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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 天》第一二七期
抢救文革回忆 积累文革资料 交流相关信息 促进文革研究
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19年3月30日第127期(增刊)
本期目录
〖文革与文学专辑2〗
阅史漫笔
张一哲 从老舍之死说起 何 蜀 “重新组织文艺队伍”:必然破产的毛式“战略部署” ——整理一份工人业余作者调查记录的感想 附录 杨世元提供 何蜀摘录 文革前夕重庆部分大企业 业余作者情况调查记录
书海泛舟
施燕平 文革漩涡中的上海作家协会(《尘封岁月》选读) —————————————————————————————————— 【阅史漫笔】
从老舍之死谈起
张一哲
这篇文章原本是十七年前答复一旅居海外的网友的信,现将原信略作修订,发表于此。文中有些地方特别是第三部分前半部分采用了王友琴等海外研究者的观点和材料,因为原稿是通信,所以没有加注释,特此说明。
我读小学的时候就知道老舍。我读的他第一本小说是《骆驼祥子》,那是1960年,我刚读初一。事实上那也是我从头到尾读过的唯一一本老舍的小说。我喜欢他的文字,特别平民化口语化北京味足的语言。 老舍在文革初期被迫害致死,我当时并不知道。文革中和文革后我没有再看老舍的书(主要是因为没有时间,但根据老舍作品改编的影视作品是看过的),对他的印象没有太大变化。但90年代在我对1949年后当代历史的反思中,老舍的经历留给我的却是沉重的一页。
一、谁是老舍之死的直接责任者
这是我想说的第一个问题:当年揪斗和拷打老舍从而直接导致他自杀的人,究竟是谁?这么简单的事情却至今弄不明白是什么原因呢?
笼统地说老舍是文革迫害致死、是“四人帮”迫害致死,是不够的。这样的说法过于抽象,它屏蔽了具体的、却很可能是非常关键的事实。 当年揪斗和拷打老舍从而直接导致老舍自杀的人,究竟是谁?他们后来受到了惩罚吗?他们的良心受到过谴责吗?我只怕这是件极其容易弄明白的事情却至今没有结果。如果连这都做不到,你不认为关于老舍之死的真相还缺一些最关键的东西吗? 我们知道,文革后从“揭批查”到清理“三种人”,有许多文革中打人的尤其是打人致死的,都受到了整肃,有的还被判刑。我有一个高中同学就被枪毙了。但是,我们有没有听说打老舍的什么人受到惩罚了呢?好像没有报道过。我想,如果有的话,媒体早就宣传了。 以下是我综合媒体报道有关老舍之死的主要线索: 1966年8月23日,包括文联主席老舍在内的北京市文化局、市文联的文化名人在成贤街孔庙被红卫兵挂牌批斗,并施以皮带抽、拳头揍、皮靴踢和吐口水唾沫。围观的群众人山人海。被虐待三个小时后,老舍等人被接回市文联机关,继续接受数百名红卫兵的审讯。后来,老舍由于些微的反抗被当作现行反革命扭送到派出所,又被尾随而来的红卫兵继续殴打。凌晨,老舍被放回家。离开派出所前,他被通知,早上必须拿着“现行反革命”的牌子到市文联报到。第二天一早,他对三岁的孙女说了句“和爷爷说再见”,然后就离开家,到了城北的太平湖。经过一整天和半个夜晚的沉思,他最后选择了死亡。8月24日早晨,红卫兵发现老舍没去北京市文联向他们报到,便拥到老舍住处揪人。老舍的儿子舒乙闻讯赶回家,见从胡同口到院内、屋内,站满了手提皮带的红卫兵。但是没人知道老舍在哪里。舒乙立即报告了国务院。数小时后,周恩来的秘书打电话给老舍夫人说,总理已派人四出寻找他。但是,没有人想到偏僻的太平湖去找人。(老舍儿子在文革后发表的文章说,这时立即知道他去了。其时,按时间算,老舍这时也许还活着。所以我体会他的意思是,他们实际上是立即担心他走了,这是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很容易有的心理。)直到次日清晨一位演员到太平湖边锻炼身体,才发现水中有人。从挂在树上的老舍制服口袋里的工作证,人们才知道大名鼎鼎的作家老舍死了。 20年代初期,老舍曾在这一带工作过,据说办公地点离太平湖很近。这段经历成了他日后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就是你现在读的《老张的哲学》)的背景。当时他不过二十六岁,就给小说的女主人公李静,一位可爱的文静姑娘,安排了自杀而死的结局。我80年代看电视剧《四世同堂》,很为剧中的主角祁天佑的投湖自尽所震撼,总觉得老舍那么早就为自己的死设计好了一个模式。 打人的是些什么人?我所见到的报道文章,多数都是含糊其词地说是红卫兵,有些文章甚至直接说是造反派。 问题在于,至少有两种不同的红卫兵:“造反”的红卫兵和血统论红卫兵。后者是以干部子弟特别是军干和高干子弟为主。他们中的许多人今天是以“反四人帮”、“反文革”而荣耀留名的。但在1966年的红8月中,正是这些青年人把阶级斗争矛头对准了所谓的反动学术权威(实际上是多数知识分子)和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女。 我清楚地记得,正是我们这些幼稚的学生欢欣鼓舞地庆祝所谓文革“16条”发表,认为运动的矛头将集中对着当权派的时候,血统论红卫兵们立即以极大的敏感将斗争矛头转向了非当权派,兴起了以所谓破四旧和抄家打人为主要内容的第一轮文革暴力。 如果真如某些文章说的,老舍是被造反派打死的,那么,人们不禁要问,究竟是哪一个造反派组织,哪些具体的造反派成员呢?在文革后的公共话语中,造反派不就是打、砸、抢的代名词吗,直接点出打手来有什么困难吗? 点不出来,是因为事实正好相反。那时,北京中学造反派组织还没有出世。后来的中学造反派骨干,此时还在受压,或者说,还在那些高喊“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的血统论老兵的威慑之下。 假如,点出这些打人的居然恰恰是日后的造反派对立面,这是多么令人尴尬的真相啊。 正因为打老舍的是这些红卫兵,所以今天的媒体总是语焉不详地不说具体人,只有我见到的少数海外文章才偶尔提到有北京女八中的红卫兵。网上有文章说,这些从部队大院出来的男女青年(当女人被这种暴力理论污染的时候也是极其可怕的),一边挥舞演戏用的刀枪和带铜头的军用皮带(这种带铜头的军用皮带普通商店是不卖的,当时是干部子女的特别标志之一),拷打顶着烈日跪在火堆前的“黑帮”,嘴里还不时说着他们特有的粗话(例如有的报道者提到的“这老东西(就是指老舍)的头破了,流血了,他妈的太嫩!”)。血腥的“红八月”是这些人(而不是别人!因为后来作为替罪羊的造反派组织这时还没有出世)在横扫一切。他们的直接支持力量和后台,并不能含混地归于现在海内外一致指认的“四人帮”——那时“四人帮”还没有形成。相反,在“红八月”里行凶作恶的那些红卫兵,是体制内最早反中央文革小组(后来常被笼统含混地称作“四人帮”)的一批青年。 正是在老舍挨打的第二天,也就是老舍投湖的同一天,这批老红卫兵以同样的铁血拳头将北京最初批评刘少奇的大字报运动镇压下去,这就是文革中清华大学的“8·24事件”。正如已经有人指出的,今天官式文革叙事总是把1966年12月张春桥授意蒯大富游行打倒刘少奇当作一个“倒刘”阴谋的开端。他们完全屏蔽了清华“8·24事件”,也避而不谈文革初期(1966年8月之前),正是在各级党委或工作组领导的文革运动中,主要矛头不是指向所谓走资派而是指向所谓“黑帮”——绝大多数是著名知识分子,同时,把大批大、中学生打成“反革命”、“假左派真右派”之类。据一些研究文章估计,其比例远远超过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 1966年8月24日是清华文革史上极其重要的一天。在清华某几个高干子弟的策划下(有材料说是在某“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示意下),北京12所中学的上千名血统论红卫兵冲进清华大学,以“破四旧”和“打黑帮”的旗号,刮起了一场红色恐怖的飓风。他们对已在劳动改造中的清华“黑五类分子”和“黑帮分子”(多为工作组揪出的党政干部和著名教授)进行毒打,场面极为恐怖。我后来听一位正好身在现场的人说过此事,他最深的印象是一种“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的精神和恐怖气氛。 这一天,许多清华人认为,应列为校耻纪念日。清华大学的标志性建筑二校门就是在这一天被这些血统论红卫兵推倒的。但是,文革后的媒体从来只是抽象地把它列为红卫兵的某种“破四旧”行为,却从来不点出干这件事情的其实是与造反派对立的红卫兵,更不会点出他们的高干子弟身份。解剖这一个典型,对全国文革前期红卫兵运动中那些“破四旧”、“揪黑帮”,以及抄家、打人等种种暴行的真相和实质含意,也就可以看得非常明白了。 当时,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刚开始外传,清华校园中出现了一批反对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的大字报。这确实是清华“8·24事件”的背景。但是,真相与官式文革叙事的抽象导向相反,这些红卫兵的斗争矛头,与这些大字报的矛头是相反的。他们不是来给大字报助威的,相反,他们是来撕大字报的,是来镇压对刘少奇造反的造反派的。 如果我们仔细揭开历史的伤疤,就会发现一个令人惊奇而又尴尬的事实:1966年8月24日镇压批刘的造反派的,与导致老舍同一天死亡的,都是血统论的(中学)红卫兵。这是同一支力量、同一个指导思想、同一个目标,是对当时形势的同一个应对或者对策。简单说,那一刻,保刘少奇和打老舍的是同一个力量。这一点,如今多数人难以相信和接受。今天的官式文革叙事把刘少奇的下场与老舍的下场含混地同等对待,而且通过话语霸权让绝大多数人接受了。尽管从广义上也可以说这是同一股力量所为,但细分起来,却不是一回事。实际上这是文革中两个对立的派系力量。 现在人们一直在议论文革中死了多少人。但最具有讽刺意味的,死人最多的两个时期,一个是1966年的“红八月”,一个是1968年到70年的清理阶级队伍、清查“5·16”和“一打三反”时期。前一个时期,文革造反派组织还没有出世,后一个时期,造反派组织已经被解散,除上海等少数地方之外,全国多数地方的造反派正重新沦为文革初期受压的地位,而成为清队和清查“5·16”运动的对象。今天的文革官式叙事,却总是含糊其辞地把死人的责任全部推到造反派身上(尽管他们也有责任)。这是一个经过剪裁事实而重新建构的“历史”。说老实话,我正是目睹这种对文革史的伪造歪曲,才开始怀疑我年轻时所学习的整个近代史和现代史的真实性。 在1966年的“红八月”中,打死人的主要责任或直接责任者,主要就是血统论红卫兵。而在后一个时期,许多责任者也仍然是以血统论为基本共识和基本行为模式的力量。历史的复杂之处在于,这些人后来是以反“四人帮”的功臣被定位的,所以他们的行为一直到今天也没有受到追究。这些人不仅打老舍和其他文化人,而且打死不少老师和学生。在1966年冬天,我看过很多这样的资料。但如今,这些历史已经被尘封了。据说,文革后某高层领导人专门针对这些人有保护的批示。所以,这些幸运儿不仅没有受到追究,其中有些人反而被当作“第三梯队”培养。今天他们中的不少佼佼者已经成了高官或大款。 海外的人固然无法知道具体真相,大陆的人,包括知情者,要么无权只能缄默,要么出于私欲歪曲历史;而那些死者的亲属,或者不动脑子跟着胡说,或者知道真相但不敢追究。 说出和强调一部分事实,刻意隐瞒另一部分事实,通过对史实加以精心剪裁,构造出一个远离历史真实的文革叙事和固化的文革迫害模式,然后通过话语霸权的垄断,使得后来人和大多数亲历者接受了这种文革历史叙事,这就是我们今天见到的现实。这个叙事模式当然完全不能解释我上面说的真相。 我不想妖魔化当年的这些红卫兵。我承认他们年龄小,他们的行为和思想有某些客观历史原因,他们中的许多人在后来的历史变化中也遭受过不公正待遇,其中有些人可能还成了最早的觉醒者。尽管我也是文革血统论的受害者,我并不强求他们忏悔。但是,揭穿事实的真相,从根本上有利于人们认识真实的文革。否则,以假的事实冒充真相留给历史,甚或在这样的伪历史基础上建立文革博物馆,那些受害者的灵魂能答应吗?
二、老舍对文革是抗争还是拥护
我想说的第二个问题是:老舍无疑是被迫害致死的,但老舍对文革是怎么看的?他对文革是抗争还是拥护?
有一种流行的评价,说老舍的死是对文革的抗争。 我想,老舍之死无疑是文革迫害导致的。但老舍对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革不是拥护而是抗争吗? 那时老舍生病住院刚出院,医生嘱咐他在家多休养些日子,老舍却急着要上班参加文化大革命。我们今天即使不好简单说他是想积极参加文革,但也无论如何不能说他是反对文革吧?对此,最高(!)估计也就是他“害怕”,而且这种害怕的成分中,更多的是怕被归于“革命队伍”之外的“另类”,归于革命的对象。换句话说,他决没有把这个革命看成是“另类”,他绝没有认识到,作为这个革命的对象并没有什么不光荣的。 文革后,老舍被平反昭雪,而且得到官方的高度评价。他的亲属和朋友,发表了不少回忆和纪念的文字。从这些文字中,我们看不到他在被斗争之后到自杀之前这一段时间,他对所受虐待的任何正确评说,也看不到他对文革初期的针对知识分子和他本人的批判斗争的私下的正确评说。看来,比较可能的真实是:他没有说过适合于今天公布的话。因此,所谓抗争,是今天的人们善意的事后猜测。我们现在找不到老舍当时说出的一句具体的话,证明他当时抗争的对象是文革或毛。 巴金在一篇怀念老舍的文章中说,1966年7月开亚非作家会议时,他在人民大会堂见到老舍。老舍对他说“请告诉朋友们,我没有问题”。巴金当时还万分高兴。老舍的儿子舒乙在《父亲的最后两天》一文中说,老舍在23日被斗争毒打之后回到家中,和他太太说的是这样的话:“人民是理解我的!党和毛主席是理解我的!总理(指周恩来)是最了解我的。” 可以认为,老舍的亲人和朋友的这些回忆是实话。 从当时老舍对最亲近的人所说的话来看,面对文革风暴的袭来甚至他所经受的暴力,老舍最关注和强调的就是“我没有问题”,他的全部支撑则是“党和毛主席”的理解和周恩来的了解。他的全部思虑是否就限于此,我没有根据。但非常明白的是,他已经完全接受了毛和共产党的这一整套思想和行为。他仅仅在党文化、党文革的体系内思考为自己辩护。 有一个细节令人特别感慨:老舍是手握着一卷平素抄录的毛主席诗词迈出生命的最后一步的。老舍夫人说他临死前读了一天的毛主席诗词。在他的尸体四周的水面上漂浮着陪伴他的,就是他手书的毛主席诗词。因此,在我看来,老舍只是在向人们表白:我是忠于毛主席、忠于党的,加给我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名是不符合事实的。他的全部不满,不是对于这个革命本身,而是对于自己成为这个革命对象的冤屈感和愤懑。这类似于一个贞妇烈女对于诬陷她是妓女而产生的心情。这难道可以说是对文革的抗争吗? 我不认为其他知识分子(除极个别)有比老舍更高的觉悟。实际上,绝大多数受到冲击的知识分子都是这种心态。在老舍自杀之前几个月,另一位著名的自杀的共产党员知识分子邓拓在他的遗书里,要求正在批判和斗争他的党组织再对他那些受到批判的文章的真实含义和性质“作一番考核”,他相信问题“一定会搞清楚的”。他竭力否认自己对毛泽东和党中央有任何异心,他承认自己的认识有错误是因为不符合党与毛的认识,而否认自己的观点与毛和中央有真实的分歧。他在遗书的最后掏出心来喊:“我的这一颗心,永远是向着敬爱的党,向着敬爱的毛主席。我要离开你们的时候,让我们再一次高呼: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我们敬爱领袖毛主席万岁!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在全世界的胜利万岁!” 这才是1949年后一直到文革结束,被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奉为不可越界的思想。这才是悲剧的核心。 这使我想起苏格拉底的话:“逃避死亡并不难,而逃避堕落才是最难的。”
三、老舍这样的文革受难者对文革暴行有无责任
我想说的第三个问题是:1949年后老舍和多数知识分子的思想和心理发生了什么变化,他们对文革暴行没有任何责任吗?
老舍1950年从美国回来。他全身心地投入和融入“新社会”,而“新社会”也欢迎和重用了他。他获得了许多官方的头衔,诸如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的副主席、北京市文联主席,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全国常委,还被政府授予“人民艺术家”的奖状。 有人说,老舍1949年后一直是个“歌德派”。这既不算恭维他,也没有冤枉他。可以说,老舍基本上是“党叫干啥就干啥”,或者“党叫写啥就写啥”。刚从美国归来不久,他创作的反映歌颂新时代的话剧《龙须沟》就受到政府的奖励,他此后创作的多数作品,都是响应党的号召,或接受领导指示,配合政治运动和形势的,都是歌颂共产党治理下的“新社会”的作品。 一直到文革前,老舍总是与执政党保持一致,积极投入一场场政治运动。1957年反右,剧作家吴祖光被打成右派,也是剧作家但是带着“人民艺术家”桂冠的老舍,就公开发言批判吴祖光。在作家从维熙获罪的年代,老舍特意著文批判他的小说《并不愉快的故事》,并把作品对农村官僚主义和阴暗面的揭露说成是“意在煽动农民造反”,用语与后来的文革语言相似。 实际上,1949年后,不仅老舍,郭沫若、巴金、曹禺等大师级人物也都经历了成功的“思想改造”,经过他们带头,文学变成了政治的婢女(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看重高行健。但毕竟,高离开了中国)。基本上可以说,1949年之后,几乎没有一个还在大陆写作的作家和别的什么家今天还站得住。他们的人格彻底地被挤压而萎缩了、垮台了,革命意识形态污染和消解了他们作为一个作家或者真正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有时甚至是毁掉了作为一个人的良知和常识。 老舍也许就是要用死来证明他的清白。然而我们很清楚,他的死不是对专制暴力的正面反抗,而是对于他所献身的力量不认同他的绝望。这就好像一个被强奸的女人,为了证明自己的最后一点清白,投河作了节女或烈女。她对于那些置她于死地的封建制度和思想是并不反对而是认同的。同样,老舍对于发动和领导文革的领袖和执政党也是认同、拥戴的。至少,我们没有发现任何事实可以否认和质疑这一点。 我们可以从老舍自己写的一篇文章来看他的心理变化。这篇文章的题目是《新社会就是一座大学校》,发表在1951年10月的《人民文学》上。(下面引用的是文章的主要内容,括号内的文字是我的评论):
在过去的一年里,社会上每一天,每一小时都有使我兴奋与欢呼的事情发生;(老舍当时的真实心情,也是当时许多知识分子的心情。这是理解1949年后历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支点。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是以如此憧憬和喜悦的心情迎接这个长期战乱终于结束、生活走向安定的新社会的。这似乎表明这个政权和新社会当时是确实受到绝大多数人的欢呼和拥护的。) 就说前天在天坛举行的控诉恶霸的大会吧。开会了。台上宣布开会宗旨和恶霸们的罪状。台下,在适当的时机,一组跟着一组,前后左右,喊出“打倒恶霸”与“拥护人民政府”的口号;而后全体齐喊,声音象一片海潮。人民的声音就是人民的力量,这力量足以使恶人颤抖。(15年后,当同样的“人民的声音”和“人民的力量”以同样的方式表现在老舍自己面前的时候,老舍有没有想过,当时被指为恶霸的人与指为“黑帮”的他一样,是没有人权、被剥夺了为自己辩护的权利的。) 恶霸们到了台上。台下多少拳头,多少手指,都伸出去,象多少把刺刀,对着仇敌。恶霸们,满脸横肉的恶霸们,不敢抬起头来。他们跪下了。恶霸们的“朝代”过去了,人民当了家。老的少的男的女的,一一的上台去控诉。控诉到最伤心的时候,台下许多人喊“打”。我,和我旁边的知识分子,也不知不觉的喊出来。“打,为什么不打呢?!”警士拦住去打恶霸的人,我的嘴和几百个嘴一齐喊:“该打!该打!”这一喊哪,教我变成了另一个人!(确实是变了一个人。遗憾的是,老舍不知道这个变化不是正向的而是逆向的。这是那个年代许多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典型一幕。) 我向来是个文文雅雅的人。不错,我恨恶霸与坏人;可是,假若不是在控诉大会上,我怎肯狂呼“打!打!”呢?人民的愤怒,激动了我,我变成了大家中的一个。他们的仇恨,也是我的仇恨。我不能,不该,“袖手旁观”。群众的力量,义愤,感染了我,教我不再文雅,羞涩。说真的,文雅值几个钱一斤呢?恨仇敌,爱国家,才是有价值的、崇高的感情。(天哪!老舍就是这样接受了那些群氓的所谓“劳动人民”观点,说出了“文雅值几个钱一斤”的话。但这种思想心理的变化我们是如此熟悉,因为我们年轻时也都经历了这种变化!) 这不仅是控诉了几个恶霸,而是给大家上了一堂课。(这样的课不停地上了十几年,怎么不会培养出斗争老舍的青年呢?)这告诉了曾经受过恶霸们欺负的人们:放胆干吧,检举恶霸,控诉恶霸,不要再怕他们!有毛主席给我们作主,我们还怕什么呢?(老舍有没有想过,15年后的红卫兵就是这种心理)检举了恶霸们,不单是为个人报仇,也是为社会除害啊。这告诉了我,和我一样文文雅雅的人们:坚强起来,把温情与文雅丢开,丢得远远的;伸出拳头,瞪起眼睛(15年后这些拳头和眼神终于落到了老舍自己身上),和人民大众站在一起,(什么力量那么强大,使得包括老舍在内的所有正直善良人都乖乖臣服?就是这个号称“人民大众”的东西啊!)面对着恶霸,斗争恶霸!(老舍有没有想过,1966年由于他是北京作协主席,他也确实被攻击为“文坛恶霸”。对于恶霸这样一个文学用语,老舍为什么不经思考就同意用在这种藐视法治的场合呢?)恶霸们并不是三头六臂的,而是站在我们面前跪着,颤抖着的家伙们。恶霸们不仅欺负了某几个人,与我们无关;他们是整个社会的仇敌!(当1966年的斗争会上有位著名作家揭露老舍1946年接受美国国务院的邀请访问美国“拿了美金”的时候,他可能觉得冤枉而又不容易将彼时的事情在此时的反帝反修场合说清楚。如果他觉得此时因此而遭受红卫兵的皮带毒打是不可容忍的,他有没有想过当年在大会上被斗争的人中其实也有不少有和他一样的委屈和冤屈?)
老舍的文章今天读来特别令人感慨。正如王友琴等海外研究者指出的:不知道老舍是否想过,引导他投入太平湖的那一场文庙的斗争会,正是他15年前所参加、所描写并为之欢呼的那个斗争会的再现。两个斗争会模式一致,甚至连细节都相仿,都是在执政党的领导下,都是群众大会,都是未经司法机关查实审判就已经先定好了被斗者的罪名;开会时,喊口号煽动情绪,揭发控诉煽起仇恨,到高潮时,与会者高喊“打倒”并直接对被斗者施行暴力……不仅话语霸权,所有的行为都是单方面的,被斗者没有任何说明和辩护的权利,无法无天是一个公开的响亮的口号。 老舍是经历了那么多时代和事情的大作家,而且到过现代文明的国家生活和工作。如果说他都会在这样的革命运动中从“文文雅雅”变成高声喊打,那么,15年后那些在完全一律的阶级斗争舆论中长大的中学生红卫兵毒打他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当社会众口一词地告诉那些孩子:暴力对待那些党所认为的阶级敌人就是唯一正确的思想和行为模式,我们还能期望有另外的奇迹发生吗? 列宁曾经说过,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有权威的事情。我这一代人就是在革命教育革命崇拜中长大的。革命几乎就是是非的最高分界线。90年代之后我才慢慢反思了革命的负面影响。而这个反思的对象主要就是当局如今不承认是革命的文化大革命。革命以其裹挟的暴力和所谓群众力量,极容易造成法制和法治的中断,非理性的勃发与流行,虐待和迫害肆虐。在土改中发明或说是流行起来的这样一种斗争会,被老舍这样的知识分子接受、歌颂、欢呼的这样一种斗争会,成了1949年后政治运动的一种主要形式。在批判胡风的时候,那些从前的大知识分子,那些今天还被中国人崇敬的大知识分子,就一个一个地像农民一样跳上台去表演,向昨天还是自己的同志和朋友的人喊打。老舍和胡风早年就曾共事,关系很好,但此时他连续写了《看穿了胡风的心》、《扫除人民胎气的垃圾》、《都来参加战斗吧》等“檄文”来声讨胡风。当老舍在文革初期被批判斗争而感到委屈时,他是否想起并反思了当年他使用这些和文革语言同一逻辑同一腔调的炮火射向胡风呢? 到1957年反右的时候,包括郭沫若、老舍、巴金和曹禺在内的知识分子,就更加踊跃地参加对执政党所否定的知识分子的斗争会,并且真的义愤填膺地喊打了。1957年之后,就更不用说了。 说到这里,难道还不要问一声:老舍对于置他于死地的那种斗争会及其相连的整个体制,一点责任也没有吗?如果包括老舍在内的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不去接受、歌颂和参与这种斗争模式甚至反对、拒绝和抗议,在他自己被斗的时候,会有那么多围观喝彩的青年人吗? 文革后,有些老师总是奇怪,为什么他们辛苦教出的学生会在文革中那样批判和斗争他们。他们没有想到,正是他们一直教育学生要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他们的学生从来没有听过与此不同类的教导。而当党和毛主席说他们应该被斗争时,他们的学生斗他们不就是听了老师的一贯教导吗?我曾经听到一个教授关于学生异化的课堂讲述,也听到一个被批教授的反问。我问他,是你一贯教育学生听党的话和毛主席的话吗?他说是。我问,你曾经告诉他们,对于党和毛主席的话要独立思考、分辨是非,对的就听错的就不听吗?他说那没有。既然如此,那当1966年时党和毛主席说你是坏人时,你觉得他们那样对你有什么奇怪呢?他们不是听从你的教导吗? 有一个更加严肃和沉重的问题需要提出来。与1966年“革命”所斗的人相比,1949年的革命所斗争的那些人,真的就一定是坏人吗?也就是说,不仅在程序正义上要提出质疑,而且在实质正义上未必不要提出质疑。这两个革命虽然有很大区别,但我看来,后一个革命还是对前一个革命的继承和发展。今天我们再仔细审查文革暴行以及相关的所有负面因素时,我们可以仔细地分辨一下,究竟有哪些在前一个革命中没有发生过呢?反过来说,如果你想要以“客观”的名义来肯定前一个革命的某些合理性和合法性,那么你就可以发现,这种因素在后一个革命也是同样具有的。 大批在文革的无法无天时期受难的领导人又重新返回领导岗位之后,是否因法治缺失自己受难而觉悟到法治的作用,不得而知。事实是他们后来有一些觉悟。至于是否觉悟到自己当年也曾无法无天或者藐视法治废除法统,则可能过高估计了他们。不管怎么说,这也是文革的一个可能的收益,所谓坏事变成好事。
四、主流知识分子的表现
我想说的第四个问题是:怎样理解和评价包括老舍在内的1949年后的主流知识分子的表现?
这个问题太大,我这里只是简单地说说。 1949年后,有一个无比巨大的精神权威,顶着“人民”这个字眼并且被绝大多数人认可的权威,压在知识分子头上。这点,海外的人是很难理解的。 对于1949年后的知识分子,除了顾准等少数人之外,也许多数人今天都得不到好的评价。问题在于,他们本身对自己的命运要负什么责任。 我们看到,中国现代史上的大师,凡是活到1949年后又留在大陆的,几乎很难找到在人格上无懈可击、让人佩服的人。然而,在我看来,他们虽然不高大,不值得我们奉为楷模,不能成为人们的导师,但是,与今天的主流知识分子中的许多人相比,他们并不更低下。 无论是今天的官僚还是今天的某些主流知识分子,从人品道德上说,他们还不如那一代知识分子。过去的知识分子确实有糊涂和困惑的地方,而且还不能说就完全没有他们个人的原因,但他们多数并没有像今天的某些时髦知识分子那样,明知不对还照干。过去的许多人是有点勉强地改造自己向着一个公认的“正确”权威靠拢,他们虽然也说些违心的话,但还多数是在分不清是非的情况下。今天的一些人则是在是非一清二楚的情况下向着权力和金钱靠拢,为了捞取私利而说些口是心非令人肉麻恶心的话甚至干一些令人不齿的勾当。如果说过去是糊涂与软弱,今天就是伪善和卑鄙。如果说老舍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是一种悲剧,今天的某些知识分子就是在演一幕丑剧。如果说,历史对于那一代人的丧失自我和软弱还会表示宽容,那对于这一代的小人则决不会宽容。今天被人们诟病的那些曾被推上政治舞台的知识分子,其实大都是历史的受害者。从面上说,如今知识分子中,有独立人格、能独立思考的人比文革前多了很多,但体制内知识分子中相当多的人,无论从才学上说,还是人品道德上讲,与老舍那一代相比,我感觉,甚至更不如。 我决不敢说,如果我是老舍的年龄,我在1949年后或文革中会比他表现得更好。但我至少要做到,我活在今天,就不能重犯他们犯过的错误。现在有人总是逼着那些在文革中有过失的知识分子忏悔,也许他们有他们的道理。但在我自己来说,更应该忏悔的是文革后。文革时我还太年轻,分不清是非,但我至少没有干明知错误的事情;而现在,对于明知错误的事情,我虽然不一定跟着干,但也并不敢公开反对。比较起来,不是现在更应该惭愧吗?
参考文献: 王友琴:文革受难者老舍 丁抒:老舍为何自沉太平湖 舒乙:再谈老舍之死 蒋泥:“小文革”与“大文革”——以晚年老舍为例 老舍夫人与儿子的回忆:文坛大师老舍之死:留在太平湖的记忆与反思,(www.whxf.net) 颜三话:老舍之死真相:舒乙母子的责任不容推卸 郭小聪:《老舍之死》:对历史的激情与沉思。原载《中华读书报》(《太平湖的记忆——老舍之死》,郑实、傅光明编著,海天出版社出版 郑实:关于老舍之死的说法-浩然访谈录 余飘:老舍聆听毛泽东评说康熙
2002年11月24日 2019年2月17日校改 —————————————————————————————————— 【阅史漫笔】
“重新组织文艺队伍”:必然破产的毛式“战略部署” ——整理一份工人业余作者调查记录的感想
何 蜀
杨世元老师生前给了我一个记录本,里面记录的是文革爆发前夕他代表重庆市文联对重庆几家国营大企业的工人业余作者情况进行摸底调查的记录。我觉得这些记录很有研究价值,择要摘录整理出来(见附录)供有兴趣研究者参考。
相关背景的回顾
在毛泽东一手操纵炮制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中,第十点意见是:
十、重新教育文艺干部,重新组织文艺队伍。由于历史的原因,在全国解放前,我们无产阶级在敌人的统治下培养自己的文艺工作者要困难一些。我们的文化水平比较低,我们的经验比较少,我们的许多文艺工作者,是受资产阶级的教育培养起来的,在从事革命文艺活动的过程中,有些人又经不起敌人的迫害叛变了,或者经不起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烂掉了。在根据地,我们培养过相当数量的革命文艺工作者,特别是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他们有了正确的方向,走上同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在革命过程中起过积极的作用。缺点是,在全国解放后,进了大城市,许多同志没有抵抗住资产阶级思想对我们文艺队伍的侵蚀,因而有的在前进中掉队了。
这一“纪要”,就这样把中共自己组建起来的“革命文艺队伍”一棍子打下去,甚至连那些一向被用来体现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结出 “丰硕成果”的优秀代表(如周立波、赵树理等)也统统遭到批判,成了“黑帮”、“黑线”人物。于是,在文化大革命前夕,伴随着文革紧锣密鼓的酝酿与发动,就提出了“重新组织文艺队伍”的问题。 实际上,在共产党所领导的整个“革命”过程中,都在不断地“重新组织队伍”,即使是在残酷的战争年代,从苏区“肃反”到延安“整风”,无不如此,而到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时期,更是通过一波又一波日益频繁日益严厉的政治运动进行政治清洗,不断“重新组织队伍”。 这个《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是在文化大革命全国正式大发动前夕的1966年4月作为中共中央文件发出的,而“重新组织文艺队伍”的工作在这之前,即毛泽东在1963年12月、1964年6月相继发出“两个批示”之后就开始了。那“两个批示”对文化艺术部门作出了异常严厉的斥责,对曾经帮助他“夺取政权、巩固政权”的“两杆子”之一的“笔杆子”表示了深重的失望与厌弃。全国文艺界不得不进行“整风”——有人称之为“文化小革命”。在毛泽东的前一个文艺批示发出后的1964年1月3日,刘少奇、邓小平、彭真、周扬、康生等中央首长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彭真就提到了“重新教育人,重新组织队伍”的问题 。当然,这时的刘、邓、彭、周扬等人还不可能知道这场来势凶猛的文化大革命是要把他们都作为淘汰对象,“重新组织”的队伍中并没有他们的位置。他们等于是“被人卖了还在帮人数钱”。 这个“重新组织文艺队伍”,分了上、下两个方面进行。 一方面是改组文艺界的上层领导机构。在文化部1964年整风中,几位抓具体工作的副部长齐燕铭、夏衍、陈荒煤、徐光霄、徐平羽等多次检查不能过关,此后齐、夏、陈被撤职。文化部部长沈雁冰(即老作家茅盾)被免职。周恩来在文化部1964年8月15日一份关于整风检查的内部《简报》上批示:文化部及其直属单位的领导机构的改组和加强,必须依靠从党和军队中选拔新生战斗力量,绝不能再从原有的上层文化人中找替代,否则,在文化部门的无产阶级专政是难以建立起来的。 文化部部长沈雁冰被正式免职之前,周恩来对他说:“文化部的工作这些年来一直没有搞好,这责任不在你,在我们给你配备的助手没有选好,一个热衷封建主义文化,一个又推崇资本主义文化。”又说:“新的文化部长很难找,目前尚无合适对象,只好暂时让陆定一兼任,另外打算从军队调几个人来……” 1964年底至1965年初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正式任命的文化部部长就是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的陆定一,任命的文化部副部长中,就有从解放军这所“毛泽东思想大学校”调来(任命前已到任)的萧望东中将(原南京军区第二政委)和颜金生少将(原武汉军区政治部主任)两位军人,并以担任第一副部长的萧望东为书记建立起了文化部新党组。萧、颜两位将军在文革初期因雷厉风行执行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被打倒,也失去了在“重新组织”的队伍中的位置——这是他们的不幸也是万幸,否则文革之后他们将会遭到更为难堪的清算。 另一方面,就是从当时所谓“工农兵业余作者”中物色新人来“重新组织文艺队伍”。请看1965年报刊发表的一些文章和长期作为中共文艺政策权威发布者的《文艺报》——它先是全国文联的机关刊物后改为中国作家协会的文艺理论与批评刊物——专为这个“重新组织文艺队伍”的部署而开设的专栏—— 1月,《文艺报》发表专论《欢迎大批新战士登上文学舞台》; 3月,《文艺报》开设专栏《部队短篇创作笔谈》; 5月,《文艺报》开设专栏《〈萌芽〉编辑部怎样帮助业余作者》,专栏《新人新作短评》; 6月,《人民日报》7日发表《〈新人小说选〉的几个特色》; 7月,《文艺报》发表《解放军文艺》编辑部文章《我们是怎样组织业余骨干作者队伍的》,《光明日报》11日发表南京部队政治部文化部文章《部队是怎样培养青年文学作者任斌武的》,《收获》第四期发表编辑部文章《欢迎工农兵文艺评论》; 8月,《文艺报》发表《一代新人在成长——〈新人新作选〉序言》、昆明部队政治部文化部文章《毛泽东思想培育的文学新人》; 10月,《文艺报》开设专栏《培养青年业余作者笔谈》; 11月,《红旗》第十二期发表《工农兵业余作者队伍在成长》,同时《人民日报》、《文汇报》、《人民文学》、《文学评论》等报刊纷纷发表赞扬工农兵业余作者新作及业余作者的创作体会文章; 12月,《文艺报》发表本刊评论员文章《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做又会劳动又会创作的文艺战士——记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大会》…… 为落实这一“重新组织文艺队伍”的“战略部署”,1965年10月,人民文学出版社特地推出了由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戏剧家协会、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共同编选的、包括①小说、②小说、速写、③报告文学、散文、④戏剧、⑤曲艺、故事在内的一套五集《新人新作选》,在全书的序言中热情洋溢地写道:“随着文化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逐渐深入,在我国文艺战线上也呈现出了一种新的、令人振奋的现象,这就是:大批的生活和战斗在各个战线上的工农兵业余作者,带着他们的朝气蓬勃、散发着革命光彩的作品,进入了社会主义的文艺阵地,从而开始改变着我国文艺创作和文学队伍的面貌。”……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按照上边的统一部署,1965年10月,重庆市文联业务组组长杨世元奉命对几个国营大企业的职工业余作者情况作摸底调查。当时正值全国文联整风和大规模进行文艺批判之后,也正值共青团中央和中国作家协会联合召开的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1965年11月25日至12月14日)召开前夕。这次摸底调查之后,杨世元即作为重庆市文联派出的领队,带领重庆市挑选出的业余文学作者张嘉德(601厂即重庆棉纺织一厂业余剧作者)、兰艰(兰应彬,江陵机器厂业余作者)、徐国志(五一机床厂业余诗人)、高某(名失记,九龙坡区农村人民公社社员)、代成名(万县电厂业余作者)和三峡航标站一个党支部书记等,前往北京出席了大会。这次大会也是“重新组织文艺队伍”的一个重要步骤。在大会上,周扬作了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做又会劳动又会创作的文艺战士”的长篇讲话,胡克实代表共青团中央作了题为“拿起文艺武器,做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员”的讲话。周扬在讲话开始时就特别说到:“跟过去历次的文艺会议不一样,参加这个会议的人,是我们文艺战线上的一支新军。”“你们既是生产的队伍,打仗的队伍,又是创作的队伍。这么一支队伍,在我们的文艺战线上出现,是文学史上破天荒的大事,是一件值得高兴、值得庆贺的大事。” 不过,在这个大会之前,姚文元那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已经在上海发表,文革“导火线”已在暗中点燃……这次“重新组织文艺队伍”的工作尚未全面展开,文化大革命就轰然爆发了,整个文艺界的“旧队伍”,连同周扬这样长期代表中共掌控“文艺战线”的意识形态权威都遭到“横扫”,“旧中宣部”、“旧文化部”等领导机构全被“砸烂”。一时间,新出现的红卫兵、造反派高喊着“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占领了文艺舞台。不过也好景不长,随着1967年秋中央文革文艺组的解散——其主要成员几乎全被打成了“五一六”分子关进秦城监狱,1968年初中央首长“二二一”讲话又将曾准备在天津召开的全国工农兵业余文艺座谈会斥为“黑会”,活跃一时的各地“工农兵业余文艺”造反派受到沉重打击,其中一些活跃分子以后又在清查“五一六”中遭到重创……
对这份工人业余作者调查记录的分析
从重庆这个1965年底对几家国营大企业工人业余作者的摸底调查记录,可以看到这样两个问题: 一、业余作者的文学素质普遍较差。这些“工人业余作者”中,普遍文化底子薄,文学素养不高,没有几个人在当时的公开报刊上发表过文学作品。在毛泽东时代,连民国时期确立了大师地位的一些著名文学家也再难写出或发表、出版称得上经典的新作,在那样严酷的政治审查与文化禁锢中,这些业余作者自然更不可能得到这方面的条件,即使想走高尔基从“社会大学”成才的道路也不再可能。从几个大企业出面做介绍的宣传、工会或车间干部提供的人员情况来看,介绍者或许并不清楚“工人业余作者”这个概念的含义,或者只是为了展示本企业开展业余文艺活动的成绩,而把只写了一点广播通讯稿件、办了墙报或黑板报、为厂宣传队编写了一点文娱节目的人都算作了“业余作者”。靠这样一些人真能“占领文艺阵地”、“开创无产阶级文艺新纪元”吗?恐怕最后还得像江青抓样板戏那样不得不把汪曾祺这样的“老右派”重用起来。 二、业余作者的政治成份并不“理想”。“重新组织文艺队伍”的目的当然是要使文艺队伍在政治上更加“纯洁”,首先要“政治过硬”。在这份调查记录中,望江、建设这样的国防企业还看不出这个问题,因为他们作为当时的“保密工厂”,招收的青年工人都要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查,而在非国防企业的“工人业余作者”中,则可以看到有不少人政治成份不好,主要是“家庭出身不好”,特别是在六十年代毛泽东强调“阶级斗争”之后,“家庭出身不好”的青年学生大多失去了继续升学的希望,不是下乡当知青,就是“进入社会”找工作谋生。那时进厂的青年工人特别是初、高中学生中,有不少人都是因为“家庭出身不好”而被迫辍学的,其中一些人又不愿意放弃自己的“文学梦”、“艺术梦”,工厂里又需要开展一些业余文艺活动,因此他们便得以展露这方面的爱好、特长,成为人们心目中的“业余作者”。从附录的重庆钢铁公司业余作者调查记录中可以明显看到这一点,诸如“父亲是伪职员,后打成右派”、“父亲是历史反革命”、“家庭是破产地主,父亲是袍哥大爷”、“父亲官僚,解放时评地主”之类。在这个调查记录中没有、但在当时重庆已经公开发表过诗歌作品而小有名气的“矿山诗人”柯愈勋,就是因为“家庭出身不好”而未被推选出席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他的父亲柯尧放是民国时期的诗人、书法家、收藏家,曾任重庆市参议会秘书长,尽管在中共接管重庆前即参与了反对国民党独裁政权、策动国民党军起义等活动,并在中共执政后被作为“民主人士”安排为市政协副秘书长和市工商联秘书长,但仍被视为“异己”,文革前已病逝。 这样一些因“出身不好”而“先天不足”的“工人业余作者”,即使成为“重新组织文艺队伍”的候选对象,也很难起到“占领阵地”的作用,并且很容易成为下一轮“重新组织队伍”时的牺牲品。 此外,在研读这份业余作者名单时,笔者还联想到另一个问题。 因为毛泽东时代一直批判“走白专道路”,鼓吹“又红又专”、“突出政治”、“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那时的业余文学作者特别是青年文学爱好者,普遍重视政治学习与政治“进步”的追求,甚至背诵毛主席语录与著作的积极性会超过背诵唐诗宋词,因为缺乏民国时期教育和西方教育的影响,从小接受的就是毛时代的党化教育,“革命”成为最高的人生价值,残酷、血腥的“革命斗争”被理想化、诗意化、浪漫化,使他们渴望“投入火热的斗争”和“让暴风雨来得猛烈些吧”,所以极易受到“革命”的蛊惑,文学写作已经习惯于配合政治运动,“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而且政治运动一来往往都会投身其中,想要“深入生活,积累素材”,以便能“写出无愧于时代的文学作品”。另一方面,毛时代的政治运动常常是从文艺领域“开刀”,如文化大革命是从批判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和“三家村”的杂文开始,而在毛时代特别是“反右派”运动后日益严厉的思想禁锢中,对文学的爱好又使这些业余作者的思想比一般工人更为活跃,言论往往更显得“异端”,所以,这些工人业余作者又很容易在工厂里成为政治运动最先关注的目标甚至成为批判对象,这又自然会使他们因受压而反抗,成为群众造反运动的“弄潮儿”。 在文革前重庆的“工人业余作者”中,有相当一批在文革造反运动中成了群众组织的头头或骨干。比如,在出席过1965年底那次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的代表中,江陵机器厂的兰艰在文革中先参加了四川工农兵业余文艺造反兵团重庆团,曾打着大旗到重庆市文联“夺权”,后来担任了反到底派军工井冈山江陵兵团的勤务员;“工人诗人”徐国志先参加了保守派,后成为八一五派工农兵业余文艺造反兵团领导成员;万县电厂的代成名,则因参加了一派群众组织,被另一派俘虏后以“老保头头”罪名枪杀。另一些文革前即得到重庆市文联重视、培养的工人业余作者中,江陵机器厂的苏静康成了反到底派江北指挥部的主要负责人并以反到底派代表身份成为江北区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曾由重庆市文联编辑熊小凡重点辅导的天原化工厂业余文学小组中,李方成(厂教育办公室干部)担任了工人造反军司令部主要负责人,同厂的业余文学小组成员吕朝琛(工人)则是工人造反军司令部负责宣传的“笔杆子”,他们后来与几个八一五派成员一起创办了反对两派武斗、宣扬走“第三条道路”的《战恶风》报;文革前即正式发表过文学作品的水运公司业余作者杨健,以及华华棉布商店业余作者江国源、南岸砖瓦厂业余作者罗洪昌、建设机床厂业余川剧队队长段绪国等,都先后担任过八一五派工农兵业余文艺造反兵团的勤务员 。文革前已小有名气的南桐矿务局供销处“矿山诗人”柯愈勋,文革初期也曾一度担任过矿务局供销处一个造反组织的头头。在附录的这个工人业余作者调查记录名单中出现的望江机器厂徐开华,文革中曾是反到底派著名的“金猴”的成员,并在1968年流亡泸州等地时组建了一支“红旗303部队”…… 笔者在整理这份“工人业余作者”调查记录时,有一个意外的发现,即在两个大企业提供的业余作者名单中“榜上有名”的,居然有两人后来在文革中成为重庆两大派群众组织的主要负责人,而且分别代表两大派被推选担任了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常委——重庆两派被推选担任省革委常委的共有四人,两个大学生:八一五派的重庆大学周家瑜,反到底派的重庆交通学院王兴国;两个工人:八一五派的重钢青年工人陈万明和反到底派的望江机器厂青年工人邓长春。 陈万明,1941年生。父亲是重钢前身的国民政府钢铁厂20吨炉子工人——在那个调查记录中厂里介绍他的情况时说他是“小商成份”,陈万明说不对。1958年陈万明初中毕业后即参加工作,1960年开始在重庆钢铁公司机修厂铸铁车间当起重工,文革爆发时为共青团员,车间团支部宣传委员、工会宣传委员。他是个有“文学梦”的青年工人,经常为厂报写通讯和编写文艺节目,那个摸底调查记录中对他的评价是“喜欢写节目,表现较好。个人主义重,自己的节目必须叫人演,他不愿意改”,被领导认为“骄傲”,加入中共的申请长期不予置理,因而他深感压抑。文革开始后这种精神上的压抑、苦闷使他得到了宣泄、爆发的机会,1966年8月底他发起成立了车间的战斗队,9月初发起成立了重庆九八战斗团,任一号勤务员。1967年9月任八一五派革联会常委班长。1968年5月31日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时任常委,后又任重庆市大渡口区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重庆市民兵指挥部副总指挥。1976年由支部大会通过批准加入中共,但在上级党委尚未批准时文革结束,他受到清查,中共党籍不予承认,并以“犯有严重政治错误”罪名给予“留厂察看一年”处分。后提前退休。曾在私营企业工作。在晚年回忆往事的时候,他多次对笔者说过他参加文革造反运动的一个主要动机是为了搞文学创作。 邓长春,1945年生,四川宜宾人。文革爆发时为国营重庆望江机器厂工人(车工),共青团员,学雷锋积极分子。据那个调查记录的记载,他在厂里只是“编方言,演曲艺”,应算业余文娱活动的积极分子而非“业余文学作者”。调查记录中对他的评价是“生产比较好,有点骄傲”——被领导认为“骄傲”,这大概是造反派的一个共同特点。他因积极“争取进步”,本来想参加官办的工人纠察队,但大概就因为领导上认为他“骄傲”而被拒之门外,此后他就参加了造反派而且在造反派中后来居上一鸣惊人。1967年夏他任反到底派军工井冈山总部勤务组副组长、工总司勤务组常委。在1967年重庆大武斗中,他有几个震惊世人的举动:7月25日军工井冈山总部讨论停止武斗上交凶器的常委会上得知反到底派占据的工业校被八一五派动用枪支攻占后,他断然提出动用国防工厂成品枪支“发枪自卫”;8月8日他率改装舰艇三艘组成军工井冈山舰队溯江而上运送食物及武器到建设机床厂,沿途与拦截的八一五派武斗队交战,打死24人, 打伤上百人,打沉“长江207”拖轮等船只3艘,打坏12艘,长江航运为之中断,史称“八八海战”;8月15日他率武斗人员上南岸黄山建立“反到底黄山警备区”;20日他在停泊于九龙坡港口的武斗舰艇“反到底一号”上为在九龙坡黄葛坪王家大山武斗中身亡的“舰队”副司令李鲁沂举行追悼会时,下令枪毙八一五派俘虏2人并抛尸江中为李“祭灵”;8月25日在“黄山警备区司令部”批准枪毙八一五派俘虏1人……1968年5月31日四川省革委会成立任常委。但不久即在中央召开的重点国有企业抓革命促生产会议即“八一五会议”上按中央、中央文革指示被正式逮捕。11月24日《重庆日报》发表本报评论员《坚决把混进广大群众中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挖出来》,点名称之为“混进群众组织、作恶多端的坏头头”,并发表望江机器厂卫东兵《邓长春是我们工人阶级的凶恶敌人》、驻军某部忠东《穷追猛打落水狗,彻底揭露邓长春》、望江机器厂石益联《邓长春是毁我长城的急先锋》、望江机器厂林达青《揭穿邓长春“百连大战”的罪恶阴谋》等文。从此遭到关押审讯批斗。直到文革结束后1978年4月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服刑期间因表现好减刑两年,于1987年刑满出狱后在私营企业工作。2003年春节在职工团拜会上讲话时因心脑血管病突发而猝死。据说他在服刑期间写有回忆录,但被监狱管理当局没收,无人得见其内容。 这可以说是重庆工人业余作者中的两个典型代表——虽然严格说起来他们还不能称得上真正的业余文学作者,但是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按照“重新组织文艺队伍”的部署,他们是有可能被当作培养对象的。 与他们情况类似、真正在文革前就发表过文学作品的工人业余作者中,有江西南昌洪都机器厂(江西最大的军用航空工业企业,代号320厂)工人万里浪,文革前已是省内较有名气的工人诗人,文革中是江西一大派群众组织“大联筹”(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筹备委员会)负责人,曾任江西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在程世清主政江西时挨整,被关押六年,直到林彪事件发生、程世清下台后才出狱平反,恢复省革委副主任职务。文革结束后1983年又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 文革中在全国更有名气的一位工人业余作者,是武汉重型机床厂的工人朱鸿霞,文革前他就在公开报刊上发表过诗歌、歌词作品和批判“文艺黑线毒草”的文章,文革中成为著名的武汉“钢工总”主要负责人、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在文革取得“全国胜利”、毛泽东对造反派“卸磨杀驴”时即开始遭到反复打击,多次被强迫劳动、办“学习班”、接受批判做检查,文革结束后又被作为“追随‘四人帮’”的“帮派头目”判处有期徒刑15年,出狱后1997年因脑溢血病逝。 如果能有人把当年那个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的代表名单找到,对那些代表后来的情况加以追踪调查研究,或者对文革前各地的工人业余作者在文革中的情况进行一下调查研究,一定还会有一些新的发现。 其实,“组织文艺队伍”本身就是完全违背文艺发展规律的、计划经济时代“党文化”的荒谬“部署”。“《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 文学的要义是自由发声,从屈原的《天问》、《离骚》到鲁迅的《呐喊》、《彷徨》,没有哪一部文学经典是因作者被当权者“组织”进了什么“队伍”而创作成功的,民国时期那些文学大师,没有谁是因“组织”而成为大师的——恰恰相反,当他们到了毛泽东时代被“组织”进了“队伍”后,却反而再难写出什么好作品了。放眼群星璀璨的世界文学史,哪一颗星是因为得到“组织”而光耀千秋的? 仅从这一点上看,毛泽东的所谓“重新组织文艺队伍”,必然只会得到破产的结果。
附录
文革前夕重庆部分大企业 业余作者情况调查记录
杨世元提供 何蜀摘录
摘录者按:这个记录是写在一本由重庆金心印刷厂出品的24k16页(16张纸页即32页)“练习簿”软面抄上的,许多字潦草难认。这里只摘录了一些要点。据杨世元回忆,当时他是这次调查的主持者,记录应该是由随他一起去的重庆市文联业务组工作人员徐靖(诗人雁翼之妻)或同去的某业余作者写了交给他的。当时他们还去过其他几家国营大企业(如江陵机器厂、嘉陵机器厂、长安机器厂等),这本笔记上没有看到记录,应还有另外的记录本,但没有找到。 记录中凡难以辨认的字均以■代替。记录中介绍的情况,因是即兴式的讲述,讲述者又不一定是被介绍者的直接领导或人事干部,所以讲述的某些情况不一定准确。比如重钢公司对陈万明家庭情况的介绍,据笔者向陈万明求证,就基本不实。
望江机器厂
说明:国营望江机器制造厂,代号497厂,重庆16信箱,位于重庆市南岸区郭家沱。五机部所属大型军工企业。原国民政府兵工署五十兵工厂。
政治部宣传部介绍 王相国(工会宣教委员)介绍情况 厂里有个创作组,十多个人,63年成立的 徐开华 故事员150多人,张朝富,傅子云,创作故事,徐开华(歌剧),何光照,剧本,张成烈,任俊,黄松涛,龙怀君(歌曲) 任俊是党员。 邓长春写评书。
陈朝富,拉床工,磨工,文书员,现在搞铣工,28岁,家庭雇工,有爱人,两个小孩。 42车间,300多人。车间有文工队,“新风”创作组,七个人,工会主席,团支部书记,青年工人。 创作组成员—— 组长:陈朝富 副组长:肖协庭,写车间通讯,小小说,党员,初中 许瑞章:写快板,党员,生产工人,高小,27岁。 马德芳,爱写诗,1965年从技校来的 黄新培,写快板,团员 江戴臣 黄续宗
周千若,25车间,向外投稿。 邓仲伯,代理俱乐部主任。 工会副主席刘自全,老工人,抓这方面工作。 王相国,工会宣教委员 段琼芳,文艺干事。
徐开华,35车间有个创作组,1965年1月份成立的。 史有铭:铣工,27岁,音专毕业,写歌词 李普光:磨工,中专毕业,25岁,写诗歌,唱词,快板,团员 老唐:磨工 徐开华:28岁,钳工 文利萍:21岁,钳工 《你看师傅老不老》演唱。 徐开华的父亲是拉船的,船工,爱人工人,孩子两个。
黄松涛是在子弟校,原在劳资科 廖德安,子弟中学 每个车间都有创作组,3至10个人。 黄松涛,1963年以前在江陵厂,53年从部队转下来的,63年调来后,参加写小戏。64年6月开始写《和平的时候》,这个剧本是廖部长亲自参加的。10月间到重庆去汇演,任书记看了,提了些意见,有阶级调和问题。 张存烈,57年从太原技校毕业来的,冶炼科,30岁,搞产品设计
1965.10.18
任俊,写了很多散文,发表了一些。党员,家庭出身贫农,党委办公室的秘书干事,曾任团支书,原是车工,57年提为干部。 爱人欧续秀。党员,电工 张成烈,家庭出身贫农,团员,冶炼科技术员,28岁,编演写画都搞,山西人。 张朝富,28岁,退团,42车间,家庭贫农,滚齿工,23车间(大车间)秘书,初中毕业,现是铣工。写快板、打油诗。 胡子云,高小没有毕业,41车间,讲故事,工人语言比较丰富,上台演说快板,编点新人新事来得快。 徐开华是文艺上的骨干,吹拉弹唱打扬琴。 龙怀君,家庭出身小土地出租,59年入党,工具科(25车间)工人,写歌曲歌词,初中。30岁。 贺光照,机动科干部,38岁。 邓长春,20岁,家庭出身工人,41车间车工,团员,编方言,演曲艺。中专生。年初进厂,生产比较好,有点骄傲。 刘应根,24岁,家庭出身地主,团支委,生产组长,28车间车工,写曲艺。1957年进厂。 邵大友,团员,团支书,25岁,28车间,家庭工人,铣工。初中毕业生,58年进厂,1964年脱产。 丁娥华,女,21岁,团员,36车间,样板钳工,1960年进厂,初中。家庭工人。写相声。 马德芳,20岁,42车间,车工,写通讯报道诗歌,市一高中毕业,63年进中梁山电机厂,当年6月份来本厂工作。写方言,昨天的事今天就及时反映出来。
《我和老师》,徐开华的小说。
民生造船厂
说明:民生造船厂,原属民国时期著名实业家卢作孚创建的民生公司下属船舶修造厂,中共执政后改为国营,位于重庆市江北区唐家沱。在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初期“破四旧”中改名为东风造船厂。
1965.10.19
2400多人 陈学普介绍 业余作者情况: 唐有武,解放前做过记者,在民生厂做茶房,九车间的。51年进厂学钳工,1956年提为干部,是计划员。写点小说,诗歌,46岁,编了个厂史剧。 周明高,34岁,原是做茶房(民生公司),54年进厂学铣工,后又在团委做干事,又在宣传部编厂报。1957年又下车间,后又调子弟校教书。后又调回车间。写作通讯,好人好事。爱人是地主子女,岳父岳母都在农村。家庭中农,因人多破产了,来到重庆,流浪两年,考进民生公司(1945年),当了一个半月的挖土工,民生公司当内收发。15岁进厂。1959年入作协。岳父是反霸时镇压的,岳母是气死的。 肖昌华,五好办公室,通讯组长,党员,37岁。中农出身。55年进厂,做团支部书记,59年做干部。 陈崇尧,53年从部队转来,人事科,56年调宣传部,61年调计划科,800吨油轮指挥部。35岁。家庭出身不好,哥哥是镇压的。写通讯报道。每月能写一篇通讯。最近有个想法,想写造800吨油轮,自力更生。 潘成勋,55年进厂,党支部委员,厂部秘书,写过川剧。“张崇超忘本回头”。编些荷叶、快板,最近两年没有写了。36岁。 李德明,七车间车工,37岁,原是茶房。1955进厂,6级车工。出身贫农,爱写,初中程度。工会车间宣传委员。 姚先(光?)堂,42岁,五车间电工,宣传全靠他,先进生产者,扫盲的。 谢天琳(玫?),女,三车间放样工,24岁,1962年来的。团员,中专程度。家庭出身工人,父亲是中药铺配药剂师,姐姐在十八中做教员,哥哥在长安做电工。妹妹也是工人,一个妹妹到农村走了。母亲是家庭妇女。写散文。 吕天富,三科,战备办公室,6级铆工,做过党委秘书。35岁,1955年进厂。61年提干部。写过电影剧本。 王维震,写诗。 荣建良,刨工,31岁。破产地主。党员。 刘■驰,37岁。三反犯了错误。 许保山,党支委,专写好人好事。33岁,工人,钳工。可以写点打油诗。山东人,民兵副连长。 周道生,海军转业,27岁,党员,团支书。 杨槐德,26岁,海军,党员。 向明富,故事员,曲,五级车工,生产组长,比较忙。 王荣,女大学生,钳工,爱唱歌。
重钢作者情况
说明:重庆钢铁公司,位于重庆市大渡口区。
1965.10.24
彭明羹,俱乐部专职干部,28岁,成都人,出身职员,学生,团员。 王先俊,写新闻消息,宣传部钢铁报记者,团员。 赵锡文,机动部工人,写曲艺。 徐尚衡,机动部工会宣传委员。 林明全,机动部去(砌?)炉队副队长,党员。 周继文,机动部车工,金属加工车间,党员,写散文。 刘忠德,机动部工会干部,原是工人,写散文。 孔■文,40岁,大轧车间,写曲艺。 鄢光忠,供应处,工人(抬工),写散文,19岁。 杨长贵,机动部水电车间,19岁,写电影,很差。 杨贵明,金工或机动部检修车间。 赵■声,宣传部,党员,宣传组干事。 游子柏,供应处,19岁,写诗的。 龚荣光,大平炉技术员,爱好。 吴良福,大平炉安全员,炉后安全员。爱写,文化低点。党员。 江文杰,18冶,党员。写散文。 彭忠田,大轧,写长篇小说。 张志■,小轧工人,写曲艺。 兰荣贵,锭坯车间支部书记,机械化车间。武汉大学来的。可以写作品。 杨承朴,半工半读校。 赵——,半工半读校,写相声。
供应处作者情况汇报: 鄢光忠,父亲任区分委员。现实表现没啥。1961年进重钢,工作表现不错。21岁。初中毕业,写小说。 游子柏,父亲是伪职员,后打成右派,现脱帽了。母亲也是伪职员,当律师。1961年来的,高中毕业分来的。做木材加工厂修理锯片子,23岁。车间的宣传工作不爱参加。 许元明,父亲是历史反革命,母亲改嫁于老工人,1961年来的,在学校入团。改选团支部书记。写点快板、诗歌。 邵正中,父亲也是历史反革命,劳改后,1959年释放,后死亡。母亲改嫁。准备考虑他入团,24岁左右,高中毕业。1961年来的,会写会画,写曲艺。 李文辉,计量科工人,父亲是个右派,在綦江汽车修配厂,母亲在西昌,可能是历史反革命。本人表现不错,是团员,团支部书记。写点剧本、歌词。
机动部金属加工车间: 韩宗瑞,23岁,1961年一级师傅,团员,家庭出身工人,社教积极分子,初中程度,钳工,写曲艺。基干民兵。 谢化志,30岁左右,车工,写曲艺。社教积极分子。58年写曲艺,有点骄傲。1954年五一技工学校毕业。 夏仲云,女,现任工具工,原是刨车工,1961年进厂,团员,家庭出身工人,初中程度。写诗歌,自己也爱演出。很听话。 周继文,家庭地主。父母都死了。1952年底进厂,对自己的家庭认识比较好。高中读了两期。爱人在空压做检验工。 傅相中,家庭是破产地主,父亲是袍哥大爷,劳改过。他本人是工人,不给车间搞宣传,厂报他都不写。 刘志■,万县人。1947年(16岁)前在家务农,学弹棉花。1951年来到重钢,52年12月入党,扫盲学的文化。1958年当干部,车间团支书。1960年到组织部,1962年回到车间当工人。1963年当干部。 徐尚衡,家庭成份未定。涪陵人。初小毕业就帮父亲做生意,到1949年分家。52年他本人做布生意,只能维持生活。53年他就在涪陵当工人。涪陵钢铁公司把他调上供应处,在工会当干事。1960年调动力厂,在小平炉搞工会的。创作能力还是有的。 赵锡文,家庭出身工人。1957年团支部组织委员。不愿意当干部,愿意当工人。同意他下去当工人。爱写点曲艺。现是工会副主席。交给他一批人去搞防空洞。初中毕业。 林明■,老工人的儿子,冶金炉车间的支部书记。相当初中一年级程度。 章英■,工模具车间工人,大学肄业,58年进厂。27岁,团员。创作节目快板、对口词。 陈万明,工模具车间,小商成份。27岁,初中生,1958年进厂。团员。喜欢写节目,表现较好。个人主义重,自己的节目必须叫人演,他不愿意改。 刘光■,冶金炉车间技术员。写小故事,27岁。 ■代荣,动力车间钳工,30多岁。川剧是他的爱好。
大平炉总支介绍: 龚荣光,1957重大毕业。母亲教书,江津中学校长。父亲官僚,解放时评地主,死了。哥哥在公安局工作,弟弟解放后入团。本人表现比较好,写点相声、歌剧。 吴良福,工人,党员(爱人在厂),4级底板工,文化小学毕业,34岁,湖北人。1957年入党。文字基础较差,不愿当干部。顺口溜编了一些。 王安富,4号炉三班,家庭是小商,写点报道。 熊心■,27岁,60年大学毕业。团员。能写。 兰荣贵,书记,锭坯车间,1951年来的,34岁,1951年搞宣传,1952年搞工会工作,1958年做支部书记。初中,业余高中一年级。1952年入党。歌颂红军长征,歌颂毛主席、第三个五年计划,歌曲歌词都创作。 刘成正,贫农出身,1958年进厂,宣传员。“标兵越唱越多”,初中。 刘少起,贫农出身,高小程度,32岁,挂钩工,1957年进厂。写方言。 胡明臣,26岁,团员,父亲军官。初中程度,说故事、相声。
大轧车间总支介绍: 李泽全,30岁,唱得比较好,解放前就是唱金钱板的。爱人是工人。 龙大才,钢板车间轧钢工人,写点新人新事,34岁。家庭中农,本人历史不清楚,在美国机构干过,问题不大。 黄明富,40多岁。轧钢工人。 余邦荣,团员,26岁,维修车间电工,爱写新人新事,高小程度。1958年进厂。 周永平,唱金钱板。
建设机床厂
说明:国营建设机床厂,代号296厂,重庆1信箱。位于重庆市九龙坡区谢家湾。五机部所属大型军工企业,原国民政府兵工署二十兵工厂一分厂。
陈学文介绍 1965年6月来俱乐部的,准备以革命化为中心的文艺汇演。每个季度搞一次。 上个季度,32个单位,共有60多节目,创作55个,改编的5个。参加的单位50多个。 创作情况,15个创作,干部5人,工人10,其中团员2个,党员6个,群众7个。 石维■,调俱乐部来了,原是车间主任。党员。 王治平,车工,党员,27岁,写散文。四清的积极分子,1956年入厂的。 王集散,检验工,党的积极分子,30岁。1953年进厂。30岁。创作水平不高,但肯写。 袁伯伦,维护工,《传经会上》曲艺,创作有点水平。不到30岁,北碚人。1952年学工。 黄洪纪,团员,24岁。党的积极分子。《节约能手》、《学毛选》等曲艺节目。家庭贫农。车工。能写歌词歌曲。 段绪国,党员,没有30岁,家庭出身工人,工具收发。送货上门。说唱节目。川剧队队长。4级工。父亲在电技校。前段时间不安心工作,认为学不到技术。 叶祖玉,女,大学毕业生,技术员,团员,1960年24岁。家庭出身工商业兼地主。唱歌《我们有个好干部》。没有作品。 王■鑫。家情不知。中专程度。有创作能力,没有作品。 马庭宣,技术员,北京工学院来的,工具科。1956年来的。能写能唱。相声。家情不知。 孙乃峰,车工,26岁。工会宣教委员,1956年进厂,上海人。 刘■仁,原是干部,现是工人,原是话剧。现能写话剧。 尹元章,车工,有点创作能力。(写过)《车间红兵》、《一定要学习他》。 刘贵全,车间定额员,党员。没有(给宣传队写)作品。写文学方面作品。20几岁。 陈洪■,党员,工具采购员。1956年入党。30多岁。原川剧队队员,导演《节日前夕》川剧没有搞出来。人防办公室。 张天荣,钳工,装配,党员。写散文,工会宣传委员。32岁。 石维级,修改《这不是闲事》,集中反映技术革新。
空压厂的情况
说明:国营重庆空气压缩机厂,代号256厂,重庆2602信箱。位于重庆市九龙坡区杨家坪。五机部所属军工企业。
1965.10.29 杨云辉,俱乐部主任
段■地。1957年从俄专出来的,宣传部干部,党员。写《出发之前》、《干部劳动好制度》。35岁。写歌词,写话剧。 刘顺祥,写厂史剧,解放前是职员,解放后也是职工,没有生产技术。 肖红林,老工人,45岁,写曲艺、诗歌,《红岩》、《四川工人》发表过作品。检查科质量检查负责。创作组成员。 刘世云,采购员,写曲艺,说金钱板、方言。团员,26岁,1956年进厂。南川人,初小程度。农村来的。 龚■昭,机动科材料员,29岁,写诗。1956年进厂,团员。 章■茹,机修车间,读业余大学毕业。30岁,1954年进厂。在《重庆日报》发表过小说,现在没有写了,没有园地。 傅■如,1958年进厂,钳工,写曲艺、剧、方言等。24岁。 赵建民,写唱词、歌曲,质量不高。一晚上可以写好多。6级钳工。33岁,1951年进厂。 李玉,中专毕业,5车间干部,思想上有问题,写了一篇小说,受了文学组的批评。最近没有看他写了。 李国新,写剧本,有水平。父母亲都是演员,以前是铣工。现教初中语文,爱写,27岁。1956年来厂,初中毕业。《人民文学》发过一首诗。 李启良,写剧,33岁。以前是钳工,1958年当干部,计划员。1954年就写,《西南工人报》、重庆电台,经常登。 张■,工艺科,团员,技术员。中专毕业,写了篇小说,质量。30岁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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