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红歌和49后一代
极权主义运动,需要同时扇动它的两翼,一是造神,二是愚民。 在长达近一个世纪的中国革命进程中,有一项长期的、系统的社会动员工程,那就是从少年儿童开始,将他们培养成革命事业接班人。早在三十年代的江西中央苏区,就成立了少年儿童的政治组织“共产儿童团”,它的团歌直接搬用了苏联少先队队歌《燃烧吧,营火》,只是把歌词做了中国化处理。 苏联少先队队歌《燃烧吧,营火》:
燃烧吧,营火,蓝色的夜晚, 我们全都是少年先锋队员。 光辉的时代,今天已来到, 我们的口号:“永远准备好!” …… 高高地举起鲜红的旗帜, 我们全都是工农的孩子。 光辉的时代,今天已来到, 我们的口号:“永远准备好!”
江西中央苏区《共产儿童团歌》:
准备好了么?时刻准备着, 我们都是共产儿童团, 将来的主人,必定是我们。 嘀嘀嗒嘀嗒,嘀嘀嗒嘀嗒。 ……
帝国主义者,地主和军阀, 我们的精神使他们害怕, 快团结起来,时刻准备着。 嘀嘀嗒嘀嗒,嘀嘀嗒嘀嗒。
红色的儿童,时刻准备着! 拿起刀枪参加红军, 打倒军阀地主,保卫苏维埃。 嘀嘀嗒嘀嗒,嘀嘀嗒嘀嗒。
1949年中共建政之后,控制了文化艺术——特别是其中群众歌曲的全部社会资源:创作,排练,演出,录制,出版,播出,教材,艺术与政治评价,以及与以上环节相配合的各种职位、待遇与工作平台。唱歌从此纳入国家意识形态的管理体系之中。 延安的红歌实验田,终于可以在一个泱泱大国全面推广了。一时间,失声了多少世纪的神州大地成为一个歌声之国。所有的运动,都有与之相配合的歌曲,土改、镇反、抗美援朝、三反五反、新宪法、新婚姻法、合作社、反胡风、反右派、大跃进、大办钢铁、人民公社、直至消灭苍蝇老鼠打麻雀……而民众们水井边的歌声日渐消弭。 二十世纪的最伟大发明——收音机和广播喇叭,成为这个文盲占大多数的国家最强大的传播工具。这种来自天庭、无远弗届的声音,这种代表着国家意志和最高领袖的声音,让所有的人都感到震慑与臣服。 新政建立六个月之后,1950年4月,政务院新闻总署决定在全国建立广播收音网,这是针对当时全国尤其是农村收音机数量极少、交通不方便等情况采取的重大措施。1956年1月,中共中央颁布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第32条规定:“从1956年开始,按照各地的情况,分别在七年或者十二年内基本上普及农村广播网”,由此,全国掀起了建设农村广播网的高潮。那些世世代代生活于偏远山乡与世隔绝的人们,从此与一个神秘的外部世界有了联系。许多人后来都回忆起,他们最早的歌曲,都是从喇叭中学会的。他们还相信,这些喇叭会说话,也一定能听到他们在说什么。这个喇叭,不光播放歌曲,还有故事,戏曲,电影录音剪辑,国际国内新闻,报纸摘要,广播体操和天气预报……到得后来,县里,公社,大队,小队的各级领导,也可以在喇叭中向他们发出各种指令,表扬或批评某一件事或每一个人。这是一种不可辩驳也不许对话的单向声音,是一种可以统摄灵魂或进行审判的声音。 一个彻底改造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社会实验开始了。生于1949年前后的一代,可以说是接受这种社会实验最完整最彻底的一代。这也是在十七年后集体进入文革的一代。 1949年10月13日,共和国成立的两周之后,中国少年先锋队的前身中国少年儿童队成立,半年之后,由大文豪郭沫若作词、大音乐家马思聪作曲的《中国少年儿童队队歌》诞生(不久改名为《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
我们新中国的儿童 我们新少年的先锋 团结起来继承着我们的父兄 不怕艰难不怕担子重 为了新中国的建设而奋斗 学习伟大的领袖毛泽东
毛泽东新中国的太阳 开辟了新中国的方向 黑暗势力已从全中国扫荡 红旗招展前途无限量 为了新中国的建设而奋斗 勇敢前进前进跟着共产党
我们要拥护青年团 准备着参加青年团 我们全体要努力学习和锻炼 走向光辉灿烂的明天 为了新中国的建设而奋斗 战斗在民主阵营最前线
这是一首标准的少年红歌,它直接阐释了中国少年先锋队的基本纲领——继承革命传统,崇拜伟大领袖,跟随共产党,学习共青团,为革命事业而奋斗。这个组织的呼号是,辅导员领呼:“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少先队员回答:“时刻准备着!”誓词是: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队旗下宣誓:我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好好学习,好好锻炼,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一切力量! 从这一刻起,亿万青少年连接上了党文化母体。哪怕他四世同堂,哪怕他兄弟姐妹成行,千百年来,所有家族的、社区的、宗教的、师友的文化传承的脐带都被切断。不论他出身在哪一类家庭,长辈对他们说的话都是一样,听党的话,听组织的话,听老师的话,听毛主席的话。即便出身于正统革命家庭的孩子,他们与国家的关系也远比自己的家庭深刻而牢固,因为他们知道,父母可能会犯错误,而国家永远正确的。这也是无数的事实教给他们的。一旦国家和父母发生了冲突,他们会毫不犹豫地站在国家一边。 于是,国家教给他们的歌,置换了母亲的摇篮曲,国家讲给他们听的故事,替代了姥姥的童谣和古老的传说。 五十年代中期,有过一段小阳春,尽管各类运动依然不断,但是许多都在一定范围内进行,整个社会还没有感觉那种凛冽杀气。这段时间的许多歌曲,多是粉红、微红或暗红,也就是说不像上面那首队歌,直接就把政治口号唱出来了。但恰恰是那些粉红微红暗红的歌子,让孩子们记住了一辈子并成为他们的生命回忆,那种种温暖的红色,成为他们精神的底色。这些歌,因为没有过于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生命力也比其他红歌长得多,直到今天,许多还是孩子们音乐教学中的保留曲目。 今年年初,我曾经非常喜爱的(其实,就他的作曲才华,我至今给予很高的评价)作曲家刘炽的女儿来家,我跟她谈起前面提到的《祖国颂》,我说这是一首典型的极权主义音乐作品——那就是创造一个艺术中的“壮丽现实”,引领人们奔赴一个乌托邦世界,而每一个人生活的真实是微不足道的。她说,她父亲也写过一些非政治的好作品,比如《让我们荡起双桨》,我说这就是那种把意识形态隐含在美丽之中的隐红歌曲。长期浸润于极权主义语境之中的人,可能完全没有感觉,比如“红领巾迎着太阳,阳光洒在海面上……”红领巾是一种特定的政治符号,就像纳粹少年团的黑领巾,如果一个犹太人听一首歌:“黑领巾迎着太阳……”会有什么感觉?它当然是足以使人想到纳粹。还有“我问你亲爱的伙伴,谁给我们安排下幸福的生活?”这个问题歌中没有回复,但是答案自在心中,那就是“党和毛主席”,没有别的答案。另外还有一首管桦作词、李群作曲的《快乐的节日》:“小鸟在前面带路,风啊吹向我们,我们像春天一样,来到花园里来到草地上。鲜艳的红领巾,美丽的衣裳,像许多花儿开放!跳啊跳啊跳啊,亲爱的父亲毛泽东,和我们一齐过呀过这快乐的节日。”把一个领袖称为父亲,把一个政党称为母亲,是把政治关系血缘化,在一个有着数千年宗法传统的国家,它暗含着崇敬与服从。这类比喻,也是极权主义歌曲的重要特征。 那一段时期,还出现了一大批少数民族赞美毛主席的歌,其中大部分是汉族作者创作或改编的,这类歌曲很多都没有署名,只写上“西藏民歌”、“新疆民歌”等字样。直到数十年以后,他们的原作者才慢慢被人知晓,也有的则永远是个谜了。领袖希望听到这些“人民”、“各民族人民”编的歌,“把他来歌唱”。 下面是几首当年非常流行的歌。半个多世纪过去,我还能完整地唱出来。 《歌唱毛泽东》(新疆民歌,未查到原作者):我们花园的园丁,是伟大的毛泽东;我们生活的意志,是伟大的毛泽东。关怀我们幸福,是伟大的毛泽东;我们人民的救星,是伟大的毛泽东。哎——,嗨!我们欢呼万岁万岁毛泽东…… 《草原到北京》(内蒙民歌,王肯词,赵云程曲):草原到北京哪呀要走多少天哪,草原到北京呀哈能有多少里呀!跨上红楞楞的枣红马,穿上白生生的羊毛衣。山哪岭呀哈哈哪能挡得住?江啊河呀哈咱要跨过去。心爱的礼物送给亲人,亲人就是毛主席…… 《在那金子的山上》(藏族民歌,作者不详):在那金子的山上,长满了金子样子的鲜花,我们一起上山去采呀!采来献给毛主席。在那银子的山上,长满了银子样的鲜花,我们一起上山去采呀!采来献给毛主席。在哪玉石的山上,长满了玉石样的鲜花,我们一起上山去采呀!采来献给毛主席。 国民党起义将领、民革中央副主席、毛泽东的湖南老乡程潜先生的女儿程瑜,在《我为毛主席唱“在那金子的山上”》一文中曾写道,1956年初,她小学六年级的寒假中,毛泽东请她一家吃饭,“那一天我有一种冲动,有一种特别想为毛主席唱一首歌的愿望,就鼓起勇气对李讷姐姐说:‘李讷姐姐,你去跟毛伯伯说说,我想唱支歌给他听,好吗?’李讷和我姐姐较熟悉,虽然我们是初次见面,倒也挺喜欢我的。当她看到我那认真又迫切的样子时,笑着拉着我的手一同进了客厅。客厅里面靠着一面墙成半圆形地摆放着枣红色的丝绒面沙发,沙发前放着茶几。李讷走到毛主席身边,轻声地对主席说道:‘程瑜想为您唱支歌。’毛主席说:‘好啰!唱给我们大家听嘛!’我走到客厅中间站定,面对大家行了个少先队队礼,然后大大方方地唱起了一首歌颂毛主席的民歌,歌名为《在那金子的山上》……唱完后,大家报以掌声。毛主席笑着向我招手,把我呼到身边,让我从果盘里拿糖吃。记得他对父亲说:‘将来这些伢子长大后,我们就为他们跑龙套。’那时年幼懵懂,不明白毛主席讲的是什么意思,心里在想跑龙套的不就是戏里打旗子的吗?” 还有一首刚发表时歌词作者署名为“藏族民歌”的《金瓶似的小山》(冰河作曲),这首歌直到今天还是歌厅节目单中的保留曲目,很多大牌歌手都唱过:金瓶似的小山,山上虽然没有寺,美丽的风景已够我留恋。明镜似的西海,海中虽然没有龙,碧绿的海水已够我喜欢。北京城里的毛主席,虽然没有见过您,您给我的幸福却永在我身边。 多年来,一些好事者一直在“考古”,那些各种各样少数民族歌曲的词曲作者到底是谁?也有一些当年的词曲作者,在时代宽松之后,出来声称自己是哪首歌的作者,有的甚至打起著作权官司来。2012年,60后作家徐迅雷,找到了《金瓶似的小山》的词作者朱丁的线索,也找到了一段掩埋久远的悲剧。朱丁,1949年毕业于上海华东新闻学院,奔赴青海当了一名记者。五十年代初,在一次采访中,依据一首藏族民歌,改编成这首小诗,从结构看,估计在原有民歌的基础上,加了最后一段,把它用在一个长篇通讯中。1955年,朱丁在反胡风运动中罹难,发配到海北劳改农场“劳动教养”,那是一个青海的夹边沟。两年后,他在电台工作的妻子也被打成右派,开除公职,带着三个年幼的孩子,到劳改营来和朱丁团聚了,紧接着就是一场旷世大饥荒……以如此的忠贞写下一首深情的歌,千万人唱着这首歌去表达对一个人的深情,而作者却成了这个人的敌人。 朱丁一家老小在高寒的大西北过着非人的流囚生活,直到二十多年后,朱丁回到他当年工作的报社,没人知道他是谁。数年后,死于一次外出旅途中。 从延安开始,这一类黑色悲剧绵延不绝,到了文革,半数以上写过红歌的人都成为黑帮、黑线人物或别的什么坏人。连国歌的词作者田汉都未能幸免。
上面这类代言式的创作方式,到了文革已蔚然成风,一大批汉族作者,为全国五十几个少数民族写了千百首向领袖与国家表忠心、叙衷肠的歌,一些闻所未闻的民族——如锡伯族(《世世代代铭记毛主席的恩情》,佘土肯原词,祝恒谦编曲)、佤族(《阿佤人民唱新歌》,杨正仁词曲)、柯尔克孜族(《柯尔克孜人民歌唱毛主席》,石夫词曲)……因此让人们得以知晓。 汉民族作者替少数民族代言,除了政治上的需要,还有一个隐秘的原因是他们打死也不说的——那就是为了旋律之美。延座以来,极左的音乐观,给音乐创作设置了种种障碍,就像前面那位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乐团团长姚牧所说,连七声音阶都成为禁忌。这使得现代音乐语汇本来就非常贫乏的汉族音乐,不得不重返古老的五声音阶,在“宫商角徵羽”这个小小螺蛳壳里做道场。《东方红》、《志愿军战歌》、《学习雷锋好榜样》都是这类一个八度五个音的经典红歌,简单粗鄙,千曲一面。而少数民族歌曲,可以借用他们的民族旋律,扩展音乐的自由度,借口他们的民族风情,夹带一点爱情表达。49之后,极其稀少的爱情歌曲,几乎都是借由少数民族之口唱出来的——《敖包相会》、《婚誓》、《蝴蝶泉边》、《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我印象中,汉民族仅有的一首遮遮掩掩的《九九艳阳天》,在流传后不久即遭批判,作曲家高如星为此受尽磨难含恨而死。 海峡对岸“水深火热”中的台湾同胞,我们这边也有替他们代言的歌。五十年代中期,一首署名为“台湾民歌”的《我爱我的台湾岛》开始流行:“我爱我的台湾呵!台湾是我家乡,过去的日子不自由,如今更苦愁。我们要回到祖国的怀抱!兄弟们啊!姐妹们!不能再等待。”今年春末,与台湾作家杨渡先生说起这首歌,并唱给他听。杨渡先生说,这是台湾民众很熟悉的一首爱情歌曲啊,说着就唱了起来:“我爱我的妹妹啊……”杨渡先生返台后,给我发来一篇关于这首歌渊源考证的论文,这首歌的祖辈叫《苹果之歌》,是日本的一首流行歌曲,后由在日本学习音乐的台湾青年许石填词编曲,歌名为《南都之夜》,就是杨渡先生唱的“我爱我的妹妹啊……”,后来又有易文填词的《台湾小调》:
我爱台湾同胞呀,唱个台湾调。 海岸线长山又高,处处港口都险要。 四通八达有公路,南北是铁道。 太平洋上最前哨,台湾成宝岛。 四季丰收蓬莱岛,农村多欢笑。 白糖茶叶买卖好,家家户户吃得饱。 凤梨西瓜和香蕉,特产数不了……
所以这首歌,不论词曲,与台湾民歌、高山族民歌都没关系。 大陆版的《我爱我的台湾岛》,于1947年福建石狮爱群小学的左翼音乐教师潘玉仁填词,以抗议台湾二二八事件:“我爱我的台湾呵,台湾是咱家乡,日本时真不会自由,现今加苦愁。看见狗(指日本人)去肥猪(指国民党接收大员)来,目屎(眼泪)在腹内。咱同胞要怎样,何时来报仇?”1954年,潘玉仁将此歌投稿《厦门日报》,发表出来时,歌词有所改动,作者变为另一个人:杨杨。再往后,杨杨的署名也不见了,变成“台湾民歌”或“高山族民歌”了。1957年,潘玉仁因历史问题打成右派被捕入狱,出狱后一直过着困窘的生活。 今天,这首歌还在大陆流传,成为学校的音乐教材和歌唱家们的经典曲目,但没有几个人知道这首歌的作者及其命运。 六十年代,支援世界革命了,又出现了一批为其他国家代言的歌曲,如《哈瓦那的孩子》、《我是一个黑孩子》、《黑孩子赛琳娜》等。
六、文革之火,何以燎原?
1957年反右之后,出现大量政治宣传、阶级教育和革命理想教育的歌,如《三面红旗万万岁》、《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此歌后来被定为新的《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因原《队歌》曲作者马思聪文革中“叛逃”,原《队歌》被禁),一直到今天,还是少年们必唱的歌: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沿着革命先辈的光荣路程, 爱祖国,爱人民, 鲜艳的红领巾飘扬在前胸。 不怕困难,不怕敌人, 顽强学习,坚决斗争, 向着胜利,勇敢前进,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沿着革命先辈的光荣路程, 爱祖国,爱人民, 少先队员是我们骄傲的名称。 时刻准备,建立功勋, 要把敌人,消灭干净, 为了理想,勇敢前进,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49后一代,一路唱着这一类歌渐渐地长大,培养着对于领袖的忠诚,也积累着对敌人的仇恨——这其中包括那些给他们写过歌的人们,只要领袖认为他们是敌人。 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突然高调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进入少年时期的49后一代,迎来了红歌的第二阶段,歌曲的硝烟气息越来越浓烈,领袖崇拜越来越极端。 1963年,毛泽东发出号召:“向雷锋同志学习”,向一个意外事故中死去的普通士兵学习什么?林彪给雷锋的题词给予了回答:“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紧接着,中共主要领导人都迅即参与到题词热潮中——周恩来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朱德题词:“学习雷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刘少奇题词:“学习雷锋同志平凡而伟大的共产主义精神”。邓小平题词:“谁愿当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就应该向雷锋同志的品德和风格学习。”陈云题词:“雷锋同志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大家向他学习。”……全国作家诗人艺术家以最快的速度,献上了数以万计的诗词歌赋绘画雕塑,连我这个刚上初中的十四岁孩子,都参加了校文工团歌唱雷锋的演出,并为一支歌写了幕前朗诵诗。 以举国之力,以雷霆万钧之势,全国城乡掀起了学雷锋的高潮。五十年代那种多少还有点诗意有点温情的淡红、微红、隐红歌曲退场。大红歌曲豪迈登台,这类歌曲,歌词刚硬浅白,直接使用政治概念或毛泽东的话语,摈弃一切文学性修辞。旋律简单粗放,大多使用中国传统的五声音阶,音域一个八度,军歌节奏。歌曲重返延座讲话的美学精神。 下面是学雷锋运动绵延数十年来,至今还在传唱的一首经典歌曲。 《学习雷锋好榜样》(洪源词,生茂曲)
学习雷锋好榜样 忠于革命忠于党 爱憎分明不忘本 立场坚定斗志强
学习雷锋好榜样 艰苦朴素永不忘 愿做革命的螺丝钉 集体主义思想放光芒
学习雷锋好榜样 毛主席的教导记心上 全心全意为人民 共产主义品德多高尚
学习雷锋好榜样 毛泽东思想来武装 保卫祖国握紧枪 继续革命当闯将
崇拜领袖,纯洁精神,提振斗争勇气,争当革命闯将——这一场声势浩大、关涉每一个人道德境界和政治立场的运动,可以看成是文革的情感预热。 从1962年起,渐渐走出阴郁消沉的三年大饥荒后,中国迅速进入一种紧张激越波诡云谲的戏剧情景之中。1963年大规模的城乡“四清”运动开始,同年,与苏联公开决裂,1964年开展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运动,举世闻名的红宝书《毛主席语录》出版,伟大领袖发出令文艺界心惊肉跳的最高指示:“文艺界各协会和它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15年来,基本上不执行党的政策……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1965年,卷入越战……歌声愈红,硝烟愈浓,中国进入了一个被帝修反包围,也被各种各样内部敌人颠覆的危亡境地。对于刚刚跨入青春期的49后一代,一个渴望多年的时代就要到来了。就像那首激荡起多少青春热血的歌《一代一代往下传》(劫夫作词作曲)所唱:
像那大江的流水一浪一浪向前进 像那高空的长风一阵一阵吹不断 我们高举革命的火把 一代一代一代一代往下传 革命前辈挥血汗 创立了人民的好江山 我们继往开来 建设这幸福的乐园 为了祖国,为了革命 赴汤蹈火不怕难 走向斗争,走向劳动 冒雨迎风直向前 永远忠于共产党 永远忠于毛泽东 世世代代决不改变、决不改变……
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共产党宣言》中最经典的一句话“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成为大陆一首歌的歌名。这首豪情万丈气吞山河的歌,让年轻一代有了一种世界眼光全球胸怀,一个摧毁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时刻就要到来。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光未然词,瞿希贤曲):
山连着山,海连着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海靠着山,山靠着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红日出山临大海,照亮了人民解放的新时代。 看旧世界正在土崩瓦解,穷苦人出头之日已经到来,已经到来。 帝国主义反动派妖魔鬼怪,怎抵挡革命怒潮排山倒海, 哪怕它纸老虎张牙舞爪,戳穿它,敲碎它,把它消灭,把它消灭! ……
这首歌的曲作者瞿希贤,是为数不多的受过完整西方音乐教育的作曲家。前面提到的《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也是她的作品。文革中,这位被誉为“第二国际歌”的作者被捕,关押了6年7个月。2005年,北京开她的作品演唱会,她提前告知,不要唱《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她对自己一生的创作,有过很多反思,她说,最近看了一个材料,知道大跃进年代全国饿死几千万人,心里很难过,她曾在甘肃省一个县里体验生活。这个县不具备条件建“红旗渠”那样庞大的水利工程,但为跟上大跃进的步伐,硬是上马硬干。县领导请她写一首鼓干劲的歌,瞿写了并在工地上大唱起来。以后得知这个工程不但全部瘫痪,加之自然灾害,粮食无收,更是饿死了许多人。她说:“我写了不止一首为大跃进鼓劲的歌,心中有一种负罪感!” 像这样能够清醒地重新评价自己作品的红歌作者,非常罕见。 1962年后,一大批中外小说、电影、戏剧、歌曲和其他艺术作品陆续被禁被批。没有关于个人情怀的歌,没有自由自在的爱,没有任性随意的生活选择,杜绝了各种独立思考与探索,甚至没有更多可以填饱肚子的食物、没有自己一间独立的小屋或一张独立的床……青春的热情、欲望与梦想,被挤迫到唯一的跑道上——渴望一场大革命暴风雨的到来,让无处绽放的生命飞翔,让满溢的青春力比多释放。“准备着,时刻准备着”的一代人,在等待那一声号角。 文革的爆发,是亿万青少年一直在期待着的,就像一群渴望奔腾的马,被死死地封闭于红色教育的马厩里,没有田野,没有蓝天,也没有异性伙伴,熬炼着它们,憋屈着它们,严酷地训育着它们,突然有一天,栏门大开,号角吹响,让它们疯狂驰骋——在一条叫做文化大革命的大道上。 1966年6月1日,六一儿童节。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那份“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刚刚告别这个节日不久的青少年们,终于听见了那一声号角。他们几乎在同一时间,放下了手中的课本,冲出了教室,从此告别了自己的读书生活。 文革一开始,《少年先锋队队歌》1949版的曲作者、已成为中央音乐学院院长的马思聪,被唱着他的歌长大的红卫兵们折磨得形同鬼魅,头上带着高帽子,身上沾着大字报,手里拿着破脸盆,一边走一边敲……几生几死之后,这位忠心耿耿追随革命的艺术家,终于带着全家冒死渡海潜入香港,最后逃到了他曾诅咒千百遍的美国,成为文革开始后第一桩名人叛逃大案。 这个时刻,唱着红歌长大的一代,自己已经可以写歌了。 载入史册的第一个红卫兵组织——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成员严恒,为自己的组织写了一首《革命造反歌》,这首战歌也从此载入史册。它曾让无数的人热血澎湃,也让无数的人心惊肉跳,歌谱上还标注了这样的演唱提示“威风凛凛、杀气腾腾地”:
拿起笔作刀枪, 集中火力打黑帮, 革命师生齐造反, 文化革命当闯将。
忠于革命忠于党, 刀山火海我敢闯, 革命后代举红旗, 毛泽东思想放光芒。
歌唱毛主席歌唱党, 党是我的亲爹娘, 谁要敢说党不好, 马上叫他见阎王! 杀!杀!杀——嘿!
1966年8月6日,江青在北京天桥剧场听到这首简单、强横,豪迈又粗鄙的歌,赞许之余,说要找作曲家给他们帮帮忙,希望这首歌流传下去。但修改已经来不及了,在没有动用国家宣传机器之前,它已经迅即传遍了全国各地,成为二十世纪最著名战斗之歌与死亡之歌,也成为后来无数影视剧中典型的文革符号。尽管当时红二代中乐思飞扬、出口成章的才子也不乏其人,但是恰恰是这一首歌,历史地成为了他们的圣战之歌,在这样的方式中,他们找到和父辈相通的精神纽带。它的每一个字每一个音符都浸泡在献身的热望与敌人的血海里。 文革之后,很多人控诉十年浩劫文化一片荒漠。这是针对人类正常文化形态而言的,但是极权主义文化有它自己的标准——红旗的海洋,歌声的海洋,红宝书和黄军装的海洋,百万人葵花向阳般笑脸的海洋……毛泽东破天荒地穿上了军装,在天安门城楼上向他的崇拜者挥手致意,并发出“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振奋人心的指示,49后一代,就这样正式登上政治舞台…… 那是一场日日夜夜都在进行的青春的狂欢与血肉的盛宴,从来没有哪个时代,像文革一样让全国数以亿计的人们一同手舞足蹈放声歌唱——语录歌,忠字舞,样板戏……成为每个人的必修功课,地角田头车间军营……神州大地无处不是舞台,除了原有的各级剧团,军队、学校、厂矿、公社纷纷建立专业半专业演出团体,连我当初插队的那个数十户人家的小山村,都有一支这样的文艺宣传队;也从来没有哪个时代,产生过那么多的音乐、舞蹈和美术作品,光是歌颂毛泽东的歌曲,就数以万计。从这样的角度看,十年文革,腥风血雨,加莺歌燕舞。
七、下一支号角何时吹响
喧嚣一时的52红歌会,在争议蜂起之时,突然诡异地消声了,成为了又一个重要事件的“烂尾楼”。数月过去了,马晓力女士呼吁的“迅速严查!一定追究到底!务必给相应责任人以纪律处分,以正视听!”也没见有什么结果。从媒体传出的各种信息看,似乎是几个骗子假冒了国家最高意识形态部门的名义圈钱的一次商演。一个文化活动管制严格、几条微信一段视频都可以监控的国度,一场事先就广为宣传大肆张扬、地点设在最神圣的人民大会堂的政治性极强的大型晚会,难道会失察?况且里面的节目还涉及到在任的最高领导人。事发之后,“骗子”既没有逃匿也没有辩解,只说一切听官方的。真是一个很讲政治的“骗子”。 其实,探究这些内幕并没有多少意义。这台晚会,放在中国的大历史中,是一个太正常不过的政治正确的演出。它和多年以来与此同类的各种晚会一样,没有本质的区别。 作为一场极端社会运动的文革结束了,但是作为文化形态的文革,它其实是一直在照常运行。 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这台与文革有深切关联的红色经典晚会,并没有因为文革的终结而退出历史舞台,也从来没有对它进行过任何分析、反思与批判,直至近年,官方还隆重推出它的五十周年纪念版(2014年人民大会堂),经典版(2015年人民大会堂)。这一切,都是极权主义艺术活动的题中应有之义。红歌本身就是文革——也就是极权主义最典型的符号,没有大半个世纪的红歌,就没有文革,也没有中国的极权主义运动。 当年唱红的“祖国的花朵”们,现在已入晚境,他们中的许多人,成为了广场大妈、红歌合唱团成员或餐桌歌厅的麦霸歌霸,当年那些歌,已融入他们的灵魂。这是一种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熏陶,是一种了无痕迹又刻骨铭心的印记,这种用音乐植入心灵的感情,永生不忘,成为一种非理性的情绪记忆。如今,又有千千万万的孩子们、学子们在这样的歌声中长大,这些旋律,这些美丽宏大的歌词刻入他们的童年与青春,成为他们永远的生命记忆。这次52红歌会的演出团体,叫“五十六朵花少女组合”,豆蔻年华,青春初绽,正是半世纪前天安门广场上百万朝觐者的年龄。 中国历朝历代,最不缺的就是谀上颂圣的文人,上至堂堂国师,下至穷酸秀才。他们要写,本是天要下雨的事,关键在于圣上的态度。在一个传播受到严格控制的国家,放哪一首出来,放到什么规格,是大有讲究的。 毛泽东之后,个人崇拜并没有从制度上完全根绝。其后的数任最高领导人,华、邓、胡、赵、江、胡、习,其中起码有四位,享受过这种高规格待遇。华国锋在“英明领袖”时期,颂歌也是铺天盖地,数年之后,随着他黯然下台,这些歌也就烟消云散了。邓有《春天的故事》,江有《走进新时代》,都上了国家媒体,算是极权主义音乐余韵。只要保存着这样的余韵,哪怕细若游丝,它就不会中断文脉,随时可能兴盛起来。 上世纪四十年代初,就在中国极权主义准备起航的时刻,曾经的美国共产党员马克斯•伊斯特曼,在一次访苏之后,放弃了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他在1941年5月11日写给《纽约时报》的一篇通讯中,谈到极权主义的二十个重要特征。两个月后,胡适——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位曾经想要向法西斯学习的胡适先生——在一次演讲中引用了伊斯特曼的提法,下面是其中的几条: 把狭义的国家主义情绪提高到宗教狂的程度;由一个军队般严格约束的政党来执掌国家政权;严厉取缔一切反对政府的意见;把超然的宗教信仰降低到国家主义的宗教之下;神化“领袖”,把领袖当作一般信仰的中心;毁灭书籍,曲解历史及科学上的真理;使人民陷入文化和信息的孤立,对外界的真实情况无从知晓;由政党统制一切艺术文化…… 胡适先生的这些告诫,多是针对当年的执政党的,作为在野的共产党也是赞同的,并发表过许多同类的言论。但是,民众看到的常常不是这个样子,而是一种令人激动的美。 孙立平先生说过:“极权主义无疑是20世纪留给人们的一个最大的谜。尽管此前有种种极权主义的思想和种子,但只有到了20世纪,它才真正开花结果。它是一场富有感召力的运动,又是一种令人恐怖的制度;它肇端于诱人的理想和不容质疑的正义,却酿造了无尽的罪恶;它在最大的程度上践踏着人性,其中却又夹杂着动人的故事;它是无数人的希望,又是无数人的厄运。可以说,没有极权主义,人类整个20世纪的历史将会全然不同。就在今天,它仍然在散发着巨大的诱惑力。” 极权主义没有固定的模式,它是一个百变金刚,能够以各种各样的面目出现。它也是一种病毒,可以浸入各种社会形态,让它形成一个新的样式。 52红歌会是一次不太成功的试探或谄媚,它太没有创新,也就是说没有以新的变种示人。于是它变成一支喑哑的号角。 下一次号角什么时候吹响?我们能否遏制又一次民族大灾难?这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
2016年9月15日定稿于武汉 —————————————————————————————————— 【史林一叶】
1966~1976期间中国宣传画发展概况
左 婉
《昨天》编者按:本文作者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16级本科生,指导教授是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唐少杰。
笔者按: 笔者曾在2017年初研究文革的文艺宣传时收到英国朋友寄来的Cultural Dreams and Political Imagination: Modern China in the 20th Century一书,其中柔和多才又细致入微的月份牌和带着浓重时代背景的文革宣传画给我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恰巧笔者的写作教授Dr.Olbrich对文革有过相关研究,也参观过上海宣传画艺术中心,在Dr. Olbrich的帮助下笔者同上海宣传画收藏艺术馆的杨培明馆长取得了联络,进行了前期采访。 杨培明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外语系英语专业,是中国最老的一代导游之一,退休之前曾先后在两家大型旅游企业负责接待和管理境外游客团,习惯用英文表达。自小热爱收藏,在和美国朋友的交往过程中受其启发开始关注老上海的变迁,并自1995年开始收藏20世纪以来的中国宣传画。2012年创立上海宣传画收藏艺术馆(Shanghai Propaganda Poster Art Center),截止到2014年累计收藏藏品6000多种,时间跨度从1901年至1992年。 本文主要基于笔者采访杨培明先生的记录、研究“文化大革命”历史的唐少杰教授的指导监督与个人的部分研究成果。希望本文能够为研究文革的历史建构与政治实现提供新的视角。
一、建国后十七年宣传画发展的三个阶段
在杨培明看来,从海报的角度上来说,宣传画的英文名叫“poster”,是从国外来的舶来品,中国历史上的对照物则是带着浓郁民俗色彩的年画。 总体而言,建国后十七年的宣传画有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1949-1953年。1949年底毛泽东开始发起“新年画运动”(以文化部部长沈雁冰署名发表的文化部《关于开展新年画工作的指示》为标志 ),通过年画这种载体来实现宣传革命的目的。杨培明认为这个阶段的年画是现代宣传画的雏形期。 第二个阶段是1954-1956年,在此期间苏联的现代主义风格对中国宣传画风格的形成影响很大,客观上也促进了画家们的创作。受苏联援助中国的影响,不少苏联专家来到中国介绍苏联的文化宣传经验。其中苏联美术协会主席盖拉希莫夫还在北京开办了宣传画培训班,教授写实主义绘画的相关技巧,同时也伴随着苏联的特色宣传画集锦展览会,这批参与培训并参观过大量展览的文艺届人士成为了今后宣传画发展的主力军。 第三个阶段则是从“大跃进”运动到文革爆发的前三年。这是中国宣传画运动的最终成熟期。在1959年底,苏联同中国的关系处于破裂期,外交关系的冷战同时延伸到文艺创作领域。中国的文化宣传部门提出“革命的浪漫主义”口号,放松了管理,民间的艺术家在创作时也开始吸取年画中的相关元素,逐步形成有中国特色的宣传画风格。这个阶段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木刻画的大量出现。受文革初期对宣传的巨大需求影响,需要精工细作的油画已无法满足革命浪潮的汹涌了。木刻画凭借制作简单、可大规模量产、画风直接鲜明的特点脱颖而出,成为文革宣传画的主要宣传形式,以中央工艺美校(清华美术学院的前身)的学生为带头先锋。另外木刻的普及也有一定的历史原因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由徐悲鸿等画家引入中国,鲁迅极为推崇木刻画,并将其视为“……(木刻画)是革命的一种形式。”
二、文革时期宣传画的主要特点
1)丰富性与暴力性 中国的宣传画内容和形式都非常丰富。在建国初期的宣传画创作中,西方艺术的超现实主义漫画风格影响着大规模机器印刷的宣传品。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社会主义和现代主义的美术风格开始产生交叉影响,出现了理想型乌托邦社会中的工人英雄。1958-1960年的“大跃进”使得宣传画的内容从政治宣传层面落实到人们生产和生活的方方面面,民间的口语化表达也开始逐步取代官方的宣传话语系统成为民间宣传画的主要表达模式。中国社会的变迁都可以从宣传画中一窥究竟。文革时期的宣传画杂糅有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风格,杨培明形容这一时期的宣传画为“用线条和色彩描绘的大字报”。 笔者认为,文革时期的宣传画具有强烈的夸张性,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处在风暴中心群众的心理狂热与理性丧失。以政治批斗宣传画为例,阶级敌人被塑造成低劣、猥琐的反面人物形象,同时将革命群众(如红卫兵、工宣队等)的形象极度夸大,形成鲜明对比,在红色为主要底色的基础上用醒目显眼的黑色字体高呼革命口号,渲染革命席卷一切、唯斗争至上、不讲理性不讲民主的恐怖氛围。呼和浩特革命造反联络总部美术组创作的《彻底戳穿乌兰夫反党集团》一图中六名“反党分子”被描绘成寄生害虫般的类人形状,同时从三个方向射出的红色钢笔如利剑一般刺透六人心脏,用以凸显革命的狂热与绝对(见上图。图中“乌兰夫”名字中的“兰”字被倒写以示打倒)。为数众多的宣传画中象征革命干将的男性面色严肃、目光坚定,比例占据画面的三分之二乃至五分之四以上的篇幅,举起锤、斧、枪等力械将反动对象彻底击垮和摧毁在地,以实现“打倒/粉碎/消灭”的革命终极目标 。此外,汉学家林培瑞(Perry Link)认为是“毛氏语言”的革命话语以政治口号的形式重复出现在宣传画之中,带有强烈的军事与政治暴力隐喻。“打倒×××”“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砸烂×××”“消灭×××”“文化大革命万岁!毛主席万岁!”粗鄙、残忍的语言同暴力、夸张的画面内容,共同制造出全新的二元对立。革命的崇高性与真理性无需求证即可得出,文革的绝对真理性被推向高潮,堪称“集体无意识”时代的最好注脚。
2)继承性与艺术性 宣传画的继承性与延续性分为两个方面。 首先是民国时期(主要指1920-1930之间的这十多年)上海月份牌美女广告画对五十年代宣传画影响的延续,主要侧重绘画技术。杨培明介绍,民国时期的经济发展使得广告业的需求较大,市场对于技术 和主题的要求也会较高。之前人逝世时没有照片便采用绘画的形式,用碳粉打底、上水彩,人的肌理肤质看得一清二楚,无比精细。随着五十年代私有公司的消失,广告也逐渐变少了,但这种精细仍然延续到了画作之中。 其次是木刻画的延续性,主要是风格。抗日战争时期的木刻画相对简单,以黑白为主,线条突出轮廓清晰。到了文革后木刻画的颜色朝着彩色发展,但主色调仍局限在红色、黑色、白色等基础色调之间,为了凸显人物的“革命性格”,木刻的线条更加明显,也和三四十年代的写实风格有了跨越时代的对应。(右图:1967年4月号《人民画报》封底登载了上海红卫兵李斌创作的木刻宣传画《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丘吉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一书的结尾说,“人类的未来帝国最终是心灵帝国。”杨培明在提到建立艺术馆的初衷时说,“每张宣传画不仅是作为单纯的艺术品而存在的,同时也是当时历史的缩影,是解读那个时代历史的特殊视角。”从艺术水准上来说,文革时期的宣传画中诞生了相当数量的杰出作品,可视为新中国“文艺宣传的顶峰”。 杨培明提到,中国的宣传画艺术水准相当高,主要有以下几个因素。第一是“内行领导内行”。一些漫画家很早就加入中国共产党或投身中共领导的反独裁争民主运动,以后担任了文化艺术方面的领导工作,美术界的不少领导干部也都是懂艺术的。第二是政治性和艺术性的兼容,宣传工作在开展时,不仅讲究最基本的政治宣传,还要求高度的艺术造诣,“追求设计感” 。此外,宣传画创作中专业群体的加入也是艺术性不可忽视的重要来源。这部分将在下文具体阐述。
3)专制性与自发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宣传画大致可分为解放初期的‘新年画’、‘大跃进’时期的海报和墙体绘画、‘文革’时期的大字报和木刻宣传画以及后‘文革’时期的宣传画。”杨培明认为大字报和其他形式的宣传画一样,作为文革时期的特殊产物,有着强大的宣传效果;与此同时,大字报中反射出来的革命狂热和煽动性宣传,也正是时代背景下的一种隐形渗入,所谓革命性即体现在宣传手段的异化上。文革研究专家、哈佛大学的麦克法夸尔(Roderick Lemonde MacFarquhar)教授在撰写《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三卷之前曾赴上海参观过杨培明的艺术馆,并引用了杨收藏的几百张大字报里的文字,将之视为文革时期宣传带有强烈革命性的例证。笔者在这一点上同杨先生产生了分歧。笔者认同大字报的革命性和宣传效果,但是大字报作为一种特殊的宣传形式并不具有宣传画的特征。《现代汉语词典》中对“宣传画”一词的定义是:一个在公共场所展示通知、消息或广告的印刷图片,试图传递信息。回到大字报,互相揭露互相批判的内容带来的信息量存储在字里行间的控诉里,而不是像前文提到的多种形式一样蕴含在整体的图形变换之中。宣传画带来的最直观的影响是视觉上的,视觉冲击与潜在接受者的个人文化素质相关性并不大。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笔者并不认为大字报是宣传画的一种,故在行文中也未涉及大字报的相关特点。 笔者认为,文革时期的宣传画正是极权专制性的突出表现。不同于民主国家以社会动员为目的的选择,文革时期的极权主义中国政治统帅一切种类的艺术,任何形式的绘画自被张贴出来之日起均自动成为革命宣传的一部分。不同于其他国家宣传画所具有的“公共属性”(即宣传画只可能出现在公共场所) ,借助杨培明所言的“年画传统”,宣传画以群众自发自愿的形式进入私人场合的家中,目及之处皆为政治口号。 另一方面,自发性也来自于创造者。文革时期的宣传画在不同年份里风格差异较大,这和创作群体的流动性有很大关系。不断更替、不断进入创作圈子的画者会不断更新创作的模式和内容,阐发出政治背景与年代特色。除了国家部门的专业宣传人员之外,人民的参与也是自发性的重要组成部分。文革爆发之初,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学生在短短三个月内创作出数百种内容和风格各异的红白黑木刻宣传画,引领了木刻画的流行潮流。而随着革命席卷全国,红卫兵成为宣传画创作的主体。 政治宣传从视觉、听觉与言语表达三方面强制介入,也构成了“泛宣传画化”的独特现象。
三、文革宣传画中的女性形象
“文革时期的宣传画中,女性的形象非常特别,和30年代那些区别很大。”牛津大学教授拉纳·米德(Rana Mitter)在其著作A Bitter Revolution中评价道,“女性看上去像男性更多一些,不少画里的女性特质被直接抹去了。” 杨培明认为这种情况的出现,总的来说是两个因素导致的,一个是审美观点的变化,另一个则是政治宣传的需要(“拉高女性地位和参与度”)。国内生产建设的需要对劳动力提出了巨大要求,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提议导致男性劳动力大量转移到工业领域,造成了其他领域的劳动力短缺。在此背景下毛泽东提出“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口号,提高女性地位,推动女性走向社会参与工作,女性形象受此影响也更注重于劳动女性的力量,并试图通过男女特质的相似性来暗示男女的平等地位。 笔者不认同杨先生认为这种女性形象的出现是男女平等的一种体现。相反,这种现象的出现实质上反映了文革对女性的异化。主流意识形态倡导的女性形象是以阳刚之美为标准的,绘画中出现的“铁姑娘”“当代花木兰”“巧姑娘”等形象不过是以男性审美取向为标准的描绘,要求女性只有取得和男性同样的成就、甚至超过男性的成就才可以有机会进入新的社会并被社会所认可。性别从属于文化实力,并被传统男权文化势力所淹没。“虚假平等”的存在加剧了女性的男性化倾向,也反映了国家权力对个人生活的干涉。宣传画是历史的载体,从中我们也可看到中国女性解放运动的发展历程。
参考文献 1. MacFarquhar, Roderick.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3: The Coming of the Cataclysm 1961-1966.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9. 2. Mitter, Rana. A Bitter Revolution: China’s Struggle with the Modern Worl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172-174. 3. Shen, Kuiyi. “Publishing Posters Before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12, no. 2 (2000): 177-202. 4. 鲁迅. 《近代木刻选集》(二)小引,《鲁迅论美术》增订本. 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82. 第61页。 5. 王明贤,严善錞,《1966-1976新中国美术图史》.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 第13-23页。 6. 悉尼大学美术馆,展览《中国与革命:当代艺术中的历史、戏仿与记忆》. 悉尼:悉尼大学美术馆,2010年8月8日-11月7日。
—————————————————————————————————— 【书海泛舟】
中央乐团1968年的“七一”演出 (《中央乐团史》选读)
周光蓁
《昨天》编者按:本篇节选自周光蓁著《中央乐团史(1956~1996)》第六章“军宣队进驻前后(1968~1970)”中有关中央乐团1968年为“七一”演出《钢琴伴唱红灯记》的内容。该书由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09年12月初版。全书共四部十五章。 此书排印时不知按什么权威的要求将所有的“文化大革命”、“文革”等历史名词全部加上了引号,因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变成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央文革小组”变成了“中央‘文革’小组”。本刊转录时凡发现此类问题均作了改正,不再一一注明。
七一献礼:《钢琴伴唱红灯记》
中央乐团在1968年“七一”的演出较其他样板团有更重要的意义。就在全体于展览馆走台之后的当天晚上,江青、陈伯达和康生等中央文革领导临时召见殷承宗和中国京剧团钱浩梁、刘长瑜等人,见面一开始便道出让赴会者喜出望外的指示:
明天是七一,是党四十七周年生日,我们决定把你们创作的《钢琴伴唱红灯记》作为给党的献礼,我想明天开始全国播送。
江青对这首新作的修改录音版本的赞誉较八个月前她通过戚本禹表达得更肯定和直接。她说:
《钢琴伴唱红灯记》,使钢琴得到解放。钢琴在西洋乐器中是个大问题,可以说这是推陈出新,作品是第一关,演奏是再创造。殷承宗同志过去在革命歌曲方面也做了些试验,但总觉不能充分发挥钢琴,过去搞那些民间小调小气,太狭隘,这次听了我觉得钢琴完全可能在民族歌剧(指京剧)上得到充分的发挥,钢琴的音域很广,很有表现力,这次录音我听了觉得很好,很好听,整个音乐很宽广,很雄伟,尤其“刑场”那一段比过去好多了。当然还有可以琢磨的余地,但目前有这样的成绩,我是很满意的。这个发展前途是很大的,是否可以这样说,这对西洋乐器的革命,对主席的洋为中用思想的体现,是有很重大意义的。它为西洋乐器,为交响音乐,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也为祖国的戏剧伴奏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这是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的新品种
除了对钢琴伴唱京腔作出肯定外,江青同时提出另一项任务,即时责成殷承宗和中国京剧团等人执行创作:
我想了好几年了,想要有一个交响乐团和一个京剧团合起来,用交响乐队来伴奏京剧,(对殷承宗说)你们这个团应该有这个任务。回去和同志们商量一下,我们先搞一个,七、八、九还有三个月,在你搞钢琴的基础上核配器,把《红灯记》搞成乐队伴奏,“十一“拿出来,来得及来不及?保持京剧的文场武场,最难的问题,还是打击乐器的问题,你们可以考虑一下,是保留京剧的打击乐呢,还是用西洋乐器,把京剧的打击乐表现出来,用西洋乐器来表现,我觉得还是有可能的。你们乐队可以下到乐池去,乐队中也可以给京剧的打击乐和胡琴、月琴等留出一个地方来。我看你们以后演《红灯记》就可以用交响乐队伴奏,一天用胡琴,一天用提琴,一天用钢琴,这样交响乐团也可以撕开另外一条路子来。
以上接近午夜时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的会面最大受益者无疑是殷承宗。如果排辈论资,二十七岁的殷承宗较为之伴唱的钱浩梁和刘长瑜两位京剧星级人物有一段不少的距离,更何况他是学洋的,数月前曾回到上海音乐学院母校试奏这首新作品时,演奏期间被人吹口哨喝倒彩,更有人张贴大字报要“殷承宗滚蛋” 。正因为如此,江青为殷承宗甚至作品名字作出仔细的考虑,进一步肯定了让殷氏在她的文艺路线担任重要角色。她说:
名次排列,我看一次可以把钱浩梁、刘长瑜排在前面,一次把殷承宗放在前面,你们(指钱浩梁、刘长瑜)应该谦虚点,他有很大的创作。你(对殷)将来主搞作曲吧!也可以搞集体创作。
殷承宗听后,向江青建议,先在乐团为钢琴伴唱《红灯记》成立一个核心班子,毛夫人对此表示十分支持:“好!把《红灯记》先搞起来。你们大胆试验吧!什么都可以试验。有棍子打来我给你们顶着。”这么一见,《钢琴伴唱红灯记》便自动过户到毛夫人的政治资本里去。正如新华社报道说:
在江青同志亲自培育和指导下,无产阶级的新型文艺作品——《钢琴伴唱红灯记》,创作出来了……洋为中用的这一成功尝试,是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的新创作,新品种,为西洋乐器和交响乐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
殷承宗怀着十分兴奋的心情回到中央乐团,和阎学敏等“战友”分享消息。由于事出突然,引发出演出节目、场地更改及退票等问题。乐团马上在翌日的《北京日报》刊登《紧急启事》,声明“本团因有临时紧急任务,原定今(7月1日)在北京展览馆的演出,推迟到7月4日”。 事后的发展表明,所谓“紧急任务”导致演出延期的并不是因为《钢琴伴唱红灯记》临时上马,而是要为一位稀客的莅临而全面改动。演出翌日全国报纸头版刊登以下的标题:“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出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十七周年晚会”,副题是“观看和聆听了在文化大革命中新创作的《钢琴伴唱红灯记》和《交响音乐沙家浜》”。
毛泽东驾临
如果以政治光环的亮度来衡量,1968年“七一音乐会”无疑是中央乐团四十年最闪耀的演出,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央”乐团。最大的亮点当然是毛泽东的御驾光临,还有林彪、周恩来等最高领导,和中央及全国党、政、军主要代表近万人在人民大会堂济济一堂观赏《钢琴伴唱红灯记》的首演,以及接着演出的《交响音乐沙家浜》。新华社对毛主席进场时的气氛有如下描述:
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来到人民大会堂的时候,全场起立,高举红光闪闪的《毛主席语录》,热烈长时间地欢呼:“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万岁!”毛主席高兴地不断向全场同志亲切挥手、鼓掌。
令中央乐团一众乐师无比雀跃的是,他们心中的“红太阳”不但驻足整个演出,更于演出后步上舞台给乐团全体成员祝贺和合影。从照片所见,殷承宗手持《毛语录》,与毛本人并立在中央,位于两旁的有林彪、周恩来、康生等领导,而在背后的是近乎歇斯底里的乐团成员,手舞红宝书在呼喊。 当时身在现场的阎学敏回忆,大家这种几乎失控的欢呼是有其自身理由的:
这次演出对中央乐团实在太重要了。因为其他七部样板戏都有剧情、故事,唯独我们的交响音乐没有,一直给人们一种曲高和寡的感觉,甚至被人批评为不伦不类,又或非驴非马。更何况此前毛泽东出席过所有的样板戏,唯独我们没有。因此感觉像个二奶仔,抬不起头来。1968年7月1日主席大驾光临看我们首演,自此我们中央乐团也吐气扬眉!
阎氏续说,由于团员兴奋过度,在毛主席上台拍照期间,乐师们在后面一窝蜂向前涌,秩序一度混乱。官方照片捕捉的在失控前的一刻,据当时在场的阎学敏称,他的学员组双簧管同学石理为求目睹毛主席,竟然按着站在他前面、身形矮小的陈伯达的肩膀拼命跳!在场警卫对如此场面大为不满,还向乐团军代表训斥,之后更去信投诉,要求乐团严格管理云云。其实失控主要原因是乐团在演出前一晚才接获通知,没有时间为演后作预排。 《钢琴伴唱红灯记》的首演,对中央乐团还有另外一个意义,这首全新的样板戏是“文革”爆发后第一首获得样板地位的作品。有别于首批在“文革”前已经完成的八个样板戏,它亦是“文革”左派认可的第一首突出西洋独奏乐器——钢琴——的作品。由于有毛主席莅场鼓掌肯定,钢琴甚至整个乐团得到最高权威的首肯,相信江青本人在失去王、关、戚后亦借此重振“旗手”地位。 对《钢琴伴唱红灯记》的报道,何止是好评如潮!官方传媒机器全数启动,多篇以工人、农民、解放军官兵名义以极富特色的文字表示作品“好得很”,其中多次重复的内容是作品如何为钢琴带来解放,字里行间不乏义和团那种极端排外情绪。例如两位海军军官合写的文章,大骂西方钢琴艺术“无非是些软绵绵的、虚无飘渺的、无病呻吟的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破烂货”,至于《钢琴伴唱红灯记》,“我们又仿佛看到了凶残暴虐的日本帝国主义者,看到了不畏强暴、敢于斗争的英勇的中国人民,因而更增加了阶级仇、民族恨”。总之,“毛主席热爱我热爱,毛主席支持我支持” 。另外,新华社引用“广大工农兵群众”称作品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伟大创举,是世界艺术史上的伟大创举,它和八颗艺术明珠——革命样板戏一样,是前所未有的最好的艺术作品”。 更为偏激的,是《人民日报》一篇署名“任文欣”的文章,
钢琴这个脱离人民、濒于绝境的西洋乐器回到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手里,成为无产阶级的战斗武器。这是世界艺术史上的伟大创举。在钢琴历史上,它第一次把资产阶级的洋人、死人踩在脚下,把资产阶级没落、颓废的靡靡之音一扫而空……想想西方资产阶级的没落,看看我们钢琴艺术的新生,我们怎能不为这场伟大的革命而振奋、而自豪呢!
在林立的赞颂文章之中,比较突出的可算是殷承宗在《人民日报》的亲笔文章,他称钢琴今天终于“得到了解放,获得了新生”,其实他本人何尝不是一样“重生”?和他在“文革”初期的文章一样,殷承宗再一次与“旧文化部”以及他自己的过去划清界限:“他们用洋死人的‘名作’毒害我的灵魂,用出国比赛、金质奖章腐蚀我的思想,妄图让我做资产阶级钢琴艺术的殉葬品”。但文章的主题不是批,而是赞,即所谓的不破不立。殷氏对江青赞美的程度已超越了表示知遇之恩,字里行间表达的更像膜拜、交心效忠。文章总结《钢琴伴唱红灯记》的创作历程说:
是敬爱的江青同志以她的勇敢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无产阶级硬骨头精神,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使我们敢于顶住逆流,奋勇前进。是敬爱的江青同志以她的谦虚、严谨的无产阶级革命品格,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使我们能够严肃对待艺术实践,在技术上精益求精。
这篇覆盖半版《人民日报》的文章,以“中央乐团殷承宗”发表(上图:毛泽东接见殷承宗),较乐团革委会的文章晚了三天,后者仍是由“井冈山”的陈汝棠担任领导,以革委会名义为文论述《钢琴伴唱红灯记》。此举引起殷承宗和他的“东方红”兄弟不满,认为作品在创作过程中革委会从未参与或支持,因此以革委会名义讲作品如何如何实有杜撰之嫌。 其实,“井冈山”此时已是强弩之末,领导陆公达被隔离。反观“东方红”,单是一个殷承宗被旗手江青接见、赞扬,还引来毛主席破例出席演出,让乐团有如冲上云霄。两派有如天壤之别。殷承宗更首次在全团会上传达江青“六三零”讲话,主要是组织创作班子,进行交响乐版本的《红灯记》。经过激烈的讨论,初步成立了一个四人班子,成员为殷承宗、杨牧云、刘奇和邓宗安。由于都是“东方红”的人,陈力等“井冈山”系统提出要求加入。结果殷氏提出补上出身常州少年班的创作组成员田丰。这个名为“红灯记创作组”组成后被安排前往京剧泰斗梅兰芳在护国寺一号的故居进行全职创作。同时中国京剧团亦派出杜近芳和李金泉等资深成员到中央乐团讲授京剧,务求一切按“六三零”指示,让“交伴”(交响乐伴奏《红灯记》)依期在“十一”国庆出台。此外,由于杨牧云和邓宗安都是在演出《交响音乐沙家浜》时拉奏胡琴的乐手,他们全职创作期间无法担纲演出,乐团于是调进中国戏曲学校年轻的琴手出补空缺。其中包括傅连喜和陈淑雯,他们是中央乐团首批民乐乐师。1970年代起陆续有更多的民乐乐手进团,此乃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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