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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 天》第一三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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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19年6月30日第132期（增刊）
本期目录
〖文革与文学专辑3〗
故纸堆
陈毅、陶铸同志在接见《欧阳海之歌》作者时
谈社会主义文学创作的一些重要问题
红卫兵评论员 一部划时代的伟大作品——赞《欧阳海之歌》
史林一叶
何 蜀 “放毒”与“消毒”——长篇小说《欧阳海之歌》在文革中的修改
附录1 “与人为善”——《欧阳海之歌》第八章四十节原书片断
附录2 “与人为善”——长篇小说《欧阳海之歌》修改稿选载
附录3 《欧阳海之歌》第九章四十四节“干革命”原书片断
附录4 《欧阳海之歌》第九章四十四节“干革命”修改稿
胡发云 历史的另一张面孔——从白桦一本文革诗集看“七二○事件”（完整版）
生逢乱世
何 蜀 那曾悄悄流淌的《嘉陵江》
附录 张海星 嘉陵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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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纸堆】
陈毅、陶铸同志在接见《欧阳海之歌》作者时
谈社会主义文学创作的一些重要问题
《昨天》编者按：本篇转录自《新华月报》1966年第3期。在研究文化大革命起源的时候，不应忽略像这次接见讲话这样的史料。尽管这次接见讲话是在文化大革命正式发动之前——两三个月后中共中央才转发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和发出了“五一六通知”，尽管发表这次讲话的两位高级领导人陈毅、陶铸后来都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但是在他们的讲话中，已经充满将人类优秀文化统统斥为“封资修”和“少数人垄断科学和文化的时代”加以否定，对所谓“社会主义文学新的里程碑”、“工农兵群众掌握文化与理论”新时代的狂热鼓吹。后来《首都红卫兵》报对《欧阳海之歌》的“划时代”、“里程碑”等吹捧其实就源自这次接见讲话。重读和研究这些讲话，可以使人认识到：文化大革命并不是一个在突然之间降生的怪胎。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陈毅，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二月二十四日晚上接见了长篇小说《欧阳海之歌》的作者金敬迈，并且谈了社会主义文学创作上的一些重要问题。
陈毅同志听了金敬迈汇报创作这本书的经过和体会以后指出，《欧阳海之歌》是一部很吸引人的好小说，是建国以来由我们党培养起来的作家写社会主义时代的一部好作品。过去，我们的舞台上演的多是些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缺乏时代的革命气息。文学创作方面，反映当前现实斗争生活的优秀作品也不多。近两三年来，情况有了很大转变，我们已有了我们自己时代的电影、戏曲和话剧。但是写社会主义时代英雄人物的长篇小说，写得像《欧阳海之歌》这样好的还是第一部。可以说，这是一部带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品，是我们文学创作史上的一块新的里程碑。这是党的领导、群众的热情帮助、作家的努力的产品。
陈毅同志说，这部小说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在毛泽东思想教导下，提高了阶级觉悟，完全没有个人主义，见义勇为，什么都无所畏惧的英雄形象。作者写岀了我们时代英雄的特点。同时，作者也很深刻、很真实地写出了我们连队的生活。欧阳海周围的人物也都写得很好。这是作者站在相当高的水平上才能写出来的作品，是值得我们高兴的。
陈毅同志说：我们的时代是伟大的时代。自从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后，我们经历的每一个时期都是惊天动地的。比如，我们有世界战争史上绝无仅有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我们在八年的抗日战争中，实行了毛主席的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打败了企图灭亡中国、吞并亚洲的日本帝国主义。我们在三年的解放战争中，消灭了八百万国民党反动军队，赢得了伟大人民革命胜利。这里蕴藏着多么丰富的激荡人心的事啊！我们的作家，在大力反映社会主义时代的同时，如何概括地为我们每一个历史时期写史诗，也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陈毅同志还要求作家们的作品要用准确、生动、简洁、泼辣、通俗的语言来表达我们所需要表达的东西。他说，一部作品里，地方语言不宜过多，除非是对塑造一个人物的性格特别需要，或是方言本身特别好而又能通行的才用，这样才有利于全国语言的统一。陈毅同志强调作家们要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不断提高自己的思想。
陶铸同志说，《欧阳海之歌》一出版就受到读者热烈的欢迎，受到党和各方面非常的重视，这说明它是一部很成功的作品，是一部有时代意义的作品，也说明社会主义文学有着不可想象的广阔的天地。作者得到各方面的称赞，应该把这些称赞作为对自己的鞭策，在可能范围内把这本书改得更好，并努力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来。（下图：陈毅、陶铸接见金敬迈时合影。）
陶铸同志说，《欧阳海之歌》成功地写出了社会主义时代英雄人物不图名，不图利，不怕苦，不怕死，一心为革命，一心为人民的高贵品质。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非常需要这样的英雄人物作榜样。毛主席说要“重新教育人”，就是要教育成具有这样品质的新人。我们的干部，有阅读能力的都应该读一读这本书，这对我们突出政治，自我革命很有好处。他指出，当前阶级斗争非常尖锐，资本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正动员他们的作家创作那些颓废、没落的人物，以腐蚀人们的革命意志。我们创造出这样一个闪烁着共产主义光辉的人物，并且深刻地真实地写出他的成长过程，说明了我们时代的英雄产生不是偶然的，说明了我们的时代是英雄辈出的时代。对那些反动文学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对立面，它有着深远的意义。陶铸同志说，在社会主义文学的创作道路上，《欧阳海之歌》的出现是人民解放军在党中央和毛主席领导下，在林彪同志的直接教导下，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突出政治的结果。金敬迈同志在几年以前还是话剧团的一个一般演员，年纪很轻，从事创作的时间很短，但是，由于他在人民解放军中得到很好的锻炼，有深厚的阶级感情，热爱部队，特别是在一九六二年毛主席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强调阶级与阶级斗争以后，作者是以这种思想武装起来去到连队从事创作的，所以就能站在一定的思想高度，能创作出这样的作品来。这说明创作也并没有什么神秘。只要我们真正以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深入斗争的实践，即使不是作家，没有什么创作经验，也可以写出好的作品来。农民王杏元写出长篇小说《绿竹村风云》，也同样证明了这个问题。《人民日报》最近接连刊载了工人学毛主席著作的讲话，进一步说明工农兵群众掌握文化和理论也并不难。这告诉我们：少数人垄断科学和文化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我们正处在一个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的伟大时代。
陶铸同志最后说，我们的时代是英雄辈出的时代，像《欧阳海之歌》这样的作品是太少了，应当鼓励大家大胆写，更多地写出我们时代的英雄人物，以推动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更大踏步地前进。
参加这次接见的，有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处书记吴芝圃，宣传部部长王匡，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部队文化部副部长周洁夫等。
〔2月27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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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纸堆】
一部划时代的伟大作品
——赞《欧阳海之歌》
红卫兵评论员
渔歌子转录自王锐提供的《首都红卫兵》报第22、23期合刊（1967年5月16日出版）。
《欧阳海之歌》一出现，立即受到了广大工农兵群众和革命青少年的热烈欢迎，在国内外获得了崇高的评价，这难道是偶然的吗?不是，绝对不是！
《欧阳海之歌》是一部划时代的光辉巨著，是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把这部作品照耀得金闪闪、红彤彤，毛泽东思想化作了这部作品的血肉和灵魂。这部作品，塑造了欧阳海这样一个高大无比的、光彩夺目的无产阶级英雄人物，这样一个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和哺育起来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这样一个具有大公无私的优秀品质的、完美的共产主义战士的典型形象。《欧阳海之歌》把我国社会主义的文学艺术事业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欧阳海之歌》的出现，是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光辉胜利！是毛主席文艺思想的光辉胜利！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一个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它培养了千千万万董存瑞、黄继光、杨根思、邱少云、雷锋、王杰、欧阳海、刘英俊、蔡永祥式的闪耀着共产主义思想光辉的英雄人物。建国以来，也出现了不少描写和歌颂这些英雄人物的优秀作品，如《董存瑞》《黄继光》《杨根思》等。但是比较起来，《欧阳海之歌》却是其中最优秀最光辉的一部。它的成就远远超出了上述同类题材的作品，欧阳海的形象塑造得最高大、最饱满、也最光辉。这里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其中最根本的一点则是由于作者最自觉地高举了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最集中最突出地表现了毛泽东思想对英雄人物成长的决定性作用。欧阳海成长的过程，就是他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过程；欧阳海的每一个进步都是毛泽东思想哺育的结果。正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使欧阳海这样一个本来就有着鲜明而强烈的朴素阶级感情的战士，更迅速地成长为一个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毫无个人私心杂念的高大的共产主义英雄，成长为一个如毛主席所说的“高尚”而“纯粹”的人，正是在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欧阳海无限忠于党和人民的事业，有坚定的革命立场、冲天的革命干劲、忘我的劳动热情和大无畏的革命造反精神；正是在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欧阳海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中国的和世界的革命事业，把自己的一切工作都和国际国内的阶级斗争紧紧联系在一起；也正是在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欧阳海对同志像春天一样的温暖，对敌人像严冬一样的无情……欧阳海的形象，概括了千千万万工农兵英雄人物的特点，他是一个“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的英雄人物。我们不会忘记，从欧阳海入伍前所受的教育，到他入伍后的飞速成长，直至他最后的壮烈牺牲，在他年青而壮丽的一生中，贯串着一条多么鲜艳的毛泽东思想的红线！我们不会忘记，在那千多名阶级兄弟的生命面临死亡的关键时刻，欧阳海耳边响起了毛主席浑厚有力的声音：“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在这个声音的召唤下，他毫无畏惧地冲上前去，推开了战马，挽救了同志，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小说向我们有力地展示出：“只有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战士，才能成为顶天立地的英雄；没有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也就没有了欧阳海这个平凡而伟大的英雄人物。”小说不仅描写了欧阳海怎样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投身于阶级斗争的漩涡，而且也表现了他怎样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自觉地开展自己头脑中的灭资兴无的斗争。欧阳海开始也是有私心杂念的，小说描写了他狠斗这些私心杂念、逐步健康成长的合理而动人的过程。欧阳海最后所以能毫不迟疑地为革命献身，就是由于他一生中自觉地用毛泽东思想要求自己、改造自己的必然结果。《欧阳海之歌》的成功还在于，小说通过欧阳海这个英雄人物的成长过程，突出地表现歌颂了林彪同志主持军委工作之后我中国人民解放军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大力突出政治，大搞四个第一，大兴三八作风，大抓人的思想革命化的辉煌成就，以及部队面貌的巨大变化。出现在小说中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确是一座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小说充分展示了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军队的无比生命力量。小说以极其凝练的笔墨，描写了我军在反修、备战、战胜三年自然灾害等方面的艰苦卓绝的斗争。此外，小说对我军政治思想工作的描写也是十分成功的，指导员曾武军以及生活在欧阳海周围的绝大多数干部战士的形象也都是鲜明而动人的。
《欧阳海之歌》所以获得如此辉煌的成就，这也是和作者金敬迈同志的创作道路分不开的。金敬迈同志彻底打破了对资产阶级那一套所谓“创作技巧”的迷信，彻底摆脱了刘少奇、陆定一、周扬文艺黑线的羁绊，他遵照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教导，勇敢地坚定不移地选择了为工农兵服务，和工农兵结合的这样一条唯一正确的社会主义文艺的创作道路，他忠实地执行和捍卫了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他带着深厚的阶级感情，“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深入连队，和广大指战员一起生活，并肩战斗。他首先不是一个作家，而是一名战士，在长期的共同的战斗生活中，战士熟悉了我们的作家，作家也熟悉了我们的战士。这些战士不仅成了小说中的人物形象，而且他们本身就参与了小说创作的过程。《欧阳海之歌》的成功，再一次有力证明了毛主席所指引的创作道路的无比正确性和无限生命力，《欧阳海之歌》的成功，应该包括这条无产阶级的创作道路的成功！这是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文艺思想取得伟大胜利的不容置辩的铁证。
当然，我们也不能不看到，《欧阳海之歌》的确也不是毫无缺点的，主要是原书中有两处地方竟然让刘少奇的黑《修养》冒了出来，刘少奇的“委曲求全”之类的谬论，竟然变成了欧阳海能够接受的东西。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大的自相矛盾，不能不说是对欧阳海形象的不能容许的削弱和歪曲。欧阳海是一个最富于革命造反精神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作者总的说来也是按革命造反派的面貌来塑造欧阳海的形象的！），他怎么会接受刘少奇的那些胡说八道的破烂玩艺呢?！小说的这两处描写客观地反映了毛泽东思想和刘少奇修正主义思想的斗争，反映了作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还是作资产阶级驯服工具的客观存在的矛盾，也反映了作者当时未能完全抵制刘氏黑《修养》的影响，也受到了黑《修养》的一定的毒害，这是我们不必为作者讳的。但是，刘氏黑《修养》和欧阳海的革命精神，和欧阳海的光辉形象，终究是格格不入的。从根本上说，强加在欧阳海身上的那两段描写，既无法支援欧阳海这个形象得以树立的坚实基础，也无法掩饰这个形象的无比光辉。因此，在对这两段描写提出严厉批评的同时，我们却绝不可以以偏概全，对《欧阳海之歌》整个作品提出这样那样的过头的无理的指责。任何对这部作品的粗暴的批评和否定都只能使亲者痛而仇者快！至于那些别有用心地给这部伟大作品抹黑的坏蛋们，他们的阴谋更是注定要破产的。现在，我们高兴地看到，金敬迈同志已经站在今天的新的认识高度，对那两处错误的描写作了彻底的修改。他用自己的修改稿宣判了刘氏黑《修养》的死刑，把蒙在欧阳海身上的这一层薄薄的政治灰尘也彻底地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欧阳海的形象是更加完美、更加光辉了！
但是，金敬迈同志并不以这个局部的修改为满足。在中央文革小组和我们敬爱的江青同志的亲切关怀下，他决心精益求精，准备进一步在深入生活的基础上，对全书再作一次全面的审查和修改。“写不好欧阳海我死不瞑目！”这就是金敬迈同志钢铁般誓言。
让我们热切地预祝《欧阳海之歌》修改稿的更加成功！热切地预祝更多的《欧阳海之歌》式的优秀作品出现在祖国繁花似锦的文坛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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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林一叶】
“放毒”与“消毒”
——长篇小说《欧阳海之歌》在文革中的修改
何 蜀
因为毛泽东规定“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 ，而在“革命斗争”、“革命运动”中，“人民”与“敌人”是在不断地发生角色变换的，今天的“人民”，明天可能就变成了新一轮革命要打击的“敌人”，昨天还在领导革命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今天可能就变成了“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的“资产阶级代理人”……于是，“革命文艺/文学”或“红色文艺/文学”，就会忽然面临政治局势的变化而遭到批判、查禁或不得不进行修改的尴尬局面。一个最典型的“范例”，就是长篇小说《欧阳海之歌》在文化大革命中进行的一次“颠倒黑白”的修改。
今天的人们已经几乎不知道《欧阳海之歌》这部长篇小说在当年的那种轰动效应，甚至可能极少有人会再读这部当年一版再版、全国读者争相传阅的长篇小说了。
1965年秋，文化大革命导火线点燃的前夕，由部队作家金敬迈创作的长篇小说《欧阳海之歌》先在《收获》杂志上发表，随即由解放军文艺社出版。在当时，自六十年代初全国文联和文艺界“整风”（有人称之为“文化小革命”）以来，文学创作与出版已经日见萎缩的形势下，这一部新的长篇小说在全国迅速引起轰动，其轰动的空前程度，从老民主人士梁漱溟的一则日记可见一斑，时任全国政协委员的著名思想家、教育家梁漱溟在1966年1月6日的日记中记载：“（下午）三时去各新华书店觅《欧阳海之歌》未得。” 这样一位七十三岁高龄的老学者，竟能冒着北京冬日的严寒奔走街头“去各新华书店觅《欧阳海之歌》”，可见此书当时影响之非同寻常。
1966年2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新华社26日报道：2月24日，陈毅、陶铸（在广东从化温泉）晚上接见《欧阳海之歌》作者金敬迈，谈了社会主义文学创作上的一些重要问题。陈毅高度评价说：“《欧阳海之歌》是一部很吸引人的好小说。”“写社会主义时代人物的长篇小说中，写得像《欧阳海之歌》这样好的，还是第一部。可以说，这是一部带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品，是我们文学创作史上的一块新的里程碑。”
3月1日，《解放军文艺》1966年第3期出版，发表《忆欧阳海，学欧阳海——欧阳海生前战友谈〈欧阳海之歌〉》和《一部闪耀着毛泽东思想光辉的好书——关于〈欧阳海之歌〉的读者反映和评论综述》。同日《人民日报》转载《羊城晚报》2月26日发表的金敬迈《〈欧阳海之歌〉的酝酿和创作》。
4月1日，《解放军文艺》1966年第4期发表金敬迈《做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员——〈欧阳海之歌〉创作的几点体会》和《笔谈〈欧阳海之歌〉》文章一组。
4月20日，《文艺报》发表郭沫若《毛泽东时代的英雄史诗——就〈欧阳海之歌〉答〈文艺报〉编者问》。
5月7日，新华社发出《欧阳海之歌》修改再版的报道，称作者根据读者意见对某些章节的部分内容和文字作了修改，由人民文学出版社、解放军文艺社分别再版。
从6月1日起到3日，《人民日报》在第六版为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连载《欧阳海之歌》中描写欧阳海苦难童年的三章，并加编者按说明是为了让今天的儿童牢记阶级苦，不忘血泪仇，并称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和一切牛鬼蛇神“那样猖狂地攻击党、攻击社会主义、攻击我们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都是为了复辟万恶的旧社会，号召小朋友们：“像欧阳海生前一样，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孩子，一定要接好革命的班，坚决同一切牛鬼蛇神作斗争，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6月22日，新华社报道中国出席亚非作家紧急会议代表团成立，《欧阳海之歌》作者金敬迈为成员之一……
在官方媒体如此高调的宣传炒作下，《欧阳海之歌》作者金敬迈从广州军区文工团的普通创作员得到迅速提拔，1967年4月底，解放军总政治部将金敬迈正式调到北京，金敬迈马上就被安排担任了首都五一庆祝活动负责人。5月1日，他在天安门城楼上受到毛泽东、林彪接见并合影。5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金敬迈《坚决捍卫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18日《人民日报》又发表其《无产阶级司令部发出的战斗号召》。5月23日，为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举行规模空前的纪念活动，金敬迈被安排在首都召开的大会上代表“革命文艺工作者”作了重点发言。当天中央文革文艺组对外正式宣布成立，金敬迈成为文艺组成员，分管文学创作并担任文艺组实际负责人……
（左图：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金敬迈。下图：金敬迈在天安门城楼上与林彪、江青合影。）
然而政治风云变幻莫测，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这样的风云变幻来得更快更猛。就拿那次为《欧阳海之歌》定下革命文学“里程碑”调子的陈毅、陶铸接见谈话来说吧，在他们赏识的革命文学新秀金敬迈跃升中央文革文艺组“首长”的时候，一度跃升中央第四号人物的陶铸，已经被公开打倒，此时到处都在高喊“打倒刘邓陶”；陈毅此时也在外交系统遭到猛烈“炮轰”，地位岌岌可危；那次陪同接见金敬迈的几位领导人中，金敬迈的上司、广州部队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周洁夫，已经在接见的半年后，文革初期最狂暴的“红八月”里，不堪迫害跳楼自杀，年仅49岁，被定为叛党，开除党籍、军籍；另一位陪同接见的中共中央中南局宣传部部长王匡，已经在“红八月”之后在广东省遭到公开点名批判，被定罪为“广东省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广东宣传教育战线的“南霸天”……
当文革一步步推向高潮之后，更严重的问题出现了：《欧阳海之歌》中有欧阳海学习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情节，这一情节在该书第八章第四十节“与人为善”里，其中写到欧阳海在其担任班长的班上战士刘延生受到代理副指导员薛新文错误批评后，思想上产生了“疙瘩”，想不通，书中就写了这样一个情节：
为了思想上曾经出现过这么一刹那不太对劲的情绪，欧阳海昨天晩上躺在蚊帐里，拿着手电筒把《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又认真地读了几段。前不久学习这本书的时候，他记得文章中有些话，正可以用来解决自己目前的情绪。可是因为当时学得不够仔细，那些原话已经记不太清楚了。欧阳海把打过红道道的地方反复地读了几遍，终于在读到最后几页的时候，仿佛从字里行间听到了少奇同志亲切的声音：
……有些同志……丝毫也经不起批评、打击，受不了委屈、冤枉，甚至连一句不好听的话也受不起……
看到这里，欧阳海闭了手电，觉得脸上滚烫滚烫的，一阵阵惭愧从心底涌起来，他责备自己说：入党还差几天就三年了，可是用一个党员应有的修养来衡量自己，还差得多远啊！
在小说的第九章第四十四节“干革命”里，又有欧阳海在发言中引用刘少奇有关共产党员修养的谈话来作自我批评的内容。这样两个小情节，放在平时，在那个早已非常“突出政治”的年代的文学作品中，实属司空见惯，不会引起一般读者的注意，更不会引起什么风波。然而进入文革高潮之后，问题就严重了。
红卫兵运动初起时，虽然刘少奇的地位已经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从第二位降到了第八位，尚未明确打倒但实际上已经“靠边”，而且此时已经形成“罢黜百家，独尊毛著”的风气，处处都必须突出毛主席著作甚至只能读毛主席著作。1966年9月5日，邮电部党委向中共中央工交政治部报送《关于拟改换已经批准的向焦裕禄同志学习纪念邮票图案的请示》（将原一、三图改换为中国革命博物馆正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焦裕禄同志事迹展览》中二幅油画）。此时《焦裕禄同志事迹展览》已被红卫兵提出意见，认为焦去世时枕边放着一本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错误的，要求停展查封。展览会负责人通知邮票发行局，选用的展览中二幅油画暂不印刷发行。邮电部政治部向中央工交政治部汇报此事后，工交政治部决定“暂不批准”，使原已批准发行并在本年第六期《集邮》杂志上刊登过邮票图案的焦裕禄纪念邮票搁浅。
9月底，中宣部发出通知：各新华书店门市部的刘少奇著《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可继续出售，售完为止，库存书不再发行。
1967年3月20日，因刘少奇已被明确作为“中国赫鲁晓夫”打倒，国务院秘书厅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关于〈毛主席语录〉两处修改的通知》转发国务院各办公室和各部、委、直属机构，该通知提出：“再版的《毛主席语录》有两处已作了修改。一，204页标题‘思想意识修养’改为‘纠正错误思想’（目录第二页第九行也按此改正）；二，208页第二段第五行‘刘少’二字起到第九行‘（大笑）’二字止删去。” 随后各地新华书店均奉命将印刷并剪裁好的《毛主席语录》中修改后的两页摆放在柜台上，供读者自行取去对自己的《毛主席语录》本中那两页进行剪裁替换。
1967年3月30日，《红旗》杂志第五期发表经毛泽东审定的戚本禹所写《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公开以“中国的赫鲁晓夫”的代称诬陷、批判刘少奇。4月1日《人民日报》等各大报转载，并由此掀起对刘少奇的“革命大批判”高潮。
5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红旗》杂志编辑部、《人民日报》编辑部的文章《〈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正式将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定性为“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代表作”，“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此后全国都在批判文章里简称《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为《修养》或“黑《修养》”，“修养”一词也从一个褒义词变成了贬义词。
5月11日，《中共中央关于批判刘少奇〈修养〉的通知》下发全国，该文件称：“五月八日，红旗杂志编辑部和人民日报编辑部发表的《〈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是经过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讨论通过，并经过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准的重要文章。这篇文章击中了《修养》一书的要害，也击中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要害。通篇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在一个革命的根本问题上，大破修正主义，大立毛泽东思想。希望各单位的革命同志，认真地组织学习和讨论，进一步深入地开展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 ……
在这样的“革命形势”下，《欧阳海之歌》还能保留着那两处有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文字吗?就连把这部小说吹捧为“划时代的伟大作品”的《首都红卫兵》报的评论，也不得不承认：“《欧阳海之歌》……原书中有两处地方竟然让刘少奇的黑《修养》冒了出来，刘少奇的‘委屈求全’之类的谬论，竟然变成了欧阳海能够接受的东西。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大的自相矛盾，不能不说是对欧阳海形象的不能容许的削弱和歪曲。” 而江青则说得更干脆，称这是“放毒”（见下面引文）。
一个“革命作家”还能怎么办?
金敬迈在自己的文革冤狱回忆录《好大的月亮好大的天》 的“代前言：话说一本书及其握管人”中讲述了他是在怎样的情况下不得不对小说进行修改的。1967年4月11日，从钱塘江大桥（奉命采访又一个“欧阳海式的英雄烈士”蔡永祥的事迹）被召回北京的金敬迈，得到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等中央领导人在京西宾馆专门接见，并在接见后由周恩来宴请，江青等作陪。在接见讲话中，江青批评了小说最后写到欧阳海牺牲前的“最后四秒钟”思想活动是从苏修电影《雁南飞》学来的之后：
周恩来接着说，“总政治部有个报告，最近又有50万册《欧阳海之歌》印好了，但情况有了变化，只能压在仓库里。不删去《修养》中的那两段话，是不能发行的。积压在仓库里，也是对国家财产的浪费嘛。”
“不行。光删去不行！”江青说，“要消毒，要批判！不能放了毒以后，一走了之！”
“你这本书的影响很大。”周恩来说，“我看批判和消毒工作也要做。不然群众也通不过。另外，我们也要自觉地服从中央的整个战略部署嘛。还是按照江青同志说的办。”
“小说怎么改，你要听总理的。”江青说。
“不，不，不，”周恩来说，“听江青同志的，听江青同志的。”
…………
1967年4月，北京已满大街是“打倒某某某”的大标语。《人民日报》发表了《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后，对《清官秘史》和“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批判，铺天盖地。即使在当时，别看文章的署名是戚某人，可谁也知道这是大有“来头”的。
这恐怕就是什么什么伟大的“战略部署”吧!
就凭我的那点觉悟，就凭我的那点水平，就看我当时的处境，就称称我那一身软乎乎的轻骨头，我当然遵旨不仅删去了《修养》中的两段引文，而且进行了批判。对“最后四秒钟”的那点“爱”，也毫不痛惜地割掉了。
我战战兢兢地把修改稿托萧华主任送钓鱼台审查，心里惶惶不安。出乎预料，江青看后说比过去的好，可以先发行，她还要组织人写评论文章。接着《人民日报》就把修改过的《与人为善》全文发表了。
我出卖了我自己。我清清楚楚地知道，我背叛了我的良知。
金敬迈回忆中说《人民日报》发表了他修改过的“与人为善”一节，可能记忆有误，当时不是《人民日报》，而是《解放军文艺》在第6期发表了修改后的“与人为善”这一节。
按照文革中常见的逻辑，“把颠倒的一切重新颠倒过来”，就得对小说情节进行这样“颠倒黑白”的修改，把英雄人物学习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改写成批判《修养》。不过，如果把欧阳海写成在文革之前的1963年就已经敢于反对刘少奇并批判那本当时所有共产党员的必读书《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那又太违反常识，太不真实了。作者可能在这方面很费了些脑筋，终于想出不提《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书名更不提那书的作者名字的办法，把那本原来是欧阳海放在枕边经常读的红色经典写成了一本不知被谁扔在床下满是灰尘因而看不清书名和作者名字的小册子，而且把原小说中写的欧阳海学习了刘少奇这本书中的教导时“仿佛从字里行间听到了少奇同志亲切的声音”，“觉得脸上滚烫滚烫的，一阵阵惭愧从心底涌起来，他责备自己说：入党还差几天就三年了，可是用一个党员应有的修养来衡量自己，还差得多远啊！”改成了欧阳海“看见书上尽是些什么‘人皆可以为尧舜’‘吾日三省吾身’，什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要‘动心忍性’能担起‘大任’的孔孟之道。欧阳海既不明白它在扯些什么，又解决不了自己的思想问题，就更没心思看下去。”甚至写欧阳海在读到有关共产党员修养的一些文字后，“欧阳海开始没明白这些话的意思，等他琢磨过来了，就像吞了一只苍蝇，感到一阵恶心。”
最后，金敬迈还以漫画式的手法编造了一个象征性的细节：欧阳海把那本《修养》扔到窗台上，一阵风把它吹掉到窗外装垃圾的簸箕里……
真可谓煞费苦心。
5月16日出版的《首都红卫兵》报22、23期合刊，抢先发表了《欧阳海之歌》修改稿选载，不仅有第八章中的“与人为善”一节，还有第九章中“干革命”一节里的一段，原书中欧阳海在发言中检讨自己说：“少奇同志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说过：世界上完全不被别人误会的人是没有的，而误会迟早都是可以弄清楚的。我们应该受得起误会…对照这个来检查自己，委屈情绪实际上是一个党员修养不够、觉悟不高的表现。”修改稿将这段话删掉，改成了检讨“我们没有能够积极开展党内的思想斗争”，强调没有把毛主席把批评和自我批评当作武器的教导，“这说明我毛主席著作学得不好，还不能不折不扣地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
随即《解放军文艺》在当年第6期发表了修改后的“与人为善”一节。
可惜，当时忙得晕头转向的“中央首长”金敬迈，根本没有时间把修改小说的工作最后完成，因此小说没有来得及再版他的“修订版”，使后世的版本学研究者们少了一个可供对照的该书“文革版”。
善于编故事、善于运用文学语言的金敬迈，却不懂“无产阶级专政”的官场政治。他出于“维护文革旗手形象”的一片忠心，请示江青后，主持将中国电影家协会和北京图书馆收藏的一些有江青30年代在上海的剧照和相关电影杂志收集上来封存，闯下弥天大祸——被认定为“搜集江青黑材料”。年底遭到批判，被打成“五一六兵团”文艺方面军司令，此案致使中央文革文艺组几乎“全军覆没”，大多成员被打成了“五一六”。金敬迈被押回广州批斗中因不堪殴打折磨，割颈自杀未遂。1968年1月14日被以“收集中央领导同志黑材料”、“阴谋反对毛主席”和“趁主席南巡时阴谋进行绑架”等罪名在广州逮捕，押到北京关进秦城监狱，单身监禁七年零四个多月（2684天）。1975年5月19日获释，但不准回家，马上被送往河南许昌8300农场劳动改造485天。直到文革结束之后的1978年才获得正式平反。
2019年5月11日修订于重庆风江阁
附录1
“与人为善”
——《欧阳海之歌》第八章第四十节原书片断
金敬迈
渔歌子转录自《欧阳海之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6年4月北京第一版。
欧阳海这两天在琢磨一个问题。他把自己到七班以后碰到的一些事情，特别是关于帮助刘延生同志的一些方式方法问题，都仔仔细细地想了一遍。想来想去，不明白错在哪里。他想：“既然代理副指导员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必然有他的道
理。”可是，一时又找不到答案。
细心的高翼中发现了班长在想什么问题，对自己说：“咱们班长是真没说的！他就像那上足了发条的钟摆似的，永远也不知道疲倦，永远也不知道休息。为了搞好七班，他花了多少心思啊！干活的时候，有一百斤的担子他不挑九十斤的；有空就找同志们个别谈心，征求对班里工作的意见；大家休息了他还总在忙着，不是学习毛主席著作，就是整理笔记；就连同志们的衣服鞋子脏了，他都要抢过去替你洗净晾干。星期天，别人都出去玩玩，他又照例到伙房去帮厨。……全班被带动起来了，成了全连学赶的对象，他又开始琢磨新的问题。好班长啊，你可千万别把自己累垮了！”
无忧无虑的刘延生也发觉班长在考虑什么问题，见他总捧着书在看。今天又看见班长坐在操场边上，两眼望着远处在想什么，半个多小时了，还在那儿一动也没动。他打趣地对魏武跃说：“咱们班长真有股倔劲。他准能琢磨出个什么新问题来！”
“不对。”魏武跃说，“班长想的问题，八成和你有关系。”
“不会吧。”刘延生摇摇头说，“班长想的问题和我能有什么关系?”
有关系。欧阳海是在想有关帮助刘延生的问题。
前天晚上听见代理副指导员那些话以后，他琢磨了很久。代理副指导员提出了怎样去看待小刘、帮助小刘的问题，欧阳海由这个又联想起代理副指导员本人的工作方法。当时，他感觉到自己的做法是对的。昨天一早，小刘把他和代理副指导员谈话的情况告诉了欧阳海。这下，他的看法更坚定了。他觉得代理副指导员工作不够细致，调查硏究不够，脾气比较急躁一些，在处理小刘的两件事上都是有缺点的。可是代理副指导员不但没有认识到他自己的毛病，相反对七班的做法提出了批评。想到这个，欧阳海心里多少有点不服气，也觉得有点委屈
为了思想上曾经出现过这么一刹那不太对劲的情绪，欧阳海昨天晩上躺在蚊帐里，拿着手电筒把《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又认真地读了几段。前不久学习这本书的时候，他记得文章中有些话，正可以用来解决自己目前的情绪。可是因为当时学得不够仔细，那些原话已经记不太清楚了。欧阳海把打过红道道的地方反复地读了几遍，终于在读到最后几页的时候，仿佛从字里行间听到了少奇同志亲切的声音：
……有些同志……丝毫也经不起批评、打击，受不了委屈、冤枉，甚至连一句不好听的话也受不起……
看到这里，欧阳海闭了手电，觉得脸上滚烫滚烫的，一阵阵惭愧从心底涌起来，他责备自己说：入党还差几天就三年了，可是用一个党员应有的修养来衡量自己，还差得多远啊！昨天我对小刘说，要经得起误会，要向雷锋同志学习。可是一旦自己遇上了具体问题，仍然不能够完全正确地处理。由于工作方法而引起争论，这是常见的事。领导上从关心我们出发，多批评了两句，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呢！就算批评得不够准确，那也应该丛积极方面来领会，应该经受得起。他气愤地给了自己一拳，“我真成了少奇同志评的那样，是个‘连一句不好听的话也受不起’的人了。这样的党员，怎么能担当起改造世界的艰巨任务呢！”
薛新文拿着手电来查铺了。他脚步轻轻地朝欧阳海身边走来。欧阳海急忙把书掖到枕头底下，忙乱之中，却把一条胳臂完全露在蚊帐外边了。眼看代理副指导员已经走近，他只好假装睡着了，没敢再动弹。
薛新文轻手轻脚地把欧阳海的胳臂塞进了蚊帐，嘴里小声嘀咕着：
“你这小子，睡觉都不老实！蚊子咬你也不痒痒?看我明天克不克你！”
薛新文慢慢朝二排走去。欧阳海心里想：“副指导员就是这么个人，说话虽然重一些，可是心里边总是时时刻刻在关心着同志们。”他望望薛新文的背影，继续对自己说，“只要我经过仔细检查，自己对小刘的帮助方法并没有问题，那副指导员提醒提醒、批评批评，作为警惕今后的工作，也是完全应该的。领导上提醒得多一些，要求得严一些，对自己、对工作都有好处。挑战竞赛马上就要开始了，班里还存在不少问题，我应该一心一意把工作搞好，千万不能误解领导的心意。……”
今天中午七班又召开了一次班务会，检查了班里的薄弱环节，找了找和一班、四班的差距。欧阳海一方面批评了小刘的任性，同时也检讨了平素对他的帮助不够，要求不严。这些，小刘都接受了，也作了比较深刻的检讨。可是当会后欧阳海个别向小刘提意见，说他那天晚上不该和代理副指导员当面顶撞的时候，没想到小刘火了。
“班长，你这么来处理问题可缺乏点原则性。”小刘说着站了起来，“我们那是争论问题，不能算是顶撞。”
“争论问题?”
“当然哪！同一个红薯问题，两种处理方法，得到两种结果。你说，我们不该弄清楚究竟哪个对，哪个不对吗?”
“领导上批评批评也没错嘛，领会上级的精神就对了。”
“不！精神要领会，问题也要弄清楚。”小刘说。
“作为我们来说，不应该强调领导上的方式方法。再说，你那样去争论也解决不了问题，弄得不好还会影响团结。”欧阳海说，“小刘，找个机会你去代理副指导员那儿解释解释。”
“我没什么可解释的！”刘延生委屈地说，“我觉得我的看法是对的，去争论争论也是应该的。他处理红薯问题就是不对嘛，我解释啥?……要解释你去解释。以后我再也不提意见了，再也不争论问题了。”
“小刘，你这不是与人为善的态度。”
（下略）
附录2
“与人为善”
——长篇小说《欧阳海之歌》修改稿选载
金敬迈
渔歌子转录自《解放军文艺》1967年第6期。
编者按：长篇小说《欧阳海之歌》出版以来，受到了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在国内外获得了很高的评价。
这部小说标社会主义之新，立无产阶级之异，把我国的文学创作推进到一个新的水平。这部小说所塑造的欧阳海这个社会主义时代的新型的革命英雄形象，集中地体现了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优秀品质，闪耀着毛泽东思想的光辉。这个光彩照人的英雄形象，为广大工农兵群众和革命青少年树立了光辉的学习榜样，鼓舞和教育广大读者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这部小说对宣传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欧阳海之歌》创作的成功，是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重大胜利。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作者金敬迈同志根据读者的意见和个人新的认识，对本书八、九两章进行了部分修改。作者还将在深入斗争生活的过程中，更广泛地征求读者的意见，对《欧阳海之歌》全书作进一步的修改和加工。我们相信，这部闪耀着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光辉的优秀作品经过修改之后，将会更加完美，将会受到广大读者更热烈的欢迎。下面发表的，是经过作者修改后的《欧阳海之歌》第八章中的一节。
欧阳海这两天在琢磨一个问题。他把自己到七班以后碰到的一些事情，特别是关于帮助刘延生同志的一些方式方法问题，都仔仔细细地想了一遍。想来想去，不明白错在哪里；琢磨来琢磨去，他更觉得自己是对的。“一个具体问题，两种处理方法，得出两种不同的结果，这里边必然存在着一个谁是谁非的问题。既然代理副指导员认为他是对的，而我又想不通，那就应该通过争论来解决这个问题。”想到这里，欧阳海赶忙朝连部跑去。
“副指导员，”欧阳海进门就喊，“我有个问题想和你争论争论！”
薛新文正趴在桌上修改各排送来的墙报稿子，听欧阳海这一喊，一下子愣住了：“什么问题?”
“就是小刘的那个红薯问题。”
“红薯问题?这还有啥可争论的?你这个同志呀！别说我批评得对，就算我批评错了，全错了，那又有什么了不起的?共产党员嘛，连这么一丁点委屈、冤枉都经受不起，那还行啊?看你这个毛毛躁躁的劲！”
“副指导员，这不是什么委屈、冤枉的问题，”欧阳海平静地说，“这里边有个谁是谁非的问题，不争论争论，怎么弄得清楚呢?”
“我这会儿没时间，同志！”薛新文拿起桌上的稿子说，“团俱乐部催了好几次了，要赶在晚饭前送去。你看，这上边连错别字都没改。这样吧，要争论咱们改天再争，怎么样?”
“那……”欧阳海无可奈何地说，“那好吧！”说完，敬了个礼，转身退了出来。
晚饭后，高翼中和另外几个同志在操场边上讨论学习《青年运动的方向》的心得体会。魏武跃正和小刘坐在门口的台阶上个别谈心，剩下的同志都拿起锄头搞副业生产去了，只有欧阳海独自一人留在屋里。他钻进床底下，替同志们整理鞋子和一些零零碎碎的东西。无意间发现了一本薄薄的小册子，满是灰尘的封面上，模模糊糊地看得岀是谈有关共产党员的什么问题的；翻开封面，扉页上写着：一九六二年再版。欧阳海想：“我入党眼看就三年了，还从来没有看过这本书。今天心里正有个疙瘩解不开，看看它上面是怎么讲的。”想着，他拿起这本小册子坐在窗口的椅子上看了起来。
由于思想上的疙瘩没有解开，欧阳海无法使自己集中精力看下去。他心不在焉地往下翻着，看见书上尽是些什么“人皆可以为尧舜”“吾日三省吾身”，什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要“动心忍性”能担起“大任”的孔孟之道。欧阳海既不明白它在扯些什么，又解决不了自己的思想问题，就更没心思看下去了。他正想把书撂下，突然，从书上非常刺眼地跳出这么一句话来，说什么为了“党和革命”的利益，要能“宽大、容忍和委曲求全”，还说，甚至要“能够忍受各种误解和屈辱”。欧阳海开始没明白这些话的意思，等他琢磨过来了，就像吞了一只苍蝇，感到一阵恶心。他急忙站了起来，自言自语地说：“我们的党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手缔造的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我们的党员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党员。同志之间对于某一个问题产生了不同的意见，应该看谁的意见符合毛主席的教导，也就是符合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符合的就坚持，不符合就改正。宽大、容忍和委曲求全，怎么能符合‘党和革命’的利益?这明明是不分是非，明明是唬弄人嘛！我们一贯强调要坚持原则，对就是对，错就是错。错了就改正，说不上容忍什么误解和屈辱；对了，就应该坚持，那为什么要容忍各种误解和屈辱呢?”他气愤地把书往窗台上一撂：“这哪是给共产党员看的！”
欧阳海回到床沿上坐下，搔着头皮埋怨地说：“思想上那个疙瘩没有解开，又结上了个新的疙瘩！这算是本什么书呢?……可是好像还听说有的地方规定党员都得看一看，那应该是没啥问题才对。是我理解错了?”他皱了眉头：“可这上边说的道理明明不对嘛！也许……也许那上边说的对，只是像我这号水平的人理解不了?算啦！我还是找代理副指导员谈谈去。”
欧阳海站起来朝门口走去。走了没几步他又停了下来：“不对！这里边也存在着一个是非问题嘛！弄不懂的问题怎么能‘算啦’呢！”他对自己说，“毛主席教导我们：‘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我得想想它是否真有道理。对！我呀，我得听听毛主席对这个问题是怎么说的！”欧阳海抬起头来，望着墙上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切而慈样的面容。这时，一阵洪亮而坚定的声音在欧阳海的耳旁响了起来：“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是襟怀坦白，忠实，积极，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以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无论何时何地，坚持正确的原则，同一切不正确的思想和行为作不疲倦的斗争……”欧阳海的眼睛明亮起来，心里也豁然开朗了，就像有一缕阳光直照在他的身上，一股巨大的力量贯注到他的心里。他反复地把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这段教导背诵了几遍，激动地说：
“毛主席！您老人家说得真好啊！我们的党绝不需要那种修身养性，那种什么‘动心忍性’的伪君子。我们的党需要的是‘同一切不正确的思想和行为作不疲倦的斗争’的坚强的无产阶级战士！”他高兴地喊着，“我心里那个疙瘩，让您老人家给解开了！”
一阵风起，窗台上那本唬弄人的小册子，晃了两下，终于掉了下去，正好掉进放在窗外装垃圾的簸箕里。
门外台阶上，小刘和巍武跃还在谈心。欧阳海一出门，就听得清清楚楚。
“我不同意！我想不通！”小刘板着脸在和魏武跃争论，“代理副指导员他那样处理明明不对，为什么我不能去提意见?”
“提意见当然可以，官兵一致嘛，有什么不可以提的?”魏武跃说，“我是说你前天晚上的态度不太好，提意见嘛，应该与人为善。”
“什么叫与人为善?”小刘站了起来，“看见同志有缺点和错误，不进行严肃的斗争，轻描淡写地说一顿，不求彻底解决，保持一团和气，这就对了?这是‘与人为善’呀?这是毛主席批评的自由主义！”
“自……自……自由主义……”魏武跃的嘴巴“卡壳”了。
“当然啦！”小刘高兴地接着说，“‘结果是有害于团体，也有害于个人。’这是毛主席在《反对自由主义》里批评的第一种表现！”
“对、对、对！”魏武跃一个劲地点头，“毛主席是这么说的。这个问题咱们不争论了，再谈别的。那天晚上……”
“谈别的?那这个问题怎么办?”小刘问。
“这问题好办。”魏武跃认真地说，“照毛主席的指示办嘛！‘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不提意见并不是与人为善，应该积极进行思想斗争才对。不过态度问题那也应该适当注意。”
“这还差不多。”小刘笑了起来，“要不然，我跟你没完没了！”
小刘和魏武跃的这段谈话，欧阳海越听心里越舒坦。他兴奋地自语道：
“从林彪副主席主持军委工作以来，部队的精神面貌有了多大的变化啊！真是一天一个样。现在同志们在谈心的时候，都能够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来说明问题。遇到了争论，相持不下的时候，都能够引用毛主席的教导作为证明自己观点的依据，判断谁是谁非。这是历史上还从来不会出现过的新气象。部队的变化就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结果！”他望着小刘，心里说，“小刘是真不错，又单纯，又真挚，到底是延安生的，从小就在革命家庭的正确培养和严格管教下，继承了革命前辈的光荣传统，养成了耿直、实事求是、知错就改的好品质。他的是非异常分明，怎么认识就怎么去做。看见上级有某些不足，他把它当作自己的心事，不争论，不斗争他就坐不住，睡不着。这才是真正把革命利益放在第一位，绝不像那本什么小册子上讲的，要‘能够忍受各种误解和屈辱’。对！是该好好地向小刘同志学习。”
熄灯以前，七班又抓紧时间召开了一次班务会。会上大家检查了班里的薄弱环节，找了找和一班、四班的差距。欧阳海一方面表扬小刘和另外几个同志在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上有了很大的进步，值得全班学习；同时，也批了小刘的任性，指出我们强调积极的思想斗争，并不等于不注意方式方法。大家就这个问题展开了非常激烈的争论。有的同志说，作为被批评的同志，不应该要求意见百分之百的准确，更不能光强调对方的态度和方式方法。有的同志讲，作为提意见的同志，应该尽可能地注意意见的准确性和方式方法。这样做才能够更好地达到进行思想斗争、帮助同志改正错误的目的。散会之前，全班还集体朗读了毛主席的《反对自由主义》。熄灯号吹响了，大家还围着桌子，在灯下整理刚才学习的心得笔记，舍不得离开。欧阳海催了好几次，同志们才恋恋不舍地回到各自的床位上去。
营房静悄悄的，除了几声虫鸣和流动哨兵轻轻的脚步声外，没有一点声响。站第一班哨的同志下岗了，欧阳海躺在蚊帐里还没有睡着。他把这两天来的思想活动清理了一下，觉得在如何对待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这个问题上，有了很大的收获。但是他一时又不能具体地把它归纳出几条来。他心里说：“唉！思想水平太低了，关键的关键是毛主席著作没有学好。”说着，他披上衣服，从床头小柜里抽出《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坐在门口的路灯底下，翻开《矛盾论》，认真地读了起来。
《矛盾论》欧阳海学习过好几遍了，只能大致领会文章的精神，很多地方都没有真正学懂。这本毛主席著作还是曾武军指导员临走时送给他的，上边有很多曾指导员留下的重点记号和学习心得，它对帮助欧阳海理解毛主席的教导起了很大的作用。每当欧阳海拿起这本毛主席著作，就好像又看见了曾武军在灯下顽强学习的身影。他对自己说：“曾指导员为我想得多周到啊！他知道我只上过一年半夜校，学习有困难，理解能力很差，特意把他自己学习的《毛泽东选集》送给我，为的是让我更好地领会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
就好像曾武军正坐在欧阳海身旁指点着一样，他顺着书上的红道道往下读着。读到“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发展的过程中”时，他发现“一切事物”的旁边有重点记号，读到“矛盾贯串于每一事物发展过程的始终”时，又发现“贯串”和“始终”这几个字的旁边也有重点记号。欧阳海抬起头来想：“这点我理解了。就是不管什么事物，从头到尾都有矛盾。我和代理副指导员在帮助小刘的问题上发生点矛盾，这是合乎规律的，毫不奇怪。……可是，可是怎么对待这一矛盾呢?”想到这里，他急忙翻到上一页，灯光下，映出了光闪闪的几句话：“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这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看到这里，欧阳海睁大了眼睛：“毛主席说得多么深刻，多么具体啊！对待这一矛盾，只有展开思想斗争去解决它，只能这么做。”他拍了拍自己的脑袋，“我原来还以为这只是弄清是非的问题，没想到解不解决矛盾，关系着党能不能前进；进不进行思想斗争更是关系着党的生命的大问题！”他站起身来，“我是党员，薛新文同志也是党员，为什么不从党员对党员的角度，来谈谈彼此的意见，展开思想斗争呢?有了矛盾，就得解决矛盾。对！一定要争论，一定要找个时间好好和他争论争论！”
欧阳海把毛主席著作贴在胸口，转身朝宿舍走去。从他坚定的步伐上可以看出，他已经决心无论如何也要抓紧吋间去找代理副指导员，把自己的全部意见都谈出来。
营区还是那么寂静。那个要人“能够忍受各种误解和屈辱”的小册子，正躺在窗口下边那个装垃圾的簸箕里“修身养性”，月光在它的封面上刷上一层惨白。微风刮来，它随风颤动。它想跳出那个装垃圾的簸箕，但这只是痴心妄想；它想重新显显“威风”，可是永远不可能了，黎明时分，它将随着垃圾一起倒掉，变成肥料。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是不以它的意志为转移的。
这两天来，不管是工作时间，还是休息的时候，薛新文也在考虑欧阳海和七班的问题。七班受到了表扬，应该对他们要求得更高一些；欧阳海是个好同志，立过功，受过奖励，入党也比较早，对他就应该抓得更紧一些。可是从他们目前的状况来看并不太好。他想，前天小刘找我吵了半天，不服气；昨天欧阳海又气呼呼地跑来要和我“争论争论”。这都不是好迹象。战士嘛，领导上怎么说，你怎么听就得了。像他们这样不服管怎么行！这不是骄傲情绪是什么?这么下去又怎么能不叫领导上为他们担心呢?
薛新文带着这个担心去找陈永林了解过，也问过连里的几个老班长。大家一致说欧阳海刚参军的时候，有点争强好胜，以后在这方面有了明显的进步；至于爱提意见、争论个问题，这倒是他一贯的特点。“……是我对他的看法产生了偏差呢，还是他在进步的过程中产生了新的毛病?”薛新文在问自己。“连长对我不注意调查研究的作法提过好几次意见了，这次我可别再武断地给谁下结论。一定要多观察观察，为了对欧阳海的进步真正负责，还应该多看看他今后的表现。”
星期六晚饭后，同志们都上俱乐部准备文娱晚会的节目去了，欧阳海抽空来找薛新文。一进门，看见他正在和一个新战士谈心，欧阳海又赶忙退了出来。
“七班长，有什么事吗?进来坐嘛！”薛新文说，“我也正有事要找你哩！”
“我……我等会儿再来吧。”欧阳海说。
“进来坐嘛，我们这就完了。”
欧阳海走进房去，看见九班的一个新战士在场，心里想：当着一个新同志的面给代理副指导员提意见影响不好。他说道：“副指导员，我想单独跟你谈谈。”
“好哪！”薛新文说着转身告诉那个新战上，“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回去以后，你再好好想想。以后可不许再跟班长当面顶撞了，啊?”
“是。”新战士敬完礼就走了。
薛新文给欧阳海倒了一杯水，让他坐在桌旁的椅子上，心里揣度着欧阳海的来意：大概是前天晚上批评了他之后，来检查他们的骄傲情绪来了。到底是立过多次功的老同志，省悟得就是快。他见欧阳海还没吱声，问道：
“拉这么长的过门干什么?有事快说嘛！”
欧阳海想了想才说：“还是有关小刘的那几件事。我有些不同的看法。我们都是一个支部的，我想从一个党员的角度来和你交换一下意见。”
“不就是那么一回事嘛，这还有啥可谈的?”
“我觉得这里边反映了几个带原则性的问题。我越琢磨越觉得非谈不可。”
薛新文一听这个话头，有点吃惊。他说：
“哟！……那你就说吧。我也认真听一听。”
欧阳海把前天晚上熄灯以后来找小刘时偶尔听到的那些话，以及事后小刘介绍的一些情况都谈了，说道：
“我把这些事都归纳到两个问题上来：一个是如何开展正确的批评；一个是如何进行自我批评。我觉得你在这两个问题上都有缺点。在批评上，你比较主观，不注意调查研究。毛主席教导我们，批评要防止主观武断。可是你对小刘的两次批评都过于主观了些。”
“不就这一次嘛！”薛新文说。
“头一次，他拿香火是为了晚上投弹，这是他苦心琢磨出来的一个窍门。你不但没有表扬他，反而批评他出洋相；第二次的红薯问题也是这样。公社的同志看他年纪小，练兵练得满头大汗，送了两个小红薯给他。他推辞不掉，只好接受了。为了挽回影响，他学习老红军，把钱悄悄埋在那块地里。他这么做是根本没有错误的。你又批评他违犯了群众纪律。本来，这些事稍微作点调查研究就能弄得明明白白的，可是你呢，急着忙着把他批评哭了不说，自己还跑到教导员那里怪自己管教不严，作了个不必要的检讨。这两次批评动机虽然是好的，但由于缺乏调查研究，效果却恰恰相反，没有达到帮助同志的目的。”
“唉！工作忙，人手少，总不能次次都去调查研究完了才处理啊！”
“不。这就是我要谈的第二个问题。”欧阳海接着说，“你处理问题时调查研究不够，对调查研究的重要性又认识不足，当同志给你指出来了，你就应该认真考虑才对！可是你没有这么做。这说明你在自我批评上是不够虚心的。前天晚上你找小刘谈话的时候，他把你批评不准确的毛病指出来了。我认为这很难得：一个入伍不到三个月的新战士，敢于打破情面给你提意见，正是出于爱护首长、关心首长。我们应该先考虑意见对不对。毛主席说，虚心使人进步。对待同志的意见，怎么能当场就顶回去呢?”
“我是觉得他那种要求本身就不对头——反正咱们俩是谈问题，不同意的都可以谈谈自己的看法。”薛新文说，“一个战士能光强调领导上的方式方法吗?”
“小刘的要求并不过分嘛！毛主席教导我们：‘一切实际工作者必须向下作调查。’他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要你多调查研究，这有什么不对呢?军委号召我们读毛主席的书，我们都应该自觉地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才对啊。可你却认为这是强调方式方法，说他碰不得挨不得。我觉得这正是你自己不准他碰，不准他挨。毛主席说：‘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抗日战争时期，边区有一家老乡给我们的一位分区司令员提了意见。毛主席说这是个了不起的变化，说那个老乡很有觉悟，说老百姓敢给‘长官’提意见是天大的好事！——我们伟大的领袖是这样来评价提意见的人的。我们自己怎么能一听到意见，就责怪提意见的人太娇气了呢！这不正说明你太娇气了吗！”
欧阳海讲的这个故事和这段分析，使薛新文有点受不了。他心里虽然佩服这个小班长，觉得他的分析无懈可击，但是自己又一时拉不下脸子把这些意见全部接受过来。为了静一下自己激动的心情，他倒了一杯水慢慢地喝着，停了一会儿才问道：
“你还有吗?”
“还有。我觉得你在对待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问题上，不管是主观武断也好，不管是不够虚心也好，都是因为过于自信才造成的。老觉得自己是对的，一遇到情况就会轻易地作出结论；老觉得自己是对的，一听到相反的意见就容易不冷静。这种自信再加上对战士的积极因素估计不足，恐怕就是你既不注意调查研究，又听不进群众的意见的主要原因。”
薛新文参军六七年了，由于比较能干，又能吃苦，总是听表扬的时候多，听批评的时候少。尽管由于工作方法不够细致，碰过一些钉子，但总的说来，还是比较顺利的。今天，欧阳海作为一个战士，为了帮助领导做好工作，竟能这么细致认真地给他提意见，并且谈得头头是道，分析得合情合理，这使他很受感动。可是这些意见又同时使他有些担心一个战士这么爱谈理论问题，是不是有些自负呢?哪怕有一点自负的因素在内，作为一个干部、一个比他参军早两天的同志，难道能够把这个担心埋在肚里吗?不能！不谈是不负责任的。应该及早地提醒他才对啊！
“你谈完了吗?”薛新文问道。
“就这些了。”欧阳海说，“你参军比我早，受党的教育比我多，我分析的不一定对。上级号召我们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用毛泽东思想来看待问题。我文化浅，理解得不深不透，学的也太少，恐怕有很多地方引用错了，最好你自己再学学。毛主席在《改造我们的学习》这篇文章中，对主观主义的危害谈得很深刻。支部几次组织毛主席著作学习心得交流会，你都因为忙着一些劳动活几没有参加上。我觉得这是很大的损失。支部书记关英奎同志工作也很忙，可他每次都从头至尾地参加了……我的意见就是这些，还是只供你参考吧。”
薛新文见欧阳海不说话了，低着头踱到一边去。
欧阳海望着他的背影，后悔自己没有早点来提意见。他暗自埋怨自己道：“应该像毛主席教导的那样，‘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是襟怀坦白，忠实，积极，……无论何时何地，坚持正确的原则，同一切不正确的思想和行为作不疲倦的斗争’。要是自己能早一点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来做，那该有多好啊！”这时，他好像卸掉了一个思想上的包袱，感到周身轻快。他亲切地望着薛新文，等待他的回答。
薛新文思想上正经历着一场斗争。欧阳海的意见，虽然使他有些受不了，但是心里很明确：这些意见提得对，提得好，应该全部接受下来，好好考虑。他脑子里斗争的是，现在该不该把自己担心的事向欧阳海指出来?一提，会不会使别人又觉得他不够虚心?“工作忙，难得有这样一个机会；既然欧阳海能够开诚布公地把意见全部谈了出来，为了对同志、对工作负责，自己更不能犯自由主义了！”想到这里，薛新文迅速地转过身来。
“欧阳海呀！我谢谢你对我的批评。老实说，我参军以来还没有听过这么尖锐的意见，有些问题，思想里可能一时还转不过弯来。不过不要紧，这些意见我都会好好考虑的。”薛新文犹豫了一会，“我今天也想谈谈你的问题。”
“那当然太好了！”欧阳海说，“我是一方面来提意见，一方面来听意见的。”
“这些意见、看法、分析，是你自己想的吗?”
“我是一边学习一边认识的。”
“不，我是问，你原原本本的思想就是这些吗?”
“那倒不是。我原来还不想来提意见哩。”欧阳海把这两天来的思想斗争，特别是小刘的启发，以及自己由不准备提意见，到决心把意见都谈出来的认识过程，都一五一十地讲了。最后真挚地说道：
“……顾虑、患得患失，没能及时地找你提意见，都说明我的思想深处还存在着个人主义，反映在行动上是自由主义。刚才我还想，根源是毛主席著作学得不好，不能自觉地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
薛新文打断了他的话，说：“我是想问你，七班听到了表扬以后，你都是怎么想的。难道你这两天没有考虑过这些问题?”
“当然想过。我和小魏初步合计了一下，班里准备通过小刘的这些事，重点抓一抓组织纪律问题和群众纪律问题。今天早上我们开了次班务会，明天准备利用开饭前的时间，再谈谈……”
薛新文见欧阳海根本不愿意涉及他自己的问题，挥了挥手说：
“欧阳海呀！我觉得你目前正像我当初那样，由于过分自信而看不清自己的问题。事实很眀显嘛，作为我来讲，应该加强调查研究，虚心听取群众的意见；可是你们自己呢，工作上有了成绩，听到了表扬以后，班务会也不抓紧开。对班里的要求也不严了。这是种什么情绪?就算红薯问题我了解得不够全面，你们也可以就小刘的态度开个会来警惕警惕大家嘛。可是你们并没这样处理。这是不是也有点自负，经不起批评呢?”
欧阳海张了张嘴没有说出话来。他想，我给代理副指导员提了个如何正确地对待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问题。现在，这个考验正落到自己的头上来了。“怎么办?”欧阳海心里在问自己。很快地他就得出了答案：“闻者足戒嘛，虽然我还没有察觉到这个问题，但是值得今后很好地警惕。”他说：
“副指导员，这个问题应该引起我今后注意，我愿意冷静下来再考虑考虑。”
“当然，这也只是我的担心罗。我是希望你，希望你们七班能够经得住这次表扬的考验。可我还是要提醒你，当一个同志比较自负的时候，往往对领导上的方式方法格外挑剔。这种骄傲自负的情绪，也往往是自己察觉不出来的，觉得自己多说几句是应该的。这比一般的‘翘尾巴’更危险。我先把话说在头里，只要你们自己不注意，我敢保险，不出几天，你们班准出事故！”
欧阳海想：“是啊，是应警惕骄傲情绪的滋长。不过听代理副指导员的口气，显然他还没完全听明白我的意见，对主观主义的危害性，也还没有真正认识到。等时机成熟了，我还是要来提意见。总有一天，你会明白的。”
俱乐部里传来了锣鼓声，星期六晚上的文娱晚会马上就要开始了。欧阳海平静地说：
“副指导员，你的意见我一定好好想想。明天我就开个班务会，专门谈谈你提出的这个问题。不过，我也希望你能够再考虑一下我提的那些意见。”
薛新文认真地说：“对对对！我们都考虑考虑。”
“副指导员，那我走了。”
“去吧，晚会就要开始了。你和小魏不是还要出节目吗?咱们今天的争论，暂时告一个段落，以后再接着干。不过不能影响情绪，节目一定要演好。”
“是。”欧阳海说，“我和小魏的相声，一股湖南味儿，水平太低。小刘的兴国山歌唱得挺好，听说还是他爸爸教的哩！”
“那你先去吧，我马上就来。”
欧阳海敬完礼后，走了。薛新文独自在屋里来回踱着。他自言自语地说：
“在批评小刘的问题上，连续出问题。我这个主观主义是不能不引起自己的严重注意了！可是欧阳海的这股骄气，也应该引起领导上的重视。他现在还一点都没察觉到，怎么才能帮助他认清自己的问题呢?看来，一帆风顺、过多的表扬、鼓励，已经在他身上产生副作用罗！
“我既然到三连来了，就要设法弥补这个问题。应该提醒欧阳海，不能眼看着这么好的一个同志走下坡路。对！是该向他敲起警钟的时候了。”
俱乐部里锣鼓越敲越紧，薛新文拿起帽子出了门。他脑子里还在重复着这句话：
“应该拦住他，不能眼看着这个同志走下坡路。”
附录3
《欧阳海之歌》第九章四十四节“干革命”原书片断
金敬迈
渔歌子转录自《欧阳海之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6年4月北京第一版。
教导员望着欧阳海说：“七班长！你还有些什么没说的话，没提的意见，今天再和他大胆地说，大胆地争论嘛！”
“有。”欧阳海跑到前边，激动地指着那个练习手榴弹说，“代理副指导员的检查使我深受教育。这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对待错误、对待缺点的正确态度。看见这颗手榴弹，我看见了一个对待错误毫不留情的好榜样。它像一面镜子挂在这里，让我们每天照一照，看看自己对待缺点是什么态度：是偷偷瞒着舍不得改正呢，还是像副指导员这样，为了人民利益，一脚把它踢开！……”
教导员打断了欧阳海的话，说道：“谈谈你还有哪些意见嘛！难道你没有意见了?”
“意见?当然有！”欧阳海接着说，“我的意见是对我自己的。那次副指导员批评了我，我心里觉得有些委屈，这说明我还经受不起误会。少奇同志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说过：世界上完全不被别人误会的人是没有的，而误会迟早都是可以弄清楚的。我们应该受得起误会……对照这个来检查自己，委屈情绪实际上是一个党员修养不够、觉悟不高的表现。所以，我希望组织上，希望副指导员今后好好地教育我们，更严格地要求我们，更大胆地管理我们，帮助我们尽快地接近党的要求。我保证听从副指导员的教导，学习副指导员对待思想改造的严肃态度。毛主席说，只要我们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我们这个队伍就一定会兴旺起来。副指导员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这种干革命的精神，永远值得我学习！”
像一声春雷，像一阵急风骤雨，俱乐部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它表达了同志们对薛新文的信任，也感激欧阳海说出了大家心里的话。
薛新文面对着营党委书记，面对着全连百多个来自五湖四海的阶级兄弟，坚定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两行激动的眼泪，在他的脸颊上缓缓地、缓缓地流着……
欧阳海跑上前去，紧紧握住了薛新文的手，同志们也都亲昵地呼唤着拥了上来。
俱乐部里，掌声经久不息，越来越热烈了……
附录4
《欧阳海之歌》第九章四十四节“干革命”修改稿
金敬迈
渔歌子转录自王锐提供的《首都红卫兵》报第22、23期合刊（1967年5月16日出版）。
教导员望着欧阳海说：“七班长！你还有些什么没说的话、没提的意见，今天再和他大胆地说，大胆地争论嘛！”
“有。”欧阳海跑到前边，激动地指着那个练习手榴弹说，“代理副指导员的检查使我深受教育。这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对待错误、对待缺点的正确态度。看见这颗手榴弹，我看见了一个对待错误毫不留情的好榜样。它像一面镜子挂在这里，让我们每天照一照，看看自己对待缺点是什么态度：是偷偷瞒着舍不得改正呢，还是像副指导员这样，为了人民利益，一脚把它踢开?……”
教导员打断了欧阳海的话，说道：“谈谈你还有哪些意见嘛！难道你没有意见了?”
“意见?当然有！”欧阳海接着说，“我的意见是对我自己的。副指导员的某些缺点和不足，是与我们没有能够积极开展党内的思想斗争有关的。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我们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毛主席是把批评和自我批评当作武器交给我们的。而我却没有充分发挥这个武器的作用。这说明我毛主席著作学得不好，还不能不折不扣地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今后，我们一定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每个共产党员和革命分子，应该拿起这个武器，进行积极的思想斗争。我希望组织上，希望副指导员更严格地要求我们，更大胆地批评我们。我保证虚心听取副指导员的批评，学习副指导员对待思想改造的严肃态度。毛主席说：‘只要我们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我们这个队伍就一定会兴旺起来。’副指导员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这种学用结合的精神，永远值得我学习！”
像一声春雷，像一阵急风骤雨，俱乐部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它表达了同志们对薛新文的信任，也感激欧阳海说出了大家心里的话。
薛新文面对着营党委书记，面对着全连百多个来自五湖四海的阶级兄弟，坚定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两行激动的眼泪，在他的脸颊上缓缓地、缓缓地流着……
欧阳海跑上前去，紧紧握住了薛新文的手，同志们也都亲昵地呼唤着拥了上来。
俱乐部里，掌声经久不息，越来越热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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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林一叶】
历史的另一张面孔
——从白桦一本文革诗集看“七二○事件”
（完整版）
胡发云
《昨天》编者按：本文曾分为上下两篇在香港《明报月刊》2017年3月号上半月和下半月两期连载，因篇幅原因略有压缩。现在发表的是作者提供的未删节版。
题记：文革结束之后，当局对1967年震惊世界的“七二○事件”做了平反，认定这一事件“是湖北广大军民坚决抵制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篡夺最高领导权的活动”。
历史常常有几副面孔。今天，从白桦当年的这些诗句，我还是可以读到一种东西——那就是，在政治正确之上，还有永恒的人性。
一、半个世纪前的那册小诗
近来，常有人谈起当年的一本诗集——《迎着铁矛散发的传单》，让我惊异于那本薄薄的、印数只有两三千的小册子，在半个世纪后的今天，还有这么多人记得。
文革五十周年前夕，朱学勤来汉讲学，主题是“七二○事件”，鉴于我是本地人，大体了解那个事件的基本过程和发生背景，便邀我同台对谈。开讲之前，我们交换了一些各自的资讯和看法，我说，文革结束之后，官方对这一事件的叙说与结论，是政治的，不是历史的。我说，据我所知，文革爆发后，第一阶段中受到整肃与打压的大部分知识分子、包括胡风集团成员、右派分子、白专分子直至喜爱文艺的工人、职员、大中小学教师，以及大多数武汉市的原住民，都是站在省市委、军区以及保守派组织百万雄师的对立面的。我谈到一些人，其中提到诗人白桦和他在“七二○事件”前后，反对暴力镇压而写下的一批诗歌。这些诗歌在“七二○事件”刚刚结束之际结集出版，诗集名为《迎着铁矛散发的传单》。朱学勤说，他七十年代初也读到过这本诗集，当年，这本诗集从湖北辗转流传到河南，一个郑州大学的女大学生受迫害躲到兰考，悄悄带着一本《迎着铁矛散发的传单》。朱学勤当年仅十七岁，在兰考乡间的油灯下诵读那些滚烫的诗句，内心如受电击。将近五十年过去了，他还不能忘怀其中的叠句，曾对台下的学生脱口吟诵——“我也曾有过你们这样的青春，那时的战友就像今天的你们……”。
（下图：当年由造反派自印的白桦诗集《迎着铁矛散发的传单》封面。）
在其后一段时间中，又有几个外地友人——包括远在海外的诗人高伐林，也跟我谈起这本诗集。他说，在某种意义上说，是那本诗集，让他走上写诗的道路。
据我所知，这是文革中，由群众组织自行出版的唯一一本个人诗集，也是唯一一本直接书写文革事件的诗集。作者当时还是一名摘帽右派兼反革命黑帮分子。
我给白桦打了电话，告知他许多友人对此事的关注和各种评价，想问问他是否已经写过关于这本诗集的文字，我发现白桦先生突然很虚弱了，听、说都很困难，后来，他的话愈加含混不清，不忍打扰，再三祝福之后挂了电话，心里充满怅惘与伤感。一个才思敏捷，言谈优雅的人，也有被岁月销蚀的一刻。我又查看了数年前他送给我的四卷本《白桦文集》，没有文字提及此事。
第二天，我给他发了邮件，邮件中有这样一段话：
最近我到西安讲座，一位朋友也说起您当年的那本诗集，和您在文革中的境遇。我没想到，当年那本薄薄的诗集，时隔近半个世纪，还有这么多人记得。由于多年来当局对文革的单方面表述，许多文革的真相没能得以澄清或正确解读，而后人又会以当局的尺度与语言来解读当年的那些波谲云诡的历史，对历史的真相造成扭曲与误读。我本想对那个过程做一些说明，但是总觉得还没有得到您的认可，这样有些唐突与不妥。但是不做说明，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法又在悄悄流转。您身体欠安，本不该在这样的情形下来说这个复杂的话题。但又希望您能知道这个情况。特来信告知，想听听您的意见。如您愿意就当年的情况做一些说明，我想是对历史的一种担当与责任，如您因为身体原因，我可以就我所知道的将这个过程写下了，交您过目订正补充。
但一直没有得到回复。直到近日，再次跟白桦先生通话，问及此事，他说，他已经一两年没有开过电脑了。
我想，无论如何，趁白桦先生健在，我该把这段历史写下来了。
二、那个动荡血腥的乱世
想读懂白桦的那本诗集，先得说一下那段历史。
1967年，文革的第二年，是整个文革史中最动荡、最惨烈、也最戏剧化的一年。
1965年11月底，姚文元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经过半年多的舆论发酵，1966年6月1日，毛泽东亲自批准播出聂元梓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发表，同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那篇让许多人至今想起来还心惊肉跳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一场以“文化”命名的社会运动正式揭开帷幕，到1967年初夏的一年之中，这场运动宛如一部跌宕起伏惊心动魄的大戏，不断呈现着各种出人意料的大戏码。一开始，人们都认为这只是建国以来所有政治运动的一次延续——如“思想改造运动”、批电影《武训传》、批《红楼梦研究》、反“胡风反革命集团”、反右、反右倾、四清……文革开始的第一阶段，也就是1966年6月1日到1966年10月，文革的模式果然也就是人们所料想的那样，只是规模更加浩大，来势更加凶猛，手段更加残暴。一大批党内外的知识分子被定为“反动学术权威”，“文艺黑线人物”，“反革命黑帮”……文化、艺术、科技、宣传、教育领域的头面人物，几乎被各级政府悉数抛出，成为运动初期的斗争对象，到了1966年夏天，以红二代青少年为先锋的正统革命力量，又对传统阶级敌人——地富反坏右敌特叛国民党残渣余孽资本家和一切在旧政权中工作过的人员发起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运动，对那些早已失去了反抗能力、更无反抗意志的人们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羞辱与屠戮，与此同时，还把矛头对准他们的后代，把一大批“新社会生，红旗下长”的青少年打成“黑五类”、“狗崽子”、“资产阶级孝子贤孙”……在这个“红色恐怖之夏”，难以数计的人们被折磨致死或被迫自杀，更多的人经受了不可平复的精神与肉体伤害。
1966年5月，党内文化人邓拓、吴晗、廖沫沙被命名为“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店‘三家村’”之后，全国兴起了一股大抓“三家村”狂潮，上至中央机关，下至乡村小学，怎么也要凑齐三个人，演一出“捣毁‘三家村’黑店”的大戏。当时身在武汉军区胜利文工团的白桦，作曲家高如星，剧作家S，刚好凑齐了一个“三家村”，成为审查批斗对象。这一由刘少奇主持工作的阶段，后来被毛泽东命名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期。
1966年10月3日，风云突变，《红旗》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的社论，明确指出：“广大的工农兵、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同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是现阶段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斗争的集中表现……有极少数人采取新的形式欺骗群众，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极力采取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形式，去达到他们的目的。”与此同时，一贯提倡阶级路线的最高当局，开始大力抨击反动腐朽的封建主义反动的血统论，让一大批出身不好的青少年感到了革命之门正在向他们敞开。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顶帽子，就这样戴在了前一阶段各级政权负责人头上，他们的子弟和历年来的拥戴者变成了“保爹保妈派”和“保皇派”，政治的和道义的光环瞬间消失。
以这篇社论为标志，原来那种以各级官僚集团为主导、以传统阶级斗争理念与方式展开的文革第一阶段结束，文革战车兀然变轨，驶入以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主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方向。
这一根导火索，不光翻转了前一阶段运动中的正反角色，也引爆了中共执政十七年来积压下来的各类矛盾，由此开始了一次猛烈的社会大撕裂、大冲撞、大搏杀。
一种共和国史上前所未有的社会力量——各种各样的造反派组织横空出世。他们带着各自的背景、经历、观念与利益诉求呼啸而出，择山而踞，一时间全国城乡飘扬起成千上万五花八门的造反大旗。
用官方多年的政治色谱来看，这支队伍的成分复杂——红色、粉色、灰色甚至还有一定比例的黑色。这批“动机不纯的”各色人等纷纷出笼，他们总体来说属于社会序列的中下层，以普通平民及中小知识分子为主，很多甚至是十七年中的异类。从“亲不亲，阶级分”突变为“亲不亲，路线分”了，这些被压制多年的人群，获得了参与社会运动的可能性。这使很大一部分被正统阶级划分标准置于不利地位的人，得到了一次重生的机会。于是，维系了多年的社会层级就这样土崩瓦解了。
1967年1月，新年伊始。以得到毛泽东赞扬的上海文汇报夺权为发端，全国性夺权运动迅猛展开，满城都刷着“一切权力归农会”的标语。走资派认罪了，保守派溃散了，各级政府机关厂矿企业的大权也夺过来了。
夺权运动过程中，很多造反派组织因为政治理念、斗争策略及权力分配，发生了巨大分歧，互相之间干了起来。
借此良机，一部分溃散的保守派在各级领导的支持下重新集结，也打出了造反旗号，参与到夺权中来。
为了保障新生红色政权的顺利建立，最高当局出台了《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决定中说：“最近，毛主席指示：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找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满足他们的要求。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问题不是介入不介入的问题，而是站在哪一边的问题，是支持革命派还是支持保守派甚至右派的问题，人民解放军应当积极支持革命左派。”毛泽东在这里说的“右派”，已经不是1957年“向党进攻”的右派，而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说的“左派”，当然是指造反派，但是，在认定谁是左派的问题上，军队往往有着自己的标准。军队的倾向与表态，又造成各个群众组织更大的对立。
接着又出台了《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简称为“三支两军”。
军队崇尚权威与秩序的本性，决定了它和毛泽东支左的意图要发生冲突，在它的眼里，那些循规蹈矩、从来就站在政府一边的人们当然是左派，他们一直是红色政权最忠诚的支持者，他们大多数出身贫苦，根正苗红。复转军人、基层干部、劳动模范、党团员占的比例很大。另一方面，中国革命的性质，又决定了军队和地方的血缘关系，大多数政府的官员，都是脱下了军装的军人。
在毛泽东明确指示要支持的造反派组织中，武汉军队天然地选择了温和的造反派——“新派”，这样就轻易地将武汉地区“钢”“新”两大造反派群体分化了。
原“新华工”宣传部负责人张建华在他的回忆录中写到：
支左指挥部成立半个月后的（1967年）2月18日，军区即发表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部队严正声明》，对湖北、武汉的文化大革命公开表明了支持“新派”反对“钢派”的立场……当时我们“新派”正在和“钢派”就“2·8声明”进行大辩论，武汉部队《2·18严正声明》的发表使我们“新派”大受鼓舞，因此热烈欢迎解放军的声明。为了表达我们对军队的支持和感谢，20日下午，我代表红司（新华工）带文艺宣传队《轻骑兵》到独立师作了慰问演出。
钢派和军队的关系由此迅速恶化。三月中旬，军区一举抓捕了数百个钢工总各级头目并发布通告：“从即日起，‘武汉地区工人总部’及其所属组织一律解散。”
紧接着，军区开始重新扶植前一阶段已经溃散的保守派组织。
四月二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正确对待革命小将》的社论，其中指出：“如果否定革命小将，便是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如果打击革命小将，便是打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四月六日，中央军委发布经毛主席亲自批示的《中央军委命令》，再次强调不准任意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同时强调“要防止赵永夫式的反革命分子（赵永夫，原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1967年2月，曾对革命群众组织进行了开枪镇压）或思想很右的人来主持支左工作。”两文一出，数月来被打得七零八落的钢派组织纷纷重新竖旗再次集结，向军区发起反攻，矛头直指当时的司令员陈再道。尝到了唇亡齿寒兔死狐悲滋味的新派，也再次与钢派联合起来，结成同一个战壕的战友。
三、从撕裂到仇杀
武汉老城区最繁华的游乐场所民众乐园（当时改名人民文化园），成了武汉造反派的大本营，一排排窗口伸出了各种名目的战旗，广播喇叭，文艺演出，辩论演讲，传单大字报，各类最高指示最新消息，造反派的重头文章……像节日庙会一样热闹非凡夜以继日。
民众乐园附近都是城区老市民，他们一直是造反派的天然盟友，这些人中，多是从前的小业主、小商家、手艺人、船员、挑夫、独立劳动者或会计、教员、洋行职工、餐饮、茶楼、货栈从业人员，与1949年那支突然进占并掌管了这个他们世代居住地的北方军人，有着天然的疏离感。这些一盘散沙的市民，大多没有参加什么组织，其中一些人连个单位都没有，他们呼啸而来，御风而去，是文革中一支独特的影子部队。他们给自己起了一个名号，叫“钢八司”——钢派的钢，八小时以外闹革命。没有旗帜，没有袖标，没有司令部，也没有头头，但却有着极强的组织力、传播力和战斗力。整个武斗中他们伤亡的人数不少，因为都是散兵游勇没名没姓，被记载下来的不多。
如雨后春笋，像民众乐园这样的据点越来越多，遍布武汉三镇。造反派武斗不行，但是宣传群众，动员群众，娱乐群众都比对手要高出好多。
这样的狂欢很快就淹没在一片血腥中了。在武汉军区的支持扶植下，一个实力强大的组织——“百万雄师”横空出世。
从1967年5月开始，武斗升级——在这里用“围剿”一词可能更加准确，因为被打的一方既无武斗的实力，也无武斗的准备。
周密准备的围剿在一个个片区或单位有步骤展开，装备精良、训练有素、指挥专业的百万雄师一路势如破竹。造反派被打得毫无招架之力，投降的，逃亡的，死伤的……唯有含泪高唱：“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
6月15日晚，百万雄师占领了离民众乐园不远处的汉口水塔，这座建于清末的建筑，约十层楼高，是当年可以俯瞰大汉口的制高点，兼有供水、消防、火情瞭望三大功能。它临街的一长溜高墙，是文革中大武汉最著名的信息发布地，白桦的许多抗暴诗篇，都是在这里首发，然后迅即传播到四面八方甚至全国各地。
6月17日，策划已久的围剿民众乐园一役正式打响，围剿进行了整整一天，各造反派组织伤亡数百（有记录的死亡人数56人）。这次强攻，首次使用了“六六粉”、硫酸、硝酸和汽油弹。我在长篇小说《迷冬》中曾写到这一情节。一位武大的教授来邮件告诉我，她丈夫当年就被人泼了硫酸。
6月18日，武斗第二天，我和一批同学从武昌赶过去看惨案现场，中山大道最繁华的那一段，已经认不出来，特别是那满街的瓦砾触目惊心，有的地方都不能插脚。路人说，那是周边的民众看不过去，激愤之下上房揭瓦阻击围剿者，许多人揭的都是自家的瓦。
2007年，有一篇采访当年百万雄师一号头头俞文斌文章，其中写道：
（1967年春夏之际）军区派人找到了武汉机械局原武装部副部长俞文斌，要他组织一支队伍与造反派抗衡。开始俞并未答应，但经不起军区的劝说和利诱，最终还是答应了……“他们就这样逼我走上了这条路……军区派了两个便衣跟随我，名为帮助我协助我，实为逼我走上前台……”百万雄师是一个由武汉军区直接组织指挥的准军事组织，军区除专门指派两名军人“贴身警卫”并协助俞文斌工作外，还指派了联络员负责百万雄师与市人武部、省军区、武汉军区联系。（《武汉“七二○”事件四十周年——百万雄师头头俞文斌、章迪杰等采访记》）
除了偶尔刷一刷大标语，百万雄师基本不搞文斗，干脆利落地用“武器的批判”代替了“批判的武器”。全体武斗人员统一着装：藤条帽，蓝工装，一人多高的钢管铁矛。出行一律乘坐大卡车，很少单独或小分队活动。为了提高百万雄师的战斗力，部队派专人指导各基层组织的训练，以办“毛主席著作学习班”的名义抽调百万雄师各分站的骨干分子集中在江汉公园、二.七区委、中山公园、汉阳铁中、汽运四站、汽运六站等地进行军事训练。
在后勤保障及物质供应方面，军区指示市一商局、二商业局大力支持。用俞文斌的话来说：“要什么给什么，大量供应。吃的、喝的、穿的、戴的，我们一要，送都送不赢。当时的武器除武装部保管的枪械外还有大量的长矛、匕首，极个别的人还有日本人的马刀。”
大本营被定点清除后，围剿者愈战愈勇，一个惨案接一个惨案。当初被军区定为左派的新派，也一日日陷于绝境。那些文革初期受迫害者，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后倾向造反派的知识分子、老干部也一日日恐慌起来。实力最强大的新华工制订了“文攻武守”的政策，校园里一派壮怀激烈的备战景象。
四、何帆带来了三个人
七月的一天，我的发小、在新华工附中念书的何帆来找我，说有件事，敢不敢干？我问什么事，他说，胜利文工团有三个人，搞创作的，因为反对军区和百万雄师暴力镇压，处境很危险，要来新华工避一避，需要人掩护照顾一下。我答应了。
何帆是我同宿舍的邻居，也是初中校友，比我高一届，清秀文静，有些腼腆。在校文工团的时候，我们就非常要好，一起读书，写诗，作曲，玩乐器，一起郊游，聊天，看电影……课余时间几乎形影不离。他母亲是一个助产士，是个虔诚的基督徒，1957年划为极右，送去劳改了，他父亲是一个化工工程师，四十年代末，与几个朋友合伙开了一家药店，1949年后被定为资本家，受他母亲的牵连，发配到远郊一个化工厂。我认识何帆的时候，他几乎总是一个人，一日三餐都在学校食堂吃饭，那时候大饥荒还没有过去，食堂的饭菜量少难吃，终于吃出肝炎来。有时他吃完食堂，敲着一只空饭盆就来我家了，我母亲问他，吃了没有？他只憨憨一笑，母亲便留他再吃点。（下图：文革爆发时的何帆。）
从小孤独的生活，让他变得敏感又聪慧，很早就显现出文学与音乐方面的才华，但这样的家庭背景，考音院附中，进剧团，都不可能。初中毕业，他考入华工附中，又进了校文工团，在那里，他暗恋一个跟他学扬琴的女生，那女生也喜欢他，有过一些隐秘的往来，那是他懂事以来最幸福的一段时光，常常会跟我讲述那些让他陶醉的小细节，给我看偷偷给她写的小诗。文革一开始，他的名字被写在黑板上，那是班上出身“黑五类”同学的名单，他跟那个女生的故事就戛然而止了，这对他的伤害很大，很长时间缓不过气来。1966年10月之后，批判血统论了，他才又看到一点生活的希望。12月初，我大串联回家，他来找我，说想组建一个文艺宣传队。他太寂寞，太孤独，太热爱文艺。我同意了，于是就有了一支叫“红鲁艺”的中学生文艺宣传队。文革三十周年时，徐友渔约我写一篇关于文革的回忆录，就有了长散文《红鲁艺》，后来又有了长篇小说《迷冬》，里面就有了一个以白桦等人为原型的人物——宫克以及他的那些抗暴诗歌。
“红鲁艺”的成员，大多出身于这个城市的灰色阶层，知识分子子弟居多，也有一些旧时军政人员、艺术家和工商业者的后代。这支宣传队是独立的，因为文革前期受压受迫害，观点上倾向于温和新派，但不参与任何派别活动，像电影《聂耳》中的那个浪迹江湖的歌舞班，或一个抱团取暖抵御时代风雨的同仁剧社。
这样的局面没有维持多久，钢新两派对立，我们不得不撤出钢派掌权的湖北艺术学院，新华工听说，来人带我们进驻他们那里，派来指导员，还在宣传队发展了一批“新华工红卫兵”，我和何帆都因家庭问题不能加入，因此也不再担任宣传队负责人。随着武斗升级，演出日渐稀少，宣传队实际上处于休眠状态，很多队员也就返回家中。
此刻，何帆这个文雅内向的人，突然焕发出一种从未有过的热情与勇气。
何帆说，这几个人很重要，不能出问题。然后他告诉了我这三个人的身份：诗人白桦，作曲家高如星，剧作家S，运动初期都受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残酷迫害，后来站到了造反派一边，特别是白桦，写了不少反抗军区暴力镇压的诗歌，影响很大，现在处境最危险，前不久还被抓过。
三个人中，白桦、高如星我很熟悉，五十年代就看过白桦编剧的电影《山间铃响马帮来》，其中同名主题歌是我童年印象最深的歌曲之一，还有根据他的同名小说《神秘的旅伴》改编的电影，及里面的主题歌《缅桂花开十里香》，都是我少年时代非常痴迷的。当然，白桦的诗我更熟悉。高如星的歌，我当年也知道不少，最熟悉的当然是《九九艳阳天》，此外还有《汾河流水哗啦啦》、《藏胞歌唱解放军》——特别是那首歌唱友谊歌唱生活的抒情歌曲《航标兵之歌》，有点忧郁，有点豪迈，是我们进入青春期之后非常喜爱的一首歌：“年轻的航标兵用生命的火花，点燃了永不熄灭的霞光……”S这个人没听说过他的名字，提到他的一部电影时，我说也看过的。能接待并掩护这样的三个人，让我特别兴奋。
在华工附中一幢僻静的学生宿舍里，我们找了一间房，一楼走廊尽头，窗后是一片小树林，穿过小树林就是喻家山，翻过山就是农村了。那时，学生们要就进入大学区各幢大楼准备迎战来犯者，要就回家逍遥去了，整栋宿舍没什么人，房间里有四张木制高低床，他们一人一张，下面睡人，上面放生活用品。我和何帆睡另一张的上下铺。领来五套蚊帐凉席，挂好铺好，便由何帆去接人了。
当时，武汉市造反派控制的地盘几乎丧失殆尽，只剩下武昌东郊的几所高校，其中人数最多、地盘最大、实力最强的新华工，便被称为“解放区”，不断有各路落难英雄前来投奔或避难。一时间校园里各色人等都有，很难说没有对立派混进来探子，不过这些人员都集中在大学部的教学区和宿舍区，附中这边偏安一隅，很清静，何帆在这里生活了三年，人熟地盘熟。
我在寝室里守候良久，听见走道上有声音，出门一看，暗影中何帆领了三个穿便装的男人走过来了，他们各自都带了一个小小的旅行包，看样子是做了长期准备的。进屋后，何帆将白桦、高如星、S一一介绍给我。那时候，在我的眼里，白桦和高如星已是中年人了，S稍显老一些，后来熟了，知道他们几个年龄都只相差一两岁，最大的S也不到四十岁。白桦儒雅，说话慢条斯理，清晰准确，高如星刚毅，有股子男人气，开始话不多，熟了以后啥都敢讲，也很幽默，S比较寡言，所以至今已没有太多印象。
他们都很客气，大约何帆一路上也谈了我们的情况，他们说了一些感谢的话，说要向革命小将学习，我从来没把自己当个小将，听着有些怪怪的，便说我对他们很熟悉，谈了一些我读过、看过或听过的作品。我说我家还有1955、1956年的《诗选》，那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年度选本，说了其中白桦的几首短诗。白桦很是吃惊，一个中学生，居然会保存着十多年前的那些诗选。我又说起他的长诗《孔雀》和《热芭人的歌》，他说那都是1956年前后写的，包括我说到的两部电影。那年，我18岁，他36岁。
一段红色恐怖中的避难生活，就以这样浪漫的方式开始了。头几天，他们一日三餐，都由我和何帆去食堂给他们打来，天气热，洗洗涮涮就在厕所或盥洗间解决，需要什么其他的生活用品就由我们去代买。
有时大家也谈谈运动，时局和外面的各种动态，但大多时候在谈文学，谈音乐，谈往事，谈自己的青春岁月和那些难忘的恋情。白桦说，五十年代中期，他和电影演员王蓓恋爱的时候，一个在昆明，一个在上海，熬不过相思之苦，常常在周末骑了一辆摩托直奔军用机场，找一架飞上海的，连人带车一起上去，到了上海，骑上摩托就直奔与王蓓约会之处。高如星也是一个情种，洒脱且孤傲，一生受女人追逐挚爱，在八一厂的时候，那个演《白毛女》的女演员已经红遍天下，走到哪被宠到哪。一次有个活动，她一进来，一干男女都如潮水一般涌去，唯独他一个人原位不动，低头看自己的书。此举当然令她不悦，事后问人，知道是个作曲的。这样的高冷，反倒激起了她的热情，最后终于弄出动静来了。
高如星出身于晋西北一个干涸贫困的山村，从小放羊，在各种民歌戏曲声中长大，不但会唱，还学会了几样乐器。十四岁那年，跟一个八路军的剧社走了，从此走上了他的艺术之路。一个从未受过正规音乐教育与训练的苦孩子，是如何迅速成长为一个难得的音乐天才，一直是我心中的一个谜。一直到很多年后，从白桦的一篇文章《朋友高如星》中得到一些了解，知道了他桀骜不驯天马行空的个性是是如何生成的。
白桦在文章中写到：“高如星这个放羊娃的自我发现是1953年，解放军歌舞团访问苏联和东欧各国之时。因为苏联和东欧各国毕竟地处欧洲，几乎每一个国家都有深厚的音乐传统。黄土高原上的故乡和眼前的莫斯科、布达佩斯、布拉格、华沙、布加勒斯特……形成的强烈对比，使这个放羊娃目瞪口呆之后就欣喜若狂起来……他深深地迷醉于柴可夫斯基、拉赫玛尼诺夫、斯美塔那、鲍罗廷、里姆斯基—科萨科夫、肖邦、鲁宾斯坦、萧斯塔科维奇、德沃夏克、艾奈斯库……更何况在当时的苏联和东欧，还可以间接地接触到西欧的经典作曲家的作品……高如星回国之后，和一些东欧留学生开始往来。往后的几年，东欧发生了一系列重要社会事件，绝大多数中国人都只能从党的文件与报纸广播中了解这一切，但是高如星有了独特的信息来源。”文革中，他和高如星第二次被监禁。劳改期间，他俩偶尔会有私下接触的机会，高如星给白桦说了一些当年往事：
……他谈到从波兰、匈牙利和南斯拉夫的留学生向他透露的东欧普遍的思想波动，和东欧发生过的一些政治事件，同时也委婉地说出自己对中国正在进行中的运动的怀疑。当他谈到发生在东欧的那些难以想象的片段时，嗓音压得很低很低，我甚至吓得索索发抖。对于他过去那些被人们广为传说的感情事件，也一五一十、毫不保留地向我详细地叙说了一遍，甚至还谈到性……
1967年的夏天，酷热之极，白天阳光炫目，世界似乎随时都会燃烧起来，夜里湿热沉闷，粘滞的空气让人喘不过气来，还有蚊子。他们三人常常就待在蚊帐里，各自读着书报材料或写东西。高如星有时会小声哼哼一些旋律，一听就知道他在写曲子。便问，老高在作曲啊？高如星说，写首歌，写完了唱给你们听听，提提意见。这首曲子很快就写完了，名字叫《武汉关的钟声》，是一首抒情独唱歌曲，内容大致是歌唱这个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城市在文革中焕发出新的青春。
他们三个作为军区文工团首批被打倒的“三家村”成员，基本态度当然是反对省市委和军区对群众实施镇压的（对S我不太了解，权且这么说），所以这首歌应该是献给抗暴民众的。白桦也常在蚊帐里写东西，有时候还会拿出一叠稿子在那儿清理。
五、血腥中，一个诗的季节
1967年春夏开始，武汉进入了一个诗歌的季节。
血腥，死亡，离别，动荡，苦难，抗争，献身的渴望，青春的迷惘，还有愤怒与悲伤……浇灌出一片特殊的文革诗歌之花。这些诗，不论内容，情绪，还是文采与韵律，都和一年之前《鬼见愁》《造反歌》一类豪壮粗鄙的伪民歌体大不一样了。其中许多篇章，半世纪后，许多人还能背诵。尤其是有几首落款为“一兵”“解放军一战士”诗，因为作者的特殊身份，更因为诗歌本身的魅力——欧式长句，第一人称，款款柔情，一咏三叹荡气回肠，充满人性色彩的叙说方式，打动了无数人。这些诗歌用一种最原始的方式传播着，抄成大字报贴在街头校园，然后又有无数的转抄转贴，直至出现在数百数千公里之外某个人的日记本上。其中传播最广的是一首名为《我也曾有过你们这样的青春》：
我也曾有过你们这样的青春，
那时的战友就像今天的你们。
我真想搂着你们的肩膀，
像地下时期那样小声而严肃地喊一声：“同志们！”
当年，我们读主席的书是在寒夜的油灯下，
今天，你们却在灿烂的阳光下唱着语录歌前进。
我也曾有过你们这样的青春，
那时的战友就像今天的你们。
冰冻的泥土上我们肩靠着肩，
手指上套着手榴弹的丝弦；
我们当年的理想就是你们今天为之战斗的一切，
为了这，我们咬着牙推上枪膛里的子弹。
我也曾有过你们这样的青春，
那时的战友就像今天的你们。
我们从北方走向南方，
走向绿茵茵的边疆，
每一步都有战斗，都流了血，
和今天的你们完全一样。
……
我也曾有过你们这样的青春，
那时的战友就像今天的你们。
“支持左派广大群众。”
这是最高统帅的命令，
任何形式的违抗都是犯罪！
我们广大指战员不折不扣地执行！
我也曾有过你们这样的青春，
那时的战友就像今天的你们。
一小撮企图把文化大革命引入歧路的死硬派，
就像妄图阻止大江东去的狂人！
他们将被洪流淹没，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定会全胜！
我也曾有过你们这样的青春，
那时的战友就像今天的你们。
当我站在你们队列中的时候，
我这个老兵，又是新兵，
同志们，战友们，弟弟妹妹们！
我们的伟大统帅毛主席在挥手，号召我们前进！
（1967）5.8
今天的人们，大概无法理解这样一些充满荒谬可笑词句的诗，如何能打动那么多的年轻人，以至半个世纪不能忘怀。要知道，在那个庞然大物的军队及其操纵下的保守派组织，只用铁矛说话的时刻，他们中间有一个穿军装的人，向你表达了一种决然不同的情义——赞美与关爱，以革命的名义，以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名义。而且这些话语，说得又是如此温暖如此深情。
镇压最残酷的时候，武汉华农附中的一位叫吴克强的同学写过一首诗——《放开我，妈妈！》：
面对着百匪的大规模屠杀，妈妈怕我到学校去被百匪杀害，拉住我。我说：
放开我，妈妈！
别为孩儿担惊受怕。
我们的战友遍天下，
百匪的长矛、匕首算得了啥？
我不愿做绕梁呢喃的乳燕，
终日徘徊在屋檐下；
我要到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学游泳，
去迎接暴风雨的冲刷！
放开我，妈妈！
你可还记得哥哥和爸爸，
为了取得抗日斗争的胜利，
二十年前，爸爸牺牲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屠刀下，
人民政权的奠基石呵，
洒满了革命烈士晶莹的血花！
而今天，在两个阶级决战的关键时刻，
哥哥高举工人战斗队的大旗，
却惨死在陈再道之流的长矛、匕首下，
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他的生命迸射出了光辉的火花！
……
再见吧，妈妈！
我们的最高统帅毛主席催令我整装速发，
阶级斗争的疆场，任我驰骋，
门庭梨院怎能横枪跃马？
等着我们胜利的捷报吧！
让我们欢聚在毛泽东思想的红旗下，
不夺取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
儿誓做千秋雄鬼永不还家！
这位落款为“一兵”的作者又写了一首应和的诗《孩子，去吧！》：
转抄者按：一位解放军战士带给我们一首激动人心的诗篇，他对我们说：“这是一个人要我带给你们的。”说完他就转身走了。
孩子，去吧！
我是一个糊涂的妈妈，
小小的雀笼怎能锁得住羽翼丰满的小鸟！
低低的羊栏怎能关得住四蹄翻飞的骏马！
胡兰子也有恋女的亲娘，
董存瑞也有疼儿的妈妈，
如果革命的妈妈都像我，
我们世世代代都要在死亡线上挣扎。
孩子，去吧！
我是一个糊涂的妈妈，
我总担心你年龄太小，
总把你当成是天真的娃娃!
你爸爸参军时还不满十三岁，
可爷爷奶奶都没有强留他，
我在日寇的铁蹄下传递情报的时候，
也不过你这样大。
孩子，去吧！
我是一个糊涂的妈妈，
在大决战的前夜，
你的岗位不在明亮的绿窗下；
你们的战斗队在齐步前进，
妈妈注视着你们的背影，
妈妈期待着你们的胜利,
妈妈倾着听你们战斗的歌声。
孩子，去吧！
我是一个糊涂的妈妈，
在林祥谦就义的地方，
是懦夫才害怕屠杀；
带上红彤彤的宝书，
怕什么长矛,钢叉，
百匪就像春天的冰山，
正在强劲的东风中溶化。
孩子，去吧！
我是一个糊涂的妈妈，
当春潮澎湃的时候，
你就是其中一朵明亮的浪花；
在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血战中，
我献出心爱的小伢，
我将感到骄傲，孩子！
因为我是一个战士的妈妈。
六、诗集孕育在震惊世界的“七二○事件”中
整个相处中，我们大家都默守一个规矩，不探问关于这次避难的由来与相关人事。所以至今我也不清楚，这次行动是新华工上层的安排，还是某个人的私下策划。他们挑选了附中的何帆，何帆又邀约了我，而我们两个都不是新华工的组织中人。白桦他们三个也从未说过此事的来龙去脉。
数日的相处，我们发现了互相之间的许多相同相通之处，于是许多可能的隔膜——年龄、身份、经历、声名以及恐怖年代常有的戒备或猜忌都很快消散了，或许根本就没有发生过。不知是怎样的缘起，我们终于和白桦聊起那些署名“一兵”、“解放军一战士”的诗，没想到白桦很直率地说，是他写的。他说，因为安全的原因，那些诗一写完就交给别人了，大都没留底稿，这几天正在凭记忆重新记录下来。说着就把一摞稿纸给我们看，里面有很多都是熟悉的，也有从未读过的。
读完后我提出来，应该把它们印成小册子，永远保存下去。何帆也非常赞同这个想法。白桦显然有些意外，但看他的神情，是非常高兴的。
白桦同意后，何帆即去找了新华工相关机构，谈了我们的设想，对方很爽快地答应了，同意提供纸张，其余由我们自行处理。那年月，有了纸，其余就好办了。新华工宣传部负责人张建华在他的回忆录中也提及此事：
在主持《毛主席诗词组歌演出团》期间，我还参与了由著名诗人白桦创作的《迎着长矛散发的传单》和由我院舒先绪同学主编的新华工抗暴文艺专辑《火炬颂》两本诗集的编辑和出版工作。
诗集筹备之时，形势更加凶险。张建华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为了防止百万雄师对我院的进攻，我们试制了土“手榴弹”、炸药、无线遥控地雷（在6月27日的试制过程中，我院还有两人在配制炸药时不幸伤亡，他们是：附属工厂的黄其万师傅，208班的皮向东同学）、用卡车改装了一部“装甲车”，并在我院周边作好了充分的防御部署（在我院的各条道路上均安放了无线遥控的地雷，在东西二个操场安放了地雷引爆的氧气瓶，全部地雷都由南一楼进行无线遥控。如果百万雄师攻打华工，他们一进入我院周边就将遭遇地雷的杀伤）。为了解决通讯方面的问题，我们架设了电台。电台一方面用于监听军区和百万雄师的通讯联络及他们发起进攻的相关情报，另一方面，在危急时刻可以用于向中央和外界求援并通过广播疏散我院人员。“此前不久，这部电台就监听到军区独立师在一次武斗中对百万雄师下达的一系列作战指令。”
在此期间的一天晚上，新华工广播站通知，露天电影场将放映批判电影《武训传》。这部电影我已看过，我告诉白桦，王蓓在里面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丫头小桃，女主角，赵丹演男主角武训。白桦说他知道这部片子，但一直没有看过。于是执意要看。那时，尽管白桦的诗几乎是尽人皆知，但几乎没人见过他的尊容，加之天黑，估计没有问题。我去弄了两只小马扎，这是学生们人手一只的物件，趁着夜色潜入电影场的人海之中。白桦说，他已经有一年多没见到王蓓了。结婚十多年，总是聚少离多。我想，如其说他是来看电影，不如说是来看妻子。整场电影，他沉默着，一动不动。
诗集的事正在进行，震惊世界也载入史册的“七二○”事件爆发。这个事件超出了我们所有人的想象力。在此之前我们已听说，毛泽东到武汉了，要来解决武汉的问题。他派来的特使谢富治也在早几天来过新华工，代表毛主席党中央肯定了新华工的革命大方向是正确的。在这个给人感觉黑暗即将过去，胜利就要来临的时刻，一个军区的一个独立师，一个声名狼藉的群众组织就这样兵变了，就在伟大领袖住所一箭之遥的地方，迫使毛泽东仓皇出逃……太不可思议了。
第二天清晨，满城肃杀，关门闭户，道路以目。只有独立师和百万雄师的一辆接一辆卡车在大街上呼啸而过……这些，在白桦的诗中都有描述。第二天晚上，新华工得到通知，学校即将遭到进攻，于是下令，除了武装人员，所有人一律撤出校园。我记不太清白桦一行是在什么时候离开新华工的，也不知道他们去向了何处。
新华工的正门通往市区主干道，想必已经被封锁或设下埋伏。司令部命令一律从喻家山后面的小路撤出。我和何帆穿过后面的小树林向山脚走去，小路大路已是密密麻麻的人群，其中大部分是新华工教职员工和他们的家眷，扶老携幼摩肩接踵，在暗夜中鱼贯前行。那天没有月亮，好在有萤火虫照明，我从来没见过那么多的萤火虫，密密麻麻布满了山林与田野，映衬出一溜溜悄无声息的人影。这数以万计的人群最后散失何处，不得而知。
关于“七二○事件”的头三天，张建华在当年的日记中是这样写的，让我对这一事件有了更详尽的了解：
7·20天气：晴
暴乱和恐怖的一天
今天在武汉发生了空前的骚乱和恐怖事件。
前天上午，周总理、谢富治副总理、王力同志、余立金同志在军区召集了师以上干部会议。会上，周总理对武汉问题作了表态（说了六点）。当天晚上十点左右，独立师开始骚乱起来，几百名解放军战士在没有军纪约束的情况下大喊大叫起来，高呼“打倒谢富治、绞死王力”、“王力不能代表中央文革”、“百万雄师是真正的革命左派”等口号。
从昨天10点到今天下午五点，几百辆卡车满载着百万雄师和解放军战士在大街上示威，一些解放军战士打着百万雄师的大旗，佩带着百万雄师的袖章，大叫着“踏平工总、镇压反革命”的口号。每辆卡车上都架着机枪，有些战士还把枪交给百万雄师的人，有些解放军战士竟然拿着百万雄师的长矛，他们衣服敞开着，军帽斜戴着，有人说他们和“土匪”一个样。
街上一片白色恐怖……呀，开枪了，一枪、两枪，一共开了九枪。一个军人毫不隐讳地掏出手枪，在光天化日下，啪、啪、啪又连开了几枪……
今天是反革命暴乱的一天，白色恐怖的一天。
7月21日，独立师和百万雄师继续出动近千辆卡车、消防车、装甲车进行全副武装游行。游行中他们包围“新湖大”、数次冲进“新湖大”校园，并强行抓走了“新湖大”临委会成员张维荣、谢邦柱、彭勋及各兵团主要负责人20余人，抓走“红八月”群众和教工家属、革命群众208人。大字报被撕毁，民兵训练的枪枝弹药被抢走，人事档案材料遭到破坏，宿舍里的东西被洗劫一空。水院、湖艺、武医、新一中、二中、三十四中、韶山中学、汉剧院等也遭到同样的命运。红旗中学则被百万雄师放火烧成废墟。
晚上，武锅“百万雄师3.18”和独立师等数百名人冲进武汉军区第三招待所，围攻、殴打、绑架《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记者，将材料抢劫一空。
7月22日，独立师和百万雄师的疯狂行动仍在继续。和昨天一样，街上一片恐怖气氛。
恐怖游行的车辆猛增至1500辆左右，除郊区的农民外，来自黄石市的五万多农民也参加了游行。
这天，百万雄师在“新一冶业大”、工人新村等大肆逮捕，钢“9.13”和“新一冶”成员，两百多人被抓走，“三十三街坊”的负责人全部被抓。之后又包围了新一冶一中，二十一中等也受到冲击。
从上午九点开始，满载百万雄师武斗人员的车辆一批接一批地向我院方向开来，并在校大门对面的关山百万雄师据点集中。
下午四点，“红司”司令部召开紧急会议，综合组介绍了当时形势，认为百万雄师已实现了对我院的包围，很可能在当晚发起像昨天攻击“新湖大”一样的事情。于是，司令部当即决定在校师生员工全部撤离学校，并就撤离方向、地点及相关事宜进行了具体讨论和布置。
……
没想到，这次兵变只持续了三天。23日凌晨，军区负责人被电招进京软禁起来，一支支野战部队从各方赶来，部署在武汉周边，原独立师的管辖权被接管，当天早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谢富治、王力胜利返京的消息，人民日报刊登同条消息并配发中央领导与首都群众到机场迎接的图片。25日，天安门广场召开百万人大会，欢迎中央代表团胜利归来。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表《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信中写道：“武汉军区个别负责人，公然反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抗中央军委的正确指示，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反对中央、反对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竟然采用法西斯的野蛮手段，围攻、绑架、殴打中央代表。这是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造成的严重政治事件……”
许多年后，这个事件有了另一种全然相反的解读。
七、一部用诗写成的“七二○事件”小史
在这样戏剧性结局中，我们再一次见到了白桦和高如星。那是新华工校园里，一片沸腾的欢庆之海中。让我们意外的是，他们都穿上了挺括英武的绿军装，这是我们第一次见到他们穿军装的样子。他们在校园里自由地走着，在欢庆的人群中和大家一样脸上洋溢着洒脱与快乐的微笑，再也不怕有谁会认出他们来，再也不需要像鼹鼠一样成天躲藏在那间走道尽头的阴湿房间里了。
我们都来不及问那一段日子他们是怎么过的，就直接谈到诗集了。没想到从风云突变到乾坤翻转的这七八天中，白桦又写下了七首诗，这样就成就了一本更加完整的诗集——从反抗，镇压，再反抗，屠杀，兵变到胜利。原来只准备出一个油印小册子，现在我们决定要出一本正儿八经的诗集，铅印的。
钢工总的朋友联系了武汉印刷厂义务印刷装订，湖北艺术学院美术专业的一个学生设计了封面。于是这部诗集的出版单位就变成了三个：红司（新华工）宣传部，钢工总宣传部，新湖大红八月公社。
何帆为诗集写了序言，第一次公开了作者名字，并介绍了白桦文革开始以来的经历。白桦写了后记。这一切都在8月1日之前完成了。这是革命时期的效率。
武汉印刷厂在汉口，新华工在武昌东郊，相隔二十多公里。八月初，正是武汉极端高温时期，我们就这样东西两端来回奔波着。那时很多工厂都已停工，接下任务的排字工时来时不来，到了校对阶段，我们常常只好自己去那一排排字架上找来换下，好在诗集字数不多，自己也能凑合一下。十多天后，诗集诞生，诗集名是何帆起的——《迎着铁矛散发的传单》。两个十八九岁的中学生，就这样悄没声地完成了一件看似不可能的任务。
这本诗集收录了白桦的18首诗，写作时间从1967年5月8日至7月29日。除了前面提到的《我也曾有你们这样的青春》、《孩子，去吧》，其中还有一些这样的篇章：
《“七二○”纪实》
今天，武汉没有白天，
只有漆黑的夜晚；
虽然天空像往日一样蓝，
长江上有轮船。
有风，有光，有云，
但谁也不觉得这是个白天。
革命群众的心收缩着，
愤怒压在心里，像压在枪膛里的子弹。
没有歌声，没有欢乐，没有议论，
一万个疑问埋藏在革命群众的心间……
满街的汽车像冲出森林的狼群，
一片反动的吼叫和狂喊。
暴徒们衔着钢刀，舞动着步枪，
摇着手铐和铁链；
敌人妄想用武力要挟党中央和毛主席，
就像一群螳螂企图去动摇泰山。
毛主席派来的亲人在哪里？
武汉三镇都在探问他们的安全。
……
《用殊死的战斗去迎接黎明》
……
乌云低低的压着武汉三镇，
血洗工厂，学校，屠杀学生，工人，
绑架毛主席派来的代表，
殴打中央首长——我们的亲人，
他们像成群的疯狗，
睁着血红的眼到处咬人！
这就是白色恐怖，
这就是资产阶级专政！
……
1967年7月21日
《银灰色的战舰
——向东海舰队过境部队的战友们致敬》
……
灰色的战舰，驶进了长江，
停泊在乌云密布的武汉；
逆风吹动着你们的红旗，
恶浪拍打着你们的船舷。
你们排着整齐的战斗队列，
巍然屹立在大江边。
在腥风血雨的夜里，
千万双眼睛随着你们的炮塔旋转。
在关键的时刻你们发言了！
每一个字都像一颗炮弹；
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你们说出了全军广大战友的心愿。
1967年7月22日
《“七·二六”大游行抒情》
满脸汗水参合着眼泪，
喊着，叫着，如痴如醉；
所有的红旗下都是我的战友，
我参加了每一个战斗队。
我跳到许多辆汽车上，
在许多杆红旗下歌唱；
从新华工到“九·一三”
我还曾高高地站在钢二司的车顶上。
我的左臂戴着“红八月”，
右臂上戴着钢工总的袖章。
你们曾读过和转抄过我的一些诗歌，
那时天还没有亮；
那还是恐怖的夜晚，
我还不能走近你们的身旁
像今天这样肩并着肩，
臂膀靠着臂膀。
我们都经历了很多痛苦，
日日夜夜的悲愤、紧张；
但那些算得了什么呢！
一切都在今天得到了补偿。
当我们驰过长江大桥|，
驰过血泪斑斑的汉阳；
我们怎能忘记已经永别了的战友，
那些钢铁的革命闯将。
六渡桥啊六渡桥！
昨天百匪的屠场；
人民文化园啊人民文化园！
今天成了欢乐的海洋。
……
1967年7月23日夜
所有的人都在同一面旗帜下，尊崇着同一个领袖，说着同一种语言……但是，各自都在表达着不同的意思，这就是古今中外未曾有过的一个时代，一个全然与世隔绝的时代，一个彻底清洗了传统的时代，一个红色语词灌满了人们每一根毛细血管的时代，一个历史与领袖都被重新装饰过的时代……有多少人能够逃脱这样的变异呢？我也这样写过，无数的人都这样写过。
今天，从白桦当年的这些诗句，我还是可以读到一种东西——那就是从大历史的视角来看，在政治正确之上，还有永恒的人性。
我们在第一时间将样书送给了白桦。那时，他已经回到汉口租界区洞庭小街胜利文工团的驻地，在一幢西式的小洋楼上，有他和高如星各自一小套很漂亮的房间。从一年前的反革命黑帮，到不久前隐姓埋名的避难者，再到三大组织联合出版个人诗集的抗暴诗人。革命，让半生多难的白桦获得了一种新的社会身份。那一段时间，他成为武汉群众，特别是思想文化界及各造反派组织最受欢迎的人。而这本诗集，让他的声誉到达了顶峰。文化界老前辈评论家姜弘先生至今还记得，当年徐迟、姚雪垠拿到这本诗集的时候，大感意外，徐迟竖起大拇指说：“了不起，独一份！”
此后数月，是白桦、高如星真正的蜜月期——自由、爱妻、诗歌，美誉，欢乐的聚会与兴奋的讨论……像梦一样，都来到了。
白桦的妻子王蓓和高如星的妻子王云霞，我们也是那一段时间见到的。王蓓，我几乎看过她所有的电影——《武训传》、《马兰花》、《飞刀华》、《大浪淘沙》、《聂耳》……她不是那种一眼就看出漂亮的女演员，但一眼就可以看出她的纯净与质朴。
王云霞的电影不多，大多也不是重要角色。少年时看过她的《粮食》，后来知道，1963年，她演了一部叫《红河激浪》的片子，写陕北根据地的，被人将此片与“利用小说反党”的《刘志丹》挂到一起了，王云霞刚好又受命给时任副总理的习仲勋送过剧本，习被关押了，她也被内控了。她和高如星相识相恋的时候，两人都是“内控分子”，所以，她对高如星的执着情爱至死不渝。一段漫长的阻隔和血腥的暴虐之后，这个夏天突然就变得如此美好。但是这一出浪漫迷人的《仲夏夜之梦》，真的是以月来计算的。
八、短短的浪漫，长长的苦难
纵观中国红色革命史，“七二○事件”这样明火执仗规模浩大的“叛乱”前所未有，对于一丝反对的声音都不能容忍的最高领袖来说，无疑是一次十恶不赦的逆天之举。文革一年多来，包括国家主席刘少奇在内的一大批党政军高官，打谁倒谁，毫无还手之力。许多参与这次事件的人都陷于绝望之中——检讨的，请罪的，逃匿的，倒戈的……数日前的万里雄风化作烟云。
这些参与者只是因为委屈而愤怒——从战争年代以来，他们就是这个政权最忠实的追随者、奉献者与牺牲者，也是这个党及最高领袖坚贞的爱戴者和崇拜者，他们受不了最高当局抛弃他们，而去宠爱那一批在他们眼里的社会垃圾。他们是亲儿子失宠的痛楚。他们从不反对文革，只希望像从前许许多多的运动，或者像文革初期那样搞文革……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文革的进程发生了一连串最具政治智慧的人也看得目瞪口呆的事变：那位“七二○事件”后，返京时受到近乎国家元首待遇的王力，一个多月之后被捕，同时被捕的还有关锋和戚本禹。这三个人都是毛泽东发动文革以来最得力也最有才华的干将，他们对毛的热爱与忠诚，一直延续到毛死后数十年——尽管他们后半辈子几乎都是在监狱中度过的。毛泽东没有急于处理“七二○事件”的“罪魁祸首”，却指责王、关、戚“毁我长城”。而第一个把矛头指向军队的，恰恰是一年前，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文革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成资产阶级专政。”
这一次“反革命叛乱”的最高负责人陈再道，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林彪事件之后，他出任福州军区副司令员。罗瑞卿的女儿罗点点在《中南海的权力游戏》一文中写道：“因1967年‘七二○’事件被打倒的陈再道，‘文革’后期在福州对韩先楚说：老韩哪，咱们这些人，生是毛主席的人，死也是毛主席的鬼呀！说到这里，那泪水都快要下来了。”他的这一腔衷情，领袖又何以不知呢？
作为一介书生，毛泽东靠军队起家，他对军队的倚重、管控与忌惮，是他一生最大的功课。在这样一种血浓于水的亲缘情感与乌托邦理想之间，他选择了前者。他们是领袖权力真正的来源。“七二○事件”之后，毛对他们出人意料的宽宥，甚至不惜以自己的文革亲信作祭祀，大约源于此。
他决定和军队修好，重建秩序。但此时的文革，已经不被驾驭了，那些被他从旧秩序中释放出来的革命闯将们，经历了大风大浪的锻炼，付出了血的代价，已经不能停下继续革命的脚步——那一切，正是毛教给他们的。
“七二○事件”成为文革一个诡异的拐点。
他老人家来武汉之前（1967年7月13日）对周恩来等人说：“一年开张；二年看眉目，定下基础；明年结束。这就是文化大革命。”三天的“七二○事件”让毛泽东的伟大战略部署落空了。
由此开端，文革章法大乱，其后的戏路，更是跌宕起伏。直至九年之后，中国最高职位的三个领导人，在一年中一起去世。一场大戏倏然落幕。
1967年秋冬之际，白桦蜜月余韵未尽时，再次罹难，这一次，又吞噬了他七年最好的时光。
高如星也紧随其后，监禁，批斗，刑讯中被打断肋骨，引发肺部感染，1971年死于肺癌。他们两个旧罪名上又添了新罪名——“反军乱军”，这是一项重罪。对于白桦来说，那本薄薄的小册子，成为他铁板钉钉的罪证。
那位剧作家S，此后却无大恙。直到数十年后，读到白桦《朋友高如星》一文，其中有这样一段：
1967——1968年，有一段时间高如星为了我和别人的问题远走北京上访……从他去北京那一天起，死神就悄悄跟着他了。同行者的阴影走到他的身边，他的同行者S是一个危险的朋友。善良的人们啊！要牢记！虚伪的朋友往往就是死神的帮凶。北京上访回来以后，高如星也就失去了自由。
1968年夏天，面对各地愈加激烈的冲突，毛泽东对自己曾经大力支持的一派说了一句诡异的咒语：“现在是轮到你们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
接下来，清查“五一六”、“北、决、扬”，“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这一系列在军队主导下的严酷运动，终于让文革的三年动荡回到了传统政治的轨道上。数以亿计的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与毛规划的激进文革一起被抛弃。
白桦、高如星相继落难，我和何帆先后插队。我们把这个秘密带到那地老天荒的地方。我们和白桦在往后的各种运动中都不再提及对方，一段往事被深深埋入历史的尘埃中。（右图：胡发云到上海看望坐轮椅的白桦。）
如今，白桦已经86岁高龄，重病缠身但思路清晰。在我写到这里的时候，我给他打了电话，告诉他我最近在写这样一篇文章。我说，历史常常会有几副面孔，我想把这一副面孔留给后世。他声音虚弱，但还是给我提供了一些事件的时间或过程。谈到高如星之死。白桦明确说了，是S害死了高如星，他是告密者。
九、何帆的序与白桦的后记，一个诗季的绝唱
何帆在湖北京山县插队多年，后进入县剧团。恢复高考后念了中文系，学成进入省作协，当编辑，当副主编，写诗，写歌，写剧本。1999年，像高如星一样，也死于肺癌，时年51岁。白桦那本《迎着铁矛散发的传单》小书，是他一生编辑生涯的开始。
他的序是这样写的：
无论是诗，无论是歌，
都是炸弹和旗帜。
……
这是一束“迎着铁矛散发的传单”，不是一集寻常的诗歌。
她是由一个饱受带枪的刘邓路线摧残的解放军战士，在江城最严峻的日子里，冒着生命危险，冲破重重封锁，用一颗忠于毛主席，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赤诚之心所写下的激昂战歌。
她，是一枚枚投向陈再道的炸弹，是一面面在黑夜中迎接黎明的红旗，是一张张宣告敌人死亡的通牒！……
这一切，从作者白桦同志的诗歌本身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说明。
在这里，我们还要作一些必要的补充：
震惊世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陈再道之流就以反革命的敏感性，预料到他们“小王朝”的覆灭。因而在军内顽固地执行了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以“打击一大片”的救命术来转移斗争大方向，妄图达到“保护一小撮”、挽回自己垂危命运的目的。他们以“写过一些不好文章，不好作品”为罪状，把许多一般创作干部打成了“黑帮”，进行了骇人听闻的残酷迫害。如白桦同志就被关押了九个月之久，剥夺了一切政治权利和人身自由……直至今年三月，他们才得到外出和阅读中央文件的自由。从此，作者就用他的诗，在关键时刻鲜明地表了态——坚定不移地站在革命左派一边，与陈再道血战到底！……
然而战斗是艰难的，在陈再道爪牙的严密监控之下，在那些少数不许别人革命的“假洋鬼子”和“帮闲”们的围攻中，作者不得不采取地下方式。这些作品大多是利用休息时间，在蚊帐内以代用符号文字写成，然后辗转而出的。（见后记）
这些散发着火药味的“传单”，几乎每一篇都是在沸腾的现实生活激励下，作者噙着热泪急书而就的。因此有了强烈的战斗性和浓烈的生活气息，一首首诗飞快地传遍了扬子江畔……
这些诗的出现，使敌人大为恐慌。他们以反革命的嗅觉，猜测到诗作者可能是白桦同志，于是就加紧了对作者的围攻，“警告”和监视。七月的一天，当作者和另一同志去营救一个在百匪屠刀下将遭杀害的革命干部时，被百匪绑架了。陈再道的爪牙乘机唆使百匪对他们进行殴打和污辱，在匕首和长矛下进行了九小时的非法审讯。审讯的主要内容是：写了些什么“黑诗”？放了些什么“毒”？……然而，百匪在这两个“解放军叛徒”身上终无一获。
敌人的憎恨和惶遽，证实了这些诗歌的鲜明立场和战斗性。
在那些浴血奋战的黑夜中，这些诗歌，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战斗作用。
今天，我们在胜利的黎明，把这些曾经在铁矛下散发的传单收集起来，在红旗下歌唱。让她告诫我们的战友，不要忘记那些刚刚过去的艰苦历程！不要忘记那些倒在革命征途上的青年战友！要夺取最后的胜利，还要继续握紧笔和枪来！……
我们相信，当读者读完这些激情饱满的诗以后，一定会和我们的想法一样，这个被陈再道之流打成“黑帮”的人，是一个真正忠于毛主席的解放军战士。
编者1967年8月
这一年，何帆十九岁，一年之前，他还在为自己的出身和那位他起名为“深雪”的女生离他而去痛不欲生，一年之后，他为白桦的诗集写序。
白桦为诗集写了一篇简短的后记：
这些诗歌是在武汉最困难的时候、在军内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严密封锁下写的。当时不能保留手稿，而且没有办法复印，转抄。全是那些不相识的英勇的小将迎着铁矛把这些诗张贴或散发出去的。有些诗稿刚刚递给小将，他就被百匪捕杀了，大约有三分之一的诗稿淹没在小将的血泊中。但大部分诗歌都通过他们敏捷的手散发在乌云密布的武汉三镇。
这些诗不是艺术品，是当时急迫间用来打击敌人的武器，必然很粗糙。红司（新华工）和钢工总的战友们认为可以收集起来复印一下，可能是由于这些诗从某些侧面记录了武汉革命造反派艰苦战斗的历程。同时，也是广大指战员忠于毛主席、坚决支持左派革命群众的佐证。
一个忠于毛主席的解放军战士 （1967年）8.1
1979年，白桦、高如星平反。白桦第三次穿上军装。高如星追悼会在北京隆重召开。武汉军区代表宣布：高如星是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
一个新时代开始的时候，白桦以火山喷发的激情开始了新的创作——诗、文、影、剧，纵横捭阖一路花开。
正当盛极之时，白桦第三次中箭落马——他的电影《苦恋》激怒了一批人——从刚刚给他平反的武汉军区，直到当时的最高领导人，全国掀起了铺天盖地的批判高潮，他又多了一顶“资产阶级自由化份子”的帽子，被迫检讨，电影禁演，封存至今。好在人们刚刚经历了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官方报刊电台一边大加挞伐，民众的声援也随之汹涌而至，白桦说：“我接到了雪片般的电报，都是支持我、声援我的。后来我一天收的信有几千封。”白桦说，这使他感到文革后与文革是大大不同了。“过去一个人挨批判，所有人都会离你远一点，现在大家公开表示支持。而且署名，包括地址电话，单位班组，毫不含混。”一位内蒙古姑娘写信给他说，倘若这次“在劫难逃”，真诚地邀请他到草原上的蒙古包来，她会给他准备一双筷子。
在批《苦恋》的风头上，白桦在一次笔会上说：“作为一个作家，是被人民抛弃掉呢？还是让权势者抛弃掉？在两者发生矛盾的时候，我只能站在人民一边。”
我想，纵观一个人一生的命运，总是有某种内在的轨迹可寻，白桦也好，早逝的高如星也好，他们心中有一种东西，那就是对自由的向往——自由地感受，自由地爱恨，自由地表达，自由的地生活。而这些恰恰都是那个时代最危险的东西。
文革结束，当局对那段长达十多年错综复杂的历史，做了一个决议，将万千罪错扔到那个叫“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篓子里。为白桦高如星们的受难，找到了罪魁祸首。一直在迫害他们的人，成了政治正确的代表。白桦和许许多多的知识分子及其他受难者，也接受了这一历史的命名。
我知道，《迎着铁矛散发的传单》这本小书，及那个年代的故事，依然还是不可说的。
当一件事成为不可说的时候，那这件事一定还有可说之处。
2016年9月21日再修改于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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