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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 天》第一三七期
抢救文革回忆 积累文革资料 交流相关信息 促进文革研究
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19年9月30日第137期
本期目录
〖四川文革专辑6：石油会战专辑〗
大事记
渔歌子编撰 四川石油会战大事记
史林一叶
浣雨山川 被岁月湮没的“长纳管线”
生逢乱世
李中石 我在四川石油会战中住过两种“牛棚”
陈永迪 文革中期我在四川石油地调处
何 蜀 不应被遗忘的“大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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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四川石油会战大事记
渔歌子 编撰
编撰者说明：当年那场按领袖意志发动、以“大跃进”方式展开的四川石油大会战，刚开始不久即遭遇领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革大动乱，仅仅一年多会战就陷入瘫痪状态，会战指挥部领导们遭批斗后停止工作，然后是造反派夺权、部队军管、革命委员会成立，原会战指挥部再也没有恢复，到1971年时整个石油会战实际上已经黯然下马，一些单位撤销，外省入川支援会战的人员调离……所以这方面留存资料很少，这个大事记只是根据一些零星资料与个别人的记忆编写，不足之处甚多，权作引玉之砖，还望各方知情者提出指正与补充。感谢陈永迪先生帮忙查找了有关《会战通讯》的资料。
1965年
5月 石油工业部根据毛泽东关于“三线建设要抓紧”和“西南地区光搞煤不成，要搞点石油搞点气”的指示，决定以威远构造、泸州古隆起和川中为主战场，组织四川“开气找油”大会战。
6月1日 四川地区召开“开气找油”会议，并成立会战指挥部。
6月5日 石油工业部四川石油会战领导小组成立，由副部长张文彬任组长，基建司司长陈李中任副组长。
6月10日 四川石油会战的内部小报《会战通讯》创刊号出版，发表报道《为加强大会战的全面领导/会战领导小组成立》和短论《大学主席著作，掀起会战高潮》等。
9月上旬 在成都的四川石油管理局机关除留下少数人外大部陆续搬到威远县越溪镇。决定在威远县新场附近曹家山新建会战总部基地，成立会战指挥部、会战政治部，并成立川南矿区指挥部、川中矿区指挥部、川东北勘探区指挥部、隆昌矿区指挥部、石油沟矿区指挥部等，随后又陆续成立了威远矿区前线指挥部、川西北浅气层勘探指挥部、运输指挥部、基建指挥部、云贵勘探处等。陆续从大庆、华北、胜利、新疆、玉门等油田抽调78台钻机、200辆汽车、5000多名职工入川支援会战，四川石油系统正式职工从1964年底的2.2万人增至1965年的3.63万人，钻机最多时达到101台。
9月 从本月起，四川石油管理局为配合石油会战而成立的机械化筑路处和钻前工程二团、三团、四团及基建指挥部等在重庆、成都及川南、川中、川西一些县市招雇的数万临时工、合同工（主要是因“家庭出身不好”而被剥夺升学权利的初中、高中毕业生），陆续开赴各地，为石油会战开山筑路、平整井场、挖沟铺设管线。
10月30日 会战指挥部在泸州天然气化工厂举行隆重的长纳（长垣坝到纳溪）管线工程竣工投产典礼，由四川石油会战领导小组组长张文彬和四川省委书记杨超剪彩，并请来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摄纪录片，在《会战通讯号外》中称之为“战区职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胜利”，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结果”。因对会战领导小组不按工期与质量强令长纳管线工程提前两月竣工甚至不惜弄虚作假的做法提出反对意见，并拒绝代表工程指挥组在庆典上签署和交接竣工投产书，川南矿区副指挥焦益文当晚被四川石油会战领导小组以“破坏会战”等罪名宣布停职检查，随后在全战区进行批判。
11月9日 邓小平、李富春、谭震林、薄一波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由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和西南三线建委副主任程子华陪同到威远气田视察，了解即将大规模展开的四川石油会战情况。在观看威基井放喷时，邓小平高兴地说：“现在的关键是要加紧建设，把四川建成让党中央、毛主席放心的可靠的战略大后方。”视察威远新场附近曹家山正在修建中的会战总部基地时，邓小平说：“搞得如此红火，地处农村不在城市，干脆就叫‘红村’吧。”于是基地得名红村。
冬 因冬季常有不适于野外工作的雨雪天气，石油会战指挥部按大庆经验，在战区所属单位普遍开展“冬季整训”，将一些平时或不守纪律、或爱发异议、或得罪了领导的职工进行批判，临时工中“问题严重”者则被“开除出会战队伍”遣返原住地。这次冬季整训中，焦益文成为批判重点，被打成“极右反党分子”，停职检查三个月后下放基层“监督劳动”；其领导下的川南矿区气田科被缩减编制，曾经被树为川南矿区标杆队的阳高寺采气队被作为“演变成修正主义苗子的典型”重点批判。后来有人称这次冬季整训是文革的预演。
11月10日 邓小平、薄一波等在李井泉陪同下视察了泸州天然气化工厂。
12月28日 石油工业部副部长康世恩到四川了解石油大会战开展情况。
1966年
1月1日 康世恩副部长在听取四川石油会战领导小组副组长、石油部基建司司长陈李中汇报川南矿区冬季整训情况时，说焦益文“他敢不听部长的指示”，是“闹独立王国”，批评川南矿区领导人“怕字当头”，不敢斗。
1月 参加四川石油会战的各单位都传达了会战领导小组提出的口号：“苦战恶战六六年，一切为了保会战，一切为了七十亿，一切为了找油田！”口号中的“七十亿”是指年产量七十亿立方天然气。在这个总口号的基础上，各单位展开说大话说狠话比赛，竞相提出更加豪迈的口号，如“死要死在钻台上，埋要埋在井场里”、“死要死在工地上，埋要埋在路基下”、“死拼猛打，穷干硬上，坚决拿下大油田”、“恶战恶战再恶战，一定拿下大油田”、“宁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之类。
2月22日 彭真由张文彬陪同到威远视察了威基井、威2井和四川石油会战总部基地红村，讲话中说：“搞好三线建设，我们少睡觉，让毛主席多睡觉，睡好觉。”他题写的“红村”二字被制作成巨大的红字竖立在红村礼堂顶上。
3月中旬 四川石油会战指挥部电话会议精神陆续向下属各单位传达，副指挥郑浩（总调度长）介绍了会战形势、存在的问题与下一步做法。会战领导小组副组长陈李中主要讲“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四川石油大会战先后进行的六次指示”：第一次，在石油部党委向党中央汇报工作时，毛主席指示：“一定要在四川搞一点油，搞一点气。”第二次，在邓小平、李富春、薄一波等领导人到威远矿区视察时，邓总书记指示：“四川搞气是搞到了，但搞不到油还不算数。”第三次，在邓总书记参观了大庆展览后指示：“你们在内地搞不到油的话，过去做的事情统统不算数。”第四次，彭真来威远矿区视察时指示：“气的问题搞到了，油非搞到不行。贫矿也得搞。”第五次，在全国工交会议上，邓总书记指示：“石油工业部不管你在别处搞到多少油，在四川搞不到油，全都不作数。”第六次，在最近彭真指示：“一手搞富矿，一手搞贫矿，一口井一吨油也得搞。”会战领导小组组长、石油工业部副部长张文彬作动员讲话，说在四川搞不搞得出油来，关系到国家安危，关系到六亿五千万人民和世界革命，关系到石油部的红旗是举得高还是下半旗！中央指示不管你搞不搞得到油，也要搞几个几百吨的炼油厂。部里讲：“大庆用主席思想找到了大油田，山东用主席思想找到了大油田，难道你们四川用主席思想找不到大油田？”宣布要按八大战场，“三油四气一条线”展开大会战。讲话中所说的“三油四气一条线”指泸州古隆起、华蓥西、江油厚坝三个“找油”战场,威远、自流井、泸州、卧龙河四个“开气”战场，威远至成都一条输气管线。（下图：四川石油会战总部基地红村，沿山坡排列而上的全是平房，只有下边一幢三层的楼房是时称“食宿站”的招待所，文革时外来红卫兵一般被安排住宿于此。）
4月2日 贺龙到威远气矿视察，在红村听取了石油会战指挥部的汇报。
6月上旬 石油战区各单位按照会战领导小组的布置，分别召开大抓“小三家村”、“牛鬼蛇神”的动员大会，揪出一些被认定“有问题”的职工进行批斗。
6月12日 川南矿区三个研究队和矿区机关的一些职工以中央号召学习的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大字报为榜样，写了七张批评矿区领导的大字报，认为对“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矿区副总地质师张长盛的批判太温和，并认为张的根子在矿区党委某些人身上。此事被视为“反党”，大字报作者之一马蔚英在此前不久才被评为石油工业部五好标兵和四川石油会战战区标兵，从6月15日起遭到围攻，被打成“反党分子”、“反革命”、“野心家”。会战领导小组副组长陈李中亲到川南矿区主持批斗、围攻，有十多人被打成“帮凶”、“爪牙”，五十多人遭到大字报点名和强迫写检查“消毒”。
6月22日 凌晨1时，川南矿区合江县天然气塘河1井发生井喷事故，32111钻井队在事故中6人殉难，21人负伤。（下图：川南矿区为当场殉职的五烈士举行追悼大会。另一工人重伤送医院抢救无效牺牲后追认为烈士。）
6月23日 四川石油会战《会战通讯》学习当时解放军部队“突出政治”的宣传经验，不对塘河1井生产事故作加强安全教育排除事故隐患的教训总结，只从32111钻井队奋不顾身“血战火海”方面进行报道，以“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是最大的战斗力”为通栏标题，发表了题为《毛泽东思想的又一胜利 共产主义精神的伟大凯歌/32111队英勇顽强 火海奋战 抢救大气井》的通讯，对这一事故的歌颂性宣传此后被逐级拔高。
6月 四川石油会战指挥部所在地威远红村各单位普遍展开群众斗群众的大字报混战。会战指挥部财务处干部金初明等成为批判重点。
7月3日 为接受石油工业部党委派来的慰问团慰问，会战指挥部下午在红村组织了3400人夹道欢迎专程接来的32111钻井队职工。
△陈李中在川南矿区千人大会上宣布会战领导小组撤销马蔚英党内外一切职务和荣誉称号的决定，并连续召开了四天斗争大会。
7月初 《会战通讯》第173、175期连续刊登批判川南矿区马蔚英“篡党夺权”、“大搞资本主义复辟”的文章。
7月5日 《会战通讯》发表石油工业部党委《关于学习四川石油会战指挥部32111队职工奋不顾身抢救气井的英雄事迹的决定》。
7月9日 会战领导小组组长张文彬向集中在红村的各文艺演出队宣布，决定成立总部报捷队，用文艺形式宣传32111队血战火海的英雄事迹。要求7月15日创作出初步方案，7月30日战区“五级三结合”会议结束时汇报演出。
7月10日 主要演出32111钻井队“血战火海”事迹的四川石油会战总部报捷队（后改称宣传队）正式成立，选调了来自基建指挥部、筑路处、南充炼油厂以及川南、川中、川东北、川西北等矿区的报捷队中的业务骨干共180人。与此同时还成立了专门布置32111英雄事迹展览的展览队。
7月底 因中央要求各地撤销工作组，会战领导小组通知各单位暂停群众斗群众的揭发批判，转入学习32111钻井队的“正面教育”。
7月 新华社、《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等各大媒体记者在红村对有关32111钻井队“血战火海”事迹进行采访后，按当时“大树特树”英雄模范的经验，“总结整理”了烈士们的“闪光语言”：“把毛主席的指示印在脑子里，溶化在血液中，刻在骨头上，落实在行动上。”送审时被张文彬删掉了“刻在骨头上”。在事故中殉职而被追认为烈士的副班长张永庆，本来在党政领导对职工“摸底排队”中已内定为不可靠的“三类”，只因成了烈士而且是牺牲六人中的副班长，不但被追授“石油工业部五好标兵”称号，还在新华社通讯中被称为“模范共产党员”，新华社还向各大媒体播发了由《工人日报》通讯员和记者采写的通讯《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记石油工业部五好标兵、模范共产党员张永庆烈士》。在各大报刊载的《32111钻井队英雄日记摘抄》中，张永庆的日记摘抄被放在头条。
8月14日 32111钻井队在井喷事故后由上级党政领导组织的总结表彰活动中，凡是平时不听话的一律不予表彰，同时在“英雄集体”里大抓“阶级斗争”，因冉树荣在重伤昏迷中喊了一声“抓特务”，就展开对“特务破坏”的追查，技术员李××被打成“特务”，全队9名干部有6人遭到批判，15名工人被加上“怕死鬼”等各种罪名批斗，其中6人被开除出“英雄集体”，工人陈远和（退伍军人，共青团员）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于本日召开大会拘捕，两个对召开这样的大会有异议的工人被调离。
8月底 会战政治部在红村召开“毛泽东主义工人赤卫队”成立大会，四川石油战区从上到下统一建立起这一官办组织，由各级保卫部门负责人担任领导，主要由政工干部、运动积极分子等组成，职责是维护会战秩序，打击“牛鬼蛇神”，防止红卫兵将文革造反运动引入会战战区。
8月 由基建指挥部组织施工的威远至成都天然气输气管线华阳实验段正式动工。
9月12日 四川石油会战总部宣传队创作的《毛泽东思想伟大胜利的凯歌——记血战火海保住大气井的32111英雄钻井队》全剧完稿并通过了审查。
9月26日 《人民日报》发表《32111英雄钻井队扑灭火海保住大气井》的报道，称之为“伟大毛泽东思想的又一曲响彻云霄的凯歌”，并为此发表社论《毛泽东思想是革命人民的灵魂》。全国各地掀起学习32111英雄钻井队高潮，许多地方都有群众组织以32111命名。
9月28日 为演出32111钻井队“血战火海”英雄事迹而成立的四川石油会战总部宣传队接到通知，准备乘飞机去北京，但随后又通知暂停。多年后才知是因北京正值“血统论”肆虐，凡“黑五类”家庭出身的人不准进京，而会战总部宣传队的主力大多是“黑五类”家庭出身的重庆临时工。会战政治部向张文彬汇报后，张文彬指示照样去，说：“这些十几岁的娃娃，有什么问题，家庭出身他们能选择吗？”于是给全体宣传队员发了“毛泽东主义工人赤卫队”红袖章戴上作为“左派身份证明”，在推迟几天后才去了北京。
9月29日 周恩来、陶铸、康生、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叶剑英等中央领导人接见石油战线32111队等先进单位代表。四川石油会战32111队的张仲珉、冉树荣、雷洪炳、彭家治、王存友、王有发与大庆油田的“铁人”王进喜等一起受到接见。（左图：周恩来听取在32111钻井队“血战火海”现场指挥的川南矿区副指挥兼总工程师张仲珉讲述当时情况，左为大庆的“铁人”王进喜。）
9月30日 晚上，32111队人员应邀出席了周恩来总理为庆祝国庆举行的国宴。
10月1日，首都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七周年的盛大集会和游行，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了以红卫兵为主体的150万游行大军。这是他第四次检阅红卫兵。32111钻井队的青年工人王有发被安排站到毛泽东身边代表全国工人阶级讲话。各大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刊登了毛泽东与王有发亲切交谈的照片（见右图）。
10月4日上午，32111队代表在首都工人体育场举行了首场报告会。
10月5日至12日 阿尔巴尼亚石油代表团一行18人，在石油工业部副部长张定一等陪同下到四川石油会战总部基地红村等地参观访问。
10月28日 32111钻井队“血战火海”英雄事迹展览在红村开始展出。
11月3日 四川石油会战领导小组发出《关于对马蔚英同志的问题平反的通知》，称“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和《红旗》杂志第十四期社论，会战领导小组检查了前段文化大革命运动，认为文化大革命初期，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影响下，对马蔚英同志问题，作出了错误的决定。因此，会战领导小组宣布予以平反，并当众承认错误，恢复马蔚英同志的名誉和职务。同时，凡是由于支持马蔚英同志而受到大字报、小组会等批判、围攻和斗争，并扣上这样或那样帽子的同志（领导上没有对那些同志作出任何决定），也同时宣布一律平反，恢复名誉。七月二日会战领导小组对马蔚英同志的问题所作的决定，宣布撤销作废。173、175两期《会战通讯》，请各单位立即销毁。”同时声明“对马蔚英同志的问题所作出的错误决定，是由于我们对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无产阶极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所产生的，完全由会战领导小组负责，与职工群众无关。”此《通知》刊登在11月9日出版的《会战通讯》第241期上。
11月 尽管有官办赤卫队分兵把口严防红卫兵进入会战单位串联，但在毛泽东、党中央鼓动红卫兵大串联的形势下，仍然不断有外地红卫兵来到红村，开始点起造反之火。
△川南矿区一度被打成“反革命”的职工起来造反，组建了“六一二革命造反队”，开始批判矿区党委和会战领导小组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12月初 川南矿区“六一二”造反队来到四川石油会战总部基地威远红村宣传批判会战领导小组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求会战政治部向附近各单位发出定于12月4日召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的通知。
12月4日 川南“六一二”造反队在红村礼堂主持召开了第一次批判会战领导小组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大会遭到官办赤卫队干扰，红村附近邓沟正为脱硫厂和红村用水而修建水库的筑路处临时工，得到红卫兵转告的消息后自行结队前往红村参加大会，途中两次遭到赤卫队阻拦，发生冲突，坚持前去参加了大会。到大会进行骚扰破坏的赤卫队以大会主持者是“黑帮狗崽子”为由起哄，但被造反派以“老子革命儿接班，老子反动儿背叛”的歌声与口号声压倒，在外来红卫兵支持下大会顺利开完。
12月21日 红村附近邓沟水库工地筑路处的“一二·四”兵团召开筑路处第一次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被迫到会的会战领导小组成员郝凤台代表会战领导小组宣布将曾率赤卫队阻拦群众去红村参加“一二·四”大会的筑路处四大队党支部副书记、赤卫队长马全洲罢官。但被造反派斥为“舍车马保将帅”。
12月23日 得到各级党政领导支持的保守组织——总机厂“东方红”、基建指挥部“八一”、红村小车队“春雷”、隆昌气矿“红色联络总部”等组成的红村地区无产阶级联合司令部（简称“红联司”）成立。
12月24日 四川石油会战一些单位的造反派在前来串联的北京石油学院大庆公社、四川石油学院井冈山兵团等红卫兵帮助下，联合组成四川石油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川油司”），在红村召开成立大会。32111钻井队副队长、“石油工业部五好标兵”彭家治被推举为主要负责人，实际负责人为会战指挥部财务处干部金初明。
12月26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迎接工矿企业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指出：“千百万工人群众起来进行文化大革命，是大势所趋，好得很，是任何力量都不能阻挡的。”并明确提出：“工人群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有建立各种革命组织的权利。”《会战通讯》于1967年1月1日出版的第261期全文转载了这篇社论。石油会战各单位群众造反组织纷纷成立。
12月29日 《会战通讯》第260期头版发表《四川石油革命造反司令部宣言》和川南六一二革命造反队的文章《揭发会战领导小组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行》，表明会战领导小组接受群众批判的态度。
12月30日 我国第一条长距离、大口径天然气输气管线威（远）成（都）管线赶在四川石油会战全面瘫痪之前建成。
12月底 “红联司”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高潮中被迫解散。
年底 威远构造探明天然气储量达400亿立方米。
本年 四川石油会战战区共生产天然气11亿立方米、原油3.3万吨，加工原油2万吨。天然气开采离“七十亿”目标甚远，三个找油战场均告失败。
1967年
1月3日 四川石油会战内部小报《会战通讯》以整两版毛泽东照片为内容出版最后一期第262期，终于在群众造反运动冲击下停刊。
1月9日 从北京归来的32111钻井队经成都返回川南矿区。
1月10日 32111钻井队部分职工宣布造反，成立“六二二革命造反队”，加入川南矿区“六一二革命造反团”和川油司。
1月19日 32111钻井队部分职工成立与造反派对立的“红色造反队”。将技术员李登成打成“反动技术权威”，将指导员邝世成打成“走资派”，进行批斗。
1月中旬 四川石油革命造反司令部在红村召开“四川石油战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起总攻击大会”。以石油部副部长张文彬为首的会战领导小组及会战指挥部、会战政治部领导成员被揪到大会批斗。应邀到会的32111钻井队造反工人将撕毁的赤卫队旗帜、袖章扔到“走资派”身上以示决裂。
1月26日 响应代表“毛主席声音”的《人民日报》1月22日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的号召，川油司晚上在红村夺了会战指挥部、会战政治部的权。随后成立了石油战区临时权力机构临时生产委员会，由彭家治任主任。
1月 四川石油会战新开钻探48个构造，新开钻井125口，完钻86口，获10个气田，进尺32．24万米，井口生产能力达到58．3亿立方米。毛泽东鼓动起来的造反、夺权风暴使四川石油会战很快陷于瘫痪状态。
2月初 因1月28日毛泽东批准发布《中央军委命令》（即“军委八条”），要求军队：“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1月3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三期经毛泽东亲自审定、修改的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中专门讲到“镇反”，称在当前夺权斗争阶段，牛鬼蛇神纷纷出笼，“牛鬼蛇神一齐跑出来，是一件大好事，我们正好趁此机会来一个大扫除，‘扫除一切害人虫’。”在此号召下“镇反”在各地陆续展开。
2月8日 在日益浓厚的“镇反”气氛里，因川南“六一二”被宣传为“反革命”组织，32111钻井队“六二二革命造反队”宣布退出川南“六一二革命造反团”。
2月10日 川油司通知原会战总部宣传队已解散回到各单位上班的一些人员回红村报到，参加筹备纪念毛主席视察胜灯山（隆昌气矿炭黑车间）九周年庆祝文艺演出。
2月13日 32111钻井队原“六二二”造反队负责人之一、“石油工业部五好标兵”王存友及一部分造反队员宣布退出川油司，同原赤卫队负责人雷洪炳、胡德炳及原“红色造反队”一起，另外成立了32111队“革命造反团”。
2月23日 川南矿区与川油司对立的职工成立川南石油联合联络站，32111队的 “石油工业部五好职工”彭美凤、胡德炳和罗世华被推选为负责人。
2月25日 因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已在中央军委发出严厉警告的“二一七”信件传达之后被打成“反革命组织”，其下属成员（仁寿、威远、荣县）“三县分部”遭到同样打击。红村保卫处召开会议，传达荣县公安局意见，认定水库工地以荣县临时工为主的“一二·四”与“三县分部”有联系，必须摧垮。同日晚，筑路处保卫科负责人到荣县公安局接受了镇反的指示。
2月26日 川油司获知“一二·四”将被镇压的信息，抢先行动，抄砸了水库工地的“一二·四兵团”团部，与此同时，在荣县红七村（筑路处基地）的川油司下属组织“中南海前哨战斗兵团”抄砸了“一二·四兵团”与红七村“一二·二五兵团”共同组建的筑路处“联合造反司令部”，并分别以广播和大字报公布了内容相同的“一二·四兵团”、“联合造反司令部”的“十大罪状”，称之为“反革命组织”，勒令解散，限令头头到公安局自首，交出后台。
2月 在对李井泉展开的揭发批判中，四川省级机关红联在化工厅的下属组织了解到曾被李井泉打成四川石油管理局最大“右派”、撤销副局长职务的焦益文冤案，引起八二六派一些组织重视，并进一步了解到焦益文在“摘帽”后不久又因坚持安全生产与工程质量原则而被四川石油会战领导小组打成“极右反党分子”、撤销川南矿区副指挥职务的冤案，开始着手进行调查，准备为其翻案。北京石油学院和石油部也有造反派介入此一活动。
3月1日 在“镇反”浪潮中，32111钻井队革命造反团宣布将原副队长、川油司主要负责人彭家治“开除队籍”，不再承认他是这个“英雄集体”的成员。
3月4日，红村、红七村地区分别由内江军分区出动部队戒严，荣县、威远两县公安局对川油司和筑路处的“联合造反司令部”、“一二·四”、“中南海”等群众组织实行大抓捕。川油司主要负责人金初明等被捕，川油司名义上的主要负责人彭家治因是32111“英雄钻井队”的代表，公安机关未便抓捕，彭在红卫兵护送下到北京告状，不久获准作为四川石油系统造反派代表参加了中央解决四川问题会议。
△四川石油筹备委员会（简称“筹委会”）在红村成立，取代川油司成为石油会战战区的临时权力机构。主要负责人是32111钻井队“革命造反团”负责人、“石油工业部五好标兵”王存友。
△正在红村集中编排纪念毛主席视察胜灯山九周年节目的演出人员得到川油司工作人员通知，筹备活动改由隆昌气矿“庆祝毛主席来矿视察九周年筹备委员会”负责，叫他们立即离开红村前往隆昌。
3月15日 32111钻井队“二一二造反团”因上级组织川油司及川南矿区“六一二”均已被打成“反动组织”，被迫宣告解散。
3月16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印发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出狱问题材料的批示》，将薄一波等定性为“叛徒集团”。四川石油会战领导小组组长张文彬因抗战时期曾在山西薄一波领导下工作，由此也被视为“薄一波叛徒集团”伸到四川石油系统的“黑手”，会战领导小组副组长陈李中则因生活作风腐化被视为“蜕化变质分子”。石油工业部派到四川领导石油会战的两位领导均被打倒。张文彬等领导人被地调处揪到处本部驻地南充批斗时被逼迫从地上爬进会场，被川南造反派揪到泸州批斗时被打得头破血流。
3月21日 鉴于“镇反”引起的形势变化，隆昌气矿军管会决定，原定的“庆祝毛主席来矿视察九周年筹备委员会”筹备活动结束。
3月21日 以内江军分区参谋长萧延为主任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四川石油管理局军事管制委员会进驻红村。
3月26日 红村、红七村等地对造反派进行第二次大抓捕。
4月1日 中共中央发出（67）117号文件《中共中央转发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及附件》，规定：不得随意宣布群众组织是反革命组织；不得把群众打成“反革命”，不准乱捕人。仅仅因为冲军区和对军区提意见，或对本地区、本单位的夺权有不同意见，而被打成“反革命”的，应一律平反，被捕的，应一律释放。接着4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正确地对待革命小将》，4月6日毛泽东批准发布《中央军委命令》（“十条命令”），规定不准随意捕人、不准任意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等。否定“镇反”的中央精神又迅速传遍全国。四川石油战区此前在“镇反”中被捕的人员陆续获释，群众造反运动再掀波澜。
4月6日 32111钻井队集中学习，学习期间组织了对原“二一二”成员（4名一般干部、1名工人）的批斗。
4月12日 鉴于形势变化，筑路处党委召开会议，为防止被捕造反派的获释和平反引起新的造反浪潮，决定解雇一批临时工。随即陆续进行了动员，上千人被解雇返回重庆、成都。
4月13日 为防止川油司死灰复燃，筹委会布置大量广播宣传川油司的“十大罪状”，甚至将宣传材料拿到有的学校课堂上去宣读。
4月15日 红村保卫处通知32111钻井队革命造反团头头，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名拘捕入狱的该队工人陈远和在狱中已关押致精神失常，现将释放，应如何处理?双方商量后决定将其送南充精神病院。
4月中旬 红村、红七村及石油会战一些单位的被捕造反派与其他被捕造反派一样陆续获释平反。
5月1日 《人民日报》发表林彪题词手迹：“伟大的导师 伟大的领袖 伟大的统帅 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不久，红村即将此题词手迹制作成大红字竖立于红村礼堂顶上，替换了已经被砸掉的原彭真题词“红村”。
5月4日 位于威远红村与荣县红七村之间的威23井突发井喷事故引起冲天大火，除附近及成都、重庆等消防队前往救火外，各派群众组织（包括成都的八二六派、红成派、产业军派等）人员也纷纷前往参加救火，有筑路处刚从监狱里放出的造反派也冲到前面，都力图在这场类似于32111队“血战火海”的行动中表现自己是“毛泽东思想武装”的真正革命派。但都未冲近火场即被熏昏倒地送往越溪石油医院救护。大火燃烧多日后才被专业抢险人员切断天然气扑灭。
5月7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时称“红十条”）正式公布，谴责“成都军区个别负责人从二月下旬以来，支持了为一些保守分子所蒙蔽、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背后操纵的保守组织，把革命群众组织‘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和‘川大八•二六战斗团’等，打成了反革命组织，大量逮捕革命群众。他们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变成了‘镇压反革命运动’。”一些已经从北京得到消息的红卫兵抢先来到红村宣传“中央精神”，鼓动川油司等造反派重新起来向“保守派”反击。川油筹委会（被造反派讥称为“臭味会”）一派的32111钻井队“革命造反团”成员、“石油工业部五好职工”黄成厚同红卫兵辩论中双方发生冲突。深夜筹委会人员将宣传“红十条”的红卫兵撵出红村食宿站，打伤多人。
5月13日 在“红十条”精神和“粉碎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的强大压力下，被视为“复辟产物”的四川石油革命筹备委员会被迫宣告解散。
5月27日 32111钻井队革命造反团中部分成员分化出来另行成立“血战火海造反团”，表示支持川油司、川南“六一二”和32111钻井队“二一二”等造反派。
5月29日 参加了中央解决四川问题会议归来的川油司头头、32111钻井队副队长彭家治由一些红卫兵陪同回到32111钻井队所在的川南矿区，向群众汇报中央解决四川问题的会议精神和五一节应邀参加天安门观礼见到毛主席等“喜讯”。川油筹委会一派的32111队革命造反团成员黄成厚等冲击会场造反。两派发生冲突。
6月9日 解放军空字028红总、空字002红总、空字775红总、海字445联司、蓉字361红纵、藏字619红总等军事院校造反派来到红村地区支持川油司。
6月11日 川油司召开“新生代表大会”，彭家治再次被推选为负责人。红村附近水库工地此前已恢复组织活动的“一二·四兵团”出席大会表示祝贺。
6月17日 已经解散的川油筹委会经过多日讨论后宣布恢复重建，更名为四川石油革命工人筹备委员会（简称“川油工筹会”）。
6月 原以萧延为主任的四川石油管理局军事管制委员会撤走，改组后的成都军区新派了以军区通信兵部主任赵永清为主任的军管会，月底进驻红村。
7月1、2日 红村连续两天发生川油司与川油工筹会两派的武斗事件。
7月3日 以赵永清为首的新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四川石油管理局军事管制委员会在红村召开大会，正式发布《公告》（时称“七三公告”），宣布坚决执行“红十条”，坚决支持川油司，并要与他们“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大会遭到川油工筹会的冲击，“一二·四兵团”成员（筑路处临时工）组成人墙保护赵永清顺利宣读完公告。会后，军管会宣布查封川油工筹会一派由四川石油学院红岩公社和荣县钻井校红旗公社以“四川石油红卫兵总部”名义主办的小报《红涛》，让川油司的小报《石油怒火》取而代之。在这过程中，又不断发生武斗事件。32111钻井队革命造反团和川南石油联络站等在川南矿区写出“七三公告是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等大标语。
7月5日 曾一度被打成“反革命组织”的川油司川南分部（即原川南“六一二”）举行欢呼红村军管会“七三公告”的游行，另一派群众表示抗议，双方发生大规模武斗。
7月6日 川油司川南分部人员主动撤离泸州气矿，转移到三号信箱（四川石油管理局天然气研究所）。
7月9日 筑路处“一二·四”与其他几个组织一起加入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更名为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石油一二·四分团（筑路处的“一二·四”、“一二·二五”等组织改称一二·四分团筑路部队），在红村礼堂召开庆祝大会。石油局军管会主任赵永清、川油司代表彭家治及军事院校赴红村代表、红卫兵代表等到会讲话表示祝贺。
7月10日 从仁寿调来的解放军7864部队进驻红村支左，明确宣布站在川油司等造反派一边，使满怀热情前去欢迎的川油工筹会人员大失所望甚至失声痛哭。
8月3日 石油一二·四分团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红成“打刘张”（打倒由中央任命为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领导成员的刘结挺、张西挺夫妇）的行为。随后，川油司、川油红革会、“一二·四”等联合将曾帮助他们重建组织的红成人员赶出红村地区。此后，红村地区的内战就成了同为“保刘张”一派的川油司与“一二·四”的内部争斗。
8月7日 泸州地区“打刘张”一派的红联站（包括川南矿区联络站的专业武斗队石油兵团）清晨开始从水陆两路围攻川油司川南分部人员控制的三号信箱（四川石油管理局天然气研究所），至9日全部攻占研究所。川油司川南分部等被打死十多人，在撤离途中又因车翻事故死亡6人。
8月16日 川油司下午在红村礼堂召开隆重的追悼大会，悼念在泸州三号信箱（四川天然气研究所）武斗中遇难的川油司成员王善林、邵文兵等二十一“烈士”。驻红村的解放军7864部队、石油局军管会、空字028红总、海字445联司、蓉字361红纵、威远县武装部等代表出席了大会。彭家治代表川油司致悼词。川南分部马蔚英介绍了泸州武斗情况。7864部队和军管会代表都讲了话。
8月18日 荣县造反派抢夺武装部武器，筑路处“中南海”参加。
8月21日 “一二·四分团筑路部队”与石油校八二六、威远中学造反派等到威远县武装部抢枪，但被随后赶来的川油司大队人马夺走，后经石油局军管会和7864部队调解，决定双方平分，但“一二·四”分到手的枪马上又被川油司夺走。
8月34日 重庆八一五派与长寿、邻水等地“打刘张”一派武斗队开始向川油司川东北造反团控制的长寿云台川东北石油钻探处进攻，打死十多人。
8月25日 重庆八一五派与长寿县石堰、葛兰区“打刘张”一派武斗队攻打“保刘张”的川油司下属组织和垫江县反到底联合控制的长寿云台川东石油钻探处。因弹雨横飞，4个公社27个大队无人敢下田生产。
9月5日 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与四中八二六分团人员组织了解焦益文冤案的石油局总地质师、地质工程师等召开“揭开石油系统阶级斗争盖子”调查会。
9月7日 在宜宾地区革筹组、军分区发起的“武装支泸”攻势下，泸州红联站总指挥、泸州气矿石油联络站总指挥李修传（团委干事）率红联站武斗人员反击时中弹身亡。
9月9日 泸州红旗派在宜宾地革筹、军分区组织的“武装支泸”行动中打回泸州，川南矿区红联站一派（包括32111钻井队革命造反团）撤往合江县一带。
9月26日 川油司、川油红卫兵革命委员会、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石油一二·四分团联合在红村召开大会，欢呼毛主席视察三区六省市后胜利返回北京，表示一定按毛主席教导搞好大联合。石油局军管会、7864部队代表出席了大会。
10月12日 32111钻井队三个川油司派组织联合组成“红旗二一二战斗团”，对立派革命造反团中三十余人反戈申请加入“红旗二一二”。
10月18日 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在四川石油系统的成都总机修厂、石油器材库、石油设计院、筑路处、川中钻前工程团等各组织合并为石油系统分团。但川油司和支持川油司的石油局军管会拒绝承认石油系统分团，认为川油司已经是石油会战战区的统一组织，石油系统的各单位下属组织都应分别加入川油司。此后双方经常为此发生冲突。
10月以后 因四川省革筹组副组长、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与省革筹组长、成都军区政委张国华发生严重分歧，梁兴初离开成都住到重庆五十四军军部，实际上在四川另立中心，在梁兴初与五十四军领导人的支持下，成都的红成派与重庆的八一五派在全川掀起“打刘张”高潮，为此，红成、八一五均与原来被他们视为保守派的泸州红联站、南充临联等结成了“打刘张”的同盟。泸州红联站中的石油兵团、南充临联中的石油地调处各战团都成为“打刘张”一派骨干成员，而泸州的川油司川南分部、南充的川油司地调野战部队则成为“保刘张”一派骨干成员，两派在势不两立的武斗中都有伤亡。在四川石油会战战区，即形成了“保刘张”一派中控制着石油会战总部基地红村及威远前线指挥部、基建指挥部、运输指挥部、供应指挥部、筑路处基地红七村等下属单位的川油司，与控制着成都石油总机修厂、石油器材库、石油设计院等单位及筑路处与川中钻前团部分临时 工的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石油系统分团，和“打刘张”的泸州红联站石油兵团、南充临联石油地调处各战团之间的三派争斗。
11月14日 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石油系统分团筑路部队（即原“一二·四”）到红村广播站要求以石油系统分团名义广播成都铁路局两派大联合的消息被广播站拒绝，引起冲突。
11月21日 在红村军管会和川南矿区军管小组主持下，32111钻井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开学，但仍有少数革命造反团人员流亡在重庆、南充等地。
本年 四川石油战区全年产油下降至3.02万吨。
1968年
1月10日 针对川油司视四川石油战区为其一统天下，不承认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石油系统分团的情况，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总部发表声明，称石油系统分团归口是正确的，有利于大联合、三结合的。
2月 川油司川南分部、泸州红旗革命造反司令部32111钻井队红旗二一二战斗团编印的《在两个司令部大决战中的32111钻井队》专刊小报出版，详细讲述了该钻井队职工分裂为势不两立的两派的经过。
3月3日 川东北石油钻探处（在重庆市长寿县云台镇）两派在处本部大规模武斗，重庆两派武斗人员参加，持续6天7夜，死42人。财产损失31万元。
3月6日 川油司到威远县武装部夺枪。
3月15日 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接见四川省革筹、成都军区、五十军、五十四军领导人（所作讲话时称“三一五指示”），讲话中主要批评了提出“打刘张”（打倒省革筹领导成员中的刘结挺、张西挺夫妇）的一派群众组织（成都红成派和重庆八一五派等），严厉斥责这一行动，康生说“反刘、张就是为李、廖翻案”，周恩来说“就是刘、邓复辟”。讲话传达下来后，全川“保刘张”派欣喜若狂，力图借机一举压倒对方；“打刘张”派垂头丧气但愤懑难平，决心拼死一搏，凭实力打出地盘。两派武斗再掀狂澜。
△川油司成立威远地区革命治安指挥部。
4月15日 由川大八二六主持在石油管理局小关庙招待所召开焦益文冤案知情人调查会，参加者有石油校八二六分团、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石油系统分团、川油司地质纵队、川油司地调野战部队四兵团等组织代表。
4月 成都的八二六派组织搜集整理完成了为焦益文翻案的系列材料，打印成册，准备上报。但在了解到省革筹和中央有关这类历史问题都放到运动后期或运动结束后再处理的明确态度后，材料未能上报。
5月18日 驻红村的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石油系统分团办公室深夜被川油司武斗人员砸抄，勤务员与工作人员全被赶走。
5月31日 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川油司主要负责人、原32111钻井队副队长彭家治成为省革委会副主任。
6月2日 四川省革命委员会领导在东方红礼堂（锦江礼堂）接见参加省革委成立庆祝大会的各地代表。分配给石油局的一千名代表名额被军管会全部安排给川油司一方。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石油系统分团人员闻讯后赶往东方红礼堂，与石油校八二六学生一起强行冲进礼堂外铁栅门，在礼堂门廊与执勤部队对峙，要求接见。最后由省革委副主任、成都市革委会主任孙洪道和省革委常委侯振东（兵团总部常委）出来代表省革委宣布明天单独接见，冲击者才欢呼着撤离。
6月3日 四川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张国华、副主任刘结挺、天宝、邓兴国、江海云、彭家治等下午在成都红照壁礼堂接见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石油系统分团代表800余人，张国华等都作了希望川油司与石油系统分团搞好大联合的讲话，彭家治讲话中也对川油司的一些不利于大联合的态度作了自我批评。接见后，石油系统分团举行了庆祝游行。
6月14日 由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石油系统分团、东方红八二六石油分团合办的《石油炮声》报第五期出版，报道了省革委张国华、刘结挺等领导人接见石油系统分团的消息及有关讲话。该期小报寄送到红村、红七村等川油司控制地区后，均被没收、撕毁。
8月31日 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石油班在成都开学。
9月20日 四川石油革命造反司令部、四川石油红卫兵革命委员会同时宣布撤销总部。
9月29日 石油局成都总机修厂革命委员会成立。
10月13日 刘结挺接见四川省革委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石油班全体学员。
10月28日 四川石油管理局革命委员会在红村召开成立庆祝大会，局革委会主任赵永清，副主任蔚华之、尹文昌、马文林、杨文彬、彭家治、金初明（川油司代表）、李富荣（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石油系统分团代表）。石油局革委会的成立，意味着已经瘫痪近两年的原四川石油会战指挥部不复存在。省革委副主任刘结挺、张西挺夫妇出席了这一由“保刘张”派组成的局革委会成立大会，刘结挺代表省革委、成都军区表示祝贺。当晚在红村礼堂首次演出了由川油司宣传队（此后更名为四川石油管理局革委会宣传队）为纪念毛主席1958年视察隆昌气矿炭黑车间而创作演出的大型歌舞《红太阳照亮了胜灯山》，演出结束后刘结挺、张西挺与局革委负责人接见全体演出人员祝贺演出成功，刘结挺讲话中还提出这个节目应拍成电影。
12月25日 为向毛泽东诞辰献礼，威远气田开始向成都供气。
本年 四川石油战区石油生产全年下降到2.4万吨。
1969年
3月 中共四川石油管理局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成立，组长赵永清，副组长蔚华之、尹文昌、彭家治。
12月27日 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央领导人接见四川省革委会、成都军区赴京学习全体人员，传达处理刘张问题的中央“一二·二五”批示，从一年多以前明确宣布“反刘张就是为李廖翻案，就是刘邓复辟”的立场上变脸，将四川动乱不止的罪责归于刘张夫妇。周恩来在讲话中批评了“保刘张”的彭家治搞派性活动，并说：“大庆投资××亿元，石油基本自给，生产了××万吨。四川花了××亿元，投资大呀！现在仅仅搞了点煤气，那么少，起劲的花钱，浪费那么多，霸占汽车送枪搞武斗，两派都是如此。”他斥责彭家治与四川石油系统另一派负责人王存友是“两个败家子”。
本年 四川石油管理局机关从红村陆续迁回成都。
年底 原从玉门油田来支援四川石油会战的队伍奉命返回甘肃参加长庆油田会战，已签合同的四川合同工随队迁走。新分配来的大学生仍留四川石油管理局下属单位。在此前后，原从大庆、华北、胜利、新疆、玉门等油田到四川支援石油会战的职工陆续调回原单位。
1970年
5月 经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核心领导小组批准，成立四川石油管理局革命委员会核心领导小组，组长赵永清，副组长杨锡洪（内江军分区副司令员，1972年2月后接替赵永清任四川石油管理局革委会主任、核心组组长）、张克文（军代表）、黄凯（原局党委书记）、秦文彩（原会战政治部主任）。
6月 经国务院批准，石油工业部军管会将四川石油管理局下放四川省领导。在此之前，原石油工业部派到四川参加石油会战的干部已全部招回北京参加石油部的“斗批改”。
6月22日 中共中央决定煤炭工业部、石油工业部、化学工业部合并，成立燃料化学工业部，任命伊文为燃料化学工业部党的核心小组组长、革委会主任。
7月 在“一打三反”运动中，驻南充的石油地调处四大队以“恶毒攻击林副主席”等罪名揪出重庆临时工中的“吴志伟现行反革命集团”，24岁的“首犯”吴志伟被判刑6年，1971年“九一三”林彪事件后仍不释放，直到文革结束后才获释平反。
1971年
5月20日 威远至成都天然气输气管在越溪石油医院处爆炸起火，死3人，伤21人，烧毁房屋商品，损失50余万元。
7月 筑路处最后一批临时工被全部解雇返回重庆，筑路处机关干部与正式工在此前后陆续调走，筑路处撤销。与此同时，参加石油会战的各钻前工程团也相继撤销，临时工全部解雇。
四川石油会战，实际上在1969年底周恩来斥责四川石油两派群众组织头头、“32111英雄钻井队”的两个代表是“败家子”时，就已经黯然“下马”，但具体从什么时候开始不再提“石油会战”了，已难查到相关资料。以后的官方史著中也不再提及那场曾经轰轰烈烈的“四川石油大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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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林一叶】
被岁月湮没的“长纳管线”
浣雨山川
作者说明：本文无意去褒贬当年那些为石油工业的发展而殚精竭虑的四川石油大会战领导人。因为那段特定的历史、社会、政治生态环境，主导着人们的思维和行为，包括笔者自己。本文只为还原50多年前四川石油大会战中的一段历史真相和真实人性。
重点工程突击抢工期的内情
1965年，按毛泽东“一定要在四川搞点石油，搞点气”和“三线建设要抓紧”的指示，在四川开启了“开气找油”大会战的帷幕。
长纳管线工程——川南的长垣坝到纳溪的泸州天然气化工厂输气管线工程，就是这场会战初期的一个重点工程。
长垣坝在地理图上只是个小地名，在地质构造上却非同一般。它西起长宁县，东到贵州赤水县，东西长98公里，北抵纳溪，南起兴文县、叙永县，南北宽35公里，整片勘探面积约3000平方公里。其形同一串糖葫芦，串着五通场、打鼓场、沈公山、长垣坝、付家庙、老翁场、莲花寺等多个蕴藏天然气的地质构造，统称长垣坝构造带，已经探明蕴藏着丰富的天然气资源。时为蜀南探区天然气的主力产区。
民以食为天。在吃饭要饭票，买粮要粮票的年代，提高粮食产量，填饱七亿人民的肚子是头等大事。用天然气为原料生产化肥具有最便捷、最经济、最有效益的技术手段。泸州天然气化工厂，简称泸天化，坐落于当时四川省宜宾专区紧邻泸州市的纳溪县，隶属于化工部，是我国第一座天然气化工厂，又是最早成套引进国际先进技术，以天然气为原料的大型化肥企业，被誉为中国尿素工业的摇篮，是国家重点工程，周总理十分关心。
泸天化最新成套引进国际先进设备（泸天化二期），国家计划原要求1966年5月1日完成安装调试投入生产。由化工部负责设备安装，由石油部负责天然气的供给和输气管线工程，要求石油部1965年底将天然气送到。在国务院会议上，周恩来总理问及泸天化工程的进展情况，化工部副部长张珍向总理汇报：“泸天化已经竣工，只是石油部还没有送气。”后来，在四川成都召开的三线建设委员会会议上，张珍又一次抛出此问题。这说法无疑让处处争先的石油部脸面尽失。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石油行业一直被称为全国工业的一面旗帜，为挽回面子和形象，四川石油会战领导小组立即决定，突击加快工程进度，将长纳输气管线工程竣工和送气时间提前两个月。
“摘帽右派”再次违抗领导意志
明知这样的国家重点工程盲目地突然加快工期是确保工程质量的大忌，只能违背天然气管线施工管理规定、操作规程，抛开天然气管道测试验收流程及试气输送气要求等等制度规章，无疑会给工程带来极大的安全和质量隐患，但为了突击抢工期，会战领导小组提出所谓集中优势兵力“联合作战”，将设计、基建、生产三方单位联合在一起，统一行动，搞联合运转，成立由会战指挥部副指挥郑浩为组长的竣工投产统一指挥小组，加快调整设计，同时加快管线铺设和试压测试验收。作为输送易燃易爆物质的天然气管线，让工人苦干、快干、拼命干，又开展了连续七天七夜的突击施工，人困马乏。没有先进技术和大型施工设备的支撑，在丘陵连绵区域连续施工，很多地方都需要人拉肩扛，在夜晚的施工环境和照明都难以完全保证的情况下，整个管线出现了管道及法兰质量问题，多处管道漏焊、漏气、阻塞、破裂、炸裂以致失火，造成了人员重伤事故。
针对频发的安全和质量事故，时任泸州气矿副矿长、主管天然气采输生产的川南矿区副指挥焦益文，本不管设计调整，不管天然气管道建设，但因被任命为“投产副指挥”，他深感责任重大，在会议上提出质疑：不应一味片面理解“宁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铁人精神”。这不符合“三老、四严”的大庆精神，“不能蛮干、更不能乱干。不能拿工人的性命去换工期。”
会战领导小组某领导找焦谈话了：“为什么要让长纳管线提前投产？化工部的张珍当着周总理的面将了我们康部长的军，我们就是要把气早早通到他们泸天化门口，点把火！”（点火是表示通气的标准表达。）甚至交底：“我们还要搞个声势浩大的竣工典礼，请电影厂的来拍电影，请领导来剪彩。”并严肃地指出：“这是部长的决定、是会战领导小组的决定。是大局的需要，政治的需要。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
一位曾与焦益文私交颇好的同事在会后提醒他：“你讲话能不能婉转点，没有必要硬顶啊。咄咄逼人，你忘了1957年的教训了吗？”焦说：“没有。我处在这个位置，还负责工程后期的输供气，这是老百姓手中的饭碗啊！我不说，谁能出来说？此时不说，何时又能说？会上不说，以后没有地方可说了。不管出了什么事，我将无可推卸。”这让好心的同事无话可说，焦益文叹了一声：“我尽力吧。人在做，天在看。” （下图：焦益文任副矿长时1963年留影。）
同事所说的“教训”，是指焦益文的一段惨痛历史。他从小随父母参加革命，被称为“红小鬼”，中国人民解放军接管国民政府陪都重庆时，他就是负责接收石油部门的军代表，后来曾任四川石油管理局主管地质勘探的副局长，首先公开提出四川应“以气为主”，没想到这违背了一心想在四川找到石油的领导人的主观意愿，被说成是“反对党的勘探方针”，1957年被打成“右派”，批判、撤职后押到永川黄瓜山劳改。1961年“摘帽”后安排到泸州气矿任副矿长，石油会战开始后任川南矿区副指挥，虽说已经“摘帽”，名义上是“回到人民队伍”了，但在现实生活中，这类人的“头衔”仍是“摘帽右派”，实际上仍是被控制使用的异己。所以同事为焦益文捏了把汗。
时限日渐临近，暮秋的川南地区早已进入了秋雨绵绵的常态模式，加之丘陵山区水系丰富，河汊纵横，土壤吸足了水分，淤积泥泞。翻毛的工靴踏上去，深一脚浅一脚，立刻粘裹上稀泥，增加沉重的分量，裤腿上糊满了黄泥，工作服上也全是星星点点的泥水。焦益文带领着气田科的全体人员，不分昼夜，马不停蹄奔忙在长纳管线的各主、支管线段施工现场，出入于长垣坝构造带各相关采气站队的基地，检查督促着安全、质量和工期。他一再叮嘱基层领导“安全第一，不能再发生安全事故，生命更重于进度，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加快工期”。他强调：“要严格按照施工的各项操作规程进行施工，保证质量。不能做夹生饭，已经埋下的管道，再挖出来事后补救，更会拖延了工期。”他告诫：“合理分配昼夜班组力量，排好班次，安排好员工生活和休整，不搞人海战术一哄而上，不能打疲劳之战。”
面对各类严峻困难，与焦益文一道工作的气田科的领导及工程技术人员们也不断地对提前投产表达了担忧。一则按目前的进度，工期是无法完成的，就是完成了，各支线和主管线还要进行吹扫，继而试压达标测试才能供气，这些都需要时间；二则原来设计的尚有几处采气站产量还需要调试，气压和产量不稳，应有其他备用的支线采气站点和气井应急措施，以达到计划规定的送气能力……焦益文告诉大家，安全和质量为先，尽可能把这些问题考虑周全，搞出一个清单，关注每一个细节，在施工中一并尽量统筹予以解决。
在当时那种“突出政治”的大形势下，再怎么讲安全、讲质量，都是没有多大分量的，事故防不胜防，仍然时有发生。在“竣工投产典礼”的头一天晚上，又有一起管道被刺破事故发生。
弄虚作假的“竣工投产典礼”
自“大跃进”以来就常用的一个口号是“人定胜天”。在收尾工程还没有完成，连验收程序都未能进行的情况下，任何“艰难险阻”都无法阻挡如期举行的长纳管线“竣工投产典礼”。
1965年10月30日，纳溪县永宁河畔的泸天化厂大门口，锣鼓喧天，红旗招展，上万人聚集在此，举行了隆重的长纳管线工程竣工投产典礼。由川南矿区指挥马文林主持，四川石油大会战领导小组组长张文彬和四川省委书记杨超亲临剪彩，宜宾地委、泸州市委、泸天化厂方领导等纷纷到场。随着“点火”的命令声，瞬间，两条放喷管线吐出了两堆熊熊大火，烈焰冲天，礼炮九响，鞭炮齐鸣。来宾讲话，拍摄电影纪录片，散发号外、发送喜报……在现场散发的《会战通讯号外》中称之为“战区职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胜利”，“它的投产，是建设内地、支援农业和援越抗美的实际行动”，“是坚决贯彻执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胜利，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把冲天的革命干劲与严格的科学精神相结合的结果”。
轰轰烈烈激动人心的场面，所有人的脸庞喜气洋洋。可是许多人都不会想到，两堆冲天火焰中竟然隐藏着一个弥天大谎：
其气源竟是来自临时接通的纳六井一口气井，它的产量只有12万方/天，气压表显示的40个大气压实则仅有16个大气压，以此桃僵李代，瞒天过海。用一口气井冒充了五个构造（气田）的十一口井超90万方/天的产量——事过20多年后，早已调出四川石油局、曾在焦益文手下任气田科工程师的曲俊仁证实，当年在“突出政治”、“顾全大局”等大道理及上级权威的极度高压下，气田科的一位工程师才用拨调气压表初始气压的办法，把16个大气压调成了40个的“高气压”，以假乱真满足了上级要求。
盛大的典礼上，原本应该有一项必不可少的重要内容：管线工程的书面交接仪程。由管道建设（乙方）单位代表与生产供气（甲方）长纳管线工程的“投产副指挥”焦益文签署竣工投产书并现场交接。焦益文坚决抵制现场的虚假做秀。在内部预备会议上他明确说：“除去各支线进行过吹扫，主干线尚未吹扫，整条管线一次性整体试压都没有进行测试，这是极大的安全和质量隐患，没有进行测试之前，这个工程不算竣工，不能投产。这个字，我不敢签，不能签！”在会上硬碰硬地扫了会战领导小组某领导的面子，令其极为不满。最后会议决定，在典礼上仅用施工设计图纸进行了象征性的交接仪式。
焦益文成为“冬季整训”重点
典礼完后的当天晚上，四川石油会战领导小组召开会议，决定将川南矿区副指挥焦益文停职检查，气田科科长张道霑撤职，其领导下的数十人的矿区气田科被缩减编制。焦益文被隔离审查、批判三个月后，下放到钻具队监督劳动。
10月31日，在整个会战区域宣布决定。
1965年11月1 日，一场疾风骤雨式的“冬季整训”运动在四川石油会战的整个战区正式登场。
这场被称为“冬季整训”的运动，可谓是文革在四川石油系统的预演，而文革则更像是“冬季整训”必然会有的升级版。
石油行业素来强调队伍的准军事化或半军事化管理，再加上那个年代发展到顶峰的“突出政治”，“长官个人意志”往往就成了最具权威的“政治”，当说假话成为“政治需要”的时候，反对说假话办假事就成了罪行。而所谓大庆精神的“三老、四严”，不过是要求下边群众的。对不听话的人，就要“整”，就要像后来文革中的“横扫”与“专政”。
于是“长纳管线工程”成为了“冬季整训”的重点。焦益文一夜之间成了“冬季整训”最大的“反面典型”。经过“发动群众”，“揭发批判”，大会批小会斗，焦益文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破坏三线建设，阻扰长纳工程投产”、“反对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方针”、“破坏四川石油大会战”……“帽子”越扣越大，罪名越来越多，“新账老账一起算”，1957年的事又被联系起来，最后宣布焦益文是“极右反党分子”……在川南矿区的大礼堂，张文彬亲自主持了对焦益文的批判大会，随即四川石油会战领导小组在整个战区召开了“反帝反修大会”，焦益文再次遭批斗。
政治高压之下，人们再不敢说真话，但实际上不少人都会在心里嘀咕：共产党不是最讲认真吗？大庆精神的“三老四严”不是要求“讲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吗？国家的重点工程岂能儿戏？在事故不断的状况下，焦益文提出要保质量保安全的前提下加快工期，他做得没有错啊！不知内情的人，只晓得焦益文在川南矿区这个领导岗位上还没有干几年，工作上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作风上雷厉风行又平易近人，从上到下好评如潮，怎么会一下子就变成了十恶不赦的“反面典型”了?
也是在一夜之间，“冬季整训”前曾经因工作规格化、操作规范化、场院整洁化而被树为石油部十面红旗之一和四川石油局“标杆”、“学大庆的榜样” 的阳高寺采气队，因是焦益文蹲点的基层站队，也在批判焦益文时受到株连，被批判是“追求资本主义舒适的修正主义思想”，“和平演变”的典型，是焦益文“贩卖的修正主义黑货”。全队要人人过关检查思想，深挖“受焦益文资产阶级思想腐蚀”的根源，甚至有工人无可奈何地批自己“忘了本”，解放前长辈们鞋子都穿不上，而现如今自己已有了工鞋还要去买拖鞋、凉鞋、布鞋、皮鞋等等。时任矿区财务科长吴轵夫曾为该采气队报批了120元的桌椅板凳、文件夹、文件柜、绿化费等，也成为罪状一条。
不能忘却历史的教训
“竣工投产”典礼仅过了10天，1965年11月10日，迎来了党和国家领导人，邓小平、薄一波等在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的陪同下，兴致勃勃地视察了泸州天然气化工厂。
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四川石油大会战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1965年12月28日，石油工业部副部长康世恩亲临四川，检查指导四川石油大会战工作。他看到冬季整训运动开展得有声有色，“整”出了成绩，“整”出了典型。1966年1月1日，康世恩在听取会战领导小组副组长陈李中汇报川南矿区冬季整训情况时，做出指示（原始会议记录如下）：
“焦益文有什么可怕的？你们怎么怕焦益文怕到那个样子呢?人家大庆也搞规格化，越搞越好。焦益文搞的什么样的规格化呢？当然，他搞的什么花，那还是他资产阶级低级作品。焦益文他敢不听部长的指示，他闹独立王国，那才是他的资产阶级高级作品，这才是主要问题。你们为什么不政治挂帅呢？我非要把你们的根子挖出来不可！”
“我说你们就是怕字当头，一怕歪风邪气，二怕焦益文，不是别的，是对阶级斗争，对某些人的思想害怕，不敢斗。要不怕。有了不怕，再来讲究斗争方法，再去讲究原则性和灵活性。”
“你们成天喊抓阶级斗争，突出政治，我看你们就是没有勇气。毛泽东思想红旗有没有高举，这是革命不革命的问题。我看你们党委书记就举不起来，被焦益文吓住了。我说的身上有‘两怕’，不承认也得承认。”
“焦益文搞和平演变，这把职工引向什么地方去了？不整训怎么了得！我看整训好，把队伍整住了，困难再多也能办到。你说干一分，他说干十分。焦益文这个反面教员很好，你们要保留，搞四清时大家还要再受教育。”
康世恩讲话中所说的：“他敢不听部长的指示，他闹独立王国，那才是他的资产阶级高级作品，这才是主要问题。”真是“一针见血”，道出了“整训”的本质和“突出政治”的真实目的。
被康世恩多次指责“你们就是怕字当头”的“你们”，是指时任川南矿区领导的马文林、董金壁及班子成员。时任矿区党委书记的马文林后来回忆说：“长纳管线（10月）30日投产（时）未完成，”是因为化工部在计委告了石油部，说他们工程完不成是气矿没有输气，“所以张文彬总要把气烧给他看看，说我们有气。”马还说到：“焦与我曾是上下级关系，但过去不了解。到川南了，他能力较强，对他的工作一般不干预。”
在康部长咄咄逼人的这番讲话中，反复斥责川南矿区领导人“怕字当头”，使用“怕”字的频率极高。他确实说对了，川南矿区的领导人们确实是“怕”，但他们并不是怕焦益文这个人，这个“夹着尾巴做人”的“摘帽右派”有什么可怕的?他们怕的是整人，特别是怕整曾经与自己朝夕相处、熟悉了解甚至还有些敬重的、他们内心里并不认为有多大错误的人。这种“怕”，折射出的是人性的正直和善良，只是这种人性已经在不断的政治运动中被打压、扼杀得越来越少了。
焦益文这位14岁参加革命，17岁入党，曾身经百战的“红小鬼”，躲过了战场上敌人的枪炮，却被自己“革命队伍”中开展的“阶级斗争”所击倒，遍体鳞伤尚未痊愈，又第二次坠入命运的深渊……
很快，文化大革命爆发了，整个国家进入一个更加荒唐、混沌、疯狂的时代。石油部曾经自以为把“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最高的康世恩、张文彬、陈李中等领导人，也无一例外地被比他们“更革命”、“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更高”的红卫兵、造反派打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他们曾经大力推行的“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的“冬季整训”，也被批判为是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一度轰轰烈烈的四川石油大会战，不到两年，就夭折在更加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中。最终没能实现“靠毛泽东思想”就可以在四川找到大油田的空想。曾经引来锣鼓喧天、万人瞩目的长纳管线，在风雨飘摇里，时断时续，敲敲打打，修修补补，默默地见证着历史。
时光荏苒，半个世纪的风雨掠过，随着长垣坝构造带嘉陵江等段的气藏几尽枯竭，长纳管线慢慢地被人们所淡忘，被岁月所湮没……（右图：劫后余生的张文彬与焦益文〔左〕、安增彬这两位当年曾在“冬季整训”中遭到重点打击的下属“相逢一笑泯恩仇”，八十年代在昆明金殿合影。）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曾这样警醒人们：“人类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教训，就是人类无法从历史中学到任何教训。”尽管有人还在为文革扬幡招魂，但中华民族是能够记住深刻教训的民族。
2019年8月6日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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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乱世】
我在四川石油会战中住过两种“牛棚”
李中石
“牛棚”顾名思义，是饲养、圈禁牛的棚子、场所。
中国文化大革命时，“牛棚”被赋予新的含义，特指羁押“牛鬼蛇神”等受害者的地方。
所谓“牛鬼蛇神”，原意是指阴间牛头马面、人面蛇身之类鬼神。用来特指“无产阶级专政对象”，则是伟大领袖在1957年反右斗争时的发明。毛泽东在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等四类分子之外，把那些敢于提意见、发异议的知识分子，打成“资产阶级右派”，与前四类并列为“牛鬼蛇神”。
文革开始，范围扩大，除了上述“五类分子”，还包括这些人的配偶、后代以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动学术权威”、“反动资本家”等等。后来，凡是被“揪”出来的人，不管什么原因，均被诬称为“牛鬼蛇神”。
红卫兵、造反派及后来的“群众专政”，只要认定你是“牛鬼蛇神”，不需要经过任何法律程序，可以任意关押审讯、批判斗争、监督改造，限制人身自由。羁押“牛鬼蛇神”的场所，不管是办公室、学校教室、招待所、单身宿舍、地下室、仓库、工棚、农村茅舍等，只要关“牛鬼”，都统称“牛棚”。
我们今天在回忆文章和文学作品中见到某人在文革中“被关进牛棚”的说法，实际是那个时代受迫害的一种代指。北京大学著名学者季羡林教授写的《牛棚杂忆》一书，就回忆了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关“牛棚”、被迫害的往事。
本义的牛棚与文革中代指的“牛棚”，这两种“牛棚”，我都“有幸”住过。
一
1965年，毛泽东发出“要在四川找点石油、找点气”的最高指示。石油部决定按照大庆的模式，在四川开展“石油大会战”。为配合大会战的钻前工程，石油局到重庆大量招工。“当一个光荣的石油工人！”这一天大的喜讯，真是“久旱逢春雨”，使一年多来从未得到调工作机会的我，兴奋不已。最令人振奋的是，不需要“政审”，只要报名就可以去。这对于我们这批因“家庭出身”不好而被剥夺了继续升学权利的人，更是一个绝好消息。当然，年少无知的我们并不知道，我们并不是什么真正的“石油工人”，而仅仅是挖泥巴、修公路的临时工、民工而已。
1965年12月4日深夜，在荣县、威远交界，深山密林的茅草屋里，煤油灯下，我在日记中写道：
1965年9月20日，这是一个值得我纪念的日子。这一天，我第一次背起行装，远离故乡，奔向四川石油会战的最前线。对于第一次走出家门、第一次踏上工作岗位的我，对未来充满幻想：一望无际的大地上，油井林立，钻机轰鸣，头戴铝盔的石油工人在高高的井架上战斗。筑路工地上，红旗招展，战歌飞扬，人声沸腾，汽车奔驰在宽广的工地上，拖拉机、推土机来来往往……啊！好一个会战战场！好一幅会战美景！能像这样生活、战斗，那该是多么幸福！
现实却是那样的残酷：“我们到目的地卡房店，深山野岭，荒草乱石，一条小道蜿蜒而上。”一下车看到眼前的荒野景象，我们这些十六七岁、从大城市来的少男少女，一下子惊呆了。许多女生坐在行李上放声痛哭，一阵阵撕心裂肺的哭喊声，在寂静的山谷中久久回荡。
痛哭之后，不得不面对现实。背上行李，手脚并用，互相帮助，在崎岖的山路上，经过一个多小时步行，住进大山深处的农民家里。女生住在堆粮食的屋子里，而我们几个男生就没有那么幸运了——我们被安排住进了旁边关牛的一间茅草屋。
这间屋较大，空间也较高，中间用竹栏杆一分两半，牛关在里面。剩下一半供我们出入。牛圈的上面，用楠竹搭起一排架子，铺上稻草，就是我们睡觉的铺。两根竹竿做成梯子，是上下的通道。下面是牛睡觉的地方，上面是我们睡觉的地方。
我们睡觉的铺，离茅草屋顶只有一米多间距，不能站起来，只能按照各自铺位的顺序，一个个爬进去。晚上睡觉，牛屎臭味夹杂着草的清香扑鼻而来；牛发出喀嚓喀嚓的吃草声，伴我们进入梦乡。如果下雨，就完全无法入睡，只能拿脸盆接屋顶茅草间漏下的雨水。常常是外面下大雨，茅屋里下小雨，外面不下雨了，茅屋里还在滴着雨点。我在日记记下了自己的困惑：
1965年12月4日 深夜 住在低矮的茅草屋里，遇到连日阴雨，屋漏、路滑泥泞，行走不便。特别是参加劳动，整天用锄头、十字镐，箢箕、扁担，整天和泥巴打交道。繁重的体力劳动，每天下班回来非常疲倦，腰酸腿疼，双手打满血泡。这一切和我的理想有多么大的区别。难道这就是我理想的战斗和生活的地方？难道我愿意将我这宝贵的青春埋葬在泥土里？难道这就是我的前途？难道这就是我的幸福？
但是，当时宣传的大庆精神是“先生产后生活”，甚至赞扬一到工地连行李都不打开就投入劳动的精神，所以我又把这种生活当成了必须的体验。就在同一天的日记里，我用大一倍的字体写下：
通过学习，我懂得了，革命就是我的理想，我的前途！斗争就是我的青春，我的幸福！······我们一定要让公路修到深山沟，我们一定要叫大地献出油和气！
那段时间，白天上班，晚上政治学习。洗脑威力，可见一斑。
十六七岁的青年，充满幻想，憧憬未来。在那样忙乱劳累的日子里，我没有放弃对诗的爱好。从家里带去的《朗诵诗选》，我爱不释手。星期日休息，我经常会带上诗集，到竹林中、小溪边，一个人面对着群山、小溪，大声朗诵，情至深处，甚至泪流满面，不能自已。我最爱朗诵的有闻捷的《我思念北京》：
我是如此殷切地思念着北京，
像白云眷念着山岫，清泉向往海洋，
游子梦中依偎在慈母的膝下，
我日日夜夜思念着北京啊！······
还有贺敬之《放歌集》中的《桂林山水歌》：
云中的神啊，雾中的仙，
如云似梦桂林的山！
情一样深啊，雾一样美，
如情似梦漓江的水！······
诗是这样美！竟使我忘了疲惫，忘了艰辛。我如痴如醉地沉浸在这些诗的海洋。五十多年过去了，这些优美的诗篇至今仍然能够背诵。
在那样恶劣的环境中，我坚持读书自学，坐在稻草铺上，凑近昏黄的煤油灯，用木箱做书桌，写下阅读从家里带来的文学书籍的心得：
威二十三井，1965年12月3日 雨 午（下雨不上班，称之为“扎雨班”） 在古代话本《宋四公大闹禁魂张》里，作者直接讽刺开当铺的富翁张富说，虱子背上抽筋，鹭鸶腿上割股。古佛脸上剥金，黑豆皮上刮漆。痰唾留着点灯，采松将来炒菜。讽刺吝啬鬼真是入木三分。古代文学作品中，这类描写是很出色的。
1965年12月5日 夜 《梅花》王安石 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这首诗立意优雅，语言通俗。描写梅花，又没有一个字正面写，却收到很好的效果。仿佛使人身居其中，看到梅花不畏严寒，傲然绽放，闻到一阵阵淡淡的花香······
几年后，我被“揪出来”，除了《毛主席语录》、《毛泽东诗词》外，查抄了我的所有藏书，包括《中国文学史》《唐诗三百首》等等，《朗诵诗选》、《放歌集》自然也未能幸免。但那些优美的诗篇，已经深深地印在我的脑子里。
1965年12月13日，一次偶然的阴差阳错，我被调到筑路处宣传队，结束了住牛棚的日子。
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住牛棚，竟然如此地具有“诗意”！
二
我第二次住的“牛棚”，是文革中羁押“牛鬼蛇神”的“牛棚”。
那是我二十岁时，正在四川石油管理局革委会宣传队参与电影《红太阳照亮了胜灯山》演出、拍摄工作，做着当“电影演员”的美梦。当时上银幕的主要演员，都需要经过严格的“政审”，必须是“根红苗正”的红色后代。1969年下半年，宣传队内部开始了“清理阶级队伍”。由于我们当时都是二十岁上下的年轻人，决定了这样的“清理”，只能是对我们的父辈、祖父辈进行清查。
由于我所在的筑路处作业二队，“革命群众”周某某揭发，处革委专案组派人到重庆外调，才发现我有一个“反动的父亲”。这样一个“反动阶级”的后代，不但混进了局革委宣传队，居然还参加拍“革命”电影的工作！我很快被揪出来，押回资中工地。
迎接我的是戴着红袖章的“群众专政”（简称“群专”）队员。这些人是从职工中挑选的一些“根红苗正”的人，专门对“牛鬼蛇神”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
把一个人揪出来后要做的第一件事，按当时惯例就是“抄家”，我在那里又没有家，就对我铺位上的全部家当进行“查抄”。除了《毛主席语录》、《毛泽东诗词》外，书和日记等凡是有文字的东西，全部被收走，拿去“审查”。
“群专”队员命令我脱下身上穿的有竖条绗缝的石油劳保棉衣，拿出早已准备好的、用口罩拆开的白纱布，缝在我的棉衣后背上。白纱布上用墨汁写了两排字：上面一排是“反动阶级的孝子贤孙”，下面一排是倒着写的“李中石”三个字，用红墨水打上红叉。从揪出来这天起，我就背上了这耻辱的身份标志。
工地驻地四周，张贴着大标语：“打倒反动阶级的孝子贤孙李中石！”“李中石不投降，就叫他灭亡！”“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四五个“群专”队员，押着我离开队里的集体宿舍，送到“牛棚”。 此“牛棚”非当年的茅草房可比，是一座钢筋混凝土大楼的负二层，一个十来平方米的半地下室。背山临水，只有一扇窗户对着一个大水塘。为防逃跑，窗户上新装上比大拇指还粗的铁条进行封闭。
地下室约有四米多空高，为防自杀，原室内连接电灯的开关线，全部剪掉，移到室外。室内没有其他家具，只有一张单人床，是我睡觉的；一个小木箱和一个小凳子，是我写检查交代用的。电线从室外直接接到室内天花板上，一盏200瓦的白炽灯，不分昼夜，24小时照在头顶。木门上面的木板，被换成透明的玻璃，以方便监视。“群专”队员每班两人，三班轮换，从不间断。
第二天开始，每天清晨六点半，工地上广播响起《东方红》，我就必须起床。不准洗脸漱口，由看管的两名“群专”队员押着，带上《毛主席语录》到食堂中间的毛主席像下，立正站好，将语录本放在胸前大声说：“反动阶级的孝子贤孙李中石，向毛主席请罪！”说完低头肃立，作认罪反省状。
大约两三分钟后，再将语录本向右上方举起，高呼：“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如此呼喊三遍。这一过程，“阶级敌人”和革命群众，祈祷模式，一模一样，享受同等待遇，但分别进行。仪式完成后，才能去洗脸漱口吃饭。
白天主要是监督劳动，打扫厕所、为食堂挑煤挑米挑菜；下午用筛子捡没有完全燃烧的煤炭花，再将煤炭灰挑到围墙外的垃圾堆倒掉。或者去工地旁边，开垦的菜地除草，施肥。所有的活动都有“群专”队员寸步不离，全程监督。
晚上，全队几十个人聚集在食堂开批斗会。我被挂上一块和后背写着同样字的纸板，两个身强力壮的“群专”队员，分别用一只手抓住我的左右手，另一只手按住我的头，称之为“坐飞机”。揪上台后，进行揭发批斗。“打倒反动阶级的孝子贤孙李中石！李中石必须老实交代！”口号声不绝于耳。开完批斗会，再回到地下室写检查、交代。
三
关押没有几天，专案组的李某某来到“牛棚”训斥说：“你口口声声说你不知道你父亲的情况，今天就老实交代你自己的罪行吧。”我除了交代自己在食堂打饭时几次插队，“破坏社会主义秩序”外，实在想不出什么“罪行”。他单刀直入说：“1958年，你去派出所是为什么？”
经他提醒，我一下子就记起来了。那年我九岁多，在我住的大杂院里是出了名的“孩子王”。我自任“总司令”，有几个差不多大的孩子，分别任“军、师、旅、团长”，好像营以下的“官”就没有人当了。以我为首的一帮小孩，经常在院子里大呼小叫打进打出。我不知道从哪里找了一个旧的手枪皮套，做了一个木头手枪，用墨汁涂成黑色，放在枪套里“耀武扬威”。哪知这下惹了大麻烦，大杂院里牢记“时刻不忘阶级斗争”的叶老太婆，跑到派出所报告说我有真枪套，还说“有套必有枪”！管段户籍将我带到派出所，叫我交代枪套的来源。我完全记不得枪套是哪里找到的，虽然户籍反复呵斥、恐吓，但我实在记不起。在派出所“理抹”了近两小时，训了一通后，写“保证书”，不再叫“总司令”了，没收了枪套，才放我回家。后来我才明白，因为我父亲在抗日战争时期的陪都警察局工作过，虽然后来已经离职经商，却仍被视为“反动军官”，“镇反”开始后，父亲被那“红色恐怖”吓得离家出走，从此生不见人死不见尸。我玩的那个手枪套，就被怀疑是我父亲留下的，甚至怀疑家中是否还有父亲留下的手枪……
万万想不到，儿童时期的顽皮，居然成了文革中必须交代的“罪行”！我仍然“不老实、顽抗到底”，交代不出枪套的来源。
直到2017年，几十年不见的老邻居重聚，叙旧中偶然提到这件事，坐在我旁边小我两岁的夏启林，放声大笑：“你记不得了哇？枪套是你拿三本娃儿书，从我这里换去的。”
原来我们住的大院里面，另外有一栋房子，是原太华楼派出所驻地。五十年代初，派出所的民警除了留用的旧人员，大多是部队军人转业复员的。当时夏启林的父亲在派出所当炊事员，把转业军人扔掉的旧枪套，捡回来给他玩，他就用来跟我交换了被我们称作“娃儿书”的连环画。
几十年了，我的这一“冤案”，才“真相大白”。
四
从做“电影演员”的美梦，到打成“阶级敌人”，二十来岁的我，一下子从天堂跌到地狱，无法面对这残酷的现实。父母早已离去，孤身一人，万念俱灰。与其生受其辱，不如一死了之，结束自己的生命。尽管有过这样的念头，却因看管严密，一直找不到机会。
我认为尽管自己“出身不好”，但党的政策是“出身不能选择，道路可以选择”。我一直是努力学习，坚持“改造思想”，一心“背叛反动阶级”，“坚决跟着毛主席干革命”的！我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我不是“反动阶级的孝子贤孙”！参加石油会战后，我大部分时间在宣传队，在作业队里工作的时间极少，队里同事自然对我个人的“现行罪恶”，无法“揭发批判”，只是反复要我交代父亲的“反动罪行”，而我父亲出走失踪时，我才四岁，连父亲的模样都记不清楚，从我记事起，母亲为了我们不受影响或年幼无知惹出什么事端，早就将父亲所有的照片、文字资料付之一炬，家里没有留下父亲的一张照片或者其他有关东西，似乎父亲这个人从来就没有出现过——直到我年近古稀时在档案馆查到父亲的有关档案，才看到了父亲照片上的模样……我哪里说得出他什么“罪行”！完全不会想到，我连模样也记不清的父亲，会对我的人生带来这么严重的影响。
“群专”队员揭发我父亲的“罪恶”，主要是在重庆外调得到的材料。这些我完全不知道，“交代”更是无从谈起。年轻气盛的我，在批斗会上据理力争。但铺天盖地的口号声，淹没了我的辩解，没有人听我的解释，“只有老实交代认罪，才是唯一出路！”
我不服，这不是“毛主席的政策”，这是他们背着上级在乱搞！我想到了局军管会的军代表，几年来我一直在局宣传队，我的表现，军代表一清二楚，是了解我的。不能这样被冤枉，我要找军代表申诉！我坚信军代表一定会为我作主，还我清白的！
资中工地离石油会战总部红村所在的威远县一百多里，怎么去？看管严密，怎么可能离开？
我开始想办法，在打扫厕所时，发现厕所替代了一段围墙，一厕两用。院子里的人可以使用，墙外公路上的人也可以使用。厕所中有一段隔墙没有封顶，只有约两米高。踏着厕所蹲坑的隔板，可以很容易翻到公路一侧的厕所，走到墙外的公路。
一个星期天晚上12点多钟，我开始行动，里面穿上一件工作服，外面披上那件棉衣，捂着肚子“哎哟、哎哟”直叫，要求上厕所。
看守人员送我到厕所门外，叫我解完便再叫他。我走进厕所，马上脱下棉衣。借助昏暗的灯光，飞快地从蹲坑的隔板上爬过围墙，三步并作两步跑出那边的厕所，穿过公路，爬上对面的小山岗，钻进一片茂密的灌木丛藏起来。
我不打算马上离开，我清楚地知道，自己的两条腿是跑不过汽车轮的。我在山坡上一棵可以俯视院子的小树旁坐下，静静地注视着我们队居住的大院。
过了十来分钟，院子里突然口哨声大作，灯光全开，照耀得如同白昼。声嘶力竭的叫喊声响成一片，所有人迅速集合，“群专”队员个个摩拳擦掌，“李中石跑了！”“一定要抓住他！”愤怒的呐喊声，我在山岗上听得清清楚楚。
他们很快爬上两辆汽车，从大门开出。大概以为我要跑回重庆，他们兵分两路，沿成渝公路，分头向资中、内江火车站追去。
恐怕他们连做梦也没有想到，我并没有走，就坐在公路对面的山坡上，看着正在发生的一切。
大约一小时后，两辆汽车无功而返，先后回到院子里。再过了一会儿，宿舍的灯关了。估计人们已经入睡，我才离开山坡。担心再有汽车来追，我没有走公路，而是走上铁道，借助昏暗的月光，高一脚低一脚，在枕木上行走。
天蒙蒙亮，在车站旁的路边店，我用早就准备好的粮票和钱买了早餐吃了。我知道每天威远煤矿有运煤的大卡车，在资中火车站把煤卸下后就会返回威远。在货场，我偷偷爬上一辆卸完煤后正要返回的大卡车，向威远出发。
这一带的山路，我走过多次，十分熟悉。车过越溪镇，离红村已经不远了，我担心被人发现。趁爬坡时车速减慢，赶紧跳下车，从山上的小路绕开街道，继续向会战总部所在的红村走去。
第二天下午三点多钟，经过一天一夜的奔波，疲惫不堪的我，终于走到了红村。走进局军管会的办公室，见到熟悉的军代表，像见到久别的亲人。21岁的我，对着军代表，放声大哭，心中的冤屈像开闸的洪水，奔涌而出。
出乎意外的是，过去亲如兄长的军代表，见到我却显得十分吃惊和严峻，完全不听我的哭述，很快叫来一辆车：“你的问题，回到你们处里去说。”马上安排两个人，押着我一起上车，把我送到十多公里外的筑路处机关红七村。
一下车，没等我回过神，几个彪形大汉不由分说一拥而上，一根打湿水的棕绳，一下子套在我的脖子上，双手反绑后，再将绳子使劲往上提，我疼得叫不出声，几乎昏了过去。
一块写好的大黑牌，挂上我的前胸。不让我吃晚饭，当天晚上，处机关批判“走资派”的大会上，我作为妄图翻案的阶级敌人，被押上台陪斗。第二天一早，专车再把我送回资中。
经过这一番折腾，我横下一条心，公开跟“群专”队头头叫板：“只能文斗，不能武斗。谁对我动手，我就跟谁拼命！”
对我这样“气焰嚣张的阶级敌人”，好像他们也没有什么好对策。从此以后，就只呼口号不再动手。后来得知当初积极整我的“群专”队头头，在我走后也因在开会时喊错一句口号而被揪了出来，冥冥中好像走了个“轮回”。
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开始我还老老实实写检查，“深挖”自己的“思想根源”。后来发现检查根本没有人看，就留下一份底稿，每天照抄一份交差。专案组的人照例会装模作样地说：“今天的检查比昨天深刻……”看管的“群专”队员，闲来无聊，晚上趁没有其他人时，还找来象棋与我“对杀”。
关押“牛棚”将近一年，1970年底，石油筑路处撤销前，将我提前“遣返”回重庆，结束了我第二次“牛棚”生涯。
补记：1974年7月4日，四川省石油局保卫处长王富春（原筑路处保卫科长），原筑路处二大队大队长冯亮，专程来重庆，找到我正在做临时工的单位党委，当面烧毁了大约一尺多高关于我的“黑材料”，补发《完工证》，为我“落实政策”——所以我一个人的《完工证》上的临时工工作时间，比其他正式解雇的临时工要多出几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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