革命战争的胜利和新政府的建立,毛泽东在军事上、政治上有崇高的地位,即树立了绝对权威,而在文化教育界,由于接收下来的大量“旧知识分子”的存在,这种地位和权威还没有树立,换句话说,还是一个待解决的问题。毋须说,毛泽东要在文化教育界树立地位和权威是有强烈愿望的。为此,他要采取各种措施,排除各种障碍。而旧知识分子的自由主义思想,他觉得就是最严重的障碍,因此必须改造旧知识分子,于是知识分子便由团结的对象变成主要是改造的对象。我认为,电影《武训传》的摄制和放映,恰好为毛泽东提供了发动改造知识分子思想运动的借口和机会。
中国知识分子有个很大的特点,这就是爱国。确实如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夕,在国内的知识分子,经过比较国共两党,许多著名的人留在大陆不去台湾;新政府建立后,许多在国外留学和工作的知识分子,千方百计地回到国内,参加祖国建设。中国知识分子这种感情和热情多么可贵啊!事后看,中国共产党的主要负责人当时对此重视不够。往往只看到他们和新社会有距离﹑有隔阂、不适应的一面,并把它夸大了,不是千方百计地帮助他们适应,而是采取了“思想改造”的政策,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思想改造运动,由此对广大知识分子造成严重伤害以至摧残。从后面我们所引述的毛泽东发动批判电影《武训传》运动所说的话来看,仿佛这次运动除了针对旧知识分子,更主要地是针对党内外赞扬和歌颂电影《武训传》以及武训的人。
电影《武训传》是在陶行知先生的影响和推动下编写和拍摄的。陶行知先生在教育思想和教育事业上有伟大的建树,他很推崇武训,大力弘扬武训精神。陶行知先生在1946年病逝时,毛泽东和朱德联名发出的唁电中称他为“人民教育家”,周恩来称赞他“是一个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董必武亲自写了一首悼诗贴在陶行知的棺材头上,其首句为“敬爱陶夫子,当今一圣人”。毛泽东执政前,许多人无论怎样称颂陶行知先生,如宋庆龄称他为“万世师表”,郭沫若盛赞他为“时代的先师,教育的巨子”,“人民的领袖,民主的战士”。1948年戴伯韬在一本书中说:“新民主主义教育思想是毛主席和陶行知共同创造起来的。”人们都没听说毛泽东见怪,而在毛泽东执政后就不行了。在那以后,陶行知先生的弟子们仍不遗余力宣传陶行知。有的说陶行知“对中国新教育放下了一块奠基石”,有的说“陶行知先生是近代世界教育史上最伟大的代表者之一”,如此等等。不用说,这就犯了已在军事、政治领域建立了绝对权威又要在思想文化领域建立绝对权威的毛泽东的大忌。为批判电影《武训传》,杨耳写了一篇《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有积极作用吗?》的文章(据说,作者写此文时,已知道毛泽东以及江青对电影《武训传》的看法),毛泽东非常重视这篇文章。这篇文章原发表在《文艺报》上,毛泽东让《人民日报》加按语转载。这篇文章当然批判了武训,但与其说它主要批判武训,不如说它主要批判陶行知。这不仅表现在题目上,在文章中也一再说“陶先生的表扬武训精神,未必是恰当的”,陶先生表扬武训精神“这是不恰当的,这是一种错误”,“认为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有‘积极作用’,是不对的,至少是完全可疑的”,等等,请看这不主要是指向陶行知先生吗?事实正是这样,自5月下旬以后,教育界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运动已经扩展到对人民教育家陶行知教育思想的批判。顺便说一下,毛泽东对武训的看法,在建政前后,也有一个显著的变化。据说,抗日战争时期,有一次毛泽东为了教育抗大的教员安心工作,曾举了武训行乞兴学的例子。1939年的一天毛泽东跟抗大的教员说,打仗重要,教育也重要。德国大哲学家黑格尔就是做教员的。我们中国有个武训,他行乞兴学干了一辈子。当然,我也不是一定要你们在学校干一辈子,但在学校里工作就要安心。而在十余年后,即1951年,毛泽东亲自撰写社论发起批判电影《武训传》运动,又指派江青带领一些人到山东武训的家乡搞带着框框的先入为主的所谓武训历史“调查”,结果经毛泽东修改的《调查记》判定武训是“劳动人民的叛徒﹑大流氓﹑大债主兼大地主”。这180度的大转弯究竟是为什么?显然,武训的思想和行为,毛泽东不欣赏﹑不赞成,他一向赞扬造反精神,并且他自己也是造反起家的。
此外,批判武训是否和贬低与否定陶行知先生有关,值得深思。一位著名学者总结当时的情况说:“只有一个伟大政治家的文治武功被尊奉为凌驾一切的最高神圣,此外则不容许或多或少承认其它任何权威。”我看这就是毛泽东发动批判电影《武训传》运动的重要动机和原因。说白了,就是毛泽东要在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建立自己及其思想的绝对权威——虽然也使用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的语言,而这个实质是掩盖不了的。
应该说,这不仅是批判电影《武训传》运动的重要动机和原因,也是毛泽东直到临终前发动历次思想政治运动的重要动机和原因。

二、从批判《武训传》一步步走到文化大革命

1951年毛泽东在《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社论中指出:“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又说:“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他们学得了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但是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如像武训),具体的反历史的思想(如像电影《武训传》及其他关于武训的著作),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竟至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学得的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须知这里所说“一些共产党员”,也包括赞扬过武训的周恩来﹑朱德和董必武等中央领导人。在这次批判运动中,时任政务院总理的周恩来为电影《武训传》的放映在党中央作检讨,副总理﹑全国文联主席﹑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不止一次地在报上检讨,电影导演和主要演员以及宣传﹑赞扬过《武训传》与武训的许多人都受到严厉批判,甚至还有“锒铛入狱的”。《人民日报》在发表《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社论的当天(5月20日),在“党的生活”栏还发表了《共产党员应当参加〈武训传〉的批判》的评论,严厉地说:“每个看过这部电影或看过歌颂武训的论文的共产党员都不应对于这样重要的思想政治问题保持沉默,都应该积极起来自觉地同错误思想进行斗争。如果自己犯过歌颂武训的错误,就应该作严肃的公开的自我批评;担任文艺工作﹑教育工作和宣传工作的党员干部,特别是与武训﹑《武训传》及其评论有关的……干部,尤其应当自觉地﹑热烈地参加这一场原则性的思想斗争,并按照具体情况作出适当的结论。”
有一点也要指出,这就是当时对电影《武训传》和武训的批判,同以后许多次思想政治批判相比,还算比较“缓和”的,受到处理的人不算多——但开了用政治批判解决学术争论问题的恶例。尽管如此,凡经历过这场批判运动的人都知道,那形势和规模已经是“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了。据有人统计,从5月20日发表毛泽东撰写的《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社论起到5月底的11天中,仅报上发表的批判和检讨文章即达108篇,6月份报上批判文章的数量则翻了4倍,不算各报编发的文章,仅个人署名的文章即达410多篇,到8月底这类文章已达850多篇。何等“壮观”!其后搞运动都靠“大批判开路”,可以说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谈到批判电影《武训传》,不能不提到江青。江青在这场批判运动中究竟起了什么作用,还不是一个完全弄清楚了的问题。江青在1972年会见美国记者﹑历史副教授罗克珊·维特克时说,1950年12月电影《武训传》首次上映时是在全国范围内放映的。为揭露这部电影蕴藏的政治含义,她写了一份有关其背景的报告,还写了一篇文章总结她的发现。她的文章一发表,就“瓦解了敌人的武装”,这部电影立即被禁止发行和放映。还说:尽管她没有足够的能力阻止他们制作这部电影,但至少会考虑授意别人写一篇文章批判这部电影的改良主义思想。此后,她会见了文化部副部长周扬,并向他提出了这个建议。他对这个想法嗤之以鼻。又说:当时“有些高级领导同志”还在赞扬武训。她是唯一提出自己反对意见,并写信和文章公开阐述的人。按照江青的说法,是她首先发现了电影《武训传》的问题,毛泽东接受了他的建议,发动了批判电影《武训传》的运动。江青在这里不乏自吹自擂。但她在批判电影《武训传》运动中确实做了很多事情(包括到武训家乡及其相邻县份作武训历史问题的调查,在这次调查中,不管名义上怎样,由于她的特殊身份,实际上她是领导和头头),起了很大也是很坏的作用。江青的作用基本上可用四个头衔概括,即:哨兵(江青自称:对主席来说,“在文教方面我算一个流动的哨兵”)﹑参谋﹑助手﹑枪手。我们完全可以有根据地说,江青是批判电影《武训传》的急先锋。在批判电影《武训传》的运动中,不谈和否认江青的作用不对,夸大江青的作用也(确切些说:更)不对。罗克珊·维特克在《江青同志》一书中说,“批评关于武训的电影是江青发起的”,这不符合事实,她没有也不可能起这样的作用,特别是在当时,即20世纪50年代初期。江青在批判电影《武训传》的运动中确实有突出的表现,大概正因为这样,她在这场运动后期,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宣传部的电影处处长(按:处长即相当于后来的局长——笔者)。中央文献研究室的陈晋说,关于参加武训问题的调查,这是江青和毛泽东结婚以来“第一次外出参与文化界的公事”。
由此我想起了1967年我给江青当秘书时经历的一件事情。一天晚上,江青调看了电影《武训传》,同看的可能有陈伯达、康生、戚本禹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我也随着看了——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看电影《武训传》,1951年没赶上,其后没机会和可能。在看这部电影时,江青说了什么,和别人议论了什么,没有一点印象了。这个时候江青为什么调看已经“枪毙”和封存十多年的电影《武训传》?《清宫秘史》也调看过,那是因为过去没批判过,要进行批判。而《武训传》那是批判过并且批“臭”了的,为什么要调看?当时我没想。现在看来,江青是否要向人们表明,让人们知道,批判电影《武训传》她是有功的,建国后,她的政治活动也正是从这里开始的。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我们知道,江青已经提出了十七年“文艺黑线专政论”,她看和让别人看电影《武训传》,要告诉人们这就是一个证据——毛泽东不是说电影《武训传》的摄制﹑放映和对其赞扬是“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吗!不管怎么说,在文化大革命高潮的1967年江青调看电影《武训传》,决不只是一件消遣之举,而肯定是有她的用意和想法的。大概就在调看电影《武训传》前后,江青还建议重新发表毛泽东的《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社论,这次重新发表见1967年5月26日《人民日报》。翌日《人民日报》在报道亿万军民欢呼《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重新发表的同时,宣布把《武训传》和《修养》(按:指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起抛进垃圾堆。这是让早已批倒批臭的《武训传》为批判刘少奇垫背和造势。
1954年10月毛泽东在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中指出: “……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又说:“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是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态度的,但应当批判他们的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不应当对他们投降。”在毛泽东这种思想指导下,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以及由此引发的对胡适及其思想的批判,也是一次极其片面和极其粗暴的思想政治批判,什么“作资产阶级的俘虏”,对资产阶级“投降”,胡适是美帝国主义的“奴才”,等等。《红楼梦》是一部古典小说,同影片《清宫秘史》、《武训传》一样,有不同意见和看法本可以作为学术问题展开讨论,为什么对不同意见和看法要从政治上进行讨伐和批判?混淆思想学术和政治问题的界限是1949年后历次思想政治批判运动的通病。
从1951年批判电影《武训传》起,毛泽东就反对“思想混乱”。然而,什么叫“思想混乱”?它和“思想活跃”有什么区别与联系?1955年在批判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毛泽东写了《驳“舆论一律”》的文章,实际上是提倡和主张“舆论一律”。什么是“舆论一律”?就是只允许有一种思想,或只能说允许说的话,也就是只允许一种声音,一个调调——如果这样,思想当然不“混乱”了,而“活跃”又在哪里?毛泽东主张“舆论一律”,只允许人们有一种思想。而这种思想当然不是别的思想,就是也只能是毛泽东思想。事实表明,我们长期以来所尊奉的所谓毛泽东思想,实际上被简单地理解为毛泽东本人的全部意见和主张,或者说,毛泽东说的一切话。“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就是“好战士”、“好干部”、“好学生”,否则,对毛主席的书和话或指示稍有不同的意见和看法,就是“大不敬”,甚至就要受到党纪国法的制裁。我们想想看,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酿成了多少这样的悲剧和惨剧?仅在反“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就有2100余人受到牵连,其中92人被捕,62人被隔离审查,73人被停职反省。
1956年毛泽东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但1957年3月他在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又指出“百家”只是“两家”。他说:“我们提倡百家争鸣,在各个学术部门可以有许多派、许多家,可是就世界观来说,在现代,基本上只有两家,就是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又说:“我们现在的大多数知识分子,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是从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有些人即使出身于工人农民的家庭,但是在解放以前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1958年毛泽东进一步明确提出知识分子是剥削阶级。知识分子属于资产阶级(以及剥削阶级),这是毛泽东执政后的一个基本观点,他自从提出这个观点直到逝世没改变过。他不仅认为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属于资产阶级,新中国培养的知识分子也属于资产阶级。毛泽东一向赞扬“老粗”,说“老粗出人物”,在不同情况和环境下反复吟咏“刘项原来不读书”的诗句,相反,对知识分子始终有一种轻视和敌视的心理,这在他执政后特别明显,并且越来越明显,说什么“书读得越多越蠢”,“不要迷信教授”等等,他发动的历次思想政治批判运动,都首先把矛头指向知识分子。在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中有55万多人——多为知识分子“精英”——被打成右派分子,即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敌人,其比例占当时知识分子总数的10%以上。这些被打成右派分子的人,在20多年的时间里不仅被剥夺了自由和用自己的能力与智慧为国家和人民效劳的权利,还受尽人间种种磨难,许多人死于非命,或留下这样和那样的伤残。这究竟是个人的损失,还是人民和国家的损失?
1958年3月,毛泽东对上海化工学院两个右派分子的大字报写批语说,更多地、彻底地灭掉了资产阶级的自由,无产阶级的自由就会大为扩张,这种情况在资产阶级看来,就叫做这个国家没有自由。实际上是兴无灭资,无产阶级的自由兴起来了,资产阶级的自由就被灭掉了。(注:“兴无灭资”是否在这里第一次出现有待考查。)“兴无灭资”的提法是不科学的,改革开放后我们已经把它放弃了。邓小平1980年8月18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1980年8月31日政治局讨论通过此讲话),其中指出,对于资本主义、资产阶级“要采取科学的态度。前些时候解放军为了进行革命思想的教育,重提‘兴无灭资’的口号,……现在看来,这个老口号不够全面,也不很准确”。“兴无灭资”的口号之所以说“不全面”﹑“不准确”,确切地说“不正确”,其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它只反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而不反对封建主义(或曰:封建专制主义)。这恰恰反映了毛泽东的一贯思想。1949年后,特别是1952年全国完成“土改”后,毛泽东仿佛就再也没有提过反对封建主义的问题。而封建主义在中国存在有两三千年的历史,在现实中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不仅对中国人民,而且对共产党,包括它的领导人。反对封建主义的任务,或曰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任务,毛泽东没有完成,其后继者也没有完成,到现在也没有完成。不仅如此,从毛泽东起,一直到现在我们有时甚至还常常把许多人类社会的文明成果当作资产阶级思想和资本主义制度加以抵制和批判,而把某些封建专制主义的观念和制度却看成社会主义的东西加以弘扬和发展。我想,这不是危言耸听。不容否认,现在我们社会上的一切腐败现象和不良现象,除了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影响外,还都可以从封建专制主义影响中找到它的重要根源。应该承认,也不能不承认,我们在思想政治领域肃清封建专制主义影响的任务还任重而道远。对此,我们应当有清醒和明确的认识。
1966年2月《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说,文艺界在建国以来,被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需要指出,标题中所说“林彪同志委托”6个字,是毛泽东并没有征求林彪的意见而独断地有意地加上的。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在致林彪的信(《五七指示》)中说:“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1966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重复这个论断说:“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必须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问题如此“严重”,怎么办?在1966年的《五一六通知》即标志文化大革命开始的“纲领性文件”中,毛泽东提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无产阶级继续清除资产阶级钻在共产党内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代表人物等等”,还说:“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这就是文化大革命中一再宣传的“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的理论。毛泽东说:“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还说:“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广大群众,确立无产阶级对少数资产阶级分子的全面统治。”众所周知,“四人帮”分子张春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专门写了杀气腾腾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的长文。

三、“全面专政”论与文化专制主义

在上层建筑各个文化领域(按:这是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著作中明确指出过不能实行专政的的领域)都要实行专政,并且是“全面专政”,这是什么意思?学过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人都知道,关于“专政”,按照列宁的解释,即:“专政的科学概念,无非是不受任何限制的﹑绝对不受任何法律或规章拘束而直接凭借暴力的政权”;毛泽东说,专政就是“独裁”,“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对被专政的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如前所说,毛泽东是把知识分子,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培养的,都看作资产阶级(以及剥削阶级)的。
因此,所谓在上层建筑各个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全面专政”,不能做别的解释,只能是对知识分子的专政,“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因为在上层建筑各个文化领域工作的人主要和基本上是知识分子,正如人们耳熟能详的说法,各个文化领域“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因此,在文化大革命中知识分子普遍遭殃,他们成为自惭形秽而别人则唯恐避之不及的“臭老九”。多少人受尽凌辱,多少人被迫害致死,其惨烈真是空前绝后!“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所有名人(包括大的小的)——几无例外——通通交上了华盖运。“黄钟毁弃,瓦釜雷鸣”。斯文扫地,野蛮和愚昧肆虐,到处肆虐。
关于把知识分子叫做“臭老九”的诗我看到两个版本:
一、九儒十丐古已有,而今名曰臭老九。古之老九犹叫人,今之老九不如狗。口吐真言遭批判,反动皆因知识有。假如孔孟生今世,也要挂牌满街斗。
二、九儒十丐古已有,而今又名臭老九。古之老九犹如人,今之老九不如狗。专政全凭知识无,反动皆因文化有。假若马列生今世,也要揪出满街走。
很显然,在上层建筑各个文化领域实行“专政”﹑“全面专政”,这不是任何别的意思,而是也只能是反对和扼杀“独立之精神与自由之思想”的文化专制主义,并且带有严重封建专制主义色彩的文化专制主义。这种文化专制主义发端于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发展于历次思想政治批判,而在文化大革命中则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文化专制主义既违反马克思主义,也不利于中国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仅就文化领域说,试问:毛泽东时代的鲁迅、茅盾、巴金在哪里?毛泽东时代的王国维、陈寅恪在哪里?莫说出现新人,就连此前已经出名的大家,如郭沫若﹑茅盾﹑巴金等1949年后在文学上和学术上有什么值得称道的成果?(按:有人说,到批判电影《武训传》时,郭沫若的学术生命“基本上已告结束”。至于巴金在文革后写的《随想录》会永垂青史,有很大价值,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批判电影《武训传》,不仅把武训打入十八层地狱,也把“人民教育家”(毛泽东语)陶行知先生打入了冷宫,甚至成为研究的禁区。这特别严重地影响了中国教育事业,特别是教育学的发展。拿培养目标来说吧,在毛泽东时代,所谓全面发展的内容,就是德、智、体。改革开放以后,总结现实和历史经验,其内容扩展成了德、智、体、美。而仿佛还没达到陶行知先生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高度,陶行知先生主张和提倡“德、智、体、美、技五育并举”。现在在“技”这方面,从理论到实践,我们都感到有很大﹑很严重的欠缺。从改革开放以来,各大城市﹑各大企业普遍反映——这种反映越来越强烈——缺少技工﹑技师和技术教员,用高薪也聘不到,有的甚至到外国去聘,这个问题难道不大﹑不严重吗?
我们说文化专制主义违反马克思主义,那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方针是什么?讨论这个问题,我觉得马克思下面一段话很精彩﹑很值得注意。
马克思说:“你们赞美大自然悦人心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散发出同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我是一个幽默家,可是法律却命令我用严肃的笔调。我是一个激情的人,可是法律却指定我用谦逊的风格。没有色彩就是这种自由唯一许可的色彩。每一滴露水在太阳的照耀下都闪耀着无穷无尽的色彩。但是精神的太阳,无论它照耀着多少个体,无论它照耀着什么事物,却只准产生一种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精神的最主要的表现形式是欢乐、光明,但你们却要使阴暗成为精神的唯一合法的表现形式;精神只能披着黑色的衣服,可是自然界却没有一枝黑色的花朵。”(马克思《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1956年版第7页)
总之,认真总结和吸取文化专制主义的经验教训是我们研究批判电影《武训传》运动的一项重要任务,并且是常做常新的任务。一句话,批判电影《武训传》的运动及其造成的后果告诉我们,应该而且必须告别文化专制主义,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富强﹑民主﹑文明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愿望。以上看法是否妥当,敬请各位专家和朋友批评、指正。

参考文献
《武训研究资料大全》,山东大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
《武训研究论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
《武训传》,朱鹰著,中国戏剧出版社1997年出版
吴迪著《走向新纪元:中国电影(1949—1966)》(未刊本)第五章“《武训传》及其批判”
《“民主魂"陶行知在新中国成立后的际遇》,笑蜀,《炎黄春秋》1999年第1期
《文人毛泽东》,陈晋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
《红都女皇——江青同志》,(美国)罗克珊·维特克著,范思译,香港星克尔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出版
2006年9月写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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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劫墓碑】

文革烈士郭里里

不 平

郭里里,文化大革命爆发时系陕西省宝鸡市扶风县农民,因对文革不满,于1966年9月(时年25岁)至1967年1月书写“反革命”信件6封,并将3封投寄党中央,向毛泽东犯颜直谏,1971年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8年(刑期从被羁押之日算起),刑满释放回家后继续遭到“专政”迫害,于1975年5月含冤去世,终年仅34岁。
文化大革命一场浩劫,“明哲之官保身而不言,识时务之吏偷生而不语,海內之大,七亿之众,谁肯正言不讳以危身乎? ”乡野小民郭里里敢于挺身而出,以弱小之螳臂,阻文革滚滚之巨轮,诚为我中华英烈!惜乎哉所知者寥寥。笔者睹其文字,不禁泪下,故借贵刊一方宝地,为其宣扬。期烈士之事迹,能为世人所知(有关文字取自《宝鸡市法院志》486-488页)。

郭里里反革命案

郭里里,男,汉族,判刑年30岁,住扶风县五泉公社(1982年10月划归杨陵区辖)高家大队管家生产队。
1971年6月12日, 扶风县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小组(1971)第85号判决书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郭有期徒刑8年(刑满释放回家后于1975年5月死亡)。
原判认定,郭犯思想反动,于1966年9月至1967年元月,先后书写反革命信件6封,并将3封投寄党中央,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公开为刘少奇、彭德怀喊冤叫屈,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
1979年3月,郭里里之妻李凤兰提出申诉,1979年5月,经扶风县法院复查审理,原写信件不是反革命信件,而是郭里里以纯朴的阶级感情,从当时极左思潮泛滥成灾的实际出发,借鉴历史典故,建议党和国家领导人缓和阶级斗争,停止乱扰乱斗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文化大革命”,安定国内社会秩序,增强党内外团结,发展生产的爱国主义之举。故原定性判刑是错误的,应予以纠正,现改判如下:
一、撤销扶风县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小组扶军管(1971)第85号判决书;
二、宣告郭里里无罪。

附:郭里里原写部分信件

《救国疏》之一

国危矣!昔林则徐见鸦片害国,上表道光皇帝;召公见厉王失政,直谏其非。 今国家在危难之际,人民处动乱之中,明哲之官保身而不言,识时务之吏偷生而不语,海內之大,七亿之众,谁肯正言不讳以危身乎?
民闻之,得天下者非力而不可,子万民者,非德莫从。人非尧舜,谁无过矣,故立政之要,计功忘失,待人之节,隐恶扬善。孟子曰:“有德天下顺之,无道亲戚叛之。”吴起曰:“王若为行不仁,修政不德,舟中之人皆敌国也。”今文化革命乃厉王止谤之法耳,明主独不闻召公之言乎!“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善为川者决之,使导善为民宣之使言。”今长征老臣一言不顺,打入黑帮岂不过乎?昔屈原放而楚丧;子胥诛而吴亡;管仲死而国乱;廉颇亡而赵国灭。 武王伐纣,纣有三仁在朝,犹为旋师;秦入侵魏,魏有三贤一勇,因之休兵。汉有李广,匈奴不敢南下;苻坚击晋,晋有谢安、谢玄、桓冲群臣,因之使苻坚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由此观之,国家兴亡系于贤人用废。今×××远与庶士为仇,近与功臣结冤,猜左疑右,自毁长城,非良谋也。武王既克殷,封纣之后于宗。宗世世朝阁不敢有二。晋武既平蜀,封刘以安乐公,终久无害于晋。由此观之,正足以压邪,德足以服远矣。今资产阶级已为残败,如略施小惠,必转而顺服也。兵法云:“敗兵不可穷追。”良将曰:“缓则走不顾,急则还致死。”今×××欲涸泽而渔,焚林而猎,非善策也。且阶级敌人乃家內小贼耳,倾国相斗,乃无能示弱。所谓国家者,一国即一家也,父子兄弟姐妹终日吵闹,邻人笑焉。美国与我吴越之仇也,且虎视已久,今漂洋过海,侵越架桥,悍然有吞我之心。民闻,秦有十失,“羞文学;好武勇;贱仁义之士;贵治狱之吏;正言谓之诽谤;指过谓之妖言;先王之教,废而不用;忠良切言,皆郁于胸;誉谀之声,日满于耳;虚美熏心,实祸蔽塞”。而亡天下,今已其九焉。彼若乘机而来,必视渔人之利也,伤哉。自古四夷朝华,汉唐称盛,祖先之荣也。我文明古国若丧于敌手,惹天下之笑,伤志士之心,英雄之泪何日干,豪杰之气几时扬。孟子曰:“君之待臣如手足……千乘之君得罪一士,社稷险也。”今天下疑业取生,蠢蠢欲动,学生职工打着革命的旗号,都喊着×××万岁,在街头激烈搏斗,乱作一团,黑白难分,真假难别……。目前党中央若不迅速收场,势必酿成黄河决口之灾,地覆天翻之难,悲哉!中华父母之国,父母病重儿女能不急乎?孔子曰:“天子有过焉,如日月之蚀,天下共见之,及其改焉,天下共仰之。”今若改,祖国有救也。为今之治,宜速缓和阶级斗争,停止文化革命,推恩以收近,修仁以服远。复无辜之官,谢有屈之人,屏奉承之说,听逆耳之言。然后伸法令,严刑待奸邪,治恶凶。诚如此,三月可将澄清天下,立见太平。
昔百里奚知卢公不可谏,卒保其身;梅伯不识天意,强忠言而遭惨刑。民死, 国宜矣。

孝道表

民闻之,礼乐禁未然之先,法施既乱之后。今昔之制异而父子之礼同。昔虞舜报怨于恩,事母无违;汉文亲尝汤药,导民以向孝;考叔孝敬感动郑伯;李密事祖晋武称善;管仲三战三走,鲍叔知之,专诸见仗而止,伍员敬之;江革背母逃难,贼盗悯而不杀;蔡顺采桑养母,马武怜而厚赏;太仓女上书救父,文帝免之;北宫女不嫌养母,王后夸之;元直见假书而伤心即行,玄德动真情而落泪相送。由此观之,凡事以孝出发,帝王弗禁。书曰:孝为百行之源。居家能为孝子,在国必是忠臣,故圣王立政以孝治天下。
今民不知远方,陕西民风恶化,弟欺其兄,子叛其父。少者有所怀,老者无所养。自古只有弟兄东西,未闻父子南北。然而父子分居已成习惯。非民不善,教不彰焉。今四卷页张千万,未闻一片孝言,不知以何为天下之主哉。
明主与之同列并坐,可与提出使增而补之,以教于世。只有以孝悌导引人心, 特别加紧教育青少年一代,使明主有禹王之德,必从善如流。
我母年老且多病,举步艰难,若风前残灯。明主有恻隐之心,请不要杀我。
心知去不归,窃慕后世名。
公元一九六六年农历八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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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读往来】

读者郎早正对《昨天》144期、145期各提出一点指正

《昨天》144期杜钧福先生的《甘肃文革述略》一文“六、结局”中(第49页)提到:“在那个年代里有些情况至今难以说清。蒙古族干部千比曾任肃北县人武部副政治委员、肃北县革委会常委,1973年提拔为兰州军区副政治委员,分管民兵工作。1976年1月25日,他回原籍探亲途中在53次列车上自杀身亡。 ”其中千比的职务不是兰州军区副政治委员,而是甘肃省军区副政治委员。
《昨天》145期第2页注1中提到李大章“‘九大’递补为中央委员”,此说不准确,李大章是在1968年10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预备会上递补为中央委员,在九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祝编辑先生新春愉快!

本刊编者一点更正
本刊最近发现一处不应有之失误:第105期(2018年1月30日)和129期(2019年4月30日)均标明为“重庆武斗专辑4”,现将129期更正为“重庆武斗专辑5”,因此第140期(2019年10月30日)则相应更正为“重庆武斗专辑6”。谨向作者、读者致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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