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林一叶】
我们所知道的重庆林园“10·27事件”
国澄明 王凯平
《昨天》编者按:“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古人这首充满哲理意味的诗,很适于用来理解同一历史事件的不同亲历者对事件的不同记忆,因此在文史工作中就有了一个“多说共存”的原则。本刊曾在第110期(2018年5月30日)发表过卢延书的《林园‘10·27’事件亲历记》,现再发表从另一角度回忆此事件的文章。本刊欢迎历史亲历者都站出来发声,说出自己的所知所感,即使不能“相逢一笑泯恩仇”,即使不能站到反思的高度来重新认识历史,只要能够把自己这个特定角度的经历见闻如实讲出来、写出来,也是有助于后人理解和研究历史的。 作者简介: 国澄明:文革爆发时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兵工程学院学员,参加文革后曾任该学院群众组织“红色造反团”勤务组主要负责人。1968年初毕业后曾受过审查。1975年8月从通信兵部(总参通信部)复员到天津大学任教,历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天津市“信号与信息处理”授銜专家。是我国数字电视、高清晰度电视领域知名学者、数字信号处理器应用领域著名专家。 王凯平:文革爆发时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兵工程学院学员,1967年担任“红色造反团”勤务组成员。1968年初毕业分配至福州军区,在陆军92师当兵锻炼,1969年7月复员到江苏常州无线电厂设计科从事产品开发,1980年7月调动至常州无线电元件二厂,1989年进入中外合资常州常捷电子有限公司,长期从事生产管理和金属化薄膜电容器的研究和开发。
1967年10月27日晚,在重庆歌乐山上林园的通信兵工程学院内发生了震惊全国的流血事件:该院勤务连在驻地营房约两个篮球场大小的院子里,开枪打死该院红色派学员、教员、工人及地方八一五派中学生等32人、打伤53人。 几十年来,对此事件的真相众说纷纭。近年一些与我们所了解情况不同的说法流传于网络,有些含此内容的文稿已在香港出版。例如,2018年5月30日电子杂志《昨天》第110期发表的卢延书(原该院勤务连战士)的《事件亲历记》说:“学院红造想趁机抓反到底派的头头”;反到底派总勤务员李木森说:红色派“冲击勤务连营房,只差几歩就能冲上来抓到我们这几个人了!”“勤务连对冲击营房、殴打战士、抢夺武器、劝阻不听者开枪,完全是执行‘九五’命令”(见《亲历重庆大武斗--重庆反到底派一号勤务员自述》,李木森回忆,何蜀整理, 第五章相关小节。该书已在2011年由香港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出版);反到底派另一负责人黄廉说:红色派“带枪冲击勤务连”并“开枪还击”,勤务连“自卫开枪有理”(见《重庆文革口述史——黄廉访谈录》,2004年9月);由何蜀编撰的《重庆文革武斗大事记(修订版)》则说:“八一五派以自己有人被抓为名冲击勤务连驻地欲抓获反到底头头,在冲突中勤务连按中央‘九五命令’在劝阻无效时‘有权实行自卫反击’和江青‘九五讲话’中‘谁要向我武斗,我一定自卫,我一定还击’的精神,在鸣枪警告无效后开枪拦阻,造成……惨案。”对此事件的最后处理结果,李木森回忆录说“后来说勤务连犯了罪。他们后来到底受了怎样的处理,我们一点都不知道”;卢延书文章则说“直到最近我才听说,1980年解放军西安军事法院发出一份司法文书,通知重庆通信学院,宣布对勤务连连长秦文斗、指导员邵兴保无罪释放”。 以上这些说法,与我们所了解的情况都不符合。那么,1967年10月27日当天,在解放军通信兵工程学院内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当时,重庆及学院文革处于什么状态?学院两派关系如何?红色派和勤务连为何对立?事件是红色派“带枪冲击勤务连”、“欲抓反到底头头”,勤务连是执行“九五命令”的正当“自卫还击”吗?官方对此事件最后是如何定性和处理的?本文将对这些问题予以回答,谈谈我们所了解的有关情况。
(一)事件发生的背景
1)学院两派的对立
1966年5月文革开始,学院运动在党委领导下进行。不久学院领导机关解放军通信兵部派来了工作组。开始条条框框较多,运动冷冷清清,领导圧制群众,有整群众“黑材料”的事发生……不少学员、教员响应中央号召,起来“造反”。8月学院开了几次大辩论会,批判“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和工作组、党委压制群众的种种行为,并把矛头指向通信兵部党委。8月下旬北京发生了著名的“总参八二五事件”(文革前不久调任通信兵第二政委的陈鹤桥,与总参作战部正、副部长联名给主持总参工作的杨成武贴大字报,批评他运动中压制群众),此事被林彪指为“配合贺龙在军内夺权”,陈被打成“反党分子”、通信兵“陈、王、孙反党集团”的头子(文革后陈平反,先后任二炮政委、中央整党办公室主任等职)。此事传到学院,一些教员、学员私下议论,认为“陈在兵部党委中是少数,陈可能是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这些议论被人写大字报揭露出来,引起通信兵领导“高度重视”,认为学院的“造反”行动是陈鼓动的,是配合陈在通信兵的夺权,等等。议论陈事的一个教员被部分人员戴高帽遊了街! 10月5日,军委、总政发布《紧急指示》,宣布取消“关于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群众自己起来闹革命。自此,学院公开分成两派,先后成立了群众组织。一派是“红色造反团”(简称红色派),是运动中积极“造反”的那些人,按当时流行的说法是造反派,主张批判“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和运动中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矛头指向学院、兵部两级党委。红色派以学员、年轻教员为主,刚开始并不占多数;另一派则成立“红旗战斗总团”,实质上不批判“资反路线”,而以抓红色派“后台”、“抓政治扒手”为主,以部分学员、教员及大部分干部、机关人员组成,按当时说法是保守派,他们受到通信兵部的支持。 随着运动的发展,红色派逐渐占据上风,并于1967年“一月风暴”中夺了权,红旗战斗总团则自行宣布解散,其许多成员纷纷加入红色派。红色派壮大为学院主要力量,占据总人数百分之八十以上。 而后,发生了当时所说的“二月逆流”,“军委八条命令”发布,红色派在兵部活动的三人被关押,通信兵党委给红色派发来了“三一五来信”,指责红色派“大方向错了”、是“坏人操纵的组织”,并派兵部副政委范阳春和参谋长崔伦来院施压,红色派被迫宣布交权。 而另一派剩余骨干则趁机东山再起,成立了“红旗造反团”(简称红旗派),但人数已少多了。不久,“二月逆流”受到批判,“军委十条命令”发布,红色派被关三人放回,总政治部派工作组到院对红色派表示支持,通信兵党委则收回了“三一五来信”。4月,红色派重新夺权。 在重庆文革中,红色派与八一五派持相同观点。驻重庆五十四军刚开始支左工作时,红色派派出八百多人(包括干部、教师和学员)参加支左,而那时五十四军的支左工作得到了毛主席的表扬。红色派和五十四军关系良好。 红旗派则与重庆反到底派持相同观点。在1967年7月至10月初红旗派中的学员们离开了学院,与反到底派在一起,个别成员还参加了重庆两派的武斗。五十四军领导曾向红色派人员讲过:学院3系612班班主任赵安金“是反到底派攻打嘉陵江大桥武斗的总指挥”。李木森回忆录也披露:在反到底派“六大司令部总勤务组,还有一位‘编外’的重要人物,是一个军人,重庆通信兵工程学院(代号总字四一二部队)的中层干部赵安金”(见李木森回忆录第五章《建立反到底派六大司令部总勤务组》一节)。
2)勤务连和红色派的对立
勤务连主要任务是担负教学勤务并负责学院营区的警卫工作。按当时中央军委的规定,在文革运动中勤务连属正面教育单位,不开展“四大”,不应介入学院的运动。但他们却深深地介入了学院的运动,其干部和大多数战士站在了红旗派一边,与红色派对立。运动初期多次发生持枪站岗的战士与红色派学员的冲突,这种冲突从争吵演变为斗殴的事也常有发生。针对这种情况,红色派负责人曾专门找过学院主管副院长贺伯升,指出这种情况(指勤务连介入学院派性斗争)如不及时制止,早晚要出事,并建议院里报请兵部将勤务连与通信兵所属其它院校的勤务连对调。可惜这个建议并没有起作用,而“早晚要出事”的警告却不幸变成了事实。以后随着运动的发展,勤务连介入运动愈演愈烈。1967年4月份红色派宣布重新夺权时,勤务连曾手持武器参加红旗派在学院举行的抗议游行。在7月份曾发生一次勤务连部分战士和红色派之间的武斗(只使用拳脚,未使用任何武器),不同于运动初期红色派是少数经常挨打,当时红色派人多势众,勤务连吃了亏,一些战士被打伤。 1967年7月重庆武斗升级,此时刮起了一股抢夺解放军武器的风潮。8月初,解放军第七军医大学“红总”(在地方文革上与红色派同观点)突然抢了我院勤务连两个排的枪支,这个事件红色派事先根本不知道。为了防止再被七医大人抢去,红色派的一部分人就抢了不在勤务连营房内的实验大楼警卫排的枪支。这两次抢枪事件无疑加深了勤务连和红色派的对立。卢延书回忆文章中就写道,“谁夺了我们的枪?是院内的造反派还是外面的‘八一五’?我们不知道”,但不管是谁抢枪的,“我和其他战士都本能地认为,这笔账一定要算在‘红造’头上”。可能是因为这两件事的原因,后来勤务连干部(可能是其指导员邵兴保)曾进京向兵部“告状”,受到了兵部首长的接见,据说勤务连在文革中的“立场”受到了表扬。倘若兵部了解到勤务连与红色派严重对立的情况后,能果断采取措施将该连调离学院,那么“10·27”惨案可能就会避免。但在当时的大气候大背景下,任何一级部队领导人都难免没有感情偏向,此后情况没有任何改变。 1967年初,重庆警备区(五十四军)曾抽调勤务连的一个排出去支左,因而这个排的武器没有被抢。9月或10月初该排支左回来,这个排的枪就是“10·27事件”中勤务连使用的武器。据说,这个排回连队后他们使用的武器在连队里进行了重新分配。李木森在回忆自述中提到,10月27日当晚在他退到勤务连营房去暂避时看到“檐坎上站着一些战士,有的手中没有枪,只拿着锄把或木棒——后来我才知道,他们的枪,在武斗期间被学院的八一五派抢去了一半,‘九五’命令后,八一五派把武器自己封存起来,并没有归还给他们”。
3)10月份重庆及学院状况
文化大革命进行到 1967年10月,由于中央公布了“九五命令”等一系列命令,重庆地区在7、8、9月间发生的武斗已逐渐平息。红色派一部分人在8月份抢夺的学院勤务连警卫实验大楼那个排的武器(数十条枪、子弹等),即按照“九五命令”精神,由红色造反团全部收缴并封存在工字大楼里。武斗期间离开学院的红旗派学员于10月初集体返回了学院,他们回学院时红色派组织了敲锣打鼓、列队欢迎。从红旗派回院到“10·27”事件发生前的这段时间,学院很平静,两派之间及红色派和勤务连之间没有发生任何冲突。但红旗派回院后,和勤务连的联系更加密切。回院的学员没有回自己班居住,而是集体住宿到学院大门内离勤务连不远的平房内。红旗派团部、资料室和广播站则直接设置在勤务连院内。
(二)事件过程
10月27日白天,红旗派及地方反到底派的人在学院的活动,红色派根本不知道:不知道有地方反到底派头头来学院,也不知道来了多少人,更无从知道来学院干什么。据李木森回忆录披露:“大约十月二十五、六号……赵安金向六大司令部讲了一件事情:他们通信兵工程学院的领导干部要到北京参加学习班……就要谈到重庆的文革问题,但他们对地方文革情况并不是很了解,因此想请反到底派六大司令部去讲讲山城两大派文革历程中的一些重大问题”。 “于是,十月二十七日这天一早,反到底六大司令部的李木森、黃廉、胡宾、朱镇坤、段炳森、粟远奎、王以时、刘开科等,在赵安金的带领下,按时到了位于歌乐山上林园的通信兵工程学院”,“在学院的大会议室里,已经等候着学院的院长、副院长等领导干部。他们都是即将去北京参加学习班的干部。我们几个群众组织负责人分别向他们介绍了重庆文革中的一些情况”,“足足讲了三个半小时”。“下午三点左右,在学院一个大坝子里召开大会……和学员们见见面,讲讲话”。 这里要说明,学院的领导干部去北京参加学习班之事,红色派也不知道。 据后来了解,当天下午勤务连也参加了大坝子里召开的大会并听了报告。红旗派人员曾向红色派借大礼堂,准备晚上演出。因红色派已安排传达文件,所以“晚上八点左右,在学院大操场举行文艺晚会,由反到底工总司财贸井岗山总部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演出”。 演出现场周围由勤务连派人维持秩序。当晚红色派在学院大礼堂开全体会议传达中央文件。学院驻地附近十五中学等一些八一五派学生以为我们放电影,赶来观看,当他们知道当晚礼堂里是开会不放电影时,即在大操场里逗留观看文艺演出。在四周观看演出的还有不少当地老百姓。红色派的会议9时多结束,大部分人员返回宿舍准备就寝,只有极少数人到了演出现场。红旗派演出现场后来发生了混乱,是由于外来的一些八一五派红卫兵不满意演出的一些节目内容而向会场投掷石块,据说一些人被砸伤,演出因而中断。在此过程中勤务连战士和八一五派学生在场外发生了冲突,一些学生被打。李木森回忆录也说:“当演到表现反到底派在‘二月镇反’中遭到镇压的情景时,就开始出现骚乱了。场地周围观众中的八一五派人员开始谩骂,起哄,甚至拿石块、砖头扔向演员,有的砖头还砸到了观众席前排学院领导干部和我们几个人坐的地方”;“勤务连出动了一些战士来维持秩序,但却难以制止事态的发展……演员和乐队都有人被砸伤,乐器也有的被砸坏了……”;“在这种情况下,演出不得不中断……勤务连夹道护送我们几个人到操场旁边他们的营房去暂避”。 据我们所知,演出现场的冲突,在现场的少数红色派人员并未参与。混乱中传说负责维持会场秩序的勤务连战士把几个八一五派学生抓进了勤务连,当时在场的红色派少数人就一起来到勤务连去要人。事件发生后,经询问红色派去过现场的幸存者(包括受伤者),知道现场情况是这样的:在勤务连门口,勤务连人员蛮横无理,用枪托打伤红色派人员张××,红色派的周××扶张××去卫生处包扎时,将勤务连抓学生的消息告诉了红色派的广播站,广播站广播了这个消息。听到广播后,红色派约一百多人先后涌向勤务连。群众呼叫连长秦文斗制止凶手行凶,秦文斗置若罔闻,只令门岗内撤。这就把群众引入了勤务连院子里。群众进入院子后,发现院子里早有准备:勤务连部分人员端着冲锋枪和上了刺刀的半自动步枪,严阵以待,如临大敌。没有持枪的人员用木棍、钢钎向群众扑来,当即把实习工厂的工人陈××打昏在地。群众涌进院子中心的球场找连长说理,有几个勤务连人员持枪冲进球场,用刺刀对着群众。有一勤务连人员用枪托打伤红色派刘××脸部,血流不止。另一勤务连人员在和群众辩论中以刺刀向一学员刺来,周围群众伸手阻拦,他就朝地下开了一枪。不少人责问连长为什么战士开枪,连长秦文斗置之不理。(下图:当年流血事件现场,照片上地面用白色圈画出的是一滩滩血迹的位置。) 数秒之后打响了第二枪。这时勤务连人员迅速后撤,并作跪射姿势,来不及撤的就地卧倒。紧接着从东南方对着密集的人群猛烈扫射。由于毫无戒备,许多人当即中弹身亡或负伤倒地,其余的人就地卧倒,靠外的急向院外奔逃。 在第一次连射半分钟后,勤务连发现卧倒的人群中有自己的人,因此暂停射击,有人喝令:勤务连的站起来!这时就有几个战士从地上爬起来向勤务连房间方向跑。同时,卧倒在地上的红色派人员、八一五派学生及地方群众也从地上爬起来向门外跑去,此时从南面屋子里冲出几个持冲锋枪的勤务连人员,连声喊“杀”,向爬起来的群众疯狂扫射,火力比第一次更为密集,持续了约一分钟。在此过程中,勤务连战士何喜娃因为和红色派人员扭在一起,来不及退出现场也被乱枪打死。 事后,勤务连在连长秦文斗率领下,保护着反到底头头撤往山下。红旗派绝大多数人也连夜撤离了学院,直到毕业离校再也没有回来。卢延书的回忆中说,勤务连下山后,“到了重庆警备区驻地。警备区领导派员接收了全连的枪支弹药。此时已是后半夜。第二天一早,数辆军用卡车,将我们全体干部战士送到佛图关原八一小学,那时的7806部队驻地。连长秦文斗、指导员邵兴保没有跟我们在一起,他们被警备区单独带走了。从此我们被暂时隔离起来,不能自由出入。” 枪响后不久,红色派一批人冲进工字楼,要到四楼去取出封存的武器,去追赶勤务连,为死伤的人报仇。这个行动被红色派负责人坚决制止了,从而避免了发生更大的流血事件。 红色派迅速将事件报告了警备区并展开营救伤员的行动。因伤员人数太多,学院的车辆不够,一些红色派人员就到公路上去拦阻过路的大卡车,大多数伤员就用大卡车送往山下的七医大附属新桥医院和西南医院。 当时在渝的中央调查组连夜来到学院,听取关于事件的汇报,并进行调查。 当晚到过事件现场的红色派成员说,“勤务连院内到处是一滩滩的血迹;一顶军帽遗留在地上,里面全是血,一定是某位同志被打中了头;掉在地上一副眼镜的一只镜片被打碎,一定是某位同志的眼睛中了弹……那情景真是惨不忍睹!” 在此事件中共有32人不幸身亡。其中学院的学员、教员、实习工厂工人共17名: 王治海(1系61年级2班) 张安南(1系63年级1班) 张龙成(2系61年级1班) 何绍成(2系61年级2班) 王孝沫(2系61年级3班) 王统精(2系65年级1班) 霍然愈(2系65年级1班) 潘 重(3系61年级1班) 高玉英(3系61年级2班,女) 林宗权(4系61年级1班) 王新民(4系61年级1班) 薛田成(4系61年级1班) 于德利(4系61年级4班) 唐昌银(4系65年级1班) 左天全(第四教研室教员) 常周生(第十教研室教员) 张光荣(实习工厂工人)。 死者中还有中小学生11名和山洞大队红缨生产队社员2名: 第十五中学蔡乐民(18岁)、高君阳(16岁)、李忠桔(16岁)、许中朝(16岁); 山洞民中彭永前(17岁)、邓洪福(17岁); 山洞小学何润生(15岁)、张遵国(15岁); 南岸工农兵中学张修玉(15岁,女); 大渡口中学熊仕光(18岁,女); 山洞社办农中蔣德华(16岁); 山洞大队红缨生产队社员陈明华(18岁)、鄢红兵(25岁)。 另有学院附近山洞大队跟着来看热闹的农民敖国富(持反到底派观点)和上述因为和红色派扭在一起未能及时退出而被打死的勤务连战士何喜娃两人。 事件中红色派受伤的人共有50余名,其中许多人是重伤。学员阎通右下肢股骨粉碎性骨折,不得不锯掉整个右腿;学员张宝玉身中五枪;学员白良齐小腿粉碎性骨折,伤口长期不愈合,直到1977年才在天津治好…… 事件发生后,重庆警备区(五十四军)受命负责调查处理此事件,中央调查组也连夜来院调查。当时在重庆的成都军区司令梁兴初在28号的一次讲话中将此事件定性为“严重事件”、“流血惨案”。针对重庆反到底派所谓“勤务连执行‘九五命令’而开枪”的说法,他明确指出:“昨天的事情,一不是冲击军事机关,二不是夺武器,三不是冲击保密单位, 也不是冲军事工厂、抢仓库物资,为什么要开枪呢?” 勤务连人员集中在警备区某部营房交待问题。不久连长秦文斗、指导员邵兴保被正式逮捕。五十四军军事法院王院长亲自来到学院,将秦、邵的逮捕证出示给红色派看。逮捕证上写明了秦、邵是“10·27枪杀革命群众严重政治流血事件的现场组织者、指挥者”,王院长叫通知其住在学院的家属,并说:叫家属回原籍去吧,这两个人是回不来了。 很快对17位牺牲的同志颁发了烈士证书;后来,对有军籍的受伤人员根据具体伤残情况颁发了军人残疾证。(下图为该学院3系61年级1班学员潘重的革命烈士证书) 1967年11月,通信兵部政委黄文明在张凯副参谋长的陪同下,曾来院了解事件情况,慰问死者家属。 李木森、黄廉等进入勤务连院内后,即由专人陪同待在房间中,卢延书则隨他所在的排到勤务连院外布防。对开枪现场的情况他们均不了解,所谓“红色派要抓反到底派头头”,完全是处于他们地位所作出的臆断。至于黄廉所说“红色派带枪冲击”更是子虚乌有之事。
(三)事件的最终处理结果
事件发生后的几十年中,各方面的情况有了很大变化:先是1968年底五十四军调离重庆;学院于1969年被军管,院内两派联合成立了革委会,10·27事件是文革运动中清查的重点;地方上,据李木森回忆:“重庆市公安局成立了专案组,在各种学习班里,反到底六大司令部的人员,回回挨整,整得我们个个伤心,最令人伤心的是,整了二十余年了,却至今不给我们一个结论。” 1970或1971年,通信兵工程学院建制撤销,10·27事件由成都军区负责处理。文革后,约1978年学院在南京恢复,更名为通信工程学院,但不负责处理发生在林园文革中的问题。在林园,先是以原北碚技校(原424部队)为主,成立了通信技校,以后升格为通信学院,通信兵工程学院在文革中的遗留问题由该学院负责处理。 原通信兵工程学院的广大学员,毕业后分散在祖国四面八方的军队、地方各单位,但和重庆市参加过文革的群众一样,依然关心10·27事件的最终处理结果。事件最终定性如何?长期关押的勤务连干部最后如何结论处理的?当年颁发的革命烈士证和革命残疾军人证现在还有效吗?……原红色派的一些人,为弄清这些疑问,几十年来做出了不懈努力,最终使这些疑问得到了明确的解答。 1992年,有人出差到重庆,在林园见到了退休的学院原军务处参谋刘玉昆。当初学院建制撤销后,刘参谋留在林园处理学院善后问题。成都军区最后处理被长期关押的勤务连干部时,通信部也通知他去了成都。他说,事件最后的定性和处理就是两句话、十二个字:“构成刑事犯罪,免予刑事处理。”但其它详情不知。 2005年,有人得知勤务连指导员邵兴保在无锡,原红色派两人于8月31日去他家中访问,了解到:1975年7月25日他从成都军区看守所放出,1975年9月10日左右由成都军区政治部为其做了结论,说明了10·27事件中死三十余人、伤五十余人情况。邵本人对结论有意见,但军区保卫部人员讲结论不可能再改。结论中有不作刑事处理的意思。军区坚持认为邵不能再继续在部队工作,必须转业。在军区关押期间,邵从同关在一起的某位秘书口中了解到,五十四军法院曾有过一次判决意见(秦文斗死刑、邵兴保无期徒刑),后来军区法院又有过一次判决意见(秦15年,邵14年),但均被军区张国华政委以情况比较复杂,等等再说为由压下。到访者向邵索要结论原件,但邵未给。 据我们了解:在事件中牺牲的那些同志的家属现仍享受着“革命烈属”的待遇,例如北京的潘重和南京常周生教员的妻子等;在事件中伤残的同志仍享受着革命残疾军人待遇,如北京的白良齐、阎通、赵国柳等人,按照国家规定,每年民政部门都会根据伤残等级发放补助金,在诸如乘坐火车、公交、地铁等也享受一定优惠。 但有一个例外,这就是上海的朱庆骏(2系65年级1班学员),在10·27事件中他受伤严重,原来持有部队发的残疾证。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换发新证过程中,上海民政部门拒绝为他换发新证,旧证同时作废了,这就剥夺了其享受革命残疾军人的待遇,并在朱庆骏档案中塞进了“因派性冲突而受伤致残”的有关文字。 为了帮助朱庆骏解决问题,必须要搞到事件最后处理的文件。2006年有人通过关系了解到勤务连连长秦文斗、指导员邵兴保等的结论文件保存在总参通信部档案室中。朱庆骏单位的党组织于2007年4月发函给重庆通信学院干部科,索要这份文件。经多次交涉,终于在10月份收到了重庆寄来的秦、邵结论全文, 内容如下:
(75)政保字第22号 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政治部 对秦文斗、邵兴保、洪清港问题的处理决定
(第一段为秦、邵、洪三人简历,此处略。洪为排长) 现查明:秦文斗、邵兴保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由于受刘少奇、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资产阶级派性恶性膨胀,违犯连队坚持正面教育的规定,长期陷入资产阶级派性;在中央一九六七年九月五日《关于不准抢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和各种军用物资的命令》下达后,又片面地理解命令的精神实质,动员连队进行“自卫”准备,以致在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七日两派群众发生冲突的关键时刻,该连干战向群众开枪,造成死伤八十五人(死三十二、伤五十三)的严重后果。这是犯罪行为。洪清港在这次事件中,持手枪射击五发,错误是严重的。 秦、邵、洪三人出身于劳动人民家庭,入伍后一贯表现尚好。发生问题的当时,正是重庆地区两派群众武斗严重,勤务连战士也陷入了派性活动,这次事件是资产阶级派性恶性膨胀的结果。事件中,秦、邵没有下令开枪,并追查和制止过战士们的开枪行为;事后,能主动到领导机关报告,检讨认罪。从全面分析,秦、邵、洪是属于人民内部在特殊情况下的违法犯罪,与坏人办坏事有原则区别。据此,决定对秦文斗、邵兴保免于刑事处分,洪清港解除拘留。 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政治部(盖章) 一九七五年八月十四日 报:总政治部 送:总参谋部通信部政治部、通信兵技术学校(共打印15份)。
显然,对秦、邵、洪个人的结论也就是对10·27事件的结论,它对事件的起因、后果和性质都做了明确的结论。 在该事件中牺牲和致残的人员是无辜的,他们是在一场“违法犯罪”事件中被打死打伤的。对有军籍者颁发烈士证书和残疾军人证是完全正确的。 我们认为这个结论也有缺陷。文革后期,包括青年学生在内,有多少参与者遭审查,受关押,被判刑?但在军内却出现了不允许介入运动的学院勤务连以“自卫”为由,“向群众开枪,造成死伤八十五人(死三十二、伤五十三)的”“违法犯罪”事件,其中,排长洪清港面对密集的群众近距离“持手枪射击五发”,什么后果?而事发前曾“动员连队进行‘自卫’准备”、事发时全程在场的连队领导干部却可“免于刑事处分”,岂非怪事!尽管这是在特定历史时期所形成的结论,难免会打上时代的烙印。但总是令人费解。当然,这些都有待后人评说指点了。我们的责任,就是把我们所了解的有关史实尽可能不带偏见地写下来,留给历史。
2019年2月25日完稿 2019年3月29日修订 —————————————————————————————————— 【故纸堆】
梁兴初就“10·27”事件 接见八一五派代表时的讲话
王锐提供 渔歌子录入
说明:本篇原载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字412部队红色造反团、重庆市山洞地区八一五革命派主办《10·27大血案》专刊(4),1967年11月9日出版。原题为“就10·27严重政治事件梁司令员重要讲话”。
1967年10月28日晚,梁兴初司令员在重庆警备区小礼堂就10·27严重政治事件接见了八一五革命派代表,参加接见的首长还有韦统泰军长、蓝亦农政委、白斌副军长。接见时,首长们作了重要讲话。
同志们,昨晚上这事件是一个严重的事件,正是目前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布最新最高指示,大联合,大批判,斗私批修,最近又提出复课闹革命,现在阶级敌人拚命挣扎,破坏大联合,大批判,斗私批修,虽然昨天晚上这件事情是军事院校发生的,但同社会上的革命群众组织是有联系的,这事情非常严重,作为我们人民解放军,人民解放军开展四大的单位和不开展四大的单位来讲,还是不应该发生的,而且发生在军事院校,这事出了应严肃对待严肃处理,不严肃对待不严肃处理就不好了,就不对了,这就不好了。 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更好的按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按毛主席的航道继续前进,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取得最后胜利。我们军队在正面教育的单位,应该坚持正面教育,我们不能支派,我们军队只能支左,支毛泽东思想,支无产阶级政治,符合毛泽东思想的都应支持,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就不应支持,所以作为连队来说,不应挑拨两派,只要它是革命的,革命群众组织都应支持,不是革命组织,不应支持,我们是支持毛泽东思想革命派,我们要的是无产阶级党性,不要的是小资产阶级派性,所以,我们人民解放军的部队、干部、战士都应如此。 昨天的事情,不是一个偶然的事情,无风不起浪,这个事也不是昨天谋合(录入者注:原文如此,应为“谋划”)的,可能谋合是很久的,时间是很长的,现在看来这个警卫部队是被坏人掌握住,不是被好人掌握住,如果被好人掌握住,就不会发生昨天的流血事情,这事要严肃对待,要严肃处理。九·五命令要贯彻,但在什么情况下贯彻,昨天的事情,一不是冲击军事机关,二不是夺武器,三不是冲击保密单位,也不是冲军事工厂,抢仓库物资,为什么要开枪呢?作为战士是没有责任的,但也有责任,就是冲军事单位,冲军事工厂也不要开枪,九·五命令说得很清楚,四个步骤:作政治思想工作,我们先宣传毛泽东思想,再要冲只有对空警告,也不应向阶级兄弟身上打,鸣枪警告不行,再要打,再要冲,宣布他是违犯国法,反革命行动,第四个步驟才实行反击,昨天就不是按这四个步驟来的,当然战士没有责任,但战士对这个命令不应该听,可以不听,不管你连长、排长,可以对抗他的命令,可以不听,可以不执行他的命令。同志们,作为我们战士,不能说没一点责任,九·五命令肯定要维护,但要靠毛泽东思想,靠无产阶级政治教育群众、红卫兵小将,宣传红卫兵小将。 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不是偶然的事情,不是巧合,临时策划是策划不起来的,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是蓄谋已久的,这个事情究竟是什么行动,只有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才能解决,我们相信部队的同志会去解决,造反派的同志会解决。 同志们,通信兵工程学院的同志们,你们的心情我们可以理解,现在,究竟是什么行动,究竟是什么事件,通过群众可以弄个水落石出。毛主席教导我们,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只要我们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就可以把事件弄清楚。但肯定地说,是坏人操纵的,如果没有坏人操纵,就是当排长、连长也没权。九·五命令下来后,我们军区发了好几个补充指示,不能随便开枪;昨天晚上这个流血事件是令人痛心的,但事件已发生了,出了,怎么办呢?是不是这样马马虎虎、无声无息地消失下去?不能,我们责成警备区司令部、政治部迅速调查迅速处理。当然,现在连的干部逮捕了,排的干部逮捕了,我想,光是排长、连长绝不敢这样作,绝不可能!当然里面有操纵的,可能排、连长也是受蒙蔽的,当然战士更受蒙蔽。这不是无意,这是有意,昨天是礼拜五,按连队规定是礼拜六擦枪,而且昨天正好有人到那儿作报告,作报告恐怕是借口,这是借口,并不是作报告。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最高指示,任何人都可以听,为什么只准一个观点的听其他观点的不能听?宣传毛泽东思想,人人都可以听,你怕什么呢?毛主席最新最高指示,人人都可以听。这个事情,同志们不要把它看得太简单了,这是个严重事件,不是一般事件,是个流血惨案。现在同志们的心情我们可以理解,但这事怎么处理?今天下午我们商量了,红色造反团同志和社会上8·15同志明天要开大会,抬尸游行,我们劝同志们不要抬尸游行,不要开大会,越是这种情况,越要头脑清醒,不要上阶级敌人的当,今天已发现很多谣言,什么“54军镇反有功”,把这个罪加在54军身上。今天晚上可能布置好了,你要游行开大会明天可能发生更大的流血事件。我们希望红色造反团同志们、8·15同志们,刚才我向8·15同志们讲了,同412红色造反团勤务组同志讲就一○·二七严重事件讲了,要做工作,把这事情冷静下来,警备区司令部政治部你们要相信,要相信会处理好的。希望你们明天不要开大会、抬尸游行,开大会可能引起更大的流血事件,因敌人、阶级敌人已做好了圈子,我们就不到他那个圈子里去,如果上圈子正中了他们的计。如果你们不相信,明天游行、开大会,我肯定说有更大惨案。这是一个导火线,但你们不开会、游行,他们这个炸弹就没用了。但我们相信,坏人一定要揪出来,事情一定要搞清楚,希望同志们回去一定要作工作,当然心情是不那么舒服。同志们的心情我们可以理解,不是不能理解。希望通信兵工程学院的同志,所有的同志,要把道理回去讲清楚,这样作有什么坏处,不这样作有什么好处。死者要安葬,不管十五中同志,红色造反团同志,统一由市革筹组安葬,群众、学生要抚恤。什么时候开追悼大会,开大会,我们再通知。不要明天开、后天开,人已经牺牲了,以后开也是可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以来,死伤的人也不少,但我们没开追悼大会。但今后要开,不然怎么死的?无名英雄?成都警司也有打死打伤的,打伤的要治疗,打死的要安葬抚恤,要开追悼大会,但时机不是明天,明天开煽动性就大得很,可能煽动一场大的武斗,大的流血惨案。希望同志们好好作工作,好好理解。 阶级斗争。有阶级存在,就有阶级斗争。我们参加革命到现在,天天都有阶级,天天都有阶级斗争,无时无刻不有,民主革命时期搞了二十几年,天天都有阶级、阶级斗争,同拿枪的敌人作斗争,同地主、资本家作斗争。同志们要从阶级和阶级斗争分析清楚,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条道路。希望同志们很好地作工作,如果我们的工作作好了,明天不去游行,不去抬尸体,我们的工作就取得胜利了。如果我们要去抬,可能更大的流血事件要发生,引起更大的武斗。至于死的同志,按革命烈士待遇,希望同志们冷静来看这问题。另一方面要把这问题看成严重的政治案件,希望你们红色造反团同志们,8·15同志们, 回去向你们的战士、红卫兵小将作工作,事情是会弄清楚的,坏人肯定要揪出来的,现在我们把连长、副连长、指导员、排长拘留起来了,他们肯定知道的,不会不知道,他们广播室设在他们连部,这个连不是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是掌握在坏人手里,他今天还谈不上走资派,是坏人,究竟什么坏人?我想完全可以找出事实。希望同志们好好工作,一定解决清楚。同志的悲痛一定要把它放在心里,不要把悲痛变成一时的莽撞,这就糟了。坏事变好事,现在就要把坏事变好事。事情是坏事情,但要把坏人揪出来,不然就没有无产阶级权威了,我们要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权威,无产阶级权威。 时间不早了,希望同志们回去作工作,“红旗”的同志,现在还不让他们出去(412插话:他们早跑了。白副军长插话:他们在三处作报告造舆论),他大造舆论,不要怕,越造舆论多,越说明他是干的坏事,他心虚,这并不是54军干的,真正的造反派才不去作那事,这是最蠢、最笨、最没才干的人,有才干的人不去作那事。重庆是要杀人的,不杀人不行,要压,我们是压坏人,我们不是压好人,坏人不镇压能显示我们毛泽东思想权威吗?能显示无产阶级权威吗?死难烈士怎么搞?完全由市革筹组、警司搞好不好?你们要相信警备区、革筹组会处理。 —————————————————————————————————— 【故纸堆】
人民战争救山城
井冈山红卫兵七八四八野战部队
《昨天》编者按:本篇原载重庆军工井冈山望江东方红公社、重庆井冈山红卫兵总部合办的《井冈山》报第四期(1967年7月13日出版)。当时“军工井冈山”是重庆国防企业中的反到底派群众组织,“望江东方红公社”是在生产高射炮的国防工厂望江机器厂的反到底派组织,“井冈山红卫兵”是重庆大中学校师生中只看政治观点不看“家庭出身”的反到底派组织。文中的“砸派”即“反到底派”,当时因对“一月风暴”中在驻军支持下造反派夺权建立的重庆市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简称革联会)的意见分歧,造反派中的一部分组织要求“砸烂革联会”,故称“砸派”,1967年7月下旬后按四川省革筹组副组长刘结挺的建议改称反到底派。文中所称的“保派”指保革联会的一派,与“保守派”意义有别。文中的多处“××”指“警司”,即由解放军陆军第五十四军主持的重庆警备司令部,因当时重庆警司支持八一五派、压制反到底派,所以遭到反到底派的反对,但又不便公开指责,遂以“××”代之。全文模仿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和林彪署名的《人民战争胜利万岁》,因文中将重庆警备司令部视为“敌人”和“人民战争”反抗的对象,理所当然地被五十四军领导人称为“大毒草”。
最高指示 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
一、怎么办?
山城的六月,时而急风冷雨,时而暴日酷暑,时而又拂面和风,而和风中充斥血腥,闷热里夹杂寒气,气候是够复杂多变的了。 然而,山城的政治气候,比自然气候更加风云莫测。血洗西师的凶手仍在挥舞屠刀,围剿嘉陵的谋士又在导演血案,重医烈士的忠骸未及掩埋,望江又面临一场空前的大浩劫。就在这同一个时候,重庆××新编的武装巡逻队扯起了“制止武斗”的大旗,×ד和平特使”们的“调解”居然在一些单位奏效,“××是红司令部”的舆论甚嚣尘上。 面临这纷纭复杂光怪陆离的政治现象,一个共同的问题——“怎么办”?提到了革命造反派的面前。一个个探索“怎么办?”的方案在提出,在实行。 在这些方案中,有两种理论特别引人注意。 一种是“和平论”。这种论调的主张者说:重庆已太平无事,或基本上太平无事,不需我们操心了。什么“××一小撮”,什么“反革命政变”,什么“屠杀砸派”,都是神经过敏,庸人自忧,或者是几个“左左派”的危言耸听。于是,在这种理论指导下,迎合着李、任死党的和平攻势;一种以极端和平麻痹冒充“胸有成竹”的气氛到处泛滥,由××主持的“停战协议”.在一笔笔成交。总之,敌人似乎已经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了。 另一种是“失败论”。这种理论的传播者,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他们被敌人的气势汹汹所吓倒,在白色恐怖中感到毛骨悚然。瞻念前途,暗淡无光,似乎山城末日已到,无所作为,无所事事,似乎剩下的道路只有一条:放弃斗争,拆台散伙,听天由命。 我们认为这两种理论都是不对的。 我们对于“怎么办”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什么呢?是人民战争,是千千万万革命人民粉碎李任死党反革命围剿的自卫反击的人民战争。人民战争救山城——这就是我们的结论。 我们这个结论是怎样得来的?“和平论”与“失败论”为什么都不对呢?为什么人民战争才是重庆的出路所在呢?人民战争又怎样打,怎样战胜敌人呢?我把我们的想法公诸于众,请同志们批评研究。
二、敌人的方针已定——驳“和平论”
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就是说要进行革命,不仅要了解自己,还要了解敌人。在社会主义社会内部,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的最主要、最危险的敌人是谁呢?是混入专政机构内部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重庆而言,就是李任及其在党政军内的一小撮同伙。他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对象。我们进行文化大革命,就是要革掉那一小撮人的命,彻底摧毁他们的黑司令部,使我们祖国永远是社会主义的中国,是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普照大地的红色中国。 那么,他们呢?他们决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拼死的斗争,拼死地要把革命派打倒在地,而使他们的反革命独立王国永世长存,使中国变成苏联那样的修正主义国家,变成蒋匪帮重新统治的法西斯专政的国家。 自从中央处理四川十条决定和重庆五条意见下达后,李任死党面临着彻底灭亡的命运,他们更以百倍的疯狂进行垂死挣扎。他们的决心已下了,他们的方针已定了。他们的方针就是:利用一手豢养和收买的李任死党最忠实的工具——重大8·15、8·1兵团中一小撮反坏分子和新生反革命分子,蒙蔽一部分保派群众,对革命造反派进行疯狂的反革命武力围剿,将革命派一个个吃掉。用××一位“首长”在1967年6月9日在天府南井一个黑会上的话来说,就是:“把他们(砸派)打死、杀绝。” 他们采用这种方针,是由于他们单纯靠政治攻势,已远不能将革命派镇压下去了。靠“文斗”,靠正常的“四大”,他们只有输得精光,因此,不得不把他们战略方针的重点改放在武力镇压上。当然,他们仍然没有放弃政治攻势,不过他们这种政治攻势愈来愈低级,愈来愈无耻了。他们以造谣为职业,以欺骗为法宝。他们挖空心思,颠倒黑白,自己杀人,却到处喊“砸派行凶”,自己放火,到处叫“砸派烧房”。他们搞假控诉,抬假尸游行,伪造“砸派反戈”消息.手段愈来愈卑鄙。 但是事实毕竟是事实,群众不断地识破重大8·15等的欺骗,愈来愈懂得了一个道理,“对保派的宣传只能从反面去看。”因此,用武力围剿砸派,是李任死党及其工具在政治上彻底破产的结果,而他们的政治攻势也愈来愈直接地为他们的武力镇压服务。 因此,目前李任及其军内同伙制造的一起起流血武斗,已经不是过去一般的为了转移斗争大方向而挑起的武斗,而是李任死党镇压革命派、消灭革命派的根本战略方针了。 省革筹的建立和日益巩固,7848部队的入川,打乱了李任死党的部署,他们就加紧实施他们已定的武力围剿革命派的方针。正是在7848部队入川支左消息传来的五月底六月初,××中一小撮反动头目一面欺骗群众说“7848决不会来四川”,一面就在五月三十日和六月初连续召开黑会,宣布了他们的部署:把重点砸派阵地——西师8·31、航锋、重医、军工井冈山……一个个吃掉。他们调集了成千成万的武斗打手,大搞反革命经济主义和物质刺激,高价收买和煽动农民,进行军事训练。于是以重大8·15、8·1兵团为核心的一支专门武力镇压革命派的反革命别动队形成了。从6月2日开始,全面攻击和重点歼灭相结合 的血腥镇压事件就一个个出现了: 6月2日——重大8·15、8·1兵团2000余人围攻电力校砸派,洗劫重医、航锋,拉开了武力镇压的帷幕。同时镇压三中冲锋号和井冈山兵团,并在此以前疯狂地赶、打、抓沙坪坝各校砸派,使无数砸派战士流落在外。这种镇压日甚一日,其目的是为了巩固李任死党的“沙坪坝根据地”。 6月5日至8日——血洗西师8·31,血洗北碚砸派,借以打通和控制市中区与华蓥山、缙云山及川北的通路。(按:李任死党已把华蓥山、缙云山作为其反革命退却负隅顽抗的根据地,大筑匪巢,大量运粮囤兵。) 6月13日至6月21日——连续8天围剿嘉陵军工厂,制造血案,重大8·15、8·1兵团等匪徒杀人放火、奸淫、抢、抓无恶不作,企图摧毁嘉陵砸派实力,破坏国防三线建设,以控制由市中区、沙坪坝到北碚之间的通道。 6月21日——疯狂血洗市中区主要砸派所在地及广播站,企图摧毁市中区砸派阵地,特别是宣传阵地。同日,××非法强占红岭中学,控制市中区制高点。 6月23日——血洗重医子弟校,匪徒竟纵火烧楼,扼杀重医兵团的咽喉,控制大坪地区通道。这是李任死党血洗太坪、杨家坪地区砸派的第一步。 6月25日起——武装包围军工井冈山望江东方红公社,企图摧毁军工井冈山的主要根据地之一,控制重庆与川东地区、中南地区的交通要道。在武装包围前,××已大量屯兵于望江地区周围及对岸的制高点,形成武装包围圈。在武装包围之后,8·1兵团、重大8·15上万人马集结望江附近,准备制造大血案。 6月27日——血洗中梁山地区砸派,美其名曰“镇压反革命暴乱”。 6月29日——重大8·15、8·1宪兵队3000余匪徒,洗劫化龙桥地区砸派,企图消灭市中区与沙坪坝公路上的砸派阵地。 6月30日——袭击重医一院。 7月1日——四千余匪徒围剿建设厂军工井冈山、重医一院,投掷燃烧弹,刺死刺伤手无寸铁的群众,打伤制止武斗的7792部队战士。 7月1日起至今——再次大规模武力围剿北碚革命派,7月3日起××军官亲自指挥匪徒开枪、开土炮杀害革命派,至今枪炮不绝,局势严重。 这里仅仅是主要的较大的武斗围剿事件。铁的事实证明,这些事件无一不是由李井泉、任白戈及其党内、军内一小撮反革命同伙直接策划和指挥的。 最近,李井泉、任白戈的反革命同伙,在一次绝密黑会上与重大8·15头目等商定?加速实行武力剿灭砸派的方针,“速战速决”,由重大8·15、8·1兵团等出面,歪曲利用中央有关指示,大造反革命舆论,在这种舆论掩护下,把砸派实力一一剿灭。 . 敌人的屠刀已经架在我们的头上了,李任及其同伙是极端残忍的强盗,他们的武力消灭砸派的计划在一步步实施。他们的计划实现之日,也就是整个重庆反革命政变全面完成之时。 可是,我们的一些同志,却还在做着“和平”梦,高唱“和平论”,对李任及其同伙的“和平”经听得入迷,对革命人民的死敌充满幻想,而对战友敲起的警钟斥之曰“左左派”的危言耸听。这不太危险了吗?
三、敌人在我们的手掌之中——驳“失败论”
敌人的大屠杀计划在一步步实现,我们已经丢掉了不少阵地。但是,这是不是说“失败论”有了根据了呢?完全不是。我们必胜,敌人必败——这是历史的必然。我胜敌败的前途是由下列条件决定的: 第一、从我方来看,广大群众、广大干部、广大解放军指战员是站在我们一边的。只要回顾一下伪革联成立前后,五条下达前后和李、任死党六月份疯狂煽动武斗的前后,广大群众中认清重大8·15的反革命叛卖面具的人日益增加;砸伪革联的人日益增加,认清××头目反革命嘴脸的人日益增加的巨大革命变化,就可以知道革命力量的发展是何等迅速,反动、保守阵营是如何分崩离析了。列宁曾经说过,大学生中的各种政治力量的情况,往往是全社会政治力量的情况的反映。现在全市十二所大专学校中,有八所是砸派占绝对优势,就足以说明革命派与反动派、保守派的对比。 毛主席说;“一切反动派的企图是想用屠杀的办法去消灭革命,他们以为杀人越多,革命就会越小。但是和这种反动的主观愿望相反,事实是反动派杀人越多,革命的力量越大,反动派就越要灭亡,这是一条不可抗拒的法则。”山城的事实正是如此,敌人每一次镇压和屠杀都促使一批人觉醒,敌人每一次杀害我们一个战士,便有百倍、千倍的新战士加入我们的队伍。革命造反派是人心所向。 第二、从××头目所控制的力量看,正在剧烈分化。保派纷纷倒戈或解甲归田。以重大8·15的嫡系建院为例,全院一千六百人左右,而8·18能够动员起来的打手不过一百来人。九个勤务员中有七个勤务员不愿搞武斗、当炮灰,心怀不满。李任死党的两支御林——重大8·15和8·1兵团也不断分化,死心踏地愿为李、任死党卖命的只是一小撮人。同时,还必须强调指出;××也决不是铁板一块。只要看一看开展四大的军事单位中,多数解放军战士都站在砸派一边,只要看一看在严重白色恐怖下××许多革命同志通过各种途径与革命派联系,就不难知道:只要××一小撮反动头目敢于轻举妄动,敢于明目张胆地把广大指战员引上公开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道路,他们便会立即首先受到来自××内部的坚决抵制和反击。 第三、从外部支援来看,全国各地广大革命派无不站在我们一边,北京、上海、武汉、贵州、青海、天津、成都……的革命派及95个军事院校革命组织都鲜明地表态支持我方。而支持××一小撮反动头目及重大8·15的又是什么人呢?是成都的产匪、哈军工红色造反团的叛徒《鬼见愁》(而且也在分化),再加上一个被称为“二老产”的“红成”与他们向隅而泣,真是单薄得可怜! 第四,我们还要坚定不移地相信,毛主席、林彪副主席完全能够控制局势,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坚如磐石!我省第一个红色政权——省革筹组日益发展巩固,人心所向,7848部队的入川支左,都使那一小撮李任死党乱了阵脚,的确够他们坐卧不安、心惊肉跳的了。7792部队七·一挺身制止任白戈及其同伙策动的武斗,又一次打乱李任死党的部署。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这一小撮反革命头目跳得再凶,跳得再高,也跳不出毛主席、林副主席和革命群众的手掌。我们不是常常说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吗?让敌人有机会充分地表演,充分地暴露,使群众看得清清楚楚,然后,发动和组织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一举歼灭之,这就是最重要的部署之一。李、任及其党内军内一小撮同伙千方百计地绞尽脑汁在搬兵摆阵,包围砸派,可是他们哪里知道,他们早已处于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人民和广大解放军指战员的包围圈中。他们的败局已定。 第五、从根本上说,李、任一伙当前的武力围剿,并不是其强大的表现,只是其即将灭亡前垂死挣扎的反映。我们知道从文化大革命以来,李、任及其军内一小撮同伙的实力并不是在逐渐增加,而是在不断削弱,他们控制的势力圈在不断缩小,他们的狐群狗党一个个地被揪出。那么为什么只是现在才那样发狂地采用武力围剿的一手呢?这就是因为他们其他的手段都已破产,他们正在狗急跳墙。他们不代表真理而代表反动,他们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是他们的致命伤,这就决定了他们是纸老虎。曾几何时,刘、邓、李、任不比现在的×××、×××还要神气吗?重大8·15曾经因为自己的后台是邓小平而到处卖弄风骚;把重大8·15捧上天的李井泉,也被重大8·15捧上了天,他的讲话被当作圣旨,制成“红色传单”到处散发,但是,短短几个月,邓小平也好,李井泉、任白戈也好,不都被证明是纸老虎吗?别看××一小撮反动头目那么不可一世,历史即将证明,他们同样是纸老虎,同样臭如狗屎。 如果说,“和平论”是李任死党和平攻势的产物,那么“失败论”则是李任死党武力镇压的产物。前者对敌人麻痹幻想,后者对敌人的力量过分夸大,两者都导致妥协投降,都是人民战争的障碍。无论“和平论”或“失败论”,都是革命队伍的腐蚀剂,它们瓦解军心,磨灭斗志,我们必须用人民战争的战略来消灭“和平论”和“失败论”所散布的病毒,把革命推向新的高潮。
四、为什么要打人民战争
“和平论”是错误的,因此我们要立足于打,立足于战。 “失败论”也是错误的,因此我们要信心百倍,去战败敌人,争取胜利。那么,我们采用什么样的方针才能战胜敌人取得胜利呢?用人民战争。 这儿讲的人民战争,就是在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旗帜下,依靠千百万革命群众,不分男女老幼紧急动员起来、组织起来,在统一的指挥领导下,钢铁般联合起来,与敌人针锋相对地斗争,充分地使用“四大”来揭露敌人,同时,用一切可以武装的条件把我们自己武装起来,配合支左的人民解放军,以革命的反围剿彻底粉碎敌人的反革命围剿。 前面说过,我们具备了战胜敌人的各种优越条件,但是,一个月来砸派却为什么总是被动挨打节节失利呢?这固然因为目前敌人暂时还具有相当强大的力量,他们篡夺了政权、军权,他们具有几十年反革命经验。但从我们革命派主观方面来说,也由于没有动员千百万革命群众,没有联合起来,没有武装起来,没有打人民战争。试问,面临目前还相当强大的敌人,面临敌人有组织,有计划,有领导的反革命围剿,我们要战胜敌人,用单纯的政治攻势行吗?靠一般的“砸派人多势众”行吗?用各自为政的孤军作战行吗?消极的防御行吗?血淋淋的现实已经证明:这些都不足以战胜敌人,只有人民战争才是唯一出路。 我们的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革命,我们革命派完全相信,用大民主的方法,四大的方法,足以揭发敌人,斗倒敌人,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因此,革命派一向坚持文斗,反对武斗,最痛恨破坏“四大”的武斗,最渴望迅速地制止武斗。但是,党政军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最怕大民主,千方百计地煽动武斗,破坏文斗。目前,武斗已成了他们豢养的走狗的职业,并用武力来残酷地镇压革命派,使革命派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现在,重庆的革命派已被迫转入地下或半地下,没有武力保证,便无法说话,无法开会,无法广播,无法住宿,无法生存。毒打、绑架、刑讯、杀害……随时在威胁革命者。敌人的屠刀架在我们脖子上了,在下决心一个个地把砸派吃掉了,我们难道能坐以待毙吗?我们难道没有权利自卫反击吗?绝对不是!我们已经容忍得够了,再容忍便只有等到刽子手的杀害了,我们必须拿起武器来,给予打人杀人的凶手以沉重的反击!问题就是这样:为了保证大民主,为了使敌人放下武器,我们必须拿起武器。××不制止武斗,并且一手指挥武斗,我们就动员和组织起千万群众,用革命的武装力量和强大的政治攻势来制止武斗!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是战争消灭论者,我们是不要战争的,但是只能经过战争去消灭战争,不要枪杆子必须拿起枪杆子。”江青同志不止一次地谈到自卫的武斗的正义性,她在6月3日的讲话中叉说:“关于武斗,我要补充—点,就是对自卫的武斗,不能反对……”在敌人的屠刀面前,自卫反击的原则,是唯一正确的原则。只准凶手行凶而不许受害者反击的原则,是叛徒和奴才的逻辑。 但是,敌人是有组织、有统一指挥的。我们也要向敌人学习,组织起来形成统一的整体,否则是达不到自卫反击的目的的。而一当我们把千百万群众组织起来,男女老少齐动员结成钢铁般的联合,在正确的统一指挥下打人民战争,我们就将置强敌于死命。毛主席说:“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 西师8·31革命战士在6·6—6·8血案中为保卫毛主席英勇奋战、不怕牺牲的事迹我们永远铭记心间,但是,西师8·31等革命战友惨遭大屠杀的血淋淋的事实,也不断地促使我们去总结与敌人斗争的经验教训。特别值得深思的是:北碚是重庆各区中砸派力量最强的一个地区,为什么我方却遭到如此重大的伤亡呢?这根本上当然是由于李、任及其军内同伙以及重大8·15、8·1兵团一小撮刽子手的无比残酷。但从我们主观方面来说,却是由于没有使广大革命群众组织起来,联合起来,武装起来,打人民战争。砸派的确人多势众,但却只限于一般政治观点上的形成派别,而没有坚强的统一的指挥中枢,没有组织成钢铁的整体。总的来说,是学生孤军奋战,广大工人、居民、各阶层革命群众,虽然都站在西师8·31一边,但由于事先没有组织和武装,因此,在有组织的武装的敌人的突然袭击下,就无能为力,甚至连说一句话都要付出挨毒打的代价。 军工井冈山望江东方红公社,则是人民战争的范例。望江东方红是李、任死党及其同伙的眼中钉、肉中刺,他们曾无数次挑动8·1兵团的打手围攻望江井冈山人,最近以至大规模的进行武装包围和动员数以万计的保派打手围攻。但是,由于该厂军工井冈山战士在坚强的领导核心指挥下充分估计到敌人的阴谋,早就作好了准备,男女老少齐动员,在保卫毛主席、保卫国防三线建设的革命目标下形成严密的组织和革命派工、农、学生的钢铁般的联合,一处遇敌,八方支援,用人民战争的方法对付敌人,因此,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反围剿的胜利。 严重的敌情,历史的教训,伟大领袖的教导,鲜血换得的经验,都告诉我们,只有人民战争才能救山城!毛主席说:“不给敢于进攻解放区的反动派很大的打击,和平是不会来的。”我们必须用人民战争的方法,对于发动反革命围剿的反动派,毫不手软地给予狠狠的打击,否则,武斗是制止不了的,“四大”是无法保证的,中央七条通令是无法实现的。
五、怎样打人民战争
第一、关于政治攻势与人民战争的关系 (1)我们要利用一切可能,继续运用四大来揭露敌人,用人民战争来争取和保证四大,用革命的政治攻势粉碎敌人的反革命政治攻势。一切轻视四大的倾向都是错误的,从根本上说,我们打人民战争是为了保证四大的进行。 (2)要组织、联合和武装群众参加人民战争,就自始至终都离不开政治动员。毛主席说:“如此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没有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动员,是不能胜利的。”“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要胜利又忽视政治动员,叫做‘南其辕而北其辙’,结果必然取消了胜利。” (3)经常地把我们进行人民战争的伟大目的,我们的反击与敌方的围剿的区别,告诉广大革命群众。同时,还要说明达到目的的步骤、方法,经常鼓舞革命派的胜利信心,宣扬战斗中的革命英雄主义和不怕牺牲的精神。总之,通过政治攻势,振奋士气,打击敌人,使我们每一个战士投入战斗的时候,充满为保卫毛主席、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而与李任死党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 (4)展开广泛的拥军爱民工作,要坚定不移地相信中国人民解放军,要充分认识毛主席拥军爱民号召的伟大战略意义,主动向解放军指战员反映情况,密切军民关系。同时,要展开对被敌方控制的保派群众的政治工作。我们要坚定不移地相信保派中大多数人是要革命的。对于反、坏分子,死心塌地为李、任死党卖命的铁杆分子,打人杀人凶手,对于拿着武器向我们砍杀的人,我们毫不留情地给予打击。但是对于一切反戈投诚或放下武器后愿意参加反对共同敌人的人,一概表示欢迎,给予教育,对于不介入武斗的保派群众,一律不以武力对待。对于一切俘虏,不许拷打、虐待和侮辱,而要展开政治教育,使最大多数的保派群众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来,最大限度地孤立一小撮顽固分子。 第二,建立有坚强的统一指挥和核心领导的革命大联合和统一战线 进行人民战争,对付凶恶的敌人,必须逐步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统一战线,而这一大联合和统一战线必须在斗争中形成,必须有最忠实地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坚强的指挥中枢和核心领导。我们要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基础上,实现以军工井冈山为核心的工人阶级、革命左派领导下的全体革命派的大联合,我们要特别警惕敌人在我们队伍中挑拨离间,造谣中伤,制造分裂。同时要打倒私字,克服不利于革命团结的小团体主义,山头主义等等。 第三,阵地战与运动战、游击战。 对于重点建设、对于重点军工企业,必须组织雄厚的力量和武装队伍,进行固守,打阵地战。同时,各地区也应视情况而选择巩固的据点。除上述两种情况外,其它情况下,则以运动战、游击战为主。既可分兵以发动群众,又可集中以应付敌人。这种情况下,就不以一城一地的得失为重,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撤,以保存实力、牵制和打击敌人为宗旨。 第四,积极防御 在支左队伍控制局面之前,在敌人的反革命武力围剿政策被粉碎之前,我们的战略防御便不能停止。但我们的防御是积极防御,而不是消极防御。消极的防御只能束缚自己,把主动权交给敌人,因而坐以待毙。对于充当李、任死党武斗工具的组织,对于那种以打杀革命派为职业、无数次地围剿我革命派的匪徒,我们为什么没有权利随时给以牵制和打击呢?敌人是一个有统一指挥的反革命集合体,我们革命派同样是一个统一整体。任何敌方的组织对我方任何组织进行围剿,我方每一组织都取得了还击的权利,这是很普通的常识。我们在反围剿中采取这种战术,就能使敌人攻有后顾之忧,守有被围之患,人心惶惶,坐卧不安,大大地牵制其力量,削弱其力量,使我们摆脱目前被动挨打局面,陷敌于革命群众的四面包围之中,使敌人寸步难行,从而“四大”才得以保证,武斗才得以制止。 我们要随时作好充分准备,随时准备粉碎敌人的反革命进攻,决不抱侥幸心理。毛主席说:“优势而无准备,不是真正的优势,也没有主动。懂得这一点,劣势而有准备之军,常可对敌举行不意的攻势,把优势者打败。”我们在打人民战争的时候,要牢记这一教导。 丢掉幻想,准备作持久的斗争。动员起来,联合起来,武装起来,打一场人民战争! 千百万革命群众结成一体,投入人民战争之日,亦即李、任死党及其走狗灭亡之时! 用人民战争粉碎反革命围剿! . 人民战争胜利万岁! 1967.7.3.
附录
黄开全谈《人民战争救山城》一文产生的背景
《昨天》编者按:本篇摘自黄开全回忆录《峥嵘岁月稠——重师附中红卫兵往事的回忆》(2016年8月修订版,自印书)。黄开全文革时为重庆师专附中(今重庆市第八中学)学生、师专附中红卫兵负责人、重庆井冈山红卫兵发起人和主要负责人之一。
(1967年)五月份,徐光明从北京回来,我们重庆井冈山红卫兵在市中区解放碑的五一路的重庆剧场举行了一场“关于中央解决重庆问题的报告”,由徐光明主讲,他讲了中央解决重庆问题的简单过程,根据他的理解阐释了中央解决重庆问题的五条意见,他还讲了一些会议中的细节:如周恩来总理明确的说将徐光明打成“托派”是错误的,现在正式宣布“平反”。又如江青亲自送给他一套毛主席纪念章等。他将纪念章一枚一枚的向群众展示。这套纪念章不知真是江青送的,或是他买的,这两种可能性都有,但是,当时听报告的井冈山红卫兵和其他砸派群众都流露出羡慕的眼光,都渴望能得到它。会后,徐光明将一枚条形的“为人民服务”的纪念章送给了我,这种章周总理在文化大革命中一直佩戴着。我当时非常珍视这佩章,我把它当着是江青同志对我的鼓励。 这次传达会议完了后,井冈山红卫兵各兵团的负责人在五一路的川煤总部的会议室召开会议,这是徐光明第一次出席的重庆井冈山红卫兵的会议。他对重庆井冈山红卫兵的发展壮大感到高兴。他提议成立红卫兵总部,并提议我为总部负责人,我坚决拒绝,我说:我们井冈山红卫兵的核心就是“徐派”“光明公社”,这是重庆市各派都承认的,现在中央都知道重庆的徐光明,你当井冈山红卫兵的一把手是理所当然。后来经过推选:徐光明、黄开全、肖星岷、吴桂伦(重大)和刘福筠(建院)五人当选为总部勤务员,六中井冈山的陈思信由于坚持不干就作罢了。 重庆剧场报告后的第二天,我陪徐光明回重大,在重大图书馆的门前一群重大八·一五的战士将我们紧紧围住,他们不停地戏弄徐光明,将他头上的帽子摘了,说根据周总理的指示摘掉徐光明“托派”的帽子,并把它丢得老远。然后又用双手来摸徐光明的头,接着又有人将徐光明肩上背的挎包抢了,里面装着中央解决重庆问题的文件和传达提纲。徐光明拼命的夺回了这个挎包,然后用全身力气冲出了围攻我们的人群,朝团结广场边的路上奔去,我在后面堵挡着八·一五追赶的人群。在和八·一五的争执中,他们抢走了我身上的学生证。徐光明跑到了路上拼命地朝重大后校门方向跑去,我掩护着他,不时地与追赶者发生拉扯,好在那时武斗还没有开始,八·一五只不过是想戏弄一下徐光明,以出出对中央解决重庆问题不满之气而已。 正当徐光明在前面跑,八·一五在后面追的时候,一辆小型吉普车从我身边开过,向前面的徐光明赶去,并停在了徐光明前面,车上的人一边大喊:“徐光明快上车”,一边伸手将徐光明拉上车,我追上车,一看认识是望江东方红的二把手,车上的人也将我迅速拉上车。在八·一五赶上时,吉普车加大油门,飞快地开出了重大松林坡后校门,然后沿着汉渝路方面开向了沙坪坝,最后开到了望江厂。 这辆吉普车是邓长春专门派来接徐光明的,在川煤炭总部得知徐光明回重大了,他们就紧紧的跟到重大,正好遇上了这幕闹剧,使徐光明和我化险为夷。 吉普车一直开到望江厂电影院门口,此地是望江东方红总部所在地。邓长春从总部出来迎接我们。邓长春此时二十三四岁,身高一米七五左右,较瘦,说话爽朗热情,我将徐光明介绍给邓长春,邓长春伸出双手热情地握着徐的双手,一个劲地说“久仰!久仰!”徐光明也说:“我听开全说你很了不起,整个望江的工人干部都拥护你!”邓长春只是笑一笑,没有正面回答,算是默认了。其实望江还有少数工人参加了重庆的八一兵团,并不是全厂一片“红”。 邓长春安排我们休息了一会,吃了中饭,下午,望江东方红的全体战士在电影院听徐光明传达“中央解决重庆问题的报告”。以后邓长春用他的吉普车送徐光明到了好几个兵工厂去作些类似的报告。
(黄开全随后在川煤总部参加井冈山红卫兵总部会议期间,外出时被早有布置的八一五派机校兵团和二十九中毛泽东主义战斗团误当徐光明绑架,关押多日后,因黄父是江陵厂八一五派成员,通过八一五派的江陵厂八一兵团负责人到重庆大学寻找并说情,重大八一五给绑架关押黄开全的八一五机校兵团做了工作,将其释放。)
……他们又用黑布条将我双眼蒙上,牵着我离开了“牢房”,走到楼下后上了一辆车,车开了不久停了下来,他们又将我扶下车,然后打开黑布条,眼前是一条街道,我还辨不清是什么地方。一个看守说,你往左走方向是杨家坪,向右方向走是石桥铺沙坪坝,说完后他们乘车朝杨家坪方向开走了。 后来,我才知道我被带下车的地方是石坪桥,根据当时的情况,我猜测绑架我的是重庆机制校的“机麻儿”,它们曾是重庆铁杆八·一五,重庆闻名的“武斗之花”。 我决定先回家待几天再去找徐光明。 回到江陵厂家里,父亲见到我激动得哭了,对我讲了他找我的经过: 当我被绑架后,井冈山红卫兵立即在全市刷满了大标语:“强烈抗议重大8·15绑架我井冈山红卫兵勤务员黄开全的强盗罪行!” 消息传到江陵厂,父亲得知这一恶讯,立即找到车间的原工会毛主任,八一兵团65团34支队的负责人及65团团长刘德胜,他们一起到重大去要人。重大说我们知道这个人,但是我们没抓,不信你们去看。重庆8·15的人就带着父亲一行人到重大关押反到底的地方一一查看,没有见到我,父亲急得哭了。刘德胜、毛主任和重大8·15的人都劝父亲别着急,我们一定帮你找到儿子。刘德胜代表八一兵团65团十分慎重地向重大8·15提出帮助找到并释放我的要求。后来重大8·15查到我被关押的地方,作了对方的工作。 怪不得看押我的人知道我父亲的情况,原来是这样。 我感谢我的父亲,感谢刘德胜。他们没有被派性蒙上眼睛。我也庆幸我没有在江陵厂活动,这样父子都主动点。 父亲叫我不要出去了,就在家里待着。 在江陵厂的附中红卫兵得知我回来了的消息,都跑来看我。第一个来的是余国香,接着她又约了徐华民、蔡仪凤等来看我。我简单讲了被绑架被关押的经过,她们也讲了对我的担心和着急,又无奈,甚至急得哭了的情景。我非常感激战友对我的关心。 在家休息了几天后,我对父母说我回学校去了,父母无法留住我。 我先回附中去转了一圈,与一些认识的同学打了声招呼。学校里已没有我们的红卫兵了,他们不是下厂就是回家了。现在沙坪坝已成了八·一五的天下。由于我在学校影响,八·一五一般不会吃窝边草,自己出面来对付我。“二月镇反”时,就是找的重大、一中、三中的八·一五来对付我们附中红卫兵的。由于我突然出现在学校,八·一五也没有对我做什么。 我在朝天门乘船去了望江厂,井冈山红卫兵的勤务员都在望江,他们很吃惊地看到我出现在望江,然后表现出十分关切,问这问那,我简单地介绍了被抓被关被放的经过。 井冈山红卫兵的勤务员集中在望江,是要参加由邓长春和徐光明主持讨论重庆文革形势的会议。 徐光明首先代表井冈山红卫兵总部欢迎我的归来,要我继续担任二号勤务员。接着就对重庆的形势发表自己的看法。 邓长春成了主讲,他大谈军工井冈山在施家梁一战打出了威风,捉了熊代富和五十四军侦察连长陈干清,而且对重庆警司的公函进行了“复函”,口气十分强硬,并针锋相对地说:“要警司悬崖勒马,改弦更张,迅速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并表示不怕武力威胁,声称在武器上“你们有的,我们有,你们没有的,我们也有……,我们军工井冈山已走到了和警司对立的前面,我们现在已完全控制了望江厂、建设厂、长安厂、江陵厂、嘉陵厂,现在危险是长江厂和空压厂。我们要努力控制空压厂,这样杨家坪地区就在反到底手里,巩固嘉陵厂,争取特钢,只要控制住双碑地区,八·一五的活动范围就小了,因为重大对面是江陵厂……” 邓长春越谈越激动,越谈越亢奋。接着参加会议的人开始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都显得十分兴奋。 我坐在一边,头脑空空,几天的牢房生活,使我像脱离了这个世界一样,一切是那样的茫然,我不知说什么的好。 这次会议的内容成了军工井冈山报和井冈山红卫兵报编辑部重要文章《人民战争救山城》的基调。 —————————————————————————————————— 【故纸堆】
唯一公开承认“杀俘”的一段文字
王锐提供 徐小青录入
《昨天》编者按:本篇节选自《暴风雨中诞生,剑与火里成长——记“猛虎团”战斗的历程》,全文原载重庆红卫兵大专院校反到底司令部重庆师专《血战到底》纵队主办《血战到底》报第四期(1967年11月5日出版)。全文四个部分的小标题分别是:“猛虎团”是阶级压迫的产物;“猛虎团”组成人员情况;“猛虎团”的战斗经历;“猛虎团”的错误和缺点。这里选录的是第四部分。原文中对猛虎团一词有时加引号,有时加书名号,现统一为引号。该文实际上是根据“猛虎团”于当年10月14日呈送中央及四川省革筹组的汇报材料编辑而成。 “猛虎团”是重庆文革大武斗中反到底派的一个著名武斗组织,主要成员是重庆市北碚区的工人、农民,其中许多是复员、退伍军人,其头头(时称勤务员)多为中共党员,团长邱开全原是铁道兵部队的五好战士、中共党员,政委林铭荣(北碚航管站工人)也是退伍军人、中共党员,后来都因在武斗中犯下了杀俘罪行而被判刑,被他们批准或主持杀害的俘虏中,唐天伦(公安特派员)、马胜超(公社党委书记)等也是中共党员。这种共产党杀共产党的事,在国共内战时的红军内部“肃反”中曾出现过,在文革“全面内战”中又再次出现,加在被杀者身上的罪名都是“反革命”。 在重庆大武斗中,杀俘成了两派都犯有的罪行,被杀害的有的是武斗战场上抓到的俘虏,有的是在平时抓住的对方人员,有的是被怀疑为“奸细”的本派人员……据《重庆公安大事记(1949~1997)》(重庆市公安局史志办公室编,1999年)第161页:1971年6月5日,“省人保组工作组在《重庆市武斗杀人案件情况的调查汇报》中记载,‘文化大革命’中重庆全市共发生较大的武斗杀人事件22起,造反派以‘叛徒’、‘俘虏’、‘探子’等名义杀死1737人,作案凶手878人,已拘捕239人。”这样一个惊人的数字,至今未能见到有关的具体材料,在公开资料中唯有这一篇小报上的文章里明确承认了杀俘而且表示了“认错”(但还不是“认罪”),而在当年由重庆反到底派军工井冈山长安兵团六二○翻印的油印资料(1967年11月6日)中,有关杀俘的内容则被全部删除(该油印件转录文字见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可见当时这在本派内部也是个非常避讳的话题。当时怎么会发生令正常人如此难以置信、难以理解的事件?实在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从上述的经历可以看出,“猛虎团”是一百多个造反组织在反革命的武装围剿下匆忙成立的,他们只凭着誓死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一共同信念来共同战斗的。在当时的条件下,他们不可能建立一套完整的机构,健全各种制度。没有供应、没有后方、没有支持、没有领导,给他们造成了各种困难。 在这种特定的情况下,有谁要求“猛虎团”没有一点错误一点缺点,十全十美,那他不是糊涂虫,就是别有用心的混蛋。我们认为“猛虎团”有错误有缺点是不足为奇的,问题是对错误缺点抱什么态度! “猛虎团”的主要错误一是枪毙俘虏,一是参与抢夺7804部队的武器弹药。 枪毙俘虏的事有两次。一次是八月十三日,该团五中队战士胡维忠等五人无故被保派开枪打死打伤,开追悼会时,全团战士异常悲愤,纷纷要求枪毙“红岩司令部”副总指挥、北碚公安“压不倒”坏头头唐天伦。“猛虎团”勤务员一时失去冷静,在复仇思潮驱使下,用感情代替政策,经过碰头同意,在追悼会后将唐XX枪毙了。事后,该团勤务组认识到这种作法是严重错误,并在全团提出,不允许再发生类似事件。但是由于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不够,没有很好用毛主席有关优待俘虏的指示武装战士,因而在情况紧急、团部检查不力时,又发生了第二次枪毙俘虏的严重错误。 八月十七日,该团六中队被保派围攻,全军覆灭。四十七人被抓,队勤务员王五二等四同志分别被枪毙在煤炭工人疗养院大门口和北碚正码头。(王五二战士头部被打掉半边,经“猛虎团”掩埋,后被保派挖出,砍去头部,当作他们的烈士,在所谓“西农魔窟”展览,即是喧嚣一时的那具无头男尸。)全团听说四十七人均被枪杀,又闻××批准了并正在执行围歼该团的计划,因而战士们在悲痛自己的战友和愤恨敌人残毒的情绪支配下,在撤退前的忙乱中,未请示团部,就将俘虏的王志高等九个坏头头处决了。 参与抢夺7804部队武器弹药的事,发生在八月二十四日。西泉战斗后,全团弹药缺乏。当天早晨,战士们听说公路上在抢警司部队的枪,有的就跟着跑去抢。团部勤务员闻讯后,不但没有制止,反而参与了。当时公路上秩序很乱,勤务员曾组织战士戒严,以防坏人趁机捣乱。这次事件不是该团带头干的,但错误性质还是严重的,影响了和解放军的关系,是自毁长城的作法,客观上起了援助敌人的作用。 对于这些错误,该团并没有回避,在事件发生后和在整训中,分别作了处理,并认真检查了产生上述错误的原因,同时,该团如实向中央和省革筹汇报了上述错误和其它缺点,诚恳地表示愿意接受上级的任何处分。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说:“任何政党,任何个人,错误总是难免的,我们要求犯得少一点。犯了错误则要求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彻底,越好。”我们认为,“猛虎团”对待自己错误的态度是符合毛主席这一指示精神的。 “猛虎团”的成立才不过几个月,她的生命力是无限的。我们预祝他们在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个司令部的决战中,贡献新的力量,和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起,把山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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