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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 天》第一四四期
抢救文革回忆 积累文革资料 交流相关信息 促进文革研究
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20年1月30日第144期
本期目录
〖甘肃文革专辑〗
史林一叶
杜钧福 甘肃文革述略
余汝信 甘肃驻军的三支两军
编读往来
边犊：2019年与文革有关的十一件事
宗庶：2019年文革题材出版物选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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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林一叶】
甘肃文革述略
杜钧福
甘肃省位于我国西北部，文革开始时辖兰州市、嘉峪关市和定西、天水、庆阳、平凉、武都、武威、张掖、酒泉专区，以及甘南藏族自治州、临夏回族自治州。省委第一书记汪锋，常务书记裴孟飞。省长邓宝珊是位“民主人士”，据说作用抵不上一个省委书记处书记。当时军事上辖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四省区的兰州军区驻兰州，司令员张达志，政委刘澜涛、冼恒汉。甘肃省军区司令员詹大南，第一政委汪锋，第二政委龙炳初。
甘肃省文革进程较复杂，但缺乏系统研究，相应资料也比较缺乏。网上传播的冼恒汉回忆录《风雨八十载》对研究上层斗争有较高的参考价值。本文多取材于新编的地方志。
一、历史宿怨
甘肃大饥荒
在文革前的一些年代里，甘肃就是个多灾多难的地方。在1958年的“大跃进”以及后来几年的饥荒中，甘肃省是全国范围内饿死人最多的省区之一，而且持续时间长、恶性程度高。
甘肃大饥荒和当时的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推行的极左路线和极左政策分不开。早在1957年的反右中，在甘肃有12447人被定为右派，并将其中2369名右派发配到甘肃河西夹边沟劳动改造，其中有很多知识分子因饥饿、疾病和高强度劳动而死亡。
在1958年的“大跃进”中，甘肃省委不仅积极全面推行了左倾路线，而且还有所发明创造。在极左政策鼓动下，浮夸风刮遍全省，牛越吹越大，各行各业不断涌现“奇迹”。除了粮食产量放“卫星”外，还大办工厂，出现了一些所谓“万厂县”、“文化县”。中央宣布当年钢产量指标后，甘肃省委紧跟提出大办钢铁的号召，动员了几百万劳动力以群众运动方式参加，不但浪费了大量自然资源，而且造成经济失调，很多农作物成熟后无人收割，最后炼出了一些毫无用处的废渣。广大人民被驱使干那些毫无价值的劳动，大量社会财富被白白浪费，出现严重的饥荒和死人现象。
1959年7月张仲良去参加庐山会议，省委第二书记霍维德主持省委工作，随即给中央写了关于甘肃粮食问题的报告，如实反映了甘肃省严重的缺粮情况，结果在庐山会议上受到批判，继而在全省开展了反右倾运动，霍维德等人被定性为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全省共受到批判斗争的有1.09万人，受到撤职留党察看、开除党籍处分的省、地级干部65人，县级干部285人。
甘肃的饥荒从1957年就已经开始，当年出现大量外流人口。1958年第一季度全省春荒，近5万人得了浮肿、干瘦等营养不良症，死亡5470人，很多人外逃乞讨。到1959年9月近40个县缺口粮，灾民162万，浮肿病9.6万人，外流达7万人，饥饿致死者9631人。1960年达到饥饿顶峰，全省的日平均口粮不到半斤。1960年上半年100余万人缺少口粮，新增外流人员8.3万人，流到外省的6.9万人。下半年农民在集体食堂就餐，家中无任何存粮，因饥饿造成许多人气息奄奄，成千上万人死亡。有些地方甚至出现食人现象。1961年省委开始拨粮抢救，但大面积的饥饿一直延续到1962年。到了70、80年代，还能在许多农村看到极端的贫困现象。在几年的饥荒中，非正常死亡共130万人。这个数字是当年批判张仲良时估计的，在文革中被披露出来。
灾难不仅来自饥荒。兰州会议后，西北局慰问团宁夏分团的报告说：“据1959年、1960年两个夏收期间不完全统计，严重违法乱纪干部817名，受害群众2500人，其中致死69人，致残25人，重伤64人。”
在甘肃“大跃进”时期，定西地区的通渭县是饥荒最严重地区之一，但长久以来不为人知。当时的县委书记席道隆因“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工作积极”，为省委所欣赏，曾出席1958年5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回来后他很快在全县办起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农村管理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在全县开展“共产主义大辩论”，大刮共产风，有不同意见就“拔白旗”，批判斗争了万余人。由于大量劳力调离农业生产，粮食产量逐年减少。高指标带来高征购，农民口粮逐年减少，开始有饿死人现象出现，到了1959年就更加严重。此时正逢全国开展“反右倾”，县内千余名生产队干部遭到批判。10月18日，较为实事求是的县长田步霄等被打为“反党反社会主义集团”，田于10月29日自杀身亡。但县委仍不承认粮食问题，声称是反革命在捣乱，为了完成高征购任务，组成“万人整社团”到处搜刮粮食。为此不但对社员进行批斗，而且采用各种残酷刑罚，批斗后不许回家，编入劳教队备受折磨，打死、逼死多人。
因为通渭大量死人，有人反映到省委。1960年2月8日，省委书记处书记、常务副省长王秉祥率领100多人的省、地委工作组到通渭，还带了一些粮食发放。但是当时正处在“反右倾”时期，他们仍认为通渭是右倾问题，宣称通渭县委是一个现行反革命集团，逮捕了以席道隆为首的17名县委、县政府领导人，说他们是现行反革命分子，号召全县人民和他们作斗争。他们的这种认识和举措自然不能使形势好转，死亡现象越发严重。
导致甘肃饥荒的另一原因是不顾条件，大上水利工程。由于甘肃的定西、会宁等地区干旱少雨、生态恶化，当时有人提出从黄河支流洮河引水的设想。1958年2月由定西地委提出建议和上报，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批准，“引洮上山水利工程”决定上马。这一工程计划从岷县古城村引洮河水至陇东庆阳地区董志塬，通过200多座高山，总渠长1100多公里。由于盲目实行“边设计、边勘探、边施工”的方式，设计不断更改，浪费了大量劳力。然而省委要求两年内完成工程，不断督促进度，开展劳动竞赛，开展反右倾运动。政治上的高压，任务过重，劳动量过大，工时过长，伙食和住宿条件恶劣，医疗保健设施简陋，使民工体力不支，消瘦浮肿，不断发生的伤亡事故，迫使民工大量逃跑。总计逃亡2万多人。这一工程最多动用16万民工，耗资1.5亿元，最终因工程量巨大，引水距离长，中途夭折，于1962年4月正式下马，造成极大人力物力的损失，由于工伤、疾病等原因总共死亡数千人。
1960年12月，毛泽东关于河南信阳事件的批示以后，中央派以监委副书记钱瑛为首的工作组到甘肃检查工作。12月5日西北局举行兰州会议，当场撤了张仲良的职，任命汪锋为省委第一书记。兰州会议后，中央、省、地派来工作组、医疗队，对濒于死亡的人们进行抢救，继而安排群众生活，恢复、组织生产，使情况有所改善。1965年张仲良又被任命为江苏省委书记处书记。一年后文革爆发，由于刘澜涛被打倒，张仲良的个别老部下想为他翻案，找到当时主掌甘肃的兰州军区政委冼恒汉，请他支持张仲良复出。冼恒汉回答说：“我要是为张仲良翻案，我对不起一千多万甘肃人民。”
“许、张反革命集团”
像通渭事件那样的事件在甘肃并不少见，庆阳地区的镇原县是另一例。镇原自然条件不好，适逢1957年大旱。由于连年征过头粮，农民家中余粮无几，宰杀牲畜、乱食代用品，浮肿、中毒、死亡现象不断发生。县长许国和、副县长张万寿以个人名义向省、地领导机关写了报告。1958年上半年省、地委领导多次前来调查，解决了一些实际问题，形势有所好转，生产部分恢复。
但是由于地委仍强调粮食问题是政治问题，1958年7月派遣工作团来镇原，发动群众，大鸣大放，反右倾，拔白旗，进行“政治大革命”和“组织大革命”。工作团首先认为有社会上的反革命分子捣乱，开始打击地、富、反、坏的工作。他们让县里的公、检、法合署办公，打乱了一切法律秩序，随身携带盖好印章的逮捕证，随时填写，随地捕人。先后共捕办了1314人，管制了172人。被捕人员在狱中死亡了337人。
他们又于人代会上以“右倾保守”、“地方主义”等罪名对积极反映实际情况的许国和、张万寿进行了批判斗争，宣布免去其县长、副县长职务，并完全否定了县人委，说成是“反革命中心据点”，发动群众对他们进行批判。到9月，又把他们的问题上纲为“反革命集团”，进行批斗。10月23日张仲良来镇原，听取汇报后立即批准将许、张等人捕办，要求“立即逮捕，一网打尽”。于是连夜从平凉等地调来公检法干部和公安部队。24日全县戒严，分三批逮捕许、张等县社干部169名，捕后审讯160多天。全县受到此案株连1504人、被捕入狱1357人，死于狱中272人。
所以，这一时期的甘肃政治运动，不仅是广大群众的灾难，而且是基层干部的灾难。这些干部一般被冠以“右倾”的罪名，不但被囚禁批斗，而且多锒铛入狱。例子不胜枚举。
1957年开始的整风反右中，甘南州州委书记香巴才仁、副书记王如东被划为右派分子。
1958年继续反右，批判处理了安西县县长、法院院长、检察长三位干部。 1958年９月，将临潭县副县长苏继东、县长马国璋打成“反党集团”，涉及400多干部，苏、马被逮捕。 同年因“组织严重不纯”，将泾川县委第一书记撤职，逮捕1131人。 同年华亭县反“地方主义”，一名副书记、一名副县长被定为“反党集团”首要分子被捕 。同年将武威地区古浪县县长罗儒民、副县长张振村等6名领导干部打为“右派反党集团”，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
1959年反右倾，天水市委书记处书记刘书银、王天一被打为“反党分子” 。武威县委书记郭发永等90多名领导干部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反党分子”。 张掖地区山丹县县委书记处书记兼县长王东坡、副县长黄林兴被打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1961年县委第一书记刘逢皓等5人又被打为“地富反坏集团”，被逮捕判刑。 1960年4至8月，张掖地区地委第一书记安振被批判、撤职。
甘肃党内斗争之所以如此激烈、有这么多干部落马，有人分析，是和当年“西进干部”和本地干部间的矛盾造成的，而“西进干部”在“反地方主义”运动中把本地干部打垮后，其中的激进派和稳健派又发生矛盾斗争，造成冤案。
反叛事件
在这种天怨人怒的环境下，不可能不发生反叛事件。但是当地社会情况复杂，加之宗教、民族因素，反叛事件具有不同的性质和形式。
比较普遍的是抢粮，一般发生在严重缺粮地区。这种事件公开报道不多，较大事件例如：1960年12月20日，在镇原县上肖公社发生“上肖叛乱”，以邢天星、孙和忠等人为首，号召群众“为了吃饱肚子，起来进行斗争”。因其中包含一些家庭出身不好和有历史问题的人，曾提出“共产党压制五类分子，现在五类分子要抬头”口号。12月14日，他们纠结28人，抢劫生产队粮库粮食900多公斤。参加者最多200多人，并拥有枪支。平定叛乱中击毙２人，逮捕43人。事后首犯邢、孙被判处死刑，其余33人被判处有期徒刑。 1960年12月镇原县屯字公社还曾发生名号为“救国起义为民五极军一师”的“反革命叛乱”，领头者率50余人，裹挟群众200余，游行示威，抢劫公社财物。
1959年底，武威地区饥荒已非常严重，老百姓靠吃树叶、野菜为生。1960年1月20日，武威县万余人涌进火车站，哄抢运输物资。以后还发生抢粮、抢物等事件。
1960年，山丹县3所粮库及屠宰场、食品厂被抢 。1961年1月20日张掖市平原堡粮站发生抢粮事件，参加者3000多人，抢粮8.2万斤。
当时的公检法主要对付的就是抢粮，还有饥饿导致宰杀牲畜事件。在张掖地区，“1959-1961年，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治安问题较多。全区公、检、法机关集中力量打击聚众抢粮抢物的首要分子、参加抢劫的地、富、反、坏分子，和以破坏生产为目的的大量宰杀牲畜的犯罪分子，以及严重危害生产和生活的其他刑事犯罪分子。”
另一些事件可能具有政治性。1961年在临夏、甘南等地组织“甘肃民族革命军政公署”，密谋叛乱。1962年５月被破获，三名首犯被判处死刑。 1964年兰州市永登县破获“中华国”反革命组织，涉及200多人。
一些民族地区发生“叛乱”事件。这与这些地区开始进行“民主改革”和批判“宗教特权”、“封建特权”有关，以1958年甘南州“叛乱”最为严重，遍及全州，和青海省的“叛乱”事件同时发生并相呼应。这类事件，事后有几种定性。一种是确定为“叛乱”或“暴乱”，但“平叛”扩大化或严重扩大化。还有一种认定为错案。例如1958年５月，张掖地区天祝藏族自治县一些宗教界人士口出怨言，有的言词激烈，但实际并没有“叛乱”事件发生。当局认为他们在密谋叛乱，采取“先理后法，先发制敌”方针，逮捕1172人，判刑1032人。1962年局部平反，文革后彻底平反。 1958年肃南县“以普鲁毛、阿其堪布为首的反革命阴谋叛乱案”于1962年平反。 1958年在肃北蒙古族自治县也曾定“以尕布增为首的阴谋叛乱案”，最后彻底平反。 从这些案件名称中的“阴谋”一词可以断定，根本没发生任何叛乱或类似事件。
最值得注意的是发生在天水地区武山县的《星火》事件。《星火》是一份油印刊物，仅在1960年1月出了一期。第二期已准备好稿件还没来得及出，就在9月被揭发，定性为“反革命集团案”，43人被捕。其中大学教师1人、研究生1人、大学生12人、干部3人、农民25人。判刑25人，另3位农民管制、两位戴帽处理。这个小集团通过关系联系上苏州的林昭，并在《星火》第一期发表了她的长诗《普罗米修斯受难的一日》。林昭后来之所以遇难，和《星火》事件有很大关系。
这一事件发生在当时的甘肃不是偶然的。天水地区亦是“大跃进”灾难严重的地区之一。1958年4月2日张家川张棉驿发生“反革命叛乱”，被平息。4月7日武山县鸳鸯镇发生“新兴党仁义军”阴谋暴动案被“侦破”。 在1959年的“反右倾”运动中，全县定性处理200多人送往漳县草滩劳改，其中因疾病和饥饿死亡40多人。
白银厂事件
白银厂又名白银有色金属公司，位于甘肃省白银市，是“第一个五年计划”（1954-1958）中156个国家重点建设项目之一，于1962年部分投产，在运行中出现一些问题，但是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这些问题被甘肃省委严重夸大。所揭发的主要问题是：１.利用一些闲置设备到农村换取粮食和副食品；２.一些干部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多吃多占、损公肥私；３.管理制度不完善，效益不佳；４.困难时期精简职工中的问题。
省委向中央汇报后，薄一波在1964年２月25日给中央写的一份请示报告中说：根据现有材料，白银公司“实质上已为资产阶级所篡夺”，“其错误性质是属于敌我矛盾的。必须采取革命手段，改组领导班子，才能保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基本上给该厂问题定了性。３月中央派冶金部副部长高扬文为组长、省委工交部副部长李寿为副组长的联合工作组进驻公司，立即发动群众，开展了反对贪污浪费、投机倒把、铺张浪费、分散主义、官僚主义的“五反”运动，在多数部门夺了权。
1964年5月30日，工作组以甘肃省委、冶金工业部党组名义向中央写的《关于夺回白银有色金属公司领导权的报告》中,将副省长、公司经理、党委书记黄罗斌定为修正主义分子，开除党籍，将党委第一副书记、副经理李子奇定为地主资产阶级在党内代理人，留党察看两年，撤销一切职务，将党委副书记常耀华定为阶级异己分子，开除党籍和厂籍，将党委副书记崔国权定为坏分子，开除党籍和厂籍，后判处有期徒刑12年。还判处了两名处级干部死刑和无期徒刑（未执行）。
这一白银事件轰动全国，成为国有企业“夺权斗争”和城市“五反”运动的典型。它与天津小站、河北桃园的“四清”典型和经验齐名，对文革理论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
白银厂案的另一背景是当事人黄罗斌、李子奇等均为陕北干部。在八届十中全会后，陕北系代表人物习仲勋被打倒，首先拿这些人作为反面典型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文革后的1979年，中央批准甘肃省委为“以黄罗斌为首的地主资产阶级篡夺白银公司领导权”错案彻底平反。当年省委和冶金部党组向中央写的报告中所说的“领导集团生活极端腐化”，列举了一些具体事实，恐非完全虚言。 在哀鸿遍野、饿殍遍地情况下吃鱼翅，如果是一般干部，由于工资有限，吃鱼翅肯定是贪污或受贿。省部级干部享受高级的供给制，吃鱼翅无须贪污，是正常现象，而且其他地区、部门也不罕见。即使是中层干部，也有人给他们送吃的。所以说是个错案，也有道理。
夹边沟及其他劳改农场
现在我们都知道甘肃有个夹边沟，位于酒泉市东北，曾专门收留甘肃省内的右派分子，共计2400多人（一说2800多人）在此劳动教养。他们在“大跃进”以后的大饥荒里，饿死一半多人。西北局兰州会议以后，将所有存活右派予以遣返并进行清理。倘不是作家杨显惠先生首先披露夹边沟右派分子这段苦难的历史，我们至今茫然不知。这样的劳改处所在甘肃曾有多处，发生过类似的、或者是更悲惨的惨剧，至今仍被埋没在历史深处。
在肃北蒙古族自治县的荒漠上曾有个煤矿，称马鬃山新生煤矿，是个关押劳教、劳改犯并强迫劳动的场所。劳教算“人民内部矛盾”，本不应称犯，但实际上和劳改没什么区别。
1958年，一批华东地区的右派被发配到这里。以后，又从江苏送来千余劳改犯，所犯的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如打架、流氓行为、一贯道徒等罪名。1959年，一些甘南“平叛”抓获的藏民也被关押于此，后来被转移他处。1961年，因为缺粮，幸免于难的劳教劳改人员转移到新疆。
从华东来的右派劳教人员多是艺术界人员，其中有讲师、助教、高年级学生，可以都算画家、音乐家、戏剧家。因为是劳教，名义上是人民内部矛盾，起初还比较自由，而且在这僻远的荒漠上无处可逃。但是到了饥荒年代，日子一天比一天难过。很少的粮食定量经层层克扣，右派们饿得骨瘦如柴，或者水肿，不断有人倒毙在戈壁滩上。一天，右派们绝望了，盼着早死，发狂似的哭喊、朝哨兵叫骂，最后集结在院子里，叫哨兵快开枪。矿长经两次请示上级，最后同意开枪。于是几十人都被开枪打死，埋葬于煤矿后的山坡上。
夹边沟、马鬃山式的惨剧在当时的甘肃普遍发生：“据玉门地区劳改部门给玉门市委和省委的报告中说，最近以来，我市劳改、劳教农场疾病、死亡情况非常严重，而且呈上升趋势。1960年11月份以来，饮马农场和蘑菇滩农场共死亡265人，其中，饮马农场劳改犯188人，蘑菇滩农场劳教人员77人。饮马农场在11月21日一天就死亡34人。饮马农场1960年以来共死亡劳改劳教人员395名。大量死亡的原因一是饥饿，二是劳动过于繁重，三是进入冬天没有取暖条件。劳改劳教人员粮食定量少，还有一部分粮食被农场干部食堂克扣下来。”
夹边沟的右派死了一半多，幸存者在世留下记忆。马鬃山的右派，包括这段极其惨痛的历史，一同消失在茫茫旷野的荒坟之中。荒坟原来还有，马鬃山煤矿领导指挥屠杀了几十名右派以后，还给他们每人堆了坟，立了简单的木牌子。多年前还有人在马鬃山不远处的双塔水库附近见过这些荒坟，想如今早已漫漶不存了。
文革开始以后，可能由于贯彻“枫桥经验” 的缘故，全国各地大规模撤销劳改农场。例如张掖地区原有四处劳改农场，即张掖新生机械厂、十二公里农场、高台农场和临泽新华农场，共收押犯人1000多人，1966年全部撤销。文革后的1983年，劳改劳教业务由公安机关转司法部门管辖，1984年3月又成立西洞劳改农场，后改为西洞林场，收押犯人802人，于1987年撤销。
二、兰州大学“李贵子事件”
文革从文教界开始
甘肃省群众性运动开展很早。在1966年5月批判“三家村”时期，甘肃文教界就已经开展了大批判运动。5月中旬，兰州大学、兰州铁道学院等高校即已停课闹革命。“五一六”《通知》传达后，运动进入高潮。从5月16日这一天起，九三学社兰州分社开了14天的会，批判主任委员、甘肃师大教授金少英。金少英是我国著名历史学家，用毕生精力整理国故、校补《大金吊伐录》一书。他的学生在他身后的2001年方能出版的这本书的跋中说：“自金先生董理此书至今，已逮六十余载，中经国家多故，杂乱相寻……”寥寥数语，道出知识阶层的多少辛酸往事!
在甘肃省其他地区也一样。在天水地区，《通知》传达后，立即掀起批判“三家村”运动，以“四清”工作队为主力，在农技站、种子站、畜牧兽医站、气象站、医院和天水一中为重点，揪斗知识分子和科技人员。 在平凉地区的批判“三家村”运动中，截止7月底，在专区机关、事企业单位被揭发批判并确立“黑线”人物173人，其中文教系统确定黑线人物61人，占干部职工总数14.5%，各县集中小学教师进行了整训，在整训期间一批教师被打成“黑帮”，许多有才能的教师受到人身污辱。
1966年5月，《甘肃日报》开始批判根据红军时代正宁县的英雄人物赵铁娃事迹拍摄的故事片《红河激浪》，说这部影片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为彭、高、习翻案”的作品。剧作者受到批判。大字报也点了赵铁娃的名。当时身为公社党委副书记的赵铁娃思想负担很大，于7月5日跳水身亡。
在兰州一中，《通知》传达后，批判会至少每周一次，批判前校长华遵舜、校长牟月秋、图画老师裴元生、体育老师陈文茂等。6月6日，市委工作组进驻后，开始批判学生。
5月25日，甘肃省委在兰州召开了教育、新闻、出版、文化、艺术界“文革备战会”，会后省委第一书记汪锋到兰州大学作报告，标志各校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6月初，汪锋到西安开会，省里的文化革命主要由常务书记裴孟飞、书记处书记马继孔负责。7月15日汪锋返兰州后又于26日赴京参加八届十一中全会。
6月4日，省委副秘书长程萍召集部分兰州高校学生座谈会。省委根据汪锋电话指示，开始向各高校派工作组。工作组进校后，普遍与学生发生矛盾。6月8日，甘肃农大发生工作组镇压学生事件。
6月6日，以民政厅副厅长洛林为团长的省委工作团进驻西北民族学院。6月10日下午发生围斗老教师和职工的事件，称“六十围斗”。此后揭发达到高潮，党政机构瘫痪。一些教授、副教授、讲师被扣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许多教职工被打成“牛鬼蛇神”、“反革命”等，遭到批斗和迫害。
6月21日，在甘肃工业大学声讨校长胡乃耀、侯苏民时，学生与一些工人发生冲突。省委和驻校工作团把这一事件打成“反革命事件”，于24日调动兰州石油化工机器厂、兰州通用机器厂、市建四工地工人及中心实验室、省工业学校等单位共1500余人在校召开声讨大会，威吓工大师生，开始了甘肃工大40余天的白色恐怖。
在甘肃师大未发生与工作组冲突事件。“工作组进校后，操纵学生变本加厉地迫害教师，同时保护校系党的书记和党员干部不受大字报的冲击。一时之间，师大校园里学生揪批教师的狂潮愈演愈烈，几乎所有的教师，特别是年老的教授们统统成了牛鬼蛇神，他们天天被游街示众，带着稀奇古怪的高帽子，胸前挂着大牌子，手里提着脸盆当锣敲打着，还有的被迫穿上长袍马褂或花里胡哨的戏袍，总之极尽侮辱人身蹂躏人格之能事。” 6月下旬到7月中旬，工作组和校党团组织开始联手整学生。但开始整学生以后，6月被横扫的牛鬼蛇神以及几乎所有的老教师并没有因此翻身而继续受到批斗，并被勒令打扫厕所，打扫楼道、马路。
6月24日，省委抛出原《甘肃日报》社长兼总编辑阮迪民和宣传部副部长、文联主席吴坚，把他们打为“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并在报上点名批判。
兰州大学“六七事件”和江隆基之死
在文革初期，兰州甚至整个甘肃，政治的中心舞台在兰州大学。在这里，发生了震惊全国的暴力事件。
兰州大学是我国名牌大学之一。校长江隆基是我国著名教育家，原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副校长，1959年调兰州大学，在教育界和社会上有很高的声望。文革初期，他代表学校党委领导文化大革命，提出“五点意见”，想将运动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其内容是坚持半天学习半天运动、只能文斗不能武斗、座谈会与大字报并重、涉及学生的问题不要搞、目前主要任务是揭露。当时有少数激进学生对校党委的态度不满。历史系一些学生于5月31日贴出《驳“不准质问校领导”之怪论》大字报，还给省委写信，反映校领导有右倾思想，领导文化大革命不力。
实际上，江隆基的命运此时已定。1966年4月杭州会议期间，省委第一书记汪锋就和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商量，确定兰州大学校长江隆基为西北地区文化大革命的批判重点。西北局把江隆基作为重点，和中南局把李达作为批判重点的道理一样——他们知道不抛出类似吴晗这样重量级的人物，文革这关就过不去。江是1927年入党的老党员，曾留学日本明治大学和德国柏林大学，回国后在延安从事教育工作。就是这样一位老革命家、著名教育家，6月17日汪锋从西安打来电话，传达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的话，说“江隆基不是自己人”。
（左图：江隆基1962年在兰州大学第二次科研讨论会上讲话。）
5月24日，汪锋到兰州大学批评了江隆基。5月28日，他在兰大作文化大革命的动员报告，批评江隆基所提出的要区分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是“糊涂观、浆子观”，说文化大革命中不存在什么“左”的问题，而是一直要反对右倾。6月4日，以张韬为组长的七人省委工作组进校。在工作组召开的全校动员大会上，江隆基检查了自己的右倾思想。
这时，一位日后的重量级人物出台了，就是兰州大学历史系五年级的学生李贵子。之所以出现李贵子这样的人物，有人分析，原因在于1964-1965年间，学校执行阶级路线，一些家庭出身好、学业不佳、品性欠缺的学生入学。他们把希望寄托在政治前途上。
1966年5月底，省委在兰州饭店召开文化革命积极分子会议，兰大历史系推荐李贵子参加。李贵子来自农村，正在积极要求入党。6月2日，他和历史系一些学生贴出题为《我校领导的严重右倾保守思想必须立即纠正》的大字报。6月4日到6日，省委副秘书长程萍召集兰州高等学校一些学生到省委座谈，看中了李贵子，将他封为“左派”，并向他“交底”，表明省委对江隆基问题的态度。6日下午，程萍到兰州大学学生宿舍和李贵子谈话，授意“相同观点的同学可以打破系、班的界限，自动联合起来作战，并用滚雪球的办法逐步扩大自己的力量”。当天晚上，李贵子找物理、现代物理、生物等系一些学生开会，成立了“联合战斗小组”，后被称为“李贵子小组”。李贵子不是党员，被选为副组长，但始终由他和省委保持单线联系，后来担任了组长。现代物理系是保密专业，学生都是根红苗正、经严格选拔出来的。依附于工作组的保守派、以后的“红三司”，以及在“清队”中充当打手的，多出自这个系。
1966年6月7日，李贵子小组贴出题为《江隆基公开诋毁毛泽东思想》的大字报，直接点名批判江隆基校长，当即在学校引起强烈震动。许多同学早就对李贵子等人攻击江校长的行为不满，认为他们歪曲事实、颠倒黑白，遂贴出大字报与之辩论。此时大批学生拥到办公楼前进行辩论，并请了江隆基本人出来表态。后来辩论改到大礼堂内，李贵子等受到围攻。工作组正副组长也出来讲话，坚决支持李贵子。副组长李磊说：“你们斗争李贵子不如斗争我！”
此时，已有一些同学开始怀疑工作组的作为。当天晚上，一些同学向中央打电报打电话写信反映情况，还有二百多学生到省委去说理。他们在电报中说：“甘肃省委派来的七人工作组在领导运动中有严重问题，他们不依靠广大的革命师生，却站在少数的别有用心的人一边，造成我校运动的严重混乱。”当然这些电报都没有发出去，底稿很快成为批判他们的证据。
另一方面，李贵子等人当晚在工作队保护下到省委报告，连夜写了《关于我校文化革命运动近两日状况向省委的报告》。省委当即准备反击。工作组长张韬布置要记下写反对工作组和省委大字报的人名。在西安开会的汪锋打电话给省委传达刘澜涛的六点意见：1.兰州大学的工作组加强为工作团；2.叫江隆基来谈话，指出他的“五点意见”是反对毛主席领导的文化大革命的意见。今天江在会上的讲话是支持右派；3.分析明天会出什么事，准备对策；4.给来省委请愿的学生照相，准备秋后算账；5.搞一个文告，“指出江的错误，加强领导，放牛鬼蛇神出笼”；6.若有学生给中央打电话、发电报，要将电话内容记下，将电报底稿留下。
根据刘澜涛、汪锋指示，主持省委工作的书记处书记胡继宗、马继孔等连夜召集会议，做出决定：1.“六七事件”是江隆基煽动右派学生赶走工作组，反对省委的严重反革命事件；2.抽调更强大的工作团进驻兰大，发布“文告”；3.如学生在发布“文告”后不服上街“闹事”，拟调工人对付；4.到军区动员部队，不带武器，劝阻可能上街的学生。
以上各点，除去军区未同意调动部队外，余皆迅速组织实施，争分夺秒，和指挥作战无异，只是要对付的敌人是学生。
6月8日清晨4点起，省委陆续派了150人的庞大工作团进校。团长为甘肃军区第二政委龙炳初，副团长张韬、李磊。他们于8时召开全校师生员工大会，宣布后来称“六八文告”的文件。公告声称：“李贵子等同志批评学校领导严重右倾，及时揭露牛鬼蛇神破坏运动的罪恶活动，都是正确的。”
从此，对“六七事件”中反对过李贵子、反对过工作组、怀疑过省委的师生进行疯狂的迫害。各系各班追查每人在“六七事件”中的表现，大批师生被打为反革命。学校设立“自首台”，各处张贴“通缉”大字报，上面详细描绘了“六七事件”中“牛鬼蛇神”的容貌特征。李贵子等又在6月17日给省委写了一份《就6月2日-6月8日我校文化大革命情况向省委作的报告》。在这两份报告中，他们开列了在“六七事件”中反对他们、反对工作组的同学名单。在工作组支持下，6月8日以后，他们将这些同学打成“反革命急先锋”，在全校进行斗争、辱骂、毒打，无所不用其极。直到1967年1月7日，省委才对“六七事件”彻底平反。
6月17日，李贵子将江隆基从家里揪出来，将这位老人一路拖着跑到操场，逼他跪在层层叠起的桌子椅子上，头戴重十几斤的铁笼子，拳打脚踢，逼他承认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这一天共揪斗了70多人。这些人都被戴高帽子、殴打。大操场上跪满了被揪出来的人。第二天，他们又轰斗了117人。6月22日，省委告诉李贵子，已决定撤销江隆基党内外一切职务。第二天，由李贵子召开斗争大会，对其罚跪、戴高帽子、拳打脚踢、游街。6月25日上午，中共甘肃省委召开万人大会，宣布撤销江隆基的党内外一切职务。当天下午，江隆基自杀身亡。（上图：文革被否定后，江隆基得到彻底平反，1986年9月15日江隆基夫人宋超在江隆基塑像揭幕仪式上讲话。）
“七五事件”和驱逐工作组
李贵子在省委直接支持下，肆意妄为，擅用权力。他的倒行逆施，作恶多端，不但引起被迫害师生的反抗，在中间群众甚至他的积极分子队伍里也产生不同意见。这些意见也影响了工作团内部分成员的立场。6月29日，工作团副团长李磊将化学系四二班三名李贵子的心腹开除出积极分子小组，并责令他们检查。这几个人在这个班上揪出了13名同学，对他们进行了残酷的斗争。工作团的这一措施受到广大同学的欢迎，鼓舞了他们和李贵子斗争的决心。
李贵子毫不退让，他胁迫李磊撤销对这三个人的处分。7月1日，他打电话给省委的程萍，说：“兰大有一股反革命逆流回荡着，叶公好龙式的革命者大有人在。”程萍同意他的看法，支持他“反击”。于是李贵子等贴出大字报，号召反击反革命逆流，并将矛头指向工作团的李磊。7月2日，李贵子再与程萍联系，并于3日起草了给省委的报告。
化四二班被迫害同学毫不屈服，也贴出了大幅标语和一百多张大字报，指出：“李贵子是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李贵子请省委裴孟飞、程萍来校看大字报。省委常务书记裴孟飞看了化四二班的大字报，说：“够了，一看前言就知道是反革命，再不需要什么调查组调查！”根据程萍的指示，他们又“放”了一两天，双方用大字报互相攻击。
7月5日上午，李贵子的嫡系队伍在校园里游行。化学系、生物系一些学生也组织了游行支持化四二班。李贵子要求工作团三位团长到游行队伍前表态。三位团长承认李磊处理化四二班问题是错误的，表示支持李贵子。李贵子嚣张地说：“我们要掀起一个更大的、更猛烈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高潮！”
于是在工作团支持下，进行血腥的镇压。他们把化四二班二十多名同学和全校反对过李贵子大字报的同学共73名全部抓来，拖上操场斗争台，迫使他们下跪，挂上“反革命分子”的纸牌，进行毒打。这场暴行从中午12点半一直持续到下午4点多，被斗的都不是在“七五事件”中反对李贵子和工作组的人，而是中间群众和积极分子队伍里的人。
但是，让李贵子没想到的是，就在这一“七五事件”次日，李贵子小组两名重要成员陆保珍、张明生因与李意见分歧而声明退出这个小组。在这一时期，文革筹委会主任朱选也到北京向中央反映情况。李贵子称他们为“变节分子”，要把他们斗臭、斗垮、斗倒。7月8日，裴孟飞来兰大质问工作团：“人家把矛头指向省委了，你们还不反击？”于是工作团在9日发布文告，给陆、张加上“公然对抗省委，有意制造混乱，破坏文化革命”的罪名，号召和他们斗争。7月13日，李贵子召开全校大会斗争刚从北京回来的朱选和陆保珍、张明生，拳打脚踢，并宣布成立专案组。对支持这三个人的师生同样进行了清洗、搜捕、斗争和迫害。
“七五事件”发生时，李贵子和工作团之间的矛盾已见端倪。由于省委坚定站在李贵子一边，工作团开展了“反右倾”运动。早在6月份，省委听取了李贵子的汇报后，一再指责工作团右倾，“给群众拨了冷水”。于是工作团一次又一次作检讨，反右倾。工作团的每一次反右倾，都伴随着批斗、残害无辜师生的高潮。
“七五事件”后，李贵子给省委汇报说李磊等是反对省委的集团。7月6日开始，在程萍主持下，开始对李磊批判斗争。裴孟飞将李磊定性为“资产阶级代表人物”，7月8日撤销其工作团副团长职务。“七五事件”以后，裴孟飞更进一步明确：“筹委会是第一线，工作团是第二线”，将工作团置于从属地位。
7月29日清晨，裴孟飞到李贵子的宿舍问他对工作团反映如何。李贵子说有右倾情绪。于是裴当时决定当晚开“辩论大会”。会上对李磊进行当面揭发批判。最后裴孟飞讲话，肯定了对工作团的批判，并代表省委宣布撤出兰州大学工作团，由李贵子等“革命左派”领导革命。
李贵子的结局
甘肃文革形势颇为诡异，到7月底为止，省委仍然牢牢控制着局势。撤退工作组一事并未使他们被动。文革开始以来他们一直走在形势的前头，已于29日几乎和北京同时撤出了兰大工作组，而他们豢养的打手李贵子如今又成了反对工作组的英雄，开始输出革命，一路打出校外。
在7月30日召开的声讨阮迪民、吴坚大会上，裴孟飞在报告中强调了汪锋电话传达的“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误会；今后不要再打人，要摆事实，讲道理”，并重复两遍，鼓舞了李贵子的暴力行动更加肆意妄为。
8月1日上午，他派人到兰州大学附中，和他所支持成立的该校“红旗”小组成员一起，殴打反对他们的同学，搜捕工作队员。下午5点开“辩论会”，工作队员被罚站或罚跪。省委组织部长丁乃光来校支持李贵子，并当场宣布撤出工作组，正副组长留下交群众批判。实际上工作队11名队员全部被“武装看管”，遭到残酷迫害。
8月3日，在省委召开大会传达中央指示，宣布撤出各校工作组的同时，李贵子等人在不到20小时里，在校外制造了几起流血事件。清晨三点半左右，李贵子派人到兰州十六中，先封锁校门，再敲学生宿舍，惊醒所有学生，以代表党中央毛主席的名义要求他们在3分钟内赶走工作组。于是这些人和部分本校学生砸坏工作组宿舍的门，将他们拉到操场和一些教师一起共40多人，全部跪下遭受殴打。下午，他又召集兰州大学及附中大批人员到十六中开“辩论会”，对工作组正副组长残酷殴打，从高台子上推下来，逼他们承认反党，一直打到天黑。这天，在该校有12名学生、53名教师、全体13名工作队员被打。
这天下午，李贵子又通过广播台，以筹委会名义要全体革命师生去“声援”铁一中，李贵子去现场指挥。于是在铁一中发生严重冲突。该校有299名学生被打，39多人重伤。省委马继孔赶到现场，宣布支持李贵子，把责任推给该校工作组。
下午7时，几名兰大学生又到铁路机械学校去煽动部分学生轰斗工作组长和校长，并又发生殴打事件，受到省委支持。
8月4日，李贵子又指挥人打了铁三中、邮电学校和五中的师生。4日李贵子等5人应汪锋之召乘飞机到京。5日汪锋接见了他们，表示支持兰大和李贵子。
由于李贵子等人多次冲击铁路中学，引起铁路职工的不满和反抗。8月4日，兰州铁路局兰西分局调度所首先向党中央毛主席发出电报，汇报“八三事件”实情。5日上午兰大附中、市十六中、市五中、铁路机械学校约2000人集中到铁一中愤怒声讨李贵子等人的罪行。
8月5日下午兰大附中学生给李贵子等贴大字报被撕毁，与他们辩论，附近群众也纷纷参与。到晚上9时约有3000余人聚集在兰大门口，发生肢体冲突。省委调动各厂矿800名武装基干民兵来“保卫兰大”，同时还出动大批民警，宣布兰大一带临时戒严，拘留兰大78名学生。
8月6日，裴孟飞在省市两级干部会上作报告为李贵子张目，说：“对兰大的态度是革命反革命的分水岭。”又动员了社会上许多人员敲锣打鼓到兰州大学声援。
8月7日，李贵子一伙又在兰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制造事端，煽动兰大30余人殴打院文革筹委会委员及医护人员。
他们的恶行激起人们普遍的反抗情绪并开始怀疑省委。8月4日，兰大附中学生首先在兰州大学校园内贴出《揭开省、市委的盖子》的大字报。第二天，贴出署名“兰州一中革命师生”的“省、市委的资产阶级黑盖子必须揭开！”的大标语。
8月中旬，从北京来兰州串联的学生增多。在他们影响下，更多学校的学生对兰州局势发表了不同意见。兰州医学院成立了揭发批判省委的“红鹰战斗队”。8月12日“十六条”公布后，兰大“六七事件”后被揪斗的兰大师生和北京来的串联学生一起走上街头，张贴“炮轰甘肃省委”、“揪出八三事件的幕后黑手”、“打倒裴孟飞、马继孔”的大标语。8月17日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西安交大等校学生联名抗议，要求省委应对8月以来的一系列暴力冲突事件负责。李贵子的倒行逆施以及在兰州社会上引起的动乱也逐渐为中央所知。
8月16日汪锋从北京参加八届十一中全会归来后，根据会议精神布置运动转向。19日程萍通知李贵子，说省委准备检讨，给“六七事件”平反。汪锋于20日召集省委紧急常委会议。下午5时，张达志和汪锋接见工人群众代表。汪锋发表谈话，承认省委在文革中犯了严重的方向性错误，但把责任推给裴孟飞、马继孔两人，又否认在京接见李贵子及对李的谈话。李贵子见大势已去，恐遭报复或被灭口，于深夜和几位同伙逃跑。被发觉后，群众组织通缉李贵子的通令贴遍全国各地。
李贵子逃到北京后，在国务院招待所住了一年多。甘肃省革委会成立后回到兰州被拘禁审查。审查结束后被分配到家乡秦安县中学教书。
70天的“白色恐怖”
李贵子在省委支持下，在兰大制造了70天白色恐怖。不计外校被迫害师生，兰大在李贵子专政时期里，全校2577名学生中有658名被斗，2名自杀身死，12名自杀未遂，31名逃跑，1名下落不明。在1157名教职工中，有380名被斗，4名自杀身死，7名自杀未遂，7名逃跑，2名下落不明。兰州大学70天噩梦一般的恐怖以及此后在兰州市带来的动乱给甘肃省以后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产生深远的影响。
这70天的白色恐怖不仅发生在兰州，而且遍及甘肃全省。由于省委一直控制各地局势，没发生任何波折，底层群众和知识分子一直成为迫害对象。
在兰大附中，工作队煽动初、高中学生批斗老师、同学。怀有身孕的杜明丽老师被斗得当即流产。归国华侨、英语老师葛一智见状服毒自杀。大学刚毕业的化学教师朱志刚被公安局逮捕。
在农村，主要受难者是中小学教师。例如在庆阳地区合水县，1966年6月16日县委派工作组进驻合水一中，对广大教职工进行排队分类，并发动师生揭摆问题。工作组宣称合水一中有三条反革命黑线，同时指出还有一些师生或者其亲属历史上参加过国民党、三青团，或者有海外关系，动员广大师生积极揭摆。在工作组的煽动和纵容下，立即在教师中查出两个“反革命集团”和“一条黑线”，许多学生也划归其中。工作组将这些揪出来的师生批判斗争、游街示众。一些教师还长期受到残酷折磨，人身自由完全受到限制。
7月，工作组又把合水二中教师和合水一中毕业班学生集中在合水一中，进一步揭摆学校问题。他们把教师分成四类，其中黑帮分子、右派分子和立场不坚定的动摇分子受到了残酷批斗。8月12日“十六条”发布后，学校批斗活动反倒愈演愈烈，对历史教师骆得渠进行残酷的批斗、捆绑和折磨，并将其送往县监狱，关押了三个月之久，致使其精神失常。在工作组进校后的70天时间里，教学工作全部停止，师生整天参加批斗会，“学校笼罩在一片阴森恐怖、风声鹤唳的气氛当中。”
武威地区的古浪县一中大事记对发生这一时期的事件有简要记载：“6月8日，县委成立‘文革’领导小组，向各学校派出工作组，领导‘文革’运动。7月7日，县委‘文革’工作组增派力量（一中工作组达到14人，其中科级干部4人），开始揪斗校长和部分骨干教师。7月18日各中学教师集中到县城搞运动，县上派出35名干部（其中科级干部10人），各中学调10名‘红卫兵’参加运动，形成了72天的‘白色恐怖’事件，县委书记、教育局长、学校校长和部分骨干教师遭到残酷揪斗和殴打。” 这一记载中所写的“红卫兵”应指学生中的“左派”积极分子，当时地方上的学校里还没有红卫兵，北京一些中学里的红卫兵还没有得到中央公开承认。
在武都地区西和县，7月8日至9月20日，全县所有中小学教师共507人利用暑假集中进行整风，揭发批判反革命“黑帮”、“黑线”人物。在为期74天的整风中，有60人受到了批判斗争，有80人写了检讨，14人罢了官，解雇了一部分不应解雇的代课教师，同时通过揭发深挖，共揪出“黑帮”和“右派分子”26人。整风结束后，将揪出的26名“黑帮”和“右派”集中在县文化馆办“集训班”。直到11月才予以平反。
农村这类“70天白色恐怖”大概从7月持续到9月，比兰州大学延后一个月，当然长短不齐。还有些地区有另一类“白色恐怖”，社会涉及面更广，就是“四清”运动开展较晚地区，“四清”和文革交错进行，受了文革暴行的影响，开展得更为惨烈。例如平凉地区泾川县，1966年4月才开始“四清”，历时7个多月。运动中被批斗干部群众3206人，受处分职工195人，补划地、富成分867户，戴四类分子帽子802人，被迫自杀232人。 又如在敦煌县，1966年10月18日始宣布“四清”结束、文化大革命开始。在历时200天的“四清”运动中，斗争了519人，戴帽49人，逮捕6人，管制3人，受各种处分干部多人。
与铁路系统的冲突
李贵子事件的恶劣影响之一就是触发了甘肃地方当局和铁路系统的矛盾与冲突。其根源是铁路局与地方原有的矛盾，但是许多群众参与其中、推波助澜。究其原因，可能是铁路局职工自成系统，有比较稳定的收入，其中有不少人来自东北，未融入本地群体的缘故。而在这一阶段，群众普遍把乱局的责任归结到李贵子和他背后的省委裴、马身上。
这一冲突开始于铁一中的“八三事件”，再次是发生在兰大门口的冲突事件，裴孟飞等将其说成是3000铁路职工围攻兰大的“八五事件”。8月8日，在裴8月6日报告煽动下，甘肃工业大学师生800余人去兰大声援，又去铁路局门口示威，有些学生被打。8月9日，汪锋指使省委要求中央同意罢免兰州铁路局政委赵滔、局长苏华，11日省委宣布撤销他们的一切职务。同日铁道学院和甘肃师大学生发生冲突。8月10日，在省委的煽动下，兰大、师大、工大、兰大附中、兰州工业学校等七个学校师生及部份农民共约8000余人及广播车、救护车等，大队人马闯入铁道学院游行示威，进入该院大操场召开“声讨、控诉”铁道学院大会，并围攻教学大楼。此后几日煽动数万群众上街游行，到铁路局、铁道医院声讨“赵、苏黑帮”。还有一些人围攻火车站、殴打铁路职工，制造了一系列流血事件。
1966年8月20日在兰州是个重要的日子，李贵子逃跑是个标志性事件。此后一两天内发生的事件使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局势戏剧性逆转。
8月21日，北京串联红卫兵和铁路职工找到裴孟飞、马继孔质问，裴、马公开承认错误。裴孟飞承认“八六报告”是黑报告，犯了机会主义路线和资产阶级路线的错误等。回答问题后，由汪锋率领，高健君、胡继宗等和裴孟飞、马继孔一道观看了赵、苏二人的被破坏的住宅。裴、马并揭掉住宅内的部分大字报。
这天由北京红卫兵主持，在兰大召开控诉裴、马罪行大会。兰州铁路职工3000余人上街游行示威。游行时喊出了“打倒裴孟飞!打倒马继孔!”的口号。兰大、工大、农大师生及部份铁路职工约4000人去铁路局慰问广大铁路职工，并会见赵滔、苏华。以后几天，又有大批兰州群众到铁路局慰问。到8月底，前后共有9万余群众到铁路局慰问。如此多的群众在几天之内被驱使改变面孔，从肆意打砸到亲切慰问，也算是文革中的奇观了。
8月22日上午，又有兰州铁路部门数万职工上街游行，要求打倒裴孟飞、马继孔。下午省委召集群众大会，铁路部门和其他单位四万余人参加。汪锋作了《关于省委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错误的检查》，并宣布撤销省委常务书记裴孟飞、书记处书记马继孔的一切职务，恢复铁路局赵韬、苏华的职务。在检查中，他把错误全推给裴、马。24日在铁道学院举行声讨裴孟飞、马继孔罪行大会，裴、马作了交待。以后他们不断到各单位接受批斗。
在这两天局面之所以发生令人不解的剧烈转折，主要来自上层的幕后操作。在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在北京由薄一波出面，调和铁路系统和甘肃地方的矛盾。他找铁道部长吕正操和刘澜涛、汪锋双方谈判。汪锋保证不再反铁路局，吕正操也告诫其部下“不要得理不让人”，让他们揪出裴、马就行了，不要再反汪锋。他还派铁道部副部长苏杰到兰州进行调解。8月刘澜涛也派曾在铁路部门工作过的西北局干部刘昌汉到兰州做铁路局方面的工作。到了9月29日，吕正操把兰州铁路局赵韬叫到北京，嘱咐他们不要搞得太过分了。
1966年10月9日，中央工作会议开始的时候，吕正操、刘澜涛再次在北京谈判，胡继宗、高健君参加。吕正操布置兰州铁路局不要再上街散发传单，也不要再接待外地红卫兵。刘澜涛也指示地方单位不要再贴铁路局的大字报。
应该说他们这些努力都是善意的，于稳定局势有益，但是于文革的进一步扩展不利，而且中央既要打倒汪锋也要打倒吕正操，所以后来康生把他们的这种串联和安排都称作“政治交易” 。等到这两位领导都打倒了，甘肃地方和铁路系统之间的争斗持续进行，贯彻文革始终。
红卫兵运动和“破四旧”
甘肃地处偏僻，红卫兵运动一开始时主要受外来串联红卫兵的影响。1966年7月，北京西城区红卫兵来张掖串联，将著名的张掖大佛腹部挖开一个洞，取出铜镜、铜壶、佛经等文物30余件。据说他们本来要把大佛炸掉，后来只顾哄抢这些财宝，才使大佛得以保存。
张掖著名工商界人士刘芳，早年曾救助过流落西北的红军战士，抗美援朝时捐助过一架飞机。就是这样一位“爱国人士”，在1966年9月4日被北京房山技校、兰州铁路中学红卫兵和张掖县副食公司一伙人毒打致死，终年84岁。
在陇南的西和县，“学校的红卫兵组织不知从哪儿拣到北京红卫兵西城纠察队署名铅印的一张传单，题目为《无产阶级的阶级路线胜利万岁》，红卫兵对这张传单如获至宝，在各班级学生中反复学习宣传。”从此在当地掀起红卫兵运动。
文革开始以后，名义上的省长邓宝珊一直未被触动。但是1966年11月下旬，北京来的红卫兵闯进了邓宅，对病中的邓老进行批斗还抢劫了他家财物，后来被兰大学生驱回北京。邓宝珊于1968年11月病逝于北京。
到了9月，一些活动由政府主导，开始增添新的内容，或许来自更高领导阶层的指示。例如一些县志记载：1966年9月9日，“对天主教、基督教会的财产清理上缴。” 9月25日起，天水全城开展了大规模搜查“五类分子”家庭财物的活动。 在甘南藏族自治州，藏医药机构竟被当作“四旧”和“封建迷信”而取缔，藏医门诊部被关闭。
从困难时期开始，甘肃省就有将城镇居民下放农村以减轻城镇压力的传统做法，在1966年乘“破四旧”之机又重复这一措施。例如在武都地区成县，9月13日，“因中共江苏东台县委的经验启示，本县动员113户419名城镇居民下乡当社员。” 1966年11月11日，甘南州临潭县将旧城46户、176名城镇居民迁往农村。 所以后来甘肃出了个会宁县“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里吃闲饭”的典型并不奇怪。
就因为甘肃的“破四旧”在很大程度上是官方主导的，所以对文物古迹的破坏不限于“破四旧”时期。例如位于平凉县的著名道教圣地崆峒山，在十年里遭到了三次劫难。第一次是1958年大炼钢铁，为了搜刮铜铁，大批人上山将香炉以及钟、磬等乐器拿去冶炼，甚至将一座万斤大钟毁坏。再次破坏是1958年的“反宗教特权运动”，历时一年。先是对僧道逐个审查，查出有问题的收监劳改，其余的一概令其还俗，只留几名道士在山。几年以后，崆峒山就没了人烟，各道观寺院任凭人们盗取物件甚至拆毁门窗，只剩破败的空庙了。第三次则发生在文革的革委会期间。当时县革委会决定“由政府组织拆除”。结果不到一月时间，数百间庙宇宫观，除了紫霄宫（当时拆庙者住在其内）、凌空塔外，其余一扫而光，荡然无存。连1960年省政府公布立碑的“崆峒大寺”也未能保护住。
“破四旧”给所有罪行发放了通行证，以革命的名义像瘟疫一样传播到各地各阶层。酒泉市仅有的一家新华书店，全部职工仅九人，仅在内部开展的运动中就有二人自杀身亡，一人自杀未遂，书店的书籍，除去毛泽东著作外，全部焚毁。自杀身亡的一位职工留下三个未成年的孩子，只能送往孤儿院收养。
红卫兵运动成果之一是出现了后来很出名的红卫兵组织“长征团”。由于工作组的限制和与学生们的对峙，7月底兰州一中、兰大附中、兰州十四中和兰州女中的学生们开始串联酝酿，要到北京去向中央文革告发工作组的问题。市委得到消息，通知各学校工作组加强管理，各学校校门开始由工作组成员24小时轮流值守，任何情况下学生不得集结出行，铁路方面也得到省委通知，凡有学生外出上访者，一律劝阻回校，并及时向省委报告。
1966年8月26日，这几个学校的200来名学生组成长征队，准备步行上北京告状。他们之中至少90%是兰州军区和省军区的军队干部的子女。其中有兰州军区政委、司令员和省军区司令员以及不少部、委、办负责人的子女。由于省市委的各级干部当时都受到冲击，因此没有一名是地方干部的子女。他们出发不久，走到榆中县，就被兰州军区劝阻送回，并许诺将他们对省委的意见转达中央。他们回来后于9月10日联合成立“兰州市中等学校红卫兵总部”，后又组织了一个“捍卫毛泽东思想红色长征团”。“长征团”以学校为单位，下辖兰州一中、兰州十四中、兰州女中3个分团，后来成为兰州文化大革命中一个具有相当影响的群众组织。 9月12日，他们联合北京串联红卫兵成立“打倒汪锋委员会”。
这是一个“红五类”的造反派组织，在后来的甘肃文革中起了带头作用。它与“清华附中红卫兵”也有所不同，因为皆为军干子女，造地方干部的反也是可以理解的。当然他们也可能出于一种义愤，因为工作组的作为太招人恨了。
此外省委在对待学生问题上，血统论表现并不突出。例如省委文革办公室规定，凡外出串联革命师生不问家庭出身、不问政治面目，一律开给外出串联介绍信。 许多“红五类”子女在此时期也遭了难。例如甘肃工大“六二四事件”，省委调动工人打学生，二系在校学生436人，揪出来的“反革命”73人，其中“红五类”子女54人。
从九三大会到汪锋下台
1966年9月3日，兰州地区的造反派群众组织及外地来兰州红卫兵，在七里河体育场集会，批判会的组织者从对外称为“青年农场”的省委宿舍揪出来省委第一书记汪锋进行批斗。这就是兰州地区文化大革命中著名的“九三大会”。对其定性成为以后两派争执的焦点。
在“九三大会”前后，共青团兰州市委书记萧泽民起来造反，散发揭露汪锋的传单。他组织的团市委“七一战斗队”也是“九三大会”的发起者之一。省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豆述也在此时期揭发了汪锋一些问题。9月6日，兰州市群众10万余人在两个会场同时举行声讨裴孟飞、马继孔罪行大会。省委书记处书记王世泰在会上代表省委作了检查。会后举行游行，并到省委门前表示抗议。
“九三大会”以后，省委日趋被动。但汪锋自1961年主持甘肃工作以来，扭转了前任造成的危局，平反了一些冤假错案，实行了比较人性的政策，恢复和发展了生产，得到许多群众的拥护。9月9日，另一派群众万余人举行批判赵韬、苏华群众大会。在此期间，一些群众和铁路部门仍然不断冲突，并发展到近郊县。9月14日，武威“四清”工作团与铁路工人游行队伍在专署门前发生冲突，酿成武威第一次武斗。 9月16日建工部七局运输公司机关“赤卫队”、建工部七局八公司全体革命职工等122个单位发出“联合呼吁书”，声称“九三大会”是一个非法的大会。在省委主导下，还成立了“兰州市红卫兵总部筹委会”、“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筹委会”、“中等学校红卫兵总部筹委会”等几个学生保守派组织。省委企图以多数之众压倒兰州市的造反学生和职工。武都、庆阳、平凉、皋兰等地拥护省委的传单这几天源源不断运抵兰州，在群众中大量散发。如署名平凉一中的“警惕有人企图炮打我们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的传单，就是一份代表作。
造反派力量持续增长。除去兰州医学院的“红鹰战斗队”、团市委的“七一战斗队”以外，8月31日，外地串联红卫兵宣布成立“外地赴兰红卫兵联合战斗队”，9月7日兰州市成立了跨部门、跨行业的“九三革命总部”。10月8日，兰州地区金属材料公司“烈火”战斗组等六单位联合发出“呼吁书”，倡议成立兰州市“工人联合战斗总部”，简称“工联”。这一工人组织于10月22日正式成立。12月又成立兰州铁路工人组织“火车头兵团”。
10月3日，兰州一中等校的“捍卫毛泽东思想红色长征团”正式成立。6日，他们再次组织几百人步行长征去北京，中途坐了一段火车，于10月27日返回兰州。《人民日报》记者采访“长征团”驻京人员后，于11月4日发表了题为《毛主席的路线胜利万岁!》的有关报道，提高了这一组织的威望。
在这一时期，兰州大学自从李贵子消失后，似乎已失去运动中心的地位。当时在校内成立多支红卫兵组织，其中较大的是“八一八红卫兵”。他们联合组成全校性的“红卫兵联络站”，后组成“红卫兵总部”，但未形成强有力的造反派组织和涌现出权威的领袖人物。
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阶段，在兰大发生的较重要事件是于10月21日成立“江隆基专案调查团”。本来广大师生对打倒江隆基校长就不服，乘此运动机会为其辩护。这个调查团主要干了三件事：一是写出《江隆基问题调查报告》，并与“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等组织联合举办报告会；二是编写了《兰大风云——白色恐怖70天纪实》一文；三是在校内举办了“白色恐怖70天展览”。调查报告指出江隆基问题是在省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下决定的，并驳斥了《甘肃日报》7月11日关于江隆基问题的歪曲报道。
这几件事的社会影响都很大，但是不合中央的胃口。1967年康生仍然说“江隆基在57年反右派当中完全是投降主义”，认为批江是正确的。所以后来说以兰大“总部”为首的“革联”是“保守派”，就是指他们保江隆基。
11月5日中共甘肃省委召开省、地、县三级干部会议，传达10月中央工作会议精神。会后，甘肃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10日中央通知，指令省委第一书记汪锋、书记处书记陈曾固停职反省，由胡继宗代理省委第一书记，增补詹大南、刘昌汉为省委书记处书记。此时传出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曾说过：“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中央有薄一波、何长工，地方有汪锋、李范伍。” 从而宣告了汪锋的垮台。
11月12日，兰州市委发布声明，支持团市委“七一战斗队”的革命行动。“七一战斗队”冲击市委组织部，查抄“黑材料”。此后各保守派组织迅速垮台，省委陷于瘫痪状态。到了1967年初，军队登上文革政治舞台，形势为之一变。
三、从“二五夺权”到革委会的成立
“二五夺权”
1967年初兰州局势相当混乱。1月7日，应“长征团”等10个群众组织要求，兰州市委召开常委会议，成立市委监督站作为过渡机构，负责监督省市委干部“改正错误，深入群众”。
1967年1月15日，“工联”、“长征团”、“九三”、兰医“红鹰”、“七一战斗队”、“赴兰红卫兵联合战斗队”、“红色革命战斗总部”、铁院“中南海公社”、“火车头战斗兵团”、“机动车驾驶员筹委会”、“赴兰造反团”、“西交大文革驻兰联络站”等13个群众组织，开会研究联合发出成立“兰州红色革命造反派联络委员会”的倡议书，并确定由“工联”、“长征团”、“火车头”共同负责筹备。24日开会接纳60余单位为成员，决定由工联王元顺、长征团孙武生和火车头刘有光负责（后来负责人多有变化）。
1月22日，“兰州市红色革命造反派联络委员会”成立，简称“红联”，成为兰州市乃至甘肃省一大派造反派组织。
2月5日，在上海“一月风暴”影响下，“红联”召集誓师大会，宣布夺取省委、省人委、市委、市人委的一切大权。11日“兰州市红色革命造反派联合指挥部”（简称“红联（指）”）成立，发表《第一号通告》，宣布兰州市一切权力归其所有。指挥部常委中群众代表9人、军方代表2人、结合干部4人、农民代表2人（暂缺）。此举称为“二五夺权”。
军队介入后，甘肃省文革由省军区负责。2月1日，“红联”在省军区开常委会时，省军区司令员詹大南、副司令员张忠参加。二人也作为军队代表参加了这个临时政权机构，司令詹大南成为第一把手。
“二五夺权”以后，詹大南想把西北局委员、省委书记处书记王世泰推上去。王世泰是陕北干部，曾担任一野四军军长。红联（指）于2月19日为王世泰举行了“亮相”大会，同时把胡继宗作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进行斗争，并擅自在报上点名批判。而胡继宗原是湖南干部，令其代理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应是毛泽东点的将，所以詹大南此举肯定断送了“二五夺权”的命。
3月22日，根据中央3月11日指示，由省军区第二政委龙炳初、副司令员张介民和原副省长李培福、张国瑞、冯直等，以及“红联”为主的群众组织代表组成“甘肃省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负责组织全省生产和日常工作。
在上述的“红联”和“红联（指）”的成员名单中没有全省最高学府兰州大学任何群众组织的名字。这在各省市夺权中也是很罕见的。当时的兰大红卫兵统一在兰大“总部”之中，也曾于１月19日到公安局去夺权，得不到军区支持而流产。他们本来支持“二五夺权”，但对其发表的宣言不满，对其核心组织高干子女“长征团”尤为反感。4月2日，以兰大“总部”为首，联络一些未纳入“红联”的组织成立“甘肃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联络委员会”，简称“革联”，与“红联”分庭抗礼。其旗下有“工总司”、“农总司”等组织，也包括一些郊区农民，以“红旗革委会”为主的兰州中小学教师及各厂矿和各科研院所的一些科技人员以及机关干部也纳入其中。兰州军区的政治部、文工团的“红总”也坚决支持“革联”。他们是军队内的造反派，和“革联”一样持反张达志、冼恒汉的立场。“革联”多知识分子，冲突时标榜“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斗争性不强。但是他们“工总司”中有一个阿干镇煤矿工人组成的“阿干战团”，最富战斗力。
为什么“革联”得到郊区农民的拥护？因为“红联（指）”打着“以粮为纲”的旗号，贴出布告让菜农改种粮食，同时取消了郊区菜农的商品粮供应。兰州市内黄河边上雁滩的菜地里长起了成片的小麦。
“革联”拥护的干部是副省长王孝慈。他曾在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受到批判，在引洮工程劳动一年，1961年平反。
4月18日，“革联”3000多人冲击《甘肃日报》社，向“红联”夺权。此役双方出动数千人，有几百人受伤，最后“红联”在部队支持下夺回报社。
5月15日，兰州通用机器厂内“红联”、“革联”两派因结合干部问题发生冲突，引起武斗。5月15-31日，“革联”因抗议部队支持“红联”在省军区门前静坐，无结果而终。
“红联”的分裂和“红三司”的成立
另一方面，在“红联”内部，从一开始就矛盾重重。这一矛盾，有人说是“萧铁矛盾”，即萧泽民代表的地方势力和铁路部门之间的矛盾。2月4日，“红联”开除萧泽民，18日开除“七一战斗队”，3月又开除了“红色革命战斗总部”。在这种情况下，分裂是必然的。关键时刻兰州军区出手了。
兰州军区政委冼恒汉（见右图）是红七军出身，曾先后在红二军团、120师、一野作政治工作。他在1966年10月从“四清”岗位回兰州。11月14日，军区开展“四大”。政治部副主任、文革办公室主任张子珍和军区副政委、文革小组组长王庆生贴大字报攻击张达志为“三反分子”、冼恒汉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受到一些人的支持，并夺取了文革领导权。军区领导陷于半瘫痪状态，张、冼遭到批斗。
1967年2月，军委要求部队停止“四大”，开始三支两军。4月4日，中央军委对兰州军区机关“四大”的问题，专门发了个电报指示说：要整顿军区机关，在整顿中，放手发动群众，壮大左派，打击右派……。于是军内造反派“红总”被镇压，张、王等被定为“篡党反军集团”。张子珍于６月19日自杀身亡，王庆生被查出“叛徒”问题，开除党籍、军籍，直到文革后平反。
兰州军区成立了支左办公室，负责领导陕、甘、宁、青各省支左工作。但是冼恒汉的权威有限，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根本不听他的指挥，还把军区司令员刘贤权扣押，并制造了血腥的“二二三事件”，震惊全国。与兰州军区近在咫尺的甘肃省军区也与其意见相左，仍然坚持支持“红联”的“火车头”一派，而且在基层还有人喊出“打倒张达志！打倒冼恒汉！”的口号。两级军区矛盾日益激化。
地方干部胡继宗、裴孟飞、马继孔、李友久也乘此时机于5月10日发表《对目前兰州地区文化大革命形势的看法》，为结合进革委会做准备。
在兰州军区支持下，被“红联”开除或排斥的“七一战斗队”等几个组织酝酿成立新的组织“甘肃红色造反派联合第三司令部”（“红三司”）。5月13日，兰州军区党委给中央军委、全军文革并中央文革的请示报告中说：“当前已形成以‘革联’保守派为一方，以‘火车头’、‘中南海’等革命群众组织为一方，以‘工联’、‘长征团’、‘七一’等革命左派组织为一方的三足鼎立的形势。”认为“红三司”的斗争大方向是完全正确的，“原甘肃省委代理第一书记胡继宗等革命领导干部已公开表态支持‘红三司’，‘红三司’决定结合他们。” 建议“以‘红三司’为核心，通过进一步对‘火车头’、‘中南海’、‘红鹰’等革命群众组织及‘革联’的广大革命群众进行工作，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群众组织，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促进‘三结合’，建立甘肃省革命委员会。”
5月14日，原“红联”重要成员“七一战斗队”、“红色长征团”、“工联”、“赴兰红卫兵联合战斗队”等组织联合举行甘肃省第三个派别 “红三司”成立大会。在未得到中央批复情况下，兰州部队负责人代表兰州军区到会表示祝贺和支持。
“红三司”甫成立，立即与其它两组织发生激烈冲突。面对强敌，“红联”和“革联”有联合行动的趋势。
７月28日到30日，“红三司”和“红联”在兰州长风机器厂发生大规模武斗。属于“红三司”的“五一四红战团”属下有三个兵团：长风机器厂的“红一团”、新兰机器厂的“红二团”和万里仪表厂的“红三团”。因在７月25日双方冲突，发生过打死人事件，26日，“五一四红战团”派“红一团”攻占了“红联”派的“长风司令部”占据的长风机器厂大楼，令其交出“凶手”。“红联”则在铁道学院组织“前线指挥部”，调集上万人马，准备反攻。７月28日凌晨２时，“红联”出动几千人，一方面包围、牵制“红二团”、“红三团”，另一方面派遣主力军进攻“红一团”。双方激战３个多小时，“红联”败退。下午４时，“红联”动员全部力量再次进攻，将“红一团”十几人围困在一座大楼里，放火烧楼，但最终败退撤出。７月30日凌晨４时，“红联”再次集中万余人发动进攻，首先攻万里厂，获得一些进展。双方激战５小时后，“五一四红战团”在其他“红三司”单位援助下，将“红联”队伍击退。此役死亡４人，伤数百人，导致三厂停产15-18天。 这可能是文革中发生在甘肃省的最大一次武斗事件。
7月31日下午4时，兰州一中“革联总部”出动大批人马，闯入对立派“长征团二十五团”占据的兰州二中。他们进冲校园后，马上抢占大楼，随即“二十五团”的武斗人员开始对二中教学大楼实行包围。武斗一直持续到晚上，“革联总部”失利后被迫撤出二中。
８月１日晚，“革联总部”再次进攻，持续到２日下午，结果烧毁二中教学楼。 此役“革联”的“阿干战团”出动，围攻少年宫的“长征团”总部，致死５人，伤60余人。8月3日 阿干镇煤矿两派群众组织在阿干剧场发生武斗。
省革委会的成立
面临这种情况，中央加紧处理甘肃问题。５月中央、中央军委听取了张达志、冼恒汉、詹大南、张忠等人的汇报，提出《关于甘肃问题的几点意见》（或称“四条”），毛泽东也于5月12日批准了“照办”。但当时此件并未正式下达。
《关于甘肃问题的几点意见》的主要内容有4条：1.肯定甘肃省军区在“三支两军”中的成绩；2.指出甘肃省军区负责人以军队代表身份参加“红联指挥部”工作中，有严重错误；3.要求省军区的支左工作要服从兰州军区的领导，重大问题必须请示报告；4.鉴于当前甘肃省成立“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还不成熟，中央决定对甘肃省实行军事管制。
但是詹大南不服，并给中央施加压力，企图改变“四条”。６月中旬“红联”一些人上京告状。未经中央批准，詹大南也同时前往。中央随即令兰州军区人员及胡继宗赴京，召集两级军区人员开会，批评詹大南。从６月12日至７月22日，中央首长多次接见他们，统称座谈会。７月30日毛泽东批准了座谈会纪要，８月１日，康生、关锋、杨成武再次接见他们。
“纪要”的主要内容是：“‘兰州市红色造反派联络委员会’（简称‘红联’），‘二五夺权’大方向是正确的。兰州军区、甘肃省军区支持‘红联’和‘二五夺权’，也是正确的。但是，夺权以后詹大南同志以军方代表的身份，在‘红联指挥部’工作期间，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没有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以汪锋为首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而是把斗争矛头指向革命左派组织，开除了‘七一战斗队’，排斥‘工联’、‘红色长征团’、‘赴兰红卫兵联合战斗队’；压制不同观点的群众组织，又开除了‘红战’；错误地结合了王世泰，打击了胡继宗同志，并在甘肃日报上大肆宣传；轻率地开除了已结合的领导干部。这就造成了‘红联’的分裂，破坏了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批准照办的《关于甘肃问题的几点意见》和对《兰州军区请示表态支持‘红三司’报告》的批示，是解决甘肃问题的指针，必须认真传达学习和坚决贯彻执行。”“ 鉴于‘红三司’成立和胡继宗等同志已站出来，兰州文化大革命的形势越来越好。大家认为甘肃省可不实行军事管制，成立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建议由冼恒汉同志任组长，徐国珍、张忠、胡继宗同志任副组长。”
8月3至5日，有关甘肃问题的三个文件，即《请示表态支持甘肃红色造反派联合第三司令部（简称红三司）事》、《关于甘肃问题的几点意见》和《关于甘肃问题座谈纪要》及中央领导相关批示下达。5日，“红三司”在东方红广场等三个地方开会，“红联”在铁路局门口开会传达。8日“红三司”、兰州军区和甘肃军区组织15万人集会纪念“十六条”发表一周年。萧泽民、胡继宗、冼恒汉在会上发表讲话。
这三个文件的传达和贯彻在甘肃全境引起震动。一些地市的群众组织分化组合，也纷纷成立“红三司”，和原来的群众组织产生冲突。
在兰州大学，1967年5月兰州军区就派驻了军训团。他们支持李贵子那帮人组成的“钢棍子”小组，以他们为基础成立兰大的“红三司”组织。中央三个文件传达后，“红三司”就在兰大掌了权，兰大“总部”解散，但影响力还在，于10月又组织了一个“井冈山”，坚持活动了一段时期。
兰大“总部”和“革联”莫名其妙地成了“保守派”。在7月17日接见中，康生曾经讲，对兰大，兰大江隆基到底批判得怎么样？翻什么案？
“革联”中很多人不服气，仍在继续活动。10月4、5日，“红三司”万人围攻“革联”占领的省博物馆，致使“革联”３人死亡，40余人受伤。 10月20日，“革联”、“红联”举行抗议游行，两支队伍汇合，被“红三司”冲散。以后仍号称三大群众组织联合，但省革委会中“革联”的代表一直空缺。
1967年11月，省革委会筹备小组成立。以后相继成立工代会、农代会、大专院校红代会、中学红代会、党政群干部职工代表会，以及一些基层革委会。1968年1月24日，甘肃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下二图：欢庆甘肃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主任冼恒汉，副主任徐国珍、张忠、胡继宗、邱裕民、萧泽民。
此后，兰州局势平静了一段时期。兰州之所以没有出现重庆、武汉那样的长期内战局面，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由于李贵子事件、地方与铁路系统的矛盾使造反保守两派分野不明显，加之以地域文化背景的特点，未形成坚强的造反派队伍和涌现出权威的群众领袖。另一方面，军方处理局面也比较谨慎。例如在沈阳、济南、天津、成都，造反派对公安局冲击或夺权均引起强烈的反应，而甘肃省军区对“革联”在公安厅夺权予以冷处理，未发展成严重事件，因而基本没发生类似“二月镇反”的大规模镇压事件。 但省内各地在此期间发生过一些小规模的逮捕事件。
各级革委会成立后，甘肃省和其他省区一样掀起“三忠于四无限”、“早祝晚颂”、忠字舞等类内容的造神运动。这种愚昧的行为造成一些人的扭曲心态并产生一些荒谬的事件。当时属于武威地区的永登县的刘学保事件就是一例。就在1967年12月17日永登县革委会成立的那天，进驻连城林场的支左部队副班长、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刘学保砸死因历史问题被管制的林场干部李世白，并自伤后谎称李世白这个阶级敌人要炸桥，与之搏斗而受伤。当时县公安局经过勘查，未发现李世白炸桥的任何凭据，遂上报上级军管会，建议勿作简单结论。但是刘学保所在部队认为这是个值得树立的典型，将其认作“舍身护桥”的“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英勇战士”，评为一等功并大肆宣传。1968年4月24日，《解放军报》头版头条发表长篇通讯《心中唯有红太阳，一切献给毛主席——记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英雄战士刘学保》，于是刘学保成为全国人民的学习榜样，事迹编入小学课本。此案疑点甚多，虽经被害人家属不断申诉，直到文革后真相才被揭露，刘学保因杀人罪被判处无期徒刑。
革委会成立后的清洗
省革委会成立后的平静局势是街面上的。在平静下面涌动着暗流，说明党内斗争无时不在。
首先要算省军区詹大南的账。1967年省军区独立师“四好初评”，有攻击兰州军区领导的事件发生，被定为严重政治事件，并归咎于省军区司令员詹大南和副司令员胡正平，还批判他们在支左中犯的方向路线错误。1968年1月，省军区党委向党中央和兰州军区党委上报题为“以詹大南、胡正平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反党、反毛主席、反兰州军区的罪行的报告”，请求严肃处理。2月12日，兰州军区党委免去詹大南省军区党委书记、胡正平副书记职务（仍为常委），由龙炳初任书记、张忠任副书记。1969年8月，詹大南被免去兼任的甘肃省军区司令员职务。1970年调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
詹大南以区区省军区之力，敢与大军区抗衡，且在中央表态后仍不服。事后给其高调上纲后仍能调任，说明他作为地方实力派，有抗上的本钱。1969年，当过右派的美学家高尔泰调往酒泉参加一个展览的准备工作。他所在的敦煌文物研究所掌权的老左们向兰州军区告状。军区指示酒泉方面不能用这样的反动文人。高尔泰自然很紧张。当地高人指点他，说用不着紧张，没你的事，这是兰州军区和军分区之间的矛盾。高尔泰说，一个小小的军分区怎么能和兰州军区对抗？高人说，这里的关系可复杂了。谁是谁非不重要，看谁有实力。 所以总的来说，还是个丛林社会。
1967年8月14日汪锋在报上被点名批判。“红三司”于8月20日召开10万人大会，批斗汪锋和其他领导干部。此后在全省范围内掀起了批斗“汪锋一小撮”（又称为“汪锋为首的反革命政变第一套班子”）的高潮，对汪锋及与汪锋有正常工作关系的省委、省人委的领导人葛士英、丁乃光等人进行了批判斗争，并株连了一大批干部和家属。1968年成立革委会之后，对“汪锋一小撮”展开进一步批判。
1968年3月，在兰州地区发起了揭批所谓“反革命政变第二套班子”的运动，宣布原省委常务书记裴孟飞为“反革命政变第二套班子”的总头目，将他投入监狱，后送往劳改农场，迫害致死。省委书记高健君被扣上“叛徒”、“特务”、“假党员”、“老走资派”等多顶帽子，含冤去世。
3月24日北京发生“杨余傅事件”。4月8日省革委召开“坚决贯彻毛主席最新指示，反对右倾保守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右倾投降主义，反对右倾翻案妖风”誓师大会。冼恒汉在会上讲：“这场斗争的性质是颠覆和反颠覆、夺权和反夺权的斗争。”要求把矛头始终指向“以汪锋为首的第一套班子和以裴孟飞为首的第二套班子以及他们在各部门、各单位、各专县的代理人”。
4月25日，兰州市革委会开会决定，对划入“二套班子”的周基等7名革委会常委和10 名委员进行批斗。5月以后，省革委连续印出了5批“二套班子”的“反党材料”供批判。各地区各部门掀起批判高潮，受株连干部群众达千人。1972年2月24日，裴孟飞因病去世。
这一事件的背景波及省革委会副主任萧泽民。萧本是被前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提拔到团市委书记位置上的。现在当年主持兰州会议的刘澜涛被打倒，于是在省革委成立以后，萧便积极为张仲良翻案。在他的鼓动下，已被结合进省革委会的裴孟飞也发表否定西北局兰州会议的言论，触动了冼恒汉的底线，于是作为“二套班子”被打倒。萧泽民也被弃置不用，一直赋闲在家。
虽然这也是一个冤案，而且可能牵连一些无辜的干部，但是反对否定西北局兰州会议，反对为执行极左路线、造成人间地狱的张仲良翻案，在当时确实深得人心。就此一点，当今舆论仍对冼恒汉作正面评价。
四、各地、州的运动
文革中，甘肃省未形成全省性的两派组织，也未发生跨地区的大规模武斗事件。因其幅员宽阔，各地情况有很大区别，受周边地区影响也很大。所辖地区，大致可分为以兰州为中心的陇中（兰州、定西、临夏、天水）、陇东（平凉、庆阳）、河西（武威、张掖、酒泉），以及甘南和陇南（即武都）。
定西
定西地区是全国闻名的贫困地区之一，又经历了“大跃进”的磨难，到文革时仍然没有恢复过来。文革后的1980年几名新华社记者到陕北、宁夏和甘肃一些贫困地区采访，虽然此时比文革时期已经改善不少，但极端的贫困景象仍然使采访者触目惊心。这一地区的会宁、通渭可能是全国最贫困的县。通渭县1971-1980年连续10年人均平均口粮在300斤以下。会宁县90%家庭的全部财产不超过40元，每家除去一两口窑、一两张炕、一两口锅、几样最简单的小农具外，几乎一无所有。县城里也一片萧条景象。 在70年代，甘肃省生产建设兵团有一个从定西来的孤儿组成的连队。作家杨显惠访问这些孤儿，写成《定西孤儿院纪事》（花城出版社2007年版）一书，记录了这段惨痛的历史。
就是在这样一个地区，文革进程与兰州近似，当然主要是县城里面发生的事情。当时群众组织分为两派，一派是“定西红色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简称“红联”），另一派是“定西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战斗兵团”（简称“兵团”）。1967年1月25日“红联”夺权，遭到“兵团”的反对。8月成立“定西红色造反派第三司令部”（简称“红三司”），得到军分区支持。白银区（即原来的白银市）的群众组织也分为“红联”、“革联”、“红三司”三派。12月10日，“红三司”和“红联”在定西饭店武斗，死2人，伤数十人。1968年2月28日，定西地区革命委员会成立，军分区司令孙继力任主任。
临夏回族自治州
临夏州在1958年也曾发生过叛乱事件。1967年初，全市形成两个对立造反派组织：“临夏市红色革命联合造反总指挥部”（简称市“红联”，又称“市指”)和“临夏市革命造反团”(简称“总团”)。“总团”在上海“一月风暴”影响下，于1月26日夺了市委、市人委的权。因对夺权立场不同，群众性的派性斗争愈演愈烈。军队介入后，市武装部执行三支两军任务，取代市党政领导。2月24日，成立以市武装部长任主任的由军队、地方干部组成的“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5月12日，“红联”与“中司”(“中等学校司令部”)两派在影剧院因争夺会场发生斗殴，“中司”红卫兵30多人拥入市公安局，在门口静坐绝食，要求逮捕肇事者，持续三天后，经劝导绝食结束。后州市两级又相继分化组合成“红联”、“革联”和“红三司”三大派，派系斗争更为严重，兰州军区宣布支持“红三司”后，三派曾分别上街游行示威，虽未酿成武斗，但各派间对立情绪和派性斗争却有增无减。9月各造反派组织实行大联合。1968年1月8日，成立了三结合的由23人组成的临夏市革命委员会。12日州革委会成立，驻临夏的骑兵第二师师长张桂金任主任。
在临夏州，像国内其他回民居住区域一样，从文革前就鼓励甚至强迫回民养猪。1967年2月7日，自治州广和县三甲集出现“永红农民赤卫队”，反对强迫穆斯林养猪等伤害民族感情的行为。军队介入后，3月2日将“永红农民赤卫队”定为反革命组织，予以取缔。其组织者兰大学生魏孝智等7人被打成反革命分子被逮捕。
天水
1967年1月25日，天水市委、市人委的部分群众组织组成“造反夺权指挥部”，夺取市委、市人委大权。以后按照对“一·二五夺权”态度分为两大派。“红总司”（“天水地区红色造反派总司令部”）支持夺权。“师生革联”受到压制，后来于5月25日向公检法静坐示威。
“红三司”成立后，于1967年9月13日和“红总司”在工人俱乐部附近武斗6小时，使用土炮、手雷、步枪，死亡3人。10月中旬经一夜枪战，“红三司”攻下“红总司”据点二中，“红总司”人员逃往郊区。此后冲突持续不断。12月25日天水造纸厂内发生武斗事件。
10月10日，天水驻军、军分区成立“支左委员会”，15日发表《关于天水问题座谈会纪要》，支持“红三司”，27日发表通告，禁止农民进城参加武斗，使局势有所缓和。1968年2月22日，专区革命委员会成立。3月1-4日，“红三司”对逃往郊区南山的“红总司”人员发起袭击，打死3人。21日驻军、军分区要求各群众组织于10日内上缴全部武器，局势基本平定。
天水地区的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在1967年也发生类似临夏的事件。2月26日，育红中学学生在街头张贴散发关于宗教民族问题的传单，与夺权的“红色造反派司令部”纠察队发生争斗。公安局拘留了两名学生，酿成“二二六事件”。
庆阳
1967年1月28日，庆阳一中“红旗野战军”、庆阳师范“海燕兵团”等群众组织夺了地委和专署的权，后称“一·二八派”。２月10日，持不同意见者成立“红色造反派联合总部”（“红联”），和“夺权指挥部”斗争激烈。３月军队介入后，明确表示支持“一·二八夺权”，并于15日发布《三一五通令》，勒令庆阳地区“红联”总部所属组织解散，在庆阳师范召开群众大会，当场逮捕冯学年、贺建东等“红联”骨干。４月７日成立地区“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由军分区政委程继章主持。９月，原两大组织发生分裂，形成“一·二八总司”和“红三司”两大群众组织。10月11日，两派组织发生局部武斗。11月11日，两大派再次武斗，庆阳一中４名师生被打死。在1968年的３月30日、４月８日再次发生武斗，双方使用了手榴弹、步枪等武器。四次武斗总共死亡14人。
1968年元月，由于认定庆阳军分区支左有错误，兰州军区派省军区独立师以军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名义接管军分区，主持庆阳地区支左工作。各派组织派代表到兰州举办学习班，持续３个月，达成制止武斗、上缴武器、大联合等三项协议。４月26日地区革委会成立，独立师副政委封元笃为主任。
在庆阳地区，正宁县两派冲突较为激烈且贯彻始终，模式也有所不同。1967年3月10日造反派夺权，成立“正宁地区革命造反派联合夺权总部”（“夺总”），受到对立派“正宁地区红色造反派第三司令部”（“红三司”）的反对。23日，县人武部和“夺总”宣布取缔“红三司”。5月后，“红三司”恢复活动，冲击人武部并抢劫枪支。“夺总”也抢劫枪支，双方都建立武斗据点，不断发生冲突。“红三司”受到庆阳“一·二八”和陕西旬邑“东方红”的支持，但一直处于劣势。1968年2月15日，省军区、省革委作出关于正宁问题的批示，局势才逐渐平缓。
平凉
平凉的红卫兵运动主要起源于平凉一中和平凉师范。一中的造反派曾成立“东方红公社”等组织，所以后来称这一派为“东方红派”。平凉师范的造反派称为“井冈山”，其对立派为“延安兵团”。
1966年9月初，平凉师范组织了“红五类”学生，就是后来“延安兵团”的骨干到北京串联，11月回兰州后，和兰州“红色长征团”一起造汪锋的反，12月回平凉，又带头造地委的反。
1966年12月25日平凉一中“东方红公社”、“红卫兵军部”等群众组织在一中烧毁被整的人员第二批“黑材料”。1967年初，各工厂的工人全面介入文化大革命，各厂矿企业纷纷成立群众组织，但此时两派分歧尚不很突出。2月底3月初，平凉地区20多个厂矿企业的40多个群众组织联合起来，共有三四千人，选出代表成立了“地工总”。但不久当权者以学习贵阳棉纺厂经验为名，解散了许多群众组织。“地工总”剩余组织人员赴京告状后，归来决定支持“东方红”派。
1967年5月25-27日，部分学生在地委门口静坐绝食42小时，要求交出整群众的“黑材料”。6月19日，成立“平凉地区红色革命造反派筹备委员会”（简称“红革”）。
1967年初，在庄浪县发生“三一四”事件。3月11日县武装部镇压了一起所谓“反革命事件”，逮捕了5人。3月14日，庄浪县“红色造反派联合总部”（“红联”）在武装部支持下夺了县里的权。另一派“革联”表示反对，要求为被捕的人平反。8月20日，平凉“东方红”组织群众70余人步行到庄浪，支持受迫害群众，24日又组织600余人赴庄浪支持平反，发生武斗，死亡2人，致残1人，重伤18人，轻伤20人。后来庄浪武装部于10月转变立场，给被捕者平反。
7月10日晚，平凉两派在人民广场就文革问题举行辩论，参加与围观者万余人。此后每晚持续进行，直到28日发生武斗方终止。此间又发生冲击公安处事件。
7月22日，“东方红”派正式成立“平凉地区革命造反派东方红联合委员会”（简称“东方红”）。8月2日，城区武斗逐渐升级，至10月7日共发生10次武斗。其中以8月22-31日的武斗最为激烈。8月22日武斗死1人，28日武斗死2人。9月22日“宁夏地区造反派总指挥部”武装人员乘汽车来平凉援助“东方红”，与“红革”发生武斗，投掷炸药包、雷管，双方均有人受伤。
1967年10月，军分区被兰州军区批评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转变立场表示支持“东方红”。10月7日，“东方红联委”组织武斗人员在机枪掩护下使用火焰喷射器，烧毁五工区两层楼房。“红革”组织被打散，平凉城区的大规模的武斗至此结束，但两派组织的“大联合”仍难于实现。1968年1-2月，双方抢劫枪支弹药，准备更大规模武斗，被军分区制止。2月29日，成立平凉地区革命委员会。军分区司令员向汉生任主任，武装部长杨汉英任副主任。5月25日，两派联合后的关键时刻，平凉地县“工代会”，“职代会”又在人民广场召开纪念所谓“五二五”静坐一周年大会，参加会议的群众达3万多人。这无疑是对另一派群众组织的示威，但似乎没发生进一步的迫害行为。
平凉地区在文革时期百姓生活尚很困难。1966年夏季酷旱，外流人口较多。秋季流行痢疾，发病万余人，死亡181人。次年春又流行脑膜炎等症。
武都
武都地区“四清”开展较晚，一般在1966年10月才结束。“四清”结束后，又集中清查、取缔各种变相“单干”现象，收回自留地。1967年1月26日武都地区群众组织夺权，28日形成反夺权派。2月16日军分区表态否定“一·二六夺权”。3月中旬反夺权派成立“大联合、大夺权领导小组”（简称“双大（领）”），夺权派成立“武都革命联合委员会”（简称“革联（委）”）。6月，群众组织经分化组合，兴起“县党政联合兵团”和“东方红兵团”两组织，分属省城两派。8月“红三司”成立，武装部表态支持，与其他派别由冲突发展成武斗。9 月14日发生大型械斗，并在10月后逐步升级，直到1968年2月连续发生武斗事件。1968年3月，兰州军区派驻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局势逐步安定，7月7日成立地区革委会。
在所属礼县、两当、文县、西和等县亦发生较激烈武斗，其中在成县持续最久。成县于1967年8-9月成立“红色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和“红色革命造反派联合总部”两对立派别。1968年1-6月，双方使用枪械武斗，死伤多人。6月，兰州军区赴武都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自武都至成县，传达省革委关于成县问题的意见。8月20日成立县革委会。
甘南藏族自治州
1967年1月25日，甘南群众组织夺权，各部门处于瘫痪状态。2月9日，州府合作地区88个群众组织成立“甘南革命造反派指挥部”，包括三位领导干部在内，接管甘南州委，称“二九夺权”。2月成立“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但局面仍然混乱。3月15日，原州委书记香巴次仁“落井身亡”。5月，玛曲县检察长王治礼被迫害身亡。之后，形成“五二五”、“红三司”、“立新功”三大派系。10-11月，发生三次严重武斗，死亡6人，受伤十余人。1968年2月27日地区革委会成立，原州委代理第一书记烽野任主任。
甘南州最南部的玛曲县处于“黄河第一弯”，夹在四川和青海省之间。这里的藏族部落曾于1958年发生叛乱事件。1966年1月，“四清”运动中开始全面划分阶级。这一运动直到1966年底方结束。1967年局势比较混乱。1968年1月夺权，夺权后群众组织分为两派，发生武斗事件。1968年4月30日组成县革委会，但未对外宣布，到8月22日才开庆祝大会正式宣布成立。这一年秋，四川、青海两省藏族地区的“红成”事件 波及玛曲的齐哈马地区，一名小学女教师被害。
1968年3月5日，玛曲发生“反革命纵火烧船事件”，事后确定为四川阿坝流窜人员所为，但对此案的处理扩大化，搞垮了本地的渔场革委会。此外县革委会还有为右派分子和下台干部翻案、争权夺利等问题发生，省革委因此于1971年将县革委会主任和两位副主任调离。
武威
武威地区文革主要始于武威一中、二中、武威师范学校、甘肃农业大学（位于武威郊区黄羊镇）。1967年1月29日，以一中“突刺兵团”、运输公司“红色工人总团”、汽车修理厂“红卫联合兵团”等为核心，组成“总司”，被称为“突派”。2月7日，以一中“井冈山兵团”为核心成立“二司”，被称为“井派”，其骨干是一些“红五类”子女，与兰州“红色长征团”有联系，且先造地委的反，受到军分区支持。
1967年3月30日，军分区成立三结合的“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此时地委撤销文革办公室，但保留文革接待室。军队介入后支持“井派”，于3月10日拘捕了三名“突派”工人组织负责人。“突派”的“总司”被迫于3月18日解散，但学生组织仍在活动。4月“突派”开始恢复活动，逐渐形成两大派对峙局面。5月26日，“突派”举行批判大会，会后与对立方发生冲突。“突派”学生要求军分区主持公道未果，举行静坐示威抗议，持续46天。
7月，两大派组织开始冲突。至次年5月，共发生武斗20余起，死40多人，伤近百人。所属各县也分为两派。由于军分区始终支持“井派”，暗送武器，又加以兰州“红三司”成立的冲击，“突派”处于劣势，被迫转移城郊。1968年8月初，在省革委、兰州军区调解下，两派始达成协议。在军分区就支左问题作检查后，8月18日成立地区革委会，主任为部队干部鲁治安。 武威地区和武都地区两地革委会是甘肃省最后成立的地州级革委会。
张掖
1966年6月9日，地委派工作组进驻张掖中学、农校、卫校、师范、七一剧团、医院等单位。12月“张掖专区中等学校红卫兵联合司令部”（“中红司”）成立。1967年1月6日，地委机关成立“誓死捍卫毛泽东思想革命造反团”。13日，专区人民银行发起成立“张掖专区革命职工、革命师生联合造反团”。
1967年10月13日，专区“祁连风暴”等61个组织成立“张掖专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第三司令部”（“张三司”）。12月4日，专区群众组织“红工总”、“红总司”和县“红司”等41个组织联合成立“张掖专区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总司令部”（“三红联司”），形成两大派。
11月2日，专区“红总司”占据专署大楼，建立武斗据点。11月19日，山丹县两派武斗，打死1人，伤11人。25日，“三红联司”将专员苗彪抓走，12月3日拷打致死。1968年1月15日两派武斗，死伤各2人。在1967年武斗中，张掖县死亡11人，山丹县死亡6人。
1968年3月初，在驻军督促下，两派上缴武器，但武斗据点未拆除。3月18日，省革委批准成立张掖专区革委会。4月22日，再次发生武斗。军分区召集两派谈判。5月19日，总字159部队50分队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武斗据点消除。
酒泉
1967年3月12日由酒泉地区几十个造反派组织联合成立“酒泉地区三一二无产阶级红色革命造反派”，俗称“三一二”。与之相对立的群众组织是“甘肃省酒泉地区无产阶级红色革命造反派第三司令部”，俗称为“红三司”。1967年夏，双方割据县城，不断冲突。县城的北面和西面是“三一二”的地盘，东面和北面是“红三司”的地盘。
10月17日，“三一二”企图攻占城西北被“红三司”占据的西关汽车站，发起攻击，并在酒泉中学、专署大楼等地展开战斗，最后“三一二”获胜。但是次日“红三司”出动更多兵力占领了市中心的钟鼓楼，控制了周边地区。这是酒泉市第一次重大武斗，以后冲突持续不断。
“红三司”受到军分区支持。但是青海造反派“八一八”派遣了几百人的武斗队伍援助“三一二”。他们甚至于1967年4月在嘉峪关市成立“青海八一八嘉峪关司令部”，参与当地斗争。在酒泉其他地区也频发武斗。玉门市在1967年武斗死亡27人。1967年10月15日，敦煌七里镇石油运输公司两派武斗，打死16人，伤百余人。
1968年3月18日，酒泉专区革委会成立，部队干部吴占祥为主任。
嘉峪关于1965年从酒泉专区划为省辖市，于1968年4月6日成立市革委会，1970年回归酒泉地区，1971年又成为省直辖市。
404厂的文革
位于酒泉地区的404厂，即二机部的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对外称西北矿山机械厂，是我国生产核武器的重要单位，文革期间也卷入动乱之中。这些三线单位自成体系，实际上是个小城市，生活措施齐全，各类人员都有，受造反运动的影响也是必然的，但派别和地方上没有联系。
1966年8月，404厂就出现指向领导的大字报，并开始揪斗一些领导干部，但是生产照常进行。到了1967年初，西安技工学校学生不听劝阻，来此串联，煽动造反，并和当地造反派联合揪斗厂领导，又于2月3日召开了批斗二机部部长刘杰大会。会后，反对批斗的群众成立了“二三战斗兵团”，简称“二三”。随后造反的一方，主要是404厂和设计院的人，成立了“矿区红色造反总部”，简称“矿红”。两派开始激烈争斗，上级决定对矿区进行军管。军管会由警卫团和空军的防空部队组成。他们的立场也有分歧：警卫团支持“二三”，空军支持“矿红”，局势仍很混乱。但主要生产部门的工作照常进行。
武汉“七二○事件”以后，两派冲突加剧。终于在8月23日爆发激烈武斗，“矿红”大获全胜，打死对方8人，打伤多人，随后大肆抓人，整个地区一片混乱。国务院获悉后，严令释放被拘人员、制止武斗，收缴武器，恢复生产。但实际上生产一度陷于瘫痪，大批人员外逃。到1967年10月，局势才恢复平静。
1967年底到1968年，404地区全面夺权。1969年又开展“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一些技术骨干被抓起来审查，技术员班长换成工人，规章制度遭到破坏，严重影响生产秩序，事故频发。
1970年备战，404厂曾有迁走之议，但后来只调出部分人员，本厂仍一直坚持生产。1972年以后，生产秩序才逐渐恢复正常。
五、革委会成立后的政治运动
清理阶级队伍
早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开展之前，1968年1月18日兰州军区支左办公室政法组以“预谋爆炸铁路桥梁”、“反对红色政权”、“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三个文件”等罪名，将涉及5起案件的50个人逮捕入狱判刑，统一编号为“一二○专案”。
5月各县区相继刮起“十二级红色台风”，开始“清理阶级队伍”，揪斗干部、职工和农民，制造冤假错案。在这一运动中，“由于刑讯逼供的结果，造成人员自杀，数量惊人。” 仅兰州地区，截至1968年6月底，就揪出12302人。省委原19名常委中，定为敌我矛盾的就有8人。
在庆阳地区，革委会成立后，即进行“清队”运动。不到两个月，清理出“阶级敌人”9522人，到年底升为19459人。对他们批判斗争、关押判刑。全区373人被迫自杀。革委会认为这个地区民主革命不彻底，要求结合“清队”进行“民主革命补课”，全区一千多户被划为地主富农，一些成员戴上地富帽子。11月，又结合“民主革命补课”进行“金银大扫除”，到处抄家，搜刮白银、银元、金银首饰，以及粮食、现金等财物。1969年对清理对象定性处理，在被揪斗的22689名对象中，定性为敌我矛盾的有8702人。这些案子在1972年初步平反，文革后彻底平反。
在武威地区，从1968年9月开始“清队”，到次年8月基本停止。算上其它时期的运动，文革中共揪斗18728人，占全区人口1.12%。其中属于敌我矛盾的7580人。运动中自杀112人，逃跑9人。
仅定西地区的会宁县，在“清队”运动中，就揪斗4889人，抄家230户，非正常死亡335人，致残30多人。
玉门石油管理局是个1949年以前留下的老企业，在“清队”中认为敌情严重，首先在炼油厂取得突破，把这里说成是特务集团的大本营。在严刑拷打下，一位老工人被迫承认自己是潜伏特务，而且供出一个“特务小组”的100多人的名字。对于已调走的炼油厂党委副书记聂鸿信，竟然连续审讯17个昼夜，动用18种刑具、60多种刑罚，逼迫他交代出3条特务黑线、247个特务。在炼油厂打开缺口后，在各厂全面开花，并波及全国石油系统，直接涉及此案的达424人，其中司局级干部5人、处级干部46人，其余绝大部分是科级干部。这一荒谬绝伦的“案件”造成严重后果，4名处级干部、5名科级干部、8名工人被迫害致死，数百人被毒打摧残。
有些县市在“清队”中重复文革初期对中小学教师的集训式迫害，例如张掖地区山丹县，1968年7月20日集中被批斗的小学教师和医务人员101人，办“学习班”进行批斗，至11月6日结束，大部送往李桥农场劳动，称为“小教100天”。
一些地方重复了“红八月”的一些做法，例如天水地区两当县，在成立革委会后即开始“清队”。他们“采用‘办学习班’和刮‘十二级台风’、捅‘马蜂窝’、打‘土围子’，对被斗者采取罚跪、站高凳、戴高帽、挂黑牌、坐土飞机、涂黑脸等手段，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至1969年10月，全县三级(县、公社、大队)共办‘学习班’2471期、75010人次参加，揪斗干部群众826人，有394人交由专政指挥部关押，并进行抄家。县城内居住的家庭成份为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的被扫地出门，赶往农村。在此期间造成多人自杀或他杀。”
1968年10月30日，兰州市革委会反宗教复辟领导小组作出“反宗教复辟安排”，针对年初以来部分少数民族群众在清真寺进行宗教活动的现象，要求发动群众，对披着宗教外衣的反革命分子作斗争。
城镇居民下放
1968年12月22日，新华社以《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里吃闲饭》为题，报道了甘肃省会宁县从1968年7月中旬到12月中旬，全县688户城镇居民中有199户、995人分配到13个生产队安家落户的消息，并在《人民日报》头版上发表。编者按中引用毛泽东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其中“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里吃闲饭”这句话是在记者采访时，会宁县一位50岁的老大娘说的。
此后，甘肃省和全国其他各地一样，迅速掀起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安家落户的热潮，并动员大批职工家属和城镇居民到农村落户。12月23日，会宁县革委会作出《关于落实毛主席指示，做好知识青年和城镇居民下乡落户的决定》，该县前后共有城镇居民567户、2709人下乡，占原有户数84%。
一些地区继续遣送“黑五类”及其家属和有历史问题的人。从1968年至1969年2月，兰州城关区共有21000多名城镇居民上山下乡，安家落户，其中有被遣送的所谓“十种人”。
甘肃省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政策上有可取之处。对于中学毕业生，还是尽量安排他们在企事业单位中就业。 在1971年，甘肃省革委会发出通知，凡在农村锻炼两年以上，思想表现好的下乡知青，选拔他们招工、招干，或者推荐上学、参军，形成了老知青每年走一批，应届毕业生下一批的格局。 一些下乡青年多在两三年内抽调上来。这使得少数“老三届”（1966-1968年初、高中毕业生），多数“新三届”（1969-1971年初、高中毕业生）免受下乡之苦。
西山川事件
在武威地区古浪县西山川地区，文革期间发生“西山川事件”。该地区文革开始后组成两大派群众组织。其中一派为整垮对立面，向当地驻军诬告对方。驻军派军宣队进驻生产队，将对方社员李宝莲抓来，严刑拷打致死，死前逼迫他在“反共救国军”口供上签字，然后按此供词抓人。在逼死三条人命后，又抓来地主子女李成训，用极其严酷的私刑逼迫他写出“反共救国军”名单，自认为破了惊天大案。古浪三支两军办公室写给上级的报告中说，“该案涉及甘、青、新、内蒙四省区，天祝、古浪、武威、张掖、酒泉、敦煌、玉门等七县。组织机构为一个司令部，下设两个军、四个师、八个团、五个营、九个连。其编制有三个司令、四个参谋长、两个军长、四个师长……仅西山堡大队就有八百余名反共救国军。”并称其有详细的暴动纲领和暴动计划。然后用各种恶毒手段残害大批无辜社员群众。
由于两位社员冒死上访，向中央告状，在中央督促下，地方上才派员制止。武威地区公安处军管会于1968年5月30日批准逮捕了制造假案、用毒刑残害百姓的首恶分子张登甲等10人，批判其罪行。1970年2月11日，判决张登甲等四人死刑，执行枪决，对其他六犯分别判处死缓、无期和有期徒刑。对军宣队有关人员，建议兰州军区严肃处理。
文革以后复审此案，彻底平反，对诬为“反共救国军”的1427名干部群众一律平反、恢复名誉，对死亡的25名人员平反昭雪，对致残的26人予以救济，对外逃的19人设法安置，对错划戴帽的一律推翻。 但至今对此案讳莫如深，为史志所不载。从此案也可知，所谓什么“反共救国军”名号者，很多都是编造出来的。
“一打三反”运动
1970年2月16日，全省开展“一打三反”运动。8月29日，运动从“一打三反”转入“反铺张浪费”阶段。1971年4月16日，省委向中央报告，在“一打三反”运动中，共挖出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35700多人，挖出千元以上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犯9800多人，拘捕16400多人，处决466人。
全省处决人数分布比较平均。庆阳地区处决40人，其中庆阳县处决8人， 镇原县处决8人。 平凉地区处决37人，226人自杀。 张掖地区处决37人。 定西县处决11人 。除兰州市外，全省70余县市，平均每县市大约杀5人。
兰州市在“一打三反”运动中最为突出，拘捕各类人员2293人，63人被判处死刑，14人判处死缓，16人判处无期徒刑，503人判处有期徒刑。
1970年3月22日在兰州市，二十多名死刑犯被执行枪决，照例游街示众。一辆辆架着机枪、响着刺耳警笛声的卡车上，每辆押着四名五花大绑的死刑犯。其中一名年过花甲的老人就是甘肃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张师亮。
张师亮曾留学日本，回国后在多所大学任职。1949年以后一直在甘肃师大历史系任教，并兼民盟师大负责人。在1965年的学术讨论中，他认为不能只讲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遭到批判。文革开始以后，工作组进驻。一天，工作组召开全校大会，抓捕一名中学生。他极为愤怒，当场大骂工作组。工作组根据他的一两句话编造出他要“杀害毛主席”的谎言。6月10日，他被公安厅逮捕关押，整理了他的“罪行材料”并认定他有历史问题。1967年11月7日，兰州军区党委会上，他被判处死刑，1970年3月17日，省革委会复议仍维持原判，3月22日遇难。
此日同时押往刑场的还有《星火》案的主要当事人张春元。他是一位复员军人，在兰州大学历史系读书时被划为右派，在天水北道区马跑泉公社劳动改造中，与兰大、北大一些右派学生经常联系，又接触到农村现实状况，思想进一步深化。1959年5月，他们聚会在马跑泉公社拖拉机站，分析形势后，张春元提出“巩固地位、扩大组织、联系同志”的活动方针，形成通过串连成立组织的意向，并对社会变革作出两种估计：一、自下而上的农民暴动；二、自上而下的宫廷政变。为交流看法、沟通思想，北大毕业的顾雁提出内部必须有经常性刊物，是为《星火》。张春元于1960年7月被捕，1961年8月10日越狱，9月6日再捕归案，押于天水三监，上手铐脚镣；原判无期，1970年3月因“在监内进行第二次反革命活动”（与杜映华递纸条），处决于兰州。
杜映华于1948年毕业于陇西师范学校，在任小学教师时参加了地下党。1949年以后，他先后在岷县地委宣传部、漳县县委组织部工作，参加过剿匪和历次政治运动，后担任漳县县委副书记兼常委，1958年担任武山县县委常委、书记处副书记。在1958年的“大跃进”中，他在农村执行了比较人道的政策，而且对当时的极左政策有所批评，所以在1959年的反右倾运动中被打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开除党籍，下放到天水地区劳动。在基层，他亲身体会到农民的困苦和农村的凋敝，所以在接触到《星火》周围的右派大学生群体后，有了共同语言，并认同他们的刊物中体现的观点是正确的，因而在日后的审查中被认作属于同一个“反革命集团”。1961年3月他刚刚被甄别平反“反右倾”中的问题，调至天水地区任工会主席，但还未到任即被逮捕，并在1962年11月23日被武山县法院判处有期徒刑5年，送交甘肃省第三监狱服刑劳改。1967年服刑期满留场后，他又被以向服刑的“密谋暴动越狱”反革命犯、兰大右派学生张春元传递信件而被枪毙。
正如钱理群所指出的：“怀着类似杜映华这样困惑的共产党干部，当时并不在少数，而且各级都有。但如我们在前面所分析的，当党的既得利益、自己的既得利益和农民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几乎所有共产党各级干部，都选择维护前者。而杜映华却毅然决然地站起来维护农民利益，不惜和已经背离农民的党决裂。这样，他也就坚守了‘农民的儿子’的基本立场，坚守了为劳动人民谋求幸福与解放的原初理想。” 这是真正的“不忘初心”。
极端恐怖气氛笼罩着兰州市。1970年4月28日，在兰州举行另一次死刑判决和执行，并照例游行示众。甘肃省人民医院副院长、外科主任、著名外科专家、主任医师李树华由于给甘肃省皋兰县农民做肺叶切除手术后，病人不治而亡，后被诬陷为阶级报复、故意杀害“红五类”，被判处死刑执行枪决。这一天由于刑车要经过兰州市郊五里铺大桥，甘肃省卫生学校将全体“牛鬼蛇神”排队在桥头边上列队观看接受教育。其中三位回到牛棚后吓得精神错乱，其后陆续失踪，估计已自杀，但只找到了其中一位的尸体。
4月14日，静宁县农技站女干部毛应星被枪杀。毛应星毕业于西南农学院，自愿到艰苦的西北工作，但由于在红专问题上发表了不同意见，于1957年在兰州农校被打为极右分子，发配到夹边沟劳改。1961年夹边沟结束后回到农校，年底分配至静宁县农技站工作。文革中的1968年她因发表反对个人崇拜言论再次被批斗，并重新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但是她仍坚持自己的立场并两次上访被抓回。1969年1月23日以反革命罪被捕，判处5年徒刑。在监狱里她仍不停止写作，留下30多万言的文字。听到林彪选为接班人的消息，她心急如焚，写信并托人打电报给毛主席要求改为周恩来。她的最后一篇文章题目是《为巩固为发展无产阶级专政而战斗》。文革后她被批准为革命烈士，并追认为共产党员。 作为一个为理想而献身的殉道者，她的悲剧恰在于，她正是被她所维护的“无产阶级专政”枪杀的。
再以庆阳地区正宁县为例说明县一级在“一打三反”中处决人员情况。1970年4月30日，正宁县召开宣判大会，宣判“贩卖木梳投机倒把案”主犯张庆义、王厚先死刑，并立即执行。其余案犯分别判处无期和有期徒刑。从案子名称就可以判断强加的什么罪名。这个案子涉及的人员有的逃跑在外，经拘捕后又于9月25日召开另一次宣判大会，宣判首犯刘青云、岳银海和主犯沙继连死刑，立即执行。其余案犯分别判处有期和无期徒刑。
正宁县在这次运动中的另一名受难者叫高智远，原系医生，1965年被动员回家生产后，精神恍惚，经常撰写诗词发泄不满情绪，在“一打三反”运动中被定为“现行反革命”罪，后于1972年1月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一打三反”像文革中每次运动一样，都把取缔集市贸易、收回自留地、压缩农民的生活空间作为标准配置。1970年临夏市革委会组织干部、职工、学生采取“五九”、“六一”（5月9日、6月1日）两次行动，取缔了合作店组，关闭了集市贸易市场，并将个体商贩全部查抄，没收财物。1976年4月25日，又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批“三项指示为纲”中，把农民家庭副业及集市贸易作为资本主义倾向批判和禁止。
1973-1975年，在甘肃省许多地方，主要在农村还进行了“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运动”，类似于文革前的“四清”运动。有些地方这项运动一直持续到1978年。1977年11月2日，甘肃省委发出《关于开展“一批两打”斗争的通知》，内容是狠批“四人帮”，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打击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的斗争，简称“一批两打”运动，有些地方称“双打运动”。
清查“五一六”
省革委会成立以后，政治运动就持续不断。一位下放到肃北县的大学生说：“68年春天，在‘三忠于’‘四无限’‘早请示晚汇报’的高潮中，恐怖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按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既定伟大战略部署全面铺开，一直搞到69年初。69年开‘九大’，过后就是声势浩大的‘一打三反’，抓了不少人，省革委会处决‘反革命分子’的布告隔些日子就贴出一批，文革的恐怖至此达到登峰造极。‘一打三反’还没有宣告结束，就又开始了‘清查五一六’。”
1970年初，甘肃省根据中央指示，“无中生有地进行‘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运动，造成又一批冤假错案。” 1971年4月2日，省委开会决定清查重点在兰州。兰州市到1972年11月，对172名重点审查对象进行了审查，未确定一个“五一六”分子。
庆阳地区是这样清查“五一六”的：先是清查从外地“潜入”的“五一六”分子及重大嫌疑人20人，以及本地“五一六性质”者15名。下一步扩大范围，对革委会不满或稍有怀疑的，都包括在内。6月，全区清查出有“五一六”问题的1681人，其中立案审查120人，都被隔离审查揪斗，有的被迫害致死。原宁县县委书记张精，在文革前期曾被作为“走资派”揪斗，这次又算作“五一六分子”审查。在政治压力和疾病的双重折磨下，于1971年10月15日自缢身亡。
在定西地区会宁县，1971年11月，县委副书记关于清查“五一六”运动的传达报告中是这样说的：“北京外交学院一学生先后来兰7次进行活动，攻击兰州军区，对抗中央关于解决甘肃问题的3个文件。萧泽民和定西党魁勾结，进行活动。我们县上有些人去北京和‘五一六’勾搭，参与了围攻中南海、火烧英代办、火烧西单商场、抢窃物资，给中央施加压力，参与日本式的游行。有的在兰州静坐省军区，扛着大旗和大幅标语。从北京外地分配和搬进来了一些‘五一六’反革命分子。退一步说，即使我们这里没有人参与‘五一六’组织，但是有类似‘五一六’的反革命分子。我县表现形式：有的乘斗当权派之机，为反革命分子鸣冤叫屈；有的打着红旗反红旗，说，人民解放军不如国民党的队伍；还说，谁说武装部的权不能夺。不承认中央关于解决甘肃问题的3个文件，还有些中、初干当黑参，有意制造武斗，破坏征兵，破坏抓革命、促生产，反对大联合，抢县委机要档案，窃听武装部机要电话，密谋策划抢夺武装部的枪支。”
甘肃省“清查五一六”运动也是对造反运动的一次清算，但地方上开始较晚，虽声势浩大，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就逐渐消退，到1973年基本结束。
六、结局
韩先楚问题
虽然甘肃的“一打三反”运动很严酷，农村里运动不断，但究竟没出全局性的大乱子。这与主政者冼恒汉处理事情的态度相对比较温和有关。毛泽东曾称赞他和张达志是“老实人”。
但在文革后期，上层出了点问题。1969年11月，兰州军区司令员张达志调任炮兵司令员，原福州军区副司令员皮定均调任兰州军区司令员。据冼恒汉自己说，在此后一段时期，他与皮定均合作得很融洽。1973年12月，全国八大军区司令对调，皮定均与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对调。韩先楚来兰州以后，与冼恒汉关系搞得很僵。冼恒汉在他的回忆录中指责韩先楚以身体不适应西北地区气候为名，长期在外地看病，工作不踏实。
实际的背景是1974年“批林批孔”期间，中央在3月6日向福州军区、福建省委发了个9号文件，严厉地批评他们。但是几天以后，王洪文来了个电话，代表中央说这个文件不是对着你们的，要集中揭批韩先楚，揭开韩先楚这个盖子。于是福州万炮齐轰韩先楚。 在苏联的威胁尚未完全解除的情况下，对在职的大军区司令异地予以大批判，显然是不适宜的。
此时，韩先楚正在兰州战区巡视，回兰州后，发现周围一切大变。很多待遇没有了，电话还被监听，甚至有人给他贴大字报。当然这也不能全怪别人，因为谁也不知道他有什么问题，还是保持距离好。但在这样的处境下，他很难开展工作，也不可能搞好和冼恒汉这位政委的关系。
1974年8月中央召开各大军区司令、政委会议，主要听取那些“上林彪贼船”人的检讨，韩先楚是其中之一。会议完后，冼恒汉按照中央规定，召集军区常委及各省、区第一书记或组织工作的书记传达。讨论时都说韩检讨不好。会后将会议情况向中央写了一个电报，冼恒汉签发了这个报告。
冼恒汉于1975年9月向党中央、毛泽东、叶剑英、邓小平写信反映韩先楚来兰州后的一些问题，请求中央军委帮助解决。毛泽东看了报告后，委托叶剑英解决。叶给冼恒汉打了电话：“你的报告毛主席已看了，要由军委派人去帮助处理。”1975年12月，中央军委派出以副总参谋长向仲华、总政副主任徐立清为组长的工作组，以检查军委扩大会议精神贯彻落实情况的名义来到兰州军区进行调查，解决问题。他们来以后，进行了大量调查，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但觉得双方认识和分歧太大，一下子很难消除和解决。直到工作组返京，没有进行调解，也没有明确表态，从此不了了之，没了下文，军区内矛盾依旧。但从此为冼恒汉的末路埋下了伏笔。
在那个年代里有些情况至今难以说清。蒙古族干部千比曾任肃北县人武部副政治委员、肃北县革委会常委，1973年提拔为兰州军区副政治委员，分管民兵工作。1976年1月25日，他回原籍探亲途中在53次列车上自杀身亡。
1972年7月，原兰州军区国防工办副主任宋平被任命为省委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1974年7月4日，省委书记、省革委第一副主任胡继宗因病去世。胡继宗是中央选中的干部，本想在甘肃代替汪锋的位置，各方对他的评价也还可以。毛泽东在1970年12月18日与斯诺谈话中提及他是甘肃第二把手。他的去世，对甘肃政局的稳定是个很大的损失。
1976年8月4日至11日，兰州军区党委召开了常委和军区顾问参加的谈心会。会上各领导交换了意见，但基本矛盾仍未解决。
与兰州铁路局矛盾再起
文革后期，甘肃地方与铁路局矛盾重起，在群众组织层次仍是“红三司”和“红联”之间的矛盾，因为和当时的政治运动纠缠在一起，几经反复，形成了难以解决的老大难问题。
1973年7月，兰州铁路局撤销军管。像甘肃其他部门一样，仍是“红三司”人员掌权。1974年11月1日，省委召开常委紧急会议，学习国务院文件，听取兰州铁路局负责人关于铁路运输情况的报告，决定组织革委会驻兰州西站工作组协助工作。
1975年初，邓小平进行全面整顿，决心从铁路部门开始。2月15日到3月18日，国务院召开解决铁路问题的全国工业书记会议。根据会议反映的情况和讨论结果，中央于3月5日下发了《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即9号文件。文件决定全国铁路统归铁道部管理，对派性严重的领导干部和头头，屡教不改的要及时调离。
1975年3月11-12日，甘肃省委召集常委会议，就贯彻全国工业书记会议精神和9号文件进行讨论，研究贯彻措施。决定对有派性的干部必须采取组织措施，并确定宋平、李伯超协助铁路局党委贯彻中央9号文件。
9月10日，以铁道部临时领导小组成员兼政治部主任黎光为首的工作组来到兰州铁路局。10月4-13日，兰铁党委举行五届九次扩大会议，号召铁路职工加强团结、克服派性。会后，铁道部临时领导小组决定调整兰铁领导班子，并对有关部门的一些干部也进行了调整。
1975年12月，社会上开始“反击右倾翻案风”。于是将1975年的铁路局整顿说成是“刮右倾翻案风”。前段时间被整下去的那批“红三司”的人自然又闹起来了。1976年1月5日，兰州铁路局张恒云等200多人揪斗了工作组组长黎光，省委放任不管。当时冼恒汉在北京。王震打电话叫他管一管。他说有顾虑没有管。
张恒云是兰州铁路局的火车司机，文革中曾任兰州铁路局党委常委、甘肃省委常委、中共九届、十届中央委员，文革后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开除党籍。另一位九届、十届中央委员、省委常委、来自甘肃农村的年继荣，文革后也受到组织处理。
2月9日，冼恒汉以个人名义向中央提出《关于解决兰州铁路局问题的意见》，说黎光“在整顿兰州铁路局期间，刮起了一股右倾翻案风，借批派性为名，实际上批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了在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中表现好的一些干部和积极分子”。 后来他自己检讨说他说了不该说的话，可能指的就是这个。15日凌晨，王洪文等接见了甘肃、河南两地省委和铁路局负责人，以及铁道部临时领导小组负责人，肯定了冼恒汉的意见。同日甘肃省委在一份文件中否定了1975年对兰州铁路局的整顿。
在官方记载中，仅谈王洪文接见。但是实际上是中央领导人华国锋、陈锡联、纪登奎叫冼恒汉等上北京和铁道部一起解决兰州铁路局问题。会上既没有汇报，也没叫他们谈意见，就明确指出兰州铁路局以整顿为名搞右倾翻案风，黎光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兰铁仍交给甘肃省管。当时还把铁道部核心小组的检查送来。铁路局的领导班子是纪登奎和万里定的，说还是叫赵韬干，又把赵韬叫到北京说服他干这个。
3月12-19日甘肃省委扩大会议认为兰铁“五九会议”在以“批判派性为纲”错误路线指导下，出文化大革命的气，算文化大革命的账，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在短短两个月中，从上到下搞垮了几十个三结合的领导班子，撤换了几百名干部，破坏了安定团结局面和革命生产大好形势。
省志记载，1976年4月21日，“根据中央关于解决兰州铁路局问题的指示精神，经省委讨论，并征得铁道部临时领导小组的同意，决定改组兰州铁路局党委。” 这些记载与冼恒汉的回忆录基本上是一致的。这次“翻烧饼”撤换的干部达1100多名，比上次（近千名）稍多。
到了1976年10月，“四人帮”被逮捕，一派掌权的“安定团结局面”再次被破坏，兰州铁路局问题又突出了。解决方法依旧：换另一派掌权。
冼恒汉下台
1977年4月，中央军委任命肖华来兰州军区任政治委员。肖华来后即指责军区对揭发“四人帮”不重视、有人“捂盖子”，来后不到半月，在4月下旬军区召开的师及军分区主要领导参加的三级干部会上，他和韩先楚即要求大家揭发冼恒汉和“四人帮”的关系，要求每人亮相、表明态度。
1977年6月，中央办公厅通知冼恒汉和韩先楚、肖华、宋平一起去北京“谈一谈”。6月7日、8日和9日连续三个晚上，中央政治局在西山开会，主要围绕兰州铁路局问题批评冼恒汉。参加会议的有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陈锡联、纪登奎、苏振华，以及冼恒汉、韩先楚、肖华与宋平。会议一开始，就宣布免去冼恒汉兰州军区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甘肃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的职务，指责他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另搞一套，使兰州铁路局一度瘫痪，而且清查“四人帮”工作不认真、有阻力。会议决定将冼恒汉调回军委，由军委考虑分配新的工作。甘肃省委由宋平任第一书记、革命委员会主任、省军区第一政委、兰州军区政委，肖华为兰州军区第一政委。
在冼恒汉滞留北京治病期间，甘肃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揭发、批判冼恒汉运动，在报上发表的文章称其为“四人帮”的代理人。此案牵连了一大批军区和省市的领导干部，被称作“冼家班”，有的被拘留审查。
6月17日，省委召开有300万人参加的广播大会，宣布中央决定。8月6日，再次召集广播大会，宣布中央对原省委领导组织处理的决定。
对冼恒汉本人，1982年12月5日总政决定退出现役、按地师级待遇——后来又改为正军级离休。
冼恒汉晚年撰写了回忆录《风雨八十载》，揭示了一些他所经历事件的真相，表明了自己的立场，给这段历史的研究留下了宝贵的资料。就其在西北和甘肃省的政绩，特别是文革这一段来说，应有比较恰当的评价。甘肃这几年，虽然农村贫困现象没很大改变，但刘家峡水库和发电站、酒泉钢厂的成功建设，以及境内一些国防工程的成就是和政治局势的稳定分不开的。和湖北省葛洲坝工程的遭遇相比就可理解这一点。至于追随“四人帮”一节，在“反击右倾翻案风”时期，各省市几乎都是跟风走的。关于铁路局的一些决定，都是中央批准、省委通过的。而接待庄则栋等罪名，都是上不了台面的事。庄则栋本人也不是“四人帮”代理人，何况冼恒汉？所以他觉得冤枉是很自然的。
冼恒汉在其回忆录中也检查了他的镇压军内造反派问题，以及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的一些不当言论，实际上都属于党内斗争范围。至于在“清队”和“一打三反”中的惨痛事实，他丝毫未提到，可能也体会不到。
甘肃省文革是军区主导的，群众组织分为三派。这一点和辽宁相似。但兰州军区不如沈阳强势，存在两级军区之间的矛盾以及地方和铁路局间的矛盾，限制了其作用的发挥，所以事态发展和其他省区有所不同，属于非典型文革过程。
作者感谢余汝信先生在本文撰写过程中给予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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