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 军队 文革

论坛
现在的时间是 周五 3月 29, 2024 12:50 am

当前时区为 UTC - 5 小时[ DST ]




发表新帖 回复这个主题  [ 2 篇帖子 ] 
作者 内容
 文章标题 : 《昨 天》第一二九期(增刊)
帖子发表于 : 周一 6月 17, 2019 8:39 pm 
离线
Site Admin

注册: 周六 2月 28, 2009 5:46 pm
帖子: 2854
《昨 天》第一二九期

抢救文革回忆 积累文革资料 交流相关信息 促进文革研究

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19年4月30日第129期(增刊)


本期目录

〖重庆武斗专辑4〗

生逢乱世

杨耀健 多么希望那只是一场恶梦
张爱维 文革武斗中一次全家被迫逃难的记忆

史林一叶

何 蜀 重庆大武斗中的“黑六条”之谜
附录 一个惊心动魄的反革命复辟纲领
国澄明 王凯平 我们所知道的重庆林园“10·27”事件

故纸堆

王锐提供 渔歌子录入 梁兴初就“10·27”事件接见八一五派代表时的讲话
井冈山红卫兵七八四八野战部队 人民战争救山城
附录 黄开全谈《人民战争救山城》一文产生的背景
王锐提供 徐小青录入 唯一公开承认“杀俘”的一段文字
——————————————————————————————————
【生逢乱世】

多么希望那只是一场恶梦

杨耀健


1968年春,重庆武斗第二次升级,白天,枪炮声不绝于耳,入夜,山城上空总有火龙般的曳光弹不断掠过。每天都有人伤亡的消息传来,播放的哀乐声此起彼伏,阴森恐怖。
在父亲杨光梓供职的第三人民医院,情况犹为险恶。因三院原为抗战期间苏联驻华大使馆所在地,地势高,建筑物坚固,八一五派便将它作为武斗据点,在外科大楼架设了重机枪,与占据体育馆一带的反到底派日夜不停相互对射。双方都以牙还牙,互不示弱。
人身安全没有保障,医院的一些医护人员已偷偷离职逃难。我家位于医院的高处,无遮无掩,好心的友人也曾劝说父亲逃难,但是他却迟疑不决,顾虑重重。
我的父亲其时已是第三人民医院内科副主任医师。早年人们填写履历表,都老老实实交代家庭情况。父亲未加入三青团、国民党,却如实交代个人经历、社会关系等等。这时造反派深入调查,好家伙,原来我那已去世的祖父是基督教中华信义会会刊《信义报》主编,属于“帝国主义代言人”。父亲拿过博士学位,解放前还在旧中央医院干过,不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是什么?还有我的三叔,解放前夕随国防医学院迁往台湾,反动派。这些背景叠加起来,有口难辩,父亲在劫难逃,被大字报、批斗会吓破了胆,万万不敢离开工作岗位。武斗接连升级,一些医护人员已偷偷离职逃难,父亲却害怕“畏罪潜逃”的罪名,不敢越雷池一步,每天坚持上班。
二则因为内科还有不少病人,有的病人正是冲着他这位老医生的大名而来的,他要是走了,这些病人怎么办。
三则当时有西南农学院的两位亲戚从北碚逃难到我家,主人要走,于客人不恭敬,也太不仗义。逃难之事,就这么搁置下来。
(下图:五十年代作者幸福的全家福合影。)
3月27日是个阴天,灰蒙蒙的天际一早就显得灰暗,除了阵阵枪声,全城一片死寂。午后一点过,按照老习惯,父亲一面吸饭后的一支烟,一面在室内散步。此时,我则俯身在书桌前,清理自己的东西。突然响起一阵爆豆般的枪声,特别响,特别近。我回头一看,父亲已倒在地板上,赶紧跑过去,只见他用手捂住左胸,眼睛凝视着虚空,然后就闭上了,一句话也来不及说。母亲从内屋出来,立即呼救,邻居找来担架,直接把他送进手术室,由外科主任亲自主刀抢救。
我们转移到可避弹的邻居家中,耳畔是一阵阵枪声和母亲喃喃的哭泣声:“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落。这是一场恶梦!这是一场恶梦!”
我多么希望这只是一场恶梦。我在幻想,父亲受的只是轻伤,三院的设备好,外科主任医术高明,父亲一定能重新站起来,我们还会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可是,无情的现实击碎了我们善良的幻想。大约刚过了半个钟头,工友谭阿姨把父亲的“英纳格”手表送来,戴到我的手上,沉痛地说:“你爸爸不在了。”子弹击中了父亲的心脏,外科主任也无力回天。
刹那间,天崩了,地裂了,在场的人全都泪流满面。母亲悲愤欲绝,一定要去手术室看个究竟,她不相信父亲这么快就走了。大家劝说母亲,快把我和妹妹带到安全之处,她才醒悟过来,收拾了一些简单衣物,带我们到城内兵供站杨明华阿姨家暂避。
记得那年天气奇冷,离开三院时,我还穿着棉衣。公交车已经停运,我们是迷迷糊糊步行进城去的。夜里,响起春雷,暴雨如注。我们躺在兵供站的木板床上,泪水湿透了枕头。我把父亲的手表放在耳边,精巧的机械仍在运转,而一个美满的家庭从此却残缺不全了,这是多么惨痛的日子。第二天,我们随母亲逃难去了成都亲戚家。
那一年,父亲年仅45岁。我15岁,妹妹10岁。
一位医学博士,很投入地用他的所学,为一个在战火中诞生的新中国服务。他给无数病人带来了健康和欢笑,他的医术和事业正如日在中天,他的老母亲正需要他供养,他的子女正需要他的关爱和呵护,他却死于非命。他没有死在日军和内战的炮火中,却死在一场莫名其妙的运动中。从留在我家阳台砖柱上的其它弹孔看,射击来自盘踞体育馆的武斗人员。如果及时调查,一定能找出凶手。但是天下大乱,公检法机构瘫痪,无人受理。十年浩劫结束后,母亲多次要求查处凶手,然而事过多年,线索中断。父亲的死,当时仅被定性为“非正常死亡”,我代母亲领取的抚恤金一共只有500元,这就是一条人命的价格!
1979年,三院为父亲举行了追悼会,推翻了文革期间对他的种种诽谤和不实之词,给予公正的评价。但这一切有什么用?人死不能复生。我的祖母时常卧床不起,以泪洗面。我的母亲患上失眠症,常常终夜难眠。我和妹妹内心的创伤,此生绝对难以平复。
有父亲在,如同生活中还有一棵遮风蔽雨的大树,觉得有依靠。不是钱,不是势,是觉得生活是完整的。没有了父亲,便要独挡八面来风,虽然早已独立生活,还是少去了天伦之乐,人生有了很大的缺憾。父亲去世多年,我仍时常想念他,在翻阅老照片时去回想他的一生:忠诚老实、独处自尊。工作时便只是工作,数量不多的朋友便是永远的朋友。他是老一代知识分子的典型。他常对我说的一句话是:“耀健,你要做点有益的事情。”这句话,已经成为我做人的座右铭。
到今年,父亲已经去世整整半个世纪,文革时期泛滥的红海洋,群众组织互相残杀的枪炮声,早已消失在蔚蓝的天空中。我把这件事写下来,作为对父亲的悼念,也是对给中国千家万户老百姓带来深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的控诉。

——————————————————————————————————
【生逢乱世】
文革武斗中一次全家被迫逃难的记忆

张爱维

前段时间打开电视看国际新闻,阿拉伯地区硝烟四起战火纷飞,叙利亚内战难民潮涌……看到这些不禁引起我的联想,总是疑问,上苍为什么总要让这个世界不安宁啊?为什么宗教对立、民族矛盾总是被人利用,上升到仇杀?叙利亚老百姓为了逃离战争,背上行囊,离乡背井。一个海岸边俯卧的小男孩的画面震撼全球,牵动着全世界善良人们的心。
一次次在电视上看到难民的惨状,一次次转头回到自己的现实生活世界,深感我们在国家繁荣富强人民生活富裕平稳的和平年代是多么幸福。在感叹庆幸的同时,电视画面也勾起了我一段幼年时期逃难经历的回忆,那真是刻骨铭心、终身难忘啊!
时间回到1967年8月,那是重庆文革动乱的武斗高潮时期,到处都是枪声和血腥。当时我们家住在南岸黄葛垭的重庆第五中学(现已恢复原名广益中学)家属区二村,父母都是学校的教师,天天担惊受怕。
“咚咚咚!咚咚咚咚!”一阵又急又重的敲门声传来。
“不准闹!”爸爸以为又是我们几个小不点午睡时间在调皮捣蛋。我们面面相觑,没有闹腾啊,无辜地看着爸爸再看看门。
“咚、咚、咚、咚!”
这哪里是用手在敲,分明是用什么重物在打门。爸爸知道冤枉我们了,赶紧起身过去,我们也好奇地跟在后面。
刚把门打开,一个乌黑的枪头就对准爸爸。
“你们的房子我们要用了,限你们一周内搬走!”拿枪的是个大概十七八岁的学生,不过此时学生特有的充满畅想好奇的眼神已荡然无存,满脸是好斗的神情和杀气,他凶狠地对爸爸说道。
“能不能多给我们点时间,我们这一大家子一时半会也不好找去处啊。”爸爸知道在那特殊时期不可能和他们讲什么道理,只能恳求多给些时间。
“不行不行,你们的房子我们要做司令部了。”后面的几个人嚷着,根本不由分说的霸道。
我们小姊妹睁大眼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满眼惊恐,这都怎么回事啊,为什么要强迫我们离开自己的家?
我根本不知道文革初期那段时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当时我还读着小学三年级。
记得有一天,学校来了些大哥哥大姐姐,对我们讲了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什么造反夺权大字报等等,太复杂,我也听不懂,只晓得要和他们一起不读书离开学校去造反。我觉得好玩,居然有一次还懵里懵懂跟着他们去区委静坐示威要油印机。回来听隔壁刘老师说可把我妈妈吓坏了,后来妈妈嘱咐我以后再不要出去跟着瞎闹。
不久,又看到五中的几个老师被学生造反派关在我们住房一侧的柴房,时而又被学生拉出来叫他们低头认罪或是一顿乱揍,有时还在他们的饭碗里吐痰。还听说有的女老师还被剃光半边头发游街。
早上我去食堂买早点时,看到外面站着一排身体弯曲90度的老师,身上挂着写有名字打着大叉的牌牌,一边嘴里还说着什么自己有罪,突然一个学生冲上去没头没脑地对一个老师拳打脚踢,我看到他在流血,另一个老师头上半凝固的血块往下落,我又难受又害怕又恐惧,赶快走开,想不通有些学生为啥一下子就变成了眼露凶光的暴徒恶魔。回家问妈妈,妈妈一声叹息不说话。
后来妈妈找出来好多书,我们一起把它们塞进楼板洞中藏匿,妈妈一边藏书一边含着泪说着什么。还有一次,外婆从杨家坪我姨妈那儿回来,被一个拿枪的人拦着搜查并不准过路,外婆说我身上就只有几元钱啊,钱被一把抓走后才放外婆走路。我恐怖极了,这个世界怎么了?往后等着我们的是什么?
这不,我们有家不能住了。我们被迫要去成都大伯家逃难。
菜园坝火车站,人山人海,呼儿唤女。我们一家六口人好不容易挤到火车边,哪里还上得去啊,车厢门口完全是几层人墙,车厢里人挨人。我们家上有七十多岁的小脚外婆下有七岁的三妹,眼看着能挤进去的多半是年轻人啊。
正当我们一筹莫展的时候,只听有人喊:王老师王老师,这边来。原来是妈妈的学生在车厢窗口喊。于是,下面的学生又抱又推,上面的学生又拉又拽,连爸爸这个标准的文弱书生也突然力气倍增,托起妹妹和我们往车厢里塞,最后我们一家老少硬是从火车窗口狼狈不堪地钻进车厢。
“妈妈,我好难受。”
妈妈努力给我挤出点缝隙,说再忍忍吧,火车开了就会好些。车厢内,人叠人,有时连呼吸都感觉困难,好难熬啊。
火车终于动了,居然慢慢地把拥挤的人们抖松了点,后来好不容易腾出一个可以往地上坐一坐的空间,赶紧叫外婆坐坐。这一路上饿肚子,喝农民卖的青蛙游泳的田间水,吃点带一股浓浓的肥皂味的番茄都不值一提了。
好不容易煎熬到内江站。“啪、啪、啪!”几声枪响,只见窗外站满了荷枪实弹的年轻人,个个凶神恶煞。
“下车下车,通通下车!”有人在吼叫。
全车人在两边持枪人的押送下下了火车,下车后我们被分成了两堆,一边全是年轻人,一边就是我们这些手无缚鸡之力的老少人群。几个年轻人扛着机关枪跑到竹林处,趴在那儿用乌黑的枪口对着大家,我们吓得瑟瑟发抖。虽然都被枪比着,但拿枪人明显对那帮青年更是严阵以待。那情景现在让我想起电影里德国人押送犹太人或日本鬼子进村的场面。
妈妈带着哭腔地说道:“一家人在家里没死,却到这儿死啊。”听了这句话,我也觉得天要塌了,再也回不到家了,再也不能喂我的鸡咯咯了。
可一看被分开的那帮年轻人,他们倒好,一副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轻松表情,不知是他们在学电影里的革命先烈模样还是知道对方是虚张声势。
我们诚惶诚恐地站着,看着他们在搜查什么,大概看到我们老的老小的小,查到我们这儿,外婆把带的一小罐猪油递上,他们也就不了了之。一个“匪徒”哇啦哇啦不知吼了些什么,僵持了大概半个多小时,然后不知为啥竟然又说让大家回车厢。悬着的心终于落下,大难不死的感觉啊。难民们争先恐后地蜂拥而上,而我们一家老小还是最后挤回了车厢,据说那帮年轻人也被放回来了的。
就这样从重庆,老火车载着连一只苍蝇都不能再装的满满一火车人,经过整整一天一夜24小时的慢摇慢晃,终于喘着粗气摇到了成都。
拖着肿胀的腿,搀扶着小脚肿得像馒头的外婆,我们又困又饿又渴地下了火车,只要妈妈说原地休息,我会立马躺在亲爱的地球上。
经过这一路的挣扎和惊吓,让人欣慰的是一家人都活着安全到了成都。估计是半夜吧,正打不着方向,突然听到有人在喊:“王邦玉!王邦玉!”
啊,有人在叫妈妈。“哎!我们在这儿。”
全家人都往那个方向看去。原来是妈妈的一个熟人,大概妈妈用什么方法通知过他我们乘这班火车到成都吧,他居然来接我们了,我们大喜过望!
由于是半夜,他把我们带到一个军区大院。一个当兵的对我们说,天一亮你们就得马上离开哟。他带我们进了招待所,一进门我就看到了只铺有草垫的床,什么都不问什么都不说,一头栽倒在草垫上,立马什么时间什么世界都不存在了,根本无梦。
“起来了,起来了,你们得马上离开了。”
我艰难地睁开眼,刚想跟妈妈撒娇赖床,突然懂事地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只是奇怪我们才刚躺下啊,怎么就喊我们起来了啊。
“天已经亮了,快走快走!”当兵的不由分说,估计他让我们睡觉都是违规操作怕被人告发吧。
我不记得是怎么到达大伯家的,就记得我们到了一个大院门口,妈妈说这就是大伯的家了,怀着得救的激动心情敲门。
三哥“吱嘎”一声把门开了,当看到我们一家人的模样,那定格石化的表情,那吃惊迷惑同情的眼神我永远忘不了,我们疲惫不堪、蓬头垢面和衣衫不整的狼狈形象,哪里是现在电视剧里化妆能化出的效果啊。
“怎么了,你们?”三哥半天才回过神来,连忙招呼我们进屋。
我们一家在大伯家度过了一段安稳舒心的日子:宽大安全的大院,大伯妈慷慨好客,尽管物资匮缺,还是千方百计给我们弄许多可口的饭菜;大伯幽默风趣,天南地北的故事常令我们开怀大笑;还有大伯家三个大哥哥的庇护,很快让我们走出了恐怖的阴影,差点叫我们几个小孩乐不思渝。
但大人们的考虑不同,罗马虽好,毕竟不是久留之地,我们一家六口人给大伯家增添的麻烦够多的了。听说重庆武斗在中央“九五命令”下已经停息,父母才又拖娃带老地一家人乘火车乘汽车回到黄葛垭。
奇怪的是,不知什么原因,武斗组织改变了计划,我的家并没有成为什么“司令部”,也就没有遭到什么损失。不过,经过这一番折腾,我们虽然结束了逃难回到家,但还是很少看到爸妈的眉头真正地舒展开来。
那段历史已经过去四五十年了,我也曾给女儿讲过为什么会那样,就是希望他们自己多思考。
——————————————————————————————————
【史林一叶】

重庆大武斗中的“黑六条”之谜

何 蜀

在重庆的文化大革命中,几乎无人不知“红五条”,即1967年5月16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重庆问题的意见》,但极少有人知道有个什么“黑六条”。不过,在重庆两大派大规模武斗期间的1968年初,八一五派却曾掀起过一次颇有声势的针对反到底派“黑六条”的大批判。
在1968年2月7日出版的由重庆八一五派最有影响的几大组织的报纸:《山城战报》(八一五派革联会主办)、《8·15战报》(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主办)、《八一战报》(八一兵团主办)、《山城红卫兵》(红卫兵重庆警备区主办)、《星火燎原》(西南农学院、四川外语学院星火燎原纵队主办)、《机关战报》(重庆市机关革命造反指挥部主办)等六报合刊,就是批判“黑六条”的四大版专刊,发表了社论《批臭黑纲领 揪出黑后台》和长篇评论《再论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反复辟斗争进行到底——兼评〈对重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若干问题的看法和建议〉》,并以“一个惊心动魄的反革命复辟黑纲领”为题加了长篇编者按,全文附录了那个被批判的《对重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若干问题的看法和建议》,即批判者简称的“黑六条”。从“黑六条”原文可知,那是一个署名为“重庆反到底革命派赴京汇报小组、首都红代会赴渝战斗兵团”,呈送给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国务院、中央文革小组、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汇报材料。

荒唐的毛式“大批判”

在八一五派批判“黑六条”一个多月之前,反到底派对八一五派的一篇长文曾展开了一场大批判。1967年12月1日,八一五派革联会主办的《山城战报》第38期与重大八一五战斗团主办的《8·15战报》第47期联合发表长篇编辑部文章《大局已定,八一五必胜》,被反到底派抓住其“污蔑大好形势”、“以‘八一五必胜’取代‘毛泽东思想必胜’”等逆天大罪展开大批判。不知是八一五派那篇自认“必胜”的文章有哪些内容令龙颜不悦,也不知反到底派的大批判中哪一篇或哪几篇挠到了毛泽东的痒处,1968年3月15日在中央首长针对四川问题的“三一五指示”中,周恩来说:“主席许多小报都看了。重庆八一五的《大局已定,八一五必胜》,主席说叫反到底派批的一塌糊涂。” 虽然在1968年2月时谁也不知道毛泽东会有这样的“最高指示”,但反到底派上纲上线的大批判也使八一五派颇为被动,这时终于也抓到了个对反到底派展开大批判的机会。
所谓“黑六条”,其实指的是那份汇报材料中第二大部分提供中央首长参考的对解决重庆问题的六条“初步意见”,其要点是建议中央改组重庆警备司令部,重新任命新的重庆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即改变由五十四军在重庆支左和主持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局面。“黑六条”向中央提出这样的建议,是在1967年7月下旬武汉“七二○”事件之后全国各地“揪军内一小撮”的高潮中,在那个时候当然是理直气壮。然而自觉“运去英雄不自由”的毛泽东很快就改变了态度,把他从“五一六通知”开始就白纸黑字亲笔提出的要揪“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的“一小撮”的号召和先后揪了罗瑞卿、贺龙、廖汉生、杨勇、黄新廷、郭林祥、刘志坚、萧华、赵永夫、陈再道、钟汉华……那么多“军内一小撮”的实际行动都按下不表,而只把“揪军内一小撮”这个口号说成是王力、关锋等“极左”派的煽动,试图以此稳定担负着“三支两军”重任的解放军的军心,挽回文革败局。八一五派在这时来批判反到底派这个“揪军内一小撮”的“黑六条”,当然是打舆论翻身仗的极好时机,因此八一五派这个六报合刊的社论就写道:“黑六条”“就是王力在四川的代理人刘结挺、张西挺,操纵砸派一小撮坏头头,经过精心策划炮制出来的一个复辟资本主义的黑纲领。这个黑纲领,疯狂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全盘推翻《红五条》。它的要害是三个搞垮:妄图搞垮以英雄的五十四军为代表的驻渝部队,疯狂叫嚣要‘改组警备司令部’;妄图搞垮山城八·一五革命派,诬蔑‘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军工系统的八一兵团是保守组织’、‘反动武装集团’;妄图搞垮重庆市革筹组,恶毒地诬蔑市革筹组是‘黑市委第二代变种’,叫嚣要建立‘新的革筹小组’,其目的就是妄图以反革命的‘武装夺权’,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八一五派这个六报合刊的长篇评论,为了吸引读者,同时也为了“占领政治制高点”,一开头就先描述了两个历史场景:一是“1954年7月26日,中国作家协会的一座中西合璧的作家寓所大门紧闭,窗帷低垂,在一盏强度的台灯下,六个人头凑在一起,在紧张地讨论和修改一份‘报告’……”,这是胡风等人“向党所领导的文艺战线发动猖狂进攻”而炮制给中央的万言意见书;第二个场景是“1957年6月6日,在北京南河沿全国政协文化俱乐部的一间密室里,泡沫飞溅的发言,不可一世的气焰,掀动四壁……”,这是“脸胀成了猪肝色”的章伯钧与费孝通、钱伟长、曾昭抡等几个“民主党派头目”在决定趁中共整风之机向中共中央提出“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废除“党天下”的方案……
在做足了将重庆反到底派类比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和“资产阶级右派”的铺垫之后,文章描述了第三个场景——“现实”场景:

1967年8月18日,在首都朝内大街一座八层奶黄色瓷砖贴面的高楼里,一个准备取代《中共中央关于重庆问题的意见》的绝密文件“黑六条”(全称是《关于重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若干问题的看法和建议》)正在秘密地进行最后的修订……参加这个“黑六条”的炮制以及最后定稿的,有王力的代表——王力办公室特派西南联络站负责人李××(现已被捕),有林杰的代表——首都×代会赴渝兵团第八支队副队长、反革命“五·一六”分子黄××(现已自首),有国家科委的当权派××,有秘密打入中央×委的重庆党内走资派朱××,有与“五·一六集团”狼狈勾结的重庆反到底驻京联络员黄××,有著名铁杆“军工井冈山”头目之一杨××,……这一小撮人配合四川刘结挺、张西挺的部署和重庆的“八月战争”,遵照八月三日王力、林杰秘密传下的意旨,经过十多个昼夜的“英勇战斗”,终于完成了这长达十万余言的“黑六条”及其24个附件。由于过度兴奋,一个个额头出汗,脸上发紫。
八月三日,这个集团就曾通过受到“五·一六”分子保护的重庆党内走资派朱××,向在京的重庆砸派坏头头的几个密使,布置整理下列黑材料:“重大八·一五的问题;重大八·一五和警司的关系;警司人头材料;两派力量对比等……”因此,八月十八日以“首都红代会赴渝战斗兵团、重庆反到底革命派赴京汇报小组”的名义匆匆抛出的“黑六条”及其又长又臭的二十四个附件,完全是奉旨炮制,加工赶造而成的,是重庆砸派反动头目和王、关、林反党阴谋集团的又一次秘密勾结,是他们配合全国极“左”思潮的猖狂进攻,向最高统帅和党中央施加压力的又一个反革命行动!

这些煞有介事的描述,其实都跟前边有关“胡风集团”和“大右派”两个场景的描述一样,纯粹是凭空虚构。笔者后面将会介绍,所谓“黑六条”的写作,完全没有什么“王力的代表”、“林杰的代表”或什么“首都红代会赴渝兵团第八支队副队长”之类人物参与——“首都红代会赴渝战斗兵团”,不过是在1967年春夏之间跑到重庆去帮助受压的反到底派(当时还叫砸派)做些宣传、组织工作的北京大中学生虚张声势地打出的一个名号,实际上并无实体组织,只是一些各自为战的零散人员,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有几个人在重庆市中心解放碑附近的民族路餐厅楼上建了个广播站,有时还有两三个人在重庆市歌舞剧团或其他一些单位做一点鼓舞砸派士气的“形势报告”之类。至于“国家科委的当权派××”,显然指的是曾一度受到周恩来与中央文革小组赏识与倚重的国家科委造反派代表张本——1967年5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江青还把张本作为造反派的优秀女性代表介绍给毛泽东和林彪,毛泽东当面赞许张本为首的造反派在国家科委夺权夺得好,但是在三个多月之后,因毛泽东将王力、关锋当作“揪军内一小撮”的替罪羊抛弃,江青也就变脸宣布“张本是坏人”了。八一五派六报合刊这时就把张本也拉进来,以增加反到底派“黑手”的分量。
在这段描述中,只有“秘密打入中央×委的重庆党内走资派朱××”是实有其人,而且在评论文章后面就明确提到了是重庆师专的朱桂芳。“中央×委”指的是中央军委。朱桂芳“打入中央军委”是怎么回事?笔者在后面会具体讲到。只是在同一篇文章里对朱桂芳一会儿不点名,一会儿点名,显然不合规范。
这篇评论中最可笑、也最能说明其内容之荒诞不经的,是如下一节文字:

炮弹尖啸,屠刀狂舞,硝烟滚滚,碧血滔滔,一九六七年八月的山城,陷入刘、张二挺所一手制造的“八月战争”的空前大浩劫中。
然而,就在炮火暂停、枪声未歇的八月二十日的夜晚,重庆著名的潘家坪高干招待所金碧辉煌的大厅里却是张灯结彩,轻歌曼舞。在灯红酒绿中,鼠目獐脑的重庆反到底工总司头头黄廉正拉着一个油光粉面的女人,举行他结婚纪录上的第五次婚礼。在一片乌烟瘴气的酗酒调笑之后,这对“新人”被送进过去刘少奇住过的华贵房间。此时,黄廉大司令乜斜着醉意阑珊的眼睛,听着窗外稀疏的枪声,有点自我陶醉了。这当中有老奸棍的兴奋,但更为主要的是他昨天接到北京打来的电报,重新解决重庆问题的“六条”意见已经定稿上交了!

稍微了解一点当时重庆局势的人,不论是反到底派还是八一五派,都会知道这段描述是“打胡乱说”——因为当时两派正在潘家坪高干招待所展开一场空前激烈的大规模武斗,从1967年8月18日开始,八一五派集中兵力向反到底派占据的潘家坪高干招待所发起轮番进攻,到8月21日中央调查组到达重庆之后才勉强停止。而六报合刊的评论中所编造的8月20日,正是潘家坪之战打得最为惨烈的时候,炮火连天,弹雨横飞,遍地尸骸,到处血腥,整个潘家坪地区都已进入战时灯火管制状态,哪里会有什么“张灯结彩、轻歌曼舞”的婚礼!
至于说黄廉在那里举行“第五次婚礼”,也完全是瞎说一气。黄廉虽说在生活上时有不大检点的传闻,但在文革期间直至其2017年去世之前从未举行过第二次婚礼,自然更不会有第五次了。更重要的是,黄廉虽是造反初期有名的重庆工人造反军总部头头,但在1967年两派大规模武斗爆发、反到底派工总司成立后,主要成员为中小企业职工的工人造反军总部许多部属已经归入工总司下的各行业总部,再加上由国防工厂反到底派建立的军工井冈山成为左右山城文革局势的主要力量,工人造反军总部剩下的那些“杂牌军”连同其代表人物黄廉都已经被边缘化,黄廉这时几乎已经成了“光杆司令”,只是因为在反到底派诸领袖人物中他最有“辫子”可抓——从部队复员到“反右派”运动再到大饥荒时期,他都有被“记录在案”的“污点”,而这是五十四军介入“支左”后,为了支持造反派夺权,调看重庆各大群众组织头头档案时便已经掌握了的——这也是不让黄廉进入“一月夺权”建立的“临时权力机构”革联会的原因之一,当时控制着重庆市公安局的八一五派公安总部对此也十分清楚。所以黄廉长期被得到五十四军支持的八一五派作为最方便攻击、最有利于“搞臭”反到底派的靶子。但要说反到底派的“赴京汇报小组”会从北京发来电报向黄廉汇报“黑六条”已经定稿云云,则完全是无稽之谈。
文化大革命从批判《海瑞罢官》和“三家村”开始,到1967年春进入对“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的“革命大批判”,都让全国人民(而不光是造反派)学到了这个“大批判”的手法,所谓大批判,就是大扣帽子,大打棍子,大泼污水,攻其一点不计其余,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甚至可以睁着两眼说瞎话——如说蒋介石抗日战争时期是躲在峨眉山上,等共产党领导八路军打败了日本人才下山来“摘桃子”,堪称毛式大批判的经典范例。到了文革武斗期间,两派群众组织更是杀红了眼,都像国共内战时期那样指称对方为“匪”,八一五派称反到底派为“砸匪”——因反到底派原来是要求“砸烂革联会”的砸派;反到底派则称八一五派为“麻匪”——因文革初期官办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曾得到官方发给麻饼以作慰劳,被造反派讥称为“麻子兵”,后来八一五派认为革联会是“一月革命的伟大成果”而坚决要“保”,反到底派则按照“保”即“麻”的逻辑,将八一五派冠以“麻”的头衔。既然对方都是“匪”,那就只有置之死地而后快了。
这样的大批判,当年都是义正辞严,如今看来却是可笑可悲。当然,不仅是八一五派的六报合刊为攻击反到底派而有许多荒唐的编造,反到底派同样如此,比如在后面附录的那个“黑六条”中将重大八一五战斗团和国防企业的造反派组织八一兵团都称为“保守组织”,也同样不值一驳——重大八一五战斗团是重庆最早、最有影响的造反派组织,因此重庆的造反派最初都统称八一五派;八一兵团是重庆国防企业最早的造反派组织,后来反到底派军工井冈山总部“三巨头”之一的建设机床厂周应古,就是八一兵团的发起人之一,只因对革联会和“二月镇反”等问题的认识分歧,他才从八一兵团中拉出队伍另立山头……
两派在“革命大批判”中都用的同样手法——同样像毛泽东骂蒋介石、骂彭德怀、骂刘少奇那样的手法。因为他们都一心要“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与“黑六条”有关的一位“走资派”

当然,六报合刊的长篇评论也并非完全是捕风捉影,因为向他们提供所谓“黑六条”文本的“有关方面”自然也向他们透露了一点有关“黑六条”相关当事人的信息,于是,评论中就有了这么一段文字:

五月二十四日凌晨,由×代会余××勾结四川外语学院八·二六砸派头目余朝文,用华沙牌小轿车(车号20—20620)绕道梁平、万县,再从水路将重庆政法学院走资派苏明德、重庆师专走资派朱桂芳秘密运送至北京。利用朱的亲属关系,打入中央×委,窃取情报,预谋对策,假报情况,欺骗中央。

这里所说的“×代会”,即“红代会”,指当时绝大多数成员组织支持重庆反到底派的“首都红代会”。“余××”可能是指北京钢铁学院的余吉冰,曾在1967年春夏间到重庆参加过首都红代会赴渝战斗兵团的活动。至于什么华沙轿车的车号码等情报是真是假,从何而来,就只有文章作者或提供信息者才清楚了。重要的是,这里明确提到了两位“走资派”的名字:西南政法学院的苏明德,重庆师专的朱桂芳。更重要的是,这里明确指出了,反到底派“利用朱的亲属关系,打入中央×委,窃取情报,预谋对策,假报情况,欺骗中央”,所谓“中央×委”,就是中央军委,所谓“假报情况,欺骗中央”,指的就是通过朱桂芳将这个“黑六条”送到了中央军委——而这一点,显然是六报合刊的编辑人员与文章作者们都不可能知道的。
苏明德与朱桂芳是一对夫妻,均为战争年代即投身中共革命的老干部,在文革初期即因所谓“走资派”问题而被打倒。在重庆夺权之后造反派分裂为两大派并展开全面内战时,这对夫妻的观点倾向于反到底派,受到反到底派的保护,为避免在武斗中遭到伤害,这对老干部夫妻被送到了北京。
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这位被称为“打入中央军委”的“走资派”朱桂芳。
朱桂芳(1912~2001),女,原名傅玉贞。1930年考入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学生时期即开始参加中共领导的革命活动。1935年在天津组织参加“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6月赴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后经组织安排到陕甘宁边区保安处任邮检科长。1949年在西北局公安部任处长。1955年调北京中央监察委员会任处长。1958年调重庆师范专科学校任党委书记兼副校长。1980年在重师离休。
了解重庆文革历史的人都知道,重庆的群众造反运动是从“八一五事件”开始的,而“八一五事件”正是发生在朱桂芳担任领导的重庆师范专科学校,重大八一五和师专八一五这两大学生组织都是在那次事件之后建立起来的,而朱桂芳,就成了当时造反派“炮轰”、“火烧”的主要对象之一。到了1967年初造反派(当时统称八一五派)夺权,群众组织内部矛盾激化,分裂为两大派之后,反到底派(最初叫砸派)鉴于朱桂芳历史清白,既无被捕的经历(当时凡有这类经历的干部都被视为“叛徒”嫌疑),又无贪污腐化或“生活作风”问题,就对其采取了保护的态度,而朱桂芳对学校的八一五派对其“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的猛烈批判也耿耿于怀,对在重庆主政的五十四军明显支一派压一派导致局势日益恶化的情况十分不满,态度也自然就倾向到了反到底派一边。
朱桂芳为什么会与“黑六条”发生关系?这就涉及到她怎么有条件“打入中央军委”。在这里,有个她与叶群的关系的历史渊源。
原来,朱桂芳的弟弟傅英豪是叶群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介绍人和党支部书记。
傅英豪那时是北京师大附中学生。北京师大附中本是男校,1933(或1934)年招了一个女生班,叶群和王光美都在这个班。叶群就在这里加入了共青团,她的入团介绍人和支部书记就是傅英豪。不久接上级通知,共青团员自动转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文革中有人说叶群是假党员,时任空军雷达兵部部长的傅英豪为她那段历史写过证明。叶群在师大附中非常活跃,经常到街道甚至郊区演讲。1936年7月,叶群被师大附中开除。马上要开学了,北京各学校招生已过,叶群没办法,去找傅英豪商量,正好傅英豪姐姐傅玉贞在。傅玉贞说那到我们天津上学吧,我们学校招生还没有结束。傅玉贞当时是天津师范学院地下党支部书记,她对叶群说:天津师范学院有高中部,你如果想继续学习,去那报考还来得及。于是傅英豪找了一张志诚中学(现北京35中)的空白毕业证,填上叶宜敬的名字,还刻了一枚志诚中学的印章盖上。这样叶群考上了天津师院附中。1936年秋末冬初,傅英豪把叶群的组织关系转到天津,天津党组织收到后,立即安排叶群参加了党组织活动。(参见舒云采访叶镇笔记,2019年2月6日;载丁凯文主编《百年林彪》中罗浮山《走近林彪夫人——叶群》,明镜出版社2007年第二版614-615页。)傅英豪后在武汉《新华日报》、重庆《新华日报》、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当过报务员,以后到延安筹建新华广播电台……1964年晋升大校军衔。

“黑六条”产生的真实经过

在八一五派对“黑六条”展开大批判的六报合刊出来后,反到底派实际上完全是处于“丈二的金刚——摸不着头脑”的地步,因为反到底派当时的“六大司令部”——工总司(工人革命到底总司令部)、农总司(农民革命到底总司令部)、红大司(红卫兵大专院校反到底司令部)、红中司(红卫兵中学生反到底司令部)、文艺界延安兵团总部、机关司令部,以及在1967年9月大规模武斗停息后建立起来的六大司令部总勤务组(或称联合勤务组)的头头和负责写作的“笔杆子”们,竟无一人知道有这个“黑六条”。“黑六条”中的文字内容虽然都反映了他们的意见,完全可以代表他们当时的看法,他们反复向中央报送的一批批告急信和汇报材料中也基本上都是这样一些观点,但这个具体的“黑六条”,却不是他们任何人参与讨论、写作的。至于这个反到底头头和“笔杆子”们毫不知情的“黑六条”怎么又到了八一五派手里,则更让他们莫名其妙。因此,他们一些人干脆就认定这又是八一五在造谣。
就在八一五派六报合刊出版之后不久的当月,流亡在成都的反到底派出版的《九二一炮声》与《井冈山评论》合刊,在头版头条发表了署名“财贸井冈山《红剑》横站兵”的文章《六条不黑 并非纲领 呈送中央 磊落光明》,对八一五派六报联合版的批判进行了反击,文中说:“六条呈送中央,是供中央首长参考,并注有‘如有不当,请首长批评指正’的字样,怎么能说它是黑的呢?明明是看法和建议,怎么能说是黑宣言、黑纲领呢?”并进一步提出追问:“哪有一个革命群众组织上报中央的‘黑材料’?哪有一个革命群众组织请首长参考的‘黑纲领’?哪有一个革命群众组织请首长批评指正的‘黑宣言’?哪有一个革命群众组织向中央汇报的意见是‘黑意见’?咄咄怪事!咄咄怪事!”“六条有错误吗?毫不含糊——有的。其错误在于,在当时,反到底革命派受了极‘左’思潮的影响,有一些过头的看法和不恰当的语言,而这些,是在八月硝烟弥漫、战火纷飞的时候提出来的,基于当时的情况,是可以理解的。”尽管为“黑六条”作了据理力争的辩解,却也没有说明到底这个“黑六条”是怎么回事。因为文章的作者也不知道。
直到四十多年后,笔者才在2011至2013年协助重庆市政协文史委员会录制文革亲历者口述期间,才听一位当年西南师范学院的大学生、“黑六条”的执笔者讲述了这一汇报材料形成的实际经过。
他是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六六届学生涂淦,反到底派西师八三一战斗纵队的普通成员,文艺宣传队的舞蹈队员,既非头头,也非骨干。只是因在1967年西师两派爆发武斗流血冲突“六五~六八”事件后,他随西师八三一的一个头头张闯撤到重庆医学院——当时反到底派的大专院校反到底司令部和军工井冈山总部都设在该校。张闯给了他一纸大专院校反到底司令部的介绍信,派他到北京去当联络员,随时向重庆报告北京信息。他就这样十分偶然地成了重庆反到底派学生的一个驻京代表,住进了北京地质学院。当时重庆反到底派的一批上访干部,如文革前的“萧李廖”案受害人,文革中自杀身亡的小说《红岩》作者罗广斌的夫人及“罗氏三家村”的另两位成员杨益言、刘德彬,以及参与北京地院罗广斌问题专案调查组工作的西师学生侯光清、何亚暄,都住在那里。涂淦有段时间就负责为这些流亡者领取饭菜票,到一个时称“王力办公室”的地方找一个地院的女生开个证明,领出饭菜票来分发给流亡者们。
后来他听说另一个很要好的同学李柯(西师八三一《红岩》报的编辑,那首有名的长诗《航锋颂》的作者)住在西直门外的北京建院分校,他就搬过去了。他就认识了住那里的朱桂芳老太太。他听重庆师专中文系的学生小李说,朱老太太的弟弟在空军三部,是吴法宪的嫡系,跟林副主席和叶群有直接联系,可以通过她弟弟的关系直接反映重庆的问题。在这些反到底派流亡者看来,重庆问题就是五十四军“支左”支一派压一派的问题,能够把五十四军的问题直接反映到林副主席那里当然是最好的事。朱桂芳就经常去找关系了解情况,回来后叫涂淦他们写汇报材料。具体参加写材料讨论的只有涂淦和另一个西师化学系的学生,还有就是重庆师专的小李,三个“革命小将”,由涂淦执笔。朱桂芳从来不动笔,只动口,参与讨论,对学生们讲的一些情况作些分析总结,概括些要点,并再三交代不要写得太长,首长没时间看。涂淦印象最深的是老太太抽烟很厉害,抽完一包烟只用一根火柴:一支烟点燃后,就一支接着一支不熄火地抽,直到一包烟抽完。她丈夫苏明德性情温和,少言寡语,没参与写材料的事。材料写成后,涂淦用复写纸垫着用圆珠笔复写成一式三份,,全部交给朱桂芳。这些材料就是这样由一个“走资派”和三个“革命小将”一起,在这个简陋的“接待站”而不是什么“朝内大街一座八层奶黄色瓷砖贴面的高楼里”写成的。
朱桂芳什么时候把材料交上去的,涂淦他们不知道。他们只是听说交到叶群那里了。有一次朱桂芳回来高兴地向“小将”们传了个话:叶群讲,很想见见小将们。学生们听了好兴奋,但后来并没有等到接见。
当时涂淦对向中央交材料的事也没怎么在意,后来回重庆才听说五十四军要抓什么“反军乱军”的“黑六条”的作者,把他吓得不得了。幸好他不是头头,也没张扬在北京写材料的事,所以还算没事,只是受到过怀疑,毕业分配时拖了段时间。
可是朱桂芳这位老革命就惨了,因为“黑六条”明白无误是她送上去的,所以在坚决支持五十四军的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副政委谢家祥(原为五十四军政委)主持的四川“批清”(批判极左思潮,清查“五一六”、“三老会”)运动中,她遭到了残酷的批斗、逼供,曾两次自杀未遂。到1971年“九一三”林彪事件之后,梁兴初、谢家祥都被中央认定为“上了林彪贼船”而下台接受审查,四川随后开始“纠正‘批清’错误”,按说朱桂芳应该得以解脱了,不幸的是她弟弟傅英豪又因曾为叶群的党籍作过证明等罪名而成了林彪线上的人物,遭到严厉惩处,朱桂芳又不得不反复交代与叶群的“特殊关系”……

值得思考的问题

显然,所谓“黑六条”不过是一派群众组织中的几个既非头头也非“笔杆子”的人写给中央的上访材料。正如八一五派那篇《大局已定,八一五必胜》,文章只是重庆大学学生、《8·15战报》主编周孜仁与该报的两三个编辑商量后执笔写的,写成后只给重大八一五总团的一个私交较好的勤务员吴庆举看过——但不是交给他审查,也并未交八一五派头头们商讨研究,当然更没有在八一五派群众中征求意见,就以八一五派两大报的名义公开发表了;反到底派的这个“黑六条”也只是由流亡在北京的一个“走资派”加三个大学生自行写成后上报中央的。只不过前者是在八一五派报纸上公开发表而广为人知,后者只是上报中央领导而不为下边的人所了解,如果不是八一五派的六报合刊展开这场大批判,这个“黑六条”根本就不会有任何影响。这种情况在文革造反运动中十分常见,没有经历过文革的人是很难想得到的:那时往往会因为一个或几个人发出某种意见或写出一条标语、一篇文章或大字报,只因冠以某派的名义——那时是反对个人署名的,就会被视为某派的群体意见或群体行为,于是遭到对立派的大批判,从而激起这一派的群体愤怒,原本并不赞同甚至并不知道那个最初意见的人们也为了本派别的群体利益而奋起反击,于是风波迅速扩大成为风暴……到了后来,甚至没有谁知道或关心这场风暴的源头最初是哪一只蝴蝶在哪里搧动了一下翅膀……
几十年后回头看,这个“黑六条”与当年那些难以计数的传单、小报、上访材料一样,都是在当时情景、当时语境下产生的,其中许多危言耸听的内容大多已不再能引起人们的兴趣,只有其反映出来的文革思维与所使用的那些“时代语言”还可以作为后人的研究对象。但是,更值得研究的是:这样一份呈送中央的上访材料,怎么会转到了对立派的手里?不言而喻,总共只复写了一式三份的材料,应该是全都交给了中央有关方面的,很可能是直接交到了叶群手里的,不然不会有叶群的那句“很想见见小将们”的话。那么,是叶群还是林彪还是其他什么人把这材料转给了五十四军领导人,五十四军领导人又交给了八一五派头头?不得而知。在八一五派大张旗鼓的大批判中,只字未提他们所批判的“黑六条”的来源,看来,这也是不便公开的。
尽管当年一再鼓吹“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如何伟大光荣正确,中央一些领导人也一再宣称“我们是一个整体”,并对下边流传的一些有关高层矛盾的小道消息加上“分裂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罪名,但是,毛泽东及其开展文革运动的“前敌指挥部”中央文革小组,与林彪及其主持工作的中央军委,虽然都是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密不可分的组成部分,然而二者的关系却是十分微妙的,有时候甚至是有矛盾的,这些矛盾一直到1970年的庐山会议和1971年的“九一三”事件才来了个总爆发。这时许多人才知道,原来神圣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也不过如此,而下边狂热迷信的民众特别是政治上幼稚单纯的“革命小将”们,都被那些冠冕堂皇的革命说教愚弄了。
2019年3月12日修订于重庆风江阁

附录

一个惊心动魄的反革命复辟黑纲领

编者按:在全川无产阶级革命派迎着浩荡东风,冲破万里恶浪,沿着毛主席开辟的革命航道乘胜前进的今天,为了狠狠地批判破坏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的反动极“左”思潮,彻底清算李井泉、任白戈及其死党刘结挺、张西挺反毛泽东思想的滔天罪行,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本报不惜篇幅,将砸派坏头头及其黑后台精心炮制的反革命复辟黑纲领《对重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若干问题的看法和建议》这篇大毒草全文刊登,公诸于世,以供全川七千万革命人民口诛笔伐。同时,帮助反到底中广大战士了解和认清他的坏头头及其黑后台背着他们干了一些多么阴险、毒辣、肮脏而见不得人的罪恶勾当,以唤起反到底广大战士的觉醒,反戈猛击,迅速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
这篇大毒草的出笼,绝不是偶然的,它是在反革命野心家王力在四川的代理人刘、张两口子网罗走资派和牛鬼蛇神,操纵砸派一小撮坏头头,用枪炮屠杀无产阶级革命派,用枪秆子解决问题,武装攻占了市革筹组,眼看就要黄袍加身之时,精心策划配合全川极“左”派在经济、政治、军事等各方面的形势,向无产阶级最高司令部发动的一场‘政治攻势”!
认真读一读这篇难得的反面教材,再仔细回顾一下山城一年多来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刘张两挺复辟资本主义的狼子野心不就昭然若揭了吗?无论是硝烟滚滚、炮火连天的八月战争和刀光剑影、血雨腥风的“剿匪”运动中刘张举起的鲜血淋淋的屠刀,还是他们亲自策划抛出的这个黑纲领,都是为了一个目的,那就是推翻无产阶级专政,为王、关、林反党集团复辟资本主义开辟黑基地,在四川建立刘氏新独立王国。
这个黑纲领的要害,就是公开反对《红十条》和《红五条》,疯狂炮打最高统帅,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妄图否定毛主席革命路线在山城的伟大胜利,把斗争矛头指向山城八·一五革命派,指向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指向毛主席亲自批准的红色政权——市革筹组,采用“文”、“武”并举的反革命两手,妄图取李井泉之位而代之,建立刘氏新独立王国。
这个反革命复辟黑纲领的核心部分,即最后的“六点意见”,字字仇,句句恨,充分暴露了刘结挺、张西挺及砸派一小撮坏头头对无产阶级革命派,对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对无产阶级专政,对无产阶级司令都,对最高统帅毛主席的刻骨仇恨。
目前,这场惊心动魄的、你死我活的资产阶级复辟和无产阶级反复辟的斗争并没有结束。刘张一伙人还在,心不死,他们还在继续利用窃据的权力在作最后的垂死挣扎,还在绞尽脑汁,想方设法吃掉我们。武装攻打广安、中江、雅安无产阶级革命派; “12·30”再次冲击市革筹组,“12·20·9”政治迫害案;元月二十一日枪杀7829部队杜林师长就是铁证。联想到去年12月27日刘结挺在自贡对无产阶级革命派和人民解放军咬牙切齿的咒骂,我们更不能掉以轻心。
我们既要善于辨别在正常情况下从事活动的好人和坏人,又要善于辨别在特殊情况下从事活动的某些人们。毛主席说:“胡风分子是以伪装出现的反革命分子,他们给人以假相,而真相隐蔽着。但是他们既要反革命,就不可能将真相隐蔽得十分彻底。”刘张一伙的反革命真面目被我们揭露出来了!奋起千钧棒,横扫害人虫!打倒反革命野心家刘结挺、张西挺!斩断黑手!把反动的极“左”思潮批倒批臭!
在复杂的阶级斗争中,我们一定要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切不可书生气十足,把复杂的阶级斗争看得太简单了。”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


对重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若干问题的看法和建议

(绝密)

呈送:中共中央 中央军委 国务院 中央文革小组 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

重庆反到底革命派赴京汇报小组 首都红代会赴渝战斗兵团

重庆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中央文革的亲切关怀和领导下,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十条决定和处理重庆问题的五条意见,使重庆市的文化大革命更加深入地发展了,形势一片大好。
但是,目前重庆市的问题是十分严重的,红十条和红五条一直遭到重庆市党、政、军内,尤其是重庆市警备司令部内一小撮李任同伙和被他们操纵的保守组织的抵制和破坏。
他们对红十条、红五条阳奉阴违,两面三刀,炮制大规模武斗,把重大八·一五、八一兵团等保守组织变为武装反动集团,配合刘邓在全国全面地疯狂反扑,阴谋策划反革命武装暴乱。目前,重庆危急,国家财产、三线建设遭到严重损失,人民的生命安全得不到保障,数以万计的工人、学生,干部,流离失所,逃奔外乡,山城反到底革命派,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正在和李任死党、带枪的刘邓路线浴血奋战。
为了彻底解决重庆问题,巩固四川省红色政权省革筹,粉碎刘、邓、李、任的新反扑,现在把重庆市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几个主要问题和我们对解决重庆问题的几点意见,向首长汇报。

(一)重庆市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几个主要问题。
一、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总团。我们认为,重大八·一五战斗团在开始成立的时候,有一定的革命性,去年九月二十四日内部宫廷政变,被黑市委工作组的地下左派篡夺了领导权后,逐步转化成为了一个保守组织,近来竟成为一个反动武装集团。
1.重大八·一五战斗团不是和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斗争中产生的,而是八·一五串联会的基础上获得了李井泉的承认取得了“合法地位”,并排斥了重大红卫兵联络站之后,一哄而起的(一成立就是四千多人),这种先天不足就决定了重大八·一五战斗团在政治上的局限性、妥协性和革命的不彻底性。
2.重大八·一五战斗团的政治口号是“炮轰市委”,(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七日李井泉提出“炮轰市委”后,八·一五才接过来的,到十二月重大改为“改组市委”。)他们的指导思想实际上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
3.他们的组织路线是:凡是认为“八·一五好得很!”均可以参加。这种以我为主的小集团宗派主义的组织路线,就留下了和平演变的祸根。
4.“八·二八”惨案后,在李井泉的授意下,由燕汉民(省工交政治部主任)出面,要重大八·一五总团“纯洁组织”,注意红五类的发展。于是在一九六六年九至十月,重大八·一五总团内先后由杨仁义(教师,八·一五内部的神秘实权人物),吴庆举(学生、工作组地下左派),策划了第二次宫廷政变,玩弄资产阶级政客手腕,把徐光明、卿永康等坚定的左派赶出总团,把小组长到总团的各级领导换为他们的心腹人物,把敢于革命、敢于造反的群众,赶出八·一五战斗团,而工作组的地下左派,伪校文革筹委会委员查正礼、吴庆举、文大钊等篡夺了总团领导权,由黑市委工作组从全校挑选了十九名忠实走狗组成的“郑思群秘密专案小组”的成员黄顺义篡夺了总团第一把手。从这时起重大八·一五总团已经成为李井泉的御用工具,就先后和重庆党内、军内的李任死党挂上了钩,而重大八·一五的广大战士却蒙在鼓里。
5.重大八·一五总团头头,在李任死党政治上软硬兼施、经济上腐蚀侵袭中,逐步被拉了过去,纳入了李任死党的轨道,使重庆市文化大革命停留在形式上的大轰大嗡,实质上是玩弄假革命、真保皇的手段,使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和斗争李任死党都成了走过场。被打成“反革命”的革命群众不能翻身,大批革命干部没有亮相的机会.得不到解放,黑市委的阶级斗争盖子一直揭不开。因此,鲁大东(市委书记)在去年十一月就说:“八·一五的策略变了,接班人出在八·一五中。”去年十二月份,在黑市委的应变会议(邻水会议)上,决定交权给八·一五。
6.一月革命的风暴,吹响了向党内走资派夺权的进军号!黑市委按照他们早已定下的黑计划,把权让给了他们的忠实走狗重大八·一五总团,而退居幕后。由军内的李任死党利用“正式介入文化大革命”的合法身分,直接操纵革联会,把革联会变成了没有黑市委的黑市委。
7.革联会是重大八·一五总团头头排斥不同意见,单方面在九分钟“夺权”的产物,没有大联合,没有三结合。在毛主席提出大联合、三结合夺权的方针后,为了使这个没有黑市委的黑市委合法化,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重大八·一五总团头头在军内李任死党的操纵下,大搞反革命的三凑合,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拉入革联会,迫害打击真正的革命干部,配合专政机关,把不同意见的革命群众和革命组织打成“反革命”、“反动组织”,扶持保守势力,人为地树立八·一五和革联会的权威,制造白色恐怖,实行全面的资产阶级专政,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变成镇反运动。
8.红五条下达后,也在警司内李任同伙的唆使下,重大八·一五、八一兵团等保派中一小撮大反中央,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伙同红卫兵成都部队砸省革筹组,搞省革筹张、粱、刘、张四首长的黑材料,撤销李井泉专案小组,专揪什么“陶铸二世”,矛头直指周总理,甚至在京大搞特务活动,搞国务院和中央的情报。重大成立非法“卫戍司令部”,私设集中营私设公堂,杀人放火,草菅人命,他们抢劫武器,试验武器,多次撕毁协议,四处制造武斗,制造一系列血案,屠杀反到底革命派,把重庆大学搞成六十年代的白公馆,死保军内一小撮走资派和带枪的刘邓路线,成为李家王朝的别动队和御林军
9.重大八·一五和全国的老保,保守组织相勾结,搞反革命小联合,配合刘邓发动的全国全面的疯狂反扑,反对、打击、镇压真正的革命造反派,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如勾结产业军、红卫兵成都部队反川大八·二六,勾结长沙高司反湘江风雷,勾结河造总反二七公社,勾结武汉百万雄师反钢二司、钢工总等,甚至与百万雄师互派人员等。

二、重庆警备司令部。
1.重庆警备司令部中广大指战员是毛主席的好战士,但是,以韦统泰、谢家祥等人为首的一小撮反动头头,决不能代表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他们是李任死党在军内的代理人,是我们当前最危险最主要的敌人,我们必须把他们彻底打倒。
2.文化大革命前,他们勾结任白戈及其同伙,从事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活动,他们大造反革命舆论,散布黑修养的毒素,树立李井泉的权威,在军内忠实执行反动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抵制毛主席的军事路线和林副主席的“四个第一”,进行奴化教育,企图从政治上改变五十四军的性质。他们和成都军区的李井泉、黄新廷、韦杰、郭林祥等人背着毛主席、林副主席,在一九六五年五月密谋非法转业了几十名校级军官和大批尉级军官(一三○师就转业一百五十八人),企图从组织上改变五十四军的成分。
3.文化革命一开始,警司内的李任同伙就以支保的姿态.从右边介入文化大革命,顽固执行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它派出工作组,把文化大革命搞成抓“右派”运动,企图扑灭文化大革命的烈火,他们秉承李井泉的意旨,充当保守组织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辅导员,他们迫害中学生红卫兵,他们帮助黑市委转移窝藏黑材料,他们帮助黑市委从事收买重大八·一五总团,十一以后,重大八·一五的每一重大活动都要经他门批准。
4.一月革命风暴中,他们以正式介入文化大革命的合法身份,顶替了黑市委的位置,支持重大八·一五总团头头假夺权的产物革联会,玩弄拉一派打一派的手段,搞反革命小联合、三凑合,把走资派辛易之、段大明拉入革联会,违背毛主席大联合、三结合夺权的正确方针,把革联会变成没有黑市委的黑市委。
5.在二月十七日,公开发表驻军部队公告,发出了镇压革命造反派的信号弹。他们搬取了成都军区“镇反”的经验,并加以发挥。在二月镇反中,他们顽固推行带枪的刘邓路线,勾结省市公、检、法中走资派和重大八·一五、八一兵团等等保守势力,把文化大革命运动搞成镇反运动,提出“二月镇反,三月荡平,四月春光明媚”的反动口号,逮捕、拘留二万三千余人,整垮一百八十余个革命造反组织,破坏四大民主,实行资产阶级专政,以后,他们作了一个欺骗中央的“检查”,说一套,行一套,并借中央名义压制不同意见的群众。
6.他们对忠实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在三支两军中作出了显著成绩的七七九二部队和军管会革命干部恨得要死,利用职权,排挤打击甚至撤换,无理斗争,贪天之功为己有。对利用“三支两军”机会打着“红旗”的一小撮别有用心的家伙,却大加赏识,唆使他们打着支左的招牌,扶持保守势力(如天府煤矿的增产,是违法乱纪.挖战备层煤搞出来的)。打着军管、军训的幌子,训练打手镇压造反派(如重庆一中)。
7.“红十条”下达后,他们散布“十条不适合重庆,不包括重庆”的论调。五条下达前后,他们又伪造八条,践踏五条,煽动保守组织炮打中央,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唆使纵容重大八·一五、八一兵团等保守派与产业军、红卫兵成都部队勾结起来,大反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砸烂省革筹小组办公室,指使重大八·一五总团派人调查整理张国华、梁兴初、刘结挺、张西挺等首长的黑材料,妄图颠覆红色政权,复辟李家王朝,另一方面,又操纵市革筹祖,把市革筹组变成黑市委第二代变种。
8.指使重大八·一五成立非法“卫戍司令部”,公开和中央分庭抗礼,纵容保派制造武斗,用明抢暗送的手段,武装重大八·一五、八一兵团等保守派。并且,派人直接指挥,煽动大批农民,公开派出武装部队,动用新式武器(如三七炮屠杀、镇压反到底革命派),他们控制军工企业,破坏军工生产及军工厂(如轮胎厂、电磁厂、嘉陵厂),控制交通要道,军事要道,邮电通讯,用枪杆子把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对外适应帝国主义、修正主义的需要,对内配合刘邓的疯狂反扑,企图把重庆、川东地区作为反革命军事暴乱的大本营。

三、重庆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
以蓝亦农、白斌为首的市革筹小组,一直在韦统泰、谢家祥等一小撮李任同伙的操纵下,他们任意蹂躏中央五条,对毛主席、林副主席阳奉阴违,两面三刀,完全拒绝了毛主席、林副主席对他们的信任和挽救。
1.他们根本没有把斗争矛头指向刘、邓、李、任及其同伙,根本没有在军队内,在群众中,对刘、邓、李、任的滔天罪行进行充分的揭露和彻底的批判,反而把斗争矛头指向群众,指向重庆反到底革命派。
2.他们不但没有承认错误和认真改正错误的诚意,反而坚持和发展过去的错误,变本加厉挑动群众斗群众,进一步支持、武装保守派镇压革命造反派,破坏抓革命促生产。
3.他们迟迟不建立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恶意篡改总理、康生同志讲话精神,为伪革联这具僵尸还魂,自以为经过几次血腥屠杀,已经把“反到底”革命派镇压下去了。于是在六月十二日,把革联会改头换面,贸然宣布市革筹正式工作,拒不吸收“反到底”派各革命组织主要负责人和适当的革命干部参加。迟迟不建立工农业生产领导班子,因袭旧物,反而把炮打中央文革、镇压革命群众的刽子手张继承升任市革筹办公室主任,使非法的革联会复活。
4. 他们根本不给被宣布为“反动组织”或“反革命组织”的革命群众组织认真平反,拒不完全释放被捕的革命群众和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并不予以恢复名誉,反而唆使保派,任意抓捕残杀“反到底”革命派战士及负责人,私设监狱、集中营,成立非法“卫戍司令部”。纵容保派大搞打、砸、抢、抄、抓,武装保派,指挥他们制造了一系列的大规模流血事件,他们本身就是武斗的煽动者和策划者。
5.由于蓝亦农、白斌拒不执行“五条”,制造大规模武斗,使工厂停工,商店关门,交通瘫痪,人民生命没有保障,国家财产受到严重破坏,甚至借保守组织群众之手,屠杀革命群众,山城一片白色恐怖,给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给党和山城四百万人民,给文化大革命带来不可弥补的损失。

(二)我们对解决重庆问题的几点意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重庆的阶级斗争盖子一直没有很好揭开.中央关于处理重庆问题的五条意见下达后,警司中以韦统泰、谢家祥为首的一小撮走资派,无视中央决定,任意践踏五条。他们顽固地执行带枪与不带枪的刘邓路线,竭力操纵、武装、蒙蔽重大八·一五、八一兵团等保守组织,制造大规模武斗、屠杀反到底战士,破坏国家财产和工农业生产,。配合刘邓在全国的疯狂反扑,策划武装反革命暴乱,企图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内搞一个白色据点,维护李家王朝的反动统治、复辟资本主义,开辟一个以川东地区为主的黑色根据地,他们完全背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辜负了毛主席、林副主席对他们的培养、教育和期望,拒绝毛主席、林副主席对他们多次挽救。我们希望中央对重庆问题立即研究解决,正式作出决定,下面是我们对重庆问题的初步意见,供首长参考。
1.改组重庆警备司令部,明确指出警备司令部在支左工作中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支持了保守组织.当中共中央关于处理重庆问题的五条意见下达以后,重庆问题本来是不难解决的,但是他们对五条采取阳奉阴违、两面三刀的态度,坚持并发展他们过去的错误,屠杀反到底革命派,以致严重地破坏了重庆市文化大革命运动。
2.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军工系统的八一兵团是保守组织。他们的一小撮坏头头已经堕落为李任死党的忠实走卒,他们的广大战士是受蒙蔽的,是刘邓反动路线的受害者,他们仍然是我们的阶级兄弟,对他们要做深入细致的工作,热烈欢迎他们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划清界限,反戈一击,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
3.由中央或省革筹组任命组成新的重庆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立即制止武斗,恢复社会秩序,迅速建立工农业生产领导班子,恢复生产。
4.警备司令部和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应当立即武装反到底革命派,并负责进行军事训练,成立以反到底革命派军工井冈山为核心的民兵组织,协助警备司令部维护社会治安,保护国家财产和重要厂矿企业,机要保密部门,对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抢劫盗窃或者现行反革命行为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根据情节轻重和本人态度,按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原则,依法惩办。
5.重庆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应当把斗争矛头指向刘、邓、李、任及其一小撮同伙,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掀起大批判的新高潮。在军队内,在群众中对刘、邓、李、任及其在党内军内的一小撮同伙的滔天罪行进行充分揭露,彻底批判,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把刘、邓、李、任彻底批深、批臭、批倒,从组织上彻底清理其爪牙,揭开重庆市阶级斗争的盖子,埋葬李家王朝。
6 坚决响应毛主席拥军爱民的伟大号召,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十条决定。牢记毛主席的三个相信和三个依靠,坚定不移地相信和依靠群众,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相信和依靠干部的大多数。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加强政治思想工作,进行自我批评,整顿思想,整顿作风,整顿组织,进一步加强革命性、科学性和组织纪律性,加强各革命群众组织之间的团结,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完成斗、批、改的伟大任务,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最后,我们恳切希望中央立即调查重庆市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尽快地解决重庆问题。以上意见,如有不当,请首长批评指正。
随此附上有关附件二十四份。
1.重庆工人革命到底总司令部:军工井冈山总部,财贸九·二一战斗团,铁道火车头公社,钢铁东方红公社十八冶兵团,人交公司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机关革命造反司令部。
2.重庆红卫兵反到底司令部:西师八·三一战斗纵队,西农八·二六战斗团,师专血战到底纵队,重医兵团,政法兵团。
3.重庆红卫兵井冈山总部,重大井冈山,三中井冈山。
4.重庆红卫兵红一方面军:河校航锋战斗团,二十九中红一方面军。
5.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字二四二红总,后字二四五“一○五”红色造反团。
6.首都红代会赴渝战斗兵团。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八日


页首
 用户资料 发送Email  
 
 文章标题 : Re: 《昨 天》第一二九期(增刊)
帖子发表于 : 周一 6月 17, 2019 8:43 pm 
离线
Site Admin

注册: 周六 2月 28, 2009 5:46 pm
帖子: 2854
【史林一叶】

我们所知道的重庆林园“10·27事件”

国澄明 王凯平

《昨天》编者按:“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古人这首充满哲理意味的诗,很适于用来理解同一历史事件的不同亲历者对事件的不同记忆,因此在文史工作中就有了一个“多说共存”的原则。本刊曾在第110期(2018年5月30日)发表过卢延书的《林园‘10·27’事件亲历记》,现再发表从另一角度回忆此事件的文章。本刊欢迎历史亲历者都站出来发声,说出自己的所知所感,即使不能“相逢一笑泯恩仇”,即使不能站到反思的高度来重新认识历史,只要能够把自己这个特定角度的经历见闻如实讲出来、写出来,也是有助于后人理解和研究历史的。
作者简介:
国澄明:文革爆发时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兵工程学院学员,参加文革后曾任该学院群众组织“红色造反团”勤务组主要负责人。1968年初毕业后曾受过审查。1975年8月从通信兵部(总参通信部)复员到天津大学任教,历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天津市“信号与信息处理”授銜专家。是我国数字电视、高清晰度电视领域知名学者、数字信号处理器应用领域著名专家。
王凯平:文革爆发时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兵工程学院学员,1967年担任“红色造反团”勤务组成员。1968年初毕业分配至福州军区,在陆军92师当兵锻炼,1969年7月复员到江苏常州无线电厂设计科从事产品开发,1980年7月调动至常州无线电元件二厂,1989年进入中外合资常州常捷电子有限公司,长期从事生产管理和金属化薄膜电容器的研究和开发。

1967年10月27日晚,在重庆歌乐山上林园的通信兵工程学院内发生了震惊全国的流血事件:该院勤务连在驻地营房约两个篮球场大小的院子里,开枪打死该院红色派学员、教员、工人及地方八一五派中学生等32人、打伤53人。
几十年来,对此事件的真相众说纷纭。近年一些与我们所了解情况不同的说法流传于网络,有些含此内容的文稿已在香港出版。例如,2018年5月30日电子杂志《昨天》第110期发表的卢延书(原该院勤务连战士)的《事件亲历记》说:“学院红造想趁机抓反到底派的头头”;反到底派总勤务员李木森说:红色派“冲击勤务连营房,只差几歩就能冲上来抓到我们这几个人了!”“勤务连对冲击营房、殴打战士、抢夺武器、劝阻不听者开枪,完全是执行‘九五’命令”(见《亲历重庆大武斗--重庆反到底派一号勤务员自述》,李木森回忆,何蜀整理, 第五章相关小节。该书已在2011年由香港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出版);反到底派另一负责人黄廉说:红色派“带枪冲击勤务连”并“开枪还击”,勤务连“自卫开枪有理”(见《重庆文革口述史——黄廉访谈录》,2004年9月);由何蜀编撰的《重庆文革武斗大事记(修订版)》则说:“八一五派以自己有人被抓为名冲击勤务连驻地欲抓获反到底头头,在冲突中勤务连按中央‘九五命令’在劝阻无效时‘有权实行自卫反击’和江青‘九五讲话’中‘谁要向我武斗,我一定自卫,我一定还击’的精神,在鸣枪警告无效后开枪拦阻,造成……惨案。”对此事件的最后处理结果,李木森回忆录说“后来说勤务连犯了罪。他们后来到底受了怎样的处理,我们一点都不知道”;卢延书文章则说“直到最近我才听说,1980年解放军西安军事法院发出一份司法文书,通知重庆通信学院,宣布对勤务连连长秦文斗、指导员邵兴保无罪释放”。
以上这些说法,与我们所了解的情况都不符合。那么,1967年10月27日当天,在解放军通信兵工程学院内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当时,重庆及学院文革处于什么状态?学院两派关系如何?红色派和勤务连为何对立?事件是红色派“带枪冲击勤务连”、“欲抓反到底头头”,勤务连是执行“九五命令”的正当“自卫还击”吗?官方对此事件最后是如何定性和处理的?本文将对这些问题予以回答,谈谈我们所了解的有关情况。

(一)事件发生的背景

1)学院两派的对立

1966年5月文革开始,学院运动在党委领导下进行。不久学院领导机关解放军通信兵部派来了工作组。开始条条框框较多,运动冷冷清清,领导圧制群众,有整群众“黑材料”的事发生……不少学员、教员响应中央号召,起来“造反”。8月学院开了几次大辩论会,批判“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和工作组、党委压制群众的种种行为,并把矛头指向通信兵部党委。8月下旬北京发生了著名的“总参八二五事件”(文革前不久调任通信兵第二政委的陈鹤桥,与总参作战部正、副部长联名给主持总参工作的杨成武贴大字报,批评他运动中压制群众),此事被林彪指为“配合贺龙在军内夺权”,陈被打成“反党分子”、通信兵“陈、王、孙反党集团”的头子(文革后陈平反,先后任二炮政委、中央整党办公室主任等职)。此事传到学院,一些教员、学员私下议论,认为“陈在兵部党委中是少数,陈可能是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这些议论被人写大字报揭露出来,引起通信兵领导“高度重视”,认为学院的“造反”行动是陈鼓动的,是配合陈在通信兵的夺权,等等。议论陈事的一个教员被部分人员戴高帽遊了街!
10月5日,军委、总政发布《紧急指示》,宣布取消“关于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群众自己起来闹革命。自此,学院公开分成两派,先后成立了群众组织。一派是“红色造反团”(简称红色派),是运动中积极“造反”的那些人,按当时流行的说法是造反派,主张批判“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和运动中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矛头指向学院、兵部两级党委。红色派以学员、年轻教员为主,刚开始并不占多数;另一派则成立“红旗战斗总团”,实质上不批判“资反路线”,而以抓红色派“后台”、“抓政治扒手”为主,以部分学员、教员及大部分干部、机关人员组成,按当时说法是保守派,他们受到通信兵部的支持。
随着运动的发展,红色派逐渐占据上风,并于1967年“一月风暴”中夺了权,红旗战斗总团则自行宣布解散,其许多成员纷纷加入红色派。红色派壮大为学院主要力量,占据总人数百分之八十以上。
而后,发生了当时所说的“二月逆流”,“军委八条命令”发布,红色派在兵部活动的三人被关押,通信兵党委给红色派发来了“三一五来信”,指责红色派“大方向错了”、是“坏人操纵的组织”,并派兵部副政委范阳春和参谋长崔伦来院施压,红色派被迫宣布交权。
而另一派剩余骨干则趁机东山再起,成立了“红旗造反团”(简称红旗派),但人数已少多了。不久,“二月逆流”受到批判,“军委十条命令”发布,红色派被关三人放回,总政治部派工作组到院对红色派表示支持,通信兵党委则收回了“三一五来信”。4月,红色派重新夺权。
在重庆文革中,红色派与八一五派持相同观点。驻重庆五十四军刚开始支左工作时,红色派派出八百多人(包括干部、教师和学员)参加支左,而那时五十四军的支左工作得到了毛主席的表扬。红色派和五十四军关系良好。
红旗派则与重庆反到底派持相同观点。在1967年7月至10月初红旗派中的学员们离开了学院,与反到底派在一起,个别成员还参加了重庆两派的武斗。五十四军领导曾向红色派人员讲过:学院3系612班班主任赵安金“是反到底派攻打嘉陵江大桥武斗的总指挥”。李木森回忆录也披露:在反到底派“六大司令部总勤务组,还有一位‘编外’的重要人物,是一个军人,重庆通信兵工程学院(代号总字四一二部队)的中层干部赵安金”(见李木森回忆录第五章《建立反到底派六大司令部总勤务组》一节)。

2)勤务连和红色派的对立

勤务连主要任务是担负教学勤务并负责学院营区的警卫工作。按当时中央军委的规定,在文革运动中勤务连属正面教育单位,不开展“四大”,不应介入学院的运动。但他们却深深地介入了学院的运动,其干部和大多数战士站在了红旗派一边,与红色派对立。运动初期多次发生持枪站岗的战士与红色派学员的冲突,这种冲突从争吵演变为斗殴的事也常有发生。针对这种情况,红色派负责人曾专门找过学院主管副院长贺伯升,指出这种情况(指勤务连介入学院派性斗争)如不及时制止,早晚要出事,并建议院里报请兵部将勤务连与通信兵所属其它院校的勤务连对调。可惜这个建议并没有起作用,而“早晚要出事”的警告却不幸变成了事实。以后随着运动的发展,勤务连介入运动愈演愈烈。1967年4月份红色派宣布重新夺权时,勤务连曾手持武器参加红旗派在学院举行的抗议游行。在7月份曾发生一次勤务连部分战士和红色派之间的武斗(只使用拳脚,未使用任何武器),不同于运动初期红色派是少数经常挨打,当时红色派人多势众,勤务连吃了亏,一些战士被打伤。
1967年7月重庆武斗升级,此时刮起了一股抢夺解放军武器的风潮。8月初,解放军第七军医大学“红总”(在地方文革上与红色派同观点)突然抢了我院勤务连两个排的枪支,这个事件红色派事先根本不知道。为了防止再被七医大人抢去,红色派的一部分人就抢了不在勤务连营房内的实验大楼警卫排的枪支。这两次抢枪事件无疑加深了勤务连和红色派的对立。卢延书回忆文章中就写道,“谁夺了我们的枪?是院内的造反派还是外面的‘八一五’?我们不知道”,但不管是谁抢枪的,“我和其他战士都本能地认为,这笔账一定要算在‘红造’头上”。可能是因为这两件事的原因,后来勤务连干部(可能是其指导员邵兴保)曾进京向兵部“告状”,受到了兵部首长的接见,据说勤务连在文革中的“立场”受到了表扬。倘若兵部了解到勤务连与红色派严重对立的情况后,能果断采取措施将该连调离学院,那么“10·27”惨案可能就会避免。但在当时的大气候大背景下,任何一级部队领导人都难免没有感情偏向,此后情况没有任何改变。
1967年初,重庆警备区(五十四军)曾抽调勤务连的一个排出去支左,因而这个排的武器没有被抢。9月或10月初该排支左回来,这个排的枪就是“10·27事件”中勤务连使用的武器。据说,这个排回连队后他们使用的武器在连队里进行了重新分配。李木森在回忆自述中提到,10月27日当晚在他退到勤务连营房去暂避时看到“檐坎上站着一些战士,有的手中没有枪,只拿着锄把或木棒——后来我才知道,他们的枪,在武斗期间被学院的八一五派抢去了一半,‘九五’命令后,八一五派把武器自己封存起来,并没有归还给他们”。

3)10月份重庆及学院状况

文化大革命进行到 1967年10月,由于中央公布了“九五命令”等一系列命令,重庆地区在7、8、9月间发生的武斗已逐渐平息。红色派一部分人在8月份抢夺的学院勤务连警卫实验大楼那个排的武器(数十条枪、子弹等),即按照“九五命令”精神,由红色造反团全部收缴并封存在工字大楼里。武斗期间离开学院的红旗派学员于10月初集体返回了学院,他们回学院时红色派组织了敲锣打鼓、列队欢迎。从红旗派回院到“10·27”事件发生前的这段时间,学院很平静,两派之间及红色派和勤务连之间没有发生任何冲突。但红旗派回院后,和勤务连的联系更加密切。回院的学员没有回自己班居住,而是集体住宿到学院大门内离勤务连不远的平房内。红旗派团部、资料室和广播站则直接设置在勤务连院内。

(二)事件过程

10月27日白天,红旗派及地方反到底派的人在学院的活动,红色派根本不知道:不知道有地方反到底派头头来学院,也不知道来了多少人,更无从知道来学院干什么。据李木森回忆录披露:“大约十月二十五、六号……赵安金向六大司令部讲了一件事情:他们通信兵工程学院的领导干部要到北京参加学习班……就要谈到重庆的文革问题,但他们对地方文革情况并不是很了解,因此想请反到底派六大司令部去讲讲山城两大派文革历程中的一些重大问题”。
“于是,十月二十七日这天一早,反到底六大司令部的李木森、黃廉、胡宾、朱镇坤、段炳森、粟远奎、王以时、刘开科等,在赵安金的带领下,按时到了位于歌乐山上林园的通信兵工程学院”,“在学院的大会议室里,已经等候着学院的院长、副院长等领导干部。他们都是即将去北京参加学习班的干部。我们几个群众组织负责人分别向他们介绍了重庆文革中的一些情况”,“足足讲了三个半小时”。“下午三点左右,在学院一个大坝子里召开大会……和学员们见见面,讲讲话”。
这里要说明,学院的领导干部去北京参加学习班之事,红色派也不知道。
据后来了解,当天下午勤务连也参加了大坝子里召开的大会并听了报告。红旗派人员曾向红色派借大礼堂,准备晚上演出。因红色派已安排传达文件,所以“晚上八点左右,在学院大操场举行文艺晚会,由反到底工总司财贸井岗山总部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演出”。
演出现场周围由勤务连派人维持秩序。当晚红色派在学院大礼堂开全体会议传达中央文件。学院驻地附近十五中学等一些八一五派学生以为我们放电影,赶来观看,当他们知道当晚礼堂里是开会不放电影时,即在大操场里逗留观看文艺演出。在四周观看演出的还有不少当地老百姓。红色派的会议9时多结束,大部分人员返回宿舍准备就寝,只有极少数人到了演出现场。红旗派演出现场后来发生了混乱,是由于外来的一些八一五派红卫兵不满意演出的一些节目内容而向会场投掷石块,据说一些人被砸伤,演出因而中断。在此过程中勤务连战士和八一五派学生在场外发生了冲突,一些学生被打。李木森回忆录也说:“当演到表现反到底派在‘二月镇反’中遭到镇压的情景时,就开始出现骚乱了。场地周围观众中的八一五派人员开始谩骂,起哄,甚至拿石块、砖头扔向演员,有的砖头还砸到了观众席前排学院领导干部和我们几个人坐的地方”;“勤务连出动了一些战士来维持秩序,但却难以制止事态的发展……演员和乐队都有人被砸伤,乐器也有的被砸坏了……”;“在这种情况下,演出不得不中断……勤务连夹道护送我们几个人到操场旁边他们的营房去暂避”。
据我们所知,演出现场的冲突,在现场的少数红色派人员并未参与。混乱中传说负责维持会场秩序的勤务连战士把几个八一五派学生抓进了勤务连,当时在场的红色派少数人就一起来到勤务连去要人。事件发生后,经询问红色派去过现场的幸存者(包括受伤者),知道现场情况是这样的:在勤务连门口,勤务连人员蛮横无理,用枪托打伤红色派人员张××,红色派的周××扶张××去卫生处包扎时,将勤务连抓学生的消息告诉了红色派的广播站,广播站广播了这个消息。听到广播后,红色派约一百多人先后涌向勤务连。群众呼叫连长秦文斗制止凶手行凶,秦文斗置若罔闻,只令门岗内撤。这就把群众引入了勤务连院子里。群众进入院子后,发现院子里早有准备:勤务连部分人员端着冲锋枪和上了刺刀的半自动步枪,严阵以待,如临大敌。没有持枪的人员用木棍、钢钎向群众扑来,当即把实习工厂的工人陈××打昏在地。群众涌进院子中心的球场找连长说理,有几个勤务连人员持枪冲进球场,用刺刀对着群众。有一勤务连人员用枪托打伤红色派刘××脸部,血流不止。另一勤务连人员在和群众辩论中以刺刀向一学员刺来,周围群众伸手阻拦,他就朝地下开了一枪。不少人责问连长为什么战士开枪,连长秦文斗置之不理。(下图:当年流血事件现场,照片上地面用白色圈画出的是一滩滩血迹的位置。)
数秒之后打响了第二枪。这时勤务连人员迅速后撤,并作跪射姿势,来不及撤的就地卧倒。紧接着从东南方对着密集的人群猛烈扫射。由于毫无戒备,许多人当即中弹身亡或负伤倒地,其余的人就地卧倒,靠外的急向院外奔逃。
在第一次连射半分钟后,勤务连发现卧倒的人群中有自己的人,因此暂停射击,有人喝令:勤务连的站起来!这时就有几个战士从地上爬起来向勤务连房间方向跑。同时,卧倒在地上的红色派人员、八一五派学生及地方群众也从地上爬起来向门外跑去,此时从南面屋子里冲出几个持冲锋枪的勤务连人员,连声喊“杀”,向爬起来的群众疯狂扫射,火力比第一次更为密集,持续了约一分钟。在此过程中,勤务连战士何喜娃因为和红色派人员扭在一起,来不及退出现场也被乱枪打死。
事后,勤务连在连长秦文斗率领下,保护着反到底头头撤往山下。红旗派绝大多数人也连夜撤离了学院,直到毕业离校再也没有回来。卢延书的回忆中说,勤务连下山后,“到了重庆警备区驻地。警备区领导派员接收了全连的枪支弹药。此时已是后半夜。第二天一早,数辆军用卡车,将我们全体干部战士送到佛图关原八一小学,那时的7806部队驻地。连长秦文斗、指导员邵兴保没有跟我们在一起,他们被警备区单独带走了。从此我们被暂时隔离起来,不能自由出入。”
枪响后不久,红色派一批人冲进工字楼,要到四楼去取出封存的武器,去追赶勤务连,为死伤的人报仇。这个行动被红色派负责人坚决制止了,从而避免了发生更大的流血事件。
红色派迅速将事件报告了警备区并展开营救伤员的行动。因伤员人数太多,学院的车辆不够,一些红色派人员就到公路上去拦阻过路的大卡车,大多数伤员就用大卡车送往山下的七医大附属新桥医院和西南医院。
当时在渝的中央调查组连夜来到学院,听取关于事件的汇报,并进行调查。
当晚到过事件现场的红色派成员说,“勤务连院内到处是一滩滩的血迹;一顶军帽遗留在地上,里面全是血,一定是某位同志被打中了头;掉在地上一副眼镜的一只镜片被打碎,一定是某位同志的眼睛中了弹……那情景真是惨不忍睹!”
在此事件中共有32人不幸身亡。其中学院的学员、教员、实习工厂工人共17名:
王治海(1系61年级2班)
张安南(1系63年级1班)
张龙成(2系61年级1班)
何绍成(2系61年级2班)
王孝沫(2系61年级3班)
王统精(2系65年级1班)
霍然愈(2系65年级1班)
潘 重(3系61年级1班)
高玉英(3系61年级2班,女)
林宗权(4系61年级1班)
王新民(4系61年级1班)
薛田成(4系61年级1班)
于德利(4系61年级4班)
唐昌银(4系65年级1班)
左天全(第四教研室教员)
常周生(第十教研室教员)
张光荣(实习工厂工人)。
死者中还有中小学生11名和山洞大队红缨生产队社员2名:
第十五中学蔡乐民(18岁)、高君阳(16岁)、李忠桔(16岁)、许中朝(16岁);
山洞民中彭永前(17岁)、邓洪福(17岁);
山洞小学何润生(15岁)、张遵国(15岁);
南岸工农兵中学张修玉(15岁,女);
大渡口中学熊仕光(18岁,女);
山洞社办农中蔣德华(16岁);
山洞大队红缨生产队社员陈明华(18岁)、鄢红兵(25岁)。
另有学院附近山洞大队跟着来看热闹的农民敖国富(持反到底派观点)和上述因为和红色派扭在一起未能及时退出而被打死的勤务连战士何喜娃两人。
事件中红色派受伤的人共有50余名,其中许多人是重伤。学员阎通右下肢股骨粉碎性骨折,不得不锯掉整个右腿;学员张宝玉身中五枪;学员白良齐小腿粉碎性骨折,伤口长期不愈合,直到1977年才在天津治好……
事件发生后,重庆警备区(五十四军)受命负责调查处理此事件,中央调查组也连夜来院调查。当时在重庆的成都军区司令梁兴初在28号的一次讲话中将此事件定性为“严重事件”、“流血惨案”。针对重庆反到底派所谓“勤务连执行‘九五命令’而开枪”的说法,他明确指出:“昨天的事情,一不是冲击军事机关,二不是夺武器,三不是冲击保密单位, 也不是冲军事工厂、抢仓库物资,为什么要开枪呢?”
勤务连人员集中在警备区某部营房交待问题。不久连长秦文斗、指导员邵兴保被正式逮捕。五十四军军事法院王院长亲自来到学院,将秦、邵的逮捕证出示给红色派看。逮捕证上写明了秦、邵是“10·27枪杀革命群众严重政治流血事件的现场组织者、指挥者”,王院长叫通知其住在学院的家属,并说:叫家属回原籍去吧,这两个人是回不来了。
很快对17位牺牲的同志颁发了烈士证书;后来,对有军籍的受伤人员根据具体伤残情况颁发了军人残疾证。(下图为该学院3系61年级1班学员潘重的革命烈士证书)
1967年11月,通信兵部政委黄文明在张凯副参谋长的陪同下,曾来院了解事件情况,慰问死者家属。
李木森、黄廉等进入勤务连院内后,即由专人陪同待在房间中,卢延书则隨他所在的排到勤务连院外布防。对开枪现场的情况他们均不了解,所谓“红色派要抓反到底派头头”,完全是处于他们地位所作出的臆断。至于黄廉所说“红色派带枪冲击”更是子虚乌有之事。

(三)事件的最终处理结果

事件发生后的几十年中,各方面的情况有了很大变化:先是1968年底五十四军调离重庆;学院于1969年被军管,院内两派联合成立了革委会,10·27事件是文革运动中清查的重点;地方上,据李木森回忆:“重庆市公安局成立了专案组,在各种学习班里,反到底六大司令部的人员,回回挨整,整得我们个个伤心,最令人伤心的是,整了二十余年了,却至今不给我们一个结论。”
1970或1971年,通信兵工程学院建制撤销,10·27事件由成都军区负责处理。文革后,约1978年学院在南京恢复,更名为通信工程学院,但不负责处理发生在林园文革中的问题。在林园,先是以原北碚技校(原424部队)为主,成立了通信技校,以后升格为通信学院,通信兵工程学院在文革中的遗留问题由该学院负责处理。
原通信兵工程学院的广大学员,毕业后分散在祖国四面八方的军队、地方各单位,但和重庆市参加过文革的群众一样,依然关心10·27事件的最终处理结果。事件最终定性如何?长期关押的勤务连干部最后如何结论处理的?当年颁发的革命烈士证和革命残疾军人证现在还有效吗?……原红色派的一些人,为弄清这些疑问,几十年来做出了不懈努力,最终使这些疑问得到了明确的解答。
1992年,有人出差到重庆,在林园见到了退休的学院原军务处参谋刘玉昆。当初学院建制撤销后,刘参谋留在林园处理学院善后问题。成都军区最后处理被长期关押的勤务连干部时,通信部也通知他去了成都。他说,事件最后的定性和处理就是两句话、十二个字:“构成刑事犯罪,免予刑事处理。”但其它详情不知。
2005年,有人得知勤务连指导员邵兴保在无锡,原红色派两人于8月31日去他家中访问,了解到:1975年7月25日他从成都军区看守所放出,1975年9月10日左右由成都军区政治部为其做了结论,说明了10·27事件中死三十余人、伤五十余人情况。邵本人对结论有意见,但军区保卫部人员讲结论不可能再改。结论中有不作刑事处理的意思。军区坚持认为邵不能再继续在部队工作,必须转业。在军区关押期间,邵从同关在一起的某位秘书口中了解到,五十四军法院曾有过一次判决意见(秦文斗死刑、邵兴保无期徒刑),后来军区法院又有过一次判决意见(秦15年,邵14年),但均被军区张国华政委以情况比较复杂,等等再说为由压下。到访者向邵索要结论原件,但邵未给。
据我们了解:在事件中牺牲的那些同志的家属现仍享受着“革命烈属”的待遇,例如北京的潘重和南京常周生教员的妻子等;在事件中伤残的同志仍享受着革命残疾军人待遇,如北京的白良齐、阎通、赵国柳等人,按照国家规定,每年民政部门都会根据伤残等级发放补助金,在诸如乘坐火车、公交、地铁等也享受一定优惠。
但有一个例外,这就是上海的朱庆骏(2系65年级1班学员),在10·27事件中他受伤严重,原来持有部队发的残疾证。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换发新证过程中,上海民政部门拒绝为他换发新证,旧证同时作废了,这就剥夺了其享受革命残疾军人的待遇,并在朱庆骏档案中塞进了“因派性冲突而受伤致残”的有关文字。
为了帮助朱庆骏解决问题,必须要搞到事件最后处理的文件。2006年有人通过关系了解到勤务连连长秦文斗、指导员邵兴保等的结论文件保存在总参通信部档案室中。朱庆骏单位的党组织于2007年4月发函给重庆通信学院干部科,索要这份文件。经多次交涉,终于在10月份收到了重庆寄来的秦、邵结论全文,
内容如下:

(75)政保字第22号
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政治部
对秦文斗、邵兴保、洪清港问题的处理决定

(第一段为秦、邵、洪三人简历,此处略。洪为排长)
现查明:秦文斗、邵兴保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由于受刘少奇、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资产阶级派性恶性膨胀,违犯连队坚持正面教育的规定,长期陷入资产阶级派性;在中央一九六七年九月五日《关于不准抢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和各种军用物资的命令》下达后,又片面地理解命令的精神实质,动员连队进行“自卫”准备,以致在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七日两派群众发生冲突的关键时刻,该连干战向群众开枪,造成死伤八十五人(死三十二、伤五十三)的严重后果。这是犯罪行为。洪清港在这次事件中,持手枪射击五发,错误是严重的。
秦、邵、洪三人出身于劳动人民家庭,入伍后一贯表现尚好。发生问题的当时,正是重庆地区两派群众武斗严重,勤务连战士也陷入了派性活动,这次事件是资产阶级派性恶性膨胀的结果。事件中,秦、邵没有下令开枪,并追查和制止过战士们的开枪行为;事后,能主动到领导机关报告,检讨认罪。从全面分析,秦、邵、洪是属于人民内部在特殊情况下的违法犯罪,与坏人办坏事有原则区别。据此,决定对秦文斗、邵兴保免于刑事处分,洪清港解除拘留。

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政治部(盖章)
一九七五年八月十四日
报:总政治部
送:总参谋部通信部政治部、通信兵技术学校(共打印15份)。

显然,对秦、邵、洪个人的结论也就是对10·27事件的结论,它对事件的起因、后果和性质都做了明确的结论。
在该事件中牺牲和致残的人员是无辜的,他们是在一场“违法犯罪”事件中被打死打伤的。对有军籍者颁发烈士证书和残疾军人证是完全正确的。
我们认为这个结论也有缺陷。文革后期,包括青年学生在内,有多少参与者遭审查,受关押,被判刑?但在军内却出现了不允许介入运动的学院勤务连以“自卫”为由,“向群众开枪,造成死伤八十五人(死三十二、伤五十三)的”“违法犯罪”事件,其中,排长洪清港面对密集的群众近距离“持手枪射击五发”,什么后果?而事发前曾“动员连队进行‘自卫’准备”、事发时全程在场的连队领导干部却可“免于刑事处分”,岂非怪事!尽管这是在特定历史时期所形成的结论,难免会打上时代的烙印。但总是令人费解。当然,这些都有待后人评说指点了。我们的责任,就是把我们所了解的有关史实尽可能不带偏见地写下来,留给历史。

2019年2月25日完稿
2019年3月29日修订
——————————————————————————————————
【故纸堆】

梁兴初就“10·27”事件
接见八一五派代表时的讲话

王锐提供 渔歌子录入

说明:本篇原载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字412部队红色造反团、重庆市山洞地区八一五革命派主办《10·27大血案》专刊(4),1967年11月9日出版。原题为“就10·27严重政治事件梁司令员重要讲话”。

1967年10月28日晚,梁兴初司令员在重庆警备区小礼堂就10·27严重政治事件接见了八一五革命派代表,参加接见的首长还有韦统泰军长、蓝亦农政委、白斌副军长。接见时,首长们作了重要讲话。

同志们,昨晚上这事件是一个严重的事件,正是目前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布最新最高指示,大联合,大批判,斗私批修,最近又提出复课闹革命,现在阶级敌人拚命挣扎,破坏大联合,大批判,斗私批修,虽然昨天晚上这件事情是军事院校发生的,但同社会上的革命群众组织是有联系的,这事情非常严重,作为我们人民解放军,人民解放军开展四大的单位和不开展四大的单位来讲,还是不应该发生的,而且发生在军事院校,这事出了应严肃对待严肃处理,不严肃对待不严肃处理就不好了,就不对了,这就不好了。
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更好的按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按毛主席的航道继续前进,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取得最后胜利。我们军队在正面教育的单位,应该坚持正面教育,我们不能支派,我们军队只能支左,支毛泽东思想,支无产阶级政治,符合毛泽东思想的都应支持,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就不应支持,所以作为连队来说,不应挑拨两派,只要它是革命的,革命群众组织都应支持,不是革命组织,不应支持,我们是支持毛泽东思想革命派,我们要的是无产阶级党性,不要的是小资产阶级派性,所以,我们人民解放军的部队、干部、战士都应如此。
昨天的事情,不是一个偶然的事情,无风不起浪,这个事也不是昨天谋合(录入者注:原文如此,应为“谋划”)的,可能谋合是很久的,时间是很长的,现在看来这个警卫部队是被坏人掌握住,不是被好人掌握住,如果被好人掌握住,就不会发生昨天的流血事情,这事要严肃对待,要严肃处理。九·五命令要贯彻,但在什么情况下贯彻,昨天的事情,一不是冲击军事机关,二不是夺武器,三不是冲击保密单位,也不是冲军事工厂,抢仓库物资,为什么要开枪呢?作为战士是没有责任的,但也有责任,就是冲军事单位,冲军事工厂也不要开枪,九·五命令说得很清楚,四个步骤:作政治思想工作,我们先宣传毛泽东思想,再要冲只有对空警告,也不应向阶级兄弟身上打,鸣枪警告不行,再要打,再要冲,宣布他是违犯国法,反革命行动,第四个步驟才实行反击,昨天就不是按这四个步驟来的,当然战士没有责任,但战士对这个命令不应该听,可以不听,不管你连长、排长,可以对抗他的命令,可以不听,可以不执行他的命令。同志们,作为我们战士,不能说没一点责任,九·五命令肯定要维护,但要靠毛泽东思想,靠无产阶级政治教育群众、红卫兵小将,宣传红卫兵小将。
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不是偶然的事情,不是巧合,临时策划是策划不起来的,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是蓄谋已久的,这个事情究竟是什么行动,只有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才能解决,我们相信部队的同志会去解决,造反派的同志会解决。
同志们,通信兵工程学院的同志们,你们的心情我们可以理解,现在,究竟是什么行动,究竟是什么事件,通过群众可以弄个水落石出。毛主席教导我们,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只要我们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就可以把事件弄清楚。但肯定地说,是坏人操纵的,如果没有坏人操纵,就是当排长、连长也没权。九·五命令下来后,我们军区发了好几个补充指示,不能随便开枪;昨天晚上这个流血事件是令人痛心的,但事件已发生了,出了,怎么办呢?是不是这样马马虎虎、无声无息地消失下去?不能,我们责成警备区司令部、政治部迅速调查迅速处理。当然,现在连的干部逮捕了,排的干部逮捕了,我想,光是排长、连长绝不敢这样作,绝不可能!当然里面有操纵的,可能排、连长也是受蒙蔽的,当然战士更受蒙蔽。这不是无意,这是有意,昨天是礼拜五,按连队规定是礼拜六擦枪,而且昨天正好有人到那儿作报告,作报告恐怕是借口,这是借口,并不是作报告。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最高指示,任何人都可以听,为什么只准一个观点的听其他观点的不能听?宣传毛泽东思想,人人都可以听,你怕什么呢?毛主席最新最高指示,人人都可以听。这个事情,同志们不要把它看得太简单了,这是个严重事件,不是一般事件,是个流血惨案。现在同志们的心情我们可以理解,但这事怎么处理?今天下午我们商量了,红色造反团同志和社会上8·15同志明天要开大会,抬尸游行,我们劝同志们不要抬尸游行,不要开大会,越是这种情况,越要头脑清醒,不要上阶级敌人的当,今天已发现很多谣言,什么“54军镇反有功”,把这个罪加在54军身上。今天晚上可能布置好了,你要游行开大会明天可能发生更大的流血事件。我们希望红色造反团同志们、8·15同志们,刚才我向8·15同志们讲了,同412红色造反团勤务组同志讲就一○·二七严重事件讲了,要做工作,把这事情冷静下来,警备区司令部政治部你们要相信,要相信会处理好的。希望你们明天不要开大会、抬尸游行,开大会可能引起更大的流血事件,因敌人、阶级敌人已做好了圈子,我们就不到他那个圈子里去,如果上圈子正中了他们的计。如果你们不相信,明天游行、开大会,我肯定说有更大惨案。这是一个导火线,但你们不开会、游行,他们这个炸弹就没用了。但我们相信,坏人一定要揪出来,事情一定要搞清楚,希望同志们回去一定要作工作,当然心情是不那么舒服。同志们的心情我们可以理解,不是不能理解。希望通信兵工程学院的同志,所有的同志,要把道理回去讲清楚,这样作有什么坏处,不这样作有什么好处。死者要安葬,不管十五中同志,红色造反团同志,统一由市革筹组安葬,群众、学生要抚恤。什么时候开追悼大会,开大会,我们再通知。不要明天开、后天开,人已经牺牲了,以后开也是可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以来,死伤的人也不少,但我们没开追悼大会。但今后要开,不然怎么死的?无名英雄?成都警司也有打死打伤的,打伤的要治疗,打死的要安葬抚恤,要开追悼大会,但时机不是明天,明天开煽动性就大得很,可能煽动一场大的武斗,大的流血惨案。希望同志们好好作工作,好好理解。
阶级斗争。有阶级存在,就有阶级斗争。我们参加革命到现在,天天都有阶级,天天都有阶级斗争,无时无刻不有,民主革命时期搞了二十几年,天天都有阶级、阶级斗争,同拿枪的敌人作斗争,同地主、资本家作斗争。同志们要从阶级和阶级斗争分析清楚,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条道路。希望同志们很好地作工作,如果我们的工作作好了,明天不去游行,不去抬尸体,我们的工作就取得胜利了。如果我们要去抬,可能更大的流血事件要发生,引起更大的武斗。至于死的同志,按革命烈士待遇,希望同志们冷静来看这问题。另一方面要把这问题看成严重的政治案件,希望你们红色造反团同志们,8·15同志们, 回去向你们的战士、红卫兵小将作工作,事情是会弄清楚的,坏人肯定要揪出来的,现在我们把连长、副连长、指导员、排长拘留起来了,他们肯定知道的,不会不知道,他们广播室设在他们连部,这个连不是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是掌握在坏人手里,他今天还谈不上走资派,是坏人,究竟什么坏人?我想完全可以找出事实。希望同志们好好工作,一定解决清楚。同志的悲痛一定要把它放在心里,不要把悲痛变成一时的莽撞,这就糟了。坏事变好事,现在就要把坏事变好事。事情是坏事情,但要把坏人揪出来,不然就没有无产阶级权威了,我们要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权威,无产阶级权威。
时间不早了,希望同志们回去作工作,“红旗”的同志,现在还不让他们出去(412插话:他们早跑了。白副军长插话:他们在三处作报告造舆论),他大造舆论,不要怕,越造舆论多,越说明他是干的坏事,他心虚,这并不是54军干的,真正的造反派才不去作那事,这是最蠢、最笨、最没才干的人,有才干的人不去作那事。重庆是要杀人的,不杀人不行,要压,我们是压坏人,我们不是压好人,坏人不镇压能显示我们毛泽东思想权威吗?能显示无产阶级权威吗?死难烈士怎么搞?完全由市革筹组、警司搞好不好?你们要相信警备区、革筹组会处理。
——————————————————————————————————
【故纸堆】

人民战争救山城

井冈山红卫兵七八四八野战部队

《昨天》编者按:本篇原载重庆军工井冈山望江东方红公社、重庆井冈山红卫兵总部合办的《井冈山》报第四期(1967年7月13日出版)。当时“军工井冈山”是重庆国防企业中的反到底派群众组织,“望江东方红公社”是在生产高射炮的国防工厂望江机器厂的反到底派组织,“井冈山红卫兵”是重庆大中学校师生中只看政治观点不看“家庭出身”的反到底派组织。文中的“砸派”即“反到底派”,当时因对“一月风暴”中在驻军支持下造反派夺权建立的重庆市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简称革联会)的意见分歧,造反派中的一部分组织要求“砸烂革联会”,故称“砸派”,1967年7月下旬后按四川省革筹组副组长刘结挺的建议改称反到底派。文中所称的“保派”指保革联会的一派,与“保守派”意义有别。文中的多处“××”指“警司”,即由解放军陆军第五十四军主持的重庆警备司令部,因当时重庆警司支持八一五派、压制反到底派,所以遭到反到底派的反对,但又不便公开指责,遂以“××”代之。全文模仿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和林彪署名的《人民战争胜利万岁》,因文中将重庆警备司令部视为“敌人”和“人民战争”反抗的对象,理所当然地被五十四军领导人称为“大毒草”。

最高指示
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

一、怎么办?

山城的六月,时而急风冷雨,时而暴日酷暑,时而又拂面和风,而和风中充斥血腥,闷热里夹杂寒气,气候是够复杂多变的了。
然而,山城的政治气候,比自然气候更加风云莫测。血洗西师的凶手仍在挥舞屠刀,围剿嘉陵的谋士又在导演血案,重医烈士的忠骸未及掩埋,望江又面临一场空前的大浩劫。就在这同一个时候,重庆××新编的武装巡逻队扯起了“制止武斗”的大旗,×ד和平特使”们的“调解”居然在一些单位奏效,“××是红司令部”的舆论甚嚣尘上。
面临这纷纭复杂光怪陆离的政治现象,一个共同的问题——“怎么办”?提到了革命造反派的面前。一个个探索“怎么办?”的方案在提出,在实行。
在这些方案中,有两种理论特别引人注意。
一种是“和平论”。这种论调的主张者说:重庆已太平无事,或基本上太平无事,不需我们操心了。什么“××一小撮”,什么“反革命政变”,什么“屠杀砸派”,都是神经过敏,庸人自忧,或者是几个“左左派”的危言耸听。于是,在这种理论指导下,迎合着李、任死党的和平攻势;一种以极端和平麻痹冒充“胸有成竹”的气氛到处泛滥,由××主持的“停战协议”.在一笔笔成交。总之,敌人似乎已经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了。
另一种是“失败论”。这种理论的传播者,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他们被敌人的气势汹汹所吓倒,在白色恐怖中感到毛骨悚然。瞻念前途,暗淡无光,似乎山城末日已到,无所作为,无所事事,似乎剩下的道路只有一条:放弃斗争,拆台散伙,听天由命。
我们认为这两种理论都是不对的。
我们对于“怎么办”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什么呢?是人民战争,是千千万万革命人民粉碎李任死党反革命围剿的自卫反击的人民战争。人民战争救山城——这就是我们的结论。
我们这个结论是怎样得来的?“和平论”与“失败论”为什么都不对呢?为什么人民战争才是重庆的出路所在呢?人民战争又怎样打,怎样战胜敌人呢?我把我们的想法公诸于众,请同志们批评研究。

二、敌人的方针已定——驳“和平论”

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就是说要进行革命,不仅要了解自己,还要了解敌人。在社会主义社会内部,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的最主要、最危险的敌人是谁呢?是混入专政机构内部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重庆而言,就是李任及其在党政军内的一小撮同伙。他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对象。我们进行文化大革命,就是要革掉那一小撮人的命,彻底摧毁他们的黑司令部,使我们祖国永远是社会主义的中国,是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普照大地的红色中国。
那么,他们呢?他们决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拼死的斗争,拼死地要把革命派打倒在地,而使他们的反革命独立王国永世长存,使中国变成苏联那样的修正主义国家,变成蒋匪帮重新统治的法西斯专政的国家。
自从中央处理四川十条决定和重庆五条意见下达后,李任死党面临着彻底灭亡的命运,他们更以百倍的疯狂进行垂死挣扎。他们的决心已下了,他们的方针已定了。他们的方针就是:利用一手豢养和收买的李任死党最忠实的工具——重大8·15、8·1兵团中一小撮反坏分子和新生反革命分子,蒙蔽一部分保派群众,对革命造反派进行疯狂的反革命武力围剿,将革命派一个个吃掉。用××一位“首长”在1967年6月9日在天府南井一个黑会上的话来说,就是:“把他们(砸派)打死、杀绝。”
他们采用这种方针,是由于他们单纯靠政治攻势,已远不能将革命派镇压下去了。靠“文斗”,靠正常的“四大”,他们只有输得精光,因此,不得不把他们战略方针的重点改放在武力镇压上。当然,他们仍然没有放弃政治攻势,不过他们这种政治攻势愈来愈低级,愈来愈无耻了。他们以造谣为职业,以欺骗为法宝。他们挖空心思,颠倒黑白,自己杀人,却到处喊“砸派行凶”,自己放火,到处叫“砸派烧房”。他们搞假控诉,抬假尸游行,伪造“砸派反戈”消息.手段愈来愈卑鄙。
但是事实毕竟是事实,群众不断地识破重大8·15等的欺骗,愈来愈懂得了一个道理,“对保派的宣传只能从反面去看。”因此,用武力围剿砸派,是李任死党及其工具在政治上彻底破产的结果,而他们的政治攻势也愈来愈直接地为他们的武力镇压服务。
因此,目前李任及其军内同伙制造的一起起流血武斗,已经不是过去一般的为了转移斗争大方向而挑起的武斗,而是李任死党镇压革命派、消灭革命派的根本战略方针了。
省革筹的建立和日益巩固,7848部队的入川,打乱了李任死党的部署,他们就加紧实施他们已定的武力围剿革命派的方针。正是在7848部队入川支左消息传来的五月底六月初,××中一小撮反动头目一面欺骗群众说“7848决不会来四川”,一面就在五月三十日和六月初连续召开黑会,宣布了他们的部署:把重点砸派阵地——西师8·31、航锋、重医、军工井冈山……一个个吃掉。他们调集了成千成万的武斗打手,大搞反革命经济主义和物质刺激,高价收买和煽动农民,进行军事训练。于是以重大8·15、8·1兵团为核心的一支专门武力镇压革命派的反革命别动队形成了。从6月2日开始,全面攻击和重点歼灭相结合 的血腥镇压事件就一个个出现了:
6月2日——重大8·15、8·1兵团2000余人围攻电力校砸派,洗劫重医、航锋,拉开了武力镇压的帷幕。同时镇压三中冲锋号和井冈山兵团,并在此以前疯狂地赶、打、抓沙坪坝各校砸派,使无数砸派战士流落在外。这种镇压日甚一日,其目的是为了巩固李任死党的“沙坪坝根据地”。
6月5日至8日——血洗西师8·31,血洗北碚砸派,借以打通和控制市中区与华蓥山、缙云山及川北的通路。(按:李任死党已把华蓥山、缙云山作为其反革命退却负隅顽抗的根据地,大筑匪巢,大量运粮囤兵。)
6月13日至6月21日——连续8天围剿嘉陵军工厂,制造血案,重大8·15、8·1兵团等匪徒杀人放火、奸淫、抢、抓无恶不作,企图摧毁嘉陵砸派实力,破坏国防三线建设,以控制由市中区、沙坪坝到北碚之间的通道。
6月21日——疯狂血洗市中区主要砸派所在地及广播站,企图摧毁市中区砸派阵地,特别是宣传阵地。同日,××非法强占红岭中学,控制市中区制高点。
6月23日——血洗重医子弟校,匪徒竟纵火烧楼,扼杀重医兵团的咽喉,控制大坪地区通道。这是李任死党血洗太坪、杨家坪地区砸派的第一步。
6月25日起——武装包围军工井冈山望江东方红公社,企图摧毁军工井冈山的主要根据地之一,控制重庆与川东地区、中南地区的交通要道。在武装包围前,××已大量屯兵于望江地区周围及对岸的制高点,形成武装包围圈。在武装包围之后,8·1兵团、重大8·15上万人马集结望江附近,准备制造大血案。
6月27日——血洗中梁山地区砸派,美其名曰“镇压反革命暴乱”。
6月29日——重大8·15、8·1宪兵队3000余匪徒,洗劫化龙桥地区砸派,企图消灭市中区与沙坪坝公路上的砸派阵地。
6月30日——袭击重医一院。
7月1日——四千余匪徒围剿建设厂军工井冈山、重医一院,投掷燃烧弹,刺死刺伤手无寸铁的群众,打伤制止武斗的7792部队战士。
7月1日起至今——再次大规模武力围剿北碚革命派,7月3日起××军官亲自指挥匪徒开枪、开土炮杀害革命派,至今枪炮不绝,局势严重。
这里仅仅是主要的较大的武斗围剿事件。铁的事实证明,这些事件无一不是由李井泉、任白戈及其党内、军内一小撮反革命同伙直接策划和指挥的。
最近,李井泉、任白戈的反革命同伙,在一次绝密黑会上与重大8·15头目等商定?加速实行武力剿灭砸派的方针,“速战速决”,由重大8·15、8·1兵团等出面,歪曲利用中央有关指示,大造反革命舆论,在这种舆论掩护下,把砸派实力一一剿灭。
. 敌人的屠刀已经架在我们的头上了,李任及其同伙是极端残忍的强盗,他们的武力消灭砸派的计划在一步步实施。他们的计划实现之日,也就是整个重庆反革命政变全面完成之时。
可是,我们的一些同志,却还在做着“和平”梦,高唱“和平论”,对李任及其同伙的“和平”经听得入迷,对革命人民的死敌充满幻想,而对战友敲起的警钟斥之曰“左左派”的危言耸听。这不太危险了吗?

三、敌人在我们的手掌之中——驳“失败论”

敌人的大屠杀计划在一步步实现,我们已经丢掉了不少阵地。但是,这是不是说“失败论”有了根据了呢?完全不是。我们必胜,敌人必败——这是历史的必然。我胜敌败的前途是由下列条件决定的:
第一、从我方来看,广大群众、广大干部、广大解放军指战员是站在我们一边的。只要回顾一下伪革联成立前后,五条下达前后和李、任死党六月份疯狂煽动武斗的前后,广大群众中认清重大8·15的反革命叛卖面具的人日益增加;砸伪革联的人日益增加,认清××头目反革命嘴脸的人日益增加的巨大革命变化,就可以知道革命力量的发展是何等迅速,反动、保守阵营是如何分崩离析了。列宁曾经说过,大学生中的各种政治力量的情况,往往是全社会政治力量的情况的反映。现在全市十二所大专学校中,有八所是砸派占绝对优势,就足以说明革命派与反动派、保守派的对比。
毛主席说;“一切反动派的企图是想用屠杀的办法去消灭革命,他们以为杀人越多,革命就会越小。但是和这种反动的主观愿望相反,事实是反动派杀人越多,革命的力量越大,反动派就越要灭亡,这是一条不可抗拒的法则。”山城的事实正是如此,敌人每一次镇压和屠杀都促使一批人觉醒,敌人每一次杀害我们一个战士,便有百倍、千倍的新战士加入我们的队伍。革命造反派是人心所向。
第二、从××头目所控制的力量看,正在剧烈分化。保派纷纷倒戈或解甲归田。以重大8·15的嫡系建院为例,全院一千六百人左右,而8·18能够动员起来的打手不过一百来人。九个勤务员中有七个勤务员不愿搞武斗、当炮灰,心怀不满。李任死党的两支御林——重大8·15和8·1兵团也不断分化,死心踏地愿为李、任死党卖命的只是一小撮人。同时,还必须强调指出;××也决不是铁板一块。只要看一看开展四大的军事单位中,多数解放军战士都站在砸派一边,只要看一看在严重白色恐怖下××许多革命同志通过各种途径与革命派联系,就不难知道:只要××一小撮反动头目敢于轻举妄动,敢于明目张胆地把广大指战员引上公开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道路,他们便会立即首先受到来自××内部的坚决抵制和反击。
第三、从外部支援来看,全国各地广大革命派无不站在我们一边,北京、上海、武汉、贵州、青海、天津、成都……的革命派及95个军事院校革命组织都鲜明地表态支持我方。而支持××一小撮反动头目及重大8·15的又是什么人呢?是成都的产匪、哈军工红色造反团的叛徒《鬼见愁》(而且也在分化),再加上一个被称为“二老产”的“红成”与他们向隅而泣,真是单薄得可怜!
第四,我们还要坚定不移地相信,毛主席、林彪副主席完全能够控制局势,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坚如磐石!我省第一个红色政权——省革筹组日益发展巩固,人心所向,7848部队的入川支左,都使那一小撮李任死党乱了阵脚,的确够他们坐卧不安、心惊肉跳的了。7792部队七·一挺身制止任白戈及其同伙策动的武斗,又一次打乱李任死党的部署。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这一小撮反革命头目跳得再凶,跳得再高,也跳不出毛主席、林副主席和革命群众的手掌。我们不是常常说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吗?让敌人有机会充分地表演,充分地暴露,使群众看得清清楚楚,然后,发动和组织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一举歼灭之,这就是最重要的部署之一。李、任及其党内军内一小撮同伙千方百计地绞尽脑汁在搬兵摆阵,包围砸派,可是他们哪里知道,他们早已处于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人民和广大解放军指战员的包围圈中。他们的败局已定。
第五、从根本上说,李、任一伙当前的武力围剿,并不是其强大的表现,只是其即将灭亡前垂死挣扎的反映。我们知道从文化大革命以来,李、任及其军内一小撮同伙的实力并不是在逐渐增加,而是在不断削弱,他们控制的势力圈在不断缩小,他们的狐群狗党一个个地被揪出。那么为什么只是现在才那样发狂地采用武力围剿的一手呢?这就是因为他们其他的手段都已破产,他们正在狗急跳墙。他们不代表真理而代表反动,他们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是他们的致命伤,这就决定了他们是纸老虎。曾几何时,刘、邓、李、任不比现在的×××、×××还要神气吗?重大8·15曾经因为自己的后台是邓小平而到处卖弄风骚;把重大8·15捧上天的李井泉,也被重大8·15捧上了天,他的讲话被当作圣旨,制成“红色传单”到处散发,但是,短短几个月,邓小平也好,李井泉、任白戈也好,不都被证明是纸老虎吗?别看××一小撮反动头目那么不可一世,历史即将证明,他们同样是纸老虎,同样臭如狗屎。
如果说,“和平论”是李任死党和平攻势的产物,那么“失败论”则是李任死党武力镇压的产物。前者对敌人麻痹幻想,后者对敌人的力量过分夸大,两者都导致妥协投降,都是人民战争的障碍。无论“和平论”或“失败论”,都是革命队伍的腐蚀剂,它们瓦解军心,磨灭斗志,我们必须用人民战争的战略来消灭“和平论”和“失败论”所散布的病毒,把革命推向新的高潮。

四、为什么要打人民战争

“和平论”是错误的,因此我们要立足于打,立足于战。
“失败论”也是错误的,因此我们要信心百倍,去战败敌人,争取胜利。那么,我们采用什么样的方针才能战胜敌人取得胜利呢?用人民战争。
这儿讲的人民战争,就是在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旗帜下,依靠千百万革命群众,不分男女老幼紧急动员起来、组织起来,在统一的指挥领导下,钢铁般联合起来,与敌人针锋相对地斗争,充分地使用“四大”来揭露敌人,同时,用一切可以武装的条件把我们自己武装起来,配合支左的人民解放军,以革命的反围剿彻底粉碎敌人的反革命围剿。
前面说过,我们具备了战胜敌人的各种优越条件,但是,一个月来砸派却为什么总是被动挨打节节失利呢?这固然因为目前敌人暂时还具有相当强大的力量,他们篡夺了政权、军权,他们具有几十年反革命经验。但从我们革命派主观方面来说,也由于没有动员千百万革命群众,没有联合起来,没有武装起来,没有打人民战争。试问,面临目前还相当强大的敌人,面临敌人有组织,有计划,有领导的反革命围剿,我们要战胜敌人,用单纯的政治攻势行吗?靠一般的“砸派人多势众”行吗?用各自为政的孤军作战行吗?消极的防御行吗?血淋淋的现实已经证明:这些都不足以战胜敌人,只有人民战争才是唯一出路。
我们的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革命,我们革命派完全相信,用大民主的方法,四大的方法,足以揭发敌人,斗倒敌人,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因此,革命派一向坚持文斗,反对武斗,最痛恨破坏“四大”的武斗,最渴望迅速地制止武斗。但是,党政军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最怕大民主,千方百计地煽动武斗,破坏文斗。目前,武斗已成了他们豢养的走狗的职业,并用武力来残酷地镇压革命派,使革命派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现在,重庆的革命派已被迫转入地下或半地下,没有武力保证,便无法说话,无法开会,无法广播,无法住宿,无法生存。毒打、绑架、刑讯、杀害……随时在威胁革命者。敌人的屠刀架在我们脖子上了,在下决心一个个地把砸派吃掉了,我们难道能坐以待毙吗?我们难道没有权利自卫反击吗?绝对不是!我们已经容忍得够了,再容忍便只有等到刽子手的杀害了,我们必须拿起武器来,给予打人杀人的凶手以沉重的反击!问题就是这样:为了保证大民主,为了使敌人放下武器,我们必须拿起武器。××不制止武斗,并且一手指挥武斗,我们就动员和组织起千万群众,用革命的武装力量和强大的政治攻势来制止武斗!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是战争消灭论者,我们是不要战争的,但是只能经过战争去消灭战争,不要枪杆子必须拿起枪杆子。”江青同志不止一次地谈到自卫的武斗的正义性,她在6月3日的讲话中叉说:“关于武斗,我要补充—点,就是对自卫的武斗,不能反对……”在敌人的屠刀面前,自卫反击的原则,是唯一正确的原则。只准凶手行凶而不许受害者反击的原则,是叛徒和奴才的逻辑。
但是,敌人是有组织、有统一指挥的。我们也要向敌人学习,组织起来形成统一的整体,否则是达不到自卫反击的目的的。而一当我们把千百万群众组织起来,男女老少齐动员结成钢铁般的联合,在正确的统一指挥下打人民战争,我们就将置强敌于死命。毛主席说:“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
西师8·31革命战士在6·6—6·8血案中为保卫毛主席英勇奋战、不怕牺牲的事迹我们永远铭记心间,但是,西师8·31等革命战友惨遭大屠杀的血淋淋的事实,也不断地促使我们去总结与敌人斗争的经验教训。特别值得深思的是:北碚是重庆各区中砸派力量最强的一个地区,为什么我方却遭到如此重大的伤亡呢?这根本上当然是由于李、任及其军内同伙以及重大8·15、8·1兵团一小撮刽子手的无比残酷。但从我们主观方面来说,却是由于没有使广大革命群众组织起来,联合起来,武装起来,打人民战争。砸派的确人多势众,但却只限于一般政治观点上的形成派别,而没有坚强的统一的指挥中枢,没有组织成钢铁的整体。总的来说,是学生孤军奋战,广大工人、居民、各阶层革命群众,虽然都站在西师8·31一边,但由于事先没有组织和武装,因此,在有组织的武装的敌人的突然袭击下,就无能为力,甚至连说一句话都要付出挨毒打的代价。
军工井冈山望江东方红公社,则是人民战争的范例。望江东方红是李、任死党及其同伙的眼中钉、肉中刺,他们曾无数次挑动8·1兵团的打手围攻望江井冈山人,最近以至大规模的进行武装包围和动员数以万计的保派打手围攻。但是,由于该厂军工井冈山战士在坚强的领导核心指挥下充分估计到敌人的阴谋,早就作好了准备,男女老少齐动员,在保卫毛主席、保卫国防三线建设的革命目标下形成严密的组织和革命派工、农、学生的钢铁般的联合,一处遇敌,八方支援,用人民战争的方法对付敌人,因此,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反围剿的胜利。
严重的敌情,历史的教训,伟大领袖的教导,鲜血换得的经验,都告诉我们,只有人民战争才能救山城!毛主席说:“不给敢于进攻解放区的反动派很大的打击,和平是不会来的。”我们必须用人民战争的方法,对于发动反革命围剿的反动派,毫不手软地给予狠狠的打击,否则,武斗是制止不了的,“四大”是无法保证的,中央七条通令是无法实现的。

五、怎样打人民战争

第一、关于政治攻势与人民战争的关系
(1)我们要利用一切可能,继续运用四大来揭露敌人,用人民战争来争取和保证四大,用革命的政治攻势粉碎敌人的反革命政治攻势。一切轻视四大的倾向都是错误的,从根本上说,我们打人民战争是为了保证四大的进行。
(2)要组织、联合和武装群众参加人民战争,就自始至终都离不开政治动员。毛主席说:“如此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没有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动员,是不能胜利的。”“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要胜利又忽视政治动员,叫做‘南其辕而北其辙’,结果必然取消了胜利。”
(3)经常地把我们进行人民战争的伟大目的,我们的反击与敌方的围剿的区别,告诉广大革命群众。同时,还要说明达到目的的步骤、方法,经常鼓舞革命派的胜利信心,宣扬战斗中的革命英雄主义和不怕牺牲的精神。总之,通过政治攻势,振奋士气,打击敌人,使我们每一个战士投入战斗的时候,充满为保卫毛主席、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而与李任死党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
(4)展开广泛的拥军爱民工作,要坚定不移地相信中国人民解放军,要充分认识毛主席拥军爱民号召的伟大战略意义,主动向解放军指战员反映情况,密切军民关系。同时,要展开对被敌方控制的保派群众的政治工作。我们要坚定不移地相信保派中大多数人是要革命的。对于反、坏分子,死心塌地为李、任死党卖命的铁杆分子,打人杀人凶手,对于拿着武器向我们砍杀的人,我们毫不留情地给予打击。但是对于一切反戈投诚或放下武器后愿意参加反对共同敌人的人,一概表示欢迎,给予教育,对于不介入武斗的保派群众,一律不以武力对待。对于一切俘虏,不许拷打、虐待和侮辱,而要展开政治教育,使最大多数的保派群众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来,最大限度地孤立一小撮顽固分子。
第二,建立有坚强的统一指挥和核心领导的革命大联合和统一战线
进行人民战争,对付凶恶的敌人,必须逐步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统一战线,而这一大联合和统一战线必须在斗争中形成,必须有最忠实地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坚强的指挥中枢和核心领导。我们要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基础上,实现以军工井冈山为核心的工人阶级、革命左派领导下的全体革命派的大联合,我们要特别警惕敌人在我们队伍中挑拨离间,造谣中伤,制造分裂。同时要打倒私字,克服不利于革命团结的小团体主义,山头主义等等。
第三,阵地战与运动战、游击战。
对于重点建设、对于重点军工企业,必须组织雄厚的力量和武装队伍,进行固守,打阵地战。同时,各地区也应视情况而选择巩固的据点。除上述两种情况外,其它情况下,则以运动战、游击战为主。既可分兵以发动群众,又可集中以应付敌人。这种情况下,就不以一城一地的得失为重,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撤,以保存实力、牵制和打击敌人为宗旨。
第四,积极防御
在支左队伍控制局面之前,在敌人的反革命武力围剿政策被粉碎之前,我们的战略防御便不能停止。但我们的防御是积极防御,而不是消极防御。消极的防御只能束缚自己,把主动权交给敌人,因而坐以待毙。对于充当李、任死党武斗工具的组织,对于那种以打杀革命派为职业、无数次地围剿我革命派的匪徒,我们为什么没有权利随时给以牵制和打击呢?敌人是一个有统一指挥的反革命集合体,我们革命派同样是一个统一整体。任何敌方的组织对我方任何组织进行围剿,我方每一组织都取得了还击的权利,这是很普通的常识。我们在反围剿中采取这种战术,就能使敌人攻有后顾之忧,守有被围之患,人心惶惶,坐卧不安,大大地牵制其力量,削弱其力量,使我们摆脱目前被动挨打局面,陷敌于革命群众的四面包围之中,使敌人寸步难行,从而“四大”才得以保证,武斗才得以制止。
我们要随时作好充分准备,随时准备粉碎敌人的反革命进攻,决不抱侥幸心理。毛主席说:“优势而无准备,不是真正的优势,也没有主动。懂得这一点,劣势而有准备之军,常可对敌举行不意的攻势,把优势者打败。”我们在打人民战争的时候,要牢记这一教导。
丢掉幻想,准备作持久的斗争。动员起来,联合起来,武装起来,打一场人民战争!
千百万革命群众结成一体,投入人民战争之日,亦即李、任死党及其走狗灭亡之时!
用人民战争粉碎反革命围剿!
. 人民战争胜利万岁!
1967.7.3.

附录

黄开全谈《人民战争救山城》一文产生的背景

《昨天》编者按:本篇摘自黄开全回忆录《峥嵘岁月稠——重师附中红卫兵往事的回忆》(2016年8月修订版,自印书)。黄开全文革时为重庆师专附中(今重庆市第八中学)学生、师专附中红卫兵负责人、重庆井冈山红卫兵发起人和主要负责人之一。

(1967年)五月份,徐光明从北京回来,我们重庆井冈山红卫兵在市中区解放碑的五一路的重庆剧场举行了一场“关于中央解决重庆问题的报告”,由徐光明主讲,他讲了中央解决重庆问题的简单过程,根据他的理解阐释了中央解决重庆问题的五条意见,他还讲了一些会议中的细节:如周恩来总理明确的说将徐光明打成“托派”是错误的,现在正式宣布“平反”。又如江青亲自送给他一套毛主席纪念章等。他将纪念章一枚一枚的向群众展示。这套纪念章不知真是江青送的,或是他买的,这两种可能性都有,但是,当时听报告的井冈山红卫兵和其他砸派群众都流露出羡慕的眼光,都渴望能得到它。会后,徐光明将一枚条形的“为人民服务”的纪念章送给了我,这种章周总理在文化大革命中一直佩戴着。我当时非常珍视这佩章,我把它当着是江青同志对我的鼓励。
这次传达会议完了后,井冈山红卫兵各兵团的负责人在五一路的川煤总部的会议室召开会议,这是徐光明第一次出席的重庆井冈山红卫兵的会议。他对重庆井冈山红卫兵的发展壮大感到高兴。他提议成立红卫兵总部,并提议我为总部负责人,我坚决拒绝,我说:我们井冈山红卫兵的核心就是“徐派”“光明公社”,这是重庆市各派都承认的,现在中央都知道重庆的徐光明,你当井冈山红卫兵的一把手是理所当然。后来经过推选:徐光明、黄开全、肖星岷、吴桂伦(重大)和刘福筠(建院)五人当选为总部勤务员,六中井冈山的陈思信由于坚持不干就作罢了。
重庆剧场报告后的第二天,我陪徐光明回重大,在重大图书馆的门前一群重大八·一五的战士将我们紧紧围住,他们不停地戏弄徐光明,将他头上的帽子摘了,说根据周总理的指示摘掉徐光明“托派”的帽子,并把它丢得老远。然后又用双手来摸徐光明的头,接着又有人将徐光明肩上背的挎包抢了,里面装着中央解决重庆问题的文件和传达提纲。徐光明拼命的夺回了这个挎包,然后用全身力气冲出了围攻我们的人群,朝团结广场边的路上奔去,我在后面堵挡着八·一五追赶的人群。在和八·一五的争执中,他们抢走了我身上的学生证。徐光明跑到了路上拼命地朝重大后校门方向跑去,我掩护着他,不时地与追赶者发生拉扯,好在那时武斗还没有开始,八·一五只不过是想戏弄一下徐光明,以出出对中央解决重庆问题不满之气而已。
正当徐光明在前面跑,八·一五在后面追的时候,一辆小型吉普车从我身边开过,向前面的徐光明赶去,并停在了徐光明前面,车上的人一边大喊:“徐光明快上车”,一边伸手将徐光明拉上车,我追上车,一看认识是望江东方红的二把手,车上的人也将我迅速拉上车。在八·一五赶上时,吉普车加大油门,飞快地开出了重大松林坡后校门,然后沿着汉渝路方面开向了沙坪坝,最后开到了望江厂。
这辆吉普车是邓长春专门派来接徐光明的,在川煤炭总部得知徐光明回重大了,他们就紧紧的跟到重大,正好遇上了这幕闹剧,使徐光明和我化险为夷。
吉普车一直开到望江厂电影院门口,此地是望江东方红总部所在地。邓长春从总部出来迎接我们。邓长春此时二十三四岁,身高一米七五左右,较瘦,说话爽朗热情,我将徐光明介绍给邓长春,邓长春伸出双手热情地握着徐的双手,一个劲地说“久仰!久仰!”徐光明也说:“我听开全说你很了不起,整个望江的工人干部都拥护你!”邓长春只是笑一笑,没有正面回答,算是默认了。其实望江还有少数工人参加了重庆的八一兵团,并不是全厂一片“红”。
邓长春安排我们休息了一会,吃了中饭,下午,望江东方红的全体战士在电影院听徐光明传达“中央解决重庆问题的报告”。以后邓长春用他的吉普车送徐光明到了好几个兵工厂去作些类似的报告。

(黄开全随后在川煤总部参加井冈山红卫兵总部会议期间,外出时被早有布置的八一五派机校兵团和二十九中毛泽东主义战斗团误当徐光明绑架,关押多日后,因黄父是江陵厂八一五派成员,通过八一五派的江陵厂八一兵团负责人到重庆大学寻找并说情,重大八一五给绑架关押黄开全的八一五机校兵团做了工作,将其释放。)

……他们又用黑布条将我双眼蒙上,牵着我离开了“牢房”,走到楼下后上了一辆车,车开了不久停了下来,他们又将我扶下车,然后打开黑布条,眼前是一条街道,我还辨不清是什么地方。一个看守说,你往左走方向是杨家坪,向右方向走是石桥铺沙坪坝,说完后他们乘车朝杨家坪方向开走了。
后来,我才知道我被带下车的地方是石坪桥,根据当时的情况,我猜测绑架我的是重庆机制校的“机麻儿”,它们曾是重庆铁杆八·一五,重庆闻名的“武斗之花”。
我决定先回家待几天再去找徐光明。
回到江陵厂家里,父亲见到我激动得哭了,对我讲了他找我的经过:
当我被绑架后,井冈山红卫兵立即在全市刷满了大标语:“强烈抗议重大8·15绑架我井冈山红卫兵勤务员黄开全的强盗罪行!”
消息传到江陵厂,父亲得知这一恶讯,立即找到车间的原工会毛主任,八一兵团65团34支队的负责人及65团团长刘德胜,他们一起到重大去要人。重大说我们知道这个人,但是我们没抓,不信你们去看。重庆8·15的人就带着父亲一行人到重大关押反到底的地方一一查看,没有见到我,父亲急得哭了。刘德胜、毛主任和重大8·15的人都劝父亲别着急,我们一定帮你找到儿子。刘德胜代表八一兵团65团十分慎重地向重大8·15提出帮助找到并释放我的要求。后来重大8·15查到我被关押的地方,作了对方的工作。
怪不得看押我的人知道我父亲的情况,原来是这样。
我感谢我的父亲,感谢刘德胜。他们没有被派性蒙上眼睛。我也庆幸我没有在江陵厂活动,这样父子都主动点。
父亲叫我不要出去了,就在家里待着。
在江陵厂的附中红卫兵得知我回来了的消息,都跑来看我。第一个来的是余国香,接着她又约了徐华民、蔡仪凤等来看我。我简单讲了被绑架被关押的经过,她们也讲了对我的担心和着急,又无奈,甚至急得哭了的情景。我非常感激战友对我的关心。
在家休息了几天后,我对父母说我回学校去了,父母无法留住我。
我先回附中去转了一圈,与一些认识的同学打了声招呼。学校里已没有我们的红卫兵了,他们不是下厂就是回家了。现在沙坪坝已成了八·一五的天下。由于我在学校影响,八·一五一般不会吃窝边草,自己出面来对付我。“二月镇反”时,就是找的重大、一中、三中的八·一五来对付我们附中红卫兵的。由于我突然出现在学校,八·一五也没有对我做什么。
我在朝天门乘船去了望江厂,井冈山红卫兵的勤务员都在望江,他们很吃惊地看到我出现在望江,然后表现出十分关切,问这问那,我简单地介绍了被抓被关被放的经过。
井冈山红卫兵的勤务员集中在望江,是要参加由邓长春和徐光明主持讨论重庆文革形势的会议。
徐光明首先代表井冈山红卫兵总部欢迎我的归来,要我继续担任二号勤务员。接着就对重庆的形势发表自己的看法。
邓长春成了主讲,他大谈军工井冈山在施家梁一战打出了威风,捉了熊代富和五十四军侦察连长陈干清,而且对重庆警司的公函进行了“复函”,口气十分强硬,并针锋相对地说:“要警司悬崖勒马,改弦更张,迅速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并表示不怕武力威胁,声称在武器上“你们有的,我们有,你们没有的,我们也有……,我们军工井冈山已走到了和警司对立的前面,我们现在已完全控制了望江厂、建设厂、长安厂、江陵厂、嘉陵厂,现在危险是长江厂和空压厂。我们要努力控制空压厂,这样杨家坪地区就在反到底手里,巩固嘉陵厂,争取特钢,只要控制住双碑地区,八·一五的活动范围就小了,因为重大对面是江陵厂……”
邓长春越谈越激动,越谈越亢奋。接着参加会议的人开始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都显得十分兴奋。
我坐在一边,头脑空空,几天的牢房生活,使我像脱离了这个世界一样,一切是那样的茫然,我不知说什么的好。
这次会议的内容成了军工井冈山报和井冈山红卫兵报编辑部重要文章《人民战争救山城》的基调。
——————————————————————————————————
【故纸堆】

唯一公开承认“杀俘”的一段文字

王锐提供 徐小青录入

《昨天》编者按:本篇节选自《暴风雨中诞生,剑与火里成长——记“猛虎团”战斗的历程》,全文原载重庆红卫兵大专院校反到底司令部重庆师专《血战到底》纵队主办《血战到底》报第四期(1967年11月5日出版)。全文四个部分的小标题分别是:“猛虎团”是阶级压迫的产物;“猛虎团”组成人员情况;“猛虎团”的战斗经历;“猛虎团”的错误和缺点。这里选录的是第四部分。原文中对猛虎团一词有时加引号,有时加书名号,现统一为引号。该文实际上是根据“猛虎团”于当年10月14日呈送中央及四川省革筹组的汇报材料编辑而成。
“猛虎团”是重庆文革大武斗中反到底派的一个著名武斗组织,主要成员是重庆市北碚区的工人、农民,其中许多是复员、退伍军人,其头头(时称勤务员)多为中共党员,团长邱开全原是铁道兵部队的五好战士、中共党员,政委林铭荣(北碚航管站工人)也是退伍军人、中共党员,后来都因在武斗中犯下了杀俘罪行而被判刑,被他们批准或主持杀害的俘虏中,唐天伦(公安特派员)、马胜超(公社党委书记)等也是中共党员。这种共产党杀共产党的事,在国共内战时的红军内部“肃反”中曾出现过,在文革“全面内战”中又再次出现,加在被杀者身上的罪名都是“反革命”。
在重庆大武斗中,杀俘成了两派都犯有的罪行,被杀害的有的是武斗战场上抓到的俘虏,有的是在平时抓住的对方人员,有的是被怀疑为“奸细”的本派人员……据《重庆公安大事记(1949~1997)》(重庆市公安局史志办公室编,1999年)第161页:1971年6月5日,“省人保组工作组在《重庆市武斗杀人案件情况的调查汇报》中记载,‘文化大革命’中重庆全市共发生较大的武斗杀人事件22起,造反派以‘叛徒’、‘俘虏’、‘探子’等名义杀死1737人,作案凶手878人,已拘捕239人。”这样一个惊人的数字,至今未能见到有关的具体材料,在公开资料中唯有这一篇小报上的文章里明确承认了杀俘而且表示了“认错”(但还不是“认罪”),而在当年由重庆反到底派军工井冈山长安兵团六二○翻印的油印资料(1967年11月6日)中,有关杀俘的内容则被全部删除(该油印件转录文字见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可见当时这在本派内部也是个非常避讳的话题。当时怎么会发生令正常人如此难以置信、难以理解的事件?实在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从上述的经历可以看出,“猛虎团”是一百多个造反组织在反革命的武装围剿下匆忙成立的,他们只凭着誓死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一共同信念来共同战斗的。在当时的条件下,他们不可能建立一套完整的机构,健全各种制度。没有供应、没有后方、没有支持、没有领导,给他们造成了各种困难。
在这种特定的情况下,有谁要求“猛虎团”没有一点错误一点缺点,十全十美,那他不是糊涂虫,就是别有用心的混蛋。我们认为“猛虎团”有错误有缺点是不足为奇的,问题是对错误缺点抱什么态度!
“猛虎团”的主要错误一是枪毙俘虏,一是参与抢夺7804部队的武器弹药。
枪毙俘虏的事有两次。一次是八月十三日,该团五中队战士胡维忠等五人无故被保派开枪打死打伤,开追悼会时,全团战士异常悲愤,纷纷要求枪毙“红岩司令部”副总指挥、北碚公安“压不倒”坏头头唐天伦。“猛虎团”勤务员一时失去冷静,在复仇思潮驱使下,用感情代替政策,经过碰头同意,在追悼会后将唐XX枪毙了。事后,该团勤务组认识到这种作法是严重错误,并在全团提出,不允许再发生类似事件。但是由于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不够,没有很好用毛主席有关优待俘虏的指示武装战士,因而在情况紧急、团部检查不力时,又发生了第二次枪毙俘虏的严重错误。
八月十七日,该团六中队被保派围攻,全军覆灭。四十七人被抓,队勤务员王五二等四同志分别被枪毙在煤炭工人疗养院大门口和北碚正码头。(王五二战士头部被打掉半边,经“猛虎团”掩埋,后被保派挖出,砍去头部,当作他们的烈士,在所谓“西农魔窟”展览,即是喧嚣一时的那具无头男尸。)全团听说四十七人均被枪杀,又闻××批准了并正在执行围歼该团的计划,因而战士们在悲痛自己的战友和愤恨敌人残毒的情绪支配下,在撤退前的忙乱中,未请示团部,就将俘虏的王志高等九个坏头头处决了。
参与抢夺7804部队武器弹药的事,发生在八月二十四日。西泉战斗后,全团弹药缺乏。当天早晨,战士们听说公路上在抢警司部队的枪,有的就跟着跑去抢。团部勤务员闻讯后,不但没有制止,反而参与了。当时公路上秩序很乱,勤务员曾组织战士戒严,以防坏人趁机捣乱。这次事件不是该团带头干的,但错误性质还是严重的,影响了和解放军的关系,是自毁长城的作法,客观上起了援助敌人的作用。
对于这些错误,该团并没有回避,在事件发生后和在整训中,分别作了处理,并认真检查了产生上述错误的原因,同时,该团如实向中央和省革筹汇报了上述错误和其它缺点,诚恳地表示愿意接受上级的任何处分。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说:“任何政党,任何个人,错误总是难免的,我们要求犯得少一点。犯了错误则要求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彻底,越好。”我们认为,“猛虎团”对待自己错误的态度是符合毛主席这一指示精神的。
“猛虎团”的成立才不过几个月,她的生命力是无限的。我们预祝他们在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个司令部的决战中,贡献新的力量,和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起,把山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页首
 用户资料 发送Email  
 
显示帖子 :  排序  
发表新帖 回复这个主题  [ 2 篇帖子 ] 

当前时区为 UTC - 5 小时[ DST ]


在线用户

正在浏览此版面的用户:没有注册用户 和 4 位游客


不能 在这个版面发表主题
不能 在这个版面回复主题
不能 在这个版面编辑帖子
不能 在这个版面删除帖子
不能 在这个版面提交附件

查找:
前往 :  
cron
Powered by phpBB © 2000, 2002, 2005, 2007 phpBB Group
简体中文语系由 PHPBB中文翻译小组 维护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