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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昨 天》第一四一期
帖子发表于 : 周六 11月 30, 2019 9:01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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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 天》第一四一期

抢救文革回忆 积累文革资料 交流相关信息 促进文革研究

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19年11月30日第141期


本期目录

〖知青专辑2〗

史林一叶

周孜仁 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在云南最后的挽歌
博天德 中国知青血洒异邦

生逢乱世

秦小华叙述 王忠一整理 我的知青造反经历
张竞生 一次戏剧性的参军经历
李志圣 难忘我的知青回城路

口述历史

施子杰口述 赵德深采访 昆明知青为回家冒险翻越高黎贡山悲剧
王忠一 一件尘封的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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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林一叶】

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在云南最后的挽歌

周孜仁

《昨天》编者按:本篇节选自作者正在撰写的《云南文革史稿》最后一章。

文革伴生物

法国著名文革学者潘鸣啸(Michel Bonnin)以知青问题为其专业方向。他认为:
文革是1969年4月份九大时毛泽东重新恢复政治体制而结束了。从这个狭义来看问题,1968年底上山下乡运动的大潮开端就是文革结束的起点,因为青年被解散,红卫兵组织不存在了,就没什么“革命”可讲了。但是,另一方面,1968年后的下乡运动是文革的直接后果,是毛泽东通过文革而成立的“教育革命”的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因为这个运动被当作文化大革命产生的“新生事物”,所以1978年前没有人敢公开对这一政策提出质疑。而且在70年代,这个运动也成了各个政治派别之间互相斗争的一个重要战场。
大规模知青上山下乡作为文革的伴生物,同样随文革的破产而破产,只是破产时间延迟到批判所谓“两个凡是”“拨乱反正”的1978年。而云南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以其自身独有的特点,它的消亡如文革迟到的挽歌,虽比作为政治运动的文革消亡滞后,情节独有其惨烈和悲怆,必得多花笔墨进行记录。
云南知青上山下乡,首先是人数多、来源地域广。1968年12月24日首批上海知识青年1000多人到达云南,至1980年当局决定城镇知识青年不再上山下乡止,10余年间,在云南边疆农村共有上山下乡知识青年33.6万人,其中,北京、上海、四川来云南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共有10.6万人;
其次,不管知青来自何地,普遍都安排在远离内地的边域野山。云南地本荒远,从内地到边境均有山河天堑和边防检查哨阻隔,私自返回几无可能。 昆明三中初一同学施子杰、丘林和吴先明安排在边境线陇川县插队落户,无法忍受艰难生活与思乡之苦,极端绝望之中相约徒步翻越高黎贡山,避开边检以返回昆明。1969年9月12日出发,在原始森林中盘桓摸索整整10天功夫,丘林和吴先明年轻的生命终于被饥饿、寒冷、迷乱和恐惧彻底击垮,濒临死亡的施子杰幸得一名叫陈善朝的采药人发现并背到窝棚施救,捡回一条命。此传闻虽被当局严密封锁,但事关无数知青命运,口口相传,让昆明知青和家长谈之色变。 此外,地域之偏远又使一部分安排在农场(当时成为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成为了军人对男知青施暴、对女知青性侵的对象,其罪行之恶劣严重,以至引起了最高当局的震怒。
第三,由于下乡地濒临国境线,仅一条小河相隔的国境对面,异国共产党的所谓“武装革命”正如火如荼,不少回城无望的知青遂成了外共招兵的主要对象,规模之大,人数之多,对小小异国的袖珍武装,顿时盛况空前。对中共革命经验邯郸学步的缅共,偏偏不争气,军事失败、内部争斗,还有大缅族主义……这些,使该国革命局势多年了无进展,等到中国文革破产,政策转向,不再撒币,缅共的末日也就到了。这些知青出身的、前途渺茫的“国际主义战士”,最后只能沦为亚热带丛林里孤悬的游民。
最后,文革期间成立的云南生产建设兵团被当局定义为半军事化的组织,既不军亦不民,皆因沾了一个“军”字,遂对年轻人产生了一种特有的吸引力,引来上海、成都、重庆、北京和昆明近12万的半大娃娃——其实,不过就是将他们蒙来远山垦荒罢了,比之插队知青,他们食宿虽略有保障,生活却受着野山土官的军事管制。十六七岁的孩子,一呆8年,普遍觉得受了骗上了当,加上思乡之情日蹙,在文革破产、全中国各行各业拨乱反正的大潮之中,率先引爆了轰轰烈烈、震惊全国的大回城运动,推动了全国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最后解体。
必须指出的是,云南知青运动随着文革破产而消亡,但不是自动消亡、也不是某位救世主所恩准,而是通过顽强的、轰轰烈烈的抗争,最终得以实现的自我救赎。

狂欢与苦役

昆明知青大规模上山下乡运动是从1969年春节前的1月31日开始的。作为此运动的先声,此前曾有北京知青“55人先锋队”于1968年2月先期下到西双版纳的“豪举”。先锋队的“领头大哥”叫李镇江,后来成了云南省革命委员会委员、团省委副书记。李,高中学生,略带红色血统,满脸络腮胡,一看而知为精明干练人。1966年北京红卫兵南下串联,李与和几个同学到达西双版纳,被云南风光深深吸引住了,立志要在那儿来安家落户,为祖国橡胶事业作贡献。1967年11月27日,他们获悉周恩来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火速赶到现场,从笔记本上撕下一页纸写下誓言。趁周恩来休息时递了上去,报告称:
我们……深切地了解到云南边疆非常有开发前途,尤其是四大工业原料之一橡胶生产更需要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去开发。我们向毛主席、向党、向人民、向革命前辈立下誓言:为加强国防、保卫祖国、打败帝国主义,为了给中国和全世界人民争气,我们自愿到云南边疆做一名普通的农垦战士,为祖国的橡胶事业贡献自己的毕生精力!等中央首长一声令下,我们就奔向战场!
事情就这样开始了——只是,后面的故事绝非“55人先锋队”个案这样浪漫。各级革委会都成立了,毛泽东急需稳定新的政治管理体制。没什么“革命”可“闹”了,红卫兵、造反派组织都已解散,学校停课多年积压下的、数量巨大的、无法就业的老三届中学生继续留在城里,将是一个非安定的灾难性因素,于是,1968年12月毛泽东发出了一个激动人心的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一场轰轰烈烈而又悲壮无比的知青下乡活动就此拉开帷幕。
1969年1月下旬,云南著名的“划线站队”惨剧刚刚拉开帷幕,在北京参加全国跨省区安置下乡青年协作会的云南代表从北京打回电话警告,称:我们云南的动作太慢了,建议省革委,把昆明的知识青年数万人在春节前组织送下去。新成立不久、正如疯狂陀螺一般旋转的省革委按此建议,要求昆明市立马加以落实。昆明市革委立马发出“紧急通知”,宣布:“66至68级高初中毕业生3万余人,从本月31日起分批送往保山专区插队落户,争取春节前完成任务”。
1969年春节是2月17日,把3万人送去边疆离过大年仅余半月时间。云南古俗敦厚而深沉。“三十晚上大团圆,初一、初二拜大年”,但是,在文革巨大的政治任务面前,“团圆”“拜年”已经不再重要了。各学校军代表组织打仗一般对老师、学生及其家庭进行军事动员。1月28日,首批下乡知青启程,昆明市隆重举行大会欢送,全市各校师生及家长4万余人参会,省革委副主任周兴现场发表演说鼓动;2月9日,昆明市再组织声势浩大的壮行活动:全市32所中学、2000多名下乡知青乘坐近百辆带有挂斗的货车,排出近2公里长龙,先集中于小西门,继而沿东风西路转头,沿市中心三市街、金碧路、青年路再转到文革喧嚣的政治中心检阅台,重新向西,沿南屏街、东风路一路向滇西边疆进发。路两旁送别人群牵衣顿足,广播车喇叭声和人群呼喊交响,直干云霄。
此后数日,昆明知青如开赴前线,日夜兼程。有的匆匆吃过年夜饭便告别了亲人,有的在路上过年,有的甚至准备到了目的地参加农民新春年节。官方统计,除了春节前的集中遣送,至是年5月底,全省共遣送完成13.9万昆明知识青年,加上北京和上海知识青年1.2万人,成果煌煌然矣。
笔者其时刚分配保山工作,每日里但见滇缅公路被成群的卡车碾得尘土飞扬。卡车前头一律挂毛泽东画像,还有红旗漫卷,车厢两侧则挂大红布标“八二三战士会革命,八二三战士会种田”(也有没有挂红布标的,则定为文革“站错队”炮派学生所乘坐了),一派蔚然大观。
可惜,追随领袖的狂热很快便被残酷的现实击碎。云南边疆本系少数民族聚居的贫穷之乡,农业生产水平低下,生活普遍困苦,绝非“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而是靠工分无法挣够填饱肚子的漫长苦役。有统计数据对插队知青生活问题(主要为吃和住两方面)做了个横向对比:云南插队知青在生活和住房及生活自给水平,在全国均倒数第一。1973年,云南全省插队知青2.72万人,生活自给的只有5400人,占20%!
面对如此困境,于是很快出现了前述施子杰、丘林和吴先明绝望中徒步逃离回乡,被冻饿所困,死于高黎贡山的惨剧。还有谣传几名想回昆明又无通行证的知青,躲藏在闷罐油车里试图混过江桥边检站而被闷死之类的故事,让企图返回家乡昆明的知青闻之色变。
对于昆明知青(关于其他省市的知青,留待下面再说),当时逃避苦役和灾难最现实可行的路径,一是找关系招工参军,量更大的则是“病退”与“困退”。云南地处偏僻,经济落后,与发达省份相比,城镇人口本身少得多,知青招工就业的机会相对就多些。作为本地人,昆明知青可调动的社会资源和人脉关系相对丰富,于是纷纷往此窄路拥挤,不少昆明知青果然在两年左右便大量招收回了城里。
所谓“病退”与“困退”亦然。下乡时未作过体检,按规定,下乡后只要持县以上医院病情证明者,便可办理“病退”。“困退”又称“家照”,系指家庭困难确需照顾,一是父母老、弱、病、残需要照顾,二是家庭经济负担重。这两把尺子虽然诱人且弹性很大,但没有过硬关系者,要想过关也难于登天。云南党史专家杨新旗如此写他查阅档案时的感受:

一本本沉甸甸的申请表,每一份上都盖满了逐级上报的图章和签字。如一张“病退”申请表上要附有县以上医院检查诊断的详细材料和诊断意见,贫下中农讨论意见、县再教育办处理意见、专(州)级审批意见、动员地区安置办公室审批意见,要盖5个章。在这没有病想通过这种途径回家,那只有把自己弄“病”。有的人吞异物,让医生也弄不懂是什么病;有的有病不去看病或看了病开了药而不服药,拖延病情;有的乱服药,有人甚至采取自残的极端方式把自己弄残,或把手脚砍伤,或把自己的手指砍去……一张张回城的“船票”,颇费周折而且很残忍。有的知青靠自己和家庭的社会关系,托人送礼,有的打通医院环节,请医生开具假的病情证明书等等,昆明知青通过这个方式回城的最多。

据1969年到1971年12月统计:到保山(含德宏自治州)插队22699人,用上述方式退回1482人,其中“病退”1279人,“困退”203人。1972年到1976年全省“病退”“困退”9878人,其中昆明7986人。昆明知青的成功战法让其他省市来滇知青慌了神,也欲复制,只是缺少本地人资源,成功者寥寥,只能另寻出路。故而当时有如此一说:“昆明知青(回城)靠大夫、四川知青靠丈夫,北京知青靠父母,上海知青靠受苦。”

真相浮出水面

1971年林彪事件发生,为揭露林彪的所谓“反革命罪行”,毛泽东决定发布林公子一伙炮制的所谓“571工程纪要”供国人批判,不料文件下达,结果适得其反,对于知青而言,“纪要”说“知青下乡等于变相劳改”正好道出了知青和家长们的心里话。1972年12月20日,内外交困的下乡知青李良模的家长、福建省莆田县小学教师李庆霖忍无可忍,终于斗胆上书毛泽东反映儿子的乡下苦状。1973年4月25日,毛泽东竟然亲笔回信,还寄300元人民币“聊补无米之炊”。此信虽则意表君上仁宅爱民之心,同时却让知青及家长郁积既久的怒火訇然喷发。“李庆霖的名字全国家喻户晓。他的这封信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两千万知识青年的生存状况。” 。而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知青饱受虐待的事件,由是浮出了水面。
“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组建于1969年10月,由昆明军区、云南省军区和云南省革委会共同领导。接收安置城市知识青年是兵团的主要任务之一。据统计,上海来滇知青55874人中有46350人到兵团农场。还有成都知青16625人、重庆知青24257人、北京8385人,昆明知青最少,不超过2万。
毛泽东致李庆霖信件发布后一月余的6月20日,国务院紧急召开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会议期间反映出大量知青遭受迫害的事件,云南兵团的情况尤为触目惊心,四师政治部统计,十八团31个单位有23个单位发生过捆绑吊打知青的事件,被捆绑吊打的知青达99人,许多人被多次吊打。捆绑吊打的手段有29种之多,例如,“吊半边猪”、“猴子捞月”、背扁担、跪劈柴加踩杆子、“老牛扳桩”、捆绑后用钢筋搅紧、吊在空中往墙上撞、烤太阳、浇冷水,等等。目击者反映,吊打时,有的头破血流,有的哭喊连天,有的放到地上已经气息奄奄……其情惨不忍睹。新华社云南分社记者采写的《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四师十八团摧残迫害知识青年的情况》让周恩来大为震怒,当即批示:

此等法西斯行为,非立即处理不可!

四师十八团基本上都是重庆知青。“重庆崽儿”素以性格暴烈著称,在此山高皇帝远的蛮荒之地,自然皆是土官儿们眼中的刺头儿,必欲重典处置而后快。“捆绑吊打、管卡扣罚、纪律处分”成了压知青头上的“三块石头”,《知青上山下乡在云南》一书记录了如下几例:
一例:知青杨某刚从重庆探亲回来不久,因被诬为窝赃,被“学习班”轮番审问,逼他站了3天3夜,5天不让睡觉。杨屈打成招,承认“赃物”被装在塑料袋中用石头沉到河里。于是,他又被押到红河边,用绳子拴住双手,由两人在岸上拉着令他下河寻找,摸不到,上岸后又是一阵毒打。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他跳河,往越南方向游去,又被截住,未待上岸,就被追上来的人一棒敲倒,拖了上来,被结结实实捆押到营部。5天后,杨揭瓦越墙从房顶逃走,逃回重庆。
又一例:一营知青王某偷杀了一条狗,被营部生产基地负责人抓去毒打后,令其身披狗皮、手提狗头到7个连游斗,关押半月,扣20天工资。
又一例:某知青在开大会时放了个响屁,连里竟下令当场把他捆绑起来批斗,理由是“污染了空气”……
女知青则多一层恐惧:人民日报社编印《情况汇编》特刊《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知识青年工作中存在的几个问题》中说:全兵团23个团中,据8个团的不完全统计,干部利用职权逼婚、诱婚、奸污女青年的案件达49起。这些案件多数未作严肃处理。一些师、团领导只当作一般男女关系,不作严肃处理,致使一些女青年很害怕,感到压力大,有的想自杀,有的倒流回城市。对强奸女知青的事,有干部说:“男男女女这么多,难免不发生问题。”把奸污迫害女知青看成是一般男女关系问题。有的人还倒打一耙,说是女方的“作风不好”、“送货上门”,是“化成美女的毒蛇”、“腐蚀干部”、“拉干部下水”等……
全国知青工作会议把中央领导的批示和《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四师十八团摧残迫害知识青年的情况》等材料印发,并要求与会各组学习、讨论。与会者一致怒谴这些惨无人道的法西斯行为“惊心动魄”“令人发指”。7月8日,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等听取会议汇报时发令:那些搞歪风邪气的强奸犯、杀人犯、坏分子等等,要枪毙几个。对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坏人,要杀一儆百,杀一儆千。云南省委、昆明军区党委接到中央领导人批示后,及时作了《关于学习中央首长7月6日批示的检查报告》,8月11日,继而上报《关于调查处理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四师十八团等单位摧残迫害知识青年间题的报告》。报告说:“类似这种问题,不仅十八团存在,在我省建设兵团的其他一些单位也程度不同地存在,有的甚至比十八团还要严重。”“全兵团共发生捆绑吊打知识青年的1034起,受害知识青年1894人。”后又称:“据不完全统计,兵团组建3年来,发生捆绑吊打知识青年的达2613起,参与的干部1216人(其中现役322人,地方干部894人),有2人被活活打死,18人被打伤致残。干部利用职权,奸污摧残女知青的有215人(其中现役114人,地方101人),受害女知青240人;调戏、猥亵女知青的干部139人。”逮捕奸污犯18人、打人罪犯8人,行政看管、撤职查办和离职审查的39人。11月公判死刑3人,死缓2人,无期2人。四师222名干部犯捆绑吊打错误的,203人多次公开检查,主动向受害者赔礼道歉;一师犯捆绑吊打的干部,90%以上作了检查和赔礼。11月28日,省革委、昆明军区在景洪县召开“坚决打击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犯罪分子宣判大会”,参加大会的有2.3万余人,14万余人收听实况广播,宣判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张迪青、贾小山、张国亮等5名罪犯死刑,其中2犯缓期两年执行;宣判2名罪犯无期徒刑;还有被判刑的干部有26人(现役军人13人),组织处理77人。
云南知青问题已如遍地积薪,只需要投去一根火柴,就会燃起熊熊烈火。全国知青会议后当局的这几次杀伐决断,不过聊治些表皮痛痒,问题的总爆发只是延期而已。

最后的抗争

最后点燃这堆干柴的,不是脾气暴烈的“重庆崽儿”,偏偏是温文尔雅却精明过人的上海知青。1978年底由他们掀起的“我要回家”大返城运动的成功,终于彻底终结了全中国让1700多万知识青年离乡背井、时间长达十多年的上山下乡运动。
上海知青发起这场运动的时间确实恰到好处:文革破产了,所有领域都开始“拨乱反正”。知青们认为将他们赶下农村就当属于必须拨乱反正的大事;北京高层也非常清楚事情之严重和尽快找出解决方案之必要,1978年,副总理李先念曾如是说:“上山下乡的老办法搞得‘四个不满意’(指城市、农村、家长和知青本人),是‘公公背儿媳妇过河,出力不讨好’。”据说,知青回城风潮搅动前夕,北京已计划在坚持稳定大局的前提下,着眼于少下或不下,调整安置办法,逐步地从根本上解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还有,农村经济管理体制已经开始变化,有些地方的农民已经拒绝接收知青。多年沸腾的地火,终于在这个时候喷发了。
生产建设兵团(农场)之所以在知青颤动的地震带成为火山喷发口,是因为插队的知青虽生活和收入无保障,但所受制约相对少得多,只要有办法,“病退”“困退”招工之类的路子总还是有机可寻,而这些路子在半军事化管理的建设兵团则被完全堵死,回城无望的“兵团战士”编了一则顺口溜:“插队插队,越插越对;插场插场,越插越长;改变现状,只有上访。”百般无奈之下,罢工、请愿的风潮于是在全国各地农场此起彼伏。
云南农场知青成了领头羊,还因为西双版纳恰到好处地涌现出了一个领军人物:丁惠民。
丁惠民,景洪农场十分场职工,上海知青。和所有知青一样,他们在文革政治骚乱长大,心中早埋下了对社会戏剧性快感的渴望。只是他好冲动,更机敏,有一种近乎疯狂的激情,有胆识而执拗,能言善辩……总而言之,所有煽动群体闹事的领袖所需要的素质,他都具备了。事实上,回城几十年,他一直以知青维权代表自居,成为了一个永远不愿消停的“职业革命家”和殉道者,同时也成为政府严防死守的维稳对象。虽被当局多次拘押、劳教,依然九死而不悔。女儿丁一在某次父亲被抓之后,曾如此写下了她的眼中的知青领袖:

我爸爸整日就是一个忙忙碌碌,到处奔波的人。他的心里装的全部都是“知青”,没有想到还有一个家,还有老婆和女儿。
爸爸一生为之奉献的是“知青”,可是知青都是穷朋友,他们都处在弱势群体的位置上,身体好的可以赚钱养家糊口,身体不好的,往往连工作也找不到,没有工作的还是要养家糊口,还要交纳养老金、社保金、医保金等等,每每遇到这种人来哭诉爸爸还会拿出钱来慰问。妈妈生气就生气在这里:你自己都没有承担过家里的生活负担,还要去管别人,难道你是一个包打天下的英雄?可是爸爸老是说,我们家又没有负担,比人家的生活好多了。爸爸的比就是这样比的,他一直与比自己生活条件差的人比,从来没有和那些家庭条件稍好一点的人家比。
不管我的爸爸是什么结局,不管他今后会判几年刑,我相信我爸爸是一个好人,他无罪!我爱我的爸爸!

知青战友们的印象则是:今天的丁惠民“依然活在那个时代”。“相信凭着自己的一己之力可以呼风唤雨”。他们如是劝告:“尽管你是当年的知青领袖,但现在已经不是我们的时代了,你要牵头这么做,就无异于陈胜吴广,最终成功的一定是刘邦项羽,而不是你。”
不管对丁怎么评价,中国知青史进入1978年,注定轮到丁惠民和他的战友们登台表演了。
是年10月18日,丁惠民给邓小平副总理写了一封《公开联名信》。信称:当知青已经是第8个年头了,“日长年久,逐渐形成回乡的想法”,“特别是近两年来,更加朝思暮想”,“人心思归”成了一股无形的潮流,迫切希望得到邓小平的“帮助和指示”。
信中反映当时知青的情况:有的“走到了犯罪的道路”;有的“追求享受,热衷于吃喝玩乐,产生偷盗、赌博、打架滋事的生活作风”;有的“对生活和前程失去信心、麻木不仁”,有的“草率早婚,把自己圈在小家庭内”;有的女知青“为了离开农场,纷纷到外面寻找对象,匆忙地结婚了事”,造成农场男多女少,引起男青年思想的极大波动;也有的知青擅自离开农场,一去不返,长期待在家中靠父母供应衣食,荒废了自己的青春年华;有的知青已经“走上领导岗位”,也“精神不振,干劲不大,也想回到自己的家乡”等。他代表农场知青“以最诚挚的心情”向邓小平副总理“恳切呼救”,帮助他们“回到自己的家乡”。
就在这当口,西双版纳橄榄坝农场发生的一桩偶然事件将知青的愤怒訇地推向高潮:11月12日,上海知青瞿林仙 临产前的痛苦难耐,而分场卫生所所长陈某,却偏偏忙于参加酒宴,以至于婴孩落生,胎盘长留体内,产妇出血不止而无人施救。待“兵团战友”抬着剧痛不止的产妇沿山路从连队颠簸至分场、再渡过澜沧江往总场医院赶,死神已先赶到了:产妇大出血,死于崎岖山道之上。人们干脆继续抬着死者尸体前行去农场场部游行抗议,一路上知青陆续加入,并提出彻底改善知青待遇,放行病退、家照、商调回城等等要求。人们甚至决定把瞿林仙的尸体抬到西双版纳首府景洪游行。
怒火已然訇地燃起。12月18日,丁惠民再给“邓副总理”写第二封信,称:知识青年深受上山下乡的运动之害,“这一切的根源在于‘四人帮’”。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为了“缩小三大差别”,但事实恰恰相反,在某种程度上还更进一步地扩大了、加剧了差别。贫下中农和当地群众对上山下乡“起先是欢迎的,但后来就不那么欢迎了,甚至还闹起各种矛盾”;经济上,“上山下乡也同样是得不偿失”,是 “不按经济规则办事”;在接受再教育方面,“我们到边疆这几年中,实际上只不过干了各种笨重简单的体力劳动,思想上的教育很少”。第二封信还提出发展工业化解决就业问题、办事要讲经济规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等等呼应当时全国各行各业都在关心的问题。接着,他还著文《我们的心声》,号召“每个正直的青年都应签上自己纯洁的名字”,“滴水成海,心齐山移”,要造成声势,让邓副总理听见他们正当的呼声。丁惠民振臂一呼,顷刻应者云集,知青们奔走相告,连夜抄写张贴《给邓副总理的公开联名信》和《我们的心声》,并签下自己的名字。西双版纳农场知青争取“回家”的抗争活动就此拉开帷幕。
文革的童年记忆很快被唤醒:上海滩头曾经漫天狂舞的大字报、大标语、骚乱和狂欢。这一次,西双版纳的上海孩子不是为了模仿当年大人们虚无缥缈的理想疯魔,而是为自己的命运抗争。他们的目标很渺小却很实际,这就是:回家。有勇敢者揭竿而起,有日思夜想的家乡在远方召唤,曾经被重庆、成都知青嘲笑胆小怕事的上海知青,立即变得力大无穷。
所有这些,无不紧扣即将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强调的思路:拨乱反正,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丁惠民第二封信发出5天后,《中国青年报》发表了一篇让人振聋发聩的评论员文章:《正确认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其主要观点竟与丁信的观点惊人相似,这为知青们争取返城的热潮“火上加油”,也无疑为丁惠民赢来了巨大的尊敬、信赖和支持,当月,就有6378名知青在信上签了名。
没有必要再起早贪黑去荒寂的野山服侍那些已然成林的橡胶树苗了,知青们的当务之急,是写大字报、刷大标语、抗议、集会……表达回乡急切之情。11月下旬,先是勐腊农场八分场、六分场,接着是橄榄坝八分场、二分场、三分场正式罢工。12月12日,丁惠民为首,版纳8个农场的知青代表负责人召开会议,成立赴京请愿指挥部,宣布总罢工。13日,版纳各农场20000多人罢工,占版纳农场知青总数5.3万人的40%,其中,橄榄坝知青罢工人数达4000多人,占总人数的90%。
罢工次日,省委旋派工作组赴版纳各农场开展工作无果,知青认为此事地方政府做不了主,他们抄农场干部的家、殴打农场干部……农场指挥系统瘫痪,知青控制了广播室、文印室、交通车、食堂……广阔山林,但有鼓动宣传、签名、捐款,准备“北上”。罢工、请愿之风从版纳迅速扩展到德宏、临沧各农场,临沧孟定农场的知青甚至开始绝食,要求国务院工作组现场解决问题,他们提出:“团结起来,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还我青春,还我户口”,成立“知青请愿委员会”,起草《告孟定农场全体知青书》,12月26日,知青们汇集孟定街,正式成立“请愿罢工委员会”,宣布罢工。
第一批请愿团是从景洪出发的,时间是12月16日,由43名知青代表组成,由团长黄玉海、副团长涂清亮、邹新德带队,4天后到达昆明,打出红旗布标:旗为“西双版纳知青首批赴京请愿团”,布标大书“我们要见华主席”。请愿队员携带着笔墨、纸张、油印机、照相机等宣传用品。沿途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发表演说,控诉林彪、“四人帮”之害,被骗云南,要求拨乱反正。请愿团途经墨江县,装有经费的袋子丢失,到昆明募捐不足,不得已强行闯进昆明站,强登开往北京的62次列车和开往贵州的302次列车,致使62次车迟迟不能发车。国务院急电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派负责人出面说服,如说服不果,可让知青派代表数名来京。省委副书记薛韬传达国务院指示,要求选派代表无果。知青代表39人再冲站台,与工作人员发生肢体冲突,知青代表受重伤一人,轻伤五六人,于是知青代表卧轨阻车,并宣布绝食。
第一批代表正在昆明与行政当局硬磕死缠,留守版纳的丁惠民却率56人组成第二批上访团“暗渡陈仓”,于12月18日出发,27日顺利到达了京城。12月30日,农垦总局、国家劳动总局、国务院知青办、共青团中央的相关人士会见了请愿代表丁惠民一行28人,谈判顺利进展,由农垦总局起草复工通知和一封给知青的公开信,新年次日,上访团留京10人,其他人员分为两组,分别去上海和重庆,把先前派去的那儿的成员接回云南。1979年1月8日,丁惠民代表上访知青从北京电告,罢工结束。 (下二图:云南知青赴京请愿团在北京打出的横幅上写着“我们要回老家去”、“我们要控诉,我们要告状!我们要见华主席、邓副主席”。)
知青苦农久矣,而今逼上梁山,初获胜利,只能继续狂呼向前。云南省委除了向中央告急,别无他法。1979年1月12日、13日、23日先后发出《关于解决国营农场知青问题的请示报告》、《关于贯彻执行中央[1978] 74号文件统筹解决云南国营农场知青及有关问题的通知》等3封特急电报,向中央建议:“根据对知青问题统筹解决方针,建议:除愿意留在农场的以外,不愿留的,可以随着国民经济情况的好转,逐步加以安排。1972年以前下去的知青,在近两年内由原籍省市采取招生、自然减员顶替、病退、困退和协商调动等措施,有计划有步骤地调出农场。”又称:国营农场知青闹事“仍平息不下来,每日仍有成批知青自动离开农场,农场领导实际已经瘫痪”。
国家农林部副部长兼国家农垦总局局长、国务院知青办副主任赵凡时年62岁,亲率调查组直接赶去了遥远的孟定农场。时间是1月10日下午4点。赵凡在他的回忆录《忆征程》中这样记录了他到达知青罢工、绝食现场的情况:

当时那里已经聚集了许多人,据有关人士说,大约1500人。正要安排我讲话,忽然前面的一些青年跪下了,发出一片哭声,后面跟上来的人也都跪下了,我从来都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场面。待大家镇定了以后,我作了短暂的讲话……“我既是国家工作人员,也是知青的家长,我有四个孩子,三个在农村插队,一个在工厂做工。我能体会你们的处境和要求。我将负责任地把你们的情况向党中央、国务院反映。你们首先要回到工作岗位上去,给领导以解决问题的时间”……

史料载,赵凡发表讲话时已老泪纵横。知青们为他的真诚报以了雷鸣般的掌声 。
(左图及下二图:赵凡面对上千跪地痛哭的知青含泪发表讲话。)
接下来,国务院来人和云南省委常委以及四川、上海派员共同研究多次,又把各农场党委书记等150多人集中在昆明开会,共商解决问题的办法,根据大家的意见,用云南省革委会的名义起草了一个解决问题的通知。这个通知就是《关于贯彻执行中央[1978] 74号文件统筹解决云南国营农场知青及有关问题的通知》。该通知中,最重要的内容是第一条:对于“实在不愿留下的”农场知青,由原籍省市分期分批:1.办理病退、困退;2.父母退职退休的,可由子女顶替;3.劳动力多余的,进行调工;4.从农场参军又复员到原单位的可调到父母所在地安置;5.上海郊区的农民(知青),按上海市革委意见,回原籍当社员。
1月23日,国务院召开紧急会议商论处理云南农场知青“闹事”问题。余秋里主持会议,王震、陈慕华、谷牧、王任重、康世恩诸大员出席。会议同意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提出的6条意见和云南省委提出的“12条”建议。
决定一出,如水坝打开闸口,云南农场知青大规模地离场返乡潮流奔腾,云南省农垦总局统计,从3月起至5月止,已有61515人返城,占农垦知识青年总数的94%,占职工总数的三分之一,其中勐捧农场有13个队全部走光,东风农场4000亩投产林无人开割。西双版纳分局,生产队干部走了22%,机关干部走了38%,中小学老师走了71%,医护人员走了67. 5%,驾驶员走了71%,割胶工走了78. 6%,支付知识青年路费补助费2000余万元,农场职工总数下降了47.2%,使农场各行业人才断档,土地荒芜,数年后才渡过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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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林一叶】

中国知青血洒异邦

博天德

特定的时代背景与地缘背景

中国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由于一些极端做法,文革风暴曾经席卷东南亚,导致各国掀起反华浪潮,尤以缅甸的奈温政府为烈,以反华排华作为回击。1967年夏,北京与仰光都分别爆发了针对对方政府的群众示威游行。1967年7月5日北京举行追悼在缅甸被反华暴徒打死的援缅专家刘逸烈士的大会上,常驻北京的缅共第一副主席德钦巴登顶公开亮相并发表了讲话,《人民日报》以《缅甸的蒋介石——奈温军人政府必败!人民必胜!》为题刊登了他的讲话全文。北京的示威群众还砸了缅甸大使馆,后来这成为清查“五一六”时“三砸一烧”事件中的一个重点。中缅两国敌对情绪达到高峰,邦交关系跌落谷底。1968年1月1日,沉寂了十几年的缅甸共产党借势而起,在中缅边境孟古建立了东北军区。自此,那个50年代初因革命失败而一直销声匿迹的缅甸共产党,竟然又复活了。支援这支武装被中国认定为对“共产主义事业”义不容辞的“国际主义义务”,又称“国际支左”。当时老大哥曾慷慨承诺:从人员到装备上给缅共小兄弟至少一、二个师,争取在二、三年内迅速解放全缅甸。
中国知识青年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其时间正好与缅共发展的时间重叠。1968年底至1969年,云南省除了本省的知青外,还接纳了大量的北京、上海以及四川知青,一部分被安置在边疆的军垦农场,大部分则被安置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农村和山寨。
昆明知青基本上都被安排到中缅边境的芒市、瑞丽、畹町、陇川、盈江一线。在从昆明到中缅边境的路上,随处可见“打倒奈温政府”、“支持世界革命”、“解放全人类”的标语。到了边疆以后,他们眼见到山水相连的国境线对面,代表世界革命的缅共人民军如火如荼发展,对比每天枯燥的农业生产劳动和极端艰难困苦、缺粮少菜的生活,他们焉能不动心?当然,特别是那些家庭出身为“黑五类”或者是父母有各种“历史问题”而受到冲击的,以及在文革中“站错”了队的知青,他们无论家庭还是本人,在文革中都或多或少被歧视、受冲击,承受了不公正的待遇,感觉这一辈子在国内不可能再有任何出路。面对跨界便能到达的“世界革命”前线,干吗不去寻找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于是无数怀抱革命激情、或为了寻找出路的“知青”开始到异国他乡履行“国际主义义务”,卷入文革“输出革命”,为实现“世界一片红”的浪潮中。
孟古河是中缅两山间夹着的一条小溪,宽不过10米,脱了鞋子卷起裤腿就能涉水过河,凡是投身缅共的中国志愿者多半在此涉河过境。当时缅共新兵队里没有一个缅甸人,完全是中国知青的世界,新老知青在一起,大家互报校名姓名,立马亲如一家,一片轰轰烈烈的景象。缅共人民军中不仅有个“知青旅”,而且每个营还各有特色:303特务营,老高三知青较多,都颇有书香子弟风度,被称为“秀钉子营”;3031营,华侨知青和昆明知青各半,昆明知青中又以在瑞丽下乡的知青为主,他们背倚瑞丽江,在自己家门口打仗,被称为“门坎猴”;3032营,大多数都是初一至初三的四川人,他们特别能喝酒,人人的性格都被熏陶了和60度的老包谷酒一样火爆刚烈,被称为“火枪营”。3033营的昆明知青常年累月钻山沟打游击,都是些不修边幅,神头二五的老兵油子,被称之为“痞子营”;娘子军连的百十号小姑娘,她们要么抬着伤员,要么背着几十公斤重的高射机枪,和男人们一样冲锋在前。(右图:当年缅共军中的中国知青“娘子军”战士。)
由于大家进缅甸都是卷起裤脚过的孟古界河,所以大家相互戏称为“裤脚兵”。

浪漫的理想与残酷的现实

我们保山知青都分在潞江坝,当时我也曾经有过出去闯一下的念头,无奈由于距离边境较远,要想到缅甸也弄不到通行证,故保山知青参加缅共的不多。但还是去了几十个,我们上江农中的杨兴全去了8年,赵秉吉和翁作玉也去了一段时间。
1968年中国出版了古巴革命家切·格瓦拉在1956至1959年和卡斯特罗兄弟一道参与的推翻巴蒂斯塔独裁统治、争取自由斗争记录的《格瓦拉日记》,不知有多少中国知青怀揣着它或是手抄本投身异国,卷入文革“输出革命”的浪潮中,用热血浸透了被弹片啃噬成齿状的纸页。到底有多少人跨过孟古河,奔赴了缅甸战场,谁也说不清楚。据一位曾进入缅共高层的知青李书明的回忆录记载:从1969年到1970年间出境参加缅共人民军的中国知青,仅仅昆明的就有3000余人,此外还有北京的、上海的、四川的、重庆的等等,总数达万人以上。一位曾经在金三角征兵站工作多年的游击队干部回忆说:最多一天曾经创造日接待中国知青600人的纪录。另据一份非官方材料透露,仅下乡高峰的1969年5至8月,越过国境线参加缅共的中国知青就达数千人之多。当这几千名20岁上下的中国知青在浓黑的夜色中偷偷越过国境线,怀着崇高的革命理想奔向彼国枪声象雨点一样密集的丛林时,一个个惨痛而悲壮的故事便拉开了序幕……
(下二图:当年参加缅共人民军的部分中国知青,不知这些稚气未脱的大男孩中有哪些活着回到了故土。)

中国知青经历过文革的狂热和挫折,对人生、理想充满憧憬,在缅共的历次战役中,都是知青连队打头阵,他们高大、勇猛、忠诚、狂热,枪林弹雨中毫不畏惧,冲锋在前,牺牲前高呼着“毛主席万岁”,创造了一个个“黄继光”般的英雄传奇,这和他们从小所受的教育和熏陶是分不开的。
但是,投身缅共,很多人本以为过去就能摆脱文革桎梏,没想到那边仍是手捧红宝书,早请示、晚汇报。而且后期缅甸共产党对颇具才华的中国籍知青还是抱着利用和排斥的态度,一些重要的领导岗位不管你有无本事,都还是牢牢掌握在“大缅族”手中。很多死难知青被忠骨轻抛,没人知道姓名。侥幸保存下来的尸体,则用绿色军用塑料布一裹,匆匆掩埋在异国荒草丛中。此后缅共主力部队在腊戌战役中中了埋伏,险遭全军覆没,后来,由番号为3035的知青营断后,大部队才突围出来。
保山一中参加缅共人民军的有:马文林、刘书明、秦美翠(娘子军连指导员)、刘定明、李玲、李自如(缅共中部军区副司令员)、王朝明、李桂仙、杨云祥、赛蕊兰、李文斗、方可锡、杨晋双、马崇明、朱嘉英、马志鹏、李国兴等等。其中马文林、李文斗、方可锡、杨晋双等在各个大小战役中光荣献身,李自如、刘书明、刘定明等英年病逝。他们永远被埋在了异国他乡的荒野中。我所知的还有汽车修理厂的杨如梓以及保山滇剧团诨名为“跳跳”的社会青年也去了许多。

由于受中国文革极左思潮的影响,缅共党内此时的斗争方式,完全重演了中共在30年代内部“肃反”的悲剧。在中央第一任主席德钦丹东直接掌握勃固山脉的中央根据地内,所谓“党内革命”进行得最为残酷,斗争方式是一撤职、二开除、三处决。为节省子弹,学中国文革的斗争模式,对被批斗者都由“红卫兵执法队”用竹尖刺死。两年前因政府镇压学生运动而投奔根据地的大批青年知识分子,过去曾被认为是革命的“新鲜血液”,随着极左路线指导的深入清查成份,这些家庭出身较富裕的学生几乎全部被杀光。
看到缅共内部发生大动乱,政府军于1968年春季以后,以主力第77师、第88师向勃固山区进攻。德钦丹东提出“以我们的进攻粉碎敌人的进攻”,采取硬打硬拼,反对这一主张的军队领导人波吞迎于同年8月底被公审处决。内部滥杀造成了人人自危的状况。缅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巴刻被定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后,逃至仰光,下层也掀起投降风潮。同年9月,众叛亲离的德钦丹东被迫撤出中央根据地向东转移,9月24日在途中休息时被身后的警卫员谬苗开枪打死。消息传到北京后,1969年3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共中央3月16日致缅共中央的吊唁电,高度评价“德钦丹东同志的牺牲,不仅是缅甸共产党和缅甸人民的重大损失,而且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损失”。

摆脱了旧的压抑又面临新的困惑

1969年,随着中国知青的大量涌入,缅共一下子进入了一个革命的高潮时期,经过文革“洗礼”的中国知青给缅共注入了新鲜血液,在缅甸的共产国际战斗中,涌现出了千千万万个可歌可泣的故事。
昆明21中知青王曦的故事正是千千万万中国知青参加缅共的一个缩影:1970年5月19日,王曦跋涉到了孟古河畔,随身行李只有《革命烈士诗抄》和艾芜的《南行记》两本书。这一天,恰好是他20岁的生日。第二天,又恰逢毛泽东著名的“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5·20”声明发表。这一天,他穿上了和解放军服装差异不大的绿军装,拿起了沉甸甸的M21半自动步枪,彻底告别了自己压抑的过去,光荣地成为了一名国际共产主义战士。
王曦这拨下乡知青,有的曾在边城畹町的山上“坐山观虎斗”,目睹了缅甸政府军与缅共游击队的大阵仗,于是,在经历了“红八月”的激情和“上山下乡”的迷惘后,他们开始憧憬成为“国际共产主义战士”。
王曦是在陇川县弄安村插队的一个昆明知青。他父亲、奶奶和弟弟则被遣送到滇南石屏县农村。因为父亲头上那顶“国民党军统特务,中美合作所刽子手”的大帽子,他说:“一家7口人有4口被遣送到农村,父亲是‘历史反革命’,弟弟才13岁,我没办法,申请迁到滇南和父亲在一起,将我1969年年终分得的七百斤口粮用来救济父亲,不然他们要饿死了。”
王曦在滇南没有待满一个月,就回到了昆明。“那时城市的大批斗已经结束,但农村方兴未艾,隔三岔五地五类分子就要被批斗,我们这些子女也跟着受斗。和父母在一起更糟糕,各奔生路吧,我没和父亲打招呼,拔腿就跑。”文革中被收拾得求学无路、报国无门、生存无计,到哪儿都低人一等,似乎只有战死沙场,才能一雪前耻。缅共知青中类似王曦这种情况极其普遍。
王曦有写日记的习惯,十余年的军旅生涯也未曾中断,这些日记一直被他带在身边。在这本日记的扉页上,他写下“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这句话,接下来是他凭记忆写下的保尔·柯察金的那句名言:“人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是生命,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渡(度)过:当他回忆往事的时候,不致因为碌碌无为和虚度年华而悔恨,在他总结自己一生的时候能骄傲地说:我整个的一生,已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翻身解放而斗争!”
“我们能走上这条路也是不幸中的万幸。在当时无路可走的情况下,这是一条光明大道,参加缅共最大的好处是不讲出身,基本没有阶级歧视。”这是王曦义不容辞加入缅共的真正缘由。
王曦加入缅共不到一个月就遇到缅共遭遇的大挫折,主力部队近3000人南下腊戌,中了埋伏险遭全军覆没。后来,由番号为3035的知青营断后,大部队才突围出来,不过各部队严重减员。腊戌之战后,和王曦一起参加缅甸革命的15名新兵,死的死,逃的逃,最后只剩下他一个人。
“最大的反差是,本来是去解放处于水深火热的人类,但到了缅甸一看,人家都是小康生活,自给自足,有耕牛、房子和碾米机,不吃杂粮,既没有阶级更没有压迫和剥削。”王曦说,他感受最深的是在山里打游击的时候,看到坝子上很多人家富丽堂皇,地板铺地,进屋还要换拖鞋,“我都不好意思进去,他们和我们过着天上地下的生活,我们是穿着补丁裤子青黄不接地过来解放他们的,心里意识到着实可笑。”
按照缅共的革命理论,该国存在阶级差别,在此基础上,需划分贫农、地主等,进行阶级斗争。王曦认为,缅甸本是佛教国家,信仰宗教的民众对互相批斗、杀戮相当反感,虽然有被煽动起来的参与者,但毕竟是少数。缅共在“解放区”进行打土豪分田地的运动,使民众深受困扰,“后来人都跑得差不多了,而解放区却一贫如洗。因为贯彻不下去,慢慢就顺其自然了,1975年之后,土改之类的政策无形中就流产了。”
和缅共占领区的百姓接触,他们反应十分冷淡,甚至于是厌恶,他发现这支队伍并不受老百姓的欢迎。
但是缅共的革命经历十几年漫长的时间,付出死去数千人(其中包括上千名中国知青)的惨痛代价,却并没有取得“一声炮响”,革命风起云涌的预期效果,守善奉忍的佛国民众并没有揭竿而起,“东风压倒西风”的自欺欺人之谈在缅甸丛林革命实践中被碰得头破血流,缅甸政府和军队也并非被描述的那样不堪一击,三年就能把红旗插到缅甸首都仰光的大话落空了。
1970年12月底,中断了三年多的中缅两国外交开始有了恢复迹象。知青们尴尬地看到缅甸政府军用飞机撒下的传单上印着中国领导人与缅甸总理奈温握手的照片,这标志着阵前的敌对势力奈温政府已被中国政府接纳。为此,缅共军区中方顾问组首长郭副政委,向部队作的内部报告,说中国对缅共的支持不会改变。该报告还特别强调了国内对“中国人自愿参加缅共问题”的态度和政策,给予了“出生入死,辛辛苦苦,流血流汗,对祖国边疆的安全是有功劳”的说法,并说在70年8月,中央军委下达文件,10月份传达到边五县,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对参加缅共牺牲的同志,其家属与解放军待遇同等。为此,缅共还为每个中国知青出具了一张类似“革命军人身份证”的证明文书。王曦将这张证明文书寄回家里,果然起了些作用,否则,父母将因为儿子“下落不明”或“叛国投敌嫌疑”而“罪上加罪”。

回城潮与回国潮

从1971年底开始,国内的知青政策也开始松动了,招工、当兵、上工农兵大学、走后门回城之风渐起,云南知青开始寻找新的人生变革之路。滇缅路上,老知青们从车窗里探出头来,冲在异国一侧小路上的王曦一行人喊道:“喂!替别人当炮灰的同胞们,赶快回头吧,我们有救了。”中国知青在1973年开始大批退伍,回到原来插队的地方等候招工。
那段时间,大部分还活着的知青战友都已经丢盔弃甲,争先恐后地逃了回去。如果不是因为家庭背景太糟糕的话,王曦多半也会退回国内。当然,促使他和百余名坚定分子们留下的,还有他在这片土地上实现的人生价值:在雷门伏击战中,王曦这个从来没有打过炮的炮兵,凭借自己的勇敢,荣立二等功。一年后,他火线加入缅甸共产党,并提了干部,这在国内是做梦都不可想象的。这是一片炼狱,但他没有“碌碌无为的活着”,王曦决定留了下来,和部队一起转战到远离边界的萨尔温江以东。他隐隐感到,真正的流亡生涯开始了。在前线呆了15年,经历了无数场大小战斗,王曦竟然没受过伤。几次都与死神擦肩而过,他戏称自己有嗅到危险的第六感。
在缅共人民军,王曦历任4045部队炮连战士、营部文书、连指导员、缅共五旅政治处干事、五旅作战参谋、042部队政委、68师教导队主任、68师保卫处长等职务。虽然官越做越大了,但随着思想的逐步成熟,王曦对缅共以及自己的前程却越来越灰心丧气了。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中国派往缅共的军事顾问团,分期分批地撤回了国内,对缅共的物资援助也中断了,中国不再公开对缅共给予支援。临别时,知青们的哭声响彻孟古河,从此,他们成了没有国籍的人。失去了中国的支持,缅共的前景变得更加扑朔迷离,而这些知青因为自愿输出革命,已经失去了中国国籍。当初加入缅共时,还有人问:“革命关系能转到国内吗?”现在一切都成了泡影。至于他们如何恢复国籍并归国安置,均无人提起,得不到祖国的认可,牺牲还有什么意义?有门路的知青都悄然回国,缅共中的知青越来越少。此时的缅共,更是无可救药地堕落下去,失去了强大的后盾,缅共只能盘踞金三角,走上了“以毒养兵”的堕落的道路。

缅共的末路与中国“援缅”知青的命运

1978年,明智务实的新一代中共领导人及时发现中国要想在世界立足,凡是有违国际关系准则对国际共运的支持,有干涉别国内政之嫌的,对兄弟党或明或暗的无私援助,只会使自己在国际上更加孤立,这类遮遮掩掩、若即若离的尴尬状态已到了非终结不可的时候。文革前后所建立的那一套蜜月似的兄弟党关系已经成了过去式,中国领导层没有必要也没有义务再奉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路线”。长期的实践证明,那是一条钻不通的死胡同,必须注重中缅两国政府和人民之间具有悠久历史的胞波情谊,有碍邦交正常化的同志加兄弟的两党关系只能放到次要地位,甚至作为累赘的政治包袱而忍痛舍弃。
长期蜗居北京,与在热带丛林中浴血奋战的缅共人民军官兵严重脱离的,缅共中央第五任主席德钦巴登顶,受到了中国政坛刚刚复出的邓小平接见,那是在缅甸政府元首吴山友应邀访华前几天。邓的意思很明显,要促成在野的缅共与执政的缅甸社会主义纲领党之间的和谈,停止旷日持久的血腥而无望的武装斗争,重新选择一条适合缅甸国情的道路。当然,还有一层意思只能意会不好言明,这个丛林丐帮帮主才灰溜溜地离开了北京,回到他作为一个正在战斗的在野党的主席应该呆的地方。
直到1980年,中国才开始正视这些缅共老兵的性质、身份和退伍回国问题,并且出台了接纳、回归政策。此时那些知青们早就过了而立之年,他们中的很多人当年错过了知青招工返城,错过了大学的校门,错过了一切不该错过的人生机会。人生苦短回头是岸,就看你能否及时抓住稍纵即逝的机遇。之前很多知青回国后,工作、住房待遇都无法解决,那些接二连三回去的知青,多是回国后遭到冷遇而没法生存下去,才被迫重返缅共军队的。
不过,听到这条政策时,王曦哭了,如同无人认领的孩子找到了亲娘。此后,为了办好手续,名正言顺地脱离缅共,王曦经历了耗时三年的漫长等待。一边等,一边打仗,好几次险些命丧黄泉,为了全身而退,他只好一走了之。1985年,在离开故土15年后,官至正营级的王曦抱着两岁的儿子来到了浊浪滔滔的缅甸楠佧江边,开始了逃亡之旅。他用一个月的时间,流浪到了萨尔温江以西的九谷,又在中国边境畹町镇,花二十元钱买了个假通行证,最终偷渡回国,抱着儿子登上了开往昆明的长途客车。回国路上,他又一次跨过了孟古河,河畔景物依旧,但自己却从风华少年,变成了35岁的缅共逃兵、拖家带口的黑人黑户。遥想当年踌躇满志,青春热血,回来的时候却这样两袖清风、连滚带爬,不免顿生苍凉。
金三角搏命15年,在缅甸的热带丛林中进行了15年的战争生涯。最后能侥幸活着回来,他是荒唐岁月里“输出革命”的幸存者。还有近千名中国知青,葬身在缅甸北部冰冷的大山中,留下面向东方的无名荒冢。
1985年5月,根据政策,王曦终于重新拥有了中国国籍、户口和一份养家糊口的职业。顾不上喘息,他便拖着35岁的战争残躯,在改革开放大潮中开始了新一轮的拼搏。35岁的王曦刚开始在父亲曾工作过的工厂,从学徒干起,工友都叫他“老团长”。7年时间每天要在机床边站着忙碌十几个小时,又下海到昆明某外贸公司任边贸部经理,在人迹罕至的缅北野人山开山伐木,做木材生意。若干年后,企业改制、破产、倒闭,他沦为了没着落的社会边缘人,一直在社会底层艰难地讨生活。
另一个缅共伤残人员康国华一直生活在黑暗中。他始终戴着墨镜,以掩盖深陷变形的眼眶。他是一个盲人,在缅甸的一次战斗,令他永远失去了自己的双眼。他原本也是一个昆明知青,在文革“输出革命”的浪潮中,于1970年5月19日成为缅甸共产党人民军的战士。他希冀靠浴血奋战改变自己“黑五类”子女的命运, 康国华的家庭出身与王曦类似。父亲是“大资本家”,文革中也被遣送乡下。在去缅甸之前,康国华在腾冲上山下乡。他比王曦小两岁,去缅甸时尚不满18周岁。
“我们学校初一、初二的学生基本都去了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我因为是‘黑五类’子女,连建设兵团都去不了,只能去腾冲农村插队,挣工分。我在那里只待了几天,觉得在国内没有任何前途。”康国华说。有一次,在腾冲县城,康国华碰到在盈江县当知青的亲属,彼此在一家小吃店聊了起来。“他说:缅共革命最欢迎中国知青。保山军分区在芒海设有兵站,可去那里报名。最关键的是出身不好也可以。我问:‘如果是黑五类呢?’他说:‘真刀真枪干革命,也可以。’”
这深深吸引了康国华,他从小胆子就大,并不害怕战争。没有知会家人,他就和其他两个知青奔往芒海。但这两人在快到兵站报名处时打了退堂鼓。“害怕是一个因素,另外,即使回去,他们还有干革命的环境。因为他们是红五类。”
那是1971年9月9日凌晨3时1刻,康国华在一次战斗中跳出战壕向敌军扫射,手中的机枪被枪榴弹击中爆炸。“一声巨响,我身体震了一下,满眼都是金星,我意识到糟了,连人带枪掉下来,没有了知觉。”康国华回忆。
康国华被送往昆明43医院疗伤,他虽然立了一等战功,但是彻底失去了双眼,成为缅共东北军区的战斗英雄。时任缅共副主席的德钦巴登顶亲自去医院看望他,称他为“缅共的保尔·柯察金”,后来官至缅甸中央医院副政委、党委副书记。
康国华说:“到1987年,缅共北方军区根据地,90%都已丢失。”康国华两年后也回昆明去安置妻女,他本打算再返回缅甸,“可我1989年3月回国,刚刚离开了缅甸,缅共就发生了政变。我就没有再回去”。
缅共失败的革命,让他的梦想变成了竹篮打水一场空:当年他没有抓住机遇及时回国,而现在因为中国政策的转变,让他在归国后也失去依靠,“革命者”的身份也再无人提及。现在他只是一个享受低保的盲人。革命年代的硝烟和热血,还时常在他脑海中久久回放,但已恍如隔世。该如何评价自己在缅北丛林中试图夺取政权的戎马倥偬岁月,对他构成了一个难题。缅共人民军的战斗英雄、被缅共主席德钦巴登顶封为“缅共的保尔·柯察金”,已官至旅级的康国华,一夜之间变得一无所有。他被认为是最后一个也是级别最高的归国缅共中国知青。
与王曦和康国华不同,常春光的出身则高贵得多。常春光原本住在云南省委大院。其父曾经是延安中央警卫团成员,南下解放云南干部,文革被打成“走资派”后关进了五七干校。正在从事解放缅甸的革命战争令他看到了改变命运的机会,常春光决定去缅甸参战,用牺牲来证明自己的革命血统,避免全家被专政的命运。常春光涉河加入了缅共,并主动要求加入了特务营侦察连。
常春光和所有的知青从小就受战斗电影《上甘岭》、《英雄儿女》或是报告文学《谁是最可爱的人》的熏陶,电影里的英雄人物是知青们参战前的绝对偶像。所以知青们打仗都是象电影里的英雄人物一样挺着胸膛,半个胸口露在战壕外面——这令他们在很多年后被嘲笑为世界战争史上唯一挺着胸膛打仗的部队。
第一次战斗就发现了电影和现实的区别:一番对射之后,常挺起胸膛想看看密林深处对方的枪从哪里打来。一名老兵一把将他揪到树后面卧倒。一阵重机枪响过,常春光刚才探身的地上被一排子弹打出了一条沟,常春光的英勇令其担任了班长。一次战斗中,常春光头部被弹片击中,鲜血染红了双眼。常心里一横,既然受伤,不如冲出去和敌人拼命打死算了。常抄起枪就要跳出战壕冲出去,被四名战友死死拖住,用担架抬了回去。
常春光清楚地记得,《谁是最可爱的人》中的一幕在此被逼真地模仿:3033部队一名19岁的昆明知青王伟国,南下战役攻打腊戌火车站的第一声巨响,就出自于这个年轻的火箭筒手。原本在炮营,他觉得炮营不能面对面的杀敌,不够过瘾。于是主动申请调到侦察营并获得批准。南下战役中,人民军派出6个营的兵力,秘密穿插到政府军控制区的缅甸第二大城市腊戌,进行破袭战,破坏当地的铁路、桥梁、机场。攻打火车站成为他到侦察营后的第一场战斗。王伟国负责操纵火箭筒。按照操作规程,为了最大限度地保护自己,发射火箭筒的士兵应该趴在地上,双腿分开。但英勇的知青战士看到内燃机车头后,站着近距离就将火箭弹射了过去。一声巨响之后,机车头被炸毁。一块弹片却划破了王伟国的喉咙和颈动脉,令其当场死亡。
令常春光更加难忘的是:南下战役中,当政府军步步紧逼,一些撤退不及、陷入绝境的知青高呼:“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拉响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和当年中国电影里的情节如出一辙。
南下战役的惨败使缅共人民军遭受空前损失:主力部队折损过半,数以千计英勇的游击队员牺牲生命,伤员不计其数。敌人随即发动大规模围剿,革命根据地一下子就丧失了三分之二。革命陷入了空前的低谷,“机会主义”思潮泛滥,一些“革命意志”不坚定的动摇分子和逃兵大量涌现,有的部队竟出现成班成排的逃亡。为了统一思想,坚定信念,坚决打击一切动摇和破坏革命力量的坏人,缅共总部决定发动一场大清洗运动。纯洁革命队伍,强化专政手段,反对投降主义和悲观主义,坚决和毫不手软地消灭一切反动分子。为此游击队总部模仿中国成立了“红卫兵”,对内部实行“大清洗”运动。“大清洗”运动使许多人遭到灭顶之灾:逮捕、坐牢、处决……从前那种团结和睦的战斗气氛不见了,代之以人人过关的革命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肃清反革命分子。到后来搞得人人自危,总部“红卫兵”只需一个小小的理由,甚至没有理由也会把人抓起来秘密处决,于是大批知青遭到逮捕镇压,红色恐怖笼罩整个游击队根据地。
由于常春光作战英勇,他先后加入了缅甸共青团和缅甸共产党。1974年,常春光提出退伍申请。回到中国原先插队的生产队,继续他的知青生活。1974年底,常春光被招回城进入昆明植物研究所工作。据常春光说,就他认识的阵亡在缅甸的昆明知青就超过100人,自己能够活着回来确实幸运。
当1989年最后一个知青怀着壮志未酬的心境,拖着饱受战火创伤的肢体回到国内,这场历时20年中国知青与缅共结合的战争随着缅共的消亡而终结了。鲜为人知的是,在知青中曾有过这样一批精英,他们怀着解放全人类的崇高理想,奔赴金三角战场,在热带密林中用鲜血和生命为我们展示过一个个震撼人心的故事,谱写过一段段悲壮的历史。

缅共军中最后的中国知青精英

由于1976年中国粉碎“四人帮”后,开始调整对外政策,70年代末完全中止了对缅共的支援。严重依赖外援而自身又没有任何“造血”功能的缅共,为增加收入,于1978年在缅甸东北根据地进行了“阶级排队”,按照中国土改的模式清查地主、富农。其实北部丛山中的经济形态还处于原始社会末期,阶级分化尚不明显,农民各人耕种自己的土地连土地买卖都未产生,哪有什么“地主”。硬性采取的“阶级排队”,只能将住竹楼、养水牛和粮食有富裕的人划为“地富分子”,并展开斗争没收他们几背箩就能装下的可怜财产。同时,为了满足下属的四个军区和十个县委的拨款要求,缅共中央政治局只好对根据地老百姓加收粮米,结果造成大批老百姓四处逃亡。
当缅共在经济上捉襟见肘、陷入困境时,一些人提出利用鸦片贸易解决经费来源。在中国深受传统教育的德钦巴登顶主席坚决反对,认为此举影响既坏又会腐蚀队伍。但缅共领导人政治威信此时已大幅下降,无法约束下属。各军区见部队仅能吃盐水泡饭,决定自筹经费,不择手段搞“创收”,德钦巴登顶主席最后只好妥协。
缅东北山区中不乏柚木和宝石等特产,但当地人却缺乏销售经验和渠道,只是对鸦片最为熟悉。70年代末缅共开始进行秘密的“特货”贸易时,中央曾做出严格规定,只限指定的“五一小组”经营,得钱全部归公,不许向中国贩运,也不准在“解放区”内销。其外销方式是将老百姓种植的大量鸦片提炼成“黄砒”,以秘密渠道向缅泰边境输送。当时缅共只允许加工“黄砒”,主要出于两方面考虑:一是“黄砒”体积较之鸦片要小的多,便于运输;二是“黄砒”不能直接吸食,当地老百姓即使得到也没有用,便能达到不毒害解放区人民的目的。
缅共中央的这番考虑可谓用心良苦,然而潘多拉的盒子一旦打开,放出来的魔鬼就难以控制了。“五一小组”将鸦片生意作为中央主要经费来源后,四个军区乃至一些游击队看到毒品的巨额利润,也纷纷经营此道,获利后留为单位小金库或直接收入私囊。缅共过去的“党内革命”已把知识分子为主体领导的党委、党支部砸烂,各民族武装实际形成了首长个人专权,经商后造成“枪-钱”结合,变成中央无法控制的一个个“独立王国”。
80年代中期以后,缅共“人民军”各部都各显神通赚钱,一些单位由贩黄砒发展为直接贩卖鸦片,甚至设厂加工海洛因,缅共中央的禁令在拜金主义冲击下完全失效。
虽然在缅共后期,德钦巴登顶等几个人还洁身自好,其他中高级干部都或多或少卷入鸦片贸易。归公的经费越来越少,某些领导(包括个别政治局委员及其亲属)个人的腰包却畸形膨胀起来,有的军区司令员还由原住的茅棚搬进了私人豪华的别墅内,根据地内还不断出现谋财害命的凶杀,过去团结战斗、生死与共的精神荡然无存,因利益分配不均而产生的矛盾不断加剧。随后几年,缅共对毒品经济的利用和依赖已到了信仰颠覆、道德沦丧、腐恶猖獗、人神共愤的地步。实际上它早在70年代末就精神崩溃了,80年代的缅共不过是一具政治僵尸,一付危害人类的没有灵魂的躯壳,不用下面造反它自己也必然会垮掉。
缅共后期,“人民军”的主力已是彭家声的“果敢指挥部”部队和鲍友祥(佤族)指挥的中部军区。他们长期受到“大缅族主义”对其他民族干部的压制和排挤,对中央严重不满,最后发展到了对抗的地步。此时,德钦巴登顶主席仍然拘守几十年前学来的教条,不能与时俱进地提出新理论,制定新政策,对下僵化的传统政治教育已近乎对牛弹琴。在这种党内凝聚力完全丧失的情况下,随着国际国内大气候的变化,缅共解体已势在必然。
东欧剧变,各社会主义国家纷纷易帜,柏林墙被推倒,互相仇视了几十年的同一个民族又拥抱在一起,全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正面临着无可奈何花落去的解体,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意识形态已混淆不清,昔日亲如手足的中越两党两国反目成仇,热衷于改革开放的中共已经不再是丛林丐帮小兄弟们的坚强后盾。
1988年,国际大气候发生变化,缅甸奈温军政府下台,苏貌执政后宣布施行多党议会制和对外开放政策,对国内各派武装也采取“对话沟通”。缅甸新政府悄然同彭家声谈判并承诺让果敢地区“自治”。
1989年3月11日,原缅甸共产党东北军区副司令彭家声(一直受缅共高层排挤架空并被严密监控着的中国汉人)自闭霍岛,韬光养晦整整十年后,突然率本部官兵三千余人并携十万果敢民众庄严宣布:“本人慎重声明,自即日起,本人已脱离缅甸共产党。果敢10万军民不再受缅共宗派利益集团的统治,正式宣告独立!独立后新成立的‘果敢同盟党’、‘果敢同盟军’、‘果敢军政委员会’,旨在维护果敢民族利益,停止旷日持久的内战,消除与缅甸政府之间的敌对状态,在缅甸联邦的旗帜下,实现民族区域自治,谋求边疆地区的安定。”
新成立的果敢同盟军趁缅共当局还没醒过神来,先发制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西渡萨尔温江,兵发卧榻旁酣睡的缅共孟古北方局。开山守土20年的缅共二旅和从湄公河流域方向增援而来的缅共48师总共已经不足三千人马,官兵们因连年征战,非死即伤,士气低落,正愁没有出路,遇征讨大军非但不抵抗,枪口都懒得转过来就纷纷愉快地投入了原本就是自己人的麾下。
此时最尴尬的当属该部几位中国知青主官,如政委罗永武、旅长高良等,他们虽然对缅共中央的腐朽无能及冷漠残酷早已深恶痛绝,但要叫他们向浴血奋战几十年的战友开枪似乎于心不忍。但要投靠义军当叛逆,背叛“解放全人类”的初衷也下不了这个决心,况且父母亲人还在中国,一旦叛逆红色祖宗,事情做绝,回国就更没指望了。三十六计走为上,为保命谋生他们丢下部队,脚底板象抹了油,狼狈地逃回了中国。
彭家声名义上是缅共人民军东北军区副司令兼缅共果敢县长,但他是缅共高级领导层中唯一的中国籍的汉人,尽管他在缅共中长期遭受排挤和冷遇并且被监视居住十余年,弃官经商,纳妾闲居,韬光养晦,已多年没再履行副司令职责,但缅共中央也一直没有明文宣布过撤销他的职务,解除其军权,所以,缅共军民照旧习惯地称呼他副司令。他所兼任的缅共果敢县长也只是个空衔,对果敢10万民众的实际统治权,长期以来都紧紧掌握在缅共女霸主县委书记黄文兰手中。
1989年3月11日,彭家声突然宣告归顺缅甸政府,加速了缅共中央走向覆亡的步伐。面对彭部脱离组织,中央主席德钦巴登顶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认定此举是“反革命叛乱”,集结各地残兵前往镇压。4月11日,68师十二旅旅长兼北佤县佤族县长赵尼来以及中部军区李自如、鲍友祥等部在被缅共中央派去镇压彭家声的途中,突然反戈一击,起兵包围了缅共中央所在地邦桑,将正在开会研究平叛的已经处于众叛亲离境地的德钦巴登顶及其他中央领导人缴了械并“礼送出境”。八天后,“815”军区也宣告脱离缅共领导,成立“缅甸掸邦东部民族民主同盟军军政委员会”。德钦巴登顶和政治局其他几名委员又组成临时中央,于6月下旬迁回境内基本由克钦族组成的101军区。但该军区过去便和中央若即若离,此时司令员丁英接待也不热情。同年9月,因缅甸政府又同意这里“自治”,丁英最后通知临时中央要其离开,缅共中央在完全失去栖身之地的境况下只好解散。德钦巴登顶再次被“礼送”去一个地方,那里以后既不会再干涉邻国内政,对昔日的老朋友也会养老送终。
1989年缅共的这一次变故中,许多中国知青在关键时候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一是中部军区司令,征讨指挥部前敌副总指挥李自如,是保山一中的高一知青,保山辛街人,1968年最早参加缅甸革命的先驱者,战功卓著,才能超群,在军中有“大头”诨号,大如笆斗的脑袋里确有智慧。他在1969年在3031部队炮连当排指导员时右腿负伤,后来调4045部队,历任连指导员、政委、683旅政委,中部军区司令等职,85年9月当选缅共中央候补委员(缅共中央唯一的一个中国知青)。他最辉煌的业绩是率4045部队孤军深入敌后,在缅甸中部丛林坚持游击活动多年,创建了中部军区。在80年代初的中国知青退伍回国大潮中,他是少数坚持留在困苦不堪的缅共队伍里的知青精英,颇受缅共高层领导的赏识和器重。二是68师12旅旅长兼北佤县长赵尼来;其次是中部军区副司令鲍有祥;还有毕业于临沧卫校的知青,时任68师政治部主任的肖明亮。
其他身居中高位的知青,如中部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施磊(昆一中高三知青)、北佤县后勤部长周大福(昆三中高三知青)、中部军区参谋长赵国安(临沧初中知青)、中部军区副参谋长赵文兴(沧源佤族知青)、东北军区炮营营长赵文光(沧源佤族知青)、68师政治部副主任张越强(沧源佤族知青)、502营政委李玉成(沧源佤族知青)、042营政委肖国荣(沧源佤族知青)等等。这伙知青都是缅共队伍中经过多年枪林弹雨考验的中流砥柱,他们虽然身居高位,但也深受缅共中央的压制和排挤,对缅共的前途深感怀疑和忧虑。在改变自己的命运,改变佤邦的前途,改写国际共运历史,影响缅甸乃至世界形势这么重大的事件中,他们都爆发出了不可低估的能量和不可忽视的作用,他们以地狱中历练出来的胆魄,抓住了人生变革机遇,从深陷20余年的战争泥淖中脱颖而出,走反目相向之极端。识时务者为俊杰,舍此别无选择。其实也不奇怪,一切都要顺应大势所趋,缅共当局的昏庸腐朽,缅甸革命的变质和颓落,使一批批忠臣良将灰心失意,不愿与破船同沉没,最终使缅共在缅甸北部丛林中喧嚣折腾了20余年后,在地球上一夜之间突然就销声匿迹了。

沉重的反思

公正地回顾缅共由建立到覆亡的50年历史,应该承认,缅甸像德钦丹东、德钦巴登顶这样的知识分子,引来共产主义学说建立了缅甸共产党,为了一个崇高的虚无缥缈的理想和“主义”浴血奋斗多年,并为之白白牺牲了数千不明就里的民众,特别还有近千名中国知青,其目的还是为着国内人民摆脱“贫穷压迫”从而在缅甸实现共产主义。没想到这理论却严重脱离缅甸的实际,因为在缅甸当时既没有处于水深火热的民众,更没有严重的阶级压迫和阶级对立。相反,缅共的介入,反而破坏和扰乱了当地人民的安宁生活,很多时候老百姓见到缅共军队都是避之若瘟疫。崇高美好的奋斗理想与可悲的结局,差距竟如此之大。
缅共兴起于“民族解放和阶级斗争”的口号,衰败于斗争的宗旨严重脱离缅甸的实际和党内极“左”的内部斗争,以及内部组织的腐败,加上缅共高层对待中下层官兵不仁不义、苛刻冷酷,长期郁积的怨愤和仇恨已经在内部发酵至深,如今时机成熟,埋藏已久的“定时炸弹”开始一颗接一颗爆炸,导致组织的最后崩溃或“易帜”,最终走向亡党的道路成为必然。
这场历时20年、国家耗费巨资支持的共产国际运动到此就终结了。这种教训在不少落后国家带有规律性,有识者不能不站在时代高度进行深层次的反思。
中国知青是一个极为特殊的群体,动荡的年代把他们的青春一卷而去,留下的只是创伤、磨难、迷茫和痛苦的回忆。人生的苦难和挫折似乎过于偏爱他们了,他们的经历就是一部沉甸甸的历史。
几十年转瞬即逝,缅共早已成为被人们遗忘的历史。当一切都归于了平静,站在云南边境,望着对面那片罂粟花盛开的土地,人们永远不能忘记当年在缅甸为全人类的“解放”而抛头颅,洒热血,被掩埋在神秘幽深荒野下面的上千名中国知青,他们究竟是因何原因慷慨献出自己鲜活的生命,而客死在异国他乡的?从而引发我们更加深入的思考。

2017年7月20日写于保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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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乱世】

我的知青造反经历

秦小华叙述 王忠一整理

1965年10月11日,我从重庆25中初中毕业后,下乡去了达县渡市公社社办林场。渡过最初一段短暂的新奇浪漫后,严酷的现实摆在了我们面前,劳动非常繁重,生活枯燥艰苦,连温饱都没有保障,完全不是动员我们下乡时描绘的那种诗情画意的田园风光、世外桃源,感受到的只有贫穷落后的苦涩和无奈,让我们在心理上产生了巨大落差与悲观失望,产生了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想家、想回城,恨不得一纸招工通知书从天上掉下来幸运地砸在自己头上,是每个知青共同的期盼。

风紧雨骤

一年后文革开始了,陆续有知青请假回渝探亲。那时林场对我们管理还很严格,回重庆要有家里的告急电报才放行,我在十月份时,也照这种办法写信给我妈,叫她发封母病速归的电报。拿到这封电报后,我批到了半个月假,开始准备回家了。虽然归心似箭,但也不能两手空空回去啊!我算计了路途费用后还能余下一点钱,就等到赶场的时候买了一只鸡,回到林场把鸡放在小背篼下面,用几块竹块隔开,再放上自己的换洗衣服,探亲的全部准备就完成了。
我们林场到可以乘车的县城有百来里的乡村路全靠步行,为了能够买到第二天的车票,天不亮我就出发。独自一人背着背篼,沿着荒无人烟的山路,翻过打鼓坪,从撮箕垭豁翻山,沿路下山到渡市区的申家公社,后面的路就比较平坦好走了。紧赶慢赶到赶到县城差不多是下午四五点钟,赶紧先到汽车站买车票,还好,买到了,紧张的心情才松弛下来。
第二天清早,乘上了达县到重庆的长途客车,沿途经过的乡镇都贴满了大字报,刷上了大标语,有的地方还在开批斗会,到处都在斗这个批那个,空气中都弥漫着一种异样紧张的气氛。
一路颠簸十多个小时,下午四点左右到了重庆。越接近城区,标语大字报越多,押着头戴高帽子、胸挂姓名上打了大红叉牌子的“牛鬼蛇神”游街批斗的人流越多,大街两旁都被标语、大字报糊满了,还有东一堆、西一堆的人围着几个脸红耳赤的人在互不相让地辩论,进厕所都能碰上带着红臂章的造反派,整个社会都呈现出一种混乱无序的状况。
看到这些,我心里不免阵阵担心:我父亲是前国军军官,当时被称为“伪军官”,属于“专政对象”,1960年死于峨边沙坪劳教农场,我家在多次运动中都受到冲击,我初中学习成绩虽然稳居全班前三名,但毕业升不了学而去下乡就是这个原因。游子归乡的温馨感与就要见到久别亲人的兴奋感,被看到的情景冲掉了一大半。
跨进家门,母亲先是一脸惊喜,端详着我疲惫和缺乏营养的脸色,眼泪又扑簌簌地流出来。吃完饭后,问妈妈家里的事情和社会上的运动情况,妈妈告诉我,她的朋友、原来在重庆大学读书时的同学苑隆碧,在二十一中当老师,丈夫已在反右运动中含冤去世,因她读书时参加过三青团,文革一来就被打成“牛鬼蛇神”,正在挨造反学生的批斗,前几天妈妈去探望过她,她不断唉声叹气,情绪非常低落。苑阿姨家与我家过去常来常往,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妈妈自己戴着反动军官家属的帽子,怕惹祸上身不便自己去,就叫我去二十一中打听一下消息,有机会就看看苑阿姨。
第二天我到石灰市附近的到二十一中去,却得到一个噩耗:苑阿姨经受不了从身体到精神双重摧残的批斗,几天前从三楼上跳下去自杀了!苑阿姨有四个孩子,老大在地质队工作,老二老三和我一样是下乡知青,家里只有一个还不满十岁的小儿子。妈妈听到这个消息,除了泪水长流,也想不出帮助苑阿姨家的办法。她自己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呀!当时我感到这个运动实在是太恐怖了!

进京上访

待在家里,无所事事,每天就是上街看大字报,局势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我们在闭塞的乡下是无从知之的,就想从大字报里多了解一些事情。从住家的新华路、解放碑看起,逐渐向远处看去,最远看到了十多里路外的华村。内容全是揭发这个,批判那个,大到国际交往,小到个人生活隐私都在揭,好像揭发别人越多,自己就越革命。最初只看到是学生红卫兵打主力,后来商店的,工厂的,机关的,各个单位都冒出各种旗号的造反派来。
大字报看着看着,竟然看到了重庆郊县知青造反组织贴出的大字报。一天,在捍卫路小学附近遇到一个知青造反组织在贴大字报,开演讲会,我就要求参加他们的组织,人家开始蛮欢迎,一问我的成分马上就拒绝了(其实,人家又不要你拿出档案来审查,但是,我不敢撒谎,怕落个混入造反组织的罪名),我只能当个运动的旁观者。
这期间遇到了与我一道去林场的初中同学于大平,他到林场的半年后就突然不辞而别,去了新疆他哥哥那里,现在也回到了重庆。还认识了与我们经历几乎完全相同的陈虹,她是重庆二中初65级毕业,去了达县宣汉天生林场。她与我们同样的原因,没能加入知青造反组织,我们几乎每天都能在知青造反活动的现场见到,彼此也交换一些自己的感受与看法。就这样以旁观者的身份呆在重庆,林场批的那半个月假期早已抛到脑后,转眼就进入了1967年。
1967年1月的一个下午,于大平突然带着陈虹到我家来找我,说准备当天晚上到菜园坝火车站混火车到北京上访,他们已经写好了上访材料,准备向中央反映当年动员我们下乡时的虚假承诺与下乡后完全不符的状况、现在艰难的处境,要求返回原籍,约定晚上九点前到菜园坝火车站大门集合。
我尽管感到突然,但想到当时全国各地都在上访,如果通过上访能够改变自己的命运,那是再好不过,天天看大字报,当了这么久的旁观者,已经让我跃跃欲试了,何况事关自己的前途,就慨然应允。我找母亲要到了5块钱,作为出行费用。
当晚,我们混进了火车站,乘上了十次特快向北京出发。第二天,火车到了广元,查票的来了,我们自然拿不出车票,就把我们的状况和去北京的目的如实讲了,说到伤心处,一个个禁不住声泪俱下。那时车上有不少因各种原因上京告状的人,我们的哭诉,不仅赢得了满车的同情,也打动了列车员,就没有赶我们下车,成全了我们的上访之行。
到北京的当天晚上,出站就去了天安门,找到了设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的国务院接待站。那里告状的人,简直是摩肩接踵,人山人海,堪比现在春运的火车站,晚上就和衣睡在接待站大厅铺着芦苇席的地上,还好,室内开有暖气,还算不冷。第二天到国务院接待站排队递交了上访材料后,就完成了上访。
初到北京,我们心有不甘,没有急于回家,很快就加入了在北京的一个全国性的知青造反组织,这就有了住处与管饭的地方,否则,光靠5块钱咋够?这个组织驻地就在正义路的团中央机关里,其中认识了河南新乡一个姓薛的知青,他与我们共同语言多,我们建立了联系,通了好几年的信。1968年我还从上海回重庆的途中,专门去新乡看了他。
在北京期间,还看到各地的共青团造反组织批斗胡耀邦等团中央领导,那时正是不问青红皂白批斗走资派的高潮。在北京街上买到一份中学文革报,这份报上恰好刊登了遇罗克的《出身论》,让我们第一次感觉到有人在报刊上说出了我们这些“家庭出身不好”的子女的心里话。
这次上京告状来回半个月。回到重庆后,我把那份报纸拿给林场知青传阅,大家都感到说出了压抑在心中的郁闷,仿佛看到了一丝曙光,岂知遇罗克在1970年被判死刑枪决。我们递交给国务院的投诉材料,一点回音也没有。

参加造反夺权

回重庆后,我们联络了达县、万源、宣汉的几十个知青,组建了巴山革命青年红色造反兵团,机构设在黄花园小学。那时候有专门部门接待各地的造反派,可以刻公章,安排住处,按自己报的人数领饭票,啥都凭造反派的公章办理,这枚公章我在自己的字典上留下了印记。
兵团总头头是达县地区万源林场的赵培智,他是高六五级的,口才很好,演讲很有感染力。我则担任兵团宣传部长兼达县分团团长,主要负责起草书写并组织张贴大字报。
名为达县分团,其实也只有自己林场里的十多个知青,这是我逐一到各家动员来的。当时我们林场的伙伴都跑回了家,挤在狭窄的家里,分吃着家人的口粮,很是窘迫。能够解决吃住,更希望通过造反解决出路,所以一喊就来,过上了“共产主义生活”。所谓造反,也就是每天开会辩论演讲,写了大字报拿出去张贴。
我们的那点能量,在整个造反的大潮中,浪花也掀不起一个。1967年2月,中央文革号召复课闹革命,学生回校,工人回厂,知青回农村,串联造反接待站撤销。我们这些外来造反人员只能回到原地,重庆市的有关部门派出货车把我们送回了达县。(右图:秦小华盖在自己《新华字典》扉页上的知青造反组织印章,上边的文字是:巴山革命青年红色造反兵团/达县分团。)
有了在重庆的造反经历,一个个都非常躁动,当时造反与革命是同义词,是合法行为,所以,我们一回到林场,就宣布造反,夺了林场的权。
其实那个权哪里用得着夺啊!公社派来的场长本来就是山下生产队的农民,早就在我们离开林场后回去挣工分养家过日子了,就是不宣布夺权,还得有人来授权管理这个穷得几乎一无所有的林场和一帮等着吃饭的人呢。
我们就在林场成立了一个组织,叫做“换新天战斗队”,通过书信与巴山兵团总部的赵培智保持联系,协调行动。住在原来的土屋,面对荒山野岭、荒芜了的土地和简陋的几样农具,吃着当时还由当地政府供应的口粮,在期盼与无奈中打发日子。大概过了一个月,赵培智到我们林场来串联,听了他传达外面的一些形势动态。听了他的鼓动,我们又仿佛看到了一线希望。

“二月镇反”中成了“三反分子”

我们孤立地在打鼓坪山上造反,外面的形势只能从迟到十多天的报纸上来了解一鳞半爪,完全不知我们的厄运即将来临。
就在赵培智来到的几天后,公社通知我们全体知青下山开会。到了渡市那条L形小街形成的场镇后,我们象往常来开会一样,规规矩矩地在区公所外面的街旁排好队,等待区社领导。
这时,只见供销社的那个姓王的独眼供销员,戴着红臂章气势汹汹地走过来,他是渡市保守派社办企业的工人纠察队头头,身后还跟着几十个同样戴了红臂章的人,其中有的认识,更多的不认识,一个个都是一副如临大敌神情,区社干部的影也看不到,这种局势让我们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正当我们诧异不已时,王独眼走到高处突然扯开喉咙高声武气地宣布:“把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秦小华、俞强邦、赵培智带上来!”。
那些早就不声不响地站在我们身后的人几个扭住一个,把我们揪上了台,然后用手很粗暴的象土改斗地主、现在斗走资派那样把我们的头往下按,斗我们这些造反派的斗争会开始了。
那天正赶场,人潮涌动,争相来看这场穷乡僻壤里少有的热闹。王独眼把我们一个个的家庭成分和“造反罪状”一一宣读出来,有的没的一大堆,然后逼着我们承认,不承认就是拳打脚踢。我们与王独眼并无深交,相互之间根本就不知底细,这肯定是区社干部把档案资料交给了他们,在幕后操纵。
这个突然袭击搞得我们猝不及防,但知青之间的心心相通、相互支持的团队精神自发性地迸发出来,下面的知青虽然势单力薄,只要他们动手脚,就一起高喊:“要文斗不要武斗”。他们知道,知青间的团结是出了名的,一旦激怒了就控制不了局势,就没敢过于折磨我们。
弓腰低头地站在台上,我思绪万千,百感交集:我上山下乡、参加造反,都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啊!平时也没干违法乱纪的坏事,怎么就成了 “三反分子”?这顶帽子是可以至人于死命并株连家人的啊!当时我心头的那种滋味,根本无法用语言文字形容得出来。
就这样吵吵嚷嚷地斗了我们一番,王独眼宣布我们为“三反分子”,我们的“换新天”战斗队是反革命组织,然后就收场了,把我们押到渡市公社关押起来。
当时渡市公社新修了办公楼,底楼有几间房子空着,就把我和俞强邦关到一间堆谷草的空屋里,赵培智则是单独关押。独眼龙派人守住大门,饭也不给吃。还是林场同伴给我们送了几个馒头,才让我们没挨饿。晚上我们就只有和衣睡在谷草堆上,铺的盖的都是谷草,真有一种成了犯人的感觉。
赵培智是外地的,当地不知怎样处理,就安上了“反革命串联”罪名,第二天派人将他押送出渡市。后来听说,押送的人不知是没有经费,还是为了省事,没有把他押送回万源,到了达县城就放了他,勒令他自己回去。
当晚我与俞强邦商量,现在我们无法与得势的保守派对抗,今后究竟会如何发展我们更是无法预知,只能暂避锋芒,就来个“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回重庆。渡市是三县交界,往北到达县105里,顺江而下100里是渠县,往东南是大竹县,也是100里,但离重庆更近一些。第二天,天不亮,我和俞强邦躲开监视我们的人,步行取道木头、庞家嘴、柏林、清河到了大竹,然后乘车回了重庆。一路上真是“惶惶如丧家之犬,急急如漏网之鱼”。
回重庆不过半个月,就传来了“二月镇反”是镇压革命造反派、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被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击退了的消息,这下我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三反分子”的帽子不摘自掉,可以堂堂正正地回去了。虽然回林场有一万个不愿意,但粮食关系还在那里,家里人的那点定量哪能支撑得下去,万般无奈只得回林场。

与造反农民结成同盟

回到林场,我们又打起了“换新天战斗队”旗号。王独眼的保守组织已经被反击“二月镇反”的大势击垮解散了,我们与渡市的一个当地农民造反组织取得了联系。那个组织的头头叫聂光明,是渡市公社大坪大队的农民,由于他有只手有残疾,外号就叫聂爪爪,我们结成同盟,共同造反。他们的特点是人多,而且熟悉当地的社会情况;我们知青的特点是有文化,能写大字报和应对辩论,因为大字报和辩论都是文革期间重要的攻防利器。我们的联合,加大了双方的力量。
当地干部我们没有去斗他们,因为我们的目的就是想通过造反回家,没有去动那些与我们无冤无仇的人,在我们心目中,他们也不是坏人。
我们与达县的知青造反组织也建立了联系,多次去达县串联参加造反活动,还一起去抄了达县知青安置办公室的档案。我在自己的档案中,找到了我没能上高中的证据:考卷上既没有阅卷也没有打分,只有录取意见栏中的四个字:不予录取。因为家庭出身,断了我的求学路。
在保守派崩溃解散,地方政权被造反派夺取后,造反派又分裂为八一五派与反到底派。两派之间由唇枪舌剑的争夺主导权发展到真枪实弹的武斗较量,双方各自控制着自己的地盘对峙着。(左图:当年林场知青造反组织成员合影,后排中为秦小华。青年们都自豪地戴着造反组织的红袖章,以表明自己不再是被人瞧不起的“贱民”子女而是“无产阶级革命派”了。)
达县反到底派占上风,聂光明他们属于那一派。一次在县城碰到他,他们刚去抢了达县罐头厂,得到很多物资。他非常希望我们加入他们的组织,负责文字宣传,还一再给我承诺,只要有他们的就有我们的。我们造反的目的是回重庆,与他们的目标不同,所以没有加入他们的组织。
我们与聂爪爪一直保持着相互沟通的良好关系,他结婚的时候,还邀请了我们林场的知青参加了他的婚礼。五十年后,我重返渡市寻旧,专门去看望他,结果他已英年早逝,让我唏嘘不已。当地农民对他评价是很不错的。
造反达不到目的,斗争找不到方向,我们一个个心灰意冷,闹了一段时间,自己都觉得没趣,就陆续回了重庆。我们的知青造反组织就此灰飞烟灭。

为回城铤而走险

人在重庆,粮食关系在林场,只能吃家里人的口粮,家里肯定支撑不下去。那时我们还是林场场员,每个月有30斤粮食供应指标,所以,每隔一段时间就回去领自己的粮票。第一次回去取粮票,一起有七八人,我是负责人,我主张把林场的财产变买了作路费,得到大家的响应。我们把林场拉煤搞运输创收的五部板车卖了600元来分了。以后又陆续把林场的床和其他家具卖了分掉。
1968年七八月间,重庆的反到底派被八一五派赶出重庆去了成都避难,于是我们林场的十多个知青也相约到了成都去混“支左饭”。我们的造反活动没有了,但造反的公章还在,从公章上又看不出是哪一派,当地造反派就接待了我们。先安排在成都沙石公司,后又转到杜甫草堂,就凭那个造反派公章,自己填写人数,领取饭菜票和安排住处。在成都呆了两个月。
随着两派“大联合”,重庆反到底派回重庆,我们也就回重庆了,又回到了分吃家人口粮、隔段时间回林场领取粮票的状况,我们成了被城市边缘化的人。
女知青想找个城里人通过婚姻摆脱困境,即使长得再漂亮,别人一听说是知青马上就回绝,因为那时子女的户口是随母亲,找个知青就意味着子女也将是农村人。那时找对象有一句顺口溜:“丑是丑,有户口”。我们林场有个女知青人长得既高挑又漂亮,她放出“只要让我离开农村嫁谁都行”的话,依然无人应聘。男知青想找城里人做对象,更是无稽之谈。户口与粮食关系像泰山一样压在我们头上!
为了摆脱困境,我们作出了一个大胆的举动:采取非常手段搞回自己的户口与粮食关系,恢复堂堂正正的城里人身份。
参加行动有十人,其中有两个女知青。我们回到渡市,拿出我们用私刻的达县知青办公室假公章填写的介绍信,找到负责经办的刘永生副社长办手续。为了怕他起疑,事先安排于大平从渡市邮局打电话到他的办公室,冒充是县知青办公室的人员,说是批了一批知青的户口迁移回重庆,请他速办,他居然信了,毫无阻碍地为我们办理了相关手续。
但是,正规的迁移手续在渡市区公所,我们不能如法炮制了。在渡市区招待所里,我们一起商量,做出了这样的决定——偷!白天我们去区公所和粮站找理由到处窜,反复侦察了几次,确定了空白户口迁移证与粮食关系的位置。晚上开始行动,先去区公所,大门没关,直接到存放空白户口迁移证的办公室,撬开门与抽屉,撕了十张。再去区粮站,大门紧闭,我们逾墙而入,撬门扭锁也撕了十张。我们没有偷盗经验,手续偷到了,就以为大功告成,慌慌张张起身就跑,作案现场都没有掩饰一下。
第二天天刚亮。我们匆忙地离开渡市,取道木头,柏林,到了清河镇(“哈儿师长”范绍增的老家)。刚住下,公社的电话就打来了,叫我们把手续送回去,还说,那空白手续一点用也没有,他们已经和有关部门打了招呼,我们的冒险行动被拆穿了!
这令我们既沮丧又紧张:沮丧的是冒了这么大的险,费了这么大的劲,弄到手了居然没用,紧张的是怕公社派人追来,作不作犯罪处理还不知道。我们紧急商量后决定马上动身离开清河,摸黑赶到大竹县城,逃过眼前再说。到了大竹天已经快亮了,找了一家旅馆倒头就睡一直到傍晚。第二天坐汽车回到重庆,一人分了一套户口迁移证和粮食关系单,各自归家。
我没敢拿偷来的手续去办理相关手续,问了一下其他人,也没有一个敢去办理。
尾声

那一年年底,我满二十岁。就在我生日的那几天,《人民日报》发表了《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报道,在编者按中公布了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最新指示。比我们下乡时更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拉开了帷幕。
1969年春节后,所有社办林场农场一风吹地撤销,我们也没能返回原籍,全部安插到生产队,和农民一样挣工分、分口粮,我们的集体生活结束了。我被安插在林场山下的岳家坝东方大队二队。
我弟弟是老三届的,也在下乡之列,他目睹了我下乡后的窘境,想躲过这场运动,跑到我这里来暂避一时。岂知他的学校通知母亲的工作单位,把母亲弄进了“毛泽东思想学校班”提高觉悟。在诸般压力下,母亲万般无奈,只得写信把弟弟叫回去下了乡,我家又多了一个知青。
我因家庭出身,以及我造反当了头头的原因,招工招生连推荐的份都没有。一直到1972年母亲退休,才按当时的“顶替”政策回城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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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昨 天》第一四一期
帖子发表于 : 周六 11月 30, 2019 9:03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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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乱世】

一次戏剧性的参军经历

张竞生

作者简介:张竞生,男,1948年9月18日出生,1964年初中毕业后因所谓“家庭出身”(父亲是前国军军官)问题被剥夺升学权利,11月13日下乡,1972年11月30日顶替母亲回城当教师,1978年参加高考,就读重庆三师高师班,毕业后留校任教,曾任三师教务处副主任、副校长;1986年学校并入重庆教育学院,曾任基建办主任、总务处长、1991年任副院长。(右图为作者近照)。

年轻人容易冲动,年轻人富于幻想。男子汉想当兵几乎是我们那个时代的知识青年共同的向往。参军当兵扛枪打仗也是我儿时的追求,当上一位威风凛凛的军人十分神气,成为我青年时期的梦想。可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我亲身经历了一次戏剧性的参军过程,当兵的希望终于化为了泡影。

大唱样板戏热潮中出演英雄人物

1969年,正当千千万万的青年男女开始上山下乡时,我却早就是一个老知青了。由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家庭出身成为区分人们等级的政治标签。我的生身父亲名叫朱汉光,是一位国民党中校级军官,黄埔军校十四期毕业,曾经在国民政府国防部二厅五处供职。正是这个原因,1964年初中毕业时,尽管我的成绩优秀,遇上“四清”运动,根据“血统论”的原因,我被打入另册,剥夺了上高中学习的权利。于是,这年11月13日,我与一批家庭情形类似的年轻人只好上山下乡,到邻水县袁市区双龙公社林场当知青。1969年3月林场解散后,我又插队落户在黄龙大队第七生产队。
那时候的文化生活非常贫乏,文化大革命中只有八个样板戏流行,自封为文化大革命旗手的江青处心积虑地想把样板戏的成果据为己有,在她的竭力推动下,大唱样板戏成为时尚,风靡一时的样板戏热潮在全国兴起。唱样板戏不仅仅是文化宣传的事情,已经上升到政治的高度。公社领导为了应付各级汇演,赶紧布置任务要求尽快成立宣传队。大约在1970年5月,我们公社知青组织起一个宣传队,仗着我在京剧团生活过几年,比较熟悉传统京剧和样板戏,每出戏里人物的唱腔我都会唱,于是我就自告奋勇当起了导演,排练了几个样板戏片段,结果在公社演出大受欢迎,在区里、县里的样板戏汇演中更是表现不凡。邻水县为了参加达县专区的样板戏汇演,当年11月份将各区宣传队中的优秀人才集中起来,组成了县宣传队,重新编排了样板戏片段。我被分配担当扮演《智取威虎山》“深山问苦”一场中的杨子荣,整天在文化馆剧场进行紧锣密鼓的排练,一时间没有了忧愁和烦恼,生活充满快乐。可是,没有想到一场变故向我悄悄地走来,掀起了一场不小的风波。

一次令我意外惊喜的谈话

1970年大约11`月中旬的一天,我们剧组正在兴致勃勃地排练时,有人来通知我赶快到县委宣传部去,宣传部长要找我谈话。当时我十分诧异,下乡6年内从未有过领导找我谈过话,我也没有汇报思想的习惯,在文化大革命中什么事情都可能随时发生,是祸是福难以预料,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踏进这位宣传部长的办公室。(左图:1966年1月出席达县专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代表大会时部分邻水知青代表合影,前排中为本文作者。)
宣传部长好象姓杨,他和蔼可亲的模样更是让我如坐针毡,望着我诚惶诚恐地端坐在椅子上,他的声音变得格外柔和。他讲话的大意是:一、据我们了解你在农村中的表现很好,尽管家庭有历史问题,但是你是属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二、县委书记沈××(时任县委书记、兼任县革委主任、县武装部长等职务)十分重视本次专区文艺汇演,这次汇演结束之后,要留一批知青人才在邻水县机关工作,你就是预备安排工作的知青之一,有八个单位供你挑选;三、征兵工作已经开始,征兵部队已经向我们点名要你,他们可能要找你,县里希望你留下来安心工作,不要去当兵,如果你不听话硬是要去的话,一切后果由你自己负责!当说到最后一点时,宣传部长收起了满脸灿烂的笑容,露出了严峻的神色。
说实在话,这次谈话的内容完全出乎我的预料,可以说是又惊又喜。惊的是没想到当了多年的知青,以为一辈子就是当农民的命,从来也没有想到部队居然要我去当兵,难怪我们排练节目时,总是有几个军人在台下观看,原来他们看上了我;喜的是现在竟然能够安排正式工作,还有八个单位由我挑选,当时真有一种喜从天降的感觉。我兴奋之中也向部长表了态,听从安排,不去当兵,毕竟军人们从来没有和我接触过,自己压根就没有这个想法。总之,这次谈话使我按纳不住满心的喜悦,有点利令智昏的感觉。
(下图:四川省邻水县出席达县专区知青先代会的全体代表,本文作者在最后一排中间,前排左6是县知青安置办主任余代祝,左7是分管知青工作的邻水县副县长钟鼎明。)

碰到喜上添喜的为难事

就在县委宣传部长给我谈话的第二天,当我们节目排练完后,在回旅店的路上果然有两位军人主动上来找我答腔,并作自我介绍。原来他们是前来邻水招兵的干部,属于铁道兵第七师五支队,对外番号5757部队。该部队正在修建襄渝铁路。其中负责人名叫肖益,是五支队政治部宣传队队长,东北哈尔滨人,他的个子倒不像北方人,矮矮的,瘦瘦的,长得却清秀精明。肖益开门见山讲明来意,问我想不想当兵,并自称他已经来这里观察了好几天,对我的印象很好,想招我到部队宣传队里去当文艺兵。直到这时我才真的相信宣传部长找我谈话是事出有因,部队和县里已经就我参军的事情有过交涉。
由于宣传部长的谈话犹在耳边,我就如实地向肖益讲了个人的想法。我说做梦我都在想当兵,但是县领导要求我留下来工作,假如不听招呼跟你们走,我是吃罪不起的。肖益看我小心翼翼的神情,轻蔑地对我讲:你怕县里什么?你们县领导不同意没有关系,只要人到了部队手续也可以后补,地方上实在不办手续部队也有办法,政策规定知青参军转业后,一律返回下乡前的原城市,邻水县怎么也管不到你!这种事情部队处理过很多,你根本用不着担心。一席话打破了我原本宁静的心态,激起胸中思绪万千、心潮澎湃,令人产生无数遐想和跃跃欲试的冲动。“回重庆?”这个连想都不敢想的愿望,居然经他一说,好象就成为指日可待的现实,确实让人激动不已。不过,我向来是一个“听话的好孩子”不敢立即表态答应,表示我考虑一下再说,便匆匆告辞离去。
回到旅馆,晚上怎么也睡不着。回想起两次令人兴奋的谈话,觉得有点不可思议,为什么好事情接踵而至,使我应接不暇、喜不自禁,面临选择却又使人瞻前顾后左右为难。正在我煞费苦心难以决断之时,又意外地碰到一位熟人,促使我下定了参军的决心。

接受不速之客的鼓动

说来也巧,正在我左思右想犹豫不定的时候,邻水县来了三位《重庆日报》的记者住进了我们所在的旅店。其中一位记者名叫李××,是我母亲学校同宿舍的邻居,他妻子是学校革委会主任,他和我母亲又都是河南老乡,我和他早已认识,空军飞行员转业的他为人十分和气,我尊称他为李老师,彼此异地相逢当然分外亲热。这次他们一行的主要任务是采访川北地区的农业生产,知道我在县里排练节目,他也想抽空来看看我,没想到在旅店与我们不期而遇。
这三位见多识广的记者出现,让我就象碰上了救星,知青只身在外没有亲人可以依靠,难得遇上这样的高级参谋,于是我把问题交给他们思考,帮我下定最后的决心。听了我的陈述,记者们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几位知青伙伴也参与进来讨论,场面十分热烈。李老师告诉我说:三位记者代表陆、海、空三个军种,他自己是空军转业,另两位分别是海军、陆军转业,在留县城工作和去参军之间选择的话,当然是参军最好!一是部队发展空间大,有利个人前途;二是知青转业确实是回重庆安排工作,自然比小县城工作强得多;三是部队本事大,手续不成问题。其他两位记者点头同意,大家一致鼓励我放大胆量,到部队去参军。这时,我马上拿定了主意,头脑顿时感到十分轻松。什么宣传部长的忠告,什么县委沈书记的期望,什么万一失败的后果等等,统统被我抛在脑后。我一心迷恋着当兵的喜悦,幻想穿上军装的神气活现的摸样,憧憬将来返回重庆后的美好未来!
当我把参军的决定告诉肖益,他很高兴。肖益通知我马上作好准备,正好有一队军车运送物资到渠县路过邻水县城,他将带我乘便车到铁七师五支队(铁道兵支队即是团的编制,团部设在渠县一所中学内),不要告诉别人,以免出现问题。第二天清晨,几位知情好友把我秘密地送到军车旁,我没有与领导和同伴告别,参军的历程就这样悄悄地开始了。

从团部又到师部的新兵

由于肖益的介绍,运输车队的驾驶兵知道我是前去参军的新兵,对我非常热情,初次让我体会到战友的感情,一路上和我拉家常无话不谈,说起团部所在地的渠县三汇镇热闹非凡,他眉飞色舞,夸得天花乱坠,称三汇镇的街有多长多长,有51家饭店,有54家旅店,有38家理发店……,听得我津津有味,信以为真。到了才知道,这里仅是一个偏僻的小镇,两江在此交汇,小街长不过百米,仅有一家名叫“五一”的饭店,一家名叫“五四”的旅店,一家名叫“三八”的理发店。
汽车快到团部时,经过一段铁路工地,一大群民工正在干活。无意之中我见到了几位落户生产队的农民,还有本大队的、本公社的农民,他们是参加邻水县民兵战备团前来修铁路,已经离家好几个月,没想到我们会在渠县见面。汽车停下来,无数双手就伸了过来,无数张熟悉的脸笑吟吟望着我,高声呼喊我的外号:“张大汉!张大汉!”其情其景如同亲人重逢,知道我是来当兵,都替我高兴。
到了团部,刚赶上团党委会结束,团长和政委一行首长马上接见我,亲热地问长问短,见这样大的部队首长生平还是第一次,可是我却一点也不紧张。政委通知我,我是替师部宣传队挑选的兵,明日一早跟一位前来视察工作的副师长到达县师部去。晚饭后,部队集合放映电影,我也披上刚发的军棉大衣坐在人群中。不料,团首长临时要求我在电影开始前,给在场的千多人教唱一段样板戏。于是,我就走到电影机前,对着话筒一板一眼地教唱起来。记得那天唱的是《智取威虎山》里的“我们是工农子弟兵”,我唱一句,全场暴风雨似的跟一句,就连团长和政委也一丝不苟扯着嗓子吼,顿时我有了一种指挥千军万马的感觉。自鸣得意的我已经意识到,肖益肯定把我夸奖过了头,部队首长们对我期望值可能太高,我的内心也有点发怵。
第二天一大早,我被带到副师长下榻的招待所,与他共进早餐,然后一同出发。铁道兵是我国较特殊的兵种,成立于抗美援朝时期。它的编制是按“五五”配备,即一个师下辖五个团,一个团下辖五个营,师另外还有直属营等等。所以,一个师就有近二万人,人数相当于野战军的一个军。我带着敬畏的心情见到副师长,他姓“尚”,穿一身洗得发白的军装,头发已经花白,中等个子瘦瘦的身材,两眼炯炯有神,典型的军人姿态,说一口四川话。听说他是位爬雪山过草地的老红军,在川陕根据地参的军,不由人肃然起敬。其实,尚副师长是一个和善的长者,见面就拉家常,开口“小张”长,闭口“小张”短,不一会彼此都熟悉起来,我再也不用拘束。这次尚师长返回达县师部,从渠县出发沿湘渝铁路线一路视察,嘎斯69型吉普车里共四人,师长和我之外还有司机、警卫员各一名。每到一处工地或隧道下车时,当地施工部队的干部就恭恭敬敬向我们立正敬礼,然后陪同介绍汇报。他们不知道我的身份,把我当成师长随从,也十分客气地接待。警卫员小杨同我年龄相仿,对我很友好,知道我喜欢枪,就把带的手枪、冲锋枪子弹退出递给我玩,看我无聊时就把望远镜递给我四下里观望。
黄昏时分,小车驶进达县城内,来到铁道兵七师师部(即5757部队),直到政治部门外停下。尚师长把我交给等候在车旁的余主任,特地叮嘱说:小张我就交给你了!余主任连连点头,立即下令通知师部宣传队来人。不一会,只见两个军人跑步来到办公室,见面就是立正敬礼。其中,一人年纪较大,大约40多岁,身体微胖,他就是宣传队的黄队长。余主任也是一脸严肃地向黄交代:小张是尚师长刚带来的新兵,你们可要安排好。由于他们并没有对我详细的介绍,可能产生了误会,队里的人可能都把我当成了尚师长的亲戚,所以对我的态度有点过于热情,让人有种受宠若惊的感觉。
黄队长一点也不问我的情况,只管一个劲介绍宣传队,介绍自己。他是一个老兵,曾当过小八路号兵,现在仍可吹小号。宣传队大约有50余人,分别来自祖国各地,当时的主要任务就是排练样板戏,也有一点歌舞小节目。当天晚上彩排现代京剧《沙家浜》,黄队长领着我进入排练场地,这是一个没有椅子的多用途礼堂,彩排演出已经开始。我站在台下观看,没任务的战友们纷纷围上来看我这个新兵,黄队长接二连三地给我介绍,忙得他团团转。突然间,他见我对台上的演出感兴趣,马上命令旁边一名女兵拿个凳子来,并且硬要我一个人坐着看。各位设想如果大家都站在一块,就显得非常自然,但是让新兵一个人坐下,老兵们站在周围,这不是有意让我难堪?可是,黄队长不容分说,硬是将我按在椅子上,这时我也实在无法违抗命令,恭敬不如从命只好坐下,而内心却是如坐针毡惶惶不安。身旁黄队长介绍台上角色扮演者谁是北京人、广州人、江苏人我根本听不进去,对台上的表演也没有心思看下去了。

铁道兵里的文艺“黑兵”

铁道兵是一个特殊的兵种,它的文艺兵也是一个特殊的群体。早上不用出操,平时很少军事训练,从来也不站岗放哨,显得比较宽松自由。只有宣布命令和吃饭时才整队集合,体现出军队的样子。也许我的感觉不全面,也许我知道自己参军的手续不全,没有把自己当成一个真正的军人,其实没有军籍的人就是黑兵。像我这样的黑兵有好几个,有个年纪比我小的男孩,是广州某杂技团的乐手,吹长笛的水平不低,他哥哥就是这个宣传队的排副,在剧中扮演“沙四龙”。我们几个人没有正式安排任务,也不知道参军手续什么时候能办好,成天里就聚在一起瞎吹牛。不知不觉在部队混了一月多,迎来了1971年新年,余主任告诉我政治部派干部到邻水县去了三次,县武装部态度强硬,双方关系已弄僵,手续一时办不来,他劝我再耐心等等看。我的情绪受到了很大影响,当初的参军激情慢慢地消退下去。
一天,我们邻水县来了两位知青,专程前来打探消息并看望我,他们给我带来两个重要信息。一是我走之后,当天在邻水县引起了轰动,许多知青都纷纷想效仿离开宣传队,到部队参军去,造成思想混乱。县委沈书记非常生气,恼羞成怒地把所有宣传队的知青召集起来开会,当众宣布我的参军是非法的,家庭历史有问题政审过不了关,县里要和部队打官司,这场官司不管是打到成都军区或是打到中央军委,发誓都要把张竞生弄回来!谁要是擅自出走参军一样的下场。据说,中央军委刚刚下发一个“二号文件”,就是针对部队不经地方同意到处乱招兵,难怪沈书记底气十足。二是我刚走之后,重庆到邻水县的大招工开始了,各大企业涌向农村招收知青回城,只要表现好,生产队、大队、公社推荐就有希望,许多知青快要开始填写推荐表啦。
对第一个信息,我还是有一定的思想准备,作好了最坏的打算,大不了从部队退回到原来的生产队去。家庭出身是我的致命弱点,只要从政治上进行上纲上线,就不会有我的出路,家庭出身就象一道紧箍咒伴随着我,在那个年代象魔影一样笼罩着生活。但是,听说沈书记(也是武装部长)这样气急败坏,下这样大决心要把我弄回去却是未曾料到,我已经预感到前途是凶多吉少。对第二个信息,我十分感兴趣,象兴奋剂刺激着神经。因为参军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回重庆,如果能被招工回城,不也一样实现自己的目标吗?这样一想,心里又燃起了新的希望,凭着我在农村多年的良好表现,被推荐招工是有可能的。目前部队和地方已无和解的可能,他们神仙打仗,我这个凡人将要遭殃,三十六计走为上策。
当我把要走的想法告诉余主任后,他显得很吃惊,说了许多挽留的话,态度也很诚挚。他告诉我手续虽然没办到,县武装部有个王参谋态度很恶劣,但是部队还在千方百计想办法,相信最后总会解决好;你走之后已经得罪了县领导,无论如何不能回去,回去肯定要被报复,部队既然把你接来就要对你负责任;如果实在想工作部队也能解决,部队有许多企业可以安排,比如水泥厂等等……。可是,余主任推心置腹的话,我根本听不进去,态度坚决执意要走。当他看我去意已定,无法挽留,只好同意我的选择,同时告诉我,将派两个干部陪同返回,“如果你回去后,县里给小鞋穿,我们部队还欢迎你再来!”
我离开部队的时间正好是1971年的腊月二十九日,春节马上快要到了。那天天色阴沉沉的,寒风夹着碎雪迎面袭来,浑身上下感到透彻肌骨的寒冷,我还是穿着以前知青时的旧棉袄,登上吉普车,几位要好的“战友”相对无言地默默为我送行。我的挎包里比来时多了一样东西,那是一本《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它是部队送给我的纪念品,这本书的扉页上写着:“希望张竞生同志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在革命化的道路上不断取得新的进步!”
返回的路上,没有兴致高昂的话题,车内气氛沉闷,我们一行谁都不愿多说话,与来的时候相比反差悬殊,来部队时心情犹如过关斩将、胸怀宏图、春风得意,现在神情却象败走麦城、垂头丧气、失魂落魄。我与送行的两位干部也发生了分歧,他们坚持要我一块去见沈书记,由部队把责任完全揽下来,想帮我说几句好话;我心里有气不愿去见沈,打算一到县城就独自返回生产队。后来,双方妥协,他们答应我只站到门边就可以,不用进屋去,表示部队确实把我送回来了。
回到邻水县城时候,已经到傍晚下班时分,我们一行人只好到沈书记家里去,按照约定,我站在他家的小院内,两位军人进屋去会见。当时我虽然忿忿不平,毕竟英雄气短,外表满不在乎的模样,内心痛苦难以言状,巴不得早点离开。不一会,我回来的消息不胫而走,县宣传队的知青伙伴纷纷赶到,大家都给我出主意。有的说,沈书记非常喜欢你,这次惹他生气是你的错,还不快去向他认个错,表个态,他会让你留下来;还有的说,地区汇演未开始,宣传队真的缺人,只要态度好,参加演出有希望。我当时就认定一个死理,年轻人当兵何错之有?等两位军人谈完事情,沈书记送客出门时,听到从他嘴里蹦出一句话:“小张从哪里来,就回到哪里去!”我二话没说,扭头转身拔腿就走,再也听不进任何人的劝说,径直朝汽车站奔去,登上回乡的晚班车。
当夜,我回到袁市公社胜利三队,是我弟弟插队落户的院子,这里靠近车站,离我的生产队仅有八九里地距离。那时,心里一片茫然,我既不愿回重庆让母亲及家人伤心,又不愿意回到自己生产队丢人现眼,更不愿意知青们看到我这般失魂落魄的窘态,为什么到这里来自己也不明白。弟弟早回到重庆过年去了,邻居知道我是落难之人,不断好言安慰,拿出过年的老腊肉招待我。想想早上还在部队,吃的是细米白面,晚上就住进农家,碗里只有粗茶淡饭,老腊肉已经是主人最好的款待,似乎从天上回到了人间,好一似黄粱美梦昙花一现。那天的晚饭令我饱尝人生百味,品味无穷,刻骨铭心,终身难忘。

备受折磨的痛苦时期

说实话,我是一个天性乐观豁达的人。虽然从部队回到生产队精神上受到沉重的打击,满腹的屈辱与痛苦,但是,我并没有因此而消沉下去。为了与命运抗争,我把希望寄托在重庆的大招工上,很快就恢复了平静状态。毕竟我在区、公社、大队都是表现优秀的知青,怎么说也是一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得到贫下中农的推荐是很有把握的。我的遭遇也得到许多干部的同情,他们也鼓励我要有信心。
谁知更大的打击还在后面。春节过后,若干单位的招工的确开始了,知青们奔走相告去公社领取推荐表。首批到公社招工的单位有铁路局、062基地(航天)、交通局等等,推荐表填写后还要经过用人单位进行“政审”。听到“政审”我就敏感到不妙,象我们这类知青家庭问题又会被视为异己分子,排除在招工之外。
这天,我抱着侥幸心理到公社去试试看,公社书记见了我十分热情,可是说起话来却吞吞吐吐。后来他只好告诉我,关于我的事情县里领导专门打过招呼,无论任何单位来招工不许给我填写推荐表。这个电话精神在区公所也得到证实,他们安慰我说,可能县里最后会安排我的工作。这个消息如同晴天霹雳,把我仅存的一点幻想击得粉碎,好象是被宣布了死刑。
眼见一批批知青陆陆续续离开农村,兴高采烈地返回城市,走上工作岗位,又见一批批新知青来到农村,不久新知青又开始返城。我们这样的另类好象被历史遗忘,只有永远无休止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尽管如此,我也决不向命运低头,不承认自己的失败,我没有向任何领导求情,乞求任何赐予,默默地同命运抗争。1971年12月,我又率领一支新人马组成的宣传队回到了县文化馆剧场,照样唱自己的样板戏。当然,台上我仍然笑容满面,风流潇洒,一招一式十分认真。但是,内心是在呐喊、在呼号,面对熟人也不再躲闪回避,完全没有了自卑。

大水冲了龙王庙

说起本人后来的结局,不能不提到我的母亲。我的母亲名叫王淑身,是一位了不起的女性,她出生于河南西平县一个地主家庭,曾是乡里第一个女学生,县里第一个女大学生,文革中在重庆39中学教书。尽管我从不向她提起在农村身心遭受的磨难,但是,知儿莫如母,其实她比我还要难过。眼看人家的孩子高高兴兴回城工作,自己儿子却无法摆脱命运作弄,前途渺茫,她的内心更加不安和焦急,母亲生怕我顶不住压力,引发神经失常。正当万般无奈之时,退休顶替的政策出台,身体从来就很健康的母亲,为了我想出若干“疾病”,急急忙忙办成了病退,我就自然顶替回城,当上人民教师。
掐指一算,1964年11月下乡,顶替回城是1972年11月,我刚好当了整整8年的知青。由于参军的影响,在农村多呆了2年,可就是这2年,让我懂得了许多,受益匪浅。最大的收获就是不管面临困难有多大,精神不能垮,希望不能丢,心态要乐观,终究会成功。
大约在1984年5月的一天,我母亲娘家里来了三位客人,都是河南家乡的亲戚,他们三人是亲兄弟,管我母亲叫“姑姑”,是我正宗的表哥。因为母亲在老家很有知名度,改革开放后和家乡的亲戚陆续联系上,打听到母亲在重庆,不惜千里迢迢前来探望。其中老二名叫王三文,自己介绍曾经在邻水县武装部工作多年,母亲忙向他提起我在邻水插过队,有过参军失败的事情,不知他是否知道?
这位表哥马上用手在自己的额头上狠狠地拍了一下,懊悔地激动着说:“哎呀!我的姑姑,我真该死!当时沈部长把这事交给我亲自办理,我哪里知道竞生是我表弟,所有上告的材料都是我写的,我帮过许多知青参军和工作,怎么也没有想到把自己的表弟给坑了!真是的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人不识自家人!”
在场所有的人都大笑不止,笑得大伙直不起腰,笑得一家人眼泪直往下掉!

2004年12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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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乱世】

难忘我的知青回城路

李志圣

1975年3月,那已是我下乡插队的第七个年头了。
我匆匆走在从陇川县章凤到县城的公路上。途经井坎前的公路两旁,各种杂树、大青树、凤尾竹还比较茂盛,在热风的吹动下摇摇摆摆,还有些阴影和微风可以让我稍稍得到点凉意。
中午过了井坎后,公路两边几乎都是农田,太阳当顶直射,地下热气蒸腾,闷热难耐。我只能是脱了外衣、背心及长裤,缠绕搭在肩上,赤膊上阵了。好在脚下新买的拖鞋,还算合脚好走。
这天,我要到陇川县医院体检并作小便化验,以便确定能否申请办“病退”回昆,这就是我选定的自己回昆明的办法。
1974年初在昆明做检查时,B超显示我有肾结石,此病在结石不发作时,没有什么临床表现,尿中也不会出现肾炎症状。我在同学的帮助下,把昆明的几个大医院的其它病情证明,经过去油迹、草酸洗字迹,并在玻璃上晾干,用一些光滑的硬物在清洗晾干的证明上碾平上光,然后再用上墨汁的钢笔重新书写合适的病情证明,包括化验单,尽可能使人看不出有改过的痕迹。
这些从昆明带下去的医院证明和化验结果也要送交陇川县作为病情参考和核查。本是无奈之举,但这是我唯一的一个回家的办法,只能硬着头皮走下去。
曾听同学说,可以用针在手指上刺破出血,然后在小便里浸涮一下,这样红细胞就会留在小便里。但此方法我不敢尝试,担心手指的血和肾脏里的血在显微镜下反应不一样,而且掌握不住份量,搞不好查出十几个红血球“+”号,反而弄巧成拙了。
从章凤到陇川县城医院29公里的路程中,我自作聪明地实施了一个笨办法:在烈日当空,公路上气温几乎达到40℃的情况下,始终坚持不喝一滴水。想通过在公路上的干渴奔走,使体内肾脏内壁与结石进行摩擦,在小便内产生红血球(我缺乏这方面的知识,后来知道要是真的结石在肾脏里摩擦滚动,会引起肾绞痛,使人爬都爬不起来,别说走到县城了)。
从早上九点多钟离开章凤,没喝一口水,流尽全身汗,几乎要被烈日烤焦。经过近六个小时的路途煎熬,口干舌燥、嘴唇皴裂、腹内空空的我终于来到了县医院。
挂号、看病、开化验单。拿着那个装小便的小管,我站在厕所里却没有一丝尿意。被烈日烤焦的我,此刻连汗都没有,更别谈解出小便了。我心急如焚,把头抵在尿槽墙上,用力、用力、再用力……经过了十多分钟,头上流汗了,但下面就是不流尿。紧张、焦急,使尽了浑身解数,为了这带血的半管小便,身上几乎湿透了,下面总算一滴、二滴、三滴……好不容易才滴下来了小半管。我几乎虚脱,走路都直打晃晃。
这是何等悲哀啊,为了回家,竟然到了如此的地步。在化验室外等待结果时,我顿感五味杂陈,思绪万千……
六年前,1969年,我到陇川章凤公社晃相生产队插队。
我们晃相生产队的知青,是昆明第三中学初一到高二共十七个同学。我是初二四班的。尽管绝大部分同学非工农出身,不少还是文革初期划分的“黑五类”子女,但对下农村接受再教育的“最高指示”仍是一片忠心。
我当时被推选为知青户家长,为了表示我们的革命性和忠诚度,我和大家每天坚持曾经流行的“早请示、晚汇报”仪式,并时常用各种毛主席语录来对照、指导自己的行为。例如:要搞好团结就背诵“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在风雨之中或烈日之下艰苦劳作,苦累难熬时,就喊叫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蚂蝗叮、蚊虫咬、思家乡、念父母、身心俱疲时,就想着“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
在当时陇川县下乡插队的知青点中,没有几家会这样经常把“语录”放在日常生活、劳动当中。现在看来是相当的“左”,可那时我们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当时傣族社员对知青下乡不太理解和认同,但晃相知青集体,凭着一腔热血和纯朴的感情,坚持积极出工,认真劳动,诚心实意与傣族社员相处,虚心向他们学习,逐渐取得了他们的友好相待,建立了感情(时隔近50年的今天,我们还同下面的社员保持着亲密的关系)。
1970年春节后,陇川县召开了全县的三级(县、区、乡)干部会议,同时表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先进集体及先进个人。
那时作为家长的我,四肢发达,头脑简单,对人真诚,认真出工,从不吝惜自己的汗水。作为“学习毛主席著作先进集体”章凤晃相生产队知青户的代表,参加了会议,并在会上用同社知青们写的发言稿作了大会交流发言,赢得了参会知青代表及各级干部一千多人的热烈掌声。
三干会后,我参加了县知青办组织的一个检查小组,分别到各公社生产队知青点去调查、了解情况。一天,同县知青办王老师来到陇川县户撒公社的一个山区汉族寨,那时已是下午三四点钟,寨子里冷冷清清。零散坐落的土基茅草房周边的自留地里,各种蔬菜长势不错。寨子里树木不多,竹子也少,不像傣族寨子凤尾竹、大青树、果树遍布,生气盎然。相比之下有些寒碜萧条,看来不像是一个富裕的寨子。
在寨子里小孩的指引下,我们两人来到了知青户的两间茅草房边。一间小的关着门,另一间七八米长的虚掩着一道门缝。我上前去敲了敲门,没有回应,就轻轻地把门推开,门框是木制的,响声很大。
“哪个?!”只见从里屋走出了一个小伙子,揉着眼睛,敢情是在睡觉。王老师忙上前说明我们是县再教办的,下来了解一下知青的生活情况。
小伙瞟了我们一眼,没有吭声。我问他:“咋个你们社只有你一个知青,你们是哪中的?”“三十中,其他人逃荒去了。”我同老师对望了一下,心想年终分红才结束不久,怎么就逃荒去了!就问了一声:“年底才结算,咋个就逃荒了呢?”不知这句怎么就惹着他,他一下就叫起来:“不逃荒,吃哪样!10个工分9分钱,一天还挣不了10个工分,一年到头,连口粮钱都苦不够,只分着半年的粮食,不忙着到处去混饭吃,下半年怎么过?现金一点没有,全靠家里寄点来。但家里也困难啊!”说着说着他眼睛也红了,更是火冒三丈,什么也不顾地叫了起来:“什么再教育,完全是下来同农民抢饭吃!本来人家的地不多一亩,每年就产那么多粮,凭空增加些人,人家会高兴吗?!”
接着言语更加无所顾忌:“要整人也不能像这样,完全是流放,真他妈的是天降大任给我们了,要我们来这里受苦受罪。”看着他如此激忿,我忙说:“我也是知青,三中的,在章凤插队,我和老师会把这些情况向县上反映。”
他斜了我一眼,带着有些怀疑的目光说:“你是知青?你说说你们的10个工分值多少?”那时我们社才分红不久,10个工分有1元1角3分钱。17个知青,除了分到足够一年的粮食外,共计还领到了近2000元钱,平均每个人有一百多元。加上自己种菜、养鸡、养猪,按当时的生活水平已经相当不错了,在农村过点普通日子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
没等我开口,他又问:“你们是县上的什么检查小组,每天格外领补贴?”当时抽调到县上来,除每天社上全额记10个工分外,县上还给一点补贴,记得好像是1天1元钱、1斤粮票,因为在外搭伙吃饭是要付钱付粮票的。
等我把工分值、补贴如实相告之后,小母(此人姓母)大声叫了起来:“你们简直是知青贵族!”等他怒火发泄完后,我同他作了推心置腹的交流,对他们所处的环境及其他知青外出“逃荒”表示了理解和同情。当晚在社员家买了点小菜和鸡蛋,三人在小母的住处解决了晚饭。
至此我与小母相互熟悉了,话题也多了。记得他还同我说了他一个同学妹妹的情况:她在芒市上江插队,一年出工近300天。她们队10个工分7分钱,女生每天还挣不到十个工分。年终分配时扣除全年的粮食款外,她分到了一角七分现金,当她把这一角七分钱放在信封里寄回家时,从不落泪的父亲泪流满面,母亲泣不成声。这一角七分放在家里成了永久的纪念。
离开小母所在的汉族社时,我同他已经成了朋友,回昆初期还有往来,后来各忙各的,几十年没有相见了。
此次到户撒等地检查之行,我目睹、了解到很多知青状况,思想深受震动,改变和加深了很多认识。此时的我觉得:知青来到了落后的边疆地区,在这种各方面很特殊的环境中,接受再教育常常是一句空话,关键是我们不仅要自己教育自己,自己改造自己,自己磨练自己,相反,我们还要在文化、科技等方面去“教育”帮助农民。
四十八年后,在昆遇到了一位周大哥,他回忆说:1970年时他在保山地区报道组工作,到陇川县采访先进知青(当时德宏隶属于保山地区)。县上推荐他找到我。由于思想认识的一些转变及口无遮拦,在谈话中听我说了上述的一些在当时极不合时宜的言语后,他只好打消了报道我并向省里推荐的念头。他说:“不然的话,你可能不用办‘病退’,有机会直接推荐调回昆明了。”当然,这也是后话了。
从1971年开始,社上的知青同伴们,三三两两地被昆明下来的单位招收回城,这是大家盼望已久的回城机会,相互之间没有什么争执,真心告别。
从这以后,大部分知青被陆续招工回城。1974年后,很少有单位到下面招工。剩下的知青要想回城,只能各显神通,通过各种关系,采用种种手段,来达到回城的目的。最惨的是一些女知青。在知青的回城路上,呈现过不少人间悲剧。
人被逼出来了。
到1975年时,我们全社17个知青,就只剩下我和另一个男知青成为了留守人员。我这个曾经的知青户家长、“先进集体”的代表,没有什么特殊的关系,从未有招工单位眷顾,插队已进入了第七个年头,我从未问过社上、大队、公社及县上,为什么没有单位招我。
我1.72米的身高,65公斤匀称的体重,相貌堂堂,从身体到劳动表现都还算是不错的,至少在章凤我也是小有名气的人。真他妈的见鬼了,为什么就没有单位要我?悲哀和愤怒纠结在一起,不知向何处散发。
附近几个社的留守知青碰在一起,才明白我们这些少量的留守人员大都是出身有问题的,文革初期在学校里就被冠以“黑崽子”的“美称”,挨批斗,开除团籍。在农村插队同样带着这个烙印。我是“工商业兼地主”出身,而且在招工期间的这几年,父亲还被拴在“牛棚”里,还是“牛鬼蛇神”还没有做人的资格。所以没有单位要我这个牛鬼蛇神的崽子,看来是有依据的。
我真不明白这有什么依据!解放初期,父亲在几次运动中,向国家上缴了全部财产,由于是“净身”出门,换得了自由,没有被收监,全家8口人搬进了几间公租房(父母亲及兄弟姐妹六人,还有一个长期生病的姐姐,由于不够住,两个姐姐常住外婆家),父亲得到了一个在烟厂做普工、推烟包的机会,靠此养活全家。父母亲从未在我们几个儿女前抱怨过什么,还一直告诫我们:“要好好读书,听老师的话,长大做一个对国家有用之人。”
我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从小认为听老师的话、做个好学生就是听党的话,我们天天唱着“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唱着“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文革前入队、入团,没有因出身受到太多责难。
到了69年,我响应号召,积极下农村插队,在农村这么多年,不怕流血流汗,对人真诚,从不吝啬自己的汗水,认真地自我教育,改造自己,希望洗刷掉黑崽子这个烙印,希望能在“重在政治表现”的政策中得到解脱。但事实证明,这是一个奢望。
过去单纯幼稚,愚忠遮目,此时的我心中似乎明白了许多,下乡已进入了第七个年头,我不想任人摆布,让别人来左挑右选,也不想再等待,我只有用我自己选定的方法回昆明去。我现在才真正体会到“人是被逼出来”的这个道理。
“喂,小伙子,来拿你的化验单”,一声呼唤,惊醒了还沉浸在往事中的我,化验的医生说,“小伙子,你的小便中有一个+号多点的红细胞,我们给你写成两个+号,拿去吧。”
我把回昆明探亲时在各大医院搞到并修改过的证明、化验单,连同本次县医院所做的诊断资料及化验单一并交到县再教办时,两位熟悉的再教办老师告之:“回去等消息吧!”告别了再教办老师,我徒步返回了29公里之外的章凤。
三天后,我接到了公社转来的县再教办的通知:“到县再教办办理回昆手续”。成功了!——我成了“肾炎”病人,可以作为“病残”人员退回昆明了。
我又徒步前往陇川县城拿证明,但这次我满满地背了一壶水,不能再遭酷热干渴的煎熬,肾脏也折磨不起了。
我顺利拿到了县再教办开出的“肾炎病退”回昆的证明,却没料到肾病从此真与我结下了“不解之缘”:回昆后,先后多次震动、激光、微创、开刀住院,肾病伴随了我几十年。至今,肾上还存在着石头的“残渣余孽”。有同学说我的名字取得太神,“治肾”就是我名字的谐音,理所当然要陪我一辈子了。
告别了社上剩下的唯一一个知青同学,告别了伴随六年多的竹墙茅草屋,告别了晃相寨的山林田原,我踏上了回昆明的路。
心中特别不舍的是:在我们刚下乡缺米断炊之时,夜晚悄悄送米来的银喊大哥;关心我们的退伍军人副社长老三,像小兄弟般的秃手老二等傣族乡亲。多年来,我们相互间真诚相处,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就如一个老同学所说:“这种真挚的情感,是这段特殊的经历赋予我们的额外礼物,和再教育没有任何关系。”
1975年4月,我从陇川县回到了昆明。那是我插队进入的第七个年头。
我怀揣着那张经过不少波折才取得的“病退”证明,来到盘龙区政府大楼。因为按规定需要用“病退”回昆证明换取区再教办的落户介绍信。
那天可能是星期五,下午时分,大楼里静悄悄地没有什么声响。走在红漆的木楼梯上,只有一两个人从身边经过。来到三楼,看到贴着“再教办”标帖的门,便走过去轻轻地敲了两下,听到一声“请进”后我便推门进去。
只见10多平米的办公室里整齐地排着几张办公桌,只有一个花白寸头的老者,坐在一张桌前低头写字。同样是那么安静,我轻脚慢步走到老者面前,说了声:“老师!我来换一下证明。”
老者抬起头,这是一张有不少皱纹的脸,虽然透着和善却没有太多表情,他轻微点了下头,接过我双手递上的证明。仔细看后,他没出声,低头从抽屉里取出一本介绍信,握笔的手在上面停顿了一会,然后就填写了起来。
当他把填好的介绍信交给我,并把存根部分合起时,我看着介绍信,瞬间呆住了,一时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盘龙区再教办这位老师开出的介绍信写的是“家庭困难照顾”,而不是“病残”返昆。看着我惊讶的样子,老师慢声细语地言道:“知青的情况我了解,那么大的年龄,又是病残,找工作不容易啊,写成家庭照顾对你求职会方便一些。”顿了一下,老师又淡淡地说:“这事到此为止,今后不要再提起,你走吧!”。
我望着同自己父母差不多年纪的这位老者,不知如何感激才好,连声道谢中给他深深地鞠了一躬,慢慢地走出了再教办。遗憾而懊悔的是,当时我没有询问老者的姓名,但此事却刻在我的心中,永不磨灭。
这份沉甸甸的家庭照顾介绍信,让我于年底在离家不远的一家国企找到了工作,同时辞去了近半年的中学代课教师的工作。
因母亲高血压,多年操劳,身体不好,不管什么工作,只要离家近就好。这家国企人事科长问我:“你曾经当老师,到我们厂给你的工作是烧30米长的加热炉炉前工,你愿意吗?”
“没有问题”,我答道,“只要离家近,什么工作都可以。”
那天我拿着招工表,就想赶快回家告诉操劳了一辈子的母亲:“儿子找到工作了,可以给母亲你分担一点肩上的担子,分担一点忧愁了。”
可当我回到家时,家门锁着。院坝里的邻居告诉我:“你妈妈昏倒了,你大哥赶来,把你妈送进人民医院了。”
我没进家门,手中还拿着表格就往医院赶。到了医院,大哥告诉我:“妈妈脑溢血!”看着为我这个排行最小的儿子操心最多、疼爱最多的母亲深闭双眼,一动不动躺在病床上,我流泪了。最小的儿子工作了,开始自立了,您却倒下了。经历过不少艰难困苦、曲折坎坷的我从不轻易流泪,此时泪水却哗哗直流。
母亲是家庭妇女,没有工作,在家照顾我们兄弟姐妹六人,其中一个姐姐从小得风湿心脏病,没有上过学,12岁去世,那时我刚满8岁。
焦虑、辛劳及痛苦,使本来就瘦小体弱的母亲心力交瘁,落下了较为严重的高血压。在烟厂做搬运工的父亲每月56元的工资,除了少部分留用外,绝大部分交由母亲安排全家生活。父亲是独儿子,姑妈们早已出嫁,他还得照顾在昆明农村生活的我的爷爷奶奶,直到爷爷奶奶1966年去世。
父亲经常买“扫街菜”,别人不买的,很便宜,几角钱一大捆,回家捡一两个小时,吃糠粑粑,买鳝鱼骨头煮着吃,吃过的菜盘要用开水涮过。母亲节衣缩食,尽量少看病,少吃药,但对我这个小儿子却十分照顾,很少让我受什么委屈,我从小也尽量为母亲分担一点家务事。
现在母亲已是身心熬尽,无法再照顾儿女了!
医生说:“老人可能会瘫痪,你们要有思想准备,另外,老人脚上有东西,你们看一下。”我和大哥从母亲脚上的袜子里拿出了一摞用橡皮筋绑着的全国粮票,辛苦了一辈子的母亲,就剩下了瘫痪的身体和这一摞粮票,那是在东川的大姐一斤一斤省下,寄给母亲贴补家用的,这成了母亲一生的积蓄。
同父亲一起在烟厂工作的二哥赶来了,划为“牛鬼蛇神”刚恢复做人资格不久的父亲也赶来了,在东川农村贫困地区执教十多年的大姐三天后赶到,在晋宁农村教书、体弱多病的二姐第二天赶回来。大家都围在母亲病床前,沉默!还是沉默!
此时此刻,讲什么呢?什么也不愿讲!什么也不能讲!
母亲出院后,瘫痪病卧在家,再也没有站起来过。我们五个子女轮流守护,直到1980年母亲去世。过了三四年,父亲又偏瘫了,于1988年去世,
1976年1月我正式到离家不远的工厂报到上班,做了一个炉前工,开启了一段新的人生旅程。
面对着加热炉,我陷入思索:今后我将面临的是怎样的人生路?我似乎有些明白,但仍不十分清楚,因为那毕竟是未来的事。但希望今后的日子多一些阳光,多一些尊严,多一些心安,而不要有那么多的悲伤。
我知道,困境和磨难将会一直伴随着我,但是我同样也知道,奋斗和抗争也将陪伴着我砥砺前行!
2017年1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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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历史】

昆明知青为回家冒险翻越高黎贡山悲剧

施子杰口述 赵德深采访

口述人:施子杰,昆明三中1968届初一2班学生,1969年2月作为知青插队到云南边疆陇川县,与已故的丘林、吴先明一同参加了当年翻越高黎贡山回家的行动,是唯一的幸存者,获救后回到插队的陇川县城子姐午乡芒胆村,后招工到了陇川景罕糖厂工作,并与本村一傣族姑娘结婚,安家落户在陇川芒胆村,至今在边疆过着平静的生活,生育了两个女儿已长大成人。
采访人:赵德深,昆明三中1968届高一3班学生,1969年3月作为知青插队到云南边疆瑞丽县,1971年招工到昆明铁路局工作,直到退休在家。

1969年9月中旬,在云南腾冲县的高黎贡山上发生了一起悲剧:3名当时年仅17岁的昆明知青为避开外五县(云南德宏州边境地区)在几座江桥和边防检查站的检查和阻拦返回昆明,冒险翻越高黎贡山,在原始森林中迷失了方向,在辗转挣扎了近一个星期后,知青施子杰在腾冲采药人的救助下幸运脱险,而知青丘林和吴先明二人却因又饿又冻,惨死深山,永远地留在了高黎贡山。
知青死亡事件发生后,虽然腾冲、陇川两地的领导和县“再教育”办公室封锁消息,要求当事人不准消息外泄,但仍然引起了社会及云南下乡知青的震惊。同时,关于知青为了返回昆明,躲开江桥边防检查站边防军的截堵而泅渡瑞丽江被暗流涌动的江水冲走、躲在卸空后的油罐车里过检查站最后被闷死在油罐车里、女知青为了搭乘便车回昆明受到不良货车驾驶员的侮辱和强奸的消息传得沸沸扬扬。
我和施子杰、丘林、吴先明三人虽然都是昆明三中的同学,但他们三人都是初68届的初一学生,而我是高68届的,所以与他们互不认识,虽然我一直想对事件的幸存者作一个采访,但一直都未能如愿。直到我组织了两次同学下乡40周年返乡游活动后,才打听到施子杰已在陇川的傣族村寨安家落户,并招工到了陇川景罕糖厂工作。经过近一年多的电话联系,最后终于与施子杰联系好,于2011年5月16日在昆明金马坊附近的一个餐厅,实现了采访施子杰的愿望,以下为采访记录。

采访者:请介绍一下你们三人的基本情况。

我们三人都是昆明三中1968届的初一同学,我(施子杰)和丘林在初682班,吴先明在初688班,1969年2月到陇川县插队落户,在学校时我们就是好朋友,文化革命期间工人不上班、学生不上课的无聊生活使我们经常聚在一起玩,打发无聊的时光。

采访者:是什么原因使你们萌发了要翻越高黎贡山的原始森林返回昆明的想法?

当时我们还只是17岁的学生娃,从过惯了城市生活的昆明来到当时落后的云南边疆陇川县农村,丘林和吴先明还好,分在坝子的傣族村寨,而我则分到了贡佤山区的景颇族村寨。在昆明过惯了城市生活和自由散漫日子的我们,一下子来到人生地不熟且语言不通的边疆民族地区,悲观、无助的心态导致了我们3人都无法安心农业劳动,经常相约到章凤街的茶室和咖啡馆闲聊、打发时光,自然引起了社员的不满鄙视。悲观的心态和令人压抑的生活环境,首先使倍感压抑和失望的吴先明萌生了想办法回家的想法,徒步翻越高黎贡山到昆明的提议得到了不甘心在边疆当一辈子农民的丘林和我的响应,并开始为徒步翻越高黎贡山的行动进行准备。

采访者:为翻越高黎贡山回家做了些什么准备工作?

1969年是中国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第一年,当时地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外五县(现德宏州)的知识青年要想乘车回到昆明必须经过大队(乡)领导、公社(区)领导、县再教育办公室批准,再到县人保组(公安局)领取《知青通行证》,否则沿途必经的瑞丽江上的畹町桥、怒江上的惠通桥、澜沧江的功果桥等关卡将把你阻挡在波涛翻滚的大江那边。而按照程序去办理通行证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按照当时不成文的规定,下乡第一年知青要申请通行证回家除非是家里死了人。因此,吴先明在思乡和倍感压抑的困境下,发出了不想干了、回昆明的提议后,立即得到了丘林和我的响应,以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悲壮行动,踏上了命运多舛的“不归路”。
翻越高黎贡山回家的方案确定后,3个人私下开始了紧张的准备工作,首先是在户弄乡向一个腾冲老人打听到一条旧社会走私贩私的通道,并按老乡的指点绘制了一个简易地图。这是一条从腾冲的界头通向保山的上江,再从保山的瓦窑走到大理的漾濞,这样可以越过高黎贡山并可躲开云南滇西重镇保山县的检查的走私通道,但这条路解放后已很少有人走了。行前,有不少同学都想了解这条路线,并让我们画了地图,如走通了好多知青都将按此路线翻越高黎贡山回家。为应付复杂路况,我们还在章凤做了依托芭蕉树杆和背包带泅渡江河的实验,甚至还请了一个算命先生问了此行的凶吉,但在得到此行不吉利的凶卦后,仍未能阻止我们壮士断腕的决心,义无反顾地在做行前的准备,并于1969年9月12日带了6盘军用背包带和简单生活用品,买了一斤半饼干就离开陇川,开始了回家之路。

采访者:请介绍一下那几天不堪回首的“回家之路”。

1969年9月12日按照约定的出发时间,分别从各自的村寨出发,来到了施子杰兄妹插队的芒胆寨子集中,开始了徒步回家的行程 。

第一天(1969年9月12日)通过艰苦的的跋涉,从当时陇川县的城子乡芒胆社沿着被野草遮蔽、灌木丛生的山间小路爬上了高度仅次于高黎贡山的陇川王子树山区住了一晚。
第二天(1969年9月13日)从陇川王子树沿山间小路下到梁河县的坝子勐养区找同学杨炯明住了一晚。第一、二两天的山路虽然不好走,但在回家的信念支持下,轻松地翻越了几座原始森林覆盖的山头,两天的行程近80公里。
第三天(1969年9月14日)从梁河沿着平坦的公路来到腾冲县的荷花乡,与陪同而来的杨炯明等3位同学在农田里找了一个窝棚里住了一夜。
第四天(1969年9月15日)一早,与专程来送别的同学告别,似乎有什么预感他们几次劝我们不要走了,去意已定的我们与3位知青同学告别后,向腾冲县的曲石进发,当晚在曲石住了一晚。
第五、六天(1969年9月16、17日)从曲石走到腾冲的界头,此时,已进入高黎贡山的地界,我们在一个叫陈家坡的生产队找到一个知青户住了一晚,天亮后正式翻越高黎贡山,到下午4点左右到达山顶时,遇到了几个到高黎贡山的汉族采药人,再次向他们咨询了是否能通往保山的上江,并得到了确定的答复。尽管还未进入高黎贡山的密林深处,但在翻越大山的途中,已能看到山脚下的怒江,途中还能看到了野牛出没。天,逐渐黑了下来,本来就很不明显的山间小路被茂密的山草遮蔽了,但为了找一个歇脚的地方,我们仍摸索着往山下走,甚至依靠着背包带互相拉扯着往前行走,已经感到迷路的我们,只得在一个石块处歇下来,寒风中我曾经提议我们折返回去,找采药人住一夜再说,但吴先明提出我们已经什么都准备好了,没有必要折返回去,这样我们在寒风中度过了一夜。
第七天(1969年9月18日)天刚亮我们就开始找路,从我们昨晚歇脚的地方可以看到,只要过了我们眼前的山沟就可找到对面山上的那条小路,但下到山脚后,我们转来转去都绕不出来,这时我们才意识到,这条所谓的走私贩毒通道,解放后经历了多次政治运动的打击,已经很少有人走了,原来的山间小路早已被山草覆盖。就这样反复地找路直到天黑都没有转出谷底,这时,天又下起了雨,我们只得找个地方烤火喝水,仅剩的一小点饼干也在谦让中吃完了,我们在又冷又饿中熬过了一夜。
第八天(1969年9月19日)什么吃的都没有了,被困在原始森林里的我们开始慌张了,我们不断地用背包带连接起来往下探路,但看到前方是70-80米的悬崖无法通过。身体忍受饥饿、寒冷、疲惫已经快到极限,不祥和恐惧笼罩在我们三个人的心里,我再次提出只能往回走,去找挖药人讨一点吃的再说,精疲力竭、又困又饿的我们直到夜里才摸索着回到采药人的窝棚,因为下雨采药人已回去了。我发现窝棚里有个被丢弃的南瓜,我把腐烂的部分抠掉后吃了一点,还能吃,我让吴先明和丘林也吃一点,但他俩不想吃并倒下睡去。
第九天(1969年9月20日)早上醒来我看到吴先明已是奄奄一息,喊也喊不醒了,丘林有气无力地在旁边说已无力回天了。这时天已放晴,可以听到山脚下的水流声,几天没有喝到水的我们连自己的尿都撒不出来了,丘林叫口渴,但我和丘林已气息奄奄,迈不动双腿。我迷迷糊糊中大约到下午4点多钟醒来已不见了丘林的身影,我努力地叫喊丘林,听到丘林回话说“我去喝点水就回来”,并艰难地念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但到天黑都不见他回来,再喊已没有回应了。事后救援人员告诉我,其实丘林倒下不起的地点离窝棚也只有20米左右,身边还准备了有一个可以盛水的香烟筒,最后的时刻他已经无力张嘴喝水,也无法将水带回来,永远的倒在了高黎贡山的山涧旁。
第十天(1969年9月21日)进入昏迷状态的我,不断地产生幻觉,一会觉得已经回到昆明、一会儿又觉得自己已经死了。大约到了下午时分,我隐约听到山上有人讲话,不知从哪里来的力气,我拼命喊救命,大约断断续续地叫了10来分钟,也没有声音回应,我不断咬自己的嘴皮,强迫自己不能昏迷过去,拼尽最后的力气不停地喊救命,一直到采药人进入窝棚。我告诉他们,我们是陇川的知识青年,请你们救我一下。由于当时正值大搞阶级斗争和政治边防的年代,他们几人在窝棚外商量了一下,排除了我们不是“阶级敌人”后开始救援,至今我都记得是一个叫陈善朝的采药人把我背到他们的窝棚,并用白糖煮了一点酸木瓜水小点小点地喂到我的嘴里,到了晚上又煮了一点清稀饭给我吃,慢慢地我恢复了一点体力。
第十一天(1969年9月22日)次日一早,采药人让我在窝棚里休息,他们去找丘林,回来后告知我丘林已死在山泉水边和准备打水回来的情节。原准备在山上采药10天的采药人商量了一下后,与我协商,让我尝试着在平路上由他们搀扶着自己走一下,到爬山时由他们轮流背我,先把我送到村里,然后向公社汇报请求公社派人到山上处理丘林和吴先明的遗体,就这样我幸运地活了下来。

采访者:死人事件发生后,相关部门做了些什么工作?

采药人把我送到村里后,立即向当时的公社领导汇报,公社立即向腾冲县领导汇报。当时正值云南省革命委员会委派省革委会副主任刘殷农率云南省知识青年慰问团在保山地区和外五县进行慰问,刘殷农得知此事后,立即指示腾冲县领导马上将伤员送到腾冲县医治,指示陇川县“再教办”派专人到腾冲安抚慰问伤员,处理善后。这样,我1969年9月23日被送到腾冲县医院医治,次日陇川“再教办”人员赶到腾冲,到医院看望了我,然后去为丘林和吴先明的后事做准备。
1969年9月25日,陇川县再教办负责人范志文带领善后工作组在腾冲采药人的带领下,带着买好的丧布和棺材板等物品上山,将两人的遗体按照当地的习俗,在出事地的山头上临时打了两口棺材就地掩埋,在坟头上立了木墓碑。

采访者:对这件当时震惊社会的知青死亡事件,当地有关部门如何处理?

出事以后相关部门做出决定,可以通知家属,但不准到边疆探视。丘林和吴先明在昆明的家人接到昆明市革委会再教育办公室的通知,到市革委会拿到了一张高黎贡山上二人的坟头照片,并明确告知不能到边疆探视,不准外传。陇川县的军代表在我在腾冲住院的10多天中,也多次到医院交代我不能将事件外泄,1969年9月28日回到了陇川的生产队后,队里也按上边的要求一再交代不能向外讲,所以,尽管很多人都知道有这件事,但事件的影响还是控制在很小的范围,多年以后已被人们淡忘。后来我约了几个同学到当时出事的山上看望丘林和吴先明的墓地,但已经没法找到了。

采访到此结束。
让我们记住两位死难知青的名字:
丘林,昆明三中1968届初一2班学生,享年17岁。
吴先明,昆明三中1968届初一8班学生,享年17岁。
我十分感谢施子杰接受了我的采访,尽管听说当年陇川县史志办的人也采访过施子杰,但采访的文书只是留着存档,更何况没有知青经历磨练更没有知青情感的史志,是不能把当时那撕心裂肺的煎熬和处于深度绝望和恐惧的情景很好地体现出来的,更无法理解当时处于最底层的知识青年为何冒着生命危险去翻越高黎贡山回家,所以笔者希望在全国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43周年,也是当年发生昆明知识青年翻越高黎贡山饿死、冻死深山43周年的日子,尽可能地把当年的这一事件,对事件的幸存者施子杰的采访,通过知青口述历史的形式,把真相还原出来,同时也是为抢救知青历史文化做出努力。

2012年3月2日完稿
2015年11月4日根据当事人及好友指正稍作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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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历史】

一件尘封的血案

王忠一

引子

2018年底,由贺岩、曾义生编撰的《重庆知青简史(初稿)》问世,这是重庆知青界的一件大事。在上山下乡运动中,重庆有六十余万青年学生成为下乡知青,他们的人生走向,与这段下乡经历,有着割不断的联系。虽然全国已有不少的专家学者出版了反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专著,但集中反映一个城市上山下乡知青运动的始末,《重庆知青简史(初稿)》还是第一部。能够在自己有生之年看到属于自己的史书,自然引起了重庆广大知青的关注。“重庆故人旧事文学社”在公众号上发布了《重庆知青简史(初稿)》出版的消息,并节录了部分章节,产生了轰动效应。
就在公众号发布此消息不久,主编曾义生接到一个陌生的购书电话,并说:“这部重庆知青的简史,怎么忽略了1978年璧山发生的一件关于知青持枪杀死两对农村基层干部夫妻后自杀的血案?”
曾主编感到非常惊讶:“我们不知道这件事情呀!如果知道,这么典型的案例,不会不录入简史。你有这个案件的详细线索吗?”。
“我就是这个知青的哥哥,希望你们来璧山,我把这件事的相关情况给你们讲你们听。”
3月11日,曾义生与“重庆故人旧事文学社”的文友苏玉新、王忠一赴璧山采访了张元忠。

亲属的讲述揭开一页尘封的历史

“这么大的一件事,当时影响非常大,重庆离璧山这么近,你们怎么会不知道?”一见面,张元忠满腹不解地问我们。
“当时文革才结束不久,十一届三中全会78年底才开,信息传播又不像现在这样开放快捷,我们自然不知道了”,我们回答。
在一座茶楼里,张元忠与他的七弟张红兵开始了讲述:

我们的父母在璧山来凤镇商业部门的照相馆工作,家就住在照相馆里,共有兄弟姐妹七个,张元忠排行老四,出事是我家老五张元庆。我家的三个哥姐在1969年下乡,安插在本镇的来凤公社。1972年,张元忠也下乡去了来凤公社一大队一队,我们一家就有了四个知青。
我们是本地知青就地安置,赶场就是在住家的来凤镇,每到赶场天,所在的大队、生产队干部走马灯般地进进出出。这些掌握着我们出路的人,父母只能尽其所能地热情招待。那时,父母工资都低,口粮也是定量供应,供养一家九口都非常艰难,还要应付这么多得罪不起的食客,只能靠节衣缩食来维持,真让我家苦不堪言。
1975年初,按照当时三招一的政策,家里有三个知青的家庭要照顾招工出来一个,家里考虑到三个哥姐已经熬足了招工资格的年限,就先让张元忠招工到了镇上某单位工作。张元忠还没有完成新员工的培训,就轮到五弟张元庆下乡了。
张元庆是1958年3月生的,1965年进入小学,才读了一年的书,文革开始就停课了。几年后学校复课容纳不了那么多学生,入学的审批权就掌握在当时掌权的帮派势力手里,因为父母当时与掌权的那一派观点不同,张元庆就没能再入学。我家几兄弟习武,他就跟着哥哥们练武。到了下乡年龄,也作为应该下乡的城镇青年对待。
1975年5月,他安插在本镇青杠公社福音大队。这个大队就是有个叫福音寺的寺庙而得名,现在香火旺盛的福音寺当时已经在“破四旧”中破败荒芜,他和另外两个同去的知青就住在寺庙的厢房里。那个地方离镇上有两小时的路,当时不通车,只能步行往来。
少年时期失学练武,让张元庆形成了服软不服硬、争强好胜讲义气而缺少理性思维的性格,他的理想就是参军当兵,在战场上去建功立业。他的朋友有一件军上衣,他非常喜欢,常常借来穿上就舍不得还人家。在农村当知青的失落感、回城回家的迫切愿望、看不惯农村干部简单粗暴的管理方法又爱打抱不平,使他多次与基层干部发生顶撞冲突。基层干部就用扣工分、扣口粮的方法惩罚他,把对立情绪越来越推向极端。
一次,他大队的×书记来我家吃饭,席间×书记说: “一天晚上张元庆来我家敲门,我以为他是来打我的,我开门时还找了根棒棒捏在手上准备打起来不吃亏,结果他说,他是来给我道歉的”。父母听到这些话,赶紧给XXX赔不是,请他看在张元庆年幼无知和家长的份上,不要计较,家里一定加强管教。由此可见张元庆与×书记的积怨之深。
1977年冬季征兵,张元庆下乡超过两年了,达到了知青招工招生招兵的基本年限,他满怀希望地去报名应征,结果在第一道关口——推荐关就给卡住了,连名都报不上。张元庆见各方面都不如自己的人参军了,非常不服气,就去找×书记理论,×书记非常武断地说:“不要说招兵,就是招工招生也不会推荐你!” XXX的弟弟、大队贫协主席也像以往一样,毫无原则地为他哥哥打帮腔,一起斥责张元庆。此事过后,张元庆情绪非常愤懑,不时发泄怨气。这事可能就成了引发这场血案的导火索。
1978年3月4号,张元庆回了家。晚饭后大约七点钟的样子,天已经黑了,张元庆告别家人就要出去,他的朋友多,经常在朋友家玩,吃饭睡觉都很随便,家人也没在意。
晚上张元忠正在镇上的文化馆参加武术排练,突然镇上的公安员急匆匆地来找他,说是镇外的山间小道上有人持枪用刺刀刺伤了赶夜路去重庆卖农副产品的小贩,伤者到镇上报了案,县公安部门和民兵已经出动搜山了。报案人是个绰号叫偏颈的农民,说持枪人就是他们大队的知青张元庆。张元忠大惑不解:张元庆才离家不久,那条山道也不是他返回生产队应该走的那条路,何况他哪来的枪啊?看着公安员认真急迫的样子,又不由他不信。当时排练离不开他,他就将信将疑地叫六妹与七弟张红兵去张元庆的生产队看看。
六妹与张红兵摸黑赶到福音寺,张元庆住处黑灯瞎火,一个人也没有。他俩又急忙赶回到镇上,在张元庆常来常往的朋友家中寻找,也没有找到。一家人就在猜度、疑惑、侥幸、不安中度过了一夜。
第二天清早,公安部门来人通知我家:张元庆持枪把大队书记和大队贫协主席夫妇四人杀死后自杀了,叫我家去现场处理后事!乍然听到这个消息,犹如五雷轰顶,顿时把我们全都吓傻了!
一家人在恐慌、悲痛与茫然无措中慌慌张张地赶到福音寺,只见张元庆已经平放在地上,双手一上一下在胸前僵硬地保持着握枪姿势,腹部经解剖后缝上了,剖口有十多公分长,那件借来的军上衣仍然穿在身上。水缸沿上的木水瓢里飘着几粒生的碎腊肉和马钱子。
现场的公安人员和法医告诉我们:张元庆开枪杀死了×书记和贫协主席两对夫妻后,返回住处吞下了马钱子服毒自杀。张元庆死时呈坐姿靠在床头,双手握着一只半自动步枪。在枪杀的现场,捡到几粒未击发的子弹,分析是张元庆不会使用半自动步枪,就模仿电影里打老式步枪那样,打一枪就扳动一下枪机跳出来的。解剖是为了查清张元庆的死因。
张元庆住处的院坝对面,住着一户孤老太五保户齐二娘,与张元庆关系很好,她做不了的事张元庆帮着做,她做点什么好吃的也要喊张元庆一起吃。听齐二娘讲:下半夜里,张元庆敲开她的门要肉吃,她说现在晚了,明天给他煮。张元庆说:我杀了人,你看我一身都是血,我现在就想吃。齐二娘就给他了一块巴掌大的腊肉,叫他自己煮。这块腊肉张元庆也没煮,切碎后伴着马钱子,和着凉水吞下去了。
因为事发突然,案情重大,我们一家人都惊慌得不知该怎么办,同时也顾及仇家情绪失控发生冲突,就没去凶杀现场查看。我们的心理也承受不了那血淋淋场面。
经公安部门同意,我家把张元庆抬回家自行处理。张元忠和三哥找来木棒和绳子,揭下床上的席子把张元庆裹了抬回家。第二天一早,雇了辆手扶拖拉机,拉到永川火葬场火化了。
张元庆出了这么大事,让家里既伤透了心又担惊受怕,那时文革刚结束不久,人人都心有余悸,如果作为反革命事件处理,全家人都会受到株连,所以骨灰都没有要,任随火葬场处理了。
也就是那几天,张元庆满二十岁。
张元庆杀人的那支枪,经查明,是他离家时从镇民兵营长蒋志荣家里偷来的。蒋志荣是镇商店的经理,就住在张家隔壁,两家的院子只有一道两米高的院墙相隔,轻易就可以翻越。那时阶级斗争的弦还绷得很紧,他那级民兵干部可以在家里存放武器。
父亲被公安局叫去,说是配合调查,半年后才放出来。公安局的人告诉我家,这是对我家采取的保护措施,防止仇家报复。还说,鉴于张元庆已死,不再追究做结论;现在中央已经有了相关政策,个人做的事情个人负责,不再株连家属。此事如是发生在一两年前,无疑会作为反革命事件定性,我家也会跟着倒大霉。

我们问:“张元庆在作案前有什么反常的行为?”
张元忠:“不明显。他出门前我正在埋头给朋友写信,突然发现他站在我身后,我觉得有点奇怪,就问他有什么事情,他说:没得啥事,我就要走了。我嗯了一声,又去做自己的事了。”
张红兵:“五哥离开时,我正在过道里做作业,他对我说了声‘好生读书’,就出门了。”
这成了张元庆与家人最后的告别。
“事后仇家来找过你家没有?”
“没有,可能是有关部门做了工作。”
几年前,张元庆的一些知青朋友向张元忠打听张元庆的墓地,说是张元庆出事后,他们的境遇得到了改善,后来都回城了,想去祭奠一下他。张元忠苦笑着给他们道出了骨灰都没要的原因。

事后推理

自杀的毒药事先已经准备好,说明张元庆报复杀人是有预谋,并对后果的严重性有足够的估计。
选择在晚上离家,是为了去隔壁盗枪,并能够不被人发觉地携带回队实施报复。没有走往常的路就是为了避开熟人,但恰恰在这条路上,遇到了认识他的人,他在炽烈的报复情绪和被人认出后的恼怒中,刺伤了认出他的人。
六妹和张红兵去他的住处找他未果,血案发生在下半夜,其间这么长一段时间张元庆还没有实施报复行动,估计他在行动前,是藏在某个僻静处进行过很激烈的思想斗争,但强烈的报复欲望、盗枪并刺伤人已构成犯罪的既成事实,让他觉得已无退路,如上弦之箭,不得不发,终于酿出了这桩惊人的血案。
当然,随着张元庆死亡,这些推理,只能是无法证实的推理。

此次血案的影响

这次血案性质是相当严重的,在相当高的层面产生了影响。据张元忠讲,领导层以此案例出了专门文件,要求各级干部改进工作作风,关心群众利益,解决群众的合理要求,妥善处理各种矛盾,防止矛盾激化。民兵武器实行了统一保管、枪弹分离的管理。
知青在农村发生的困难和问题虽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也比以前有所改善,待遇有所提高,招工招生的环境也越来越宽松。
此次血案发生在1978年3月,当年11月23日《中国青年报》刊登了评论员文章:《正确认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这篇文章客观地评述了上山下乡存在的大量问题和知青在农村的艰难现状,有强烈的回城回家要求,提出了“统筹兼顾,全面安排,千方百计地广开就业门路”,解决知青普遍存在的问题的思路。
当年12月9日,云南支边知青为争取回城。打出了“我们要回家”的旗子,公布了《罢工宣言》和进京向中央请愿的《北上宣言》,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发生了大范围的罢工风潮,农场处于瘫痪状态。有的城市还发生了知青卧轨拦车、阻断交通的激烈行为。12月16日云南支边知青首批进京请愿团出发;1979年1月4日中央首长在中南海接见了请愿团,听取了他们要求回家的诉求。
全国各地插队落户的知青,也因长期不能回城,看不到出路和希望,绝望和逆反心理逐渐积累,各种突发事件层出不穷,各级政府对知青管理的难度越来越大。璧山发生的这起血案,看似是一件非群体的、孤立的案件,但与当时全国知青渴望回城发生的风潮和事件联系起来看,绝不是孤立的。上山下乡,已经达到了非解决不可的程度。
1979年,国家审时度势,全面停止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知青这个名词,成为了一个历史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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