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ite Admin |
注册: 周六 2月 28, 2009 5:46 pm 帖子: 2854
|
《昨 天》第一二五期
抢救文革回忆 积累文革资料 交流相关信息 促进文革研究
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19年2月28日第125期
本期目录
书海泛舟
唐少杰 昨天犹在,记忆永生 ——读《昨天的记忆——北京地质学院文革往事记述》有感(修订稿) 王海光 “地质匠”们开掘的文革历史深井 ——初读《昨天的记忆——北京地质学院文革往事记述》 何 蜀 为了历史,抢救记忆——《还原一个真实的江青》序 阎长贵 《还原一个真实的江青》后记 阎长贵主编 《还原一个真实的江青》目录 程汝明口述 阎长贵、李宇锋整理 给江青做了16年专职厨师 (《还原一个真实的江青》选读) 李仁庆口述 阎长贵、李宇锋整理 见了江青不害怕的内勤警卫战士 (《还原一个真实的江青》选读) 汪东兴和叶群找我们谈调动 江青权势熏天 我不大怕江青 江青和周恩来 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 江青跟一些领导人的关系 江青视工作人员如仆役 对江青总的看法
史林一叶
舒 云 打倒罗瑞卿是毛泽东战略部署的第一步
生逢乱世
甘 庄 一个小学生的文革记忆片断
编读往来
胡泊来信为2018年文革题材出版物中的港版书作补充 —————————————————————————————————— 【书海泛舟】
昨天犹在,记忆永生——读《昨天的记忆——北京地质学院文革往事记述》有感 (修订稿)
唐少杰
2018年10月,我收到了先是蔡新平先生发送来的《昨天的记忆——北京地质学院文革往事记述》电子版,年终岁末又收到他赠送的《昨天的记忆——北京地质学院文革往事记述》的印刷版(香港,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出版),这两个版本在内容和文字量上虽有所差别,实为一体。电子版不受容量限制,总量达到240万字,署名蔡新平编辑,印刷版精编为120万字,署名蔡新平、田春林、伏庆是策划,张运钧、李颖编辑。这套文集是关于北京地质学院文革史的文献,包含大事记、回忆、评述、档案资料等等的汇编,内容在时间上涵盖了文革十年,但主要集中在最初约三年,分上中下三大册,六大专题篇目,重要文章七十多篇。同名电子版的目录总系统计文章篇幅多达258篇。这套文集除重点汇集了近些年在何蜀先生、吴迪先生分别主编的民间文革研究电子刊物《昨天》和《记忆》上发表的与北京地质学院文革有关的文章,还收集了其他各种有关的文革文献,增加了若干新撰写编辑的尚未发表的回忆录、口述历史和相关的评述研究文章。这部120万字的鸿篇大作和与之配套多达240万字同名的电子版,凝聚了地院师生历经近八年的艰苦工作的心血,为北京高校文革史的研究构建了一个丰富史料文库,是对文革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贡献,功莫大焉。
一
张运钧、李颖伉俪为这套文集所写的“前言”,概括出北京地院文革年代的七个特征:(一)对党忠诚的党化教育——“洗脑”;(二)一切为政治服务、一切为权力服务;(三)狂热的、盲目的革命热情;(四)神秘人物的出现;(五)派性斗争从未停止;(六)根本没有法治;(七)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根据这些在文革一个大学单位的主要特征,我个人认为,北京地院初期的文革至少有八大鲜明的“亮点”: 一是北京地院以革命学生为主体的造反派1966年8月至10月四次“进驻”(或按文革之后的说法“冲击”,也未尝不可)地质部,反对“工作队”(文革初期“工作组”的另一称呼)而绝不同于其他高校的反对“工作组”,直接把反击体现党—国家垂直领导的“工作队”的势头和浪潮冲到了北京地院的顶头上司部门,亦即中华人民共和国部一级的国家机关。这在文革伊始与其说是最早,不如说是独创,因为这不仅有可能大大解构了传统意义上的中共党的领导,而且深深钝化了党和国家机构的权威。 二是北京地院造反派学生周永璋1966年9月发起并促成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成立,这一稍后被称之为北京红卫兵“三司”的出现,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标志着文革真正的红卫兵造反运动的横空出世,并与先前形形色色的、带有党和国家高层干部儿女血统色彩的“老红卫兵”势力区分开来。在此之后的文革历史实践证明:只有红卫兵“三司”才是北京地区红卫兵运动及其真髓的“传人”! 三是北京地院造反派1966年12月奉中央文革小组的旨意去成都揪彭德怀回京。由于同彭德怀的交谈并受到其影响,地院造反派所表现出的犹豫不决、徘徊不定实际上意味着他们没有不折不扣地执行上述旨意。虽然他们把彭德怀带回北京,但是他们与彭德怀的接触所带来的反思(或者说某种程度的“动摇”)已不为中央文革小组所能左右,已大有可能为稍后的地院造反派领袖人物的“蜕变”埋下了一条伏笔线。 四是北京地院文革初期(也即不到半年的历史),竟然产生了一位像朱成昭这样最早为造反派学生领袖尔后成为文革另类代表的人物,他对文革短短半年的演变历程所持有的看法(又称“八大观点”),尽管还很难真正称得上是对文革的批判和否定,但却直接而又确实是对文革的批评和怀疑。仅仅因为这种批评和怀疑,致使这“八大观点”堪称最早的文革异端思潮的萌发或雏形,比清华那著名的“四一四思潮”还早了近半年。 五是北京地院造反派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航空学院的造反派一领文革之风骚,率先于当年北京的五十多所高等院校,可谓发力北京并且波及全国的大学文革执牛耳者。这五所大学所“滋生”出的叱咤北京文革风云的“五大领袖”就是这种角色的标志之一。 六是北京地院造反派1967年4月同北京大学等学校造反派的争执和纠纷,促使北京造反派群众中的“地派”与“天派”之间的分歧或分裂公开化,加深加大了造反派运动的内讧和内乱。以地院造反派学生为领军的“地派”真正使得北京地院的文革具备了文革群众运动的某种主导性因素或引导性取向。 七是北京地院造反派及其代表人物同文革“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关系,特别是与这一“司令部”的执行机构——中央文革小组之间的互动和互需,其作用和影响在北京地区当年文革的诸多大学中,几乎“不逊于”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尤为值得关注的是,毛泽东和江青的女儿李讷(肖力)关注北京地院文革的程度或介入的范围很有可能超过了其他北京高校。中央文革小组的几位要员也频频对北京地院的文革运动及造反派“关爱有加”。叶剑英的女儿叶向真同北京地院那位造反派最早领袖人物的“相遇相知”到“相爱相离”,不是一部神话演义,也算是文革红色爱情加黑色浪漫的一段传奇。 八是北京地院造反派没有出现过派别的组织化分裂和对立,更没有发生过派别组织的冲突或厮杀。这一点在全北京地区的大学文革群众运动和群众组织中,都实属罕见。尽管地院造反派内部有分歧、有异见、有争执,但是没有以“武斗”来超越“文斗”,即根本没有采用文革“武器的批判”来代替“批判的武器”。仅仅由于这一点,就值得在北京地院的文革史上大书特书一笔!显然,地院造反派某类代表人物(最为典型的应当是蔡新平)及其群众致使文革群众运动及群众组织斗争的某种“定律”或“范式”(从“文攻”走向“武卫”的杀戮和牺牲!)在北京地院绝无可能运行开来。
二
张运钧、李颖伉俪所写的《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的兴衰沉浮——对文革的反思、研究和再认识》一文,简练而有力地评述了北京地院文革的最大群众组织——“东方红”(先是称“东方红战斗队”,后改为“东方红公社”)的诸多方面:(一)地院“东方红”的兴衰沉浮是文革运动的一个缩影;(二)地院的文革运动具有“通天”的特色;(三)地院“东方红”在文革中“创造”多项第一;(四)文革充满了无法无天的“政治恶斗”和“群众专政”;(五)我们在政治狂热、盲从的欢呼声中訇然倒下;(六)文革中充满了极端思维;(七)中国的政治生态遭受到严重的破坏。 因而,沿着这些方面的思路出发,我个人认为,北京地院的文革初期历史还有以下几个具体方面更加值得关注: (1)文革的一大“悖论” 伏庆是在《我与北京地质学院文革》一文中,提出了一个源于自己刻骨铭心的文革体验的“悖论性”疑问:为什么文革会在同一位最高领导人兼最高发动者的统帅下发生并出现跟随着他的势不两立的群众派别之战呢?如何才能做到在文革中“听毛主席的话”呢?用伏庆是自己的话来说:“1960年代中期,毛主席的权威达到顶峰,……人人都说最爱读毛主席的书,最听毛主席的话。可是在他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中,为什么会形成对立的造反派和保守派呢?既然都听他的话,为什么有截然不同的表现呢?造反派和保守派,究竟谁听毛主席的话,谁不听毛主席的话?如何才能真正做到听毛主席的话,听党的话呢?” 在我看来,这种疑问以及由作者列举出的文革一系列荒唐而又怪诞不已的现象 ,不仅是像作者这样当年普通的青年学生无论从哪一个角度都无法回答,就是毛泽东本人也很难从理论或实践等方面来回答的,更何况其他人。这里,我认为田春林在其回忆录里作了比较好的回答,他写道:“以我一个文革中的红卫兵的亲身经历,我体会到,红卫兵运动可以说‘成也毛泽东,败也毛泽东’。” 田春林进一步用毛泽东多年来所惯用的政治手法的历史来证明这一点。毋庸置疑,不仅红卫兵运动,而且整个文革,何况不是“成也毛泽东,败也毛泽东”呢?毛泽东在整个文革历史过程及其主要阶段所具有的前后矛盾、左右冲突、破绽百出之特性直至自我分裂、自我否定和自我异化之必然,甚至达到了只有毛泽东去世,文革才有可能结束的地步。文革的一大“悖论”,正如1980年代一位中国知名人士所言:谁都否定不了毛泽东,否定毛泽东的只有毛泽东本人! (2)文革的一个“另类” 北京地院文革的一大“贡献”就是“诞生”或“降生”了像朱成昭这样一位文革“另类”人物。从所有参与北京地院文革的人物的个性、命运、典型甚至影响来看,朱成昭真正是无出其右的。就是从整个文革历史来看,由某一单位的文革伊始揭竿而起、登高一呼的群众领袖,到在某一文革局部地区或部门呼风唤雨、兴风作浪的群众代表,再到由于不满、痛斥文革而“引咎隐身”、“闭门思过”的“非议者”,最后到深陷十年囹圄之灾而成为十足意义上的文革“阶下囚”,朱成昭确实是独一无二的。 朱成昭本身发生的巨大变化相对来说时间较短,大约是在1966年底至1967年初。他先是主要以自己的观点、后是以自己的行动完成了这种变化。朱成昭约在1967年1月就提出了怀疑、批评文革的“八大观点”。到了2月,这“八大观点”被归结为四句话:“中央文革运动群众,大串联搞早了,联动抓多了,国民经济搞垮了。” 他还在私下说过:文革,“导演是骗子,演员是疯子,观众是傻子。” 朱成昭说出这种在当年文革“冒天下之大不韪”而有可能招致生命之虞的话语,比文革结束之际某些人的醒悟和痛悔岂止早了十年! 据田春林追述,是当年地院附中的一位语文教员向毛泽东与江青的女儿李讷(肖力)写信,举报朱成昭的观点问题,写信者托田春林把此信转交给了李讷(肖力)。其实,稍后,中央文革小组也从造反派“组织系统”的情况反映那里得知了朱成昭的问题。朱成昭在1966年底或1967年初同上述那位教员的谈话中认为:“中央高层现在存在三种政治势力,第一是毛林为首的文革势力,周总理为了保自己是紧跟毛林的。毛要依靠林对军队的控制打倒第二种势力刘邓。第三种势力是以康生为首的中央文革笔杆子势力。康生是有野心的,他现在依附于毛林的主流势力,利用毛打倒刘邓的心理将他推向极端,使毛走向反面失去民心和军队的支持,从而夺权。……当然也有可能毛在达到打倒刘邓的目的以后为了收拾局面,消除广大干部和军队的怨气,把文革派和康生抛出来作替罪羊。因此他认为造反派别看现在闹得欢,终究会和中央文革一样被抛出来当替罪羊。最后掌权的还是保守派和枪杆子。因此他在行动上由原来反联动到和联动打得火热,并把宝押在所谓枪杆子上。” 朱成昭的预见或预言,仅仅是在文革进行了半年左右而作出的,这不能不说是朱成昭的远见卓识。即使到了1967年3月被“闭门思过”,朱成昭还提出了“三条线”的观点,即“将来如果打起仗来,还是要靠老帅,中央文革这帮文人能干什么。毛主席现在只是利用这帮文人,迟早要把他们抛出来当替罪羊。又说中央有三条线,一条是毛,下粗上细,因为长期的宣传,把共产党的一切功劳都归到毛一人身上,老百姓只知道‘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不知道别的,所以越往下层,拥毛的就越多,其实毛在中央是少数。另一条线是刘少奇,上粗下细,跟毛相反。第三条线是周恩来,上下一般粗。还说造反夺权,国家部门瘫痪,国家经济已撑不住了。” 张华府在《从“东方红”成立到朱成昭拒绝“归队”》一文回忆到,1967年4月,朱成昭拒绝了王大宾向他转达的中央文革小组要他做出“检查”的建议。作者在提出了朱成昭拒绝此建议的几点理由后,写道:“这段文化大革命极其重要的历史事件,就以这样的方式结束了。它是以叶剑英为代表的老干部势力,和以中央文革为代表的新生势力之间,对红卫兵造反派掌控权的争夺战。这一争夺战以叶剑英为代表的老干部阵营取得胜利而告结束。他们成功地把红卫兵造反派的领军人物朱成昭和中央文革离间了。历史就这样定格了。” “接下来,中央文革就只能调整自己的战略部署了。你想想,连中央文革自己树立起来的旗帜朱成昭对中央文革的方针都怀疑了,都和中央文革决裂了,那还会有多少基本群众会死心塌地地继续跟着中央文革干呢?造反派全面夺权走不通了,那么,调整方针是势在必行了。……中央文革只能放弃原先的全国统一由造反派掌权的第一方案了,退而求此次,先‘三结合’吧。” 尽管这种说法有些夸大朱成昭一事的作用或影响,例如,老干部阵营与红卫兵造反派的掌控权之关系就是一个悬念;又如,朱成昭一人能否操纵红卫兵造反派的掌控权也是一个疑惑;但是根据张华府的这段评述可以说,1967年春季在老干部势力和学生“异类”代表的不约而同或不谋而合的双重“夹击”下,不仅使得中央文革小组而且使得整个文革,一时处于某种窘境。 在时间标注于1967年8月15日的“检讨”中,朱成昭本人写道:到了1967年春夏之季,文革出现了全国性的武斗,“文化大革命弄到这一地步将无法收场了。即使勉强收了场,后遗症也将是惊人的。其一是我国的经济形势必受到很大的影响;其二也是最主要的是人,全国两大派的对立将可能继续很长时间,人们积极性的调动恐怕很困难了;其三,大批的老干部被淘汰,这些年青人是否能接好班,把好权?这批人中难道就没有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我想若是让聂元梓、蒯大富当权,中国很可能要出修正主义。” 所以,他对毛主席的路线产生了“彻底地动摇”,对文革取得的成就“发生了根本的怀疑”,对毛主席在人民心中的威望“也发生了动摇”,“文化大革命中主席的威望不是抬高了,而是降低了。对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发生了动摇,对中国的前途也担忧起来。”“中国现在可能不是离共产主义近了,而可能是越来越远了。”“我开始对文化大革命失去了信心,对中国的前途发生了怀疑。” 蔡新平的评价比较全面、合理:“朱成昭和他的追随者们是真正的造反派,是有独立思考的‘造反者’,他们的头脑并不是简单接受来自各方的‘灌输’,虽然也在努力窥测领导意图,但更多的是在用自己脑子在思考,并不是上面怎么说就一定会怎么做。他从来都不会言听计从,更不是驯服工具,再加狂傲自负的倔强性格,在毛时代特定的政治环境下,是导致他们走上不归之路的内在因素。” “应当说通过肖力,在‘五大领袖’产生之前,朱成昭就已为毛泽东所知。中央文革对他的器重实际上也是传达了毛泽东对他的器重。他走红在‘五大领袖’中除聂元梓外的四个‘小将’之前,但这个‘小将’太有主见,个性太强,太桀骜不驯,最后扎了他老人家的手,不得不放弃。” 在我看来,正是因为朱成昭本人的个性和见解,他比这“五大领袖”在文革个人命运上更有锋芒、更具前瞻性。也正是由于与这“五大领袖”不同,朱成昭的文革个人命运更多是批判性的,而“五大领袖”的文革个人命运更多是悲剧性的。换言之,在某种意义上,朱成昭就是一位文革批判的“预言家”、一位文革命运的“先知先觉”者!另外,更加令我感慨不已和长叹不息的是朱成昭在文革后说的一段自勉自励。据伏庆是回忆,他于1993年8、9月在上海与朱成昭的长谈中,朱成昭说道:“我们这一代人注定要经历三大战役。第一战役就是文化大革命。在这次战役中,我们被人利用了,失败了。第二战役是经济战役,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事情。经济战役是为第三战役做准备、打基础的。第三战役是文化战役。中国只有经历一场真正的文化革命运动,才能彻底改变。……等我们赚了钱,有了经济基础,就在巢湖边上盖座小别墅,把大家召集起来,读书、学习、讨论、写作,开展文化运动。” 朱成昭的英年早逝使得这段自勉自励仿佛成为某种数十年来一直令人泪眼婆娑的憧憬。迄今为止,我们对于朱成昭以及由文革所带来的“朱成昭现象”,探讨得远远不够,研究得远远不透。 (3)文革反思的一种反差 文革之后,关于文革的反思必定是形形色色,千差万别。然而,这种反差在北京地院当年文革结成一对特殊关系的人物中具体而又独特地表现出来,这就非常值得关注。 古宝琳所写的《我与王大宾的苦难婚姻》一文,在现存的所有文革回忆文章和著作之中,是非常少有地追述文革风云人物或知名人物婚姻生活的一篇力作。作者以其女性特有的细腻笔触,特别是以她切身体验过文革而具有的熔感性与理性于一炉的洞悉,对于文革下的婚姻感情生活波折及其苦难的评述,入木三分,力透纸背。“文化大革命的激情造就了我和王大宾的婚姻,文化大革命的无数灾难和痛苦又摧毁了这段婚姻。” “所谓的十年‘浩劫’中,我们参加的活动也不过就是两年,可是这两年,给我们一生带来的影响和伤痛是深重的,甚至跨越了两代人,永远忘不了,抹不平。” 尤其是作者在该文“结语”所写下的话语,可谓余音绕梁,令人回味至深:“像王大宾这样一批被文化大革命的巨浪推向舞台的时代骄子,政治光环只在他们头上晃了几个月,就被他们的伟大舵手投进了万劫不复的深渊。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尽心尽力去效忠这个政权,也不是他们没有能力去肩负历史重托,而是他们的领袖从来也没有信任过他们,也不准备去依靠他们。只是在特定的背景,特定的历史阶段,暂时需要利用他们的热情去助燃‘群众运动’的熊熊烈火,企望达到他发动这次大运动的目的,企望把中华大地引向他苦心设计的乌托邦蓝图。但他失败了。哪怕是一度鼓吹得像神一样的太阳也无法跳出自己一手设计的政治和社会怪圈。他的大胆尝试带给养育他的祖国无穷的灾难和痛苦。当然,对于发生在中华大地,又震惊了世界的长达十年之久的这段历史,如果能简单地用某决议中‘动乱’‘浩劫’等几个词就能描述清楚的话,当权者就不会设立长达几十年的‘文革禁区’了。至今仍看不出有任何解禁的迹象。” 相比之下,对于文革的反思,王大宾远远不如古宝琳,简直不可同日而语。在2015年出版的回忆录中,王大宾谈到所谓“我对我们错误的反思”,泛泛论及了“实践证明我们没有紧跟毛主席战略部署”、“文革运动的实践证明我们不行”。 他写道:“在(文革)这大乱的局面中,毛泽东一直在看,不但在看着聂元梓、蒯大富,也在看着我们,看着文革运动中冒出的各路群众组织头头、各级干部和解放军的各级领导人的形形色色的表演与动作。他期望在其中选出他认可的接班人,保证他的社会主义路线传至千秋万代。”结果呢,“我们北京高校的五个头头,的确都让毛主席失望了。” 王大宾这段自责不已的话语,也是对于那种“我们(指‘五大领袖’)当年所犯的最大错误就是没有正确领会执行他老人家的伟大战略部署”而抱有的终生遗憾所做出的一种反思性的“脚注”。今天,人们可以试着做出某种猜测或设想:如果这“五大领袖”没有让那伟大领袖失望,那么文革会是什么、文革又会怎样呢? (4)文革中干部问题的一个侧面 显而易见,文革中大大小小、林林总总的干部问题,其尖锐程度、复杂范围和曲折方式,一点也不亚于其他所有的文革问题。 一方面,正如胡昌铭在其回忆录中所写到的:文革使得中共干部体制和干部势力受到重大打击,“对于干部队伍来讲,干部曾经有过的光辉、被崇拜的形象已经严重受损,甚至荡然不存,倒是还原了其人性的真实一面,其实在人格、情操、公与私的表现上不比老百姓强多少,与老百姓相比,有的甚至相差甚远。” 也可“发挥”林彪1966年12月6日在中央工交系统文化革命座谈会上的那种说法:文化大革命就是一场“批判干部的运动”、一场对干部“大批判、大审查、大教育的运动” 。如果以林彪的此番说法来“审视”文革的干部问题,文革的确就是中共党和国家除了毛泽东一人之外的各级各类各行各业干部都要经历的一所“炼狱”。 另一方面,文革中,干部势力或干部因素既没有隐身全退,更不会消失殆尽,它们会以特殊的方式或途径发挥一定的作用并带来相应的影响。在《记安静中老师文革中为保护地院做出的重大贡献》一文中,蔡新平记述了地院文革一开始就被当作文革党内斗争最早政治牺牲者而被打倒的几位干部代表人物所具有的独特作用。他们即使身在文革的边缘或外围或“江湖”,也会时常心系文革格局或文革某一群众派别或文革政治“庙堂”。这几位干部代表人物在地院造反派群众有可能即将分裂的前夕,出谋划策,力挽狂澜,使得所谓“蔡派”群众没有拉出队伍,自立山头,这就“使地院没有发生武斗”。因为,地院“只要两派分裂成为既成事实,北京市必将出现引发高校大战的第三个火药桶”。蔡新平由衷地对以安静中为代表的干部们喊出了心声:“你们保卫了地院,你们功德无量!” (5)文革凸显的一种革命惯性、一种造反定势 文革开始不久,必然呈现出一种文革造反派运动固有的“惯性”或“定势”,即如同革命每每很快陷入革命的内讧或内战,造反常常迅速转入造反的内耗或内乱,文革所有像样一点的造反派组织大都在数月左右就步入了其内部的论战、争斗、分化甚至厮杀!北京地院造反派在其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成立之际,其掌权者作为“昔日造工作队反的革命者,一旦大权在握,就不再能够容纳不同意见了,将与之持有不同意见的人扣上颠覆红色政权的帽子,继而打成反革命,这已远远超过了工作队‘反干扰’的白色恐怖。这是滥权滥专政,它与毛泽东给工作队定义的‘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属同一性质。有权了就可以胡来,就可以为所欲为,就可以打击报复,就可以贪腐。这种权力的任性,根深蒂固” 。看来,包括北京地院造反派在内的各等类色的文革造反派及其掌权者们都没有逃脱出以往历史上若干革命运动自我解构直至若干革命者自我消解的宿命。杜应国的评说真是鞭辟入里:“造反派掌权后,是否就能遵循文革初期宣传的‘大民主’的逻辑,容纳不同意见,吸收底层民众参与各级机构的管理?地院东方红的作派对此作出了截然相反的回答。其实,岂止是地院,清华、北大以及全国所有掌权的造反派不都一样,一旦大权在握,都一无例外地对新起的异议者、反对派挥舞起残酷无情的镇压大棒,决不手软。这样严酷的事实,对于戳穿‘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之类的文革谎言,揭示将文革‘进行到底’的‘底’究竟意味着什么等等,就是最好的例证和回答,不知那些至今还醉心于文革迷梦的人为何看不到这一点。” 尽管按照人们常说的,文革本质上不是一场革命运动而是权力争夺战,但是,处在革命与造反之间而具有高度张力(tension)的文革,作为某种“准革命”,或者作为更加贴近中国传统文化意义上的“造反”,或者作为颇有争议的“革命的革命”,它至少在形式上更加近似于革命,更有着其特有的革命“气息”或革命“气数”。 由短到北京地院造反派一家一处的整体嬗变,长到所有文革造反派全社会性的全盘裂解;由小到北京地院造反派掌权者们的兴衰造化,大到以往历史上革命运动的一些“革命军”闯将特别是国际共产主义革命一些“马前卒”的生死劫难,不是一直不断地上演着革命经常吞噬革命儿女的悲剧,就是连续不已地重复着多少类似农民革命王朝开国年代造反者总是残害造反者的闹剧!例如,基于苏联的解体以及苏联共产党的衰亡来看,当年苏俄两大革命党魁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权力角逐和生死斗争绝不只限于意气之争或个性使然或争权夺利等,而在最初苏联建国前后之际,托洛茨基的主张和政策时常就比斯大林的更为激进甚至更为残酷,而斯大林的策略和举措则不时会汲取托洛茨基已有的某些想法和说法。从“大历史观”来发问,斯大林与托洛茨基二人在革命手段、革命素养、革命秉性直到革命期许、革命主旨、革命理想上有什么截然不同吗?仅从苏俄革命权力运行的谱系来讲,斯大林不过是“上台了的托洛茨基”,而托洛茨基只是“下台了的斯大林”而已! 实际上,划破文革思想夜幕的顾准先生以其整个晚年的悲壮经历所诘问的“娜拉出走之后怎么办?”和所质疑的“革命之后怎么办?”之类的问题,就直接或间接地而又有力地回答了那些文革所带来的层出不穷的诸如“革命后犯错误”和“造反派犯错误”之类的失落、困顿、迷惑和绝望。文革长夜下,顾准先生探讨了革命与专政、革命与民主的内在关联,考问了革命的异化以及革命者的自我异化之现象,论及了在朝的“执政派”与在野的“反对派”的有机依存,阐述了经验主义与革命理想主义的不同取向、追求和归宿。 顾准先生的启蒙思想如火如炬,即使在今天,依然闪耀着发人深省的光芒。 多少类似于过去某些革命在一定程度上是由革命的敌人制造出来或催生出来的,农民王朝意义上的造反在很大范围里也是由造反的敌对势力滋生出来或孵化出来的。这一点使得无论是革命还是造反都必定带有它们各自挣脱其文化母体而出生所先天具有的深厚胎记或浓重血迹。这就恰如有什么样的革命(或造反)领袖,就会有什么样的革命(或造反)群众,反之亦然;而有什么样的革命(或造反)土壤、空气和水分,就会有什么样的革命(或造反)文化“植被”,反之亦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先哲”卡尔·马克思所着重强调的“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的革命训诫是否应该适时地、具体地甚至突出地转换为如下的诉求或规范:革命不只是要解放革命者,而且还应该解放包括革命敌人在内的所有人;或者说,造反不只是要解放造反者,而且更应该解放包括造反对象在内的所有人!概言之,这种转换应该成为衡量和检验某种革命是否健康和是否健全的基点,或者,这种转换应该成为评价和界定某类造反是否有效和是否长命的基准。若是背离了这一点,所谓的革命不可能真正成为社会的解放,不可能是人的全面解放,甚至都不可能是革命者本人的起码的解放,至多是某种政治的解放;或者说,所谓的造反不可能真正成为全民的进步,不可能是人的全面进步,甚至都不可能是造反者本人的像样的进步,至多是某类人物的得势。很有可能的是,上述这类只注重政治解放的革命会成为再现或延续那种“王朝生死兴衰周期律”之折腾加动荡的循环,上述这类唯权力至上的造反会成为重蹈或沿袭那种“没有敌情也要制造出敌情、没有敌人也要创造出敌人”之恐惧加恐怖的轮回!更加值得高度关注的是,一旦如此之类的革命与如此之类的造反联手相并,那么“革命的革命”和“造反的造反”就会接踵而至,孪生相随! (6)审视文革的一种“画面音”(不是“画外音”) 在我看来,张运钧、李颖伉俪为他们编辑的此书所写的“前言”和类似编辑“后记”的专文(《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的兴衰沉浮——对文革的反思、研究和再认识》)以及编纂的“北京地质学院文化大革命大事记”(实为1966年至1968年三年的文革大事记),为这套文集锦上添花,增光溢彩;尤其是这里所提及的“前言”和“后记”专文成为这套文集中观点最有分量、分析颇为犀利和概括比较全面的重头之作。 一方面,张运钧、李颖伉俪绝不局限于只是为了编辑北京地院一地、一域、一时、一派的文革经历,而是源于这种经历并且高于这种经历,他们对于编辑此书的初衷和目的做出了振聋发聩的陈述:“我们编辑本书,为的是决不让我们的子孙后代继续受骗上当;为的是我们的子孙后代不再被政治利用;为的是我们的子孙后代不再成为政治牺牲品;为的是维护我们应有的权利;为的是保护我们自身的安全;为的是重新审视我们当年走过的文革的历程,认真地总结其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以更广阔的历史视野来瞭望我们前进的征途……。” 这种“画面音”如同黄钟大吕,所发出的历史警示不正是给我们文革研究者所树立起的一种“座右铭”吗! 另一方面,张运钧、李颖伉俪还提出一个反思、研究和批判文革而应具备的颇有见地并意味深长的视角:“前苏联的解体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的失败,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实践失败的两个重大标志性事件!” 仅就这样一种“画面音”而言,张运钧、李颖伉俪与他们的同学蔡新平等一起艰辛完成的这套文集,其反思的视域、其审视的界限就不囿于中国,而是融入世界历史和人类生活。
三
近些年来,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和形势,无论从哪一个方面来讲,都使人们越来越直切而又深切地感受到了追述、反思和批判文革的必要性、重要性和迫切性。2017年7月,我在清华大学开设十余年、二十多个学期的“文革史论”一课被“下令”停止讲授之后,我本人更加痛切地感受到了这一点。因为,我直观地、感性地就可体会到:在文革结束之后,文革的蛛丝马迹从来都没有像今天这样与我们的生存和生活息息相关,挥之不去;文革的幽灵阴魂从来都没有像现今这样在中国大地上影影绰绰,时常发作。对于许多人而言,特别是对于出生于1970年代之后的中国人而言,文革由何而来?文革向何而去?文革究竟意味着什么?文革究竟为了什么?文革与改革到底是什么关系?文革的终点真的就是改革的起点?……还是张运钧、李颖伉俪言之凿凿:“只要产生文革的土壤基础客观存在;只要这种政治体制弊端的存在;只要党内权力斗争矛盾激发到非常阶段;只要党内出现野心家,文化大革命运动就会有再次出现的危险。在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弊端成为了当今中国社会政局乱象的总根源。所以文化大革命必须坚决地进行否定!现有的政治体制弊端必须改革!” 我非常敬佩、非常感谢蔡新平及其同仁们的坚毅执着和不懈努力!必须强调的是,正是清华大学有了孙怒涛们,北京大学有了张从、樊能廷、奚学瑶和王复兴们,北京地院有了蔡新平们,从2013年到2018年付梓问世的《良知的拷问》、《历史拒绝遗忘》、《真话与忏悔》、《风雨未名湖》、《燕园沉思录》、《回顾暴风雨年代》、《北大文革简史》和《昨天的记忆》等等专著或文集,标志着近几年北京地区的大学文革史反思和研究不断迈向新的台阶,不断取得新的可喜成绩。 昨天犹在,记忆永生。质言之,只要以往不意味着遗忘,记忆和反思就会成为历史的本体所在。记得文革之初,我上小学不久,看了革命样板戏《红灯记》后,脑海萦绕着一个因年幼而不太领会的场景:该剧主人公李玉和去日本宪兵队队长鸠山“宴请”之前饮下母亲的“送别酒”时说过的一句台词:“妈,有你这碗酒垫底,什么样的‘酒’,我都能对付!”现如今,我要说:祖国啊,有文革垫底,什么样的专制苦难,我们都能对付!
【一点说明】此书评初稿写完后,我发送给蔡新平先生等,请他们过目。可能是由于网络技术的普及和便利,经过多次转发,此书评很快在文革博物馆通讯990期·华夏文摘增刊第1158期(2019年1月8日,中国新闻电脑网络CND主办)发表,在此,谨向该刊主编华新民先生致谢!但是,在此之前,我正在修改此书评,并于1月6日向何蜀先生正式提交了此书评的“修订稿”(除一些个别文字修订外,主要是改写了全文第一段文字和加写了第二部分第五小节)。这里发表的就是这一修订稿。特此说明。——作者谨记。
完稿于2018年最后一天 修改于2019年1月6日 北京·清华园
—————————————————————————————————— 【书海泛舟】
“地质匠”们开掘的文革历史深井 ——初读《昨天的记忆——北京地质学院文革往事记述》
王海光
文革初期的红卫兵造反运动中,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地质学院、北京航空学院、北京师范大学这五大院校,是文革司令部号令和指挥全国群众造反运动的五大旗杆。北地东方红头头王大宾,与北大革委会主任聂元梓、清华井冈山头头蒯大富、北航红旗头头韩爱晶、北师大井冈山头头谭厚兰,并称为红卫兵五大领袖。1968年7月25日,毛泽东率文革司令部全体成员召见了他们,严厉批评他们打派仗,宣告了红卫兵运动的收场。可以说,这五大院校的文革运动史,浓缩了文革初期红卫兵造反运动的轨迹。这些学校文革运动的兴衰成败,既反映了毛泽东如何运动群众的权谋,又反映了群众运动如何偏离毛泽东文革目标的脱轨,其运动过程充满了惊心动魄的各种变数和突发性事件。所以,文革史者对五大院校的文革运动都非常重视,很希望当事人能够提供比较真实可信的史料可供公开利用。 2018年末,以北京地质学院陶世龙老师为顾问,蔡新平、田春林、伏庆是为策划,张运钧、李颖共同编辑,众多当事人参与的《昨天的记忆——北京地质学院文革往事记述》史料集汇编,得以正式付梓了,这是文革史研究的一件大事。该书有上中下三册,分为纸质版和电子版两种,汇集了丰富的口碑史料和文献史料,有历史事件的现场回忆,有几十年后的深刻反思,是文革史研究的又一个重大成果,为文革研究又打开了一个新的窗口。 史料整理是研究历史的基础性工作。史料集的收集整理和出版,是搭建一个学术平台的事情,工作量很大,往往需要集体合作,其份量要比一般性的专著更重,学术生命力也更加长久,历来为学界所重视。这部120万字的纸质版和多达240万字同名的电子版,从开始酝酿到结集成书,历经近八年的艰苦工作,凝结了他们共同努力的集体心血。虽然有许多文章已经在《昨天》、《记忆》等网刊和杂志上发表,但与汇编起来结集出版的分量还是不一样的。分篇文章只是零散的片段,汇集起来则能呈现整体。而且电子版中还增加了很多新的文章、史料,编排有序,更有利于研究者使用。这部《昨天的记忆》的出版,为地院文革史的研究搭建了一个公开的学术平台,为文革史研究开辟了一个重要阵地。 近年来,这五大院校的许多文革运动的亲历者都做了不少个人回忆,为历史留下了他们可贵的记忆与深刻的反思。孙怒涛的《良知的拷问》一书,可以称为是老五届大学生文革反思的代表性著作。这些都是研究文革史的非常宝贵的口碑史料。可以说,离开了这些生动翔实的口碑史料,后人再面对那些充满了阶级斗争时代语境的政治语言的文献史料,可能就看不太懂了。但是,留存历史恢复记忆的活动,是一个群体性的工作。只有在一个群体共同的回忆中,才可能有对证性的相互启发,能够把一些细节考订清楚,给后人留下一个比较清晰的历史图像。然而,其组织的难度也是可想而知的。组织者和参加者不仅要有对历史负责的存史态度,还要有敢于面对昨天鲜血淋漓的道德勇气,还要有兼容并蓄的包容性和存异存疑的理性涵养。这是很不容易的。所以,目前能够做出群体性共同回忆的院校还不多。现在已经出版的有清华大学文革亲历者的《真话与忏悔》、《历史拒绝遗忘》(孙怒涛主编),北京大学《燕园沉思录》、《风雨未名湖》(张从、奚学瑶、樊能廷主编)等书。北京地质学院《昨天的记忆——北京地质学院文革往事记述》的组织编辑出版,在五大院校的群体记忆和反思又有许多自己的新特点,参与者的代表性比较充分,具有史源的多样性,体例比较完整,内容比较丰富,脉络比较清楚,在首都五大高校文革研究中很有点后来者居上的意味。 我接触地院的文革小报材料,还算是比较早的。在1988年写硕士论文《红卫兵运动兴起之探析》时,就曾翻阅过北京地质学院的《东方红报》、清华大学的《井冈山报》这些首都著名红卫兵小报。但当时读得一头雾水,对于文字背后的真正文章并不甚了了,甚至还有些误解误读。后来还是遇到了在校学习的学员焦洪波先生,他当年是地质学院的研究生,讲了一点情况,才算是略知了一星半点。深感如果没有当事人的口述,这些历史是无法做的。 在当时“否定文革”的历史叙述中,人们总是把造反派和左倾思潮的勇敢分子联系在一起的,与“打砸抢”的非法行动联系在一起。这是给人们通常的一种刻板印象。时至今日,一般人对造反派的派系关系还是知之不多的,甚至把造反派与老红卫兵混为一谈,对红卫兵思潮的文革流变是很不清楚的。承蒙陶世龙老师盛情,约我参加了北地师生的几次聚会,结识了蔡新平、孟繁华诸位先生,交流过对文革资料编辑的一些看法,以后又有一些邮件微信往来,对地院文革的复杂性才有了较多的了解。深知这项工作的难度,对他们的精神是非常感佩的。如果他们再不去做这项工作,地院的文革历史对后人就可能是一盆浆糊了。 这部资料书的出版,让后人研究这段历史有了基础性的材料,这是一件造福学林的功德无量的事情。在书稿付梓之际,蔡新平先生要我提点专业性的意见和建议,谦称自己是“地质匠”,意思是搞技术的。其实历史学也是一门技术。法国年鉴学派创始人马克•布洛赫有一本书,书名就是《历史学家的技艺》。研究人类社会历史与研究地质演化历史,本质上都是追求客观实相的科学活动,只不过是“术业有专攻”而已。蔡先生他们已经做了相当好的工作,让我们领略了他们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有感于这些老“地质匠”的认真、执着和真诚的精神,我是却之不恭,勉为其难,就从当代史研究的学科角度谈点不成熟的初读意见吧。
一、实证研究的一项基础性工作
我们现在通行的关于文革史的研究路径和叙述框架,基本是在1980年代的“彻底否定”文革和“宜粗不宜细”的政治逻辑下形成的。其特点是政治实用主义的“神鬼史观”和“路线斗争”的思维方式,习惯于用高层政治的权力斗争和人事派系关系来解释文革历史,使用的是“左”和“右”之类的模糊性的政治词汇语言。这种叙事方式,影响非常深远。不仅是国内官方主流史学所运用,也影响到国外的文革研究。海外的许多文革史著作大都也是沿用了这个框架。一些民间研究者的文革研究,虽然语言大胆泼辣,敢说敢评,但实际上还是在这个框架中,只不过是把神与鬼的位置颠倒了一下而已。无论是把奉若神明的毛泽东、周恩来拉下神坛,还是给负面角色的林彪、江青等重新正名,都是搞的“政治正确”的文章。这种“颠倒颠”的历史,其实玩的还是政治,不是做复原历史的学术研究。 历史是对昨天的真实记录,绝非是一部“决议”定天下的事情。我从不认为历史有什么终极目标,人类的社会历史发展根本不是设计出来的。所谓宏大计划的目标愿景,从来都是政治家给民众开的空头支票,也从来就没有真正兑现过。人类还没有设计未来的超能力,都是“且行且珍惜”地一路走来。所谓历史发展,其实就是一个鉴往知来、不断纠错的趋利避害过程。佛教供奉过去、现在、未来的三世佛,实在是高明的人生大智慧。怎样看待昨天的历史,就会如何认识今天的世界,也就预见了明天的未来貌相。极权主义统治最厉害的地方,就是控制历史的话语权。 极权主义史学是以“政治正确”图解历史。通过制造和传播谬误的历史知识,给民众制造时空颠倒的认知错觉,承继了愚民灭智为核心的秦王朝统治传统。不能不说,这种通过改变人们历史记忆的统治方法很有效,我们民族的历史遗忘速度是非常惊人的。现在的大学生们对文革已是茫然无知了,甚至对改革也知之不多,脑子里被灌输了许多谬误的历史知识。我曾问过一所著名大学的历史专业本科学生,“四人帮”的名字已经说不全了,更让人吃惊的是,连赵紫阳是谁也不知道了。文革如此惨痛的历史教训,现在居然成了轻飘飘的“探索”失误。与此对应的,是“厉害了,我的国”的虚骄狂躁,狭隘民族主义的夜郎自大,个人崇拜的沉渣泛起,绝对主义斗争哲学的盛行朝野。经过文革的过来人,对这些东西都会有似曾相识的熟悉味道。以至有人痛心疾首说,我们又进入了亚文革时代。历史与现实的互动,由此可见一般。 由于文革研究在国内长期成为禁区,文革的极权主义政治遗产和绝对主义斗争思维还没有得到清理,遗留下了许多认知混乱的运动后遗症,对当下的社会生活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正如陶世龙老师在该书序言中所说:“朝野各方并未完全达到共识,争议仍多,乃至势如水火……时至今日,文革的语言、形式,在公共场合仍不时可见,特别是文革遗留的思维方法,仍在支配人们的头脑。”所以,开展文革史研究,仍有着思想启蒙的补课意义。“礼失求诸野”。在当前的条件下,这项工作只能是民间活动。抢救民间记忆,已有了时不我待的急切性。对于经历文革历史的当事人来说,更不能祈望、等待政治宽松的明天。没有对昨天的历史清理,连今夕何夕还搞不清楚,我们还有什么资格侈谈拥有明天的未来?《昨天的记忆——北京地质学院文革往事记述》的编辑出版,正是体现了这些地院师生们这种“时不我待”的历史责任感。 极权主义史学有一套治史方法,简言之,就是以国家主义的著史立场,进行宏大叙事的历史建构,制造意识形态的正确性。这种国家主义建构的历史记忆,与人们社会生活的常识记忆,是两种不同面相的历史图景。在文革史研究领域,反映得最为典型。人们在对于历史认知和人物评价的许多问题上,观点相当对立,冲突相当激烈。但如仔细看过其观点的冲突,大都是一些缺乏经验事实基础的泛泛议论,属于是不同立场观念的意气之争。争论双方表现上的剑拔弩张,实际上则是价值同源,都还是受制于神鬼史观和政治正确的历史观念影响。所以,清理过去的历史,不仅有观念上的价值性问题,更有史法上的工具性问题。 走出极权主义史学的藩篱,历史学的建设需要有三方面的工作:一是以民众史的微观研究,恢复人们来自生活经验的常识记忆;二是开展去意识形态化的实证主义史学研究,从政治正确的叙事语言转为价值中立的叙事语言;三是以国家中心的治史模式转为个人中心的治史模式,由评价性历史转换到叙述性历史。这就需要有视野下沉的微观研究,从狭隘的庙堂走上广阔的田野,进行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民众史研究。从民众史和个案研究出发,重新建构文革史研究的微观基础和知识体系。 有些人会认为,只有高层历史、宏观历史才是历史研究,个案研究是局部的具体历史,价值不大。这是一个治史观念的错误。其实,整体与局部都是相对的。历史研究如同瞎子摸象,大家接触的都是一个局部。即使看到的是大象的整体,也只是一个局部性整体,显现的不过是表皮轮廓的一个局部侧影。所以,个案研究与整体研究应有同等价值,在积累历史知识上还更有价值。个案研究提供的历史经验,是解构国家主义史学宏大叙事的不二法门。 近年来,学界的史学风气有了很大变化。人们开始注重历史知识的积累,走出政治正确的窠臼,在大量经过实证研究的历史知识的基础上,做出新的历史叙事结构和历史诠释方式。《毛泽东最后的革命》(哈佛大学出版社•2006年)在文革史中是比较注意民众视角的书籍,主笔沈迈克教授近年来转向公安“特情”工作的研究,就是想从微观层面重构历史叙述的工作。 重构文革史知识体系,在学科上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从史学走向了史料学。就是说,从官方高层政治的宏大叙事转到民间著史的微观研究,不仅要有高明的史识,还要有深部和细部的史料准备,进行微观层面的深度打井式的历史发掘。当代史学的研究趋势是越来越重视个案研究,关注个体生命价值,注重于个人经验,重视民间史料的收集、整理与利用。《昨天的记忆》史料集的编辑出版,正是符合了当下这种学风潮流的要求。 对于历史研究而言,历史资料(文献史料和口碑史料)的收集与整理,是建立一个学术平台的基础性工作,比自己写一两部著作的意义更为重大。《昨天的记忆》的编辑体例,有大事记、当事人回忆、专题史料、讨论与研究、地院文革史料文献、地院文革史编著工作历程回顾等篇目,是以回忆口述占重头的史料集。共收集了30多位地院师生和有关地院文革的人的回忆和口述史料。“编著工作历程”记录了他们的历次讨论,整个工作的参与者近百人。结集时又经过了大家的集体讨论,存史过程比较完整,是集体回忆的成果汇编,内容非常丰富。 在这些编著参与者中,有学生、也有老师;有保皇派、也有造反派;有台上派、也有在野派;有整人的、也有挨整的;有激进的“朱派”、也有温和的“蔡派”……。许多人在文革中形成的观念至今仍然,当年地院文革的“啃猪蹄”派和“喝菜汤”派的分歧还在。这种情况,在清华、北大等校也一样。原来的保守派、造反派、逍遥派,基本还是原来的立场。但这并不影响存史。只要在讲事实、求真相的共识下,不同观点的个人表述都是不同史料之一,反而有史料来源的多样性价值。这种不同观点的共存,也符合制度经济学派科斯教授所讲的“思想市场”的意义。 史源的多样性提供了历史客观性的可能。这部书具有不同观点“各自表述”多元并存的特点,客观上在叙述者中形成了一种对证关系。以这些口碑史料为路径,阅读和理解电子版中收录的文献史料,参照他们在围绕历史记忆中的一些争论,可以比较方便地让人进入历史现场,提供了人们在阅读史料中进行比对和鉴别的弹性空间。 各种史料的比对和鉴别是存史写史的基础性工作。对于以口述史料为主的汇集来说,形成一个共同讨论的场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历史活动中,包括群众组织的头头在内,都是处在一个特定的历史域界中,许多事情的发生情况都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这只能通过处在历史现场不同角落的人们的共同回忆才能确定下来。如首都“三司”的创建和负责人问题,长期以来局外人知之不详。聂树人在他的回忆录《地院东方红兴亡史》中讲,自己是北京“地派”二把手,“三司”的实际负责人。在《昨天的记忆》中,田春林、伏庆是、孟繁华等许多当事人都讲,首都“三司”的第一创建人和负责人是周永璋,聂树人只是宣传部属下《首都红卫兵报》的负责人。在毛泽东赞赏的红卫兵某篇重头文章的起草经过问题上,文章作者孟繁华也否定了聂树人的起草人说法。这些当事人的不同说法,是一个相互证伪的过程,避免了以讹传讹的可能。 再如,关于毛泽东女儿李讷到地质学院的时间,这是文革司令部操纵群众运动的关键性史料。书中记录有三个版本(殷惟侯版本、田春林版本、蔡新平版本),每个版本都有自己的权威性。这就不妨共存下来,各备一说。从史感上蔡版更为切合,但殷版、田版也有其亲历根据。在更多的史料涌现出来后,自然会呈现出来最契合历史合理性的说法。 《昨天的记忆》编辑的文革时段,是从1966年到1973 年。以全国清查“五一六”运动在地院的结束而作为结尾。分为四段:工作组阶段的50天;“东方红”造反崛起的7个月;革委会掌权的1年4个月;军工宣队掌权阶段的五年。这是一个比较完整的运动过程。从运动如何起事的,到运动如何收场,各个历史阶段相对比较完整。对运动初期活跃分子最后的命运下场都有交代。特别是军队治校的清查活动部分,现有文革资料中涉及这方面的内容不多。这样,从这些活跃分子如何参与文革运动,到军队治校时期的整“五•一六”运动,再到文革结束后的审判和平反,能够形成一条史料链的线索。对当事人的历史责任和命运遭遇,“罪有应得”或“罪不当罚”,读者都会得出自己的判断。 《昨天的记忆》的存史思想是“不做判断,不做褒贬”,只做记忆的“复盘”。这种多观点并存的存史观念,是该书具有特色价值的地方。这种多元叙述的方式,历史维度展现得比较充分,会使历史叙述具有更大的张力,符合了“让事实说话,让读者判断”的现代治史观念。
二、北京地院文革史的特点及其个案意义
文革史的研究可以分为三个层面:中央层的文革、区域史的文革、单位史的文革。在这三个层面中,高层领袖、中层干部、基层群众形成了复杂的互动关系,有时是相互一致的合力,有时是相互抵牾的分力。这种一致与抵牾的分合情况,在北京红卫兵五大院校的文革运动过程中都有发生,由不同的应对情况形成了各校在文革运动大潮的不同表现,并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它们不同的命运结局。这些学校的文革运动,比较集中地反映了毛泽东领导文革运动的自身矛盾和冲突。北京地质学院和北京航空学院,因为都是一派掌权的学校,而成为了北京高校两大派“天派”和“地派”的代表。 北京地质学院是北京55所高等院校中的一所普通的工科院校,如何能够突然成为了高校红卫兵运动的领头羊?这件事情本身,也是文革运动自身矛盾的体现。在北地文革运动发生史中,可以看到领袖如何发动和驾驭群众运动,群众如何因应变化,以及最终被领袖所抛弃的互动过程,比较完整地展现了文革群众造反运动的历史发展脉络。 北地文革具有几个突出的特点。 1. 北京驱赶工作组最早的高校。工作组6月9日进校,20日就发生了反对工作组的群体性事件,因而成为了薄一波“反干扰”的重点单位,许多师生被内划为“右派”,遭到不应有的政治打击。 2. 第一个冲击部委机关的高校造反派组织。地院“东方红”成立后第一次行动,是到地质部上访请愿。这在当时是很需要些胆气的行动。地院“东方红”以“四冲地质部”而名噪一时,成为了“响当当”的革命造反派,具有行动力很强的彪悍形象,并由它出面组织了著名的首都“三司”,成为了中央文革号令群众的“铁拳头”。 3. 最早形成了全校一统天下的造反派组织。地院“东方红”从矛头朝上的“少数派”,迅速成为学校的“多数派”,最早组成了以“东方红”为核心的校革委会,是北京高校最早的造反派掌权的学校。虽然“东方红”内部也有不同派别(朱派、蔡派)的分歧,但没有公开分裂为两大派组织,没有发生其他高校的派仗武斗。这在北京各高校中最值得称道的闪光点。 4. 群众运动的暴力化程度较低。地院在1966年9月23日为占领校广播站发生了第一场武斗,开创了北京武斗的先声,但以后地院再没有发生过武斗。相对而言,地院“东方红”基本延用了过去的党的传统政策。可能是北京大中学校里面唯一的一个没有破坏文物古迹,没有非法抄家,没有体罚游斗“黑帮”和当权派的群众组织,也是第一个不问“家庭出身”,人人皆可参加的群众组织。不仅保护本校干部教师,而且还保护了来自十多个省区的许多受迫害的干部群众,如保护了被四川王李井泉打成 “萧廖李”反党集团的廖伯康的事情,就是一例。(补充说一句,我不太喜欢用“做好事”、“做坏事”的评价性语言,更愿意讲符合不符合逻辑的描述性话语。) 5. 北京红卫兵“地派”组织的一杆大旗。地院“东方红”因为组织统一较早,造反行动力强,社会影响力大,成为文革司令部借用群众组织名义行事的一个政治工具,委派了一些“特殊”的“任务”。如奉旨去西南揪彭德怀回京的活动、在全国各地设联络站支持当地运动等等。因为地院“东方红”的社会影响力大,而成为了首都高校“地派”组织的代表,对北京乃至全国运动都有很大影响。 6. 文革中最大的学生冤案“叶朱反革命集团”案。地院“东方红”的头头朱成昭,是中央文革一手扶植起来最早的“造反派”学生领袖。但他与叶剑英女儿叶向真接触后,又是最早地认识到中央文革的“运动群众”的独立思考者,转而走上了公开反对中央文革的道路,被抓捕入狱,列为中央专案组二办的重大案件。此案长达13年,牵连的人达 150 多人。朱成昭是文革红卫兵领袖中最早的自动脱轨者,该事件对地院乃至整个红卫兵运动都有相当影响,可作为高层政治与群众运动相互作用的一个案例。 地院文革的这些运动特点,在激烈的北京高校运动中是个异数:在整体的“左”的运动背景下,还能保持了讲政策的“度”;在被中央文革利用中,还有自己独立思考的判断能力;在两派的派性斗争中,还能留出了妥协的弹性……。所以,能够在文革的激烈派性斗争中,把暴力冲突控制在比较有限的范围中,没有发生形成规模的两派武斗,保留下了一个完整的学校校园。这是难得可贵,也是需要进行深入研究的地方。 对于地院文革的这些运动特点,《昨天的记忆》中的编著者们也做出了自己的分析和解释。 1. 院长高元贵是懂教育的、保持了理想主义初心的老干部,非常关爱学校师生,在师生中有极高威望。地质部何长工的无理打击,工作队的横霸作风,引起全校师生的公愤,人心不服。这是教师、干部和学生共同反工作组的认知基础。所以就有了后来“四冲地质部”的群体性行动。 2. 地质学院的学生来源主要是出身贫寒的平民阶层,大部分来自农村,高干子弟很少。学生整体素质比较质朴淳厚,了解底层社会的民众疾苦,野外工作的性质也使他们与教师的关系比较密切,能够凭自己的良知做出常识判断。这是与高干子弟红卫兵最大的区别。这样,没有内部消息来源的常识判断,反而是他们的一个社会认知优势。在奉旨揪彭德怀的行动中,有非常典型的表现。地院“东方红”在奉中央文革指示把彭德怀揪回北京的行动中,先后去了三拨人马,但是无一例外,都为彭德怀“俘虏”了,转而同情彭德怀,抗命中央文革。最后连“东方红”头头朱成昭也站到了同情彭德怀的立场上了,这是他后来转到了反文革方面的一个很重要的动因。 这个历史的片段,是很有启示性意义的。在庐山会议后,全党从中央到基层猛烈批判彭德怀,打了380万“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还给彭扣上了“里通外国”的弥天大罪。但是,这些费尽气力的污名化大批判,就像是见不得阳光的雪人,在真相和常识下,立马就消融了。这个事例,让我们有了相信未来的信心。 3. 以院长高元贵、团委书记安静中为代表的一批懂政治懂政策的干部教师,在学生们的背后起着平衡和把舵的作用。帮助学生分析政治形势,说服学生不要另起炉灶,坚持在组织内部的意见争论,以争取大多数群众为目标,有分歧有争论但不搞组织上的分裂活动等等。这都是非常高明的政治艺术。 地院文革在派性斗争表现出的妥协技巧,为北大、清华等其他院校所不及,提供了解决群众派斗的另一种模式。在“朱派”和“蔡派”的两派斗争中,“蔡派”无论在校内的人望支持度,还是与校外其他高校著名红卫兵组织的联系,完全具备拉队伍另立山头的条件。但他们在安静中等老师的指导下,始终保持了扮演组织内的“反对派”的角色。这就为两派的斗争,设定了一个楚河汉界。 作为“朱派”的一方,相对朱成昭的强势头头作风而言,继任的王大宾是弱势头头的作风。老实质朴,没有什么突出的组织才能和演讲能力,能够低调保持自己的学生身份。这也是能够维持楚河汉界的一个外部条件。在两派斗争中,越界行为是难以避免的,如果有理性的克制忍让,都能够给对方留出来协调的余地,也就保持了“斗而不破”的底线。如“朱派”砸“蔡派”广播台的“九四事件”,发生了激烈肢体冲突,“蔡派”被打伤多人,但没有借此机会再扩大事端。王大宾明确反对武斗,也立即带着革委会的成员到医院慰问伤者。这是有政治头脑的理性互动。作为反例,则是清华井冈山与“四一四”的派仗,越打越大,谁都停不下手来了,最后一起让毛泽东给装到了乾坤袋里。
三、孙猴子的跟头和如来佛的掌心
《昨天的记忆》在事件史上具有的独特价值,是提供了毛泽东的文革司令部如何运动群众的第一手材料,呈现了许多政治运作的细节。本书中的八个专题史料,通过口述回忆和原始文献史料,反映了群众运动的不同侧面。如“朱成昭专题”和“王大宾专题”,反映的是红卫兵领袖的产生情况;二进地质部专题和揪彭德怀专题,反映的是文革司令部如何运动群众的情况;“朱派”与“蔡派”专题,反映的是群众派性斗争的情况;“高安郑”专题、周永璋被抓专题和杨雨忠自杀专题,则是反映了文革运动中群众暴力的情况。在这八个专题中,可以看到群众运动的“大民主”究竟是怎么回事儿。表面上轰轰烈烈的群众造反运动,实际上都是在如来佛掌心中的翻跟头。我比较看重的是“朱成昭专题”和“高安郑”专题。这两个专题分别从红卫兵运动史和单位文革史的角度,反映了文革群众运动的潮起潮落。 “朱成昭专题”中的最有史料价值的材料,是他1967年8月在隔离审查时写的检查交代材料。这份材料用当时的语言,反映了这位文革初期著名造反派学生领袖,从文革闯将到文革叛逆的思想轨迹,从中可以看到高层政治和群众运动的互动关系。造反派“孙猴子”对文革司令部“如来佛”,从绝对信任到逐渐怀疑的态度变化,也就决定了他们从风云人物到阶下囚的命运。 毛泽东否定刘邓的派工作组,贬斥了刘少奇,通过了《十六条》,发动红卫兵运动。但早期红卫兵奉行“血统论”,搞的是传统的阶级革命路线,是矛头朝下的斗争“牛鬼蛇神”的造反。在大学中占主流的还是工作组的依靠对象,斗争凶狠程度更超过工作组。连毛泽东、周恩来支持的蒯大富在清华大学都待不住,不得不躲到地院。地院“东方红”不论出身,以反工作组为旗帜,组织近千人到地质部请愿。他们的矛盾朝上的造反行动,符合了毛泽东以群众运动方式开展党内斗争的政治需要,得到了文革司令部的支持,成为文革运动从阶级斗争模式切换到路线斗争模式的一个重要的事件。这就是李讷来到地院的背景。 地院“东方红”能够从小到大地发展起来,形成造反气候,最后串联各校反工作组的造反派,组织了首都“三司”。这些表面上看是群众运动轰轰烈烈的自发过程,实际上每一步都离不开中央文革的指导和支持。中央文革的支持,有暗线,有明线。暗线是李讷,具体指导着地院“东方红”冲击地质部等活动,不失时机地给他们政治交底,表示中央文革是支持他们的后台和靠山,鼓励他们把事情搞大,应如何运用策略等等。明线是中央文革关锋、戚本禹等人,以及北京市的吴德,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等。 在地院“东方红”冲击地质部等造反行动中,交集着高层政治的几条线。有中央文革的一条线、国务院的一条线、北京新市委的一条线、工交政治部的一条线。这几条线的关系是:中央文革的这条线是主线,得到国务院这条线的配合,又有北京新市委的辅助,攻击和挤压工交政治部和地质部的这条线。在各路造反派人马喧嚣的背后,则是天上的神仙打架。它们反映了在文革运动中,群众与领袖、高层与底层的一种非程序性的互动机制,改变了领袖一声号令,群众盲目跟从的刻板印象。 人们通常讲红卫兵是“奉旨造反”,实际情况可能是更为复杂的。一方面,那些能够大杀八方的群众造反行动,大致都是有些背景来头的。文革运动的群众造反歌曲唱道“革命方知北京近,造反倍觉主席亲”。从找背景寻靠山的角度讲,道理原是不错的。另一方面,文革的群众造反运动,也有形成群体行动的自身动力。地院“东方红”以不讲出身和反对工作组而独树一帜,这只是聚众起事的一个方面。中央文革支持他们,为他们的造反行动排除上层障碍,则是更重要的方面。他们有了“通天”的背景,有了中央文革的支持,才能够很快打垮对立派,形成全校统一组织。在这里,毛泽东恩赐的“大民主”与群众运动的自发性,构成了台前幕后的互动关系。地院“东方红”的冲“地质部”之举,本身是维护自身权利的行动,但却是不由自主地扮演了领袖的提线木偶,为毛泽东利用群众运动开展党内斗争提供了突破口,成为了一个“矛头朝上”开展路线斗争的造反派样板。 但当造反派头头对运动的独立思考与领袖的运动意图发生冲突时,这个提线木偶的利用价值就没有了。地院“东方红”的头头朱成昭,接触了彭德怀的材料,对中央文革心生嫌隙;与帅府郡主叶向真交往,打开了一扇通向中央高层政治的军方窗口,思想发生了巨大变化。他对中央高层政治斗争和运动结局有了非常大胆的“妄议”,私下评点毛林刘周康这些大人物,提出了怀疑、批评文革的“八大观点”(中央文革运动群众、大串联搞早了、揪斗人多了、大夺权条件不成熟、不该抓“联动”等等)。这可以说是最具前瞻性的红卫兵反文革异端思潮。最后朱成昭被打成了反革命,关进了监狱。这可以看到文革所谓“大民主”的虚伪性。然而,当造反派们一旦意识到了群众运动实际上就是运动群众时,自己也就被运动给踢出局了。作为风云一时的红卫兵头头,朱成昭始乱终弃的下场,预示了红卫兵运动后来的结局。那些甘愿充当被运动角色的其他红卫兵头头,虽然以中央文革指挥棒惟命是从,也只不过比朱成昭晚一年结束自己的政治生命而已。 在“高安郑”专题中,最有价值的史料是1968年6月北京地院革委会搞的“高、安反革命小集团”的大事记。这部大事记,以“清队”运动的阶级斗争语言,比较详细记录了地院从1967年6月到1968年3月的派别斗争。 北京地院的文革运动是整个文革棋盘上的一个棋子,文革运动潮流中的一叶扁舟。尽管这个棋子比较重要,扁舟的船体比较大,还一度成为全国运动的排头兵,但仍然卷入了组织内部的派性斗争之中,随着文革的潮起潮落而相互攻斗不息。这类单位革委会一派掌权下的内斗史料,像地院如此详细记载的一般不太多见,可以看到派性权争恶斗的顽劣不逊。 王大宾、聂树人、李贵为首的地院革委会搞出的“高、安、郑”反革命阴谋集团,是原院长高元贵,原团委书记安静中,原教研室主任郑伯让等人。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与革委会的几位掌权者,在运动初期都是反工作组的“一条战壕”的战友。在革委会成立之后,他们也曾结合进入了领导班子。而且,他们都是有独立思考、有政治经验的干部,在大动乱的潮流中极力维护学校运动的稳定。如“蔡派”头头蔡新平讲,在地院文革群众运动中,曾发生过三次分裂的情况,都是安静中帮助他们分析形势,说服了他们,避免了分裂,维护了大局。 这些人在群众运动的后期,也被原来的战友同志打成了“反革命阴谋集团”,这反映了文革运动陷入困境的自身矛盾。从大的方面讲,这是毛泽东文革运动陷入泥沼难以自拔的微观反映。从单位方面讲,这是文革制造出来的派性矛盾的恶性发作。在这部“大事记”中,所列举的“高、安、郑”的“罪状”,其实都是温和的建设性的观点。如高元贵主张“坚决跳出北京两大派的圈子”,要求扩大和平衡校革委会中各派席位等等。这都是正确的建议。但革委会非但没有采纳,还把这些意见作为了罪状。如果把革委会王、聂、李们批判“高、安、郑”的言论,与他们当年反工作组的言论做一对比,可以看到运动前后的巨大反差。他们当年质朴的正义感,在文革的残酷斗争中,已经被消磨得了无踪影了。“二团”想充当造反派内反对派的政治实践,在革委会掌权者的打压下是不能成立的。这也是阶级斗争文化“势不两立”的反映。地院东方红头头田春林说:地院文革有四个黑暗时期,工作组时期、王、聂革委会时期、军宣队时期和整“五•一六”时期,而整人最凶、斗得最狠的就是革委会“清队”时期。这不唯是地质学院一地的情况,各地高校文革也都是如此,派革委会时期都是伤人最多的时期。 蔡新平对此有个评论,“这些昔日造工作队反的革命者,一旦大权在握,就不再能够容纳不同意见了,将与之持有不同意见的人扣上颠覆红色政权的帽子,继而打成反革命,这已远远超过了工作队‘反干扰’的白色恐怖。”这是红卫兵一代人很可悲的事情!权力对人性的腐蚀是非常快的。 在“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失去政权就失去一切”的阶级斗争“权”文化下,无论换成哪一派上台,也都要打压对方,同样摆脱不了“换汤不换药”的命运。地院虽然没有发生两大派的武斗,但从这个专题的材料看,派性的发作也相当凶猛,对另一派的打压也毫不客气。地院的“清队”内斗与清华、北大的两派“武斗”,构成了1968年间首都高校一静一动的派斗图景。面对这些运动中恶性发展的派性矛盾,毛泽东最终放弃了以在阶级斗争大风大浪中培养红色接班人的妄念,断然采取高校军管的办法。只不过这种军管,是以“工人阶级”的名义进行的。 最后,在战备的名义下,地院也将教职员工全部迁出了北京,择址另建学校。在以后的“清查五一六”等运动中,这些派性掌权的整人者们也无一漏网,也都饱尝了挨整的滋味。在文革的阶级斗争绞肉机中,整人者亦被人整,没有人能全身而退。
四、“常识历史”的写作和“当身历史”的记忆
《昨天的记忆》的编辑思想,体现了陶世龙老师讲的“敬畏历史,讲出真话,留住真相”。走进历史是需要有敬畏心的,这不仅是对昨天的尊重,也是对未来的尊重,更是对人性本真的尊重。经过几十年的国家意识形态灌输,我们国人的头脑已经被一大套“假、大、空、虚”的教条概念给凝固住了,讲真话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不仅有着思想心理的障碍,也有着词语表达的困难。许多人长期不想说,也就不会说了,失去了记忆的能力。我们所强调的微观史和民众史的研究,是从常识历史和人性本身出发,来唤醒我们自身内心的“昨天的记忆”。 恢复常识的对历史真相的认知,是有着思想启蒙意义的事情。这是我们长期处在非常态社会的情况使然。早在百年前,梁启超先生就说过,内乱为国家最不祥之物。“凡内乱频仍之国,必无优美纯洁之民。”内乱会造成民性的阴鸷、残忍、倾轧、狡伪、凉薄、苟且、恐怖、怯懦等等社会心理阴影。在各种内乱中,阶级斗争是最严重的“内乱”,而文革又是阶级斗争“内乱”发展的登峰造极。经过文革之后,每个人心理和精神结构都充满了累累伤痕。这些精神心理的伤害,不仅在受虐者身上,也在施虐者身上,而且后者的情况还会更严重。他们更不能真诚地回顾过去,更不敢坦然地面对昨天,总是要找出各种理由给自己过去的行为辩解,甚至不惜编造历史,歪曲事实。这是一种更严重的病态心理。不敢面对过去,卸不下来沉淀的心理包袱,也就不能走出历史的心理阴影。恢复昨天的记忆,敢于面对昨天的我,这是一种精神疗伤的需要。中国人缺乏宗教的终极关怀意识,但有敬畏历史的文化情怀。尊重历史具有宗教信仰的意义。所以说,对历史的真诚,也有着灵魂忏悔的宗教性意义。 我们在这里讲的“常识历史”和“当身历史”,所强调的是具体的、鲜活的、个体性的,有特定时空域界的“历史记忆”。没有进入到个体记忆时空域界的事情,再热闹非凡,也不属于自己的记忆。许多人喜欢听讲的历史,是高层政治的帝王将相故事,与平民百姓的生活并无关联。“当身历史”则是个人生命经历的历史,具有平民性、真实性和个体性。个人的“当身历史”固然是微小的和局部的,但都是鲜活的和具体的,它们构成了整体史的微观单元,以个体记忆保持了历史的情感温度。每个过来人的历史记忆,都是见证历史的组成部分。大量的亲历者都能拥有并讲出自己“昨天的记忆”,也就建构起了让事实说话的一部民族信史的社会认知基础。 “当身历史”具有心灵史的意义。文革给我们民众的心理和精神结构带来了巨大创伤,许多人还患有怀念文革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文革的阶级斗争“敌性”思维方式,非黑即白的绝对主义观念,大言不惭的文风戾气等等,都是随处可见。文革虽然过去了,但它所造成的群体性认知障碍,还将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而清理这些文革的精神垃圾,需要历史亲历者们把自己饱受摧残的心灵史袒露出来。这既是对自己的精神救赎,也是贡献给社会和后人的思想文化财富。然而,在“耳顺之年”再重温过去的痛苦,是非常难受的事情,需要有巨大的道德勇气。 《昨天的记忆》的这些编、作者,以拒绝遗忘的道德力量,重新揭开了过去文革经历的历史伤痕,给历史留下了一笔可贵的精神财富,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对他们每个人来说,都是一次痛心疾首的心路历程,要经受过巨大的感情冲击。 实在讲,在古稀之年,还要回忆那些不堪回首的事情,用“残忍”两字是不为过的。如张华府在回忆录的前言中说:“如今再提那些往事,把这些记忆再重新翻腾出来,对我的身心是一个巨大的创痛,对我原本的信仰是一个巨大的颠覆,这无疑会使我又经历一次痛苦的洗礼。”这种回忆录写作的心路历程,正如清华“四一四”头头孙怒涛的回忆录所言,是一个“良知的拷问”的过程。只有在“良知”的拷问下,才能把自己隐秘的内心世界打开,向世人展现出被文革摧残不堪的精神创伤,启迪人们共同审视自己的精神和心灵的伤痕和污垢。所以,《昨天的记忆》的文革回忆文章,也是可以作为心灵史来读的。 在地院师生的文革回忆中,我最喜欢的是年逾80岁的宋翔雁老师写的《我在地院文革中的回忆》。他对事情的叙述详细,心地坦诚,真情流露,对内心情感的描述细腻入微。特别是讲他被打成“五一六分子”的审查经过,审查者如何诱供逼供,如何利用他爱人喊话攻心,他们夫妇内心纠结的痛苦,那种撕心裂肺的感受,非过来人是很难体会的。从宋老师被迫承认是“五一六分子”的故事中,也就不难理解了,全国为什么能够抓出这么多的“五一六分子”。宋老师在回忆录中也说:“这段历史的回忆,在我是经历了极大的情感冲击的,有一段时间真有点写不下去的感觉。” 古宝琳的回忆录《我与王大宾的苦难婚姻》,提供了文革心灵史的家庭婚姻关系的视角。从中可见,经过文革运动的反复蹂躏,这些曾经意气风发的有志青年,在精神情感上是伤痕累累,已经不懂得爱情,不相信爱情,也不会爱情了。文革阶级斗争造成的家庭婚姻问题很严重,比离婚结婚更为深刻,这里不仅是政治和社会的隔膜,还有更深层次的文化的和心理的冲突。 地院“二把手”聂树人的文革回忆,是《昨天的记忆》的另类版本。聂写有回忆录。《昨天的记忆》收录了该书砸蔡派的“大批判广播站”事件的部分内容。聂的回忆似乎还是停留在红卫兵造反派的思想层面上。所使用的还是“极尽造谣污蔑歪曲之能事”的红卫兵大批判语言。在砸“大批判广播站”事件中,身为校革委会在校负责人的聂树人,意识到会引发两派武斗。但他不仅不同其他校领导共同商量制止,反而采取了“走为上计”的策略,躲到外单位遥控指挥。在砸广播站的武斗发生后,又以不在现场为由,先把自己“择”出来,脱离了干系,这是很典型的红卫兵政客的心态,至今作者回忆该事还有一种得意的快感。 聂树人在《纪念高元贵》文章中,试图以阶级斗争理论为当年批斗关押老校长高元贵等人做出辩解,以文革的斗批改逻辑,论证自己行为的合理性。讲的还是家庭出身、阶级根源、敌视“杀富济贫”政策、17年是“资产阶级统治学校”,推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 试图推翻“革委会”等等。这也是可以作为文革的活化石来认识的。 在现实生活中,具有这种文革斗争思维的老人家是大有人在的。这是一个中国特殊的文化现象,有着观念史的样本意义。在中国改革开放时期,社会意识主流俱是否定文革,人们在文革中的一些恩怨是非,似乎都已随风飘去了。但随着改革开放的逆转和文革左倾思潮的回潮,这些似乎抚平的文革心理创伤,又再度发作起来,唤醒了藏在心灵深处的革命斗兽,过去的分歧和恩仇又故态复萌了。 检讨自己的文革派性,是这一代文革运动参与者最难突破的反思之坎。虽然说,经过这么多年的人生坎坷,大家各自表述的雅量都是有的,但从心灵史的意义上,这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历史心结,是当事人反思文革绕不过去的问题。《昨天的记忆》的地院师生,对此也有些比较深刻的思考。 对于地院没有形成两派组织但组织内两派又斗得很厉害的文革运动特点,“蔡派”头头蔡新平有一个很深刻的回顾性评论。他讲:“朱派”、“蔡派”最初分野,主要是对运动认识和策略的分歧,说右说左,批来批去,没有权力之争。大家的争论,真诚单纯,没有私心。成立革委会后,权力发挥作用了。掌权派(朱派)压制在野派(蔡派),排斥不同意见。蔡派要反掌权派,以革委会被反中央文革的朱派掌权为借口。这时的“朱派”已与朱成昭本人没有了关系。王关戚垮台后,王关戚又成了“蔡派”攻击掌权派的新抓手。“蔡派”没有全校性的组织,是全校性的一种思潮观点,内部也同样有两种思潮观点的纠结。杨余傅和反谢富治问题出来后,掌权派又借此反过来以“二流派”的名义整在野派。此时,在文革斗争文化中生长起来的黑恶力量,利用“清队”的名义,抄家,抓人,关押打人。这些整人害人的事情,实际上已与派性无关,更与“朱派”“蔡派”无关。蔡新平上述所言,应是一个当局者事后的比较冷静、超然的分析思考。这个群众派性斗争的权力发展逻辑,绝不仅是地院文革一家独有的运动现象,而是具有一定普遍性和解释力的。派性的本质是一种权力利益关系。它已经超越了最初的是非观点分歧,在运动的实践中为斗争文化所固化,形成了一种“党同伐异”的利益共同体关系。在阶级斗争的绝对主义框架下,利益既是刚性的,又是排他性的,这是派性的不妥协性的政治文化基因。北京“天派”和“地派”的两大派斗争,大致也是延续了这个斗争逻辑。 我们还要看到,现在能够落笔回顾文革的这些人,都是有叙述能力有道德勇气的知识精英。还有一些人,已经被过去的苦难凝住了笔端,很难再发出声音了。如学校中的右派分子、农村中的地富分子,他们都是人生命运最为悲惨的政治贱民。每次政治运动一来,都要首先以斗争他们作为开展阶级斗争的抓手。他们已经被历次政治运动搞得肝胆俱裂,心灵已经不堪重负,不敢回首往事了。如何把他们的苦难经历记录下来,这是文革史研究的一个大问题。很希望地院同仁们在这方面也会有些开拓性研究。
五、继续前行“昨天的记忆”
走出文革的劫难,进行改革开放,是走出毛时代阶级斗争治国的社会转型。社会转型正义有一条铁律:“没有真相,就没有和解。”大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小到一个单位、一个社区,莫不如此。由于这个功课过去没有完成,现在一些死灰复燃的亚文革现象重出江湖,朝野上下都出现了一些群体价值认知错乱的问题。许多人的思维和观念还没有跳出文革。所以,《昨天的记忆》这些民间文革史书的出版,实际上是在补当年的课。在他们收集整理编纂过程中,一定会遇到意见不同的各种分歧,这些分歧一定会带有过去的印记,所以求同存异的协调工作本身,实际上也是对否定文革的重新补课。 在《昨天的记忆》——“地质匠”打的这口地院文革的深井中,已经给我们划出了地院单位文革的一张政治地质图:地院师生的素质特点,地院文革的运动特点,造反活动与高层政治人物的关系,与周边高校文革运动的关联,内部派性纷争的情况等等。这些地院文革运动的基本貌相,提供了学校单位文革的一般性特征。 每个单位的文革历史,都是整部文革历史的一个微观单元,都有从微观呈现宏观的历史价值。实际上,只有当大量的单位文革史都呈现出来了,文革研究的微观基础也就有了。在这方面,地院《昨天的记忆》史料集的这种存史形式,组织的门槛要低于集体反思集,在价值立场上具有更大的包容性,也更容易为学界作为公共产品所利用。 地院文革的风光岁月,最亮眼的也就是一年多时间。随着红卫兵运动结束,学校迁址外地,清查“五•一六”运动,庙拆和尚散,在文革史上也就没有了自己的声音。所以,一些文革研究者对地院文革虽然有兴趣,但苦于材料的缺乏,没有太多的研究成果。在文献史料不公开的情况下,个人回忆录的史料价值凸显。但口碑史料的稳定性比较差,通常是需要经过当事人质疑才能利用起来的。 对于地院文革先后出版的聂树人、王大宾的回忆录,在《昨天的记忆》电子版中,许多亲历者都批评了两位传主有遮蔽历史的问题,有意回避了在革委会执政期间迫害地院师生的事情。人们对聂树人回忆录指出的史实问题较多,批评也较为集中。对王大宾回忆录的一些史实问题也有批评。这些史实问题,似乎是小事情,但对整体叙述是有影响的。如王大宾讲,当时周恩来专门拨给地院八万元,专款资助在地院的外地上访老干部。田春林讲,这是李先念批给地院修毛主席塑像的一万元专款,根本不是什么周恩来指示。还说王大宾去鞍山汤岗子疗养,也和余秋里没有关系。这些都是局外人可以存疑,但难以置喙的地方。这两个小事情的回忆,关系到两种历史叙述:一是保护老干部的历史叙述,一是搞“三忠于”的历史叙述。还牵涉到中央高层对红卫兵的利用问题。这种历史细节特别重要。 通过当事人相互的质疑和诘难,把个体的历史经历提炼为具有一定可靠性的史料文献,成为了历史研究的公共产品,这对推进文革史的实证研究,会起到非常好的作用。《昨天的记忆》纸质版的出版和电子版的提供,使学界有了一个共同研究的公共学术平台,会吸引更多的研究者参与其中。包括我自己在内,也想利用这些丰富材料做些微观细部的实证研究。可以想见,这个公共学术平台的建设会越来越大,史源内容会越来越丰富,有望出现许多有创新价值的研究成果。 《昨天的记忆》的工作量很大,可以看到这些“地质匠”工作的认真严谨和一丝不苟。他们谦虚地说,这还是一个不太成熟的产品。从历史学科的规范性来说,当然是有些问题可说的。但只要大的方面“所行不逾矩”,精细化施工是可以慢慢来的。 史料集是编写历史的基础性工作,是搭建学术平台的学科建设工作。在地院文革的纸质版和电子版中,专业研究者可能会对电子版更有兴趣。份量要多出一倍来,有更多的原始文本史料,编排方式也更有利于研究者使用。而且他们在史料征集编撰过程中的讨论记录,可以让研究者对其收集思路和工作步骤有所了解,透明度比较高,写史过程本身也是存史的一部分。 对《昨天的记忆》的治史理念,我是完全认同的。但从史学的规范性上来说,也还是有一些问题的。我想就此再提几点具体建议: 1. 关于大事记的编写。大事记来自中国史学的编年史体例,其编写要求是客观陈述,叙述而不论。多记事少评论。其价值立场是藏于记录史事的春秋笔法之中,褒贬有度,含而不露。史料来源要有多样性。有些不同的说法,一时难以确定,可以并存。这部书的大事记,交待了史料来源,初步形成了脉络,但规范性比较差。所用史料类别比较单一,主要是来自回忆录,而且对回忆录中的不同说法也缺乏应有的对比鉴别。文献史料依据单薄,甚至阙如。在表述上,编者自己的议论和评价多了些,文字不够简练。 2. 关于口述史料的收集。口述史料是存史的一个重要史源,其重要性自不待言。在文革史研究的资料条件不开放的情况下,当事人回忆的口述史料的重要性就更加突出了。许多事情的真相披露,可能就是依赖于当事人口述的回忆史料了。但口述史料的采访和回忆,学界还没有很成熟的技术规范。因为不同当事人都处在历史现场的一隅,回忆的差异性是很大的。而且记忆本身也是有选择性遗忘的,需要借助笔记、日记和原始文献资料来提醒自己。《昨天的记忆》的口述史料的分量很重,同一事情的不同人记述也有不同。对于这些留存下来的不同记述,有大量的鉴别考证的工作还没有做。下一步的工作,还可以就一些关键问题展开专题讨论,理清那些道听途说的不确定信息。比如关于孔勋副部长讲的杨雨中签字批准枪毙了平顶山两位矿务局领导干部的说法,编史者蔡新平对此已做了一定的调查考证,发现平顶山特区的二、三把手实际都活着,文革后都恢复了工作。可见这是孔勋的一时愤激之言,不可能是事实。这也说明“口述”和“听说”的“史事”不经考证是不能作为史实采用的。张光渝的看法是有道理的。但孔勋对一个北地学生衔恨如此,也足见杨雨中在当地运动中的份量很重。应该说,对于业余的历史工作者来说,能够把工作做到这一步,已经很不容易了。这些人年事已高,许多事情已无法亲力亲为了。下一步的工作,如能与史学研究机构合作,让后辈学人多做些具体工作,当会有事半功倍的效果。清华的文革大学生反思群体与唐少杰教授的合作,就是一个很好的范例。 3. 关于回忆录的写作问题。回忆录的写作是有一定规范性要求的。它是个人目力可及的历史记录,对事件前后发生的时序有比较严格的要求,很少用倒叙的表现手法,虽然显得比较平实,但发生脉络比较清晰,不会有时空错乱感。有的回忆文章,虽然描写得很生动精彩,但在时序的把握上尚有些不足。我们现在写回忆,很容易以事后印象而模糊了当年的记忆,所以把握回忆的时空场景是非常关键的。还容易另有一种情况,就是脱离了个人经验所及,试图整体评说文革,这也是一种错位。我比较欣赏宋翔雁老师的回忆录,就是因为他把握住了当时环境下的个人所知所感,没有把后来已知结果的认识前移,个人角色定位准确。这是符合“当身历史”的写法。 4. 记录与反思的角色问题。历史当事人的角色,首先是一段历史的见证人,并非是历史的评论家;首先是历史记录的提供者,而不是研究历史的学问家。反思可以启发良知,使历史记录更准确翔实。但这不是必须的要求。对文革的认识,对一些事件的看法,观点不一致,认识有深浅,都是正常的,只要能够一起把事情经过搞搞清楚,就完成了自己的责任,反思也就在其中了。历史研究讲求的价值中立性,就是只论事实,不论是非。事实清楚了,是非自有公论。本书有些文章,作者似乎又想记录历史,又想评论历史,往往把事情扯远了。而且有些评论也未必得当。比如说“未能完成从一个革命党向执政党的政治思维方式的转变”,这好像是来自王沪宁的说法。其实,革命党与执政党并不是一个逻辑对应的关系,领袖型政党和法理型政党才是逻辑对应关系。 5. 关于编辑体例的文体问题。《昨天的记忆》内容很丰富,师生的大块文章很多。但在写作和编辑的文体要求,尚有不足。比如有些回忆录文字铺陈,旁涉过多,诗词歌赋这类东西太多,固然表现了这一代学子的才华,但也有些伤文之虞。还有些回忆录的写作,叙述与论述掺杂在一起,即时性的随感游笔太多,让外人阅读起来很有些困难。再如,对老校长高元贵和安静中的纪念性文字太多,固然可以表现老校长和安老师在人们心中的地位,但也有纪念集和史料集统编在一起的定位问题。另外,对地院文革的反思与研究,如果不是有与地院文革有关的史料,不是专题性的问题研究,完全是议论感想之类的文章,则不建议列入,以保持史料集的严谨性。 6. 关于史料集的继续编辑问题。《昨天的记忆》是地院师生打的一口文革深井,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在继续下来的史料编辑中,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我感到还需要补充许多原始文献资料。比如:文件文献、各类简报、各种动态、揭发交待材料、日记、信件、工作笔记、工作报告、统计报表、工作总结、会议记录等等,都是可以入史的史料。其中,工作笔记的价值最大。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当代史研究中心出版了10多部工作笔记。上至中共党内最大的“右派”、浙江省省长沙文汉夫妇的工作笔记,下至大队党支部书记的工作笔记。这些工作笔记资料,在国内外学界的影响很大。 《昨天的记忆》的编者们,也是有这方面积累的。比如安静中的资料,已经有比较完整的留存,是可以考虑放在以后补充的史料集里面。电子版对这类史料的存放是更为方便的介体,可以在积累到一定规模时,再选编一部分为纸质版。需要注意的是,编辑这类笔记文献史料,一定得保持它的原始性和完整性。所引用的毛主席语录,错字别字涂改等,都不能删改。有影印扫描件最好附上,以供查询。台湾中研院正在编辑整理的蒋公日记,就是把蒋介石日记原稿影印本和学者勘校的文本放在一起的。因为一经编者的删改,文献史料的价值也就大打折扣了。曾有一“红二代”出版父辈的日记,擅自做主进行了修改,做了些美化处理。尽管可能改动不大,但学界已经不好使用了。 史料集是编写历史的基础性工作,是搭建学术平台的学科建设工作。在地院文革的两部版本,纸质版和电子版中,专业研究者可能会对电子版更有兴趣。它的份量要多出一倍来,有更多的原始文本史料,编排方式也更有利于研究者使用。他们在史料征集编撰过程中的讨论记录,可以让研究者对其收集思路和工作步骤有所了解,透明度比较高,也有公共性和开放性的存史意义。但内容比较琐碎零乱,对非专业研究者来说,则没有必要看这么细。从体例上讲,如何安排这些录以备考的文字,也是可以考虑的。 现在这部《昨天的记忆》,无论是纸质版,还是电子版,都还是一个比较粗线条的产品。按照他们原来的计划,还有很多事情都没有做完,有些重要当事人还没有说话,有些问题的追踪研究还缺乏深入,有些预定课题还没有展开。如地院作为“地派”的领头羊,对北京文革运动发生的影响,全国各联络站对当地运动的影响、地院造反派对各部委运动的影响等等,或有空缺,或比较单薄。虽然还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据编者透露,除了这次已出的纸质和电子版本外,还有一些有心人也在编辑新的版本。相信这些新版本还会有不同的风格呈现,能够从不同角度使其文革历史的相貌展现更为丰满。 这些七老八十的“地质匠”们,结束了野外勘探的飘泊,回归了平静的家庭生活。他们不甘于含饴弄孙的居家独乐,选择了志同道合的治史同乐,在桑榆暮景的晚年,又打出了一口文革历史的文化深井,让我们看到了夕阳夕照的灿烂晚霞。致敬,可爱的老“地质匠”们!
2019年1月11日修订
—————————————————————————————————— 【书海泛舟】
为了历史,抢救记忆——《还原一个真实的江青》序
何 蜀
《昨天》编者按:阎长贵主编的《还原一个真实的江青——江青身边工作人员访谈纪实》,已由(香港)出版工房有限公司于2018年6月出版。
2015年4月5日清明节,有人前去北京福田公墓祭扫江青墓,表达对这个“文化大革命旗手”的怀念之情,与正在该处“维稳”的值勤人员发生冲突。当这条消息在网上传出后,自然又引起一番争论。 与文化大革命刚结束时的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相比,现在的社会舆论环境和人们的思想水平、思维方式以及表达方式,显然都已经大为不同,而且可以说是大有进步了。当年那个时候,提到江青,都是万众口诛笔伐、人人皆曰可杀,报刊上的漫画极尽丑化之能事,相声演员还根据道听途说,把江青的一头乌发都说成是戴的假头套…… 今天的人们,不论对江青是憎恶还是怀念,都会有一个共识,即江青已经是一个历史人物,而且是在对中国文化大革命历史的研究中,仅次于毛泽东的一个重要人物。 要研究历史人物,首先得有足够的史料。正如傅斯年所说:“史学便是史料学”,“史学本是史料学”,“史学只是史料学”。那些夸张、丑化的漫画与相声,可以作为研究某一时期历史文化现象与社会心理的材料,而用于研究历史人物的史料,关键的要求则是真实。在这方面,一个历史人物的身边人员的回忆,不是歌功颂德也不是“愤怒控诉”的实事求是的回忆,便十分重要。 2006年春,我去北京参加一个民间的文革研讨会的时候,就在给我提供住宿的文衡文化发展中心李宇锋那里认识了阎长贵和郑仲兵二位老师,知道他们正和宇锋兄一起在做一件不事张扬的重要工作:采访录制北京地区一些文革亲历者的口述,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请曾在中南海工作过的一些工作人员,特别是在江青身边工作过的秘书、护士、厨师、警卫员等工作人员,进行访谈、座谈,留下宝贵的口述史料。这本书,就是这项重要工作的一个可喜成果。遗憾的是,因病早逝的宇锋兄已经看不到他曾为之付出许多心血的这项成果了。 文化大革命的爆发距今已五十余年,结束也已经四十余年,当年即使还是中学生的青年,如今也都已是或将是古稀老人了,而当年正当盛年,从事各方面工作的人们就更不用说了。对于那段历史的研究,目前一项最为紧迫的工作就是抢救文革亲历者的记忆,尽可能地让亲历者们留下自己的回忆文字或口述资料,其中又以抢救口述资料更有现实性,因为亲历者中能够或愿意自己写出回忆文字的毕竟是少数。虽然近年来口述历史已经受到史学界的关注,但真正愿意致力于为抢救记忆而采访录制口述资料的人并不多,因为这既需要投入一定的经费和人力,还得参与这一工作的人能够心甘情愿地奉献自己的精力与时间。我知道在做这项工作的时候,宇锋兄是残疾之身,郑仲兵老师是重病之人,阎长贵老师也年老多病,但是他们在十多年里一直默默无闻、孜孜不倦地投身于这项面向未来的工作,完全不为别的,就为了对历史负责,为了留下一些对研究历史有用的个人记忆史料。宇锋兄已经在这项工作尚在进行中不幸提前离开了,阎、郑二位老师还在勉力支撑继续做,做成一点是一点,能做多少是多少。这本终于整理好的二十三万多字的书,就是他们继续做当中的一项阶段性成果。 但愿看到更多这样的成果问世。 但愿有更多的人能投身于这项工作。
2017年5月于重庆
—————————————————————————————————— 【书海泛舟】
《还原一个真实的江青》后记
阎长贵
评说文化大革命,评说毛泽东,都绕不开一个人:江青。邵燕祥先生曾在《建立“文革学”刍议》(载《文汇月刊》1986年第4期)中说:“‘文革学’要对‘文革’作多层次性研究、比较研究、综合研究。在‘文革学’中,对于有特殊的历史作用和代表性的人物如江青,不仅要专章立传,而且要考虑开设江青学。” 江青二十世纪30年代在上海从事演艺工作,其艺名蓝苹,虽然她从艺时间不长,但很快进入了明星行列。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中,她变成一个口含天宪、震惊中外的大人物,“搅得周天寒彻”。文革是中共党史和当代国史中非研究不可的一段,而要研究文革,江青是绝然绕不开的人物——因为她是文革的符号和象征。邵先生创立“江青学”(当然是作为“文革学”的一部分,或称“子学”)的建议,是非常重要的。毛泽东说,他一生干了两件事,一件是建立新中国,一件是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两件事相较,他更看重第二件事。如果说,没有毛就没有文化大革命;同样可以说,文化大革命也镌有江青印记和痕迹。“江青学”是中共党史和当代国史都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 为完成创立“江青学”这个重大课题,无疑最需要的是理清(或厘清)江青在文革中的真实情况、真实面貌。在这方面,文衡文化公司主动揽承这个任务,做了切实的、大量的工作。文衡文化公司由李宇锋利用同朋友合办企业的股份收入,创立于2003年6月,法人郑仲兵。他们找到曾经当过江青秘书的阎长贵商量此事,达成协议,由阎长贵联络原江青身边的工作人员,从2004年7月开始,一直到2013年10月,历时九年,陆续对江青身边十余人进行了采访。经过整理形成了这部《还原一个真实的江青》的“访谈纪实” 值此书出版之际,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李宇锋先生的贡献。不论在物质上,还是在精力上,他都付出最多、最大。除了主持全部采访(郑仲兵先生有时在场)外,所有采访他都是整理者之一。他生于1963年,198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他在北京市委研究室工作过,后“下海”。他身有残疾,但身残志不残。有思想,有能力,工作兢兢业业,精益求精。呜呼,时运不济,天不假年,不幸他于2016年作古,终年53岁。英年早逝,可惜,可叹!他的事迹和精神,可敬,可佩!宇锋先生千古! 该书出版得到出版社的大力支持,谨致深切谢忱! 编者谨识
2018年1月于北京和平里 (下图为采访录制江青身边工作人员口述期间采访者与部分口述者合影,从左至右:阎长贵、郑仲兵、邬吉成〔给江青当过联络员的中央警卫局副局长〕、程汝明〔江青专职厨师〕、李宇锋。) —————————————————————————————————— 【书海泛舟】
《还原一个真实的江青》目录
阎长贵主编
序:为了历史,抢救记忆(何蜀)
我怎么也没有想到会做江青的秘书(阎长贵) 我怎么也没有想到会做江青的秘书,而且是首任秘书 向江青报告批判陶铸的群众来信 江青第一次和我正式谈话 怎样给江青做秘书 江青也和我聊过天 江青在文革初期大红大紫 江青同意我不要称她为“旗手”的建议 江青一九六七年一步也没离开北京 毛主席说:“为江青服务就是为我服务” 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组的“专政” 毛泽东给江青改文章 毛泽东和江青是“政治夫妻” 一九六七年江青和林彪、叶群的关系 一九六七年江青和周恩来的关系 江青是打倒陶铸的急先锋 江青和子女关系及其他亲属关系 我被江青诬为“坐探”,关押八年 所谓江青车队轧死人的问题
那段时间我们与她朝夕相处(周淑英 赵柳恩) 初识江青 容貌、服饰、起居、外出 江青的饮食和厨师程汝明 江青的几怕 江青的医疗保健 看电影 养狗、骑马与摄影 惊动政治局的“毒药事件” 护士结婚的风波 江青身边无小事 江青的另一面 我们看到的周总理 与林彪、叶群和康生的交往 惹不起的游客 江青的日常花费 澄清一些谣传 一位警卫员的遭遇
江青的最后一任保健护士(马晓先) 初到江青处的印象 尽心尽力满足江青的要求 江青的起居折腾人 江青看不起工作人员 江青最怕她女儿李讷 江青与总理 江青和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以及康生、陈伯达的关系 主席逝世前后 参与抓捕江青 新的角色:在地下室看管江青 江青在地下室关押期间的作息 把江青送到秦城监狱 多年后的一些感受
给江青做了16年专职厨师(程汝明)
唯一全身而退的警卫员(姜宝元)
差点被江青说成是“现行反革命”的专车司机(李子元) 成为江青的专车司机和最初看到的情况 江青生活和活动的一些情况 江青给林彪照相 江青的座车 江青学车 江青骑马 江青处处特殊 江青的怕和不怕 江青特权下的私心 江青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一些情况 江青去毛主席那里受到警卫战士阻拦 群众拦江青的车 离开江青及以后的遭遇
见了江青不害怕的内勤警卫战士(李仁庆) 汪东兴和叶群找我们谈调动 江青权势熏天 我不大怕江青 江青和周恩来 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 江青跟一些领导人的关系 江青视工作人员如仆役 对江青总的看法
警卫战士眼中的江青(李执清)
给江青当过联络员的中央警卫局副局长(邬吉成) 在延安和西柏坡时对江青的一些印象 建国后和文革初期对江青的一些印象 海南之行,开始负责江青警卫 为江青去青岛打前站并随行 江青去天津和小靳庄 江青游泳 江青1974年去长沙 给江青当联络员 批林批孔批周公
后记(阎长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