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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昨 天》第一三七期
帖子发表于 : 周日 9月 29, 2019 7:51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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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 天》第一三七期

抢救文革回忆 积累文革资料 交流相关信息 促进文革研究

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19年9月30日第137期


本期目录

〖四川文革专辑6:石油会战专辑〗

大事记

渔歌子编撰 四川石油会战大事记

史林一叶

浣雨山川 被岁月湮没的“长纳管线”

生逢乱世

李中石 我在四川石油会战中住过两种“牛棚”
陈永迪 文革中期我在四川石油地调处
何 蜀 不应被遗忘的“大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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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四川石油会战大事记

渔歌子 编撰

编撰者说明:当年那场按领袖意志发动、以“大跃进”方式展开的四川石油大会战,刚开始不久即遭遇领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革大动乱,仅仅一年多会战就陷入瘫痪状态,会战指挥部领导们遭批斗后停止工作,然后是造反派夺权、部队军管、革命委员会成立,原会战指挥部再也没有恢复,到1971年时整个石油会战实际上已经黯然下马,一些单位撤销,外省入川支援会战的人员调离……所以这方面留存资料很少,这个大事记只是根据一些零星资料与个别人的记忆编写,不足之处甚多,权作引玉之砖,还望各方知情者提出指正与补充。感谢陈永迪先生帮忙查找了有关《会战通讯》的资料。

1965年

5月 石油工业部根据毛泽东关于“三线建设要抓紧”和“西南地区光搞煤不成,要搞点石油搞点气”的指示,决定以威远构造、泸州古隆起和川中为主战场,组织四川“开气找油”大会战。
6月1日 四川地区召开“开气找油”会议,并成立会战指挥部。
6月5日 石油工业部四川石油会战领导小组成立,由副部长张文彬任组长,基建司司长陈李中任副组长。
6月10日 四川石油会战的内部小报《会战通讯》创刊号出版,发表报道《为加强大会战的全面领导/会战领导小组成立》和短论《大学主席著作,掀起会战高潮》等。
9月上旬 在成都的四川石油管理局机关除留下少数人外大部陆续搬到威远县越溪镇。决定在威远县新场附近曹家山新建会战总部基地,成立会战指挥部、会战政治部,并成立川南矿区指挥部、川中矿区指挥部、川东北勘探区指挥部、隆昌矿区指挥部、石油沟矿区指挥部等,随后又陆续成立了威远矿区前线指挥部、川西北浅气层勘探指挥部、运输指挥部、基建指挥部、云贵勘探处等。陆续从大庆、华北、胜利、新疆、玉门等油田抽调78台钻机、200辆汽车、5000多名职工入川支援会战,四川石油系统正式职工从1964年底的2.2万人增至1965年的3.63万人,钻机最多时达到101台。
9月 从本月起,四川石油管理局为配合石油会战而成立的机械化筑路处和钻前工程二团、三团、四团及基建指挥部等在重庆、成都及川南、川中、川西一些县市招雇的数万临时工、合同工(主要是因“家庭出身不好”而被剥夺升学权利的初中、高中毕业生),陆续开赴各地,为石油会战开山筑路、平整井场、挖沟铺设管线。
10月30日 会战指挥部在泸州天然气化工厂举行隆重的长纳(长垣坝到纳溪)管线工程竣工投产典礼,由四川石油会战领导小组组长张文彬和四川省委书记杨超剪彩,并请来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摄纪录片,在《会战通讯号外》中称之为“战区职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胜利”,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结果”。因对会战领导小组不按工期与质量强令长纳管线工程提前两月竣工甚至不惜弄虚作假的做法提出反对意见,并拒绝代表工程指挥组在庆典上签署和交接竣工投产书,川南矿区副指挥焦益文当晚被四川石油会战领导小组以“破坏会战”等罪名宣布停职检查,随后在全战区进行批判。
11月9日 邓小平、李富春、谭震林、薄一波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由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和西南三线建委副主任程子华陪同到威远气田视察,了解即将大规模展开的四川石油会战情况。在观看威基井放喷时,邓小平高兴地说:“现在的关键是要加紧建设,把四川建成让党中央、毛主席放心的可靠的战略大后方。”视察威远新场附近曹家山正在修建中的会战总部基地时,邓小平说:“搞得如此红火,地处农村不在城市,干脆就叫‘红村’吧。”于是基地得名红村。
冬 因冬季常有不适于野外工作的雨雪天气,石油会战指挥部按大庆经验,在战区所属单位普遍开展“冬季整训”,将一些平时或不守纪律、或爱发异议、或得罪了领导的职工进行批判,临时工中“问题严重”者则被“开除出会战队伍”遣返原住地。这次冬季整训中,焦益文成为批判重点,被打成“极右反党分子”,停职检查三个月后下放基层“监督劳动”;其领导下的川南矿区气田科被缩减编制,曾经被树为川南矿区标杆队的阳高寺采气队被作为“演变成修正主义苗子的典型”重点批判。后来有人称这次冬季整训是文革的预演。
11月10日 邓小平、薄一波等在李井泉陪同下视察了泸州天然气化工厂。
12月28日 石油工业部副部长康世恩到四川了解石油大会战开展情况。

1966年

1月1日 康世恩副部长在听取四川石油会战领导小组副组长、石油部基建司司长陈李中汇报川南矿区冬季整训情况时,说焦益文“他敢不听部长的指示”,是“闹独立王国”,批评川南矿区领导人“怕字当头”,不敢斗。
1月 参加四川石油会战的各单位都传达了会战领导小组提出的口号:“苦战恶战六六年,一切为了保会战,一切为了七十亿,一切为了找油田!”口号中的“七十亿”是指年产量七十亿立方天然气。在这个总口号的基础上,各单位展开说大话说狠话比赛,竞相提出更加豪迈的口号,如“死要死在钻台上,埋要埋在井场里”、“死要死在工地上,埋要埋在路基下”、“死拼猛打,穷干硬上,坚决拿下大油田”、“恶战恶战再恶战,一定拿下大油田”、“宁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之类。
2月22日 彭真由张文彬陪同到威远视察了威基井、威2井和四川石油会战总部基地红村,讲话中说:“搞好三线建设,我们少睡觉,让毛主席多睡觉,睡好觉。”他题写的“红村”二字被制作成巨大的红字竖立在红村礼堂顶上。
3月中旬 四川石油会战指挥部电话会议精神陆续向下属各单位传达,副指挥郑浩(总调度长)介绍了会战形势、存在的问题与下一步做法。会战领导小组副组长陈李中主要讲“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四川石油大会战先后进行的六次指示”:第一次,在石油部党委向党中央汇报工作时,毛主席指示:“一定要在四川搞一点油,搞一点气。”第二次,在邓小平、李富春、薄一波等领导人到威远矿区视察时,邓总书记指示:“四川搞气是搞到了,但搞不到油还不算数。”第三次,在邓总书记参观了大庆展览后指示:“你们在内地搞不到油的话,过去做的事情统统不算数。”第四次,彭真来威远矿区视察时指示:“气的问题搞到了,油非搞到不行。贫矿也得搞。”第五次,在全国工交会议上,邓总书记指示:“石油工业部不管你在别处搞到多少油,在四川搞不到油,全都不作数。”第六次,在最近彭真指示:“一手搞富矿,一手搞贫矿,一口井一吨油也得搞。”会战领导小组组长、石油工业部副部长张文彬作动员讲话,说在四川搞不搞得出油来,关系到国家安危,关系到六亿五千万人民和世界革命,关系到石油部的红旗是举得高还是下半旗!中央指示不管你搞不搞得到油,也要搞几个几百吨的炼油厂。部里讲:“大庆用主席思想找到了大油田,山东用主席思想找到了大油田,难道你们四川用主席思想找不到大油田?”宣布要按八大战场,“三油四气一条线”展开大会战。讲话中所说的“三油四气一条线”指泸州古隆起、华蓥西、江油厚坝三个“找油”战场,威远、自流井、泸州、卧龙河四个“开气”战场,威远至成都一条输气管线。(下图:四川石油会战总部基地红村,沿山坡排列而上的全是平房,只有下边一幢三层的楼房是时称“食宿站”的招待所,文革时外来红卫兵一般被安排住宿于此。)
4月2日 贺龙到威远气矿视察,在红村听取了石油会战指挥部的汇报。
6月上旬 石油战区各单位按照会战领导小组的布置,分别召开大抓“小三家村”、“牛鬼蛇神”的动员大会,揪出一些被认定“有问题”的职工进行批斗。
6月12日 川南矿区三个研究队和矿区机关的一些职工以中央号召学习的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大字报为榜样,写了七张批评矿区领导的大字报,认为对“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矿区副总地质师张长盛的批判太温和,并认为张的根子在矿区党委某些人身上。此事被视为“反党”,大字报作者之一马蔚英在此前不久才被评为石油工业部五好标兵和四川石油会战战区标兵,从6月15日起遭到围攻,被打成“反党分子”、“反革命”、“野心家”。会战领导小组副组长陈李中亲到川南矿区主持批斗、围攻,有十多人被打成“帮凶”、“爪牙”,五十多人遭到大字报点名和强迫写检查“消毒”。
6月22日 凌晨1时,川南矿区合江县天然气塘河1井发生井喷事故,32111钻井队在事故中6人殉难,21人负伤。(下图:川南矿区为当场殉职的五烈士举行追悼大会。另一工人重伤送医院抢救无效牺牲后追认为烈士。)
6月23日 四川石油会战《会战通讯》学习当时解放军部队“突出政治”的宣传经验,不对塘河1井生产事故作加强安全教育排除事故隐患的教训总结,只从32111钻井队奋不顾身“血战火海”方面进行报道,以“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是最大的战斗力”为通栏标题,发表了题为《毛泽东思想的又一胜利 共产主义精神的伟大凯歌/32111队英勇顽强 火海奋战 抢救大气井》的通讯,对这一事故的歌颂性宣传此后被逐级拔高。
6月 四川石油会战指挥部所在地威远红村各单位普遍展开群众斗群众的大字报混战。会战指挥部财务处干部金初明等成为批判重点。
7月3日 为接受石油工业部党委派来的慰问团慰问,会战指挥部下午在红村组织了3400人夹道欢迎专程接来的32111钻井队职工。
△陈李中在川南矿区千人大会上宣布会战领导小组撤销马蔚英党内外一切职务和荣誉称号的决定,并连续召开了四天斗争大会。
7月初 《会战通讯》第173、175期连续刊登批判川南矿区马蔚英“篡党夺权”、“大搞资本主义复辟”的文章。
7月5日 《会战通讯》发表石油工业部党委《关于学习四川石油会战指挥部32111队职工奋不顾身抢救气井的英雄事迹的决定》。
7月9日 会战领导小组组长张文彬向集中在红村的各文艺演出队宣布,决定成立总部报捷队,用文艺形式宣传32111队血战火海的英雄事迹。要求7月15日创作出初步方案,7月30日战区“五级三结合”会议结束时汇报演出。
7月10日 主要演出32111钻井队“血战火海”事迹的四川石油会战总部报捷队(后改称宣传队)正式成立,选调了来自基建指挥部、筑路处、南充炼油厂以及川南、川中、川东北、川西北等矿区的报捷队中的业务骨干共180人。与此同时还成立了专门布置32111英雄事迹展览的展览队。
7月底 因中央要求各地撤销工作组,会战领导小组通知各单位暂停群众斗群众的揭发批判,转入学习32111钻井队的“正面教育”。
7月 新华社、《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等各大媒体记者在红村对有关32111钻井队“血战火海”事迹进行采访后,按当时“大树特树”英雄模范的经验,“总结整理”了烈士们的“闪光语言”:“把毛主席的指示印在脑子里,溶化在血液中,刻在骨头上,落实在行动上。”送审时被张文彬删掉了“刻在骨头上”。在事故中殉职而被追认为烈士的副班长张永庆,本来在党政领导对职工“摸底排队”中已内定为不可靠的“三类”,只因成了烈士而且是牺牲六人中的副班长,不但被追授“石油工业部五好标兵”称号,还在新华社通讯中被称为“模范共产党员”,新华社还向各大媒体播发了由《工人日报》通讯员和记者采写的通讯《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记石油工业部五好标兵、模范共产党员张永庆烈士》。在各大报刊载的《32111钻井队英雄日记摘抄》中,张永庆的日记摘抄被放在头条。
8月14日 32111钻井队在井喷事故后由上级党政领导组织的总结表彰活动中,凡是平时不听话的一律不予表彰,同时在“英雄集体”里大抓“阶级斗争”,因冉树荣在重伤昏迷中喊了一声“抓特务”,就展开对“特务破坏”的追查,技术员李××被打成“特务”,全队9名干部有6人遭到批判,15名工人被加上“怕死鬼”等各种罪名批斗,其中6人被开除出“英雄集体”,工人陈远和(退伍军人,共青团员)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于本日召开大会拘捕,两个对召开这样的大会有异议的工人被调离。
8月底 会战政治部在红村召开“毛泽东主义工人赤卫队”成立大会,四川石油战区从上到下统一建立起这一官办组织,由各级保卫部门负责人担任领导,主要由政工干部、运动积极分子等组成,职责是维护会战秩序,打击“牛鬼蛇神”,防止红卫兵将文革造反运动引入会战战区。
8月 由基建指挥部组织施工的威远至成都天然气输气管线华阳实验段正式动工。
9月12日 四川石油会战总部宣传队创作的《毛泽东思想伟大胜利的凯歌——记血战火海保住大气井的32111英雄钻井队》全剧完稿并通过了审查。
9月26日 《人民日报》发表《32111英雄钻井队扑灭火海保住大气井》的报道,称之为“伟大毛泽东思想的又一曲响彻云霄的凯歌”,并为此发表社论《毛泽东思想是革命人民的灵魂》。全国各地掀起学习32111英雄钻井队高潮,许多地方都有群众组织以32111命名。
9月28日 为演出32111钻井队“血战火海”英雄事迹而成立的四川石油会战总部宣传队接到通知,准备乘飞机去北京,但随后又通知暂停。多年后才知是因北京正值“血统论”肆虐,凡“黑五类”家庭出身的人不准进京,而会战总部宣传队的主力大多是“黑五类”家庭出身的重庆临时工。会战政治部向张文彬汇报后,张文彬指示照样去,说:“这些十几岁的娃娃,有什么问题,家庭出身他们能选择吗?”于是给全体宣传队员发了“毛泽东主义工人赤卫队”红袖章戴上作为“左派身份证明”,在推迟几天后才去了北京。
9月29日 周恩来、陶铸、康生、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叶剑英等中央领导人接见石油战线32111队等先进单位代表。四川石油会战32111队的张仲珉、冉树荣、雷洪炳、彭家治、王存友、王有发与大庆油田的“铁人”王进喜等一起受到接见。(左图:周恩来听取在32111钻井队“血战火海”现场指挥的川南矿区副指挥兼总工程师张仲珉讲述当时情况,左为大庆的“铁人”王进喜。)
9月30日 晚上,32111队人员应邀出席了周恩来总理为庆祝国庆举行的国宴。
10月1日,首都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七周年的盛大集会和游行,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了以红卫兵为主体的150万游行大军。这是他第四次检阅红卫兵。32111钻井队的青年工人王有发被安排站到毛泽东身边代表全国工人阶级讲话。各大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刊登了毛泽东与王有发亲切交谈的照片(见右图)。
10月4日上午,32111队代表在首都工人体育场举行了首场报告会。
10月5日至12日 阿尔巴尼亚石油代表团一行18人,在石油工业部副部长张定一等陪同下到四川石油会战总部基地红村等地参观访问。
10月28日 32111钻井队“血战火海”英雄事迹展览在红村开始展出。
11月3日 四川石油会战领导小组发出《关于对马蔚英同志的问题平反的通知》,称“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和《红旗》杂志第十四期社论,会战领导小组检查了前段文化大革命运动,认为文化大革命初期,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影响下,对马蔚英同志问题,作出了错误的决定。因此,会战领导小组宣布予以平反,并当众承认错误,恢复马蔚英同志的名誉和职务。同时,凡是由于支持马蔚英同志而受到大字报、小组会等批判、围攻和斗争,并扣上这样或那样帽子的同志(领导上没有对那些同志作出任何决定),也同时宣布一律平反,恢复名誉。七月二日会战领导小组对马蔚英同志的问题所作的决定,宣布撤销作废。173、175两期《会战通讯》,请各单位立即销毁。”同时声明“对马蔚英同志的问题所作出的错误决定,是由于我们对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无产阶极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所产生的,完全由会战领导小组负责,与职工群众无关。”此《通知》刊登在11月9日出版的《会战通讯》第241期上。
11月 尽管有官办赤卫队分兵把口严防红卫兵进入会战单位串联,但在毛泽东、党中央鼓动红卫兵大串联的形势下,仍然不断有外地红卫兵来到红村,开始点起造反之火。
△川南矿区一度被打成“反革命”的职工起来造反,组建了“六一二革命造反队”,开始批判矿区党委和会战领导小组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12月初 川南矿区“六一二”造反队来到四川石油会战总部基地威远红村宣传批判会战领导小组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求会战政治部向附近各单位发出定于12月4日召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的通知。
12月4日 川南“六一二”造反队在红村礼堂主持召开了第一次批判会战领导小组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大会遭到官办赤卫队干扰,红村附近邓沟正为脱硫厂和红村用水而修建水库的筑路处临时工,得到红卫兵转告的消息后自行结队前往红村参加大会,途中两次遭到赤卫队阻拦,发生冲突,坚持前去参加了大会。到大会进行骚扰破坏的赤卫队以大会主持者是“黑帮狗崽子”为由起哄,但被造反派以“老子革命儿接班,老子反动儿背叛”的歌声与口号声压倒,在外来红卫兵支持下大会顺利开完。
12月21日 红村附近邓沟水库工地筑路处的“一二·四”兵团召开筑路处第一次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被迫到会的会战领导小组成员郝凤台代表会战领导小组宣布将曾率赤卫队阻拦群众去红村参加“一二·四”大会的筑路处四大队党支部副书记、赤卫队长马全洲罢官。但被造反派斥为“舍车马保将帅”。
12月23日 得到各级党政领导支持的保守组织——总机厂“东方红”、基建指挥部“八一”、红村小车队“春雷”、隆昌气矿“红色联络总部”等组成的红村地区无产阶级联合司令部(简称“红联司”)成立。
12月24日 四川石油会战一些单位的造反派在前来串联的北京石油学院大庆公社、四川石油学院井冈山兵团等红卫兵帮助下,联合组成四川石油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川油司”),在红村召开成立大会。32111钻井队副队长、“石油工业部五好标兵”彭家治被推举为主要负责人,实际负责人为会战指挥部财务处干部金初明。
12月26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迎接工矿企业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指出:“千百万工人群众起来进行文化大革命,是大势所趋,好得很,是任何力量都不能阻挡的。”并明确提出:“工人群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有建立各种革命组织的权利。”《会战通讯》于1967年1月1日出版的第261期全文转载了这篇社论。石油会战各单位群众造反组织纷纷成立。
12月29日 《会战通讯》第260期头版发表《四川石油革命造反司令部宣言》和川南六一二革命造反队的文章《揭发会战领导小组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行》,表明会战领导小组接受群众批判的态度。
12月30日 我国第一条长距离、大口径天然气输气管线威(远)成(都)管线赶在四川石油会战全面瘫痪之前建成。
12月底 “红联司”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高潮中被迫解散。
年底 威远构造探明天然气储量达400亿立方米。
本年 四川石油会战战区共生产天然气11亿立方米、原油3.3万吨,加工原油2万吨。天然气开采离“七十亿”目标甚远,三个找油战场均告失败。

1967年

1月3日 四川石油会战内部小报《会战通讯》以整两版毛泽东照片为内容出版最后一期第262期,终于在群众造反运动冲击下停刊。
1月9日 从北京归来的32111钻井队经成都返回川南矿区。
1月10日 32111钻井队部分职工宣布造反,成立“六二二革命造反队”,加入川南矿区“六一二革命造反团”和川油司。
1月19日 32111钻井队部分职工成立与造反派对立的“红色造反队”。将技术员李登成打成“反动技术权威”,将指导员邝世成打成“走资派”,进行批斗。
1月中旬 四川石油革命造反司令部在红村召开“四川石油战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起总攻击大会”。以石油部副部长张文彬为首的会战领导小组及会战指挥部、会战政治部领导成员被揪到大会批斗。应邀到会的32111钻井队造反工人将撕毁的赤卫队旗帜、袖章扔到“走资派”身上以示决裂。
1月26日 响应代表“毛主席声音”的《人民日报》1月22日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的号召,川油司晚上在红村夺了会战指挥部、会战政治部的权。随后成立了石油战区临时权力机构临时生产委员会,由彭家治任主任。
1月 四川石油会战新开钻探48个构造,新开钻井125口,完钻86口,获10个气田,进尺32.24万米,井口生产能力达到58.3亿立方米。毛泽东鼓动起来的造反、夺权风暴使四川石油会战很快陷于瘫痪状态。
2月初 因1月28日毛泽东批准发布《中央军委命令》(即“军委八条”),要求军队:“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1月3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三期经毛泽东亲自审定、修改的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中专门讲到“镇反”,称在当前夺权斗争阶段,牛鬼蛇神纷纷出笼,“牛鬼蛇神一齐跑出来,是一件大好事,我们正好趁此机会来一个大扫除,‘扫除一切害人虫’。”在此号召下“镇反”在各地陆续展开。
2月8日 在日益浓厚的“镇反”气氛里,因川南“六一二”被宣传为“反革命”组织,32111钻井队“六二二革命造反队”宣布退出川南“六一二革命造反团”。
2月10日 川油司通知原会战总部宣传队已解散回到各单位上班的一些人员回红村报到,参加筹备纪念毛主席视察胜灯山(隆昌气矿炭黑车间)九周年庆祝文艺演出。
2月13日 32111钻井队原“六二二”造反队负责人之一、“石油工业部五好标兵”王存友及一部分造反队员宣布退出川油司,同原赤卫队负责人雷洪炳、胡德炳及原“红色造反队”一起,另外成立了32111队“革命造反团”。
2月23日 川南矿区与川油司对立的职工成立川南石油联合联络站,32111队的 “石油工业部五好职工”彭美凤、胡德炳和罗世华被推选为负责人。
2月25日 因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已在中央军委发出严厉警告的“二一七”信件传达之后被打成“反革命组织”,其下属成员(仁寿、威远、荣县)“三县分部”遭到同样打击。红村保卫处召开会议,传达荣县公安局意见,认定水库工地以荣县临时工为主的“一二·四”与“三县分部”有联系,必须摧垮。同日晚,筑路处保卫科负责人到荣县公安局接受了镇反的指示。
2月26日 川油司获知“一二·四”将被镇压的信息,抢先行动,抄砸了水库工地的“一二·四兵团”团部,与此同时,在荣县红七村(筑路处基地)的川油司下属组织“中南海前哨战斗兵团”抄砸了“一二·四兵团”与红七村“一二·二五兵团”共同组建的筑路处“联合造反司令部”,并分别以广播和大字报公布了内容相同的“一二·四兵团”、“联合造反司令部”的“十大罪状”,称之为“反革命组织”,勒令解散,限令头头到公安局自首,交出后台。

2月 在对李井泉展开的揭发批判中,四川省级机关红联在化工厅的下属组织了解到曾被李井泉打成四川石油管理局最大“右派”、撤销副局长职务的焦益文冤案,引起八二六派一些组织重视,并进一步了解到焦益文在“摘帽”后不久又因坚持安全生产与工程质量原则而被四川石油会战领导小组打成“极右反党分子”、撤销川南矿区副指挥职务的冤案,开始着手进行调查,准备为其翻案。北京石油学院和石油部也有造反派介入此一活动。
3月1日 在“镇反”浪潮中,32111钻井队革命造反团宣布将原副队长、川油司主要负责人彭家治“开除队籍”,不再承认他是这个“英雄集体”的成员。
3月4日,红村、红七村地区分别由内江军分区出动部队戒严,荣县、威远两县公安局对川油司和筑路处的“联合造反司令部”、“一二·四”、“中南海”等群众组织实行大抓捕。川油司主要负责人金初明等被捕,川油司名义上的主要负责人彭家治因是32111“英雄钻井队”的代表,公安机关未便抓捕,彭在红卫兵护送下到北京告状,不久获准作为四川石油系统造反派代表参加了中央解决四川问题会议。
△四川石油筹备委员会(简称“筹委会”)在红村成立,取代川油司成为石油会战战区的临时权力机构。主要负责人是32111钻井队“革命造反团”负责人、“石油工业部五好标兵”王存友。
△正在红村集中编排纪念毛主席视察胜灯山九周年节目的演出人员得到川油司工作人员通知,筹备活动改由隆昌气矿“庆祝毛主席来矿视察九周年筹备委员会”负责,叫他们立即离开红村前往隆昌。
3月15日 32111钻井队“二一二造反团”因上级组织川油司及川南矿区“六一二”均已被打成“反动组织”,被迫宣告解散。
3月16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印发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出狱问题材料的批示》,将薄一波等定性为“叛徒集团”。四川石油会战领导小组组长张文彬因抗战时期曾在山西薄一波领导下工作,由此也被视为“薄一波叛徒集团”伸到四川石油系统的“黑手”,会战领导小组副组长陈李中则因生活作风腐化被视为“蜕化变质分子”。石油工业部派到四川领导石油会战的两位领导均被打倒。张文彬等领导人被地调处揪到处本部驻地南充批斗时被逼迫从地上爬进会场,被川南造反派揪到泸州批斗时被打得头破血流。
3月21日 鉴于“镇反”引起的形势变化,隆昌气矿军管会决定,原定的“庆祝毛主席来矿视察九周年筹备委员会”筹备活动结束。
3月21日 以内江军分区参谋长萧延为主任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四川石油管理局军事管制委员会进驻红村。
3月26日 红村、红七村等地对造反派进行第二次大抓捕。
4月1日 中共中央发出(67)117号文件《中共中央转发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及附件》,规定:不得随意宣布群众组织是反革命组织;不得把群众打成“反革命”,不准乱捕人。仅仅因为冲军区和对军区提意见,或对本地区、本单位的夺权有不同意见,而被打成“反革命”的,应一律平反,被捕的,应一律释放。接着4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正确地对待革命小将》,4月6日毛泽东批准发布《中央军委命令》(“十条命令”),规定不准随意捕人、不准任意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等。否定“镇反”的中央精神又迅速传遍全国。四川石油战区此前在“镇反”中被捕的人员陆续获释,群众造反运动再掀波澜。
4月6日 32111钻井队集中学习,学习期间组织了对原“二一二”成员(4名一般干部、1名工人)的批斗。
4月12日 鉴于形势变化,筑路处党委召开会议,为防止被捕造反派的获释和平反引起新的造反浪潮,决定解雇一批临时工。随即陆续进行了动员,上千人被解雇返回重庆、成都。
4月13日 为防止川油司死灰复燃,筹委会布置大量广播宣传川油司的“十大罪状”,甚至将宣传材料拿到有的学校课堂上去宣读。
4月15日 红村保卫处通知32111钻井队革命造反团头头,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名拘捕入狱的该队工人陈远和在狱中已关押致精神失常,现将释放,应如何处理?双方商量后决定将其送南充精神病院。
4月中旬 红村、红七村及石油会战一些单位的被捕造反派与其他被捕造反派一样陆续获释平反。
5月1日 《人民日报》发表林彪题词手迹:“伟大的导师 伟大的领袖 伟大的统帅 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不久,红村即将此题词手迹制作成大红字竖立于红村礼堂顶上,替换了已经被砸掉的原彭真题词“红村”。
5月4日 位于威远红村与荣县红七村之间的威23井突发井喷事故引起冲天大火,除附近及成都、重庆等消防队前往救火外,各派群众组织(包括成都的八二六派、红成派、产业军派等)人员也纷纷前往参加救火,有筑路处刚从监狱里放出的造反派也冲到前面,都力图在这场类似于32111队“血战火海”的行动中表现自己是“毛泽东思想武装”的真正革命派。但都未冲近火场即被熏昏倒地送往越溪石油医院救护。大火燃烧多日后才被专业抢险人员切断天然气扑灭。
5月7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时称“红十条”)正式公布,谴责“成都军区个别负责人从二月下旬以来,支持了为一些保守分子所蒙蔽、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背后操纵的保守组织,把革命群众组织‘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和‘川大八•二六战斗团’等,打成了反革命组织,大量逮捕革命群众。他们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变成了‘镇压反革命运动’。”一些已经从北京得到消息的红卫兵抢先来到红村宣传“中央精神”,鼓动川油司等造反派重新起来向“保守派”反击。川油筹委会(被造反派讥称为“臭味会”)一派的32111钻井队“革命造反团”成员、“石油工业部五好职工”黄成厚同红卫兵辩论中双方发生冲突。深夜筹委会人员将宣传“红十条”的红卫兵撵出红村食宿站,打伤多人。
5月13日 在“红十条”精神和“粉碎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的强大压力下,被视为“复辟产物”的四川石油革命筹备委员会被迫宣告解散。
5月27日 32111钻井队革命造反团中部分成员分化出来另行成立“血战火海造反团”,表示支持川油司、川南“六一二”和32111钻井队“二一二”等造反派。
5月29日 参加了中央解决四川问题会议归来的川油司头头、32111钻井队副队长彭家治由一些红卫兵陪同回到32111钻井队所在的川南矿区,向群众汇报中央解决四川问题的会议精神和五一节应邀参加天安门观礼见到毛主席等“喜讯”。川油筹委会一派的32111队革命造反团成员黄成厚等冲击会场造反。两派发生冲突。
6月9日 解放军空字028红总、空字002红总、空字775红总、海字445联司、蓉字361红纵、藏字619红总等军事院校造反派来到红村地区支持川油司。
6月11日 川油司召开“新生代表大会”,彭家治再次被推选为负责人。红村附近水库工地此前已恢复组织活动的“一二·四兵团”出席大会表示祝贺。
6月17日 已经解散的川油筹委会经过多日讨论后宣布恢复重建,更名为四川石油革命工人筹备委员会(简称“川油工筹会”)。
6月 原以萧延为主任的四川石油管理局军事管制委员会撤走,改组后的成都军区新派了以军区通信兵部主任赵永清为主任的军管会,月底进驻红村。
7月1、2日 红村连续两天发生川油司与川油工筹会两派的武斗事件。
7月3日 以赵永清为首的新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四川石油管理局军事管制委员会在红村召开大会,正式发布《公告》(时称“七三公告”),宣布坚决执行“红十条”,坚决支持川油司,并要与他们“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大会遭到川油工筹会的冲击,“一二·四兵团”成员(筑路处临时工)组成人墙保护赵永清顺利宣读完公告。会后,军管会宣布查封川油工筹会一派由四川石油学院红岩公社和荣县钻井校红旗公社以“四川石油红卫兵总部”名义主办的小报《红涛》,让川油司的小报《石油怒火》取而代之。在这过程中,又不断发生武斗事件。32111钻井队革命造反团和川南石油联络站等在川南矿区写出“七三公告是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等大标语。
7月5日 曾一度被打成“反革命组织”的川油司川南分部(即原川南“六一二”)举行欢呼红村军管会“七三公告”的游行,另一派群众表示抗议,双方发生大规模武斗。
7月6日 川油司川南分部人员主动撤离泸州气矿,转移到三号信箱(四川石油管理局天然气研究所)。
7月9日 筑路处“一二·四”与其他几个组织一起加入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更名为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石油一二·四分团(筑路处的“一二·四”、“一二·二五”等组织改称一二·四分团筑路部队),在红村礼堂召开庆祝大会。石油局军管会主任赵永清、川油司代表彭家治及军事院校赴红村代表、红卫兵代表等到会讲话表示祝贺。
7月10日 从仁寿调来的解放军7864部队进驻红村支左,明确宣布站在川油司等造反派一边,使满怀热情前去欢迎的川油工筹会人员大失所望甚至失声痛哭。
8月3日 石油一二·四分团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红成“打刘张”(打倒由中央任命为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领导成员的刘结挺、张西挺夫妇)的行为。随后,川油司、川油红革会、“一二·四”等联合将曾帮助他们重建组织的红成人员赶出红村地区。此后,红村地区的内战就成了同为“保刘张”一派的川油司与“一二·四”的内部争斗。
8月7日 泸州地区“打刘张”一派的红联站(包括川南矿区联络站的专业武斗队石油兵团)清晨开始从水陆两路围攻川油司川南分部人员控制的三号信箱(四川石油管理局天然气研究所),至9日全部攻占研究所。川油司川南分部等被打死十多人,在撤离途中又因车翻事故死亡6人。
8月16日 川油司下午在红村礼堂召开隆重的追悼大会,悼念在泸州三号信箱(四川天然气研究所)武斗中遇难的川油司成员王善林、邵文兵等二十一“烈士”。驻红村的解放军7864部队、石油局军管会、空字028红总、海字445联司、蓉字361红纵、威远县武装部等代表出席了大会。彭家治代表川油司致悼词。川南分部马蔚英介绍了泸州武斗情况。7864部队和军管会代表都讲了话。
8月18日 荣县造反派抢夺武装部武器,筑路处“中南海”参加。
8月21日 “一二·四分团筑路部队”与石油校八二六、威远中学造反派等到威远县武装部抢枪,但被随后赶来的川油司大队人马夺走,后经石油局军管会和7864部队调解,决定双方平分,但“一二·四”分到手的枪马上又被川油司夺走。
8月34日 重庆八一五派与长寿、邻水等地“打刘张”一派武斗队开始向川油司川东北造反团控制的长寿云台川东北石油钻探处进攻,打死十多人。
8月25日 重庆八一五派与长寿县石堰、葛兰区“打刘张”一派武斗队攻打“保刘张”的川油司下属组织和垫江县反到底联合控制的长寿云台川东石油钻探处。因弹雨横飞,4个公社27个大队无人敢下田生产。
9月5日 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与四中八二六分团人员组织了解焦益文冤案的石油局总地质师、地质工程师等召开“揭开石油系统阶级斗争盖子”调查会。
9月7日 在宜宾地区革筹组、军分区发起的“武装支泸”攻势下,泸州红联站总指挥、泸州气矿石油联络站总指挥李修传(团委干事)率红联站武斗人员反击时中弹身亡。
9月9日 泸州红旗派在宜宾地革筹、军分区组织的“武装支泸”行动中打回泸州,川南矿区红联站一派(包括32111钻井队革命造反团)撤往合江县一带。
9月26日 川油司、川油红卫兵革命委员会、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石油一二·四分团联合在红村召开大会,欢呼毛主席视察三区六省市后胜利返回北京,表示一定按毛主席教导搞好大联合。石油局军管会、7864部队代表出席了大会。
10月12日 32111钻井队三个川油司派组织联合组成“红旗二一二战斗团”,对立派革命造反团中三十余人反戈申请加入“红旗二一二”。
10月18日 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在四川石油系统的成都总机修厂、石油器材库、石油设计院、筑路处、川中钻前工程团等各组织合并为石油系统分团。但川油司和支持川油司的石油局军管会拒绝承认石油系统分团,认为川油司已经是石油会战战区的统一组织,石油系统的各单位下属组织都应分别加入川油司。此后双方经常为此发生冲突。
10月以后 因四川省革筹组副组长、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与省革筹组长、成都军区政委张国华发生严重分歧,梁兴初离开成都住到重庆五十四军军部,实际上在四川另立中心,在梁兴初与五十四军领导人的支持下,成都的红成派与重庆的八一五派在全川掀起“打刘张”高潮,为此,红成、八一五均与原来被他们视为保守派的泸州红联站、南充临联等结成了“打刘张”的同盟。泸州红联站中的石油兵团、南充临联中的石油地调处各战团都成为“打刘张”一派骨干成员,而泸州的川油司川南分部、南充的川油司地调野战部队则成为“保刘张”一派骨干成员,两派在势不两立的武斗中都有伤亡。在四川石油会战战区,即形成了“保刘张”一派中控制着石油会战总部基地红村及威远前线指挥部、基建指挥部、运输指挥部、供应指挥部、筑路处基地红七村等下属单位的川油司,与控制着成都石油总机修厂、石油器材库、石油设计院等单位及筑路处与川中钻前团部分临时 工的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石油系统分团,和“打刘张”的泸州红联站石油兵团、南充临联石油地调处各战团之间的三派争斗。
11月14日 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石油系统分团筑路部队(即原“一二·四”)到红村广播站要求以石油系统分团名义广播成都铁路局两派大联合的消息被广播站拒绝,引起冲突。
11月21日 在红村军管会和川南矿区军管小组主持下,32111钻井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开学,但仍有少数革命造反团人员流亡在重庆、南充等地。
本年 四川石油战区全年产油下降至3.02万吨。

1968年

1月10日 针对川油司视四川石油战区为其一统天下,不承认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石油系统分团的情况,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总部发表声明,称石油系统分团归口是正确的,有利于大联合、三结合的。
2月 川油司川南分部、泸州红旗革命造反司令部32111钻井队红旗二一二战斗团编印的《在两个司令部大决战中的32111钻井队》专刊小报出版,详细讲述了该钻井队职工分裂为势不两立的两派的经过。
3月3日 川东北石油钻探处(在重庆市长寿县云台镇)两派在处本部大规模武斗,重庆两派武斗人员参加,持续6天7夜,死42人。财产损失31万元。
3月6日 川油司到威远县武装部夺枪。
3月15日 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接见四川省革筹、成都军区、五十军、五十四军领导人(所作讲话时称“三一五指示”),讲话中主要批评了提出“打刘张”(打倒省革筹领导成员中的刘结挺、张西挺夫妇)的一派群众组织(成都红成派和重庆八一五派等),严厉斥责这一行动,康生说“反刘、张就是为李、廖翻案”,周恩来说“就是刘、邓复辟”。讲话传达下来后,全川“保刘张”派欣喜若狂,力图借机一举压倒对方;“打刘张”派垂头丧气但愤懑难平,决心拼死一搏,凭实力打出地盘。两派武斗再掀狂澜。
△川油司成立威远地区革命治安指挥部。
4月15日 由川大八二六主持在石油管理局小关庙招待所召开焦益文冤案知情人调查会,参加者有石油校八二六分团、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石油系统分团、川油司地质纵队、川油司地调野战部队四兵团等组织代表。
4月 成都的八二六派组织搜集整理完成了为焦益文翻案的系列材料,打印成册,准备上报。但在了解到省革筹和中央有关这类历史问题都放到运动后期或运动结束后再处理的明确态度后,材料未能上报。
5月18日 驻红村的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石油系统分团办公室深夜被川油司武斗人员砸抄,勤务员与工作人员全被赶走。
5月31日 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川油司主要负责人、原32111钻井队副队长彭家治成为省革委会副主任。
6月2日 四川省革命委员会领导在东方红礼堂(锦江礼堂)接见参加省革委成立庆祝大会的各地代表。分配给石油局的一千名代表名额被军管会全部安排给川油司一方。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石油系统分团人员闻讯后赶往东方红礼堂,与石油校八二六学生一起强行冲进礼堂外铁栅门,在礼堂门廊与执勤部队对峙,要求接见。最后由省革委副主任、成都市革委会主任孙洪道和省革委常委侯振东(兵团总部常委)出来代表省革委宣布明天单独接见,冲击者才欢呼着撤离。
6月3日 四川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张国华、副主任刘结挺、天宝、邓兴国、江海云、彭家治等下午在成都红照壁礼堂接见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石油系统分团代表800余人,张国华等都作了希望川油司与石油系统分团搞好大联合的讲话,彭家治讲话中也对川油司的一些不利于大联合的态度作了自我批评。接见后,石油系统分团举行了庆祝游行。
6月14日 由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石油系统分团、东方红八二六石油分团合办的《石油炮声》报第五期出版,报道了省革委张国华、刘结挺等领导人接见石油系统分团的消息及有关讲话。该期小报寄送到红村、红七村等川油司控制地区后,均被没收、撕毁。
8月31日 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石油班在成都开学。
9月20日 四川石油革命造反司令部、四川石油红卫兵革命委员会同时宣布撤销总部。
9月29日 石油局成都总机修厂革命委员会成立。
10月13日 刘结挺接见四川省革委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石油班全体学员。
10月28日 四川石油管理局革命委员会在红村召开成立庆祝大会,局革委会主任赵永清,副主任蔚华之、尹文昌、马文林、杨文彬、彭家治、金初明(川油司代表)、李富荣(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石油系统分团代表)。石油局革委会的成立,意味着已经瘫痪近两年的原四川石油会战指挥部不复存在。省革委副主任刘结挺、张西挺夫妇出席了这一由“保刘张”派组成的局革委会成立大会,刘结挺代表省革委、成都军区表示祝贺。当晚在红村礼堂首次演出了由川油司宣传队(此后更名为四川石油管理局革委会宣传队)为纪念毛主席1958年视察隆昌气矿炭黑车间而创作演出的大型歌舞《红太阳照亮了胜灯山》,演出结束后刘结挺、张西挺与局革委负责人接见全体演出人员祝贺演出成功,刘结挺讲话中还提出这个节目应拍成电影。
12月25日 为向毛泽东诞辰献礼,威远气田开始向成都供气。
本年 四川石油战区石油生产全年下降到2.4万吨。

1969年

3月 中共四川石油管理局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成立,组长赵永清,副组长蔚华之、尹文昌、彭家治。
12月27日 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央领导人接见四川省革委会、成都军区赴京学习全体人员,传达处理刘张问题的中央“一二·二五”批示,从一年多以前明确宣布“反刘张就是为李廖翻案,就是刘邓复辟”的立场上变脸,将四川动乱不止的罪责归于刘张夫妇。周恩来在讲话中批评了“保刘张”的彭家治搞派性活动,并说:“大庆投资××亿元,石油基本自给,生产了××万吨。四川花了××亿元,投资大呀!现在仅仅搞了点煤气,那么少,起劲的花钱,浪费那么多,霸占汽车送枪搞武斗,两派都是如此。”他斥责彭家治与四川石油系统另一派负责人王存友是“两个败家子”。
本年 四川石油管理局机关从红村陆续迁回成都。
年底 原从玉门油田来支援四川石油会战的队伍奉命返回甘肃参加长庆油田会战,已签合同的四川合同工随队迁走。新分配来的大学生仍留四川石油管理局下属单位。在此前后,原从大庆、华北、胜利、新疆、玉门等油田到四川支援石油会战的职工陆续调回原单位。

1970年

5月 经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核心领导小组批准,成立四川石油管理局革命委员会核心领导小组,组长赵永清,副组长杨锡洪(内江军分区副司令员,1972年2月后接替赵永清任四川石油管理局革委会主任、核心组组长)、张克文(军代表)、黄凯(原局党委书记)、秦文彩(原会战政治部主任)。
6月 经国务院批准,石油工业部军管会将四川石油管理局下放四川省领导。在此之前,原石油工业部派到四川参加石油会战的干部已全部招回北京参加石油部的“斗批改”。
6月22日 中共中央决定煤炭工业部、石油工业部、化学工业部合并,成立燃料化学工业部,任命伊文为燃料化学工业部党的核心小组组长、革委会主任。
7月 在“一打三反”运动中,驻南充的石油地调处四大队以“恶毒攻击林副主席”等罪名揪出重庆临时工中的“吴志伟现行反革命集团”,24岁的“首犯”吴志伟被判刑6年,1971年“九一三”林彪事件后仍不释放,直到文革结束后才获释平反。

1971年

5月20日 威远至成都天然气输气管在越溪石油医院处爆炸起火,死3人,伤21人,烧毁房屋商品,损失50余万元。
7月 筑路处最后一批临时工被全部解雇返回重庆,筑路处机关干部与正式工在此前后陆续调走,筑路处撤销。与此同时,参加石油会战的各钻前工程团也相继撤销,临时工全部解雇。

四川石油会战,实际上在1969年底周恩来斥责四川石油两派群众组织头头、“32111英雄钻井队”的两个代表是“败家子”时,就已经黯然“下马”,但具体从什么时候开始不再提“石油会战”了,已难查到相关资料。以后的官方史著中也不再提及那场曾经轰轰烈烈的“四川石油大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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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林一叶】

被岁月湮没的“长纳管线”

浣雨山川

作者说明:本文无意去褒贬当年那些为石油工业的发展而殚精竭虑的四川石油大会战领导人。因为那段特定的历史、社会、政治生态环境,主导着人们的思维和行为,包括笔者自己。本文只为还原50多年前四川石油大会战中的一段历史真相和真实人性。

重点工程突击抢工期的内情

1965年,按毛泽东“一定要在四川搞点石油,搞点气”和“三线建设要抓紧”的指示,在四川开启了“开气找油”大会战的帷幕。
长纳管线工程——川南的长垣坝到纳溪的泸州天然气化工厂输气管线工程,就是这场会战初期的一个重点工程。
长垣坝在地理图上只是个小地名,在地质构造上却非同一般。它西起长宁县,东到贵州赤水县,东西长98公里,北抵纳溪,南起兴文县、叙永县,南北宽35公里,整片勘探面积约3000平方公里。其形同一串糖葫芦,串着五通场、打鼓场、沈公山、长垣坝、付家庙、老翁场、莲花寺等多个蕴藏天然气的地质构造,统称长垣坝构造带,已经探明蕴藏着丰富的天然气资源。时为蜀南探区天然气的主力产区。
民以食为天。在吃饭要饭票,买粮要粮票的年代,提高粮食产量,填饱七亿人民的肚子是头等大事。用天然气为原料生产化肥具有最便捷、最经济、最有效益的技术手段。泸州天然气化工厂,简称泸天化,坐落于当时四川省宜宾专区紧邻泸州市的纳溪县,隶属于化工部,是我国第一座天然气化工厂,又是最早成套引进国际先进技术,以天然气为原料的大型化肥企业,被誉为中国尿素工业的摇篮,是国家重点工程,周总理十分关心。
泸天化最新成套引进国际先进设备(泸天化二期),国家计划原要求1966年5月1日完成安装调试投入生产。由化工部负责设备安装,由石油部负责天然气的供给和输气管线工程,要求石油部1965年底将天然气送到。在国务院会议上,周恩来总理问及泸天化工程的进展情况,化工部副部长张珍向总理汇报:“泸天化已经竣工,只是石油部还没有送气。”后来,在四川成都召开的三线建设委员会会议上,张珍又一次抛出此问题。这说法无疑让处处争先的石油部脸面尽失。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石油行业一直被称为全国工业的一面旗帜,为挽回面子和形象,四川石油会战领导小组立即决定,突击加快工程进度,将长纳输气管线工程竣工和送气时间提前两个月。

“摘帽右派”再次违抗领导意志

明知这样的国家重点工程盲目地突然加快工期是确保工程质量的大忌,只能违背天然气管线施工管理规定、操作规程,抛开天然气管道测试验收流程及试气输送气要求等等制度规章,无疑会给工程带来极大的安全和质量隐患,但为了突击抢工期,会战领导小组提出所谓集中优势兵力“联合作战”,将设计、基建、生产三方单位联合在一起,统一行动,搞联合运转,成立由会战指挥部副指挥郑浩为组长的竣工投产统一指挥小组,加快调整设计,同时加快管线铺设和试压测试验收。作为输送易燃易爆物质的天然气管线,让工人苦干、快干、拼命干,又开展了连续七天七夜的突击施工,人困马乏。没有先进技术和大型施工设备的支撑,在丘陵连绵区域连续施工,很多地方都需要人拉肩扛,在夜晚的施工环境和照明都难以完全保证的情况下,整个管线出现了管道及法兰质量问题,多处管道漏焊、漏气、阻塞、破裂、炸裂以致失火,造成了人员重伤事故。
针对频发的安全和质量事故,时任泸州气矿副矿长、主管天然气采输生产的川南矿区副指挥焦益文,本不管设计调整,不管天然气管道建设,但因被任命为“投产副指挥”,他深感责任重大,在会议上提出质疑:不应一味片面理解“宁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铁人精神”。这不符合“三老、四严”的大庆精神,“不能蛮干、更不能乱干。不能拿工人的性命去换工期。”
会战领导小组某领导找焦谈话了:“为什么要让长纳管线提前投产?化工部的张珍当着周总理的面将了我们康部长的军,我们就是要把气早早通到他们泸天化门口,点把火!”(点火是表示通气的标准表达。)甚至交底:“我们还要搞个声势浩大的竣工典礼,请电影厂的来拍电影,请领导来剪彩。”并严肃地指出:“这是部长的决定、是会战领导小组的决定。是大局的需要,政治的需要。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
一位曾与焦益文私交颇好的同事在会后提醒他:“你讲话能不能婉转点,没有必要硬顶啊。咄咄逼人,你忘了1957年的教训了吗?”焦说:“没有。我处在这个位置,还负责工程后期的输供气,这是老百姓手中的饭碗啊!我不说,谁能出来说?此时不说,何时又能说?会上不说,以后没有地方可说了。不管出了什么事,我将无可推卸。”这让好心的同事无话可说,焦益文叹了一声:“我尽力吧。人在做,天在看。” (下图:焦益文任副矿长时1963年留影。)
同事所说的“教训”,是指焦益文的一段惨痛历史。他从小随父母参加革命,被称为“红小鬼”,中国人民解放军接管国民政府陪都重庆时,他就是负责接收石油部门的军代表,后来曾任四川石油管理局主管地质勘探的副局长,首先公开提出四川应“以气为主”,没想到这违背了一心想在四川找到石油的领导人的主观意愿,被说成是“反对党的勘探方针”,1957年被打成“右派”,批判、撤职后押到永川黄瓜山劳改。1961年“摘帽”后安排到泸州气矿任副矿长,石油会战开始后任川南矿区副指挥,虽说已经“摘帽”,名义上是“回到人民队伍”了,但在现实生活中,这类人的“头衔”仍是“摘帽右派”,实际上仍是被控制使用的异己。所以同事为焦益文捏了把汗。
时限日渐临近,暮秋的川南地区早已进入了秋雨绵绵的常态模式,加之丘陵山区水系丰富,河汊纵横,土壤吸足了水分,淤积泥泞。翻毛的工靴踏上去,深一脚浅一脚,立刻粘裹上稀泥,增加沉重的分量,裤腿上糊满了黄泥,工作服上也全是星星点点的泥水。焦益文带领着气田科的全体人员,不分昼夜,马不停蹄奔忙在长纳管线的各主、支管线段施工现场,出入于长垣坝构造带各相关采气站队的基地,检查督促着安全、质量和工期。他一再叮嘱基层领导“安全第一,不能再发生安全事故,生命更重于进度,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加快工期”。他强调:“要严格按照施工的各项操作规程进行施工,保证质量。不能做夹生饭,已经埋下的管道,再挖出来事后补救,更会拖延了工期。”他告诫:“合理分配昼夜班组力量,排好班次,安排好员工生活和休整,不搞人海战术一哄而上,不能打疲劳之战。”
面对各类严峻困难,与焦益文一道工作的气田科的领导及工程技术人员们也不断地对提前投产表达了担忧。一则按目前的进度,工期是无法完成的,就是完成了,各支线和主管线还要进行吹扫,继而试压达标测试才能供气,这些都需要时间;二则原来设计的尚有几处采气站产量还需要调试,气压和产量不稳,应有其他备用的支线采气站点和气井应急措施,以达到计划规定的送气能力……焦益文告诉大家,安全和质量为先,尽可能把这些问题考虑周全,搞出一个清单,关注每一个细节,在施工中一并尽量统筹予以解决。
在当时那种“突出政治”的大形势下,再怎么讲安全、讲质量,都是没有多大分量的,事故防不胜防,仍然时有发生。在“竣工投产典礼”的头一天晚上,又有一起管道被刺破事故发生。

弄虚作假的“竣工投产典礼”

自“大跃进”以来就常用的一个口号是“人定胜天”。在收尾工程还没有完成,连验收程序都未能进行的情况下,任何“艰难险阻”都无法阻挡如期举行的长纳管线“竣工投产典礼”。
1965年10月30日,纳溪县永宁河畔的泸天化厂大门口,锣鼓喧天,红旗招展,上万人聚集在此,举行了隆重的长纳管线工程竣工投产典礼。由川南矿区指挥马文林主持,四川石油大会战领导小组组长张文彬和四川省委书记杨超亲临剪彩,宜宾地委、泸州市委、泸天化厂方领导等纷纷到场。随着“点火”的命令声,瞬间,两条放喷管线吐出了两堆熊熊大火,烈焰冲天,礼炮九响,鞭炮齐鸣。来宾讲话,拍摄电影纪录片,散发号外、发送喜报……在现场散发的《会战通讯号外》中称之为“战区职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胜利”,“它的投产,是建设内地、支援农业和援越抗美的实际行动”,“是坚决贯彻执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胜利,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把冲天的革命干劲与严格的科学精神相结合的结果”。
轰轰烈烈激动人心的场面,所有人的脸庞喜气洋洋。可是许多人都不会想到,两堆冲天火焰中竟然隐藏着一个弥天大谎:
其气源竟是来自临时接通的纳六井一口气井,它的产量只有12万方/天,气压表显示的40个大气压实则仅有16个大气压,以此桃僵李代,瞒天过海。用一口气井冒充了五个构造(气田)的十一口井超90万方/天的产量——事过20多年后,早已调出四川石油局、曾在焦益文手下任气田科工程师的曲俊仁证实,当年在“突出政治”、“顾全大局”等大道理及上级权威的极度高压下,气田科的一位工程师才用拨调气压表初始气压的办法,把16个大气压调成了40个的“高气压”,以假乱真满足了上级要求。
盛大的典礼上,原本应该有一项必不可少的重要内容:管线工程的书面交接仪程。由管道建设(乙方)单位代表与生产供气(甲方)长纳管线工程的“投产副指挥”焦益文签署竣工投产书并现场交接。焦益文坚决抵制现场的虚假做秀。在内部预备会议上他明确说:“除去各支线进行过吹扫,主干线尚未吹扫,整条管线一次性整体试压都没有进行测试,这是极大的安全和质量隐患,没有进行测试之前,这个工程不算竣工,不能投产。这个字,我不敢签,不能签!”在会上硬碰硬地扫了会战领导小组某领导的面子,令其极为不满。最后会议决定,在典礼上仅用施工设计图纸进行了象征性的交接仪式。

焦益文成为“冬季整训”重点

典礼完后的当天晚上,四川石油会战领导小组召开会议,决定将川南矿区副指挥焦益文停职检查,气田科科长张道霑撤职,其领导下的数十人的矿区气田科被缩减编制。焦益文被隔离审查、批判三个月后,下放到钻具队监督劳动。
10月31日,在整个会战区域宣布决定。
1965年11月1 日,一场疾风骤雨式的“冬季整训”运动在四川石油会战的整个战区正式登场。
这场被称为“冬季整训”的运动,可谓是文革在四川石油系统的预演,而文革则更像是“冬季整训”必然会有的升级版。
石油行业素来强调队伍的准军事化或半军事化管理,再加上那个年代发展到顶峰的“突出政治”,“长官个人意志”往往就成了最具权威的“政治”,当说假话成为“政治需要”的时候,反对说假话办假事就成了罪行。而所谓大庆精神的“三老、四严”,不过是要求下边群众的。对不听话的人,就要“整”,就要像后来文革中的“横扫”与“专政”。
于是“长纳管线工程”成为了“冬季整训”的重点。焦益文一夜之间成了“冬季整训”最大的“反面典型”。经过“发动群众”,“揭发批判”,大会批小会斗,焦益文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破坏三线建设,阻扰长纳工程投产”、“反对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方针”、“破坏四川石油大会战”……“帽子”越扣越大,罪名越来越多,“新账老账一起算”,1957年的事又被联系起来,最后宣布焦益文是“极右反党分子”……在川南矿区的大礼堂,张文彬亲自主持了对焦益文的批判大会,随即四川石油会战领导小组在整个战区召开了“反帝反修大会”,焦益文再次遭批斗。
政治高压之下,人们再不敢说真话,但实际上不少人都会在心里嘀咕:共产党不是最讲认真吗?大庆精神的“三老四严”不是要求“讲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吗?国家的重点工程岂能儿戏?在事故不断的状况下,焦益文提出要保质量保安全的前提下加快工期,他做得没有错啊!不知内情的人,只晓得焦益文在川南矿区这个领导岗位上还没有干几年,工作上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作风上雷厉风行又平易近人,从上到下好评如潮,怎么会一下子就变成了十恶不赦的“反面典型”了?
也是在一夜之间,“冬季整训”前曾经因工作规格化、操作规范化、场院整洁化而被树为石油部十面红旗之一和四川石油局“标杆”、“学大庆的榜样” 的阳高寺采气队,因是焦益文蹲点的基层站队,也在批判焦益文时受到株连,被批判是“追求资本主义舒适的修正主义思想”,“和平演变”的典型,是焦益文“贩卖的修正主义黑货”。全队要人人过关检查思想,深挖“受焦益文资产阶级思想腐蚀”的根源,甚至有工人无可奈何地批自己“忘了本”,解放前长辈们鞋子都穿不上,而现如今自己已有了工鞋还要去买拖鞋、凉鞋、布鞋、皮鞋等等。时任矿区财务科长吴轵夫曾为该采气队报批了120元的桌椅板凳、文件夹、文件柜、绿化费等,也成为罪状一条。

不能忘却历史的教训

“竣工投产”典礼仅过了10天,1965年11月10日,迎来了党和国家领导人,邓小平、薄一波等在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的陪同下,兴致勃勃地视察了泸州天然气化工厂。
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四川石油大会战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1965年12月28日,石油工业部副部长康世恩亲临四川,检查指导四川石油大会战工作。他看到冬季整训运动开展得有声有色,“整”出了成绩,“整”出了典型。1966年1月1日,康世恩在听取会战领导小组副组长陈李中汇报川南矿区冬季整训情况时,做出指示(原始会议记录如下):
“焦益文有什么可怕的?你们怎么怕焦益文怕到那个样子呢?人家大庆也搞规格化,越搞越好。焦益文搞的什么样的规格化呢?当然,他搞的什么花,那还是他资产阶级低级作品。焦益文他敢不听部长的指示,他闹独立王国,那才是他的资产阶级高级作品,这才是主要问题。你们为什么不政治挂帅呢?我非要把你们的根子挖出来不可!”
“我说你们就是怕字当头,一怕歪风邪气,二怕焦益文,不是别的,是对阶级斗争,对某些人的思想害怕,不敢斗。要不怕。有了不怕,再来讲究斗争方法,再去讲究原则性和灵活性。”
“你们成天喊抓阶级斗争,突出政治,我看你们就是没有勇气。毛泽东思想红旗有没有高举,这是革命不革命的问题。我看你们党委书记就举不起来,被焦益文吓住了。我说的身上有‘两怕’,不承认也得承认。”
“焦益文搞和平演变,这把职工引向什么地方去了?不整训怎么了得!我看整训好,把队伍整住了,困难再多也能办到。你说干一分,他说干十分。焦益文这个反面教员很好,你们要保留,搞四清时大家还要再受教育。”
康世恩讲话中所说的:“他敢不听部长的指示,他闹独立王国,那才是他的资产阶级高级作品,这才是主要问题。”真是“一针见血”,道出了“整训”的本质和“突出政治”的真实目的。
被康世恩多次指责“你们就是怕字当头”的“你们”,是指时任川南矿区领导的马文林、董金壁及班子成员。时任矿区党委书记的马文林后来回忆说:“长纳管线(10月)30日投产(时)未完成,”是因为化工部在计委告了石油部,说他们工程完不成是气矿没有输气,“所以张文彬总要把气烧给他看看,说我们有气。”马还说到:“焦与我曾是上下级关系,但过去不了解。到川南了,他能力较强,对他的工作一般不干预。”
在康部长咄咄逼人的这番讲话中,反复斥责川南矿区领导人“怕字当头”,使用“怕”字的频率极高。他确实说对了,川南矿区的领导人们确实是“怕”,但他们并不是怕焦益文这个人,这个“夹着尾巴做人”的“摘帽右派”有什么可怕的?他们怕的是整人,特别是怕整曾经与自己朝夕相处、熟悉了解甚至还有些敬重的、他们内心里并不认为有多大错误的人。这种“怕”,折射出的是人性的正直和善良,只是这种人性已经在不断的政治运动中被打压、扼杀得越来越少了。
焦益文这位14岁参加革命,17岁入党,曾身经百战的“红小鬼”,躲过了战场上敌人的枪炮,却被自己“革命队伍”中开展的“阶级斗争”所击倒,遍体鳞伤尚未痊愈,又第二次坠入命运的深渊……
很快,文化大革命爆发了,整个国家进入一个更加荒唐、混沌、疯狂的时代。石油部曾经自以为把“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最高的康世恩、张文彬、陈李中等领导人,也无一例外地被比他们“更革命”、“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更高”的红卫兵、造反派打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他们曾经大力推行的“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的“冬季整训”,也被批判为是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一度轰轰烈烈的四川石油大会战,不到两年,就夭折在更加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中。最终没能实现“靠毛泽东思想”就可以在四川找到大油田的空想。曾经引来锣鼓喧天、万人瞩目的长纳管线,在风雨飘摇里,时断时续,敲敲打打,修修补补,默默地见证着历史。
时光荏苒,半个世纪的风雨掠过,随着长垣坝构造带嘉陵江等段的气藏几尽枯竭,长纳管线慢慢地被人们所淡忘,被岁月所湮没……(右图:劫后余生的张文彬与焦益文〔左〕、安增彬这两位当年曾在“冬季整训”中遭到重点打击的下属“相逢一笑泯恩仇”,八十年代在昆明金殿合影。)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曾这样警醒人们:“人类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教训,就是人类无法从历史中学到任何教训。”尽管有人还在为文革扬幡招魂,但中华民族是能够记住深刻教训的民族。
2019年8月6日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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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乱世】

我在四川石油会战中住过两种“牛棚”

李中石

“牛棚”顾名思义,是饲养、圈禁牛的棚子、场所。
中国文化大革命时,“牛棚”被赋予新的含义,特指羁押“牛鬼蛇神”等受害者的地方。
所谓“牛鬼蛇神”,原意是指阴间牛头马面、人面蛇身之类鬼神。用来特指“无产阶级专政对象”,则是伟大领袖在1957年反右斗争时的发明。毛泽东在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等四类分子之外,把那些敢于提意见、发异议的知识分子,打成“资产阶级右派”,与前四类并列为“牛鬼蛇神”。
文革开始,范围扩大,除了上述“五类分子”,还包括这些人的配偶、后代以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动学术权威”、“反动资本家”等等。后来,凡是被“揪”出来的人,不管什么原因,均被诬称为“牛鬼蛇神”。
红卫兵、造反派及后来的“群众专政”,只要认定你是“牛鬼蛇神”,不需要经过任何法律程序,可以任意关押审讯、批判斗争、监督改造,限制人身自由。羁押“牛鬼蛇神”的场所,不管是办公室、学校教室、招待所、单身宿舍、地下室、仓库、工棚、农村茅舍等,只要关“牛鬼”,都统称“牛棚”。
我们今天在回忆文章和文学作品中见到某人在文革中“被关进牛棚”的说法,实际是那个时代受迫害的一种代指。北京大学著名学者季羡林教授写的《牛棚杂忆》一书,就回忆了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关“牛棚”、被迫害的往事。
本义的牛棚与文革中代指的“牛棚”,这两种“牛棚”,我都“有幸”住过。



1965年,毛泽东发出“要在四川找点石油、找点气”的最高指示。石油部决定按照大庆的模式,在四川开展“石油大会战”。为配合大会战的钻前工程,石油局到重庆大量招工。“当一个光荣的石油工人!”这一天大的喜讯,真是“久旱逢春雨”,使一年多来从未得到调工作机会的我,兴奋不已。最令人振奋的是,不需要“政审”,只要报名就可以去。这对于我们这批因“家庭出身”不好而被剥夺了继续升学权利的人,更是一个绝好消息。当然,年少无知的我们并不知道,我们并不是什么真正的“石油工人”,而仅仅是挖泥巴、修公路的临时工、民工而已。
1965年12月4日深夜,在荣县、威远交界,深山密林的茅草屋里,煤油灯下,我在日记中写道:

1965年9月20日,这是一个值得我纪念的日子。这一天,我第一次背起行装,远离故乡,奔向四川石油会战的最前线。对于第一次走出家门、第一次踏上工作岗位的我,对未来充满幻想:一望无际的大地上,油井林立,钻机轰鸣,头戴铝盔的石油工人在高高的井架上战斗。筑路工地上,红旗招展,战歌飞扬,人声沸腾,汽车奔驰在宽广的工地上,拖拉机、推土机来来往往……啊!好一个会战战场!好一幅会战美景!能像这样生活、战斗,那该是多么幸福!

现实却是那样的残酷:“我们到目的地卡房店,深山野岭,荒草乱石,一条小道蜿蜒而上。”一下车看到眼前的荒野景象,我们这些十六七岁、从大城市来的少男少女,一下子惊呆了。许多女生坐在行李上放声痛哭,一阵阵撕心裂肺的哭喊声,在寂静的山谷中久久回荡。
痛哭之后,不得不面对现实。背上行李,手脚并用,互相帮助,在崎岖的山路上,经过一个多小时步行,住进大山深处的农民家里。女生住在堆粮食的屋子里,而我们几个男生就没有那么幸运了——我们被安排住进了旁边关牛的一间茅草屋。
这间屋较大,空间也较高,中间用竹栏杆一分两半,牛关在里面。剩下一半供我们出入。牛圈的上面,用楠竹搭起一排架子,铺上稻草,就是我们睡觉的铺。两根竹竿做成梯子,是上下的通道。下面是牛睡觉的地方,上面是我们睡觉的地方。
我们睡觉的铺,离茅草屋顶只有一米多间距,不能站起来,只能按照各自铺位的顺序,一个个爬进去。晚上睡觉,牛屎臭味夹杂着草的清香扑鼻而来;牛发出喀嚓喀嚓的吃草声,伴我们进入梦乡。如果下雨,就完全无法入睡,只能拿脸盆接屋顶茅草间漏下的雨水。常常是外面下大雨,茅屋里下小雨,外面不下雨了,茅屋里还在滴着雨点。我在日记记下了自己的困惑:

1965年12月4日 深夜 住在低矮的茅草屋里,遇到连日阴雨,屋漏、路滑泥泞,行走不便。特别是参加劳动,整天用锄头、十字镐,箢箕、扁担,整天和泥巴打交道。繁重的体力劳动,每天下班回来非常疲倦,腰酸腿疼,双手打满血泡。这一切和我的理想有多么大的区别。难道这就是我理想的战斗和生活的地方?难道我愿意将我这宝贵的青春埋葬在泥土里?难道这就是我的前途?难道这就是我的幸福?

但是,当时宣传的大庆精神是“先生产后生活”,甚至赞扬一到工地连行李都不打开就投入劳动的精神,所以我又把这种生活当成了必须的体验。就在同一天的日记里,我用大一倍的字体写下:

通过学习,我懂得了,革命就是我的理想,我的前途!斗争就是我的青春,我的幸福!······我们一定要让公路修到深山沟,我们一定要叫大地献出油和气!

那段时间,白天上班,晚上政治学习。洗脑威力,可见一斑。
十六七岁的青年,充满幻想,憧憬未来。在那样忙乱劳累的日子里,我没有放弃对诗的爱好。从家里带去的《朗诵诗选》,我爱不释手。星期日休息,我经常会带上诗集,到竹林中、小溪边,一个人面对着群山、小溪,大声朗诵,情至深处,甚至泪流满面,不能自已。我最爱朗诵的有闻捷的《我思念北京》:

我是如此殷切地思念着北京,
像白云眷念着山岫,清泉向往海洋,
游子梦中依偎在慈母的膝下,
我日日夜夜思念着北京啊!······

还有贺敬之《放歌集》中的《桂林山水歌》:

云中的神啊,雾中的仙,
如云似梦桂林的山!
情一样深啊,雾一样美,
如情似梦漓江的水!······

诗是这样美!竟使我忘了疲惫,忘了艰辛。我如痴如醉地沉浸在这些诗的海洋。五十多年过去了,这些优美的诗篇至今仍然能够背诵。
在那样恶劣的环境中,我坚持读书自学,坐在稻草铺上,凑近昏黄的煤油灯,用木箱做书桌,写下阅读从家里带来的文学书籍的心得:

威二十三井,1965年12月3日 雨 午(下雨不上班,称之为“扎雨班”) 在古代话本《宋四公大闹禁魂张》里,作者直接讽刺开当铺的富翁张富说,虱子背上抽筋,鹭鸶腿上割股。古佛脸上剥金,黑豆皮上刮漆。痰唾留着点灯,采松将来炒菜。讽刺吝啬鬼真是入木三分。古代文学作品中,这类描写是很出色的。
1965年12月5日 夜 《梅花》王安石 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这首诗立意优雅,语言通俗。描写梅花,又没有一个字正面写,却收到很好的效果。仿佛使人身居其中,看到梅花不畏严寒,傲然绽放,闻到一阵阵淡淡的花香······

几年后,我被“揪出来”,除了《毛主席语录》、《毛泽东诗词》外,查抄了我的所有藏书,包括《中国文学史》《唐诗三百首》等等,《朗诵诗选》、《放歌集》自然也未能幸免。但那些优美的诗篇,已经深深地印在我的脑子里。
1965年12月13日,一次偶然的阴差阳错,我被调到筑路处宣传队,结束了住牛棚的日子。
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住牛棚,竟然如此地具有“诗意”!



我第二次住的“牛棚”,是文革中羁押“牛鬼蛇神”的“牛棚”。
那是我二十岁时,正在四川石油管理局革委会宣传队参与电影《红太阳照亮了胜灯山》演出、拍摄工作,做着当“电影演员”的美梦。当时上银幕的主要演员,都需要经过严格的“政审”,必须是“根红苗正”的红色后代。1969年下半年,宣传队内部开始了“清理阶级队伍”。由于我们当时都是二十岁上下的年轻人,决定了这样的“清理”,只能是对我们的父辈、祖父辈进行清查。
由于我所在的筑路处作业二队,“革命群众”周某某揭发,处革委专案组派人到重庆外调,才发现我有一个“反动的父亲”。这样一个“反动阶级”的后代,不但混进了局革委宣传队,居然还参加拍“革命”电影的工作!我很快被揪出来,押回资中工地。
迎接我的是戴着红袖章的“群众专政”(简称“群专”)队员。这些人是从职工中挑选的一些“根红苗正”的人,专门对“牛鬼蛇神”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
把一个人揪出来后要做的第一件事,按当时惯例就是“抄家”,我在那里又没有家,就对我铺位上的全部家当进行“查抄”。除了《毛主席语录》、《毛泽东诗词》外,书和日记等凡是有文字的东西,全部被收走,拿去“审查”。
“群专”队员命令我脱下身上穿的有竖条绗缝的石油劳保棉衣,拿出早已准备好的、用口罩拆开的白纱布,缝在我的棉衣后背上。白纱布上用墨汁写了两排字:上面一排是“反动阶级的孝子贤孙”,下面一排是倒着写的“李中石”三个字,用红墨水打上红叉。从揪出来这天起,我就背上了这耻辱的身份标志。
工地驻地四周,张贴着大标语:“打倒反动阶级的孝子贤孙李中石!”“李中石不投降,就叫他灭亡!”“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四五个“群专”队员,押着我离开队里的集体宿舍,送到“牛棚”。 此“牛棚”非当年的茅草房可比,是一座钢筋混凝土大楼的负二层,一个十来平方米的半地下室。背山临水,只有一扇窗户对着一个大水塘。为防逃跑,窗户上新装上比大拇指还粗的铁条进行封闭。
地下室约有四米多空高,为防自杀,原室内连接电灯的开关线,全部剪掉,移到室外。室内没有其他家具,只有一张单人床,是我睡觉的;一个小木箱和一个小凳子,是我写检查交代用的。电线从室外直接接到室内天花板上,一盏200瓦的白炽灯,不分昼夜,24小时照在头顶。木门上面的木板,被换成透明的玻璃,以方便监视。“群专”队员每班两人,三班轮换,从不间断。
第二天开始,每天清晨六点半,工地上广播响起《东方红》,我就必须起床。不准洗脸漱口,由看管的两名“群专”队员押着,带上《毛主席语录》到食堂中间的毛主席像下,立正站好,将语录本放在胸前大声说:“反动阶级的孝子贤孙李中石,向毛主席请罪!”说完低头肃立,作认罪反省状。
大约两三分钟后,再将语录本向右上方举起,高呼:“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如此呼喊三遍。这一过程,“阶级敌人”和革命群众,祈祷模式,一模一样,享受同等待遇,但分别进行。仪式完成后,才能去洗脸漱口吃饭。
白天主要是监督劳动,打扫厕所、为食堂挑煤挑米挑菜;下午用筛子捡没有完全燃烧的煤炭花,再将煤炭灰挑到围墙外的垃圾堆倒掉。或者去工地旁边,开垦的菜地除草,施肥。所有的活动都有“群专”队员寸步不离,全程监督。
晚上,全队几十个人聚集在食堂开批斗会。我被挂上一块和后背写着同样字的纸板,两个身强力壮的“群专”队员,分别用一只手抓住我的左右手,另一只手按住我的头,称之为“坐飞机”。揪上台后,进行揭发批斗。“打倒反动阶级的孝子贤孙李中石!李中石必须老实交代!”口号声不绝于耳。开完批斗会,再回到地下室写检查、交代。



关押没有几天,专案组的李某某来到“牛棚”训斥说:“你口口声声说你不知道你父亲的情况,今天就老实交代你自己的罪行吧。”我除了交代自己在食堂打饭时几次插队,“破坏社会主义秩序”外,实在想不出什么“罪行”。他单刀直入说:“1958年,你去派出所是为什么?”
经他提醒,我一下子就记起来了。那年我九岁多,在我住的大杂院里是出了名的“孩子王”。我自任“总司令”,有几个差不多大的孩子,分别任“军、师、旅、团长”,好像营以下的“官”就没有人当了。以我为首的一帮小孩,经常在院子里大呼小叫打进打出。我不知道从哪里找了一个旧的手枪皮套,做了一个木头手枪,用墨汁涂成黑色,放在枪套里“耀武扬威”。哪知这下惹了大麻烦,大杂院里牢记“时刻不忘阶级斗争”的叶老太婆,跑到派出所报告说我有真枪套,还说“有套必有枪”!管段户籍将我带到派出所,叫我交代枪套的来源。我完全记不得枪套是哪里找到的,虽然户籍反复呵斥、恐吓,但我实在记不起。在派出所“理抹”了近两小时,训了一通后,写“保证书”,不再叫“总司令”了,没收了枪套,才放我回家。后来我才明白,因为我父亲在抗日战争时期的陪都警察局工作过,虽然后来已经离职经商,却仍被视为“反动军官”,“镇反”开始后,父亲被那“红色恐怖”吓得离家出走,从此生不见人死不见尸。我玩的那个手枪套,就被怀疑是我父亲留下的,甚至怀疑家中是否还有父亲留下的手枪……
万万想不到,儿童时期的顽皮,居然成了文革中必须交代的“罪行”!我仍然“不老实、顽抗到底”,交代不出枪套的来源。
直到2017年,几十年不见的老邻居重聚,叙旧中偶然提到这件事,坐在我旁边小我两岁的夏启林,放声大笑:“你记不得了哇?枪套是你拿三本娃儿书,从我这里换去的。”
原来我们住的大院里面,另外有一栋房子,是原太华楼派出所驻地。五十年代初,派出所的民警除了留用的旧人员,大多是部队军人转业复员的。当时夏启林的父亲在派出所当炊事员,把转业军人扔掉的旧枪套,捡回来给他玩,他就用来跟我交换了被我们称作“娃儿书”的连环画。
几十年了,我的这一“冤案”,才“真相大白”。



从做“电影演员”的美梦,到打成“阶级敌人”,二十来岁的我,一下子从天堂跌到地狱,无法面对这残酷的现实。父母早已离去,孤身一人,万念俱灰。与其生受其辱,不如一死了之,结束自己的生命。尽管有过这样的念头,却因看管严密,一直找不到机会。
我认为尽管自己“出身不好”,但党的政策是“出身不能选择,道路可以选择”。我一直是努力学习,坚持“改造思想”,一心“背叛反动阶级”,“坚决跟着毛主席干革命”的!我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我不是“反动阶级的孝子贤孙”!参加石油会战后,我大部分时间在宣传队,在作业队里工作的时间极少,队里同事自然对我个人的“现行罪恶”,无法“揭发批判”,只是反复要我交代父亲的“反动罪行”,而我父亲出走失踪时,我才四岁,连父亲的模样都记不清楚,从我记事起,母亲为了我们不受影响或年幼无知惹出什么事端,早就将父亲所有的照片、文字资料付之一炬,家里没有留下父亲的一张照片或者其他有关东西,似乎父亲这个人从来就没有出现过——直到我年近古稀时在档案馆查到父亲的有关档案,才看到了父亲照片上的模样……我哪里说得出他什么“罪行”!完全不会想到,我连模样也记不清的父亲,会对我的人生带来这么严重的影响。
“群专”队员揭发我父亲的“罪恶”,主要是在重庆外调得到的材料。这些我完全不知道,“交代”更是无从谈起。年轻气盛的我,在批斗会上据理力争。但铺天盖地的口号声,淹没了我的辩解,没有人听我的解释,“只有老实交代认罪,才是唯一出路!”
我不服,这不是“毛主席的政策”,这是他们背着上级在乱搞!我想到了局军管会的军代表,几年来我一直在局宣传队,我的表现,军代表一清二楚,是了解我的。不能这样被冤枉,我要找军代表申诉!我坚信军代表一定会为我作主,还我清白的!
资中工地离石油会战总部红村所在的威远县一百多里,怎么去?看管严密,怎么可能离开?
我开始想办法,在打扫厕所时,发现厕所替代了一段围墙,一厕两用。院子里的人可以使用,墙外公路上的人也可以使用。厕所中有一段隔墙没有封顶,只有约两米高。踏着厕所蹲坑的隔板,可以很容易翻到公路一侧的厕所,走到墙外的公路。
一个星期天晚上12点多钟,我开始行动,里面穿上一件工作服,外面披上那件棉衣,捂着肚子“哎哟、哎哟”直叫,要求上厕所。
看守人员送我到厕所门外,叫我解完便再叫他。我走进厕所,马上脱下棉衣。借助昏暗的灯光,飞快地从蹲坑的隔板上爬过围墙,三步并作两步跑出那边的厕所,穿过公路,爬上对面的小山岗,钻进一片茂密的灌木丛藏起来。
我不打算马上离开,我清楚地知道,自己的两条腿是跑不过汽车轮的。我在山坡上一棵可以俯视院子的小树旁坐下,静静地注视着我们队居住的大院。
过了十来分钟,院子里突然口哨声大作,灯光全开,照耀得如同白昼。声嘶力竭的叫喊声响成一片,所有人迅速集合,“群专”队员个个摩拳擦掌,“李中石跑了!”“一定要抓住他!”愤怒的呐喊声,我在山岗上听得清清楚楚。
他们很快爬上两辆汽车,从大门开出。大概以为我要跑回重庆,他们兵分两路,沿成渝公路,分头向资中、内江火车站追去。
恐怕他们连做梦也没有想到,我并没有走,就坐在公路对面的山坡上,看着正在发生的一切。
大约一小时后,两辆汽车无功而返,先后回到院子里。再过了一会儿,宿舍的灯关了。估计人们已经入睡,我才离开山坡。担心再有汽车来追,我没有走公路,而是走上铁道,借助昏暗的月光,高一脚低一脚,在枕木上行走。
天蒙蒙亮,在车站旁的路边店,我用早就准备好的粮票和钱买了早餐吃了。我知道每天威远煤矿有运煤的大卡车,在资中火车站把煤卸下后就会返回威远。在货场,我偷偷爬上一辆卸完煤后正要返回的大卡车,向威远出发。
这一带的山路,我走过多次,十分熟悉。车过越溪镇,离红村已经不远了,我担心被人发现。趁爬坡时车速减慢,赶紧跳下车,从山上的小路绕开街道,继续向会战总部所在的红村走去。
第二天下午三点多钟,经过一天一夜的奔波,疲惫不堪的我,终于走到了红村。走进局军管会的办公室,见到熟悉的军代表,像见到久别的亲人。21岁的我,对着军代表,放声大哭,心中的冤屈像开闸的洪水,奔涌而出。
出乎意外的是,过去亲如兄长的军代表,见到我却显得十分吃惊和严峻,完全不听我的哭述,很快叫来一辆车:“你的问题,回到你们处里去说。”马上安排两个人,押着我一起上车,把我送到十多公里外的筑路处机关红七村。
一下车,没等我回过神,几个彪形大汉不由分说一拥而上,一根打湿水的棕绳,一下子套在我的脖子上,双手反绑后,再将绳子使劲往上提,我疼得叫不出声,几乎昏了过去。
一块写好的大黑牌,挂上我的前胸。不让我吃晚饭,当天晚上,处机关批判“走资派”的大会上,我作为妄图翻案的阶级敌人,被押上台陪斗。第二天一早,专车再把我送回资中。
经过这一番折腾,我横下一条心,公开跟“群专”队头头叫板:“只能文斗,不能武斗。谁对我动手,我就跟谁拼命!”
对我这样“气焰嚣张的阶级敌人”,好像他们也没有什么好对策。从此以后,就只呼口号不再动手。后来得知当初积极整我的“群专”队头头,在我走后也因在开会时喊错一句口号而被揪了出来,冥冥中好像走了个“轮回”。
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开始我还老老实实写检查,“深挖”自己的“思想根源”。后来发现检查根本没有人看,就留下一份底稿,每天照抄一份交差。专案组的人照例会装模作样地说:“今天的检查比昨天深刻……”看管的“群专”队员,闲来无聊,晚上趁没有其他人时,还找来象棋与我“对杀”。
关押“牛棚”将近一年,1970年底,石油筑路处撤销前,将我提前“遣返”回重庆,结束了我第二次“牛棚”生涯。

补记:1974年7月4日,四川省石油局保卫处长王富春(原筑路处保卫科长),原筑路处二大队大队长冯亮,专程来重庆,找到我正在做临时工的单位党委,当面烧毁了大约一尺多高关于我的“黑材料”,补发《完工证》,为我“落实政策”——所以我一个人的《完工证》上的临时工工作时间,比其他正式解雇的临时工要多出几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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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昨 天》第一三七期
帖子发表于 : 周日 9月 29, 2019 7:53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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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乱世】

文革中期我在四川石油地调处

陈永迪

到石油局报到的波折

1967年12月,我离开生活学习了六年的北京地质学院,回到我的家乡成都。
我被分配到四川石油管理局,局机关位于成都市府青路一号桥旁。按规定到局干部处报到,一位接待我的干部说,局的领导机关是会战指挥部,在威远红村,必须到那里去报到才行。他还告诉我,从成都到威远的长途汽车要经过红村。不知为什么他没有告诉我从成都的石油局机关每天有交通车去威远红村,是要故意“考验”我吗?
第二天我坐上到威远的长途公交汽车,公交车破烂不堪,像老牛一样喘着粗气在坑洼的老旧公路上缓慢爬行,150多公里的路程走了两天,途中在仁寿县的正兴镇住了一晚上。到了红村,远远地看见一片山坡的斜面上修了一排排“梯田”式的平房,那就是四川石油会战指挥部。看了这情景,我感到很别扭,心想四川石油会战的指挥机关不在省会城市,要建在这交通闭塞前不沾天后不着地的鬼地方,不知道那些官老爷是怎么想的。
一位负责学生分配的干部接待了我,他说根据你的专业——石油地球物理勘探,把你分到地质调查处(简称地调处),地调处现在还没有成立革委会,两派也没有联合,为你们的安全着想,先回家等通知,工资照发。
我又回到成都,在家拿着工资“待业”了8个月。
1968年8月,我又接到去局里报到的通知,这一次没有再要求到红村,局军管会干部组就设在成都的局机关大院里。干部组直接把我分到当时在成都附近新繁镇的地调处五大队,五大队又将我分到下属的283队。地调处机关当时在南充市,为什么干部组要将我们这批学生越过地调处直接分配到大队?干部组的军代表向我们道出了隐情,他说:“地调处属于五十四军军管,他们不听我们的,开会不来,来了就吵架,我们没办法,只有把你们直接分配到基层。”
当时,四川石油局在不同地区不同部门的军管会军代表分别由成都军区和军部驻重庆的五十四军派出,他们支持不同的派别,局军管会支持在局机关和下属许多部门占主导地位的四川石油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川油司),属于成都的八二六派;而地调处机关驻南充,南充势力大的一派“临联”是与八二六派对立的,五十四军支持“临联”,派到地调处机关的军管会当然支持加入“临联”的一派。这样,不光是两派群众组织没有联合,不同观点的军代表也很难合作。

地调处五大队当时现状

地调处的两派,一派叫川油司地调野战部队(简称地野),是地调处的多数派,以野外队的职工为主。处一级称地野,各大队称兵团,按大队编号命名,例如五大队叫地野五兵团、四大队叫地野四兵团;另一派在南充加入了临联,以处机关职工为主,也包括各野外队因各种原因与地野有矛盾的职工,相对应的各大队称战团,例如五大队的临联派称五战团,四大队称四战团。两派人员分别居住,临联派住南充,地野各兵团住在各大队的住地,两派群众大部分时间不见面,大大减少了冲突的机会。地调处的职工都归属了某一群众组织,这不完全代表他们的派性倾向。只因旧的行政机关已经瘫痪,职工的工资福利、医疗报销、出差补助等总得有一个机构来办理,地调处军管会认可野外队由地野各兵团代行管理,处机关由军管会直接管理。
地调处当时有5000多职工,干部和技术工人中大部分是从华北物探局、甘肃玉门油田抽调到四川参加石油大会战的,我们称为华北队、玉门队。由于突如其来的文革冲击,石油部在四川组织的石油大会战已经被迫停止,当时地调处各单位处于停工状态。现在看来,当年的四川石油大会战是错误决策,在石油资源不清的情况下,盲目组织大批人马上阵,浪费人力物力,就是没有文革也会招致失败。
我所在的283队是玉门队,队长、指导员、技术骨干都是玉门油田来的,他们是国企正式职工,大概有二十几人,其余六十多人是合同工、临时工以及“叉叉工”。合同工就是招工时与石油局签订了合同工用工合同的工人,从泸州地区、从威远、荣县来的属于此类;临时工是招工时签订了临时工用工合同的工人,南充地区来的属于此类;四川石油局在重庆招工,时间紧、需求量大,重庆劳动局又急于将大批家庭出身不好的待业青年送走,双方一拍即合草率从事,简单到什么合同都不签,只填了一个招工表就搞定,重庆娃戏称自己是“叉叉工”。意思是重庆来的既不是合同工,也不是临时工,身份不明打×,四川口语把×叫叉叉。为了叙述方便,将他们统称临时工。
在新繁待了一个多月,1968年10月中旬,地调处军管会命令各野外队全部搬回南充集中。在南充,五大队被安排在南充一中和女中暂住,文革期间学校“停课闹革命”,学校里既没有老师也没有学生,正好被地调处各野外队利用。一中和女中位于南充市中心的大北街上,一中靠北,女中靠南,相距300多米。283队大部分人住女中,少数人住一中。每天的活动依然是上午学习,下午“放马”自由活动。所谓学习,也无非是点个卯,表示其人还在队上,作为发工资的依据。
当时的南充,社会秩序基本稳定。地调处两派分住两地,既不辩论,也不见面,自然不会发生武斗。我第一次见到五兵团的对立面五战团的人,是一年半以后的“一打三反”了。

“五兵团司令”王寒开

五兵团的“司令”王寒开,是长春地质学院物探系1965年毕业的,分到地调处就参加会战。领导看在王寒开贫农出身血脉正统的份儿上,把他调到处会战宣传组。宣传组的重要任务就是包装“标兵”,编造“豪言壮语”、制造“先进事迹”。王寒开看不惯,经常给领导找点坡坡来爬,指责这篇稿子不真实那篇稿子有问题,领导听着烦,干脆一脚把他踢出宣传组。文革一来,王带头贴大字报,是地调处最早的造反派。血统正、造反早,使他很快进入兵团勤务组。毛选是他的圣经,中央文革的讲话是他的圣旨,某种程度上说,王是个理想主义者,与那些只会祝“万寿无疆”的人相比,他是真正的信徒。为了弄清某一句话他会不辞辛劳地查阅马列原著。
他听说新来的大学生里有一个北地东方红的,于是请我去见面,我们一见如故。他邀请我参加兵团宣传组,帮助抄抄写写,我本不情愿,看在王寒开真心诚意的份儿上同意了。有一次,他拿着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向我推荐,说这本书是马克思赞赏的好书。五兵团“勤务组”(当时对群众组织领导班子的统称)的其他成员都是工人,没有办事能力,大事小事都要王寒开拍板。王严于律己,手上有财权、车辆调配权、物资分配权,从来没有为自己谋过私利。胡作非为的“天棒”恨他,在这些人眼里他是个油盐不进的家伙。他善待各小队原来的队长、指导员,我就听他对“勤务组”中的一些工人讲过:“小队的队长、指导员算什么走资派?他们只是执行上级的指示,我们五兵团一定要团结这些人,你们不要把他们推到对立面去。”五兵团“勤务组”作一些重要决定前,他都要征求原任小队长、指导员的意见。队长、指导员大部分留在五兵团,老职工大部分留在五兵团,与王寒开的善举有很大关系。成立革委会时,他被结合为群众组织代表。但是王的最终下场并不好,打倒“四人帮”后,他被定为“帮派分子”,关押了一段时期。释放前,要求到各单位做一次检讨,以示“取得群众谅解”。当时我在地调处电子计算中心(后来称物探解释中心)工作,趁早饭后的短暂时间去招待所看望他。他拿出写的检讨给我看,我浏览了一下,写的都是套话,可是他忘记写上最大的套话:“我之所以犯错误是没有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没有认真改造思想,我对不起毛主席,我向毛主席请罪!”当我给他指出来时,他惊得嘴都合不拢,握住我的手说:“对对对对对!谢谢你!谢谢你!我怎么把这么重要的内容都忘记了!”紧接着他拿出笔将这几句话添上了。其实,王寒开正是学得太认真,跟得太紧才落到今天的下场。以后,听说他是坚定的“五毛”,此为后话。

群众组织撤销后都成了“逍遥派”

在宣传组其实没有多少事可干,主要任务是“最高最新指示”发布时,提着浆糊桶到街上刷标语,有时刻刻蜡纸印传单,无非是首长讲话、小道消息之类。
换防到南充的十三军37师对待两派基本公正,37师派到地调处的军管会主任孙政委,刚上任时召开过一次大会,除了宣讲毛泽东思想伟大,就是反复强调军管会一定按照林副主席的指示“一碗水端平”。实际上军管会也是这样做的,他们从云南来到四川,与四川原来的两派没有纠葛,没有恩怨,这是十三军能够“一碗水端平”的客观条件;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因素,为召开“九大”,中央的方针是尽快结束群众造反运动,在“大联合”的名义下撤销各派群众组织。十三军对中央的意图心领神会,对两派群众组织都没有兴趣,甚至对结合进革委会的群众组织代表也不以为然。
换防不久,37师在南充体育场召开了盛大的群众大会,我们整齐地坐在台下。37师师长发表讲话,讲的什么内容已经记不清了,但是其中的一段话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他说:“江海云,一个大学还没毕业的学生,当了省革委副主任。什么是省革委副主任,就是文革前的副省长。我们这些爬过雪山,走过草地的老红军都不如她!”以后的事实表明,两派的头头都进了“学习班”,都被老账新账一起算。
地调处军管会逐步边缘化两派群众组织,把依靠对象转向原来的老干部。地调处的领导除党委书记林运根是知识分子干部,其他各位处长、副处长、政治处主任都是五十四军的转业军人,他们与十三军的军代表本是同根生,相互信任没有障碍。地调处还没成立革委会时,这些老干部就已经代表军管会到处作指示了。
两年的文革动乱没有给群众带来任何好处,人们的热情开始消退。普通百姓只关心自己眼前的生活,对两派的争斗已经厌倦,用他们的话说就是:“管他牛打死马,马打死牛,与我们有啥子关系!”
从天府之国的新繁来到贫穷的川北南充,最大的感受是生活水平直线下降。大食堂每天吃的是白菜、萝卜、笋瓜,十天半月见不到一点油星,刚到时还顶得住,时间一长就感到痨肠寡肚。“逍遥派”已成主流群体,他们的生活轨迹是白天逛街、晚上打牌,星期天“打平伙”(几个人合起来弄吃的)。逛大街纯粹为了消磨时间,街上并没有什么可看的,商店里的货架上空空如也,老百姓日常生活需要的都要票证,什么布票、粮票、油票、肉票、糖票、豆票、烟票、肥皂票……数不胜数。文化生活极其匮乏,我当时住在一中,与南充市电影院一墙之隔,电影院只有一部《平原游击队》反复放映,影片里的对话和音乐清晰地传到我们住的房间里。每天中午,和我一起住的一个小伙子听到鬼子进村的音乐就从床上爬起来,翻过围墙去电影院,他说赶到电影院鬼子刚好进村。看完回来继续睡觉,每天如此,乐此不疲。晚上牌友聚会,几张课桌拼在一起进行棋牌大战,那会儿不敢公开赌钱,惩罚输家的方式是钻桌子。
不打牌的以茶会友,几个人凑在一起,边喝边聊,天下多少事“都付笑谈中”。我对从未谋面的五战团的情况有兴趣,想知道为什么这些人会成为五兵团的对立派。他们就给我讲了很多故事。例如五大队技术负责人杨某,我们北京地质学院物探系60年的毕业生,是个工作狂,除了吃饭,一天到晚泡在解释室,年近30还是光棍一个。一些人认为杨某出身地主,又是技术权威,于是把杨某挂上“反动学术权威、地主阶级孝子贤孙”的牌子,拉到新繁的街上游斗,不断有人上来打他,直到倒地不起。杨后来逃离新繁躲到南充,加入五战团寻求保护;大队长朱恒轩,14岁参军的小八路,仗着自己根红苗正,对加在头上的“走资派”帽子不服,被打得口吐鲜血住进了医院,他老婆是成都军区51医院的医生,亲自到新繁来接他,从此与五兵团势不两立;重庆姑娘朱某到自贡看病,搭大队部的顺路车,晚上住在一个小场镇的旅馆里。那司机谎称自己是单身,要和朱某结为夫妻,在女方极不情愿的情况下发生了不该发生的事。文革一来,人们不是谴责那位缺德的司机,而是把受害者朱某拉来批斗,没完没了地追问那天晚上的细节,然后把她剃成阴阳头……就是这些被侮辱被损害的人,组成了与五兵团势不两立的五战团。
闲谈虽然轻松,也潜藏着风险。后来“一打三反”的实践表明,在漫不经心的闲谈人群中,潜伏着阴险的告密者。四大队的“吴志伟反革命集团”就是告密的受害者,后面会做介绍。
最愉快的是“打平伙”。星期天,几个合得来的人凑在一起,把学校的树枝收集起来,找双职工借来炉子,会讲价的上街买菜,会炒菜的掌勺,费用平摊,就是今天的AA制。肉很难买到,因为需要肉票,青蛙和鱼是打平伙的佳肴。青蛙是田间产物,农民晚上打着电筒去抓,白天拿到自由市场上换钱。鱼是农民鱼塘里养的,不需要票。买这些东西不一定都用人民币,石油职工手上的粮票就可以换钱,野外队职工的定量都很高,工人每月48斤,我也有45斤,一般用不完,正好用来以票易物。
“打平伙”还使我收获了爱情,认识了我的终身伴侣,我们同队的一位重庆姑娘。我发现她特别勤快,总是不停地做事,吃完饭大家都懒得动了,只有她还在收拾残局。她姓袁,家住重庆城里七星岗附近。父亲在家具厂当工人,母亲在街道小厂就业,两人的工资加起来不到50元,兄弟姊妹5人,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她告诉我,上学的时候根本没有好好学习,一下课就忙着缝袜子,一双袜子一分钱,一天也挣不到一毛钱。她是老大,父母忙于生计,她还要照顾年幼的弟妹,贫穷与责任造就了她勤劳、善良、吃苦的好品质。我从小娇生惯养,生活常识一无所有,就想找一个贤妻良母型的伴侣,眼前的这位真是天赐良机。为了叙述方便,以下称她为小袁。

“工人阶级”内部的“阶级歧视”

地调处深层次的矛盾在内部,而不是表面的派系之争。
首先,职工之间的待遇与身份不平等。华北队、玉门队的职工身在四川拿着华北、玉门的工资(一般每月50元以上),无论出工与否、无论身在何地,每月15元野外津贴照发,端的是铁饭碗,大部分人出身贫下中农,自诩根红苗正;反观队上的临时工,同样的工作工资少了一大截(一般每月30元),停工时野外津贴取消,出工只拿一半7.5元,端的是泥饭碗,大部分人家庭出身有“问题”。其次是工作分配苦乐不均,地震队的普工按劳动强度从高到低排列,依次是钻井、放大线、测量、检波工、炮班、守库房,华北队、玉门队的职工大多从事后三种,而劳动强度大的钻井、放大线、测量是临时工的活。经济待遇的不平等,身份悬殊,形成了新老职工思想与感情的对立。临时工把华北队和玉门队的职工称为“老果果”,老果果不仅在经济上、身份上有优越感,在感情生活上也占尽便宜。野外队男多女少,重庆姑娘天生丽质,成为那些没有结婚的老果果们捕猎的对象。地调处流传着一句顺口溜,讽刺找老果果的姑娘:“不怕胡子深、只要戴瓦斯针;不怕胡子白,只要戴英纳格。”当时能戴上瑞士瓦斯针、英纳格手表是有钱的象征,就像今天有车有房一族。其实,老果果并不老,大多数人年龄在25至30岁之间,而大多数临时工的年龄不足20岁。顺口溜反映了年轻临时工酸溜溜的嫉妒心态。
再有,石油大会战把人当奴隶使唤,加深了官民之间的矛盾。从1965年大会战开始,提倡的就是“先生产后生活”、“苦战恶战”、“不讲条件不计报酬”那一套,一般情况从早晨六点干到晚上八点钟,若要搞突击(即要提前或超额完成任务),更是不分白天黑夜连轴转。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没有星期天,没有假期。工作中稍有不慎就被点名批判,当众检讨,不仅工人,就是技术干部也在所难免。仪器操作员首当其冲,仪器有故障他们要负责,完不成任务找他们算账。野外职工没有固定的生活基地,一根扁担,一头挑行李,一头挑行军床,走到哪儿那里就是家。文革给了人们向当权者报复的机会,1966年12月在地调处批斗会战总指挥张文彬时,有人强迫他爬进地调处的大门,就是以怨报怨的过火行为。文革初期,小队的队长、指导员也成了“走资派”,纷纷挨斗。“一月夺权”后,各小队选出的“勤务员”清一色的临时工,老果果们不服,私下里骂他们是 “几个跳蚤顶不起铺盖”。
“家庭出身”、“阶级成份”的歧视,加深了群众之间的裂痕。1968年,伟大领袖说了:“文化大革命是共产党与国民党斗争的继续”,造反运动初期曾遭到一致批判的“血统论”又死灰复燃。一次我和一位南充临时工出差同行,他也姓陈。晚上睡在小镇的旅店里,他唉声叹气翻来覆去睡不着,我问他啥事想不通,他说:“你听说过没有,耍朋友要问出身。”四川人都把找对象谈恋爱叫“耍朋友”,这位老兄自报出身地主,当年已经28岁,一直苦于找不到对象,他自己找的、别人介绍的已经记不清楚有多少,全部告吹,原因只有一个:出身地主。他想不通,说:“耍朋友就是耍朋友,关家庭出身啥子事?看我本人就行了嘛!”我本来想用“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的大道理宽他的心,可这些道理在残酷的阶级歧视面前显得那样苍白无力,我只能说,这是没办法的,你也找一个“成分高”(即成份差)的吧。此后,常见他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引来我深深的同情。那个年代,如果姑娘不讲阶级出身找个“成分高”的老公,自己的前途也就堪忧了,谁也不敢草率行事。地调处的临时工,从农村来的家庭出身大部分是贫下中农,从城市招来的相当多的人家庭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在阶级歧视面前,这部分人感到巨大的压力,好像陷进了沼泽一样爬不起来。队上有一个重庆姑娘,工作表现很好,字也写得不错,领导把她选到解释组画图,这是一般女工羡慕的不晒太阳不流汗水的好工作。可是,开会发言时她总是哭,说她感到自己没前途,表现再好也没用,因为她家庭出身资本家,永远得不到翻身的机会。其他同病相连的重庆姑娘也跟着哭。

“一打三反”中留苏生李忠文惨遭处决

1969年底,玉门队接到通知,回甘肃去参加“长庆油田会战”。凡是签了正式合同的合同工都要随队而去,到长庆再转正,新分来的大学生一律留在地调处。到了长庆,队长、指导员官复原职,借“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之机,将参加过造反的合同工打成“反革命”。所幸会战任务繁忙,整人的事很快收场,再加将合同工打成“反革命”的理由不充分,去玉门的合同工陆续被解放,只是少数参加过武斗的被关押了较长时间。
万幸!我没有跟随而去,虽然我没有得罪过老果果们,但在他们眼里,我和造反派是一丘之貉,到了玉门不会有好果子吃。后来从长庆回来的合同工朋友告诉我,老果果反复追问他们和我的关系,问我出了多少馊主意。
1970年3月初,春节刚过不久,当时并不知道中央要搞什么“一打三反” 。只感觉南充的气氛比较紧张,公判大会一个接一个地开,每会必杀人。
我参加过一次杀南充石油学院讲师李忠文的公判大会,我表姐夫也叫李忠文,是我们北京地质学院的讲师,因两者名字相同、职称相同,所以我印象深刻。李忠文是五十年代的留苏生,我表姐也是五十年代的留苏生。那时考留苏生比现在考博士还难,我表姐说,她考留苏生那年,整个西南地区只有五个名额,政治上的审查更是严苛,能当留苏生是精英中的精英。李忠文从莫斯科石油学院石油化学专业毕业,分到南充石油学院,是院领导看重的业务骨干。因教学科研成绩斐然,破格提拔为讲师。公判大会前在南充一中办了一个“打击反革命活动展览会”,李忠文的事作为典型案例展出,他在《毛泽东选集》上写了一些字,批写的原件被当做“恶攻”罪证放在展览室的玻璃柜里。走过展柜时,我伸长脖子想看个究竟,看清橱窗里的说明中有:李忠文恶毒攻击毛主席的计划生育政策是祸国殃民。
公判大会那天,李忠文被五花大绑推到台上,一根粗铁丝紧紧地箍在他的嘴里,铁丝沿脖子绕一圈打成绞绞,嘴唇已被铁丝箍烂,鲜血从嘴里涌出,将衣服染成红色,李忠文满头大汗,胸部剧烈起伏着,显示呼吸困难。但是眼放凶光,那神情仿佛要和主席台上的军人拼命。李忠文的“嚣张气焰”引来台下一阵轰动,看着这情景,我心里充满了悲哀。1980年,李忠文平反了,离他被冤杀正好十周年。
1970年4月底,五大队按照地调处军管会的安排,集中到南充石油学院开展“一打三反”运动。当时的石油学院一片凄凉,不见人影,荒草丛生、房屋残破不堪,像遭了一次打劫。石油学院的教职员工已经全部下放到贵州遵义的五七干校了。
五大队分住在主教学楼和后门外小水库旁的一栋独立宿舍里。水库是专为南充炼油厂生产用水而修建,水库旁有一块空地,一条小路从空地向石油学院后门延伸。空地大约有四五亩面积,建有宿舍和篮球场,宿舍楼五层,地板是木质的,经过清洁后发出油漆的亮光,比我们在城里一中、女中好很多。一个房间有四张上下铺床,可住8个人。283队不到40人,分了6个房间,再加一间单独的办公室兼会议室。
大队“一打三反”领导小组由军代表、老干部和群众代表组成。实权掌握在原大队长朱恒轩手里,各小队成立了小队领导小组,实权掌握在原小队指导员手里。我们8字号的小队都是玉门队,老职工和合同工去参加长庆油田会战了,剩下的是临时工和刚分来的学生。283队没有“老干部”,派来一位大队部的司机余师傅当领导。余师傅二十七八岁,参加过大庆油田会战、胜利油田会战、华北油田会战,年龄不大资历不浅。说话文质彬彬,不像一般司机那样粗野,有一定表达能力和分析能力。我是队上唯一的大学生,此前与五大队两派的纠葛无关,成立小队宣传组时,余师傅叫我承头,我的任务是开会作记录、写稿、出墙报。
到石油学院的第二天开动员大会。先宣读“一打三反”的文件,接着军代表刘副营长讲话。刘副营长瘦瘦的身材,黝黑的皮肤,满脸的络腮胡子,那形象很像电影《平原游击队》里方化扮演的鬼子中队长松井。他说话嗓门大,时不时敲击桌子,把喇叭弄出啸叫声。刘副营长号召大家要大胆揭发反革命分子,有解放军给你们撑腰,谁敢打击报复绝不留情。对派头头也不要怕,他说,云南的武斗之花“滇挺”就消灭在他的机关枪下。最后,他宣布纪律,运动期间一切行动听指挥、不准擅自外出、不准回家、不准相互串联,每天早晨6点起床,上午7点半点至11点半、下午2点至6点、晚上7点至9点,三个时段为学习时间。
一天傍晚,篮球场上传来紧急集合的哨音。各小队迅速赶到,沿着篮球场的周边围成一圈坐下,中间留出空地。军代表何副营长宣布开会,把一个重庆崽儿(对重庆小伙子的俗称)推到空地中央站起,何副营长说这是个“天棒”,今天就是要教训一下“天棒”,叫他交代在武斗中干了哪些坏事。那崽儿圆瞪着两眼一言不发,人群里响起了喊声:“老实交代!”“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有人跳出来揭发,说崽儿在南充住的屋里放“反动歌曲”《洪湖赤卫队》,为“土匪”贺龙唱颂歌……说得兴起,上去给了崽儿一个响亮的耳光。有人一看可以“打欺头” ,一群人一哄而上围着那崽儿,有的抓住他的头发,有的拧胳膊,有的在他身上练拳,崽儿开始不服,抵抗了一阵,终于寡不敌众倒下去了。我注意到打人的都是临时工,老职工没有一个动手的,心里掠过一丝悲凉:“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何副营长站在一旁冷眼相看,我身旁边几个小伙子对何副营长的无所作为很是愤怒,只是不敢吭声。显然,这是一场杀鸡给猴看的表演,从那以后,“天棒”们老实了许多。

“一打”的重点是打击造反派

283队只有一个老师傅、一个大学生、一群临时工,这种结构要完成“一打三反”的任务实在困难。反“贪污”,能贪的是有权的人,临时工想贪还找不着门;反“浪费”,浪费对于每月只领30元的临时工来说,是可望不可及的奢侈行为;反“投机倒把”,投机倒把是商人的专利,临时工沾不到边。我们几位骨干在余师傅的办公室里绞尽脑汁想找突破口,有人提出查伙食管理员的账。每个小队都有一个伙食管理员,大部分由临时工担任,是临时工群体里唯一掌握钱财的人。他们有一定的采购自由度,账目与实物之间也可能会有差距,贪点小污是有可能的。有人提出由我承头去查账,听到这个提议我心里一愣,算伙食账做个加减乘除什么的没问题,但是要查出其中的猫腻就难了。我从小在军区的食堂里吃饭,饭怎么弄菜怎么炒都不知道,要我去查伙食团的猫腻也确实难为了。正想发表意见时余师傅说话了,他说叫老陈去查伙食账不合适,他刚从学校毕业,对很多实际情况不了解,换个人吧。我立马表示赞成。伙食账目清查小组由队上几位年龄比较大的人组成,他们老于世故,自认为对管理员的几个“猫腻”点一清二楚。管理员的账经过几个星期的认真清查,一无所获。
不久,有人揭发队上有一位岳池来的临时工有投机倒把行为,请示大队派人去调查。任务落在我和282队的老潘身上,老潘是北京石油学院毕业的学生,和我同时分到五大队,我们关系不错。到了岳池就找当地的居委会、派出所了解情况,结果大失所望。其人在困难时期没有饭吃,到生产碗的厂家买批发拿到城里零售,中间赚点小差价。老潘认为这点事无足挂齿,困难时期老百姓生活确实恼火,倒腾点小买卖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扯不上投机倒把。回来后向军代表汇报,军代表同意我们的意见。眼见查“贪污盗窃”、抓“投机倒把”一项一项落空,下一步怎么办?
其实,大队是有准备的,随着运动的深入,人们都看出来了,“三反”只是虚晃一枪,真正的目的是“一打”。很快“一打”就成了重点,问题是 283队的临时工们对政治并没有多少兴趣,他们关心的是哪一天可能被解雇,锅儿吊起打。平时聚在一起,男工们聊社会新闻、女工们聊家庭琐事,要在这群人里抓“反革命”,实在是鸡蛋里挑骨头。五大队的领导们心中有数,他们真正要抓的是造反的头儿,但不能说破,怕惹到“派性”。余师傅心里也有数,要给小队的几个造反头儿安罪名,从抓他们“武斗”的表现开始。
四川石油系统有不少单位的人参加了1967年夏泸州地区的“武装支泸”,不过,283队正在洪雅的大山里出工,没人去参加那次武斗。但是,打砸抢四川荣军疗养院是有人去了的。
省荣军疗养院位于新繁镇旁,1967冬收工后,五大队各小队也住在新繁镇。在荣军疗养院疗养的都是战场上负伤致残的英雄,他们身体残废又没有亲人可以依靠,政府专门修建了荣军疗养院,让他们在这里治病、疗养、安度余生。荣疗里的伤员称为荣誉军人,老资格的参加过朝鲜战争,年轻的也参加过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在我们中学的语文课本里,他们都是“最可爱的人”。当时荣疗院也有两派,打刘张派(即要打倒省革筹负责人中的刘结挺、张西挺夫妇)占优势,保刘张派即八二六派处于劣势。1968年3月15日,中央首长接见四川军政领导人时发表重要讲话,说“打刘张就是为李廖翻案”、“就是刘邓复辟”。荣疗院里的保刘张派见时机成熟,就找川油司地野五兵团支援。五兵团集合了上百人,冲进荣疗院,见人就打,见东西就砸,把伤病员从床上拖下地……幸亏五兵团的一把手王寒开赶到现场及时制止,这次行动,既给荣疗院保刘张派帮了倒忙,又给五兵团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名誉损失。打砸荣疗院是伤天害理的缺德事,成为五兵团挥之不去的阴影,也是被对立派攻击的软肋。
大队领导小组这时将打砸荣疗院定为重点清查事件,各小队都积极响应。经过相互指证,283队去荣疗院的都是“老实人”,只是站在一边看热闹,没有人动手打人,更没人抢劫。打荣疗院的罪责,最后落实到一个临时工郭“天棒”身上,是他带队去打砸抢的。郭“天棒”被关押了一段时间也放出来了。那时候好像要有人命案才正式逮捕,郭“天棒”不够格。各小队的造反头目都做了检讨,一个个灰溜溜的,从此抬不起头来,打击造反派气焰的目的达到了。

挖出一个“反革命集团”

一天,余师傅突然点名重庆姑娘小李站起来交代问题。下面的群众跟着起哄:“老实交代!”小李一头雾水,站起来低着头,面色惨白,不知道什么祸事落到头上了,双唇紧闭一言不发。一个外号“戴老惨”的广安临时工跳出来,指着小李说:“小李,你老汉儿(四川人对父亲的俗称)解放前开银行,吃得好穿得好耍得好,日子过得安逸哟!解放后,银行没收了,你老汉儿遭关起了。你肯定恨共产党,老实交代干了些啥子坏事!”
小李是我女朋友小袁的好友,在小袁拿不定主意是否要和我建立恋爱关系时,是小李劝她,说我是个值得信赖的好人。我对小李一直心存感激之情。我没有跟着起哄,这种场面让我很尴尬。
几天后谜底揭开,余师傅告诉我,有人揭发小李收听“美国之音”,说是用我的半导体收音机收听的,我当时就说不可能,收音机一直是我在使用,怎么会到她的手里?余师傅说是我到成都出差,小李向小袁借的,她躲在屋里收听被过路的人听见了。事后,我去问小袁是否曾将收音机借给小李,她说根本没有这回事,我们一起去向余师傅作了说明。我还提出疑问,收听敌台是见不得人的事,如果某人真要收听什么敌台,也绝不会让外人知道,怎么可能将声音放大得屋外面过路的人都能听见呢?这不是找死吗?余师傅说揭发人也不太肯定,所以要小李自己主动交代。小李的态度是没有的事,打死不承认,此事斗了几天不了了之。
事情虽然没有落实,但是在小李解雇回重庆后,一直没有安排工作,她找到街道办事处的熟人打听什么原因,街办的人说她的档案里记了一笔收听敌台嫌疑的材料。
“戴老惨”是广安来的临时工,其人瘦小,年龄四十岁左右,脸上已经过早爬满了皱纹,眼神总是充满了忧郁,鼻梁旁的两道深沟使他的面相显得很凄苦,“戴老惨”由此得名。运动一来,“戴老惨”显得很活跃,开会必发言,言语极端而刻薄,几乎所有批判对象都受过他的攻击。他经常显摆自己是志愿军,参加过朝鲜战争,一副老革命的姿态。但是,余师傅并不信任他,开骨干会从来没有他的份儿。我就纳闷了,“戴老惨”家庭出身城市贫民,本人参加过志愿军,怎么混了十几年还是个可怜的临时工?
逐渐的,有关“戴老惨”的经历传到我的耳朵里。他是志愿军不假,据说在朝鲜时他的部队担任交通指挥,常驻在朝鲜老乡家里。当时,朝鲜的男人都上了前线,家里只剩孤儿寡母。“戴老惨”和房东大嫂日久生情,晚上睡在一起被人发现了。按当时的纪律“戴老惨”性命难保,可房东大嫂向部队领导苦苦哀求,部队领导看在中朝友谊的份上,把“戴老惨”调回国内,给了一个重重的处分,复员了事。从此好事与他无缘。“戴老惨”像疯狗一样到处乱咬人,其真实用意不言而喻。
不知不觉已经到了7月,“一打三反”像南充的夏天,温度越来越高。忽然从四大队传来消息,揪出了“吴志伟反革命集团”!
我听了很震惊,第一反应是:有没有搞错?吴志伟的女朋友是我们283队的重庆姑娘,因为她一笑就弯腰,像没有骨头一样,有人给她取了个外号叫“子”。“子”和吴志伟、小袁都是从重庆七星岗街道招来的,到地调处前都在钻前二团。我第一次看见吴志伟就留下了好的印象,小伙子很精神,用今天的话说很帅气,他小提琴拉得好,最喜欢拉的一首曲子是《新疆之春》,手法很娴熟。我们经常给他捧场,他也不谦虚,只要大家欢迎,会毫不犹豫地再拉一曲。吴喜欢和大家一起聊天,天南海北什么都聊,在我的印象中聊的多是社会新闻、生活常识,很少政治方面的话题,好像他对政治不感兴趣。我感觉吴这个人阳光、外向、喜欢表现自己。
“子”和小袁是好朋友,事发后我悄悄问过她,吴志伟到底是啥子问题,她说不晓得呀!四大队的专案组来283队找“子”谈过话,要她大胆揭发,可她实在揭不出什么东西。吴志伟是个很讲义气的人,他预感到自己要倒霉,在被抓以前,把自己辛辛苦苦存的50多元钱交给“子”,说他要是出了问题这点钱就给“子”,如果没问题这点钱就作为他们今后办喜事用。
不幸的是吴志伟被逮捕了。抓他的那一天,我坐在靠近主席台的位置。骄阳似火,炎热难熬,等了好长一段时间,“反革命集团”的成员才被带到主席台前排成一排,吴志伟排在最右边。军代表宣布罪状,没有什么具体内容,只说是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恶毒攻击文化大革命。然后宣布逮捕名单,第一个点到的是吴志伟。为了制造戏剧性效果,他身后早就埋伏着一名公安,在点到吴的名字时,那公安蹲下来抱住吴的小腿,用肩膀往前一顶,吴志伟就像木头一样直挺挺地栽下去了,公安人员再把他按在地上戴上手铐。
几十年过去了,我始终没有忘记那一幕。最近,看到吴志伟写的回忆录,才知道他当时是因为看不惯林彪,说林是个奸臣,被人告密而获罪。不仅吴倒霉,和他经常在一起聊天的兄弟伙也跟着受牵连,被“一网打尽”,成了什么“反革命集团”。他的案子完全是四大队的某些人和军代表急于立功而制造的冤案,上世纪八十年代彻底平反。吴志伟是一个绝不向命运低头的人,在监狱里自学成才,出狱后成为机械方面的行家里手。
秋天,高层出现了新的矛盾,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一伙向张春桥发起突然袭击,最高震怒,矛头开始对准林彪集团,拉开了文革历史上最惊心动魄的“宫斗”序幕。“一打三反”开始降温。
从9月下旬开始,在地调处军管会的统一安排下,结束“一打三反”运动,各小队陆续开赴生产第一线。283队的番号撤销,我被分到212队,开始了新的生活。

文革的一大成绩是把知识分子搞臭

212队工区在成都龙泉山脉。新来的大学生都要下基层劳动锻炼,我被分到2机场当钻井工。
机场打井实行四班三运转,每班3人,上八小时班,休息24小时又上班,四个班连轴转。我这个班的班长姓王,是泸州来的合同工,人长得很帅气,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眼睫毛比一般的男性都长,显得很秀气。别看他长得秀气,力气蛮大,四个人抬的钻机,他可以两个人抬着走。每次上班,工作服总是干干净净的,不像我们把上次穿过的“油蜡片”又穿在身上。王班长告诉我,他家庭出身地主,很小的时候老爸就去世了,对老爸完全没有印象。两个姐姐和他全靠老妈抚养,姐姐们都已成家。贫穷使他读完小学就辍学了,到石油局前在长江边上打临工,为公路打碎石,一方碎石卖几毛钱,饿了买一个烧饼充饥,余下的钱都用来买书,书是他最好的伙伴。王班长学历低,字却写得很漂亮,知识面也广,我们之间无话不谈,对王班长的敬佩和尊重成就了我们之间的终身友谊。另一位是荣县农村来的合同工,文化程度小学二年级,是个半文盲。除了上班,最关心的是家里的油盐柴米,每到4月份家里粮食吃光了,他就要到处借钱帮助家里度过春荒。在我和王班长闲聊(话题多涉及文革与政治)时,他从不插嘴,他说国家领导人,除了毛主席、周总理、林副主席,还有江青同志,其他的一概记不住认不到。对我们谈啥没有兴趣,他的眼里的大官就是小队指导员张胖子,张胖子要他向左绝不会向右。
“一打三反”后,地调处各小队的指导员、队长已官复原职,小队恢复了党支部领导。所谓党支部领导就是指导员领导,212队就是张胖子领导。地调处的工人除少数正式工外大部分是临时工,多数人是小学文化程度。政治学习照报纸上的文章表态,照指导员的讲话表态,不想思考、也不会思考的人占了相当大的多数。实际上,他们搞不清毛主席和刘主席的路线有啥区别,也没有兴趣去探究他们的区别。别看这些人会上鹦鹉学舌,会下与自己的同事打起架来可是好手,他们之中相当多的人参加过“武装支泸”,有的还当过机枪手,打自己的同胞一点不手软。工人们真正关心的是自己的钱袋子,35元的月工资捉襟见肘,正式工大部分人是1958年参加工作的,十几年来工资一分不长,老婆孩子一大堆,养家糊口不堪重负。只有到了基层,才能看懂鲁迅塑造的阿Q,几千年专制统治造就的百姓。
如果说“反右”的最大成绩是把知识分子打哑,那么文革的一大成绩就是把知识分子搞“臭”。大致从1968年秋工宣队“占领上层建筑”以后,知识分子就被普遍挖苦讥讽为“臭知识分子”或“臭老九”——排在专政对象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之后的第九位……在我们那样的生产单位里,工人和知识分子一旦发生冲突,不管是非曲直,只要把“臭”字一亮,知识分子立马败下阵来。队上有一位陈姓大学生,家庭出身地主,文革初期因管不住嘴,喜欢“吹牛”而遭批斗,人称“陈牛鬼”。有一次聊到我国之最,有人问我们国家哪个地区稻谷产量最高,“陈牛鬼”答:台湾。立马引来一顿臭骂,骂他是蒋介石的忠实走狗、不可救药的臭知识分子……“陈牛鬼”立马闭嘴。对此,大多数知识分子敢怒不敢言或不敢怒也不敢言。
龙泉山离成都不远,但是当时交通极其不便,回成都要到龙泉驿镇坐车,从我们的住地茶店子到龙泉驿要走半天的路程。1966年串联时我走过这条路,早晨8点从龙泉驿出发,下午2点才到茶店子。交通闭塞,信息不灵,看到的都是旧消息,慢慢地我也观念陈旧,思维迟钝了。山区里晚上没有电,出工回到驻地什么也不想做,倒头就睡。文革闹了四年也没闹出什么“新气象”,反倒失去了很多。八亿人民只看八个样板戏,所有的文艺书籍都被批为“封资修”………

清查“五.一六”我差点自投罗网

1970年底,在龙泉山的山泉堡附近打井,住在老乡家里。那家老乡的儿子是乡村教师,家里有不少油印的传单之类的东西。闲来无事,无意之中拿起一份油印件浏览,内容是周总理接见国防科委代表的讲话,周总理先问国防科委的领导,国防科委系统有多少人,有人回答五十多万人。总理说,“这么多人,怪不得要闹,闹得好是革命,闹不好就成反革命。”这句话深深地印在我的脑子里,文革初期总理讲话可不是这种腔调,那时天天号召群众起来造反,向“走资派”开火,就是要闹!怎么今天就变成“闹不好就成反革命”了?那次接见国防科委的群众代表是动员清查“五一六”,我已感到有某种不祥之兆。
1971年3月,212队奉命到新繁集中,大队部在新繁,各小队轮流回新繁集中学习。有一天,队上一位工人不解地问我,咋个开会没有喊你去呀?果然,隐约听到会议室有说话的动静,队上正在召开会议。我想不是什么会都有我的份,一次会议不参加很正常。
此后,除了大会,凡是小会都没我的份。此前可不是这样的,我多少是个骨干,开大会前交代任务、布置发言都有我。我好奇地向一位刚开完小会的朋友打听,他说是传达清查“五一六”的文件。我已经意识到领导对我的不信任。但是,直到4月底学习结束,没有人要求我作揭发检举,也没人找我谈话。
第一次知道有个“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是1967年秋,姚文元那篇《评陶铸的两本书》的文章里点了“五一六”集团的名,反对周总理是它的主要特征。其它什么事,文章里没有说,给“五一六”集团罩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按照惯例,这个“五一六”集团一旦被点名,也就寿终正寝了。怎么过了三年,“五一六”集团不仅没死还越活越健壮了,其头目已经变成肖华、杨余傅、王关戚了,其队伍也越来越庞大,全国各地各行各业从城市到农村到处都要清查“五一六”了。这个“五一六”与我何干?怀疑我是“五一六”,莫名其妙!我想加入“五一六”还找不到庙门呢。可是话又说回来,文革中那些被打成叛徒、特务、走资派的人,又有几个是货真价实的?莫名其妙的事多了。
那一段时间,我心里总是不踏实,早晨一醒来就盼望有人找我谈话,我就可以把事情说清楚,可是没人找我。我也想过主动找领导谈谈,有几次走到领导的门口又犹豫了,人家没有说我是“五一六”,我主动去谈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因此,直到学习结束,我也没有踏进领导的大门。
也是在那位老师的家里看见一份周总理讲话,说抓“五一六”不要把重点放在追查是否参加“五一六”的组织问题上,重点要看行动和表现,搞阴谋的、搞打砸抢的、反军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就是“五一六”。按照周恩来的讲话精神,只要造过反的,都有可能被打成“五一六”。我也有了危机感。
我想先写个东西放在那儿,以防万一,我相信“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这个东西就是一份检讨书,内容是1968年4至6月份在成都的四川省民委设的联络站的事。只有在民委联络站,我和军区机关的造反派才有联系,如果要揪我,也就是这一段的事可以上纲。北京地质学院的事与我无关,在学校我只是个无名小卒。
那份检讨至今还保留着,最近找出来重新看了一遍,真是惨不忍睹,这检讨幼稚之极。我写得真是像当时搞专案的人对审查对象要求的“竹筒倒豆子”,把成立联络站的事说得详详细细,来来往往有哪些人,做了哪些事,以为说得越多对党越忠诚越证明自己的清白,殊不知牵扯的人多了,正好给那些想立功想疯了的人送上一份大礼,他们可以得到更多的线索,顺藤摸瓜敲打、审查更多的人。后来我得知,和我们一起在联络站活动过的几位成都四中小女生就深受其害,有人在被审查时“竹筒倒豆子”把她们扯进去了,找她们外调的人说她们与“五一六”嫌疑分子有牵连。当时她们已经从农村调进了小厂当工人,小厂的领导没有见过世面,一看招工招来的几位女知青居然有“五一六”嫌疑,以为立功的机会来了,外调人一走,厂里立马宣布把她们关起来。几位女生有办法,只要厂里一提审就哭,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哭得昏天黑地,哭得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厂里又没有抓到什么真凭实据的把柄,审了一阵一无所获,关了几个月只好放了。
现在来看,我写的那个检讨中,本人当时的“深刻认识”与清查者的意图严重脱节。在检讨里我把“犯错误”的根子归结为“唯我独革”、“唯我独左”,人家揪“五一六”已经把你划成敌我矛盾了,要挖的是“反革命”根子,我还在自认清高,还在声称要“永远忠于毛主席”,真是幼稚得可笑。多年来,看了很多受清查“五一六”运动迫害的无辜者的血泪控诉,他们眼里的专案组都是疯狗,上来就咬定你是“五一六”,不承认就大刑伺候,打死打残在所不惜。我的认识牛头不对马嘴,肯定被视为不老实。
所幸这份检讨没有交上去,真要交了,那才是自己把脑袋往铡刀下伸。
好在清查“五一六”在我们那里只搞了一个月,没人找我谈话,也没有限制我的人身自由。这个谜底直到我写这个回忆之前不久才解开,原来是我的师傅,也是我们北京地质学院的校友,我们212队的仪器操作员老王,几十年来我们一直保持亲密的朋友关系,他在一次回忆往事中主动告诉我,当年清查“五一六”时有外调信函,说我在军区搞情报,小队领导张胖子找老王商量,老王给张胖子说:“老陈家住军区,接触的也是军区的人,自然听到军区的消息多点,是不是‘五一六’观察一下再说,不要忙于下结论。”张胖子认为有理,也就按兵不动,多留一个心眼“观察”,“观察”了一阵,没有发现我有什么“五一六”的言行,我的“五一六”问题也就作罢了。也可能像地调处这样的一线生产单位不是清查“五一六”的重点。5月份初212队又回龙泉山工地继续出工,我仍然在二机场打井,一切又恢复了原样。

林彪事件在基层的传达与反应

1971年7月的一天,正在位于龙泉镇很近地方打井。临近中午时分,王班长从镇上走来,他说看到报上登了一个消息,美国的一个啥子博士访问了中国,我国还邀请美国总统尼克松在适当的时间访华。我说是不是基辛格博士,王班长说不清,我赶紧跑到龙泉镇,在街上的报栏里看见了《人民日报》第一版显著位置刊登的公报:“周恩来总理和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于1971年7月9日至11日在北京进行了会谈。获悉,尼克松总统曾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19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尼克松总统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会晤,是为了谋求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并就双方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看了公报我很兴奋,基辛格博士访华是中美关系的重大突破,我对未来的中美关系和由此而带来的巨大变化充满了遐想。那时,我们住在龙泉山山泉堡附近的成都师范学校里,文革期间要求学校都要迁到基层去,成都市给师范学校在山泉堡附近的山里盖了教学楼、教师宿舍楼,已经搬迁了一部分教师。学校没有开学,没有学生,教室空空如也,成为我们队的临时住地。师范学校是龙泉山里的文化绿洲,在一栋教学楼的三楼里,有几间教室的角落堆积着很多图书和唱片无人问津。我如获至宝,一下班就去“淘宝”;有的老师家里订有《参考消息》,那段时间我天天到老师家看《参考消息》。中美公报发布后,引起了全世界的震动,《参考消息》四个版面全是基辛格访华的事。有一篇名为《香港与我》的文章,至今印象深刻。作者说基辛格访华,意味着中美之间将来一定会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香港终有一天会回到祖国的怀抱,这一切都值得庆幸。但是作者说,他适应不了只有八个样板戏的香港,也不会承认自己是“臭知识分子”,怎么办?只有远走他乡!
也是7月,队上传达了一份文件,内容是毛主席1970年12月18日接见美国朋友埃德加·斯诺的谈话,在这个谈话中毛对斯诺说:“四个伟大,讨嫌!”我听了很震惊,“四个伟大”即:“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万岁!”是1967年5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林彪的题词,这个题词手迹许多报刊(包括红卫兵、造反派的小报)都作了转载,还制成了邮票,到处都能看到(近年据阎长贵先生考证,“四个伟大”也不是林彪一个人提出来的,是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时,在林彪、陈伯达的讲话中分别提到,随后又经康生调整了“四个伟大”的排列顺序,在8月20日的《人民日报》社论中第一次出现,在8月22日《人民日报》第一版右上角平时印毛主席语录的地方以一句完整的口号正式出现的)。此后,“四个伟大”的提法习惯性地出现在许多文章与讲话中,出现在各地大搞“三忠于”活动的“早请示晚汇报”中,谁也没有出来制止,谁也不敢出来制止。如今毛主席居然说“讨嫌”!我想了很久没想通,毛主席讨嫌谁?是讨嫌“四个伟大”还是讨嫌林彪?林彪已被九大的党章定为接班人,其势如日中天。毛主席讨嫌林彪吗?不会吧!讨嫌林彪为什么要把他定为接班人,这不合情理。另一种可能是“四个伟大”搞过了头,从中央到地方,从开会到游行,从口号到标语,“四个伟大”无处不在。其风之庸俗,弄得毛主席他老人家都看不下去了。那时,我倾向于第二种猜测,毛主席讨嫌“四个伟大”的提法,但不可能讨嫌林彪。
10月中旬,我队在龙泉的任务完成,工区转移到中江至罗江地区。一天上午,队上一个叫韩二娃的工人把我拉到一个隐秘的地方,很神秘地告诉我,林彪出事了!我立即斥责他,不要乱说喔!弄不好要坐班房哟!他说千真万确,是公社李书记告诉他的,县上传达的正式文件。我进一步问他,林彪到底出了啥子事?他说不晓得,李书记只说了一句:“林彪出事了,县上传达的文件!”韩二娃也很吃惊,不敢多问。
在野外施工时,机场的人都是井打到哪里就住在哪里,当时我们住在中江县和平公社办公室的院子里。吃完午饭躺在床上休息,眼睛一闭就闪现出林彪拿着语录本紧跟在毛主席后面的形象,还有他那独特的湖北口音在耳边缭绕,怎么也睡不着。睡不着干脆爬起来,我住的屋子与李书记的办公室隔着天井相望,我端来一根凳子坐在门口,拿了一本《三国演义》心不在焉地翻着,眼睛时不时打量李书记的办公室。
等到下午,李书记匆匆赶回来,见他一进办公室,我就跟进去。李书记认识我,相处融洽,平常公事忙完了,他总要抽点时间和我们聊聊天,开开玩笑。这天,李书记看见我进了他的办公室,心里很清楚我是冲什么事来的。他也不明说,只说有的人野心很大,要夺毛主席的权,说着用眼睛盯住办公室墙上的林彪像。我心领神会,很快退出办公室,李书记的眼神证实了韩二娃没有瞎说。
11月,林彪外逃的事已经传达到普通群众,队上的大多数人反映平淡,因为此前已有耳闻。讨论会上除了一片谴责声外,人们感叹一盘好棋被林彪下成臭棋,他是毛主席的接班人,板凳钉钉子的事,着哪门子急呀!要去当啥子国家主席?我当时也想不通。
林彪出事了,紧跟他的亲信也不会有好下场,我预感到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的末日很快就会到来。梁兴初一到成都军区就宣布:“我梁兴初是什么人,林副主席最了解!”梁是林彪的老部下,传说抗战初期林彪受伤,是梁把他背下战场的(后证实此说与事实不符),可见二者的关系之铁,这回肯定跑不脱了。回到成都听说,周总理亲自给成都军区政委张国华打电话说,九届二中全会第一个发言的那个人跑了,张政委开始还没有领悟过来说的是谁,梁兴初很快反应过来了,还有人传说他第二天躲到军区望江招待所,恸哭三天,甚至还说那个望江招待所就是给林彪修的行宫………当然这些是真是假老百姓就不知道了。
比林彪出逃对我刺激更大的是《五七一工程纪要》。《纪要》称毛是个暴君,虐待狂、迫害狂,他的秘书不是自杀就是坐牢,文革是一架绞肉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国民经济停滞不前,人民实际生活水平普遍下降,独裁者越来越不得人心………负面评价之尖锐、说话之大胆,句句打中要害。现在看来,《纪要》的负面影响之大,显然出乎毛的意料之外。
此后,对文革的怀疑开始在我的心中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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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乱世】

不应被遗忘的“大会战”

何 蜀

说明:本篇原题为《被遗忘的“大会战”》,发表于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的《老照片》第六十一辑(2008年10月)。现在发表的是在原稿基础上补充修订的新版。

报上只字不提社会上却大肆张扬的“国家机密”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人们都熟知“32111英雄钻井队”这个名字。1966年9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报道《伟大毛泽东思想的又一曲响彻云霄的凯歌/32111英雄钻井队扑灭火海保住大气井》,并配发社论《毛泽东思想是革命人民的灵魂》,新华社播发了《人民日报》通讯员、《人民日报》记者、新华社记者联合采写的长篇通讯《毛泽东思想指挥我们战斗——记32111无产阶级革命英雄主义钻井队血战火海的勇士们》,在这篇通讯中写道:

今年二月间的一个晚上,从上级领导机关传来伟大领袖毛主席向石油战线职工发出的找气找油的战斗号召。这时已是四点钟了。能延迟到天亮再向大家传达吗?不能!一分钟也不能推延!一秒钟也不能推延!全体职工立刻在井场上紧急集合起来。毛主席的战斗号召,震撼了每个人的心灵。“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在星空回响。……当天上午,他们就开始翻山越岭,奔向千里之外的新井场。赶到目的地,大家一不问住,二不问吃,扔下背包,就摸黑干了起来,立誓要给祖国找到更多的气田和油田。

这些报道、社论、通讯中都没有说明32111钻井队的英雄事迹到底发生在哪里,他们到底是在什么地方“找气找油”——至今还有人以为32111钻井队的事发生在大庆。因为这在当时还属于“三线建设”的“国家机密”。
不过,这对于四川省的许多人来说,早已不是什么“机密”了。在成都、重庆及四川的许多大小城市里,几乎家喻户晓,各街道办事处都在大张旗鼓地动员人们报名参加——
这就是当年轰轰烈烈的“四川石油大会战”。

贱民子女的“创业梦”

我有幸参加了那场“大会战”。
我于1964年初中毕业后,因所谓“家庭出身”问题,成绩虽好而且“品学兼优”却不能升高中,成为“社会青年”(这是当时对失学失业青年的“中国特色”称谓,正如后来的“待业青年”、“下岗职工”这类称呼一样回避“失业”二字,在称谓上也决不“与国际接轨”)。摆在我们“社会青年”面前的路,唯一可以“自愿选择”的,只有上山下乡当知青,那时对上山下乡的领袖号召和社会动员,还没有让知青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说法,而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我的不少同学在失学后就已经去了大巴山区的“公社林场”。我本来也想去“大有作为”,但母亲坚决反对,而且请来了我最信赖的当过我一年多初中班主任的李老师劝阻,李老师虽因病没有把我们教到毕业,但却像大姐姐一样始终关心着我这个由她任命的班主席。她和一切善良的人一样,也没有料到那时贯彻“阶级路线”已经严厉到了什么程度,仍然不相信凭我的学习成绩会考不上高中,鼓励我再考一次。于是,我又在家里复习了一年,再次参加中考,再次接受“不予录取”的打击。
正在这时,1965年9月初,街道办事处通知所有的“社会青年”去开会,一个来自石油部门的招工干部向大家作了热情洋溢的动员报告,号召有志青年都去参加“四川石油大会战”,说是要在四川拿下“第二个大庆油田”。
大庆油田!在当年国人的心目中这是何等伟大、何等光荣的“工业战线的红旗”!要在四川拿下“第二个大庆油田”,这又是多么令人振奋的消息!而我们这些属于时代弃儿的“社会青年”竟可以去参加这样的“大会战”,成为“第二个大庆油田”的创业者,这更令我们欢欣鼓舞,心潮难平。回到家里一说,家人也都高兴。在那时,城里的工作岗位,对我们这样“家庭出身不好”的贱民子女来说,同样是很难得到的。突然有了这样一个当工人的机会,怎能不紧紧抓住!
看来是用人正急,招工动员之后没几天,就办好了一切手续。1965年9月8日,我们望龙门街道办事处的全体应招人员,背着、提着各自的行李,从街道办事处门口整队出发,顺着马路步行到菜园坝火车站,告别了家乡。我们乘火车到资中,再转乘石油局派来的大卡车,到了威远(当时属内江专区)的山沟里。
在一条刚铺上碎石的毛坯公路上下车后,马上就有人给我们分发了红字精印的筑路处党委的《慰问信》,信的另一面印着那首在石油部门脍炙人口的歌曲《我为祖国献石油》,慰问信全文如下:

亲爱的前来我处参加石油会战的同志们:
你们辛苦了!
为了开发祖国的地下宝藏,支持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你们积极响应组织的号召,离开了家乡、告别了亲人,不辞劳苦,长途跋涉,来到荣县、威远、资阳等地,参加了石油会战的队伍。你们这一作法,正是革命的具体表现,备战的实际行动,也真不愧为伟大的国家、伟大的党、伟大的领袖教育出来的伟大的人民。你们的到来,为会战増添了新的力量,对我们是个巨大的鼓舞,处党委谨向你们致以热烈的欢迎和亲切的慰问!
同志们,正当国际上世界革命力量蓬勃发展的时候,正当我国建设事业突飞猛进的时候,美帝国主义野心勃勃,不甘死亡,到处发动侵略战争,妄想霸占整个世界,在越南点起了侵略的战火,企图侵犯我们神圣的祖国。因此,我们必须百倍提高警惕,加强备战观念。四川是祖国的后方,是国防、经济建设的基地,加紧进行建设就具有更重大的战略意义了。建设当然是多方面的,其中加紧对人们称为“工业的血液,黑色的金子”的石油建设,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顼目。所以在四川尽快地拿出大油田、大气田是党和国家的要求,是目前形势的需要,是全国人民的希望,也是我们全体同志面临的一项极其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亲爱的战友们,我们决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让我们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在突出政治,“开气找油”“少花钱,紧跟上,不误事”的方针要求下,同心协力,共同前进。发扬我国人民的光荣传统,学习解放军和大庆、大寨人吃大苦,耐大劳,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革命精神,鼓足干劲,排除万难,以战斗的姿态为开发四川油气,支援祖国建设,英勇奋战,建立功勋。

中共四川石油管理局机械化筑路处委员会
一九六五年九月四日


在我保存至今的这封《慰问信》中,筑路处党委毫不吝惜美好词句,称我们告别家乡、亲人,前来参加石油会战队伍,“正是革命的具体表现,备战的实际行动,也真不愧为伟大的国家、伟大的党、伟大的领袖教育出来的伟大的人民”,然而,许多姑娘一看到周围的荒山野岭,就一屁股坐到行李包上放声大哭起来。
当时,我只想到是当工人了,从此改变“阶级成份”了,而且是为祖国“开气找油献青春”的石油工人,是“第二个大庆油田”的创业者,何等自豪!许多人,特别是像我这样充满美好幻想的学生青年,都没想到自己只是个政治、经济地位都很低下的临时工——低下到了比知青不如,后来知青上山下乡的时间尚能计算正式工龄,而临时工的工龄却无人承认(多年以后,只有重庆市在企业单位工作的这类临时工经过艰难的努力,好不容易才让自己的那段临时工经历获准计入正式工龄)。
我们的工作,是为真正的石油工人做好钻井前的“钻前工程”——修公路,平井场。我们那个名字很好听的四川石油管理局机械化筑路处,实际上除了很少一点推土机、空气压缩机和较多的运输车辆外,日常劳动仍然是以五六十年代常见的那种手挖肩抬的“人海战术”为主。全筑路处有七八个工程大队,大多是从重庆、成都、荣县、威远、资阳、蓬溪等大小城市里招收的临时工。重庆人最多。我所在的第二工程大队(简称二大队),除去一个中队是荣县人外,其余全都来自重庆市市中区(今渝中区),按不同的街道办事处编为中队,由各街道办事处的带队干部或指定的一位政治条件较好的临时工任中队长,记得七星岗街道是一中队,四德村是二中队和五中队(后来两队合并了),两路口是三中队,上清寺是四中队,我们望龙门是六中队,七中队是菜园坝街道,八中队是荣县中队。其他大队,三大队也来自市中区,四大队有市中区、南岸区和荣县、威远的人,五大队有重庆市中区、九龙坡区、大渡口区的人……因是按街道办事处辖区编队的,人员参差不齐,比如我们二大队一中队年轻姑娘多,而我们六中队则男女老少都有,小的大约只是小学毕业不久的未成年人,老的好像已经过了退休年龄,做起事来都显得有些龙钟老态了。
大会战的规模不小,全川到处摆开了战场。一个筑路处显然不够,于是又陆续建立了几个钻前工程团,实际上跟我们是同样性质,此外还有基建指挥部,也都从四川的一些大中城市招收了大批“社会青年”。

“先生产后生活”与“苦战恶战”

因为我们是做“开路先锋”,所以去的地方都是没有公路的荒山野岭,那时又提倡的是“先生产后生活”的“大庆精神”,决不先考虑工人的住宿条件,大队人马开去后,连临时的工棚都没有搭建,只能散住在山间的农家,我们住过农家的堂屋(相当于农家客厅,按农家的习俗,堂屋只准男人住,不让女人住),住过农家谷仓(很高的大木柜)顶上,还住过牛圈“楼上”(在牛圈上方用竹木搭建临时通铺)……随着公路的延伸,还得不断迁移住地,直到附近没有农家或农家不够住了,只得搭工棚,用当地那种宽大的竹篾编成的晒席做围墙,塑料布或油毛毡盖顶棚。住农家时,晚上照明是点煤油灯,在灯下看书看得久了,鼻孔会被油烟熏得很黑。后来住工棚就用电灯了,由大队统一发电,到晚上10点,随着发电机的轰鸣骤然停息,灯光全部熄灭。晚上出外都要带手电筒,附近乡场上的供销社,手电筒和电池的供应量骤增。有时晚上开大会或看露天电影后,就可以看到山间小路上蜿蜒曲折的一串串手电光。
我们开始是在威远陈家沟为威22井筑路。这个威22井在那场石油会战中的意义,我的日记中有一段记载:

(1965年)十月十一日,晴,星期一
…………

下午全大队开誓师比武大会。
黄处长作了重要报告。他谈了四川石油大会战的形势,形势是大好的,石油任务完成了83%,一个又一个的天然气井建立起来了。在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四川将建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后方基地,各城市都将天然气化。我们任务很重,我们22井是在威远构造的顶上,是否能开发出大量的油气,就决定于这个井开发的情况。因此需要尽快把路修通,让钻机上来。党对我们提出了艰巨的任务,要求加快速度,延长劳动时间,大雨小干,小雨大干,天晴猛干,饭送到工地上吃,减少休息时间,必要时还要加夜班。要求月底全线修通,11月10日竣工,15日就安装了。任务像急切的战斗一样,关系到打败美帝国主义,需要每个人都拿出最大的力量,恶战四季度。

这真像是战争年代的战前动员。这位处长黄世杰就是个从部队转业的干部。
我们每天的主要劳动,就是开山劈岭移山填谷,砍掉灌木和荆棘丛,挖出泥土运走,几个人合力用钢钎将巨石撬下深沟,太大的岩石无法搬动,就要在石头上打好炮眼,填上炸药,放炮炸开它。打炮眼还是靠人工(只有直属处机关的作业队是用风钻打炮眼),一般是姑娘掌钢钎,男子抡二锤,那楠竹软柄的二锤抡起来弯得像弓,技术好的还能够抡出不同花样,准准地击打在接触面积只有一枚硬币大小的钢钎头上,发出清脆的响声。整个工地上时常都会有叮叮当当的锤击声。
天晴的时候,到正午时分,苍鹰盘旋的蓝天下,常常会听到山间到处响起尖利的口哨声,那是各队的安全员催促人们躲避的预警信号。过一会儿,就会听到一处一处接连响起山崩地裂的爆炸声,这是在放炮开山炸石了。我调到大队部当宣传员后,要山上山下各中队跑——收集好人好事宣传稿件和向处党委报送的一些统计数字,如读毛著多少篇、写心得体会多少篇之类,有时就会从那些刚炸开、还散发着硝烟味的乱石堆上跨过,那时也根本没想到过会有什么危险。那个年代当然没有什么“生态环境”的概念,看到在我们手中变得满目疮痍的山岭,心中只会充满了建设者的豪情。当时放炮都是用的电雷管,所以没听说什么排除哑炮之类的问题,但仍然出了意外,一次放炮时有碎石块飞到了我们中队的伙房,把一个正在挑水的炊事员面部砸伤了。炮工班有的是从大庆来的,有的是从四川另外的矿区来的,是正式工和少量的合同工。我们后来才注意到在劳保福利方面我们与正式工甚至与合同工之间都有等级差别,比如同样是在野外工作,他们有野外津贴,我们就没有。
生活供应基本上是得到保障的,因为石油部门有的是运输车辆。但在公路修通之前,还得靠大家去搬运,运米时,有的用脸盆装,有的拿扎上了裤腿的裤子装,各显神通,像“蚂蚁搬家”那样往山上的驻地搬。用水则都是用井水或山溪水了。因此伙房每天的挑水任务很重。
我们临时工最初的工资是像农村的公社社员(农民)那样评工分,根据劳动力大小和劳动中的表现,在各分队评出不同级别档次。我已记不起为什么头两个月没有发工资,当时肯定是向我们作过解释的,但我却回忆不起了——直到修订这篇文章的时候,我才听一位当年曾任二大队一中队队长的临时工朋友老黄讲,因为我们是临时招募的一大批临时工,仓促上马,事先没有工资预算,暂时实行“记件工资”,以中队为单位,工程告一个段落,由施工员“收方”后,再按“工程量”发放工资,也就是说“先干活后拿钱”。因此头两月只是给每人发了若干数量的饭菜票,让每人“借支”了必须的生活费(我只借了5元,许多人都是借一二十元)。直到11月25日,即参加会战两个半月后,第一条公路已经竣工,我们才第一次领到工资。从我保存下来的用发黑的再生纸油印的工资清单(11月24日)上可以看到如下早已忘却的记载——

姓名:何蜀 级别:乙付
出勤天数:62.5
日工分:7 总工分:437.5
工分价:0.13
工资金额:56.88
生活补助(无)
雨班:4.50;
开会:0.75;
夜班:0.27;
小计:5.52
合计:62.40
应扣 伙食:30.28;借支:5.00;合计:35.28
实发金额:贰拾柒元壹角贰分正(见上图)

休息时,在山间的小溪里洗衣服也别有一番情趣。那溪水很冷,清澈见底。旁边山坡上的树丛中有不知名的小鸟发出弹拨琴弦般非常悦耳的鸣叫。我印象极深的是,一次在小溪边洗衣服,中队里有位姑娘放声唱起当时的流行歌曲:“太阳啊,霞光万道,雄鹰啊,展翅飞翔。高原春光无限好,叫我怎能不歌唱……”歌声随着山风回荡在山谷里,似乎比才旦卓玛唱的还要动人。那情景,真有些令人陶醉。
当时生活中最困难的是洗澡。曾经在小河沟里用晒席围了个棚子让大家去洗澡,但水太冷,天气一变,很快就不行了。我们住在农家的时候,有个姑娘实在难以忍受,偷偷在农民灶房里烧水用大木盆洗了个澡,被农民大娘知道了,狠狠地痛骂了一通。大概是认为那有亵渎灶王菩萨之嫌吧?我是后来调到大队部当宣传员,去荣县城里出差(买宣传用品),才在县城的澡堂里美美地洗了个澡。
下雨天不出工,叫“扎雨班”。但“扎雨班”并不是让你呆在屋里玩,那时正是“突出政治”搞得十分红火的时候,不出工就得组织学习,读报,学文件,学毛著,讨论……总之,“不能让思想休息”。
从大城市来到大山深处,久不闻城市的喧嚣,会有一些特别的感受。在我的日记中有这样一则:

(1965年)十一月七日,晴,星期日。
今天上午,我们正在劳动,忽然听到一阵轻微而特殊的轰轰声,渐近渐响,突然我们都听出来了,那是我们好久都没听到过的汽车声,有人叫起来:“汽车来了!”整个工地都发出了欢叫,人们全向公路的方向奔去。我们站在坡上,望着汽车响的方向,响声越来越大,汽车沿着我们亲手筑成的公路开来了!我们心里说不出的兴奋,我们亲手筑成的公路啊!

我当天还写了几句记录当时激动心情的诗,可惜没有保存下来。
我们修筑的第一条公路,按照处里的要求赶在规定期限里完成了。我日记中记载:

十一月十五日,阴,星期一
今天下午开了第一战役总结庆功大会。
我们打起优胜红旗,排得整整齐齐,从自己亲手筑成的公路上走过,未完工的路面上铺的石子很妨碍走路,踩上去虽不舒服,但是一种特殊的享受。

“冬季整训”与大树“标兵”

1965年11月30日,我们转移到了荣县东兴场,修筑从威5井至威13井的干线公路,公路的路线逐渐往大黄山上延伸,大概是位于威远矿区的西边吧,被称为西干线。
住在东兴场附近的农家,离乡场近了,到了休息日,年长些的会到附近乡场上去喝酒(但往往会受到批评)。我到乡场上去则主要是寄信。因为我常收到家里寄来的书报杂志或新华书店邮购部寄来的书,东兴场上那位神情腼腆、说话像女孩子一样细声细气的乡邮员小伙子小萧,很快就把我认熟了。我们的到来给他增添了极大的工作量,他得每天奔走在我们散居山间的各中队驻地送报纸、邮件,但他非常敬业,从不懈怠。不知他今天是否还居住在东兴场上?
我们转移到荣县东兴场时,已是农历小雪节气之后。冬季往往会因气候原因很多时间不能出工,就会以室内学习为主。冬季来临之前,领导上和一些大庆工人就不断放出风声,说是冬季整训不得了,不死也要叫你脱三层皮,说得叫人不寒而慄。原来,冬季整训就是一种整人和折腾人的方法,有两手:
一手是整,把平时的一些“歪风邪气”上纲上线狠批一通(有时发几句牢骚也会被上纲为“对现实不满”,聊一点对饮食、服饰的爱好也会被上纲为“宣扬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当时最大的罪名是“破坏会战”,最高规格的惩罚是斗争会,往往批斗得那些平时桀骜不驯的“刺儿头”也不得不规规矩矩低头认罪,个别“情节严重”者还在斗争会上当场被“开除出会战队伍”,押送回家。从我当年日记中可以看到这方面的不完全记载(因我当时还只是中队里一个普通成员,17岁的小青年,不是对这类情况都知道,也不是知道的都作了记载):
1965年10月12日,中队开批判会批判一人。
11月2日,大队开斗争会,开除二人。
1966年1月11日,中队开斗争会斗争一人……
到了1966年5、6月间,基层普遍大抓“牛鬼蛇神”时,这样的批斗就更多了,6月7日筑路处党委在西干线召开四个大队和作业队、运输队数千人参加的庆祝北京新市委成立、动员掀起文化大革命高潮的大会时,各大队各中队都押着已经揪出的“牛鬼蛇神”在队伍前低头示众——后来文革造反运动兴起,这些被处分、开除的人有不少或独自或结队“杀回来”造反,索要平反证明——因为他们那样回去后就更难找到工作。那些曾经处理他们的领导干部当然只得老老实实照办,因为轮到“当权派”成为批斗对象了。
冬季整训的另一手是捧,叫“评功摆好”,每个人都必须由大家为他找出值得夸奖的好处来,哪怕是一个性情古怪人缘极差的人,大家也得挖空心思绞尽脑汁找出他哪怕一丁点好处来,加油添醋地夸上一通。(下图:筑路处二大队六中队转移到荣县东兴场不久,因一批人将调去作业队,全队照了这张临别合影。我在后排右2.农舍墙上的美术字标语都是我写的。)
这样一打一拉,胡萝卜加大棒,的确能把人愚弄折腾得服服帖帖,“听话要听党的话”,“党指向哪儿就奔向哪儿”……
评功摆好之后就要评先进,评选“会战突击手”。在我们那个队伍里,年轻人基本上都是“家庭出身不好”,成年人的“政治面貌”更糟糕:有的是劳改、劳教刑满释放人员(那时都称为“劳改释放犯”、“劳教释放犯”,仍然带个“犯”字),有的是家中有被“杀、关、管”(被镇压、被判刑关押、被戴上“帽子”管制)的亲属而难以找到正式工作的人员,有的是原单位开除或精简压缩人员(多半也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总之,不是家庭就是本人总会有什么“污点”。也因此,我们临时工里没有一个中共党员,整个大队上千人就只有几个领导干部和炮工班的几个正式工是中共党员。所以评先进只能是在这样一大堆矮子里面选高个儿。我那时体力弱,劳动力差,但劳动态度好,在文艺宣传上能发挥一些作用(中队驻地的美术字标语和墙报报头基本上都是我写、画的),于是也有幸当选了1965年度会战突击手,得到的奖品是一个精装笔记本。(上边两张照片,小图是筑路处二大队六中队会战突击手合影,坐在二排中间的三位是大队领导。我在后排中间;大图是二大队全体会战突击手合影,可以看到多数是年轻姑娘,都是因所谓“家庭出身不好”而被剥夺了升学权利的初中、高中毕业生,其中还有的是已进了高中后因“家庭出身”问题被强令退学的。)
至于更高一级的荣誉,就是评“战区标兵”了,“战区标兵”会享受由领导披红戴花、大树特树、到处宣讲(表扬与自我表扬相结合)的待遇。那种宣讲,成了一种模式,先要由宣传部门搜集整理材料,进行添油加醋的编辑加工,然后把“标兵”找来导演排练,什么事情该怎样说,什么地方怎样讲,讲到哪里要适当停顿让听众鼓掌,哪里要提高声调,提示人们呼喊口号……一个最老实最谦虚的人也会被教导启发成一个懂得自我炒作自我包装的人。在我们筑路处,记得被评为战区标兵的有一个驾驶嘎斯五一的汽车司机柳菊承,是位老实人,车开到哪里都会自觉修补路面,做好事。还有一位是处机关的长辫子打字员何秀琴,她丈夫与她同姓,是处机关工会的宣传干事,为人十分谦和。

这场“大会战”谁是“败家子”

对这场“四川石油大会战”,当时的中央高层领导十分重视,曾参加指挥大庆石油会战的石油部副部长张文彬受命担任四川石油会战总指挥和会战领导小组组长。四川石油会战领导小组和会战指挥部、会战政治部设在威远县城北约20公里的新场附近一处叫曹家山的山沟旁边,依傍山坡建起了一片“干打垒”平房(厚实的墙壁用当地河沟边很多的一种坚硬石头加水泥砌成,据说造价并不比砌砖墙便宜),这一片时称“总部基地”的地方被命名为红村。最下面是招待所(当时叫食宿站)、大食堂,往上分布着电话总机房、印刷厂、会战指挥部各处室……会战领导小组在最上边一个小四合院。除去有盘山公路通到上面外,正中还有一道长长的300级台阶,直达山坡顶上的千人大礼堂,礼堂屋顶上矗立着很远都能看见的水泥铸成的“红村”两个大红字,这是彭真副委员长到此地视察时题写的(彭真被打倒后,就换成了林彪的“四个伟大”题词)。当时总部宣传队演出中的一首歌就这样唱道:

毛泽东思想来武装,
红村礼堂迎朝阳,
石油工人大会战,
颗颗红心向着党!

后来,筑路处机关在东兴场旁边的小山岗上建起了基地,起名为红七村——据说当时计划要建若干个这种基地,分别冠名红×村,但后来不知到底建成了几个。

各矿区、各工地都写着这样一些激动人心的标语口号:
“恶战恶战再恶战,一定拿下大油田!”
“头可断,血可流,不完成开气找油任务,我们死就死在工地上,埋就埋在路基下!”
“苦战恶战六六年,一切为了保会战!一切为了七十亿,一切为了找油田!”(“七十亿”是指七十亿立方天然气的年产量。)
我调到大队部当宣传员后,曾在一些路段的边坡岩壁或土壁上用石灰水刷写了不少这类标语。
对这场四川石油大会战,毛泽东、邓小平、李富春、彭真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作了相关指示。这些指示的主要精神当时都曾向参加会战的职工传达。在我保存下来的一个自己用白打字纸折叠装订的极简陋的工作笔记本中(当时我已调到二大队大队部作宣传员),还记有一些主要内容,那是1966年3月13日四川石油会战指挥部召开的“总部电话会议”的传达报告要点。其中第一部分是郑指挥(四川石油管理局总调度长、会战指挥部副指挥郑浩)讲战区形势,第二部分是陈司长(石油部基建司司长陈李中,四川石油会战领导小组副组长)传达“国家领导人对四川会战的指示”,内容要点有:

1、 四川最大的压力:拿油出来。国家领导人先后六次对四川找油问题进行指示。
第一次,部党委向党中央汇报工作时,(毛)主席说:“一定要在四川搞一点油,搞一点气。”
第二次,邓(小平)总书记、李富春、薄一波来四川威远矿区时指示:“四川搞气是搞到了,但搞不到油不算搞到了。”
第三次,邓总书记参观了大庆展览时指示:“你们在内地找不到油的话,过去的事情统统不算数。”
第四次,彭真来威远矿区视察时指示:“气的问题搞到了,油非搞到不行。贫矿也得搞。”
第五次,在全国工交会议上,邓总书记在会上指示:“石油工业部不管你在别处搞到多少油,在四川搞不到油,全都不作数。”
第六次,彭真把康(世恩)副部长找去谈话:“一手搞富矿,一手搞贫矿,一口井一吨油也得搞。”
张部长讲:“找不到油,我就没脸去见中央领导。”康部长指示:“根据中央指示,过去的一概不算,一切从零开始。”
必须恶战恶战再恶战,拼死也要上去。今年四川还要上100台钻机。今年部里面只留四个人看家,“全家老少”都到四川来。
2、张部长说:还是按过去的八大战场,三油四气一条线。搞油的办法:在川中上100台钻机“百团大战”,集中力量搞贫矿,现在就干。两年以内再上两百台,明年开始一年打两千口(井),四年打它一万口……打它一个翻天覆地、天昏地暗、鬼哭狼嚎!
搞不搞得出油来,关系到国家安危,关系到六亿五千万人民和世界革命,关系到石油部的红旗是举得高还是下半旗。(这句话不是我说的,也不是一般人说的,反正是北京传出来的。)
今年开始试验出一套办法。快速打井。四川的三五计划搞不到三百万吨油就交不到差。中央指示,不管你搞不搞得到油,也要搞几个几百吨的炼油厂。口号把“一切为了七十亿,一切为了找油田”改倒过来。部里讲:“大庆用主席思想找到了大油田,山东用主席思想找到了大油田,难道你们四川用主席思想找不到大油田?”

在我的日记中,还记有这次电话会议两天之后的3月15日下午,我们二大队在工地上(八中队刚完工的路基上)召开的“出征誓师大会”的情况,摘录如下:

二点半,大会开始。冯大队长先作了战斗动员报告。……
然后王技术员给各中队下达出征命令。下令前一中队上台报捷,向大队党支部汇报他们为了迎接大会召开而创造的高产纪录。王技术员对生产情况作了一些讲述后下达命令。各中队的干部依次列队上台接受命令,接到后都带领全队高举拳头向党宣誓,同志们表示坚决响应党的号召:“打打打!恶战恶战再恶战!”“死拼猛打,穷干硬上,头可断血可流,刀山敢上,火海敢闯,哪怕是累死在西干线上,埋在路基下面,也要为石油会战献出全部力量!”各中队还纷纷表示提前完成任务。
命令下达完毕,各中队的代表争先恐后地涌上台表决心和互相挑战。一中队的中队长跳到了桌子上,三中队更迅速整齐地全体起立,前排高举决心书,中队长拿起话筒,带领大家振臂高声宣读决心书。八中队的几个代表急中生智,爬到了正面内边坡岩壁上,站在“出征誓师大会”大红字下面,居高临下,拿着话筒,高声宣读决心书、挑战书。四中队的全体同志齐声高唱起“比比谁先进,看看谁的干劲大……”会场上热烈沸腾,群情奋激,一阵又一阵的口号声震荡着山谷……
总部陈工程师讲了话。他代表总部祝贺大会开得成功,对同志们的决心和干劲作了高度评价,又讲了一下当前战区形势,要求大家为了今后能作出更大贡献,必须大学主席著作,在“用”字上狠下功夫,一切突出政治。

现在的人来看当年这些记载,多半会感到荒唐可笑和难以理喻。搞建设怎么可以这样不讲科学,这样不讲效益,这样“做秀”?不过,在那个时代,这样的情况却是非常正常、非常普遍的。当时在四川石油战区还流行着这样一首不知是不是从大庆传过来的歌:

鱼靠水,箭靠弓,
乘风破浪靠东风。
石油工人大会战,
胜利全靠毛泽东!

当年人们唱着这样的歌的时候,极少会有人对“胜利全靠毛泽东”这样的断言在内心里表示过质疑。同样,也极少会有人对“难道你们四川用主席思想找不到大油田?”的质问表示过质疑。这场声势浩大的石油大会战,沿用的是50年代的“大跃进”再加上60年代的“突出政治”那一套。这样搞建设会有什么结果,历史已经作出了回答。周恩来在1969年12月27日《中央首长接见四川省革委、成都军区赴京学习班全体同志的重要讲话》中,曾当面斥责32111钻井队的两位代表、“石油工业部五好标兵”彭家治和王存友(二人在文革中分别成为四川石油会战战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群众组织的负责人),说:“大庆投资××亿元,石油基本自给,生产了××万吨,四川花了××亿元,投资大呀!现在仅仅搞了点煤气,那么少,起劲地花钱,浪费那么多,霸占汽车运枪搞武斗,两派都是如此。”还骂他们是“两个败家子”。
其实,一定要按领袖的主观意志在四川找到大油田的决定不是他们作出来的,不讲科学、不计成本的“大跃进”式的“大会战”不是他们下令搞起来的,造成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更不是他们发动起来的。“败家子”的帽子,对他们来说实在是太大了。

遗忘与反思

一位曾与我同在筑路处二大队六中队参加这场“大会战”的朋友,在读了我写的此文初稿后感慨地写了这样一段话:

想当年,一大批热血青年自以为是献身社会主义建设革命事业的时候,其实他们只是一群民工,也就是被视为农民式的临时性工人。这就是当年理想主义教育的成功之处……还记得我们共同编办《家乡来信》的墙报吗?那一封封从重庆寄来的家书,哪一封信不是真实的充满了革命口号和革命热情。可见当年工业学大庆的成功宣传,实际上为后来的文化大革命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我认为有那段突出政治的工作和学习经历,中国最终走向文化大革命是历史的必然。

如今,当年那一处处热火朝天的深山工地大都已重归宁静,我们修筑的那些公路已经年久失修,少有车辆经过。我曾在西干线一些公路旁的边坡上用石灰水刷写的大字标语自然早已不见踪迹。那些被破坏的生态环境,有的已经很难恢复原貌,成为大地上永久的伤口。据一些重返故地的朋友讲,当年的红村总部那片显赫一时的房屋连农民都不愿去住(他们无法解决水电气供应问题),完全成了废墟,大多已经坍塌,有的地方已经变成玉米地,有的则被荒草掩埋……
那场“大会战”已经被人遗忘。在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写的四川党史及大事记中都不见记载,甚至在专门讲四川三线建设中的能源建设时,也只字不提那场“石油大会战”。近年,四川省威远县的电视台曾播出了有关“红村石油会战”的节目,说是那里已经获准成为以“红村石油会战遗址”为名的文物保护单位。把那场“四川石油大会战”说成只是个小小的“红村石油会战”,不知是谁想出来的主意。当年根本没有什么“红村石油会战”的说法,而且那节目的制作者也完全不知道(或者知道而不便说)红村是个什么地方——它可是当年四川石油会战总部的“基地”啊!更滑稽的是,他们那个节目采访的只是个别当年的正式工的后代,而插入的石油会战老照片,却只是几张筑路处二大队的临时工的合影,我一看就知道,那是我那篇《被遗忘的“大会战”》在《老照片》上发表时我配的照片。
那场曾经轰轰烈烈却又劳民伤财、耗费巨大代价和无数人青春的“石油大会战”,就这样被从历史记叙中抹去了吗?“大会战”留下的教训,不应该认真总结、反思吗?
2019年8月10日补充修订于重庆风江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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