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 军队 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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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昨 天》第一四五期
帖子发表于 : 周一 2月 17, 2020 9:06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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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 天》第一四五期

抢救文革回忆 积累文革资料 交流相关信息 促进文革研究

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20年1月30日第145期

本期目录

〖四川文革专辑7〗

书海泛舟
林 雪 文革后期赵紫阳在四川(《赵紫阳·从革命到改良(四川篇)》选读)
王 炎 《我们与万县》序
张 甦 万县“2·22”事件后造反派上京告状与中央解决四川及万县问题
(《我们与万县》选读)

生逢乱世
何盛明 我与丈夫在文革的遭遇

编读往来
编者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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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海泛舟】

文革后期赵紫阳在四川(《赵紫阳·从革命到改良(四川篇)》选读)

林 雪

《昨天》编者按:本篇节选自该书的第一部分“乱中求稳”。全书两卷(“广东篇”与“四川篇”)已由美国世界华语出版社于2019年10月出版。
作者简介:林雪,女,当过知青、工人、报社记者、广播电台及杂志编辑。作品以纪实为主,主要有:《“双枪老太婆”陈联诗自述》、《亲历者》、《留学大调查》、《田家英在大丰》、《守卫汉字》等,还采访记录了一些口述历史,其中采访整理的前四川省政协主席廖伯康访谈录《我向中央说实情》(发表于《龙门阵》杂志),公开了四川大饥荒饿死一千万人的数字。

临危受命

…………
赵紫阳去四川,一般有两种说法。一说是周恩来向毛泽东推荐的,周对毛说我给你物色一个人到四川。这个人就是赵紫阳。还有一种说法,是由重病中的周恩来与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联名推荐,毛泽东批准的。可是还有一种说法:赵紫阳去四川,与四川省委书记李大章的请辞有关系。
李大章,四川合江县人。自1955年起,除了短期到贵州代理省委第一书记之外,一直在四川担任省长、书记、革委会副主任等主要领导职务。四川是“文革”的重灾区,最早的李(井泉)、廖(志高)倒台之后,旧时机关人员大多下放到干校,继任的军队干部派中有派,又在社会上各持有派,你打过来我打过去,一朝天子一朝臣,在机关中频繁地换人换马,这些频繁的变故积累了大量的社会矛盾,民谣“写不完的检查站不完的队,挨不完的斗争受不完的罪”是当时从上到下的真实心态。
毛泽东深知四川复杂,也知道那些走马灯似的干部们压不住堂子,一直都力挺李大章出来主持实际工作,所以“文革”期间四川担任一把手的军队干部换了三个,可是李大章负责实际工作的地位一直都没有改变。1973年刘兴元自广州军区调来四川担任一把手之后,地方事务特别是农业方面,依然是李大章负责。李大章深知四川长期积累下来的矛盾纷繁复杂,多次向中央请辞。1975年,李大章已经75岁,感到精力不支,更何况四川的情况越来越糟,特别是他主管的农业。为此心力交瘁的他又向中央提交了辞职报告,说自己年龄大了,在一线工作有点力不从心,希望辞去四川的职务,退下来。1975年10月21日,邓小平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政治局一致的意见,拟于近期召开一次人大常委会议,补选两位副委员长,一为邓颖超,一为主席和中央已决定的李大章同志。毛泽东于22日批示“同意”。
1975年11月5日,中共中央决定调李大章到北京任中央统战部部长,1976年5月他在北京去世。
李大章退下来,四川这个问题成堆的农业大省应该去一个能力强的一把手,才能够把担子担起来。主管组织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觉得赵紫阳很合适。中央开会讨论这个问题时,纪登奎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他说:如果大章同志退下来,可以先担任中央统战部部长,全国人大开会后再任命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至于刘兴元,全国像他这样到地方主政的军队干部,早在前一年就陆续回归部队了,就让他回部队吧。建议赵紫阳到四川,任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四川省革委会主任、成都军区第一政委,三副担子一肩挑,一步到位。纪登奎的建议获得大家的同意,提交给中央政治局后又得到邓小平支持——邓小平正愁找不到得力的人呢,当场拍板报给毛泽东圈阅。
作为赵紫阳早年的老下级、老战友,“文革”中一直担任主管组织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已经不是第一次力荐赵紫阳了。由于邓小平和纪登奎的共同作用,赵紫阳这次来四川,与之前去内蒙和回广东完全不同。1971年赵紫阳去内蒙之前,还是一个在湖南工厂里劳动改造的“罪臣”,即使是在内蒙去当了个书记,也只是个“五把手”——在他前面的四位都是军队干部。后来他回到广东依然是“五把手”,主政的军队干部们对他不但防之又防,而且处处掣肘。可是这次到四川,他一开始就是一步到位,所有的权力一肩挑。
1975年的9月,当大批四川代表在山西大寨参加全国第一次农业学大寨会议的同时,赵紫阳等地方领导干部都在北京参加9月23日至10月21日举行的农村工作座谈会。会议即将结束之时,赵紫阳被邓小平约去单独谈话。邓小平提出赵紫阳去四川,问他有什么考虑。当时赵紫阳唯一的顾虑,就是与在四川的一把手刘兴元如何共事。刘兴元曾经是广州军区政委,与时任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一起,为赵紫阳设置了不少障碍。现在这个问题实际上已经被邓小平解决了。邓小平为这位曾经在自己属下名声赫赫的爱将扫除了一切阻力,鼓励他大胆工作,不要怕第二次被打倒。
邓小平说:“你去了以后,要准备艰苦奋斗,就是搞得好,也要三年才能见效果。”
此时四川的那些县委书记们,正是满肚子牢骚。四川是全国的大省,参会的县委书记也多,这支人数众多的队伍从山西大寨到北京,一路上都在听别人的闲言碎语。那些给大四川送“救济粮”的外省代表,见了他们就指指点点,有的说:“我们种的包谷是送给四川的。”还有的说:“我们种的高粱是送给四川的。”说得四川这些县委书记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四川是天府之国,从1950年全国统购统销开始,外地的十几个省市就吃四川调出去的粮食,到1961年一共吃掉364亿斤 。大饥荒的那几年,就是因为已经缺粮了还在往外调运粮,四川饿死了上千万人,可是现在居然落得靠人家施舍、受人家奚落的下场。内江地委第一书记牟海秀 ,心急如火,半夜还把人叫起来开会,要大家想办法。大家说我们有什么办法?叫四川的第一书记刘兴元到会上来,回答大家的问题,问他有什么办法!
会议的后期,广安的县委书记杨锺去见了邓小平,邓小平可能跟这位家乡的县委书记透露了要派赵紫阳来四川,杨锺回来就摆给大家听。大家都在猜:这个赵紫阳,是个什么样的人?
很快,赵紫阳就在北京民族饭店的一个会议室接见了四川代表团的部分代表,代表团负责人向大家宣布了中央调赵紫阳同志到四川工作的决定,请赵书记讲话。五十六岁的赵紫阳,看上去很精神,他从衣兜里掏出了一个小本,大致讲了他对治理四川的想法,尤其是四川的农业。他说了一个治理原则: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经过调查研究,是可以解决的。不要长期争论不休,久拖不决。
看来赵紫阳对于四川的情况,已经有所了解。
10月23日,赵紫阳乘四川代表团的包机入川,在家的四川省委领导和省委秘书长兼省革委办事组组长杜心源等人在机场迎接。赵紫阳到四川的第二天一大早,就到四川省委办公厅看望全体工作人员。办公厅是直接服务于省委领导的办事机构,当时有十多个处室,三四百人,办公的地点很分散。赵紫阳一个一个处室走,到每一个办公室去看望,让大家很受感动——要知道许多人在办公厅工作多年,甚至半辈子,也没有这样近距离地接触过省委的一把手。
四川的赵紫阳时代,就在这样的印象中开始了。

新官上任

1975年的四川省,还包括现在的重庆地区,幅员面积57万平方公里,是全国第五大行政区,也是全国第一农业大省。四川是个盆地,被云贵高原、西藏高原、秦岭山脉及其余脉大巴山脉所环绕,真正称得上“天府之国”的只有盆地西部8000多平方公里的成都平原,仅占幅员面积的2.5%。四川还是人口大省,当时的人口号称七千万,实际人口超过9400万,接近1亿,人均耕地还不到1亩。
因为蜀道险峻,出入困难,隔离帝都,守兵不足,一有动乱则不易平定,故有“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后治”之说,眼前的“文革”就是一例。经历了十年动乱之后,四川国民经济极其糟糕:1976年全省粮食总产量为508亿斤,全省粮食平均亩产325斤,农民人均收入53.6元,比全国农民人均收入低9.8元;农民人均口粮369斤,比全国人均口粮低40斤。"文革"后期,四川一些地方的农村,谁给一个姑娘几十元钱或一二百斤粮食,她就嫁给谁。农业如此,工业也是千疮百孔。1976年全省3000多个县以上工业企业,不仅没有给国家上缴分文,反倒亏损近1亿元。这样的工农业生产,只能够靠中央补贴过日子。
大乱中的四川人民渴望大治。可是对于赵紫阳来说,严重的派性是横亘在中间的大问题。
就在赵紫阳到四川的当天晚上,刚刚提任省委书记并兼任秘书长的杜心源带着秘书陈文书,去到金牛坝招待所(现金牛宾馆)平房别墅 看望新任四川省委一把手赵紫阳并请示汇报工作,送来了省委、省革委人员组成及其机构设置,以及全省人口、面积、地理气候条件、粮食生产、工业发展等等四川基本情况的资料。
赵紫阳在北京受命之后,乘着几天的空闲,在中央办公厅翻阅了大量“文革”以来中央关于四川问题的文件,包括历次解决四川问题时中央领导的讲话,特别是周恩来和邓小平的讲话等等,对四川“文革”期间的人和事,脑子里有了初步的印象。他知道四川是派性斗争的重灾区,虽然两派的群众组织早已经解散,但是余波激荡,而且在政府和党委机关中依然有影响,已经干扰了日常工作。他听了杜心源的汇报,又问了一些情况,然后提出:要立即组织开展整顿机关的工作,批判资产阶级派性。
杜心源一听格外兴奋:“好!很有必要,早就该这样了!派性不除,蜀乱未已!搞派性的人都是搞‘闹而优则仕’的,机关问题很多,必须整顿,但是不批派性,机关整顿不好!”
回省委的途中,杜心源在车上一直很兴奋,他很感慨地说:“四川有希望了!”
“文革”中由于中央一级的派系直接插手,也由于四川本地特别是重庆地区大中型兵工厂密布,导致全川的派系斗争很快就由“口诛笔伐”的“文斗”升级为骇人听闻的武斗,两派都动用兵工厂生产的机枪坦克甚至军舰大炮参与其中,争斗之惨烈,手段之残忍,死人之多,地域之广阔,反复之大,遗留问题之复杂,在全国都是首屈一指。赵紫阳到四川的时候,群众组织已经解散了,头头们作为“群众代表”大都安排进了革委会担任主任副主任之类的职务,可是由于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在惯性的趋使下左右摇摆,与毛泽东神秘的“策划”总是不吻合,导致运动起起落落,造反派反复被打压又反复“落实政策”,遗留下很多问题无法解决。于是那些在运动中被错捕错判者要求彻底平反,被撤销革委会职务者要求恢复职务,进入革委会者要求给予实权,家庭出身“够条件”者要求入党……这就是杜心源说的“闹而优则仕”。机关里的问题也很复杂:由于上层派系争斗激烈,干部们大都被卷入,被反复清洗或者是重新“站队”,弄得矛盾重重,九人十条心,什么都干不成。省级以及省级以下的各级党政机关都不例外,一些地方的政务由此而瘫痪。
要搞好四川,这是一个迈不过的坎。可是赵紫阳在这个问题上又不太愿意花太多的精力。于是想了个办法:把消除派性整顿机关作风,和树立“农业第一”的思想,合成了一个任务,即以“学大寨”的名义,大干农业。
刚刚入川的赵紫阳很忙,忙的程度我们可以看一看他的日程安排:
10月23日抵川履职,当天召开省委常委会,对省委领导成员进行分工。
10月24日,主持经济工作会,听取四川经济特别是农业生产情况汇报。
10月28日,在成都召开20万人参加的大会,传达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下图:赵紫阳1977年底在温江杨柳河参加劳动。陈文书摄。)
10月30日,去川西平原的郫县和灌县农村调研。
11月1日上午,在省委办事组二楼(现西二楼)会议室召集各部、委、组、局和各大口负责人会议。赵紫阳非常低调,讲话很简短,只说刚刚来到四川,对四川的情况不熟悉,第一步要调查研究,以后和大家一起把四川的工作做好。
11月初,找人了解四川各大派系的当前的情况。
11月8日,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专题研究关于县委整风和抗旱救灾问题。
11月11日,赵紫阳召开了乐山、温江、内江、绵阳、江津、南充、达县、宜宾、自贡等9地市委书记座谈会,研究农村工作,
11月18日,在夹江调研时发现红萍肥土的经验,立即召开全省发展红萍经验交流会。
11月中旬,奉中央指示召开批派会议,点了四个人的名,决定对态度恶劣的黄廉“揭开问题”。
11月下旬,赵紫阳亲赴川东,于25—27日在重庆主持召开了重庆、万县、涪陵三市地的县委整风和抗旱救灾工作座谈会。与此同时报纸上发了消息:四川省委要求各地今冬明春大干100天,掀起农田水利建设高潮。
12月6日,赴雅安参加地委整风会议,第二天去乐山等地推广雅安经验。
12月中旬,召开的省委扩大会议上,把发展社队企业作为必须认真抓好的一项重要工作提出来,并详细地阐述了如何发展及途径。
…………
以上所有的会议,都是两个议题同时进行:批判派性整顿作风,大抓“农业学大寨”。他继续用广东主政时期的办法:确定省委书记 中一位同志主持常务工作(谢正荣、段君毅、赵苍璧、鲁大东、许梦侠等几位都曾做过常务书记),自己则利用大量的时间到地、市、县,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抓农业。
正如邓小平把清除派性和“整顿”结合起来一样,赵紫阳也把清除派性和大搞农业结合起来。只不过邓小平手段强硬——他在那次农业学大寨会上的讲话中对造反派专门有一段:对那些搞打砸抢的分子,要严肃处理,不听招呼的要调离,还不听再调动,一年调他三百六十次!邓小平说的“搞打砸抢的分子”,就是指的造反派,因为在他的眼里,这些人都是搞打砸抢斗当权派起家的。
而在广东就对造反派出身的“群众代表”酌情使用的赵紫阳,则有些分寸。在一次省委工作会议上,四川的干部们听到了新来的省委一把手一个很令人吃惊观点:我们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都要涌现一批积极分子,我们对待“造反派”,就要像对待政治运动中的积极分子一样——在赵紫阳看来,“文革”也是党和毛主席号召起来的历次政治运动中的一次,造反派不过是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基于这样的认识,他认为:即使有错误,这样的错误也应该由我们的党来承担 。
在这样的方针指导下下,尽管“批派”的会开了很多,声势也很大,可是强调自我教育,不登报,也没有公开点名。赵紫阳指示:对于搞派性干扰了“学大寨”的干部,要进行批判,但不能单独作为派性来批,而是要他们在“农业学大寨”中去立新功,改正错误。只要把“农业学大寨”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派性、矛盾之类的事就会减少。 赵紫阳还有一个原则:重在搞清思想,处理上要慎重。对头头不是以他们的言论治罪,而是根据他们打砸抢烧、贪污盗窃等罪行,由法院审理判决,这样就把打击派性的问题纳入了法制轨道 。这在动不动就“严打”的“文革”中间,不能不说是一个难得的进步。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能够用和风细雨的方式解决的,特别是对那些有一定影响力并且派性立场又很“坚定”、一心想要“掌握实权”的派头头,赵紫阳的态度还是很坚决。在11月中旬的一次会议上,按照中央的决定,赵紫阳就点了四个人的名 。他们是邓兴国 、杨志诚 、周家瑜 、黄廉 。赵紫阳在会上着重谈了根据他们在批派性自我教育中的不同表现,对他们区别对待的问题。赵紫阳说:这次我们“批派”的方针仍然是自我教育,不点名。但是这四个人在运动中做了不少坏事 ,从未作过检查,省委发了通知给他们,要他们在一个礼拜之内拿出检讨来。
后来邓兴国、杨志诚、周家瑜三个人按省委要求,拿出了检讨,他们还分别找省委、重庆市委领导谈话,并表示希望得到省委的帮助,还要继续作检查。但是黄廉态度恶劣,表现很坏。对此省委经过反复考虑,并找有关的人征求过意见,认为应根据党的历来的方针,对不同情况有所区别。因此,应根据他们的表现和态度,对他们的处理有宽有严:三个接受省委方针的人,还要继续帮助,促进他们进—步检查;而黄廉不仅有派性,还有其它严重的问题,至今执迷不悟,现在只有“揭开”,最后如何处理,还要看他最后的态度。
可是对黄廉的“揭开”还没有进行,风向就变了。
邓小平的大力整顿,渐渐逼近了毛泽东发动的“文革”本质,也就是逼近了毛泽东的底线。1975年的11月20日,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门讨论对“文革”的评价。会前毛泽东提议由邓小平主持,中央做出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按照毛泽东的说法,这个“决议”对于“文革”的基调评价是“七分成绩三分缺点”——这样既可以堵住那些对于“文革”不满的人、特别是老干部们的嘴,又可以让邓小平改变对于“文革”的否定态度。可是邓小平没有接受这个“任务”。他明确地说: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合适。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邓小平的意思是:“文革”九年中他被打倒了六年,已经是脱离运动的世外之人,对于“文革”他既没有参与也“不了解”,因此由他来写“不适宜”。
邓小平这种完全不让步的态度,令毛泽东有些恼怒,不顾他主政三个月来治理整顿国家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决心抛弃这位力挽狂澜的大将,停止了邓小平的大部分工作。毛泽东在20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对邓小平进行了批判之后,又向一部分老同志、各大军区司令员和政委、以及各省市一把手发了个《讲话要点》,算是“打招呼”。这个《讲话要点》中明确指出:(否定“文革”)是一股“右倾翻案风”。
于是在启用邓小平两年之后,一场批判邓小平的运动,又以“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名义,在全国轰轰烈烈展开。
赵紫阳的心本来就不在“批派性”上,而在于四川的农业,所以对于“批派”能拖就拖,一拖再拖——因为当时四川的农业局势实在是很严峻。四川虽然有“天府之国”之称,但是旱涝保收的只有川西平原,全省大面积的丘陵和山区,却是十年九旱,而1975年的旱灾特别严重——从春天开始的旱灾延续到了秋天,直到11月都没有下雨。这样的春夏秋三季连旱,使得本来已经艰难的农业更加雪上加霜,加上人口的增长,社员分得的口粮按混合粮(即稻谷、杂粮和薯类三折一)计算,由1965年的199公斤减少到190公斤。许多生产队的劳动日值只有几分钱,出现不少倒欠户(一年挣得的工分买不下应分得的粮食),全省半数以上的农户处于半饥饿状态。四川成了全国最穷的省份之一,铁路沿线成千上万的农民爬火车外出逃荒,长江边上万县、云阳等地农民甚至出现断炊,不少地方又出现大饥荒时候的水肿病人。据四川的几个部门统计,那两年四川被拐卖出去的年轻姑娘就达39万人之多。
赵紫阳于1975年11月8日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专题研究抗旱救灾工作,做出了关于灾区群众口粮标准的决定:灾区缺粮农民,退库 的按每人全年300斤(市斤,下同)、返销 的按每人全年280斤发给,在缺粮期间每人每月按照24斤或者23斤逐月落实。他还明确提出,灾区要在做好各项工作的基础上,做到不死人,人口不外流,生产要搞上去。随后又指派杨万选 到川东具体指导抗旱救灾工作。
11月11日,赵紫阳召开了乐山、温江、内江、绵阳、江津、南充、达县、宜宾、自贡等9地市委书记座谈会,研究农村工作,然后就是对四个派头头的“处理会”。可是还没有执行处理结果,就被北京叫去参加“倒邓”的“打招呼会议”。
赵紫阳从北京一回来,顾不上传达“倒邓”的会议精神,匆匆奔赴大旱之中的川东,于25—27日在重庆主持召开了重庆、万县、涪陵三市地的县委整风和抗旱救灾工作座谈会——还是要执行邓小平先前关于整顿和“农业第一”的部署。到12月6日,刚刚从川东回来的赵紫阳看到省委调研处派驻雅安的联络员王能典于12月3日写来的一份简报,说雅安地委的机关作风整顿工作搞得不错,没有了多年来在“文革”中听到的一片“打倒”声,既和风细雨又开展了积极的思想斗争,达到了“思想斗争很尖锐,但是结果很愉快”的目的。他立马偕省委书记王黎之和随行人员赶到雅安,召集地委常委成员听取汇报。赵紫阳说:“这次整风会议,我反复强调要注意两个问题:一是不要开成工作会议,要真正的整风;二是对软、散、懒等问题,不能只作一般泛泛的检查,要抓住班子和成员中存在的具体问题、突出事件,特别是影响当前工作和生产的突出矛盾,加以解决。你们搞得好,这个经验要迅速推广。”他当即回过头来,要秘书马上打电话,请温江地委书记宫韫书带着常委和县委书记,今天晚上就来雅安,明天参会听他们介绍经验。接着他又对雅安地委书记秦长胜说:“老秦,今晚我们就住这里了,明天你就随我们到川南几个地市去传经送宝吧。”秦长胜有点为难说:“我的会还有后半截没有开完,怎么能走?简报是你们派来的老王写的,还是带他去讲吧。”坐在角落里的王能典站起来,紫阳同志看着他说:“呵,你就是调研处的王能典同志?我可算认识你了。好!那就是你随我们去讲。”
经历了这次会议全过程的王能典,在当年的笔记本上记录了赵紫阳在雅安的所有安排:当天晚上,赵紫阳召集参会的县委书记座谈,大家围绕整风、农田基本建设、当前小春田间管理、积肥造肥、兴办社队企业、防疫治病等问题,抢着向刚刚认识的紫阳书记汇报情况,赵紫阳也不断插话,其间谈笑风生,这哪里是省委书记在开会啊,明明就是一位深谙农村经济的专家,在同一群庄稼汉摆“龙门阵”。芦山县是血吸虫病疫区,经过多年的治理,疫情有较大好转,但是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县委书记沈思俊说有个疫情严重的公社要搞沼气化,差300吨水泥,地区虽有,但标号不够。赵紫阳一听就说:这个由省上来支持解决——区区300吨水泥,他都要操心。
12月7日上午,赵紫阳在同连夜赶到的温江地、县委干部谈了一阵之后,又开了当地的公社书记座谈会,会议仍然围绕当前农村的紧要问题,畅所欲言。全省学大寨的先进典型——地处山区的汉源县大树公社书记陈林春,汇报说他们经过连年大干苦干,全社耕地从解放初期的7000亩增加到11000亩,水田从100亩增加到7000亩,年人均分得粮食已经达到700多斤,除了贡献给国家100斤,社员自己还分得口粮500多斤、现金70多元……赵紫阳兴奋地站起来说:“好哇,我们也要大干苦干几年,让全省达到你这个水平。”
吃过午饭赵紫阳没有午休,即赶往川南的乐山,途经洪雅罗坝镇,还冒雨下车察看了罗坝大型水利工程的前期准备工作,撑着雨伞同一群工程技术人员谈了约半个小时 ,入夜时才到达目的地。8日凌晨,赵紫阳因急事赶回省委,留下王能典随王黎之相继在乐山、自贡、内江、宜宾地区的整风会上介绍雅安情况,仅用4天时间,便把雅安经验传播到整个川南片区。
40多年之后,王能典从笔记本上抄下这些文字,再次想起当年行色匆匆的紫阳书记,心里依然感慨万千。
1975年的12月,全国“反击右倾翻案风”已经如火如荼,很多地方的“整顿”工作都已经停止,“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喊得天响,可是赵紫阳只是在省委很小的范围内传达了北京的“打招呼会议”精神,弄得四川“反击右倾翻案风”一点实质性的动作都没有,这让闻风而动的老造反派们大为不满。拖到12月18日,四川省委不得不召开地市州委书记会议,学习讨论毛泽东关于“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指示。
可是12月26日至29日,赵紫阳依然主持召开省委常委扩大会议,重点是县委整风和基层组织的整顿,以及如何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的问题。为了从根本上防治四川的旱灾,赵紫阳提出在这个跨年度的冬春要大战100天,掀起规模空前的农田基本建设高潮:全省上阵的劳动力1500多万人,建立8万多个专业队(440多万人),新增灌溉面积229万亩,改田、改土453万亩,成片造林89万亩……为了完成这样大规模的行动,赵紫阳在会上推广广东的两条经验:各地一要发展社队企业,二要搞好市场,要搞钱,有了钱才能干事,才能够自力更生解决生产资金问题。
都什么时候了,他还在鼓励基层干部去搞钱,而且是通过市场去搞钱!

1975年就在这样的匆匆忙忙中过去了。进入1976年,迎头碰上的就是1月8日,周恩来去世。
毛泽东贬黜邓小平之后手边无人,依然让邓小平致悼词。老百姓敬佩在乱局中苦苦支撑国家的周恩来,痛恨一味搅局的江青等人,对毛泽东和他发动的“文革”也积怨已深……这一切都令高层的“文革”派很恐慌,在悼念周恩来的问题上严格控制,并且以中央的名义层层下发通知,不准召开追悼会,不准宣传部门报道群众自发的追悼活动,还要追究在群众中广泛流传的关于“中央首长讲话”和“总理遗言”等政治谣言 。
其时由四川省委派到德阳二重厂兼任党委副书记的汪友根 ,也接到了省委转发的通知。厂党委开会研究时,汪友根表态说:一定要开!如果错了,由我负责向省委请罪。德阳二重厂是国家级重工大厂,全厂职工、家属,甚至包括从幼儿园孩子到子弟校的小学生和中学生,总共十几万人参加了周恩来的追悼会,作为四川省委书记和挂职的厂党委副书记,汪友根在追悼会上致了悼词。成功开完追悼会之后,汪友根主动到省委去作检讨,紫阳书记没有责怪他,只说了一句“开了就行了”。
和汪友根一样,中国民间早已经按捺不住,几乎每个单位都为周恩来设置了灵堂,群众自发戴黑纱、扎花圈、写祭文,举行悼念活动,很多人举着悼念的花圈走上大街,把悼念文章也贴上了大街。在北京的寒风中,周恩来的灵车驶过十里长街,人山人海为敬爱的周总理送行;在成都,市总工会在地处闹市的劳动人民文化宫设置灵堂,大门上高悬“中国人民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周恩来永垂不朽”的黑白横幅,前来悼念的群众水泄不通。就连四川省委也不顾禁令,在成都市委礼堂设置了灵堂,虽然身为第一书记的赵紫阳没有出面,但是省委书记许梦侠、杜心源都参加了追悼会……
这一切都与高层的禁令形成对抗,局势剑拔弩张。

一天晚上大约10点钟,赵紫阳悄悄地来到新华社四川分社社长孙振家里,对着周总理的遗像三鞠躬以后,就躺倒在沙发里泪流满面。他擦了一下满是雾气的眼镜,心情沉重地对好友孙振说:“看样子还要乱一阵子哩!”他摇了摇头,“你还记得吗,那天金牛坝招待所的服务员叫我们吃饭的时候,说是请吃面食的首长坐左边,吃干饭的首长坐在右边。我当时就说我们是吃干饭的首长,坐到右边去了。唉,什么事情都干不成,当然就是只吃干饭的了。”
两个人越谈越深,最后赵紫阳说:“最近我反复想过了,与其困守在成都,整天应付那些麻烦事情,一事无成,还不如到农村去走走,也许可能发现一些问题,解决一些问题,做一点对人民有益的事情。”
孙振说:“你这个主意太好了,我也想跟你一起走,行吗?”
“好啊,就这样说定了,我们一起走。你就等电话通知吧。”
深夜12点,赵紫阳才离开孙振家。成都的大街上,随处可见《赵紫阳为何入川?》、《打倒二赵一许》(赵紫阳、赵苍璧、许梦侠)的大字报和大标语。“二赵”中的赵苍璧,是分管公检法的省委书记,也分管刚刚布置下来的“批邓”运动,而许梦侠时任省委书记兼成都市委第一书记,是省会成都市的一把手。
夜深人静,寒风凛冽。赵紫阳从这样的大标语面前走过,让人想起那些很时尚的口号:
走资派还在走!
他们上窜下跳,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基层!
…………
现在,赵紫阳又要去基层了。赵紫阳和他的秘书、警卫员和司机,加上孙振一共五个人,乘坐一辆白色的小面包车,开始了真正的“微服私访”。一行人从成都西边的绵阳开始,经广元、绵竹、西充、广安、南充、阆中……走了十多个县市。

泰山压顶

“私访”回来,正值春节。其间赵紫阳正在成都锦江饭店主持一个重要会议,孙振连夜前来,将他请到旁边小会议室,说紫阳同志,我要向你汇报一个重要情况。
孙振汇报的事情事关重大:最近由江青直接操纵,在北京办了个记者训练班,要求受训的记者到各省委和军区蹲点,列席省委和军区党委会议,采写的稿件可以不经分社社长审批,直接发到北京江青那里。她要求记者不准对外泄露自己的特殊身份和稿件内容,包括对省委和军区领导人在内。孙振手下有两位老记者去了这个训练班,回到成都以后立即向他如实汇报,他感到事关重大,因为这分明是避开中央,派记者刺探“各路诸侯”的政治情报。
赵紫阳说:“上面有江青的要求,下面也可能有人响应,你的困难不小啊。”
孙振说:“我要向大家说清楚,我这个分社长是经过中央有关部门批准,由新华总社任命的,我的职权和任务,也是中央多次文件明确规定的。在我没有被撤销职务以前,相关文件没有被宣布作废以前,一切仍然按老的规矩办事。比如列席省委常委会议,审阅记者的稿件,都是分社社长的任务,必要时可以由分社社长委托的人员,临时代表社长来执行这些任务。目前,必须由我来列席省委常委会议,也应该由我来审阅记者稿件。”
赵紫阳又说:“我还担心,你能不能做好你们机关里的群众工作?”
“我相信我能。”孙振奉命赴川以后,对于新华社四川分社历史上形成的派性斗争一律不管不问,只要求大家努力工作。在新闻报导上,他们只公开报导工农业生产状况,采写各地经济发展遭到严重破坏的内部参考,这些稿件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提高了新华社四川分社在社会上的地位,孙振本人也赢得了大家的信任。因此他有信心说服大家,拒绝执行江青的那一套所谓的“规定”。
赵紫阳说:“好,那就照你说的办。”
孙振回到新华分社以后,把自己的想法对两个老记者讲了,他们完全同意孙振的想法和决定,支持他的工作。孙振再三叮嘱两位记者绝对保密,关于赵紫阳对这个问题的态度,一个字也没有泄露。此时的江青已经把赵紫阳认定是“邓小平的人”,这样的谈话内容如果泄露出去,不但会在四川引起更大的动乱,甚至还可能传到高层“文革派”那里,麻烦就大了。
形势很紧张啊。就在这样紧张的形势里,赵紫阳去了北京,参加2月初中央在京西宾馆召开的“转弯子会议”。
由华国锋主持的各省负责人“转弯子会议”,在北京分批召开 ,这次先召集了“问题多”的五个省的29位省级领导人参加。四川参会的是赵紫阳、刘兴元、段君毅 、鲁大东 、蔡协斌 、唐克碧 、汪友根七个人——后面三位都是从基层工人中选拔的新干部。之所以专门把这些群众组织的代表请去,是因为要传达毛泽东的一句话:“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这句话本是毛泽东在头年10月为了平衡老干部和老造反派之间的关系而发,但高层“文革”派却从中发现了加强自身权力基础的机会——1969年至今,他们曾经拥有的造反派群众力量早已被解散,即使各级革委会中幸存的部分老造反派代表,也因多数不是党员和手中没有实权而名存实亡,致使他们的权力基础十分薄弱。现在他们利用周恩来逝世和邓小平已经被“半打倒”的大好机会,将毛泽东的这个讲话转换成了解决造反派代表“入党”、“当官”为中心内容的“政策”。
主持会议的华国锋说:这次找你们来,主要是来学习毛主席重要指示,打招呼,思想早转弯,放下包袱。因为你们有些省市过去传达过邓小平的一些东西,责任不在你们,在邓小平身上,你们可以揭、可以批,这样就放下包袱,思想上就好统一了。
对于会议上的那些批邓言论,赵紫阳心里不太接受,提醒华国锋说:“国锋同志,批邓的事要谨慎,整顿工作中的很多事都是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决定的,有些界限一定要掌握好,不要把打击面搞大了。”赵紫阳和华国锋原来都在中南局工作,赵是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华是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互相比较熟悉。赵紫阳的这个建议本来是好意,没想到华国锋却把这件事告诉了江青。 同时向江青告状的,还有那个赵紫阳准备“揭开”的老造反派黄廉,他直接给江青写了一封信。这些事情导致赵紫阳不仅仅被张春桥点名,而且被江青当面质问,若不是他的老部下纪登奎力保,他差点就回不了四川。
2月16号下午,四川组的代表就传达的内容展开讨论,正在发言的段君毅突然就停下来不说话了,坐在他对面的群众代表唐克碧觉得奇怪,再看看旁边的赵紫阳,怎么也不说话了?她顺着两人的目光侧过头,才发现江青从背后进来了!
江青一个人来的,穿着军装,没有像平时那样戴帽子,进来后就坐在赵紫阳的旁边,整整两分钟都没说话。气氛一下子变得很闷,大家都憋着气不敢出声:她来干什么呢?坐了半天她才说:“这几天,我等了三天三夜没睡觉,就等着一个人发言。”她声音非常小,仔细听才听得到。唐克碧心里想她等谁发言呢?不会是我们三个年轻人吧,我们也没惹到她——肯定是这四个老头,不晓得指的是其中哪一个。这时她就看见赵紫阳的脸红了,都红到脖子根儿,知道江青肯定说的是赵紫阳。果然江青提高了嗓门喊:“赵紫阳,就说的你呀!现在有些人对中央的会议不理解,有意见、有情绪,赵紫阳你是怎么想的?”
之后江青又说了很多,她说现在关于我的谣言四起,特别是在广州!这个“谣言”指的是毛泽东批评江青的那些话 。赵紫阳是1975年从广州调到四川来的,她认为“谣言四起”是赵的责任。她还说:赵紫阳你是毛主席重点培养的人,毛主席对你很信任,你不跟毛主席走,跟着邓小平跑,你怎么能这么对毛主席啊?还有你赵紫阳到四川,为什么一去就批造反派?江青特别谈到黄廉给她写的那封信。她说信写得很好,黄廉对当今干部的态度是最正确的,然后就开始念黄廉在信里写的诗,还说主席也看了。她说赵紫阳,你要是不转弯子,我就把这封信谱成歌,搞成样板戏那样唱,到全国去唱。黄廉是个好同志,他入党了没有?
赵紫阳说没有。
江青又问:那他有没有申请?
鲁大东说有。
江青问:申请了为什么没批准?
鲁大东说:当时没有介绍人。
江青说:没有介绍人?我来当他的介绍人!接着她对着坐在对面的唐克碧说:“克碧同志,我们两个当他的介绍人!”
赵紫阳看了唐克碧一眼,见她的手一直托着下巴,一动没动。她是在想要怎样答复江青的问题。她想好了几个理由:一、党章规定介绍人要和被介绍人在同一个支部,而我和他不在同一个支部;二、介绍人要了解对方,而我不了解他,跟他从来没共过事;三、你是毛主席夫人,你可以代表他,可是我不能代表啊,我有什么资格跟你平起平坐,给他当介绍人?
这时候气氛很紧张,都等着小唐说话。唐克碧被逼到了墙角,硬着头皮正要回答,赵紫阳出来为她挡驾了。
赵紫阳说:“不是不介绍他,不让他入党,是他历史有点问题 。”
江青大声喊:“什么问题?哪个没问题?我们在座的哪个没问题!只有他有问题?我们这些老家伙个个有问题!”
接着赵紫阳很平和地向江青作了说明:“第一,我到四川来是中央决定的(不单单是邓小平);第二,当时我本来想到小平同志那去问一问还有什么说法,邓小平同志忙,就没去。第二天就不是我自己去的了,还有廖志高和其他人。我问了小平同志,我到四川去还有没有其他指示,小平同志说你去好好干就是了,把四川稳定下来,经济发展上去。从此之后,我没和小平同志有任何接触了。”
关于广州“谣言四起”的事情,赵紫阳说我确实听到过关于毛主席批评(江青)的话,是听韦国清同志说的,他说了以后我对任何人都没提过,包括我的老婆我都没说。我可以保证,我家里人都不知道。
这样,他就把江青怀疑他跟邓小平有什么特殊来往的事情“讲清楚”了,只是绝口不提邓小平说的那句“大胆工作,不要怕第二次被打倒”的话——要知道同期邓小平对调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的贾启允也进行了同样内容的谈话,只不过不是“不要怕第二次被打倒”,而是“不要怕别人说你是还乡团”。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贾启允把这句话揭发出来了,“还乡团”就成了邓小平的一条罪状。 关于江青被毛泽东批评的“谣言四起”的问题,赵紫阳也讲清楚了:听别人说的,没有传播。
江青没话说了,自己转弯:“哎哎哎,大家不要紧张,不要紧张,好好谈。”她说要送给赵紫阳两本书:“这两本书,我是用我的生活费买的,没拿公家一分钱,我省吃俭用,在生活费里节约出来给你买的。我是关心你们,爱护你们,因为你和廖志高都是毛主席亲自培养的,我也相信你们,所以买书送给你们。”
这两本书赵紫阳没去领,是唐克碧去领回来的,赵紫阳也没有跟她要过。唐克碧自己也没看,最后不知所终。
紧张的气氛终于平静下来,接下来是赵紫阳的发言,他说要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这几年老同志总犯错误?江青对这个问题显然没兴趣,起身走了。
2月21号下午3点25分,这个“转弯子会议”结束,重庆的群众代表汪友根等在大厅门口,让在座的中央首长们先走。江青走到门口,轻声对他讲:要给黄廉做工作,不晓得他能不能顾大局。
看来江青也害怕黄廉这样的派头头旧病复发,乱来一气。可是放出去的鬼怎么收得回来。25日,江青要求赵紫阳发展黄廉入党的消息传回成都,正在闹事的造反派势力大受鼓舞,在省委里面静坐两天两夜。
3月3日,中央发了【1976】5号文件,转发了华国锋关于这个会议的讲话,开篇就是“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中央先找问题多点的五个省的同志来谈,后来又找了十二个省、市、自治区和一部分大军区的同志来开会……”,四川就是“问题多点的五个省”之一。赵紫阳成了全国各省一把手中承受压力最大的省委书记。他于2月底召开了省委和成渝两市市委扩大会议,传达中央的这个文件精神,开了一个多星期。
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赵紫阳在京期间还是去见了老首长邓小平,几年以后邓小平才说出那次见面的内容:我那时鬼都不登门,紫阳几个同志来看我,我说你们真是胆大包天,这时候来,还不是不折不扣的“邓派”?

赵紫阳不得不认真面对形势了。此前的他,对于“批派”实际上是应付,真正的目的在于把机关干部的作风整顿好,抓农业,让老百姓有饭吃。可是现在不行了。派头头们已经被江青等人煽动起来,准备大干一场,虽然他们人不多,但是兴风作浪的能量却不小。重庆的黄廉等人受到江青的鼓舞,开始在基层发动群众,重拉山头,激化矛盾。老造反派纷纷质疑赵紫阳:你到底是谁派到四川来的?是毛主席还是邓小平?
在这期间,省委的一位领导接到北京打来的一个神秘的电话,电话那头的人说:在现在的形势下,你们已经在领导岗位的同志,应该出来“揭发批判邓小平的‘整顿’‘批派’‘复辟’”,“现在领导干部出来批邓,实际上就是保邓”。 现在这个说法已经有了依据:1975年底,在一次外事活动后,候机室里有邓小平、李先念、华国锋、纪登奎、陈锡联、吴德等人,邓小平见没有“四人帮”的成员,就对大家说:“毛主席已经对我不满意了,下一步就要批我,把我打下来。你们这几个人在毛主席面前要带头批我,与我划清界限,目的是保存实力。我们不能把所有的位置都让‘四人帮’占了。如果你们为我打抱不平,受到牵连,都垮了,问题就严重了。” 那位省委领导接到的电话,显然就是这次“密谋”的结果。无独有偶的是:若干年以后,赵紫阳本人也被邓小平打倒,他让老秘书李树桥给四川那些受到压力的同志捎话:在必须批评我的时候,该应付也要应付一下,你们在台上比那些极左派在台上对老百姓要好一些。
难怪有人说,邓小平之所以选择赵紫阳,是因为他和自己很相像。此事为例证之一。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赵紫阳和省委的每一位领导,都对自己作了检查,都对邓小平进行了揭发批判。3月8日,赵紫阳在省委召开的省委常委和成渝两市市委常委会议的总结会上,又代表省委对1975年底整顿机关和成、渝两市机关开展的“批派”的自我教育运动做出检查。这期间省委和赵紫阳的处境已经很困难,但他在检查“整顿机关、批判资产阶级派性”的“错误”时,尽量自己承担责任,为省委其他领导和地县领导开脱。在北京的会上,赵紫阳被人指着鼻子,叫他回来要向4个曾被点名批判的老造反派承认错误,赔礼道歉。赵紫阳在传达时表情平静,照本宣科,没有发挥:“4个人被点名,责在省委,不在两个市委。责任应当由我来负。我们已经向他们承认错误,赔礼道歉。”最后他还特别强调:“以后逐级开会,只能按我这段话传达。”
赵苍璧在检查中说:“有一次段君毅、许梦侠、我和紫阳同志在一起,紫阳同志说:中央定了,四川要批派性,点4个人的名,这个人是调(离岗位)了批,还是批了调(离岗位)?回来我就找(鲁)大东 、(崔)大田 同志研究哪种办法好。”赵苍璧讲到这里,赵紫阳马上插话说:点四个人的名,接触的是四个人:我、大章、兴元、君毅四个同志,与他(指赵苍璧)无关。他在这里,为赵苍璧承担了责任。
赵紫阳又说:我们去了7个人。中央领导同志讲:批派是邓小平搞的,责任在上边。四川同志是听打招呼的,但对批派还不认识。在给中央写报告中,还说有成绩。蔡协斌(群众代表)同志讲:算了吧,路线都错了,还讲什么成绩?现在机关还有人在讲批派的成绩。那些都是我们省委定的,我们思想没有转过来。在北京,是3个人(群众代表)推动我们4个人(省委书记)前进。他在这里,他又为省委其他领导解脱,为各厅局、各地市领导承担责任。
赵紫阳还讲:邓小平的那一套我们犯错误,主要不是组织问题,主要是政治思想上的合拍。他在这里,也没有把责任推给邓小平。他的意思很清楚:整顿机关、批判资产阶级派性不是邓小平强迫他干的,不是组织服从,而是“政治思想上的合拍”,是自觉接受的。
但是,赵紫阳对于江青的“指示”并没有逢迎。他派已任省委书记的群众代表汪友根到重庆去工作的时候对他讲:黄廉入党问题,按规矩来;至于介绍人,要他自己找。
正是由于赵紫阳和一班人的坚持,四川省委才能够极其困难的情况下维护了工作、生活和社会的秩序。
***
就在这个期间,白智清出现了。
白智清,男,1945年生人,重庆钢铁公司机修厂技术员。从1974年起,白智清以“心赤客”为笔名,发出数封信件,分别送交沈阳军区司令员李德生,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叶剑英,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邓小平,甚至包括毛泽东的夫人、被他称之为“江皇后”的江青。因为这些信件毫不隐晦地鞭挞“文化大革命”和批判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甚至请求手握军权的高级将领们“抓紧时机”解决之,因此被公安部列为“心赤客反革命案件”而受到追查。1976年2月7日夜,白智清干脆署以“祖国忠诚的儿子、重钢职工白智清”的真实姓名,写下题为《我爱我的祖国》的大字报,于2月18日上午贴到重庆闹市区解放碑的交电大楼墙上。白智清的大字报在重庆引发强烈反响,看大字报的人群围了一层又一层。白天下雨,人们撑着雨伞看;夜里人们打着电筒传抄。有人在大字报上批道:“写得好,有胆量,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
奇怪的是白智清直书其名之后,没有受到来自任何方面的威胁。于是他又把第二张大字报抄好,深夜11点多踏上了开往成都的列车。3月4日早上8时许,他来到成都最繁华的市中心盐市口,把那份长达6千多字的大字报掏出来,从容不迫一张接着一张,一直贴完第12张。大字报的标题是《试问,到底是哪家主义?——评张春桥的“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指名道姓地批判以“马列主义的理论家”自诩的张春桥,认为张春桥不是马列主义者,而是“打着共产主义旗号,给国家、给革命、给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修正主义”。他批判张春桥在《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一文中所提到的“共产主义供给制”,认为1958年爆发的大饥荒,正是因为农村实行了“包吃、包穿、包住、包教、包治病”等等这样的“供给制”,才造成了大量饿死人的惨剧。
这张把矛头对准张春桥的大字报一贴出来,就轰动蓉城,人们奔走相告,聚集起来的几万群众堵塞了交通要道盐市口。人太多了,后面的看不见,有人爬上道旁的法国梧桐,骑在树丫上高声朗读,每念完一段,人群中就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下午,闻讯赶来看大字报的人越来越多,晚上人们打开了手电筒,一直看到3月5日凌晨,大字报的空白处,写满了赞同鼓励的批语,其内容很快传遍了四面八方。
贴大字报的盐市口离四川省委和成都市委都很近,官方却没有任何动作,可是将自己的前程与“四人帮”紧紧相连的老造反派却很快行动起来。3月5日上午,成都硅酸盐厂的造反派赶到盐市口,挤进人群去撕毁大字报,与围观的群众发生争斗,愤怒的群众把他们打得头破血流,然后一哄而散。这就是轰动一时的成都“三五事件”。这个事件与赵紫阳在广东遇到的“李一哲事件”,有同工异曲之处。
可是现在,虽然赵紫阳也是四川省的第一书记,面对的也是江青等人,但是处境不同了。当年的江青因为被毛泽东疏离,不得不四处笼络人心,包括笼络前途看好的赵紫阳;可现在赵紫阳却是江青在会上点名“不跟毛主席却跟邓小平跑”的人,这在当时全国的省委书记中恐怕是唯一的。那些紧跟江青的老造反派被群众打得头破血流之后大吵大闹,而此时的赵紫阳正在参加省委常委和成渝两市市委常委会议,对他们置之不理。
造反派们大怒,于3月10日纠集几百人冲击省委和成都市委机关,进驻省委大院3天2夜,提出“打倒二赵(赵紫阳、赵苍璧)一许(许梦侠)”的口号,要求揪出四川的“还乡团团长”,矛头明确指向赵紫阳。
此时的赵紫阳腹背受敌,所受的压力可想而知,可是他对于白智清事件的处理依然是尽量拖延,淡化处理,以至于让造反派们抓住把柄,说省委在处理反革命分子白智清的问题上不积极。为此,他们于3月13日挟持两位省委书记段君毅和许梦侠到北京“告状”,还准备向中央递交揭露四川省委“抵制批邓”和“包庇反革命分子白智清”的材料,要求改组四川省委的领导班子。结果中央派了国务院办公厅秘书长罗青长来,明确表态挟持省委书记上访的行为是错误的,要他们放人。可是这些人根本没有把罗青长放在眼里,只是派了一些人回成都,去抓赵紫阳,留下的人继续看住段、许两位书记。3月的天气,北京很冷,段君毅很快就生病了,住进了医院,紧接着许梦侠也病了,先是感冒,接下来视力严重下降,听力也下降,只看见那些人对着自己大喊大叫,根本听不清他们喊的什么。就这样一直关了一个多月,直到5月才让他回成都——据说是“四人帮”之一的王洪文叫他们放人。
许梦侠回到成都之后,专家诊断为耳内出血,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听力终于恢复了,可是眼睛的病情依然严重。赵紫阳到医院看望他,说成都的眼科不如广州,医疗设备也不行。广州有一个专门的眼科医院,有全国一流的眼科专家。还说工作上的事情你先放一放,去广州治疗一段时间再说。接下来赵紫阳就给广东省委写了一封信,请他们为许梦侠书记安排治疗的有关事宜。广州医院检查的结果,许梦侠的眼睛不但有黄斑病变,而且眼底多次出血,还有白内障,治疗非常麻烦。不久许梦侠就听广州的医生说,四川来了一伙造反派,在广州的大街上张贴“打倒许梦侠”的大字报,而且跑到医院来,要院方交出四川来的走资派。医生说我这里只有病人,没有什么走资派。硬把他们顶回去了。
一直到“四人帮”倒台之后,许梦侠才接到四川省委的电话,回到成都。
由于类似事件屡屡发生,后来中央于3月24日专门发了一个7号文件,禁止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各地人员来京上访 。
可是这些人并没就此罢休。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从北京回来10天以后,就是清明时节,北京天安门爆发以纪念周恩来为名义的“四五运动”,戴着白花的人们从四面八方向天安门聚集,发泄对“四人帮”的愤怒,群情激奋,酿成事件。重病中的毛泽东清楚地意识到“矛头是对准我的”,由他亲自批准、中央政治局决定,五千民兵赶到天安门以棍棒驱赶聚集群众,并将此定性为邓小平操纵的“反革命事件”。此事促进毛泽东痛下决心,彻底罢黜邓小平所有职务,将他列入“敌对”之列。
四川的造反派势力重新抓住白智清事件,对省委特别是赵紫阳进行批判,甚至将他在广东受到的“批判”也翻出来,还说他耍滑头躲避运动,说他不出面接见造反派……虽然这些舆论并没有“命中要害”,但是其凶猛的声势还是给这个省委一把手平添了不小的政治压力。
赵紫阳的拖延救不了闯下大祸的白智清。在王洪文的授意下,公安部的一张捉拿白智清的通缉令飞遍全国 ,四川省公安厅也于3月13日下达了一份“由公安机关内部掌握,请勿张贴”的通缉令,称白智清张贴大字报“是一个重大的反革命事件” 。3月26日,在离成都四十来公里的广汉县一个小旅馆里,正在写另一张大字报的白智清被以“反革命罪”逮捕,押到成都一所监狱关押。被捕之后的白智清,一直就这么关着,直到北京“四五事件”之后,“批邓”浪潮势不可挡,这个胆敢鼓动邓小平学习拿破仑东山再起的小人物,才被押上批斗台。4月25日,成都市体育场为他召开了5万人参加的批斗大会,会场上的广播车不停地高喊:“反革命分子白智清上书邓小平,要邓小平效法拿破仑搞反革命政变!”“反革命分子白智清吹捧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要把邓小平抬出来当总理!”5月8日,在重庆大田湾体育场也召开了有5万军民参加的集会,大会主席台上方的大字横幅写着:批判走资派邓小平,斗争反革命分子白智清大会。大会主持者公布白智清的“罪行”,说反革命分子白智清狂吠:邓小平舍得他的官,我还舍不得我的命?
白智清被捕10个月之后,毛泽东去世,随即包括江青在内的“四人帮”被逮捕,“文革”宣告结束。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认真讨论了“文革”中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肯定了邓小平在1975年主持中央工作期间的成绩,开始了思想路线、组织路线和政治路线上的拨乱反正。而在此之前一个月,赵紫阳主持的四川省委常委会就做出决议,为白智清平反,恢复名誉。
“白智清事件”尤其体现了赵紫阳在两难情形中对人的慎重态度:一方面他认同包容白智清的观点,不惜顶着政治压力尽量拖延、淡化和减轻对他的刑事处理;另一方面,那些老造反派人员以白智清事件为借口来威逼省委,步步紧逼,赵紫阳虽然非常反感,但是在以后的日子里,仍然采取各种方法做他们的思想工作。这是后话。
据传当初刘兴元来四川之前,毛泽东找他谈话,要他去成都武侯祠看看一个清朝叫赵籓的人写的一副对联: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面对四川的混乱局面,其中的“攻心”和“审势”两个词,对于赵紫阳的治蜀方略的确有影响。

智护

北京天安门“四五事件”被定性为“反革命事件”之后,邓小平被撤销一切职务,从上到下的“造反派”更加兴奋,也在四川追查诋毁江青等人的“政治谣言”,抓捕“现行反革命”,四处煽风点火,成都和各市地州县城市的大街小巷,到处张贴着“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标语、大字报,再次向当地领导机关发起“造反”风潮。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成、渝两市的四个老造反派大头目黄廉、邓兴国、杨志诚、周家瑜,联合贴出了《致赵紫阳、赵苍璧同志的一封公开信》,认为1975年11月组织他们批判资产阶级派性的学习,是一次有纲领的“右倾翻案风”的典型案件,是否定文化大革命,是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必须要为他们平反!
这些行动,迅速地把“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推向高潮。
为了不让自己被造反派纠缠而使全局工作瘫痪,也为了更好地解决四川人民的吃饭问题,赵紫阳一到四川,就采用了在广东的工作方法,把日常工作分派给其他几位书记和常委,自己老是往乡下跑,省委的领导们也都理解他,主动为他承担责任。造反派找不到赵紫阳,就只好去找别的书记,经常被围堵的,就是二把手段君毅和分管政法工作的赵苍璧。
已经六十多岁的段君毅,是一个十分“聪明”的老干部,很有一套对付造反派人员的办法:你说什么他都不理睬,你提什么要求他都不表态,从来不发脾气,不管那些人怎么说,也不管怎样指责他,他就在那儿睡觉。那些人一闹,秘书就解释说他昨天晚上没睡好,他有美尼尔氏综合症,头晕。造反派都知道找他解决不了问题。3月份把他弄到北京之后,那些人就去找分管运动的赵苍璧。
赵苍璧“文革”前就管政法,“文革”中重新出来工作后也管政法,那些“文革”中被抓被判的造反派人员,要翻案要平反,有许多问题难免牵涉到他,自然要把他列为施压对象,再说头年的“批派”也是赵苍璧负责分管。从1976年3月开始,经常有成群结队的造反派人员到省委门口静坐,也到多子巷23号赵苍璧家门口静坐,由于找不到赵紫阳,赵苍璧就成了受到冲击最多的省委书记。赵紫阳知道了,就会通知住在赵苍璧隔壁的蔡文彬 去解围——蔡文彬虽然此时已经是四川省革委副主任、团省委书记,但是好歹也曾经是四川红卫兵一大派的头头,在老造反派中还说得起话,赵紫阳要求他一定要把群众情绪稳定住,要向他们说明凡是过去被整错了的,省委一定会实事求是给予解决。可是那些人认为你蔡文彬啊江海云 啊,都是被走资派“招安”了的“在朝派”,和自己这些“在野派”不是一路人,让蔡文彬常常无功而返。
造反派还是要找赵紫阳,他们认为上次挟持段君毅和许梦侠上京没有成功,就是因为没有拿住赵紫阳这个“一把手”。于是有人提出:抓住赵紫阳,带上他和赵苍璧再次上京,手里有了“二赵”,中央一定不会对我们的要求坐视不管。于是寻找赵紫阳,就成了这些人的紧要任务。在这个阶段,杜心源就成了他的保护神。
杜心源,山西人,“文革”前历任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长、四川省委书记,兼任《四川日报》社社长、总编辑等职。“文革”中一度被打倒,复出之后,先任省革委办事组组长、四川省委办公厅秘书长。杜心源特别佩服赵紫阳,认为在他平生见过的许多领导人中,紫阳同志是最好的一位领导。他对秘书陈文书说,我们一定要在前面顶住,保证省委和紫阳及其他省委领导的安全。只要省委主要领导不被他们抓走,省委工作就不会瘫痪,全省工作也不会瘫痪,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杜心源以衰老之躯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有的堪称惊心动魄。
这里举几个例子。
第一件事情是在锦江宾馆保护赵紫阳。
1976年4月上旬一天下午,省委在锦江宾馆九楼会议室召开会议,赵紫阳也参加了这个会议。一个开会的老造反派代表看到了,就在西二楼服务台给外边的同伙用暗语打电话:“三级花茶2两,9点钟送来!”因为那段时间老造反派到宾馆会议上来揪斗领导干部的事情常发生,服务员有所警惕,觉得这个人打电话神情不对,赶紧把这个情况向会务组的人报告,会务组立即转告杜心源,杜心源则报告给在9楼会议室开会的赵紫阳,让他马上离开。但赵紫阳还没有来得及走,一伙人就吵吵嚷嚷地冲上来了。杜心源急中生智,让会务组的人把赵紫阳请进另一个房间,把房门锁上;他自己和会务组的人去劝说这伙人离开这里,说赵紫阳没有来参加这个会议。可是那些人不相信,冲进会议室到处找赵紫阳,找不到就不走,闹得会议也无法进行。杜心源一边应付,一边叫人从门缝中给紫阳递纸条,要他千万别出来;同时又把时任宣传部副部长的江海云几个人找来,要他们去劝说。江海云几个人向冲击会议的人说,杜心源说的是实情,赵紫阳今天确实没有来参加这个会议,人在哪里我们也不知道。这伙人根本不相信,大骂江海云是“宋江”,是“投降派”,是“被招安的既得利益者”。他们在会议室闹了几个小时,最后确实没有找到赵紫阳踪影,才骂骂咧咧地离开。杜心源马上找到也在会上的邮电局副局长张利,让他亲自开着邮电局的车,大摇大摆从大门出去,把赵紫阳送到了金牛宾馆。
后来才知道,在那伙人暗语中,“三级花茶”是下午3点,“9点钟”是东方红宾馆九楼会议室,“2两”是要他们开两部汽车来抓赵紫阳,也有说“2两”是指“二赵”。
杜心源还做了一件事情,是在多子巷省委宿舍保护“二赵”之一的赵苍璧。
在“打倒二赵一许”的形势下,赵苍璧也是被抓的重点人物,当时他和杜心源都住在省委附近的多子巷同一个大院内。大约是1976年的8月,老造反派就纠集了几十个人,把多子巷大院的大门严严实实地围阻起来,与警卫处的战士相对峙。他们目标很明确:就是要抓赵苍璧,让他给我们“落实政策”,其他人包括杜心源,都可以自由出入。但是造反派的心态一时三变,一旦抓不到赵苍璧,说不定见到杜心源在内的书记都要抓。为此杜心源的秘书陈文书以开会为由,三四次进入大院,要把杜心源接出来。可是倔老头他就是不出来,还说你先别管我,赶快去向省委报告,同警卫处商量,尽快把赵苍璧同志救出去。我在这里还可以稳住他们,一旦我出去了,他们很可能就要冲击大院,破门而入,那时赵苍璧就非被抓去不可了。为了赵苍璧的安全,我甘愿在这里当他们的人质!
可是你杜心源一个单枪匹马的老头子,哪里挡得住那些牛高马大气势汹汹的造反派!这些人不但把大门围得水泄不通,而且闯进了赵苍璧的家里,在每个房间里搜查。赵苍璧毕竟是老公安,机警,听到响动立即跑到儿子赵阳民的房间,翻身从窗户跳出去,躲在窗户下面堆放杂物的过道里。造反派推门看看屋里没有赵苍璧,就过去了。但是他们也不离开,就守在赵家,轮换吃饭,轮换把守,昼夜不离人。好几天过去了,造反派的包围封锁越严密,赵苍璧出不来,家里人着急,外面的人也着急,急坏了杜心源也急坏了赵紫阳,都在担心赵苍璧的安全。后来团省委的干部和警卫处发现了一个秘密通道:团省委多子巷办公区和赵苍璧的住处只有一墙之隔,可以设法翻墙进入赵苍璧家,把他接出来,再从团省委开在小街上的后门出去,用车送走。这个营救方案非常安全,但要在晚上夜深人静时进行。陈文书知道这个方案后,立即去向杜心源报告,杜心源这才放下心来,同意和陈文书一起出去,但走到宿舍大门口就被拦住,说是“没有见到赵苍璧之前,谁也不许出这个大院”。就在这个时候,省里文化系统一个人要找杜心源办一件急事,找到了陈文书。陈文书知道这个人和那些造反派认识,就说你去给那些人说,把心源同志接到办公室去办理你这件事,然后我们俩一起去接心源同志出来。那伙人根本就不同意,来人好说歹说软磨硬泡“协商”了好久,对方才答应准许杜心源去办公室处理这件急事,但事毕后必须立即回来。
陈文书俩把杜心源接到办公室后,立即告知警卫处:“心源同志已到安全地方。”警卫处按照原定的计划,终于将赵苍璧接到团省委在多子巷的办公区,再用车从后门送出去。赵苍璧这才避免了一次被抓走的危险。
赵苍璧逃出来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和赵紫阳一起住在军区招待所望江宾馆,继续主持工作。文革后赵苍璧调北京任公安部部长,去世时已经下台的赵紫阳闻讯,坚持要去参加赵苍璧的追悼会。那天在八宝山的悼念室里,家属们静立一旁,赵紫阳在警卫局干部的陪同下进来,向着昔日同甘共苦的老朋友赵苍璧遗体三鞠躬,同家属们一一握手,才怆然离去。然后其他亲友才进来悼念。
后来杜心源果然也被那些老造反派抓去游街,不但逼他说出“二赵”的下落,还打算把他也弄到北京去,幸亏秘书陈文书急中生智,才从去火车站的路上将杜心源救回省委,多年之后陈文书将这些经历写出来,还禁不住热泪盈眶。
杜心源于1985年12月18日去世,其时赵紫阳已经在北京任国务院总理,专门送了花圈。他多次感叹:杜老是一个好人呀!

夹缝之间

“文革”中那些被斗过的干部,不敢对发动运动的毛泽东有什么不恭,只好把气撒在斗争自己的造反派身上,对于他们多少都有些报复心。可是赵紫阳不同。赵紫阳在座谈中跟干部们讲,“文革”中自己在广东受到冲击、批判,从没有怨言。他认为群众过激行为中存在很多合情合理的东西,是针对我们在执政中的很多错误,不能一概视为捣乱。但是他不主张继续乱下去。任何当政者,都希望有一个稳定的局面,尤其是在1976年这个乱世,特别是乱世中的四川。
赵紫阳一边抓紧抗旱救灾,机关整顿,一边约请一些老造反派头头来谈话,谈话时往往没有秘书在场,就两个人,他自己拿着个笔记本,偶尔作些记录。他喜欢敞开式、沟通式、探讨式的谈话,从不主张自己说什么你都要记住和听从。他甚至不主张你一直记录,不喜欢你唯唯诺诺的样子。由于氛围很放松,加上赵紫阳本人的亲和,对方一般都是畅所欲言,无话不说,很多人都愿意帮助省委去做些促进稳定的工作,把四川的工农业生产抓上去。当然对于那些一味闹事者,赵紫阳也绝不姑息迁就,不同意就是不同意。与赵紫阳不同的是:邓小平一旦主持工作开始整顿,就拿老造反派开刀。面对邓小平布置下来的“批派”问题,赵紫阳当然要执行,可是他也多次在省委有关会议上提出自己的观点,给干部们做工作。
1976年的“四五”天安门事件前后,“批邓反右”的风声越来越紧。4月7号,报纸上公布了“天安门事件”为反革命事件,撤销了邓小平的一切职务,华国锋担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全国又开始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四川的老造反派趁势而起,四处串联鼓动,重庆的老造反派头头黄廉和周家瑜到曾经武斗最严重的杨家坪地区去演讲,号召大家起来批邓,结果却被群众群起而攻之甚至追打,狼狈逃窜。唯恐天下不乱的派头头和厌倦了动乱的群众之间,分野已经很明显。为了避免矛盾激化,赵紫阳在所有的指示中都明确自己的态度:执行“批邓”指令的同时,必须坚守底线。
4月8号晚上,赵紫阳找到以重庆“群众代表”的身份被中组部调任省委书记的汪友根说:明天要召开五十万人批邓大会,你要转告黄廉几个问题:
1.整个“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目的,主要是解决领导应该旗帜鲜明地站在运动前面的问题而不是其他。2.给黄廉指出,他们的一些提法是错误的,首先串联不能搞;其次在工厂里面划分什么“批邓派”和“保邓派”是不对的,不要在工厂里激化矛盾。3.工作上、活动上必须要在党委统一安排下进行。
4月14日,赵紫阳按照毛泽东“对造反派高抬贵手”的指示召开会议,专门讲要解决好革委会发挥“群众代表”作用的问题:在这次运动中表现好的,可以提拔为副书记,或提升高一点的职务。还有在本厂没有职务的省市革委会委员,可安排在基层搞点实际职务,不是党员的,也可以安排一些实际工作;没有进入革委会但是表现好的,也可以安排当副组长、副经理……
4月19日上午,赵紫阳在会议上提出:对黄廉和周家瑜,正确的意见要听取,错误的要表态,要明确地给他们提出来,要在一定场合讲,凡在一定场合讲的,都要先给本人讲。为此,他曾经接见了成都、重庆四个著名的老造反派头头黄廉、周家瑜、邓兴国、杨志诚,专门就他们给“二赵”写的那封《公开信》听取意见。
1976年6月初,刚开始主持中央工作不久的华国锋陪同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来成都参观都江堰,见到赵紫阳的时候“很正面”地提出要给造反派落实“高抬贵手”政策:过去挨了整的要平反,关进监狱的要及时释放,符合条件的要吸收为党员,具备条件的要提为干部。华国锋离开后不久,四川省委专门下发了中共四川省委1976年第27号文件,部署各级党委贯彻落实毛泽东“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的政策。这种观点,过去只是口头说说,现在却以正式文件下发,更加引起干部们的不满,造反派们也变本加厉,对其职务安排越来越不满足。社会更加动荡了,内江地委被造反派占领,干部无法办公;江津地委受内江、重庆两地造反派的夹攻,苦不堪言;宜宾、万县等地干部不时呼救……一天接到宜宾地区紧急报告,说省上派去的地委书记、革委会主任张敏被抓去戴高帽子游街,下落不明,而当时的武斗非常厉害,张敏随时都有性命之忧。赵紫阳知道后不停地打电话到“一秘”(第一秘书处)询问张敏的消息,但一直无果。当晚赵紫阳就和一秘的干部在会议室坐等,一直等到深夜之后,宜宾来电话说已经找到了张敏,身体无大碍,赵紫阳才松了一口气。那天晚上的夜餐是酸菜肉丝面,赵紫阳吃了一碗后连连夸赞:“这面好吃,还想吃一碗。”秘书就再给他盛了一碗。
那天晚上,张敏接到三个电话,赵紫阳打完电话之后,赵苍璧、段君毅的电话也打来了,都劝他到农村去避一避。但张敏没有接受,他说那样造反派就会说我是逃跑,会闹得更凶更厉害。我现在不能离开。
赵紫阳显然被感动了。他很快把张敏的态度向华国锋做了报告,华国锋说这是正确的。接下来省委开了一个全省的电话会议,赵紫阳在电话会上讲话,说张敏这个行为,华国锋总理肯定了,老干部就应该像张敏这个样子,坚守岗位坚持原则。重庆的市委书记鲁大东第一个表态,说要向张敏同志学习,坚守岗位坚持原则。
形势很严峻啊。省委不得不派了时任省委办公厅第一秘书处副处长的熊清泉和组织部的李洪仁,去听听下面的声音。他们所到之处,都对“27号文件”怨声载道。回来后熊清泉忍不住问赵紫阳,为什么要发这个文件?赵紫阳说:“小熊,你们不懂,为了稳定局势,必须出这么一个文件。在这样的情况下,一切为了稳定,稳定就是胜利。”
尽管赵紫阳亲自主持制定的这个文件,在干部中引起了很大的争论,但是在1976年那样的形势下,它安定了老造反派的情绪,对稳定四川的局面起了重要作用。这个文件中有这么一段话:“……我们要虚心地听取群众的意见。特别是要听一听受错误路线压制的同志的意见,他们由于所处的地位不同,对错误路线的危害,体会就比我们深刻得多。不要怕听不同的意见,对于反对自己的意见更要听,有些话听来刺耳,但往往有真理。”
这恐怕不仅仅是赵紫阳对于造反派的应付,而是他对于所有不同意见、不同地位人事的态度。今天看起来,依然有可取之处。

赵紫阳与造反派周旋的同时,四川的民生愈是艰难。1975年川东地区三季连旱,直到冬天也没有缓解的迹象,以至于赵紫阳从到达的那一天开始,整个冬天都在布置抗旱和农田水利建设,希望扛过这一关,来年会有好转。可是老天不遂人愿,1976年春夏,川东又接连出现大旱,而且波及到川北地区。眼看收成没有指望,逃荒大潮更加汹涌。从3月开始,成渝、渝达、川黔铁路沿线均有农民爬火车流向外省,到4月初,成渝路上的重庆至永川段的爬车虽然被人为制止,但是上万人迈过永川站到下一站邮亭站,继续爬车至成都,每天还有三千灾民从成都及其附近的站口爬上翻越秦岭的火车,沿宝成线逃到陕西或者继续往北,乃至到达风沙漫天的新疆——即使是那些在四川就被拦截下来的灾民,收容遣送工作也极其困难。4月27日,省委要求各地开展生产抗灾自救,劝阻灾民外流。
5月28日,在四川省委召开的生产自救、节约度荒会议上,有关部门拿出数据,表明四川省1976年度征购粮食368万吨,销售却是423万吨,亏空55万吨。由于四川粮库告急,赵紫阳急报中央,要了25万吨粮食救灾。四川再次仰面伸手,令省委很没面子,赵紫阳希望大家努把力,本年度不要再吃外省粮。
可是局势还在继续乱下去:
6月12日,四川地震部门对汶川、北川、宝兴、天全、芦山一带发出6级地震预报,四川省委决定成立防震抗震指挥部,并且发出紧急通知。全省上下一片恐慌,不少人到处投亲靠友,去外省避难。
7月6日,有中国“红军之父”称誉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去世。这是继1月8日周恩来去世之后中国逝去的第二个“巨头”,不祥的兆头在国民中弥漫。
7月20日报载:地处川黔之交的南川县连续50天伏旱,人畜饮水困难,农作物受灾面积30余万亩。
7月28日,河北唐山爆发7.8级地震,从黑龙江以南到扬子江以北,从渤海湾到内蒙古、宁夏都有震感,首都北京天安门上高大的梁柱痉挛般嘎嘎作响……地震之后,官方公布的唐山死亡数字为24万多人,重伤人数为16.4万人,位列当年世界地震死亡人数第二位。一些从成都逃往唐山的市民在大地震中遇难,消息传回来,更引起了恐慌,成都市民纷纷在大街中央用塑料布和席棚搭建防震棚居住,远远望去犹如弯弯曲曲的长龙,城市交通状况一片狼藉,工农业生产几乎停止。
8月报载:四川北部的阆中,出动30万人抗旱。
…………
在此期间,重庆的周家瑜和黄廉却在加紧把重庆的“批邓、反右”运动推向高潮。6月下旬,中共重庆市委召开部、委以上党员负责干部会议,会议开始不久,就在鲁大东作“转弯子”检查时卡住了。黄廉、周家瑜等人对鲁大东的检查很不满意,就是通不过,上纲上线,纠缠不休,中途不得不休会一周。与此同时,各级领导都被强行“转弯子”,许多单位的老造反派都起来闹,有要求落实政策的,有要求平反、补发工资的,有要求“纳新(入党)”的、“提干”的……问题越来越多,都闹到市里这个会上,到了7月中旬,部长会扩大成了局长会。局长会开了没两天,鲁大东被赵紫阳叫到成都汇报工作,局长们吵吵闹闹乱成一团,会也开不下去了。7月22日,黄廉、周家瑜提出要赵紫阳来重庆参加会议解决问题。他们把赵紫阳电话的声音在会议上“现场直播”,让全体与会人员都听到。
赵紫阳在电话中说目前来不了重庆,希望大家把会开好。黄廉马上接过话头在电话中说:“你来不了重庆,我们就到成都来开!”当天傍晚,黄廉、周家瑜调来几部大客车,拉上参加会议的三位市委书记和部、局长等大约150人,连夜去了成都。
黄廉和周家瑜等人如此闹腾,也引起了很多人不满,其中就包括重庆一些老造反派,比如李木森 、陈万明 、熊代富 等群众代表。他们一直都对黄周二人有看法,认为这样对待鲁大东,这样搞“批邓反右”运动,不符合中央“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搞运动”的精神。现在黄廉、周家瑜要闹到成都,很可能造成赵紫阳对于重庆全体群众代表的错误印象,认为大家和他们是一伙的。于是李木森和陈万明决定要向赵紫阳当面汇报自己的想法。
那时候,见到赵紫阳的确不容易——他从1975年底到四川上任都大半年了,还没有开过一次省革委常委会,连陈万明这样的省革委常委都还没有跟他这位省革委主任见过面。可是黄廉、周家瑜却经常跑到成都去向他汇报情况,他完全可能以为这两人就是重庆两大派的代表了,反映的都可以代表重庆两大派群众的意见了。赵书记他也许不知道:重庆已经不存在当年的两大派了,当年的那些头头们已经分化成不同观点了,得把这些情况向他说清楚……
这样到成都的重庆群众代表就有五位:黄廉和周家瑜是一派,李木森和陈万明是一派,还有一个老工人袁金梁 ,两头都想讨好,但是两头都避他。
从重庆公交公司调集来的车队浩浩荡荡,把150位重庆的干部拉到了成都市中心的锦江大礼堂,可是并没有、也不可能如黄廉、周家瑜他们所要求的那样在大礼堂继续开会。根据省委的招呼,省上的各个部门对口接待了重庆的部局级干部,黄廉、周家瑜、李木森、陈万明、袁金梁五位群众代表被安排在锦江宾馆住下来。
7月26日,赵紫阳与二把手段君毅在省委三号楼接见重庆的五个群众代表,再次明确表示不同意局长会在成都开,认为那必然会影响各个专县——都把会拉到成都来开,哪能行呢?回重庆去开最好,可以叫成都军区值班飞机送大家回去。实在不行,在成都附近专县开也可以考虑。但黄、周二人仍然坚持要在成都开,并提出如果回重庆开,紫阳书记就必须立即去重庆。
7月27日上午,赵紫阳和段君毅在省委三号楼再次接见五位群众代表。赵紫阳说,他昨晚没有睡着觉,想了一个晚上,想出一个新方案:在成都开部委会,局长们在省委接见后回重庆去开会。但黄、周仍然不同意。赵紫阳不高兴了,干脆摊牌说:“如果硬要逼我对大家来成都一事表态,我只能说是错误的。但最好还是回避这个问题吧。”
第二天就是7月28日,唐山大地震发生,引起全国震动,四川松潘地区的地震预告依然没有解除,更加人心惶惶。可是赵紫阳为了平息重庆政治上的这场“地震”,居然花了整整四天的时间,在接下来的28日、29日和30日上午,抽出时间分期分批接见了重庆各部、委、局这次到成都的干部。
30日下午,赵紫阳准备分别接见重庆的五位群众代表,他大概从前两次接见中已经看出五人之间有不同意见,就让他的秘书安排分成两批,先通知黄廉、周家瑜和袁金梁去。但黄、周二人不愿意与袁金梁一起,大概是怕他回来后会把有些话讲给李木森他们听。于是赵紫阳只好先接见黄、周二人,然后在第二天上午再接见李木森和陈万明、袁金梁三人。但是李木森和陈万明也不愿意让袁金梁一起参加接见,也怕他把有些话传到黄、周的耳朵里去。赵紫阳又不得不只接见李木森和陈万明两人。这样,最后老工人袁金梁面子最大,赵紫阳在31号下午单独接见他了。
四十年后,七十多岁的李木森回忆此事的时候很感慨,说真是苦了我们的赵书记!赵紫阳的工作作风确实与许多领导干部不一样,要是换一个人,根本就不会理睬我们的要求。
赵紫阳在7月31号上午接见李木森和陈万明,秘书也没有在场。他俩向赵紫阳汇报的主要是关于鲁大东的评价问题。他俩明确表示:鲁大东绝不是什么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按照中央的标准,他最多只是个“犯走资派错误”的干部。可是黄廉、周家瑜从“批邓、反右”一开始,就咬定鲁大东是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在中央“打招呼会议”后,他们硬说鲁大东没有全面传达中央首长指示,批鲁打鲁达到高潮。李、陈二人明确表示了对赵紫阳的不满:黄廉、周家瑜还不是党员,你赵书记就指示重庆要让他们列席市委常委会,还要他们协助市委工作,他们当然更认为自己有了后台,打鲁大东打得更起劲了。他们用你赵书记来压鲁大东,这都是在你支持下形成的恶果!
赵紫阳听着,也不生气,说你们看到最近《四川日报》登的黄廉、周家瑜的文章没有?他们两人资产阶级派性克服得很好,亲自带头大讲团结,这就很好嘛……
没等赵紫阳说完,李木森和陈万明就叫起来:这哪是讲什么团结嘛,这完全是个幌子,这是在为黄廉入党大造舆论,这篇文章在重庆登不出来,他们只好拿到成都,通过你赵书记批示,才在《四川日报》登出来了,写得好像黄廉已经是个共产党员了。难道这一点你赵书记还看不出来吗?要说这就是讲团结,他们怎么不和我们这些群众代表讲团结?就他们两个人团结?
这个赵书记,堂堂的省委一把手,怎么会如此轻信在重庆已经众叛亲离的黄廉、周家瑜!李、陈二人不说则已,说起则一泻千里,从与黄周的矛盾,说到“文革”中两派的矛盾,派系与军队的矛盾,各派内部的矛盾……赵紫阳听着,也不反驳,这么复杂的关系,或许他已经被搞糊涂了,只是说:“我刚刚到四川来,对情况不了解……”
此时的赵紫阳,也许是太急于应付,也许是真的很天真,而他面临的四川,又是如此复杂。他再三尽力,也不能满足所有的人,真是难为他了。
唐山大地震的恐怖影响在成都迅速发酵,闹得人心惶惶,常常半夜里有人叫一声“地震了——”立即全城惊慌,听说西边的132厂就有人听到风就是雨,跳楼摔断了腿……重庆来的一百多人也无心久留,赶快回去了,可会还没有开完啊,得继续。这次重庆历史上史无前例的“马拉松”部、局干部大会,从6月开始,从重庆开到成都又开回重庆,到8月13日才算正式结束。最后黄廉、周家瑜作了个联合发言,号召干部们起来“反潮流”,可是开会的人们已经四散。眼下乱世纷纷,谁也不知道明天上面又会出啥幺蛾子,再说黄周二人在重庆已经众叛亲离,谁还跟着他们去反什么“潮流”啊!
三天以后,四川西部地处龙门山脉的松潘、平武一带,发生了7.2级强烈地震。大灾难真的来临了。

…………
这一年,由于邓小平治理整顿的余波,全国工农业生产略有增长,四川全省粮食总产量却下降到508亿市斤,倒差4.52亿公斤 。这么大的粮食缺口,致使1977年初全省闹春荒,青黄不接。邓小平的故乡广安,农民成群结队南下,到了重庆的郊区北碚。有人报告重庆的“群众代表”、时任省委书记的汪友根,说是有人在造反。汪友根马上叫秘书去调查,秘书回来说是农民饿慌了,在北碚剥榆树皮吃。汪友根打电话给成都的紫阳书记汇报,赵紫阳叫主管农业的书记李子元给中央汇报时加上这个情况。事后新华社四川分社社长孙振给中央汇报情况的时候说,汪友根这件事情办得很及时。
各地陆续将缺粮问题反映上来,赵紫阳十分焦急,多次向中央反映了四川缺粮的问题,要求支持。在他的协调努力下,中央又给了四川省6亿公斤调粮指标。赵紫阳指示时任四川省委秘书长周颐和省粮食局长管学思,具体负责此次调粮工作。两个人每天和支持四川粮食的兄弟省电话联系,落实向四川调粮的数量、时间,安排粮食到川后迅速调拨到各缺粮地区,同时还按照赵紫阳的要求,每天将粮食调拨的情况向他进行汇报,有什么问题及时做出处理。在赵紫阳的努力下,东北、山西等省支援的大批粮食源源不断地运抵四川并迅速调拨到省内缺粮的地区,最后由于铁路运输困难,只有0.7亿公斤未能运到。这些粮食解决了当年全省的春荒,没有出现饿死人的情况。
天府之国的四川人好几年吃外省粮,这是一件很没面子的事情。要知道中国官员的面子有多么重要。昔日四川的一把手李井泉打肿脸充胖子,大饥荒时期明明没吃的还一个劲地往外调粮食,害得四川死了上千万人,对他恨之入骨的群众在“文革”中起来打他斗他,最后弄得他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赵紫阳来之前的1975年,四川的粮食购销倒挂5.48亿公斤,四川人吃了外省粮2.53亿公斤,结果在运来的玉米袋里发现了“救济天府之国懒汉”之类的纸条,四川人群情激奋,心力交瘁的李大章愧而请辞,几个月之后在北京去世。现在赵紫阳来川一年,四川的局面不但没有好转,人民群众反而拖儿带女背井离乡去逃荒,他这个救过内蒙也救过广东的“高手”,颜面实在是不好看。可是群众的命比自己的面子重要,为此他毅然向中央要了比上年多出一倍的粮食,救了四川多少人的命。
至于面子,他会在未来适当的时候挽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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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海泛舟】

《我们与万县》序

王 炎

半个世纪前,1967年11月,我与同班同学吴雷平一起,受川大“八二六”中学部的派遣,到万县市与“主力军”接头,负责协助首都红三司和川大“八二六”驻万联络站的大学生们收集万县地区文化大革命的动态情况,向成都和北京反映。当时,万县的保守组织已经瓦解,造反派翻身掌权,中央解决四川问题的“红十条”基本落实,万县地区革委会的成立指日可待。但是此时,万县驻军(五十四军7795、7799部队)的政治态度开始发生转变,公开出面动员、要求万县“主力军”支持重大“八一五”和“红卫兵成都部队”的打“刘、张”、反省革筹的活动,遭到“主力军”的拒绝,造反派内部的分裂日益加剧。我们动态组每天都会收到反映当地驻军首长的零星言论,加以“汇编”,分析“动向”,摘抄上报。
我印象中反映最多的是7799部队负责支左的李九号的言论,但我从中丝毫看不出打“刘、张”的内容,当年我甚至怀疑总部的判断和担心是否有误。这个疑团直到今天看过张甦的《我们与万县》后才算解开,原来李九号与五十四军军部的支左态度截然相反,他是抵制红成与“八一五”打“刘、张”、反省革筹活动的,最后落得“自杀身亡”的结局。但那个时候我并不认识张甦。
半个世纪后,2016年6月,我因公持介绍信到万州区(归属重庆后地改区)档案馆查阅文革档案,希望调阅1968年云阳学习班的资料。结果被告知:云阳学习班的资料没有交到档案馆,因属“揭批查”专案,还在公安局里,没有解密,自然看不到。档案馆的管理人员同时告诉我,今年是文革50周年敏感期,所有文革时期的档案卷宗,奉上级指示,均不开放调阅,即便因公也不行!不得已,我转向万州的当事人了解情况,虽然也有些局部收获,总体结果是不甚了了。这次看张甦的《我们与万县》,才基本明了当年万县文革的全貌,武斗的前因与后果。尤其对云阳事件和后来的云阳学习班,有了深刻认识。在访谈中,许多人向我提到北大学生张甦,当年如何与万县造反派一起“并肩战斗”的事迹,使我对张甦有了一些印象。
2018年5月,我们云贵川三省的部分文革历史研究者在贵阳聚会,交流文革资料,我才有机会见到张甦。今年8月,我们在贵阳再次相见,谈起半个世纪前的万县文革,彼此十分亲切,话题多多。他告诉我,他们编撰了一本《我们与万县》,呈现当年的历史真实,并邀请我作序。我欣然答应,因为我,也应该是这个“我们”中的一员。
《我们与万县》虽然由张甦“领衔”编写,其实是一本集体回忆录或大众口述资料汇纂。它的资料覆盖面是相当完备的,既有张甦自己的亲身经历回忆与采访资料(大约占50%),也有熊道生、钟嘉钰、应维忠等当年事件亲历者的回忆与口述,提供保存的原始材料,如《镇压反革命组织“主力军”展览简介》、《赤旗战报》、《张甦的报告》、《熊道生申述材料》、《汤才华日记》等等,更有一批热心者写成的历史笔录,如“云阳主力军二路军”龙角区负责人汤才华的回忆录《犹如大河行船人》、万县市主力军三路军负责人黄嘉馨的《文革回忆》、“赤旗总部”赴京代表吴登洋的《回忆录》、邓建华的《回忆》、云阳“红云战线”的发起人和主要领导者金泽富的《回忆》,以及重庆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采访整理的录音材料等等。可以说,除档案馆案卷资料不允许利用之外,关于万县文革的第一手资料是最全面的了。
《我们与万县》全书结构完整,六篇六十四章,对当年发生的诸多大事,无一遗漏。书中插图若干当年的历史照片,人物、场景考辨得清清楚楚,十分详实珍贵;正因为资料丰富,证据充分,许多章节读来感人至深。张甦的文笔细腻周到,既有宏观叙事的波澜壮阔,又有个人遭际的低吟浅唱,甚至一些不起眼的“小人物”,如万县青石知青农场的宋明钧、万县市委接待站的徐科长,都交代得栩栩如生,基本复原了历史面貌。
万县是四川文革中最典型的地区,几乎涵盖了运动中所有的乱象:从湖南道县式的屠杀地富反坏,到文革两派武斗杀俘;从保守派挑起武斗,到造反派的内部分裂;从“二月镇反”军队开枪,到五十四军公开支持打倒“刘、张”,形形色色,林林总总,遭灾很重,所以值得研究。因为即便亲身经历文革的人,当年也大多云里雾里,不容易看破乱象,辨明真伪对错,更不用说今天没有经历过文革场面的年轻人,面对如此复杂的历史事件,总体上只能理解为“荒谬”,而不知这种荒谬当年何以会应运而生。
我一贯主张,跳出派性看历史。研究文革,首先是掌握原始资料,还原历史真相,其次才谈得上研究、反思。我们这代人,既是文革的经历者,又是文革的研究者(撰写人),使命与众不同。我们的后代,很可能与我们的感受脱节,在档案封闭的条件下,几乎难以厘请。我们既不能以“两案”判词为标准,也不能以海外“人权”学说为准绳,因为当年无论哪一派(当权派“走资派”、军队支左派、保守派、造反派,甚至逍遥派),都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产物,都是“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反修、防修”口号的拥护者,判断当年行为的对错,只能以当年的中央文件为标准,否则即是历史虚无主义。
张甦的《我们与万县》,在这方面把控较好,既有适当的针砭,又有适当的反思,内中蕴涵的结论,经得起历史的检验,细心的读者自然可以从阅读中慢慢体悟。总之,无须画蛇添足多言,我这里仅举两例为证:
一、文革中保守派内部的状况与资料,是各地文革研究中普遍缺失的部分。原因在于当年保守派的成员,作为“失败”了的阶层,讳莫如深,均不愿意提及,就像今天档案馆“保守”档案一样,“保守”着他们当年的秘密。
但在《我们与万县》一书中,张甦作了充分的“挖掘”,他说:

万县地区“红联站”负责人李道金李说:“我告诉你,万县军分区一直是支持我们的。”(第六章)

2013年10月我五到万县,曾与向思义同志有过深谈。他说:“我曾就当时万县市两派对峙的严重局势,去请教一位‘老革命’;他说,等他思考三天再答复我。三天到了,他对我说:‘你们最好的办法就是这样占着据点,既不要进攻对方,也不要解散自己。总之,这种局面拖到最后是要解决的;而对方拿你们也没办法。’他讲完之后,对我提了一条要求:不要说出他的姓名;这个办法就作为你的主意提出来。我反复思考了他提的办法,越想越觉得有理有利,就在总部开会时提了出来,但遭到了大家激烈反对。”(第十五章)

客观地讲,这位幕后“老革命”在当时的局势下,看法是正确的,规劝是及时的。可惜保守组织“红联站”的多数头头并不这样想,以为文革是变相的反右运动或镇反运动。他们自恃成分好,人多势众,又有军分区的背后支持,在“二月镇反”中虽然犯了错误,政治上输掉了民心,内心仍然不服气,竟然无视中央文件与政策法规,试图通过武斗扳回一局,悍然策划了“6·3”流血事件。这种对造反派“不服气”的心态,在全川是具普遍性的。

2013年10月初,我有幸见到原“红联站”主要负责人之一的中共党员向思义同志。他对我讲:1967年6月2日军分区政治部主任马宗庆打电话告诉我,6月3日“主力军”、“赤旗”将冲击市公安局,要我们做好充分准备。我马上调动“轻骑兵”、“铁骑兵”几百人,每人一根铁棍,埋伏在市公安局周围几百米之内。我就藏身在市公安局对面的居民楼上,楼下10步一人,10步一人,共40多人,专门传达我的命令。只要看见“主力军”冲进公安局,我就发出命令!那么,埋伏的几百人将冲出来,同市公安局“公安造反军”里应外合,痛打“主力军”。幸亏“主力军”没来,如果来了,那天双方的死伤就不是百把人,而是几百人了!向思义同志说:“正好那些天我们刚学了中央两报一刊社论《正确对待革命小将》,我发现冲公安局的全是‘赤旗’学生,于是我下令撤销了这次行动。”(第十五章)

钟嘉钰同志讲:“1971年,地区革委和万县军分区在云阳师范学校办‘一批双清’(批‘极左思潮’、清查‘五一六’和‘三老会’)学习班。向思义在学习班曾贴了一张大字报,揭露‘6·3’事件真相:1967年6月2日,红色派在万县市财政局开了头头会议,他们事先得到消息,赤旗学生要到市公安局揪斗王杰(赤旗战团出了公告,限王杰在六月三日之前到赤旗总部接受批判),会议研究部署防范措施。公安造反军头头史宗和在会上说:‘这次要打,就打出个水平来!’向思义大字报还揭露,当时公安局企图引诱学生冲击看守所,而王杰就藏在看守所岗楼天花板里,看守所大门架了两挺机枪,准备大开杀戒!”(第十五章)

“6·3”事件中,冲公安局的学生死亡三十多人,但造反派中的部分人仍未清醒过来,在政治上胜利了的“浪漫”中睡大觉,终于又酿来“7·16”事件(梁平大屠杀)的惨案,造反派被杀二百多人。这个悲剧在全川也是有典型意义的。

关于这次事件,在1968年6月20日万县柏维豪同志整理的《张甦的报告》中就有所反映:“过去这个梁平也是右倾到了家的。‘6·3’以后,我们筑据点,杨均白(注:“主力军”梁平分部负责人)跑起来说,‘哎呀,你们在这儿搞棍棍棒棒,搞武斗,要不得。我们梁平形势大好,老保只有几十个人,根本跳不起来。’麻痹大意睡大觉,结果人家集中了几个县的老保一块来,7月16日,结果一个上午两个多小时就杀260多人,头头几乎被杀光,革命干部几乎被杀光,……听说杨均白同志被杀20多钢钎。”(第十五章)

这以后,武斗愈搞愈烈,万县造反派几乎被全部驱逐出境。在武汉“7·20”事件之后,毛泽东终于忍无可忍,下令给万县、涪陵、泸州的造反派“发枪”——“武装左派”。周恩来亲自执行,局势才扭转过来。驻万7799部队领悟到“最高”意图,坚决站在造反派一边,甚至帮助造反派“收复失地”:

武汉“7·20”事件发生以后,7月25日和7月26日遵照上级指示,7799和7796部队全体指战员荷枪实弹,在万县市主要街道举行了武装大游行;部队指战员沿途高呼:“坚决声讨武汉‘百万雄师’!”“坚决镇压反革命暴乱!”对“红联站”产生了极大的震慑作用!接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华社连续三天广播了驻万7799部队声讨武汉“7·20”事件的消息,这无异于毛主席、党中央直接肯定了万县7799部队支左的大方向和支左的成绩!当然给了万县地区革命造反派巨大的支持和鼓舞,给了“红联站”总部负责人当头一棒,从而加速了“红联站”组织内部的分化瓦解。(第三十章)

熊道生说:

8月初,我接到通知,到达7799部队营房,孟一号、刘二号、杨四号和李九号四位首长都在。孟一号异常严肃地说:“解放万县市的战斗就要打响了!熊道生同志责任重大。”他面对李九号说:“现在,我把熊道生同志交给你,你要保证他的生命安全!”(第三十章)

张甦说:

2013年10月,原“红联站”主要负责人之一的向思义同志告诉我,他当时用望远镜观看,看见了7799部队李九号穿着白衬衫正在指挥作战。我问他:“你想过没有,为什么当时7799部队李副参谋长敢出面指挥?”他说:“没想过。”我说:“当时周总理已传达了毛主席指示,发枪武装造反派。万县支左才敢于发枪,李九号才敢临场指挥战斗。”(第三十章)

“红联站”少数坏头头丧心病狂地杀害7799部队战士,杀害造反派工人、学生,再加上7799部队进驻万县市的鲜明态度,也促使“红联站”内部发生了分化。孟一号亲口告诉我,:“首先是地区公安处的‘红联站’头头集体反戈 ,脱离了‘红联站’,接着‘东方红’战团负责人夏才兴亲笔给我写了好几封信,承认他犯了错误,告诉了‘红联站’内部许多机密情况,比如‘红联站’驻京联络站的地址,丁其荣等人的地址,就是夏才兴告诉我们的。”(第二十九章)

向思义、夏才兴是“红联站”的主要头头,他们的倒戈、反思揭开了许多秘密。正是因为有了保守派方面的资料,《我们与万县》把这一历史过程剖析得相当清晰。但是,相对极端一些的保守组织垮台前,并未就此甘休,当年他们有个“内部逻辑”:造反派≈地富反坏右。他们认为造反派组织不纯,人员混杂,造反派造反,冲击当权派(走资派),就是搞阶级报复,就是为地富反坏右张目。根据这个“逻辑”, 一些极端的保守组织垮台前将对造反派的“阶级仇恨”转嫁到“黑五类”身上,大屠杀开始了:

1967年8月,造反派收复万县市北岸,“红联站”兵撤长江南岸,在草盘石杀14人,抛尸长江。“红联总部”认为守长江沿岸为下策,决心在南岸的龙驹、白羊和湖北、四川交界山区创立根据地,走井冈山之路。一向以正宗且纯粹工人、贫下中农代表自居的左得不能再左的“红联站”总部决定,在此地区,必须彻底清除所有阶级敌人即“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女,还包括潜在的可能成为敌人的人,以实行所谓“贫下中农专政”。于是大开杀戒,杀掉男女老少共330多人(据当时支左领导小组统计)。(第六十四章)

这无疑是湖南道县式的屠杀。就在道县事件发生近10天前,1967年8月4日,毛泽东在答复林彪提出的抢枪等问题写给江青的信中,分析说:“现在75%以上的军分区干部支持右派”,王力当时认为,这个估计严重了。然而道县事件、万县事件以及全国普遍出现的这类情况都充分证明了毛泽东的看法是有依据的。
将造反派和“四类分子”、“地富子女”混在一起打击、镇压,是贯穿于文革前、中期的一种普遍存在的斗争特点,例如在刘、邓的资反路线时,是从起来造反的人身上抓出身辫子,以编入“牛鬼蛇神”队伍;在两大派斗争中,保守派都喜欢称造反派组织为“大杂烩”、“牛鬼蛇神排成队”,甚至造反派之间,往往也要比较“纯洁度”,作为炫耀自己与打击对方的工具;乃至后来的清队,也是从清查造反派队伍开始的,其“理论根据”,就是认为造反派的队伍不纯。这种“血统论”的阴影,就是整个文革武斗血腥残酷的“理论”渊源。

二、军队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不讲清楚是无法“复原”文革历史的。万县文革在发动阶段和夺权阶段都是相对平静的,两派的“死结”是在“二月镇反”中形成的。
“二月镇反”的导火线是“一月夺权”:

1月29日夜,熊道生等一批“主力军”人员进入地委,地委副书记邱维诚同志热情接待,熊讲明来意要夺权,邱表态:“支持你们的革命行动!”并布置工作人员将地委各部门的公章清点移交给了“主力军”总部。“主力军”总部拿到这批公章发觉没有用处,反而成了包袱,又在2月1日还给地委,代理书记王仲英同志收下印章说:“我相信你们。”这就是万县军分区和万县市公安局革命委员会所说的“地、市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极力投靠‘主力军’,支持‘主力军’搞反革命夺权”的经过。(见《展览简介》第17页)(第八章)

2月13日晚上,李道金和另外一个人来到北大32楼,找到我。我还是把他俩领到老房间。刚一坐下,我便发现李道金情绪变得异常亢奋,一扫前晚上那种灰溜溜的面色。李说:“老张,今天我特地来告诉你,你前晚上的看法完全错了。‘主力军’不仅不是革命造反派,还是‘反革命’组织。”我问:“你根据什么说‘主力军’是反革命组织?”李说:“我告诉你,万县军分区一直是支持我们的,他们已经认定‘主力军’就是‘反革命组织’,将要上报上级,对‘主力军’坚决进行镇压!”(第六章)

在解决四川问题的“红十条”下达后才查清,原来是万县军分区政治部主任马忠庆欺骗成都军区和中央军委叶剑英同志,因为马曾担任过叶帅的生活秘书,是他叫自己的秘书易希凡执笔列出了“主力军”十大罪状,最主要有两条,一是发动反革命武装暴动,二是要将116名工人、贫下中农沉入长江屠杀。所以在2月17日“中央军委”直接给万县军分区下达了“坚决镇压反革命组织‘主力军’,解救116名工人、贫下中农”的命令!(第八章)

万县的“二月镇反”,由中央军委(叶剑英办公室)的电报直接插手,非同寻常。突出特点是野战军开枪打死无辜群众,称为“2·22”事件。对这一事件,五十四军、一三四师联合调查组有一个调查报告《对四○二团七连在镇压“反革命组织”主力军时开枪造成严重流血事件的调查报告》,这个报告是这样说的(以下照录原始资料):

奉军区命令,四○二团六个步兵连先后进驻万县市,暂归万县军分区领导,执行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任务。该团二营两个步兵连为第一梯队,由副政委杨国令率领,于二月七日到达万县市。一、三营四个步兵连,由团长孟亚夫率领,于二月二十日十九时到达万县市。次日,即二十一日上午军分区即布置镇压“反革命组织”主力军的任务,二十二日四时开始行动,该团七连(两个排)担任围捕“主力军”军部驻地真原堂。七连在执行这一任务中,先后多次对群众开枪,造成了严重流血事件,共计伤亡群众四十二人,其中打死七人,打伤十五人,踩死挤死二十人。这一事件的经过是:
七连依据军分区命令,于二十二日凌晨四时到达“主力军”军部驻地真原堂,开始行动。当时天色很黑,大门紧闭,他们便按预定方案,组织六名战土和一名公安人员,翻墙跳入院内。当时惊动了在院内站岗的主力军成员,当跳入院内的公安人员开门时,站岗的一个主力军成员便手持木凳向战士冲来,一排战土王正华当即开枪,将其击伤倒地。与此同时,在楼上的主力军成员,便从窗口往院内扔凳子还击。这时大门已打开,七连进入院内,又见一人拿着绳子从屋内向部队走来,三排长胡抗民、战士王正华等三人不问情况,便一起射击,当即打死。接着,该连向室内搜捕。战士刁复明看到正面楼下有一人正向室内后门逃跑,随即开枪将其击毙。战士王正华在楼梯上发现楼梯下有一人影活动,王以为要打他,便又开枪,当即将其打死。王正华到楼上后,因情况不明,误入与真原堂相通连的市委招待所的二楼,看到走廊里有一人快步走动,王喊“不要动”,但该人没有理睬,继续行走,王即开枪击中其右手腕。王随即进入一室内,见一人从床上坐起来,王喊“革命的举起手来”,该人起立举手时,因裤子脱落,忙放下右手去提裤子,王误为他是取武器,便开枪将其腰部打伤。从翻墙跳入院内到此时为止,大约只有三、四分钟的时间,即打死打伤六人。
在同一个时间内,该连在真原堂巷口担任戒严的四名哨兵,见一辆消防车从右方大街上驶来。他们不知道这个车是担任鸣笛宣布戒严的,误为主力军逃跑,故多次招手呼喊阻拦,令其停车。车不停,他们便用两挺机枪同时对车射击,打死打伤各二人。
天明时,群众陆续向真原堂巷内涌来。至九时左右,真原堂门前巷内,已挤得水泄不通。巷内的警戒被冲散,三排长胡抗民和战土潘光全、周崇文、郭俊利被群众抓走,广播筒被抢去砸烂,还有的人军帽、领章被抓走,并开始连续向真原堂冲击。在群众冲入真原堂院内的同时,巷内群众也向真原堂院外侧翼警戒进行围攻,并有一人拿着铁锤向战土胡定科扑来,一手用铁锤要打,一手夺胡定科的枪。在这种情况下,胡又看到群众已冲入院内,怕群众将搜捕真原堂时抓住的人员抢走,便后退数步向人群开枪,连续发射十发子弹,打死二人,打伤十人。这时在真原堂院内的军分区组织科董科长、四○二团三营营部医助和几名战士,也都向天鸣枪。由于院内外同时开枪,群众便争相后退,在拥挤中又踩死挤死廿人,但在现场只看到一具尸体,事后得知,其余尸体是群众抬走了,其中有一具后颈部有一盲贯伤,内无弹头,可能是枪伤。
事情发生后,除团用电报向军、师作了检讨外,团营党委、七连党支部委员会都以沉痛的心情,严肃地进行了检查总结,吸取这一惨痛的流血教训。师、团立即派联合工作组对七连进行了为时五天的教育整顿。与此同时,师团还派人对这一事件进行了调查。对于伤亡群众的善后工作,是由军分区承办的。
…………
造成这一严重的流血事件,四○二团要负直接的责任。
…………
七连开枪造成严重的流血事件,万县分区也是有责任的。
第一、没有倾听四○二团的意见,错误的把革命群众组织打成“反革命”,是造成这次流血事件的根本起因。
四○二团由一三四师副师长李富元率领,先后进驻万县后,就感到万县分区在保卫文化大革命中,执行着一条错误的路线。在支持谁这一关键性问题上,站错了立场,错误地支持了保字派(即“东方红派”,据了解这一派人数众多,成分比较纯洁,但基本上是受地、市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控制着,偏于保守),把矛头指向了革命造反派(即“赤旗派”,这一派的有些组织,成分比较复杂,但斗争的大方向是正确的)。由于屁股没有坐正,所以对形势的看法,也往往得出错误的结论。当着革命群众组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发起攻击,或者在斗争中出现某些缺点错误时,就不看本质和主流,不看大方向,认为“是白色恐怖,反革命统治着”,“万县没有左派,左派转入地下”等等,并且说:“这种情况是由于五十四军和一三四师在重庆、南充支持了‘八.一五’派造成的”。而当保守势力占了上风,文化大革命冷冷清清时,他们却认为是“形势大好”。特别是分区某些负责人出尔反尔的作法,打击了革命群众的情绪,起了挑动群众斗群众的作用。二月八日上午,分区司令员李明召集“赤旗派”各组织的负责人座谈,李在会上表示:“赤旗派”是革命组织,“东方红派”是保字号。还说“请同志们放心,我们不是墙头草,不会风吹两边倒。”他的讲话,使“赤旗派”广大革命群众大为振奋,并迅速用《特大号外》公之于众。可是事隔一夜,却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二月九日,李又公开声明说“那只是我个人的看法和他们交换意见,不能代表分区党委,分区部队,故无效”。这样就激起了“赤旗派”的不满,他们接连数日纷纷到分区门口提出质问,表示抗议,一直闹到十三日,分区对此不是积极地向群众说明情况,检查错误,反而对群众的行动大为不满,情况比较紧张。二月十四日,便有万余农民携带粮食到万县东方红广场集会,并因借用广播器材,与“赤旗派”发生武斗(双方伤亡二十八人)。二月十五日,在落凼地区,两派又发生连续两天的大规模的武斗。这两次武斗,分区是知道得很清楚的。“二·一四”事件发生之前,四○二团发现农民纷纷向市内集中,便向分区报告,但分区却说,“人家贫下中农集会,我们不要管他们”。中午十二时,会场开始发生武斗,该团副政委杨国岭又向分区报告,但分区赵副司令员却说:“农民放四天假嘛,开一次会有什么关系,不会打起来的。”在“落凼事件”中,四○二团曾先后八次向分区报告情况,并请求派出部队前去调解,但分区却听之任之,按兵不动,后来连电话都不接了,直到军、师直接指示四○二团派出宣传队去调解时,分区才勉强同意,但又规定不准以七七九九部队的名义进行宣传。分区为什么对武斗采取这种态度?这两个事件与分区有何关系?令人不解。在这次事件中,“主力军”抓了一百一十六名贫下中农和十个干部(据主力军讲,这些人是事件的凶手,想追查真象、搞到证据),并捆绑至船上进行审问,后经过部队和“主力军”协商,把人放了回去。分区抓住“主力军”的这个错误,就把许多莫须有的罪名加在“主力军”的头上,把“主力军”打成“反革命组织”,把“赤旗派”的几个学生组织打成“反革命组织”的“帮凶”,“打手”。
对于上述这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一三四师副师长和四○二团的干部,一直是与万县分区持相反的看法。二月十七日十九时,李富元由大竹到万县,当晚同该团政委刘金廷去分区拜见首长,可是一到分区,就让参加“作战会议”,说十八日四时要出动四个排的兵力镇压“主力军”军部。当时李富元即提出:万县到底谁是敌人,谁是朋友?应该支持谁,团结谁,打击谁?时机是否成熟?最后表示因不了解情况,很难表示具体态度,既然分区已经决定,我们就执行,但要把这个情况向上级报告(当晚分区决定取消这次行动)。会后,李富元即把同分区的分歧向师作了报告(师当时因故未向上报),他在电报中认为:“万县分区执行着一条错误的路线,使我们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战士看到这种情况十分痛心。建议上级立即采取有效措施,不使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夭折下去”,认为“分区的作法是方向性的错误,是一种犯罪行为。”对“主力军指挥机构的围歼推迟为好,搞得不好要犯大错误。”而万县分区不但不慎重考虑李富元在会上提出的意见,反而认为取消十八日的行动是“失掉了战机”,是由于四○二团同分区认识不一致,行动不一致造成的,并把这些情况向军区作了报告(电报内容不详)。二月十八日军区就给万县分区和五十四军来电,原文是“望告诉七七九九部队,要他们在分区党委领导下,坚决执行保卫文化大革命的任务,坚决镇压反革命。我们认为万县反映的情况比较可靠,七七九九部队要相信分区党委,有意见以后商量解决,在这关键时刻要团结一致,要加强纪律性,共同对敌。”十九日军区又电示:“在这阶级斗争异常激烈的关键时刻,要统一思想认识,要严格组织纪律,要坚决服从命令听指挥”。这样,四○二团与军分区在一系列原则问题上的分歧,就不好再坚持了。

四○二团与軍分区的分歧是支左与支保的分歧。万县“主力軍”既然被打成“反革命组织”,就只有束手就擒的份了。谢声显《在万县旁观“夺权”与“镇反”》(载《昨天》第15期,2013年3月30日)中是这样记载的:

野战部队在2月22日凌晨执行了戒严和抓捕任务后,便离开万县市撤回了驻地。但既然开始了镇反,我们这社会便按照多年形成的习惯,将其视为一场“运动”,人人都要参与进来。受够了赤旗派欺压的红色派更是兴奋,不用发动便积极参与“镇反运动”。他们也不管自己单位的对立派是否“主力军”,只要对方与“主力军”有过联系,便将其大小头目和所谓“跳得高”的骨干分子视为“反革命”或“帮凶”,捆绑起来往公安局“扭送”。赤旗派的学生领袖钟嘉钰、应维忠等高中学生也纷纷被捕入狱。
本已半瘫痪的公安局于一夜之间焕发生机,立即在旧轨道上高速运转起来。最初,凡是“革命群众”扭送来的家伙,问都不问统统收监。才不过几天,看守所里便人满为患,那些每间二十平方米左右的囚室内,都塞了四五十个“现行反革命分子”。晚上,“反革命”们紧挤着躺下去后,谁都别想再翻动一下身体。几天后,再也塞不进人了,便将原来法院街早已搬迁的地区监狱重新起用,把一些“罪恶较轻”的家伙转过去关押。但对于像流水一般继续“扭送”着涌进来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关押场地还是有限。不得已,才开始对各单位不断“扭送”来的人先行询问一番,凡是家庭出身没问题,仅是一般成员的,便只得遗憾地拒收,让各单位带回去自行关押批判斗争。
为了腾出场地关更多的人,专政机关对已抓进来的人便想要从快处理。但幸亏才一个多月后上面就下令放人平反,否则不知又要造成多少冤案。我那位后来作过重庆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的朋友蔡华义,当年不过是个青年教师,在赤旗派内也只是一般成员,仅因“家庭成分不好”,抓进去后未提审过一次,便被内定判处死缓。当蔡华义在平反时看到那份未及执行的判决书时,自己都不敢相信神圣的法律竟会如此轻率。

这样的“镇反”显然是荒谬的,而不仅仅是“扩大化”的问题。
中央解决四川问题,平反“二月镇反”冤案后,五十四军7799部队完全转过弯来,坚决支持万县的造反派。“7·3”事件一周之后,解放军134师7796部队进驻万县市,驻进万县市委。熊道生代表“主力军”、“赤旗”革命造反派去拜见了陈一号和张二号。两位首长对他讲:“我们来到万县地区支左,旗帜是鲜明的,就是坚决按照中央《红十条》的决定,支持万县地区的革命造反派的,是支持‘主力军’和‘赤旗’的。”
五十四军在万县的支左表态是积极的、顺理成章的事情。然而,在对待红卫兵成都部队、重庆“八一五”派打刘、张的问题上,五十四军的态度就显得有点异类了。一九六八年三月六日下午,川大“八二六”的江海云、杜永红在北京政治学院西九楼和五十四军副军长白斌、副政委雷远高有次交心谈话,接触到实质症结。为了说明问题,下面直接节录记录稿原始资料:

白:你们今天来,很好。你们今天高姿态。
雷:我有一个问题,请你们思考,刘、张问题是不是就是对十条的态度问题?红成反刘、张能不能说他们反对十条?四川反十条的人是有的,就是李、廖、任,阶级敌人。我看,四川并不存在红成和“八二六”的关系问题。实质上是刘、张和红成的关系问题。这个关系谁是主要方面,怎样处理?应该好好思考这个问题。我们也没有找到办法。
江、杜:总理指示的呀!打刘、张就是反十条,反中央。张政委传达的嘛。
雷:我以前看过这样的传单。说对待刘、张的态度就是对十条的态度,就是对中央的态度,就是对毛主席的态度。(江、杜插话:没有说过对毛主席。)那是以后才没有的。我们不知道总理原话怎样,不要管那些,我们不管那些,我们不管那些。(雷这时不耐烦地连连摆手。)十条就是十条,刘、张就是刘、张。
白:反对刘、张两个名字怎么叫反对十条?(随手摸出“十条”) “八二六”、 “八一五”、红成、反到底都在大搞武斗,难道就是反对十条?四川就没有一个好人了?全部反对十条?五条上有兰、白的名字,我们是要被绞死的哟,可是我们不说反到底反五条。打倒兰、白,是群众出于革命热情,我们支持。
杜:那不行!那怎么能行!那怎么能支持呢?
江:反到底改正了嘛。
…………
江:万县的五十四军支左好。张世新群众反映也好。五十四军是好部队嘛。
(白、雷不耐烦)
白:你们不要分裂我们五十四军。
江: 好就是好嘛。难道他们好不属于你们领导?他们好也是你们好的地方嘛。好像我们说了好,你们就认为不好了。
白:不要突出任何部队和个人。
…………
白:我们五十四军除了师部所在地,其他部队是我们的,我们也没权管。上面给我们指定的。
江:他们支左呢?
白:支左出了问题我们当然有责任。
江:(又谈了八二六、川大抓大方向的情况,表示今后经常找他们谈心)欢迎不欢迎呀?向解放军学习。
白:欢迎。除了重庆,其他地方,我们是没有什么发言权的。
雷:欢迎,欢迎。向革命小将学习。
(我们离开了西九楼。)

同一个问题的侧面,张甦在《我们与万县》中是这样记叙的:

就在我们举行追悼陈兵卒同志活动不久,就传来消息:7795部队师政治部主任汪六号在召集各单位负责人会议上,公开批评首都红代会,还点名批评我,说我们借追悼会反对重庆“八一五”派是错误的!他说“八一五”也是革命造反派,中央文件都做了肯定,等等。到这时我才清醒地认识到,在全川两大派斗争中,不仅7795部队,就连7799部队都是坚决支持“八一五”派的,他们同五十四军军部的立场是一致的。(第三十二章)

从1967年9月下旬开始,7795部队汪六号到各单位做报告,鼓吹支持重庆815派;到10月间,汪六号在报告中渐渐把矛头指向了刘结挺、张西挺同志。但是,汪六号的做法却遭到了“主力军”、“赤旗”造反派的坚决抵制。比如,汪六号前脚刚走,熊道生就后脚跟进;汪六号讲刘、张的所谓“问题”,熊道生就讲中央《红十条》决定:硬是全面稳住了“主力军”的阵脚,没有分化出一个人去!(第三十五章)

在万县市,汪六号拼命去拉拢“工总”、“工造”,结果造成“工总”、“工造”领导层的分裂。放眼整个万县地区,汪六号他们只在云阳县拉住了“11·27”。主要因素还在于“11·27”在县内得到了五十四军转业干部、县武装部部长孙耀宗的强势支持,所以就敢于向“红云战线”(即“三云”,“红云”、“主云”、“教云”的别称)挑起大规模武斗:一下子把云阳问题变成了全地区最突出的问题。(第三十五章)

1967年12月,云阳“拐派”(11·27派别称)上蹿下跳,伙同重庆“八一五”派,掀起了一股矛头直指《红十条》,“打倒刘、张”的逆流。他们在云阳县叫嚣:“张、梁好干部,刘、张烂萝卜!”“11·27加油干,打倒刘、张过元旦!”“打不倒刘、张,老子跳长江!”“刘、张坐牢我看门,刘、张杀头我提刀!”(第三十五章)

把这些材料串起来一读,万县地区的情况可以证明,五十四军就是全川打刘、张的后台指挥部。
中央明确规定:红十条的原则管全川,红五条的原则管重庆;五十四军除重庆外的其他部队,归成都军区和当地支左领导小组直接管辖。既然如此,五十四军就不该通过建制内的隶属关系,插手成都和专县的文革运动,不该支持红成打刘、张,因为除了重庆,其他地方,五十四军军部是“没有什么发言权的”。五十四军在对待红十条和刘、张问题的关系上,有套独特的“逻辑”,以自己的认知为中心,甚至连周总理的指示也不听,是难以自圆其说的。熊道生回忆,在省革委常委会上,许多同志质问谢家祥是怎么支持“八一五”,搞乱四川省的,他坚决不认账。在最后发言时讲:“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北方有南方,我不一定非得呆在你们这里!”态度非常强硬。因为军队,在当年是不能批评的。这就是四川文革的真实面相。

当然,《我们与万县》也非十全十美,我也并不完全赞成书中的每一条议论。比如“8·7”打船事件,究竟另有隐情还是纯粹的误会,书中陈述的只是一种可能,证据并不充分。文革中有太多的“谜”,令人费解。解谜需要等待后人,需要等待档案开放,我们的任务只是提出问题,不致使人遗忘而已。另外,造反派个人文革后的种种遭际,似乎篇幅过宽,有些跑题。尽管,这已是白璧微瑕,苛求于张甦先生了。
2018年10月8日于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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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昨 天》第一四五期
帖子发表于 : 周一 2月 17, 2020 9:08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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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海泛舟】

万县“2·22”事件后
造反派上京告状与中央解决四川及万县问题
(《我们与万县》选读)

张 甦

《昨天》编者按:本篇节选自张甦著《我们与万县》(《激荡岁月》第三部,香港·时代文献出版社2019年1月版)第十、十一、十二章。作者张甦当时为北京大学学生,曾去万县市(当时为四川省万县专区专署与中共万县地委所在地,今属重庆市万州区)串联。1967年初四川开始“二月镇反”后,2月22日(比青海事件还早一天)在万县市发生了军队开枪打死打伤造反派(职工组织“主力军”、学生组织“赤旗”)群众的惨痛事件,震惊了中央。这里节选的是事件发生后的情况。

从2月23日起,以“红联站”下属地市公安机关组织成员为主,以“红色工人兵团”各单位头头和骨干为辅,开始了全城大逮捕!万县市看守所人满为患,他们又将荒废的国民党“老法院”(在法院街)、北山路小学等处开辟为临时监狱,关押了数千人!他们将“主力军”定为“反革命”组织,将其他革命造反组织统统定为反革命帮凶组织,加以大逮捕、大镇压,务求“斩尽杀绝”!
请看万县军分区、万县市公安局革命委员会编纂的《镇压反革命组织“主力军”展览简介》,它是这样记述他们的“狼子野心”和卑鄙行径的!
他们在“第一部分:反革命组织‘主力军’群丑集聚,魔爪伸向全专区”的第一节“反革命组织‘主力军’及其帮凶首恶罪犯简介”中,硬塞给“主力军”一个“幕后指挥”姚凌虚:

姚犯凌虚,又名姚明中,男,55岁,出身地主,四川蓬安县人。该犯曾任伪军团长、副官主任、参谋长、团管司令、少将副师长等反动职务,系中统特务。解放后,被判刑劳改。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积极为反革命组织“主力军”出谋划策,充当幕后指挥,犯下了滔天罪行。(见《展览简介》第5页)

早在1月份,他们(注:就是下文所说的“红色工人兵团”、“红色贫下中农联合指挥部”、“新生东方红战团”等“革命组织”)就贴出了“主力军”是反革命组织和打倒“主力军”的标语。不少革命群众,冒着生命危险,千方百计地向万县军分区和公安部门送情报,控告、揭发“主力军”的滔天罪行。例如,骇人听闻的“2·17”事件,“主力军”阴谋将116名工人、贫下中农沉入长江,革命群众冲破重重障碍,一次又一次地向军分区和公安部门送情报。有的为了防备敌人搜查,把情报写成纸条,放在纸烟里或鞋底里送去;有的被敌人盯梢,经过几条街道,把敌人甩掉后才将情报送到公安部门;有的被敌人监视起来,不能脱身,只有叫爱人、孩子到军分区送信。由于革命群众的大力支持和协助,从而准确地破案,抢救了这一百多名阶级兄弟。
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县军分区,遵照伟大统帅毛主席关于人民解放军应该积极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指示,根据各革命组织和广大革命群众的要求,他们以坚定的立场,鲜明的旗帜,果敢的行为,于2月22日凌晨,实行军事戒严,宣布立即取缔反革命组织“主力军”,依法逮捕“主力军”一小撮罪魁祸首及其帮凶。封闭反动透顶的《江城战报》,接管被窃去的报社和广播站,没收其侵吞的资财。
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公安人员,在广大革命群众和民兵的支持协助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严密封锁反革命分子的逃路,直捣反革命组织“主力军”的老巢——真元堂。当人民解放军和公安人员冲进真元堂时,拒捕的反革命分子垂死挣扎,用板凳砸我人民解放军和公安人员,负隅顽抗,我军开展了强大的政治攻势,匪徒们纷纷举手投降。与此同时,在沙咀河坝码头囤船上,擒拿了进行反革命活动的罪魁祸首熊道生。革命群众还积极配合人民解放军和公安人员,逮捕了其余的反革命首恶罪犯。
万县市红旗煤矿一小撮“主力军”匪徒,狗急跳墙,拼命挣扎,在人民解放军赶到之前,当地贫下中农和民兵就把这些匪徒团团围住,不让一个逃跑,使我军顺利地擒获了这一小撮反革命分子。
2月22日上午,宣布全市军事戒严以后,“主力军”首恶分子吴惠昌,化妆潜入万二中,与“赤旗战团”头目、“主力军”头号帮凶钟嘉钰密谋策划后,煽动和蒙骗一部分不明真相的学生和群众,公然违抗军令,举行反革命示威游行,大搞反动宣传,大喊反动口号:“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我一个,自有后来人!”等等。数次冲破军事戒严线,围攻、殴打我军人员,妄图攻进我军占领的“主力军”老巢——真元堂和抢夺被关押的罪犯。“主力军”反革命急先锋任天全,带头冲击真元堂,绑架我军战士,夺取我军枪支,率众乱冲乱撞,连续冲击达11小时之久(注:任天全是红旗煤矿主力军战士,和赤旗学生一道在真元堂前被枪杀。死了还被栽赃陷害)。接着,吴惠昌、钟嘉钰等反动头目再度策划,聚集一伙匪徒,蒙蔽一部分群众,抬着死尸,再次进行反革命游行。
对于策划这两次反革命游行的首恶罪犯——吴惠昌、钟嘉钰,革命群众无不切齿痛恨,先后扭送公安局,依法逮捕归案。
同时,他们还逮捕了应维忠和《赤旗战报》女记者陈汉平。陈是万二中高68级学生,曾赴落凼公社调查,2·22大游行又走在游行示威队伍最前面,所以被抓。陈在看守所关了一夜,在北山小学关了一夜,第三天被她母亲接走。因为陈汉平父亲曾任四野某炮团团长,1955年授中校军衔,后任云阳县武装部部长,万县军分区副参谋长。
人民解放军在对反革命组织“主力军”首恶罪犯进行致命打击的同时,出动宣传车(队),发动了强大的政治攻势。向全区人民公布《反革命组织“主力军”的滔天罪行》,散发《给“主力军”战士的公开信》,强调说明“主力军”的一般成员绝大多数是受蒙蔽的,反复宣传和交待“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指明出路,分化瓦解敌人的内部。
“红色工人兵团”、“红色贫下中农联合指挥部”、“新生东方红战团”等革命组织,通过印发宣传资料、出黑板报、写大幅标语、进行街头宣传和请受害者作报告等多种形式,反复宣传党的政策……
为了声讨反革命组织“主力军”的滔天罪行,2月24日,万县地区10万革命群众,在万县市东方红广场举行声讨大会。……曾被“主力军”看成眼中钉肉中剌的“红色工人兵团”、“红色贫下中农联合指挥部”、“新生东方红战团”等革命组织,……高举红旗,昂首阔步,浩浩荡荡地进入会场时,全场掌声雷动,热烈欢迎。当116名被“主力军”准备沉入长江的工人、贫下中农,带伤走上主席台时,全场群情激愤,高呼:向贫下中农学习,为阶级兄弟报仇!
广大的革命工人、革命农民、革命师生和革命干部,在向反革命组织‘主力军’作拼死的决战中,结成了无产阶级的战斗友谊。……万县市、开县、梁平、奉节、忠县、巫山、巫溪、和湖北利川等地的革命组织和革命群众,纷纷派出代表团带着广大革命群众的重托和慰问品,前往落凼公社慰问受害的阶级弟兄。(注:1967年7月初,武汉“百万雄师”也赴万县慰问了“红联站”组织)(见《展览简介》39页)

万县军分区及其支持下的“红联站”组织,也清楚地看见了:

反革命组织“主力军”虽然土崩瓦解,但还有一小撮贼心不死的反动分子,采取种种阴谋手段,妄图伺机行动,东山再起。他们开黑会、写黑诗,画黑画,写反动标语,说什么“失败了再干”呀,“三言两语勉战友”呀,“致〈左派〉先生”呀,“打掉身上的泥土,踢开拦路的顽石,迈起稳健的步伐前进”呀,大造反革命舆论,给残余的反革命分子打气;他们打着请假的招牌,企图蒙混过关;他们自我吹嘘,散布流言蜚语,造谣惑众;他们改头换面,重新聚集,借尸还魂;有的畏罪潜逃,伺机反扑,等等。(见《展览简介》38页)

至于说到“主力军”战士“畏罪潜逃,伺机反扑”,我知道的便有小学教师吴明贵,她在“2·22”大游行后,只身逃到重庆,马上向北大中文系石安石老师写信,讲述了万县市二月“镇反”,屠杀群众的情况,所以,3月2日石老师才向我发了加急电报,叫我赴重庆调查。现在,我查了众多材料,询问众多知情人,“主力军”总部委员18人,只有牟维才一人逃出万县市, 一直到1967年8月才在成都同我见面,参加了率领逃到成都的万县地区群众返回万县地区的行动。这段时间,他去了哪儿,都干了些啥,无人知晓。
他们怎么对付这样的局面呢?《展览简介》说;

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组织,正密切注视这一小撮反动分子的动向,随时准备粉碎阶级敌人的新反扑;深入揭发反革命组织‘主力军’的罪行,彻底肃清其流毒;进一步提高革命警惕性,加强治安保卫工作,充分发挥民兵组织的作用,协助人民解放军和公安机关,坚决、彻底、全部、干净地肃清反革命分子。(见《展览简介》38页)

早在49年前,我就看到过这份材料,那时我还是一名22岁的大学生,整整49年后的今天,我又重抄这份“历史材料”,此时我已是白发苍苍的老头子。此时我的心情分外沉重,感触良多:第一、什么叫“混淆是非”,什么叫“罗织罪名”,什么叫“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仔细读一读上述文字,就一清二楚了:“万县军分区”、“市公安局公安造反军”大肆渲染“主力军”要发动“反革命暴乱”,为此“制造了大批土手榴弹”,控制了多少多少机枪、子弹,可是在“2·22”事件中,“主力军”用了什么武器来反抗呢?《展览简介》是这样说的:

当人民解放军和公安人员冲进真元堂时,拒捕的反革命分子垂死挣扎,用板凳砸我人民解放军和公安人员,负隅顽抗。(见《展览简介》34页)

而“板凳砸”的后果是什么呢?——被枪杀了20多人!国家机器特别是军队和警察,如果脱离了共产党中央的直接掌控,如果个别地方的军队和警察沦为地方野心家、阴谋家手中的工具,那就会出现武装割据、对抗中共中央,甚至分裂祖国、镇压人民的真正的“反革命暴乱”!“2·22”事件的警示意义不言自明。

“2·22”事件受害者赴京告状

下面再接着叙述我到重庆调查的过程。
1967年3月7日,我再次跟解放路中学的同学见面,这次有十五六人。经过商量,公推“2·22”事件亲历者11名同学和我一道赴京告状。大家又商量从哪条道路上北京:由重庆过成都上北京的铁路,被保守派封死了,根本走不了,只有走贵阳下柳州经衡阳转京广线去北京。大家约定3月9日出发。当天大家分头混进火车站南下贵阳的火车。此时贵州省已夺权,贵阳车务段造反派掌权,列车秩序井然,列车员尽职尽责。自然一下子就把我们十一个万县市没有车票的学生清查出来。列车长把我们请到餐车,我们讲述了万县造反派惨遭血腥镇压的情况,他说他们不了解情况,不介入四川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经过我们好说歹说,列车长终于答应由我带三个人上北京,其余八个学生到下一站就下车转回重庆。
到了贵阳,我又带了这三个万县学生到省文革接待站开上京车票。接待站的人讲,根据中央规定,各地学生只能回原校所在地,到其他地方绝对不行。没有办法,我只好同那三位同学含泪分别了。
我于3月25日回到北京。
一回北大,我立刻去找石安石老师。石老师说,你来得正好,明天中科院、还有清华、石油学院、北京农机学院、北京中医学院等院校同学,约好了去中科院开会,讨论万县问题。
3月26日,我和石老师到了中国科学院,那里聚集了十五六人。中科院领头的叫刘贤荣,40多岁,个子最高,大家叫他“大老刘”(他妻子叫郭道莲,是万二中政治教师);他有个助手叫谢毓华,稍矮,稍胖,白白净净的,还有个叫杨荣楷,电工所的。中科院还有几个人。其余就是其他院校的学生。从大家七嘴八舌的讲话中得知,他们都收到万县家中来信,都知道了万县开枪镇压“主力军”、“赤旗”;有的家还有亲人被打成“反革命”,关进监狱。但他们都不清楚“主力军”是个什么组织。他们也听说我和石老师到万县串连,参与了“主力军”的建立、发展壮大的过程,也听说我去重庆做了调查,便让我主讲。我介绍了“主力军”的情况和重庆调查了解到的“2·22”事件经过。大老刘提议成立一个组织,联合一切支持“主力军”、“赤旗”的力量,为“主力军”平反!大家都非常赞成。经过商量,这个组织定名为“首都红代会、中国科学院万县问题联络站”(简称“万县问题联络站”),又选出四个主要负责人:石安石、张甦、大老刘和谢毓华;公推张甦为主要负责人。大老刘提议杨荣楷担任“首都红代会”和“中国科学院”之间的联络员。会议商定,“首都红代会”方面负责材料工作,由石老师和我主抓;“中国科学院”方面通过总理联络员同党中央联系,争取得到总理接见。同时,大家都要尽可能联系上去过万县的大学生,动员他们一齐来工作。
散会后,我立即动笔写了一份关于万县问题的材料,有两千字左右,杨荣楷拿走了。我又找到北大化学系龚本智,他联系上了化学系三位同学:徐静(化学系61级)、金立伟(化学系65级)、张同密(化学系65级,万县云阳人)。他们四人都参加了联络站工作。

中央解决万县和四川问题

到3月29日,杨荣楷通知我和石老师不要外出,就在这一两天,周总理会接见我们。果然,3月21日晚上9点来钟,刘贤荣、谢毓华、杨荣楷坐了一部白色面包车,来到北大石老师住的楼下,把我和石老师叫上车,讲今天晚上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四川代表和“万县问题联络站”成员,车上还有万县卫校两名女生李达芬和胡良珍;开县两名男学生郑清伟(开县中学高66级)和何如愚(开县长沙中学初一年级,13岁)。那辆面包车开过木樨地,走到西长安街突然熄火了。驾驶员说:“汽油烧光了,出来时忘了检查。”大家下车,开始拦车要汽油;我准备到前边去拦车,杨荣楷告诉我,接见地点在人民大会堂东大门河北厅。我拦着拦着,就往东走了约一站路,终于拦下一辆面包车,司机听说中央领导接见,同意让些汽油给我们。他让我上车,循原路回来,大老刘他们那辆车不见了:我知道他们搞到油先走了。那位司机说:往东走两站路就到人民大会堂,他有急事不能送我。我谢过他,就起步向东走;晚风习习,我心中洋溢着向敬爱的周总理汇报的激情,朝着红太阳升起的东方,大步疾走!终于望见了巍峨壮丽的人民大会堂,心中一喜,步子更快了!到了大会堂,向执勤解放军问明东大门方向,我就来到目的地。那里有三名军人在执勤,一位干部模样的军人过来,我讲了周总理接见,并报上姓名,他就挥手让我进了大门。我踏着红地毯,来到灿烂光明的河北厅:只见正前方一排长桌子,正中坐着康老(即康生),旁边坐着江青、春桥、文元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还有杨成武、温玉成、汪东兴等中央首长。但没有见到周总理。当时康老他们正在听宜宾造反派汇报。我看见大老刘、石老师等人坐在后排,离中央首长远远的,便问杨荣楷:“我们汇报了没有?”杨答:“还没有。”又说,“我们也晚到了,只能坐到后排。”
我一看这情况,等下去不是办法,就从衣袋里掏出小笔记本,撕下一张纸,写了:

敬爱的康老:四川万县在2月22日发生了部队开枪镇压革命工人、学生的流血惨案。在座的就有从万县逃跑出来的中学生。我们请求,让我们先汇报万县的情况。
北大学生 张 甦
1967年3月31日

我急步上前,走到第一排,便想将纸条直接送给康老,这中间还有两三米距离,怎么也够不着。康老往旁边看了看,一位身着浅色中山装的中年工作人员马上走过来,接过字条,立即送给了康老。康老看完后,用他那厚重的口音对全场说,“万县发生了开枪镇压群众的流血事件,现在我们让万县来的同志先说!”
于是,我就坐下来,对着康老和在座的中央领导简明扼要地作了汇报。主要内容是:1、万县地区的革命造反派组织是“主力军”和“赤旗”。2、2月22日,万县军分区、当地驻军和公安机关开枪镇压群众,杀死了工人、农民和学生。最后我说:“今天来到会场的有亲身经历了2月22日镇压群众流血事件的万县中学生,请他们继续补充。”说完,我就起身离开;开县郑清伟同学便来到前面坐下,正要汇报。我见前方有工作人员对着康老耳语,康老高兴地说:“等一等,总理到了!”
全场雅静,都盯着前方。一会儿,只见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身着银灰色中山装,精神抖擞,神采奕奕走了进来!全场代表不约而同,热烈鼓起掌来!总理来到前边,在康老身旁那个空位子坐下,掌声也停了下来。康老立刻把我写的那张纸条递给总理看,并耳语了几句。
周总理说:“现在请万县的同志继续发言!”
郑清伟同学便继续汇报。他当时不满二十,但性格稳沉,说话不紧不慢,吐字清晰,将他在2月22日那天在万县市亲眼目睹的情景,绘声绘色讲述出来;讲完万县市“2·22”事件,又把开县造反组织情况及2月17日如何镇压造反组织,抓了多少人,关了多少人,也讲得一清二楚。全场分外安静,大家都静静地听着。我退到后排,坐到“万县联络站”成员中间。刘贤荣、杨荣楷等分别小声教何如愚如何如何发言。
郑清伟汇报完,何如愚立刻上前坐下。
总理问:“你叫什么名字,多大了?”
何若愚答:“我叫何如愚,满13岁了,是开县长沙中学初一年级学生。”然后,他便将开县二月镇反,他如何被抓,如何逃到万县市,碰上2月22日开枪事件的经过也讲得清清楚楚。!
接着,万县卫校女学生李达芬、胡良珍也轮流上前发言。她俩讲到伤心处,边哭边讲,控诉了万县军分区和万县市公安机关残酷镇压革命群众的滔天罪行。
万县问题整整汇报了两个多小时。
最后周总理讲:“万县问题是很严重的,要迅速让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来京参加会议,解决四川问题。”郑清伟立刻汇报:“总理,我们开县问题也很严重,也要求派代表来开会解决开县问题。”
总理答应了:“开县是一个特殊情况,单独派代表来京开会。”
大约凌晨两点会议结束,大家热烈鼓掌欢送周总理和康老等中央首长离去。
这时,周总理联络员吴宾同志专门来到我们中间,告诉我们,他是奉周总理指示来和我们一起工作的。他要求我们协助中央完成两项工作:1,提交万县地区革命群众组织来中央开会的代表名单:万县6名,开县4名;2,由石安石老师为主,向中央提交一份书面材料。说完他把石老师和我叫到一边,问明了石老师在北大的住处,讲4月1日下午3点到石老师住处具体研究写书面材料的事项。
吴宾同志年纪在40多岁,清瘦,极其沉稳,待人和蔼可亲,一下就赢得了我们的信赖和敬重。
大家和吴宾同志道别后,坐上面包车,心情格外舒畅,飞快赶回中科院,先是大老刘等和万县四个学生下车;司机再把我和石老师送回北大。
4月1日上午10点半,我和石老师又赶到中科院老地方,是参加总理接见的那些人员开会:商定万县地区革命群众组织名单。首先由我提出,“主力军”来三个人,一把手熊道生,二把手刘君瑞,女同志来简斌兵;“赤旗”来一、二把手钟嘉钰、应维忠。“主力军”、“赤旗”来一、二把手,大家非常赞成。有人还说:“听说应维忠是条硬汉,宁死不屈,应该要他来。”提到来个女同志,石老师说,“我提吴明贵,她是小学教师,老造反派,斗争非常坚决。”大家也通过了。大老刘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说:“我们中科院提一位同志,叫谢毓焕,虽然他是谢毓华的弟弟,但他是地区邮电局最早的造反派,中共党员,我们代表中党员应占一定比例。”他讲得很在理,我不好再坚持。于是定下了万县地区六位代表。开县由郑清伟提了三个代表:一是朱大舜,女,中共党员,开县县委机关干部,30多岁;二是汪忠孝,男,中共党员,30多岁,开县工人造反组织负责人;三是徐克忠,开县中学学生造反派组织负责人。大家都无异议,一致提议何如愚作为开县代表,因为他在向周总理汇报时表现极好。
最后,又确定了“万县问题联络站”参加中央解决四川问题会议的代表名单,也就是四位负责人,加上联络员杨荣楷。报家庭出身时,石老师填的是“地主”,我填的是“小学教师”。中科院三位都是中共党员。
下午3点,吴宾同志专程坐小轿车来到北大石安石老师住处,我和石老师在此等候。吴宾同志交待我俩要写清楚:
1.“主力军”、“赤旗”的组织状况;
2. “主力军”领导成员情况;
3. “主力军”抓了116个工人、贫下中农是怎么回事,是不是要集体沉江屠杀?
4.关于“2·22”事件的经过。
吴宾同志要求我们两天之内写出来,第三天下午他来拿。
吴宾同志走后,我和石老师便按照要求,边讨论边拟了个提纲。我想应该是石老师亲自执笔来写,就把任务推给他。却没想到,石老师只写了个开头,就搁笔了,说:“还是你来写吧,我怎么也写不下去了。”我知道,这是告军队的状,目前石老师还没完全从恐惧的阴影中解脱出来。
他写的开头是:
“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万县地区革保两派营垒分明。一边是革命造反组织,以工人为主体的‘主力军’,以中学生为主体的‘赤旗’战团;一边是保守组织,以工人为主体的‘红色工人兵团’,以中学生为主体的‘东方红战团’。”
我就依照石老师的思路写下去。写了一天半,完稿时统计一下,有11000多字。我又交给石老师审查修改。4月4日上午,吴宾同志来了。我们将稿子给了他,但他没带走,而是坐下来,认真看了一遍,说:“太长了,必须砍去一半。”约好明天再来。
吴宾同志走后,我和石老师商量着删改,都觉得每一句话似乎都很重要,如果删掉了,就不会摘掉扣在“主力军”和“赤旗”头上的“反革命”帽子,但是又不得不删,于是硬着头皮,仔细斟酌,砍掉了3000多字,还剩7000多字。
4月5日上午,吴宾同志来了,他看了稿子,还是说长了,还要删。他提出只要4000字,明天来拿。他走后,我和石老师费了好大劲,又砍掉2000来字,数下来还有5000来字。
4月6日上午,吴宾同志第三次来,把这份材料拿走了。我和石老师感觉经历了一场大考!
过了三天,4月10日我和石老师接到通知到中科院开会。在老地方,杨荣楷讲了一件事,让我铭记一辈子。他说,周总理召集四川各个地区联络小组人员(大多是首都去当地串联的大学生)开会,是四川会议的筹备会议。总理亲自对我说:“你们写的材料我都看了,太长了,我太忙了,以后要写短些!”
杨荣楷还以充满自豪的语气说道:“我看见周总理用一支铅笔写字,写完了,将这支铅笔放进笔筒里。我就装着要写字,抽出总理用过的那支铅笔,带回来了。我要留着,做为永久的纪念!”
杨荣楷不经意间传达的周总理指示,对我震动极大:我知道,要提高自己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关键在于提高自己对事物的分析认识能力。而首要一环是要能准确地抓住事物的本质。所以在以后,凡是给中央写材料,我就非常注意简洁明了和突出重点。
后来大约在1969年8月间,中科院来了两个外调人员,专门到北大来找我,调查杨荣楷。一开头就要我讲一讲杨反周总理的问题。尽管当时我们同中科院大老刘、杨荣楷在万县问题上已成为对立的两派,但在这点上我不能昧着良心讲假话,我说:“杨荣楷从来不反周总理,而且一直对周总理非常崇敬。”他俩问:“你有什么根据?”我就把上述那件保藏周总理用过的铅笔的事讲出来了。他俩一个问,一个记;我讲完,他们就走了。
再说1967年4月12日下午,杨荣楷来北大通知我和石老师到中科院,然后和开县来的四位学生、大老刘、谢毓华等乘坐那辆白色面包车,经过白石桥,到达北京动物园附近的西苑大旅舍。杨荣楷告诉我们,四川各地来参加中央解决四川问题会议的代表都安排住这里。还带我们去看了将入住万县代表的房间,都是四人间,万县军分区和市公安局长住一个房间。
这时,万县吴明贵老师接到石老师电报,已从重庆来到北京,4月12日也住进了西苑大旅舍。
等到11点半,我们全体人员搭乘旅社豪华大客车,一直开到北京火车站前广场停下,大家下车,沿着一条专道进入火车站,来到接车的月台上,静静等候满载四川会议代表列车的到来。大约在12点半,列车缓缓进站了!……车门打开了!……大家终于看见了万县的代表:他们是熊道生、刘君瑞、钟嘉钰、应维忠以及开县的朱大舜、汪忠孝、徐克忠!大家一拥而上,和他们热烈拥抱、握手,人人热泪盈眶,大家忘情地高喊:“你们是毛主席请来的客人!”应维忠我还是头一次见面,他不能用双手来握,右手用围巾吊在脖子上,因为在狱中他反抗激烈,双手被公安人员反铐在背后,铐齿深深扎进手腕肉中,致使右手手臂肌肉萎缩。
同车到达的还有万县军分区副司令员王贵章、政治部主任马忠庆、市公安局局长王杰共三人,没有人去理他们。
我们簇拥着代表们由专道来到站前广场,乘坐西苑大旅舍的大客车来到代表住地。待安置他们休息后,我们就赶回北大和中科院。哪知道次日清早9点来钟,熊道生、刘君瑞就到北大中文系32楼找我来了。我们三人在优美的校园里转了一阵子,找了个地方坐下。老熊说:“你们从旅舍走了以后,大家聊啊聊啊,都睡不着,天一亮我就起来了,干脆同刘君瑞到北大看你。”
我问了他们是怎样从万县来北京的,当时知不知道是毛主席、党中央专门接他们来北京解决四川问题的。老熊讲:

4月3日,市公安局刑警队队长史宗和、任天正把我从监狱里提出来,我还以为是提审,来到监狱门口,给我用铁榔头砸开了脚镣,还戴着手铐。一会儿,刘君瑞、钟嘉钰、应维忠也一个接一个地出来了,也只下了脚镣。开始,史宗和对我说:“你们的问题大了,要弄到北京去审,路上给我老实点!”然后出门上了面包车,另外一辆吉普车上坐着万县军分区副司令员王贵章、政治部主任马忠庆、市公安局局长王杰。车往重庆开,到了梁平,与开县朱大舜、汪忠孝、徐克忠会合。到了重庆,住在领事巷解放军总后的招待所里。这时才给我们下了手铐。没多久,在招待所里住进了涪陵地区从监狱里放出来的造反派,有况太治(涪陵锻压设备厂工人),苏副专员(女),马泽林(公安处法医)。大家都猜到了:二月镇反闹大了,要到北京解决。临走时,刑警队长史宗和狠狠地说:“你们不要太嚣张!”我们对王贵章他们讲,从监狱出来,洗漱用具都没带,要他们借钱给我们买东西;他们给我们每人50元钱。由重庆往成都,每到一站,几乎都有从监狱中释放的造反派上车。离开总后招待所,所里的负责人告诉我们:“中央原本派飞机接你们到北京,看你们身体还可以,就让你们坐火车了。”

聊得差不多了,我们又一同去看望石老师,再同石老师一起回到西苑大旅舍。
(左图:1967年4月万县地区革命群众组织来京代表在西苑大旅舍合影,第三排左起:1刘尔淮2袁知平3徐克忠4刘君瑞5张甦6熊道生7汪忠孝8石安石11吴明贵;第二排左起:1郑清伟3朱大舜4钟嘉钰5何关钰6龚本智;第一排左起:3何如愚4胡良珍5李达芬。)
大约中午11点左右,总理联络员吴宾、温伯华同志来看望万县地区代表。他们专门看了应维忠的右手,叮嘱他一定要抓紧治疗。北京中医学院65级学生袁德群(女)讲,中医用蜡疗和针灸治肌肉萎缩疗效明显。大家就把王贵章、马忠庆、王杰叫来,让他们拿钱给应维忠治病,他们答应了。这时我才就近看清了他们的长相:王贵章瘦高,马忠庆白胖而稍矮,都近50岁;王杰40出头,长得敦实、白净,身着银灰色中山装;他们都是灰溜溜的。
于是,只要没事,应维忠天天都上北京中医学院附属医院治病。不久,陈汉平和她妹妹也来到西苑旅社,照料应维忠。到这时,大家才知道他俩相爱。钟嘉钰双脚戴脚镣,脚镣箍进肉里,腐烂了,一路上药,基本好了。熊道生告诉我:“我在狱中,亲眼看见钟家钰戴着脚镣——那是清朝留下来的刑具,又重,两脚又靠得近,走路只能跳着走;公安军恨他,就从背后踢他,他一下子就扑倒在地!”
下午,我跟“万联站”的几个大学生商量了一下,都耽心王杰他们看见势头不妙会销毁材料,决定查抄王杰带的材料。吃完晚饭,由我带队,金立伟、何如愚随行,我们这几个人就把王杰叫到我们住的房间,王杰一看情况不妙,忙说:“我先上厕所。”我同意了。厕所距离有20多米,王杰走了一会儿,我叫何如愚赶快跟过去!何如愚非常机警,悄悄地跟上去,一会儿跑回来说,王杰在厕所里往胸膛衣服里塞东西。大家都笑了。
王杰回到房间,我开门见面山要他把带来的材料全部交出来。他说:“我没带材料来。”我说:“你带材料来,无非是要交给中央。你放心,我们保证把你带来的材料转交给总理的联络员。”他还是不交。我就叫何如愚上前搜身,王杰只得把藏在胸膛前面的一包材料拿了出来。我问:“还有没有?”他答:“没有了。”我叫他转过背,又叫何如愚去搜,又从他背部搜出了一叠材料。我问他还有没有,他说:“绝对没有了。”我叫他把帽子掏下来,何如愚上前一看,把藏在帽子里的一份材料拿了出来。他戴上帽子,神情极不自在,坐在椅子上,老盯着地上看。我叫他把鞋子脱下来,居然从左右两只鞋里取出了材料,还是黄家兴在狱中那份交代材料(即《我所参与的策划占领军分区的“反革命暴动材料”》)!
我见王杰太不老实了,就叫他站起来,让何如愚上前仔细触摸他的腰部、双腿,确实没有发现材料,就让他回房间了。随即我请万县地区的全体代表和首都红代会大学生来开会,将查抄王杰材料的情况向大家汇报 了。钟嘉钰提供了一个重要情况:王贵章有一个公文包,上哪儿都带着,从不离身,非常可疑,里面一定藏有重要材料!大家决定立即找王贵章,要他交出材料。
我们一行人来到王贵章他们住的房间。他们一见,惊惶不安起来。我讲明来意,要他们自行交出所带的材料。马忠庆说:“我们带的材料都在王局长那里,你们都拿去了。我们没有材料了。”我就把话挑明了,请他们打开王贵章同志的公文包,把材料交出来。王贵章说:“我如实告诉你们,包里面的东西,比我生命还重要,我不能交给任何人!”他说得斩钉截铁!我说:“那么,明天总理联络员来了,我们当面交给他们。”王说:“不行!我只能当面交给周总理。”我说:“那就这样办:我们来封,签上字,你们保管。总理接见时,你把它交上去。”
我补充说:“我们担心你们销毁材料。”
我们找来一张牛皮纸,将皮包用牛皮纸封住,用胶水粘上,签上我方姓名,仍交王贵章保管。
当晚,我们抓紧整理从王杰身上搜出的材料,重要的有这么几件:
1.由万县军分区和7799部队共同登记的“2·22事件”死亡名单,列有姓
名、年龄、性别、单位、家庭出身等项,共43人,大多是“主力军”二路军的郊区农民,贫下中农出身的最多,中农出身的极少,无一人是地富出身,其余是“赤旗”学生、街道居民。另有两人是专区公安处消防民警,注明误杀。
2.“主力军”三路军负责人黄家兴的狱中交待材料(见前文第31页)。
3.万县军分区和万县市公安局编写的《镇压反革命组织“主力军”展览简
介》。
4.万县市公安局拍摄的116名工人、贫下中农合影照片。
当时,周总理联络员吴宾同志负责指导我们整理万县地区上报材料,必要时,我和石老师可以直接到他的工作室汇报。4月14日上午,石老师、金立伟和我就带着从王杰身上抄来的材料,到了国务院文革接待站旁边的一处四合院内,向吴宾、温伯华同志做了汇报,将有关的材料交给了他们(见前文第31页)。
中午,我们赶回西苑大旅社,“主力军”总部委员简斌兵也到了,大家异常高兴!
下午,吴宾同志也赶来了,他要我们赶紧整理一份关于落凼冲突、所谓“主力军”要将100多名工人、贫下中农集体沉江屠杀和“2·22事件”的材料。由于应维忠是参与了以上事件的“赤旗”主要负责人,大家便让他口述,我执笔记录并整理。我俩几乎熬了个通宵,终于将材料整出来了,将近100页纸。4月15日中午,吴宾同志来看了,说:“太长了,总理哪有时间来看!”叫我们大删。于是我便大砍大删,只剩下七八页纸。4月16日上午,吴宾同志又来看了,还是觉得长了。他说:“我拿去改,再请你们审查。”这话让我和应维忠既感动,又接受不了:我们有什么水平去审查总理联络员修改的文章?
4月17日晚上,周总理接见参加解决四川问题的全体代表并主持会议。
我们是九点半钟到达人民大会堂河北厅的。不一会儿,吴宾同志也到了。他把他整理的汇报材料给我和应维忠看了:只有两页,第二页只有两行,字又大又稀。我记得内容是:“1967年2月22日,万县军分区在实行军事戒严时,先后打死‘主力军’群众和‘赤旗’组织学生等一共43人。”吴宾同志讲,每一位中央首长面前都要放一份。
到晚上10点,敬爱的总理、康老、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杨成武、温玉成、汪东兴等中央领导同志步入会场。全体代表起立,热烈鼓掌,同时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领头呼了句:“誓死保卫中央文革!”都是发自心扉的自觉呼喊!
周总理和中央领导同志坐下后,大家也停止呼喊口号。
周总理讲:“现在开会解决四川问题。先讲万县问题,请万县代表发言。”
我便走到前排坐下,说:“在2月22日军事戒严中,万县军分区一共打死
‘主力军’工人和农民及‘赤旗’学生共41人。我这里有一份名单,是万县军分区和7799部队统计整理的。”总理说:“你把名单交上来。”我答:“我介绍完再交。”总理说:“我能看懂。”听总理这么说,我当时就非常后悔自己居然讲出了这样无知的话!于是赶紧把名单交给工作人员,工作人员立即交给了总理。
接着,我汇报了“2·22事件”经过,讲万县军分区说奉中央军委命令镇压万县“主力军”。
总理说:“我们过去只知道青海开枪事件,不知道万县也开了枪,而且比青海还早。”说完,总理喊道:“成都军区甘渭汉来了没有?”甘渭汉时任成都军区政委,马上站起来:“我听说有这件事,但详细情况不清楚。”
总理说:“你吱吱唔唔的说不清楚,只说枝节,不说实质。”
总理又问:“韦杰来了没有?”韦杰时任成都军区司令员,站起来答:“报告总理,关于万县问题,中央军委发了封电报,经由成都军区转发给了万县军分区,指示万县军分区‘诱敌深入,政治攻势,分化瓦解,捕其首脑,全部歼灭!’”
“现在电报在什么地方?”
这时万县军分区副司令员王贵章站起来,他全身和双手都颤抖着,一边往前走,一边试图打开公文包,但他手抖抖的就是拉不开皮包的拉链。在来开会的时候,“万联站”的大学生给他取下了封条,并同他一起进入大会堂。这时有人高喊一句:“连皮包一起交上去!”总理示意卫士上前从王贵章手中取走了公文包。
康老正在座位上看万县军分区和万县市公安局编印的那份《镇压反革命组织“主力军”展览简介》,他先同总理耳语一阵,接着就问道:“熊道生同志,他们说你在万县市十七码头要将116名工人、贫下中农沉入长江,有这回事吗?”老熊站起来,情绪非常激动,说:“(他们是)放屁!”又悲痛,又气愤,一时说不出话来。总理说:“莫激动,莫激动,慢慢讲。毛主席请你们来,就是要让你们讲。”
简斌兵见状,连忙用手捅了捅坐在前面的应维忠(我就在应的旁边),说:“你快说!”应维忠站起来,说道:“康老,这件事我直接参与了处理。当时发生了落凼事件,2月15日晚上万县市造反派到落凼公社救出了被围困的宣传队,也抓了打人的保守派的工人、农民一百多人,用汽车押回万县市,又怕农民来抢,就放在船上,想连夜查清幕后策划者和组织者。2月16日下午,我去船上看了,光是供水和吃饭都非常麻烦,也问不出什么,我就下令全放了。他们全都活着。说‘主力军’要屠杀116个贫下中农,纯属造谣诬陷!”
应维忠讲完,熊道生情绪平复,继续发言:“总理,我补充几点情况。我们抓人,是想弄清楚究竟是哪个组织、哪些人策划的落凼事件。我们把农民放在驳船上,是害怕保守组织调农民进城来抢人,引起两派冲突。另外,我很清楚,在当时很混乱的情况下抓了人,难免有错,怎么可能不问青红皂白都拿去沉水呢?”总理听了,连连点头,说:“对,对,对。”熊道生又继续汇报:“万县市公安局在二月镇反中对革命造反派残酷镇压,一抓进去,就上脚镣手铐,直到上北京,才下了脚镣手铐,铐了40多天;还进行诱供、套供、骗供,说我们要搞反革命暴动,纯属编造!万县市公安局局长王杰也来了。”熊道生喊了一声:“王杰,你站起来!”我看见王杰脸色惨白,“咚”的一声站起来,见没人理睬,又“咚”的一声坐下去。老熊说:“我们4月3日来的时候,监狱里还关着几百人。”老熊又问:“王杰,有没有这回事?”
王杰站起来说:“还有几百人没有放。”总理说:“开完会,马上打电话放人!”王杰答声:“是!”坐下了。
4月17日晚上,主要就是听万县地区代表汇报。
整个会议开到凌晨一点结束。大家热烈鼓掌,高呼口号,欢送敬爱的周总理、康老、江青等中央首长离开会场。
回到驻地,“万县问题联络站”和万县地区代表督促万县军分区和王杰打电话,把万县地区关押的造反派全部放了。
4月18日这天还有两件事值得一说。
一件是上午10点来钟,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一位同学由他弟弟(北京大学生)扶着,一瘸一拐来到万县代表驻地。他在2月20日左右串联到了万县市,2月22日这天也被抓进监狱,不仅上了脚镣手铐,还备受折磨,生了病也得不到治疗,4月初才放出来。现在好了点,才勉强可以走动。大家安慰他好一阵。最后他听说王杰也来了,就让他弟弟搀扶着去见王杰。王杰刚出房间,二外那位同学冲上前,猛的一下,使劲打了王杰一耳光!王杰被打得一愣一愣的,那位同学自己也累得呼呼喘气。我没料到会发生这样的事,赶紧上去将那同学扶到一边坐下,二外那同学就对我们控诉万县市公安局的罪恶。后来,他弟弟也参加了“联络站”工作,随同我们到了万县市,而他本人身体到那时还未康复,只得留校。
第二件事是4月18日下午,“万县问题联络站”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在会上,刘贤荣提议,“联络站”兵分两路,一路留在北京继续战斗,参加中央解决四川问题会议;一路马上到万县市去发动群众。他的提议得到大家一致赞成。于是“联络站”领导成员做了分工:我、石老师和杨荣楷留在北京,大老刘、谢毓华带着一批大学生共约50余人第二天就去万县市。
当时,我和“联络站”大学生嫌西苑大旅舍伙食贵,中晚餐3角钱一份,而附近的国务院文革接待站食堂,1角5分一顿饭更划算,就到这个食堂打饭吃。4月21日,金立伟对我讲,万县“红色工人兵团”、“红色贫下中农联指”的老保也来了,就住在接待站里。还说,万县军分区和市公安局编的《展览简介》里那个贫下中农女代表赵学珍也来了。回到住地,我召集“联络站”领导成员开会,决定去抄他们带的材料,也邀请何如愚一块去。
我们一行十五六人来到万县“红色工人兵团”人员住的房间,当时在场的有五六个人,睡的都是地铺,人人精神萎靡。我认得的有李道金。大家七嘴八舌批了他们一顿,“勒令”他们把材料交出来。他们不愿交,我就叫何如愚去搜他们带的包包,搜出一些材料,还有两三百元钱。我说:“钱,我们一分也不要,会如数交给组织。”有的大学生对他们说:“你们看一看,首都哪儿欢迎你们这种老保来捣乱的!”就把他们撵走了。
说实在的,至今我仍很后悔,为什么不能做他们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为什么要搞得这样势不两立?这充分说明我并没有学懂毛主席著作。
事后,我们仔细检查了李道金他们带来的材料,没有任何价值;那笔钱一分不少,全交给了周总理联络员吴宾同志。
4月25日,敬爱的周总理主持召开了第二次解决四川问题的全体会议,听取其他地区代表汇报。
…………
关于万县地区全体代表在京活动,还有几件事是值得讲述的。
当中科院的广大科技工作者听说中央正在解决四川问题,而四川省的造反派负责人几乎都是毛主席、党中央从监狱中救出来、请到北京的,而万县市在2月22日还发生了武装镇压群众的流血惨案,就主动邀请万县地区造反派到中国科学院中关村大礼堂做报告。
4月20日上午9点,杨荣楷带着熊道生、钟嘉钰、应维忠等代表到达大礼堂,大礼堂座无虚席,人人热烈鼓掌欢迎。主持人简短致词后,就请熊道生首先
发言。
熊道生讲述万县军分区和万县市公安局捏造罪证,诬陷“主力军”要发动反革命武装暴动,要把116名工人、贫下中农沉江屠杀,然后欺骗成都军区和中央军委,调动野战部队,制造了杀害革命造反派的流血惨案,并将上千造反派骨干抓进监狱,刑讯逼供,人身迫害等。讲到人身迫害,熊道生就举了钟嘉钰、应维忠的例子。
这时,钟嘉钰就站到台前发言,他讲述了2月22日他和应维忠带领“赤旗”中学生冲破军事戒严线,冒着大雨,组织全市大游行,以及“赤旗”中学生去“主力军”总部抢尸体,遭枪杀,又组织抬尸大游行的情况。中科院的科技工作者心灵受到巨大震撼!然后钟嘉钰讲到公安人员对他恨之入骨,将他抓进监狱后戴脚镣手铐,脚踝肌肉被铁镣磨破,到北京伤口还在化脓。他当场捞起裤管,让大家看了他的伤口。
接着应维忠又发言控诉,也当场让大家看了他用绷带包扎着的右手手臂的伤痕。这时,中科院的科技人员愤怒了,有人高喊:“公安局那个王八蛋局长在哪里?”杨荣楷回答:“就在西苑大旅舍。”人们高喊:“把他拉到会场上来!”在万县代表继续发言中,杨荣楷带了几个中科院同志坐上车,迅速回到西苑大旅社把王杰带到了会场上。主持人让王杰站在主席台前接受批判。末了,主持人让王杰发言表态。王杰也被科学院同志们的气势吓怕了,他战战兢兢地发言说:“我站在了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对立面,镇压了万县市革命造反派,犯下了严重罪行!我向大家保证,回到万县市以后,我一定向广大群众做出深刻的检查,向广大群众认罪,老老实实接受大家的批判!”大家见他态度还比较老实,大会主持人就宣布散会。
这次报告会震动了整个中科院。杨荣楷回到代表驻地,抑制不住喜悦之情,向石老师和我等“联络站”同志讲述了有关情况。由于中科院植物研究所(即植物园)位于白石桥和北京动物园附近,而远离中关村,没能参加大会,就强烈要求杨荣楷联系万县代表到植物园再作一次报告。
于是,在4月21日上午9点,杨荣楷就邀请熊道生、钟嘉钰、应维忠等人,自然也包括市公安局局长王杰,来到了植物园:在明媚的阳光下,在绿树掩映中,几十位植物学科技工作人员散坐在四周,王杰坐在中间一个马扎上,熊、钟、应三人依次发言控诉。科技人员听得怒火中烧,有的就用皮鞋尖轻轻踢着王杰的臀部,质问:“你们怎么这么凶狠!”王杰又一次站起来表示真心认罪,说:“回到万县市,我一定向广大群众做出深刻的检查,向广大群众低头认罪,老老实实接受大家的批判!”
座谈会结束后,科技工作者就领着万县地区代表们漫步在神秘的植物王国里,向他们介绍了中国和世界众多珍稀植物,让代表们眼界大开!
中科院的两次邀请,极大地启发了石安石老师和我,石老师提议回学校联系,争取聂元梓和大家见面。因为4月20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谢富治同志任革命委员会主任,聂元梓任副主任。这在当时的北京,无疑是一件大事。我极力赞成。于是石老师回到学校,联系成功。
4月24日上午9点,万县地区造反派的全体来京人员,包括“联络站”的部分成员,一共30多人,搭乘32路公交车,在石老师带领下,到北大西校门站下车,然后昂首挺胸步入北京大学正校门。
石老师领着大家,先绕着碧波荡漾的未名湖,走在依依垂柳之下,欣赏着春意盎然、楚楚动人的校园风光,再转回到北大文化革命委员会办公大楼前。10点正,聂元梓满面笑容,和每一位万县代表热情握手,谦虚、诚恳,没有一点架子。然后,聂元梓站在中间,万县代表站在她前后左右,背面是“新北大文化革命委员会”大旗。校文革工作人员给大家拍下了照片。
(下图:1967年4月万县地区造反派全体来京人员在北大楼前与聂元梓〔二排右四〕合影,聂左为钟嘉钰,聂右为熊道生。)
后来,熊道生同志还受到位于灯市口的北京女十二中吴北霞、李宇等同学的邀请,赶到她们学校,同这些女中学生举行了座谈。万县地区错综复杂而又惨烈的文化大革命斗争,深深地吸引着这些向往在革命的暴风雨中飞翔的小青年!5月9日,她们一行10余人,参加了“首都红代会赴万联合调查团”,同我们一道,奔赴万县地区第一线,同熊道生等同志并肩战斗了!
5月1日晚,参加中央解决四川问题会议的全体代表,受毛主席、党中央的邀请,登上天安门广场观礼台一区,同首都广大群众一道,欢度五一国际劳动节,欣赏节日焰火。熊道生、钟嘉钰、应维忠所在座位仰头就可以清楚看见天安门城楼。晚上9时,焰火晚会开始,千万支礼花升上澄碧的夜空,转瞬间化作无数绚丽夺目的火树银花,偌大的天安门广场被映照得五光十色,如梦如幻!毛主席有时在天安门城楼上来回走动,他魁梧的身影,代表们看得清清楚楚,无疑这时他们成了最幸福的人!
5月2日,在北京西苑大旅舍礼堂,张国华、梁兴初同志代表江青同志,给参加会议的全体代表,每人赠送了一套由解放军总政治部制作的毛主席像章。
以上是我所知道的万县地区代表们在中央会议期间的活动情况。下面再说说中央会议的情况。
4月25日晚上,是四川其它地区的代表汇报。
4月27日晚上,是中央宣布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领导班子组成。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郑重其事地将新任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第一政委张国华先后介绍给大家。他俩先后站起来,先向中央领导,再向全体代表,各自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全体代表先后两次热烈鼓掌!梁司令员瘦瘦的,背有点驼,样子有点凶;张政委胖胖的,高高的,看上去非常和蔼、亲切。
5月7日晚上,宣读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先由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同志用浓重的闽南方言读一句,再由康生同志用普通话翻译一句。这样一来,全体代表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然后,由敬爱的周总理做总结发言;当总理讲到2月下旬以来,成都军区个别负责人把革命群众组织打成反革命组织时,熊道生一边举手,一边喊“报告”,总理就让熊道生发言。熊道生说:“报告总理,万县‘主力军’是以中央军委的名义打成反革命组织的。‘主力军’是不是反革命组织,中央要有个态度。”总理马上回答:“比如万县‘主力军’当然是革命群众组织,不是反革命组织。”这句话在以后中央印发下达的总理讲话中就写得清清楚楚。总理一说完这句话,万县全体代表一带头,全场又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总理在最后说:“全体同志回去以后,要坚决贯彻执行中央的决定。重庆市的代表留下来继续开会,单独解决重庆问题。”
到此为止,结合《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和5月7日晚周恩来总理讲话,中央关于万县问题的性质、责任、解决的步骤、解决的方法,都作出了非常明确的决定:
第一、万县军分区个别负责人从2月下旬以来,支持了为一些保守分子所蒙蔽、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背后操纵的保守组织,把革命群众组织“主力军”等打成了反革命组织(注:把“赤旗”等“主力军”以外的全部革命群众组织打成了“反革命帮凶组织”),大量逮捕革命群众。他们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变成了“镇压反革命运动”。
第二、在万县军分区,还制造了武装镇压群众的流血惨案。
第三、包括擅自调动部队到万县,支持万县军分区“镇压反革命”,主要责任在成都军区个别负责人。
第四、对整个四川,包括万县地区的保守组织,中央的决定也是非常明确的:
1.这些组织的性质,是“为一些保守分子所蒙蔽、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背后操纵的保守组织”。
2.保守组织的坏头头是个别的。
3.对保守组织的方针,“主要是进行政治思想工作,使其中的广大群众觉悟
起来自己造反,同个别的坏头头和背后操纵他们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决裂,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划清界限,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来。”
4.要教育受过压制的革命群众组织,按党的政策办事,不要对保守组织的
群众进行打击报复,而要对他们进行说服教育,把他们也看作反动路线的受害者。
第五、一切群众组织,都只许文斗,不许武斗, 不许打、砸、抢、抄、抓。
煽动武斗的坏人,必须追究。
据我了解,万县军分区(主要是政治部主任马忠庆)和万县市公安局(主要是局长王杰)欺骗成都军区和中央军委对“主力军”进行栽赃陷害的“罪证”有两条:
1.早在1966年11月起,就策划发动反革命武装暴动,企图占领万县军分
区。
2.要将116名工人、贫下中农集体屠杀,沉入长江。
4月1日,中央电令成都军区复查。成都军区派出后勤部部长王青农同志为
首的调查组赴万县调查,否定了第一项指控,但没有否定第二项指控。所以,在4月17日晚,中央解决四川问题的全体代表会上,康生同志当面询问熊道生等万县代表,从而彻底查明了事件真相。可见当时中共中央处理文化大革命问题是何等严肃、认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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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乱世】

我与丈夫在文革的遭遇

何盛明

作者简介:何盛明,女,1929年生于重庆。上世纪40年代末受业于国立四川大学,学生时代即投身反独裁、争民主运动。文革前及文革中历经政治斗争磨难,深悟"以史为鉴,以史育人"的重要性。改革开放以来曾任中共四川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专职委员、编审。离休后被长期聘为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学术顾问。



我们夫妻俩因对刘、张的态度成了打击重点

一辈子的磨难说不完,只说文革这一段。
1966年5月“五一六通知”下发后,我这个“摘帽右派”是具有反动元素的危险分子,被遣送到绵阳农村一户贫下中农家监督劳动。这家只有祖孙两人,老奶奶已是六十多岁不能参加劳动的老人,孙子是六七岁的小学生,全靠我出钱共同生活。我全天劳动还吃不饱,反正这样的日子,我早已习惯。
全国开始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后,我又成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受害者,从农村回到机关,过了一段“逍遥”的日子。不久,我的丈夫陈弘被打成杨超的黒干将——杨超是四川省委分管工交的书记,陈弘一直在工交战线工作,这时是省经济委员会的副主任,还不是主要批斗对象。
我们真正陷入文革劫难,是对刘结挺、张西挺夫妇的态度问题。刘结挺原是中共宜宾地委书记,张西挺是宜宾市委书记,因严重违法乱纪,打击陷害干部,受到组织处理。从1961年到1965年经中央批准给予开除党籍处分,前后达四年多时间,是省委处理的一个重大案件。省里的厅局级干部都知道这个案件,对刘、张都有自己的看法。陈弘当然不例外,他长期在省委工作,对刘、张的问题更清楚。文革开始后,刘、张跑到北京,向中央文革小组告状,得到江青、王力的支持,由毛泽东批准给予平反,并在解决四川问题的“红十条”中,被任命为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副组长和成员,成了文革新贵。他们到四川执政后,已经分裂成两派的造反派群众组织,拥护他们的八二六派提出,刘、张是“红十条”任命的“新生红色政权”负责人,反对刘、张就是反对“红十条”。
省经委机关两派造反组织要陈弘表态,陈弘只写了一张拥护“红十条”,不涉及刘、张的表态大字报,这就惹了大祸,他立即被拥护刘、张一派揪斗,从此斗争逐渐升级,先后对我们抄了三次家,把所有的存款、粮票全没收,还把我们全家四口撵到一间三十来平方的小房子里住。我对刘、张的态度和陈弘一样,也在工作单位纤维检验所(省轻工厅下属单位)受到批判,但单位上拥护刘、张的一派只有几个人,批也批不起来,就叫我自己检查,但不准回家。
原省级机关厅局一级干部,也大多和陈弘一样被揪斗,这样就成为刘、张全面夺权的最大障碍。于是,1967年8月14日省革筹在东方红礼堂(锦江礼堂)开办省市领导干部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集中了省市领导干部1000多人,在刘、张的直接控制下,要他们“转向”、“亮相”,许多领导干部遭受残酷揪斗,有三位领导干部被迫害致死。学习班于10月25日结束。
从学习班回来 ,陈弘就成了机关批斗的重点。我对刘、张的态度和陈弘一样,也在单位受到批判。1968年夏,在武斗升级时,省革委又集中省厅局领导干部到汪家拐省革委“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习,陈弘编在干部班第六区队一组,继续接受批判斗争,至1969年2月结束。4月又集中到米易县湾丘五七干校,一面参加劳动,一面接受批斗。

迫害升级,丈夫被打成“特务”

陈弘到学习班后,家里只有两个孩子,我就向机关请假回去取衣物,因为陈弘不在家,不存在“串通”问题,就准了假。可是我到家不到十分钟,院里就响起集合的电铃声,立即也响起敲门声,开门后拥入几个造反派,两人把我揪走,一下楼梯,下面已站满红袖章和看热闹的家属,口号声大起,有的吐口水、扔石子,有的用树枝戳,用扫帚打,一直轰打到会场。会场站满了拥护刘、张的造反派,只剩中间方圆不到四平米的空地,正中墙上贴有毛主席像,一个打手按着我的头厉声叫道:“你自己说你是什么东西?”我心里明白,无非是拿“右派”说事打下马威。对他们这一套我非常气愤,也就横下一条心,就是不开口,于是又是打又是骂。
长期压抑在心里的痛苦和愤怒,已超过了物理学上所说的“弹性限度”,我实在忍无可忍,就大声说:“我是干部!”话刚落音,就有一棒打在我腿上,一拳擂在背上,一人把我头发抓起,打着脸骂“打死你个死顽固”。全场轰动高呼:“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突然,一个汉子冲上来,一掌把我打出几步外,扑倒在左边的人群身上,几人又一推,又遭来一阵拳脚,又扯头发又吐口水,要我向毛主席下跪请罪。两个彪形大汉硬抓着我,要逼迫我跪下,我整死不跪,他们一放手我就站起来,如此反复了几次,就有人拿了一根大木杠子,不知是要打还是要压?只见站在上面的姓张的头头轻轻摇了一下头,杠子就拿走了,于是就把我当成排球打,把我从东推到西,又从西推到南、又是打骂又是口水。最后一把揪住我的头发,另一人拿出一把大剪刀,在我头上乱剪,当时叫剪阴阳头。这时有人叫滚出去,于是就把我又拖出会场,又是两旁夹道打骂。如果说是斗争会,还应制造罪名,还应有人发言批判。像这样只以打骂侮辱人为乐的斗争,不是出于幼稚冲动的红卫兵,而是堂堂省级机关干部,在文革中也可算是独一无二吧。
他们可能考虑到这样非人的侮辱,会不会出人命,于是又来了两个人,把我揪到一间房里,房内摆了一张桌子,两根凳子,让我坐在凳子上,揪我踢打我压我杠子的大汉,坐在我对面,还站有三个人。大汉开始训话:你今天激怒了群众,咎由自取……我大会打骂都不怕,还怕你单独训话?我说:“你们还算是干部,懂不懂政策?你啥子干部,干萝卜!”旁边站着的女干部说:“我们说不过你,你有几十年的反革命经验。”我说:“那是,我反革命的时候,你还在流鼻涕……”那个在厨房打杂的临时工打手,立即要上前动手,挨着他站的人立即阻止,不让他上前。当时,气氛越来越紧张,这是他们始料不及的。大汉说:“说正事吧,告诉你,陈弘已查明是特务,你准备一下,认真揭发。”我话也懒得说,起身就走了。他们也没有阻挡,因为他们知道,像我这样的“歪人”,绝不会自走绝路。
我回到家夜已深,儿子华雷还紧张地等着我。
第二天,就通知纤维检验所来人把我押回去批斗。 过了几天,又把我抓过来,在进门的一间空屋里,安了几张桌子,又是那位主审官坐在正中,还有几个助威的,看热闹的,我坐在主审官对面。他先讲了一大套立功赎罪等大道理,必须向人民投降等勒令词后,才说:“陈弘在上海参加了特务组织,你和他生活了几十年,应该有所察觉,你要老实交代。”我立即顶回去:“我没有察觉。”他恶狠狠地说:“你少耍赖皮,你和他臭味相投,勾结在一起大反‘红十条’,他的特务活动你会不知道?他已是定案的特务,你必须老实交代!”我说:“既已定案,还要我说什么,我这种人的话能作证?”那位女干部又骂起来:“谁要你作证?是要你交代,真是顽固透顶,死了狗都不吃!”我又反击:“他既然是特务,我就是特务的老婆,要抓就一起抓,要杀头就一起杀,我无话可说。”主审人气得踢翻了一张凳子,骂道:“少打胡乱说,不信就收拾不倒你,等着瞧,你滚!”——就是骂我顽固到顶死了狗都不吃的这位女干部,到陈弘再上台的时候,她对陈弘说,你那夫人到底是经过地下斗争锻炼的,在批斗中真有骨气!截然两种话,竟出自同样一张嘴。
第二天,纤维检验所的造反派又来人把我押了回去,本来我已是反刘、张的批判对象,知道我老公是特务后,“大红保护伞”的顾虑没有了,就下死劲整我,批斗立即升级,押回去就开大会批斗,从此被关押在机关,不准我回家。家里只剩两个小孩,无人照顾,还要受保刘张一派当狗崽子欺凌。

我被迫逃亡,父亲在威逼惊吓中去世

刘、张1967年5月回到四川执政后,支一派压一派,两派群众组织的矛盾冲突由小摩擦逐渐发展成为大规模的武斗。重庆反刘、张的一派势力比较强大,拥护刘、张的反到底派的一部分撤到了成都,反到底派因先前以“砸烂革联会”(重庆驻军支持八一五派夺权建立的临时权力机构)而聚集成派,名为“砸派”。小部分砸派住进了纤维检验所,有好心同志悄悄告诉我,砸派进驻,你要小心。知道砸派住进来后,我十分紧张,万一有人点水,被砸派抓去,不被打死,也要被打残,于是我下决心冒险也要逃出去。
正好我牙龈长了个疱,就由造反派任汇东押着我去看病,我去送检查照片时,趁任在与人交谈,就从医院的缺墙上翻出去跑了。跑到好友黄琴家,黄琴把我保护起来,住在他的邻居杨大姐家,并想办法通知我家里。
第二天儿子就赶来,说爸爸就怕你挨整,着急得很,晚上在寝室转来转去不睡觉。听说你跑出来了,非常高兴,赶快喊我给你送钱来,叫你赶快离开成都,最好到上海去避避。儿子走后,我和黄琴商量,我担心陈弘和儿子,不想远离,先到重庆看看再说。黄琴也给了一些钱和衣物,我就离开了成都。
到重庆后,先后住在二舅妈和大伯母家,他们家住房都不宽,又是热天,不好久住,只好到了上海陈弘弟弟陈钟杰家,我和他们素未谋面,但毕竟是一家人,弟弟和弟媳以及侄儿女对我都好。只是我心里牵挂着陈弘和孩子们的安危,忧心如焚,常常彻夜难眠,经常梦见陈弘被揪斗,打得头破血流,或梦见儿子被人追打,一阵惊厥醒来,头冒汗心发慌,早上额头肿得发亮,食欲越来越差。弟媳生性谨慎怕事,在那风云莫测、旦夕祸福的年代,对我的突然到来,越来越疑惧,对我不免有些冷淡。我就想离开上海,恰好儿子来信说成都各机关都派进了军宣队,刘、张和造反派已不似以前那样嚣张。我以为形势已有好转,便决心回成都。
当时,交通十分拥塞,我从上海到成都,站立了两天两夜,原本有些浮肿的腿脚,已肿得穿不上鞋子,连肚子也有些肿胀。走进机关大院,就被造反派揪斗在院坝中间,围了几十个人,纤检所的造反派姓刘的女头头扯着我的头发骂,姓任的打手又踢又打,还拉起我游街示众,其他的人一般都只起哄不动手。仍然关押在机关,不准回家。
开大会批斗,没几人参加,因为在我们单位上拥护刘、张的一派只有几个人,于是就由造反派二把手方某亲自审问。他们认为我无钱无粮票跑出去,肯定只有卖淫生活,把肚子都搞大了。所以一天一天地追问我住在什么地方,和谁睡觉,无论他们怎样羞辱迫害,经过近二十年炼狱熬煎的我,已有超常的承受力,我仍然如实照报。正如和我比较接近的俸廷树(纤检所的科长)所说:这个何盛明犟,硬是三百扁担打不出个不字。说明我在任何高压和暴力下,也没有说过假话。当然我说的他们不会相信,也只好照我说的去调查。同时,把我押到医院去检查,检查结果是无孕有病,才把我放松。
就这样把我关了半年,我就成了纤检所的勤杂工,每天早上五六点钟起床,打扫全所的办公室清洁、烧开水。
1969年6、7月已有一些不利于刘、张的言论,拥护刘、张一派的气焰已有收敛。9月初放我回家,才知道我父亲已去世,那是我出逃的时候,任某跑去找我父亲要人,父亲早已瘫痪在床,经不起这样的折腾和恐吓,不几天就去世了。我们当时停发工资,母亲衣食无着,只好去帮人带小孩当保姆。我回家后才把母亲接回来。

丈夫的“特务”罪名纯系颠倒黑白

我回家不久,就听说陈弘的好友金石(时任省委副秘书长)在湾丘干校受不了主政者的批斗与恶意侮辱,在树林中自缢身亡了。我感到非常惊恐,听说那里对他们批斗得很凶。我怕陈弘也想不通,或受不了打骂侮辱发生意外,赶快写信安慰陈弘,信是这样写的:我已回到家,孩子们都好,我已把母亲接回来,家里已恢复正常,请放心!只等你回来了。听说金石同志已去世,可见你们压力之大,我感到惊恐。你一定要稳定情绪,把心放宽,不要失去信心。我坚信你绝不是特务,也不是走资派,你是一个勤勤恳恳、实实在在干革命的好干部,你是我金不换的夫婿,永远是我们家的主心骨,我和孩子们天天都想你。你的问题正如你曾经说过的,是时间问题,总有水落石出的时候,退一万步说,即使含冤也要等下去,没有工作也不怕,我年纪还不算大,那怕做手工、卖苦力,也能暂时维持家用。我和孩子们天天盼着你早点回来。
这封信据陈弘后来告诉我,及时起到了稳定情绪的作用,所以我们都还记得比较清楚。
这时成都又掀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本来我儿子陈华雷是独子,可以不去,再说还不到16岁,但我们机关和省经委的掌权者说我儿子是狗崽子,必须下乡接受再教育。我儿子才读了一学期初中,算什么知识青年?儿子就读的四中的学生,早已组织下乡走了。迫于压力我只得找关系,联系下乡的地方。搭上三中的同学下到汉源县大树乡。
1969年11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再次开会解决四川问题,会上揭发了刘、张“以我为核心”划分革与保、挑动武斗、争权夺位等等罪行,12月25日中央作出对《关于解决四川当前若干问题的报告》的批示(简称“一二·二五批示”)。1970年1月在全省开始传达“一二·二五批示”,同时公开揭发批判刘、张的错误。随之解放干部的工作逐步开展。
1971年春的一天,只见一个精瘦的老头,肩上扛着一捆红甘蔗闯进屋来,我一看,是陈弘突然回家了,赶快接下甘蔗,心里又是高兴又是心酸,怎么就瘦成这样!
两年多不见,有说不完的话。他在家休整了一段时间。在休整期间,还认认真真地向组织写报告,感谢组织挽救了他,使他重新回到革命队伍……我一看就火了,把他的报告抓过来想撕了,我说,什么挽救了你,你根本就不是特务,也没有被打倒,这样写不就是承认你反过党吗?他不知所措,喃喃说人家都这样写嘛,还给我。我笑着扔给他:真是死脑筋。
所谓陈弘参加的“特务组织”,其实就是上海的“铁路青年社”,是大革命时期入党的黄逸峰(离休前任上海市社会科学院院长),那时化名黄敏,考入车务人员一期训练班,分配在上海北站货运站工作,发现管理人员中有人贪污,他发动青年职工开展斗争,取得胜利。参加斗争的多为一期训练班的青年,在此基础上,他发动组织了“铁路青年社”。以后各期训练班学员陆续参加,最多时达300多人,形成一股新的势力。当时陈弘在上海至南京一线作副车长、车长,参加了“铁路青年社”,为发展以后训练班的学员入社,在黄逸峰的直接领导和安排下,由陈弘负责向他们介绍“铁路青年社”的情况,带领他们参观行车,并从中发展社员,同时和沿线各站的社员进行联系。该社还出版了内部刊物《铁路青年》,1935年京沪、沪杭甬国民党两路特别党部正式发文取缔“铁路青年社”,勒令停止活动。他参加“铁路青年社”的这段历史,在延安整风期间,受到严格的审查和批斗。1953年省委组织部作了调查,黄逸峰写了证明材料,是革命组织。
就是这样一段清楚明白的历史,文革中又被翻出来,颠倒黑白大做文章,打成特务组织。当时的主政者还多次派人去上海调查,外调人员也借此用公款旅游。最后得到的仍然是那个早已明确的历史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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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读往来】

编者说明
本刊创办时原拟不定期出刊,后来基本上每月出一期,稿件多时再多出一期作为增刊。但随着公开出版物对文革题材作品的限制日益严苛,致使一些作者不得不把稿件投往《昨天》这类既无稿费也不能作为评职称依据的民间电子刊物,以致本刊经常都不得不加出增刊。鉴于增刊成为常态,本刊决定从今年起每月有一期出一期,有两期出两期,对多出的一期不再标示“增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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