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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昨 天》第一三〇期
帖子发表于 : 周一 6月 17, 2019 8:48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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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 天》第一三〇期

抢救文革回忆 积累文革资料 交流相关信息 促进文革研究

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19年5月30日第130期


本期目录

生逢乱世

赵丰田 文革初期北大汉中分校的“护校保周”斗争
张 从 文革中北大的思想者“陈齐程刘小集团”的遭遇
甘 庄 林立果广州白云山据点亲见记

阅史漫笔

杜钧福 文革前夕中国社会的政治生态
张晓良 文革中的斯文扫“厕”拾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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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乱世】

文革初期北大汉中分校的“护校保周”斗争

赵丰田

作者简介:赵丰田(右图为近照),河南清丰县人,1942年生, 1962至1968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读书、参加文革。毕业后先后在部队、工厂、农村“接受再教育”,做基层工作。粉碎“四人帮”后,先后在山西、山东担任过公社(乡镇)、县领导工作,国有大型一类企业担任副总经理工作。1994年奉调进京,任局级事业单位副书记、副主任。现已退休。改革开放以来,结合实际,在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写过一些调研报告和文章。其中,1985年担任烟台市改革办主任期间,所写的调研报告,有的被山东省委、省政府文件转发全省“参照执行”,有的被中央书记处研究室选为参阅件或被中央党校《理论动态》发表,在大型企业任副总期间,所撰写的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调研报告,曾在中宣部《理论动态》和《企业家》杂志发表,获一等奖。1986~1987年,中央研究落实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精神,由党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中顾委领导同志组成了中央政治体制改革领导小组,被中央办公厅借调到该小组办公室(临时机构)工作一年,参加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总体构想的研讨和党的“十三大”文件准备工作。参加过国家政治体制改革山东省的试点工作。

文革之初,发生在陕西秦岭南麓北大汉中分校的“护校保周”斗争,即使经历过文革的“老北大”,也一般知之不多。但要深刻理解北大文革,需要了解那场斗争,因为它是北大文革中两种势力的代表人物周培源(著名科学家、文革前副校长,以下称周先生)、聂元梓(北大校文革主任,后与第一副主任孙蓬一合称聂孙)及各自早期的追随者甚至背后支持者登场的重要节点,对北大文革后来的演进有着直接而重大的影响。
我机缘巧合,有幸也不幸撞上并投入了这场斗争,被吸收进以周先生为首的分校临时领导小组,参与了主要应对措施的研究和行动。在斗争中,我深切感受到周先生的思想方向和做派与聂元梓有本质不同,缓解了北京“红色恐怖”在我内心激起的深深困惑与不安。我预感到周先生与聂元梓将不可避免的渐行渐远。在顶着“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作者光环正冉冉升起的政治新星与年过花甲的科学家、已靠边站的前副校长周先生之间,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周先生,之后追随周先生深度参加了北大后两年激烈的斗争。回顾汉中分校那场斗争,并缘此观察其后的演进,北大文革的脉络清晰可见,对理解北大两种势力斗争的实质大有帮助。

一、 分校遭围攻,“散兵游勇”自发驰援

1966年8月下旬,我“大串联”到西安的第三天,意外看到一则北大汉中分校及在那里负责的周培源先生被施工方造反派围攻的消息。我以大字报的形式紧急倡议“串联”到西安的北大同学自愿驰援,由此与周先生相识,并踏上了反抗聂元梓校文革的艰辛之路。其中缘由还得从聂元梓登上北大乃至全国政治舞台说起。
1966年6月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广播了“康生幕后策划和指使炮制的”(见中央批转中纪委《关于康生问题的审查报告》)北大聂元梓等人的所谓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第二天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等全国各大报纸,均在第一版刊登了这张大字报和题为《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的《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人们争先传阅,全国沸腾,北大成了全国文革进入“大规模群众运动”阶段的策源地,聂元梓成了红得发紫的英雄人物,从此她带领其追随者(他们自称“革命左派”)队伍以百倍的疯狂为文革摇旗呐喊、推波助澜,成为中央文革麾下冲锋陷阵的急先锋。
在北大,虽然最初的一个多月有新市委工作组,但由于聂元梓以头顶“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作者光环和作为北大“革命左派”代表人物参加领导工作,对“阶级阵线”的划分和“批斗对象”的确定有着决定性影响。聂元梓们以极左口号蛊惑人心、无限上纲,首先把批斗的对象指向“陆平黑帮及其余党”,原校党委书记兼校长陆平的绝大多数副职,大批校级、系级干部因此或因“家庭出身”“历史问题”受到他们的迫害。这些受迫害的副校长、系主任中包括一些国宝级大师,如副校长傅鹰是新中国建立后归国效力的卓有成就的著名化学家,副校长翦伯赞是著名史学家,副校长王竹溪是著名理论物理学家,副校长魏建功是著名语言文字学家,东语系主任季羡林是著名东方语言文学家等等。再如经济系总支书记龚理嘉是解放前地下党干部,其父是国民党政府驻荷兰大使,类似的还有技术物理系前总支书记石幼珊、校党委宣传部副部长王庆淑、生物系总支书记胡寿文、中文系总支书记程贤策等干部。其次是指向“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及其徒子徒孙”,实际几乎囊括了全部国宝级学术界大师,有成就有威望的专家、教授、优秀教师和科研技术骨干。例如全国著名语言学家中文系教授王力、著名文学家吴组缃,西语系著名专家学者俞大絪,世界公认的中国哲学大师哲学系教授冯友兰等等。许多人遭到绑架、抄家、戴高帽游斗、罚跪,上“斗鬼台”批斗,逼迫承认莫须有的罪名,随意拳打脚踢,终于酿成了闻名全国的一天内乱批斗、乱打骂、乱侮辱人格近百场的“六一八事件”。从政治问题上的栽赃陷害到个人私事无限上纲无所不有,不堪忍受批斗和凌辱而自杀者时有发生。
聂元梓等人还嫌北大乱得不够,对“阶级敌人”下手不够狠,嫌工作组对她一伙“左派”主导的批斗支持不够、碍手碍脚,在哲学系的会议上率先打出了驱逐工作组的旗号。在中央文革支持下赶走工作组之后,于七月下旬开始,在江青的授权和直接支持指导下,先后成立了以聂元梓为主任的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筹备委员会和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以下简称聂元梓校文革),实现了全面夺权。夺权的胜利激发了聂元梓们更大的野心,梦想攫取更大的权力,开始谋划“为文革立新功”的“上揪下扫”的谋略:上揪“资产阶级司令部”,组织起“揪刘火线指挥部”,组织大队人马到中南海门前静坐;下扫北大的和社会上的“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地富反坏右”、“阶级敌人”、“牛鬼蛇神”。在聂氏校文革主持煽动下,北大“阶级斗争”进一步升级和血腥,如中文系总支书记程贤策被抄家毒打,他无法忍受屈辱和折磨而服毒自尽,死后还被校文革判为“黑帮分子自绝于人民死有余辜”。被逼自杀的还有西语系著名专家俞大絪、中文系64级学生陈树峥等师生,更多的“专政对象”被他们赶进“牛棚”,受尽折磨。把一座著名大学、无数莘莘学子向往的科学与民主殿堂,投入到了血雨腥风之中。
北大的文革因此遥遥走在全国的前面,在中央文革的导演下,首创了一套经验:造本校“走资派”的反——以造反派、革命左派的名义煽动“全面专政”并驱赶阻碍他们乱批乱斗的工作组——夺取单位领导权——以“新生红色政权”的名义,组织上揪“走资派”、下扫“一切牛鬼蛇神”,创办“牛棚”,私设监狱,实施全面专政。这一套成为全国的榜样,每天到北大参观学习的北京和外地大专院校学生、各色干部等多达数万人。
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高调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百万红卫兵和革命群众,接受并佩戴了红卫兵敬献的袖章,北大校文革主任聂元梓和北大附中、清华附中、北师大女附中等造反派、红卫兵代表登上了天安门。中央文革小组以“红卫兵”作为造反派的主要组织形式,把他们伙同聂元梓创造的“北大经验”推向全国。北京首先掀起了新一波狂飙巨浪,学校、机关,大街小巷,被红卫兵以“黑帮”、“走资派”、“牛鬼蛇神”、“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右派分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叛徒”、“特务”、“反动资本家”、“坏分子”及名目繁多的“反党集团”、“三家村”等等押上街头和“斗鬼台”的人数暴增。他们的家被打砸抢抄,他们被随意打骂侮辱,被戴高帽子、剃阴阳头,不时听到有的人被活活打死,也有一些人不堪凌辱而自杀。
毛主席“八一八”接见京内外红卫兵,也开启了大专院校、中等学校学生大串联的闸门。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我加入了外出大串联的行列。大学、中学的学生大串联,坐火车免费、吃饭住宿有人接待。毛主席的本意是把他“八一八”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燃起的新一轮“文革烈火”传播到全国各地,实际也基本上起到了这样的作用。大串联学生所到之处,大多不同程度参与了传播“八一八”毛主席接见精神和中央文革小组的讲话,推动了当地的“革命造反”高潮,也有少量游离主流的思考派、逍遥派、游山玩水派。绝大多数大专院校、中等学校原领导班子已被冲垮,外出串联无需批准。北大因为已建立以聂元梓为首的“新生红色政权”,开始实施“为文革立新功”的“上揪下扫”战略,需要大批拥趸,所以开始对外出串联控制较严一些。
参与大串联的人没有党、团、班级等形式的组织管理,大家都是散兵游勇,由自己决定去向。我决定第一站去西北首府西安,第二站去西南首府成都,第三站去华东首府上海。6月份和7月份,我基于接受的思想教育,曾认真研读过毛主席的关于文革的理论以尽量跟上“革命潮流”,但对叫停正常的教学科研、一概否定中外文化,特别是对聂元梓校文革创立以“牛棚”形式大量关押并肆意拷打、折磨、羞辱干部、学术大师、教授专家、教学科研骨干的做法仍无法理解和接受,特别是对“红八月”的“红色恐怖”,感到深深的困惑和不安。这是我积极争取参加第一批外出串联的主要原因。记得毛主席早年在《反对本本主义》中强调,不带本本框框地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是取得正确认识的唯一途径。我想换一下环境和心境,做一些观察和思考。
我在西安住西安交大,每天去一两所大学或重要机关看大字报、找人交谈,没有传销过北大“经验”,也没有去鼓动任何一场造反或批斗,因为对许多问题我自己也没有弄清楚。一天西安交通大学大字报区的一则“特讯”一下子吸引住了我,改变了我的行程,也大大影响了我的文革岁月。那“特讯”大意是说,负责建设北大汉中分校的施工人员,近日突然全面停工并包围了已交付分校使用的办公楼,他们的口号是“砸烂旧北大汉中分店”、“打倒陆平黑帮余党”、“把喝美国牛奶长大的周白毛(周培源)揪出来示众”。
我听说北大有个汉中分校也是十几天前的事,因为原来是保密的国家“三线”建设工程,叫“653工地”,文革初混乱中被泄密而公开。按原来计划,逐步把北大的理科中与国防工业关系密切的核物理、无线电、力学、生物物理等专业转移到那里。当时分校建设工程已有部分完成并交付使用,部分专业的个别年级开始向那里转移。主持那里工作的是著名物理学家、原北大副校长周培源。
文革之前,我在北大全校性大会主会场远远地看到过主席台上的周先生,他60多岁,大高个儿,腰板挺直满头白发。由于他在科技界的影响力和难以挑剔的历史,他几乎是北大唯一没有被宣布打倒的原校级领导和学术权威,但他也没有被吸收为毛主席题字称作“新北大”的新生红色政权“校文革”。他有点像旧政权的暂时留用人员,滞留于他原来分管的远离“革命中心”的汉中分校,他以爱国科学家的良知和强烈的责任感继续着原来的工作,处境比较尴尬。
尽管如此,我还是不假思索地决定奔赴汉中,保护分校、保护周先生。这也暴露了我内心深处的观念:北大就是北大,那个从历史深处走来一路星光闪烁的北大,燕南园大师云集的北大,那个曾经是新文化运动中心和五四运动策源地的北大,为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的文明进步做出突出贡献的北大。尽管四年的求知之路远非尽如人意,但毕竟好过文革开始以来的停止上课、停止科研、停止招生、打倒大师和学术权威、肆意践踏中外文化。毛主席给北大的“新生红色政权”题写了“新北大”三个字,但谁也不知道“新北大”的蓝图是什么,无法把它与中国人民迫切渴望解决温饱、提高科技文化水平、促进社会文明进步相联系,更与周总理报告中提出的“四个现代化”目标背道而驰,也无法想象没有周先生等一大批大师、专家、院士和学部委员的北大,没有教学和科研的北大,会“新”成什么样子。
我在当地结识的新朋友帮助下,通过电话确认“特讯”所报分校情况属实后,马上在西安的几个主要大学以联系人名义贴出了《关于北大汉中分校告急的紧急倡议》,说明发生在北大汉中分校“围校揪周”现状,倡议在西安串联的北大同学一起奔赴分校“护校保周”。两天时间有近30人报名参加,虽然相互之间并不熟悉,但一拍即合,热情高涨地登上了去汉中的长途汽车。我也第一次感悟到,北大学子虽然在“群众运动”中也有过积极响应中央号召的表现,可能大多数人的心态实际同我差不多,后来多数人在两次反抗聂孙校文革高潮中的表现,证实了我的判断,尽管也有些人由于“家庭出身”问题(“走资派”或剥削阶级)或其他原因表现为逍遥派。
记得在车上有两位大个子男同学对我说,“你那《紧急倡议》厉害,特别是这几句:‘对处于散兵游勇状态的战士,枪声就是命令,对我们这些散居西安的北大学子,分校的告急就是枪声!’ 好家伙,我们几个人看了不假思索就跑来了。现在细想,这事以聂元梓为首的校文革应当能够解决啊?”我告诉他们,我与他们的想法一样,有同样的疑问。但既然告急,就是没有解决。我们只能先投入保卫战,在战斗中解决这一疑问了。在长途汽车上,我们还你一句我一句地议论到周先生的科研成果和他在西南联大、清华、北大的趣闻,也议论到聂元梓平时的表现。

二、“孤军奋战”与“冷眼旁观”

我们一进分校,迎面看到的是办公楼被施工方造反派层层包围,他们的高音喇叭震天响,高呼“砸烂旧北大汉中分店”、“打倒陆平黑帮余党”、“打倒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把喝美国牛奶长大的周白毛揪出来示众”等口号。办公楼和其他楼的墙上,也大多是这类大标语、大字报,只有少量反驳这些口号的大字报。办公楼的大门内和一二层的窗子里面,站着许多严阵以待的分校师生,他们在严防围楼的人员冲进来打砸抢或者抓人。围楼者的人数远远超过守卫大楼的师生人数。分校处于危险之中!
周先生派两个同学热情地接待了我们,首先带我们到食堂吃午饭,然后到办公楼上的住处休息。在与他们接触过程中,我们迫不及待地询问,分校遇到这种危急情况,是否向以聂元梓同志为首的“校文革”汇报,请求帮助解决?他们说,听说发过电报、也打过电话,好像至今没人回复。聂元梓同志和“校文革”好像不知道或者忘掉了北大还有这一部分,北大“校文革”选举,不通知我们参加,毛主席为咱们学校再次题字“新北大”这样的大事也不告诉我们,以毛主席题字为报头的“新北大”报创刊号也不发给我们。他们两个人的抱怨,令我们疑窦丛生。当时聂元梓可是全国天字第一号大“左派”,虽然不少了解她的人背后颇不以为然,但总体上如日中天,北大“校文革”可以说是文革开始以来“中央文革小组”直接指导下产生的第一个“红色政权”。如果以聂元梓或者北大校文革的名义出面做工作,北大汉中分校的危急应当不难解决。北大与汉中分校的关系是紧密的总体与部分关系,分校的党务、政务、人事、教务、财务等等都由北大决定和统一管理,到分校学习的都是北大某些与国防工业关系密切的系、专业某年级的学生,分校并不独立运行。聂元梓校文革怎么可以对汉中分校的危机置之不理冷眼旁观呢?我稍事休息,又去问分校办公室的同志,得到的回答与两个接待人说的一样。令人费解,可这又是事实。
文革前,我作为哲学系四年级学生,曾有三年多在北大广播台担任学生编辑兼记者,也曾和系里的老师及北大机关党总支的同志一道下乡劳动、参加农村工厂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做社会调查,四年之中我只回老家住过一个暑假,其它所有寒暑假都是在北大的图书馆、阅览室和北京的企业车间度过的,先后接触和了解到不少北大和社会上的人和事,包括聂元梓和周先生的一些情况。聂元梓在我入学的1962年从经济系副系主任,调任哲学系党总支书记。我听说她是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干部,上过延安抗大,一开始对她比较崇敬。后来发现她文化水平奇差,思想肤浅,讲话错白字连篇,把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说成赫鲁晓夫的《顿顿的静河》,对听众的惊讶不予理睬,还发表“阶级斗争熄灭论”之类的评论,我深感失望,认为她起码不适合在以文化底蕴深厚而蜚声中外的北大做领导骨干。再后来听到她的一些“左”得离谱的“三面红旗”和“阶级斗争”高调,就更不敢恭维了,由失望到产生反感。这与我的文化或理论水平没有多大关系,与我有限的经历有关。我来自中原小县,那里是50年代中后期“大跃进”、“超英赶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和“全民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化”之后的重灾区,而实际我们那里并没有发生天灾,我到北大后从来自全国各地的同学了解到他们的家也没发生天灾,我目睹过“左灾”饿死人的惨状,对我家和众多邻里在饥饿生死线上挣扎的岁月,有刻骨铭心的记忆。在内心深处,这些记忆常常与一些“左”得脱离常识的革命理论打架。
据说,在文革前的北大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对于党委书记兼校长陆平,周先生是北大党政领导班子内提批评意见最多、最尖锐的人,聂元梓是系一级总支书记中提意见最多、最尖锐的人。但他们两人提意见的角度完全不同,甚至正好相反。聂元梓认为陆平主要问题是阶级路线不清,重用出身反动、历史不清的人,重用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走白专道路的人,排斥她那样的“革命左派”,把北大办成了资产阶级统治的大学,所以认为陆平为首的校党政领导班子必须改组,陆平必须下台,由她那样的“左”派取而代之。周先生则认为陆平的主要问题,是一门心思搞一个又一个的政治运动,不重视教育和科学研究,违背大学教育和科研工作规律,伤害和压制了大批优秀的教授、科学技术骨干,搞乱了正常的教学和科研秩序,严重妨碍了北大出人才、出科研成果和为社会主义建设做贡献。聂元梓认为陆平太“右”,周先生则认为陆平太“左”;聂元梓唯恐北大不乱,周先生则认为北大太乱,乱得师生们无法正常上课和科研。他们两人虽然都批判陆平,但观点却是南辕北辙。我们在赶往分校的路上议论中,有人认为聂元梓校文革对北大汉中分校面临严重危急采取冷眼旁观的态度,可能与彼此以往的政治观点有关,也可能周先生在北大和社会上的威望令刚坐上北大第一把交椅的聂元梓颇为不安。
下午两点,周先生带三个同志在办公楼会议室与我们新来的同学开了个见面会。记得他说:可能今天在座的同学,还有的不认识我,我是周培源。楼下的大标语说,我是喝美国牛奶长大的,说得不对,我22岁第一次到美国,所以是长大以后才喝到美国牛奶的。一句话把我们都说得笑了,气氛一下子轻松了许多。 他接着说,我们几个代表第一批来分校的师生员工,对你们的到来表示欢迎。你们已经看到了,咱们的分校正面临着严重的危急而又人少力单,师生员工总共不足150人,正是用人之际,你们这批有生力量的到来是个有力的支援,也提升了大家的信心。听说你们都是串联到西安的同学,是听到分校危急的消息自发赶来支援的,这一点尤其可贵。这时,同来的一位同学指着我插话说,是这位哲学系四年级赵丰田同学看到消息后组织的,我们是头一批,已经留下两个同学组织第二批。周先生高兴地接说,那真是太好了,也欢迎他们早日到来!今天咱们先开个见面会,互相认识一下,介绍一些情况。然后周先生一一介绍了与他同来的三个同志。第一位是中年女干部戴新民,中等身材,干练知性。以前我听说过技术物理系的总支书记叫戴新民,这次才对上号。第二位是生物系年轻教师何挹塘,留学苏联的研究生,刚回国不久。回国前他与一些同学到红场瞻仰列宁、斯大林墓,因政治观点不同与苏联警察冲突中受伤,中方外交部曾为此向苏方提出严正抗议。第三位是邓朴方,技术物理系62级学生,系团总支副书记,曾闻其名,第一次对上号,当时并不知道他是高干子弟。周先生说,鉴于分校当前的特殊情况,由他们四人组成了临时领导小组。然后,让我们也一一做自我介绍,是哪个系、什么专业的,担任过什么学生干部或者社团工作。我记得除了我和西语系的一两个文科生,其他好像都是理科生,大多是一二年级的,四年级的只有我一个,五六年级的一个也没有。
接着,周先生他们比较系统的向我们这批人介绍了分校的情况。周先生主讲,有些问题他也时不时地让其他人介绍一些情况 ,有时其他人也主动插话作补充说明,气氛活跃。他们主要讲了三个问题。
第一,党中央毛主席关于三线建设的伟大战略部署和北大汉中分校的地位。大意是说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是,国际上“帝修反亡我之心不死”,形势险恶,要准备打仗,准备打大仗,必要时要放进来打。因此把全国划分为前沿地带,中间地带和战略后方,简称一线,二线,三线。北部、东南部沿海地区为一线,大中原地区为二线,中西部广大山区为三线。中央决定,把一线涉及国防工业、国计民生的企业和几个国家重点大学、科研机构如北大、清华和中科院的有关研究所,迁入三线或者在三线建设分厂、分校、分所,并加快交通等基础建设,接受抗日战争中这类单位仓促内迁,困难重重、损失惨重的教训,保证战争需要,人民生活需要和教育科技发展的需要。周先生还特别提到周恩来总理十分关心北大分校的工作,有一次他陪同周总理接待外宾之后,周总理还特意抽时间听他汇报汉中分校的建设情况。
第二,施工方造反派组织围攻北大分校的起因和现状。大意是说,承担汉中分校建设任务的是国家建设部五局四公司,原来与我方合作良好,施工进展正常。我们在这里的基建技术人员和几个有关教师负责检查和验收,技术物理系个别专业少量师生正做上课和实验室的准备工作。文革开始后,五局四公司出现了两个造反派组织,当初他们的矛头都是指向五局和四公司的某些领导干部。对施工方内部的矛盾斗争,我们分校采取了“不介入”的立场,联想到汉中地区的地委、专署及各县也有类似情况,我们也一律采取“不介入”立场,后来我们明确为一个总的口号:“抓革命,保施工,不介入,准备复课和科研”。开始一段,施工方与我方相安无事,只是工程进度略受影响。8月下旬,施工方造反派组织突然把矛头指向分校,从大字报、大标语发展为停止施工和在我们办公大楼前静坐示威,这几天又架上了高音喇叭。他们公开的理由,主要是两条,其一是“中央文革首长江青同志”说了,旧北大是“陆平黑帮”和“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控制的反动堡垒,那北大汉中分校就是反动堡垒的分店;其二,说我周培源属于“陆平黑帮”的黑班底又是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又是喝美国牛奶长大的,是双料货、多料货,早该打倒。据我们分校一位教师在四公司工作的老乡私下说,四公司个别领导干部为了转移本单位造反派的斗争矛头,说四公司就是个领着干活的工程队,有什么反头?北大分校是“陆平黑帮”的分店,有的是大家伙,那个陆平当校长时的副校长周培源就很典型。他还对造反派头头封官许愿。这事儿只是听说,还没有拿到过硬的证据。
第三,分校对此突发事件的应急工作和下一步打算。周先生说,因事发突然,这几天分校师生员工主要抓了护校措施和信息情报工作,以预防发生破坏性事件,也写了些解释和反驳的大字报,对工人造反派头头的解释工作刚刚开始,收效不大,根本性的解决办法,正在研究之中。你们刚从首都来,从学校本部来,还到过陕西省会西安等地方,了解北大和首都的情况、陕西省会的情况,对中央的精神和社会上的形势都比我们了解得多。这些对咱们研究化解危急的对策都是有利条件。分校面临的情况,除了我们几个刚才讲的,你们可以在校园中转一转,看看双方的大字报、大标语,听听他们的广播。这里的形势虽然比较严峻,但据可靠情报,他们指挥部的命令是只围不攻,上午来傍晚走。汉中一带暂时还没有攻占办公楼和随便抓人的先例。除了我之外,都可以在校园里自由活动,可以放心。最后,他轻松地笑一笑说: “今天的见面会就开到这里吧,你们先了解情况,明天下午咱们开个专题的对策会,研究解决当前危急的对策。《三国演义》里有个著名的‘隆中对策’,我们明天来个‘汉中对策’。诸葛亮讲‘隆中对策’时其实也就二十几岁,和你们现在差不多。”他最后一句把大家都说笑了。原来这个大科学家还是个蛮幽默风趣的人。
会后,我们遵照周先生的意见,分头在校园里看大标语、大字报,听对方的广播,也向先期来分校的人员了解情况和他们的看法,还传阅了周先生自己整理的简历,许多同学还注意到下午见面会活跃的气氛,对周先生优良的民主作风和遇事不惊又高度负责的精神十分赞赏,都说我们来对了,这里需要我们。
当晚,在我的倡议下,我们这些新来的同学开会交流了各自了解的情况和对形势的看法,着重研究了周先生布置的“汉中对策”问题。大家讨论热烈,几乎每个人都发了言,大方向完全一致:保卫分校,保卫周先生,有的同学甚至用“战斗片”电影中的话,半认真地说,“人在阵地在”。大家都认为,围楼静坐的群众属于不了解情况上当受骗,通过摆事实讲道理,大部分职工、干部会改变认识,相信如果不发生意外,基本可以扭转目前的危急局面。意见不一致的地方主要是要不要给北大校文革以外的上级发电报寻求帮助,如果发电报的话,发给哪个上级单位或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产生了三种意见。少数人开始只同意再次发给聂元梓为首的校文革,他们解决不了时自会转呈有关单位或领导协助解决,个别人提出,既然六天前已经给以聂元梓为首的校文革发电报、还打过电话,他们置之不理、冷眼旁观毫无道理,我们可以写一篇《汉中分校致校文革的公开信》,委托在校的同学以大字报贴出来;多数人认为,现在文革的形势风起云涌,下一步具体如何发展、是否有什么意外发生都很难预料。周先生几乎是北大唯一没有被打倒的科学家和学术大师,也是中国高校中位数不多未被打倒的大师和校级领导,在他们身上寄托着众多大师、学者和师生的希望,不能有闪失,我们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哪个上级单位、哪个领导人能解决问题,就向哪里发电报请求协调解决。我也主张最后一种意见,并倾向于直接向周总理发电报。大家经过摆事实、推导可能的后果,逐渐统一到最后一种意见。会议直开到晚上十一点多。临散会时我说,明天上午大家都再考虑一下自己的意见,明天下午的“对策会”都踊跃发言,供领导小组参考。这时,那两个大个儿男同学边往外走边大大咧咧地说:你综合发言,我们补充。

三、“汉中对策”

第二天下午,周先生所说的对策会如期进行,分校临时领导小组成员戴新民、何挹塘、邓朴方也都参加会议。在周先生“畅所欲言,集思广益,共谋对策”的动员之后,会场静了几分钟。可能是因为大家与周先生等人毕竟还不太熟。这时那俩大个儿中的一个说,昨晚我们一起议论了对策问题,赵丰田同学考虑得比较全面,大家一致推举他首先综合大家的意见发言,然后我们其他人再补充。这个同学不顾我昨晚的意见,竟然把他们一两个人的话说成“一致推举”。于是周先生点名让我发言。我瞪了那人一眼,只好第一个发言。还好,上午我对自己昨晚的发言和大家的发言进行过一遍可行性研究,心中大体有数。
我首先代表新来的同学,感谢先期到分校的领导、老师和同学的热情接待,给我们到家的温暖,并给我们补上中央关于三线建设的一课,赞成他们面对突发的围攻事件所做的工作,表示了我们将与他们一道,积极投入保卫分校、捍卫三线建设战略部署的决心。然后抛砖引玉,对策性建议,说明基本上是我们集体讨论的意思,话是我临时综合概括的。我们的建议仅供分校临时领导小组参考。
第一方面,“攻心”为上,说明真相,争取扭转局面。我们认为,攻心是上策 ,重点是说明真相晓之以理,可以有效缓解危机,争取达到扭转局面的效果。
这时周先生笑眯眯地说:对不起,我插一句,三句话概括得有点儿意思。“攻心为上”好像出自一个著名的典故,我一时想不起来了,我们这儿基本是理科生,你不妨说一下。
我一下愣住了,闹不清周先生的话是什么意思,担心我的说法有“掉书袋”之嫌,后悔顺口说出了“攻心为上”几个字。楼下围困重重,窗外喇叭声声,周先生还有心思说典故吗?何况老一辈科学家,都有深厚的人文底蕴。但再看周先生,他一脸真诚轻松的笑容,使我灵光一闪,意识到他很可能是看大家从没有经历过这种被围困的场面,都多少有些紧张、焦虑甚至不安,听说原来在分校的师生员工中已有个别人借故离开。他是想让大家放松一下,也表示没什么了不得,完全可以沉着应对。据说抗日战争时期,周先生在由北大、清华、南开三个大学组成的西南联大当教授时,因学校简陋无房可住,他一家租住的房子比较远,每天骑着一匹白马上班,还要躲避日本飞机的空袭,曾被师生戏称为“周将军”;我还听说过,在北京和平解放前夕,位于京郊的清华园一度处于解放军、“国军”之间两不管的无政府状态,为避免学校遭盗贼或流氓打劫,周先生曾带头组织留校师生持猎枪巡逻,被林徽因等教授戏称为“周大将军”。今天看来,还确有几分遇变不惊的儒将风度。
我也笑一笑,配合地解释道,对不起,昨天周先生说起诸葛亮的隆中对策,使我联想到武侯祠的一副对联,“能攻心則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上句借诸葛亮七擒孟获的故事,讲用兵之道;下句借诸葛亮与法正讨论治理益州之策的故事,讲理政之道。我觉得这两个故事和这副对联对我们冷静客观地分析面临的形势有所启发,就未加思索地顺口说出了“攻心为上”,不当之处请大家批评指正。
周先生马上说,我看没有什么不当之处,反而觉得恰到好处。“攻心”,是用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以理服人和以关心对方的做法感动人。许多问题心平气和的摆事实讲道理,才能分清大是大非,妥善解决。还没有弄清事实就上纲上线剑拔弩张,只会把事情搞乱搞坏。你刚才说到有所启发,指的是什么启发?
我接着说道,這副对联的启发,首先就是您刚才说的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以理服人,以情动人,不轻易给对方上纲上线;再就是一定要避免介入他们内部的派别斗争。昨晚我们一些人讨论,认为对方的广播、大标语、大字报是典型的“假大空”,缺乏摆事实讲道理,当然他们手里只有道听途说的几句谣言,也摆不出事实,接着就是一连串大帽子。我们也认真看了咱们分校师生写的反驳他们的部分大字报,比如有的大字报劝围攻静坐的群众不要听信道听途说的谣言,注意摆事实讲道理这无疑值得赞赏,但接着说不要被某些“走资派、阶级敌人”所利用。我们认为这个提法需要慎重考虑一下。围楼的都是一般工人和基层干部,当然他们背后有四公司甚至建工五局的个别领导干部想转移矛头保护自己的情况,但也要考虑基层的干部工人在学习某些报刊社论、评论员文章联系实际中,误以为我们分校即是文章所指的“被走资派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统治”的地方。更重要的是,他们背后未必有“走资派”或者“阶级敌人”。还有个情况值得注意,施工单位的造反派红卫兵,对他们的主要领导干部的态度上已有温和派和激烈派之分,如果我们把他们的某个领导干部称为走资派或阶级敌人,还会被视为支持某一部分反对另一部分,就可能稀里糊涂地介入了他们的派别之争。这与我们分校确定的“不介入”的立场是矛盾的。
汇报到这里,周先生说:赵丰田他们讨论的意见有道理,考虑得比较全面,正符合我们前几天定下的“不介入”的规矩,现在不介入施工单位的两派矛盾,以后也不要介入汉中地区酝酿中的两派斗争。主观上不要介入,也要避免稀里糊涂的客观上陷入。戴新民同志,你回去给同学们讲一下,我们的大字报、大标语,注意不轻易给人扣“走资派”、“阶级敌人”、“叛徒”、“特务”等当前流行的大帽子。不介入他们的两派斗争。赵丰田同学,你接着往下说。
我接着扼要汇报了我们在“攻心”方面的五条对策:一是认真宣讲党中央毛主席关于三线建设的伟大战略部署,认为这是我们这场斗争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保证;二是告诉他们一个真实的周培源,既不是陆平余党也不是反动学术权威,扫除谣言在他们中造成的蛊惑;三是大力宣讲周总理代表党中央毛主席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提出的四个现代化的伟大目标,说明教育、科学技术在发展生产力和实现四个现代化中的作用;四是针对性的宣讲9月7号人民日报《抓革命 促生产》社论和近日中央文件《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指出中央的精神是企业单位、施工单位,必须坚持正常的岗位工作,不允许停工停产;五是采取全面宣讲、专题回应、个别交谈、重点家访等多种形式“攻心”,说明真相和利害得失。我们认为经过一段努力宣讲、攻心,应当能缓解围攻,扭转局面。是否能彻底解决问题?有这种可能性,也是我们都希望看到的;但在当前的大形势下,在我们学校聂元梓校文革不肯出面协调解决情况下,也有另一种可能,这一伙人很可能不甘心失败,搜索“炮弹”卷土重来。我听到信息组的同学说,四公司群众组织内部已有人建议到北大本部发掘材料,我们必须有所准备。
第二方面,加大力度,继续向有关上级领导发告急电报,请求协调解决。我国的领导体制,决定了这是最终解决问题的最快最有效的途径,在当前文化大革命的特殊形势下尤其如此。这场围攻看似来势汹汹,但只要把当下的危急和即将造成的严重恶果报告送上,务实的领导同志凭常识就能判明是非、支持我们,给予协调解决或想办法变通解决。说变通解决,是因为发生在我们这里的事看似简单又比较复杂,涉及三线建设和文化大革命两个系统。
在我发言之后,与我同来的几个同学,又做了些补充和说明。两个数学系低年级女同学在发言中,还主动提出参加重点户的家访,去做工人造反派头头家属的思想工作。
之后,周先生让戴新民同志扼要地介绍了先期到分校的师生员工的对策性意见,何挹塘、邓朴方分别做了补充说明。他们的意见同我们汇报的意见在大的方面基本一致,不同的是他们还对保卫工作、信息情报工作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做法。周先生十分认真地听大家的发言,不时地点头、插话或者做些记录。
听完大家的发言,周先生显得十分高兴。他说,刚才戴新民他们三个讲的意见,也包括了我这几天考虑的意见,就不详细说了。看来咱们先来和后到的同志的想法基本一致,又互有补充,可以说形成了一套比较圆满的对策,我很满意。可能是出于戴新民同志讲的对策包括了周先生本人的想法,也可能出于对我们这批刚赶来的散兵游勇的鼓励,他着重从褒奖的角度对我们的发言进行了点评。他说,你们来的时间短,但进入情况快,肯动脑筋又思路开阔,提供了不少新见解、新主意,有些内容虽然两边都讲了,你们的提法也有不同的角度,是有益的补充,包括前面谈到的“攻心为上”和不要轻易给对方上纲上线为“走资派”、“阶级敌人”。我还特别欣赏你们提的四个现代化这一条,我们已经有了三线建设战略部署这一条大理由,现在又拿出了四个现代化总目标这条大理由,两条大理由加在一起,就更有说服力了。我认为发展生产力,实现四个现代化,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是社会主义新中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本保证,也是全国人民的切身利益和迫切的期盼。教育和科研机构在发展生产力、实现四个现代化上应当发挥某种先锋作用,责任重大。你们提议把近日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和9月7日人民日报社轮《抓革命促生产》作为一条很好,可以理解为党中央、毛主席近期十分强调的重要指示,正好对应着我们这里的现实。大力宣讲这一条,就是要告诉他们,停工停产直接违背党中央毛主席最新的指示精神,是原则性错误,总有一天要追究主导者责任的,每个人都要对国家负责,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要尽快回到抓革命促生产的中央指示精神上来。对给大家一个真实的周培源一条,周先生表示同意,说两方的发言都提到了,他强调讲时要十分慎重,不能说得太满,更不能抬高夸大,要留有余地。
会议在议论到向上级打报告这条时,戴新民同志问我,你们对上级发告急电报的事,具体是如何考虑的?我说,首先当然是分校的直接上级,以聂元梓为主任的校文革,我们都认为以他们现在的权威性和影响力,应当具有协调解决分校问题的能力;鉴于聂元梓为主任的校文革至今没有回应,我们建议同时向周总理发告急电报。我们这里的问题看似简单,但又有复杂的一面。原因在于既涉及三线建设,又涉及到文化革命。文化革命归中央文革小组主管,北大是中央文革小组直接联系的单位,由江青同志本人或者通过其联络员李讷联系。周总理不负责联系北大,但三线建设归国务院领导,分校正处于施工建设阶段,施工单位又是国务院系统的建工部五局,最关心这里工作进展也最熟悉这里情况的当然是国务院,周先生前面也说到,周恩来总理曾亲自向他了解北大分校的建设情况就是证明。现在这里遇到了严重危急,向周总理告急理所当然。没有周总理的关心,恐怕很难真正解决。不必过于担心会给周总理出难题惹麻烦,大家都知道周总理是处理复杂问题的专家,他会有考虑周全的办法,所以我们一致认为直接向周总理发告急电报是最佳方案。
这时周先生说,我们已经于第一时间向校文革和聂元梓同志发过电报,请求协调解决,已经六天了。校文革办公室说收到了报告,已交聂主任,等待批复。分校办公室和我本人也几次打电话催问,那边有一次说聂主任去钓鱼台江青同志办公室了,有一次说去中央文革开会了,一次说正接待中央文革联络员。还有一次接电话的是个熟人,听出是我,小声说聂主任正开会研究去上海支持造市委的反,揪斗北大“社教运动”叛徒常溪萍的事。我当即让这个同志转告聂元梓,常溪萍同志在北大“社教运动”后期对北大党委认识上发生变化,不属于投敌叛变,否则要害死人的(常溪萍是上海市委教育卫生工作部副部长,华东师大党委书记、校长,被抽调参加北大“社教”运动工作队期间,任工作队党委副书记、副队长,因后期与聂元梓有不同观点,文革中被聂元梓迫害致死)。看来聂元梓同志确实很忙,很忙啊,很可能一时顾不上我们。周先生的话虽然尽量说得心平气和,但我还是能隐约地感觉到他的不满。当时我真想插一句:“她是北大的校文革主任,再怎么忙也不成理由,况且并非要她跑来解决,派人带北大校文革的公函去建工部系统协调解决总可以吧?!”我压住火没有说出来。
最后,周先生以兴奋而又信心百倍地说,下午的会议开得很好,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前几天事发突然,我们的工作主要是应急处理、稳住局面,我们做到了。这两天我们的主要工作是研究情况,找出正确有效的对策。经过先来的、后到的两批北大人分别议论和今天下午会议集中讨论、集思广益,我们也做到了。这个对策概括起来就是“一个目标,两大措施”。目标是结束围楼静坐和毫无根据的批判,对方恢复正常施工,并争取把耽误的进度补上去;我方恢复对施工的检查、监测和验收,并做好“上课和科研”的准备工作。措施一是“攻心为上”;二是多渠道上报,请求上级领导协调解决。下一步我们的主要工作是把这两项对策落实为行动,化被动为主动。今晚领导组开会就要把我们的对策全部分解为行动事项,并明确人员分工、日程安排、后勤保障。“攻心”方面的全面宣讲是否可以开个宣讲大会?今晚就具体研究,拿出方案,明天或后天就办;向上级发告急电报事,我同意再发校文革、同时发周总理,今晚起草明天发出。
晚饭时,我与何挹塘老师坐在一个餐桌。他说,你是调干生么?我说不是,你是否看我显老?他说,那倒不是,因为从研究对策中,你能在考虑到背后的复杂之后,大胆地提出发告急电报给周总理,而且能被接受,我就没有想到这么多。我说,我说的是我们这批同学的集体意见。你是刚从苏联回国不久,其实北大现在的背景情况,周先生、戴新民等同志一定比我们更清楚,只是他们可能不便挑明;估计给周总理发电报他们早想到了,只是怕给总理出难题、惹麻烦,也会有越级上报的顾虑,现在既是接受大家的意见,也是选择了内心的一种声音。现实情况摆在这儿,既然六天前给北大校文革已经发过电报有去过电话,那边不回答,摆明是冷眼旁观。我们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古人说事急从权,况且是再次给校文革发报的同时,从三线建设工程角度同时给国务院领导报告,于情于理也说得过去。
这时,来分校路上曾向我说聂元梓、校文革理应出手解决分校问题的俩高个儿同学,在邻桌听到我们的议论挪过来问,你们说聂元梓装聋作哑她在算计什么?我和何挹塘都摇头说,还没有想明白。他们于是说,我们认为,周先生不属于她那一伙“左派”,在北大师生员工中的威望又远比她扎实,又是在中央领导那里挂了号的科学家,是她独霸北大的最大隐患,所以尽管已经把他挡在校文革之外仍不放心。施工单位造反派企图揪斗周先生虽然不是聂元梓一伙所策划,但正中其下怀,聂元梓可以借他人之手把周先生从精神上、身体上整垮,起码整个狼狈不堪心灰意冷,从此趴下,以解除心头之患。这种分析令何挹塘老师脑洞大开,连说可能、可能。事后他还问我,与你一起来的这两个大高个儿同学,是否领导干部子弟?

四、变围攻现场为会场的奇特“宣讲大会”

晚饭之后,我委托留在西安的同学组织的第二批援兵到了。我与何挹塘老师安排他们到会议室稍事休息,马上报告周先生。周先生高兴地说来得好,吩咐分校办公室安排好食宿,让我晚上8点带他们到会议室见个面。
当晚,当我带新到的同学到会议室时,见领导小组成员周先生、戴新民、何挹塘、邓朴方几个人正在那里开会。周先生招呼我们一干人坐下后,对他们的到来表示了热情的欢迎,像上次见面会一样双方先做了自我介绍。然后他说,前一批同学来的时候我们几个简单介绍了一下中央关于三线建设的战略部署及北大分校的产生、近期发生围攻分校事件的原因和现状,今天下午大家一起研究了对策。考虑到今天比较晚了,你们一路颠簸比较辛苦,今晚上就不介绍了情况了。明天上午咱们要安排一个宣讲大会,这些问题中的大部分明天都要展开讲,你们先听一下,其余的问题明天下午或者晚上咱们抽时间再谈。同学们今晚先洗澡好好睡一觉。
周先生示意我同临时领导小组的人留下。待办公室的同志带新到的同学离开后,周先生用商量的口气对我说,刚才我们四个人研究,根据分校工作需要,决定吸收你代表两批来增援的同学参加分校临时领导小组。咱们五个人的分工是这样:我是召集人,负责全面工作;戴新民同志协助我工作,分管办公室,并负责组织技术物理系在分校的师生,分校的师生大部分是技术物理系的;何挹塘同志继续平时的工作之外,近期重点抓好信息组工作,他有这方面的资源;邓朴方同学负责巡逻保卫工作,重点是办公楼。我们考虑到你是哲学系高年级的同学,长期做学校广播电台的编辑、记者,就负责宣讲和“攻心”工作。你觉得这样可以么?
我说,工作的事我肯定会尽力而为,不过初来乍到,对情况了解不多,领导小组就别参加了;宣讲和“攻心”工作任务重责任大,参加的人也会较多,可能由熟悉情况的同志牵头我积极协助有利于工作。这时,周先生和其他几个人都说,咱们只是个应对危机的临时领导小组,不是什么正式领导机构,你不必考虑太多,就不要推辞了;至于宣讲和“攻心”工作,确实任务重责任大,这个担子不是哪一个人挑,是领导小组挑,重大事项集体研究,重大活动周先生和其他人都会参与,只是具体工作你比较擅长就考虑一些,不要推辞了。我只好答应下来。
周先生说,保卫工作、信息工作,前天研究过了。今天领导小组会议,除了吸收新成员和明确分工外,只研究两件事:给周总理的电报和大会宣讲。电报是在上次发给校文革电报稿子的基础上修改的,改了一下头尾,又根据小组的议论修改了两句话就完成了。
宣讲大会的事是个大难题。我们怎么可能召集来围攻的人开会呢?周先生让我们提方案,议论了一阵子,提出了几个方案,推导中发现都难以行得通,后来有人提出先化整为零、先分散做工作的方案。周先生静静地听我们几个年轻人的议论后说,分散做工作当然也是一个办法,但我还是觉得能有一个宣讲大会,有个能产生轰动效应的开头,效果会更好,然后再化整为零做工作也容易进行并取得成效。你们刚才的几个方案对我很有启发,宣讲大会之所以还认为行不通,一是思想受常规会议框框限制太多,二是缺少风险意识、随机应变意识。他们是我们请来施工的,现在停止施工来围攻我们显然是非常规行为,这使我想起处非常之时、行非常之事、立非常之功和事急从权这些老话,我们也需要用不同常规的做法去应对,“事急从权”,不同常规,就会有风险,就要敢于冒点风险,又要随机应变,尽量想办法把风险降到最低。这样我们就可能找到变不可能为可能的办法。周先生的一番话令人脑洞大开,我们一致赞成。在周先生引导下,综合原来几个方案的可取部分,研究出了尽可能弥补漏洞的办法,经过半个多小时的热烈讨论,确定了以下解决方案:一、宣讲大会以办公楼大门正上方的二层阳台为讲台,以对方的静坐围攻现场为会场,以参加静坐围攻的人为受众;二、宣讲上午10点左右乘他们的喇叭不响时开始,面对我们这个突然动作他们的反应,“先听一遍再进行驳斥”可能会占六成,加上他们内部同情我们的人制造舆论可望达到八成;三、如果出现意外,中间因他们的干扰造成中断,宣讲也要设法尽量进行下去,处理干扰要注意方式方法,平心静气,有理有利有节,不激化矛盾;四、大会由周先生亲自主持,并作开场讲话并负责掌控局面,由赵丰田做主要宣讲人;五、宣讲内容以下午会议确定的几条为主,角度由内部研究改为针对性强的脱稿演讲,注意语言通俗易懂、生动活泼;六、办公室负责麦克风等设备和后勤工作;七、保卫组加强巡视,防止发生其他意外事件;八、我们的师生员工,除承担会议工作的都要听一下宣讲,特别是准备参加专题回应、个别交谈、重点家访等“攻心”工作的师生和刚到的第二批增援的同学,都要认真听一下,作为下一步工作的参考。
经过几天的接触,我对周先生身上散发的科学、民主精神,对周先生的非常规思路和果断决策,打心眼里佩服,虽然感到压力很大,没有再推辞,决心不辱使命。
散会之后,我留在会议室具体考虑明天的宣讲提纲,知道这是一个不眠之夜,对两个大个儿多少有点儿埋怨。但想起他俩在来时的汽车上、在晚饭餐桌上讨论问题时的投入和深刻,又觉得这两个家伙挺可爱。中间周先生来看过,带来了戴新民同志归纳的分校师生员工的对策性建议文字材料,让我充分吸纳两部分人的适合宣讲的内容,又问我还缺什么材料。对“告诉大家一个真实的周培源”部分,他又说到一些材料。他第一次提到周总理找他谈心,动员他从国家大局出发,由一门心思搞科研转为以大学、科学技术界行政领导工作为主这件事,但并没有展开说。
半夜12点钟,食堂炊事员送来了香喷喷的面条,令我感动。我决心不负重托,力争做到引人入胜、通俗易懂、言之有理、言之有据,逻辑严密、条理清楚,做到以理服人,以情动人。凌晨三点,我把一个比较满意的宣讲提纲折叠好装进口袋里,才安心地睡下。
第二天上午九点多钟,我又把宣讲提纲看了一遍,然后装进了口袋。上午十点,围楼静坐的群众意外地发现办公楼二层阳台上有人安放站立式麦克风,周先生与我一前一后走到麦克风前,立刻安静了下来,他们的高音喇叭也随后停止了广播。我看到楼下大约有三百多人,中年人基本穿工作服,小伙子和姑娘们则大多身着便装,分别成群而坐。
周先生站在麦克风前,背诵了“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等毛主席语录,然后平静地说:建工五局四公司的各位工友、各位干部同志们,大家上午好。你们为落实中央三线建设的任务,一年多来付出了大量的劳动和汗水,辛苦了!我看了一下,今天到场的同志有不少是见过面的,也有的没有见过面。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就是你们点名要见的周培源。几天来,各位向我们北大汉中分校,也向我本人提出了一些问题和看法,我想大家的本意,是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但同志们对我们北大的情况,对北大汉中分校的情况,对我本人的情况都不大了解;咱们双方对党中央毛主席关于文化大革命中生产建设工作的指示精神的理解,也存在很大不同。我们首批到分校的师生员工和刚从首都、从北大本部来的同志一起研究了你们的大标语、大字报和广播,认为有必要与大家进行沟通,向大家说明真实情况,同时共同学习中央最近的有关指示精神。现在就请从北大本部来的赵丰田同学,代表我们分校的同志讲一下有关情况和看法。
我的宣讲,也首先肯定了工友和干部们,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的愿望,然后,朗声背诵了毛主席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的几句话,说明革命首先要弄清革命的对象,不能弄错了对象,不能做“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的事情。然后讲了四个问题。
第一,文化大革命与三线建设的目标是一致的,不是对立的。我讲的意思大致是:毛主席党中央领导开展文化大革命,是为了预防和粉碎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对我国的和平演变的阴谋,防止我们党、我们国家出现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毛主席党中央提出三线建设决策,是为了防止国际帝国主义、修正主义等反动势力的武装入侵。二者都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战略决策,都是为了防帝、防修,保证我国社会主义江山永不变色,二者是一致的,不是对立的。积极参加文化革命是对的,但把矛头指向三线建设的“653”工地、指向正在施工的北大分校,指向奉命负责这个教学科研基地项目的大科学家,那就大错特错了。
第二,告诉大家一个真实的周培源先生。我说,专门讲这个问题,是因为我看到同志们对周先生很感兴趣,提了很多问题,也给他戴了很多帽子。我也想向大家提个问题,你真的了解周培源先生么?说周先生是陆平黑帮的证据是什么?说周先生是反动学术权威的证据是什么?说周先生是“喝美国牛奶长大的”的证据是什么?我看了你们的大字报、听了你们的广播,一条货真价实的证据也没有。现在,我就给大家讲一下真实的周培源先生。记得那时,我讲的大致意思:一是周先生在国内国外的读书经历,重点介绍了他先后在世界著名大学美国芝加哥大学、加州理工学院以优异成绩获得学士、硕士、博士学位的经历。二是周先生先后赴德国、瑞士师从当时世界著名物理学家、后来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海森堡、泡利两位导师从事量子力学研究的经历。三是1929年27岁的周先生学成归国被聘为清华大学物理学教授的经历。四是周先生抗日战争期间在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联合组成的西南联大,作为著名的物理学教授,参与培养中国下一代著名物理学家的经历,他当时的学生有的成了中国原子弹的研发骨干。五是周先生在美国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院师从世界物理学泰斗、诺贝尔奖得主爱因斯坦,从事相对论引力论和宇宙论研究的经历,周先生是中国唯一的爱因斯坦的面授弟子。六是周先生担任清华大学教务长和北京大学副校长的经历,包括周总理关于周培源先生担任大学行政职务的谈话。七是周先生同“陆平黑帮”的斗争,驳斥所谓“陆平黑帮余党”、“陆平黑帮分店”的谬论。八是周先生陪同毛主席、周总理接见世界著名科学家的经历。九是周先生在科学领域的重要成就和贡献。十是周先生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届中国科技代表团团长的经历。最后,我用当时政治空气下人们最容易接受的话高声说:“在历届国际科学技术大会和专题会议上,周先生率领中国代表团同一切与我国友好的科学家交朋友、交流与合作,促进了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进步;同时在会议上坚持原则,同帝国主义斗,同修正主义斗,同一切反动派斗,得到了党中央毛主席和周总理的高度肯定,为我们伟大的新中国赢得了尊严和荣誉!”这时,下面围楼静坐的人群中,有几处响起短时间的掌声。显然是有的人对周先生精彩的人生阅历和成就听得入迷,情不自禁发出赞叹,忘了他们正在围楼和静坐。
安静下来之后,我又用比较平静的语气补充一句:我讲的这些,都是有根有据的,由于时间关系,我这里不可能展开来说,你们哪位同志有兴趣,会下可与我们分校办公室联系,我们随时欢迎一起讨论。
第三,宣讲了周总理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代表党中央、毛主席发出的“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伟大目标。从四个现代化为目标,讲到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终决定一个国家的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的水平和历史阶段,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本保证;现代教育和科学技术在现代化中的关键性地位和作用,建设北大汉中分校,就是我们国家发展现代教育和科学技术事业的具体工作之一;讲到四个现代化是干出来的,不是靠口号喊出来的,对工作在分校建设岗位上的同志来说,保质保量按期完成施工任务,保证分校在四个现代化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就是为祖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做贡献。
第四,针对性地讲解了中央近期发出的《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和人民日报《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指出,这是党中央、毛主席一贯的指导思想,也是最近强调的指示精神。宣读了社论中强调的各行各业没有例外都必须坚决遵守时刻遵守、绝对不能停产的段落,革命只能在生产以外的业余时间进行、不能占用生产时间、不能离开生产岗位的段落。然后结合分校即三线建设的653工地发生的停止施工,离开岗位,围楼静坐的实际情况,指出这是同中央指示精神完全背道而驰的,是原则性错误。我说,在座的同志谁不同意上面的意见,请你站起来讲一讲,咱们可以讨论,哪位同志发言?我等候一下,楼下出奇的寂静,没有一个人发言。于是我接着说,没有人发言,说明我们的认识一致,都同意中央抓革命促生产通知人民日报社论精神,那就必须纠正错误,在行动上回到中央精神上来——恢复施工!
我最后说,建工部五局四公司的工友同志们,干部同志们,我们知道你们曾经是有不错业绩的一支队伍,你们曾经为承担祖国三线建设任务而自豪;我们是有幸到北大分校负责接收工作和进行学习和科学研究的第一批师生员工,咱们是为着一个共同目的走到一起来的。在过去一年多的岁月里,咱们双方有卓有成效的合作,建立了可贵的友谊。今天,咱们的任务并未完成,需要我们继续努力。我们今天讲这么多,目的就是解除误会,重归于好。希望工友同志们尽快回到各项施工岗位上去,我们也回到与你们的建设配套的各项检测和接收工作岗位,回到学习和研究中去。让咱们共同努力,如期圆满的完成任务,以优异的成果向党中央毛主席汇报。这样,当我们这些人年纪大了回首往事的时候,就可以骄傲地对后代们说,我们没有辜负党中央、毛主席的信任,在重大历史关头,拒绝了停工停产的错误方向,为祖国的四个现代化、为三线建设事业做出了贡献。
这次大会宣讲,进行了一个多小时,围楼静坐的人群总体上比较安静,对方的喇叭始终没有发声干扰。后来我们听说,他们的头头指示停止广播以进行录音,听清分校的人讲些什么,“知彼知己才能百战不殆”。

五、“攻心”多路齐发,奋力扭转局面

分校精心组织的大会宣讲收到了比较好的效果。会后,围楼的人员明显减少、静坐时间缩短,高音喇叭也不像原来那么肆无忌惮和刺耳,他们与我们师生员工见面时对立情绪大为缓解,原来的交往开始恢复。
据分校信息动态组的同志汇报,对方相当一部分工人和基层干部,承认他们以前对汉中分校师生特别是对周先生不了解,幸亏没有听个别冒失鬼的主意冲办公楼、抓周先生,否则简直是犯罪。他们想结束围楼静坐和恢复施工,公司和各施工队领导不说话,也不好独自行动,况且还有一个上下工序配套合作问题。后来又有知情人向我们透露,我们的宣讲大会之后,两个造反派组织组成的联合围攻静坐指挥部当晚开了半夜会,也没有能统一认识。两个派别原来就对他们本系统主要领导的看法、对分校问题的看法有些分歧,现在矛盾开始激化。一派认为北大分校的同志已经基本讲清了事实真相,有理有据,并把我们围楼静坐说成一场误会,给了我们台阶,应当及时撤出,被称为“撤出派”。另一派则坚决不同意撤出,被称为“围攻派”,这一派认为,不能只听分校的一面之词,不相信陆平黑帮时期组建的这个北大分校没有问题,更不相信陆平黑帮的这个周副校长,一个在资本主义世界浸泡多年的人没有问题;分校的大会讲到文化大革命只是虚晃一枪,实际只讲生产不讲革命,同文革开始以来中央文件总的精神、“两报一刊”精神比较,味道儿明显不对。如果周培源没有问题,为什么不吸收他进入北大文化革命委员会?我们围攻静坐这么久聂元梓同志和北大校文革为什么不出面解围?这里边大有文章!现在证据不足可以到北大去调查,到周培源的老窝去搜集、挖掘,可以暂时不采取激烈的行动,等调查回来再说,但绝对不能这么灰溜溜的撤出来!
大会宣讲的第二天下午,周先生在临时领导小组会议上非常高兴说,我们的宣讲大会,有理有据,有声有色,效果明显,现在需要乘胜前进,进一步做好“攻心”工作。临时领导小组认真分析了形势,对下一步的工作,做出了如下安排:
一是继续做好保卫和巡视工作、信息动态工作,不放松警惕,以避免发生意外。
二是“攻心”组负责把大会宣讲的内容,写出文字稿,打印出来供下一步有关工作参考。
三,近日分校的主要工作是开展专题座谈会、专题大字报、个别谈心、重点家访等“攻心”工作。大家分工合作,多渠道齐头并进,争取基本解决问题。
之后,依照临时领导组的安排,几个小组都展开了“攻心”工作。我负责的小组针对他们反击我们的大字报和广播,进行过一次简明的专题宣讲。本来确定另一位同学讲,他在内部研究中讲得不错,但他后来又推给了我。对方的主要观点是,我们分校的宣讲对文化大革命一带而过,只讲三线建设施工、四个现代化、抓革命促生产,鼓吹教育和科学技术的重要性,是典型的以生产压革命。这些是“围攻派”头目的主要论点。我在宣讲中进行了开导式反驳。大体意思有以下三点。第一,我们没有重点讲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因为大家手里并不缺乏这方面的文件和解释这些文件的报刊文章,缺乏的是对实际情况起码的了解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包括缺乏对于我们分校的了解,对周培源同志的了解。所以我们重点放在摆事实讲道理。第二,指出批判唯生产力论的人,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我用尽可能通俗易懂的话,说明什么是生产力决定论,什么是唯生产力论,说明生产力决定论是第一位的,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根本原理。再具体到我们建设中的汉中分校、三线建设的“653”工地,都停工停产了,还要批判什么唯生产力论,更是祸国殃民的谬论。第三,我们上次宣讲了人民日报《抓革命促生产》社论和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之后,曾向大家提出一个问题,谁能说出企业停工停产的理由?没有人回答我。现在既然有人拿出了“理论”,那我请你当着大家的面,用你的理论解释一下停工停产的道理,哪位同志回答?我等你一下,到这里来讲或者在下面座位上讲都可以。哪位同志讲啊?我等了一会儿,现场格外寂静,没有一个人回答。我接着说,请广大工人和干部同志们不要相信他那套胡编乱造的理论,那些东西只是大话、空话和大帽子的大杂烩,不要上他们的当。
这期间,我们还开过两次小型座谈会。都是互动式的,根据他们提出的问题,谈我们分校的观点和看法,或者展开讨论。我印象参加座谈的工人和干部,都很通情达理,沟通起来并不困难。记得有一个年轻工人,自己说高中毕业没有考上大学,当了建筑工人,爱好物理学,他对周先生曾经在爱因斯坦亲自指导下做研究很感兴趣,问我是真的吗?我告诉他是真的,1955年4月18日,爱因斯坦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去世,记得当时周恩来总理发去的唁电登在人民日报第二天或者第三天的第一版,周培源先生写的怀念爱因斯坦的文章在同一张报纸的第四版,你到汉中图书馆就可以查到。他听了非常高兴,称赞北大的人,说话有根有据。
这期间,我更多的时间是参加对某些造反派头头和某些干部的家访。我们把分校办公室提供的这些人的基本情况、住址进行研究,排出先后顺序,落实到三个小组。需要家访的人基本都住在几十里外的汉中市内,因为他们都不是新工人,而是有些资历和影响的工人或干部,具备了带家属的条件和经济能力,带着老婆孩子甚至年迈的父母。分校附近既没有配套的宿舍,也没有中小学、商店、医院等配套设施。十天左右的日子里,我们每天都有一个小组或者两个小组去城里家访。一般每组男生女生各两人,以方便分头做其本人和其家属的工作。分校办公室尽量派车去,我坐过分校的小面包车、大卡车、小车,也坐公交车。
经过十天左右多种形式的攻心工作,分校的形势得到基本扭转,围办公楼静坐的人越来越少,越来越松散,高音喇叭也基本停播了。据信息动态组汇报,“退出派”已经正式退出了围楼静坐联合指挥部,现在剩下的静坐者都是“围楼派”的,他们稀稀拉拉懒懒散散,一副应付差事的样子。分校的危急已经基本解除,生活开始恢复正常。我们从西安赶来的同学还组织爬过一次山,已着手计划中断许久的大串联。

六、难忘的“聊天”,宝贵的教诲

在这段日子里,我们与周先生等人都住在办公楼,经常一块儿开会工作,逐渐由陌生而熟悉而比较信任。周先生偶尔也会在工作之余,与我聊一会儿天。记得,有一次他问到我家乡的情况,我除了谈家乡的自然风貌外,意外地向他谈到1958年初中时参加大炼钢铁的荒唐事。我说,当地的地委、县委动员说大炼钢铁既可以出钢铁,“超英赶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又可以使人“百炼成钢”,成为“共产主义新人”。我们全校师生按军事化编制,背上行李步行200多里开进有低品位铁矿石的大山。同时开进这片大山的除了三个县的中学生外还有三个县的数万农民队伍,一时间这片荒山野岭男女老少灯笼火把人喊马嘶热闹非常。这些从来没见过炼铁是怎么回事的人在一些同样没有见过炼铁炼钢、只开会培训了一下的干部指导下,在野外用最原始的办法开矿石、垒小土炉、拉大风箱,把煤炭和矿石烧结成废物疙瘩。耽误了我们的学业,更严重的是耽误了农民的收割和播种,第二年就开始了特大饥荒;后来又大张旗鼓地反右倾,把一批不同意吃大锅饭不肯浮夸虚报产量的干部撤职降职,其中就有我认识的亲友。我还说,我本来是想报考理科或者工科的,因为一件又一件的这类事情想不明白,看了您的邻居、老革命又是哲学家冯定先生的《平凡的真理》一书仍然没有解决问题,也许是没有看懂,后来又看了年轻一辈的哲学界新锐张恩慈老师的《认识与真理》,仍然没有化解我心中的块垒,于是就报了北大哲学系。一下子说了这么一番话,我自己都感到意外。这些话多年憋在心里,从未向人说,怕被告密为“攻击三面红旗”,但块垒在心又不吐不快,遇见了最可信赖的师长,就一股脑地倒了出来。周先生不仅没有怪罪于我,反而更加信任,我们的交流更多了。
这段时间周先生同我谈话的内容概括起来不外两个方面,一是关于汉中分校和北大的事情,他盼望文革尽快结束,恢复正常的上课和科研秩序,又苦于不知道哪一天结束,他曾设想过在远离政治中心又没有历史包袱的汉中分校先恢复上课和科研秩序问题;二是由我谈到中学时读过的北大哲学系老师写的《平凡的真理》和《认识与真理》两本书引起的追求真理问题。
有一次周先生对我说,你追求真理的精神很可贵,应当坚持,但要知道追求真理是一条艰难的路。我的体会是,追求真理在自然科学领域虽然也不容易,但相对安全一些,因为有程序可遵循,有标准好评判,基本不涉及政治和权利。它的程序是:公理——定理——推理(推测、推定)——假说——实验;它的检验标准是可以重复的实验证明。在社会科学领域就复杂得多,更加不容易。所以再大的问题,不要急于下结论,更不能草率付之行动。我是个自然科学工作者,具体说是物理学中的流体力学方面,至今我的最大心愿就是能静下心来做这方面的研究和实验,包括给学生上课和带专题团队做科学研究和科学实验。但无论是解放前还是解放后现实又总逼着我同时思考一些社会问题。我念书的民国年代,先是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接着是日本法西斯的大举入侵,日本投降后,蒋介石又撕毁和平建国协议挑起内战。任何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不可能不考虑国计民生问题;解放后,特别是周总理找我谈心,让我从国家大局需要出发,做一些科技界、教育界的管理工作和对外交往工作,后来又当了全国人大代表,国家又发生了那么多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运动,包括你说到的全民大炼钢铁,这些都逼着我思考学习社会发展的道理。
周先生接着说,老实说,我是半懂不懂跟着走的时候多,因为知道自己既缺乏社会科学的理论,又没有多少社会工作的实践。我也有许多不理解或想不通的时候,多次请教过善于研究问题的老革命、哲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等方面的朋友,得到的回答大多是他自己还没有研究清楚,关系密切的朋友忠告我不要考虑那么多专业之外的事,勤动腿管住嘴。可我又是个有话不愿憋在心里的人。有个历史界的老朋友,耐心地对我说,我们国家经济还处于比较落后的阶段,传统文化主要是农业文明的产物,有精华也有糟粕,对待传统文化的正确态度应当是扬弃,几千年王朝政治文化的影响深入到国家的上下各层次,彻底扫荡十分不易,这些局限性不可低估,否则随时有死灰复燃借尸还魂的可能。你一个自然科学家,涉及政治问题,言行要慎之又慎。他看我仍然不得要领,给我讲了一个西汉王朝早期,吕后当政时右丞相王陵与左丞相陈平的故事。他事先说明,他并非崇拜陈平,只是个比喻,借以说明问题。周先生说到这里转身问我,你读过这段历史故事吗?我回答说,上中学时当历史故事粗读过,没有仔细想过。周先生接着说,自己以前也只是将其作为历史故事。那位老朋友给他讲解说,王陵和陈平都是刘邦重臣,按刘邦遗嘱在曹参之后分别担任右丞相、左丞相,都对刘氏王朝忠贞不二。当吕后背离刘邦“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之盟约,欲封娘家弟兄子侄为王,篡夺刘氏政权时,王陵公开抵制,被削去实权,拂袖而去。陈平知道当时无法阻止吕后,采取了表面支持并与吕家班合作共事的态度,保住了相位,被王陵指责为背叛与刘邦的盟约,向吕后输诚。但陈平利用职位和权力资源,不露声色地保护拥刘反吕的臣属,聚集力量,在条件允许的时候,他联络太尉周勃一举除掉了诸吕,恢复了刘氏政权。你能说王陵和陈平谁对谁错么?王陵的气节可嘉,他的行为,对大臣和民众认识诸吕的野心有启迪效应;而陈平,由于没有离开政治舞台,手中有更多的资源,最终对恢复刘氏政权发挥了更直接的至为关键性作用。政治舞台是个特殊的地方,即使按当时的道义忠正不阿、德高望重的大功臣,一旦离开特别是长时间离开,在后来的斗争中,一般很难直接发挥作用。他看我还没有全懂,又讲到民国时期的历史,说结束帝制,孙中山自然是头功。后来袁世凯当大总统,孙中山先生和蔡锷将军都很早看出了袁世凯的称帝野心,即都认识到了打倒袁世凯是救国救民的真理。孙中山在袁世凯的野心没有大暴露、没有被大众所认识的时候,在准备不充分、力量过于悬殊情况下,匆忙发动“二次革命”,寡不敌众迅即失败,虽然也起到了一些揭露袁世凯的作用,却损失了南方几省反袁的政权和军队。蔡锷在不具备条件时候按兵不动,积极准备等待时机,这期间甚至一度不得不在拥护袁世凯称帝的伪装下谋划、联络“倒袁”力量,后来组织起“护国军”,一举粉碎了袁世凯的皇帝梦。这说明与自然科学相比:第一,在社会政治领域认识真理十分重要和不易,甚至更加不易并充满风险; 第二,认识到真理之后采取正确行动同样重要和不易,甚至更加不易,需要有深谋远虑的政治智慧和高超的操控能力也就是古人说的“非知之难,行之惟难”;第三,政治家为了人民的利益,不能太爱惜自己的羽毛,要有牺牲精神,有时要忍辱负重,说违心话做违心事,为隐蔽下来,有时还表现出“某些”主动以抹黑自己,不怕当时甚至死后被某些人误解;第四,“政”是大家之事,“治”是管理,政治文化的潮流和方向是大家通过适当方式管理大家之事,即在法律和阳光下运行,不必忍辱负重,但这需要时间,需要北大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中率先倡导的科学与民主,需要科学技术的进步,需要发挥市场的作用促进生产力大发展,需要思想文化的启蒙运动来扬弃旧文化特别是几千年的政治文化,并通过适当的过渡形式才能达到。周先生的这番话,我不知道是他的想法还是如他所说一个历史学家的感悟,令我深受启迪,犹如醍醐灌顶。
在后来的聊天中,周先生又给我谈起过解放后不久就认识了周总理和陪周总理接见外宾的情况,偶尔陪毛主席、周总理两位领导人接见外宾,也是先到总理处再一道去见毛主席。他说周总理最关心和支持教育、科技的发展,了解发达国家科技发展的前沿情况及其对国民生产的决定性影响。在老一辈革命家中,他与周总理接触最多印象最深,他就是从周总理对中国人民的赤胆忠心中认识中国共产党的。周先生说,1958上半年一段时间,我发现对周总理活动的报道明显减少,报纸上偶尔出现周总理的身影,精神也大不如前,经向有关人士打听,才知道周总理和党内一些领导干部因为一年多前支持《人民日报》发表了《既要反对右倾保守 又要反对急躁冒进》的社论,在1月份中央南宁会议上被以犯了“表面四平八稳,实际上反对大跃进”的方向性错误,受到严厉批评。周总理为顾全大局保护实事求是的干部,主动承担责任并做了检查,在相当一段时间不能正常工作。从那以后,我才知道周总理工作有其很不容易的一面。现在文革风起云涌,许多部门和地方工作运转不灵,周总理牵挂着全国生产、人民生活和科教文化事业,身上的担子不知加重了多少倍,不容易啊,我们要理解总理,尽量不给他出难题添麻烦。
期间,我与戴新民同志的接触基本上限于会上,因为分校中成建制生活在分校的主要是技术物理系的师生,她作为系里的主要领导事情比较多。我与生物系何挹塘老师接触相对多一些。他中等身材体态匀称,国字型的脸庞古铜色皮肤,明目洁齿仪表堂堂。当时住在离办公楼百余米的另一座大楼里,曾邀请我到他的住处喝茶。他向我讲述了在苏联留学的大致情况,我也向他谈到北大和北京其他院校看到的文革情况,以及在西安三天的所见所闻。见面会时周先生简单介绍了几句他在苏联的斗争经历,我以为他是个热心政治激情澎湃的人,这时发现并非如此,感觉他的兴趣和长项都在生物学方面,应当是一个科研和教学方面的优秀人才。可惜他在回京后的文革“清理阶级队伍”中被迫害致死。
在汉中分校期间,我并不知道邓朴方是邓小平的儿子,和他的接触也主要在会议上,因为我俩的分工很少交叉。他在会上会下都说话不多,后来我想可能和邓小平同志当时的地位已经开始变化有关。但他给我的印象仍然比较深刻,既因为临时领导小组中只有我两个青年学生有关,更主要的还因为他的气质。他中上等身材,穿戴朴素,体格健壮精力充沛,办事雷厉风行,是一个好学生、帅小伙。想不到一年之后,他在聂元梓、孙蓬一及其狂热追随者的残酷迫害之下求死未遂,终生高位截瘫,令人唏嘘。

七、“左派”联手风满楼,总理一电扫阴霾

正当汉中分校多数人以为这场斗争行将结束,计划下一步行止的时候,一天晚上我在进入梦乡之际,有人通知说“有新情况,周先生叫你去他办公室”。我急忙披衣而起,直奔周先生处。我揣测可能是去北京挖掘“炮弹”的“围楼派”头头回来了,要有新动作。
走进周先生办公室,见到何挹塘老师已经在那里,他旁边坐着一个在他住处见过一面的人,好像说是施工方的一个姓欧阳的技术科长,是他的老乡,有时在工地住。周先生示意我坐下,给我与欧阳科长做了介绍,然后说欧阳科长是我们的朋友,一直与我们合作很好,何挹塘带他来反映一个重要的新动向,戴新民和邓朴方他们技物系另外有事情,我们三个先听一下。
欧阳科长说的情况大意是:“围楼派”的“一把手”和其助手刚从北京和北大回来,当天上午他们二人自信满满地与另几个头目密谋,下午就正式地召开了“围攻派”骨干会议。该头头首先得意洋洋绘声绘色讲了些京城和北大文化大革命如何轰轰烈烈,北大的校园如何漂亮等。他们十分羡慕地说,北大已经改朝换代,由造反派组成了新生红色政权“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下面的造反派也坐上了各系、各部门党政领导的宝座,掌握着党、政、财、文等等各方面的大权,在这个最高学府已经一统天下、要啥有啥,乖乖,那才叫牛!对了,人家不叫“造反派”,叫“革命左派”,也称左派。我在火车上还在琢磨这个名称,到底是著名大学,人家这名号都叫得有学问,“革命左派”这称呼什么时候都不会过时,从开始就包含着理应掌权、长期掌权、永远掌权这层深意。我们要向北大的同行学习,我们就是建工五局四公司的“左派”! 建工五局的“左派”! 国家建工部的“左派”!!! 我们这次去北大本部本来是想拜会一下聂元梓同志,摸清周培源的底细和聂元梓等“左派”对周的态度。人家聂元梓是全国大名鼎鼎的“大左派”,全国第一个新生红色政权北大校文革的主任,大事满满的,咱们根本排不上号。后来好不容易通过亲友联系到与聂元梓、孙蓬一身边的“年轻革命左派”,约了两天才请他吃了顿晚饭。对于我们拜见聂主任的要求,他说现在不可能,聂主任忙得很,时不时的有毛主席接见,列席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或者中央文革小组会议,到江青同志处吃工作餐并接受重大任务,接待中央首长、中央文革联络员等等,更不要说找上门来的人了,什么亲朋故旧、各大红卫兵司令、国家部委办的部长主任、有些省的书记、省长都排着队呢,你们那点事暂时就别想见了。不过,那天他吃得高兴,酒好喝高了,透漏了许多关于周培源的“重型炮弹”。最后他也感觉有的话说漏了,一再说,今天高兴,该说的、暂时不该说的都给你们说了,好在你们都属于工人阶级,都是革命造反派,是自己人,希望你们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接着,与“围楼派”头头同去北京的助理具体展示了他们这次挖到的“重型炮弹”:第一,周培源作为北大陆平黑帮党委常委、副校长,是货真价实的陆平黑帮余党,他本人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又是北大大大小小反动学术权威、牛鬼蛇神的主要保护伞。第二,所谓周培源与陆平的矛盾和斗争,是统治北大的资产阶级内部矛盾,在保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修正主义苗子、走白专道路的人方面,他比陆平有过之而无不及。第三,周培源应当是漏网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他在上层关系盘根错节又嗅觉灵敏,1957年反右时他很可能对我们党的“引蛇出洞”谋略有所警觉,没有出洞。第四,北大以聂元梓为首的革命左派很清楚他的阶级立场,所以坚决不让他进入新生红色政权北大校文革。第五,别听周培源及其部下以“三线建设”、“抓革命促生产”那一套说事儿,那是典型的以生产压革命,现在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压倒一切,三线建设副总指挥彭德怀已经被中央文革派红卫兵押回北京批斗。第六,告诉你们一个大秘密,周培源很可能是美帝国主义的战略特务,他在美国期间曾受美国军方邀请参加过新型武器的研究开发,这个问题,现在还保密,我把你们当自己人给你们透点儿风,你们暂时不要明说,因为还需要进一步查证,你们没有线索,不要同我们争功,但你们可以引而不发,比如可以笼统地让他交代在美国期间的反动活动。那个与聂元梓关系密切的北大“革命左派”最后还鼓励我们说,你们的大方向完全正确,无论是把周培源批倒批臭还是拖垮,都是为国家除隐患、为文化大革命做贡献。不过你们千万不能急于事功,周培源出身于旧中国的江苏宜兴名门望族,“周处自新”的成语里的周处,就是他们一千多年前的远祖,集一千多年压迫劳动人民的经验,不可掉以轻心。他又披着大科学家的外衣混迹名校多年,在上层关系复杂,要防止冒然出击造成被动。正确的做法是“温水煮青蛙”……。当然,他能脱胎换骨洗面革心,也可给出路。
欧阳科长最后说,目前他只知道这些情况,“围楼派”下一步的具体做法,他们没有在会上说,可能有关头头正在研究;那个“北大左派”的真实姓名和身份尚不知道,他们之间好像有保密承诺。
周先生感谢欧阳科长及时告诉我们这些重要消息、动向,说所谓“美国特务”是个骗局,组织上早有结论,鼓励他继续密切关注事态发展,与我们共同解决好分校问题。
欧阳科长走后,周先生问我与和何挹塘老师有什么想法,又说赵丰田你刚离开北京不久,你所在的哲学系“左派”最多,谈谈你的看法。我说,根据现有的信息,我还无法判断那个“年轻左派”是谁,不过在当前形势下,想当这类“左派”的人有的是。在我离开北大前听到过聂元梓同志传达她们几个首都红卫兵“司令”被毛主席接见的情况。我们想知道的是毛主席讲了些什么,她却得意洋洋地大讲其在正式合影之外,钻来钻去又上了几个毛主席同别人谈话时的镜头,令人厌恶。看来接受宴请的那个北大“年轻左派”,水平比聂元梓还差,但他的话所透露出的意图却不像空穴来风,不能做一般谣言对待,值得研究。所谓“美国特务”之说,我根本不相信,如果真有此事周先生早进监狱了。“温水煮青蛙”的阴损招数超出了那个“年轻左派”的水平,看来背后有“高人”或者团队议论此事,这个“年轻左派”如果不是奉命有意放风,就是能听到“高人”或团队议论的人,必须认真对待。
周先生说,赵丰田分析得有道理。我也正想讲一下这个问题。这事离开时代背景断章取义确实可以吓人一跳。前些天,我给你们的个人材料是为回答围楼者提出的问题,这种涉及大历史背景之事他们不提就没有写,因为不是几句话的事,特别是对缺乏抗日战争历史知识的人。你们都学过中国史、世界史,不难明白。事情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中国当时正是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时期,日本占领了大半个中国,企图让中华民族亡国亡种。珍珠港事件后美国对日宣战,极大地缓解了中国军民抗日战场的压力,提升了中国战胜日寇的信心。但美国在太平洋上与日本的海战并不很顺利,岛屿和海上战斗惨烈,互有胜负。当时苏联、美国、中国、英国结成世界反法西斯同盟,是世界人民反击德国、日本法西斯的主力。当时同盟国和世界一切抗击法西斯的政治、军事力量都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太平洋战争的状况更是直接关系着我国抗日局面。美国为在太平洋打垮日本的舰队,开始研究新式鱼雷,邀请在美国的同盟国有关科学家参与解决科学技术难题。当时我正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因为在流体力学研究领域有些成果,被邀请参加。我当时与美国军方达成一致,只承担临时研究任务,不加入美国籍,不限制我事后回国。同时应邀参加的还有近几年为我国研究出原子弹的主要科学家。当时那批科学家研发的新式鱼雷,在摧毁日本军舰、海上运输和后来“围困日本”、扭转战局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周先生接着说,解放初他因为一心想在科学研究上有所突破,曾一再拒绝担任大学和国家科技界的领导工作。周总理听说后曾专门约他谈心,在那次谈话中,也提到这个事。记得周总理说,我们的新中国刚建立,祖国饱经战乱十分贫困落后,帝国主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又封锁我们、不承认我们,退守台湾的蒋介石还占据着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世界许多国家不了解我们,没有与我们建立外交关系,没有经贸往来,可以说我们面临的困难很多。我们的态度一是不怕,二是要尽快打破这种局面。让世界了解我们,是我国当前的重要工作之一。当然国家外交部门,要承担这方面许多具体工作。但仅靠外交部门是远远不够的,也需要各方面有条件、有资源的人士积极参加,特别是需要受人尊敬的科技界人士的参加,因为科学家有国籍而科学技术没有国界。你是在世界上有声望的科学家,又是民主人士,参加过世界科技界的重要活动,听说你还担任过科技领域某理事会的理事,在美国、英国、法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科技界有许多老师、同事、朋友,你的三个主要导师,都是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你是我国唯一在世界科学泰斗爱因斯坦指导下从事科学研究的人。所以,我们认为你是开展科技外交和抓好大学教育、科研工作的最佳人选之一。希望你从祖国的大局出发,把主要精力转移到科技外交和大学教育上来。至于具体的研究工作,实验工作,有精力时自然可以做一些,但主要得交给年轻有基础的科研人员了,你可以抽空给予指导。搞科学技术外交担任一些职务是必要的,首选是著名大学的行政领导,其次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国科学院的行政领导。你不愿意担任正职可以担任副职,这样事务性工作和会议相对少一些。你的经历,组织上考察过,政治无任何问题,综合能力、组织宣传能力上都很好。你向组织谈到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应邀参加美国军方的新式鱼雷研究之事,在当时背景下,明显是针对日本法西斯的,既是美国在太平洋战场上对日作战的需要,也是我国抗日救国的需要,同我国、我们党的立场是一致的。当时,我们党领导的有名的东江纵队就曾奋力抢救过跳伞的美国飞行员,还为太平洋上的美国舰队提供过情报。总之这个经历是好事不是坏事,你有功无过,组织上已经有明确的结论,完全不必担心。科技外交和大学教育研究工作中有什么困难或者建议,可以随时与我或者我的办公室联系。
周先生转述周总理的谈话后,感叹说,他们为什么半露半掩?因为这种假炮弹、臭弹,只有在发射架上才有威力!他既然知道我档案中的这件事,肯定知道组织上的结论,可偏不肯说,经这么断章取义地加以包装,俨然成了顶能压死人的大帽子。使出这种鬼魅伎俩,目的是警告我闭嘴,如果不听他们的话,将随时以这事儿做文章。我心中无鬼不怕鬼,该说的话还是要说,该做事儿还是要做,为祖国高等教育和科技事业问心无愧。我当年拒绝加入美国籍,拒绝去台湾,留下来就是为用学到的科学知识服务于国家建设,报效祖国和人民,既不是为了安享荣华富贵,也不是为了吃饱饭等老等死……。想拿这个说事,只能说明:一是有人真想整我或者说需要整我;二是确实找不出像样的理由,已黔驴技穷,说明他们是宵小之人。他们自以为得计,终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在汉中分校被围困的特殊环境下,周先生给我们讲述的这段尘封的历史,他报效祖国的赤胆忠心及敢于同阴暗势力斗争的决心,他谈到的周总理关心鼓励他的话,都让我与何挹塘老师深深感动。
周先生最后对我们二人说,看来他们正在酝酿新一轮的攻势,我们要有所准备。估计首先会加大围楼静坐声势,制造舆论。明天咱们先观察一下他们的动向,明晚开临时领导小组会议进行初步研究。何挹塘同志继续与欧阳科长保持秘密联系,了解对方动态;赵丰田同学带领你那些同学,边关注动向,边研究新形势下的应对之策,包括是否再次举行宣讲大会等。
当晚我久久无法入睡,是在分校的第二个不眠之夜。那个“年轻左派”会是谁呢?北大左派的骨干团体在哲学系,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签名的七个人都是哲学系的党员干部和教师,另有十几个党员干部、教师也是北大“社教运动”中与聂元梓一道反对以陆平为首校党委的骨干,这些人大多是中青年,我基本都认识。我在脑子里把这些人都过了一遍,觉得都不大像,他们都不至于那么浅薄地去吃请并喝到半醉。至于背后的“高人”或团队和决策人,就更费思量,跟聂元梓最紧的是原哲学系教员现在的校文革副主任孙蓬一,一向以直率豪爽示人,近几个月他和聂元梓左得要命、野心暴涨,但他和聂元梓现在还不至于、没有必要如此吧……真想不明白。又考虑到周先生说到的再次大会宣讲,有了上次宣讲的基础、经验和近期的座谈、家访,宣讲的内容不难准备,难度比较大的是如何把握分寸。特别是所谓周先生参加过美国军方开发新型武器问题,如果明天他们真的采取“温水煮青蛙谋略”引而不发,提出让周先生交代“在美国参加的反动活动”之类,我们应如何应对才能戳穿他们的阴谋?是用我们的“引而不发”回应他们的“引而不发”,还是公开真相和组织结论,揭露他们断章取义的鬼魅伎俩?当然,其它问题要讲得条理清楚、道理充分、简明易懂、可听性强,也需要下功夫准备。辗转反侧,一个更加令我深思的不眠之夜。
第二天上午,我们在临近高音喇叭的窗内打算认真听他们的广播,但广播迟迟没有开始。又过了一会儿,来了一辆卡车,几个工人带着梯子下来,把喇叭卸下来连同播音器材一起拉走了。事发突然,我们正在纳闷儿,信息组的人进来汇报说,他们的头头接到建工五局转来的建工部重要人物的电话,对围攻北大汉中分校和周培源先生提出严厉批评,命令他们马上撤出,尽快恢复建设施工。
我们正在猜测风云突变的背后原因,分校办公室人高兴地举着一份电报进来,交到了周先生手里。周先生看完喜形于色,让我们小组成员传阅,并安排传达到全体分校师生员工。电报是国务院发来的,签发人是周恩来总理,大意是国务院将于9月30日晚,举办1966年度国庆招待会,邀请周培源先生准时参加招待会;并请周先生会前协助国务院外国专家局做好在华外国专家的接待安排。这使我想起,周先生终于下决心给周总理发电报时说的话,“只要有可能,周总理一定会在百忙中想办法帮我们解决”。我感到这位老科学家的心与周总理的心是想通的。
不大一会儿,办公楼前一片欢腾。我心中涌现出“漫卷诗书喜欲狂”之感,和许多师生员工一样,流出了激动的眼泪。事后,何挹塘老师曾与我议论是否因为碰巧遇上了国庆节,是个巧合?我认为采取邀请周先生参加国庆招待会的方式解决也许是巧合,但周总理要协调解决这里问题应当不是巧合,没有这个机会也会有另外的机会和办法,比如请周先生陪同接见某位重要外宾或某个代表团等。
汉中分校“护校保周”圆满结束的第二天,从西安先后来的同学都打算继续去“大串联”。问到我的想法,我说还没有想好。我是真的没有想好,既想继续已中断许久的串联,又很想弄清汉中分校事件留给我的几个深深的疑问:聂元梓为首的校文革为什么冷眼旁观?那个年轻的“北大左派”是什么人?他哪儿来的“温水煮青蛙”谋略?
下午,周先生召集了最后一次临时领导小组会议。他感谢大家与他同舟共济顽强斗争度过这段艰难的日日夜夜,还特别提到感谢闻讯自发赶来的同学。关于下一段的安排,他首先提出希望邓朴方与我两人陪他一起回北京,协助他起草一份汉中事件的书面汇报,他将在国庆招待会上交到周总理手中,同时准备一份向校文革的文字汇报。周先生现场征求我们二人的意见,我和朴方都表示同意。周先生接着说,从西安赶来的同学可以自由安排自己的行程,当然分校欢迎他们在这里休息几天,参观一下分校的设施,熟悉一下美丽的周边环境。原来在分校工作和学习的师生员工,由戴新民和何挹塘同志负责继续原来的工作,主动与施工方联系恢复施工的有关事宜,继续准备恢复上课和科研的有关工作,要十分注意坚决不介入施工方内部或者汉中地方上内部的两派斗争。
离开分校前的晚上,我陪周先生在校园散步,走了许久。那晚他说话不多,几乎走遍了整个校园,似乎有一种深深的眷恋,好像对这次离开之后能否回来心中无底。他最后有段话我至今记忆犹新,他说,“中央决定在三线建北大分校时,国务院领导就指定我带队选址,说我有世界名校学习和研究的经验,又有西南联大的经验。我带人考察好几个地方,最终选择了这里,一是这里的山势好,敌机不易轰炸,二是交通方便物产丰富人杰地灵。我常拿这里与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作比较。西南联大困难天一样大,最初校舍全靠租赁,东一处西一处,其中文学院、法学院在昆明附近租不到房子做校舍,到云南东南的蒙自县找房子上课,一个学期后才搬回昆明。联大后来在昆明市西北郊外购得120多亩荒地,盖了一些平房,总算是有了主校区。全校没有一座教室楼,教室和办公室的房子稍微好一些,有铁皮瓦,学生宿舍为土墙茅草顶。后来经费困难,把办公室、教室屋顶的铁皮瓦卖了充办学经费,都换成了茅草顶。在如此艰难条件下,维持了正常的教学科研秩序,培养了大批人才。汉中分校的校址校舍等物质条件比西南联大强多了,北大也有一批优秀的大师、专家、教授,其中许多是三十、四十年在美国、英国等西方发达国家著名大学学成归来的。北大、北大汉中分校,有责任也有条件出人才,出科学和技术研究成果,关键是需要正常的教学和科研秩序,宽松的教学科研环境。想起周总理提出的四个现代化目标,我心中着急啊。”然后,我们默默地走了十几分钟,他才又说,“ 这里应当出人才、出成果,能够出人才、出成果吧?”最后这句话末尾,我闹不清是句号、问号还是感叹号,我不知道说什么好。

八、聂元梓派“左派”主政分校,祸分校、殃汉中一地鸡毛

我陪周先生回京,除了要协助周先生写两个汇报材料,也想弄清汉中分校事件留给我的几个疑问,我隐隐觉得这关乎北大的深层矛盾。我也为周先生对中国教育、科研事业的赤胆忠心和平易近人海纳百川的民主作风、人格魅力所折服。至于大串联的事,相信以后还有机会。想不到这个决定会极大地影响了我在北大文革中的轨迹。
火车即将到京时,周先生把邓朴方和我叫到他的卧铺间,听取我们关于汇报材料的想法,然后他结合自己在火车上考虑的意见,提出了以下提纲:简短引言之后,一、北大汉中分校工程进度;二、九月份发生的施工单位造反派围攻分校办公楼和企图揪斗周培源事件始末;三、分校下一步工作的初步打算;四、汉中分校个性事件反映出的几个共性问题。周先生还讲到每部分的要点。邓朴方和我都表示同意。周先生当场进行了分工,他说,考虑到我还要与国务院外国专家局组织京内外的有关专家,时间不好掌握,第一稿就辛苦你们了,邓朴方负责起草一、二部分;赵丰田负责起草三、四部分;他将随时考虑一些意见,并负责最后的通稿和定稿。为保证国庆招待会前完成,你们26号要完成草稿,咱们27号统稿、定稿,28号完成打印,这样留下一天的余地,以防万一。时间比较紧了,你们到校后就暂时不要住回宿舍了,我已让原校长办公室秘书周韵同志帮你们联系好校内的朗润园招待所,你们两人这几天就在那里吃、住和工作。
周韵同志带车接我们,她先把周先生送回燕南园家中,然后送邓朴方和我到招待所,帮我们办了食宿手续,交代了注意事项和与周先生及她本人的联系电话。周韵同志三十多岁,漂亮而干练,为人热情善良,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那两年她多次帮周先生联系我,有时候我们也一起看大字报,散步聊天,对我多有帮助和关照。前几年还为《周培源传记》的事,我还与周韵同志一起参加过周先生小女儿周如苹同传记作者奚学瑶共同召集的聚会。
为了保证进度,我与邓朴方当天就分别着手了起草工作。第三天上午我正埋头起草稿子,有一个女士来电话找邓朴方。我说邓朴方临时出去了,请您一个小时后再打进来。她说麻烦你转告他好了,让他马上给家中打个电话,我是他妈妈。邓朴方回来闻讯后,立即与家中通了电话,然后颇有些心事地对我说,家中有些事,必须马上回去一趟,也许不能继续参加起草了,我到家后再酌情向周先生汇报。他看我有些愕然,也觉察自己说话急促了些,又以比较平静的语气说,现在有了塑料皮的《毛泽东选集》,既耐用又美观,我回来时送你一套。我表示了感谢。当时,我仍不知道他是邓小平的儿子,只觉得他是一个朴实厚道的同学,很好合作相处。想不到这次的匆匆离别差一点成为永别,再见面时他已经被聂元梓孙蓬一的铁杆追随者绑架迫害致残,令人唏嘘、痛心!
当晚,周先生电话告诉我,邓朴方已因家中有事而请假,嘱咐我把邓朴方分工起草的部分也接过来。经过两天的努力,到27号下午我总算完成了汇报草稿,第一部分是在邓朴方草稿基础上续写的。我把一、二、三、四部分从头至尾认真通看了一遍,比较满意,就电话报告了周先生。当晚应周先生之邀,在燕南园他家中一道进行了合成和个别修改、定稿。周先生说,给校文革的报告,他抽空在此汇报基础上改一下就行了。28号周韵同志安排打印校对,总算如期完成了任务。
9月29日,我回到了阔别一个多月的38楼宿舍,以后一段时间,我间或去燕南园看望周先生。周先生在国庆招待会上见到了周总理,把汇报材料交到了总理手中,总理还关心地问周先生的健康。但周先生向北大校文革汇报一次的要求却一直没有回音。其实周先生一回到北大,就到校文革办公室提出了这个要求,国庆招待会之后,他又正式递交了汇报申请和汇报大纲,但正式汇报一次这件事,校文革一直没有安排,没人理睬。周先生认为汉中分校作为北大的一部分,发生了那么多事情,必须正式汇报一次,还有下一步工作中的有些问题也需要报告。他对校文革的不理不睬很不满意。
经过周先生一再争取,包括遇到聂元梓时当面交涉,校文革于10月中旬安排了一次汇报会。会议一开始,就令周先生十分不快,聂元梓推说身体不舒服,根本没有到会。周先生压住不满情绪,认真地做了汇报。与会校文革副主任和委员们对汉中分校的前段工作,只是不置可否地敷衍了几句,对提出的问题,没有做任何答复,说是要请示聂主任,以后就没有了下文。他去找聂元梓,办公室秘书人员要么说去北京市开会了,要么说正接待中央文革的联络员。有一次周先生在校园远远看见聂元梓在前呼后拥中趾高气扬地散步聊天,就走上去约时间谈汉中问题。聂元梓不耐烦地说,“我没有时间,你去找老白吧!” 老白是校文革分管后勤事务的白晨曦,这明摆着是推诿。周先生联想到在汉中分校危机关头校文革的冷眼旁观和后来传出的那个“年轻左派”的高论,他预感到以聂元梓为首的校文革并不想让他继续主持汉中分校的工作。
果不出所料,不久聂元梓就以校文革的名义派出一位哲学系的“左派”,去汉中分校主持工作。周先生虽然心有不舍,当时也只能服从校文革的决定。当他后来听到从汉中分校回来的人说,新去的领导已彻底抛弃他制定的“抓革命,保施工,不介入,准备复课和科研”的主导思想,以积极投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名义,极力把留在那里的师生员工引入汉中当地两派斗争,他十分震惊,禁不住仰天长叹:完了,要出大事了!
周先生为什么对汉中分校放弃“抓革命、保施工、不介入、准备复课和科研” 如此震惊呢?据我的观察,他提出这个指导思想,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寄托了他对汉中分校,又远不限于汉中分校工作的主张和忧思:抓革命,是在当时政治形势下必须的套话;保施工,是促生产的具体化,是建设中的汉中分校的常态,生产是国计民生的基础;不介入,指的是汉中分校的师生员工不要介入施工单位的两派斗争,更不要介入汉中地方的两派斗争,否则凶多吉少;准备上课和科研,是恢复大学的常态和本分。周先生为分校制定的主导思想,结合他在会上的讲话和会下与我们个别谈话,还包含着更深一层的含义,即大学是教书育人的特殊事业单位,他的任务是出人才、出科研成果,不同于党政机关、党校、团校,也不同于工会、妇联、一般协会这类的群团组织。大学应当拥有教育和科研主体地位,按教育和科学研究的规律办事,不能罔顾在现代化建设和社会文明进步中的使命,一再卷入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他对文化大革命有许多不理解,但他说有一个预感,一旦介入当地两派斗争,很可能坠入深渊。
后来,汉中分校介入的汉中地区的两派斗争,果然愈演愈烈,斗争形式逐渐从大标语、大字报、大辩论的无限上纲,演变为拳脚相加和棍棒长矛械斗,终于演变为有预谋、大规模的真枪实弹热兵器武斗。留在北大汉中分校的师生员工,有的坚持周先生的方针,做了逍遥派,或者托故避居到老家。另一部分在校文革和“革命左派”极左口号煽动下,投入了两派斗争,有的同学差点送了性命。他们支持并经常一起谋划和行动的那一个造反派组织,有预谋地用大量炸药炸毁了对方人员聚集的一座楼房,当场炸死32人,炸伤30多人,伤者中一些人终生残疾。在清查中,该组织的主要头头被枪毙,主持汉中分校工作的“北大左派”,也因积极介入汉中地区的武斗,被送上了审判台,羁押十年之久。
周先生主持工作时的汉中分校,曾经是当地人民十分尊重和羡慕的文明重地、科学殿堂,在文革初期几乎所有大学都陷入混乱和“红色恐怖”的情况下,仍保持住了一方净土。可惜后来在聂元梓校文革直接领导下,在他们派去的“革命左派”主持下,搞得乌烟瘴气、一地鸡毛,败坏了北大名声,并殃及汉中地区机关学校和人民的生产生活。

本文由林运萍协助整理,特致谢意。
2017年12月初稿
2018年3月5日第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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