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 军队 文革

《昨 天》第一二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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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19年4月30日第128期

本期目录

〖河北文革专辑〗

史林一叶

杜钧福 河北文革述略
干 城 文化大革命是怎样在河北省党政机关开展起来的

故纸堆

李晓航提供 渔歌子录入 关于执行华主席、党中央赋予我军解决保定问题
任务的情况报告（讨论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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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林一叶】

河北文革述略

杜钧福

河北省在文革开始时的省会是保定，辖天津、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唐山、承德、张家口、沧州、衡水11个地区。1967年1月天津划为中央直辖市，1968年省会改为石家庄。1969年天津地区驻地移廊坊安次。1973年，蓟县、宝坻、武清、静海、宁河五县划归天津市，天津地区改称廊坊地区。
河北省文革资料甚缺，综述性文章很少见，也和该省文革的分散性有关。分散性首先在于地理上被京津两市分割。再者，别的省和自治区的运动都围绕着中心城市即省会展开。而河北省的省会原为天津，1966年初改为保定，后又改为石家庄，但是矛盾焦点依然在保定。
文革初期，河北省的情况和其他省市类似，“二月镇反”也很典型，保守派始终很强，基本没有发生造反派分裂现象。1968年陈伯达就河北问题表态后，造反派被镇压，并在“肃帮派”运动中以及以后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被进一步清算。1970年陈伯达倒台，北京军区被批判，但是由于一派掌权局面没改变，仅在“落实政策”意义上有所反复。

一、初期

华北局前门饭店会议

文革开始时，河北省委第一书记林铁、省长刘子厚率省委干部共410人参加1966年5月21日至7月23日举行的华北局前门饭店会议。6月20日前，河北组会议由林铁主持。6月21日，根据华北局意见改由刘子厚主持，开始揭发批判林铁，并很快将他打倒。天津作家王辉形容当时林铁被打倒的情景：“在中共中央、华北局并没有作出决定，也没有领导人亲临指挥的情况下，只是李雪峰打一两个电话，与会人员就一哄而起，蜂拥而上，林铁这面大墙便轰然倒塌了，几百名与会人员‘共诛之，共讨之’，几十年工作基础毁于一旦。”
在林铁被打倒之前，他正在前门饭店会议上组织批判省监委书记裴仰山和省委常委胡开明等干部，事关大跃进以来的一些陈年旧账。在1958年的大跃进中，河北省委走在前面。《人民日报》1958年9月1日曾发表《徐水人民公社颂》一文，刘子厚因此得到毛泽东的赏识。这导致发生相当严重的饥荒。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全省脱产的党员干部有5802人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严重右倾帽子，全省8个地、市委书记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对执行比较人道政策的干部唐山市委书记刘汉生、张家口市委第一书记葛启和承德地委书记王克东等人进行批判和组织处理。1962年七千人大会后，对他们进行了甄别平反。但是过不了几天，八届十中全会后，省委又对他们“新账老账一起算”，解除了他们的职务，并且对甄别平反工作横加指责，1965年11月，对负责唐山平反工作的裴仰山进行批判，说在唐山问题上“背着省委反省委、反林铁”，还反刘子厚 。
反右倾运动以后，省委把常务副省长胡开明派往张家口地区任第一书记。胡开明到任后，面对大面积饿死人的惨象，竭力抵制省委的极左路线，提高个人粮食定量（从每日4两提高到6两），挽救了不少人的生命。他又进一步解散了当地的集体食堂，推行“包产到组”的政策，还正式向中央提出“三包到组”的政策建议，被群众誉为“河北的彭德怀”。但是当时胡开明被毛泽东点名批判。这一批判当时不为公众所知，但是在文革中被公布了，胡开明因此遭到长期批判和迫害。
反右倾运动是河北省文革派别分野的缘由之一。当时的唐山市委书记杨远、市长白芸也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文革中成为造反派拥戴的领导干部。而同样被打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曾任保定市委书记、市长的杨志昌则成为造反派领袖。胡开明、裴仰山明确支持造反派。
林铁被揪出后，在新任省委第一书记刘子厚主持下，裴仰山、胡开明等干部被与林铁捆绑在一起称为“林、裴、胡反党集团”，在保定的三级干部会上继续被批判。但是胡开明和裴仰山在文革中继续揭发刘子厚的劣迹，与其进行斗争。胡开明多次给刘贴大字报。“他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全身心地投入文化大革命中去，不留退路，自发地跳进了河北两派斗争的漩涡，哪怕凶险莫测也不顾。”
河北省不但是“大跃进”的起源地之一。在以后的四清运动中，1963年王光美的“桃园经验”和陈伯达的“小站经验”也分别发生在河北省的抚宁县和天津郊区。此后，王光美继续在河北省“蹲点”，又选择保定地区的新城县参与领导四清。取得的经验与后来毛泽东、刘少奇在四清运动上的意见分歧、“后十条”的修改，以及“二十三条”的制定有直接关系，但是迄今研究工作不多。1964年省委要求每一地区都要搞一个“细四清”试点，即采用大兵团作战方式。“二十三条”公布后，进行“四清复查”，但四清造成的冤案一般并未纠正。四清实为文革的预演。在抚宁县四清中，1939名党员、干部受到处理，270人非正常死亡，2007人被错误管制，1014户被错划为地主、富农。后来在文革中和文革后，随着这些中央领导人的被打倒或打倒又恢复名誉，对这段历史的评价翻来覆去，四清运动中牵涉的人物的命运也大起大落，如坐过山车一样，演出种种闹剧。

文教单位和红卫兵运动

文革一开始，河北省委根据自己的理解，迅速组建了河北省的文革小组，下面设了一个庞大的大批判班子，有经济、历史、新闻、文艺等小组，负责写批判文章。
在一些中等城市，文革进程基本与大城市同步，在开始阶段就有些反复。例如邯郸市委于6月6日以后分别向一中、二中、师范等校派出工作组。6月8日，一中部分学生贴出《从北大看邯郸一中》大字报，并得到400多名学生的支持。10日，工作组和学校领导组织对他们围攻。在财贸学校，烹饪班团支部书记吝明亮组织了“贫下中农革命办公室”，在文革方向问题上和工作组意见相左，于7月2日被拘留。此事件被省委认作镇压文革的严重事件，责成市委于11日将其释放并道歉。7月8日，峰峰二中学生张存国因与同学争执被峰峰矿区公安局以现行反革命罪拘捕。8月5日，邯郸市委将这一事件认作镇压文革事件，予以平反并处理有关责任人员。8月10日，邯郸市委召开文教战线文化革命万人大会，宣布罢免了几名文教界领导干部和上述几个单位领导 。这种反复也许和华北局领导的态度有关。
在县一级及县级以下的学校里，照例是整教师。例如衡水地区的阜城中学，6月19日停课开始揭发批判校领导和教师，7到8月形成高潮。7月15日美术老师周义经不住折磨，服毒自杀被抢救过来，于次日又跳井自杀身亡。20岁的英语老师秋时云因“反动言论”被专政，于8月17日逃跑，被在全县范围缉拿归案，被迫承认是“国民党特务”并交待了一个“特务组织”，有其他两位老师在内。于是三位老师惨遭严刑拷打。8月23日北京航空学院学生来此串联，听说出了特务，对关押在公安局的李玉桂老师拷打致死 。
在邢台地区的南宫中学，学校党委于6月11日抛出10名家庭出身不好或有历史问题的老师作为批判的靶子，原清华大学党委书记、后被打为右派分子的袁永熙在内，他很快被抄家，关进牛棚。工作队进驻后，又将全校老师关押审查。8月12日，工作队下午撤出学校，晚上该校红卫兵拉出10名教师和领导武斗，将副教导主任郑钟毓活活打死。以后又有三名教师自杀身亡。袁永熙的一口牙齿全被打掉，捡了一条命 。
保定地区的徐水县的四清工作团于6月1日以后成立文革办公室，决定以文教卫生单位为运动重点，向7所公办中学和医院派驻工作组。他们在学校里对师生进行政治排队。在202名教师中划分左派49人、中间派112人、右派41人。在2807名学生中，左派30%、中间派60%，落后分子10%。76名教师被打成牛鬼蛇神予以批斗 。
在唐山地区（现秦皇岛市）的卢龙中学，6月13日，河北北京师范学院在校实习生贴出第一张大字报，掀起文化大革命高潮。6月24日停课。7月县委派来工作组。8月工作组撤出后，建立文革筹备委员会。红卫兵游斗教导主任和教师，将校长、党支部书记、教导主任、教研组长、教师共26名定为“走资派”、“牛鬼蛇神”，施行监禁、批斗、毒打、强迫劳动 。
在沧州一中，“8月，《十六条》公布之后，学校兴起红卫兵运动，在学校内掀‘走资派’，校领导李之盈等被‘罢官’。许多教职员被定为‘黑帮’、‘牛鬼蛇神’、‘保皇派’，受到批斗、游街、抄家、关‘牛棚’等迫害。同时，红卫兵杀向社会，煽风点火，打破‘四旧’，横扫‘牛鬼蛇神’，到北京接受检阅，进行全国‘大串联’。”
一些地区举办“教师集训队”。在枣强县，8月28日-10月12日对1100多名小学教师进行“集训”。“大鸣大放3天，批斗16天，辩论6天，共处理133人，其中18人被定性为‘阶级敌人’，另有57被开除公职，58人受其它处分，受处分以后又都受到批斗、折腾。”
相应北京的“红八月”，9月2至8日 邯郸市掀起了“冲击资产阶级和地富反坏右的运动”，一周内，全市各单位批斗了863人。搜查了1598户居民，冲击了市工商联。2日至5日，市内就有200多人被戴上高帽游街。街道、家属中的“黑五类”一律被遣送回农村劳动改造（原籍在沿海或大城市者除外）。在河北省，很多地方是由红卫兵押送“黑五类”回原籍的。
由于县级的文革缺乏反复，初期造反派和保守派的分野不明显。在石家庄地区的藁城，1966年8月31日，藁城中学“八一八”红卫兵押着“牛鬼蛇神”到县招待所（原地主庄园）破四旧，将其砸得惨不忍睹。县政府号召全县工人、农民、企事业人员声讨红卫兵，是为“八三一”事件 。
河北省的红卫兵运动相对于北京滞后，而“破四旧”几乎同步，所以有些“破四旧”是在官方主导下进行的。例如8月25日，唐山市委召开“破四旧，立四新”大会，“会后发生抄家和没收私人财物等混乱局面。”在承德，8月24日农校学生首先到外八庙“破四旧”，砸菩萨、烧经卷。8月26日，承德丝绸厂200余人，由“四清”工作队带领也到庙里砸佛像、烧藏经。
河北省红卫兵运动的“成果”：“到1966年10月初，全省各地约7.5万户‘黑五类人员’被抄家，1.2万户、5.4万人被从城市遣送到农村。” （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红卫兵运动在河北》，长城在线，此数目应包括天津市区）打死人数未见报道，但在张家口地区为：“仅1966年8、9月份，全区就发生被迫害致死案件547件，其中有18人是被活活打死的。” 以此推算，全省打死人数目和“红八月”里北京市打死人数目相当。抄家、遣送人员数目也大致相当。而且看来，因遭受迫害自杀人数远超过被打死人数。另有唐山市数据：“据不完全统计，唐山市区被无辜批斗的1万～2万人，被抄家的‘黑六类’(指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资本家)及其他‘牛鬼蛇神’5885人户，并将‘黑五类’(指地、富、反、坏、右)及其家属15198人遣返农村。”

文革初期的保定

河北省和省委机关早在1966年文革开始时就已迁到保定。因房屋不够一些局分散在附近各县。以后省会虽改为石家庄，但河北省文革焦点始终在保定。因为当时该市只有河北农业大学一所高校，运动从一开始就向社会发展。
北大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公布后，保定各校都出现了针对校领导的大字报，市委也向各校派出了工作组。6月21日，农业耕读专科学校的学生700多人游行到市政府请愿，要求改组校党委、撤换工作组。市委与他们谈判后，于23日派出以市武装部长为首的工作组携带武器进驻该校，从24日开始围剿这些造反学生。100多名学生被迫检查，12名学生和1名教师被定为反革命分子。同时各校也在批判右派教员和造反派学生 。
这些造反派直到8月8日“十六条”公布后才得到解放。后来成为造反派领袖的有二中学生满正国和省第一监狱附属工厂青年工人、复员军人要宝钟。河北农大农机系学生、铁道兵政委崔天民之子崔世林也在该校带头造反并在1966年8月初组织了保定第一支红卫兵。保定邻近北京，运动受北京来串联学生影响很大。北京师范学院学生很早就到河北农大支援他们的学生造反。
在北京“红八月”影响下，保定也于8月下旬开始“破四旧”。截至8月底，全市共有1748户、7139人（包括部分家属和子女）被当作牛鬼蛇神遣送回乡 。
一些造反派在保定的“破四旧”运动中采取了保护古代文物的立场。当时许多人准备拉倒直隶总督府前作为保定标志性文物的大旗杆。造反派围在旗杆四周保护，并与企图破坏者进行了三天三夜的辩论。结果不但保护了大旗杆，也保护了保定这座古城四处主要文物建筑不被破坏。但是这对旗杆终于在1971年被砍掉了。现在看到的是后来仿制的。
8月25日，保定市召开“庆祝保定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大会”。开会不久，一些学生冲上主席台造反，致使参加会议的领导干部退场。
文革前政治运动不断造成干部之间的宿怨，在文革开始后持续发酵。1966年8月17日，原中级法院院长、四清下台干部李懋在闹市区贴出揭发保定地委书记李悦农大字报，得到一些干部群众的支持。9月初，为支持或反对倾向造反派的文化局副局长简明，文化系统两派群众进行激烈辩论，称为“简明事件”。在这样的背景下，省直党政机关内部出现裂痕。
为了稳住阵脚，地、市委于9月8日决定抛出市委副书记杨志昌、常委兼副市长王恺、常委兼监察委员会书记安廷彬等人，将他们定为黑帮、党内走资派，并决定清除被认为不可靠的公安局长姜小流、市法院院长侯玉印，还计划将市直党政机关科级以下320多名动摇分子，打成所谓“李懋、侯玉印、姜小流反党政变集团分子”。
在9月15日林彪讲话引起的低潮以后，10月初，随“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的开展，又掀起新的造反高潮。10 月19日，保定、天津、唐山等地赴京造反派，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了“向河北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
10月26日“农大造反团”（原“农大红卫兵”）同保定各校造反派联合发起成立“保定红卫兵红色造反总司令部”，简称“红总司”。“红总司”司令崔世林、副司令毛垣生、政委徐通生、副政委赵震川（海军副司令员赵启民之子），常驻总司令部总负责人满正国。
早在8月22日，地委就指示各党政机关成立对付学生的赤卫队。10月25日，官办的“保定红卫兵第一司令部”成立，以后又成立了两个红卫兵司令部以及一些其他保守派组织。
11月，两个由建筑工人和运输工人组成的工人组织“第二建筑工程公司革命工人敢死造反公社”和“交通运输局红色造反团”成立，成为造反派的中坚力量。
但是到此为止，保定还未能形成跨行业的造反派全市统一组织，处于西郊的现代工业“八大厂”的工人还未发动起来。这些厂受严密的党团组织的控制，稍有造反苗头就会被立即镇压下去。
此时，炮轰刘子厚的大字报越来越多，省委机关干部也开始造反。到了1966年12月，拥护刘子厚的群众组织已经分化瓦解，刘子厚开始东躲西藏。

文革初期的石家庄

保定和石家庄是河北省的双子座。在文革中，如果说保定是市民造反的话，石家庄就是产业工人造反。保定是座古城，石家庄则是个新兴的中等城市，1950年代建立了几个棉纺厂、染织厂、制药厂等现代企业，又由于处于铁路枢纽，铁路工人队伍强大。高等教育方面有河北师范大学、河北医学院、铁道兵学院等学校，原来四机部的13所也建于石家庄。此市运动开展也很早，8月份红卫兵上街，和官方人员冲突，发生“八一七”、“八二三”等事件。在红卫兵运动高潮中的9月10日，官办的“石家庄红卫兵总部”成立。随之，造反派的“石家庄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红革司”）成立。由于文革前很多工厂开展了四清运动，一些矛盾积累，各厂的工人运动也开展很早，但发展不平衡。
当时全市两派斗争激烈，经常在市中心举行辩论会。一位来本市支持造反派的哈尔滨军工学院学生在其中表现突出，被称为哈和尚，取“远来的和尚会念经”之意。11月9日，印染厂的造反派“红卫兵联络站”和保守的“赤卫队”发生冲突，造反派200余人进京告状。11月10日，5个造反派组织联合成立全市性的“工人联合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工联司”。12月5日在棉纺一厂发生“一二五事件”。这个工厂对工人控制较严，当日有两名北京串联红卫兵进厂刷标语被厂方拘留，全市造反派集合队伍前来营救。对峙期间厂方又抓捕两名造反派，激起众怒导致冲击该厂。厂领导当即下令拉闸停工，将责任推诿给造反派，并派几百工人上京告状。市领导在此期间支持成立全市性的“赤卫总队”。
事情闹到北京，周恩来派员到石家庄处理，督促该厂立刻复工，实际支持了造反派。此后“赤卫队”等保守派组织很快垮台，造反派组织迅速壮大。12月17-18日，“工联司”和“红革司”联合举行大会批斗市委、市人委领导干部。

二、派别形成和武斗

二月镇反

进入1967年1月以后，由于全国局势的发展，保定的形势也急剧变化。1月5日造反派查封了《河北日报》、《保定日报》两家报社。11日，“省委机关红色造反兵团”（简称“省委兵团”）成立，迅速成为机关的多数派。这个兵团主要由干部组成，比较稳健，后来成为省内一支主要造反派队伍。其主要领导人是王宝林、黄宗健、郭振声等。15日，保定各界造反派共万余人，分别在体育场和西郊召开“抓革命、促生产、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大会”。此时西郊的八大厂中也有造反派杀出来。
在保定省地市三级领导机构里，省委书记刘子厚常住北京。在保定主要由地委书记李悦农指挥和那些不可靠的干部及造反派周旋。他时而被造反派揪斗，也时而出席造反派的会议。从12月开始，他们就在周围农村积蓄力量，鼓动和组织基层干部和农民对付造反派。
1月19日开始，保定周围几个县的数万基干民兵就秘密向保定城郊移动，城内“一司”红卫兵等保守派予以策应。21日凌晨，这些农民在一片呐喊声中冲向城内各个造反派驻扎地点和各个学校打砸，对造反派群众进行野蛮捆绑和殴打后退去。
当日下午，愤怒的保定造反派举行游行，控诉当权派制造武斗的罪行。22日，将刘子厚揪来批斗并游街。这个“一二一事件”促进了造反派的团结与联合。他们联合成立“河北保定红色革命造反者联合总指挥部”，在外地来保定的造反派组织支持和参与下，于23日晚夺了省地市三级党政大权。省里的几位领导干部阎达开、张承先、裴仰山、李子明（副省长）、胡开明等都写了炮轰刘子厚的大字报。
此时,后来结合的干部中“二杨一吕”出场。杨志昌文革前是保定市委副书记。吕毅原来当过县长、保定地区计委主任，后站在造反派一边。杨连甲原是保定市某工厂的技术员，能说、能干，文革前还被评为工厂的先进，文革中带头造反，大联合时作为一派群众代表当了地革委副主任、地委副书记。
此时军队已介入运动。对于“一·二三夺权”，当地驻军六十九军和省军区也表示支持并派兵予以配合。但是从1月28日军委八条公布后，他们就开始另起炉灶，拉拢了部分造反派组织于2月6日成立了“河北省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夺权筹备委员会”，在其成立宣言中攻击“一·二三夺权”是反革命夺权。下一步，他们决定拿“八一红卫兵”开刀。
保定的“八一红卫兵”是个荣复转退军人的造反派组织，于1966年10月21日成立。1967年1月，全国的荣复军组织被宣布非法，就有了取缔的借口。
2月10日下午，省军区司令员马辉、政委曾美、六十九军代军长谢振华等人出面，在六十九军军部秘密召集“西郊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红楼公社”、“省委兵团”等少数造反组织的代表开会，通过了用军事突袭手段解决“八一红卫兵”的方案。为保密起见，散会后与会人员一律不许回家。
“于是河北省军区和六十九军经过秘密布置，于1967年2月11日发动了另一些群众组织和省、地、市三级公安，出动了27个连队的兵力，在直升飞机的配合下，对拥有三万多群众的‘八一红卫兵’总部，予以武装取缔，逮捕了骨干1200余人，关入监狱238人。随后又成立了‘彻底粉碎反革命指挥部’，在全区城乡大张旗鼓地展开了肃清‘八一’组织流毒的活动。大搞群众检举，控诉和游街批斗。凡参加‘八一’或与‘八一’关系密切的群众组织，都必须请罪认错。有180多个大小群众组织被连带肃垮。”
在保定镇反之前，邯郸军分区和邯郸驻军于2月8日凌晨用飞机散发镇压“红旗首都红军战斗师”（“红战师”）和取缔“回民支队”的通令。同时，部队和一些群众组织一起行动，将“红战师”独立营营长以上、“回民支队”副支队长以上的头头逮捕。“红战师”成立于1966年11月6日，自称下辖37个团，5个独立营，有17万多人。分布在河北省16个县市。“回民支队”成立于1966年12月4日，共3000余人，在邯郸市市区、矿区、郊区、邯郸地区磁县、大名、邱县建立了8个中队。
在石家庄，1月30日隆重举行了“石家庄革命造反联合总指挥部”成立大会，有各造反派组织十余万人参加，会后举行游行。驻军出动万余人并携带大炮、出动飞机撒传单表示支持。六十三军军长讲话，表示对“工联司”、“红革司”等造反派坚决支持。在这个“总指挥部”发布的“致全市人民书”中点名批判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前市领导力矢（市委书记）和贾然（市长）。这个“总指挥部”是一个权力机构，大会的召开表示石家庄市的夺权已经完成。但是，大会刚刚开过，上级就来了相反立场的指示，使六十三军很难转这个弯子。于是他们首先授意13所等单位的一些人打砸“工联司”办公室，并散布“工联司”的几位领导是“坏人”的传言，继而在北京、石家庄两地逮捕该组织的几位领导，并宣布取缔“工联司”，将支持造反派、要和他们辩论的哈军工学生强行送回哈尔滨。他们对于学生组织“红革司”表示支持，但通过选举更换了主要领导人，使这些组织转变立场。但是在河北师范大学，造反派组织“东方红”非常强大，其对立面“井冈山”只有很少成员，军方对这个造反派组织未能策反成功。对于其他一些造反派组织，如河北医学院“五四战团”、棉纺四厂“九六”、棉纺三厂“造反军”、铁路机务段“火车头造反兵团”也采取压制或不承认态度。
邢台市和地区于1967年1月成立“革命造反野战军”，摧垮了保守的“联合兵团”，后来在2月军队介入后被取缔 。
驻张家口宣化的六十五军193师出动兵力，协同公安局于2月10日夜间逮捕了宣化“工农兵学商革命造反总部”（成立于1966年12月25日）负责人丁腾云等五人，以及瓷厂“革命造反总部”的马玉龙、纪宝胜二人，查封了两群众组织，又在12日的公审大会上宣布这七人为反革命分子，史称“二一○事件”。
后来北京军区副参谋长成少甫在军区干部会上介绍“支左”情况时对“二月镇反”总结道：“承德地区：军分区支持保守派，五月份军区支左干部在承德扭转了军分区的错误，军分区在扭，但扭得很慢，错误改正得吞吞吐吐。目前承德地区保守势力还很大，工作还是比较困难的。唐秦地区：基本上支持了保守派，压制打击了造反派，有问题，由他们自己解决，当地驻军轻者是支持一派，压制一派，重者是支持了保守派，压制打击了造反派，我们（北京军区）同他们的斗争是最长的，终究要纠正他们的错误。天津地区：主流是好的，方向是对的，形势是好的。五代会要改组。沧州地区：一月夺权大方向是正确的，夺权后压制了革命造反派。衡水地区：军分区支错了，军区支左干部下去后扭转了军分区的错误，军区干部支对了。张家口地区：情况很复杂，六十五军由于接待红卫兵和调出干部搞军训，因此人力不足，再加上六十五军和当地三个军事院校关系搞的不好，所以张家口地区需要一到二个月才能调查清楚。宣化地区：抓七个人是错误的，有五个人根本都不应该抓，抓错了。有二个人有问题，现在看来抓也是不对的，对宣化初步认识是支持了一派压制了一派。保定地区：最近司法机关对三十八军有些议论，我现在讲一讲：三十八军4800部队支左主流是好的，大方向是正确的。这个部队干劲足，革命性强，旗帜鲜明，没有框框。有错误缺点是支流。我今天讲完之后，希望大家不要再议论了。当然大家也可以保留自己的看法吗。石家庄地区：石家庄支左大方向是正确的，主流是好的，但也有这样那样的缺点，这是支流。邢台地区：主要是对的，有严重错误，大部分对了，部分支错了。邯峰地区：有三派各支一方，我们军区还未表态。我们军区在二月份取缔的保定‘八一’、邢台的‘野战军’、邯郸的‘红战师’这三个群众组织，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军区犯了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军区党委已经决定予以平反，并准备作检查，有的军区负领导责任。张宣地区我们发现问题比较早，但解决的不够及时，在解决上是有错误。”
军队支持保守派、打击造反派并不奇怪。唐山地区迁西县一位干部说：“但是那时候，有人对那些最初造反的学生有一种不变的看法，认为以他们为骨干组成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是被坏人操纵的，这种认识，不仅仅是对他们造反行为的审识，也是源于对知识分子扎堆地方的偏见，因而也便怀疑他们的背后有坏人（这种推测在领导层面，在运动初期就有了）。”
“二月镇反”一词来源于四川，现在一般也指1967年2月在四川发生的事件。四川在“二月镇反”中抓人之多在全国属冠，但是河北省的镇反发生在四川之前。据要宝钟说，保定的镇反是经过中央军委叶剑英批准的，应是可信的。在四川，造反派和军区原来就有些冲突，而河北省不存在这样的问题，所以军队方面拣有把柄的造反派组织开刀，分化、压迫其他造反派以掌控局势。

三十八军进驻和各地区对立两派的形成

1967年2月15日，中央军委奉毛泽东、党中央命令，宣布一项军队调防命令：三十八军由吉林通化地区移往保定地区接替六十九军，六十九军调往山西接替二十一军，二十一军调往陕西。
三十八军是原四野部队，和原来华北的几个军不是一个系统。他们于3月初陆续到达保定地区，根据北京军区的指示，他们采取和原来的六十九军一致的支左立场，支持他们对造反派的“三步打击计划”。但是4月6日军委十条颁布后，不少被打成反革命的群众组织成员纷纷要求平反。三十八军和河北省军区一起给“农大造反团”等组织平了反，但是在是否给“八一红卫兵”平反问题上逐渐产生分歧。
这一局势动荡时期，群众组织多次分化组合，最后形成对立的保定两大派，分别受到三十八军和河北军区支持。3月22日，在三十八军和六十九军的支持下，西郊八大厂产业工人区总共17个群众组织成立了统一组织“工人革命造反总部”，后来形成“工总派”，有时也称“农大造反团派”。“二月镇反”时期成立的“彻底粉碎反革命指挥部”所属的一些组织，以评剧团的“红楼公社”为最初的骨干，形成“红楼派”。其实这个“红楼公社”也就几十个人。石油部驻徐水的646厂也涉入地方，分裂为“工总派”的“红联”和“红楼派”的“革联”。
北京军区代司令员郑维山多次到保定支持河北军区。1967年6月9日，郑维山来到保定，否定为“八一红卫兵”平反，并否定了三十八军和河北军区于5月26日达成的以“工总派”为主实现大联合的初步协议，提出“红楼派”是“主流”，“工总派”两个组织是“盲肠”的观点。这一消息传到社会，“红楼派”组织迅速膨胀，两派矛盾加深，也在三十八军和河北军区之间产生分歧。省军区支持“红楼派”，并支持他们于7月单方面成立工代会筹委会等组织，所以这一派又称“工筹派”。6月22至23日，农大两派发生武斗。至此，三十八军和北京军区、省军区的矛盾已公开化。保定两派的斗争也进入白热化时期。
1967年8月30日，已经迁到山西的六十九军和省军区就取缔“八一红卫兵”等群众组织发布公告称“取缔这些群众组织是错误的”，并公开作了自我批评，但未承认其为“革命群众组织” 。
保定地区以外，在河北省，六十三军驻石家庄，六十五军驻张家口，二十四军驻唐山。军委“十条”颁布后，石家庄市拒不传达。此时因军队介入文革，石家庄铁道兵学院（501部队）的造反组织“革命造反兵团”即上街宣传这一文件，重新点燃造反之火。这个“兵团”在军内属于“冲派”，保定造反派领袖崔世林的父亲、铁道兵政委崔田民曾表态予以支持。所以保定、石家庄的保守派都攻击崔田民。
在501“革命造反兵团”、河北师大“东方红战团”以及在二月镇反中被取缔的“工联司”基层组织串联下，造反派于1967年5月21日召开了万余人参加的 “石家庄革命造反派重振军威大会”。对立派以不许“工联司”翻案为由冲击会场，造成武斗。
因为“工联司”原来的战友、学生组织“红革司”已为军方收买，从中分裂出和“工联司”站在一起的“红卫兵第二革命造反司令部”（“红二司”）。其他一些造反派组织也恢复活动，形成“工联司派”。1967年8月6日，他们成立全市性的“狂人公社总社”，此前已有一些组织以“狂人”命名，因此这一派又称为“狂派”。后来江青劝他们改称“鲁迅公社”，但很多市级或县级造反组织仍称“狂人公社”。
与他们对立的保守派的主力是石家庄步兵学校、北京军区的七一学校等单位，为驻军六十三军所支持，所以这一派又称“拥军派”。因为一些大专院校和企业处于京汉铁路以东，而六十三军军部和主要是军队干部子女的中学都处于铁路以西，所以造反派的势力主要在铁路桥以东，而保守派在桥西 。5月28日保守派的全市性组织“石家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即“大联指”）成立。以“红革司”、“工人革命造反联络站”（1967年5月1日成立）、“十院（即13所）革命造反联络站”等为主。
邯郸地区最大的造反组织“机关团体革命造反派联合总部”，简称“地总”，成立于1967年1月4日。他们联合“红战师”、“回民支队”等曾于1月23日夺权但未成功。1月27日，在市委授意下，组织了另一派的夺权，并组织了“机关团体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简称“市联委”。2月军队支左后，造反派受到打击。5月5日，邯郸市千余名中学生冲击市委机关，提出了“市联委是大杂烩”的口号，得到了“地总”等造反组织的支持。从此，邯郸市围绕“市联委是不是革命的”问题形成了对立的两大派。驻军也分成两派。军分区支持“地总派”，六十五军炮兵14师和市武装部支持“市联派”。
1966年5月开始的华北局会议就为唐山的运动定了调子，7月6日调唐山市委书记杨远和市长白芸到会接受批判，直到华北局会议结束时才回唐山，8月被隔离审查。1967年1月23日造反派在唐秦地区夺了权，希望能结合市委书记杨远。2月23日，唐秦警备区发表声明，批判“一·二三”夺权，宣布不承认参加夺权的群众组织，支持唐山铁道学院“红旗战斗队”等组织。
这个组织简称“唐院红旗”，于1966年10月12日成立于北京。成立第二天就进驻铁道部造反，以后又在北京搞了一系列打砸抢的活动，应算造反派。当时唐山铁道学院大部分已经迁往四川峨嵋。11月3日，“唐院红旗”造了学院文革筹委会的反，声称要“回唐闹革命”，押着几十个“牛鬼蛇神”返回唐山。其余大部分师生也乘机跟随回了唐山。但是“唐院红旗”的总部还在北京，所以未参加一·二三夺权 。
唐山驻军仿照天津的办法，从4月5日到5月12日成立“三代会”，形成以“唐院红旗”、“开滦联办”等为首的“三代会”派。而被排斥在外的组织则形成以唐山矿冶学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总部”（“矿总”）、“开滦造反者兵团”（俗称“者子兵”）等为首的“矿总派”。1967年5月份两派开始武斗。6月3日“矿总派”成立与“三代会”派对立的“唐山革命造反红代会”。
张家口地区的派别斗争开始于宣化。宣化有两所军校：通信学校和炮兵学院，还有一所师范学校。炮院的“革联”、通校的“红色造反团”、师范学校的“东方红公社”是造反派；炮院的“红大”、通校的“革大”是保守派。自当地驻军介入文革后，两派矛盾激化，4月开始武斗，并逐渐蔓延至张家口。张家口有一所解放军技术工程学院，即后来的外语学院，称总字793部队。该校的“红联”是很强的造反派，所以后来通称张家口的造反派为“七九三”。他们后来成立全市性造反派组织“红色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红革司”。宣化区的保守派成立了“革命联合总司令部”简称“区联总”。后来张家口全市也相应成立了“革命造反联合总部”，简称“联总”。1967年夏，两派武斗激烈。
沧州的两派称为东派和西派。东派以运河东岸的沧州一中“东方红”为骨干。西派以位于运河西岸的沧州师范的“卫东”为骨干。
邢台市和地区于1967年1月成立“革命造反野战军”，摧垮了保守的“联合兵团”，后来在2月军队介入后被取缔，又于6月恢复，要求平反。8月，宣布拥军的“邢台无产阶级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成立，又称“太行派”，形成两派对立局面。
承德的两派分别称为“坐派”和“站派”，事出1967年初，公安局以2月13日“小红楼事件”中抢档案的罪名，拘留了一名医专学生。4月20日至5月3日，其所属群众组织就在公安局外进行静坐要求释放他们，称为“四二0静坐”。此后全市形成两大派，静坐派称为“坐派”，与其对立的就叫“站派”。

武斗高潮

1967年夏季以后，各地区武斗达到高潮。特别是武汉七二○事件以后，为响应江青“文攻武卫”的号召，各地两派均秣马厉兵，抢夺武器，积极备战，在部队的背后支持下，制造了多起大型武斗事件，从冷兵器发展到热兵器。中央为此也多次召集两派代表开学习班试图调解，但见效不大。
造反派进一步联合。8月5日，河北各地区的造反派成立统一的群众组织“河北八五风暴”。这个组织包括保定“工总”、天津“大联筹”、石家庄“工联司”（“狂派”）、唐山“矿总”和秦皇岛“红总司”及“革总司”、张家口“革司”和宣化“革司”、邯郸“地总”、承德“红卫兵革命委员会”（“坐派”）、沧州“工总司”（“东派”）和邢台“革命造反野战军”。全国造反派也有联合的趋势。例如锦州“糟派”支持唐山“矿派”，武汉“钢二司”支持邯郸峰峰矿务局的“赤峰派”，甚至派人到保定参加武斗。石家庄的“狂派”派武装人员去山西支持“红总站”。北京市各高校造反派也聚会支持河北省造反派。
在保定，6月22日“农大造反团”一名女学生携带的调查材料，被该校对立派“联总”、“东方红”将材料抢劫至他们的据点农机楼内，并殴打前去帮助的“造反团”人员。于是“造反团”调集人员包围该楼，并在赶来助阵的同派人员参与下发动进攻。这一武斗事件持续30余小时，校内外共万余人参加。双方受伤287人，死亡7人。至此保定两派的斗争也进入白热化时期。
8月27日，在激烈的西郊争夺战中，参与武斗的武汉“钢二司”人员开枪打死了几名对方保定胶片厂“联合战斗兵团”的人，从而开始了热兵器武斗时代。29日，“红楼派”抢劫了西郊一军火库。30至31日，全市“工总派”统一行动，抢劫了军分区和武装部的军械库，获得大量军火。1967年8月31日，保定支左解放军和两派群众组织赴京汇报代表团达成“立即停止武斗协议”，但协议很难被遵守。当时“红楼派”在省军区支持下，采取首先用武力控制基础比较牢固的西郊，以农村包围城市，逐步向东扩展的策略，但是在当时的局势下，难以取得进展。
1967年5月石家庄保守派围攻邮电学校断水断电断粮，师大“东方红”几百人增援，一名学生被打死。6月武斗开始升级。整个夏天，保守派围攻河北医学院的“五四战团”未成功。而“狂派”却在铁路桥西建立了铁路公寓和轻化工学校两个据点。保守派两次攻打轻化工学校未得手，对两据点长期围困。9月18-19日，“狂派”和保守派先后抢夺了各县武装部和军分区的枪支弹药，武斗进入火器时代。10月4日，两派在铁路运输学校激烈武斗。
石家庄的形势为全国所瞩目。1967年7月17日，以北京市工代会、大专院校红代会、中学红代会名义召开“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声援石家庄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会”并发表声援信。但声援信的落款并未署上述三组织的名。而是将其组成单位的名称列上。仔细看其中有几乎所有高等学校造反派组织名称，以及各区中学红代会和主要工人组织，独缺“新北大公社”，代替的是北大的“北京公社”、“红旗飘”、“东方红”和“井冈山”，即后来北大“井冈山兵团”的班底。“新北大公社”之所以缺席，可能是因为他们与六十三军有良好关系。
哈军工“红色造反团”也于7月30日发表《致张英辉军长的一封公开信》要求给“工联司”翻案，给被拘留的“工联司”领袖潘志平反。
在唐山，1967年6月初，八中一名教师被殴打重伤致死。矿派组织数百人于6月10日起在唐秦警备区门前静坐绝食，持续50余天。6月18日，“三代会”围攻夏庄“矿派”主力“九一”，参加的两派群众达2000余人，有1人被打死，1人被打残。7月30-31日爆发大型武斗。30日，“三代会”举行游行，与“矿派”冲突，遂调动四矿“联办”，进攻开滦第一招待所大楼、邮电局大楼、煤矿设计院大楼，取得胜利。31日晨进攻116队大楼，于下午攻克，遂继续进攻八中、九中。两校学生撤往矿院死守。“三代会”围住矿院，矿院内人员突围撤往北京。这次武斗死4人、重伤129人、轻伤1460余人。以后“矿派”在全国各地造反派支持下陆续返回唐山，于9月15日又在唐山矿武斗，死1人、重伤47人，轻伤100余人。19日又在唐山机车车辆厂俱乐部发生武斗，重伤4人，轻伤100余人 。
在邯郸，两大派于8月1日分别举行集会和游行，在游行队伍相遇时发生冲突，形成第一次大型武斗事件。8月9日，为控制《邯郸日报》社，两派万人持械武斗，死一人，伤数百人。8月24日，武汉“钢二司”人员携枪来峰峰串联，支持“赤峰派”，与“星火派”冲突，邯郸各县几百人参加，死5人，重伤22人。此后武斗迅速升级。双方为抢占、围攻据点，多次进行武斗，开枪开炮，死伤惨重。“随着部队送武器，有些工厂也开始造武器，像汉光厂，18所，纺织机械厂都开始造枪支弹药，全市的武斗开始大爆发，每天晚上都在打枪。”9月和11月，双方两次在北京谈判达成停火协议，但都没有被遵守。
在张家口，1967年4月武斗从宣化开始，迅速蔓延到全市。6月11日，华北地质局中心试验室两派冲突，“红革司”派人支援，打砸该试验室，损失严重。6月23日，两派共两万余人以支援武汉造反派为名同时上街游行，路上相遇各不相让，发生大规模冲突，武斗持续数小时。次日，“联总”派围攻医专“红革司”派据点，持续了两天一夜。7月26日开始，“联总”派围攻铁路机关大楼“革司”派据点，长达10天之久。9月以后，武斗逐渐停息。
在邢台，“太行派”占领新华旅馆大楼作为据点，“野战军”占领市人委大楼作为据点，在8、9两月在邢台冶金厂、火车站等地多次发生大规模武斗。
在沧州发生两次较大的武斗。第一次也是两派游行队伍在路上狭路相逢，相互斗殴。第二次发生在1967年8月，沧州一中被赶出学校的保守派联合社会势力反攻校园，从晚上8点一直打到凌晨3点，校园遭到严重破坏。
在承德，7月1日在承德剧场武斗。12月19日两派在承德饭店武斗，持续20多小时，死亡3人，受伤多人。

三、陈伯达表态及其恶果

陈伯达表态

1967年夏季，河北省两派斗争大致成均衡之势，年底发生逆转。这逆转始于石家庄。1967年8月6-12日，“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将铁道兵政委崔田民打倒（10月25日毛、林批准对其停职反省、批判斗争）。9月全省“红楼派”即在省军区支持下准备反攻。10月18日，驻军进驻铁道兵学院，造反派的“革命造反兵团”解体，“在院外成立的群众组织‘革命造反联合总部’回院掌权。对一些领导干部、教员进行批斗、关押、抄家。” 10月17日河北师大“东方红”为武装自卫，到藁城县武装部抢枪320支、2万多发子弹。
10月18日，传达陈伯达关于石家庄“狂派”是“大杂烩”的表态后，以收缴武器为名，军队全副武装包围、开进河北师大，以及轻化工学校、501、医学院、邮电学校、大兴纱厂等单位 。“工联司”、河北师大“东方红”等组织几千人被赶到保定。此后“拥军派”统治了石家庄，一些“反军”组织被强制解散。主要由社会外流人员组成的“滹沱河义和团”最后剩几十人战斗到最后，于10月21日被全部歼灭。至此，狂派在石家庄的据点全部拔除。10月27日，陈伯达接见河北省五地区代表时宣布“八五风暴”是“大杂烩”，致使这个组织根本没活动多少天就被迫解散。
其他地区的“红楼派”也加强攻势。在宣化，10月29日由炮院的“红大”联合宣化区“联总”派，大约五六千人包围了宣化地质学校和宣化区“革司”派所占据的地校6座楼房，围困了一昼夜，最后以攻下而告终。在邢台，“11月，‘太行’向‘野战军’占据的市人委大楼发起攻势，两派展开大规模武斗。‘太行’攻占了大楼，‘野战军’被摧垮。”
1967年11月，在三十八军支持下，河北省厅局级以上干部130人在天津举办干部学习班，准备解放一批干部。胡开明、远千里（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文化局副局长）等都参加了这个学习班。胡开明在会上公开表态支持保定的“农大造反团”派，并为裴仰山说话。但是刘子厚等省领导却参加了北京军区在北京召开的学习班。12月26日下午，天津体育学院一批打手数千名，砸抄三十八军支持的这个学习班，将全体代表赶出天津 。在河北省的干部中，常务副省长杨一辰也支持“省委兵团”。因涉及刘少奇案，他于1967年6月28日被捕，致使“省委兵团”处于被动。胡开明写信给“省委兵团”，对他们表示同情。
由于中央指定陈伯达管河北问题，遂有陈1967年底至1968年初的华北之行。陈的前秘书王保春、王文耀撰写的《陈伯达第一次华北之行》（《党史博览》2006年5期）叙述此事，对陈多粉饰之辞，引起很大争论。
12月25日，在京西宾馆召开华北军区党委11次全会，陈伯达、康生、吴法宪等出席，陈伯达在会上影射攻击三十八军。晚上，陈伯达在李雪峰、解学恭、郑维山陪同下到达唐山，住二十四军军部。听该军军长、政委的汇报后，同当地驻军人员座谈一个半小时。次日，他在唐山地区各县、市代表团、地区革筹小组及驻军大会上说：“过去你们冀东这个党就是很复杂的，可能是国共合作的党，实际上很可能就是国民党在这里起作用，叛徒在这里起作用，（矿派）搞得那个（一·二三夺权）要结合一个人，这个人他自己就承认原来是国民党县党部委员，这个人就是，原市委书记杨远，还有一个女的是市长名字叫白芸，她的丈夫我知道，是个大庄园主，解放以后在你们唐山建立了一个大庄园……”他的这几句话，制造了三个冤案。一个是冀东党的冤案，一个是杨、白冤案，一个是群众组织“矿派”的冤案，引起了非常严重的后果 。
12月27日，陈伯达到达保定，住三十八军军部。28日分别听取三十八军和河北军区汇报。下午出席群众大会。29日下午接见保属22个县和军队代表。在公开场合，他主张两派联合，说得很好，晚上接见三十八军政委王猛时摊牌，要镇压“省委兵团”，谈话不欢而散。
12月30日陈伯达到达石家庄，31日晚上接见群众和军队代表，点名批判“省委兵团”，说他们是“代表一个反动思潮的一个小集团”，声称“他们一定会灭亡”。次日晚，保定原省委机关宿舍大院，大喇叭反复播放陈伯达的表态，按照陈伯达的指令掀起打、砸、抢、抄、抓的恶浪，形成一片恐怖景象。
1968年1月1日，陈伯达到达邯郸。他公然说：“下一步要乘胜追击，要攻农大造反团，要崔世林交待与崔田民的关系，崔田民是破坏石家庄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他是石家庄牛鬼蛇神的总后台”。2日他找两派谈话。7日返京之前对保定问题进一步表态，说崔田民通过他的儿子崔世林破坏保定和全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要求三十八军逮捕崔世林。他说：“省委兵团现在正在土崩瓦解当中。估计农大造反团也会抛弃他们极少数的怀头头，按照群众的愿望和其他单位实现革命的大联合。还有那些不三不四的组织，他们不能持久的，……一种狂妄的企图，最后都要跌得粉碎的”。同日，保定三十八军、六十九军表态撤销对“农大造反团”的支持。
随陈伯达巡视的郑维山1968年１月６日在邯郸炮14师驻地接见两派群众组织代表和驻军负责人时也表态说：“农造团头头崔世林，他父亲崔田民，崔田民利用501狂派，伸向石家庄，是河北的反军罪魁祸首。崔世林利用造反团来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是插到保定和各县破坏大联合的，各县大联合都被破坏了，五月份以来对付群众，对付河北省军区和北京军区……”
1月15日，三十八军召开党委扩大会讨论局势，一致认为支左方向没有错，拒绝逮捕崔世林。四位军主要领导还联名写信向中央反映情况。他们这样做也是有道理的，因为陈伯达发表的都是个人意见，没有任何中央文件根据。当然崔世林后来还是被捕了,先是关在省军区，后送回河北农大，直到1969年11月才被释放。
陈伯达在河北惹的这个祸，不是错误，而是罪行，但他在1980年被审判的时候，问他这样说有什么根据，他说我一点根据也没有，头一天有人和我说这些话，我就说了。事后他还说：“审判时，这个案子最冤枉了。” 实际上，这个案子最不冤。不管二十四军军长和政委跟他说了什么，他们都没权力强迫你第二天在群众大会上说什么。
陈伯达不仅是单纯听从单方面片面观点，他肯定有自己的立场。他的立场与天津问题有关。他在1963年小站四清时结识了天津一批干部。1968年底成立天津市革委会时，王亢之、江枫被结合进去。这个革委会以天津“五代会”派为基础。而反对天津驻军、支持小站四清翻案的“大联筹”派此时已开始遭到整肃。这个“大联筹”和河北省的造反派一势，所以陈伯达一直想弄垮“大联筹”，直到1968年2月21日在讲话中将其和河北省的造反派组织捆绑在一起打为“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潮”。1967年12月天津体育学院人员打砸河北省在天津的学习班，“他们这样干是因为已经从内部渠道得知，中央文革支持刘子厚，肯定了红楼派。” “1967年6月，郑维山把陈伯达包庇的反革命分子王亢之、方纪、李树夫接到军区招待所窝藏起来。”所以陈伯达和北京军区关系非同一般。

唐山地区的三大冤案

在陈伯达在唐山讲话中制造的三个冤案中，冀东党的冤案指的是历史上的冀东党，涉及李运昌、李楚离、马辉之、胡锡奎等重要领导干部。文革开始时，就有人怀疑这些冀东党领导人有问题，并说他们在1962年“操纵”了“杨、白集团”反党。1967年李楚离、马辉之、胡锡奎三人被列入“六十一个叛徒”案，受到审查和迫害。陈伯达这一唐山讲话更使得火上加油，将怀疑对象扩大到整个冀东党。1968年2月11日，成立了唐山地区深挖工作领导小组，又层层建立这样的小组，形成深挖工作网，从1922年冀东建党起，一直到文革开始时期，株连了大批党员、干部和群众。很多人被列为叛徒、特务、国民党、走资派，一些人被迫害致死，致残。
第二大冤案即“杨白反党集团”案。对此案，唐山市革委会于1968年建立专案组，与上述“冀东党”案同时进行“内查外调”。两案中被列入审查名单的干部共1604人，涉及中央29个部门和24个省市，其中，被错定为“叛徒”、“特务”、“国民党”、“走资派”等罪名的737人，被审查的老地下党员中错定为“叛徒”、“特务”、“国民党”、“三青团”的282人。
胡耀邦在1980年5月16日给彭真、彭冲等的一封信中说到：“1968年3月，唐山市清查杨白反党集团专案组从当时唐山铁道学院抽出的40多名学生，参加了逼供信，他们在专案组指挥下，对唐山市级机关十几名干部实行刑讯逼供，并将一名17级干部于明信同志乱拳打死。几天后，晚上因监禁捆绑，另一位干部杨月峰同志又坠楼身死。” 视人命如草芥，这个案件的残酷性可见一斑。
第三大冤案是“肃流派”。1968年2月21日，陈伯达天津“肃反动思潮流派”讲话后，唐山市革委会于3月20日召开了“肃流派”运动誓师大会；3月30日发出了《关于进一步开展革命大批判意见》，提出唐山的“八一六”、“人勤”、“公检法”、“矿总”等群众组织是“反动流派组织”，“肃流”运动很快掀起高潮，到处揪斗“坏头头”、“变色龙”、“小爬虫”，随意抓人，私设公堂，刑讯逼供。全市在“肃流”运动中受到冲击的2780多人，被降低和扣发工资的5101人，立案列为“敌我矛盾”的干部1043人。
北京水利水电学院学生陈道崇，化名陈左，到唐山支持造反派，成为当地知名人士，被当局拘捕关押。北京高校几十人赴唐山组织营救，被释放回京。陈伯达表态后，唐山方面派人到京将其拘捕，于1969年判处15年徒刑。
仅在唐山,直接与陈伯达罪行相关的以上三大冤案,就有8.4万人受到迫害，其中2955人致死，731人致残。这是1980年审判陈伯达时依据的数据。
此外，在唐山地区的柏各庄农垦区，通过追查农垦区中学校长刘勉斋的历史问题，将其打成国民党区分部委员，然后从刘的问题开始大搞“新线国民党”。仅一年多的时间，农垦区就有2000多人被打成“新线国民党”。在迁安县和玉田县，也分别制造了“新国民党”冤案。迁安县挖出了“国民党支部”15个，“国民党员”2391人。

磁县事件

1968年2月9日，邯郸地区发生著名的磁县事件。在陈伯达对河北省事情表态以后，全省事态急转直下，造反派遭到镇压和屠杀。保定、石家庄造反派大多退据保定。邯郸、邢台造反派多集中在磁县城据守。北京军区以造反派“破坏铁路”为名，申报中央批准，派北京、武汉两大军区各一个团开进磁县，协同保守的市联委派向县城进攻，将残余的造反派赶尽杀绝。这是一件典型的军队直接镇压屠杀造反派的事件。至今对此事件，能够看到的，只有董保存、范占英《“磁县事件”前后的郑维山》 一文。
此文对磁县事件，基本仍坚持文革时的定性，歪曲事实，混淆是非。例如对当时局势的判断：“到了1968 年的2 月份，磁县武斗已到了近乎疯狂的状态，局势已经失去控制！”实际武斗最“疯狂”的时候是1967年夏秋之际。当时在磁县，“红总”（“磁县红色革命造反总部”）属于邯郸的“地总派”，“县总”（“磁县无产阶级造反派联合总部”）属于邯郸的“市联派”。夏季县里的割据形势，大致是“红总”占据南部，“县总”占据北部，但是北部的一中占优势的“红旗”属于“红总”一派。“1967年秋天，磁县县城的文化大革命依然是轰轰烈烈，两派冲突三天两头发生。县总从城里撤出，占据铁路西的白庄，白庄的党支部书记是省劳模，是县总的坚强后盾，而红总占据了磁县县城。” 11月8日，“县总”攻城失败。所以直到1968年2月，一直是“县总”取攻势。而且，陈伯达表态后，全省保守派大举进攻，造反派自身难保，冀南一带造反派均被赶出原地，麇集磁县孤城以最后一搏。况且，根据此文，周恩来的电话要求“制止武斗，恢复铁路畅通”，并没有要求消灭一派。至于说“红总”破坏铁路电话线事，是根据北京军区的汇报。北京军区在河北省冲突中属于当事方，此事真实性现在已难于判断。
实际上现今官方舆论对此事件已作否定结论。《邯郸大事记》记载：“2月9日 市联派部分人员协同军队武装包围磁县县城，命令聚集在那里的地总派人员交枪投降。地总派拒绝交枪，围攻人员发起攻击，此即所谓震惊全国的磁县事件。在该事件中，58人当场死亡（其中解放军战士18人），数百人伤残，600多人被捕，80多万斤粮食、10多万斤皮棉被焚烧，连同被损坏的厂房、机器等，价值达37万元。事件发生后，部分尸体在旷野暴露数天，惨不忍睹。邯郸地、市革委组织群众到磁县‘参观’武斗现场，宣传失败者的所谓罪行。各单位带去的地总派人员当场被批斗。”
一位当时的学生概括这一事件：“这时从上面派军队‘支左’，部队都派出军代表进驻学校和厂矿企业。双方都激烈地争夺军代表的支持，军队支持的一派为正宗，不支持的一派马上就成为‘站错队’，就是‘反军派’。邯郸两派主要是‘市革联’和‘地总部’（也俗称‘地老总’），以‘市革联’居为正宗，打跑了‘地老总’，‘地老总’们退居磁县。‘市革联’和军队包围了磁县，双方动用了机枪、步枪，死伤了很多人，这就是轰动全国的‘磁县事件’。”
当时磁县另一位中学生的描述攻城过程：“枪声不断，一直延续到下午，听他们说还没有攻下县城。天黑的时候，枪声稀少了许多，有消息说解放军和县总造反派打进城了，城里的红总派们大都被解放军用汽车带走了。有个别红总头头被拉到县城北击毙了。”
这位作者出去避难后回来。“回到家知道了许多关于攻打磁县城的事，打开磁县城是从北门首先攻克的，解放军战士手举毛主席语录向前行进，占据古楼上的红总派的机枪手看清楚是真的解放军来了，停止了射击，解放军占领了古楼这个主要阵地。红总派失守。解放军的四个团，其中一个是武汉部队的，他们进城后把红总派的人用汽车拉到安阳，为的是隔离两大派，避免冲突。”“还听说，二九事件死伤人员不少，还有一些群众老百姓死于无辜，有的尸体在马路边几天无人认领。县总派把红总头头列了黑名单，据说学校一个老师是红总头头被强行拉到县城北面击毙了。铁路西的粮库、油棉厂燃烧的余火连续几天不熄。邯郸各地派代表来磁县现场参观，声讨邯郸地老总磁县红总一小撮反动流派挑起武斗的反革命罪行。”“后来的日子，红总派的头头们和参加武斗的人员一个一个地过筛子，‘站队站错了站过来就是了，’这是当时很流行的一句话，说着轻巧，实际不是那么一回事，没有一个红总头头不被隔离审查挨打，甚至被打得撕心裂肺的嚎叫，他们被拧着胳膊押到主席台接受声讨批判。留在学校的学生们也都一个一个一遍一遍地痛哭流涕地站在教室前面念着自己写的检查。”
当时被俘的“红总”人员都被送往河南安阳办“学习班”，但是很多人在被俘后遭到屠杀。杀人者并不都是群众组织人员。其中一例是公安局干部张三星被县武装部长等人合谋，在2月9日晚上从监禁地点拉出枪杀。文革后对此案的处理引起诉讼 。
作家田奇庄对当时的红卫兵进行采访，也得到了一些当时的真相：“那次，邢台、安阳都调来围攻人马，解放军4693、4694、4695部队也介入了攻城，说是有5000人参与，守城的也有700人，事后公开说法是死了54人。但是，当时人们估计死亡的远不止这些，约在一、二百人。”

刮“十二级台风”

陈伯达对河北省问题表态后，在全省范围内立即掀起一场风暴。“1月7日 邯郸国棉二厂地总派群众60余人回厂，住进了该厂托儿所楼。市联派的主要头目刘相友得知情况后，立即主持召开市联派第二司令部造反组织头头会议，研究对策。当晚，刘相友亲自指挥爆破3次，未成。次日5时，将楼的一侧炸塌，楼上群众举手投降。在这次事件中，死亡1人，重伤24人（其中致残6人），轻伤32人，楼房修复用款18000余元，二厂因此停产两天。1月8日-17日 在陈伯达表态后的10天内，邯郸市接连发生了炸毁国棉二厂大楼，攻打针织厂，撞毁邯钢医院大楼等11次大型武斗。在这些事件中，死亡20人，伤119人，经济损失达60多万元。” 刘相友原是国棉三厂工人，曾被任命为1月28日成立的市革委会副主任，后被选为九大代表。
“2月在陈伯达表态的影响下，邯郸市一些单位的造反派纷纷私设公堂，肆意污辱、拘捕、刑讯、拷打干部、群众（重点是被陈伯达称作‘反动流派’的地总派头头）。市肥皂厂党支部书记宋大军等无辜被打死。”（《邯郸大事记》〉
在邯郸地区的鸡泽县：“在县里，武装部长的话就是‘圣旨’，一中的‘红联’和二中的‘红旗’成了‘反军派’。一般人员‘反戈一击有功’，头头们纷纷被抓。记得乔屯庄一同学是‘红旗’的头头，他逃走后二中红卫兵将他年迈的父母抓到学校打斗游街。” “一帮人老鹰捉小鸡一般将他提到大伙房改成的‘牢房’里，三下五除二将他吊上房梁，10多个男女红卫兵抄起木棍，乒乒啪啪劈头盖脸地狠揍，他开始还哀嚎，后来就没有动静，昏死过去。在关押游斗数天后，他被打得遍体鳞伤、死去活来，头上伤口都生了蛆，扔在牢房角里奄奄待毙。”
后来邯郸地区邱县掀起“抓国民党”运动，峰峰矿区也随之进行：“峰峰矿区开展了抓‘国民党还乡团’运动，将许多人打死、打残。三矿革委会在这场运动中一马当先，在打国民党的同时，还将赤峰派的头头押上祭坛，一小撮打手居然将十三个人活活打死。” 文革后曾任峰峰矿务局长的尚庆武曾被打为右派分子，当时是峰峰三矿技术员，因属“赤峰派”骨干成员被“星火派”报复，残酷殴打，打断一条腿，后来乘机逃跑，捡了一条命。他之所以参加“赤峰派”，是因为在1966年一次专门为整他举行的“什么是党的领导”“辩论会”上，他读了陶铸的一段讲话“党的领导是党对路线、方针、政策的领导，任何个人都不能随意改变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能代表党组织发号施令，更不能允许把群众对党员领导干部提出批评说成反对党的领导”，而赢得造反派的支持。
3月18日，石家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改称群众专政指挥部。在发出群专字1号公告中提出“刮十二级台风”的口号。
在石家庄地区的藁城中学，一位当时农技校学生回忆：“1968年3月，一场政治风暴呼啸而至。我们从永安村被召回来，主要内容是揭发、打击文革期间站错队的所谓‘坏头头’和打、砸、抢的坏分子，打击攻击革命左派、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顽固分子。鼓励站错队的好人反戈一击，揭发反动组织内部发生的坏人坏事。这场运动有组织，有领导，是在驻军部队和新建革委会的领导下进行，因此，站错队的同学们，个个犹如惊弓之鸟，胆颤心惊，整天处在一种慌慌不安的日子里。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在短短的几天内，揪出了一批‘学生反革命’。” “我们的老校长，将近六十岁的老人，被审问时，双腿跪在凳子撑上，两只手举着两个砖，动倒了挨打，问话不说挨打，一直打得不能动弹为止。”十二级的红色台风，在100多人的学校里，刮出了20多个牛鬼蛇神和反革命 。
在天津地区的杨村师范学校，1968年成立革委会后，“革委会开始给‘问题’学生办学习班。所谓问题学生就是站错队的头头、反军派的骨干成员，平时运动中不积极的‘逍遥’分子和在社会上有‘不良’行为的人。”一位女同学被人说成有“不良行为”，见不得人，自杀身亡。在毕业班的毕业典礼上，校革委会宣布了十个被开除的学生名单。这十个人当中，大部分是站错队的，即“反军派”的骨干，每人由两名学生押回原籍 。
根据《文安县志》记载，“3月28日由天津地区统一组织、统一行动抓所谓‘坏头头’的‘三二八’行动在全县展开。这次行动实质是派性整人。”在大城县,“3月26日，县革委以大城中学为基地，建立‘清理指挥部’，成立民兵基干营。许多人被冠以‘黑帮’、‘坏头头’之名，关押批斗。”
在邢台，“4月25日，‘革命群众专政委员会’在市体育场召开5万人誓师大会，开展‘大刮群众专政的十二级台风’。各级‘群专会’、‘专政组’对原领导干部和持不同观点的‘野战军’组织的部分头头、骨干进行了关押、审查和刑讯。”
在这一年，沧州地区的河间县长槐洪驹、盐山县长刘玉成被殴打致死，沧县法院院长孙华文自杀身亡，天津地区武清县长崔万在拘押期间身亡。
衡水是河北省最欠发达地区，似乎未成立统一的造反派组织，但是各县两派斗争也很激烈。1967年在深县、武强县均发生武斗。当地军分区支持保守派。驻故城机场空军部队支持的造反派曾一度得势。但是1968年初，空军奉命撤出支左，保守派卷土重来。在该地区景县，保守派“红联”（“造反红色联络站”）纠集郊区农民于3月21日进攻造反派“五二○”（“五二○造反司令部”）占据的景县城，动用了步枪、机枪、炸药包等武器。造反派被迫据守著名古迹景县塔七天七夜，后由部队调解撤出。“五二○”是从景县中学“五敢造反队”发展起来的，名字源出于1967年5月20日该造反队冲击县委、查封“文革筹备小组”事件 。
1968年5月，在北京看到的大标语有：“秦皇岛告急！老保翻天，革命战士3000多人被捕！”“河北博野县告急！自5月1日以来，县武装部四出进行扫荡，据55个大队统计，革命群众被打死6人，打伤1300多人，粮食衣物被抢一空！”“河北阜平以‘群众专政，横扫牛鬼蛇神’为名，对群众实行残酷镇压！据全县205个大队中30个大队的统计，4月23日至5月16日，逮捕201人，其中贫农171人，中农30人。”笔者曾于1968年2月到过阜平。当时县里“红楼派”的“造大”和“工总派”的“追穷寇”正在对峙。
1968年初河北省的灾难还来自江青。1968年2月下旬，在江青天津“二二一讲话”的煽动下，深泽、献县、无极等县大抓“叛徒集团”，使上百人致死、致残。石家庄地区深泽县是天津市委书记王亢之的家乡。江青指深泽县“有一个很大的叛徒集团”后，天津市有307人被打成“深泽叛徒集团”成员。深泽县“抓叛徒办公室”下令将揪出的“叛徒”弄到县城集市上“亮货”：一排排弯腰挂牌或戴着大号高帽的“黑货”站在临街的房顶上，任人观赏。先后在集市上亮的“货”有1500多人，受株连的达3万多，占全县人口总数的五分之一。仅一个村子中白庄，就在“深挖叛徒”时打死了三个人 。

四、省革委会成立和清理阶级队伍

省革委会成立和保定地区形势

1968年1月29日，由于保定局势混乱，省委省政府无法开展工作，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批准省会、省军区从保定迁到石家庄，成立河北省革命委员会。李雪峰任主任，刘子厚任第一副主任，马辉、曾美、张英辉、刘殿臣、耿长锁任副主任。
1968年2月3日，河北省革命委员会在石家庄成立，保定两派群众十多万人各自分别集会庆祝，在裕华路冲突，发生枪战，双方共死7人。此后两派连续抢劫部队枪支弹药。
1968年2月9日，红楼派西郊武斗人员进攻保定国棉一厂，炸楼两座，打死打伤250多人，其中打死工总派红革会14人，另一人被俘虏后打死。这是保定文革期间武斗最为激烈的一次，也是死伤人数最多的一次。次日三十八军就此事件发表“严正声明”予以谴责。2月12日，在刘守庙附近公路上，有武斗人员持枪抢劫军车，2名解放军战士被打死。15日，在裕华路大街上发生武斗，打死一人。
此时，保定红楼派在省军区支持下，连续颠覆已成立的各县革委会。易县、清苑、定县等地建立的革命委员会先后被摧垮。2月15日，三十八军发表“关于坚决支持、保卫清苑县革命委员会的严正声明”，措词严厉。
3月24日,北京发生杨余傅事件，郑维山被连累，北京军区被批评为“排外、排除异己”，又喊出反击给“二月逆流”翻案的口号，造反派乘机反攻。当时清苑县红楼派占据北大冉村的团校，组织了一个百余人的“夜袭队”，持有大量枪支。3月27日，他们向三十八军和群众游行队伍开枪，打死两人，后又打死前去制止的两位支左人员，另一名重伤。于是三十八军在团副政委、清苑县革委会副主任王福春率领下，在4月3至4日直接出动军队将这一据点剿灭，双方死亡37人，称为“北大冉事件” 。事后声称要处理，却不了了之。
1968年3月10日和4月12日，保定两派群众组织分别在城区和郊区武斗，死伤多人。4月17日，城区六万人游行，表示拥护毛主席“关于支持美国黑人抗暴斗争的声明”。在游行过程中，两派群众发生武斗两起，伤数人。4月22日，在保定十中附近又发生武斗，死伤数人。5月在城区发生四次较大规模武斗，打死5人。5月7日，一军车在化纤厂附近遭武斗队截击，解放军战士死1人，重伤1人。同日，在五四路广播电台附近，一军车被截击，一名解放军班长被打死。
省会迁往石家庄后，省军区也从保定迁往石家庄。此时，在军委办事组调解下，军队双方均有所让步。3月底，北京军区将保定军分区同山西晋南军分区对调。因三十八军不断受到攻击，且广泛转播对其不利的言论，5月13日，北京军区党委向其所辖部队下达了《关于坚决制止有损三十八军声誉的错误言论的通知》。但就在5月16日，在保定西郊一辆军车被武斗队截击，一名战士及家属中弹死亡，数人重伤，军车被毁。
1968年3月9日，保定两派开始在北京办学习班。6月2日，保定两军、两派签订协议，联合欢迎中央办的学习班回保汇报，在组织欢迎时两派群众组织发生武斗，死亡两人，伤多人。7月5日，在保定市建设南路电校附近，发生武斗，死亡10人。
1968年8月18日，保定地市革委会同时成立，十多万人举行游行庆祝，期间两派群众组织发生冲突。保定地区革命委员会成员：主任刘海清（三十八军副军长）、第一副主任陈哲，副主任四名，两派各两名。常委共20人。此后一段时间，保定市局面稍安稳。
尽管三十八军地位有所强化，但是这一时期，保属各县依然打得不可开交。1968年7月30日，徐水县两派500多人武斗持续7小时，死亡14人。1969年冬春之际，“红楼派”成立了武斗“总指挥部”，设“保南”、“保北”两分部。4月召开“九大”之际武斗达到高潮。其中最重要事件是在1969年4月19日，新城县等 “红楼派”武斗队组成的“八县联军”突袭高碑店火车站，至4月23日清晨夺占车站，中断京广铁路交通。此举震动中央，4月24日三十八军根据中央命令予以收复，解除了对涿县的威胁，9月14日建立了涿县革委会。
1969年4月，按照保定地委指示，保定市原市委机关干部和两派头头集中在几个地方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5月9日劳模吕玉兰等率北京军区、省革委会工作组来保定解决武斗问题，无功而返。
1969年7月13日，谢富治召河北省革委会、三十八军、省军区三方领导人进京，代表周恩来宣布中央决定保定支左由三十八军全权负责，其他方面不得干涉。三十八军逐渐控制了局势，决心大力整治。8月底，空军到保定地区空投中央针对山西武斗问题的“七二三布告”和备战的“八二八命令”，以及三十八军和保定地委的“七二二布告”，提出停止武斗、上缴武器、坚决镇压反革命。8月10日，在保定召开宣判大会，宣判两名对抗三个布告的杀人犯死刑。保定地区局势暂趋稳定，一些县里在形式上实现了大联合。
1969年底，六十三军移驻山西。1970年3月，三十八军政委王猛补为河北省革委会副主任、核心小组成员，负责保定文革支左任务。

干部和知识分子的厄运

一派掌权、成立革委会，以及在1968年6月以后开始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在整个河北省引发了大规模的侵犯人权暴力行为，造成一连串的冤假错案。一位作者说革委会是暴力行为的组织保证。他说：“革委会是唯一的权力机关，也是专政机构。掌握了革委会大权，就等于掌握了本辖区范围的生杀大权，成了独霸一方，谁也惹不起的土皇帝。革委会以组织的名义进行政治斗争，不讲程序，不遵循法律，不讲政策，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这种不受制约的权力如果不走向极端，不制造出大量冤假错案也不符合客观规律。” 而且，这样的革委会基本上是军人专政，不容其他成员置喙。在这一场旷古未有的灾难中，一些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首当其冲。“1968年春夏之际，那么多人被整死，全河北弥漫着红色恐怖。” 成为整个文化大革命中最黑暗的日子。
在省一级，“陈伯达表态之后，黑帮们的遭遇一落千丈，三天两头被毒打。因为过去省委兵团对他们太好了，要矫枉过正。” 1968年5月在省委机关西院，召开大型批斗会，被批判的主角是被陈伯达、郑维山点名的原省委候补书记名为“座山雕”的裴仰山，还有省委八位部长，名为八大金刚。还有一大批处长、干事、秘书、管理员等几十人。人人都带着大牌子，写着老右派、黑干将、小爬虫等等。裴仰山被打断了腿，由监委几个干部用抬筐抬到台上去的。 5月21日，文化局副局长简明在关押期间身亡。6月22日，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远千里不堪虐待，自杀身亡。省第二工业局副局长、吴德的弟弟赵衡随之自杀未遂。著名长篇小说《敌后武工队》的作者、河北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副主任冯志也于11月2日被迫害身亡。
1968年11月省委、省直机关干部全部集中到石家庄、宣化、邢台等地，派工、军宣队进驻，李雪峰、刘子厚直接指挥，继续落实陈伯达要“彻底击破刘、邓路线”，在学习班“乘胜追进”要让群众组织彻底“灭亡”的要求，从林铁、裴仰山、胡开明到省委省直机关大批干部没完了的检讨、批判、斗争。
在石家庄铁道兵学院，自从保守派回院掌权以后，就对一些领导干部、教员进行批斗、关押、抄家。1968年3月成立革委会。6月3日，铁道兵学院教员、七级工程师臧祥琛被迫害致死。6月22日，倾向三十八军观点的副院长刘儒珍自杀身亡。10月18日召开全院动员大会，宣布进入“清理阶级队伍”阶段。许多领导、干部、教职工被强加种种罪名，遭到审查、批斗、关押，被重点清查123人。其中，训练部250多名教工中被清理63人，隔离审查23人。11月13日，教员于家凤被迫害致死。12月7日，主任教员徐琛被迫害致死。
在邯郸，1968年“3月21日 邯郸市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召开整、建党工作座谈会，学习中央和北京军区党委的有关指示，分析邯郸市‘文化大革命’的形势，提出了整党、审干、深挖叛徒三项战斗任务，会后，在各级革委的领导下，加剧了对老干部的迫害。”从4月开始，邯郸地区邱县又搞出骇人听闻的“国民党案”。随后，馆陶、曲周等10个县及邯郸地、市机关也大肆效仿。大批在邱县工作过的老党员、老干部惨遭迫害。“1968年在所谓群众专政的淫威下，邯郸市造成了46起集团性冤假错案，受害者达3920人，700人惨遭毒打，原邯郸矿务局党委书记曹耀宗、原省建四公司党委书记陈国盛等27人被迫害致死。” 由于社会秩序混乱，疏于管理，生产事故不断。但这些事故都归结于“反革命事件”，有关人员遭到诬陷和迫害。6月6日，邯郸国棉四厂大火。6月28日纺织工业局大楼大火。两起事件后均将有关技术人员作为“反革命破坏罪”判刑。7月12日峰峰矿务局一矿瓦斯爆炸，死51人，作为“反革命事件”处理。7月31日《邯郸日报》误将“万寿无疆”中的“万”字误排为“无”字，也作为“反革命事件”处理。一时风声鹤唳，人人自危。在以后的两年里继续发生这样的事件。在石家庄，因9月30日《河北日报》在标题中漏掉了黄永胜的名字，《河北日报》被停刊整顿。这一事件被定为“现行反革命事件”。
石家庄局势稳定之后，在藁城县“县委造反组织押着甄敏义刚出县委大院，一边走一边撒传单，大喊‘县委又出了一个新的现行反革命’。因为在里边打得甄敏义已经站立不起来了，他们就像拽死猪一样往街上拽。让人惨不忍睹的是不拽衣服袖子，而是揪着头发顺地拽，眼看着一把把头发被揪下来，甄敏义就好像死了一样一声不吭，任他们折磨，躺在地上死也不动。最后连拉带抬把他弄进了礼堂。”这位县委副书记几次自杀未遂，最后被折磨致死。
这些冤假错案有辐射性，几乎影响到全国。例如枣强县在此间发生“新民党”假案，就是源于邯郸地区。这案件在1968年12月又扩大到大城市和外县，抓了150名“新民党员”。本县触动139人，严刑拷打。其中9人致死，13人致残。
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各地中小学教师再次遭难。据各县志书记载，张家口地区沽源县，自1967年开展“革命大批判”和“清理阶级队伍”以来，全县发生自杀案23起，死亡23人。8月，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学校，全县在一中举办600名教师参加的文教系统“火线学习班”，揭发出“巴（图）史（玉坤）反革命集团”，涉及校内外35人。在天津地区安次县，“1968年，教育战线又一次清理阶级队伍，全县公办中小学教师有159人被定为清理对象。截止到1975年，在清队、一打三反等运动中，全县教育系统受到不公正处分的达161人次，其中开除公职114人，因不堪凌辱而被迫自杀的教师有10人之多。”在石家庄地区的无极县：“1968年清队清出‘阶级敌人’5169名，非正常死亡76人。是年，工宣队进驻各中学，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贫宣队）进驻各小学，教学秩序混乱，教学质量下降。”

邱县事件

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期间，邯郸地区大抓“国民党”，制造了许多冤案，从各地方志的记载，打死的人在1500人以上。其中以邱县最为严重，称为邱县事件，是一桩惨绝人寰的惨案，但在邱县志上只有很简单的交待。邯郸作家田奇庄等到邱县访问，撰写《1968年的反人类大惨案》一文充满了悲愤，但是事件的主要责任者没有得到任何处理。
1968年1月，县成立“三代会”。“三代会”内设8个专政组，30个审讯室。后来抓国民党期间，全县共设专政组296个，审讯室404个。原武装部政委、现任革委会主任赵玉春在上任之前就拟定了一个首先针对前县委书记刘一心的抓“国民党”计划。
为给刘一心罗织罪名，他们首先在他的父亲刘雷身上下手。因刘雷在国民党时代是县教育委员，就说他一定是国民党员。1968年4月17日，老人在严刑拷打下被迫在他们写好的材料上按了手印，说不但他是国民党员，还介绍了他的儿子参加了国民党。于是，刘一心从河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党委书记任上抓了回来。共产党的县委书记变成了国民党，县里其他干部党员也都成了怀疑对象。用同样手段又整出十几名国民党员。仅仅七天七夜，一下子又有480多人招认了。5月1日夜，对原县委、人委县局级干部共8人动了大刑。一夜之间将这些人打成“国民党”集团。
从1968年5月27日起，县革委会把全县700多名教师集中到县一中搞了45天集训。集训期间，参加集训的教师被打成“国民党”141名，打死20名。
1968年6月，县召开抓“国民党”经验交流会，会后全县抓“国民党”打人升级（全县动用刑法400多种）。随后又捏造假情况，说“国民党”想暴乱，召开了抓暴乱分子广播大会，当场逮捕了原卫生局长武中伟。12月，在全县召开公审刘一心和原县长王士杰广播大会，冤狱一步步走向极端。
根据《邱县志》的记载，从当年元月到1969年3月，只有12万人的邱县有3835人被打成“国民党”。523户被抄家，1316人被打伤致残，734人被严刑迫害致死，受株连群众达数万人。邱县建党以来六任书记、七任县长被诬陷为“国民党员”。县直局级干部80％、公社干部70％、农村主要干部50％被打成“国民党”。邱县境内“白天路上行人少，晚上处处闻哭声，专政组里棍棒舞，何处不是动肉刑！”成为血雨腥风的人间地狱。无论整人者和被整者，都无心也无暇从事生产和经营，到处一片凋零景象。农村中拆房、卖房门的有1506户，拆房1225间，卖门670家，外出讨饭的851户，1820人。
邱县经验迅速推向整个邯郸地区。1968年5月5日至11日，邯郸地区召开“向阶级敌人开展猛烈进攻誓师大会”，要求全区对阶级敌人大刮12级台风。邱县革委副主任焦学金在会上介绍了邱县抓国民党的经验。6月4日至8日，地革委召开了“对敌人斗争经验交流会”， 8月18日，赵玉春在邯郸地区首届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介绍了他们抓“国民党”的“经验”，会后，全区刑讯逼供成风，逼打致死的人数骤增并大有推广之势。在清理阶级队伍，刮十二级台风期间，邯郸地区革委会大力推广邱县经验，据不完全统计，全地区有一万多人被打成国民党，数以千计无辜者死于非命。
当时的地区革委会和驻军干部对邱县事件予以极大关注，鼎力支持，从邯郸市抽调大批骨干人员到邱县协助抓国民党。邱县革委会抓国民党的所有策划、行动都得到了上级革委会的强力支持。原炮14师政委、革委会主任徐士信亲自到邱县鼓励他们的行为。
邯郸地区各县遭受的灾难难于尽述。例如曲周县：“在抓国民党运动中，曲周县共有3500人遭批斗毒打，其中559人被打伤致残，360人被迫害致死。造成冤假错案1377起，涉及8787人，（1447户被抄家）株连3万余人。”馆陶县：“1968年5月，全县展开了‘清理阶级队伍’、‘向阶级敌人大刮十二级台风’运动，全县造成冤假错案463起，抄家1192户，被揪斗毒打的干部群众5500余人，其中致死450人，致残650人，其中错揪国民党员2500人，致死175人，致残340余人。” 这些数据来自各县县志，但县志记载很不完整。“从部分县区史志公开的情况来看，邯郸地区仅1968年抓国民党案，就打死近一千五百人。如果全部统计，估计被打死者不会少于两千人。”
这件旷古未有的大冤案的平反过程异常艰难。从案发当时起就有人不断上告。从1968年11月省革委会多次派遣调查组前来调查，直到1969年3月派第四次工作组才命令停止抓人、解散专案组、无条件放人，冤案得以制止。但是由于整人的干部当权，直到1974年1月8日，省革委会制定三号文件，将邱县事件定性为清队“扩大化”。刘子厚说：“尽管一个没有抓住，还是抓国民党扩大化。”
1974年冬，邱县受害群众数百人到北京上访。坚决要求“否定省委三号文件，枪毙惠广志”（惠广志是邱县革委会委员、群众组织负责人，主任赵玉春原为武装部长，没人敢惹）。“十二寡妇”（逼打致死的县、局级领导干部家属）多次到中南海上访，哭诉冤情。
更多的苦主拥到县城。“这是座不大的县城，只有一条大街，此刻不逢集不过庙会，却突然拥挤着成百上千衣衫不整、面容憔悴、目光呆滞却不乏哀怨和仇恨光亮的男女。县革委会大院立即被这些布衣百姓塞满的，显得拥挤而狭小。这些突然而至的人们不知从什么时候从沉默中爆发出高声的怒骂和低声的哭泣，整个大院灌满了震撼灵魂的悲鸣。招待所的农铺大炕上挤满了残肢断指的男人，会议桌上横躺着酷刑致残的老者；四方通往县城的黄土小道上，一辆辆‘吱吱咣咣’的独轮车不断地向县城涌来，车上坐着的不是手攥状纸的老妇，就是手抹眼泪的孩子……有的泣不成声，有的怒火冲天。女人来寻丈夫，孩子来找父亲，可他们的亲人已早怀着愤懑、冤屈、不安的灵魂到天国去了。他们走得太悲苦，太残酷，太冤枉，太匆忙，没有向亲人道声永诀，有的尸骨无存。他们倏然而去的生命化为无法安息的魂,随风一起向他们的至亲至爱不停歇地诉说着人世间的不公平；他们不死的冤魂带领着那些至亲至爱一路走来，他们直呼着亲人的姓名要找某某人索命。”
文革后的1978年11月，邯郸地委才为这一假案彻底平反。1982年，省委处理邱县“遗留问题”，处理原则是“不开杀戒”，邱县事件主要负责人赵玉春仅判15年徒刑，副手惠广志倒是判了个死缓，因为说赵是被惠“欺骗”的。至于他们的后台、将此惨案推向全地区、背负2000多条人命的元凶、邯郸地区革委会主任徐士信却未受任何处分，回到部队后即不知去向。你可在网上查到副主任罗成德的事迹，但主任徐士信消失得无影无踪。
邱县事件的一大特点是县里历任负责干部全都被整。田奇庄等人文章分析：“为什么众人很轻易地被激发起仇恨呢？恐怕与建国后干部执行极左路线不无关系。从1957年搞合作社开始，农民被迫走上集体化道路，可以说大家基本上没过上好日子。在城市、农村的二元化发展中，农民沦为二等公民。农民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成立人民公社大办集体食堂，谁家也不许存粮食，大队干部挨家挨户搜，搜出来不但没收，当事人还会关黑屋挨打。大办钢铁时，村干部把每家的铁器搜刮一空，连箱子鼻、门锁都摘下拿走。那时，农民经常义务出工修渠挖河，数九寒天人人都得脱光脊梁干活，谁头上不冒汗，棒子队说打就打……”奉行的是“斗争哲学”，而被迫害者一旦造反，很容易对迫害者实行报复。再补充一句：“据说，当年这里执行土改政策最坚决，凡是地主，全家老少一个不留，统统被处死。”

“伊玛尼党”冤案

伊玛尼（IMAN）是阿拉伯语，意为“信仰”，即指信仰伊斯兰教的人。1951年朝鲜战争时期，国内正在加紧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时候，公安部收到一封检举信，说有人在抗日战争时期，在沧州地区秘密组织了一个“回民执行委员会”，又称“伊玛尼党”，借助共产党名义发展党徒，组织回民武装，1949年后仍在活动。
这封信检举的人叫丁溪野，当时担任赴朝志愿军112工程队政委，正在朝鲜赶修机场。他的两个弟弟也被检举为“伊玛尼党”骨干。其中三弟丁铁石曾为抗战期间著名的冀中回民支队政治部主任，也是司令马本斋的入党介绍人，现任装甲兵党委委员、技术部副部长。四弟丁坚当时担任哈尔滨市财政局副局长。丁溪野和丁坚也都曾为回民支队的重要干部。丁溪野还帮助成立了抗日的冀鲁边回民支队。整个丁氏家族全力支持、参加抗战事业，并有三人为国捐躯。满门忠烈 。
公安部当即立为大案，秘密下令对三兄弟进行审查，将丁溪野从朝鲜调回，将其和丁坚监禁审查，却不说缘由，被审查者和监狱当局都不知他们犯了什么事，此案在1957年结案，将丁溪野释放后被撤职，成了普通工人。将丁铁石降职、留党察看半年。以“三反运动”的名义判了丁坚的刑，虽然“伊玛尼党”未证实，实际对丁氏兄弟实行“内控”，不予提升。在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丁铁石再次挨整 。
1966年夏，“四清”运动后期、文化大革命初期，孟村、黄骅、海兴、沧县等地群众揭发历史上发生的几起回汉民族纠纷事件与“伊玛尼党”活动有关，将“伊玛尼党”案又重新提了出来。当时沧州地委“四清”工作总团把“伊玛尼党”定为反革命组织进行了清查和处理。1968年8月12日，沧州地委将丁溪野从哈尔滨拘捕到沧州地区，关进了黄骅县公安局。同年12月15日转为正式逮捕。随之丁铁石和丁坚也分别在北京和哈尔滨被捕。1968年10月20日，丁溪野被迫害致死于黄骅监狱中。死后秘密掩埋，封锁消息，不通知其家属。
其间，沧州地区有关县也在揪“反革命组织——伊玛尼党”分子。据有关资料记载，在“四清”和文化大革命中全区共查出“伊玛尼党”成员171人（较1957年结案时增加100人）。黄骅县是重点清查的县，查出43名“伊玛尼党”成员，除死亡、外迁者外，绝大多数有所触动。

五、斗批改运动

斗批改运动和大清查

因为在中共“九大”政治报告第三部分有“关于认真搞好斗、批、改”内容，从1969年开始，河北省开展一个“斗批改运动”。其主要任务是“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实际运行中还包括“教育革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内容，后来的“一打三反”也包括在内。大约到1971年结束，各地进程不一。
在天津地区：“1970年1月底去冬以来第一批农村‘斗批改’铺开147个公社，3112个大队。共组织了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20108人。搞清队的362个，搞整党的1687个，建立支部的1063个。全区整个农村从上一个冬春以来，共揪斗了117042人(不立案未计入)。其中去冬以来揪斗的2814人，经过深入调查，群众讨论，上级批准，已落实定案的91945人，戴帽的33586人，持帽的629人，免戴的30467人，法办的262人，定为人民内部矛盾的27010人。”
在张家口地区的尚义县，从1969年7月到1971年7月进行“斗批改运动”。“斗批改运动历经３年，共派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4158名，清理出‘重点人’433名，已落实定案3947名，其中敌我矛盾性质4636名（判处死刑３名，判处有期徒刑36名，戴帽管制274名，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150名），揭出1946年尚义县党政干部战略转移后，全县发生反攻倒算案95起。经过阶级复议，新划地富有164户。经过‘三反’，查证落实贪污盗窃款31.4万元，粮食、粮票15.95万斤，布料布票1.02尺，实物折款2.6万元，投机倒把牟利3.3万元。多数人已退赔。”
在这些运动中，普遍进行了突袭式的“大清查”，即集中大量人力，一般在深夜突然清查某一地区，进户清点搜查。
例如在邯郸市：“1970年1月13日 邯郸市革委组织发动14000余人对贸易、陵园、城关、中华、火磨、邯北、联纺、苏曹、马头公社和矿区、铁路大院等地方进行大检查，打击‘投机倒把’活动。3月21日凌晨 邯郸市进行全市性的社会大清查。这次行动是由市革委组织领导的，是‘一打三反’运动的组成部分。”
在天津地区：“1970年2月26日夜天津地区各县组织了第一次大清查。投入大清查的共22200余人，重点清查县与县、公社与公社的接合地区、大村镇、偏僻村及旅店、车站等，共清查了大村镇1357个、38849户，清查出有各种问题和怀疑的1517人，还清查出很多物资及凶器、火枪、子弹、手榴弹、毒药等。又于8月16日至17日在全区范围内组织了大清查，组织清查队伍86803人，共查出有各种问题的706人，查获粮食35572斤，油脂油料898斤，现金5802元 ，布(布票)3037尺。”
天津地区文安县“清理指挥部”以“破四旧”、清理阶级敌人为名在1969年8月22日至10月1日，在全县范围内先后搞了四次大清查，出动基干民兵3.3万次，清查了1730人。1970年2月12日，“一打三反”运动开始。2月24日深夜4时，“按照县革委部署在全县范围内统一时间、统一行动，以专政对象（地、富、反、坏、右）及相关对象为目标，进行了闪电式的大清查。清查内容是‘四旧’、‘违禁物品’。清查结果：定为案件的145起，涉及162人。此后于5月24日、8月16日进行了第二次、第三次清查，制造了一些冤假错案。”
石家庄地区藁城县1970年3月20日全县大清查，为时一个月，清查了762户，主要是地、富、反、坏、右和有重大政治问题者。
所以这个“斗批改运动”既侧重政治也侧重经济。“大清查”则类似于文革初期的抄家和“破四旧”。

一打三反

“1970年的春天是河北，也是全中国最恐怖，最冷酷的春天。” 这一年初，在全国开展一打三反运动。时任河北省委书记的李雪峰有个关于三个有关文件的讲话。2月22日，在保定传达了这个讲话内容 。讲话精神只有一个字：杀！通篇讲的都是这个。他说：“首长负责要向群众讲清，帝修反一来，这些反革命就是他们别动队，我们打击反革命，打击的就是苏修的别动队，这样就把外批苏修，内批刘修结合起来，不要让群众感到是另一回事，这仍然是清队工作。先杀一批反革命，配合战备，各个单位都要发动群众搞。如果一个县杀三个，全省就四百多，但不要杀得太多，多数还是几个群众（此处疑有误）。”然后呢？“一个县通过杀几个后，群众要讨论，一批又一批是一次又一次的群众大讨论，也是大宣传，家喻户晓。”他还说：“组织专案班子，要处理一批。处理一批就是一个战役，有专人审查材料。班子要精干，发现问题马上去了解。各地区杀关管的班子很快成立起来……”
政治运动以杀人开始，这在中共历史上还不多见。相信这不是李雪峰个人的意见，当时全国各省市自治区肯定都在传达同样的精神。据说，这精神来自毛泽东在“一打三反”文件上的批示：要杀一小批。
李雪峰说“如果一个县杀三个”理解起来就是指示杀三个，可能大多数县都是按此数杀的。例如张家口地区的张北县于3月25日召开“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公判大会”，有23000人参加大会，还有153600人收听现场广播，三人被判死刑并当场执行 。又有张家口地区尚义县，在1971年结束的“斗批改运动”中杀了三人，可能就是在“一打三反”运动中杀的。
根据《邯郸大事记》的记载，1970年3月1日 邯郸市革委将刑事犯罪分子和“反革命分子”的罪行材料下发基层，让群众讨论处理办法。3月5日下午 邯郸市革委召开有7万余人参加的“打击现行反革命破坏集团大会”。市革委负责人作报告，当场逮捕了8人。3月15日邯郸市革委在市体育场召开有15万人参加的打击现行反革命分子公判大会，宣判5人死刑。3月25日 邯郸市革委召开“打击反革命分子破坏活动公判大会”，宣判11人死刑。4月24日 邯郸地、市革委召开“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公判大会”，宣判31人死刑（其中邯郸市3名）。6月6日 邯郸市革委召开“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公判大会”，判处32人，其中死刑7人。7月22日 邯郸地、市革委召开“打击现行反革命分子公判大会”，判处70余人。1970年邯郸市在“一打三反”运动中，共检举、揭发2413人，被定为敌我矛盾的共865人，宣判19人，其中杀14人，关128人，管21人。
上述几次公判大会执行死刑人数总共54名，减去邯郸市14名，剩余40名为邯郸地区的。邯郸地区总共15个县，所以每县杀人数大致与李雪峰在报告里布置的指标相符。但7月22日判决70余人，未述是否有死刑。如有，则总数更多一些。
保定市从1970年2月到1972年12月底，全市经过近三年的“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运动，共清查重点人6442人，其中定敌我矛盾的1260人（叛徒86人，特务200人，现行反革命260人，没有改造好的五类分子714人）。在此期间，召开7次大型公判会，宣判死刑17人，判刑148人（含死缓7人），管制59人，交群众监督改造的347人，敌我矛盾按照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771人。运动中有115人自杀身亡。这些数据应仅限保定市，不包括保定地区。从这组数据得知，在这一运动中，自杀身亡的人数可能远超过被杀害的人数。
天津地区召开五次公判大会，未公布判处人数。
杀一批，杀的都是些什么人呢？1970年3月4日，《河北日报》女干部王韵芬因替刘少奇鸣不平，在石家庄万人参加的宣判大会上被判处死刑。3月8日，玉田县复员军人王怀静因给毛泽东写信怀疑林彪，在玉田县被枪杀。3月19日，保定电缆厂青年工人张坤豪因“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吹捧刘少奇”而被枪杀。4月29日，石家庄车辆厂工人李富元因高呼“打倒林彪”而被枪决 。
据裴仰山说，文革中，河北省以“现行反革命”处决的数目，在全国各省中是比较突出的。初步复查，冤杀、错杀的有93人，其中刘子厚亲自批杀的43人。
还有，就是派性斗争中的牺牲品。“1970年3月12日，邢台地区公检法军管会在市体育场召开有地、市、县两万人参加的公判大会，判处李冬等死刑(李冬原任章村煤矿副矿长，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为一派群众组织头头，于1968年6月24日被以‘现行反革命罪’逮捕)。”
还有些牺牲者，说不出什么像样的罪名。例如衡水地区故城县有一名贫农出身的社员秘兰坡，因为独出心裁放了一个能发光的风筝（电池电源），惊动了故城军用机场，并报告了北京空军，结果以“制造战争恐怖”罪名被枪毙。还有一名天主教堂修女，因为说了一句：“现在社会乱得很，是魔鬼闹世界。”被枪毙 。
“一打三反”运动侧重政治问题也涉及经济问题。例如在天津地区，“经过清队‘一打三反’,共揪出有各种‘问题’的‘重点人’11万1311人，其中有政治问题的8万4628人，有经济问题的2万6683人。已查证落实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获利款649万多元，粮食209万多斤，挖出一批隐藏的‘阶级敌人’。”
《邯郸大事记》写得比较好。例如报道当时的这样一种趋势：1971年“春节期间，邯郸市革委开展‘拥军爱民’活动，设宴请客大吃大喝，一次花费7000多元。基层单位纷纷仿效，全市刮起大吃大喝风。”以后几年，这股风蔓延全国，特别是在基层，当然不全是从邯郸刮起的。

县级文革

河北省县级文革大抵与大中城市同步，但与地域有关。距离大城市近的地方，受从大城市来的串联学生影响较大。
但是在河北省运动发展不平衡。到了1967年1月，在河北省的一些落后地区，运动仍然严重滞后。据天津市干部王林日记记载：“王小平24日回到深县，先回来的演员由于造‘红海洋’的反，引起了一场全县机关、团体的大围攻。在斗争中得到了北大、清华等大专院校学生的大力支持，和县油棉厂一部分造反派的援助。县人委会夏全喜竟公开煽动群众武斗，打了学生。造反派揪出夏全喜要求公安局依法处理。公安局坚决不答应，找到县委会，县书记不同意，造反派在县委会展开了大辩论、绝食。公安局派公安人员到县委会对革命造反派实行白色恐怖，没吓倒他们，县委跑到专区找来四个地委来县镇压，结果被革命造反派拉到大街上斗了。接着造了公安局的反，把两个局长扣起来。这两位局长竟说出：‘你们如不从北京回来说打倒刘少奇、邓小平，我们还不知道呢！’”
在一般县里，中学是最高学府。一般学生岁数高于大中城市中学生，更为成熟。所以在县城里，中学生在文革中的地位类似大城市中的大学生，在文革初期即起了领头羊的角色。另一类群众组织则由县直属机关中副县级以下干部组成，约出现在1966年11月以后。1967年夺权以后，群众组织普遍发生分裂。
例如1967年1月26日，丰南县胥各庄中学“总红”和稻地中学“红旗”、“红卫兵”和县委、县人委几个造反组织夺权。夺权后分裂为拥护夺权的“一·二八”派和反对夺权的“三代会”派，后多次武斗。
在张家口地区的尚义县，“５月６日，尚义一中造反派连续冲击‘县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和县委机关造反‘总部’以及县人委机关‘红反兵团’。至此，县内造反组织分成观点对立的两大派，开始派性斗争。”
一些县里发生过十分激烈的武斗。例如1967年6月23日安国县“保派”（“红楼派”）第一次攻城。25日攻入。死亡5人，县棉纺厂失火。7月25日，“踢派”（“工总派”）攻入县城，为二次攻城，双方死亡13人。8月29日“保派”组织第三次攻城，连攻三次没有成功，制药厂被击中起火。
唐山地区迁西县一位县委干部谭忠惠发表《风雨山城》回忆录。他因为支持少数派，文革中受到迫害。他的回忆集中写文革中干部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当然也暴露了文革给这个县带来的灾难。在该县“据官方统计，在1967年12月成立县‘革委会’以后的3年时间里，在这个当时只有48，600多户的山区小县，制造了940起冤假错案，造成了144人非正常死亡，有45人被打伤致残，387户被抄，经法院判处的‘反革命案’55起，有3起判了极刑。”
邯郸地区的大名县在1967年2月20日夺权后群众组织也分裂为“捍卫”和“砸烂”两派。“捍卫”派由“造反总部”等组织组成，成员多为机关干部、工厂工人。“砸烂”派主要由二中的“二新”和大名师范学校的“东方红”组成。两派之间的分歧和斗争还涉及1953年发生的“大名事件”。当时指控当时的县委书记陈子明“维护地主阶级利益，报复陷害检举人，拉拢包庇坏分子，抗拒党的检查”等所谓反党罪行，将其开除党籍，并判5年徒刑。县长郭仰之因“包庇”陈子明，也被开除党籍。县委被撤销，多名县级干部被处分。此案经省、地、县先后批准处理了26人，受批判58人，总共涉及177人。文革中，“二新”和“东方红”等造反派为这一事件翻案。县革委会成立后，以“造反总部”名义召开大会批判造反派的翻案活动，声称“大名县文化大革命的实质就是为五三年翻案与反翻案的斗争”，迫害为这一事件翻案的人员。文革后历史上的“大名事件”得到平反 。

滦县文革

滦县文革之所以比较典型，是因为该县与唐山市毗邻，境内有五所中等学校：一中、二中、滦县师范学校、唐山粮食学校和唐山商业学校。在历史上，历次政治运动也搞得比较激烈，有一些历史遗留问题。
文革初期，各校成立了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取代了原校领导，并把本校原领导和教师排队，划出“重点人”，作为批判对象。例如在滦县一中，被定为“重点人”的学校领导和教师23人，这些人被迫参加劳动改造并时刻接受审查；30多名领导和教师不同程度地遭批斗，1人被捕，3人被游街示众。
红卫兵运动期间，各校按照唯成分论，指派某些学生当了红卫兵，参加8月18日的毛主席首次检阅。后来这些运动初期的积极分子组成“卫东红卫兵”。而运动初期被压制的学生组成“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后来成为多数派。
以后的大串联时期，社会比较安定，县委精力还集中在四清运动。11月，出外串联学生回校，原来的四清工作队员也回到本单位，四清后期指定的一些各级新领导也回原单位。“三方面人流的返回，使县城立即沸腾起来。” 基层造反组织和学校红卫兵不断冲击县委和人委，要求前期所派“文化大革命”工作队回去做检查。也有不少农村的造反派，来县里揪斗四清工作队员。
此时，县委、人委及县直单位的副县级以下干部们也纷纷成立起造反组织。它们分别站在中学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和“卫东红卫兵”一边，形成县级对立两派。县直机关的“争朝夕”后来成为造反派的代表。在初期，造反派不很关注干部问题，而很关心自己的“名分”，即要求承认自己是“左派”。
1967年1月29日，“争朝夕”这一派夺取了滦县党政领导权，成立了“滦县夺权总部”。他们取得驻军二十四军72师的支持，抢先成立了“三代会”，即红卫兵、贫下中农和工人代表大会。另一方面，他们与唐山市同为造反派的“矿派”相联系。因为“矿派”被人叫做“矿老二”，所以滦县这派俗称“老二”。
与其对立的保守派一直受到县武装部的“支左办”的支持，于此时成立“党群总部”，和唐山市“三代会”一派。他们相应成立了“革命三代会”，因此被叫做“老三”。
军队支持不同的派别，最初有一定偶然性。一中学生红卫兵分派以后，造反派主要在该校西校活动，而保守派主要在东校活动。支左时，二十四军进驻西校，而县武装部进驻东校。后来他们都支持所在学校的派别。
在结合干部问题上，两派也尖锐对立。“党群总部”支持县委书记王巨峰，而“争朝夕”则倾向结合县委副书记朱思田。
1968年3月11日，“滦师斗批改”冲击滦县一中西校“老二”派大本营，从此，武斗事件不断发生，而且规模渐大。两派抢占要地，形成割据态势：“老二”占据西城，“老三”占据东城，进行旷日持久的武斗。
1968年8月18日，滦县革命委员会宣布成立。在委员数量上两派对等。到1969年3月，全县各个公社均成立革委会，但在委员数量上，“老二”占80%，“老三”占20%。“老三”不满，到邻县乐亭组织武装游击队，称县大队，企图以武力摧毁各级革委会。1969年3月21日，县大队抄了雷庄公社革委会，发生武斗。为了防止县大队的打击，县革委会组织起“捍卫三红指挥部”，各公社随之成立“捍三红”。到1969年12月底，发生武斗26次，死亡38人。大规模武斗有上百人参加。
此时，在唐山市和唐山地区，自从陈伯达讲话以来，“三代会”派取得决定性胜利，“矿派”遭到整肃，土崩瓦解。只有这个滦县革委会以“矿派”为主，自然长不了。
1969年冬，72师调承德。唐山地区革委会和军方决定1970年4月15日开始在山海关办学习班，滦县两派1253名干部参加，封闭管理达一年之久。学习班上“清队打反”，揪所谓重点人1521人，其中专案审查793人，造成大批冤假错案。开办学习班同时派六十六军组成军宣队进驻滦县全面军管，收缴武器，制止武斗。9月28日，山海关学习班重新组织县领导班子，几乎完全由“老三”组成，实现一派掌权，镇压对立派。
滦县文革中制造出大批冤假错案，一直延续到文革后清查“三种人”运动，大批无辜干部群众遭到残酷迫害，总共非正常死亡236人。原县委书记王巨峰被诬为“叛徒”也于1968年在囚禁中身亡。

六、从批陈整风到文革结束

批陈整风和华北会议

1970年8月，九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翻船。11月中央发文号召揭发陈伯达。12月13日，三十八军党委上报《关于检举揭发陈伯达反党罪行的报告》。这个报告分三部分：树立个人权威、插手军队乱军夺权、保定问题上大搞分裂活动 。
毛正在寻找陈的罪证，于是很快做出批示：“林、周、康及中央、军委诸同志：此件请你们讨论一次，建议北京军区开会讨论一次，各师要有人到会，时间要多一点，讨论为什么听任陈伯达乱跑乱说。他在北京军区没有职务，中央也没有委托他解决北京军区所属军政问题，是何原因陈伯达成了北京军区及华北地区的太上皇？林彪同志对我说，他都不便找三十八军谈话了。北京军区对陈伯达问题，没有集中开过会，只在各省各军传达，因此，没有很好打通思想，全军更好团结起来。以上建议是否可行，请酌定。毛泽东1970年12月16日。”
12月22日，华北会议在北京召开，到会的有北京军区所属各省军区及野战军师以上干部、河北省地委以上干部共400余人。1971年1月9日起，根据毛的指示，原参加中央军委批陈整风会议的140多名高级将领也参加了华北会议。三十八军在会上继续揭发批判陈伯达，也涉及北京军区领导。江青两次到会，在会上提到磁县流血事件，大骂军区领导。1月24日会议结束，周恩来宣布，根据中央决定，免去李雪峰、郑维山各项职务，任命李德生为北京军区司令，谢富治为第一政委，纪登奎为第二政委。
1971年2月6日至3月24日，河北省举行批陈整风会议。刘子厚在会上作了检讨。检讨主要内容是追随李雪峰，执行了反党分子陈伯达的反动路线，集中表现在完全同意、执行和坚持了陈伯达在保定问题上的表态。3月31日，省革委会核心小组发出通知，正式宣布“省委兵团”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因反对反党分子陈伯达，参加或支持“省委兵团”，抵制反动路线而受到批判、处理的，予以平反。
3月30日，毛泽东在河北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刘子厚的检查上批示：“上了陈伯达贼船，年深日久，虽有庐山以来半年的时间，经过各种批判会议，到3月19日才讲出几句真话，真是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人一输了理（就是走错了路线）就怕揭，庐山会议上的那种猖狂进攻的勇气，不知跑到哪里去了。”
1968年成立省革委会后，虽然李雪峰是革委会主任，但他是外来户，真正权力掌握在盘根错节河北多年的刘子厚手里。他利用权力竭力在政治、经济上打压保定，使保定各级政权难于正常运行，应对保定问题负有很大责任。毛泽东对他的批评是很严重的，但是没下决心拿掉他，而且让他代替李雪峰当了省革委会主任，为后几年省内的动乱埋下了伏笔。
但是省内一些被陈伯达打成反革命的群众组织乘此机遇得到了平反。1971年7月5日，省委同意以地委名义为群众组织河北农业大学“农大造反团”平反。
1971年10月邢台市革委提出“落实群众组织政策”，在各级领导班子中陆续充实了一部分“文化大革命”中持不同观点的一派群众组织即“野战军”的头头。
华北会议提到磁县事件，并上纲到“武装镇压群众”高度。对郑维山揭发材料的第（五）条是“关于武装镇压群众问题”。其中说道：“68年2月，河北省磁县两派群众武斗，郑维山违背中央指示，向部队布置说‘如有坏人抵抗，可以开枪还击，只能起威胁作用，一个点只能打死二三人，不能多了。’结果部队开了枪，消耗子弹一万多发，群众亡几十人，伤者很多，至今还扣押着57人。”
于是，“1971 年9 月，有关部门对‘磁县事件’中在押的48 人予以平反，并当场释放，销毁在押中的所整档案。”
“九一三事件”后，又开展“批林整风”，把磁县事件和林彪联系起来，加重郑维山的罪状。揭发材料说：“郑维山、李雪峰秉承林彪的反革命旨意，下令开枪镇压群众。一九六八年二月上旬，解决磁县两派群众组织武斗问题时，郑维山、李雪峰秉承林彪‘采取断然措施’的口述命令，疯狂镇压革命群众，郑维山下令开枪，并杀气腾腾地叫嚷‘要拖住他们’，命令部队‘首先进行包围，如遇到抵抗，鸣枪威吓，对顽抗的据点可以用炸药炸，可以还击，每个点可以打死两三个人’，造成了伤亡军民一百多人的严重的反革命流血事件。事后，他又编造假报告欺骗中央，妄图掩盖镇压人民群众的严重罪行。”
于是，“1975 年8 月28 日，邯郸地委在肥乡县办了‘磁县事件’和‘清队’扩大化学习班，追查肇事者，分清责任，落实政策。‘磁县事件’的参与者，无论是‘县总’还是‘红总’，均被当作受害者平反。”
所以说，打倒陈伯达使河北省的文化大革命仅在“落实政策”意义上发生反复。
邯郸地区由于在过去几年发生邱县、磁县等重大事件，很多群众乘此机会发出正义的呼声。1972年11月6日 邯郸市招待处墙上又出现一份《关于目前落实正确对待群众政策的声明》的大字报。这份长达46页的大字报提出了12项加快落实政策速度的意见，要求省、地、市委“承认一派掌权，纠正一派掌权”；“落实干部政策，给打成‘反军派’、‘反动流派’的‘黑高参’、‘黑后台’的革命干部平反”，“严惩杀人凶手和打人凶手”。他们在大字报中还提出了关于磁县事件和邱县事件的处理问题，指明邯郸地委主要领导人徐士信负有罪责，应该受到党纪国法的处分。
此后市内大字报和大字标语不断出现，内容都是要求落实政策和对这项要求表示支持。看的人很多，部分群众也在本单位写大字报，要求落实政策。11月2日，省委第一书记刘子厚、第二书记郑三生等到邯郸检查工作。当天，邯郸市招待处墙上贴出一张《讨还血债，严惩杀人凶手》的大字报。11月3日晨，邯郸市许多主要街道的电杆上、树干上、一些机关商店的门口、汽车站台等处都出现了小标语，要求刘子厚为受害群众公开平反，全面落实党的各项政策。

批林批孔运动

1974年初开始的“批林批孔”运动，被一些造反派认作是“第二次文革”，河北省的造反派也不例外。
刘子厚的问题再度被提了出来，成百上千的保定群众每日乘几百辆汽车涌到石家庄，声言要揪出林陈反党集团的余孽彻底解决保定问题，反刘大字报大标语铺天盖地，反刘风暴风起云涌，大有不把刘子厚拉下马誓不罢休的气势，批刘不仅震动了河北也震惊了中央。当年的7月29日，时任党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政治局委员江青、陈锡联、纪登奎等，在三十八军军部有刘子厚及省军区保定党政军主要负责人参加的千人大会上，正式表态说：保定问题的路线是非已经清楚了。
石家庄一位老干部、曾任劳动局副局长的柴晋川贴大字报批评刘子厚：“老反革命陈伯达反动表态后，在群众专政、刮飓风、清队、一打三反等运动中，不少人被打死、逼死或打伤致残，这到底算什么问题？你们有错没错？……你们不是经常说落实政策吗，落实了七八年了，你们落实了什么呢？”
此时的形势已非昔比。早在1968年5月9日，在保定贴出署名贾德普等三人的一张《在历史的经验与教训面前——论我们的斗争》的长篇大字报中说：“所以，保定两派的形成已经不仅仅是一个观点上的分歧。观点分歧是有的，这在运动的初期表现得比较突出。可是到了后来，由于观点已经转化而为派别的利益，所以巩固的两大阵营形成了。”
河北两派大多是1967年后形成的，争论焦点是“二月逆流”问题。观点固化为利益之争，关键问题就是刘子厚的去留。但是在基层，也发生许多变化。一派掌权持久，内部必然发生分化。保定造反派即工总派，本来组织上就不统一，内部争斗得很厉害。1973年以后，三十八军逐步退出支左，刘子厚乘机派人改组保定地委，使保定地区形势复杂化。
这时期在保定地区涿县发生华北农业大学事件。华北农大就是北京农业大学，在文革中历经磨难，于1970年被迫迁往陕西延安地区甘泉县，因无办学条件，又于1973年迁回河北涿县原该校农场旧址。当时该农场已为三十八军所占，经谈判协商后于1973年10月交接。
根据河北省委文件，1974年3月13日由保定地委派遣的工宣队进驻学校。当时正逢“批林批孔”运动，工宣队乘势掀起批判“右派翻案”高潮，要求恢复革委会掌权时代，散布学校整“五一六”是“打击了造反派”。“他们热衷于为被学校正在清查的对象翻案” 。
在1971年林彪事件以后，各地均已停止对所谓“五一六”分子的审查。在“批林批孔”时期，有些地区如江苏对这种肆意迫害群众的行为进行批判，但是在华北农业大学，直到1974年仍对原造反派领导冯兴旺进行拘留审查。工宣队进驻时期的10月4日，冯兴旺“不经批准私自外出”到一个公社，学校派两教师到公社“寻找”被扣押。事情闹到国务院才予以解决。由于1974年10月发生群众哄抢事件，根据省委决定，工宣队于1975年4月28日撤出。
保定地区原“工总派”主要攻刘子厚，邯郸地区的前“市联派”则主要攻击后来结合的领导干部，也许是对“落实政策”的反弹。说“市联派”是造反派不很确切。这一派的代表是现任邯郸市革委会副主任靳瑀。他原为市委副书记、市文革领导小组组长，因擅自决定逮捕财贸学校学生吝明亮被免除职务。1967年造反派夺权后，他以受害者的面目出出，积极揭发、批判市委其他领导人，因而作为领导干部被结合。在1974年的“批林批孔”运动中，他整理了一份题为《邯郸市复辟倒退的一些情况》的材料，攻击其他领导干部，煽动派性。
3月16日，一些人以郊区革命群众的名义在邯郸市委门口贴出大字报，攻击已结合的干部王首道“排斥”三支两军干部“反对五七干校”，“反对新生力量”。3月21日峰峰矿务局百余人闯入邯郸市委机关大院，围攻市委主要领导人力矢等。力矢是原地总派拥护的领导干部，时任市委副书记。

“反击右倾翻案风”

1976年初，中央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保定地区再次发生动乱，一些地区又发生武斗。
矛盾首先发生在如何处理涿县问题。涿县的县委书记丁德进原是复员军人、城关派出所所长，1972年开始担任此职，是保定“工总派”后期重要人物。1974年哄抢华北农大事件发生后，在1975年的“整顿”时期，根据省委指示，保定地委于8月23日对丁进行审查，并任命了新的书记。但是9月22日，地委工作组在涿县被围攻，几位县委新成员根本无法进入。这种情形一直维持到1976年初。
1976年2月7日，在新的形势下，保定地委举行第三次常委会议，决定收回1975年文件，丁德进恢复原职，华北农大再次派驻工作组。地委于2月17日再次派工宣队进校，进行夺权，于7月3日宣称“中共保定地委受权决定恢复华北农业大学革命委员会”，并召开庆祝大会。学校领导小组被迫撤离涿县，并向上级发出一系列文件申诉，如8月25日发出《关于丁德进等人在我校为“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翻案问题的通知》。但直到文革结束后这些问题才得到解决。
这次常委会议由第一书记陈哲主持并在会议文件上签字，但实际他受到控制，所以省委不承认这次会议决议，无法改变涿县的现实 。
因为陈哲年迈且耳聋，省委决定改变保定地委领导班子。1975年底，省委考虑省委副书记吕玉兰是全国著名的劳动模范，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很有影响，就派吕玉兰和省委常委等人组成保定工作组，去保定解决问题。1976年4月，省委又决定组成保定地区党的临时领导小组，由吕玉兰任组长，“代行地委职权”，但都没能取得成功。
此时，省委想起了雄县的劳模、县委书记杨凤鸣。他并未参加任何一派群众组织，且在当地有一定声望。他当时虽然是保定地委常委、地革委副主任，实际上只是主持雄县工作的县委书记，当然不愿意接管保定这个烂摊子。
在省委考虑此案的同时，保定的“二杨一吕”们也在考虑同样的问题。这是因为当时传说省委正在设法改组保定地委，所以他们想先下手造成既定事实。而且这次他们同省委想到一块去了，也选中了杨凤鸣，想用杨凤鸣这面旗帜去对抗省委的任命。杨也出席了地委第三次常委会议并且赞成会议决议。4月7日，杨连甲等人给杨凤鸣打来电话说明了会议的意图。次日他们在涿县召开了保定地委第七次常委会，在本人缺席情况下，选举杨凤鸣担任地委书记，自行改组了地委。会后通知了杨凤鸣。杨自然拒绝了这一决定。
保定地委这一招数使省委为难。他们只好也做出同样决定，找杨凤鸣到石家庄谈话。最后杨同意了这一任命，但提出三个条件：第一必须一碗水端平，不能支持一派反对一派；第二，地委副书记、地委常委“二杨一吕”等人暂时不能免；第三命令暂不下达，先回去做做工作 。
1976年5月12日，省委同时发出两份文件，一是决定撤销省委派出的保定地区党的临时领导小组，二是同意保定地委第一书记、地区革委会主任陈哲因病休养，决定“由杨凤鸣同志代理地委第一书记、地区革命委员会主任”。
杨凤鸣上任时发表讲话阐明他的执政原则，对保定问题双方均有批评。他说保定方面有对省委有意见可通过正当渠道提，不应当采取不正当的手段，另一方面说省委也有错误。这也是他的一贯立场，但这种中立的态度两边不讨好。省委方面给他记了一笔账。保定方面不予合作，使他难于在保定开展工作，仍然在他的雄县呆着。后来地委副主任杜森尧也到了雄县，地委实际上分裂了。但是在唐山地震前杨凤鸣终于移到了保定。
保定地区另一农校河北农大也是一所有悠久历史的名校。当时河北省委学“朝农”，要把这所学校拆散到五处，遭到该校师生的广泛反对。1975年夏季，地委工作组进驻该校，集中批判带头抵制搬迁的原“农大造反团”领导李宪智。此后省委多次督促搬迁。1976年2月7日，保定地委发出文件，要求“工宣队速返农大”。2月学校开始搬迁，校本部及园艺、植保系迁到石家庄地区获鹿县牛山，农学系迁衡水地区前磨头，畜牧系迁往邯郸地区永年，农机系迁往唐山地区昌黎县，水利系并入沧州市河北水利专科学校。学校一分为五，时人称“五马分尸”。2月18日，石家庄地区工宣队进驻农大牛山总校。
中央决心解决保定问题。“从这年的6月21日到7月27日，党中央在北京京西宾馆举办解决保定问题的学习班，参加成员有河北省委、保定地委的主要领导和保定‘造反派’头头，玉兰也参加了学习班。据她当年的笔记本记载，当时的中央领导王洪文、纪登奎、陈锡联、吴桂贤、吴德等，先后5次接见省、地领导。在接见时，王洪文一方面讲要稳定形势，另一方面又让‘造反派’给省委提意见，要求作检讨，实际是‘批斗’省领导。刘子厚在会上检查了两次，也没通过。” 随即发生唐山大地震，学习班不了了之。
时任涿县县委副书记的李振寅说：“由于中央的态度是各打五十大板，因此更加剧了保定杨凤鸣与杨连甲、杨志昌、丁徳进等人的分裂，特别是丁徳进参加了中央接见后似乎身价大增，逐渐由幕后走到台前欲取杨连甲而代之，更增加了保定问题的复杂性、尖锐性。保定的分裂带动并加速了各县的分裂，不少县又重新建起了武斗队，攻城占地、割据称王，保定形势日趋恶化，一旦失控大有演变成文化大革命中大型武斗的局面。”
保属各县的形势，可见1976年8月6日杨连甲在定兴召开的“北片”各县会议上的讲话；“自从省委工作组和地委临时领导小组，被保定人民赶走以后，总的形势对我们有利，但是对方并不甘心；他们总的方针还是蚕食、攻城、占点，扩大地盘。能夺取的夺取，能建点的建点。望都本来是我们的力量大，就是因为思想麻癖，被对方赶出城去，受到极大损失。但是我们的人，痛定思痛之后，又组织力量反扑过去，结果县城又回到了我们手里。”
“四人帮”垮台后，根据三十八军1976年11月30日解决保定问题的执行报告所述，该军按照中央指示，于11月16日开始出动20个团，两万多人，深入各地，宣传中央精神，抓捕中央指定的21名打砸抢首恶分子，收缴武器，制止武斗，使得13500名脱产和参与武斗人员回归岗位，足见原来武斗规模之大 。

不是结局的结局

1976年9月，毛泽东主席逝世，抓捕四人帮，标志文化大革命运动结束。全国范围内，可能只有保定地区仍然处于混乱局面，以华国锋为首的中央自然首先设法解决保定问题。
根据河北省委的建议并征求的三十八军的意见，中央决定成立中央解决保定问题领导小组。组长为北京军区司令员秦基伟，副组长河北省委书记刘子厚、三十八军政委王丕礼，成员北京军区副政委吴岱、河北省军区司令员马辉、三十八军军长李连秀。11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关于解决保定地区武斗问题的布告。布告指出，保定问题长期以来不能解决，根子就是“四人帮”，重申要立即无条件停止武斗。
1976年12月13日至1977年7月上旬，中央解决保定问题领导小组在北京举办了保定地市及军分区所属各县县委、人武部主要领导参加的干部学习班，约500人参加。实际上是河北省委在主持会议。
会上两派激烈交锋。红楼派指责工总派是“四人帮爪牙”，主要罪状是乘“反击右倾翻案风”之机攻击省委。工总派则指责红楼派挑起武斗。但省委的方针已定，就是彻底铲除反对派。1977年4月3日，宣布逮捕杨志昌等5人并进行批判。4月24和25日，对杨连甲、吕毅进行批判。5月28日，逃跑的丁德进在哈尔滨被捕，押回学习班批判。
1978年10月10日在保定召开大会批判杨连甲、吕毅，1979年5月14日将他们正式逮捕。参加学习班的工总派成员80%以上遭到批斗。
三十八军在其上述给中央的报告中也表明了对保定问题的立场：“据我们观察，还有一个值得引起注意的问题，一派当中的有些人，把‘四人帮’说成是另一派的后台，认为不是两派联合的问题，而是对方认错转弯子的问题。我们觉得，这个问题如不解决，很可能不利于按照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的指示精神和华主席、党中央的方针、政策，使两派紧密地团结起来。” 这实际是对中央的进言，在道义上是正确的，但在当时不可能实现。
杨凤鸣在参加学习班时思想负担并不大。在保定以他为中心已经形成比较中立的新的一派，不很赞成杨连甲他们那种极端做法。但是出乎他们的预料，继杨连甲、吕毅被批判以后，他和“中间偏右”的杜森尧也被当作重点批判，而且在学习班结束后，将他们两人和其他一些人拉到栾城继续办封闭式的学习班，一直拘禁到1978年初，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以后才予以解脱。经家属不断申诉，1977年8月20日邓小平对杨凤鸣问题有所批示。1978年7月26日，叶剑英也有所批示。8月6日，胡耀邦派员到河北考察，亦认为杨凤鸣没什么问题，应予安排工作，可是河北省委就是顶着不办。
在其他地区，刘子厚也疯狂迫害反对过他的人。在石家庄，他借“清查”为名，将1974年写大字报、1976年给毛泽东写信告状的“狂派高参”柴晋川打成“反革命”，投入监狱，召开巡回批斗大会113场。保定农大的崔世林在陈伯达表态后就曾被监禁。在四人帮倒台后的“清查”中，他又被作为“三种人”抓了起来，关了两年。
在唐山，刘子厚通过他的亲信、唐山地委第一书记许家信迫害反对过他的干部群众。1977年12月5日，在唐山召开群众大会，批斗原省委宣传部干部、“省委兵团”负责人黄宗健、郭振声。“许家信是从部队上下来的不倒翁干部，冷酷无情”，是唐山地区三大冤案的直接制造者。
在张家口，原反对派领袖刘铎被迫害致死。从陈伯达表态后的一连串运动中，他是遭受批斗的活靶子，现在又成为“四人帮”的帮派分子，惨死狱中。
在沧州，粉碎“四人帮”后，地区公安局对8年前已被迫害致死的丁溪野，仍“补充”宣布“判处有期徒刑19年”，并利用这份荒谬绝伦的“判决书”，向所有受到“伊玛尼党”案株连的申诉者进行威胁和恫吓。
原山东分局代书记向明于1954年被认定为“高饶反党集团”成员，被长期隔离审查，1966年分配至河北省农科院粮食作物研究所任副所长，在文革中历经磨难，于1969年去世。文革后的1977年，河北省委依旧对其作出“叛徒”的结论，开除出党。直到1980年才被重新审查、平反昭雪。
所以，粉碎“四人帮”后，文革在河北仍未结束，因为“四人帮”和河北本来就没什么关系。
1979年1月2日，文革开始时就被打倒的原河北省委第一书记林铁致信刘子厚，指出1966年5月的华北会议分裂了河北的党，分裂了河北的干部与群众，为以后的全面内战播下了种子。“其次，是1967年底、1968年中，陈伯达对河北问题，在各地几次的表态，随之而来的支一派、压一派、肃流、批文艺黑线、砸烂黑公检法，在省直各学习班中不遗余力地贯彻这条错误路线，镇压群众，制造大批冤假错案。对陈伯达的表态又是一个禁区。这个问题从批陈整风、批林整风直到揭批‘四人帮’斗争，并没有彻底解决。”
要指出的是，在这许多“四人帮”倒台后的冤案中，不是刘子厚一个人在起作用。原唐山市委第一书记许家信不但在文革期间直接参与和指挥了三大冤案，还在文革结束后搞“倒清查”，继续制造冤案，迫害揭发他们罪行的干部群众。作家老鬼分析，对于唐山问题，唐山的许家信、煤炭部的肖寒，甚至康世恩都应负一定责任。刘子厚离开后河北省的局面也说明了这种情况。
鉴于不断收到河北省情况的反映，1979年3月16日至30日中央在北京召开河北汇报会议。会上宣布江一真为河北省委第二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12月26日，中央宣布任命金明为河北省委第一书记，李尔重为省委书记兼省长，江一真仍为第二书记，刘子厚调国家计委任副主任。河北进入“三驾马车”领导阶段。
江一真到任后，态度鲜明地狠抓平反冤假错案，并安排了杨凤鸣的工作，但不断受到另两位领导人的掣肘。这两位领导人与河北省委的干部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与江一真的矛盾日益加深。1981年局面有所改变。华国锋辞职后，胡耀邦于7月召开解决河北问题会议。10月9日张家口地区召开广播大会为“胡葛解案”平反（胡开明，葛启原为张家口地区第一书记，解峰原为张家口地区专员）。12月11日《河北日报》发表文章，不点名批判了刘子厚历年来的“严重错误”。但此时河北省的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1982年6月16日，“三驾马车”同时调离河北省，调高扬为省委第一书记。江一真“在不合拍中黯然去职” 。
在这场较量中，《人民日报》多次派记者到现场采访，挖掘事实真相，并以各种形式向上反映并及时公开报道。1979年9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长篇通讯《为真理而斗争的女战士董秀芝》。董是一位“河北的张志新”，因说真话于文革中和文革后两次在承德地区被宣判死刑，侥幸生存到文革后。1980年10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柴晋川事件”真相》，披露该事件详细情况。11月4日，《人民日报》印发题为《张家口地区广大干部的焦虑》内参，不点名批判该地区党委第一书记不落实政策。该报在河北省这一阶段的拨乱反正中起了重要作用。
从河北省的情况来看，文革并没有在“四人帮”垮台后就真正结束。

2019年3月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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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林一叶】

文化大革命是怎样在河北省党政机关开展起来的

干 城

一、前言

1966年5月至8月在北京前门饭店召开的中共中央华北局工作会议，由内蒙古自治区、河北省、山西省、天津市等相关领导干部参加，其目的就在于讨论如何遵照毛泽东、党中央的指示，深入开展整个华北地区的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具体到河北组会议，不管是第一阶段的批判裴仰山、胡开明、王力等人，还是第二阶段省委第一书记林铁被罢官，并以林铁、刘子厚为代表在省直机关及全省各地区市划出“黑线”“红线”的代表人物，抛出一些干部进行批判，都展现出当时的河北省委只是把文化大革命看作又一次党内政治斗争，也暴露出多年来河北省干部群体内部诸多复杂矛盾，而在这些矛盾，很多都是服从于现实政治斗争的需要，被人为激化和制造出来。文革中“红线”干部把自己树立为坚定的“左派”，通过打击异己以期保护自己；被抛出批判的“黑线”干部则期望通过运动反制对手并证明自己的清白，这也成为很多干部参加文革“造反”的动机，并随之将干部内部的矛盾扩散到社会层面，进一步促成了干部、群众造反组织的产生、发展及分化，这也是文革在基层得以深入展开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这一点上可以说，正是河北省委在华北局会议上的做法，对全省文革的开展起到了引领作用。此后河北各地基层党委纷纷仿效之，抛出干部进行批斗，从而发动起了各地、市、县文革运动。
在迄今为止的地方文革史、区域文革史的研究中，河北地区无疑是落后的，几乎看不到对其进行较为严谨的学术层面上梳理及研究的成果，互联网上只是偶尔见到关于河北部分地区文革回忆性的文章。本文力图在文革地方史研究这一维度上，尝试着对河北省各级党政机关文革发动的情况做一严谨的学术考察，以期对河北全省文革的研究起到抛砖引玉之作用。

二、河北省文化大革命的开端：华北局工作会议

河北省文化大革命开展初期，在省委领导下把重点放在了文教宣传领域。1966年5月11日至14日，中共河北省委在当时的省会天津召开文化革命工作紧急会议，研究部署全省的文化大革命。参加会议的有天津市和各地、市委主管文教的书记和宣传部长，大专院校的党委书记和文科系党支部书记。会议确定，“要积极参加当前打掉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捣毁三家村黑店的斗争。放手发动干部群众参加战斗，大学文科停课参加文化大革命的大学习、大讨论、大批判。在斗争中要建立强有力的战斗队伍。在大专院校中，要注意发现革命的新生力量，及时把左派组织起来。要把报纸、广播严格地掌握起来，在斗争中充分发挥作用。各级党委要把这场斗争迅速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紧紧跟上。”紧接着5月15日至18日，河北各地市委相继召开地市委常委、县委书记或县长和“四清”工作总团政委参加的会议，传达省委文化革命工作紧急会议精神，并着手研究布置本地的文化革命工作。
而随后召开的华北局工作会议，极大地推动了河北省文化大革命的开展。5月21日，中共中央华北局工作会议在北京前门饭店召开。会议由华北局第一书记、中央委员李雪峰主持，出席会议的有华北局第二书记兼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乌兰夫、华北局第三书记兼河北省委第一书记林铁，华北局各部的部长，以及内蒙古自治区、河北省、山西省、天津市党委的书记、常委、各部部长，以及下属各地、市的主要负责人。具体到河北省，有省、天津市及省属各地、市、县党委负责人410人参加了会议。 参加会议的代表资格是经过严格审查并报上级党委批准的。当时参会的保定地委第一书记李悦农事后就曾说：“这次会议非常重要，与会人员都是经过地委反复研究拟出的名单，报省委审查，华北局批准的革命左派”。
此次会议主要是传达贯彻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等相关文件，讨论如何遵照毛泽东、党中央的指示，深入开展华北地区的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据参加会议的一些人后来回忆，当时会议是在十分秘密的状态下进行的，与会人员和工作人员除特殊需要外，不准离开前门饭店，更不准透露会议的内容。
从河北组的会议进程来看，可以分成两个阶段。
（一）华北局工作会议河北组会议第一阶段：5月中旬至6月中旬，林铁主持会议，抛出裴仰山、胡开明、王力等人进行批判。
此一阶段，河北组会议由当时省委第一书记林铁负责。对于如何具体开展文化大革命，当时省委主要领导人其实并不清楚，因此会议初期主要是学习讨论中共中央《通知》等文件，对照进行自我检查。当时对于很多参会的高级干部而言，文化大革命不过又是一场党内“反右”斗争，而根据多年的经验，抛出那些在历史上犯过错误，或在党内历次斗争中受过批判或与领导有矛盾的干部，肯定是稳妥的选择。果然，裴仰山（已被停止工作的省委候补书记、省监委副书记）、胡开明（已受批判的省委常委）、王力（已受批判的副省长）及一些地、市负责人先后被抛出进行揭发批判。华北局层面上李立三、李运昌被抛出批判。
裴仰山，1913年生，陕西子洲人。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米脂、绥德县委书记，后来长期在冀东及唐山工作，1956年3月任河北省监察委员会副书记、省委常委。在1965年8月份河北省委在北戴河举行的书记处生活会上，已经受到批判。罪名就是在唐山问题和何朗明案件上“背着省委搞省委、搞林铁”。此后，裴仰山被实际停止工作，派到石家庄郊区肖家营大队参加“四清”运动。此次华北局工作会议，裴仰山被剥夺参加会议的资格，被抛出来成为会议的重点批判对象，罪名依然是在“唐山问题”和“何朗明案件”上“背着省委搞省委、搞林铁”，随后裴又被紧急召到会议上，当面进行检查，接受代表们的揭发批判 。
胡开明，1913年1月31日生，浙江乐清人。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爆发后，长期在河北工作。建国后先后担任中共河北省委委员、常委，河北省委工业部部长，主管工业的副省长等职务。1959年胡开明带领工作组到张家口指导整风反右倾工作，1961年5月任张家口地委第一书记。1962年，中共河北省委对1959年整风反右倾工作进行甄别，恢复了葛启中共张家口地委第一书记的职务，省委决定调胡开明回省委，但暂时在张家口做调查工作。1962年7月15日，胡开明参加华北局在北戴河召开的农村工作座谈会。8月18日，胡致信毛泽东建议推行“三包”到组的生产责任制，16日毛泽东在胡开明的信上批示“印发各同志讨论”。18日，胡又致信毛泽东提出“关于农村口粮分配办法的意见”。毛泽东不同意胡开明提出的上述意见，据说对胡开明的意见有个批示，说胡开明是个“胡”开明，因此，到了9月份胡就遭到批判。1963年11月，胡开明被派到唐山农村任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队员，化名胡焜。此后几年批判逐渐升级，由批判胡开明搞“单干风”“翻案风”发展到了把胡工作过的张家口地委打成了“以胡开明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 此次华北局工作会议胡开明同裴仰山一样，虽然被取消了参会资格，但却第一批被抛出受到批判，罪名和以前大致相同。
王力，原名翟文桂，栾城县人，1938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8月，王考入延安马列主义学院（二班），1939年12月选调为院部教育处干事，从事教学辅导，1940年调学院中国问题研究室深造，1941年8月调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1943年8月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干事，1947年11月12日石家庄市解放后，王力到石家庄工作，历任市委研究室主任，副秘书长，宣传部副部长、部长，市委副书记、第二书记、书记处书记、市委第一书记等职。1963年，王力任主管文教工作的副省长，在农村“四清”运动中，由于他坚持实事求是而遭到非难，被调离。后来，在城市“四清”运动中，他认为大学不像农村、工厂那样着重解决经济问题，主要应解决办学方向问题；在“四清”后期，提出抓教育改革问题。 由于他对“四清”运动中的某些具体问题处理的方式、方法与省委不同，在华北局工作会议召开之前就已经受到批判，现在再次被抛出。
这就是华北局工作会议河北组第一阶段的基本情况：当时大多数与会干部都认为文化大革命只不过又是一场“反右”运动而已，在省委第一书记林铁的主持下，以党内政治斗争的逻辑，把那些在历史上“犯过错误”，或在党内历次斗争中受过批判、或与领导有过矛盾冲突的干部如裴仰山、胡开明、王力及一些地、市负责人先后抛出进行揭发批判，其中对裴仰山的揭发批判尤其能反映这一特点，裴的主要罪名是在“唐山问题”和“何朗明案件”上“背着省委搞省委、搞林铁”。到底真实的情况是怎样的呢？下面对这两大历史问题分别作一些回顾。
“唐山问题”——
1958年大跃进，唐山地区刮“五风”，特别是“浮夸风”严重，出现了饿死人的现象。时任唐山市委书记的刘汉生对一些左倾做法有抵制，受到上级批判。1959年河北省委决定派马力接替刘的工作，并对刘采取了先撤职后批判的组织手段。刘汉生离任后调任地质部副部长，在当时的唐山市许多干部对刘受批判很是不满。庐山会议后，刘汉生又被弄回唐山批判，也连带批判唐山市委书记杨远，对此唐山市委中有些干部想不通。当时的唐山地位第一书记马力就认为有一个“无形的俱乐部”， 将许多敢于说真话、为民请命的好干部，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由于裴仰山长期在冀东工作，建国后1950至1956年担任唐山市委组织部长，是唐山等地的老领导，对唐山的干部队伍比较了解。唐山地委第二书记、行署专员马仲华在向裴仰山汇报工作时说：“下边的老百姓太苦了，发生了卖儿、卖女、卖老婆的事情，广大人民群众和干部怨气非常大。” 1961年5月，中央工作会议决定对几年来受批判处分的党员和干部，进行实事求是的甄别平反。 1962年1月，在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在讲话中作了一点自我批评，强调必须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必须在总结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的基础上，加深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同年4月，中共中央根据这次大会的精神，制定下发了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批评一些地区或部门贯彻中央指示不力，进度很慢，要求各地甄别平反工作要加强领导，加速进行。具体到河北省，由于某些领导人（实际为刘子厚）的抵触情绪，甄别平反工作迟迟推不动。此举也引起唐山市当地很多干部的不满，认为是地委第一书记马力等人的“宗派主义”打击。
为此，裴仰山多次向中央反映这一情况，中央监委副书记王从吾专门来河北了解情况，并要求河北加速甄别平反进度。在此情况下，河北省的甄别工作才得以展开。 由于河北省委第一书记林铁在外地疗养，第二书记刘子厚代表省委，派张承先为组长、裴仰山和李子光为副组长，带队去唐山解决问题。工作组到唐山时，华北局书记李雪峰已先期到达，正在搞调研。见面后，李雪峰就让转告省委那位领导（指刘子厚），来唐山时，不要急着讲话，务必坐下来听听。后来刘子厚也到了唐山，裴仰山及时向省委作过汇报。5月份林铁回来后直接过问了唐山甄别平反问题，最后工作组完成了省委交给的任务，为在“反右倾”中被错整了的刘汉生等人平了反，客观上打击了马力等人。
但事后表明，唐山的甄别平反工作只是表面上完成了。实际上，唐山地区的某些领导心存不服，尤其那些曾经整过人的人，骨子里是不满意的，碍于当时的形势，又不得不同意为受错误处理的同志平反，这就为后来裴仰山的蒙冤埋下了伏笔。
“何朗明案件”——
何朗明，河北深泽县小堡村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在冀中林铁领导下工作。 1947年冀中土改中，何被林铁从安国调任安平县委副书记，亲自参与了林铁岳丈弓玉侪所在的安平县台城村的土改运动，在其过程中打击了部分对弓家有不同意见的干部群众，引发了若干争议。其后，何朗明又参与了自己岳丈张小申所在彪冢村的土改运动。1947年夏天，何朗明以搞土改复查试点为名，率领区、县干部十余人进驻彪冢。在复查过程中，出现极大的偏差，何把村支部七名支委统统扣押起来，刑讯逼供，打成“特务支部”。同时，何又对当时的反革命分子韩乃堂、坏分子高俊英进行诱供，二人先后供出所谓的特务253人，何据此抓捕了彪冢多名党员干部和贫下中农，先后被刑讯拷打的有60余人，这就是所谓的“彪冢事件”，在当时引起很大震动。此后林铁把何朗明调离安平，任冀中公安局侦查科科长。 建国后受过打击的干部群众多次上访。1953年5月河北省委讨论彪冢村事件和相关人员责任时，省委书记林铁不顾调查的情况和会议发言都是针对何朗明的，在会议结束时，突然说：“屁股坐在那一边了？”结果在会议总结中，转而批判了另一方、原冀中区党委公安局负责人陆治国同志，并决定给陆治国、李小章（省公安厅处长）以党纪处分，客观上保护了何朗明。
后来，刘秀峰 把何搞到建筑工程部工作，当时就有人揭发他的问题。1964年何朗明任国家建工部办公厅副主任。由于不断接到检举揭发何朗明问题的控告，1964年4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中央监委提出查办。后由中央监委领导和有关单位参加，抽调21名干部组成专案组，对何朗明问题进行了调查。1964年6月9日，河北省监委副书记马平夫到中央监委接受任务。13日，省监委召开办公会研究确定了参加专案组的人员名单 ，并确定由省监委委员张农林主管此案。这些情况秘书邓世英电话报告给了在沧州、保定地区指导“五反”运动的裴仰山。裴表示同意名单，并建议向省委书记处书记阎达开汇报，但至于最后汇报没有不得而知。后因张农林生病，改由省监委委员乔光正主管此案。6月25日，乔光正带着张治华、石智明、肖诚到中央监委参加了何朗明的专案组成立会议。此后，调查组成员在中央监委的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并根据中央监委的意见，严格遵守保密纪律，同时不需要向地方党委打招呼。但由于调查取证等工作也离不开河北省的配合，所以，中央监委的有关领导还是再三叮嘱参加调查的同志们只向裴仰山汇报。1965年1月，何郎明被定为反坏分子，判15年有期徒刑 ，2月8日，河北专案组成员在北京参加了中央监委召开的座谈会后，将建工部宣布何朗明罪行的宣传提纲报告给了河北省监委、省委组织部、省检察院有关领导马平夫、张农林、宋长兴、刘光等，并到省医院向裴仰山汇报了何朗明案件的调查结果及下一步工作打算。裴当即表示要他们等中央监委的指示后再行动，并要求先提出一个善后工作意见，等中央监委正式文件下发后，省监委讨论报省委决定。3月中央监察委员会在其内刊《监察通讯》第2期中，刊登了《关于反坏分子何朗明案件的通报》。4月8日，中央监委致信河北省监委按此通报材料在有关地区公布何朗明的罪行，裴仰山看过后转报省委书记处书记阎达开。
当时，中央监委向中央提交的何朗明案调查报告中提到河北省主要领导人，实际指当时的省委第一书记林铁“包庇何朗明，是其四大根子之一”的说法。至于林铁为何会包庇何朗明，据后来张承先的回忆，因为何朗明案“牵连到林铁同志的夫人弓彤轩，因而触动了林铁同志”。
裴仰山获悉上述情况，并在了解到中央监委不允许外传后，当即叮嘱专案组成员“严格保密”。但林铁是省委第一书记，省监委是在省委领导下，裴仰山认为事关重大，经慎重考虑之后决定，将此情况向省委第二书记刘子厚作了当面汇报。刘子厚听到中央监委“严格保密”的意见后，也说“不让讲就别讲了”。但林铁很快就知道了这一情况，据裴仰山夫人后来的回忆：“不久后的一天，林铁的夫人到我家来找仰山谈话时说到：我们的书记当不成了，有人想当一把手了……表达了极其不满的情绪。裴仰山听闻后，明白林铁已知道此事，于是立刻将此情况汇报给刘子厚。刘子厚听后“哦”了一声，表情十分紧张。”
1965年3月中央监委正式刊登《关于反坏分子何朗明案件的通报》后，事情又起了变化。河北省委明确表示不同意上述说法，一方面派人到中央监委进一步了解情况；另一方面由刘子厚亲自主持，组织有关人员，对中央监委提出的问题进行了重新查证，最后得出两点结论：第一、说“林铁同志包庇何朗明，不是事实，省委不知道这个情况”；第二、裴仰山知道结果，但没有向书记处报告，“封锁了书记处”，“利用何朗明案件进行不正常活动”。
综上所述，“唐山事件”、“何朗明案件”反映了当时河北省委主要领导人之间在一些具体工作上的冲突、在一些历史问题认识上的分歧及由于误会造成的个人恩怨。比如“唐山问题”本就是省委内部围绕着“大跃进”、“反右倾”和甄别平反工作的分歧,后来却认定“唐山问题实质上是对子厚、(阎)达开同志(省委书记处常务书记)的,以唐山做靶子就是了”，进而上升到裴仰山在“唐山问题”上“背着省委反省委”； 但在深层次问题上，也反映出建国十几年以来立建起来的政治制度不完善，尤其是党内真正民主的缺失，使得干部群体内部的矛盾不能够顺畅及时妥善的解决，以至于处理这些矛盾的是非标准还是“取决于领导者头脑发热的程度；工作稍不随领导者的心意,还是戴帽子,打棍子”。 这也就不可避免地人为激化和制造了矛盾。文革中张承先就曾说过，“唐山问题”是刘子厚对刘汉生等人的打击报复 。
（二）华北局工作会议河北组会议第二阶段：6月中旬至7月中旬，打倒林铁，批判“林、阎、裴、胡、张”反党集团。
6月3日，中央宣布改组北京市委后，河北组会议迅速转入“大鸣大放大揭大议”。 中旬以后，会议风云突变。13日，林铁在河北组大会的报告中说：听了雪峰同志报告，大鸣大放大揭发，揭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严重问题，展开了批判。在揭发批判中战斗力提高了一步。这是第一个高潮。今天开大会鸣放揭发掀起第二次高潮。省委首先要引火烧身，烧的越有力，革命的彻底性越大，到会的同志对省委的问题要大鸣大放大批判，凡是你们听到的嗅到的不合乎主席思想的通通揭发出来。地方问题，不管你是上级，同级、职位高，凡是反毛泽东思想的都要揭发出来。矛盾是客观存在的，只有揭发矛盾才能解决问题，要四大，高举毛泽东思想，按照主席教导，敢于革命，敢于揭露矛盾。敢说敢讲敢革命，敢于批判修正主义，敢于挖修正主义的根子。谁有话就报名，长短都可以，没有限制。省委引火烧身，不怕把自己烧着，这是省委的希望。
在已经打倒批判了“裴、胡、王”之后，进一步揭发谁，引火烧谁的身？当时出席会议的各级干部并不十分清楚。省委第一书记林铁更是不会想到，下一个批判的目标就是他。
很快，华北局书记处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召开河北组全体会议，严厉批评河北组不联系实际，不揭发问题，发动与会者揭“阶级斗争的盖子”，批判省委主要领导人的修正主义。限期发动，限期“揭盖子”。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有一天突然把刘子厚、阎达开、李颉柏等河北省领导人找到他下榻之处，斥责说：“你们为什么只揭发李立三不揭发林铁？李立三是个死狗。我要在大会上点你们的名！”还说：“1962年五月会议，我在电话上就批评他（林铁）扩大小自由，实际上也是批评他政治动摇。” 6月21日，李雪峰果然明确点名批评河北省委按兵不动，同时点了林铁的名，取消了林铁主持河北组会议的资格。6月24日至7月15日，由华北局主持召开中共河北省委常委扩大会议，河北省地、市、县党委负责人出席会议。会上对省委第一书记林铁、省委候补书记裴仰山、省委常委胡开明等一批领导干部以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和形成“修正主义集团”等罪名进行揭发批判 。
在这样巨大的压力下，河北组迅速转向揭发、批判第一书记林铁“三自一包”、在农村搞“小自由”、刮“单干风”等所谓右倾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以及个人野心家的错误，并株连到唐山、张家口、承德地市委的主要领导。 后经华北局批准，刘子厚取代林铁成为会议主持人， 针对揭发批判林铁，刘子厚等人立即从批判裴仰山时强调的“省委内基本上团结一致”，改口说“省委内部的两条路线斗争达四年之久”，开始在大会上揭批林铁大搞“小自由”等罪行。林铁被扣上“大党阀”、“老右派”等帽子。最富有戏剧性的是裴仰山，说他与林铁、胡开明等组成了“修正主义集团”，是林铁的“大将”、“先锋”，还被戴上“反党”、“反毛主席”、“反社会主义”、“在唐山阴谋复辟，搞政变”、“搞平反一风吹”以及唐山的“杨白反党集团的后台”等帽子。就像川剧变脸一样，裴由原来被批判的主要罪名“背着省委搞林铁”，竟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变成了林铁的“大将”、“先锋” 。在开会期间更是有人发言说：“林铁、胡开明、马国瑞（已调中央监委）、裴仰山是省内右派集团，胡开明是秘书长。” 这样林铁、裴仰山、胡开明就成了河北省委一条“黑线”的代表人物了；而以刘子厚为首的“革命领导干部”，包括阎达开、李颉柏、廖鲁言、王路明等，就是同这条“黑线”斗争了四年之久的“坚定左派”。
刘子厚，1909年12月27日出生，河北省任县刘屯村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领导冀南暴动，做过兵运工作，此后先去陕西后去北平。“七七事变”后刘子厚化名马致远担任中共鄂豫边省委统战部部长，长期在河南从事抗战工作，与李先念多有联系。1949年5月20日中共湖北省委员会、省人民政府、省军区在孝感花园镇成立，刘任省委常委、组织部长。1951年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二书记，1953年被增选湖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1954年任湖北省委第二书记、省长。1955年12月3日，刘被国务院任命为黄河流域规划委员会委员，6日又被任命为黄河三门峡工程局局长。1958年4月中共中央决定刘子厚担任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河北省省长。刘在河北一直工作到1979年调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 。刘子厚在河北工作长达21年，在此期间河北省大政方针以及重大的政策调整，作为省委、省人委主要领导人是不可能不参与的。况且与会的很多干部都知道，在1962年是刘子厚代表河北省委在常委扩大会议作的“扩大小自由”的结论讲话，而现在把责任完全推给了林铁，自己标榜成为“坚定左派”，人们怎么能够理解和接受呢？
于是，阎达开出面在大会上“澄清”说：“1962年常委会到了大会结论时，林铁同志突然让刘子厚同志讲，子厚同志根本没有准备讲，这里有个组织问题，他是第一书记。（刘子厚插话：我没有按他的稿子讲，我讲我们的）子厚同志也没有完全按照那稿子讲。”阎达开又说：“在这个问题上，刘子厚同志遭到那么个阴谋袭击！”“林铁同志在起草‘十一项小自由’结论时，雪峰同志不同意，在电话中批评了他。后来雪峰同志又把他找到北京，当面批评，他都没有向我们讲。五月会议结论，省委加了一个通知：‘兹将子厚同志在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结论发给你们研究执行。’文件下发，至今找不到签发人。”
为了让对林铁的批判更加具有说服性，会后华北局会议的秘书长通知河北组的一位秘书长：把1962年省委5月会议结论印发大会批判。省委候补书记王路明也叮嘱说：“加上一个有力的按语发大会。”当他们调来档案一看，不是“找不到签发人”，而恰恰是刘子厚亲笔签发，并且亲笔修改得更加“小自由”了。他们于是改口说：“不能印啦！印了对林铁有利。”刘子厚找到河北组另外一位秘书长说：“五月会议结论不好印了，查找有关小自由问题的文件，要有林铁签字的。”最后在档案里找出根据5月会议结论起草并由林铁签发的《河北省关于农村若干政策问题的请示报告》，这才印发大会。
1967年夏，由于阎达开揭露了华北局会议上的一些党内斗争的情况，李雪峰、刘子厚等人就把他从“坚定的革命左派”队伍中清除出去，改称他为“反革命两面派”，成了“林、阎、裴、胡”那条“黑线”的代表人物之一。 阎达开在天津被打倒，在写给周恩来的信件中进一步揭露了一些真相：“请问雪峰同志：……林铁在‘五月会议’上提出的‘扩大小自由’，华北局不是正式批准了吗？那么你在电话上‘批评’林铁的小自由是从何说起呢？林铁在华北局会议时，就一直喊冤叫屈，说没这回事，当时我还认为他不老实；恐怕这事你比林铁还不老实！”文革中经查对档案，找到了李雪峰批准河北省委“扩大小自由试点”的电话记录，戳穿了李雪峰在这一问题上对林铁“批评”的谎言，也同时戳穿了刘子厚弄虚作假的伎俩。
7月20日，刘子厚在河北组全体会议上讲话，对会议揭发、批判林铁的情况作了总结。 25日，中共河北省委给华北局并中央报送了《关于林铁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27日华北局工作会议结束。林铁最后被作为“大党阀、老右派”、“走资本主义当权派”被打倒；裴仰山戏剧性地由原来被作为“背着省委搞省委、搞林铁”的典型，转眼就变成了“林铁黑帮大将”、“翻案风”的罪魁祸首；胡开明则是“林铁黑帮干将”、“单干风”的积极推动者被打倒。
这一大批判还进一步波及河北省各地、市，比较有名的如张家口的胡（开明）、葛（启）、解（峰）、张（何明）；承德的王（克东）、郭（耀臣）、郑（启茂）等； 唐山的杨远、白芸等被批判打成“唐山反党集团”，杨远、白芸被隔离审查，关进“牛棚” 。
以刘子厚为代表的一些人则成了坚定的革命“左派”。8月25日，华北局正式通知：经中共中央批准，撤销林铁中共河北省委第一书记、华北局第三书记职务；任命刘子厚为河北省委第一书记。林铁被“罢官”。
华北局工作会议历时60多天，尽管从会议进程上看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但又有一以贯之的主线，即河北省委领导人在很大程度上是把文化大革命看作党内的“反右运动”，因此按照党内政治斗争的逻辑抛出一些干部批判，在这种批判中罔顾事实，完全服从于现实政治斗争的需要，特别是会议的后半段，以刘子厚为代表的干部自封革命左派、抛出所谓“黑线”干部进行批判的做法，对全省各地、市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各地、市出席华北局工作会议的干部都按会议的做法，对各自地区的干部队伍划出了“黑线”、“红线”，并争相自封为本地区的“红线干部”、“左派代表”。这也成了河北全省文化大革命从上到下的基调。既然基调已定，各地、市党政机关只需按部就班紧跟、照办就行了。河北省直机关及省会所在地保定的文化大革命就是这样开始的。

三、河北省直机关文革的开展

华北局工作会议结束后，河北省委改组虽事发突然牵涉重大，但当时省直机关一般干部对于刘子厚被任命为河北省委第一书记是支持的，省气象局等机关单位干部列队到省委大院“报喜”，“拥护刘子厚同志任河北省委第一书记”的口号不绝于耳，只两三天就达一万多人。刘子厚说“还是保定的群众觉悟高”，又对万晓塘、李颉柏等人说：“报喜以后保定形式大好。报喜不是个人问题，是个政治问题，要推动这件事。”于是，天津市和全省各地、市直到生产队，立即掀起“报喜高潮”。 应该说，一般干部对刘子厚的支持最直接的原因就在于林铁罢官，刘子厚成为第一书记是中共中央批准的。随后河北省直机关按照省委的部署，省直机关处长以上干部会议在保定饭店召开。按照华北局工作会议定下的基调，主要议题是揭批林、裴、胡、张（承先）以及与上述四人有关联的厅、局长。8月10日，河北省直机关文化大革命运动正式开始。
8月19日，刘子厚、阎达开、李颉柏、王路明等在天津开会。王路明作为省直机关文化革命总负责人汇报说：“这个会议（省直机关处长以上干部会议）上揭发的第一类是林、裴、胡反党集团的，这是锋芒所向，贴林铁的大字报有七百多张；第二类，是和林铁有关联的人；第三类，是文教战线上张承先等一伙人；揭发咱们的大字报，有，不多”。
刘子厚考虑到在省直机关可能会有些干部，对华北局工作会议的做法感到不满甚至怀疑，特地向其老领导王任重请教。王指示刘“引蛇出洞”。因此，刘胸有成竹地对王路明等人说：“要有充分的估计，机关中的右派，牛鬼蛇神，量是相当大的，因此，如何引导出来，是个大问题。有一个办法是挑逗，有的人一触即跳！”“首先是放出来，放出来后再横扫！” 言语间，革命多年造成的阶级斗争的思维定式暴露无遗。王路明于8月23日回到保定，立即找到副省长郝田役、刘英（省委宣传部代部长、《河北日报》总编辑）、保定地委第一书记李悦农等面授机宜：“要放！不放到火候得不到果实”，“要暴露牛鬼蛇神”，“林铁的阴魂不散”，“右派还没挖出来！”从9月20日起，王路明主持省委办公会，郝田役、宋长兴、刘英等人出席，开始研究建立文革委员会。最后确定宋长兴为省直文革主任，刘英、周振华（监委副书记）为副主任，由其全权领导省直机关的文化大革命。各部委、各单位部门也建立了相应的文革领导机构，这样原省委机关和各部委的正常工作就完全停顿了。
林铁被罢官、刘子厚成为河北省委第一书记是得到中共中央的批准的，刘子厚成为坚定的革命“左派”就有了强大的“法理基础”，所以任何干部有敢于反对刘子厚行径的都可以顺理成章地划入林铁一系。在这种气氛下，省直机关发生的“简明事件”，就是服从于现实政治、领导授意抛出干部进行批判的直接表现。
简明原来是侨居越南的爱国青年，抗日战争初期回国参加八路军冀中区的部队，建国后成为海军学院训练部的副主任，大校军衔，1966年春转业到河北省，曾看望过在冀中时的老领导林铁，后被分配到省文化局任副局长。因为刚到河北，还没有接手工作，所以没有参加省直处长以上干部会议。他没什么事情就到下属单位走走，因去过河北梆子剧团（跃进剧团，是刘子厚亲自抓的重点剧团），当时演职人员开始揭发刘子厚经常泡在剧团，沉迷于旧剧，认为这种作风不好，要反对，贴了许多大字报。简明对此种做法表示理解和支持。很快就有人向刘子厚作了汇报。刘听后大怒，立即命令省委副秘书长李锋两次从天津向保定打电话：“简明私自去跃进剧团，马上处理，开除党籍。这个人肯定是个坏家伙，是林铁、弓彤轩搞反扑的。”在这种授意下，由省委宣传部十几个内定的“左派”连同省委组织部、省直机关内定的“左派”共45人，带着写好的大字报跑到文化局，把正在午睡的简明揪到文化局大院批斗，贴了大字报，称其为“林铁黑帮分子”，并关押起来。
省剧团的年轻人和省戏校学生对于揪斗简明很不理解。一个刚从部队转业才三个月的干部，怎么一下子成了“林铁黑帮分子”了呢？就因为二十年前曾经和林铁相识吗？他们想不通，最后把简明抢到歌舞剧院，直接听取本人的陈述。并提出“重审简明”。
省委对这一事件非常重视，把抢简明定性为“反革命政变”。王路明就说简明“不仅是林铁黑帮分子，还是文化大革命中的反革命政变分子”，抢走简明是“极大的好事，不仅把简明本人暴露了，而且把文教系统的牛鬼蛇神全暴露了”，于是立即组织省直机关干部大举围攻戏校和歌舞剧院。9月30日，王路明在省委办公会上又说“简明再闹半个月，再袭击省委大院五至十次（指歌舞剧院和戏校的群众列队到省委大院要求重审简明），成效就更大了，省委机关内的牛鬼蛇神就出洞了。现在，我们里边有人家的人”。刘子厚在听取王路明、刘英关于“简明事件”的汇报以后说：“通过斗简明，把几个单位的敌人都捉出来，影响所及很大，影响到省直、保定市、影响到各方面。”果然省委大院和省直机关就围绕“简明事件”出现多次大辩论。
11月初，省委机关一些干部知道简明是省委领导授意指使某些人揪出来的，事后证明也的确如此——1968年1月22日，刘子厚在“亮相检查”中亲自承认“实际上揪简明是我的授意”。 于是，很多干部就张贴大字报揭发内幕，这引起了刘子厚的极度不满，但也有一些干部认为这实际上是反对省委主要领导人，有些不妥。总之，支持和反对简明的大字报都出现了。经过两三个月，对“简明事件”的不同态度，使得省直机关干部群众中分成了两派，一派是拥护当时省委政策的，认为省委说简明是“林铁黑帮”当然错不了，揪简明的行动完全正确；另一派则持怀疑态度，对省委领导人为什么揪斗简明另有思考。
总之，截至11月初，按照省委在华北局工作会议上定下的基调和做法，省直机关先后有158人受到批判 ，而被打倒或受到批判的不少干部也贴出批判刘子厚的大字报，把原来省委内部的一些矛盾及华北局工作会议的内部情况公之于众，例如一直被封杀的裴仰山决心不再沉默，将何朗明案件的前前后后，实事求是地公布于众，省委机关一片哗然 。
尽管省委建立了省直文革的领导机构，想完全掌控省直机关文化大革命的进程，但很多干部已对刘子厚等人自封“左派”，罔顾事实，抛出干部进行批斗的做法产生了怀疑和不满，尤其是对省委核心层抛出来批斗的“林、裴、胡、张”到底是不是“黑帮体系”产生了怀疑。比如当时的干部黄宗健就认为林铁被打倒有一定的根据，因为当时把“小自由”看成搞“单干”，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况且中央已经免了他的第一书记职务；但对刘子厚等人自封“正确路线代表”，还宣称同林铁进行过“长达四年”的斗争则不能认同，反而觉得刘子厚在“单干风”、“翻案风”等方面同林铁没有本质的区别，认为刘子厚他们在华北局工作会议上为了自保耍了阴谋手段。尤其是把裴仰山归为“林铁黑帮干将”不能理解。因此，后来黄宗健、王宝林等人成立著名的造反组织“省委兵团”，就立即提出“重审裴仰山”， 而众多被打倒批判的中层干部，也纷纷加入，最著名的就是所谓“省委兵团”的“八大金刚” 。
如上所述，河北省直机关的文化大革命在开展过程中，也是按照华北局工作会议做法，不顾及历史事实，服从于现实政治斗争的需要“上联下挂”，抛出省直的中层干部进行批判。随着文革运动的发展，这种做法越来越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起不满和争议，以至于产生了对以刘子厚为首自封“左派”的省委 的怀疑以及不同看法，使得部分省直机关干部群众成立自己的造反组织，把多年以来本就存在的省委内部的矛盾公布出来。随着运动的深入，这些分歧矛盾又被扩散到社会上，由于保定成为省会所在地，因此也就很直接地对保定文革初期的进程产生了影响，尤其是促成了干部、群众造反组织的产生、分化。

四、保定地区党政机关文革的开展

由于资料及个人能力的限制，笔者不可能细致地勾勒出河北省全部地、市、县文革的开展过程，但机缘巧合，几年前笔者在本地旧货市场竟然意外搜集到外地尤其是保定地区两三个市、县文革的若干材料，因此只能以这些材料为基础，将考察重点放在保定地区，希望能够以点带面窥一斑而见全豹。不过，以当时的具体情况而言，保定地区文革的进程也的确有代表性，也一定会对全省其他地、市、县文革的开展起到引导、示范作用。
文革开始，恰逢河北省会由天津回迁保定，省直机关的文化大革命开展深刻地影响了保定地区、市、县文革进程，甚至对保定这座城市的命运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以至于很多人把保定失去省会地位的原因归因于文革，不能说没有道理，但绝非如此简单 。
保定地、市、县文革最初的开展基本和省里安排是一致的。地委第一书记李悦农在省委5月会议后，立即于5月17、18日召开了主管文化大革命的县委副书记会议，会议规定，只准开小型座谈会，不准开大会，只准写小字报，不准写大字报。也就是把运动限制在可控的范围之内。5月21日，中共中央华北局工作会议在北京前门饭店召开，保定参会代表是经过精心挑选的，如前文所述，李悦农就说过：这次会议与会人员都是“经过地委反复研究拟出名单、报省委审查、华北局批准的革命左派”。文革后期，曾参加华北局工作会议的保定市委书记苏峰在受到批判时讲到：“华北局会议上定的右派有杨志昌、王恺、郝铁民。保定地委李悦农、陈子瑞、杨培生，保定市委苏峰、钟翔云、张乾我们都是左派。” 钟翔云交代：“是华北局工作会议上定的谁是左派、谁是右派，我只是执行者。当时定的王恺、郝铁民、杨志昌、臧振国、市委常委秘书长姜小流、市委常委计委主任赵明、还有几位部长、局长等是右派。” 在华北局工作会议内定“左派”“右派”的基础上，李悦农等人就已经开始筹划召开保定地区十七级干部会议了。
1966年8月14日到11月，保定地委按照省委的指示和安排召开工作会议，全区十七级以上的党员干部参加。会上传达了华北局会议精神，部署开展文化大革命。各县区与会的干部也都是李悦农等人精心挑选出来的。为了便于统一观点，李悦农还特意从各县挑来不够十七级的干部，如劳模、学毛著积极分子、基层人民公社书记、社长等150多人，并一一封了“左派”，在一次会议上说这是“左派会议”。在具体的会议编组上也动了一番脑筋，把“骨干”和“重点人”进行了搭配，并指派华北局会议上经过了考验的人当小组长，控制了会议大权 。
大会前后一共持续80多天，除了学习传达中央文件精神以外，主要以华北局工作会议为蓝本做了以下工作：
第一、强行统一观点，认定以李悦农为首的一部分干部的“左派”地位，而不允许批判。
大会刚开始几天，地委副书记陈子瑞就定调，明确了以李悦农为首的地委是左派，并强调指出李悦农问题（主要指1960年代李悦农痴迷练气功的问题）华北局中央已经处理了，大家不要再纠缠这个问题了，谁贴李悦农大字报都是别有用心。以至于李悦农成了党的化身，反对李悦农就是反对党。与此同时还大造舆论，抛出大量《李悦农是焦裕禄式的好书记》之类的宣传材料。
第二、根据华北局工作会议上定好的“左派”名单，开始对各市、县、区领导人排队，封左派，抛出定好的“右派”及“重点人”进行批判。
从后来会议的进程来看，被批判的主要有两类人：
第一类是历史上犯过错误、受到过批判的，比如杨志昌、郝铁民。杨志昌曾任保定市委副书记，1959年“反右倾”时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罢了官；郝铁民曾任保定市委副书记、市长1959年“反右倾”被定为阶级异己分子罢了官。尽管在1962年先后为杨、郝二人作了甄别平反，但在这次会上仍再次被抛出进行批判。
第二类就是服从于现实政治斗争需要，人为制造和激化矛盾，以达到“舍车保帅”目的而抛出的干部，比如臧振国、王恺、胡磊、刘珍等人。早在6月22号华北局工作会议召开期间，李悦农就召集了一次保定地区全体与会人员会议，在会上说：“咱们保定地区的最大问题是什么？1961年地委派地委常委臧振国去安国任书记，派王恺到徐水任书记，去后不但没保住，相反红旗倒了。这是保定地区最大的问题。要揭开这个盖子。”
臧振国、王恺的遭遇最为典型。众所周知，在大跃进运动中徐水和安国两个县曾经在全国出了名，但结合中央一线领导对于大跃进后政策的调整，在保定地委直接领导之下，臧和王也势必进行压缩指标，允许农民保有自留地等一系列对“三面红旗”的调整。且上任之前李悦农与二人都谈了话，李悦农对臧说：“你到安国后，好好干，一两年不登报，过三五年再回来” 。而现在二人则被扣上了“把安国、徐水红旗砍倒，大刮单干风，实行了分田到户，包产到户”的罪名，完全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只顾自保而以他人作牺牲。这样的做法只会人为制造和激化矛盾，也很难让人心服。
王恺日后在自己的自传回忆录中写到：

为什么省委在华北局工作会议上把我划到“黑线”上，我在徐水工作究竟是正确还是错误？这是文革以来堵在我心中的巨大疑问。在一次小型揭批会议上，有机会和地委第一书记李悦农面对面摆问题了，一些关键问题必须说清楚，真是机会难得！
我问李悦农：“我到徐水县任第一书记是你让我去的，你当时和我谈话的内容你还记得不？”
李说：“记不太清了。”
我说：“我可记得清楚。在1960年12月份天津河北饭店三级干部会议期间，你找我谈话，说毛主席早说过了，你们不要再宣传徐水了，宣传安国吧。张国忠（徐水原县委书记）这个人不行，换了他吧！可我们和省委再看他两年，两年后看他实在不行，才要调开他。可谁去接替呢？咱们市委十个书记当中只有你当过县委书记，你去怎么样？我说还有王洪儒同志当过县委书记。你说他刚调上来不久再让他下去不好。在这种情况下，我拖着一条残腿接受了这一艰巨的任务。你还嘱咐我不要拖垮身体，不要在政治上犯错误，给党造成不良影响。我当时觉得你说话很诚恳，心中很感动。我在徐水工作一年多，你有没有发现我违背中央、省委、地委指示的事情？”
李回答：“没有发现。”
我问：“那么你说我砍掉红旗又定为走资派从何说起呢？”
李说：“就感觉你搞得有点过。”
我说：“从1953年我就在你手下工作，如果我的工作有过头的地方，你是我的直接领导，应该给我打个招呼啊。你给我打过一次招呼吗？”
李回答：“没有。”
我又说：“既没有打招呼又说我有点过，你现在可以说出我哪些地方有点过？”
大家也七嘴八舌地说：“对呀，你现在说王恺哪些地方有过也不晚啊，说吧。”
李回答：“我说不上来。”
我说：“你既然说不上来，为什么又说我砍旗呢？为什么定我走资派呢？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李悦农咧着大嘴要哭，又忍着没哭出声来，停了片刻，他说：“说真的，搞运动就要整人，不整你也得整别人。整自己下不去手，只好整别人。”
我和大家都认为李悦农说的是实话，是心里话。

第三、打击敢于揭发自己、提出不同意见的人。
8月15日，原地委监察委员会的老干事杜廷兰和几个同事郑子春、黄树省等一起，在徐水县四清总团贴出揭发地委第一书记李悦农多年来痴迷气功及与气功师周潜川关系的大字报，同时还揭发了总团负责人彭景林在四清运动中的一些问题。李悦农跟随周潜川练习气功的问题大致可追溯到1960年代初期，早在1963年春保定地直机关进行小整风过程中就有人揭发了，有人还怀疑周潜川有可能是国民党暗藏的特务。此事惊动了中央和省监委，省里派出省委常委、监委书记裴仰山来保调查。在裴仰山的指导下，地委派出地委监查组成员杜廷兰和科长刘振波去山西调查周潜川的相关情况。最后李悦农做了检查 。因总团在徐水县，地处偏辟，消息闭塞，所以才未引起震动 。但李悦农对四清总团办公室主任彭景林说：“杜廷兰是个老右派，可以揪。”同时有计划地组织总团部分干部到十七级干部会议上看大字报，回来后捏造杜在监察工作中的一些罪名开始围攻 。几天后杜廷兰被揪斗软禁，几个贴李悦农大字报的干部被打成反党分子 。51天内大会小会上杜被斗争了42场 。
李懋，原保定市中级法院院长，地委委员，因拒绝参加四清受到批判，是四清下台干部。 8月17日，李懋贴出揭发地委第一书记李悦农的大字报：《李悦农与周潜川》 ，对大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保定地委副书记陈子瑞立即表态说李懋是野心家，贴大字报是别有用心，并有组织有计划地对李懋等人进行围攻，把李懋揪回机关软禁。同时，大会秘书处立即组织参加会议的政法系统干部全部回去整李懋，造成白色恐怖 。同时参与写大字报的保定市中级法院副院长李健、中级法院行政科科长李志光、一般干部阎宗生都受到批判打击。李懋后来逃亡北京避难上访。
侯玉印是保定市初级法院院长，文革前刚刚从外地调入保定，与本地干部联系不密切，在地市委召开的十七级干部会议上支持揭发李悦农的问题，并提出要罢免李悦农的官，后来又同红卫兵串联，支持群众造李悦农的反，因此被打成反革命。
原阜平县委书记吴合法在四清中被揭露有问题，但李悦农一再保护，后在华北局工作会议上查出吴曾经在1962年给刘子厚提过李悦农的意见，马上列入黑帮进行批斗。原市直干部曹文祥和几个干部在8月中旬一起写了“强烈要求罢掉李悦农的官”的大字报，揭露李勾结“大特务周潜川”，又同一些造反学生揭露了市委抛出并发动一些群众武斗孟宪儒的“八一八”事件，及向中央反映保定地、市委一些问题，因此被污蔑为李懋黑政变集团中的人，受到批判，惨遭抄家 。
同时大会封锁消息，对于揭发李悦农的一些重要问题，简报组不登，只可以写一些鸡毛蒜皮的问题。当时工交组对会议简报不如实报道向简报组提出数次抗议，但简报组负责人坚持原来的做法。总之，谁敢大揭地委和李悦农的问题就通过地委御用文革煽动本单位和外单位的群众到会上来揪他，将其打成反党分子，如工业局王浩，运输局崔凯、王凤祥，交通局王平，计委张英就是这样被揪回去的。比较敢揭问题的工交组，也就是这样被打下去的 。
第四、树立样板让大家学习，鼓励与会干部敢于和批判李悦农的干部、红卫兵造反派等辩论、斗争。
参加大会的唐县农工部长王斌就因为与红卫兵论战勇敢，于是要求全体与会干部向王斌学习；专署公安处赵岩峰，敢于为李悦农辩护，则被提拔为地委常委 。雄县学毛著积极分子杨凤鸣也因为积极与造李悦农反的人展开辩论而受到表扬。
第五、决定组建官办的文革群众组织赤卫队。
李悦农说： “专署机关要迅速建立赤卫队，这就有办法对付学生了，他是红卫兵，我是赤卫队，可以公开对抗，干部子女都不准参加造反组织”。
保定市委十七级干部会议也如法炮制。
8月14日，保定市委代理书记钟翔云在教工之家召开市直部分干部会议，正式宣布市直机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8月15日，市十七级干部会议召开， 从8月下旬至9月4日，市直机关十七级干部以上会给地委常委贴出了三十七张联合大字报，共提出和揭露了107个问题，其中绝大多数是揭发和批判第一书记李悦农与周潜川练气功的问题。李悦农马上派地委副书记陈子瑞到市里坐镇统一观点，并鼓励说不要怕，不要低估你在市里十八年的影响，要大胆干。
8月18日，策划抛出了早已在1964年四清运动中被罢官的原市委秘书长孟宪儒，并煽动一些群众对孟实行了批斗。
8月21日，市直、专直同时召开干部会议，统一了对李悦农革命“左派”的看法。
9月3日，市委召开会议统一对李悦农的看法。
9月5日，市委常委给李悦农开了一个评功摆好的会，罗列李悦农的功劳。
9月6日，上午在教工之家召开市直机关科长以上干部和红卫兵大会，在会上钟翔云作了十七分钟的报告，说市委常委共同认定李悦农同志是坚定的革命左派，重申“谁反对李就是反对文革”的观点。
9月7日，在地委的直接干预下，保定市十七级干部会议被解散，同时要求大家统一对李悦农的认识，并要求带着任务回各自单位，把斗争矛头转向市委提出的两个重点人：王恺、杨志昌。
9月8日，钟翔云、马英、单庆祥、王铁、吴健等在农林局召开常委会，按照华北局会议上事先策划的重点人，决定先后将杨志昌、郝铁民、王恺，劳动局门更新、原市宣教处长王冀农、路育民等揪出来批判 。
总之，保定地、市委十七级干部会议通过上述做法，使绝大多数的与会干部不敢揭发地、市委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李悦农说：“既然对地委提不出什么问题来了，各县就转入揭发本县县委领导核心的问题吧。”
根据参会的保定新城县法院干部陈××不完整的会议记录，可以清楚地看到十七级干部会议对于县级干部及县级文革运动开展的影响。正如前文所述地委事先做了精心的分组，在进入揭发批判阶段后，新城县和易县编入了一个小组，现根据手头仅有的不完整记录，对从8月27日晚开始的发言情况做一简单梳理。
与会并经常发言的新城县干部如下：王世芳（县委副书记、县长）、唐书年（县委办公室主任）、刘国英（法院院长）、李志虎（加录人民公社社长）、刘忠歧（商业局局长）、李永学（副县长）、郭金鉴（计划委员会主任）、陈国增（县委常委、公安局局长）、魏青海（县委常委、监察委员会书记）、付金荣（东屯人民公社书记）、张义田（办公室副主任）、贾志邦（监察委员会副书记）、赵德昌。
8月27日晚上，小组会议主题是学习毛泽东讲话、中共中央文件精神，此外还有林彪的讲话。
8月28日早，小组讨论，李志虎说：“开始认为文化大革命是文教上的事，现在知道了是要解决意识形态的问题，是破四旧、立四新，这就涉及到每个人”；认为压制群众不对，应该放手发动群众，现在还有个怕出问题的思想，有的事情看不符合16条，想管一下，结果一管就有问题。魏青海说来了以后解决了“四清”和文革的结合问题，要发动群众。
8月28日下午，继续小组讨论，这次发言的人比较多，都谈及学习林彪讲话的体会及组织问题、干部问题。此次讨论开始提及批判保定地委一些干部比如李懋、臧振国、李鹿门（地委宣传部长），市公安局副局长王庆章、李志广等人。
8月30日、31日小组会议讨论揭发批判林铁。除此之外，还批判了地委的胡磊，对地委的一些工作提出了不同意见，主要是批判的意见。如认为对大跃进经验不重视，对新城的“四清”工作帮助不大等。
从9月1日开始，小组针对地委工作及领导人进场“鸣放”（即提意见），主要有：
地委宣传部是地雷窝子，李鹿门要算变天账，报社也应该清理；
以李懋为首的中级法院、保定公安局也很复杂，要进行政治审查；
对李悦农、陈子瑞、杨培生提出批评，比如小病大养、对自己家人子女管束不严，地委带头搞牛鬼蛇神，如请周潜川、李玉方等人指导练气功；
地委对使用干部姑息迁就，如对胡磊、李懋、臧振国、李鹿门、李××等。
李悦农、陈子瑞官气大，不好接近；杨专员曾经用的秘书助手胡磊、何九章都有问题；赵岩峰娶小媳妇；
林铁搞物质刺激，不突出政治；
地委的同志们对自己的爱人突出政治就不够，杨培生的小爱人小姐似的，想上班就上班……
9月1日晚小组继续鸣放，主要涉及经济层面的问题，还有新城县自己的问题。
从9月2日一直到9月13日继续讨论鸣放。
从小组发言可以看出，与会者开始批判李悦农，但都认为其有错就改，检查还比较深刻，是革命干部。同时对县里的工作进行了鸣放，也开始抛出一些人进行批判。
9月16日上午在专属招待所楼下10号，和易县全体人员开始批判斗争易县原县委书记王尽忠。
9月18日，专署招待所二楼40号，揭县委的精神状态问题，同时继续鸣放，批判揭臧振国、吴合法、王尽忠、胡磊。最后讨论了杨培生的报告。在这一部分的记录当中，对县里的魏青海、刘天佑也提出批评意见。
9月22日，专署招待所二楼40号，小组鸣放，主题为县委领导核心的精神状态问题。对新城县县委和基层领导人都提出了批评并进行了排队，最后确定了问题大的单位及当权派。被定为有问题的当权派有：胡春辉（县委副书记）、李克（县委副书记、县长）、李文彬（供销合作社书记）、陈荣吉（曾任宣传部部长）、于信（前任监察委员会书记）、郑涛（前任法院院长）、林旭生、齐安群（商业局前任局长）、刘振刚、王康（前任公安局长）、李润章、林双坤（县委组织部部长）。从这名单可以发现：新城县内定的县一级问题比较大的单位有公安局、商业局、法院、监察委员会等，都是现任主官批判前任主官，同时县委副书记、县长及组织部部长也被批判。
9月下旬某日（原记录日期不清），专署招待所二楼40号，小组会主要内容是对全县公社干部的排队，又确定了一批基层有问题的干部要批判。
9月26日，专署招待所二楼40号，主要是对大会集中批判的臧振国、胡磊、刘珍、秦**、李鹿门、吴合法分头准备发言材料。
9月27日，下午继续讨论组织发言批判的材料。
会议记录到此缺失，但从这些不完整的内容中仍可清楚地看出，尽管会议进行过程中，也有干部揭发了地委第一书记李悦农、行署专员杨培生的某些问题，但是由于华北局工作会议上李悦农、陈子瑞、杨培生都被确定为“红线”、“革命左派”代表人物，因此虽有对他们的批评，但都不是严重的政治问题。
综上所述，这次保定地区十七级干部会议对保定地区各县，甚至到了公社这个层级的干部，都进行了摸底排队，划出“黑线”和“红线”，这样的做法毫无疑问对各县文革运动的开展必然起到指导性的作用。
总之，保定地区十七级干部会议沿用华北局、省委工作会议的开法，采用领会领导意图并服从于现实政治斗争需要而完全不顾及历史事实，以“大鸣大放”的发言、大字报等形式，批判、揪斗了一大批干部。尤其是对那些敢于批判揭发“红线”代表人物的干部更是要打倒而后快，而被抛出批判的“黑线”干部则期望通过运动反制对手并证明自己的清白，从而陷入激烈的党内斗争的逻辑当中。内斗让各级干部群体里面错综复杂的矛盾进一步呈现出来，这些矛盾或由历史原因或由现实工作中的分歧、人际关系等造成，但更主要的则是由于建国十七年来的政治运动所累积下来的矛盾，且又缺乏党内民主制度。这些错综复杂的、历史与现实的矛盾，在很大程度上成了一些干部参与文化大革命、成立造反组织的原因，如当时杜廷兰的遭遇引起很多人的不满，地委机关很多人找到他，促其起来揭露保定地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这种情况下，杜成立了地委机关“井冈山公社”。地委机关当时包括炊事员、司机在内共有不到200人，参加井冈山的竟有100多人。 因8月中旬贴出大字报而受到打击的市直干部马岱海、曹文祥成立了市直机关红色造反总部；以市委干部史建国为首成立了市委机关东方红革命造反团等等。
这些参与造反的干部进一步把党政机关内部的矛盾以及地、市委领导人鲜为人知的日常生活中的一些“问题”都揭露出来。保定地区许多干部的意见都集中在地委第一书记李悦农身上，大到选用干部任人唯亲、袒护下属培植私人势力、打击异己，以及在华北局工作会议及地委十七级干部会议上自封“左派”内定“右派”、“重点人”，抛出干部“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小到多吃多占、养尊处优、挥霍公款吃特供 、挪用公款做生意、为家属谋福利、奉承刘子厚等上级官员并赠送礼物等等 。在那个特定年代，这些揭发材料固然有夸大不实的言辞，但仍旧可以想象对于普通群众的震撼。尤其是李常年痴迷练习气功问题的揭露，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李悦农（1922-1976），蠡县东侯佐村人。1939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在冀中工作，1951年9月任中共津南县委书记，同年10月任沧县专署副专员、专员。1952年10月任河北省商业厅副厅长、厅长。1954年7月任中共保定地委第一书记，其中在1960年2月至1961年5月保定专、市合并期间，任中共保定市委第一书记。在保定长期担任地、市一把手，曾多次向党和国家领导人汇报工作，保定的“四清”工作经验得到中央的肯定并推广。三年困难时期，与干部群众同甘共苦，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受到中央、省委领导的赞扬。 应该讲李悦农是一位工作能力很强的干部，在革命和建设年代也有很大的功绩。一个经过多年战火洗礼浑身伤痛的党内高级干部希望强身健体，是可以理解的，但常年带头练气功，静修打坐，耽误工作，最后竟痴迷到了“头上冒金光，掌心出小猴”的荒唐地步，普通干部、群众无论如何是不能接受的。
再比如保定市委东方红革命造反团发动市委副部长以上干部，对于当时的保定市委书记苏峰进行了揭发，从1963年苏峰领导市直机关整风时发表的一些言论，到在企业的“五反运动”中包庇相关有问题的干部，从个人平时生活中对多吃多占住招待所吃特供的认可态度，再到家庭亲属的传教士背景等，都一一揭发出来，当然也包括关于华北局工作会议内定“右派”的情况。 这些与建国以来媒体长期宣传所形成的中共领导干部的“艰苦朴素”、“为人民服务”的形象大相径庭，这些都激发了普通干部、群众的不满和“反修防修”的冲动，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文革初期干部及群众造反组织的产生，从而对整个保定地区的文革进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据当时一位学生回忆，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在其同学熊××（参加造反而受到批判的老干部熊××之子）的支持和鼓动下，给地委十七级干部会议送去了大字报，并开始调查李懋与李悦农矛盾的来龙去脉，后来组织了造反组织，成为文革期间保定地区比较重要的学生领袖，深度介入保定地、市文革全过程。诚如那位学生所言：“我当时作为一个普通贫苦农民家庭出身的初中生，若不是干部子弟熊××的‘指点’，怎么会知道党内这些复杂的情况呢?不要说这些，就连地委在什么地方开会我们都不会知道，更不可能三次去访问李懋，去揭露他和李悦农之间的矛盾。”
更为重要的是，在保定文革后来的不同阶段中，尽管有工人、农民、学生等造反组织兴起，但是在这些组织的背后都可以看到许许多多干部的身影（具体到保定市如杨志昌、李懋、侯玉印、孟宪儒等），他们或明或暗地参与“指点”，扮演了“军师”的角色。这都极大地影响了造反派组织的分化组合以及基层文革的进程。

五、从上述考察得到的一些感想

有论者认为，毛泽东为了发动文革，抛开甚至不惜打碎自己亲自缔造的党政系统，直接发动下层群众。但从河北省和保定地区、保定市（县）党政机关的文化大革命开展情况来看，并不完全是由学生、工人或者其他社会群体响应中央号召发动起来的，而是相当程度上由河北省委及各地、市（县）委自己发动的。各级党委按照华北局工作会议的办法，人为制造或激化矛盾，划出“红线”的代表人物，抛出一些所谓“黑线”干部进行批判，把自己树立为坚定的“左派”，以期保护自己；而被抛出批判的干部则力图通过“造反”的抗争来证明恰恰是自己“红”而对方“黑”，不把对方作为“黑线”、“反革命”、“右派”批倒批臭，就不能证明并保证自己是“红线”、“革命”、“左派”，从而陷入激烈的党内斗争泥潭中。这样的党内斗争又使得干部群体内部复杂矛盾暴露出来，成为很多干部参加文革造反的诱因，并随之将其扩散到社会层面，以至于建国以来通过宣传建立起来的共产党干部形象坍塌，很多干部被认为就是文革宣传中从无明确概念的“走资派”，这更进一步促成了群众造反组织的产生。这也是文革在基层得以深入展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同时，干部群体深度介入群众造反组织，出谋划策充当“军师”的角色，并通过“运动群众”的方式以图达到自己的各种目的，这些都使群众组织进一步产生了分化、对立甚至是疯狂的派斗、内战。这也充分体现了各地方基层文革的复杂性。

2019年3月2日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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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纸堆】

关于执行华主席、党中央赋予
我军解决保定问题任务的情况报告
（讨论稿）

李晓航提供 渔歌子录入

北京军区党委转呈华主席、党中央、中央军委：
遵照党中央的部署，在解决保定问题领导小组的直接领导下，我军于十一月十六日，出动二十个团，三百二十—个连，共两万四千九百零七人，各种车辆一千九百二十九台，分别进入全区二十三个县、市，大张旗鼓地宣传中央布告，广泛深入地发动群众，造成了一个贯彻落实中央布告的强大的政治攻势。截止十一月二十八日，中央指定抓捕的二十一名打砸抢首恶分子，已全部逮捕归案；收缴各种枪一万零五百五十二支（其中制式一千四百三十九支），各种炮七百一十五门，子弹十四万二千余发，手榴弹五万五千九百余枚，以及大批炸药、雷管、地雷等。现在，全区武斗已经停止，武斗组织全部解散，武斗工事全部拆除，离开工作和生产岗位的一万三千五百余名干部、群众，绝大多数回到了原单位，一些过去停产的工厂、企业已经和正在恢复生产，社会秩序安定，被武斗搞得不能安宁的广大干部、群众扬眉吐气，欣喜雀跃，齐声称颂：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英明果断，“和人民群众心连心”。
这次贯彻落实中央布告，能够取得预期的成效，最重要的原因是：坚定不移地执行华主席、党中央的指示和方针、政策。
一、用华主席、党中央的指示统一思想，统一步调，把圆满完成任务当作拥护华主席、批判“四人帮”的实际行动。我们接受任务后，从十一月十一日到十五日，部队由党内到党外，从干部到战士、职工、家属，层层深入地认真学习讨论了华主席、党中央关于解决保定问题的指示、中央布告以及河北省委向中央所作的关于解决保定问题的请示报告。各级党委和广大干部、战士热烈拥护中央的决定，在中央解决保定问题的方针、政策上提高了认识，统一了思想。全军上下，对华主席、党中央亲自把解决保定问题的任务交给我军，感到无比的光荣和极大的鼓舞。对“四人帮”插手保定，挑动武斗，制造混乱，向华主席、党中央施加压力的卑鄙阴谋，无比愤慨。认识到，按照党中央的决心部署，迅速解决保定问题，就是以实际行动来保卫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保卫首都北京，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发展大好形势。就是对“四人帮”有力的揭发批判。广大干部、战士精神振奋，斗志昂扬，异口同声地表示，华主席、党中央指到哪里，我们就打到哪里，叫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从唐山抗震救灾前线和在北京营建回来的三个团，刚刚到家就立即投入了战斗；已批准探家的同志普遍要求推迟；许多第二批转业的干部和住院的同志纷纷要求“参战”，为解决保定问题做出一份贡献。实践证明，华主席、党中央解决保定问题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只要用华主席、党中央的指示统一思想，统一行动，坚决照办，就一定能够胜利。
二、大张旗鼓地宣传布告，造成—个声势浩大的贯彻落实布告的群众运动。这次执行任务的过程，就是一次以中央布告为武器，大造革命声势，深入发动群众的过程。全军共张贴布告近三十万张，飞机散发布告二百九十多万张，书写大标语十万多条，布告、标语遍及村村寨寨；出动宣传车四十三台，并利用地方广播台、站三千九百多个，反复宣传布告；召开各种类型群众大会八千二百余次，到会五百七十八万人次，其中“老的九十九，小的刚会走”。为了使布告家喻户晓，许多干部、战士跋山涉水，走家串户达十七万六千余户。中央布告一经广泛地同群众见面，立即得到最普遍、最热烈的拥护。群情振奋，说：“‘四人帮’搞乱保定，挑动武斗，可把我们害苦了”，“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下决心解决保定问题，想我们所想，急我们所急，我们一定要坚决贯彻落实布告”。群众有中央布告撑腰，纷纷起来揭发打砸抢、提供武斗组织和武器的线索。有的父母劝儿子交出武器，有的妻子劝丈夫退出武斗组织。定县李村大队社员董庆玉将自己六九年埋在地里的三支步枪交了出来，说：“这些枪今天再不交，就对不起华主席，对不起党中央！”过去武斗人员有的持枪耀武扬威，甚至为非作歹，群众敢怒不敢言，现在再也不敢那么神气了。有的群众拿着布告，到武斗据点里理直气壮地说：“你们再别瞎胡闹了，快把枪交出来，回去抓革命、促生产吧。”事实证明，只要把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声音传给群众，大造革命声势，贯彻落实布告就有了雄厚的群众基础，就能迅速打开局面，加快解决问题的进程。
三、开展强大的政治攻势，坚持政治解决的原则。华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在向我军交待任务时，一再叮嘱：要政治挂帅，要坚持政治解决的原则。为了坚决贯彻落实，我们—方面组织干部战士反复地学习领会政治解决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团以上领导干部到第一线去，组织部队开展强大的政治攻势，处理遇到的复杂情况。全区—百九十多个武斗据点，二百多个武斗队，一万三千余名武斗人员，迅速瓦解，就是靠强大的政治攻势，大讲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解决保定问题的坚定决心，大力宣传布告，交待政策，大揭大批“四人帮”搞乱保定的险恶用心，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做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团结绝大多数，孤立极少数。开始，有的武斗头头对下边说：“没有我的话，一支枪也不能交”，有的抱着“等一等，看一看，然后再说怎么办”的观望消极态度。但是，经过强大的政治攻势，在广大武斗人员纷纷觉悟，主动交出武器的情况下，头头也只好交出武器。在执行任务中，部队遇到了某些复杂情况，如有的单位少数人，对宣传布告，收缴武器的部队进行刁难，个别武斗据点中的个别坏人甚至挑动部分武斗人员围攻、谩骂、殴打战士，但由于部队牢记华主席、党中央的指示，严守“五不”政策，因而教育争取了广大群众，个别坏人无孔可钻，陷于孤立。实践使我们体会到：对于两派武斗这种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交织在一起的问题，中央关于政治解决的原则，是完全正确的。
四、坚持无产阶级党性，团结干部、群众的绝大多数。在文化大革命中，保定两派的斗争极其尖锐、激烈，由于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党中央的关怀，揭露了林彪、陈伯达、李雪峰、郑维山分裂党、分裂军队、分裂群众的罪行，使两派革命群众组织实现了大联合，保定这个“老大难”问题得以解决。但后来，由于“四人帮”的插手，又造成了干部、群众新的分裂局面，对立情绪极为严重。我军虽两年前就已撤出支左和三结合，但驻保十年，和社会的联系是千丝万缕的。中央正确地指示我们，要站在党的立场上，站在党的政策立场上，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我们在宣传落实布告过程中，把贯彻中央这一指示，当成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圆满完成任务的关键来抓。做到：中央指定逮捕的两派打砸抢首恶分子，一律逮捕归案；两派的武器同样收缴；两派群众反映的问题，同样注意倾听。要求各级党委以党性保证，不带倾向性，不搞小动作。个别干部在个别地方也发生过带倾向性的言行，就引起那里群众的不满，甚至产生了对立情绪。但各级党委对这种现象，发现和纠正的比较及时有力。因此，从全局上看，是在团结了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的基础上，完成了这次宣传布告、收缴武器的任务。这使我们进一步体会到，对待两种不同观点的干部和群众，有倾向性甚至搞支一派压一派，是万万不可以的。
五、大力争取地方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的配合，共同完成贯彻落实布告的任务。保定的武斗是“四人帮”插手两面挑动造成的，是一个极大的阴谋。保定地、市、县各级领导干部有不少人都卷了进去，但是，他们当中绝大多数是个犯错误的问题，他们人熟地熟情况熟，对本派的武器、据点知根知底。鉴于这种情况，我们注意作好地方干部的工作，召开各种领导干部会议，领导同志亲自出面找他们谈话，指出他们紧跟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部署，在解决保定问题中应抱的态度和应负的责任，希望他们以实际行动拥护华主席、党中央，不要再犯新的错误。各部队根据地、市、县领导班子的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方法，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对于那些观点一致的班子，如涿县、雄县、容城等，主要靠他们，军宣队配合；对于分成了两派或三派，但经过工作能坐到一块的班子，如清苑、唐县等，军宣队则尽力促成他们取得一致认识，军政共同行动；对于那些矛盾深，暂时不能坐到一起的班子，如易县，军宣队则同时作两方面的工作，分别同他们收缴本派的武器。这样，既促进了团结，又发挥了他们的积极性，推动了布告的贯彻落实。
我们完成这次宣传落实布告任务取得的成绩，最根本的是有华主席、党中央的英明领导和正确的方针、政策，它说明保定地区的党政军民坚决拥护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紧跟中央的战略部署。在我们的工作中，以秦基伟同志为组长的解决保定问题领导小组，给了我们及时、具体、有力的领导。工作中出现的某些缺点错误，主要是我们军党委的责任。现在，武器还不能说完全收缴了，还需要地方党委继续做工作。据我们观察，还有一个值得引起注意的问题，一派当中的有些人，把“四人帮”说成是另一派的后台，认为不是两派联合的问题，而是对方认错转弯子的问题。我们觉得，这个问题如不解决，很可能不利于按照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的指示精神和华主席、党中央的方针、政策，使两派紧密地团结起来。
按照中央的部署，河北省委将开始解决保定问题的下一个步骤，办领导干部学习班及采取其他措施。我们党委研究，要切实尊重河北省委的一元化领导，任何人不得插手和干扰，把它作为一条严格的纪律。今冬明春全军要大力开展拥政爱民活动，促进军政、军民团结，为彻底解决保定问题，发展保定的大好形势，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以上报告，不当之处，请批示。

中共陆军第三十八军委员会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三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