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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 天》第一三九期
抢救文革回忆 积累文革资料 交流相关信息 促进文革研究
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19年10月30日第139期
本期目录
〖辽宁文革专辑〗
史林一叶
杜钧福 辽宁文革述略
余汝信 辽宁驻军的“三支两军”
故纸堆
李晓航提供 渔歌子录入 毛远新在“八三一”赴京代表座談会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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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林一叶】
辽宁文革述略
杜钧福
辽宁省在文革开始时期辖9市（沈阳、旅大、本溪、丹东、阜新、营口、锦州、鞍山、抚顺）、4专区（沈阳、锦州、朝阳、辽南，1968年沈阳专区改称铁岭专区）和盘锦垦区。中共东北局驻沈阳，第一书记宋任穷兼沈阳军区政委，第二书记欧阳钦，第三书记马明方。军区司令员陈锡联。辽宁省委第一书记黄火青，省长黄欧东。
比较完整的辽宁文革资料甚缺，论述文章亦罕见。高振河所著《喻屏传——一位老共产党员的人生历程》（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一书的第十三章“十年劫难”，对中共中央东北局在文革中的情况有所记述，其中较具体地记述了震惊中央的辽宁著名武斗“八二二东塔机场事件”。余汝信《〈陈锡联回忆录〉的弦外之音》 一文分析了陈锡联和宋任穷两位主要领导人的关系及对辽宁省文革进程的影响。沈阳市公安局干部刘丽英的回忆录《往事回首》 涉及该市公安系统文革，该书出版后有三篇文章从文革研究角度有所评论 。
一、运动初期
文化界的劫难
辽宁省委原对文革思想上准备不足。1966年5月初，东北局长春会议对辽宁批评后转为积极。5月中旬省委宣传部派工作组进驻文联，发动对文革前辽宁京剧团演出的剧目《海瑞背纤》的批判。批判会当夜，剧作者徐菊华就自杀身亡。随后，省文化厅副厅长、舞协主席王丕一和军区文化部副部长、舞协副主席陈果也自杀身亡 。5月18日省委成立文化革命领导办公室，抽调一些干部到各单位巡视，了解运动状况。
1966年6月13-29日，省委召开三届五次全体扩大会，揭发批判以省委书记处书记周桓为首的辽宁文艺界“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6月23日在《辽宁日报》上公开点名批判。周桓原为沈阳军区政委，1955年曾授上将军衔，1959年受彭德怀案连累，转到地方任辽宁省委书记处书记，负责文艺方面的领导工作。当时东北局分工，宋任穷管黑龙江和辽宁，马明方管吉林。宋任穷指示要点名批判有思想作风问题的省委书记，省委决定批判周桓。６月25日地委在沈阳医学院礼堂召开“声讨辽宁省反党反社会主义头目周桓大会”。当时主管文教的省委书记李荒也受到大字报攻击。各地市也相继抛出一批领导干部供批判，一般是历史上有前科的干部或文教宣传部门领导。
1966年6月3日，受北大聂元梓等人大字报发表的影响，沈阳的辽宁大学、东北工学院等校都出现指向校领导的大字报。6月5日，辽大领导组织对不同意见学生的围攻，称“六五事件”。6月11日，省市委派出工作组到辽大，以后相继进驻东北工学院等大专院校。东北工学院的党委书记兼副院长柳运光在一年前的“四清”运动中就遭到批判，已经靠边站，现在又成为大字报批判对象。
在辽宁大学，6月25日以后揭发批判校长兼党委书记邵凯和校党委的大字报日益增多。6月27日工作队将所有中层干部集中学习，党委瘫痪，学生停课，秩序大乱。6月29日，省委宣布邵凯为“三反分子”，撤职罢官。校党委时期打了四五十个“右派”，工作组时期打了409名“右派”，是从后来揭发出来的“黑材料”中知道的。 他们都受到围攻，一名女学生被整得精神失常。
6月29日宋任穷在一次会议上布置要抓千分之五至百分之一的“右派”。不久在沈阳三所大学工作队长会上又说：“批判比例多大? 百分之一、二、三，学生百分之五左右。”沈阳仅六所大学被打成“反革命”、“右派”即达1133人，占总人数9%。
7月30日，辽大工作队撤出学校。8月6日经选举产生的文革筹委会继续执行工作组路线，迫害学生，8月17日批斗邵凯。8月26日成立黑帮劳改队，将60多名干部、教师集中劳改。邵凯校长身心遭到严重摧残，于1967年1月23日逝世。
辽大中文系学生李刚英因给省市领导贴大字报受到工作组组织的上万人的围攻。这时，哲学经济系学生张祥久等几位同学找到他，要来他的大字报底稿，说要到北京找中央首长评理。但是他们到了北京，一看那形势就明白了，没找中央首长就回来了，和李刚英商量，决心组织起来一起干。他们写了一张《对辽宁大学文化大革命形势的声明》大字报，用白纸贴出，轰动全校。因为张祥久是复员军人，把他的名字列于首位。他后成为“八三一”派的领袖、辽宁造反派的标志人物。从此就把反对学校文革筹委会的这派叫做“白纸派”，而把拥护筹委会的称“红纸派”。后来“红纸派”也成立和与他们对立的“辽宁大学红卫兵”（后称“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这支红卫兵于9月5日接管了劳改队，劳改人数不断扩大。
在辽宁另一重点大学大连工学院，无线电系讲师黄必信在1966年6月14日自杀身亡。他曾于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当时他家八兄妹中，有六人被划为右派。黄必信被划右派后下放劳动，直到1960年摘帽以后才回校执教，但又被指控为对工农出身学生“阶级报复”，再次下放农村，于文革开始后回校立即成为打击目标，屡遭批斗，不堪虐待而自杀。他死后不到一个月，学校党委也被打倒，更多的教师被送进劳改队。两年后，在1968年开始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黄必信的妻子余启运于6月10日被隔离审查，四天后也自杀身死，留下三个未成年的孩子。10月，他们14岁的女儿也失踪，不知去向。其他两个孩子被送往农村。
在大连的光明化工研究所，8月召开铂电阻温度计鉴定会，但是该成果研制者被打为“牛鬼蛇神”、“反动学术权威”，被关进牛棚。当时参加鉴定会的代表多为其在科技大学的同学，为其鸣不平，也全被软禁审查。中科院物理研究所的专家、我国低温事业奠基人洪朝生先生正在该所出席另一会议，因是这些人员的老师，也被戴高帽子游街。后来物理所、中国科技大学想方设法才把他们救出。这是洪先生在文革中唯一的一次蒙难。
在文革刚开始时，辽宁省各地正在开展四清运动。例如沈阳地区昌图县，地委组成11850人的庞大社教工作团于6月进驻该县。1966年7月21日,地委发出《关于昌图县社教工作团党委和城镇分团党委组成人员的通知》,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冲击,昌图县社教工作团于10月撤回。
这一时期，全省中小学教师正在经历磨难。7月15日沈阳地区各县根据地委指示,相继组织了中小学教师集训班。集训班组织了学习文件,开展了“四大”,对参加人员进行分类排队,拟定重点人名单,对出身成份高、历史有问题的教师,当作“牛鬼蛇神”、“黑帮分子”加以横扫。地委第一书记申东黎在7月21日地委宣传部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指出,全区经过前一段揭发,挖出坏人、牛鬼蛇神300多人,在运动中“初步形成了一个革命的左派队伍”。申东黎很快也受到批判，在1967年再次被批判，自杀身亡。
在沈阳地区开原县，全县三千余中小学教师7月15日到县城集训，时间长达两个月。开展“四大”，揭发批判“重点人”，先后有一百余名教师被揪斗。到了9-11月，开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迫害反而加剧，又有一批校长、老师被斗。
各地文艺界受到更大冲击。曾被誉为省文艺战线上的“乌兰牧骑”的法库县剧团于7月被定为“黑线大人物”陆定一精心炮制的“黑典型、黑样板”。团长刘中汉被专政,演员王佳文、孙凤菊遭到批斗、毒打。孙凤菊含冤投井自杀。
红卫兵运动
红卫兵运动始于血统论的传入。抚顺一名中学生说：“这时，学校里‘唯成分论’一时风行，时髦的口号叫做‘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我们班红五类们也开始行动了，他们搞外调，翻档案，用放大镜去查找其他同学家长的历史瑕疵。然后以此对他们排斥、歧视、打击，强行摘下他们戴的主席像章，让他们面壁思过 。”
1966年8月中旬以后各地开始组织红卫兵。在干部子女聚集的沈阳，相当于北京“西纠”的红卫兵组织是“红后代”。沈阳“红后代”成立于1966年8月16日，骨干力量是沈阳二中、29中、辽大附中等校学生。“八一八”后，他们和其他红卫兵组织一起，冲出校门，走向街头，冲击了南关天主教堂、慈恩寺等宗教场所，掀开了沈阳破四旧的帷幕。他们还组织人马要冲击沈阳故宫，周恩来得知后，指示军区立即派兵进驻，通令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任何人不允许破坏，从而制止了冲击事件。
“破四旧”不仅涉及宗教还涉及民族政策。朝阳地区本是明清时代蒙古族人民的栖居地，设有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在其他各县区亦设立蒙古族中小学。但在红卫兵破“四旧”运动中，各县、公社蒙古族中小学的蒙语教学全被当成“修正主义产物”和“叛国语言”被取消，全地区有31所蒙古族中小学被砍掉，几十名蒙古语教师被迫下放或改行。与此同时，喀左县境内所有的牌匾公章、布告中的蒙、汉并列文字中的蒙文全被撤销，一律改成汉语单一文字。
此事可联系1968年4月3日发生在北京西单商场的爆炸案。这一爆炸事件致使五人当场死亡，上百人受伤，商场建筑和设施破坏严重，引起全市居民惊惶不安。公安部组织破案，一个月后断定作案者即死者之一，为辽宁省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南营子公社东村大队农民董世候。他是蒙古族人，29岁，出身富农，本人成份学生，曾接触过雷管、炸药、导火索等物。公安部判断，他“是地富子弟，觉得没有前途，对现实极端不满。由于成份问题一直娶不上媳妇，又受村干部的歧视，因而对社会产生不满，铤而走险，报复社会”，曾流露出制造事件的意图。 此处未提文革和“破四旧”事，但可以设想可能的关联。1969年中共“九大”以后，在抚顺的百货大楼也发生过类似的爆炸事件，伤亡人数和是否破案至今未公布。
在“破四旧”运动中，产生不可思议之事。例如大连市内多日式建筑，有些地方原有集体供暖设备。受了红卫兵运动的影响，为了“破四旧，立四新”，海军大院里日式房的锅炉冬天停烧，家家领了铁皮炉子。大院里每日早上烟雾缭绕，还有人因此煤气中毒。
沈阳“红后代”成立伊始就得到军区的支持。“‘红后代’成立那天，沈阳市举行了纳粹冲锋队式的盛大庆典游行，沈阳军区给红后代配备了军车，摩托车，发行了《红后代》杂志，创刊号是精美印刷的，可以和《红旗》媲美。‘红后代’在中山广场举行了盛大集会，集会过后，各地就都开始了暴力的‘革命行动’。” 他们先将学校的“牛鬼蛇神”游街武斗，第二天兵分两路，一路砸庙，一路去抄“牛鬼蛇神”的家。22日“红后代”和他们的外围组织“红卫兵”（由工人、贫下中农家庭出身的学生组成）蜂拥上街“破四旧”，23日砸了慈恩寺，把30多尊唐代石佛全部捣毁。所以，军区从文革初期就开始主导运动的走向。
一位当时的中学生描述：“红后代在20中学也成立了，其主要成员都是高干子女，领导全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在校园里掀起一场‘红色恐怖’。这时校领导靠边了，老师靠边了。红后代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造‘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反，重新布置教室。像过新年晚会似的，各班教室的前后门都贴同一样的对联。上联：‘老子英雄，儿好汉’；下联：‘老子反动，儿混蛋 ’。横批：‘历来如此’。一个班级排三排座位，同学按自己家长的家庭成分、政治面貌，找自己的位置。第一排，是‘红五类’的座位。由革命干部（要45年9月3日前参加革命），工人、贫下中农子女组成。第三排，由出身地主、富农、资本家和家长有历史问题的‘黑七类’子女坐。中间由中农、城市贫民，以及不属于前后两排的人坐。”“整个校园弥漫着一片‘红色恐怖’，绝大多数师生都感受到精神上沉重的压抑。平日里的欢声笑语不见了，团结和谐的校园人为造成‘严重阶级对立’。”“红后代时期执行的‘反动血统论’，给当时只有十几岁的同学们造成的心理上伤害是刻骨铭心的，伤痕是长久存留的，有的至今也没抹去。”
中央文革记者站记者在当地的观察：“1966年秋沈阳街头充斥着‘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打地洞’的大字报，宣扬什么‘自来红’、‘自来黑’的观点。在街头群众辩论会上，发言者要先报自己的出身成分，这样，非劳动人民出身，甚至知识分子、中农出身的人，常常被赶下台，剥夺了发言权。人为地制造了分裂和对立。当地最大的红卫兵组织‘红后代’的成员，自诩都是根红苗正的所谓‘红五类’。头头都是高干子女，气焰很盛，不可一世。”他们在内参中报道了这一现象，毛泽东肯定并批转了这一报告。 另一位当时的中学生回忆说：“红卫兵第一次大行动，就是遣送‘黑五类’，沈阳的四类分子被我们沈阳九中的红卫兵一夜之间扫荡得干干净净。一天半夜我们调来了几十辆大汽车，每辆汽车十来个红卫兵，按照公安局提供的名单逐户去抓人，抓来就送到沈阳九中的大礼堂关押，礼堂里黑压压的坐了一地，连续几天对一些男的健壮的面相不服气的，拉出人群就打，小女生红卫兵最厉害，都是手持红军的铜头大皮带猛抽，整个大楼一片哭声，不几天，我们就开始押送，将这些四类分子及其家属都遣送回了原籍去劳动改造。” 这些被遣送的“黑五类”中很多在文革结束后才回到沈阳。
“破四旧”运动过后，“红后代”及其外围组织“红卫兵”，以及其他保守派红卫兵组织也把斗争矛头指向地方当权派。9月10-16日，他们联合一些工矿企业单位群众组织，连续五次召开“揭省、市委阶级斗争盖子大会”，批判省市委领导。9月18日又召开“炮轰省委大会”，将常务省委书记白潜游街。第一书记黄火青、第二书记黄欧东也很快被打倒。一大批领导干部被揪斗、游街。黄火青于1967年4月被送往北京保护起来，1969年10月战备时期返回辽宁监护。
造反派的兴起
和官办的红卫兵运动同时出现的是造反派的兴起和联合。一名当时的中学生回忆：“学校里的造反组织正在分化、重组。官办的也就是当时以班级为单位发袖标的红卫兵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取而代之的是学生们自己组织的红卫兵造反组织。学校学生成立的组织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联系到当时在市里已经有影响的大红卫兵组织，在我们学校成立分部，一种是直接在学校成立造反队。”
1966年8月24日在东北工学院成立了以郝义田为首的东北工学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26日，他们在省委礼堂召开的“揭省委阶级斗争盖子”大会上，揭发1964年销毁800万册（一说30万册）毛主席著作单篇本的问题（因为出版质量问题），并随后写了大字报贴在省委机关，引起省委极度紧张。
文革初期，省市委派遣很多“特务”潜伏在造反派中间，将学生们的一言一行写成“内部通讯”、“敌情通报”、“辽大文革简况”、“辽大简报”等汇报上去。后来，张祥久、李刚英等发现此事，在8月24日集合辽大800多“白纸派”学生到省委要求交出这些材料并给他们平反。由于省委采取搪塞态度，他们决定立刻上京解决问题。于是大部队集体进京，并参加了8月31日毛泽东第二次接见红卫兵。接见以后当晚，他们就在天安门广场成立了辽大“八三一红卫兵”。
同一时期，8月25日在沈阳农学院成立了以魏礼玲为首的沈阳农学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与辽大、东工的两支红卫兵呈鼎足之势。为了整合三者的力量，张祥久、郝义田、魏礼玲等达成协议，在沈阳成立一个“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总部”，地点设在东北工学院。这些造反派红卫兵也仿效北京同行的做法；“红五类”组成红卫兵，出身不好以及部分教师组成外围组织。例如辽大的“八三一”派的“八三一红卫兵”和外围组织“红色造反团”。两者往往同时行动。
沈阳市委派往中学的工作团中沙兆均等六人于8月18日递交了《辞职书》，宣布不再充当镇压文革的消防队。他们继而写出《文化革命的绊脚石——中学工作团》等大字报。此后，中学文革工作团才解散。事后，市委又于9月21日以后组织了长达21天的围攻，直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开展以后才得到解脱。
很多单位形成造反派和保守派的对立局面。例如在辽宁人民出版社的群众形成“井冈山”和“东方红”两战斗组。“井冈山”成员多是中层干部和党团员。他们自认为：“出版社的党团组织都瘫痪了，我们井冈山战斗组要起到党团组织的作用。”“东方红”的组成人员面比较广，出版社内各科室都有人参加，基本上都是一般群众。双方在拥护的干部问题上对立。
其他各地区造反派形成稍晚。1966年10月1日，朝阳地区各界群众国庆集会，地委决定请辽宁第一师范学院（1965年从沈阳迁往朝阳山区）党委书记、副书记二人上主席台就座，遭到该校部分红卫兵的坚决反对，在会场上静坐示威。地委组织了上百名机关干部上街拦截这批示威的学生、红卫兵，发生了肢体冲突，称为“十一事件”。这次集会之后，辽宁第一师范学院的红卫兵分裂成两大派组织：主张打倒院党委书记、副书记的红卫兵们组建为“毛泽东主义造反兵团”，拥护支持院党委的组建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
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之前，一些学校造反派就有索要整学生材料的行动。9月的一天晚上，辽宁第一师范学院中文系100多名红卫兵学生将学院委书记、副书记的办公室包围起来，索要运动初期学院党委对该院教职工、学生分类排队的有关材料，并砸开档案室，抢走有关的档案材料。9月17日，阜新煤矿学院一些红卫兵在市委门前静坐示威，索要“黑材料”。
在旅大市，1966年6月16日，大连工学院两个系的学生开始造反，翌日市委派工作组进驻。20日发生揪斗教员、党员干部的“六二○事件”。9月7日，旅大市高等院校和中等学校的一些红卫兵组织发起了炮打市委书记胡明的大会。保守派的“旅大市大中学校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总部”在9月14日成立 。10月9日，全市性造反派组织“旅大市大中院校红卫兵总指挥部”成立，即与当权者在“黑材料”问题上开始斗争，并带旅大市委书记崔荣汉、市长许西二人到北京告状。10月30日陶铸接见了“指挥部”代表和这两位领导干部。
9月中旬，营口市内成立了造反派组织，取代了原“新文革”领导小组。市高中成立了“毛泽东主义红卫兵造反司令部”（简称“红司”）和“八一八红卫兵团”两大学生组织，矛头直指市委、市人委和各级党政机关的主要领导。11月24日，营口市数百名红卫兵冲进市委档案库，抢走两麻袋“黑材料”。
10月25日，沈阳农学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红色造反团”在向院文革索取“黑材料”时和对立的保守派“红卫兵”发生激烈冲突。“红色造反团”的多名成员被从窗口扔出，一些人受伤。“红卫兵”将“红色造反团”三名负责人（都是教师）押解到北京，控告他们打砸抢。11月12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沈阳总部”300余人就此事件来京告状，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接见了全体代表。18日陶铸接见了双方人员。
辽大“八三一”进驻了省委大院。11月11日，他们和沈阳农学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等从省委档案大楼搜出大量“黑材料”。
造反派兴起后必然和“红后代”发生冲突。1966年10月23日，在东北工学院召开“思想兵”与“红后代”的辩论大会，主要争论谭力夫讲话的是非。辩论进行得非常激烈。这次辩论以后，“红后代”就逐渐式微，到1967年初就销声匿迹了。“红后代”解散后，又出现一拨“沈字兵”，由一些贫下中农子弟发起。但他们秉承“红后代”的政治路线，而且加入条件极严，也就没能成气候。
伴随“红后代”解散的是一批“牛鬼蛇神”的解放。例如在沈阳铁中：“在这时，我校风云一时的‘红后代’突然从学校里蒸发了，不见了踪影。黑字大军无声无息地结束了自己的历史。黑五类老师解放了，校长夏汝南解放了。” 群众在精神上得到解放：“不管怎么说，‘造反有理了’，没人管我们了，我们民主了、自由了、平等了。文革以来几个月时间压在心里的闷气发泄了，头顶上的精神枷锁被打碎了。”
非“红五类”学生纷纷成立组织。沈阳一中一位同学说：“不许革命的‘赵老爷’垮台了，被压迫的同学们翻身了，凝聚在他们身上的无穷力量快速地释放出来。因为学生们的思想得到了解放，校内各种各样的红卫兵组织开始如雨后春笋般地相继成立。过去，那些纯正的‘红五类’学生可以起来造反成立红卫兵组织，今天，那些拥护党和毛主席、出身于‘黑五类’、‘灰五类’的革命学生也可以成立红卫兵组织了。”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开展以后，其他保守派群众组织也迅速瓦解。辽宁大学文革初期官方组织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原有三千多人，到12月只剩一二百人。当初省委还曾派一些党员学生打进“八三一”企图控制这个组织。后来这些人分裂出去组成“红旗”。此外还曾存在一个“和稀泥”的“八一八”。学生们抄出“黑材料”后。东北局书记顾卓新不承认是“黑材料”，和七名辽大“八三一”红卫兵一起携十几麻袋赴京讲理。12月17日周恩来接见他们，答应把其中的各期《文革简报》给造反派批判，其余材料焚毁。
1966年11月3至9日，省委召集三级干部会议传达10月中央工作会议精神，被造反派冲击会场，揪斗领导干部。此后，省委陷于瘫痪状态。
到了1966年12月，大串联已经基本结束，各校学生还兴起一股到工矿企业串联的风潮，鼓励工人们造反。工人，农民，机关干部，走向了文革的政治舞台。他们一部分和东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联手组织了“硬骨头造反团沈阳总部”，后形成“辽联”一派骨干。
造反派的分裂
1967年1月6日，辽大“八三一”红卫兵将他们学校两名对立派学生扭送沈阳公安局，说他们在北京冲击中南海。翌日他们来局要领回进行批斗，公安局未给，“八三一”于8日“查封”了部分公安局部门，并于10日从公安局搜查出一些“黑材料”，均与公安局人员激烈冲突。公安局干部刘丽英等出面与他们谈判后，他们方才予以启封和退出。而市公安局当政的一批人，都是文革前夕从部队调来“掺沙子”、在文革初期迫害广大干部的人。他们声称刘丽英等“勾结红卫兵冲砸市公安局并乱中夺权”，三个分局的人于13日冲进市公安局，将他们8个人拘禁批斗。辽大“八三一”知道此事后，派了几十人到红卫（即皇姑区）分局解救他们。此时他们已被转移到派出所。红卫兵到派出所要人，派出所民警对空开了51枪。直到凌晨3时，刘丽英等才被释放。次日，“八三一”把这几个开枪的民警游了街。
刘丽英曾在1966年11月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期连续贴了三张大字报，批判市公安局当权者迫害广大干警的罪行。她的丈夫李文彬曾作为“八三一”代表团中公安局代表参加过北京的三派谈判，回沈阳后被关押，后被迫害致死。
这一时期，辽大“八三一”领袖张祥久嫌别的学校太“右”，在一些工人鼓动下，决定自己拉出队伍，于1月30日召开了“八三一沈阳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成立大会。会后在沈阳的主要街道游行示威。当队伍行进到《辽宁日报》楼前的时候，张祥久突然发出向《辽宁日报》夺权的声明。这一大帮人很快驱散了《辽宁日报》的人员，占领了报社。
此时进入夺权阶段。1月23日，沈阳市委被夺权，由东北工学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等18个群众组织组成接管委员会管理，市委机关陷入瘫痪状态。1月31日，东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等24个群众组织宣布接管省委、省人委一切权力。此前，有群众组织冲击东北局，经周恩来指令制止。（左图：文革群众造反运动时的张祥久。）
黑龙江省夺权以后，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宋任穷和东北局候补书记喻屏到黑龙江参加2月2日举行的“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会后，经周恩来同意，宋任穷让喻屏提前赶回沈阳，仿照黑龙江的模式，筹备、组织沈阳各造反派联合，藉以推动辽宁各群众组织的大联合。他们先成立一个“工作委员会”，沈阳军区也派代表参加。1967年2月16日，“辽宁省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委员会”（简称“辽联”）在沈阳宣告成立，宋任穷在成立大会上讲话以示支持。后来“辽联”以东北工学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等学生造反派为主体，思想较为活跃，得到了相当大一部分机关中下层干部和已经“站出来”的高级领导干部的支持。“辽联”成立以后，将辽大“八三一”从《辽宁日报》社驱出。
其他地市的造反派亦发生分裂。1月28日，朝阳地区夺权，分裂为两派。1967年4月，为巩固已经夺取的权力，已成立了临时革命委员会的“朝阳地区造反派联合总部”正式扩大为“朝阳地专机关捍卫毛泽东思想一二八革命联军”。不久，未参加1月28日夺权、未能被结合进“朝阳地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临时革命委员会”的原“朝阳各界革命造反派联合总部”，亦把社会上与之观点相同、地位相等的各红卫兵、革命群众的造反团、战斗队联络在一起，扩编为“朝阳地区革命造反派八三一总部”，这两大派观点对立的群众组织经常辩论和争斗。
营口市也在1967年1月28日进行了夺权。出于对夺权的不同态度，各造反派组织开始分化、组合、争斗，形成两大派别——营口市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筹备委员会（简称“大联筹”）和营口市“八三一”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八三一”）。
此时盘锦垦区的群众组织也形成对立的两大派。即“盘锦垦区大联合筹备委员会”(简称“大联筹”)和毛泽东思想“八三一”盘锦垦区“五一六”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五一六”)。
沈阳军区的文革
早在1966年9月1日，沈阳军区司令部召开文革动员大会，部署学习《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11月11日，军区政治部一些人写了一张大字报，送到军区首长驻地，遭到冷遇。11月17日，军区机关召集大会，第二政委曾绍山讲话，动员用“四大”方式开展文化大革命。当场就有人上台造反，要求肯定“双十一行动”。会后几天，出现很多揭批领导的大字报。司令部一些人围攻几位副参谋长。
12月2日，在领导布置下，贴出了一批反击大字报。过了一天，军区再次召开干部大会。陈锡联、曾绍山宣布：前几天，军委派总政主任肖华和总政宣传部长李曼村来军区调查处理运动问题，肖华代表林副主席宣布，沈阳军区机关文化革命运动中出现了夺权反党份子，他们的代表人物是军区政治部的保卫部长泾水生、群工部长李树基和直属政治处主任张西潮。
此后，军区各大部集中力量抓本部的“泾李张反党集团”的代理人，都是些精心挑选的、“抛出去不心痛的人”。“所有的参谋、干事、助理员，人人检讨，个个反戈。机关里一片哭声、悔过声。” 军区领导还授意要抓“反党分子”的后台，并抛出了军区副政委吴保山、副司令刘转连予以批判斗争。吴保山后来调走，刘转连原为贺龙部下，1967年贺龙倒台后被停职审查。
不久中央军委发来电报责令军区机关停止文化大革命。随后军区对“反党分子”和“代理人”进行了处理，有的逮捕法办，有的到基层降职使用，有的转业到地方。此后还有人自杀。此案在文革后才彻底平反。
沈阳军区的空军政委黄立清也是原二方面军的，参与了1966年6月6日开幕的空军第三届党委第十一次扩大会议（“四个六会议”）上的两派斗争，被认为是贺龙的人，于1967年1月贺龙倒台后被拘禁审查。他和刘转连均在1975年贺龙平反后才被平反任用。
文革串联期间，有北京解放军艺术学院（简称军艺）的造反派“星火燎原”到沈阳活动，被军区扣留，沈阳医学院“八三一”造反派曾参与解救。除此以外，在夺权阶段未见军内造反派与地方造反派联合的事例，可能因为整个运动只进行了20多天，军内造反派被及时镇压。因此，沈阳军区未发生冲军区等类似事件。但是后来，各地军事院校广泛参与地方文革。
到了1967年底，肖华、李曼村均已倒台，军内外有人要求为“泾李张反党集团”平反，但因为陈锡联仍在台上，未取得成果。
二月镇反
1967年3月上旬，沈阳军区和辽宁省军区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作出的《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贯彻毛泽东“人民解放军应该积极支持革命左派”的指示，对辽宁省境内各驻军部队如何开展“支左”工作做了部署,明确规定沈阳专区范围内的“支左”工作以辽宁省军区为主,其他驻军部队给予协助配合。
军队介入后即发生镇反事件。事后的1967年12月，沈阳军区党委在对介入初期所犯错误的检查中说：“在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初期，我们曾几次错误地出动部队，压制了东北局和省委机关、橡胶四厂、有色金属加工厂、111厂、410厂的一些革命群众组织，抓了八一红卫军、钢铁造反军、红色工人中一些负责人和有色金属加工厂的两个领导干部，曾说过八一红卫军是反动组织。这是很错误的。”“在这个期间，我们还错抓了一些人，并同意和支持群众扭送了他们的一些负责人。”
1967年3月5日，辽宁大学“八三一”的张祥久、胡金戈、李刚英等十名领导人被“扭送”公安机关拘禁，4月10日释放。沈阳医学院“八三一”派的三个头头被关进监狱，20多名骨干关在学校审查，三个多月后才释放。东北局机关“革命工人造反兵团”的三名领导人也被抓捕。
与此同时压制主要学生造反派组织。沈阳军区指出辽大“八三一红卫兵红色造反团”六条错误，要求他们“整风”。军区还对东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战斗团”总部提出“彻底揭发、彻底批判、彻底解决”的要求。
实际上，他们抓的范围相当广，当然不都是军队出面的。例如后来当上中纪委副书记、“两案”办公室主任的刘丽英，当时是沈阳公安局干部，也在3月24日被公安局军管会逮捕，被大会批斗，关了58天。
2月8日，北航造反派领袖戴维堤到大连活动，正逢当地驻军镇压瓦房店纺织厂的“瓦纺造反团”。他不明就里，当场代表北航“红旗”予以支持。他亲眼见工厂被全副武装的战士包围，大喇叭在喊：“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队奉上级命令，坚决取缔‘瓦纺造反团’。‘瓦纺造反团’的头头们是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他们打着造反的旗号，实行打、砸、抢，攻击我中国人民解放军，打死打伤革命群众和我解放军战士，是可忍，孰不可忍！我中国人民解放军某某某某部队遵照中央军委八条指示和沈阳军区司令部的命令，坚决取缔‘瓦纺造反团’。‘瓦纺造反团’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必须无条件投降，谁胆敢反抗，死路一条……”然后见到三四十个工人造反派被战士绑走。 这就是“瓦房店事件”。此外，旅大警备区还于2月11日解散了“旅大造反军团”，逮捕了其领袖黄金庆等人，并举行群众大会声讨。
在锦州，群众组织由于对《锦州日报》2月8日社论的态度分歧而分裂为“好字派”和“糟字派”。驻军40军支持“好字派”，引起“糟字派”不满，包围了卫戍区司令部。驻军首先抓捕了进驻地委的“中南海锦州工学联革命造反总部”几个头头，然后于2月18日发布措辞严厉的通告点名攻击几个群众组织是“反革命逆流”。3月6日，锦州市公安局发表了“三六通令”，把锦州师范学院“红色造反团”等三个群众组织打成了反动组织予以取缔，抓捕其“坏头头”，并于3月19日举行“公审大会”。
在朝阳地区，1967年夺权后，当权的“朝阳地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临时革命委员会”于3月21日发出通告，宣布反对夺权的“朝阳各界革命造反派联合总部”里的“全红总”和“红联会”造反派组织为“反革命组织”，逮捕了这两个组织的负责人，迫使造反派组织尽快解散。当时逮捕的人员直到1968年1月才被释放。
二、三派形成和革委会成立
辽宁三派的形成
在“二月镇反”中，军区主要打击“八三一”派。后来的“辽联”派基本未受损失，而且其中一些组织还助桀为虐，帮助军区压制“八三一”。所以，如果没有后来的变故，这两派很可能发展成类似四川“八二六”和“红成”那样的对立局面。
1966年9月中旬，辽宁省委第一书记黄火青、第二书记黄欧东已先后被批判。而宋任穷却在当年8月的八届十一中全会被增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说明毛泽东在此时还是保宋的。1967年1月，黑龙江成立临时最高权力机构──“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周恩来让宋去参加，并安排其讲话表态。宋以后认为，周的用意很明显是想为他出来工作创造条件。2月16日“辽联”成立，东北局委派候补书记喻屏、省委书记徐少甫，以及省军区第三政委杨弃等参与“辽联”的工作。
“辽联”成立时，由于军区反对东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和“八三一”派参加，沈阳三大高校红卫兵组织并未包括其中，但是宋任穷在会上批判了辽大“八三一”派的“分裂”行动，并以中共历史上张国焘事件比喻，符合东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思路，后来这个组织参加了“辽联”并成为其中坚力量。
但是，“二月镇反”以后，“辽联”的主体、东北工学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对军区持批判立场。他们指责军区1966年下半年对军内造反派的清剿和“二月镇反”期间对地方造反派的镇压。他们认为军区在支左问题上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提出“炮轰延安里，火烧陈锡联”（延安里是军区领率机关所在地）、“打倒陈、曾、曾”（指陈锡联、曾绍山、曾思玉）的口号。（下图：文革群众造反运动高潮中的沈阳闹市区太原街。）
而军区则想把祸水引向东北局。他们支持东北工学院与“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对立的两个统称为“旗革二造”的红卫兵组织300多人于4月10日进驻东北局大院，提出“彻底砸开东北局阶级斗争盖子”、“揪出刘、邓伸向东北地区的黑爪牙”的口号，其目标主要是揪东北局第三书记马明方，因为宋任穷和欧阳钦此时都被周恩来调到北京保护起来。另一方面，辽大“八三一”派也在4月2日提出“炮轰东北局，火烧宋任穷”的口号。
为了争取主动，1967年4月21日，东北局书记处发表“关于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三点意见’”，其主要内容为：1、最近进驻或冲进东北局机关的“东工红旗造反团”、“革命造反团”和“辽大红卫兵”是保守组织；2、他们进驻或冲进东北局机关是违反毛主席亲自指示的军委八条命令和中央2月21日的通知的，是非常错误的，希望他们按照中央军委八条命令和中央2月21日通知精神撤出；3、我们坚定不移地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坚决支持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同他们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三点意见”引起了冲击东北局的学生组织的强烈不满。5月4日，这一派组织在沈阳市人民广场召开大会，批判“三点意见”，会场上与保宋任穷的“辽联”派发生冲突，酿成流血事件。
4月26日，东北局书记处集体赴京向中央文革汇报辽沈地区情况。陈锡联在会上得到江青、张春桥等的支持，东北局一些领导受到指责。陈锡联随后提出，“三点意见”如何对待、东北局警卫连撤不撤？参加“辽联工作委员会”的军代表撤不撤？江、张当即表态：三点意见收回，警卫连和辽联军代表都撤出来。4月30日，沈阳军区撤走了东北局的警卫，并支持两个造反派组织进驻东北局。至此，宋任穷经营的“大联合”计划流产。
1967年5月10日。在沈阳市政府广场召开三十万人大会。沈阳17个系统产业工人代表讲话，提出“彻底砸开东北局、省市委阶级斗争盖子”口号。大会宣布成立沈阳第三大群众组织“辽宁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站”（“辽革站”）。省军区第三政委杨弃、副司令员凌少农应邀出席会议。5月18日“辽革站”召开大会，尉凤英、李素文、王凤恩等全国劳模发表讲话，宣布参加“辽革站”，拥护沈阳军区和辽宁军区的支左工作。辽革站的斗争矛头直指“宋、马、顾、喻、徐”（指当时尚未打倒而又与“辽联”观点一致、受到“辽联”支持的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第三书记马明方、书记顾卓新、候补书记喻屏和辽宁省委书记处书记徐少甫）。由于军区的支持，“辽革站”在不到一个月时间内迅速壮大，成为号称百万大军的队伍。
反“二月逆流”以后，“八三一”派恢复活动。6月5日,全市性的“八三一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成立，沈阳乃至全辽宁开始形成三大派。概括地说，“辽联”拥宋反陈，“辽革站”拥陈反宋，“八三一”则二者都反。从社会背景角度看，“大致说来，‘辽联’派的基础是五大机关的干部，‘辽革站’派基本上是产业工人特别是军工企业工人的联合，‘八三一’派的成员服务业、第三产业工人略多，大中学校师生则分属各派。三派之中‘八三一’派对出身、历史要求稍宽容些。”。他们还吸收了一些郊区的农民。原来的“红后代”和“沈字兵”多参加“辽革站”。沈阳农学院的“革命造反团”也参加了“辽革站”，其领袖魏礼玲后来作为“辽革站”的代表参加了省革委会。支持“辽联”的五大机关又称“五大官团”（东北局、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通俗地说，“辽革站”认为那两派都是牛鬼蛇神。而“辽联”和“八三一”认为“辽革站”是保皇派。“辽联”认为“八三一”走极端，“八三一”认为“辽联”妥协。“辽联”号称60万人，“八三一”号称15万人。在三派中“八三一”最弱，也没有后台，但很多成员是前一阶段被整的人，所以战斗力很强。而且“八三一”宣传工作出色，鲜明的政治立场也吸引省内甚至吉林省的许多造反派与之结盟。其领袖张祥久成为省内最耀眼的造反明星。此外还从“八三一”分裂出去一个“六七工人革命造反联络站”，于1967年6月7日成立，接近“辽革站”派观点，没得到很大发展。一般群众参加各派，并非都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很多人是随大流或被裹胁进去的。
官办的“辽革站”的很多行为不得人心。例如沈阳车辆厂5月8日贴出布告，说10日举行“辽革站”成立大会，“辽革站”人参加每人补助1元，非“辽革站”的不许参加，如参加就要扣工资。一位附属小学体育教师宋广泉看了感觉不公平，就写大字报予以反驳，并在11日率众参加了“八三一”派的大会，后来成为“八三一”派的领袖之一。
每单位都分裂为两派或三派，占优势的派掌权，弱势的派往往自动离开，这单位就成了大派的据点。这样就把沈阳按照派别划分几个区域。“辽革站”以几个军工企业为根据地，在铁西区和大东区占优势；“辽联”以东北工学院为根据地，在和平区、沈河区占优势；“八三一”以辽宁大学为根据地，在皇姑区占优势。在市中心太原街一带，则是三派的宣传阵地，都抢占制高点，安装大喇叭，整天互相攻击，吸引了许多老百姓在那里围观，但都不表态。沈阳三派各有自己的机关报，分别是《铜墙铁壁》、《八三一》和《辽联战报》。“六七联络站”还办了个《六七战报》。
辽宁大学是“八三一”的大本营。但是二月镇反以后在其内部分裂出来一个“二总部”，“二总部”又联合校内的非“八三一”战斗组，组织了“新辽大红卫兵”，也称“辽大红卫兵”，与“八三一”成对立之势。“八三一”占据学校外语楼，“新辽大”占据中文楼，先打宣传战，后来动了手。沈阳军区曾派来“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比较倾向“新辽大”，后来撤出了。1967年5月1日“新辽大”几百人撤出校园，依附于“辽革站”，在重型机械厂文化宫安营扎寨，直到1968年2月返回。
沈阳军区本来是支持“辽联”成立的，为什么又支持成立辽革站，造成三分天下的复杂局面？原因可能是他们根本不认同“辽联”主体东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这样的造反派。东工的“思想兵”虽然拥护宋任穷，也支持省市一些干部站出来，但其出身是造反派，是反“红后代”起家的，有自己的想法，不像尉凤英、李素文这样的劳模那样听话。特别是，“思想兵”还替1958年被错误批判处理的几个辽宁省干部鸣冤叫屈，为他们翻案。他们是当时的省委书记王铮、旅大市长宋黎和省长杜者蘅。他们把这几个干部藏在校内，还在1967年6月底，和“省委联络站”一起开了1958年问题的小型辩论会，后来又在7月9日召开这三名干部的“平反大会”，但会上发生一些争执。这些行为为军方不能容忍，况且“思想兵”还批判他们的“二月镇反”。东工“思想兵”曾要求军区派人帮他们搞军训，军区没有答应，就表明了态度。
从党内“山头”分析来看，这些问题也可以理解。正如余汝信所分析的，在宋任穷和陈锡联这两位东北地区的主要高干之间关系并不融洽。而辽革站要打倒的那些干部，在历史渊源上也非主流，例如顾卓新和喻屏原属于北方局系统，而马明方和徐少甫原是陕北习仲勋的部下。
“八三一”实际对干部并非一概打倒，所以和“辽联”的分歧不那么大。后来张祥久说：“我们坚持为1958年被错划为反党集团的原省委书记杜者蘅、王铮、李涛等人平反。我们坚持保护那些被实践证明没有问题的干部，如原东北局书记顾卓新，原省委书记处书记白潜、胡亦民、朱川等老干部加以保护（这些老干部的保护工作都是我一手做的），怎么我们保护的就是‘反革命分子的后台’？支持我们的老干部就都是‘坏蛋’呢？” 对于文革初期即被抛出打倒的东北工学院党委书记柳运光的问题，他们也提出过不同意见。他们主要打倒对象是沈阳军区政治部主任李伯秋。
随着沈阳三大派的形成，辽宁各地群众组织重新洗牌，形成和沈阳三大派有联系的两派或三派。
1967年6月上旬，沈阳地区各造反组织陆续加入辽宁省3大派，地专机关造反派组织“地联”亦分化为3大派。
在旅大市，保守派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即“思想兵”后来组成“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旅大市东方红公社”。他们和保守派的工人组织“五一兵团”、“革命捍卫毛泽东思想赤卫队”一起组成“旅大市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总部”，简称“革联总部”，受到警备区支持。造反派方面，和学生组织“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旅大市大中院校总指挥部”相应的工人组织是“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旅大市工人造反总司令部”。这一派简称“旅大工总司”。在“二月镇反”中被镇压的“瓦纺造反团”也属于这派。他们后来参加省里“辽联”一派。此外还有一个“毛泽东主义旅大市三联部”，系由工人、大专、中学三个组织联合而成，势力较小，也算一派。
在本溪市，在军分区支持下，于1967年4月2日成立“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简称“本联”。未参加“本联”的一些学生组织，主要是钢铁技术学校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卫东公社兵团”和一中“中南海兵团”等联合一些工人组织，成立对立的“本溪市红卫兵联络站”，又于三天后，吸收一些工人组织，扩大为“本溪市革命职工联络站”，选举本钢工程师马景荣为站长。在5月28日和6月5日发生武斗后，改名为“毛泽东思想八三一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迅速壮大。 本溪县也相应成立两派组织。
在丹东市，形成相互对立的两大派群众组织：“辽革站”派的“丹东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简称“丹联”或“大联合”和“八三一”派的“丹东红色造反者总司令部”，简称“丹东红司”。 临近丹东的凤城则有三派群众组织：“凤城县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简称“凤联”）、“毛泽东思想八三一凤城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八三一”）和“辽联凤城红色战线联合委员会”（简称“红色战线”）。
在阜新市，逐渐形成两大派群众组织。一派以“阜新煤矿学院红卫兵”为首，人们习惯称为“红色派”，是支持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的，由于有解放军支持势力较强。另一派以阜新煤矿学院“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为首，人称“主义派”，是保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的，没有解放军支持，力量较弱。
武斗
沈阳的武斗实际开始于1966年12月。当时一些学校，特别是中学、中专，各种红卫兵之间开始火拼。这股风很快蔓延到军事院校。等到大批工人加入各个群众组织以后，武斗很快升级。
“辽革站”以沈阳军工企业为骨干，而军工企业中最具规模的是黎明机械制造公司。黎明公司是我国最大的飞机制造厂之一，有职工几万人。文革初期整了900多名群众的材料，又以“放包袱”为名进行了斗争，其中42名被打为“右派”、“牛鬼蛇神”、“反革命”。1966年11月15日被整群众成立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造反组织，后发展为“毛泽东思想八三一黎明机械制造公司总部”，隶属于“毛泽东思想八三一沈阳军工总司”。
从1967年5月起，公司内主要是“辽联”和“辽革站”两派之间斗争，开始互相伏击造成伤亡。5月18日，后来成为“辽革站”骨干力量的“黎明联总”与对立的“黎明造反团”在该公司的文化宫进行过一次武斗，造成60多人受伤。
在军区支持下，后来组成“辽革站”的一些组织，主要是军工企业的工人组织，经过精心策划，出动几千人、几百辆汽车，于6月1日凌晨进攻“辽联”的大本营东北工学院，却陷入重围，惨遭失败，大批人员被俘虏，一名工人兰继英被打死。称为“东工事件”或“六一事件”。
据后来揭发，为策划这次行动，他们召开了三次准备会议，每次都有军区代表参加表示支持和提供意见。在5月31日的最后一次会议上确定了详细的作战方案，分配了各参加单位的任务，并制定时间表、联络信号等。行动以抓捕东北局第三书记马明方为名。
6月1日凌晨3时半，攻方大队汽车在东工“红旗”引导下，开进东北工学院。当他们下车进入大楼后，却找不到对手。原来东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早得到消息，也作了精心准备，给对方布置了陷阱，将他们引进后突然发起攻击，打得对方措手不及，狼狈逃窜。结果东工方面俘虏了对方几百人，缴获20多辆汽车。但是“辽革站”方面还同时进攻了沈阳体育学院和音乐学院。那边没有准备，吃了些亏。马明方、喻屏、徐少甫等干部隐藏在体育学校运动系平房的顶棚里，免于遭难。
事后交战双方进行了声势浩大的宣传战。东工方面在市府广场举行了声讨大会，会后由百余辆汽车组成队伍到铁西区游行示威。而“辽革站”方面则攻击东工打死了工人兰继英，要为他报仇雪恨。事件发生后，喻屏邀集记者谈话，指出这是一场“大规模武斗”，并对此严加痛斥。同时，他对军区“接待站”支持“六一事件”，表示极大遗憾和惋惜。然而，“辽革站”则大肆宣扬：喻屏是这次“大规模武斗流血事件的阴谋策划者和刽子手”。但是社会舆论明显不利于“辽革站”，“八三一”也组织人去东工慰问。由于省军区对“辽革站”的血洗东工一事没有表示任何态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沈阳总部组织人员到省军区要求主管支左的省军区副司令员凌少农接见，遭到了拒绝。由此，“思想兵”沈阳总部发动了一场“六二四静坐行动”，持续了三天。此事件后，沈阳进入全面武斗时期，也从冷兵器发展到枪炮作战。
6月18日沈阳医学院内“辽联”、“八三一”两派武斗。这所学校里“辽革站”派人员很少，而“辽联”派在“二月镇反”里整过“八三一”派，所以主要是这两派之间的矛盾。这天上午，“辽联”派几百人包围了“八三一”派居住的宿舍楼，两小时攻破并俘虏对方人员。次日凌晨，“八三一”派反攻，使用了炸药炸楼，并请来抚顺“红工联”助阵。后来东北工学院“辽联”援兵来到，正准备大打时，“辽革站”乘机占领了“辽联”一个据点，“辽联”总部命令撤退，医学院的“辽联”派也撤退到东工。
武汉“七二○”事件后，武斗再掀高潮。辽大“八三一”接受了校武装部一个民兵师的枪支，但缺乏弹药。于是张祥久于7月25日率领100多武装人员、十辆卡车到营口靶场企图抢夺枪支弹药，结果什么也没得到，在冲突中一位解放军军官从卡车上坠落身亡。
1967年8月初，沈阳第八航校内“八三一”派“红总”和“辽革站”派“联司”之间武斗，使用的教练手榴弹，最后“联司”撤出学校。8月6日“八三一”攻打“辽革站”在兴华电器厂的据点，发生激烈武斗。后“八三一”为武斗死者送丧车队又遭“辽革站”袭击。
“辽革站”6月1日进攻东工失败后，决定先拿黎明厂里的对立派开刀。8月10日下午，“黎明联总”联合“辽革站”精锐“沈矿革联”、“中捷革联”等队伍共千余人突袭“黎明造反团”占据的61车间。他们使用了土坦克、燃烧瓶、手榴弹等武器，很快攻陷了这个车间，俘虏了对立派多人。然后他们集中火力猛攻文化宫，使用了平射炮等武器，然后突击队在土坦克掩护下，攻入文化宫，造反派退至二楼。此时“辽联”援军赶到，将残余的60余人救出转移。“辽革站”方面完全占领了黎明公司。此役“辽联”方面死亡20余人。
文化宫事件中“辽革站”动用枪炮后，各派迅速搜集、抢夺枪支，用现代化武器武装起来，组成专业武斗队。三大派都有自己的王牌武斗队，“辽联”有“六二四战团”、“七二二战团”、“机校东彪”等，“八三一”有“电校八一八”、“高压驱虎豹”等，“辽革站”有“黎明联总”、“冶金革联”、“电校联合部”、“机校革造”等。“黎明联总”武斗队由一位中专毕业生李培元率领，极其凶悍，被称为“棒子队”。
8月6日，中共中央作出《东北局停止对东北各省市领导的决定》，辽宁以至整个东三省为年初已介入“三支两军”的沈阳军区所左右。此后三大派群众组织开始武装抢占市内高层建筑，尤其是控制商业区内的制高点，并且封锁部分交通要道。
此时，社会秩序混乱，大量垃圾无人清理，堆积如山。没有警察维持治安，居民们自发产生一种联防制度。小区、胡同、村落被封闭起来，只留小口出入。各家出人组成联防队，自制武器，轮流值班巡逻，不拘派别。
当时的一名学生记述了这种居民楼碉堡化的奇异现象：“第二天，我坐摩电车回到自己家。一路上看到工人村的居民楼都是戒备森严的样子，有的建筑物表面能看到明显的枪痕。我家楼门口用草袋子装满了沙石垛起来1米来高，过去一脚就能踹开的楼门也用铁皮包上，还加了门闩。二、三楼缓步台窗户都用砖头砌死，但都像碉堡似的留出了枪眼和瞭望孔。听说各门栋还设计了联络暗号，像‘平安无事’、‘长江’、‘黄河’什么的，每天晚上各家大人轮流值班守夜，一旦有情况以暗号为令紧急行动。这样的居民联防有点劳民伤财，时间长了都有点吃不住劲，慢慢地大家看武斗没有攻击居民住宅的倾向，也就解除了武装。”
另一名学生说：“各家各院也都建筑堡垒，我们大院十余家从一个建筑工程队拉来了很多木跳板，加高院墙，邻居各家出一个男人，手持长枪，编成小组，晚间不睡觉巡逻，防备有流氓偷袭，那个时候流言蜚语非常多，说是哪个地方有一伙流氓组织战斗队，专门抢劫老百姓，于是沈阳市所有的居民区都建立了武装，虽然没有真枪，但是都有匕首、扎枪、大刀，经常半夜的时候，铜锣敲响，各家各户必须出去战斗，整整数个月风吹草动，累得人困马乏的，也没有来抢劫的。”
这种状况大概持续了两个月，到1967年11月天寒地冻，武斗消停了一些，社会秩序才好了一点。
其他地区的武斗
和沈阳地区不同，辽宁其他地区的武斗持续时间更长一些。
在旅大市，随着两派全市性组织成立，引起一系列大型武斗。第一场大型武斗发生在1967年7月30日，地点在海军工程学院。该校造反派“红色造反团”受海军三军派“红联总”支持，在学校占优势。这天他们进攻对立派“革命造反总部”校内据点，在校外“工总司”人员协助下攻占了这个据点。此役主要用冷兵器，但是使用了鸟枪，开启了热兵器时代。
8月9日，工矿车辆厂“钢铁联军”总部被本厂“工总司”人员联合外单位的武斗人员包围进攻。“革联总部”方的武斗劲旅、大连造船厂技工学校“飞虎队”前去救援，使用了教练手榴弹将被围人员救出。
8月24日，“工总司”方面进攻人民卫生学校。此处为交通要道，“革联总部”方面的“东方红公社”屯兵数百人，但是在武斗前夕，他们已经探得消息，撤退了大部分人员。当日“工总司”不敢贸然进攻，用迫击炮开了三炮。最后工矿车辆厂“钢铁联军”持枪来救，朝天开枪救出被围困人员。
9月15日，“革联总部”召开誓师大会，会后游行，遭到“工总司”人员伏击，开枪射击，被打死8人。10月10日大连港两派群众组织发生冲突，称“海港大会战”事件。后在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期间，“会战”被定为“五一六”分子阴谋夺权事件，部分干部、群众受到审查
1968年1月30日在周恩来过问下，旅大市三大派群众组织在北京签署《旅大市各革命群众组织关于实现革命大联合的协议书》，3月7日正式公布，并成立旅大市革命大联合筹备委员会。但好景不长，双方再次冲突。此时，在部队支持“革联总部”情况下，形势不再对“工总司”有利。
1968年3月27日，“革联总部”召开“拥军爱民大会”，旅大军管会主任莅临讲话，表示支持。会后游行队伍受到“工联司”人员袭击被击败。4月3日，双方在大连闹市区武斗。先是“革联总部”的“东方红公社”偷袭“工总司”头头正在开会的大连饭店，展开枪战。“工总司”人员前来救援，将“东方红公社”人员赶到楼上，并投燃烧弹引起大火。“革联总部”派出六辆土坦克将楼上被困者救出。此役“工总司”一名主要领导被打死。此后“革联总部”在市中心中山区由弱变强。
从1966年末至1968年上半年，旅大全市发生大小武斗事件76起，死亡189人，重伤625人。
在朝阳地区，“一二八”夺权后立即发生武斗事件。1967年2月28日，朝阳发电厂的工人组织与辽宁第一师范学院的红卫兵发生武斗，双方动用了步枪、手榴弹。翌日，朝阳发电厂武斗队再次强行进入学校院内进行搜查，打死一人。
在铁岭地区，主要是“八三一”和其余两派之间的武斗。1967年11月30日至12月1日，铁法矿两派组织发生武斗，双方参战总人数达300人，动用迫击炮、轻重机枪、手榴弹和其他枪支，“八三一”派逃往铁岭。12月14日至16日，开原县“开联”武卫队进攻“八三一”派驻守的化工厂大楼。12月21日至25日，“铁革派”武卫队包围了“八三一”派占据的铁岭城内省机校大楼,在进攻失利后,于23日派人到法库等地搬兵后，在25日晨攻下省机校大楼。此次武斗造成双方死亡8人,伤3人。
在丹东，“辽革站”方面的“丹联”和“八三一”方面的“丹东红司”间针锋相对，武斗不断。其中影响最大的是1968年的“一·一三”事件。1月13日，“丹联”集中近千名武斗队员，包围了丝绸学校，手持机枪、冲锋枪武装进攻。绸校“八一派”的“红联”拼死抵抗，打退“丹联”四次进攻。14日上午，“丹联”用迫击炮猛烈轰击，还动用了火焰喷射器，使整个绸校和周围民居陷入火海之中。炮火轰击后，“丹联”武斗队冲入，“红联”方面被迫突围撤离，多名人员被俘后枪杀。
在本溪，1967年6月5日本溪师范学校武斗之后，武斗迅速升级，进入枪炮阶段。8月20日“本联”围攻“八三一”主要据点市委机关大楼并将其占领，打死13人，称为“八二○事件”。此后，“八三一”集体逃亡北京。1968年6月12日本溪市革委会成立后，“八三一”派被全面整肃。
武斗严重影响了各地人民生活。1967年8月27日，营口火车站发生一起武斗事件，致使市内交通全部中断，影响了全市粮、煤、副食的调运，出现粮店、煤场排队抢购粮、煤的现象。郊区农民不敢进城送菜，自由市场菜价飞涨。在此期间，粮库粮食无法调运，粮谷加工厂只能供应玉米26万多公斤。全市21个煤场煤炭脱销6天以上，严重影响了市内群众的正常生活。
东塔机场事件
1967年8月21日，沈阳军区传达周恩来指示：辽宁三大派群众组织的代表、喻屏以及徐少甫等省市领导干部，务必于8月23日到京开会，解决辽宁问题。当时“八三一”代表决定乘火车进京。“辽联”和“辽革站”代表乘同一架飞机到京。
据喻屏回忆：8月22日下午5时许，喻屏和徐少甫等以及“辽联”的代表到达东塔机场，他们在候机室稍事休息，便登上班机。喻屏等人在机舱内刚刚坐定，忽听枪声大作，“辽联”的一个代表顿时受伤。过一会儿，他们接连走下飞机，赶到南面的草坪中隐蔽起来。这时，“辽革站”的武斗队仍在向飞机射击、扫射，叫喊捉拿徐少甫。后来他们在“辽联”武装人员保护下退据候机楼，遭到“辽革站”方面围困。
此事的叙述有不同版本。一种说法是，当时护送代表的“辽联”武装人员在代表登机时对空鸣枪送行。在机场远处正在挖掘藏在地下的枪支的“辽革站”人员听到枪声遂往这边开枪，于是双方发生枪战。 此说把这一事件描绘成偶发事件，逻辑上不通，也完全与事实不符。“辽革站”方面事先做了精心准备，布置了兵力，以至于再次发生严重流血事件。
据1979年调查结果证实：8月22日下午，“辽革站”头头高某，一方面派孙某率一支武斗队到机场抓徐少甫，同时派林某带领另一武斗队携带机枪、半自动步枪在滂江桥附近设伏，准备伏击“辽联”的增援人员。这一地区属于“辽革站”控制地区。
“辽革站”人员于中午登机后，17点40分，“辽联”派武装人员，携4支半自动步枪、6支手枪，护送“辽联”代表和喻屏、徐少甫、张正德等人到达机场。18时17分，当“辽联”的护送人员在候机楼前欢送时，“辽革站”的孙某带领一伙人端着冲锋枪、自动步枪冲进机场，一面叫喊捉拿徐少甫，一面向候机楼和飞机射击。“辽联”一名常委和一名空军人员受伤。“辽联”的护送人员躲进候机楼还击。“辽革站”人员围困候机楼，向内射击，但不敢轻易冲进去。枪战一直持续到傍晚。这一情况已报告周恩来。周指示迅速平息武斗，保证次日10点前到达北京开会。
按照沈空司令部指示，20时40分空军作战处副处长宋新生率61名解放军战士，分乘两辆大卡车前往机场制止武斗。他们每人只携带“红宝书”，无任何武器。当他们的汽车快到莲花桥时，见前面有十来辆满载武装人员的卡车聚集，遂冲了过去，并见到这些车上甚至有无后坐力炮、火焰喷射器等武器。原来这些人是“辽联”的增援队伍，因为在人家地盘上，不敢轻易冒进，也没来得及阻挡从后面来的解放军车辆。
但是当空军的两辆车行驶到滂江桥时，陷入了“辽革站”的埋伏圈。林某带领的“辽革站”武斗队认为这两车就是“辽联”的增援部队，立刻向他们密集射击，将第一辆车上的解放军战士当场打死两人（三天后在医院又死一人），打伤战士15人，车上人员几乎全部伤亡，后一辆车上也有人负伤。在他们后面的“辽联”人员也有人负伤。后车紧急停车，车上人员立刻向路边疏散，避免了再次伤亡。他们了解了前车情况后，向伏击阵地喊话，说我们是解放军，你们是什么人？回答是我们是“黎明联总”的。这些“辽革站”的武斗队知道打了解放军，闯了大祸，遂作鸟兽散。事后驻黎明厂的军管会主任把带队打死打伤解放军的林某等人找去，训斥一顿。8月27日，“辽革站”和“黎明联总”就他们22日晚伏击解放军一事，分别向军区写了检讨报告。
空军人员将所有死伤人员抬上后车，开到机场，动员双方武斗人员撤回，然后才载着死伤人员到医院救治。
由于原拟乘飞机损坏，这些赴京开会代表只能于次日晨乘一架安二飞机先飞鞍山，改乘大飞机到京。这场被称作“东塔机场事件”的大规模武斗，共打坏飞机两架，有3名解放军战士被打死，15名战士被打伤。此外，还有“辽联”一名代表受伤，在机场执行任务的一位军代表五处负伤。
8月23日，周恩来、李富春、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吴法宪等有关领导人接见辽宁三派代表及几名领导干部。吴法宪在会上讲了沈阳军区和沈阳空军于23日凌晨发出的特急电的内容。这两份特急电隐瞒了事实真相，谎报徐少甫指挥“辽联”袭击机场，打死打伤18名解放军战士（一说空军的报告未提肇事者是谁）。康生听后，当即把徐少甫骂一顿。与会的“辽联”代表对此当场予以反驳。此时，周恩来指示：沈阳军区党委再查一查。9月7日，沈阳军区在给中央的调查报告中仍称：8月23日的电报报告属实。这样，徐少甫便继续被诬陷为这一大规模流血事件的直接指挥者。而喻屏则被诬蔑为“反对人民解放军”、“掀起反军区黑风”的幕后策划者。
东塔事件充分暴露了“辽革站”领导人及其后台不顾信义、毫无道德底线的恶劣品质。而中央领导人也早已预案在胸，未能或不愿深入查清真相，遂造成如此结局。
喻屏到京不久，便参加“两级军区三级党委会议”。这个为“解决辽宁问题”而召集的会议历时半年之久，最终竟以批斗喻屏、宋任穷而宣告结束。 1967年下半年，宋任穷在“辽联”保护下送往北京，8月在京西宾馆曾被“辽革站”绑架一次，被守卫战士救出。
成立革委会的艰难历程
1967年8月26日周恩来总理等中央领导，在人大会堂接見了沈阳三派代表，指示要制止武斗、恢复交通、恢复生产、恢复正常秩序。在周恩来主持下，三派代表于9月9日签署了《关于拥军爱民，停止武斗，恢复生产的协议书》，后称“九九协议”。次日中央派监督小组到沈阳监督各派拆除工事、封存武器。9月19日，周恩来、康生接见辽宁各地群众组织代表，要求交出武器、停止武斗，特别谈到旅大问题。可是由于军区偏袒一方，其余两方拒绝放下武器，沈阳市武斗事件继续频发。
沈阳市和平区的马路湾是战略要地，被“辽革站”占领。9月12日，东工“思想兵”游行，抗议印度政府杀害解放军战士。走到马路湾，受到“辽革站”挑衅和攻击，最后开枪打死“思想兵”方面2人，俘虏多人。9月19日，“八三一”队伍经过马路湾，也受到“辽革站”人员袭击，被打死3人和一名过路的中学生。10月23日，东工“思想兵”在马路湾附近写标语，被“辽革站”人员攻击。东工方面派遣人员增援，攻进“辽革站”派占领的202医院。
1967年的国庆节后，“八三一”总司令部决定打一场“辽沈战役”，其目的在于扩大“八三一”在当地的影响，并支持锦州的同派战友。为此，司令部派出大批人员前往锦州、锦西、义县一带，抢占那里的要地与建筑物。
1967年11月下旬，“辽革站”攻克了“辽联”在铁西区最后一个据点沈阳化工学院，完全控制了铁西区。12月31日，“辽联”在市府广场举行武装誓师大会，与“辽革站”冲突，击毁“辽革站”土坦克3辆，打死4人，“辽联”方面死3人。
到了1968年1月6日，沈阳三大派与沈阳市卫戍区达成贯彻《关于进一步贯彻“九九”协议，彻底制止武斗的十条規定》。但此时局势仍在动荡。中央派出以柴成文为首的调查组在1月6日的报告中说：“由于阶级敌人的破坏和各派中一部分极左分子的干扰，去年11月以来，凶杀、抢劫、袭击事件累累发生，各派互相猜疑、互相戒备，武斗有所回升。”
1968年1月26日，周总理第六次接见三大派代表，在会上宣读了三个文件：一、沈阳军区党委在沈阳地区支左工作的检查报告。二、宋任穷的书面检查。三、中央对沈阳三派共同制订的《关于进一步贯彻九九协议的十条规定》的批示。1月28日，三派共同达成了《关于大联合的十二条协议》，并继续在京办学习班，自我批评，斗私批修。
在学习班中，“八三一”派代表提出两个问题：一是宋任穷的“三点意见”，转移了斗争矛头，挑动群众斗群众，造成了许多流血事件，宋任穷应该打倒。二是沈阳军区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性错误，现在认识不够，要进一步检讨。对此，中央的回答是：第一个问题，“三点意见”是错误的，宋任穷作了检讨，还可以批判，但不能打倒还要保，这是底线。东北局其他领导马明方、顾卓新、喻屏三人应该打倒。第二个问题，沈阳军区在支左初期犯有错误，已作了检查，但军区支左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不能再揪住不放。4月7日，毛远新在会上居然说：“在沈阳二月逆流是谁搞的？就是宋、马、顾、喻一帮人，还有个别给他们抬轿子的，根子在宋、马、顾、喻。”
1968年4月8日，沈阳居民凌晨就听到大街上宣传车在广播最新消息：“宋任穷被打倒了”。沈阳各派都召开大会，坚决打倒东北地区最大走资派宋任穷。毛远新接见沈阳三派代表说：“宋任穷顽固不化，不可救药”。
5月1日，在北京参加会议的“八三一”领袖宋广泉因为“攻击毛远新”被捕。5月4日，张祥久、雷云江、付常恩、于跃等四名“八三一”领导人在北京西苑大旅社以“反革命罪”被逮捕，“八三一”领导层被改组。张祥久说上去的都是些“叛徒”。这就解决了“八三一”的不同意见问题。2月24日，周恩来和陈伯达、康生、江青、杨成武等接见吉林、辽宁代表时“告诫不能以自己一个组织的派性来影响革命委员会”，可能与此有关。
在5月8日中央对成立辽宁省革委会的批示中点了马明方、顾卓新、喻屏、周桓的名。5月9日，周恩来接见沈阳军区和辽宁省各方代表时点了辽大两位副校长李光灿、唐铎的名。这两位副校长已经在4月18日被警备区以“大特务”、“三反分子”罪名逮捕，长期关押。周恩来还说东北工学院党委书记兼副校长柳运光是“坏家伙”。他们都是“八三一”拥护的干部。周还点名说鞍钢的领导王鹤寿是“叛徒”。
1968年5月10日，辽宁省暨沈阳市革委会成立。中央承认三大派均是革命群众组织，在派别斗争中失败的“辽联”和“八三一”均有象征性的代表，实际上只有“辽革站”在军区支持下是胜利者。
毛远新被引进并任命为辽宁省革委会副主任之一。由于陈锡联主要负责军区工作，再加上毛远新的身份，他实际上成为辽宁省甚至东北的实际统治者。
宋任穷未被公开点名。1968年6月，他被中央正式免去沈阳军区一切职务，后于1969年10月被疏散到辽宁39军二五农场劳动，并时而拉到各地批斗，1974年回京，文革后复出。
三、鞍山模式
鞍山
以下叙述辽宁几座主要工业城市的文革，先讲鞍山。鞍山市的特点是有个全国最大的钢铁企业鞍山钢铁公司。从一开始文革就与这个企业有关。该市高校只有一所建材学院，七八百学生，所以中学生扮演先锋角色。1966年8月28日，鞍山市五中的红卫兵去鞍钢铁东医院造反，理由是这个医院的正门上方没有悬挂毛主席画像。抗议的过程中发生了冲突，是为鞍山文革初期的“八二八事件”。“八二八事件”引发了市政府与鞍钢的矛盾，从此局面失控。当时有谣言说有人要砸鞍钢，鉴于鞍钢的名声，大批群众主要是中学生涌去说要保卫鞍钢。 鞍山市委第一书记兼鞍钢党委书记王鹤寿接见了参加保卫鞍钢的所有人员，一再表示感谢红卫兵小将对鞍钢的支持。
文革时鞍山群众组织主要分成两派，一派是“捍卫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联合总部”，俗称“老捍”；另一派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简称“大联合”，以鞍钢职工为主构成。“大联合”与“老捍”的主要分歧是对鞍山原市委班子的态度，“老捍”认为他们统统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应该全打倒，当时叫“三打”，即打倒王鹤寿、赵敏（市委代理第一书记）、罗定枫（市委常委）等主要领导；“大联合”认为王鹤寿应该算作是比较好的干部，不能打倒，故称“两打”。
1967年4月，中央决定军管鞍钢。39军派遣了一支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鞍钢运输部等机构，遭到“大联合”派的围攻。1967年6、7、8三个月，由于两派斗争，鞍山混乱恐怖到了极点。6月初，受周恩来委托，李富春四次与鞍钢代表座谈。在6月13日谈话时，鞍钢的著名全国劳模孟泰急于反映情况，猝然病发，送进医院，于9月30日病逝。
6月27日，部队派出全副武装的两个连队，在“老捍”等群众组织配合下，突然袭击鞍钢生产指挥中心大白楼，将在其中工作的千余名管理干部和科技人员撵出。鞍钢“大联合”立即包围了大白楼并停水停电。这使得鞍钢陷入停产和半停产状态。周恩来知道了心急如焚，于6月30日指示必须马上解决大白楼问题。鞍山当局不敢怠慢，马上动员包围大白楼人员让路，将占领该楼的部队和群众组织人员撤出。
1967年5月下旬，属于“老捍”的鞍山一中的“一中红旗”一名成员被“大联合”人员扎伤，不治而死。双方在医院冲突，“一中红旗”撤退。但是在7月3日的一次冲突中，“大联合”二人被对方扎死在大街上。7月5日，“大联合”方面出动数十辆满载武装人员的卡车，前面由十几辆装甲的矿山车开道，护送声势浩大的游行队伍到军分区门口举行声讨示威大会。
大会开始后，邻近的鞍山一中“红旗”人员开始往与会人群扔石头，正在开会的“大联合”立即进攻一中，装甲车撞进围墙，大批人员涌进校园，围住大楼。驻校观察的军分区数十名战士也脱掉外衣，准备战斗。危急时刻，“老捍”的大批援军到来，将“大联合”击退。此事件称“七五冲击军区事件”，导致双方用现代武器武装起来，酝酿更大规模的武斗。
“1967年4月以后，鞍山武斗不断升级，4月至9月13日，共发生武斗147次，有614人受伤，其中重伤116人。5月30日和6月3日武斗中有2人死亡。” 清华大学“井冈山”来此支援“老捍”的学生刘庆也在8月31日被打死。
1967年7月24日鞍山又发生火烧中国人民银行胜利分理处的严重事件。翌日周恩来和李富春、李先念在京接见了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39军政委陈绍昆、鞍钢公司副经理林云侠、中共鞍山市委书记处书记刘舜卿以及魏秉奎等16名群众组织代表。各派群众组织于7月26日终于达成了制止武斗、恢复生产的12条协议。
但武斗仍然不断发生，特别是8月14日，鞍山市两派武斗组织“横空出世”和“飞虎团”在胜利路发生了一场严重冲突，使用了各种现代化武器，促使中央下决心彻底解决鞍山问题。
7月25日，周恩来接见了鞍钢两派代表，点了王鹤寿、赵敏、罗定枫、钟剑平（鞍钢党委政治部主任）的名。其他一些中央领导也在不同场合宣布王鹤寿为“反党分子”、“叛徒”。中央1967年8月17日《关于鞍山问题的决定》将王、赵、罗、钟定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撤消他们党内外一切职务，王鹤寿隔离反省。将“鞍钢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总部”定为革命组织，大方向正确，应予支持。“钢都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只算“群众组织”。成立以39军军长张峰、政委陈绍昆为首的鞍山市军管会，对鞍山、鞍钢实行全面军事管制。
中央决定传达后，“大联合”组织垮台，头头们纷纷请罪。但是也有少数人不服，在鞍钢第二单身宿舍成立了“沈阳八三一总部鞍山分部”。分部属下的战斗队遍及鞍山各地。当时沈阳形势未定，市军管会忌惮“八三一”这块牌子，对此一时难于处理，只派少数线人打入其中，掌握动态。
1968年3月1日，“鞍钢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总部”和“毛泽东思想八三一新鞍钢公社”达成大联合协议。3月22日，鞍山市革命委员会成立。39军军长张峰为主任，39军副政委何渠若为副主任。
此时，辽宁“八三一”派命运已定。1968年4月13日，鞍山市八中的红卫兵到“沈阳八三一总部鞍山分部”前面贴大字报、挑衅，发生冲突，八中红卫兵被打。于是市“红委会”命令全市中学组织队伍增援。增援队伍先是“文攻”，喊口号，见无效后开始往楼里扔石头。楼里的“分部”人员还击。进攻者未能占到便宜，于是开始向楼内冲击，在楼内短兵相接。
这时，从楼上扔下一颗手榴弹爆炸，使得武斗瞬间升级。市“红委会”调来精兵“横空出世”武斗队，双方开始使用步枪、手枪、手榴弹进行战斗。“分部”在装备上略占优势，但对方采用火攻，使得他们被迫突围，在几千人的围攻下，几乎全部被杀害。此事件称为“四一三事件”，共打死23人，包括进攻者2人，并被定为“严重政治事件”
文革时期鞍钢钢铁生产出现三次大倒退：1967年鞍钢厂内基本处于半停产状态，1974年钢产量由1973年604万吨下降到570万吨，1975年进行了整顿，1976年钢产量又退到1971年的550万吨的水平。 1975年整顿时，邓小平说：“鞍钢的问题主要是：路线不端正，派性没克服，政策不落实，核心不团结，群众积极性没有调动起来。”
这种拥有可与地方势力匹敌的大型企业的城市或地区，文革中的斗争往往交织着两者之间的固有矛盾，严重影响着群众运动的发展和结局，可概括称为鞍山模式。在辽宁与之相仿的有抚顺。甘肃省地方当局与铁路局间的矛盾也严重影响该省文革进程。
抚顺
和鞍山相似，抚顺也有一个大型企业抚顺矿务局，所辖的露天矿是世界上最大露天煤矿之一。因为抚顺矿务局直属中央，和抚顺市委是平级的，平时两者免不了有矛盾，文革时显现出来，表现为两派的斗争，而且从一开始就发展成武斗。文革开始时，抚顺四中学生郭大可率学生在市委静坐，得到北京和沈阳来的红卫兵支持。市委则动员产业工人围攻学生，称“九一事件”。后省委派员主持处理此事件，导致两位市委书记处书记王怀义、蔡黎下台。 此后保守派转换策略，也以造反面目出现。他们是保市委的，也是市委支持的，就顺势把矛头指向抚顺露天煤矿矿长黄静波。黄静波是反右倾“拔白旗”，从中央下来的西北系省级干部。
露天矿的工人领袖武振良发起了一个造反派组织 “红色工人造反派大联合”（“红工联”），原来是炮轰黄静波的。但是这位六级高干“在露天矿却很有人气，生活俭朴平易近人，不贪污不腐化，深得矿工爱戴” ，又异常谦虚。于是“红工联”由轰他转变为保他，改为打倒原市委第一书记沈越。“红工联”是由最基层的煤矿工人、其他产业工人、退休工人、学生等组成。他们后来属于辽宁“八三一”派，曾派遣武斗队到沈阳援助那里的“八三一”。
沈阳成立了“辽联”，得到省市委和军区的支持。抚顺保市委一派顺理成章地也就加入了“辽联”，成立了“抚顺造反派大联合”简称“抚联”。“抚联”被认为是正统的“左派”组织，其成员大多是党员干部和接近上层的工人、知识分子、退转军人。但是沈阳“辽联”和“辽革站”分家后，他们得到驻抚部队的支持，实际和“辽革站”一派。后来沈阳“辽联”派人来抚顺想拉出第三派，因后来频发武斗而未成功。与“抚联”一派的红卫兵组织叫“红学会”，后来也因派性发生分裂。
1967年7月，局势开始升温。7月24日，“抚联”围攻煤矿学校。学生在“红工联”援助下撤退。第二天，“红工联”一派从市区东部撤退，集中在西部矿区和几个大厂，“抚联”也从西部撤退。到7月底，东西武装割据局面形成。此时，军分区公开支持“抚联”，并在一位参谋被“红工联”人员杀死后分发武器给“抚联”。而“红工联”方面在全国造反派支持下，也要打一场“第二次辽沈战役”，在几个工厂中加紧制造各种武器。
第一次大型武斗于7月27日发生在市中心的矿务局。由于“红工联”在这里吃过亏，派遣武斗队伍将其攻克，打砸后撤出。同时两派在中央大街也进行了交战，“抚联”方面死伤十几个人。此后，武斗进入热兵器时代，“红工联”颇占优势。
8月16日军分区要求双方到市医院前上缴武器，但据说在周围埋伏了兵力。“红工联”队伍到达后，感觉形势不好，未上缴武器，而且开来一辆坦克轰击大楼，但在部队强大兵力威胁下退却了。
“抚联”在部队支持下逐渐蚕食“红工联”的地盘。9月18日（农历八月十五），“抚联”大举反攻“红工联”占据的西部，攻克了胜利矿和制高点千台山的据点，“红工联”死伤惨重，弹尽粮绝，基本被打垮。他们想绝地反击、最后一搏，由301厂“决战兵团”进攻325军火库以抢夺武器，但被复员兵组成的“八一兵团”和赶来的“抚联”队伍打败，死伤几十人。
最后一役是1968年1月“抚联”进攻“红工联”最后据点、国家重点企业抚顺铝厂（301厂）。因为进攻第一天苏联就广播了这个消息，很快惊动了中央。周恩来担心铝厂停工，对此亲自过问，派柴成文以“中央赴辽宁调查组”名义赴辽。柴成文从北京飞沈阳，然后直接乘汽车到抚顺，向军分区和“抚联”传达周恩来三点指示：“第一、抚顺的两大派群众组织相互武装割据，是该地区走资派一手造成的。鉴于目前两派大联合的条件尚不成熟，原则上应维持现状。双方武斗队伍不许正面接触，限令‘抚联’在48小时之内撤离西部。第二、301厂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许停产，停产对党和国家造成的损失不可挽回。目前301厂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生产，这种抓革命促生产的行动值得表扬。第三、抚顺军分区负有保卫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的责任。如果301发生意外，拿抚顺军分区是问。”在中央严令下，军分区出动两个团兵力强迫“抚联”撤出西部。 周恩来明察秋毫：铝厂不像煤矿，如停产损失巨大。
1968年2月，双方形式上实现“大联合”。8月，抚顺市革委会成立。革委会主任为64军副军长张怀瑞。然后各组织解散，在9月后又发生几次冲突以后，“红工联”溃散。武振良和郭大可被专政，死于狱中。在持续一年多的武斗中，双方共死亡一千多人。
锦州
辽宁另一重要城市锦州有类似情况。和鞍山、抚顺不同，锦州不是重工业城市，而是新兴产业城市。
1950年代末到1960年代中期，锦州市适应当时国际科技发展趋势，集中精力创办和发展了锦州新兴产业，改变了锦州地方工业落后的面貌。1966年国务院命名锦州为“大庆式锦州新兴工业地区”，有点类似后来的深圳。从1958年至1966年，锦州先后改建、扩建了49个企业和厂点，形成了石英玻璃、真空设备、稀土金属、半导体、无线电、激光、化工塑料、仪器仪表等8个方面的新兴工业，共生产和试制了213种产品，很多新产品是全国“第一个”。 尤其可贵的是他们在晶体管、激光器、低温等尖端技术领域也取得可观的成绩。
锦州的文革开始于晶体管厂。该厂成立于1962年，集中了很多技术人员。厂长马占一能力强，但轻视知识分子。1966年6月中，技术员王保志贴出大字报《揭开黑幕》，指出晶体管厂是假的大庆式企业，走的是资本主义道路。随后兰州大学在厂实习的师生也支持这一大字报。全场分成两派。支持厂方的是老工人、干部，反对派是知识分子。马占一厂长马上发起反击，在6月18、19两天组织对王保志的“审判”。事后，市委和市政府机关人员送来上千张大字报支持反对派。市委将此事定性为反革命事件，逮捕马占一，并召开全市性批斗大会。后来主管工业的市委副书记杜良也被揪出。
此后，是否应发展新兴产业成了运动中争论焦点。有的人认为，锦州新兴工业是一面黑旗，是刘、邓资产阶级路线的产物，必须予以打倒和批臭。也有的人认为，锦州新兴工业是一面红旗，是周总理等国务院领导人扶植的，必须予以树立和保卫。“早在1966年9月2日，锦州市的大中院校红卫兵、市直属机关干部和工厂企业职工等，共约四万余人在市人民体育场集会，揪斗市委内部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把斗争矛头指向了市委副书记杜良，以及他当时所主管的锦州新兴工业。” 这批红卫兵显然是官办的。他们想把文革这祸水引向新兴工业和承办它的干部。
一些造反派组织和这些否定新兴工业的人进行了斗争，这样就形成了两种意见。反对新兴工业的人要打倒的是市委书记李雪、负责工业的副书记杜良和晶体管厂厂长。而保卫新兴工业的人要打倒市长陈一光。
1967年2月8日，保守派控制的《锦州日报》发表一篇《打退翻案风，掌握斗争大方向》的社论，引起强烈反应，根据是否拥护或反对这一社论，形成了“好字派”和“糟字派”两大派。“好字派”认为，锦州目前的斗争大方向是打退右倾翻案风，是彻底斗倒批臭锦州新兴工业以及杜、马。而“糟字派”认为，锦州当前的斗争大方向应是夺权和反夺权，是彻底揭开锦州市委的阶级斗争盖子。“好字派”主力基本都是些机关干部，而“糟字派”几乎全部是工人和学生。
“糟字派”主要组成是锦州地区“工人革命造反总部”、锦州市大中教工“革命造反总部”、海军通讯学校“革命造反兵团”和“红色反修总队”、锦州师范学院“红色造反团”、锦州医学院“红色造反团”、锦州工学院“千钧棒”革命造反团等，得到辽大“八三一”、大连铁道学院“红色造反团”和北京等外地红卫兵的支持。“糟字派”早在1月1日就联合成立了“锦州革命造反派联合总部”，简称“联合总部”。而“好字派”在4月1日成立“锦州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筹备委员会”，简称“锦联筹”。“糟字派”对沈阳“辽联”和“八三一”均取友好态度，而“好字派”依靠沈阳“辽革站”。
在“二月镇反”中，锦州“糟字派”遭到驻军40军的镇压。4月以后重整旗鼓并进行反攻，进行绝食斗争，得到外地造反派的支持。沈阳的“辽联”和“八三一”两派在同一天开来大批人马来锦援助“糟字派”。“辽联”宣传车喊的口号是“锦州新兴工业是一面红旗，二八社论是株大毒草，‘三六通令’是个黑法令。”“八三一”由张祥久司令带队。两支队伍与锦州纺织厂的“好字派”发生激烈冲突，形成锦州市第一场武斗。4月27日，迫于当时中央的文件精神，锦州市公安局召开平反大会，宣布撤销“三六通令”，为在“三六通令”中取缔的师范学院“红色造反团”等群众组织公开平反。
锦州市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有很多军事院校参与地方文革。这些学校与当地驻军没有统率关系，有一定的独立性。像海校的两个造反派组织“革命造反兵团”和“红色反修总队”，就是“糟字派”的先锋与中坚。他们受到北京三军派海军“红联总”的支持，在锦州却多次遭到“好字派”的冲击与打砸。在锦州的军区步校本来不参与派别斗争，因看到海校遭难，打抱不平，也有很多人站在海校一边。由于这些原因，锦州“糟字派”很具有战斗力，甚至派人到河北唐山支援那里的矿派。
1967年5月初，刚刚建立一个多月的“好字派”总部“锦联筹”派遣武斗专业队“驱虎豹兵团”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备军”几百人偷袭“糟字派”的“革命造反工人总部”所在地工人文化宫成功，“工人总部”被赶了出来。几天后，“糟字派”企图夺回未能成功，再次发生大规模武斗。
5月中旬，在北大营的步兵学校“糟字派”“造反总部”和“好字派”“古田公社”多次武斗。由于“糟字派”在该校占大多数且得到领导支持略占优势，但是市内的“好字派”前来支援包围了该校。后来双方各在校内占据据点，在市内同派支援下鏖战不止。由于“好字派”行为野蛮，特别是其武斗专业队“驱虎豹兵团”被称为“棒子队”，引起围观老百姓的不满和愤怒。于是很多的老百姓奋起反抗，配合“老糟”们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反攻，称为“马路兵团”。
1967年6月，“糟字派”十几万人举行大会，会后游行示威，途中遭到“好字派”突然袭击。７月后，锦州两派在市内以铁路线为界划分势力范围。“糟字派”占据铁路以北，依托两所军事院校，在市内保留铁路局和医学院两个据点。“好字派”控制南部大部分市区，背靠40军司令部。
1967年8月18日，锦州“好字派”到军区步兵学校军械库抢夺武器，发生枪战。步校两派“古田公社”和“联合总部”参与，双方共被打死21人，伤76人。
中央“九五命令”发布以后，锦州两大派将大部分武器上缴，但都私藏了一些武器，之间冲突不断，一直到1968年1月两派谈判的时候。
此时，锦州铁路局实现大联合退出地方文革。海校的“兵团”和“总队”由于海军“红联总”的支持在校取得优势。但是两军事学校也按规定脱离地方运动，使“糟字派”实力大减。1968年2月1日，锦州两派在京达成初步协议，在锦州成立大联合委员会。在谈判联合的时候，“好字派”在军方支持下仍不断进攻。2月10日，锦州的40军直接出兵围攻锦州二中“糟字派”据点，最后守楼的“糟字派”人员被缴械带出。翌日，“好字派”又攻占了“糟字派”另一据点供电局大楼。3月到4月，他们又继而扫荡了铁路以北“糟字派”所有据点。锦州武斗以“糟字派”失败而结束。“糟字派”到北京开会时向中央首长哭诉他们的遭遇时已没有人理他们。
1968年5月26日，锦州市革委会正式成立。主任为40军军长黄德懋，副主任包括几位老干部和两派群众代表。
锦州情况近似鞍山模式。从上述三个例子看，最终获胜的还是地方势力。这与军队“支左”有密切关系。
四、愚昧的时代，悲惨的时代
忠字舞
如果说1967年的辽宁处于疯狂的时代，1968年就是愚昧和悲惨的时代。
从1968年兴起，直到1969年“九大”前夕达到高潮的遍及全国的“忠字化”、“三忠于四无限”运动，根据我当时的印象，其来源一是部队，二是东北。
“早祝晚颂”起源较早。1967年11月13日，毛泽东的警卫部队8341部队向毛报送《关于北京市针织总厂支工情况的报告》。《报告》中第一次提到了“上班前向毛主席请示”、“下班后向毛主席汇报”等做法。15日，毛泽东批示：“看过，很好”。
这种仪式的推广多靠进驻各单位的军代表或军宣队。例如在辽宁大学，“社会上‘三忠于四无限’造神运动如火如荼之际，辽宁大学处于无政府状态，仅个别人在吃饭前意思一下，绝大多数人是不做的。但是，军宣队（沈阳炮兵）工宣队（沈阳冶炼厂）进驻学校后，形势大变，造神运动成为有组织的、雷打不动的活动。” 和关内不同，当时东北人在吃饭前普遍举行这种仪式。
“忠字舞”几乎可以肯定来自东北，具体就是辽宁，而且起于民间。大约是1968年5月辽宁省革委会成立后不久，各地举办学习班，“忠字舞”、“早祝晚颂”之类开始出现。一位文联干部说：“这时社会上掀起了一股三忠于四无限之风。每天早晨眼睛一睁开还没有出被窝，第一句话就是‘毛主席万岁’做所谓早请示。晚上睡觉前，要做‘晚汇报’，要喊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林副主席永远健康、永远健康。上街上公交车，要一齐先做三忠于，才能打开车门上车。早晨商店开门前，也要做三忠于才能进门。人们相見，或购物第一句话也是毛主席万岁，对方则要回答斗私批修或其他语录。早晨集合要先跳忠字舞：‘毛主席呀，你是初升的太阳……’、‘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配以少数民族舞蹈。” （下图：1967年5月，从沈阳开往大连的列车行至大石桥站时，“毛主席最新最高指示”发表，在“革命群众强烈要求”下，列车暂停，全体旅客下车到站台上跳忠字舞以示庆祝，导致列车晚点近4个小时。蒋少武摄影。）
1968年7月3日市革委会召开常委会，决定立即在全市开展“三忠于”活动。即要求唱颂扬歌曲，跳“忠”字舞，甚至每顿饭前都要祝“万寿无疆”，把个人崇拜鼓吹到狂热的程度。到了7月11日开始的省委干部学习班上，已经每日举行“早祝晚颂”和跳“忠字舞”、唱“语录歌”了。
辽宁其他地区可能也是从1968年5月开始这类活动的。5月29日的《旅大日报》以《红心向太阳，“忠”字放光芒》为题，报道旅大空军部队开展“三忠于”活动情况。从此，大连城乡普遍出现唱“忠”字歌、跳“忠”字舞、搞“忠”字牌匾活动和“早请示、晚汇报”等“三忠于”活动。
1968年11月毛远新见毛泽东，毛泽东问什么是“三忠于”。毛远新介绍了这种仪式，还说：“今年五月，中央派我到辽宁去工作，我发现无论走到哪里，上上下下都在搞这一套。到了基层，花样更多，要背语录，跳忠字舞呢。”毛泽东说，他听战士说，辽宁来京开会的工人代表还教驻地军队战士搞“三忠于”、跳“忠字舞”呢。 当时他们似乎不赞成这种形式的活动。
很快“忠字舞”从辽宁蔓延到全国。“1968年9月，‘忠字舞’开始席卷全国”。一位从北京到那里出差的人说：“大跳‘忠字舞’，也是从东北掀起，我们在本溪、沈阳等城市，常看到跳‘忠字舞’的小学生队伍阻碍交通，各学校、医院及国家机关的员工一天定点跳两次‘忠字舞’。” 劳模可能在推广“忠字舞”中起了重要作用。“一位官至人大副主任的劳模，在讲话的时候介绍说，在北京开会的时候（请原谅，我竟忘了是开什么会），辽宁代表团首先在自己的座位上跳起了忠字舞，满场皆惊。此后，忠字舞便迅速在全国普及，这真是我们辽宁人的骄傲。”
骄傲一词最初可能并非调侃。有北京学生于1968年分配工作到沈阳，在列车上初次见到列车员组织旅客跳“忠字舞”。到了沈阳，见男女老少、街头巷尾，无人无地不在跳“忠字舞”。还在一次大会上，有曾到北京开会的代表作报告，自称曾从住地一直跳到人民大会堂，“受到全国代表的尊重，跳‘忠字舞’是辽宁人民的骄傲。”
东北三省肯定是这场造神运动最热烈的地区。“有一阵子，东北三省城乡的工厂、街道、屯子里的场院上，男女老幼挥动着‘红宝书’，唱着‘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不知疲倦地跳‘忠字舞’。那阵势，那场面，比现如今扭东北大秧歌壮观多了。然而，一家军工厂，文革前，一个星期可生产三台‘米格’发动机，现在忙着跳舞，三个月能生产一台，就‘阿弥陀佛’了。”
文革中的劳模
在辽宁省文革中，一批劳模也出头露面，参与了派性活动并被选至中央工作，甚至进入国家领导人之列，实际上除了能够紧跟形势以外，完全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这些劳模劳动态度好、在生产上创造出优异成绩，或在技术上有发明创造，一般比较听领导的话。培养出全国闻名的劳模也是相关领导的工作业绩。到了文革前夕，则纷纷把劳模包装成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在文革中，自然成为将“毛泽东思想”形式化、庸俗化的推手。
文革中官至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劳模李素文，原系沈阳市蔬菜商店售货员（见右图），多次当选为劳模。1963年她出席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了《为革命卖菜》的发言，语言生动，受到中央领导的关注，被评选为全国商业系统学习毛主席著作标兵。1966年后多次在报纸上宣传她的事迹和发表她撰写的文章。文革开始后，她与时俱进，4月28日在《大公报》发表《坚决回击吴晗对党对社会主义的进攻》，5月11日在《工人日报》发表《我们要世世代代跟党走》，5月12日在《大公报》发表《党和人民血肉亲，邓拓挑拨枉费心》，5月27日在《大公报》发表《毛主席的书才是最伟大的权威》，5月31日在《人民日报》发表与别人合写的《把资产阶级“权威”统统打倒，把毛泽东思想世世代代传下去》。
文革开始后，她自然会持保守派立场，但后来形势转变，9月11日在沈阳保守派召集的“揭盖子”大会上，李素文代表王凤恩、尉凤英等先进人物发言批判市委。12月11日，关锋在一次讲话里说：“这个同志很自觉，运动一开始，被党内外当权派动员出来做报告，讲了一些不好的话，后来明白过来了，支持了革命学生。因此受到打击。”
李素文于1967年参加“辽革站”，1968年后任沈阳市革委会副主任、中共沈阳市委常委，1969年被安排为中共九届中央委员，1973年任共青团辽宁省委书记并被安排为中共十届中央委员。1975年1月被李先念提名任第四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1976年3月经毛泽东批准，中央决定在李先念副总理养病期间由李素文主管财贸、外经等部工作。文革期间她还两次参加代表团出国访问，文革结束后回辽宁工作，由于1967年带头策划揪斗宋任穷和在1976年涉入“批邓”，被称为“四人帮”的“女党羽”而受到批判并被处理，后担任糖果厂副厂长。
另一著名劳模尉凤英原是东北机器制造厂工人工程师，是全国劳模、中央命名的“毛主席的好工人”。1966年初，在报纸上先后发表她的日记摘抄和她撰写的批判邓拓的文章。10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灵魂深处闹革命——向毛主席的好工人尉凤英学习》，并配发了尉凤英的《我要永远革命，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的文章。
文革开始后，周恩来为了让她跟上形势，曾安排她到黑龙江接触造反派以转变立场，回来后她就参加了“辽革站”。1968年５月任辽宁省革委会副主任，并参加了10月举行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后任九届、十届中央委员，1969年在中共“九大”上，尉凤英被安排代表全体妇女委员讲话（见左图）。她在中央主要作妇联工作。
文革结束后，尉凤英“自愿”回到辽宁省，1980年被安排到沈阳新阳机械厂任副厂长，后转任厂工会主席。
清理阶级队伍
1968年6月28日至7月10日，辽宁省革委会召开第三次常委会议，提出狠反右倾思想，放手发动群众，向阶级敌人发动更猛烈的进攻。会后在全省开展“清理阶级队伍”运动，随意抓人、抄家，大搞逼供信，造成大批冤假错案，致使全省上万人致伤、致死，十几万亲友受株连，成为辽宁文革十年中最悲惨的时期。
1968年7月4日，辽宁省革委会将鞍山市公安局军管会总结出的“群众专政”经验转发全省。这一经验推广后，到处私立公堂、私设监房，刑讯逼供，甚至任意将人处死。省革委会副主任毛远新后来交代说：“1968年夏，鞍山市送来一个所谓依靠群众专政办案的经验，即群专、群侦、群审、群判、群管的所谓‘五群’。省革委会讨论此经验后，决定转发全省推广，委托我根据大家讨论起草一个批语，文件下发后出现了恶劣后果，出现了大量冤假错案。从1968年到1969年初，全省非正常死亡达2万多人。批语是我起草的，对此我负有重大责任，是对辽宁人民极大的罪恶。”
在农村的公社一级，一些地方成立了“捍卫队”，全称是“毛泽东思想捍卫队”，是文革中最为残暴的群众组织。“捍卫队一诞生就表现出毫无人性的特点，法西斯与之相比，也会自愧不如。他们在公社大院内，设置了临时监狱，可以随时抓人，关在这里严刑拷打。”
在沈阳，武斗最厉害的黎明公司又成为人间地狱。“黎明文化宫成为临时羁押所，全厂绝大多数党政干部被羁押于此逐个过堂。这些暴徒以审干和清队为名羁押在此的人，首当其冲者，为中国航发专家、黎明厂厂长余侠平，还有黎明厂总工艺师周善鈖。此二人最后都被迫害致死。其迫害手段之残忍，闲人实在不想再这里复述。作为一名普通工人，25岁的李培元领导的‘黎明联总’，在武斗最激烈的1967年曾经是辽革站的一只恶虎，但更令人闻之色变的，是他称霸黎明厂后成立的专政队。那是一个可以和《红岩》中的渣滓洞、白公馆相比肩的机构，进了那里的人，活着出来的不少，但至少也要被剥去一层皮；而死去的更多，且惨不忍睹。”
1968年10月，在“五七干校”劳动锻炼的省委文教宣传部在“大摆怪人、怪事、怪现象”运动中，整出了一个“国民党军统沈阳情报联络站特务集团案”，涉及省委书记周桓。经三年内查外调，案情涉及全国13省市，株连300多人。有三人被迫害致死，一人被逼疯。
中国科学院在辽宁的单位也遭了劫。1968年7月19日，由黎明机械厂工人组成的工宣队进驻沈阳金属所，在“清队”中把所长、著名科学家李薰打成“英国特务”。党委书记高景之被定为“头号走资派”，被迫害致死。该所副研究员白玉文、朱沐在“清队”中被隔离，自杀身亡。 中国科学院另一研究所林业土壤所的党委书记陆炳昌也在“清队”中被迫害致死。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是中科院的标兵所，对国家贡献极大。该所的萧光琰研究员自1950年从美国回国后，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屡次挨整。文化革命中自然也逃不掉。“1968年10月5日晚9时，化学物理所的工宣队派出20名彪形大汉组成的专政队，全副武装，如临大敌，驱车萧家，把正在病中的萧光琰抓进‘牛棚’。同时抄收萧家一切值钱的财物。”然后就是无休止的审讯、鞭打。12月11日晨，发现萧服安眠药自杀身亡。随后，他在大连海运学院当英语教师的妻子和他15岁的女儿也于13日自杀，一家三口全部离去。他们死后，大化所工宣队宣布萧“畏罪自杀”，将这一案件当作大案，称为301特务集团案，不断扩大追查，涉及株连11个单位26人，均遭到不同程度的迫害。
1968年8月31日至9月5日，旅大市革委会召开市、区、公社三级革委会负责人会议，部署“清队”工作，要求“以阶级斗争为纲，狠反右倾思想，放手发动群众，向‘阶级敌人’发动更猛烈的进攻”。在两年多中，全市共揪斗6万多人，立案审查41462人，致死5023人，其中县级以上干部53人，形成大批冤、假、错案。
一些军人所主导的“清队”运动的残酷性是惊人的。笔者于1974年到大连出差，听那里的人普遍议论，谈到一位担任一所俱乐部主任的非常著名人物到地方支左，在“清队”运动中发明了一种非常残酷的新刑具，叫做鼻钩，就是用一铁钩钩在被审讯人的鼻子上将其吊起，全身重量均承担在被钩起的鼻子上，异常痛苦。
在辽宁全省皆是如此场面。在鞍山市，截止1968年底，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共揪斗5920人，刑讯致残167人，迫害死亡163人。
在阜新市，“在‘清理阶级队伍’期间，制造‘反革命集团’案件40起，株连495人；个人冤假错案5897人。全市有1.9万多名干部、群众被专政（1968年阜新市城乡在内总人口为1397647人，就是说男女老幼都包括每100人中有1.36人被专政），被直接打死和迫害致死的1177人，致伤、致残的505人，被‘定性’和受株连遣送下乡的2940人。阜新市高中一名物理教师在文革前期曾被作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受到批判，这次预感到将被‘专政’，走投无路，精神彻底崩溃，亲手砍死三名女儿（大的15岁，小的9岁），然后夫妻双双自杀。”
在本溪市，1968年6月开始“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全市有21000人被审查，2115人涉入假案，120人严重致残，953人致死。 有外地人在本溪市看到：“1968年7月中旬我们4人离开北京，我先到了辽宁本溪培训。我从钢铁公司宿舍到厂里上班，马路旁跪满了一地‘牛鬼蛇神’。他们挂着牌子，低头背诵‘台词’；‘我是牛鬼蛇神，历史反革命分子，名叫×××，参加过三青团，干过……’他们身后就站着胳膊带着红袖标的‘红卫兵’，手拿皮鞭耀武扬威。” 比北京“红八月”有过之无不及。鞍山的焦化耐火材料设计院的留德专家李恩业被诬蔑为“五毒俱全的反动权威”，遭受非人对待不堪虐待自杀身亡。 李恩业是德国柏林工业大学化工博士，原任资源委员会北矿焦油厂总工程师兼化工所副所长。
朝阳专区和各县、镇革委会成立后的首要任务是“清理阶级队伍”。 在凌源，该县1968年6月于松岭子公社上店大队的群众专政中制造了一起“反共救国军”大冤案，此案很快波及到附近14个公社、6个县直单位，先后有900多人受到株连，其中被专政的465人，有100余人被毒打致伤致残，26人致死。这个县的佛爷洞公社酒局杖子大队的“群专”组织也制造了一起“黑杀团”假案，致使附近170多人被专政，16人遭毒打，6人被毒打致死，1人患了精神病。据统计，在1968年5月至8月的全地区“群众专政”中，共造成个人冤假错案28000多起，遭到迫害的达31206人，其中被迫害致死1821人，致残的801人。造成集团性冤案的有53起，涉及2153人，其中被致死的52人，致残的78人。
当时还制造了一个“东北帮”冤案，既是地方的也是全国性的，主要涉及一些东北籍高级干部，其中一些原来以民主人士身份活动，主要有高崇民、吕正操、解方、张学思、车向忱等人。此案中，车向忱为辽宁省副省长、政协副主席、民进中央副主席，于1971年1月8日去世。文革后被平反昭雪，并公开了其共产党员身份。
斗批改
在一些地方，把革委会成立后的一切措施，包括“清理阶级队伍”、整党清党、下放干部和居民、教育革命、一打三反、抓“五一六”、“社会主义路线教育”等项统称为“斗批改”。其中一些在很多地方和部门是在同一时期一起进行的。
例如在辽宁大学，1968年8月27日，由沈阳冶炼厂派出的工宣队进驻，领导“斗批改”运动。他们进校后，很快把全校师生组成一个“辽宁大学政治野营长征队”，带着104名被专政“批斗对象”，于10月28日出发，沿着当年“辽沈战役”的路线，约两千人队伍向辽西锦县的方向行进，走一路、批一路、斗一路。长征队到达锦县石山镇时驻扎下来，军、工宣队掀起了阶级斗争的“十二级红色风暴”，办各种形式的“清队”学习班，开各种形式的批斗会。到11月中旬，共清理出“叛徒”、“特务”、“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地富反坏右分子”、“国民党残渣余孽”249人，还搞出所谓“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反共救国先遣队”等集团性假案五起，并把21名干部、教师遣送下乡劳动改造。在这个期间，又有五名干部、教师被迫害致死。
1968年下半年，省革委会决定将原东北局、省委、省人委三大机关11698名干部下放盘锦垦区，办起五七干校。又于1969年学习江西省干部“插队落户”经验，从1968年11月初到1969年2月底，全省103117名干部，连同25万家属下放到25个县近600个公社插队落户，其中不乏老弱病残者。“清队”运动以后，辽宁省从1969年下半年开始整顿领导班子和整党建党，共处理党员35234名。
干部下放，插队落户。住房由所在生产队负责建造。所需资金，“五七战士”拿100元，国家补贴100元，其余由生产队解决。原来规定，下放第一年照发工资，第二年减半，第三年完全停发，在生产队挣工分。但是这一规定并未真正执行，两三年后，就有不少干部陆续调回机关。
1968年9月，省革委会开始组织全省初中、高中毕业生上山下乡，到11月底，全省共有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生78万上山下乡。到1971年11月底，全省城镇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已达112万人，几乎包括全部历届毕业生。
还有一类下放是城市居民下放农村。例如1969年2月9日根据毛泽东关于动员城镇居民下乡的指示，沈阳市革委会欢送首批城镇居民到农村安家落户，参加农业生产。12月25日全市又有大批干部、教师、医务人员、文艺工作者、科研人员及家属被迫先后到农村插队落户。
据说旅大市的下放居民之声势和规模在国内只有南京可以相比。1969年3月13日，市革委会召开欢送第一批上山下乡人员大会。会后陆续下乡的有2万名临时工、合同工、3万名家属生产自救工和1万名劳动服务队人员。至1971年上半年，全市共动员26753户、119597名城镇人口下乡落户。直到文革后的1978年后，旅大市委、市革委会才逐步处理下乡人员遗留问题。截止2000年为121886名下乡人员(含下乡后所生子女5000多名)落实了政策，办理回城或就地安置。仍在农村的约有5000多人。 这些下放的城镇居民来到人生地不熟的地方，生活极其困难，艰难地度过了二三十年的漫长岁月。
“一打三反”和抓“五一六”
到了1970年，开展“一打三反”运动。2月23日，辽宁省革委会作出《关于贯彻执行中央5、6号文件精神，深入开展经济领域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报告》，号召在全省范围内迅速掀起“一打三反”的群众运动。在这场运动中，杀害了很多无辜者。一位当时沈阳的中学教师说：“我们学校的师生参加过现场公判大会,判处死刑的人被当场枪决。 这些人中除一部分刑事犯外,很多是所谓的现行反革命,后来大多平反了。即便是那些刑事犯，也未必是应该判死刑的。” 在这个残杀无辜生命的“运动”里，辽宁省有多少受难者，仍然是讳莫如深，查不到任何资料，但是我们凭一些线索可以估计它的规模。
沈阳“最后”一个造反派头头宋广泉叙述他在一次枪毙犯人前的游街时的观感：“1970年‘五一’前，沈阳举行一次‘反革命罪犯’游街枪毙，像宋广泉这样的死硬分子，自然要被警示，‘每人一辆车，都站在汽车上面，第一辆就是我舅舅。我舅舅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老师了，文化大革命后，为了避免批斗，舅舅主动从老师的岗位换成工人。舅舅还跟我妈说过，工人老大哥对他很照顾，因为他做工慢，但大家都帮他。他是个特别老实平凡的人，怎么就成了反革命？’第17辆车押的是舅舅的儿子，自己的表弟，‘他那时顶多17岁，后来听说他顶多是偷了两个罐头，看到他们被枪毙，我认为是受到我的连累，我开始后悔参加文革，认识到自己是个大傻瓜。’”
在谈到后来被判处死刑的张志新在执行前被“割喉”这个问题时，有人揭发，在辽宁，被“割喉”的，张志新不是第一个。在她之前，尚有30多例。第一个刑前被“割喉”的是沈阳皇姑区克俭小学的教师贾承厚。他因与校革委会副主任有矛盾，被诬蔑为“思想反动，奸污女学生”，于1970年9月被判处死刑。根据一般规律，这30多名死刑犯应该主要在1970年的“一打三反”运动期间被判处执行的。
“割喉”这个程序，是在1970年5月至9月期间决定实施的。
在辽宁和东北三省，有关清查“五一六”运动的报道很少,看来并未广泛展开。例如1972年沈阳市公安局办的“批清班”仅开办两个月就结束了，也没抓出一个“五一六”分子。在黑龙江，潘复生想借此机会整“炮轰派”，但很快自己遇到麻烦，所以针对范正美的“五一六”审查只维持一二十天就结束了。
五、毛远新治下的辽宁
1968年辽宁省革委会成立，主任陈锡联。他担任沈阳军区司令员和辽宁省革委会主任一直到1973年底八大军区司令对调，调到北京军区为止。对于这段时期辽宁省的事情，他应承担一些责任，但是后来没有人追究，仅在老百姓口中留下一个“陈三两”的绰号。接替他的是原北京军区司令李德生，任沈阳军区司令。1975年，原沈阳军区第二政委曾绍山任辽宁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但是对于辽宁省的事，都认为他们涉入不多。主要管事的是李伯秋和毛远新。
在辽宁省革委会成立时，第一名副主任是沈阳军区政治部主任李伯秋。毛远新仅排第六，但鉴于他的身份，说话肯定是管用的。后来批判毛远新时有一种说法：1971年前的问题李伯秋负责，以后的问题毛远新负责。这可能因为1972年毛远新担任辽宁省委书记，并于1974年兼任沈阳军区政委的缘故。而且在八大军区司令对调会期间，周恩来曾当面指示毛远新临时主持辽宁省委日常工作。考察辽宁文革历史，果然出彩的事大多发生在1971年以后。但是1976年毛远新调到北京任毛泽东的“联络员”，在此期间辽宁省仍主要由李伯秋负责。毛远新在辽宁重用一些工农出身干部，如刘盛田（营口县学毛著积极分子，后任辽宁省革委会副主任、省委书记，九、十届中央委员）、魏秉奎（鞍钢工人出身，后任辽宁省革委会副主任、省委书记、九、十届中央委员、四届人大常委会委员）等人。
张志新案
张志新案始于“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时期。她原为辽宁省委宣传部干事，和其他很多省委干部一样，属于“辽联”派。一次，她和一位同事闲谈。这位同事鼓动她参加自己的一派群众组织。张志新说，我现在考虑的不是哪派的问题，而是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于是谈了对文革的一些看法。1968年10月她随东北局其他干部一起下放到盘锦五七干校劳动。在这里开展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有人揭发她的这些言论，于是成立了专案组审查，并开始对她批斗。
张志新被揭发批判一事应与她的“辽联”身份有关。一位抚顺作者说：“在抚顺这类地区，‘清队’实际上就是保守派对造反派的清算，凡是造反派的领袖都被打成‘坏头头’实行了‘群众专政’。而对那些敢于反抗暴政的‘阶级敌人’则一律枪毙。” 对待“八三一”派，则更加凶狠。刘丽英的丈夫李文彬被扣上“开黑会”、“发枪”罪名，于1969年9月19日被迫害致死就是一例。
被揭发的张志新言论本是私下谈话，但是在1969年8月的批斗会上和交代中，她坦然公开表示了自己的观点，认为毛主席也有错误，反映在三面红旗等问题上。她反对个人崇拜，反对“三忠于”、“忠字舞”等活动，认为是封建社会的东西。她还为刘少奇鸣不平。这当然使她的问题升级，于1969年9月24日被捕入狱。她在狱中仍坚持自己的观点，不服管教，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但是她仍对抗监狱当局。1970年５月14日，盘锦地区革委会人保组以张志新“反对毛主席，反对江青同志，为刘少奇翻案”等罪名判张志新死刑。案件层层上报，最后报辽宁省委审批。沈阳军区司令陈锡联说：“留个活口，当反面教员，不杀为好。”遂于8月20日改判无期徒刑。但在后来的一次大会上，她又喊反对毛泽东的“反动口号”，被认为重新犯罪，改判死刑。1975年2月26日，辽宁省委常委召开扩大会议，审批张志新案件，参加会议17人，讨论结果决定判处死刑。判决公布后，沈阳监狱有人提出她是否精神失常，３月19日，上级批示指出“她的假象，本质不变，仍按批示执行。”4月4日张志新被枪杀。行刑前为防止她呼喊而被“割喉”。
文革结束后，1979年３月任仲夷为第一书记的辽宁省委为她彻底平反昭雪，并追认她为革命烈士，但当时案情不为外界所知。新华社记者陈禹山经过大量调查，在1979年6月5日的《光明日报》上发表《一份血写的报告》报道此案，又于8月5日在同一报纸上发表另一报告《为真理而斗争——优秀共产党员张志新的英雄事迹》。这一报道在全国范围内引起震动和强烈愤慨，纷纷批判“四人帮爪牙”的罪恶行径。但鉴于当时的环境，陈禹山最初只报道张志新反对林彪、“四人帮”和替刘少奇翻案的言论，未涉及反毛泽东问题。后来细节逐渐为人所知，就有了不同意见，以苏铁山《在历史大背景下张志新案真相是这样》 为代表。他的文章又引起很多批评意见。
苏铁山文章的一个重点是为毛远新辩护。毛远新被捕以后，有人问他张志新案。他回忆起这件案子，说：“几年前的一天，他参加过一次省委常委会，参加会议的有十几位省委常委。当时的省委书记黄欧东主持会议，议题是讨论省高院要求判处张志新死刑的给高院的报告。有的常委同意死刑，我说，判了无期徒刑，还那么嚣张？省委常委会一致同意省高院的报告。最后，黄欧东代表省委签字上报高院。不久，高院回复，同意省高院的死刑报告。高院院长江华代表高院在回复函中签字。”“毛远新又说，对于张志新之死他是有责任的，但是，提起死刑报告的法院和二、三个人的责任比他要大。” 张志新案确实不是毛远新一个人的责任，但是鉴于他当时的身份、说话的分量，他所应该负的责任可能不止“一毛钱”。在审判毛远新时，法庭认为毛远新对张志新案应负“重要责任”，还是比较恰当的结论。苏铁山文章说，“我们认为应该对‘张志新案’负责的是一个组织系统”。说到底，这话是不错的，但每个人应承担自己的历史责任。在“历史大背景”下，有一个“把枪口抬高1厘米”的空间。当初审理此案的一位副处长高振忠就认为，毛主席指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张志新动口不动手，最初想仅仅判处张志新劳改，没想到后来层层加码，直至判处死刑。
本溪“ABC案”
这一时期在本溪发生类似张志新案的案件，因为收到的传单经常署名“ABC”而称呼“ABC案”。作案者也是女性，名李文清，是一名医师兼助产士，1957年因“外行不能领导内行”言论而被打为右派，1966年文革开始后又被打为“反动学术权威”，再次遭受迫害。
从1968年８月５日开始，她多次给中央写信并散发传单13份，内容为反对文化大革命。她说：“这场文化大革命，不是天灾是人祸，将中国搞得全部陷于瘫痪，工厂搞得停产，工人失业，学生失学，人民生活供不应求，前人的文学艺术已被断送。”她对老干部遭受迫害表示不满，说：“你们要深思，要回忆，在我门面前牺牲的被打倒的都是什么样的人？大部分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他们跟着毛泽东爬雪山，过草地，忍饥耐饿，同甘共苦。”也为知识分子鸣不平：“文化大革命将一大批科学技术人才打倒了，他们是中国的宝贵财富，现在让刽子手给断送了。”
李文清于1971年１月被捕，1973年2月25日以现行反革命罪被杀害，时年50岁。受到她的牵连，她的丈夫、长子，以及长子的老师都曾被捕入狱。1980年９月此案被彻底平反，但由于在她的言论中亦涉及伟大领袖，故没有追认为烈士，她的事迹也未能广为人知。
张铁生“交白卷”
1973年辽宁发生考生张铁生入学考试“交白卷”事件，影响全国。
1971年以后，各地高校开始招生。方法是从“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中招取，采取自愿报名兼推荐的方法，入学后通称“工农兵学员”。鉴于学员普遍文化程度较低，学习有困难，1973年国务院批转了《关于高等学校1973年招生工作的意见》，对招收方法进行了修订，增加了文化考试的内容。这一年，高校招生除需经过评议推荐及审查、复查外，还要进行语文、数学、理化三科的书面文化考查，采取开卷形式。
张铁生是辽宁锦州市兴城县一个公社的知识青年，担任生产队的队长。他在1973年8月10日参加了入学考试。然而，在最后一场理化考试中，他只会做3道小题，其余一片空白。成绩一公布：语文38分，数学61分，理化6分。
在考场上，张铁生在理化试卷背面写了“给尊敬的领导的一封信”。信中，他诉说了“受到自己为贫下中农事业的事业心和自己自我革命的良心的谴责”，“不忍心放弃生产”而复习，虽然考得不大好，但他“没有为此而耽误集体的工作”，可以“自我安慰”；他坦白说，“对于那些多年来不务正业、逍遥浪荡的书呆子们，我是不服气的”；“我的政治面貌和家庭社会关系（清白如洗），自我表现胜似黄牛”，所以“希望各级领导在这次入考学生之中，能对我这个小队长加以考虑为盼！”
时任辽宁省委书记的毛远新得知此事后，将张铁生试卷背面的信作了删改，指示《辽宁日报》发表。他在为1973年7月19日《辽宁日报》刊登的《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一文所加的按语中，说张铁生“对物理化学这门课的考试，似乎交了白卷，然而对整个大学招生的路线问题，却交了一份颇有见解、发人深省的答卷。”
1973年8月10日，《人民日报》转载了张铁生的信，另加编者按语：“这封信提出了教育战线上两条路线、两种思想斗争的一个重要问题，确实发人深思。”随后，《红旗》杂志转载时发表评论，说搞文化考试是“旧高考制度的复辟”，“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反扑”。各地报刊纷纷转载那封给“尊敬的领导”的信，张铁生一夜之间成了名噪全国的勇于“交白卷”的反潮流英雄，1975年当选为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后来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到处做报告推波助澜，参与他不懂的政治。
张铁生考试成绩不理想，在试卷上发挥，说出自己的看法是可以理解的。他考大学的目的，可能确实是想学做兽医，回生产队继续为农民服务。但是他后来卷入政治斗争的浪潮，身不由己，也是文革大环境下造成的悲剧。文革后,有人写了一部讽刺小说《白卷先生》，后来还被改编成话剧。辽宁人民艺术剧院曾经在全国各地演出，其中张铁生被塑造成为一个小丑似的人物，就更不应该了。
考教授
“考教授”事件肇始于“反潮流英雄”张铁生一张“白卷”的辽宁。《人民日报》转载《辽宁日报》的《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后，社会上反响很大，
当时文革大潮已经过去，人们比较敢于说话。仅《辽宁日报》就收到两千多封来信反对张铁生上大学。为了压制反对之声，1973年8月毛远新到沈阳医学院让学院革委会和工宣队以开会为名，把学院基础部的38名教授、讲师召集到一起，拿出高考数学题，釆取突然袭击的方式进行考试。由于长期没有接触数理化公式，使—部分教师答不上来。于是就把这些教师赶进了“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帮助他们提高“认识”。很快，这股“考教授”之风就在辽宁刮起，并得到了江青的赏识。江青表扬说：“这个考教授，是从东北开始，就是张铁生”。接着，在全国都刮起了“考教授”之风。
根据毛泽东的建议，1973年12月30日，江青以中央文革的名义，召集国务院科教组、北京市革委会科教组召开会议，决定对教授“突然袭击”，进行考试。会后，马上组织人出考题。下午5点带着考卷同时到17所院校去考教授。参加考试的正、副教授共613名。考试结果有200名交了白卷，及格者53名，总平均分20分。1974年1月5日上午，上海市市革委会文教组也对18所高校650名教授、副教授进行了考试。结果及格者65人。
“1974年12月30日，国务院科教组和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科教组根据毛泽东关于要出题目考一考教授的谈话精神，采取突然袭击的办法，对北京地区17所高等院校的631名教授及副教授进行数理化考试，许多教授以拒绝参加考试、交白卷和在考卷上写反对意见等方式进行抵制。此后，上海和天津等地也陆续仿效，组织‘考教授’。”考教授一事，在当时还是比较低调处理的，至今未公布具体考试结果。文革后，竭力渲染其中一些教授以交白卷方式予以抵制。这样的人当然是有的，但很多人不及格也属实。
知青典型柴春泽
柴春泽是一名干部子弟，当时任赤峰市六中红卫兵团团长、昭乌达盟“红代会”副主任（当时昭乌达盟划归辽宁省）。1972年他带头下乡当农民，和其他27名学生到达翁牛特旗玉田皋公社玉田皋大队插队。几个月后，在部队当军官的父亲托人给他在城里找了份工作，写信叫他回来。柴春泽于1973年9月2日给他父亲写了回信，表示不能同意父亲通过走后门招工回城的意见，信中表示：“向前看，共产主义金光闪，前途无限，扎根农村争取奋斗60年。”
他这封“金光闪”的信被抓了典型。1974年1月5日，配合即将开始的“批林批孔”运动，《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首次刊登了柴春泽给父亲的回信，使他一跃成为全国知青学习的典型。1975年还派他作为中国访日青年代表团成员访问日本。在毛泽东否定了批判走后门之后，他也没有回城，而是继续在当地务农。当然他已成为名人，经常参与各种社会活动，每日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来信，只能择少数读之。其中绝大部分是赞扬的，但是也收到过反对意见。湖北省通城平山学校教师汤明大写信给他说：“你每天过闹市、进华堂，一举成名天下知，你是一只带领知识青年走向屠场的头羊，请你立刻悬崖勒马！”柴春泽把这封信当作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将其通过辽宁省委转到湖北省委，使这位教师锒铛入狱。
1976年初，柴春泽在锦州作报告。时正值“反击右倾翻案风”。他在报告里大讲“翻案不得人心”，还攻击锦州市委。从锦州回来后，他分别给省委和中央写信，表示要和“修正主义”斗争。时任辽宁省委书记的李伯秋曾经说过：“黄帅出来把老师吓了一跳，张铁生出来把教授吓了一跳，而柴春泽出来把老干部吓了一跳。”
他这个把老干部“吓一跳”的人物在文革后自然受到审查，1976年12月，因与“四人帮”有牵连使他进了“学习班”，1977年3月正式隔离审查，1978年4月被关进监狱。直到1979年12月公安局宣布对他无罪释放，1980年9月25日，翁牛特旗委决定恢复其党籍。1981年1月11日旗公安局给予平反，说“当初逮捕柴春泽同志是错误的”。他后来在赤峰市的广播电视大学学习，毕业后留校任教。转了一圈以后，他的人生又回到原点。 实际上，辽宁省还有一位知青样板刘继业，在1976年也有类似言论，但是只抓了张铁生一个反面典型。柴春泽、刘继业等人命运的转折是因为当时全国此类知青典型甚多，后来的政策有所转变。所以，文革后抓反面典型的思路与文革中抓正面典型的思路是一致的。
“学朝农”
朝农就是朝阳农学院的简称，原称辽宁农学院朝阳分院，成立于文革期间。它的办学理念源于毛泽东的三项批示。一是毛泽东1961年给江西“共大”（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信，肯定其“半工半读”、“勤工俭学”、“分散在全省各个山头”的做法，称“七三○指示”。第二项就是1966年5月著名的“五七指示”。第三项是1968年对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工程技术人员报告的批示，称“七二一指示”。
文革期间辽宁各地成立各级革委会。1969年9月，原驻沈阳农学院军代表、沈农革委会主任到朝阳地区担任主要领导。他在组织考察团到江西“共大”考察后，决心走“七二一”道路，于1970年5月创办了朝阳五七农业科技大学。恰好在1970年1月，沈阳农学院被一分为四，分散办学。其中水利专业迁往朝阳，于是和其他一些单位合并，成立了这所学校。1973年根据辽宁革委会指令，沈阳农学院改称辽宁农学院，此校改称辽宁农学院朝阳分院。直到1974年这个学校成为全国耀眼明星之后才改名朝阳农学院。
这个学校本身建在山沟里，还在所属各县办分校。学生基本按照当时招收“工农兵学员”的条件招收，当然主要在当地农村。学期有长期短期，形式多样化。
1971年辽宁省革委会派员到该校考察。1972年举办辽宁农学院体制改革学习班，介绍朝农经验，从此朝农在辽宁走红。1973年7月28日《光明日报》以《一所深受贫下中农欢迎的大学》对其进行报道。1974年12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农大毕业当农民好》的调查报告，使“朝农经验”走向全国。1975年12月13日，《人民日报》又发表记者述评《路线正确，破浪前进——喜看朝阳农学院教育革命的大好形势》。
1974年12月23日，举行“学习辽宁朝阳农学院教育革命经验现场会”。毛远新在会讲话中强调教育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并具体肯定“社来社去”和“分散办学”的办法。他还在讲话中不指名地批评了北京农业大学搬迁到陕北，又于1973年搬回河北的做法。
从此掀起全国教育领域“学朝农”的高潮。不但农学院学，其他学校其他专业也学。学的结果，数这个“分散办学”最害人。山西农学院一分为四，在雁北、运城、昔阳建了三个农学院，幸好在原地太谷还保留一部分。河北农业大学则被分为五部分，分别在几个地区办学，当时称为“五马分尸”。1976年7月，吉林省革委会决定，吉林农业大学实行分散办学，在白城、通化、哲里木盟3处分别建立农学院，原农大校舍和设备弃置不用。同时，要求其他大学都按“越办越大、越办越下”的“朝农经验”到农村办分校。
探索新的办学方式无可非议。短期的农业技术训练班恐怕现在也是需要的。据说当时朝农附近的农民对其还是欢迎的，因为“社来社去”回农村后，就不是普通农民了，一般担任基层干部或技术人员。但“学朝农”这事存在很多问题。第一是想法源于乌托邦式的“五七指示”，在当时和现在都是走不通的。第二以政治为先导，这导致文革后连学校终于关门的下场。第三是一刀切、一股风，向全国所有学校推广，否定现代大学的办学体制。
哈尔套大集
1974年初，上任不久的主管农业的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带领郭凤莲等一帮人来到辽宁，视察指导“农业学大寨”工作。他们首先来到铁岭，下车伊始即发议论下指示。陈永贵认为，东北农民“猫冬”的习惯很不好，冬天不搞农田基本建设，还大搞农村集市贸易就更不好了，他认为搞集市贸易就是搞资本主义。他要求破除“猫冬”和集市的坏习惯，他说：“搞社会主义，夏季能搞，冬季更能搞，为什么夏季搞社会主义，冬天去搞资本主义呢？”
毛远新采取折中的对策，没有一般禁止集市，在一连串极左政治口号声中，在接近内蒙的彰武县搞了个“哈尔套大集”。
1975年元旦，第一次哈尔套大集开市，毛远新亲临讲话。1月5日，第二次大集举办并同时开现场会大肆宣传，全省各地干部前来观摩。根据事先导演，公社农民敲锣打鼓将农副产品拿到大集出售。但是到了2月5日第四次大集的时候，当地农民手中已无货可送，只能把这次大集办成批判“孔孟之道”的批判会。6月5日的第六次大集的内容甚至是“计划生育”。原来还算是商业活动，后来政治气味越来越浓。一位管农业的省委书记说，哈尔套大集“冲破了过去的集市贸易，变成了政治斗争的战场”。
但对于“大集”的评价，至今仍有不同意见。有人认为有总比没有好。“今年60岁、当年出任过大队书记的贾永学老人对记者说，哈尔套大集的产生确实存在行政命令的直接干预，在运营过程中也含有一些弄虚作假的行为，比如组织老百姓到集上卖鸡蛋，但鸡蛋不够数，就在筐底放草垫高。”但是确实迎合了农民的现实需要：“那时周边市场还没有启动，只有哈尔套一地允许交易，虽然交易是限价的，一些产品还不允许入市，但市场运行依然轰轰烈烈，鸡蛋8分一个，猪肉8毛一斤，交易相当繁荣，辽南、河北、吉林等地的农民都争先恐后地来赶哈尔套大集！” 当时是动员农民去赶这个“大集”的，所以也算一种市场经济。连河北的农民都去赶，说明他们有这种需要，但也说明在河北当地根本不允许任何集市。但是市场行为，不宜由政府直接干涉。政府干涉了，不会有好结果。
1976年１月，“哈尔套经验”被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成纪录片《莺歌燕舞》。不久，《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社会主义大集好》的文章。在此期间，全国先后有21个省（区）4000多人到哈尔套公社参观学习。阜新、彰武两县“赶社会主义大集”500多次，浪费劳动工日90多万个、资金100多万元。“哈尔套经验”以“改造小生产”、“割资本主义尾巴”为名，严重限制和打击了农民发展家庭副业和多种经营的积极性，造成粮食减产，社员收入大幅度下降。彰武县1975年粮豆总产量1.42亿公斤，1976年下降到1.19亿公斤，农业收入降低30％，农业人口平均收入由55元下降到45元，全县有分无值的生产队由４个增至31个。
“陈三两”
从1968年起，辽宁城镇人口每人每月只给三两油，故辽宁人给陈锡联取了这个绰号，当然这不能只怪陈锡联。
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1953-1957），辽宁省除粮食要部分从外省调入，食油、猪肉、鲜蛋自给有余。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1958-1962），生猪、鲜蛋开始调入，食油仍调出。文革后期，油、蛋完全不能自给，供需矛盾增大。不仅城市居民，农村居民生活也很困难。每人平均收入50元的困难生产队占全省生产队30%左右。他们未能解决温饱问题。
实际上，在文革时期，辽宁农业一直得到发展。1975年粮豆产量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但这是在几乎砍掉所有经济作物的条件下取得的，所以人民生活得不到提高。
据《宋任穷回忆录》 透露，文革前沈阳副食品一直紧张，但是经过努力，在1965年猪肉库存爆满，要求人们吃“爱国肉”。但是到了文革开始以后，东北地区特别是辽宁省物资短缺，主要是食品匮乏，是国内人人皆知的。轻工业品也很缺乏。凡是开往东北的列车，乘客们无不携带大包小包，能拿多少拿多少。
那么，这些大包小包里都是些什么东西呢？辽宁人民出版社一位干部叙述他来京开会的经过。他说：“1971年7月31日晚，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宣布正式结束，开了四个半月的会，时间之长创造了纪录。第二天准备回家，我还要到商店买些东西带回去。当时全国各地生活物品比较缺乏，都是定量凭票供应，只有北京比较好，因为是首都，国际友人较多，所以要保障生活必需品，特别是肉类、鱼类、牛奶、水果、罐头、糖类等等。我给一岁的小儿子，买了三瓶奶粉、两桶午餐肉，给我爱人买了两袋鱼皮豆，又买了两个小肚儿、五斤猪肉、三斤咸鱼、五袋精盐、白糖红糖各一斤。又按单给同志们买十几样捎带的东西，还买了五斤糖块，准备给单位同志们撒发的。大包小包一大堆，可算满载而归了。”
另一途径是托亲友从外地邮寄。一位资料收集者在他的博客上公布了一封寄于1971年的信，是大连的一位居民写给他老家山东文登的侄儿的信。信中说收到了寄来的菸（疑是旱烟）和面粉，“菸我们尝了以后，觉得味很好，面粉也是很不错的，在外多年，除二次回家之外，是根本吃不到这种好面的，……”他还希望：“今后如果你不怕麻烦，而且又能买得到，还可再给我买40-50斤麦子面，如果家里能买到好刀鱼，新鲜的、身上很宽、肉很多的，你给我买10斤，晒干后把头尾去掉给我邮来，这些如能办到，可以来信说知，我好寄钱来。” 说明一般老百姓更缺的是粮食，特别是面粉。
博主对此信评论道：“强权下的计划经济垄断了分配，取缔了交换，抑制了消费，打击了生产，导致了了恶性循环，形成了一种无水之源、无本之木的状况。至于吃不上好粮、细粮，倒也正常，计划供应市民的粮食细粮与粗粮为三七开，都是陈化粮。关外供应的粗粮是陈化了的高粱米，蒸熟了，嚼不到一块，咽不下去。”
结局
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捕。当日晚，毛远新也在北京被捕，宣布对他监护审查。当时李伯秋在辽宁当权，自然不会对揭批“四人帮”很积极。1977年2月，中央调任仲夷为辽宁省委第二书记、革委会副主任，夺取揭批“四人帮”的领导权。2月底，召开一系列会议，面对面批判李伯秋等人。1978年任仲夷转为第一书记。都认为他比较开明，在省委书记中第一个公开发表文章响应“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批判“两个凡是”。他绕过“禁区”，主持张志新的平反昭雪。
1977年7月27日，辽宁省委上报中央《关于以毛远新为头子的辽宁省委内“四人帮”的党羽和亲信的主要罪行和处理意见的报告》，9月27日，省委决定“永远开除”毛远新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起职务，撤销李伯秋、杨春甫、魏秉奎、刘盛田党内外一切职务，下放锻炼、交待问题。省委书记杨春甫在1976年7月召开的全国计划座谈会上“开炮”，和上海的黄涛南北呼应，批判邓小平。他在7月19日的东北会上用了三小时发言，攻击国务院于1975年召开的计划会议和务虚会，质问国家机关的领导权在谁手里。华国锋当时认为是毛远新指使他这样干的。
（上图：文革中在沈阳红旗广场即中山广场建成的“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万岁”大型群雕，在正中高达10米多的毛泽东巨像下，前边是“建党”，左侧是从“星火燎原”到“将革命进行到底”，右侧是从“社会主义好”到“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这是其中“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中表现在毛泽东“炮打司令部”号召下群众运动风起云涌的部分。）
1979年12月，省委决定开除魏秉奎、刘盛田党籍。1986年9月，中央书记处决定开除李伯秋党籍，后又于1990年恢复其党籍、军籍。
在文革后的“揭批查”和清理“三种人”运动中，任仲夷掌握政策也比较公平，主要处理真正“打砸抢”的人员，例如“辽革站”“棒子队”的李培元。他于1977年11月15日被捕。1978年1月24日的《辽宁日报》以整版篇幅刊发文章《篡党夺权的凶恶打手——李培元》对其进行全面批判，说他是“‘四人帮’战车上的一条恶狗”。
辽宁最激进的造反派“八三一”司令张祥久相当于清华大学的蒯大富，是在1968年中央首长接见辽宁各方代表时被点名批判的“坏人”，后来被关押了8年直到文革结束。他曾率队伍去营口抢枪，虽然枪没抢到，但冲突中导致当地一位解放军连长死亡，他应负一定责任。此外，在“一月风暴”中，他还进驻、占领过《辽宁日报》社。到了粉碎“四人帮”以后，官方也找不出确凿的犯罪证据，就算判他十年徒刑，因已关押多年，就放出来了，以后也没有再受审查。其他一些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八三一”骨干也重新安排了合适的工作。
这种情况也和辽宁省文革进程的特点有关。一则在辽宁以至于全东北，“四人帮”的代理人是毛远新，而毛远新是沈阳军区政委，并不支持辽宁造反派。“四人帮”主要成员和辽宁的群众组织联系也很少。二则文革后，原来东北局、省市委的老干部恢复职务，掌了权。当初迫害他们的主要是军区支持的“辽革站”，所以对造反派并无很大仇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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