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 军队 文革

《昨 天》第一三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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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19年7月30日第133期


本期目录

文革文物

余汝信 平罗国务院直属口五七学校旧址
——文革遗址考察散记（一）

余汝信 青海221基地旧址
——文革遗址考察散记（二）

余汝信 涪陵816地下核工程旧址
——文革遗址考察散记（三）

生逢乱世

章孟杰 青山作证——缅怀我苦命的父亲
附录 章孟杰父亲给大儿子孟光的信

书海泛舟

乔晞华、James Wright著 《文革群众运动的动员、分裂和灭亡
——以社会运动学视角》目录

乔晞华、James Wright著 《文革群众运动的动员、分裂和灭亡
——以社会运动学视角》（节选）绪论

乔晞华、James Wright著 《文革群众运动的动员、分裂和灭亡
——以社会运动学视角》（节选）第十四章 社会运动学

故纸堆

鲁礼安 与曾思玉将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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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文物】

《昨天》编者按：本刊这次集中发表余汝信先生的文革遗址考察散记三篇，这三处遗址都位于中国大陆的西部地区。在那场长达十年、深入各个领域的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类似遗址在其他地区还有没有?当然有，比如湖北咸宁原文化部五七干校遗址，也得到当地政府重视，加以保护，展开研究，提供旅游，还成立了向阳湖文化研究会、中国五七干校研究中心等学术机构（参见本刊第5期发表的《研究五七干校的重要参考书——介绍李城外编〈向阳湖文化丛书〉》，2012年5月30日）。希望这方面的知情者将所了解的不同地区有关遗址介绍出来，推动这方面的考察与研究。

平罗国务院直属口五七学校旧址
——文革遗址考察散记（一）

余汝信

文革50年后,分布在全国各地的“五七干校”基本上已荡然无存。但宁夏石嘴山市境内的这所号称当年全国第二大的干校,由于受到当地官方的保护,较好地保存了原貌。

一、历史沿革

所谓国务院直属口，当时包括国务院秘书厅、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国家房产管理局、国家编制委员会、计划生育办公室、国务院参事室、中央文史馆、国务院直属机关党委办公室等单位。1967年12月22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对国务院直属口派出军代表的通知》，决定派出军事代表对国务院直属口进行领导。任命丁江（总后勤部营房部副部长，1960年大校）为国务院直属口军事代表，山桥（总后勤部出版社社长）、刘笃庆（后勤学院政治部组织部部长）为副军事代表。1968年夏，“清理阶级队伍”工作开始后，又将国务院外事办公室、财贸办公室、文教办公室和文字改革委员会划归直属口军代表领导。

1968年10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一文,传达了毛泽东的批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此后,全国各地纷纷办起各种形式的五七干校。

1968年10月12日,国务院直属口军代表派人到宁夏进行勘察,经商得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同意,并经国务院领导批准,将宁夏潮湖农场两个分站作为国务院直属口的五七学校（该校直到1972年10月迁校河北后才更名为国务院办公室五七干校，不过后来在提及宁夏平罗时期的该校时，一般都按全国流行说法通称五七干校）。

潮湖农场是宁夏回族自治区所属的劳改农场,位于宁夏北部平罗县境内,东靠包兰铁路,西抵贺兰山麓,南距银川市80公里,北距石嘴山市37公里。农场可耕土地较多,主要种植水稻、小麦、玉米。水利工程配套,全部可耕土地可用黄河水自流灌溉,还有一部分住房、棚圈和仓库。11月22日,孙景林(军代表工作人员)、李梦夫（原国务院秘书厅副主任）、高富有（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副局长）等6人前往宁夏办理农场交接事宜,并解决口粮、种子等问题,随后,国务院秘书厅和国管局抽调24人为先遣队,由李梦夫带队进行办校的筹备工作,12月16日,第一批下放人员228人到达平罗,随后于1969年4月又分两批下放, 11月又组织部分干部、工人、家属下放劳动,截至1970年12月,五七学校的在校干部职工达1，160人,此外,还有家属532人,知青119人,共1，811人(不含未成年子女)。

干校共有八个连队和一个直属排。八个连先前分为四个营，不久改为两个营。军代表为丁江、山桥、刘笃庆，其中山桥到平罗呆的时间最长，其他人因为属于整个国务院直属口的军代表，因此到平罗的机会不多。日常工作由校长尉书明（军代表）、副校长李梦夫、刘毅（原中共中央财贸政治部副主任）负责。校部下设生产组、后勤组、政工组。生产组组长田耕（原国务院秘书厅副主任），副组长丁凤岐，后勤组组长王荣（原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副局长），副组长段志谦，政工组组长刘毅，副组长王守贤。

干校成立以后分两大块：一块是农业，一块是工业。干校的管理施行军代表管理制，干校的运作基本上处于半军事化状态。干校的农场主要生产小麦、水稻、高粱、玉米以及水果蔬菜等。所有这些农产品干校基本上做到了自给有余。由于经营有方，干校很快便发展起了养殖业和多种经营，主要饲养牛、马、猪、羊、鸡等家禽家畜，并发展了以保障生活自给为基础的醋酱加工业。随着农副产品生产规模的扩大，大量麦草的出现，加上周边村队麦草的剩余，随即发展起了干校的造纸业。

1972年4月24日,中共国务院办公室核心小组在《关于“五·七”干校调整搬迁工作的安排》中指出:根据中发〔1971)22号文件精神,今后干校的任务,将逐步转向以轮训在职干部为主,适当安排一些年老体弱人员,并作为机关战备后方。《安排》的内容是:一、校址迁至河北石家庄附近的高基。原因是:(一)平罗地处西北边沿,一有情况,学校与机关很难联系,发挥不了战备后方的作用。(二)干校现在规模较大,土地面积4万多亩,耕地七、八千亩,可容2，000多人。今后干校人员减少,势必荒芜大量耕地。(三)平罗海拔较高,对年龄较大,身体较弱,特别是患有某些慢性疾病的同志,不易适应当地的自然条件,不利于干部学习锻炼。二、高基原是河北省林业研究所的一部分,现为河北省委五七干校高基分校。该处往西约三、四十华里,即进入平山县山区,有利于战备疏散。……三、迁校时间,拟于10月开始。迁入新址后,更名为国务院办公室五七干校。从1973年起,以五七干校为依托,又实行机关干部轮流下放劳动,一直到1978年10月五七干校方得以停办。

二、干校名人

据石嘴山市筹建平罗五七学校博物馆工作人员调查和其他有关资料整理，当年下放到平罗五七学校的国务院直属口司局级以上领导干部及文化名人大略如下：

（一）领导干部

周荣鑫（国务院秘书长，1975年任教育部部长）
赵鹏飞（国务院副秘书长，文革后任北京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杨放之（国务院副秘书长，文革后任国务院外国专家局党组书记、局长）
张稼夫（国务院文教办副主任，文革后任中顾委委员）
张孟旭（国务院文教办副主任，文革后任教育部顾问）
孙正（国务院文教办副主任，文革后任商业部副部长、北京商学院院长）
魏今非（国务院财贸办副主任，文革后任国家工商局党组书记、局长）
王屏（中共中央外事政治部副主任，文革后任装甲兵副政委）
刘毅（中共中央财贸政治部副主任，文革后任国务院参事室主任）
李梦夫（国务院秘书厅副主任，文革后任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
田耕（国务院秘书厅副主任，1972年任故宫博物院副院长）
叶籁士（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副主任）
刘冀平（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副局长，1971年含冤病逝）
王致中（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副局长）
侯春怀（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副局长，1971年后任原职）
金树望（国家编制委员会副主任，文革后任原职、劳动人事部顾问）
彭则放（国家房产管理局副局长，1973年任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副局长）
丁雪松（外办秘书长，文革后任中国驻荷兰、丹麦大使）
李后（外办宣研组副组长，文革后任国务院港澳办副主任、党组书记）
钱李仁（外办社会主义国家组组长，文革后任中联部部长、人民日报社社长）
吴凡吾（外办西方组组长，文革后任外国专家局局长、党组书记）
王晓云（外办日本组副组长，文革后任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驻日大使馆公使衔参赞）
孔筱（外办港澳组副组长，文革后任国家旅游局副局长）
吴荻舟（外办港澳组副组长，文革后任中国剧协书记处书记）
武博山（财办财金组组长，文革后任财政部副部长、建设银行行长）
季龙（财办计划组副组长，文革后任轻工业部副部长）
林彬（财办轻工组组长，开国上将杨勇夫人）

（二）文化名人

周有光（1955年调到北京，进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专职从事语言文字研究。对中国语文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做了全面的科学的阐释，被誉为“汉语拼音之父”）
林汉达（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研究员，原教育部副部长，1958年被错划“右派”）
陈光尧（1956年我国颁布《第一批汉字简化方案》的主要起草人之一，被誉为“提倡简字运动最勇敢的，且成绩又最惊人的一位急先锋”）
倪海曙（著名语言学家，几十年始终致力于文字改革工作，为汉字的改革、文字改革史的研究及语文现代化的事业等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中国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的杰出代表）
高景成（著名语言文字学家，国家汉字编码标准主要起草人，有中国古文字的“活字典”之誉）

下放人员在五七干校普遍都经受了诸多磨难。比较典型的如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副局长刘冀平冤案。刘冀平是河北省阜平县人,1938年参加中共。1966年受到冲击,1967年军代表进驻后被隔离审查,1968年被诬陷为国管局“五一六”黑后台,1969年4月被送往平罗五七学校继续“审查”、“改造”,1970年被打成所谓国务院直属口、国管局“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黑后台,1971年6月2日被捕入狱，在被审查和关押期间遭受残酷迫害,身心受到严重摧残。 9月23日,因晚期食道癌被送进宁夏人民医院,12月13日含冤病逝，终年51岁。
又如原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的夫人林彬及其子女。1967年1月杨勇被“隔离审查”后，作为“三反分子”家属，原在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工作的林彬，在1969年的集体下放大潮中，领着三个未成年的孩子冀平、北北、京京（杨菁），从京城来到平罗“西大滩”五七学校。四人在干校相依为命，其苦难历程后来充分反映在杨菁《往事》（解放军出版社，1985）一书中。

三、亲历者言

事隔整整半个世纪，今天，与其用自己生涩的文字去描述我们并不熟悉的生活，不如引用亲历者的笔墨或口述来得更为真切。平罗干校的亲历者中，还数周有光的口述最值得推崇。
以下为2010年11月12日凤凰网转载《北京青年报》发表的周有光的口述摘要：

1969年，北京各机关单位的职工下放农村。“文改会”是国务院直属单位，国务院“五七干校”在宁夏的平罗。平罗原来叫平虏，在贺兰山东侧的缺口处。南北走向的贺兰山像天然屏障，挡住西面腾格里沙漠的风沙。古代，这个缺口是少数游牧民族和汉民族拼杀的战场。

周先生说，他们离开北京时是深秋季节。事先，有平板车把各家的行李搬运到火车站。傍晚快吃饭的时候，“五七战士”们集合步行去火车站。一路上没有人说话，不仅“黑帮”不说话，所有的人，包括造反派。就这样默默地、一声不响地走进火车站，走上车厢。车厢里一律是硬板座席，旅客全是下放的人。在车上仍然没有人说话。火车开到哪里？沿途经过哪些地方？没有人关心这些细枝末节，一切听任安排。

周先生已经记不清在火车上过了两夜，还是更久？只记得是凌晨到达目的地。一眼望去，白哈哈的一片。是什么？是霜。四周没有人烟，没有草，没有树，没有一点点绿色。下了火车，已经有大车等在那里。大家把行李搬到车上。然后，跟在骡子拉的大车后面慢慢地走，走向他们要去的地方。前行的队伍仍然没有人说话，人们的心情似乎和周遭一样死寂。大概走了二十多里路，看见矮矮的围墙，接站的人告诉他们马上到了。

围墙里面是一排排的房子，墙是泥的，屋顶也是泥土造的。屋顶有一点斜坡，因为当地很少下雨，坡度很小。房间不大，一铺大炕可以睡六个人。屋子里取暖的炉子也是泥巴造的。炉子修造得很好，烧起来暖乎乎的。

出乎大家预料，竟然有电灯。本来这里不通电。筹建干校之初，国务院派人把青铜峡水力发电厂的电引过来，这是周恩来总理为“五七战士”办的好事情之一。周先生说他们运气好，不但有电，干校还打出一口甜水井。宁夏这地方能凿出一口供人饮用的水井很困难。打出的井多半是苦水，有的连浇地都不行。

……

“五七战士”安顿下来后，第一件事情是举手向党、向毛主席宣誓：在这里扎根一辈子。

“文改会”研究员杜××，他从小向往革命。北京大学没毕业就投奔革命，几次被国民党逮捕。解放后，他成了脱党分子，但他的一切行动都按党员标准去做。“文革”中他的罪名是“老叛徒”。杜××在学习会上发言说，我从小向往共产主义，今天真正看到共产主义了。平罗“五七干校”就是我向往的地方，我一生一世不回去。

听了他的话，大家惊诧，是真话，还是假话？他讲了这话，会不会受到处罚？周先生说，很奇怪，他没有受处罚。周先生说经过学习、表态，大家明白，不仅所谓的“黑帮”要待在这里，就是那些革命群众，乃至造反派们都要一生一世生活在西大滩。这里，是他们共同的归宿。

这个冬天，他们除了学习也搞基础建设。他们铺设管道，把围墙外面那口井的甜水引进来；修建一座大洗澡房。周先生说，“的确是优待我们，有煤、有电、有水，水还很好。”平罗有三个煤矿，其中一个矿就有两万多矿工。煤的质量非常好，筛选出的精品煤销往日本。当地人买煤很便宜，干校自己出车，拉一车混有煤矸石的煤只要五角钱。

按照上面要求，下放干部还要与当地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接受改造。第一批，选派二十几名政治可靠的干部去农民家。差不多一个月后，他们回来。从此，再不派干部下去了。周先生他们慢慢知道，当地农民太苦，吃的口粮主要靠政府配给的面粉。当地人只吃白水煮面条加点盐，没有酱油、没有蔬菜。后来，干校种的圆白菜丰收了就送给农民，他们问：怎么吃?多数人不懂吃菜。从前，西大滩盛产滩羊，滩羊皮是上好皮毛，很值钱。后来走社会主义道路，割资本主义尾巴，牧民不能随便养羊。

周先生说，平罗的春天是随青铜峡开闸放水才到来的。青铜峡每年“十一”关闸断水，水没了，草枯了，水沟旁边的树变成树干干。一瞬间都死掉了，没有一点光明，没有一点希望。“五一”过后开闸放水，水流到小河里、流到小沟里。眼前豁然开朗，原来看不见的树看见了，青草也钻出地面。塞外变江南，人们的心情也像从地狱回到天堂。

平罗地区因为缺水，本地不让种水稻，“五七干校”是例外。周先生说，“有生以来第一次赤着脚踩在泥水里插秧，虽然插得不好也很慢，但是能坚持。”因为冬天特别冷，这里的水田没有蚂蟥，其它传染病也很少。周先生说在水田里干活，最困难的是挑秧。秧苗，湿辘辘的很重。田埂只有五寸宽，甚至不足五寸，上面全是水。赤脚踩在湿滑的田埂上，走快了踩不稳，要跌下去。跌下去不但满身泥浆，而且要被骂；走得太慢也不行，太慢，脚就粘住了。要掌握好速度，还要维持身体平衡。

四十年后谈起往事，周先生说：“我那时已经65岁，还能挑秧走那又滑又烂的小田埂，不让自己倒下去，至今都觉得满意。”

……

快到秋收的时候，周先生和七十一岁的林汉达老先生去十几里外的土岗子上看高粱地。林汉达是教育革命家、文字改革研究者。上世纪五十年代曾任教育部副部长，1958年被打成“右派”调到“文改会”搞研究工作。他一生做了许多工作，编写历史故事，提倡成语通俗化，向传统教育挑战。

周先生说，看高梁地是有规矩的：不许坐下来；不许站立不动，要走来走去；不许聊天，要一人在东，一人在西。他们所在的土岗子地势较高，四下望去清清楚楚。周围没有人家、没有人影儿；没有人来偷庄稼，也没有人来看守他们这两个“看秋”的老头儿。一连三天，他们规规矩矩。第四天，他们不规矩了。走一走就停下了，不仅停下来，还坐下聊天了。聊着聊着，两人竟放大胆子躺下了。

周有光说林先生知识渊博，脑筋好，肚子里面有趣的故事特别多。

只见林先生仰望长空，喃喃自语：“‘揠苗助长’要改成‘拔苗助长’，‘揠’字大众不认得。‘惩前毖后’不好办，如果改说‘以前错了，以后小心’，就不是四言成语了。”

停了一会，他问周先生：“未亡人”、“遗孀”、“寡妇”，哪一种说法好？

周先生开玩笑地回答：大人物的寡妇叫遗孀，小人物的遗孀叫寡妇。

忽然，林先生笑了起来，他想起一个故事。解放初期他问扫盲班的学员，什么叫遗孀？一名学员说，是一种雪花膏。像白玉霜、蝶霜什么的。林先生追问，这个“孀”为什么有女字旁？学员说，女人用的东西嘛！

林先生对周先生补充说，普通词典里都没有“遗孀”这个词儿，查了几种都没有，可是报纸上偏要用它。

谈得起劲，他们坐了起来，声音也越来越大，像对着上万棵高粱讲演。二人都同意语文大众化必须通俗化、口语化、规范化。通俗化是叫人容易看懂。周先生举例说，从前有一部外国电影，译名《风流寡妇》。如果改译《风流遗孀》，观众可能要减少一半……周先生说，那一天，天上没有云，地上没有风，宇宙之间似乎只有他和林先生两个人。他们断断续续谈了许多有哲理的笑话。

…………

周先生说宁夏空旷，人烟稀少。秋天，常常有西伯利亚飞往印度洋越冬的大雁。一队雁群至少2万只。距离他们“二站”大概三十里有一个很大的芦苇塘，是大雁迁徙的中间站。有的雁群直接飞过去，有的飞到这个芦苇塘，休息几天后再起飞。“文革”时期局势紧张，常有空投特务，“五七干校”夜间要值班巡逻。据巡逻的队员回来讲大雁的组织性、纪律性特别强，夜晚的守卫有三道防线。你一旦闯入它们的警戒线，第一道守卫先发出叫声，声音不很大，大概有十来只的样子。你再走近一点，第二道守卫也开始叫，好像有上百只，你更靠近时，就有千八百只一起鸣叫，叫声吓人。巡逻队员带有电光很强的电筒，就用电筒向它们照了看。这一照，不得了，大雁起飞了。雁群拍打翅膀的声音惊天动地，脚下的大地都在震动。巡逻队员害怕，赶快离开。

有一次，通知所有人第二天清早在“二站”广场听报告。这里的秋天，早晨很冷，但中午太阳还是很晒。周先生担心挨晒，出门时戴了顶大草帽。正在开会，一群大雁密密麻麻，铺天盖地飞来了。周先生说，“飞到我们头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只听头雁一声怪叫，倾刻间大雁集体排泄。雁便就像雨一样落到草帽上、肩膀上。幸亏那顶大草帽，落到身上的不多。可是没戴帽子的人就惨了，不仅衣服上，头发里面全是。雁便黏糊糊弄到头发里，洗也洗不净。这样的怪事，从来没有听说过。”大雁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集体行动？是惊恐还是向这些战天斗地的“五七战士”抗议、示威？人们不得而之。

在平罗买不到手纸，“五七干校”用各单位带下去的福利金办一个小造纸厂，派人从上海买来小型造纸设备，利用当地麦草、麦杆当原料。生产出来的纸非常好，舍不得拿来做手纸，就供应当地做文具用纸。据说到80年代，这个工厂还在生产。这是“五七干校”为当地百姓做的一件好事。周先生说，“这个工厂我没有去看过，也没有条件为这个工厂劳动。去工厂劳动就变成工人阶级，身份就上升了。我这样坏阶级出身的人，没有资格参加这个劳动。”

…………

1972年春天，周先生结束干校生活回到北京。领导给他们开会说：你们是一些社会渣滓，共产党讲人道给你们饭吃。要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那时，周先生每个月领30几元的生活费。家里生活主要靠借债和变卖旧物，一套《大英百科全书》卖了500元。

周先生从身后小书架上，拿出一本1980年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汉字声旁读音便查》的书给我看。他说，说起来是个笑话。改革开放，吉林出版社编辑找周先生要书稿，准备出书。他说没有书稿，只有一些研究资料。编辑说，资料性的也可以当书出版。稿件拿走，很快付印、发行。周先生到王府井新华书店一看，三个大橱窗没什么新书，只有这本《汉字声旁便查》摆得到处都是。周先生这本“五七干校”偷生出来的作品，经历十年“文化大革命”后，在没有任何书籍可供出版的空档，出了一次风头。

作者在后记里写到：“这本小字汇原来是为了研究‘声旁有效表音率’而整理的一份初步加工的资料（1965年初稿，1973年后修改），当初没有打算作为独立的小书来出版。经过‘四人帮’之乱，丢失了许多书稿，而这一小本稿子竟偶然存在，现在又能出版，真是意想不到的收获。”

周先生对我解释说：“‘文革’刚刚结束，不能涉及‘五七干校’的背景，那是犯忌的。所以文字记载，因为某种原因常常不符合实际。”

四、旧址现状

2007年，宁夏石嘴山市委、政府作出开发保护国务院直属口五七干校旧址的决定。由官方作出开发保护一个纯为文革期间社会活动遗址的决定，是笔者所知的全国首例。

根据石嘴山市人大调查组当年5月的调查，干校遗留物如下：

1.造纸厂厂部全部及部分机械。占地数百亩的厂部、数百间的厂房基本保存完好，特别是后来由知青建造的办公室依然在发挥作用。
2.建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前期，干校干部家属住过的旋窑两排十余间，以及具有时代特征的标语、口号、五角星等物件数十处（件）。
3.干校干部家属住过的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干打垒式的住房近二百间，由干部及家属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修建的住房三排约七八十间（隆湖一站，二站）。
4.干校干部住过的六十年代的三合院一处，约七十余间（隆湖三站）。
5.干校干部家属的打麦场一处，篮球场一个，以及用来生产和生活的石头磙子等器物若干件（个）。
6.被网民（干校）经常在网上提起和回忆的种植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长四公里的沙枣林带一条。

石嘴山市委、市政府按照“原汁原味、再现旧貌”的原则，决定对上述遗迹进行保护、开发。石嘴山市文化旅游局积极筹划建设，在大量征集旧物的同时，对旧址、旧物进行了维修、复原，同时也新建了部分建筑。在此生活过的许多老干部、知青及他们的家属听到了这个消息都很兴奋，有些人还十分慷慨地赠送了自己珍藏多年的图片、文字资料以充实展馆。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闻讯后也赠送了价值4万多元的办公用品及工作用车。

2008年8月，坐落于原隆湖一站的国务院直属口五七干校博物馆落成。博物馆分原址馆和综合馆两部分。

原址馆是一个看似平常的院落。砖砌的大门上是一个半圆形的钢架，上书“国务院直属口五七干校”几个大字。此一院落是当年的校部核心区域。院内几排砖瓦房是当年军代表、政工组长等办公用房，共计六十间，均是五十年前的旧建筑。六十间房子里复原出了当年下放的高级领导干部、专家学者在此生活、居住、学习的原貌和场景。另院内还有大礼堂、露天会场、食堂、供销社、医务所等。

在原址馆旁边,是2008年新落成的“国务院直属口五七干校博物馆”,也被称作博物馆的“综合馆”。馆藏的内容分为9个篇章，23个单元，陈列展出的实物500多件、图片1200多张、文字资料500份。实物和资料不仅是平罗五七干校的，还有全国各地五七干校的。

2010年12月，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公布，“国务院直属口‘五七’干校原址”为自治区文物保护单位。

以笔者孔见，类似这样题材的、大型而又是官方主持的博物馆，全国可能仅此一间。博物馆内的解说词一般来说算是较为中性。其综合馆最后展示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一段话，应该反映了当地官方对这一段历史的态度：“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根本不是‘乱了敌人’而只是乱了自己，因而始终没有也不可能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在今天，能公开展示这么一段话，也算难能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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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文物】

青海221基地旧址
——文革遗址考察散记（二）

余汝信

降临到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的那场灾难，是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的一个缩影。

一、历史沿革

青海221基地的起步，要追溯至文革前的1958年。

1958年7月，经邓小平总书记代表中央批准，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选址在青海省海晏县境内的金银滩草原。此地四周环山，境内是纯牧区，呈盆地地貌。当时认为，选址于此，便于隐蔽、保密。

1958年11月，按照苏联专家提供的基地初步设计方案开始施工。1959年1月，基地筹建处正式成立，代号为221厂，对外掩护厂名“国营综合机械厂”（ 后将整个地区掩护名称定为“青海矿区”）。二机部九局（核武器局）局长李觉兼任筹建处临时党委书记。

1960年至1962年经济困难时期，工程停顿。1962年底，中央专委从13个部门抽调了15，000人的施工队伍，与二机部的建筑安装队伍共同组建了“221厂基本建设联合指挥部”，李觉任总指挥，基地施工建设重新展开。

1964年2月25日，二机部决定在九局与九所(核武器研究所)基础上合并组建二机部第九研究设计院，221基地为221研究设计分院。

1964年6月，一个水、电、暖、路齐全，集生产、生活为一体的研制基地基本建成。基地占地面积570平方公里（建厂初期1,170平方公里）。有十八个厂区，四个生活区，总建筑面积56.4万平方米。其中，有33万平方米的优质厂房，厂区内有铁路38.9公里，与青藏铁路在海晏县火车站接轨；有沥青铺面公路75公里，与青藏、青新、湟嘉公路连接。距青海省省会西宁市103公里，距青海湖30公里。基地分为甲区、乙区。甲区是基地政治、科研、生产、文化中心；乙区在海晏县县城,主要是生活区。

当时221基地总共有7个分厂，一分厂负责弹头体加工、铀部件生产、精密加工以及无线电系统控制等；二分厂主要负责炸药的加工、同步聚焦实验及火工部件的加工和核武器的组装工作；三分厂为机械加工厂，负责翻砂、锻造、热处理以及制氧等；四分厂为火力发电厂，负责给基地供热水、供暖、供电；五分厂是水厂；六分厂是爆轰试验场；七分厂是放射化学中子物理实验场所。

1964年8月底，基地完成了“596”核装置的总装，产品运往试验场，1964年10月16日进行了我国首次原子弹试验，获得圆满成功。

1965年3月6日，九院机关与221分院合并，院领导机构转至221基地。

由于221基地是苏联帮助设计的，中苏关系恶化后，中央专委于1965年5月批准建设代号为“902工程”的第二个核武器研制基地。该基地12个研究所分布在四川绵阳和广元山区五个县内，主体在梓潼县城。902工程在1969年完工后，迅速取代了221基地的作用。

二、文革前期的221基地

1965年10月，成立了国营221厂“四清”分团及分团党委，二机部刘西尧副部长任团长兼书记。在学习文件基础上，各级领导干部“下楼洗澡”，在职工代表中对照检查，听取职工意见，职工称之为“搓背”。受极“左”思潮的影响，越是接近群众，工作做得越多的干部，在一次又一次的对照检查中越难以通过，职工形容基层领导“洗烫水澡”，上级领导“洗温水澡”，这是文化大革命的先声，为后来的灾难，埋下了种子。

1967年1月，全国夺权风暴刮到221厂，一派群众组织接管了总厂、分厂“文革”领导权，财政、干部、科研生产、保卫保密的监督权，印鉴掌握权。2月23日，西宁市发生流血事件，设在西宁市的221厂技工学校少数学生卷入了这一事件，加剧了基地两派群众的对立。

3月4日，聂荣臻宣布：经周恩来批准，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对221厂实行军事管制。军管小组长为驻青海的国防科委第二十二器材基地司令员贾乾瑞。221厂实行军管后，两派群众的对立情绪有所缓和，逐步恢复了正常的科研秩序。5月29日，国务院、中央军委给221厂军管组发来电报，指出：“‘七三’任务已进入紧要阶段，为了切实保证产品的质量和安全，按时按质完成这项任务，厂的四大暂停，待‘七三’任务完成后再继续进行。”6月5日，九院221厂承担的氢弹设计、实验、生产、环境试验以及核测、总装、联试工作全面完成，产品运往新疆罗布泊二十一试验基地。1967年6月17日，赶在法国之前，一颗330万吨梯恩梯当量的氢弹试验成功，使我国成为第四个掌握氢弹技术的国家。中央军委又特给221厂军管组发来贺函，指出：“221厂的任务十分艰巨，新的研究设计和试验任务十分繁重，整理和向三线调整搬迁工作很紧迫，全厂同志都应以党和国家的利益为重，积极完成上述任务。”7月17日下午，在三分厂发生了以石头、砖块、棍棒为武器的大规模武斗。7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特急指示，指出：“221厂是国家极为重要企业，最近发生的武斗，科研、生产陷入停顿，广大职工生活受到影响，工厂安全受到威胁。……中央将派调查团，专门去处理221厂的问题。”27日,周恩来、聂荣臻指示：“立即停止武斗，现在双方集结的队伍，应即撒回各自驻地，恢复生产，恢复交通运输。……厂两大组织推选代表20人来京进行具体商谈。”同时给青海省军区司令员刘贤权发出电报指示，要刘劝说，“要求进入221厂在海晏县生活区的×××红卫兵迅速返回西宁”。8月4日晚，在总厂办公楼前发生了第二次大规模武斗，致死一人。8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对221厂指示：“一、为迅速解决停止221厂武斗，恢复生产的问题，中央决定派出调查组，由青海省军区司令员刘贤权同志为组长，国防科委副主任罗舜初同志、二机部副部长刘伟同志、总理联络员办公室张晋德同志为副组长的调查组，于日内乘飞机前往221厂。二、党中央坚决要求你们严格保证工厂的绝对安全，希望你们停止武斗，迅速回到自己的生产岗位，认真地执行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动员一切力量完成今年的科研、生产任务。”这样，两派大多数群众，回到或坚守在科研工作岗位上，热电厂、交通运输处、房建处等辅助生产部门和医院、学校、商场等社会服务部门工作继续运转。

1968年1月，国防科委接管九院。2月28日，授予九院代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字819部队”，221基地代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字839部队”。1968年9月，221基地成立革命委员会，之后第九研究院由七人成立的临时领导小组负责领导九院、221基地、902地区各军管会，这个小组设在221基地。

三、221基地遭受重创

1969年1月，221基地改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908厂”，10月开始战备搬迁、人员调动，大批技术干部开始陆续往四川902地区转移，一些技术干部被发配走五七道路，到河南省驻马店上蔡农场劳动，改造世界观(私下传言是经过解密后调出)，其它仍留在青海。此阶段留传甚广的是“三品”论，即：到四川的是“正品”，留在青海的是“次品”，下农场的是“处理品”。职工人心涣散，思想混乱，技术骨干感叹“卸磨杀驴”，对前途、未来感到渺茫。在这种状态下，发生了所谓的“三大案件”：11月4日，电厂发生输电电缆击穿事故，引发了全厂停电；11月14日，第二生产部229工号1#工房发生恶性TNT爆炸事故，炸死四名职工；此期间还传说“机密资科”失窃事件。

11月25日，周总理听取关于“三大案件”的情况汇报,指示“加强领导，充分发动群众，查清问题”，随即派出以赵启民（海军副司令员兼国防科委副主任，1955年海军中将）、赵登程（原空军第八军副军长，1968年2月后任公安部领导小组成员，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第二办公室副主任，1960年空军大校）为正副组长的工作组赴221地区调查处理。

“二赵”进入基地最先的动作是禁止职工对外的通信联系，来信全部扣住，必须经军代表验看，认为没问题后才交还本人。

原定到驻马店上蔡农场的人员，改为在青海多巴办学习班(后转移到西宁杨家庄大院)。调来了军代表和成建制的核试验基地复员的工程兵，这些人不幸沦为帮凶和打手。

然后是全厂大抄家，美其名曰“保密大检查”，扬言“谁怕保密大检查，只有阶级敌人才害怕”。为掀运动高潮，草菅人命，枪决无辜职工，称之“杀鸡给猴看”。

大搞刑讯逼供，提出“革命群众掉几斤肉，让阶级敌人去几层皮”的口号；轻证据，重口供，称“一人供听，二人供信，三人供定”，抓“五一六”分子“一个不漏”，破“四旧”要“刺刀见红”等等，逼迫职工无所不用其极。

“二赵”以开杀戒来打开“清队破案”的局面。1970年2月17日，召开全厂“宽严大会”，无辜枪杀一名技术员（宋应松）、一名外科主任大夫（陈长贵）。为配合运动的开展，又无辜枪杀三人（张邦鹏，技术员；赵德，工人），其中包括一名不到16岁的孩子（刘剑，学生）。

开大会时，会场四周架上机枪对着全场群众。“犯人”剃光头，绳子套在脖子上，令全厂职工面向杀人现场。枪杀人后，赵登程讲话称，“你们听到枪声没有？没有听到枪声，下次我拿大炮轰，拿机枪扫。”

强令出差、探亲的职工三天内返厂参加运动，逾时不归就开除；切断一切与外界的联系，包括电话和通讯；夜里厂区实行戒严，三声口令不回就开枪；几乎所有集体宿舍的窗户都用木板封死，整个221厂成了一个大监狱。

赵登程带头搞“逼、供、信”。他随身带着手铐，亲自审讯逼供。厂里使用的刑法闻所未闻，什么“站圆筒”、“冻冰棍”、“烤电炉”、“假枪毙”、“假活埋”等无所不用其极。

在全厂开展大搜查，把搜查来的材料作为罪证搞展览。其中，把电灯开关说成是特务用的发报机，把黄豆、沙子说成是敌人从核试验厂带回来的效应物，把假牙说成是特务用于自杀的工具，把连号的人民币说成是特务的活动经费……把221基地说成是“小香港”、“小台湾”、“资产阶级大染缸”，说各类反革命分子都是“一串串的”、“一窝窝的”；说“要杀一批，清一批，还要控制使用一批”；说“要把草原独立王国彻底砸烂”，“要把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

他们进厂后就宣布，他们是“永久牌”的，不是“飞鸽牌”的。军委首长给了他们“尚方宝剑”，“可以先斩后奏，边斩边奏”。赵登程在杀人大会上称，“九院院长这样的人我都可以处理，你们下面的人就更不在话下了。”

在“二赵”进行的“清队破案”、“清查五一六分子”、“一打三反”、“荡涤污泥浊水”等一系列运动中，被打成“反革命”、“特务”的各类人员达3200余人。其中，被逮捕、拘留、隔离审查的733人，看押批斗的2500余人；被逼自杀108人（其中死51人），被打致死4人，其中包括副院长王志刚和炸药专家钱晋；冤杀5人，被关致死3人；因刑讯致残、致病400余人，包括九院创始人之一吴际霖，因倍受摧残致英年早逝。

关于这一段历史，目前已有纪实小说《禁地青春》（魏世杰著，王月玲整理，青岛出版社2011年1月出版）及《青海核武基地的劫难》（原221厂厂长王菁珩著）等书籍或文章予以披露。

四、1971年之后的221基地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赵启民被解除一切职务，隔离审查，后被降级处理（1988年被授予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赵登程1972年10月被逮捕，1983年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二赵”的处分程度差异颇大。

1972年9月至1973年3月，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了九院“批林整风”会议。“京西会议”后，以李觉为组长、周秩（二机部404厂厂长）、赵敬璞（原九院党委书记）、胡若瑕（国防科委二局局长）等组成的学习组分赴四川、青海传达“京西会议”精神，帮助恢复秩序。

1973年7月26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九院脱离军队序列，集体转业，划归二机部领导。有论者称，九院划归国防科委建制后，大批军队干部进入九院，这些干部多数是好的，但在政治运动中，工作上存在重大错误，伤害了九院干部、技术人员和广大职工的感情。赵敬璞代表二机部把军队干部全部撤出，由地方干部完全接手工作。

1974年1月1日，九院一分为二，院本部迁往四川，221厂留在海晏。

1987年6月24日，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批转国家计委、国防科工委《关于撤销核工业青海221厂的请示》，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撒销青海221厂，撤点销号。221厂近万名职工、离退休人员和家属共3万多人分散安置在全国27个省市。核设施退役处理工程投资3，000万元，1993年6月通过国家验收，完成了三级退役要求。

1994年6月15日，221厂与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人民政府正式签订移交协议。221厂厂部被确定为海北藏族自治州州府所在地，更名为西海镇。

1995年5月15日，新华社向全世界宣布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全面退役消息称：这个基地位于青海省，曾为中国研制第一颗原子弹、氢弹作出历史性贡献，这个基地环境整治，符合国家有关法规的要求，并已通过了国家验收。目前基地原址已移交地方政府安排利用。

2001年，“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旧址”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06年，国家发改委正式批复了基地国家级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项目建设，总投资8,200多万元，由纪念馆、纪念园、爆轰实验场、地下指挥中心、纪念碑等组成，占地12.1公顷。

2009年5月，举行221基地纪念馆开馆仪式，正式对外开放。

2018年，基地旧址被列入“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名录（第一批）”，名录第98项记载：

98.221厂（青海矿区）（原子城纪念馆）
所在地：青海省海北州海晏县西海镇原子城
始建年代：1959
主要遗存：上星站、爆轰试验厂、地下指挥中心；生产、加工设备，检测仪器；铁路、厂房、住宅、社会文化活动中心等；大量档案文献，亲历人

五、旧址现况

基地纪念馆的外观设计，源起于核武器研制基地的生产厂房。在建造的过程中，纪念馆利用了北高南低的地形，将纪念馆的一部分置埋于地下，从而形成了掩体的效果。纪念园则用雕塑、道路、纪念墙等元素，展示了核武器研制基地的历程。

基地展览馆共有七个展室，第一展室：基地创建的背景；第二展室：基地创建的过程；第三展室：两弹爆炸成功；第四展室：辉煌成就；第五展室：光荣退休；第六展室：化剑为犁、和平利用；第七展室：西海新貌。

221厂撤销后，大部分职工分别安置到了四川绵阳、河北廊坊等地。纪念馆展陈的近二百张图片除了少量是从那些曾经在221厂工作过的老人中和相关部门征集来的外，其余的都是从1960年代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反映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纪录片《东方巨响》中截取的。

纪念馆第三展厅以1比1的比例复原了221厂一分厂和二分厂的部分生产车间，在一分厂的复原车间里摆放着一台球面机床，这台机床是由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捐赠的，它很可能进行过第一颗原子弹的加工制作。

1995年5月对外开放的“靶场”，位于221厂甲区西北部东西宽约10公里、南北长约3.4公里的坡地草原上。占地面积34平方公里，建筑面积3，270平方米。

爆轰试验场是专门用于爆轰试验的场所，由于试验的目的和规模不同，试验场由6个构筑物组成的试验工号、1个天然临时试验靶场以及2个试验废物掩埋坑等三部分构成。分别进行爆轰冲击波试验、核武器试验、常规武器试验。1964年6月20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1:1冷爆试验就在这里的656工号成功进行。

爆轰试验场的三个展厅，通过实物、蜡像、模型、图片、影像等，展现了当时进行各项爆轰试验的工作场景。这里一座低矮的混凝泥土建筑，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试验场附近，海北藏族自治州于2008年10月新建了一堵浮雕墙——“民族的脊梁,国家的骄傲”，正中是原子弹爆炸时升腾起的蘑菇云，两边镌刻着为中国核武器事业立下赫赫功勋的10位人物：钱三强、王淦昌、邓稼先、陈能宽、彭桓武、周光召、朱光亚、郭永怀、程开甲、于敏。

惟十分可惜的是，文化大革命中1969-1971年那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今天在基地纪念馆和基地旧址的一切展示场地中，都没有能够得到应有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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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文物】

涪陵816地下核工程旧址
——文革遗址考察散记（三）

余汝信

文革期间开始施工的816地下核工程，曾是一个重大国家机密。由于历史原因，它并没有最终建成投入使用，成为一个半途夭折的巨型怀旧遗址。

一、历史沿革

涪陵816地下核工程，为当时中国准备建造的第二个军用原子反应堆及后处理工程。中国第一个军用原子反应堆及后处理工程为1950年代苏联援建的甘肃玉门低窝铺404厂。中苏关系紧张后，中央认为404厂的安全性成疑，因此，在三线地区另建设一套隐蔽而不会受破坏的军用原子反应堆及后处理工程，就成了当务之急。

该军用反应堆设计为天然铀墨水冷型的热中子堆。1966年1月13日，中央专门委员会作出其厂址选择中有关原则问题的决定。3月7日，二机部办公会议决定：“按三五计划要求，两用堆在1970年建成，后处理厂在1971年建成，各方面按此进度安排工作。”4月1日，二机部设计部门根据“山、散、洞”的建设方针，向部汇报了工程方案。会上二机部刘伟副部长称：“地下那么深，地上那么高，能进洞吗？”“主要是考虑时间性、安全性、分散是必要的，进洞要慎重考虑。”后来二机部部长刘杰也称，“第二个堆进洞，不知从何而来，以前我没有想过。”两刘关于进洞的疑虑，事后证明是正确的，惟当时并未被认可。

1966年6月，中央同意二机部初步选定将第二个军用原子反应堆建在四川省涪陵县白涛镇(当时属四川省涪陵专区,现属重庆市涪陵区)，并准备进洞。选勘的厂址包括两部分，即生产与发电两用石墨反应堆及其配套的钚放化工厂。1966年8月，开始规划设计及勘察工作。

1967年初，二机部批复，“原则同意规划中确定的进洞方案。打洞任务，中央专委已同意列入军内工程，由工程兵负责。”同年7月19日，二机部发文指出，“根据两用堆工程建设进行情况，经有关方面反复研究，并经中央专委第18次会议批准，两用堆工程的建成时间比原计划迟二年。”

由于816工程的建设进度远远满足不了战略期限的要求，1968年底，二机部酝酿抢建翻版堆及后处理工程（即甘肃404厂的翻版）。当年12月，由建设单位进行选址，这就是现已解密的四川广元821工程。1969年3月，二机部对821工程作了决策性的部署。同年9月，中央决定抢建821工程。1970年5月30日，毛泽东下达“五三○”专电，命令“加速抢建三线地区的翻版堆及后处理厂工程的建设”。在中央的极度重视下，工程进展顺利。1973年12月20日，反应堆进行装料，1974年1月11日前达到湿栅临界，运行情况良好。3月11日正式投产，反应堆达到临界。1975年5月1日，后处理工程取得合格产品。

本来，在中央决定抢建821工程尤其是工程完工之后，816工程就已失去了它存在的任何意义。原来进洞的816工程，已由不进洞的821工程所取代，工程进度要快很多。而且更重要的是，中国拥有两个军用反应堆已足够，不需要第三个。惟当时二机部军管会经过讨论研究，仍然继续816工程的建设工作。1975年7月，工程兵方完成洞体工程施工任务，之后，厂房建设和设备安装由816厂建设队伍实施。直到1984年2月，有关部门才最终宣布816工程全面停工。此时，已完成85%的建筑工程，65%的安装工程。

据原二机部第二研究设计院资料称：

816工程是一个大型的进洞工程，这个洞体工程是由几十个工业建筑项目组成的地下工业建筑群，包括反应堆工程及核燃料后处理厂的所有主要建筑项目。厂房总长度近2000米;还包括上百条支洞、岔洞、导洞、管沟、竖井、斜井，总长度达16000多米。在长800米、宽500米，占地面积仅0.4平方公里的范围内，要打如此众多的洞体，其布置情况是洞挨着洞、洞连着洞、纵横交错、上下重叠的。总的开挖面积约占厂区总占地面积的四分之一，把建厂区的整个山体挖成了一个架空结构。

进洞厂房的跨度一般宽14-15米，高15-20米，最大主厂房（堆本体厂房）洞室的拱脚最大跨度31.2米，洞高69米。在主洞的顶部、底部和四周,还开了近20条跨度、高度不等的支洞。最大的大洞跨度达24米，这些洞体具有口多、嘴小、脖子长肚子大、跨度大、高度大、顶部不齐、底部不平等特点。由此可见洞体工程设计的难度,也更能推想到施工中的困难了。

二、工程兵五十四师与816工程

816工程的选址确定后，中央专门委员会将其列入军内工程，中央军委便把工程最艰巨最艰险的洞体开挖和工程被覆任务，交给了工程兵建筑第五十四师（代号8342部队）来完成。当时五十四师部队还分散在甘肃、新疆、青海、四川等“两弹一星”基地。1966年10月，五十四师师长唐人和参谋长随常全奉命赶往涪陵接受任务。任务接受后，便开始部署所属的一○一团（代号8042部队）、一二三团（代号7983部队）、一二五团（代号8040部队）、一○三团（代号7985部队）尽快完成现有任务，立即准备向涪陵进发。

五十四师的大部队是从1966年11月开始陆续进入816工程工地的。大部队一进入工区，全师就迅速组织了战备施工大会战，当时的口号很响亮：“争分夺秒建三线，彻底埋葬帝修反！”“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献身国防，保家卫国！”“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五十四师一进入涪陵，恰逢涪陵文革的高潮，为了保护施工的安全环境，根据中央军委和工程兵的命令，五十四师介入涪陵地区文化大革命，参加涪陵地区的支左工作，并对要害部门实行军管。师副政委黄鹤寿（后升任政委）担任涪陵地区支左领导小组组长，1968年成立涪陵地区革命委员会后，担任涪陵地区革命委员会主任。

由于这支部队基本上没有介入涪陵的“二月镇反”，所以该部队是按成都军区下达的“涪陵五条”的精神介入涪陵支左工作的，也就是说，他们从接受支左命令的那一天起就被要求支持涪陵地区造反派“忠实派”。 其时，原来支保的涪陵军分区机关及所属独立营的大多数指战员思想已经“转弯”，加上在此之后成都军区独立团（代号7822部队）也奉命支左，执行“涪陵五条”。这样涪陵支左部队就由三部分部队组成，五十四师成为涪陵支左部队的主力。

在白涛组织施工会战时，师长已由姚家俊接任，政治委员先后为马苏政、黄鹤寿、夏美乾。当时各团队的任务具体分工是：一○一团为主攻团，主要担负816工程16部分（反应堆工程主体）的坑道掘扩和被覆任务；一二五团主要担负816工程18部分（化学处理部分）的坑道掘扩和被覆任务；一○三团一个营负责竖井开挖，一个营负责坑外保障任务，另两个营分别加强一○一团和一二五团施工；一二三团担负从乌江到工程主体3公里长引水洞的掘扩和被覆任务。当时每个团编制均为四个营，每个营都有四个工兵连和一个机械连，包括直属队共27个正连级单位，每个工兵连编制四个排，另外师机关直属队还编有安装营、修理营、运输营、教导队、特务连、通信连、运输连、司机教导连、加工连、勤务连、储备库、医院等，担负着整个施工部队的后勤保障任务。

据陈怀文《伟大的816工程是五十四师永远的英雄纪念碑》一文记述：

当施工会战进入高潮时，每天在白涛金子山体内参加施工的建制连队有六十个左右，同时展开在100多个施工作业面上，场面之浩大，仿佛又在打一场“淮海大战”。五十四师指战员们革命加拼命，苦干加巧干，千方百计加速战备施工，到处是一派战天斗地的感人景象，整个工地就像一片沸腾的海洋。金子山体外的施工场面也同样感人，入夜之后当你站在高处向工地眺望，那金子山下，白涛河边，灯火通明，星光灿烂，宛如山城重庆的夜景一般；那川流不息的运渣车辆，南来北往的小火车专列，那奋战在坑口值班室、发电机房、水泵房、空压机房、炸药加工房、坑口装渣电铲旁、倒渣场、拌合场……的千军万马，那车辆的喇叭声，机器的轰呜声，还有那广播声，仿佛是五十四师官兵们在这大山深处演奏一曲雄壮的交响乐章。

816如此浩大的地下工程当时在我国尚属首例，施工难度极大。816洞体工程的特点是：洞体口小、脖长、肚子大，洞高、跨大、底不平；洞体既有水平坑道，也有斜坑道和竖井坑道，管沟支洞纵横交错，结构十分复杂；洞体主体工程洞室高达79.6米（比30层楼房还要高），跨度32米，纵长80米，与一个标准的足球场相差无几；主体工程分四层开挖，需贯通14条导洞，19个洞口，以便从不同层次不同方向同时掘进；道路、导洞、支洞、隧道多达130多条，总长度达20多公里，开挖石方量达140余万立方米；洞体又处在石灰岩地段，水文地质复杂，暗河溶洞随时都可碰到；坑道内场地狭窄，兵力不易展开，施工单位多，相互干扰大，当时工程还处在边设计、边准备、边施工的情况下，这就更增加了工程施工的难度。面对如此艰巨、复杂的施工任务，五十四师指战员发扬部队的光荣传统和作风，迎难而上。他们遵照毛泽东主席“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的教导，注意在施工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想方设法加快工程进度。师长姚家俊、政委夏美乾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深入工地，到对全局有重要影响的作业面上去调研，总结经验去指导全盘，并做到了以身作则。如在坑道掘进中，按照预定分层分部开挖的方案，部队在具体设施中发现存在诸多问题，如兵力难以展开，施工组织较为复杂等，对此师长姚家俊亲自带领机关人员到101团和125团去蹲点，寻求解决的办法，终于在101团帮助总结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关于大型洞体开挖的新方法，即“小切口，早进洞；先拱后墙，分层分部开挖；自上而下，上下结合；留核心，留岩柱；跳格开挖，跳格被覆；变大跨为小跨，变高洞为低洞，变负挖为正挖；多种形式，多种机具，多路出渣；多点，多面，立体交叉平行流水作业；由里向外，逐项收尾”，此办法在部队推广后，既大大加快了施工进度，又保证了质量和安全。

坑道施工作业既苦累又危险，在当时的条件下，洞体的掘进、打眼、放炮、出渣、铺道等大部分工序都必须依靠人工作业来完成。坑道内的施工环境也比较恶劣，粉尘、泥浆，油气、噪音，放炮后难以都排出去的毒气常常使人无法忍受，特别是那洞体内随时都可能掉下来的险石，少则几十方、多则几千、上万方土石的塌方冒顶，随时都会带来生命危险；爆破作业稍有不慎，也极易发生大事故；还有坑道内窄小的空间、昏暗的光线、来往的运渣车、浓烟粉尘和密密麻麻的三管两线（风管、气管、水管、电线、小轨道线）险象环生，尽管全师上下当时都建立有一套安全工作制度，部队也采取了许多行之有效的安全措施，但面对如此浩大艰险的工程施工，坑内坑外每天千军万马都在行动，加之人员素质参差不齐，时间跨度也长，工伤事故实难以完全避免，据我所知，在816工程建设中所牺牲的官兵远远不止一碗水烈士陵园中掩埋的那71位，还有一些在工程早期牺牲的和远在涪陵师医院抢救无效死亡、病故的，因为当时交通不便，大都是就地就近掩埋，这样在大部队撤离时、部队要求将这些牺牲的烈士都集中往一碗水烈士陵园，可时过境迁，由于多种原因有些已经无法找到，最近还有一个原师特务连的老兵给我打来电话，说他就曾亲手往李渡镇的山沟里埋葬过一个在师医院病故的战士，还一直没有进入烈士陵园。至于在工程中因吸入粉尘过多而得矽肺病，因长期在坑道内超强度作业患腰腿疼等病的，那就更习以为常，无法统计了。因为在当时那个“为有牺牲多壮志”的年代，指战员们一心想的是“和帝修反抢时间，争速度”，“多出一斗渣，为民保国家”，那时对于个人利益的得失确实是很少考虑的。由于全师指战员们的无私奉献，共同努力，到1975年7月，816洞体工程已全部竣工。从1974年5月开始，就由建设、设计、施工等多部门组成了验收组，开始了对整个工程进行检查验收，直到1975年7月结束。经过一年多的认真检查验收，一致认为整个816工程的质量是好的，完全符合设计要求。经验收合格后，部队才将整个工程分三批移交给816厂。据《工程兵大事记》记载：816工程到1975年7月竣工，“共完成大型洞室32个，石方140.6万个、混凝土22.5万立方米”。

三、旧址现况

2002年4月8日，国防科工委以科工密办(2002)14号文同意对816工程解密。

经过几年的酝酿筹备，2010年4月底，行政区划已属于重庆直辖市、距重庆主城区约125公里的816洞体工程部分区域，开始成为旅游项目。当时重庆市和湖北省政府联合举办首届长江三峡国际旅游节，在重庆市人民大礼堂举行了“涪陵吹响集结号，揭秘核洞816——百万市民游涪陵启动仪式”，宣布816地下核工程景区正式向社会开放。

2015年7月1日，816地下核工程景区实施升级打造。2016年9月25日，第一期工程完工，再度对外开放。

2018年1月27日，816工程入选“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名录”。名录第一批第99项为：

99. 816工程（816景区）
所在地：重庆市涪陵区白涛街道
始建年代：1967
主要遗存：洞室、道路、导洞、支洞、隧道及竖井等；主厂房、反应大厅、反应大锅、中央控制室等；电机、控制设备等。
入选理由：三线工程之一，中国第二个核原料工业基地，号称“世界第一人工洞体”；中国第一台原子能发电厂；中国唯一解密核反应堆。

根据景区资料介绍，现参观对外开放的816地下核工程旧址可以看到的有：

104核发电厂房 位于816工程主反应堆(101工号)的六楼，原拟内设两台8万千瓦的汽轮发电机组及其辅助系统，一旦建成将是中国第一座利用核余热发电的核发电厂，现利用遗址及3 Dmapping特效技术还原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场景和汽轮发电机组工作场景。
核反应堆锅底 位于主反应堆(101工号)的三楼。锅底上方管廊林立，蔚然壮观。玻璃廊道的搭建让游客有了绝佳的体验方式。
核反应堆大厅 位于主反应堆(101工号)的八楼，是主反应堆的堆芯部分、反应堆核心核能交换之处。作为我国第二套核反应堆，其主反应堆采用“石墨水冷热中子反应堆”工艺。该工程堪称世界已知最大的人工巨洞，其顶部覆盖层为200米厚，可预防100万吨级TNT当量氢弹空中爆炸冲击和1000磅炸弹直接命中攻击，并能抵抗8级地震破坏。
仪表室 位于主反应堆(101工号)的七楼。尘封洞内四十余年的自动电位差计依旧锃亮如新。该仪表由上海光华仪表厂生产，主要用来测量工艺棒流量，与核反应堆大厅内2，001根工艺管相对应，目前还完整保存1，034个。

中央控制室 位于主反应堆(101工号)的九楼。这里曾安放着当时国内最先进的计算机机体，为整个核军工洞体的“心脏”，是协调整个核燃料制造过程的中心枢纽。

816地下核工程展厅 位于主反应堆(101工号)的六楼。通过陈列大量与816地下核工程有关的文字、图片和实物资料，展示了816地下核工程的前世今生。

102元件储存池 中央电视台“走基层”特别报道《铭记》栏目取景处。

8号环道 原属整个工程的后处理区，体量巨大，宏伟宽阔，美轮美奂的灯光恰到好处的勾勒出洞室的雄伟壮观。

“永远的工程兵”主题展厅 位于洞体5号通道内近350米长的导洞，31个展柜，朴实而又珍贵的展品，诠释了参与过816工程建设的普通工程兵的青春奉献。
窃以为，1960年代尤其是文革期间的中国三线建设，走过了一段艰辛、曲折的历程，涪陵816地下核工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该工程虽然半途夭折，惟其在中国核事业发展史上原应有的作用，早已被广元821工程所替代。如果这一地下核工程旅游产品的打造者对此能略加说明，应该可以稍微减轻一下人们在参观完这一艰巨而又从未起过作用的庞大工程遗址所得到的遗憾。

2019年6月19日改定

【生逢乱世】

青山作证
——缅怀我苦命的父亲

章孟杰

作者简介：章孟杰，生于1948年3月，祖籍安微滁州。1964年7月初中毕业于重庆市第二中学，因“家庭出身”问题（父亲被定为“历史反革命”），虽成绩优异仍被剥夺升高中权利，于该年9月5日上山下乡赴川北巴中县玉山区双凤公社林场当知青，1972年5月起任民办教师，1975年11月回城在重庆市沙坪坝区磁器口运输合作社当码头搬运工，文革结束恢复高考后于1978年7月参加高考，由重庆二师(现重庆第二师范学院)高师语文班(专科)录取，1981年7月毕业分配到重庆市第七十一中学任教，2004年调到民进沙坪坝区委任专职常务副主委，曾担任两届区政协委员、两届区人大代表，兼任区台联会副会长、政府特邀监察员，是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2009年10月退休。（上图为作者近照。）

癸巳（2013年）清明，我又一次来到重庆沙坪坝茅山峡松鹤陵园，这里有父亲和母亲的合葬墓。他们曾是二十多年的恩爱夫妻，当年只因迫于政治压力选择了离婚。他们生前不能共衾，当他们相继离世之后，我们兄弟一致决定：让父母同穴。我们相信这一定也是他们的愿望，因为天国没有阶级斗争。
站在双亲墓前，凝视着他们慈祥的面容，我哽咽了，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顿时涌上心头。我带着全家——妻、子、媳、孙一齐跪下，泪如泉涌。对于父亲的死，我们作儿子的是有责任的，这种刻骨铭心的愧疚和悔恨将折磨我们一生，至死都不能解脱……
父亲生于1911年3月3日，殁于1976年7月5日，卒年65岁。我今年也正好65岁。人到晚年才能更加真切地体会到亲情的宝贵，而父亲却是在孤苦伶仃、凄风惨雨中死去的，他死在歌乐山腰的一间破草屋里，死时还是一个“历史反革命分子”。
今天，我用泣血的文字写下心中的悔恨和思念，您还能听见吗？父亲，可怜的父亲，我曾经不愿喊叫您一声的爸爸……

父亲为我创造了命运的转机

1975年10月某日，已在大巴山苦熬了十一年的我收到母亲的来信，她说现在政府出台了一个政策，凡是一家有三个子女下乡而一个都没有调回城的，或是父母身边没有一个子女留城的，可以特招一人回城。读到这里，我并不觉得这和我有什么关系，我们兄弟四人中虽然有三人当了知青，但二哥已顶替母亲回到重庆，这“特招”没有我的份儿。不过，再往下看，母亲说父亲想到了一个办法，那就是他们被迫离婚时，父亲曾亲笔在离婚证书上写有短短一句话：
根据子女的志愿，选择跟女方生活。
父亲说可在后面偷偷添上一句话：
但因男方无人照顾，三儿子章孟杰愿跟男方。
这样父亲就属于身边无人照顾，我就合符“特招”条件了。这偷偷添加的文字当然必须仍然由他写，换了笔迹是要露馅的。父亲的毛笔小楷写得极好，但这极好的小楷却承受着极大的风险。一个“黑五类分子”胆敢欺骗政府，那年头是会犯下死罪的。父亲平生胆小，凡事循规蹈矩，不敢越雷池半步，尽管身陷绝境，但他却悄悄向母亲说：
“只要能把孟杰弄回来，我死了也值……”
此语掷地有声，仿佛撞击在历史的回音壁上，向人间昭示着一代无辜受难者深藏心底的悲怆，那是后世难以理喻的父爱，伟大而卑贱，浩瀚而渺小，但却在铁蹄之下迸溅着火花……想想吧，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在那不见天日的岁月里，一个“黑五类分子”还能享受国家的政策吗？但父亲却根本不愿冷静想想了，那一刻，他的爱子之心，愧疚之感，竟使一颗孤苦而怯懦的灵魂变得无比坚强而疯狂了。
母亲信中说，父亲已向街道办事处递交了申请，并私下找了派出所的户籍人员，向他哭诉了自己年老无人照顾的痛楚，希望能得到政府的照顾，并表示今后一定加强思想改造，争取早日回到人民行列。末了，他把当年省下的肉票、布票、油票、烟票、酒票、肥皂票等等全部赠送给了户籍，这是他唯一有价值的东西。在那个物资极度匮乏的时代，这些东西价值不菲。那时他仅靠我大哥每月从微薄的工资中寄来6元钱维持生活。他还向户籍暗示：如果帮忙把儿子调回来还将酬谢。母亲在信尾再三叮嘱：此事千万保密，看完即毁。（下图：1965年章孟杰所在林场知青下乡一周年合影，后排右第一人即章孟杰。）
我心里又燃起了希望。1964年7月，我初中毕业，虽然学习成绩全班第一，但却未能“考”上高中，随即和同样学业优异没考上大学的二哥一起“上山下乡”到大巴山当了“知青”，时间已有整整十一年，我的最美好的青春年华被无情地消耗着。凭藉改变命运的渴望，我曾不惜冒死用箩筐悬吊在悬崖上书写“农业学大寨”，曾奋不顾身地抢救失火的农户……我还担任过林场团支部书记，曾两次出席全县的“知识青年先代会”，但是，每次招工时，尽管公社多次推荐我，但都落选了，原因只一个：我的父亲是“历史反革命”，作为儿子，我背负“原罪”，永远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
哦，父亲，绝望时，我真是把您恨死了……

父亲的计谋成功了

父亲祖籍安徽滁州，这是一座浸润着历史文化传统的名胜之地。950多年前，北宋文学家欧阳修因支持王安石变法改革被朝廷贬谪于此，逆境中写下了脍炙人口的《醉翁亭记》。从那以后，滁州人就开创尚文的风气，人人尊崇四书五经。我曾祖父章法护于清代光绪九年（公历1883年）荣登进士数年后，被清廷任命为安徽省学台，更在全省兴学。生在书香世家，秉承先辈遗风，我父亲兄妹五人全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和金陵女子大学。抗战时南京沦陷，父亲随中央大学流亡来川，在重庆大学松林坡临时校舍完成学业。毕业后，应聘到也由南京迁来的江津县中大附中任教。当时正值第二次国共合作，全民抗战。父亲最小的十三岁妹妹在南京大屠杀中因拒辱，被日本兵用刺刀挑死（我二伯妈当时躲在柴堆里亲眼目睹了这一惨剧，当她九十高龄时写文章回忆了这一幕，刊登在人民日报上，人民日报编辑部特为她的文章写了编者按）。
怀着对日寇的仇恨，他和无数的热血青年一起参加大后方的抗日救亡运动，曾集体加入国民党。课余，他和一些青年才俊常去拜访在江津石墙院避难的前中共总书记陈独秀。他与陈独秀是安徽同乡，很仰慕这位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旗手，见他生活困窘，还多次资助他。谁知这些事情在1949年后都成了父亲“历史反革命”的罪状……（上图：章孟杰之父章祖德从中央大学毕业时留影。）
我在焦急中等待着。终于有一天公社派人通知我，重庆来了招工单位点名要招我。我知道这是父亲的计谋成功了，顿时欣喜若狂，立马赶到公社。但招工人员刚见我就给我泼起了冷水，他看我文质彬彬的，向我直言道：
“我劝你还是别回重庆。我都了解了，你在这里当民办教师，每月有20元钱，公社领导对你印象很好，还有发展前途。你回去是在磁器口运输合作社当搬运工，就是下苦力的，没有月工资，担一挑煤才几分钱，那活路你是吃不消的，找老婆都找不到，我是为你好……”
但我想到父亲费了好大力，乃至冒着“欺骗政府”的风险才让我有机会回重庆，如果轻率放弃就实在可惜了，还是先回去再说吧。招工者见我执意要走，摇着头说：“你以后别怪我没提醒你哦。”他很快替我办完了手续。我把锅碗瓢盆这些不方便带走的东西全部送给社员，只带着要穿的衣物就踏上归途，归心似箭，无暇顾及未来的日子。
第三天下午我刚回到家里才一会儿，父亲就急匆匆地赶来了。他老远就喊：“孟杰！孟杰！回来了吗？……”
见了我，父亲欣喜异常，这无疑是把他“计谋”的实现看作是他今生的最大成功，迭声道：“总算回来了！回来就好！……”
父亲心里明白，我陷在农村调不回来是受了他的连累，他终于抓住机会把我弄回来，算是赎罪了。他的这种心态在他瘦削的脸上表露无遗，刀刻斧凿般的皱纹间浮现着难得的笑意，木讷的眼神也不再像两口枯井。母亲留他吃了晚饭，父亲心满意足地走了。临走时，他不忘向我嘱咐道：“这次户籍真的帮我说了话，原本黑五类分子不在照顾之列，是他再三向上面反映，说我年老体衰，又生活困难，确实需要人照顾，应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上面才勉强同意的。你记住，一定要去感谢他。”说着，他交给我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这个户籍的家庭地址。
次日，我带着临走时在公社买的5斤白糖和回渝路过合川买的两只鸡，循址找到那个户籍的家，一再向他表示感谢。那户籍推辞了一下就照单全收了。我后来才知道，“文革”初期带领红卫兵上山找到父亲栖居地，殴打我父亲并砸烂“家”中一切的也是他。

“你还嫌我不够丢人吗？”

不几日，我到磁器口运输合作社报到后，立即领到了我的上班工具—— 一根扁担和两个箩筐，头儿交待每天的工作就是到河边船上把运来的煤、砖、水泥、河沙等运上岸，或是坐机动船到河对面的重庆肥皂厂把成箱的肥皂搬运到船上。这些全是计件付酬，挑一百斤煤到几十米远的岸上有2分钱，扛两袋水泥上车有5分钱，一整天累死累活挣不了一元钱。这真是一个安置“黑五类”子女的绝佳场所，国家不花一分钱就可以让这些“贱种”自生自灭。那位招工人员确实没有骗我。苦难又换种方式向我狞笑着，把我攥在手里。每天天不亮我就得匆匆起床吃饭，然后赶往磁器口码头下苦力，劳动强度比农活大得多。但，再苦再累、报酬再低也得干，生活在城市什么都要钱，我得养活自己和我那苦命的父亲。
干这样的苦力活，我算真真切切地体会到了什么叫做“血汗钱”。每天才挑两担煤，汗水就把衣服湿透了，额头上的汗珠不停地往下淌，眼镜的镜片整天都被汗水浸泡着，眼前模糊一片。天热的时候，男人们就只穿内裤，上身赤裸，肩膀上搭块毛巾既垫肩又擦汗，人变得像野兽一样不顾羞耻。
有一天，我正担着煤，颤悠悠地登着陡峭的石梯，猛抬眼看见父亲正在前面关切地注视着我。我放下担子，没好气地问他：“你来干什么？！……”
父亲讪讪地回答道：“今天没事，我来看看你。”
“有什么好看的，你还嫌我不够丢人吗？”我压低声音说道，生怕别人看见了。
其实，在码头下苦力的伙伴大多是“狗崽子”，大家都心知肚明，人到了这种地步也实在没有什么脸面可讲。父亲沉默了，转身离去。事后想来，父亲一定是肚子饿了，想让我给他买个馒头吃。
他每天靠给人挑煤球谋生，如果哪天没有活干就得饿肚子，他把我弄回来也是指望有个依靠。我干了什么？如今想来，我真是不能原谅自己。
又一次，我劳动一天拖着快散架的身子回家，在街上突然看见父亲正坐在一担装满煤球的箩筐上，显然在歇气。他也看见了我，大概只有一秒钟，他就赶紧把脸别过去，仿佛没有看见我。我犹豫了一下，但最终还是没有叫他一声，从他身边走过去，父子俩形同陌路人。我走了几步停下来还在犹豫：父亲已是65岁的老人了，我该不该帮他担一程？可我最终还是没有转身回去……我们这一代人是用“阶级斗争”的狼奶喂大的，正统教育灌输的“划清界限”、“大义灭亲”等等毒素已经侵入我的血液，改变了我的人体基因，人性在泯灭，兽性在滋生。古语说：“鸦有反哺之情，羊有跪乳之恩”。我连动物都不如，我真是连动物都不如！
我不能原谅自己，我真的不能原谅自己。当年父子形同陌路人的那一瞬，那一幕，如今常常浮现在我的脑际里，宛如历史浓缩的一道伤痕，一个梦魇，催我反思：本该是教授的父亲与本该是青年学者的儿子……为何成了冷漠的路人？
父亲病了却不愿告诉我们由于挑煤报酬太低，有伙伴提议去西南制药一厂码头，说那里有运输合作社的一个抬工班，每天从船上抬石头上岸，每抬一条“连二石”可得一毛钱。这“连二石”每条重的有五六百斤，轻的也有三四百斤，我担心身体撑不住。同伴劝道：开头可能有点恼火，适应了就好。于是我答应去试一下，不行再回来。
但这一去就回不来了，因为抬石头必须两人合作，走一人另一人就单着无法干，我只能硬挺。
抬“连二石”的规矩是“丢包”走，就是从船舱到抬上车把全程分成若干段，比如分成A、B、C、D、E、F、G……段，抬石头时领头的把石头丢在A处，第二组把石头丢在B处，再回头到A处把石头抬到C处，这样交错进行。这样做的合理之处是用力均匀，但它也给整人留下玄机。抬“连二石”最艰险的是上车，因为搭在车厢的跳板有一定坡度，比平地更费力，如果力量不够在上最后一步时，石头碰着车沿，人就会失去平衡随石头栽下车，轻者被沉重的石头砸断腿，重者丧命，我就亲眼见过一个姓刘的同伴被石头砸断大腿造成终身残废。在这个群体里永远是弱肉强食，那些身体强壮的老码头工人专门收拾我们这类弱者，他们会准确计算出哪块大石头该我们上车（这我们也会算），在丢第一个包时就专门选大的，看见我们上车时的狼狈模样，他们会乐得哈哈大笑，全然不顾可能给我们造成的伤害。如果我们实在抬不上去，他们可以帮忙，条件是要我们送他们烟票、酒票。为此，母亲和二哥到处托人找烟票、酒票来增加我的安全系数，保佑我千万别出事。
換了码头后，很长一段时间没看见父亲。但我总感觉有一双眼睛在暗中注视着我，仔细观察又没发现什么，我想大概是神经过敏吧。六月某日，我们要将合川运来的一船石头抬上车。载石船有一个特点，满载时船身沉重就不太晃动；一旦石头将要抬空时，船身变轻晃动就大。那天活该我倒霉，我和“连手”进舱去抬最后一条石头时，刚上跳板，恰巧有一艘大货轮驶过，波涛涌来，船身就大幅度晃动起来，跳板一下子从船舷滑落，我们还来不及反应就随石头掉入江中。正当江水即将没顶、浪花四溅的一瞬间，我听见从岸上工棚后面传来撕心裂肺的哀号：
“天哪！孟杰！”
众人七手八脚把我俩从江中捞了上来，我全身湿透，狼狈不堪。仔细检查身体，并无伤痕，幸亏石头没砸着人。
父亲急匆匆地从工棚后面跑了过来，惊魂未定地问道：“孟……杰，伤着没有……”
我只默默地看了他一眼，没答话，独自到工棚里换衣服去了。此时，身后传来父亲悲怆绝望的呼告：“老天啊，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我到底作了什么孽呀！”
我回头望去，父亲发疯似的挥舞着双臂，哭喊着，不顾一切地哭喊着，踉踉跄跄，渐渐走远了，只在我的记忆中留下了一个佝偻瘦削的背影，孤孤单单……
事后有人告诉我：这老头来过好多次，每次都是躲在工棚后面看你抬石头……但我只是默默地听着，默默地活着。生活依旧，运石船照样天天来，但从此之后，父亲却是再无踪影了。

父亲病了却不愿告诉我们

某日下班回家，二哥告诉我：父亲病了，病得很厉害，是他的邻居打电话说的。这邻居两口子在童家桥砂纸厂上班，家里还有老人和孩子。我们托付他们平时关照一下父亲。他家里喂有一头猪，二哥顶替母亲回城后在酿造厂工作，有时帮他家搞些豆渣、醋渣作猪饲料算是回报。
我和二哥赶快去看他。父亲住在四川外语学院背后的红炉厂山上、歌乐山半山腰的一个破草屋里。他闭眼躺在床上，人已瘦得形销骨立。我俩大吃一惊，忙问父亲是怎么回事，父亲了无生气，一动不动躺在床上。这床其实就是几张破木板。邻居告诉我们，父亲已病了一个多星期，这期间几乎没吃东西。我们问既然病得这么严重，怎么不打电话告诉我们一声？邻居分辩道：“你们父亲一再嘱咐别告诉你们，我看他快不行了，还是给你们打了电话。”我们听了很生气，责怪父亲不懂事，不该阻拦邻居报信。
父亲仍是闭着眼，一言不发。二哥赶紧跑回厂里找了一副担架，并打电话给第二工人医院（如今的重庆肿瘤医院）要了救护车。我们抬着他刚出门，父亲无力地睁开眼，望着我似有话说。我俯下身子，他用微弱的声音说道：“我床下谷草里…还有一点钱，你把它…带上。”我放下担架回到屋里，从谷草丛中翻出一个纸包，打开一看，全是最大面额一元的纸币，数一数有九元六角八分，这是他的全部积蓄，是他平时给人担煤球一分一角积攒的。
医生诊断是严重的肺炎引起肺气肿，高烧四十度，身体已是极度虚弱。医院马上下达病危通知书。那时大哥工作地点很远，弟弟在云南支边未回，父亲就由我和二哥轮流照顾。他吃不下饭，我们就从家里熬了稀饭给他送来，但每次他都只能吃一点点。经过半个月的住院治疗，父亲病情大有好转，能勉强下地走路了。他见我们兄弟俩天天跑医院很辛苦又耽误工作，就执意要出院。我们征询医生的意见，医生说病情已经控制住，只是身体太虚弱，需要好好疗养。父亲是“黑五类分子”，早被开除公职，医药费一分钱也报不了。高额的医疗费对我们来说也是沉重的负担，我们就决定接他出院，回家加强营养。

父亲死不瞑目，等待我们

怎么安置父亲让我们很伤脑筋。他那里交通不便，我们去一次至少要二三个小时；也想把他接回来住，无奈我们几代人住在一间十平方米的小屋里，早已拥挤不堪，哪还有他的容身之地？况且名义上他与母亲是离了婚的，“阶级斗争”这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时刻悬吊在我们头上。思前想后，只好还是麻烦那家邻居照顾父亲。我们把钱和粮票给他们，二哥承诺免费给他们提供更多的猪饲料。但邻居很快打电话来说父亲还是不吃任何东西。我和二哥闻讯又赶快跑去，果然看见放在木箱上的稀饭完全未动。我们非常生气地责怪他，说医生都讲了，你这病只要加强营养就会好起来，你不吃饭怎么会好？父亲眼里流下两行浊泪，无力地说道：“你们别管我了，就让我死吧……我不能再拖累你们了。”我们听了更生气，说你这样做，我们花的时间精力和药钱都白费了。不容分说，我们端起稀饭喂他，父亲勉强吃了几口。临走时，我们几乎哀求他一定要吃东西。
第二天，我放心不下，下班后又急匆匆赶去。只见床头的稀饭还是未动一口，我简直无计可施，说你这样做要把我们都拖死。父亲挣扎着伸出手来，拉住我，流着泪断断续续地说：
“孟杰……回去告诉妈妈和大哥、二哥、四弟……我对不起你们……唉，当初真不该让你回来……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我强忍住泪说道：“现在说这些已没用了，其实回不回来都一样。”
少顷，父亲又喘着气说：
“……孟杰……你记住……我最困难的时候……当右派的三舅舅曾给我寄过5元钱……童家桥饮食店的梁孃孃……几次在我饿肚子的时候……给过我馒头……我回报不了他们了……”我再也忍不住失声痛哭起来，我预感他已拖不了几天。
7月4日夜晚，雷电交加，天降大雨。第二天早上天放晴，我照常去码头抬石头。十点钟左右，大嫂的亲侄子王安（他在西南制药一厂办公室工作）急匆匆到河边找到我，说二哥打来电话：父亲死了。他同情地望着我，想说几句安慰我的话。我欲哭无泪。因为早有预感，父亲的死讯并不令我感到突然。谢过他，我就匆匆赶往红炉厂。
二哥也已赶到。只见父亲睁大双眼，张着嘴，脸色腊黄，全身冰凉，鼻孔里已经没有一丝气息了。父亲死不瞑目！我们拖着哭腔喊着“爸爸！爸爸！”，父亲的眼睛才慢慢合上了，他带着无可言传的悲伤和痛苦走了，他带着一颗被侮辱被损害的灵魂绝望地走了，终于在这个暴风雨之夜走岀了阴森的歌乐山……
给他换衣服时，我们蓦然发现他手里紧紧攥着一张黑白相片，那是一张只缺他的“全家褔”——我们四兄弟和母亲的合影。他有四个极其聪颖、学业优异的儿子，这曾是他的骄傲，也是维系他挣扎着活下去的唯一希望。他一直梦想能有一天摘掉“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帽子，重新回到这个家庭，但他的这个愿望至死也未能实现。父亲，我可怜的父亲……（上图：独缺父亲的“全家福”，前排中是母亲，左是四儿章孟平，右是三儿章孟杰，后排左是二儿章孟伟，右是大儿章孟光。）
联系了火葬场的车，我和二哥就抬着他往山下走。在四川外语学院球场等车时，有几位大学生经过，一位女生突然惊叫道：“这不是章老师吗？他怎么啦？”我们惊异她怎么会认识父亲。这位女生告诉我俩，他们是工农兵学员，学习基础差，有一次她在球场上读英语时，父亲路过，听见她读音不对就给她纠正。她和其他同学得知父亲曾是中央大学的毕业生后，非常钦佩，常向父亲请教。她听说父亲死了非常难过，说章老师是个好人，学识渊博，性格也温和。她当即跑到花坛上摘了几支白花，放在担架上，眼圈红红的恭恭敬敬向父亲的遗体鞠了一躬。

“第一名是反革命分子章祖德的儿子！”

父亲死后次日，中共元老之一朱德去世。
9月9日下午快到四点的时候，我正抬着石头，药厂的高音喇叭响了，河对岸的高音喇叭也响了，中央广播电台预告四点钟将有重要新闻播报。我心里咯噔一下，已猜着七八分。果然一会儿播音员就用沉痛的语调宣布：“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沉痛宣告：……”讣告很长，一句话：红太阳陨落了。哀乐在江面回荡，嘉陵江水仍静静地流淌着。我放下杠子，脸色凝重，心如死水已激不起半点微澜。但我知道一个时代就要结束了。
中共沙坪坝区委在政府礼堂设置了灵堂供人们去吊唁，全区每个部门和单位都必须组织职工去，运输合作社也不例外。人人都臂缠黑纱，抬着花圈，排队依次走进灵堂。灵堂里哭声震天，人们仿佛在比谁的哭声更大。运输合作社这帮老娘们个个哭得死去活来。她们中有父亲在土改中被镇压的，有亲属被打成“反革命”的，有老公是右派分子的，有乱搞男女关系被单位开除的。这水流沙坝本来就是“牛鬼蛇神”聚集的地方，那些根红苗正的人谁来干这营生？有人说“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那这是咋回事？我冷眼旁观着。果然才走出灵堂，这伙老娘立刻恢复常态，又家长里短地谈笑起来。这年头，残酷的阶级斗争已教会人们如何保护自己。
历史的车轮由此陡然提速。十月中旬的一天，下班回家的二哥告诉我，区文化馆门前贴了一张大字报，说北京发生了大事，“四人帮”被抓起来了。我一听，忙向文化馆跑去。那里早已围满了人，只见大字报标题：北京喜讯——党中央粉碎“四人帮”。内容是：党中央顺从民意，一举粉碎“四人帮”，将祸国殃民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抓起来隔离审查。我怀疑是在做梦，使劲摇头，人是清醒的；再使劲掐胳膊，疼痛不已。我没有做梦，这是真的！我大声喊道：“抓得好！”人群中马上有人呼应：“抓得好！”“活该！”“这几个家伙恶贯满盈，枪毙他们！”我心里痛快极了，兴冲冲地想回去告诉更多的人。刚走几步，感觉不过瘾，又回去再看一遍，心里默念：“爸爸，江青他们被抓了，您能再多熬几个月该多好啊！”
神州扫除阴霾，形势一天天好转。不久，邓小平再次出山担任领导工作，十年文革破坏的国民经济开始恢复。1977年夏天，北京召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决定恢复高考。消息传来，我无动于衷。1973年我曾在农村参加过一次高考，考试成绩非常好，但因家庭出身仍被拒之门外。此时我仍是“狗崽子”，政审仍像“紧箍咒”一样束缚着我。但这一年大学录取工作出现了新动向，报纸上公开讨论大学能不能录取出身不好的青年，《人民日报》旗帜鲜明地表态不能唯成分论，应重在政治表现。再一打听，确实有出身不好的人被录取了。1978年再次举行高考时我有些动心了。母亲和两个哥哥都竭力动员我去试一下。此时离高考已不到两个月，二哥迅速帮我找来了文科的复习资料。最大的困难是高中数学，我是初中毕业生，高中数学一点没学过。好在初中的底子打得扎实，我几天就把初中数学复习完，然后集中精力学习高中数学，方法就是大量做题，不懂的就请教二哥，他曾是重点中学的高三毕业生，当年成绩也很优异。我仅用一个半月就把高中数学学完。那时白天我要参加繁重的体力劳动，只有夜晚才能静下心来复习功课。当极度疲乏时，冥冥中仿佛父亲站在我的面前，微笑着对我说：“孟杰，坚持住，你会成功。”（上图：当年的准考证。）
参加完三天的高考，我就迫不及待地等着公布考试成绩。到发榜那天，我没去上班，早早来到磁器口街道办事处门口，只见公示栏里成绩已贴出，我五科总分353分，遥遥领先其他人，是磁器口童家桥考区的第一名（那一年四川省文科录取线是270分）。我极其兴奋。正在这时，人群里有人问：“考第一名的是谁家孩子？”后面有人接答：“听说是反革命分子章祖德的儿子！”我闻言大恸，忍住快要夺眶而出的眼泪，冲出人群，仰天长啸：
“爸爸，我没有辜负你的期望，我成功了！”
但没想到的是几天后设在四川绵阳的高考招生办公室给我发来电报，要求我尽快写一份对父亲反革命罪行的认识给他们寄去，他们才考虑是否录取我。我勃然大怒，将电报撕得粉碎，怒吼：“这是什么世道？人都被整死了你们还不放过！他有什么罪？这大学老子不读了！”母亲哭起来，她和二哥苦苦劝我：“就再委屈一次，有什么办法呢？父亲在天之灵会原谅你的。再说，你如果错过这次机会，早晚会死在河里。”我愤愤难平，最后二哥替我胡诌了一篇寄去，算是交差（三十五年后，《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我，说到这一段经历时，我仍然不禁老泪纵横，痛哭失声）。那年我报考的第一志愿西南师范学院录取线是310分，而最终录取我的是无人报考的重庆第二师范学校高师语文班（专科）。这对“反革命子女”来说，已经算“皇恩浩荡”了。（上图：章孟杰考上大学后运输合作社结算的工资单和转给大学的粮食关系。）

后记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国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经过我们的申诉，父亲终于获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有关部门给予了适当赔偿。这是我们能够告慰于他的事。感谢邓小平，感谢胡耀邦！
从学校毕业后，我继承父业走上教学岗位，成为中学语文高级教师。因工作出色，先后获评市、区的优秀教师和“十佳班主任”；担任政协委员连续十二年荣获反映社情民意工作一等奖；担任人大代表连续两届荣获优秀人大代表荣誉称号。当年因家庭出身被剥夺学习权利的我的其他三个兄弟，通过自学考试都获得了大学文凭，成为本单位的领导或技术骨干。
行文至此，夜已深沉。我抬头望着父亲的遗像，他正含笑看着我。我默默对他说：“爸爸：巍巍青山见证了阶级斗争给社会带来的灾难，也见证了今天时代的变革，令人诅咒的苦难岁月已经结束，您的子孙后代不再是贱民，我们事业有成，孩子学业优异，生活幸福，您安息吧……”

（本文曾刊登在香港《明报月刊》2014年第五期，收入香港版《我们忏悔》一书。）

附录
章孟杰父亲给大儿子孟光的一封信

说明：此信写于1968年9月15日。那时身为“专政对象”的“黑五类”父亲是没有任何生活保障的，仅仅靠我大哥每月从三十几元的工资中挤出6元钱寄给父亲作生活费。信中说的“惊风骇浪”，实则是批斗殴打。请注意信末父亲署的是自己的名字而非“父字”，生怕儿子被斥为“划不清界限”的愧疚惶恐之心不言自明。

孟光：
邮递员交给我的信，知悉一是。我们的集中学习还未结束，现在争取突击劳动，晚间七时才回来休息。有迹象可寻，大致不久中学就要开学了，现在每天都有各班级学生到学校来学习。听说我们还要评查，如果这样，又不知何日才能告一段落。所顾虑的就是每星期中有四天必须在外面就餐，所费较多，无力负担而已。两年多来，从各方面严格地要求自己，遵守党和政府的法令政策、规章制度，虚心接受人民群众监督。在劳动中尽最大努力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侥幸从未犯过任何错误。未来虽不可知，但事在人为。党的政策正确鲜明，不久的将来必然会得到宽大处理的。我绝不自满，还要继续争取。生活艰苦，半饱已足，思想改造第一。国庆将届，配给猪肉可能下月要多些。九月份肉票附函寄去，我无力购买。八月份植物油票我还未买到油。每次劳动后疲倦万分，幸而每一次劳动后可以休息一天，否则是吃不消的。你们的工作和生活，想均康愉为念。此祝 安好
章祖德 9.15

附：两个多月的集中学习，虽然经常地在惊风骇浪中度过，但思想改造和劳动改造的收获是巨大的，胜过以往几年中的学习。请于廿五日将生活费寄来，我好在月底到邮电局去取。因为搭伙券不够用，有时晚餐就不吃，现在我已节省了六斤杂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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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海泛舟】

《文革群众运动的动员、分裂和灭亡
——以社会运动学视角》目录

乔晞华、James Wright 著

序言 （聂元梓）
省思，从文革群众运动的失败开始（本书作者）
绪论
第一篇 典型省的群众运动
第一章 北京
1.1北京大学：第一张大字报出生地
1.2清华大学：武斗终止地
1.3 “天派”与“地派”
1.4 清华附中：红卫兵诞生地
1.5 北师大女附中：暴力发源地
第二章 上海
2.1上海“工总司”的两位核心人物
2.2上海“工总司”的成立和“安亭事件”
2.3一月夺权
2.4“工总司”攻打“上柴联司”
第三章 天津
3.1 天津的文革开端：16中事件
3.2 “三轮二社事件”
3.3 抱不平的造反者
3.4 大联合夺权
3.5 “二.二一事件”
第四章 湖南、湖北
4.1 湖南文革运动的兴起
4.2 造反派的第一次分裂
4.3 造反派的第二次分裂
4.4“省无联”及其思潮
4.5 实用主义的造反
4.6 道县大屠杀
4.7 造反派的第二次风光
4.8 造反运动的没落
第五章 江苏
5.1 南大文革运动的兴起
5.2 南师附中文革运动的兴起
5.3 南京长江厂文革运动的兴起
5.4 轰动南京城的“王金事件”
5.5 一.二六夺权
5.6 “清查五.一六”
5.7 第二次夺权
5.8 造反派捐弃前嫌最后一搏
第六章 黑龙江
6.1 范正美的崛起
6.2 潘复生的崛起
6.3 分裂和内战
第七章 内蒙古
7.1 文革前的内蒙
7.2 高树华的崛起
7.3 内蒙军人的抗命
7.4 “内人党”事件
第八章 西藏
8.1 西藏群众运动的兴起
8.2 武斗的兴起
8.3 “六.七大昭寺事件”
8.4 “边坝事件”和“尼木事件”
8.5 “红成事件”
第九章 云南
9.1 云南造反派的兴起
9.2 造反派的分裂
9.3 军管会支左和干部站边
9.4 滇西挺进纵队事件
9.5 划线站队运动　　
9.6 云南知青大逃亡
第十章 青海
10.1 青海文革的开端：“六.三社论事件”
10.2 “二.二三屠杀事件”
10.3 事件的结局
第十一章 新疆
11.1 生产建设兵团
11.2 第一张大字报
11.3 “九.三事件”
11.4 造反领袖吴巨轮
11.5 石河子“一.二六惨案”
11.6 文革中新疆的民族问题
第十二章 解放军
12.1 空军高层的夺权斗争
12.2 海军高层的斗争
12.3 总参“八.二五事件”
12.4 南京军事学院的文革运动
12.5 南京军区内的文革运动
12.6 “五.一三冲击三军演出事件”

第二篇 群众运动的兴亡
第十三章 代表性问题
13.1 抽样
13.2 省市自治区的分类
13.3 省市自治区分类的意义
第十四章 社会运动学
14.1 社会运动的定义和分类
14.2 社会运动学的第一代理论
14.3 社会运动学的第二代理论
14.4 社会运动学的第三代理论
第十五章 毛的动员
15.1 毛为什么发动文革
15.2 毛的党内思想动员
15.3 毛的党内组织动员
15.4 毛的党外思想动员
15.5 毛的党外组织动员
第十六章 民众的动员
16.1 关于参加群众组织的问卷调查
16.2 数据
16.3 参加群众组织的比例
16.4 参加群众组织的原因
16.5 民众参加群众组织原因的分析
16.6 民众的动员
第十七章 省级群众组织的分类
17.1 省级群众组织的派别
17.2 分类指标和分类
17.3 基于派别对立的省市自治区分类
第十八章 群众组织的派别
18.1 家庭出身和派别间的四种因果关系
18.2 保守派与造反派对峙省的情况
18.3 造反派内斗省的情况
18.4 清华大学的派别与家庭出身分析
18.5 运动初期保守派的流向
18.6 广州中学红卫兵的计算机模拟分析
18.7 阶级分裂与派别选择的关系
18.8 分派的原因
18.10 群众运动的组织形式
第十九章 群众运动的自毁
19.1 文革的武斗
19.2 文革中独一无二的“海战”
19.3 武斗的战场纪律
19.4 一个葬送一线希望的爆炸
19.5 群众运动的终结
19.6 群众运动内讧自毁的原因和教训
第二十章 结语：中国未来社会运动展望

附录
附录1 样本量的计算
附录2 各省分类的计算
附录3 统计学中的聚类分析法（CA）
附录4 关于民众在文革中参加群众组织情况的问卷调查
附录5 对数回归模型的有关问题
附录6 省级大派群众组织的分类计算
附录7 家庭出身与派别选择中派别不明者的分析
附录8 民众参加群众组织比例的调整计算
附录9 省级群众组织简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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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海泛舟】

《文革群众运动的动员、分裂和灭亡
——以社会运动学视角》（节选）

绪 论

我们对文革的定义是：为期十年的文革是中国现代史上的重要事件。文革中，党内和党外各自的激进派、温和派和保守派六个集团之间和集团内部，进行了一场不完全信息的非合作式的博弈。文革以保守派失势开始，以激进派完败告终。我们提出的文革定义，可以简称为“博弈说”。
我们对四派观点学说的批评，并不意味着对它们完全否定。“博弈说”事实上汲取了各派观点的合理成份。“博弈说”不仅包括了“内乱说”中的权力斗争，包含了“社会冲突说”和“两个文革说”的民众为自身利益进行的抗争，还包含了“一个文革说”中所暗指的一系列清洗运动。文革实质上是党内外各自的激进派、温和派和保守派六个集团之间和集团内部的一场搏杀和斗争。忽略这些复杂斗争的任何一个方面，都将导致我们不能正确地认识文革。
在这本书里，我们沿着前一本书的思路分析文革中的群众运动。本书分为两篇：第一篇是典型省份的文革情况的简述，第二篇是文革中群众运动的动员、群众组织的出现、分裂和灭亡。第一篇有12章，介绍具有典型意义的12个省市自治区和解放军的文革群众运动。在第二篇的始章（即第十三章），讨论了代表性的问题。本书的第一篇简述12个省市自治区和军队的群众运动。中国大陆当时有29个省市自治区，为什么我们只分析12个省市自治区和军队的情况，置其他17个省市自治区于不顾呢？Chan等人在研究广州市中学红卫兵运动时发现，群众组织的分派与其成员的家庭背景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Walder对北京的大学红卫兵的研究发现，红卫兵的权力和特权的状况对文革中的派别没有影响。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相互矛盾的结论呢？因为广州的中学红卫兵和北京的大学红卫兵存着区域差别和年级差别。这就涉及文革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代表性问题。
如果试图对全国的文革进行深入的分析，研究应包括全国的29个省市自治区，否则就可能存在以偏概全的缺陷。对全国所有的省市自治区进行全面论述，会有难以深入的问题。在研究中很难做到既涵盖全国各地的详细情况，又有深入的理论分析。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是一对矛盾，很难同时兼顾。解决这个矛盾的办法之一是抽样。我们采用分层抽样的方法，解决可靠性和样本大小之间的矛盾。
我们对省市自治区的分类，采用3个方面的客观指标共计10个变量：（1）经济、人口、政治、地理方面；（2）局势稳定性方面；（3）群众运动发展方面。由此我们得到了7个类别：北京和上海属第一类，即中央直控类。第二类是群众运动发展较成熟的省类，共有14个省，如湖南、湖北和江苏。第三类是早期造反类，有6个省，如黑龙江和内蒙。虽然这些省的革委会成立得较早，但是它们并不安定，反复较大。第四类是边远地区类，共有4个省，如云南和西藏。此类省在全国的地位并不太重要。第五类是特异类，即中央间接控制的天津直辖市。天津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与其他省不尽相同。虽然中央文革对天津的控制不如对北京和上海那么直接，但是陈伯达和江青等人能够直接干预。这些情况使得天津既有别于其他省，又有别于北京和上海。第六类也是特异类，只有青海省。这是由该省的特殊性造成的。青海省以其“二二三事件”闻名全国。省军区副司令赵永夫依靠军区内多数军人的支持，通过非正常途径整倒并扣押省军区司令，并下令向手无寸铁的百姓开枪。第七类也是特异类，只有新疆一个省。新疆的文革以首府乌鲁木齐和建设兵团为两个中心，这在全国罕见。在第一篇里，从以上7类省份中挑选12个省进行了分析。虽然只有约三分之一的省，但可以较全面地代表全国的文革情况。
第十四章，介绍了社会运动学（Social Movements）理论发展的简史。社会运动学是一个因中国的文革兴起并与文革研究密切相关的重要学科。多年来，该领域的发展一直未引起华人学界的重视。在中国文革的影响下，从1968年5月开始，西欧和北美出现了类似中国红卫兵的青年和学生造反浪潮。该现象引起西方社会学家的兴趣，对其研究开始增多。到上世纪的70年代中期，社会运动学逐步成为社会学中的一个重要领域。社会运动学理论可以分为三代。第一代是乌合之众论，第二代在理性选择的框架下有社会冲突论、理性选择论、博弈论、资源动员论、政治过程论和新社会运动论，第三代是构框理论。半个多世纪以来，社会运动学经历了从疯狂到理性再到情感/网络的螺旋形变化。这些理论对于我们研究文革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社会运动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运动的动员（Mobilization）。运动的动员可以分为两个具体的问题：（1）为什么动员？（2）如何动员？关于文革的动员，这两个问题又分为“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个方面的4个问题，即：（1）毛为什么发动文革？（2）毛如何发动文革？（3）民众为什么参加文革（为什么被动员）？（4）民众是如何参加文革的（即如何被发动的）？
第十五章讨论“自上而下”的两个问题：“毛为什么发动文革？”和“毛如何发动文革？”毛发动文革的目的是要树立真正的接班人，以确保他的路线得以继续，而且可以在他死后防止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对他进行清算。文革是毛“生前防篡权，死后防清算”。毛通过告诫中共所面临的潜在威胁，把党内的高层动员起来。当中共在“可能垮台”的威胁下团结起来准备共渡难关后，毛甩开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通过中央文革使其成为直接指挥文革的常设机构，迅速完成了党内的思想和组织动员。
毛通过提出一个新的理论，区分党中央与各单位党组织，解除了民众多年的顾虑。恐惧终于开始从中国民众的心中悄然退去，实现了民众的思想动员。1966年10月开始的第一次“平反潮”和1967年4月开始的第二次“平反潮”，是民众组织动员的关键。第一次平反导致党政机关的瘫痪，第二次平反引发各地“揪军内一小撮”和“砸烂公检法”的高潮。没有两次大规模的平反，广大民众不可能敢于起来造反。许多处于观望和犹豫状态的民众毫无顾忌地加入到造反队伍中来，全国终于迎来“全民造反”的情景。
第十六章讨论群众的动员（即自下而上的动员）。研究群众的动员与民众参加哪派群众组织是有区别的。前者只注重民众为什么参加和如何参加群众组织（无论是造反派还是保守派），后者注重民众因为什么原因参加某派群众组织。在这一章里，我们研究民众为什么参加文革中的群众组织。迄今为止的文革研究存在着一个普遍的问题：很少有学者采用大规模的直接询问文革当事人的方式，了解他们为什么参加群众组织。2017年4月16日，我们启动“关于民众在文革中参加群众组织情况的问卷调查”的活动。截至2019年1月31日，征集到1,670人的有效回复。关于民众为什么参加文革，有两个突出的原因：一是响应毛的号召，二是对当权派不满和/或争取改变自身的处境。在响应毛的号召方面，“革命干部”、“革命军人”（以下各章均简称“革干革军”）子弟尤其多。工农子弟、灰五类和黑五类子弟依次递减。在对当权派不满和/或争取改变处境方面，是按相反方向依次递增。这两个原因看似不同，实质上却是一回事，即都与自身的处境有关。作为红五类子弟，他们只要听从党和毛的号召，前途是有保障的。响应毛的号召只是表面的，实际上与红五类子弟的前途密切相关。而争取改变处境对于非红五类子弟来说，是非常实际的目标。文革前的17年里，中共执行的阶级路线，把灰五类和黑五类划为二等公民。他们在升学、就业、提干、事业发展和生活等各方面受尽歧视。文革的发动，使他们看到了从未有过的机会。他们带着这一目的积极投入文革，希望能在文革中打个“翻身仗”。
响应毛的号召是红五类子弟的一种积极防守性的动因，目标是保住他们已有的特权和利益。对当权派不满和/或争取改变处境，则是灰五类和黑五类子弟的一种积极进攻型的动因，旨在争取夺得自己以前所没有的权力和利益。两个动因从不同的侧面展现相同的动机，事实上是殊途同归。从受访者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可以看出当时中国的社会状况。中国无形中分裂成为两大阵营：红色阵营和非红色阵营。在红色阵营里有革干革军子弟、工农子弟、党团员积极分子以及中共的各级干部等。在非红阵营中，有黑五类和灰五类子弟，本人是黑五类或灰五类的人们，以及被淘汰下来的原来属于红色阵营中的少数人。总之，无论民众参加的是哪个派别，都是为了改变自身的处境而战，或是为了保持自身的处境而争。
根据我们的推算，文革中大城市里的民众参加群众组织的比例在53%～67%之间。在非省会地区，民众的积极略低一些，在43%～57%之间。农民参加群众组织的积极性最低，约占28%。
当人们谈论文革的群众组织或派别时，常会使用“造反派”和“保守派”两个词，这是文革中群众组织最常见的两个类别。尽管以前对群众组织的派别有不少研究，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学者对全国各省级群众组织进行系统的分类。第十七章，我们对全国的省级群众组织进行了系统客观的定量分类。分类采用的6个定量指标是：（1）是否是文革初期保守派或改头换面？（2）是否是二月镇反的受害者？（3）是否有代表进入省革会常委会？（4）进入省革会常委会的代表是否在文革后受到整肃？（5）支持该派的领导是否在文革后受到整肃？（6）支持该派的领导是否在文革后复出重新上台？全国77个省级组织可以分为3类：保守派、温和派、激进派。温和派与激进派同属于造反派，只是造反的程度不同而已。
根据对各省大派组织的分类，我们对各省的文革也进行了分类。有的省份主要是保守派与造反派之间的冲突，即“阶级性派别”的冲突。有的省份是分裂的造反派之间的矛盾，即“派性派别”之争。也有少数省是造反派“一家天下”，局势基本上由一个造反派别控制。各省的文革进展情况，有许多不同。我们在分析民众参加不同派别的动机时，应该注意上述两类派别斗争的区别。
第十八章分析民众为什么加入不同的派别组织以及如何组织起来的问题。有学者认为，群众组织的分派与家庭出身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将这种观点称为“社会冲突派”。但是也有学者发现派别与家庭出身无关，认为派别与斗争过程有关。我们将这派学者称为“政治过程派”。以上两派观点分歧的根源在哪里？与家庭出身无关的派别之争，通常是同一造反阵营里的不同派别之争，即 “派性派别”；与家庭出身有关的红卫兵之斗，则是不同阶级阵营的对峙和冲突，即“阶级性派别”。忽略派别斗争中存在着不同性质的类别，将两者混为一谈，是造成两派学者不同观点的原因之一。“社会冲突派”和“政治过程派”存在两个主要问题。首先，他们均忽略了基层派别组织，使得中间过程变成了“黑箱”，导致这一关系难以预测。其次，他们混淆了派别的类型，忽略了“阶级性派别”与“派性派别”的区别。
在群众组织的派别斗争中，最重要和最基本的是保守派与造反派的分裂。这是阶级性的分裂。各省有一个共同的现象：保守派有“五多”，即红五类多、党员多、团员多、干部多和积极分子多。他们是文革前政治社会秩序的受益者，属于优势群体。造反派则包括从红五类到黑五类的各种人，其中有不少是历次政治运动的受害者或受牵连者，属于弱势群体。优势群体和弱势群体内的成员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经常会发生变化。这种人为地制造差别的过程，我们称做“筛选差分过程”（Screening Differentiation Process）。它像一台高速旋转的离心机，不断地把一部分不能紧跟党的分子甩出核心圈，降入落后群体。先进群体在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方面占据优势，落后群体则在政治上受歧视，精神上受压抑。这一动态的先进群体和落后群体的划分，与以阶级分裂为线的优势群体与弱势群体的划分并不完全同步。文革时的中国社会，是一个以阶级划线分成优势群体和弱势群体，以筛选差分划分先进群体和落后群体的分裂社会。
除了保守派与造反派的斗争以外，在同一阵营里的造反派内部也存在着分裂和斗争。此类派性矛盾的激烈性，不亚于“阶级性派别”的斗争。这类分裂大多因“一月革命”夺权引发。无论是保守派与造反派之间的“阶级性派别”斗争，还是造反派之间的“派性派别”斗争，都是围绕一个“权”字。当然，“权”的背后，归根到底是一个“利”字。
“社会冲突派”没有充分注意到分裂的造反派之间的内斗，因此没有意识到文革中的派别斗争不仅有既得利益者与挑战者间的斗争，也存在挑战者之间的内部冲突。“政治过程派”忽视了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片面强调运动的多变过程。真实的情况是，文革是一场博弈，是作为既得利益者的保守派与作为挑战者的激进派的斗争为主，挑战者内部激进派与温和派之间冲突为辅的博弈。文革是保守派、温和派和激进派之间进行的一场非合作式的、信息不明的利益博弈。因此，我们用“两类派别斗争”（Two-Type Factional Struggles Explanation）来解释说明文革中的派别斗争。我们的观点可以称为“两类派斗说”。
由于各省的分裂，群众组织陷入你死我活的派战，天下大乱，中国处于内战状况。这一形势是毛及其追随者没有预料到的。第十九章讨论文革群众运动的自毁，试图回答群众运动“为什么”和“如何”走向自毁的道路。造反派当初作为毛整治官僚们的“石头”，此时成了实现“天下大治”的绊脚石，成了新生政权革委会的对立面。毛对造反派失去耐心，遂派出数万工人和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清华大学，强行结束了武斗，两派群众组织在内战中同归于尽。从这一天起，毛利用造反派的战略也结束了。毛泽东告别了造反派。
文革对民众带来的灾难是巨大的。根据我们推算，民众因参加群众组织受整的面非常广。中学生和知青的受整率为11%～12%，其他民众的受整率达到23%～27%。换言之，文革后，约有四分之一的参加过群众组织的民众或多或少地受到整肃。参加造反派的民众更是首当其冲。值得注意的是，参加过群众组织的民众，出身好的、政治面貌属于红类的、曾为一般干部的民众，受整率高于普通民众。
文革研究中被许多学者忽略的两个重要问题是：（1）造反派为什么分裂？（2）他们的分裂对文革中的群众运动带来了哪些害处？由于中共当局对造反派的丑化，很少有人能够认真地总结他们失败的教训，为中国今后的群众运动提供借鉴。文革中，造反派一次又一次地分裂。每当造反派获得一个大的胜利，他们立即分裂，陷入内战，造反派的能量在内战中消耗殆尽。但是造反群众组织并非永远“死磕”，没有联合。例如湖南、湖北和江苏的造反派从“清队运动”开始逐步丧失权势，一步一步跌入牛鬼蛇神的集中营。到了“一打三反”运动时，造反派们遭到几乎全军覆没的厄运，造反派的领导人和骨干分子都成了挨整对象。在后来的运动中，造反派们尽弃前嫌，共同对敌，做最后的拼搏。这是为什么呢？造反派没有能够联合有多种原因，归根结底是因为他们对形势的误判。他们没有分清真正的敌友，以为保守派已经完败。在对权力贪婪的驱动下，把曾经同一战壕的战友当成了敌人，试图独霸天下。正是由于这一错误的策略，出现了造反派的分裂。如果造反派在保守派失败后能够迅速地联合，共享胜利果实，中国的历史也许会改写。认真总结他们失败的教训，对今后的中国社会运动有着重要的意义。
在第二十章结语中，我们对全书进行总结并对中国未来的社会运动提出展望。……（此处有删节）
本书在分析中较多地采用统计学工具（如对数回归模型、聚类分析模型等）。为了减少一般读者阅读的困难，我们尽量避免在正文中涉及统计学。我们把详细的计算和讨论放在附录中，供有兴趣的读者参阅。在附录中，我们还简述全国各省级群众组织的情况，这是我们对省级组织进行分类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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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海泛舟】

《文革群众运动的动员、分裂和灭亡
——以社会运动学视角》（节选）

第十四章 社会运动学

前一章讨论省市自治区的代表性问题，以下章节开始讨论文革的动员问题。本书将运用西方社会运动学理论对文革的动员进行讨论。西方社会运动学是一个因中国的文革而兴起并与文革研究密切相关的重要学科。由于种种原因，多年来该领域的发展一直未引起华人学界的重视。这是一门新兴的学科，直到上世纪的60年代，西方学界对社会运动的研究还很少 。在中国文革的影响下，从1968年5月开始，西欧和北美出现类似中国红卫兵的青年和学生造反浪潮。这一突如其来的风暴席卷整个西欧和北美大陆，使得各国政府措手不及。该现象引起西方社会学家的兴趣，对其研究开始增多。到上世纪的70年代中期，社会运动学逐步成为西方社会学中的一个重要领域 ，并拥有专业的学术刊物、丛书和学会 。

14.1 社会运动的定义和分类
社会运动的定义有许多版本。我们在这里不妨采用威尔逊（Wilson）的定义：“一个有意识的、群体的、有组织的努力，试图以体制外的手段推动或阻碍社会秩序中大规模的变化。” 该定义中的两个信息特别重要：“有意识的”和“体制外的”。“有意识的”指的是社会运动的参与者是有意识的，不是盲目的。“体制外的”指的是社会运动不是通过正常的渠道解决问题。体制外的手段，包括示威、游行、请愿、静坐，甚至暴力等。需要指出的是，社会运动不同于政党和利益集团，因为后者拥有接近政权和政治精英的正常管道。
社会运动有以下四个特点：群体性，时间性，认同性和目的性 。群体性的意思是，社会运动是为实现社会变革的群体和组织的努力，不是个人无组织的努力。时间性指的是社会运动在有争议的问题上与强有力的对手进行一定时间的斗争，不是一次性的抗议活动或较量。认同性指的是社会运动的成员不仅仅在一起工作，他们还享有共同的身份认同。目的性指的是社会运动通过抗议等活动试图改变社会。
如果从社会变化的对象和变化的范围两个角度来分析，社会运动可以分为以下四种运动 ：
表14.1 社会运动的分类

变化有限 变化巨大
变化只涉及一部分人 替代运动 救赎运动
变化涉及整个社会 改革运动 革命运动

替代运动（Alternative Movement）对现有社会的威胁最小，因为替代运动仅仅针对社会的一部分人，运动的目的是改变这些人的某种行为。美国的“反酒后驾车母亲协会”就是一例，该运动专门针对酒后驾车行为。由于该协会的努力，美国通过法律对醉酒驾车者严惩不贷，从而使醉酒驾车的事件有所减少。
救赎运动（Redemptive Movement）虽然只是针对一部分人，但是涉及的程度比较深。运动的目的是彻底改变这部分人，宗教的“原教旨主义”运动是此类运动的典范。原教旨主义源于美国，是一个宗教运动。原教旨主义强调圣经内文的正确无误，不容置疑，圣经拥有最高权威。原教旨主义一词也用来指天主教和伊斯兰教的宗教运动。救赎运动旨在彻底改变个人，使之重生。
改革运动（Reformative Movement）的参与者并不将矛头指向现行的制度，只是认为必须对现有体制进行局部的改革。大多数的抗议事件属于此类运动。运动的目的是改革社会的某一部分，并非企图推翻整个现有体制。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各地的反核能运动和保护生态环境运动属于此类。
革命运动（Revolutionary Movement）涉及社会的所有成员，变化范围是深刻的，旨在推翻现有制度并创立新制度。革命运动对现有的社会秩序极度不满，试图根据自己的意识形态蓝图重新建设新社会。革命运动大多是由长期受压迫的某一群体发起，通常在一系列改革运动失败后群众极度不满时发生。人们深信当权者不会满足他们的基本需求。世界各地出现过一些革命运动，例如美国的独立运动、法国的大革命、南非的黑人自治运动和中国的辛亥革命。
用通俗一点的话来说，改革运动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运动，革命运动是“既反贪官、又反皇帝”的运动。

14.2 社会运动学的第一代理论
对社会运动的研究可以追溯到它的前身——群体行为学（Collective Behavior）。19世纪的下半叶（1850 —1900），欧洲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动荡使得聚众成为政治稳定的巨大问题，公共秩序受到空前的挑战。“聚众”是指一群人聚在一起的意思。当然，学者研究的注意力主要是闹事的聚众，出现不少理论来解释这一现象。第一种理论说，聚众的成员是疯狂的，就像安徒生童话中的红舞鞋无法停下来。任何参与疯狂聚众的成员，被认为是魔鬼附身或者精神有毛病。第二种理论说，聚众闹事的成员是社会渣滓，是一群脱离社会的家伙，是被社会抛弃的人渣，所以他们对社会不满。第三种理论说，聚众的成员是罪犯，认为有的人生来就有犯罪倾向。聚众闹事破坏财物和伤害人，由罪犯干的或者是由罪犯领头干的 。概括起来就是“疯子论”、“人渣论”和“罪犯论”，或者统称为“坏人论”。
早期的学者研究群体行为学的目的，是为了维持社会的稳定。这是受了社会学三大鼻祖之一的杜尔凯姆（Durkheim）的影响。他的社会平衡观念对早期的社会学家有着极其重大的影响。群体行为学的研究重点，是社会组织的不自主性、冲动性和即时性。研究者试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守法的人变得不守法了？”学者们对群体行为的参与者是否理智和是否有自我意识持否定态度 。该派理论的代表人物是法国心理学家勒庞（Gustave LeBon），代表作是勒庞1895年发表的《乌合之众》（Psychologie des Foules）。勒庞认为，参加聚众的人本身是正常人，但是聚众使人的思维转变，使人失去平常的判断力，人在聚众中变得疯狂 。勒庞的理论对以前的“坏人论”是一个否定，在当时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该理论在理论界独占鳌头长达近70年。该派理论家的目的是为精英控制聚众，反对激进派 。
需要指出的是，华人学界中流行的“一个文革说”，是“乌合之众论”的理论框架下的一种学说。“一个文革说”认为，造反派是“疯子”，逍遥派是“傻子” 。亿万群众卷入文革的原因是：“政治思想的强大压力，运动中民众被迫作出抉择；林彪、江青、康生一伙野心家、阴谋家乘机蛊惑挑唆，蓄意制造动乱，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 简言之，民众参与文革是盲从和不明真相。
坚持民众非理性的“乌合之众论”，在上世纪的50至60年代开始受到广泛深入的批判，淡出研究领域至今已经有近50年 。该派理论是否会在将来的某个时候重返舞台，东山再起，笔者不敢妄加猜测。但是在过去的近50多年里新出现的社会运动学理论中，再也没有谁敢把民众说成是一群智力低下、没有自我意识、没有利益诉求、任人欺骗的傻瓜，是不争的事实 。

14.3 社会运动学的第二代理论
对“乌合之众论”持批判意见的理论家很多，马克思是其中之一。马克思主义虽然没有提出专门的社会运动理论，但是其本身就是一个关于社会运动的理论 。马克思注重社会冲突，关注经济与革命的关系。马克思认为，变化的经济状况与群众运动有着反向关系 。也就是说，如果经济状况下降、变糟，发生群众运动的可能会上升、增加。反之，如果经济状况上升、变好，发生群众运动的可能会下降、减少。马克思的这一理论，常被称为“社会冲突论”。“社会冲突论”的基本观点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工人在工会的带领下与资产阶级进行斗争。这些斗争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都是社会运动。只要资产阶级掌握权力一天，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就不会停止。换言之，不断的剥削是革命的动力，必然导致无产阶级消灭资本主义 。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运动研究的假设是，有共同利益的人必然会组织起来追求共同利益 。华人学界中的“两个文革说”，是马克思的“社会冲突论”理论框架下的一种学说。
“理性选择理论”（Rational Choice Theory简称RCT）在上世纪60年代开始崛起 。这是基于微观经济理论的学派，受亚当·史密斯（Adam Smith）等人的影响 ，属于自由个人主义传统。该理论以个人为主导，强调个人作为群体行为的重点 。该派理论的代表人物是奥尔森（Olson）和奥普（Opp）。在该派理论学者眼里，社会运动是适合外境的追求政治目标的方式 。奥尔森不认同马克思的关于个人会为共同利益自动参加运动的观点。该派学者认为，社会冲突并不自动导致社会运动。他们认为，运动的参与者是经过权衡利弊，面对各种选择作出自利的决择。理性的个人不会行动起来实现共同的利益 。个人只有获得利益才会参加工会，参加运动和参加革命。运动需要有措施，实现“不参加就没有个人利益”的结果。因为理性的人都是为自己的个人利益，不会为他人的利益工作 。也就是说，需要出台“不劳动者不得食”的规定，才能促使个人积极参与运动。这也是人们常说的“免费搭乘者”问题。该理论强调个人作为群体行为的重点。
“资源动员理论”（Resource Mobilization Theory简称RMT）试图通过分析个人理性地权衡参加运动的得失来理解社会运动。在有些情况下，社会运动的发生并不是因为社会矛盾增大、人们的剥夺感上升或者人们怨恨的增加，而是社会运动发起者和参与者可以利用的资源增长了。是否参与社会运动，是人们对资源动员进行的理性选择。资源包括甚广，有知识、财力、传媒、物力、人力、合法性、社会精英的支持等等。如果对社会不满的群体能够动员手中掌握的资源，运动就能发展起来 。该观点部分地解释了为什么有的群体能够组织起来开展社会运动，有的群体却无法组织起来的原因。该派的学者认为，对于社会运动的动员来说，资源比不满更重要 。资源动员论是深受马克思影响的宏观学理论 ，试图寻找有利于降低成本、提高效用的组织性资源 。
理性选择论和资源动员论的区别在于：前者认为人是孤立的，后者承认关系的重要性，从而实现群体的理性。理性选择论反对情感化，认为情感总是不理性的，资源动员论绕过了这一关。人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的，这种联系会影响人们的决定 。在相互依赖的语境下，仅靠个人的理性不足以达到争取利益的目的。出于情感的行为也可以是理性的。资源动员论强调有形的和无形的资源，例如社会运动组织、外部的精英、社会网络和媒体等 。
有学者批评资源动员论太注重内部的因素，忽略了外部因素（即政治机会）。这就产生了“政治过程论”（Political Process Theory）。该理论的核心思想是：社会运动依赖于有利的政治环境。只有在政治环境有利的时候，社会运动才会出现和成功。该理论事实上是外部的资源动员论。政治机会使社会运动得益或受阻，影响社会运动的成败 。泰罗（Tarrow）总结出四种情况会出现有利的政治机会 ：（1）挑战者有机会进入国家政体；（2）精英重新站队；（3）精英分裂；（4）镇压挑战者的能力和倾向有变化。政治机会也可以是现行政治体制的受欢迎程度或脆弱程度。如果现行体制比较脆弱不堪一击，社会运动很容易发生 。总之，是宏观的政治结构和政治过程为运动的发生提供了政治机会 。
资源动员论和政治过程论之间的区别主要表现在，前者强调内在的因素，后者更强调外部的因素。虽然两者间存在较大的差异，但是它们都强调社会运动是一个过程，强调运动参与者的利益和理性选择 。资源动员论和政治过程论的共同特点是，两者都属于宏观层次的理论，都强调物质性的条件没有考虑非物质性的因素（如文化和情感）。
以上理论是北美学界发展起来的。在欧洲大陆，社会运动学的发展采取的是一条不同的道路。“新社会运动理论” （New Social Movement Theory简称NSM）是由欧洲的3位思想家（德国的哈贝马斯[Jugen Habermas]，法国的图赖讷[Alain Touraine]和意大利的梅卢西[Alberto Melucci]）提出来的。新社会运动理论是在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为基础的社会冲突论的交锋中发展起来的。该派学者认为，社会运动成员再也不是自动地产生于以阶级冲突为基础的工业社会。社会运动成员需要重新发现自己和创造自己，使自己形成新的群体身份。这是人们常说的“身份认同”。该理论试图解释北美和西欧上世纪60年代开始的一系列社会运动。该时期的社会运动有别于旧形式的运动，所以被称为新社会运动。
新社会运动强调对于后物质主义价值的追求，不再强调劳工被资本家剥削，不再强调收入。该运动强调生活、身份、环境、性别、和平和反战等 。这是因为社会冲突在欧洲仍然很重要，但又不同于旧的产业工人运动 （例如民主运动和人权运动）。此类运动的特点之一在于它们涉及的范围。由于现行政府的政策是全国性的（如民主问题和人权问题），所以运动的范围也是全国性的甚至是全球性的(如反核能运动)。该理论融汇了欧洲19世纪以来的杜尔凯姆、马克思和韦伯（Weber）三大社会学传统，体现了原有的现代化价值与正在兴起的后现代化价值之间的冲突 。传统的社会运动能得到工人阶级的支持，因为大多数传统的社会运动致力于经济斗争。现在的新社会运动则跳出了经济范围，得到更多的中产阶级的支持。

14.4 社会运动学的第三代理论
以上的理论均忽略了意义制造（Meaning Making）。这是因为，这些学者们认为民众与观察者相似，没有必要研究他们的意义制造。例如，马克思认为工人阶级的觉悟是他们与生产关系的产物。马克思在调查工人状况时只关心事实，并不关注工人的态度。他认为群体行为是可以从客观指标中读出的，即工人最终会如马克思本人那样理解他们的自身状况 。文化主义者从社会心理角度关注个体微观动员机制。运动的动员是文化现象和话语活动。每个运动的动员都需要通过话语和实践，传递意义，实现动员 。因此构框理论（Framing）被用来解释社会运动 。该理论是由人类学家贝特森（Bateson）在1972年提出的 。框架是这样定义的：一种简化与浓缩“外在世界”的诠释架构，通过有选择地强化和符号化一个人现时和过去环境中的对象、情况、事件、经验和行为顺序 。社会运动的任务之一是提出一套重新认识世界的办法，以便唤起民众加入运动。受压迫的民众受到压迫，并不一定视其为不义采取批评或抗议行动。没有新的解释构成群体的共识，社会运动不易兴起。简言之，构框是以“动员潜在的支持者，寻求旁观者的认同和支持以及降低反对者的动员效果”为目的 。群体行为的理性决策，是在互相依赖的情况下作出的。这是因为，人们的生活和命运互相交织在一起，相互间的关系有道德和情感的投资。我们可以将其视为人的关系网络的一个部分 ，所以构框理论也可以视为是情感和网络。
构框与意识形态（Ideology）不同。构框告诉我们该如何看待不义，意识形态则告诉我们为什么不义是重要的 。民众对现实情况的理解，来自于自身的经历、周围的人群、媒体的广播以及某些权威机构的宣传等等。社会运动致力于缔造另一种的解释来影响民众，学者把这种另类的解释称作为“群体行动构框”。这是鼓动民众采取行动的动因 。社会运动的积极分子营造气氛，使更多的民众行动起来参加运动。尽管存在反叛意识，存在可以利用的资源，政治机会的条件也具备了，有的时候运动却不能成功。这是因为虽然反叛意识、组织力量和政治机会很重要，但如果民众没有充分地形成与运动组织者相同的意识，运动的动员仍有困难。
现代社会运动学理论深受四种传统理论的影响。（1）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民众是如何动员起来的问题，往往更注重外部的因素。他们很少想到是什么原因使个人参与社会运动。他们把问题看成是社会结构发展的必然结果，不是个人的选择。尽管他们认为社会运动植根于社会结构，却低估了参与运动所需的资源（即文化方面和政治方面）。对于他们来说，民众参加社会运动，是因为阶级矛盾发展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2）列宁从欧洲的经验看到了问题。列宁等不及客观条件的成熟，提出创建一个专业的革命精英队伍代替马克思的无产阶级。这支先锋队代表工人阶级的真正利益。对于列宁来说，组织是工人阶级社会运动的解决方案。（3）葛兰西（Gramsci）从俄国模式未能向西推进认识到，先锋队的组织形式不足以引起革命。葛兰西认为，必须提高工人的觉悟。他把工人运动看成是群体性的知识分子。该群体的主要任务之一，是造就工人阶级的文化。（4）美国的社会学家蒂利（Tilly）深受马克思的影响，但他很快将注意力转到国家结构和国家战略规划。早期的蒂利注重的是静态的政治状况。
受以上四种传统理论的影响，分别发展出四种现代的社会运动学理论。首先是受马克思影响的上世纪60年代的社会压力论学派。该派学者注重对社会不满的动员理论，认为民众的不满情绪来自结构的压力。受列宁影响的60至70年代的资源动员论学派，关注运动的领导和组织。深受葛兰西影响的80至90年代的构框和群体身份认同派，则注重运动的共识的来源。第四派的理论家，则从70年代开始跟随蒂利，注重构成结构性抗争政治的政治机会和限制（即政治过程论） 。
以下是对上述理论的一个总结：

表14.2 社会运动学理论的分类

非实利主义 实利主义
古典理论 坏人论
乌合之众论 社会冲突论
宏观理论 新社会运动论 社会压力论
资源动员论
政治过程论
微观理论 构框理论
群体身份认同论 理性选择论
博弈论

上述的社会运动学理论可以分为三代：第一代（疯狂）是坏人论、乌合之众论；第二代（理性）在理性选择的框架下，有社会冲突论、理性选择论、博弈论、社会压力论、资源动员论、政治过程论和新社会运动论；第三代（情感/网络）是群体身份认同论和构框理论。半个多世纪以来，社会运动学经历了从疯狂到理性再到情感/网络的螺旋形变化，使我们对社会运动的理解和认识更加深入。这些理论对于我们研究文革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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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纸堆】

与曾思玉将军书

鲁礼安


《昨天》编者按：原文未署写作日期，2006年10月27日首次在《和訊博客海纳百川》上公开发表。
作者简介：鲁礼安，1946年生。文革爆发时为华中工学院船舶系水下舰艇专业一年级学生。文革中是激进造反派，任“新华工敢死队”负责人，参与组织自学研究马列主义理论的“北斗星学会”并创办刊物《扬子江评论》，发起成立了“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站”（简称“决派”），是“北、决、扬”的精神领袖之一。先被造反派内不同派别绑架关押，后转交公安机关囚禁。1969年9月27日中共中央关于武汉“北、决、扬”的指示将“北斗星学会”和“决派”定为“一小撮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假借名义、暗中操纵的大杂烩，必须坚决取缔”，“所谓《扬子江评论》，是一些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操纵的反动刊物，必须查封”。他被定为“反革命地下组织案”首犯。文革结束后几乎被判死刑，改判无期徒刑后正待召开公判大会时被中央下令重审。1979年12月18日出狱获得平反。后顶父亲职到船厂工作，八十年代末进入外企工作，九十年代开始写作《仰天长啸：一个单监十一年的红卫兵狱中吁天录》（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5年）。2005年底辞职回家。长期监禁对他的健康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害，经常遭受失眠症折磨，2007年1月根据医嘱开始服用治疗抑郁症的药物，并对医生表示有悲观轻生情绪。4月12日失踪，未带手表、家门钥匙，留下给妻子寥寥数语遗言，落款“安安绝笔”。亲属报警并向社会求助后始终未能找到下落。


曾思玉将军，你好！
偶尔读到一期今年9月份的《人民日报》（海外版），从上面一篇该报记者对你的采访报道中，知道你已经是95岁的高龄。古人说：人寿百年能几何？健在的老红军中，能如此高寿者更是寥寥无几。作为党、国家和军队的宝贵财富，我们后辈的革命楷模，请你老多多保重。
这个采访报道了你在长征路上为毛主席送急信给徐向前的传奇经历，读过之后，更增添了我们后辈对你的景仰。你尽管高龄，记忆力却比年轻人还要良好。就像一位采访过你的军报记者所描写的，“虽然这位老前辈已90多岁高龄，但思维敏捷，精神矍铄。提及长征路上的传奇经历，仍然记忆犹新。”斯大林说：“共产党人是用特殊材料做成的。”这句话用在你身上真的再合适不过了。你的大脑，不就用一种具有“永恒记忆”性能的“特殊材料”做成的吗？你在“口述历史”时，简直就像在翻一本当年的“长征日记”，无论是时间、地点还是人物，每一个细节都精确得让人吃惊。一个九旬高龄的老人，具有如此惊人的记忆力，不知道是否可以载入基尼斯的记录？我们期待着有人替你申报。
遗憾的是，中国将军政要网上居然有署名文章，对你的“传奇经历”提出了质疑，从时间、手段、态势和地点诸方面，论述你当时不可能执行过送信的任务。我想，质疑的人尽管说起理由来头头是道，但他毕竟没有亲历过长征。长征路上的情况瞬息万变，未亲历者谁能说得清楚呢？如果一定要认真推敲的话，我认为你说徐向前在看到毛主席的信时，“眉头紧锁，脸上突然严肃起来，随口说道：‘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这段话，倒是值得斟酌。因为按照徐帅本人的回忆，他是在1935年9月10日凌晨得知中央红军已经连夜走了，在前沿部队请示“打不打？”，政委陈昌浩征求他的意见时说的这句话。而不是像你回忆的那样，是次日即11日接到毛的信后才“随口”说的。你是不是为了突出你送的那封“急信”的极其重要性，移花接木，将徐帅说出那句至关重要的话的时间推迟了一天？我以为你这样做是不够慎重的，等于是否定了徐帅和其他当事人的记忆。难道长征史中的这一段历史，也要因你的“口述”而改写？
我还有一点感到疑惑不解的是，长征过去都70年了，关于毛主席派你送急信给徐向前这个重大的长征“史实”，为什么30年前、20年前，特别是10多年前你撰写《曾思玉回忆录》时，都不曾披露过只字片语。而非要到耄耋之年，待到与此件“史实”有关的当事人如毛泽东、徐向前、肖华、陈光全都去世后，才将它公诸于世呢？你知道，“史实”是需要人证物证来佐证的。你当年所送之信已无处可觅，而除你之外的所有当事人又全部作古，那么，你凭什么让人相信从你口中说出的“传奇经历”是真实可信的呢？
难怪党史研究专家石仲泉指出：“对于当前风行的口述历史要持谨慎的态度，不能轻信个人的回忆。凡是党史中的重大问题，必需查档案、查文字依据，不能相信个人的脑瓜子。这应该成为研究党史的一条准则。”
当然，你可以说，凭你近80年的军龄，70多年的党龄和老红军、老革命的资格，难道还不能保证回忆的真实性吗？难道我堂堂共和国的开国将领，还会信口开河，乱讲些没有根据的话吗？
是的，你的党龄、军龄、革命的老资格都是有目共睹的，谁也不敢否认。但是，徐帅和其他当事人的党龄、军龄、革命的老资格也都不在你之下呀，所以“革命资本”并不能保证你不会讲“没有根据的话”。事实上，就像你现在嗜好书法绘画一样，信口开河，说假话、不负责的话、没有根据的话，也曾经是你的一大嗜好——我绝不是随便这样说的，因为近40年前，我，还有一大批人，正是因了你的假话、不负责任的话、没有根据的话，而遭受了一场巨大的灾难。你既然“思维敏捷”，连70年前的长征往事都“记忆犹新”，那么对于40年前你主政湖北时的往事，就更应该“记忆犹新”，无所遗漏了。你还记得当年那个华中工学院的一年级学生吗？你还记得你是怎样亲自下令将他投入单人牢房，将他推上那长达11年零7个月的绝境之中的吗？你在沉湎于丹青之余，还有兴趣和我一起回顾一遍你当年是怎样制造那桩惊天冤案的吗？好吧，“芝麻，开门！”，让我们一道来唤开那扇沉重的历史之门吧！（右图：毛泽东文革中接见曾思玉。）
事情是从“北斗星学会”开始的。1967年的秋天，我和我的几位同学，打算脱离派性斗争，坐下来研读马列，对文革进行一番理论的梳理和思考。我在《北斗星学会宣言》中，阐述了我们的上述意图。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你在看到这篇宣言时，勃然大怒，竟指责说《宣言》及其反动，反动透顶，“每一个字都是反动的！”由于你当时身任武汉地区的党政军一把手，可谓“一言九鼎”，你的这番无厘头的话，给我们这些年轻学生带的压力之大可想而知。我们的宣言哪一点反动了？而且是“反动透顶”、“ 每一个字都反动”。在汉语语系中，怎么可能出现“一个字”的反动呢？我至今仍然莫名其妙！如果一定要说“一个字”也可以“反动”的话，我大概只能引清朝雍正年间的一个著名的“文字狱”为例了。当时一位江西乡试的主考官名叫查嗣庭的，因为引用《诗经》中“维民所止”为考题，被人诬告为影射“雍正去头”，.竟至丢了脑袋。这个“维”和“止”，就正是“一个字”而够称“反动”的典范。可是我起草的《北斗星学会宣言》中找不到这样的字眼呀！宣言中既没有出现“日”字来影射“曾”去了头，也没有出现“王”字来影射“玉”净过身。找来找去，就是在“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这句话里出现了个“心”字，有影射将“思”去头之嫌。可那是一句到处都在传唱的“红军歌曲”，我怎么会想到当中有一个字会犯了将军阁下的忌呢？如果你说并非如此，那么虽然过去40年了，我还是要请求你给我一个说法——我那篇不到千字的《宣言》，究竟哪个字，或哪句话，或哪段文字称得上“反动”或“反动透顶”呢？
1979年我出狱之前中共湖北省委下发的“鄂文（1979）70号文件”说：“经再次审查认为，从他们公开发表的‘北斗星学会’宣言，还看不出有反动的内容。”那么究竟是该相信你说的，还是相信湖北省委的“复查”结论呢？所以我请你一定要对你当年的说法有一个解释，否则我只能认为，你当年对那篇宣言的定性，是极其轻率、极其不负责的，是拿我们这些年轻学生的政治生命当儿戏。
如果仅仅如此倒也罢了，虽然背上“反动透顶”的罪名厄运难逃，但也许还不至于有牢狱之灾，更严重的罪名还在后头呢。1968年3月，你听信当时“新华工”头头张立国、郭保安的一面之词，说我在被学校“隔离反省”时，画了一张“恶毒攻击伟大领袖”的“反动漫画”（一说是“反动标语”）。这个“反图”或“反标”据说涉及到一个字，那罪名就非常可怕了，放在那个年头一旦坐实的话是可以“立即执行，杀无赦”的。可问题是我本人都不知道我究竟画了一张什么，闹得从上到下的“老权贵”“新权贵”们全都欢喜若狂，如获至宝。我只相信一点，尽管我早已经不信什么“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的神话了，但对毛主席仍然是热爱和崇拜的。我无论如何也不会去画什么“反图”写什么“反标”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所以尽管风生水起，我一直泰然处之。
后来，也就是1968年5月，我在铁山遭到绑架。针对这个非法绑架，武汉方面的造反派群众发起了声势浩大的“营救行动”。双方剑拔弩张，一触即发，形势十分险恶。当时中央早已三令五申，严禁群众组织私设公堂。你作为武汉地区的最高军政领导，理应按照中央精神下令铁山放人。但是你却只是阻拦群众对我进行营救，而任凭铁山将我非法关押了整整两个月。你究竟为什么竟然无视中央的申令，纵容群众组织的绑架行动呢？后来我终于明白了，你是要假“铁山联防”这个武斗团体之手，用私刑拷打的手段撬开我的嘴，坐实那张所谓的“反图”“反标”，以将我定为犯有“恶攻罪”的“现行反革命分子”逮捕法办。但是我在铁山的矿井下识破了你们的用心，无论怎样严刑拷打，坚持证据见面（而铁山和“新华工”生怕我会回忆出事情的真相，只是严刑逼供，就是不让“证据”与我见面），使得你们的意图终于未能得逞。
然而，在“反图”“反标”未能坐实的情况下，我还是被秘密解送进了监狱。在随后的审讯中，“证据”总算与我见了面。通过仔细的辨认和艰苦的回忆，我终于澄清了所谓“反图”、“反标”的真相，以无可辩驳的理由，推翻了这个能将我置于死地的可怕罪名。这一切，“专案人员”不会不向你汇报吧？
但是，由于我已经身陷牢狱，被剥夺了一切的话语权，你居然不顾问题已经得到澄清这一事实，向不明真相的群众甚至在中央首长面前，继续散布作为逮捕我的“根据”的这一严重罪名。如果说在“证据”未有澄清之前，你指我犯有“恶毒攻击罪”还情有可原的话，在“证据”已经澄清之后，你仍然坚持我画了“反画”、写了“反标”，我就无法理解了。你这不是在蓄意陷害我吗？1969年10月3日，当你和你的同伙“刘丰同志”在省革委会扩大会议上煞有介事地宣布，“一号头头鲁礼安”是一个“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时，你真的一点都不觉得心虚理亏吗？你一个堂堂的党的高级领导干部，怎么能用如此下作的手段，来对付我一个20岁刚刚出头的学生？！
正如今年第一期《中国焦点》杂志评论部的一篇文章《有错就改与知错不改是执政党执政能力的试金石》中所说：“错误虽人人难免，但区分良莠、忠奸、贤恶的重要标志却在于其对待错误的态度。”
你当年明明知道在定我“恶攻”的问题上是搞错了，却一意孤行，死死地抓住那个并不存在的“反图”、“反标”不放，一定要置我于死地而后快。虽然快40年了，我的宝贵的青春年华，也早已经被毁灭在那间黑暗的单人牢房里，永远也索不回了，我还是要问你一声：你究竟为什么要这样做？
当然，也许你认为像我这样蝼蚁一样卑贱的学生娃娃，可以任你这样位高权重者随意拿捏践踏。那下面几位并不卑微，甚至可以说德高望重的老人呢？——我指的是王盛荣、周岳森和干毅，他们都是被你指为“暗中操纵控制我的”北决扬的“黑后台”。干毅且不说了，这位被你指为“国民党反动将领”的国民党起义将军，在你这位“共和国开国将军”面前自然是毫无地位，可以任你肆意糟蹋；就是周岳森，不也就是个微不足道的中学校长吗，随便加他个“老国民党特务”又有何难？反正都是由你说了算。那么王盛荣呢？若论起革命资格，他可是比你还老。你参加红军时，王老已经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届军委委员。长征路上，他和你一起爬雪山、过草地，一颗树下遮雨、一口锅里吃饭，是你的生死战友啊。你怎么竟然在那次省革委会扩大会议上公然骂他“是个小丑”，挖苦他“一条腿，到处乱窜”。这倒也罢了，你还伙同刘丰，诬指他“暗中操纵、控制北决扬”，并以此罪名将你长征中同生共死的战友投进监狱。你这样做真的有什么根据吗？你心里非常明白，其实什么根据也没有。之所以做这种昧良心的事，无非是因为要将“北决扬”定为“反革命地下组织”，又苦于找不到这些学生的“后台”，于是只好指鹿为马，拿资格虽老、但无权无势的老同志开刀。这就是你虔诚信奉并身体力行的“党内斗争”吗？真的太可怕了！
如果说在“党内斗争”的祭台上，必须拿这些失势的老干部开刀的话，那么将“北决扬”定为“反革命地下组织”后，你怎么还不满足，还要在清查“北决扬”“五一六”的幌子下，将数十万无辜群众打成“北决扬分子”而对他们进行残酷迫害无情打击呢？你是不是觉得“一家哭”、“几家哭”还不够，非得“一路哭”、“满地哭”才能让你心满意足呢？由你一手制造的“北决扬”大冤案，制造了多少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人间悲剧。这就是你这样一个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对国家、对人民所做的贡献吗？
你从江西一个贫穷的小山村走出来，参加了革命队伍，戎马倥偬几十年，成长为共和国的高级将领。难道党和军队培养你，就是要你大权在握时，肆无忌惮地大兴冤狱，将生你养你的父老乡亲打进痛苦的深渊吗？
仅仅拿你和刘丰当年点名批捕的13名“北决扬骨干”和“后台”来说，就有4人在狱中被关疯（其中2人至今未能治愈），有3人（不包括王老）因身心受到摧残出狱后英年早逝。还有几位获释后一直贫病缠身，穷愁潦倒。至于这13人之外，成千上万遭受迫害的无辜群众所受的苦难，真个是“新鬼烦冤旧鬼哭”，更是让上天也要为之动颜。
1979年12月，中共湖北省委在《关于处理“北决扬”一案的批复》中指出：“作为认定‘北决扬’反革命组织的主要依据即幕后是由一小撮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暗中操纵的事实并不存在，而且公开发表的‘决派’宣言不能认定为反动纲领。因此，‘北决扬’不能定为反革命组织。”
历史终于还了我们一个清白。面对历史的终审裁判，你作为冤案的始作俑者，是否感到过羞愧？
今年九月，就在你舒适地坐在疗养院里接受各路记者的采访，神采飞扬地大谈自己长征中的 “传奇经历”“英雄事迹”时，王盛荣老人正躺在医院的病床上走完人生的最后旅程。对于这位因你的诬告而有10年牢狱之灾的长征时期的老战友，你曾经有过丝毫的内疚吗？对于那几十万惨遭过你的迫害，有的至今还在痛苦冤屈中挣扎的无辜老百姓，你心生过哪怕稍微一点点的不安和怜悯吗？如果还有，证明你良心未泯，我仍然敬重你；如果没有，我就无话可说了。我只想将《新约》上的一句话送给你：天国近了，你悔改吧！
我知道将军你是彻底的唯物论者，不会相信上帝的“天国”。
但是我知道你们共产党人是相信马克思的。你们不是有一句口头禅：“死了去见马克思”，以能到马克思那里去报到为无上的荣耀吗？
只是，一个有负于人民、有负于战友而又从未对自己的罪孽有所忏悔的人，即使头上罩了一圈“无产阶级忠诚战士”的光环，马克思会接受他的报到吗？他能够进入马克思的“天国”吗？
如果既不能进入上帝的天国，又不能进入马克思的天国，这样一个未经救赎的罪恶灵魂，将在何处孤独地游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