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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 天》第一二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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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19年1月30日第124期
本期目录
〖四川文革专辑5：“武装支泸”专辑〗
大事记
渔歌子整理 四川“武装支泸”事件及相关背景大事记
文革文物
陈晓文 泸州罗汉镇大龙山红联站墓群调查
刘庆丰（执笔）、刘平、高荣 文革内战泸州战场考古
——对陈晓文调查文章的补充
浩劫墓碑
刘庆丰整理 目前搜集到的泸州武斗死者名单
故纸堆
王锐提供 渔歌子录入 张国华对泸州红旗派代表的讲话
渔歌子录入、注释 梁兴初在重庆接见泸州红联站和宜宾红旗炮轰派代表时的讲话
渔歌子摘录 关于电影纪录片《宜宾风云》
王锐提供 渔歌子录入 全国在京造反派声援泸州红旗派的声明
刘庆丰 红联站1968年春大反攻前的一封信
编读往来
边犊：2018年与文革有关的十二件事
宗庶：2018年文革题材出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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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文革专辑5：“武装支泸”专辑〗说明
“武装支泸”，即以武装的群众组织支援泸州的同一派群众组织打垮对立派，这是文革中1967～1968年“全面内战”中四川省影响极大的一个大规模武斗事件，上至中央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与在四川执政的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和成都军区，下至川南各县及成都、重庆等地的两大派群众组织都卷入其中。
泸州时为四川省宜宾专区的一个重要城市，五十年代川南原有泸州专区，与相邻的宜宾专区同级。1959年庐山会议后，泸州地委书记邓自力因率先解散公共食堂、给农民划分自留地，与副书记崔璋、陈怀堂一起被时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的李井泉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邓崔陈反党集团”，受到批判处理并牵连大批下属干部。泸州专区此后被撤销，原辖区并入宜宾专区。
文革中泸州成为武斗重灾区，是个很值得研究的典型。如今回顾泸州武斗的来龙去脉，会很容易联想到民间一句老话：“神仙打仗，百姓遭殃。”高层的权斗，被加以“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包装，转嫁于受到蛊惑实际上“没有根本利害冲突”的民众，民众间由相互怀疑到相互敌对，由相互批斗到相互仇杀，都自以为是在捍卫真理，到头来却被打入“清查”、“清理”的苦海，而那些慷慨激昂洒血捐躯的人们，最后不但不被认为是“烈士”，甚至连墓地都因遭到毁弃而尸骨无存……文革中有一个经常用来指责领导干部的罪名叫“挑动群众斗群众”，其实，真正从全局上、根本上“挑动群众斗群众”的最高责任者，正是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毛泽东和他那些极端“革命”的方针政策与翻云覆雨的“战略部署”。在这方面，还有许多史实需要亲历者来回忆，还有许多问题需要研究者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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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四川“武装支泸”事件及相关背景大事记
渔歌子 编撰
说明：本大事记参考了一些历史文献（主要出自宋永毅主编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文革中的群众组织小报传单（大多由王锐提供）、文革后的一些亲历者回忆文章（大多由刘庆丰提供）及地方史、党史大事记。
1966年
6月5日 中共泸州市委召开“泸州市全体党政军民庆祝毛泽东思想新胜利大会”，庆祝中共中央改组北京市委和北大揪出“陆平黑帮”。
6月 中共宜宾地委向泸州派出以地委副书记、地委文革小组组长李鹏基为组长的工作组，指导泸州的文革运动。
7月22日 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指示以四川省委和省公安厅名义电请中央将从6月下旬以来先后两次到北京进行“告状”活动的刘结挺、张西挺夫妇遣送回川。刘、张夫妇分别是原宜宾地委第一书记和宜宾市委第一书记，文革前因“严重违法乱纪、打击陷害干部群众”，于1963年被撤销职务，1965年经中央监委上报中央书记处同意开除党籍。
8月13日 宜宾地委副书记王茂聚到北京上访告状。此后地专机关贴出王与地委常委郭林川合写的炮轰西南局及省、地委主要负责人的30多张大字报。地专机关贴出了5000多张反击王、郭的大字报。
8月27日 刘结挺、张西挺夫妇在成都地质学院的红卫兵成都部队（简称红成）成员帮助下再次到北京上访，称遭到李井泉迫害，要求平反。
9月4日 因宜宾地委机关贴出18人大字报《最坚决的请求书》，要求把刘张夫妇从北京揪回来斗倒斗臭，宜宾地委向省委和西南局上报《关于支持地专及宜宾市级机关革命同志〈最坚决的请求书〉对刘结挺等人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随后派出48人组成的干部代表团上京反映刘张夫妇等人的情况。
9月上旬 北京红卫兵南下到泸州串联点火。本地官方支持下的红卫兵组织相继成立并开展大破“四旧”活动，毁坏文物古迹、古书以至剧团旧戏服装、道具。方山云峰寺印度玉佛失踪。
9月 泸州市除官办红卫兵组织外，群众自发的造反派组织相继成立。
11月13日 中共四川省委、中共中央西南局与红卫兵成都部队商定召开群众大会，由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和省委第一书记廖志高向群众作前一段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的检查，大会被红成川大支队（即四川大学东方红八二六战斗团，简称川大八二六）和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赴蓉人员等冲击主席台造反。成都地区造反派红卫兵从此分裂成为红成与八二六两大派。
11月26日 周恩来接见以成都地质学院红成派学生为主的“西南赴京联合告状团”四十名代表，座谈中周恩来问刘结挺他们在哪里、来多久了，并把刘、张等人的名字、职业、现在在哪里一一记下来。成都地院学生说刘结挺他们8月份就来了，已三个多月了，他们不敢回去，李井泉要抓他们。周恩来仔细阅读学生们给他的告状信件和当面递交的全部告状材料，以及刘结挺等人揭发李井泉等人的材料。
11月30日 周恩来晚上在中南海小会议厅接见成都、昆明、贵阳、自贡等十七个单位上访人员，看到到会人员名单中有宜宾的刘结挺、张西挺、王茂聚、李良4人，便一一点名和他们对号认识。在分别听取西南各地代表汇报后，因时间已近次日凌晨一点，最后答应和宜宾的刘结挺等四人另找时间单独谈。
12月初 宜宾地委在江安县铁清公社秘密召开常委会议研究当前形势与工作。
12月10日 泸州全市性跨行业职工群众组织“毛泽东思想革命职工造反联合会”（简称联合会）成立。群众造反组织按毛泽东“炮打司令部”号召开始层层揪斗所谓党内“走资派”。党政机关受到冲击，陷于瘫痪状态。
12月中旬 宜宾地委在南溪县汪家公社秘密召开县市委书记会议，研究当前形势与工作，实际上此时已无法正常工作。
1967年
1月13日 受到毛泽东支持上海造反派夺《解放日报》、《文汇报》权的鼓舞，宜宾市造反派夺了市有线广播站、地委机关报《宜宾日报》和印刷厂的权，并从15日起改出《红色快报》（只登新华社电讯）。
同日 毛泽东批准发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时称“公安六条”），要求公安机关“采取恰当的方式，加强对敌人的专政，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并列举了打击面极宽（包括“被杀、被关、被管制、外逃的反革命分子的坚持反动立场的家属”）的不许参加文化大革命（实即不许行使民主权利）的二十一种人的类别，“公安六条”实际上发出了“镇反”的信号并成为“镇反”的主要“法律”依据。
1月21日 响应代表“毛主席声音”的《人民日报》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当晚广播，22日见报）的号召，宜宾造反派“方面军”等组织（后统称红旗派）宣布夺了地、市委的权。
1月22日 泸州市造反派组织联合会等宣布在泸州夺权。
1月28日 毛泽东批准发布《中央军委命令》（即“军委八条”），第一条就明令军队：“必须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争取和团结大多数，坚决反对右派，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实即向全军发出了“镇反”动员令。
同日 宜宾红旗派一些人员与四川大学等外地串联学生开始围攻军分区，持续21天，其间不断与军人和支持军分区的群众发生冲突，军分区副政委王富德等4名军人遭到批斗游街。
1月31日 经毛泽东亲自审定、修改的《红旗》杂志第三期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发表，其第五部分也是社论的五个部分中篇幅最长的一部分，专门讲“镇反”，称在当前夺权斗争阶段，“坚持反动立场的地主、富农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坏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美蒋特务，都纷纷出笼。这批牛鬼蛇神，造谣惑众，欺骗、拉拢一些不明真相的人，成立反革命组织，疯狂地进行反革命活动。”“牛鬼蛇神一齐跑出来，是一件大好事，我们正好趁此机会来一个大扫除，‘扫除一切害人虫’。”在此号召下“镇反”在各地陆续展开。
2月初 泸州市“狂千赤”、“红闯将”等组织先后从联合会分化出来。提出“造反派必须大乱”，此后支持了对一些造反派的“镇反”。
2月6日 中共泸州市委书记展庆东不堪批斗凌辱（74岁就要向毛泽东像“请罪”磕74个响头），跳楼自杀。
2月16日 因《红旗》杂志第三期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点了“荣复军”（即荣誉、复员、退伍、转业军人建立的群众组织）等三个组织的名，称之为“被修正主义分子组织起来的名为‘革命派’实是‘保字派’”的“反动组织”，宜宾军分区逮捕当地的“荣复军”头头及骨干，与一些反对抓人的群众发生冲突。
2月17日 因成都军区自1月底以来以“镇反”名义抓捕了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街道工业分团的头头和军区机关一些造反派，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和四川大学八二六战斗团等组织围堵、攻击成都军区多日，由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批准发布《中央军委给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川大八二六战斗团同志们的信》（时称“二一七信件”）深夜起在成都广播，信中严厉指出：“如果你们继续围攻成都军区，一切严重后果，由你们完全负责。”随即开始对激进造反派展开大抓捕。“镇反”行动很快波及全川。
2月19日 宜宾军分区宣布“鉴于宜宾市公安局被少数别有用心的坏人窃取领导权，成为‘方面军’复辟资本主义、实行反革命专政的工具”，接管市公安局，随即开始对造反派进行“镇反”。
同日 泸州市几个与联合会发生矛盾的造反派组织同另一些一直与联合会对立的组织联合组成红色革命造反联络站（简称红联站），并参与了“镇反”中对联合会一派的抓捕、批斗行动。
同日下午 成都军区派直升机在一些专县大量散发《中央军委给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川大八二六战斗团同志们的信》和《中央军委命令（八条）》的传单，各地驻军和公安机关开始抓捕造反派组织头头、骨干。
2月20日开始 宜宾军分区相继宣布取缔“八八团”、“反修战斗团”、“地专前哨”、“觉醒”、“永革”、“红教联”等6个“反革命组织”，勒令解散799厂“井冈山”、专区文工团“井冈山”、专区第一人民医院“白求恩”、第二人民医院“真理”、宜宾一中“红旗”、宜宾卫校“东方红”等6个“反动组织”。被红旗派弄到统战部机关保护起来的地委副书记兼宜（宾）珙（县）铁路工程指挥长邓自力（因在1959年任泸州地委书记时被李井泉打成四川头号“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一些造反派认为他是受李井泉迫害的好干部，准备“解放”），也被红色派当作红旗派的“后台”捆送公安局关进监狱。
同日 泸州的全市性造反组织被取缔，联合会等造反组织头头被捕。
2月23日 生产弹药的大型国防企业泸州化工厂（代号255厂）反对造反派的群众组织毛泽东思想泸化战斗兵团（简称泸化兵团）成立，此后在5月里加入红联站，成为红联站的武斗主力，泸州化工厂则成为武斗期间红联站的根据地。
2月26日 泸州红联站与驻泸部队召开“揭发批判控诉联合会滔天罪行大会”，为体现“掌握斗争大方向”，将宜宾地委副书记、地委文革小组组长李鹏基与造反派头头及首都南下红卫兵孟朝东（孟昭东，文革改名朝东，北京工业学院学生，中共预备党员）等一起作为“破坏文化大革命、对革命群众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现行反革命”五花大绑押赴会场批斗后游街。
3月8日 由解放军驻泸部队主持的泸州市生产委员会（后更名为“抓革命促生产委员会”）成立。
3月11日 解放军驻泸州部队与泸州市公安局联合发出第一号《通令》，宣布泸州革命职工造反联合会、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泸州部队等46个大小群众组织（大多为建筑工人、运输工人、民办小学教师中的组织）为“反革命组织”，勒令解散，并公布了必须三天内到公安局自首的133人名单。在红联站举办的“泸州市粉碎反革命逆流展览”中，称联合会47个团队的3000多人中就有1000余人是牛鬼蛇神和社会渣滓。
同日 宜宾市公安局派出3人到北京商业部招待所欲抓捕住在那里写告状材料的张西挺，被驻招待所的军人阻止并报告了中央文革。中央文革通知公安部于3月15日将宜宾公安局3人抓起来后“教育释放”。
3月12日 泸州市人民广场再次召开“控诉批判‘联合会’滔天罪行大会”，驻泸部队在会上宣读了逮捕联合会负责人周之良等19名“现行反革命分子”的第二号《通告》，公布了联合会、红工九·一二等组织的罪状。
3月16日 解放军驻泸部队发布《通令》，宣布泸州一些学生造反组织为“非法组织”，勒令解散。自2月下旬至3月上中旬的“镇反”中，泸州市据不完全统计共逮捕239人，勒令自首139人，被批斗1000余人，请罪、口头“消毒”上万人，53个群众组织被宣布为“反革命组织”、“右派组织”、“非法组织”。
3月23日 先遭造反派批斗、在造反派被镇压后又被红联站当作造反派“黑后台”继续批斗的李鹏基，在泸州市委机关关押地自缢身亡。
3月27日 康生按毛泽东授意接见刘结挺、张西挺、王茂聚等6人，传达了中央解决宜宾问题的精神，说宜宾问题是两条路线斗争的典型反映，要通过解决宜宾问题揭开四川阶级斗争的盖子。
4月1日以前 江青根据毛泽东指示布置王力接见刘结挺、张西挺，接见后王力写了报告。江青提出“主席要查，开除刘结挺党籍，最后是不是刘少奇、邓小平他们批的”，王力查了档案，如实报告“是邓小平、彭真、杨尚昆批的”。
4月1日 周恩来按毛泽东指示主持召开中央解决四川问题会议，本日会议主要谈四川“镇反”抓人问题和宜宾刘结挺等人问题，周恩来与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及谢富治、肖华、杨成武、李天佑、叶群等到会。会议开始由刘结挺控诉遭受李井泉迫害的情况。当听说郭林川没来而且在宜宾没找到人时，周恩来对成都军区负责人甘渭汉要求，今天晚上你要保证找到郭林川同志，保证送到北京来。会上宜宾党政负责人和军分区负责人与上访群众代表争论很激烈。周恩来要求成都军区打电话通知各地释放抓捕的造反派，一个个军分区通知到武装部。会议结束时，康生特别说明：2月17日所谓中央军委的信，毛主席、林副主席完全不知道，林副主席昨天才看到，林副主席是完全反对这封信的。听了这个情况，林副主席很生气，亲自拟了几个命令急报中央，坚决禁止开枪杀人，坚决禁止乱抓人，坚决禁止任意宣布某组织是反革命组织……毛主席批准发下去（即中央军委十条命令）。
同日 中央发出《中共中央转发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及附件》，即引起极大震动的中发［67］117号文件，其中规定：“不得随意宣布群众组织是反革命组织。宣布一个群众组织是反革命组织，必须经过中央批准。”“不得把群众打成‘反革命’，不准乱捕人。仅仅因为冲军区和对军区提意见，或对本地区、本单位的夺权有不同意见，而被打成‘反革命’的，应一律平反，被捕的，应一律释放，通缉令，应一律取消。”“不准对群众组织乱加取缔，更不得采取解放初期对待反动党团组织采取登记骨干分子的办法。”“不应该也不允许要群众上街、挂牌子、贴大标语、开大会请罪。毛主席一再教导我们，‘革命无罪’，‘言者无罪’，大民主无罪。强迫群众请罪的做法，是极其错误的。严禁假借‘镇反’名义，镇压革命群众。”不少群众组织在翻印这个文件时，还按当时的习惯在前边加上“最高指示：革命无罪。言者无罪。大民主无罪。”
4月2日 周恩来主持继续召开解决四川及宜宾问题会议。
同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正确地对待革命小将》，指出：“当前，社会上出现了一股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革命小将玩弄阴谋诡计，在革命小将之间播弄是非，拉一批，打一批……抓住革命小将的某些缺点、错误不放，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全盘否定革命小将的大方向，甚至操纵已垮台的保守派组织进行翻案活动，把一些革命小将重新打成‘反革命’。他们这样做，就是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就是否定前阶段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对于这股逆流，我们必须坚决回击，彻底粉碎！”
4月3日 周恩来主持继续召开解决四川问题会议，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谢富治、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杨成武、肖华、叶群等到会。会议先由各军分区、地委领导人及成都军区韦杰、甘渭汉讲。陈伯达讲话中说：“经过多年的斗争，刘结挺同志的案子，他和张西挺同志冤屈终于揭发出来了，揭出了宜宾这个阶级斗争的盖子，将是揭开整个四川省阶级斗争盖子的一个重要序幕，将是揭开以李井泉为首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一个重要序幕。”康生讲话中说：“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周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召集宜宾问题有关方面的人到北京，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说明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对宜宾问题是多么关心……宜宾地区是典型问题，是文化大革命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个突出问题，也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的一个突出的例子。从刘结挺的报告看到这个斗争不是从文化大革命才开始的，是从七千人大会后，62年开始的，说早一点是59年庐山会议彭德怀反党开始的，所以这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的尖锐。”因周恩来在会议期间说过“宜宾问题是个突破口”，此后宜宾地区两派群众组织的冲突被称为“突破口争夺战”。
4月4日 经毛泽东批准发出《中共中央关于四川省宜宾地区刘结挺等同志平反的通知》（中发［67］154号文件），宣布：“我们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十分关心，并指示周恩来同志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找双方有关人员来京，加以处理。”“这个案件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李井泉一手制造的，经邓小平、彭真、杨尚昆批准的冤案，完全颠倒了黑白。例如，对于刘结挺同志坚持要划为右派的李鹏，‘省委明确指示，李鹏就是右派也不能划为右派。’这是四川省委监委《关于刘结挺、张西挺严重违法乱纪、打击陷害同志的检查报告》中公然这样写的。”“刘结挺案应予平反。所有因为这个案件而受处分的同志，应一律取消处分，开除党籍的应恢复党籍，关在监狱里的，应当一律放出。”并宣称：“受陷害的刘结挺、张西挺、王茂聚、郭林川、李良等是坚持党的原则的好同志。” 通知下达后，宜宾红旗派游行欢呼，幷将中央的《通知》抄写出来四处张贴。红色派沉默了一段时间后开始贴出大字报对刘、张、王、郭问题提出质疑，如：刘、张等人是一直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的吗？刘、张是从1962 年以来就跟刘、邓路线和李井泉作斗争的吗？……
4月6日 毛泽东批准发布《中央军委十条命令》，规定不准随意捕人，不准任意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对过去冲击过军事机关的群众概不追究等，并要求对业已违反了上述诸条做法的都要立即改正。各地又被迫开始陆续释放此前按军委八条命令抓捕的造反派。
4月7日 曾经按照“军委八条命令”镇压“反革命”的泸州驻军，又不得不按照“军委十条命令”发布《公告》，撤销把泸州革命职工造反联合会及下属“泸州志愿支红队”（及下属各团队）、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泸州部队（即红工九·一二及下属团队）、长桥砖瓦厂革命职工无敌造反团宣布为“反革命组织”并勒令解散的《联合通令》，但未撤销把红星民办中学钢铁革命战斗团宣布为“非法组织”并勒令取缔的《通告》，未释放被捕的群众组织人员，也未给被打成“反革命”的群众组织及人员平反。
4月26 日后 宜宾红色派开始贴出“舍得一身剐，敢把刘、张、王、郭拉下马”；“刘、张、王、郭数老几，我们坚决打倒你”、“打倒刘、张、王、郭等于炮打中央文革吗？不，根本不等于！”等标语。
4月29日 红卫兵泸州部队（简称红泸，于4月2日以后成立的全市性学生组织）上千人在大北街泸州市公安局大门前静坐绝食，要求当局立即释放被捕的群众组织人员，给被打成“反革命”的群众组织及人员平反。数天的绝食行动中，许多学生休克、病倒。
4月30日 宜宾地区一批干部自发组成上京控告团，前往北京向中央反映刘结挺等人问题和对中央为刘结挺等平反的不同意见。
5月1日 红联站举行“五一”国际劳动节庆祝游行，游行中高呼“砸烂联合会！镇压反革命”、“把刘、张、王、郭打来趴起”、“刘、张、王、郭算老几，革命小将不怕你”等口号。红联站的游行队伍与联合会的游行队伍发生肢体冲突。红联站还在市内张贴不准释放“镇反”中被捕人员的《勒令》。
5月7日 中共中央下达《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中发[1967]147号文件，时称“红十条”），其中指责“成都军区个别负责人从二月下旬以来，支持了为一些保守分子所蒙蔽、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背后操纵的保守组织，把革命群众组织‘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和‘川大八·二六战斗团’等，打成了反革命组织，大量逮捕革命群众。他们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变成了‘镇压反革命运动’。同时，擅自调动部队到宜宾，支持宜宾军分区，支持宜宾地委内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镇压革命群众组织和革命群众，实行大逮捕。”决定“由新任成都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张国华同志、司令员梁兴初同志和前宜宾地委书记刘结挺同志、前宜宾市委书记张西挺同志，负责组织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以张国华同志为组长，梁兴初、刘结挺同志为副组长。”“宜宾地区由王茂聚、郭林川同志负责组织宜宾地区的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在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领导下进行工作。”这一决定在宜宾地区引起原本就对立的不同意见群众情绪更加激烈。
5月13日 宜宾两派群众组织因对刘、张、王、郭该不该平反和“二月镇反”该不该否定等问题的意见分歧尖锐对立，爆发有数千人参与的武斗。红旗派组织的示威游行遭到红色派武力阻击，大批农民被基层武装部通知进城协助红色派“镇压反革命”。北京赴宜宾宣传“红十条”、支持造反派的红卫兵到军分区去请求解放军出面制止武斗，被敌视造反派的军人推出军分区大门，红卫兵中的北京工业大学东方红成员张玄杰（机械系61级学生，中共预备党员）、王俊英（女，无线电系64级学生，共青团员）被围在军分区大门口的红色派人员用乱棒和钢钎活活打死。事后造反派举行了抬尸游行以示抗议。
5月13日至19日 宜宾地区两派组织使用砖头、石块、棍棒、刀矛等“冷兵器”在城内厮杀。几天中数十人死亡，数百人受伤，毁损民房上千间。
5月16日 重新恢复的泸州造反派组织联合会、贫下中农革命造反联合会、政法指挥部、八一革命造反司令部及红卫兵泸州部队等联合成立红旗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红司，其所属组织即红旗派）。
同日 红卫兵成都部队政治部主办的（《红卫兵》报第27期刊登《红卫兵成都部队就宜宾局势的严正声明》，称“五月十三日在宜宾发生了大规模的流血事件，正是继成都‘5·4’、‘5·6’血案之后，成都产匪大量逃窜宜宾，与宜宾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操纵的御用工具‘32111’‘思想兵’‘政法兵团’等勾结在一起，在以李井泉、牟海秀为首的党、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密谋策划指挥下，发生的又一大规模的流血惨案。”称“我们坚决支持‘方面军’和一中‘红旗’等革命造反派组织的一切革命行动，我们永远和他们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5月19日 重大八一五战斗团赴泸学习队、红卫兵成都部队赴泸挺进纵队发表就泸化兵团（国防企业泸州化工厂的红联站派组织）的《严正声明》，称泸化兵团是“地地道道的保皇组织”，宣称将一如既往不与任何保皇组织发生联系，并正告“麻联站”（对红联站的鄙称），只有向毛主席请罪，向造反派投降，才是唯一的出路。
5月19日，北京工业大学东方红召开“向王俊英、张玄杰烈士学习继承烈士遗志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誓师大会”，王俊英的母亲和张玄杰的大姐讲了话，王母讲话中说，王俊英是她的独生女，生前曾表示为保卫毛主席牺牲了也心甘，“这回她的愿望总算达到了”。北京市革委负责人吴德、常委周景方到校表示慰问。
5月20日 成都军区派出直升机在宜宾大量撒下中央“红十条”传单。红旗派为之欢欣鼓舞。宜宾红色造反总指挥部（简称宜红总）迫于中央已正式任命刘、张、王郭等为“新生红色政权”负责人，加上“打死了首都红卫兵”等舆论压力，撤离市区。红旗派控制城内。
5月28日 泸州地区拥护刘、张、王、郭的一派群众组织联合成立红旗造反司令部（简称红旗派）。
5月30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泸部队发布公告为“二、三月镇反”中被打成“反革命”的革命小将、革命群众平反。
5月31日 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主办的《8·15战报》第23期第5版（照片专版）以“愿将七尺还天地 誓以碧血染红旗——宜宾五月反革命暴乱照片选登”为题，刊登了一组宜宾武斗照片，声援红旗派，声讨“叛匪”。
5月 重大八一五战斗团赴宜游击纵队印发《宜宾的“二月黑风”——在工厂、学校、地专机关、市政机关》，揭露当地对造反派的镇压。
6月8日 按周恩来与中央文革在解决四川问题会议期间支持八二六、对红成有所批评的态度，刘、张夫妇到成都后疏远了曾为他们翻案平反出大力的红成，特别是张西挺在其掌握的省革筹办事机构大量安插八二六派作为工作人员，红成从本日起在成都贴出大标语“取缔非法的省革筹办公室”、“彻底砸烂省筹办”等，随即对省革筹办公室进行了几次冲砸，并逐渐由“炮轰刘张”走向“打倒刘张”。
6月9日 王茂聚回到宜宾。与之同行的首都红代会北京电影学院人员一路上拍摄了有关纪录片镜头，后编为《宜宾风云》纪录片，曾组织宜宾地、市革筹组工作人员观看。
6月20日 成都军区发出平反公告，对“二月镇反”中被打成反革命的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川大八二六、万县主力军、宜宾方面军等公开平反。
6月28日 泸州两派在四中分别抄砸对方组织，发生斗殴冲突。
7月3日 中央军委任命刘结挺为成都军区副政委。
7月5日 泸州两派分别抢占据点，爆发大规模武斗。
7月6日 泸州市区两派组织使用钢钎、大刀、长矛、棍棒等进行大规模武斗，持续数日，伤亡多人。
7月7日 红联站出动泸化兵团武斗人员到市区攻占红旗派占据的一些地方，
7月9日 以王茂聚为首的宜宾地区革筹小组给泸州红联站和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泸7804部队（五十四军135师403团）发出指示电文，要红联站“立即停止对红旗派的进攻，并将你们所调参加武斗的贫下中农和工人，让他们马上回本单位”；要“7804部队应站在红旗派的一边，要坚决支持红旗派,制止武斗”。当天下午，驻泸部队主持红旗派与红联站谈判达成第一号“停止武斗协议”，要求双方立即停止武斗，互不冲击。
7月10日 宜宾两派在宜宾造纸厂大规模武斗，死十余人，红色派被俘虏千余人。
同日 红联站将控制的机动船10余艘组成武斗“舰队”。
7月13日 泸州两派为脱离接触停止武斗就划定警戒线的问题谈判达成第二号协议，在主要警戒线的隔离区红联站安装了探照灯，红旗派安装了电网。
7月14日 泸州两派谈判达成第三号协议，要求双方靠街道两侧房顶上的人一律下房顶，现在无人占领的楼房一律不准进驻。同时驻泸部队派出解放军战士开始在隔离区内执勤，监视双方的行动。
7月15日 解放军战士安崇坤在市区北城东门口执勤时不幸在红旗派安装的电网处触电身亡。红旗派称这是红联站在电网上又私自搭线，将闸合上通电而酿成悲剧，这是红联站陷害红旗派的阴谋。红联站则称红旗派惨无人道地用电网杀害解放军，犯下滔天罪行。红联站召开了追悼大会，高呼要“为解放军战士报仇”、“向黑匪讨还血债”。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闻讯就此事件发出指示：“立即停止武斗，双方都不准进攻，要拆除电网。”
7月18日 据王力回忆：“主席在7月18日晚上说：‘为什么不能把工人学生武装起来？我看要把他们武装起来。’……主席还夸奖（武汉）钢工总在水院修筑工事好，还说自己要亲自去看一看。”（《王力反思录》1012页）
同日 红联站凌晨突袭泸州医专，两派展开残酷厮杀，伤亡惨重。医专校本部的电力、通讯枢纽和蓄水设施等被破坏。同日红联站蓝田分站发布《红联站蓝田分站武装接管蓝田镇的严正声明》。
7月19日 红联站决定将与其同派的泸县“泸联（总）站”改名为“红卫兵54军7804部队贫下中农指挥部”。
7月20日 红联站命令下属组织封锁泸州—宜宾、泸州—永川、泸州—荣昌等公路，并向红旗派发出6条通令，勒令红旗派在7月21日中午12时以前必须交出小市镇，否则将采取必要行动。
7月21日 上午10时许，四川省革筹、成都军区派来直升机在泸州市区上空散发“红十条”及有关两派立即停止武斗的文件。随后红联站首次使用常规武器在市区北城曲酒厂、珠子街、花园路、迎晖路一带向红旗派据点发起进攻。红联站实际控制了绝大部分泸州城区及郊区，并控制了泸州水陆交通要道。红旗派被围困在方圆不到四平方公里的市区中心，人员主要集中在市区西面忠山上的泸州医专校园内。泸州红联站广播站15岁的女播音员李国平（长江起重机厂副厂长的小女儿）在楼顶平台上被红旗派用小口径步枪击中心脏身亡。下午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来电：一、停止武斗。二、革命造反派最听毛主席的话，要做制止武斗的模范。
7月22日 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康生、江青等接见河南省一派群众组织代表时，江青在讲话中说：“当挑起武斗的这一小撮人在达成协议以后他们的武器还没收回的话，你们自卫的武器不能放下！我记得好像就是河南一个革命组织提出这样的口号，叫做‘文攻武卫’，这个口号是对的！”次日，江青讲话中这一内容由上海《文汇报》造反派公开发表，“文攻武卫”口号迅速传遍全国。
同日 宜宾红旗派为泸州运送粮食、药品的船队返航时遭到红联站拦截，打沉一艘，抢走三艘，死伤多人，被俘数十人。红联站死泸化兵团601号船长王振江等5人。
7月24日 在解放军驻泸部队和宜宾地革筹观察小组代表的主持下，红旗派、红联站双方签署第七号“停战”协议，要求双方不准以任何借口向另一方发起进攻，谁开枪就要交出凶手并追究负责人严加处理；双方各派一名代表同部队一起组成观察组，在7 月26日12时之前双方将余下的武器送回原单位，其余的送交7804部队封存，双方代表同部队组成的监察小组负责验收；要保证双方派出的观察员，验收成员的人身安全；未经部队同意，观察组、验收员不得随便撤走，否则将按破坏协议论处。
7月26日 晚上首都及全国在京无产阶级革命派240多个组织在北京工业学院联合召开的声援四川宜宾专区泸州革命造反派大会上通过《关于四川宜宾专区泸州地区问题的严正声明》，称：“从七月五日至今，泸州地区党内、军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操纵反动保守组织‘红联站’屠杀泸州革命派红旗派，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反革命暴乱事件”，“泸州红旗派革命战友，遵循毛主席‘有来犯者，只要好打,我党必定站在自卫的立场上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绝对不要被反动派的气势汹汹所吓倒’的教导和江青同志在七月二十二号提出的‘文攻武卫’的指示，对制造反革命暴乱事件的一小撮坏人予以坚决的自卫还击。这是百分之百的革命行动！我们首都和全国在京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支持他们的这一革命行动。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捍卫毛主席亲自批准的四川省革筹和宜宾地革筹小组的红色政权，我们坚决支持泸州红旗派拿起武器，武装保卫泸州！”“我们恳切要求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和四川省革筹、成都军区立即采取有效措施，支持红旗派，平息泸州反革命暴乱，制裁反革命暴徒。”
7月27日 四川省革筹、成都军区负责人张国华、梁兴初、刘结挺发布立即制止泸州武斗的命令，要求双方无条件交出所有枪支弹药等一切凶器，限7月31日12时全部送7804部队收存；双方在7月31日12时前必须拆除一切工事、障碍，恢复水陆交通；双方抓的人应无条件立即释放，今后一律不准抓人等。
7月29日 根据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的指示，泸州两派各派10至15名代表由7804部队派车护送去成都参加两派谈判。
8月4日 因武汉“七二○”事件仓皇逃离险境转移到上海的毛泽东，以“润之”署名给江青写信，认为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部队干部是支持右派的，因此当前文化大革命的一个主要问题是要“武装左派”。随后在林彪主持的一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江青将信交与会者传阅，并叫中央文革成员都抄下来，贯彻执行。王力认为：“没有这封信，就没有后来发枪给群众的事。”（《王力反思录》第1012～1013页）
8月5日 四川省革筹组组长、成都军区政委张国华和省革筹组副组长、成都军区副政委刘结挺接见泸州红旗派代表，听取汇报并作了讲话。张国华讲话中说红旗派是老造反，驻军应该支持，不支持是错误的。同时也希望红旗派对红联站群众做好思想工作。
8月7日 红联站清晨开始从水陆两路围攻红旗派控制的纳溪附近三号信箱（四川石油管理局天然气研究所）。至9日全部攻占研究所。红旗派被打死十多人，在撤离途中又因车翻事故死亡6人。
8月9日 林彪接见将赴武汉军区就任司令员、政委的曾思玉、刘丰时讲话中说：“我们要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武装左派，要发枪给左派群众。”
8月10日 泸州红联站攻占小市。
8月12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泸部队发布《平反公告》，宣布为“二、三月镇反”中被打成“反革命”的造反派彻底平反。
同日 刘结挺在成都接见泸州红旗派代表与驻泸部队代表，表示对红旗派的支持。
同日 重大八一五战斗团追打刘邓李任兵团赴泸调查队发表《首次严正声明》，称泸州红旗派是真正的革命造反派，泸州红联站是道道地地的资产阶级保皇机构，7804部队在前阶段支左工作中的错误，绝不是“在造反派中拉一派打一派”，而是支持了保守派，打击了革命造反派，必须毫无保留地支持红旗派，取消对保守派的错误支持，并声明除该调查队外其他任何人都无权代表重大八一五战斗团对泸州问题表态。
8月14日 泸州红联站赴成都参加两派谈判的代表离蓉返泸，由部队护送的车队途经内江时遭到拦截，红联站代表被抓，当晚由内江造反派押送经自贡转宜宾红旗派。泸州红联站闻讯立即向成都军区发出“照会”：“要求保证‘红联站’代表的人身自由与安全，如在24小时内得不到答复，将负完全责任。”经驻泸部队多方交涉，红联站被抓代表于19日获释。
8月15日 红卫兵成都部队赴泸挺进纵队发表紧急声明，称红卫兵成都部队誓死支持红旗派，坚决砸烂麻联站，麻联站做梦也别想得到我红成的支持，红成与麻联站势不两立。
8月16日 四川石油系统的造反组织四川石油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川油司）下午在四川石油会战总部驻地威远县红村召开大会追悼在三号信箱（四川石油管理局天然气研究所）争夺战中身亡的21位“烈士”。驻红村的解放军7864部队、石油局军管会、威远县武装部等代表出席大会。7864部队和军管会代表都作了“挥泪继承烈士志”的发言。
8月16日 由清华大学井冈山、北师大井冈山、人民大学新人大公社、北京矿业学院东方红、中央财经学院八八战斗队、北京化工学院红旗、北京工业学院东方红、北京工业学院红旗、北京铁道学院红旗、北京化学纤维工学院东方红人员组成的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赴泸州调查团在泸州小市镇58公里处被泸州红联站扣押。
8月18日 驻泸州支左的7804部队因对两派的态度与省、地革筹完全相违，奉命换防。红联站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在一片哭声及根据《十送红军》改编的《十送7804》歌声中，7804部队官兵含泪离去。
8月19日 中央军委任命王茂聚为宜宾军分区第一政委。消息传来，红旗派以武斗队为主在宜宾城内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庆祝游行。
同日 宜宾地革筹召开各县、市电话会议，对组织民兵、发放枪支等问题作了详细部署。此前成都军区已请示中央批准给泸州红旗派发枪。
同日 分别从雅安、犍为调来的7790部队（五十四军130师师部）、7792部队（五十四军130师388团）进驻泸州，明确表示支持红旗派。
8月20日 经宜宾地革筹和宜宾军分区批准，宜宾地区三个基干民兵团（红旗派专业武斗队）正式成立。一团：宜宾地专机关干部；二团：宜宾市级机关干部和宜宾市工农；三团：宜宾地区所辖十八个县市。对外统称“宜宾地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团”，人员编制、武器装备基本按正规部队标准。一、二团除分别有三个正规营外，还有直属炮连、通讯连、卫生连，团部均配备军用电台，各连、营配备军用步话机。同时每个团配备军队干部参加指挥。各团从25日开始陆续集中进行封闭式短期军事训练。
8月25日 毛泽东批准发布《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展开拥军爱民运动的号召》，其中指出：“关于武装革命群众，必须在条件成熟的地方，由当地人民解放军弄清情况，通过协商，报告中央批准，然后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不符合这样条件的，除紧急情况，经过中央特许的以外，所有群众组织现有的武器和军用物资一律立即封存，或者上交。”
8月27日 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赴泸州调查团返回宜宾后，向泸州红联站发出最后通牒，限红联站在24小时内交出武器、缴械投降，解散红联站，拆除水陆交通障碍关卡等。
8月28日 张国华在四川省农业生产计划、财贸、金属材料生产供应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武装左派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在四川有几个地方已经武装了经得起考验的革命左派，一个是万县，一个是涪陵，还有泸州。万县、涪陵革命派经过几个月同保守组织的斗争是经起了考验的，所以在前几天把他们武装起来了。革命派的武装要成为协助人民解放军保护国家财产，维护社会秩序，防止坏人杀害革命群众的强大力量。武装革命派要有计划、有步骤的实施，要经中央批准后再作，一定要掌握在最可靠的人手里。
同日 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赴泸调查团再次向泸州红联站发出公开信，称红联站不但在政治上失败了，而且在军事上已陷入各地革命造反派的重重包围之中，宜宾地区十八个县市都在严阵以待，准备随时痛歼红联站。
9月1日 宜宾地革筹召集六县一市（泸县、合江、纳溪、江安、隆昌、叙永与泸州市）武装部长和红旗派主要组织负责人及地革筹派驻各地工作组组长参加的会议，王茂聚作了“政治解决红联站”的详细部署，同时要求“加强武卫，作好武器物资的准备”，要求各地武装部组织红旗派人员进行训练，准备自卫。当晚地革筹在宜宾地委二招待所秘密召开基干民兵一团、二团连以上干部参加的军事部署会议，同时下达战前最后动员令：做好一切准备，武装支援泸州红旗。会上还决定了武装支泸的具体行军路线。战略上实行重兵压境，采取强大的政治瓦解攻势各个击破，达到最终解决泸州问题的目的。在此次行动过程中，只要红联站胆敢开枪抵抗，就给予还击，并坚决消灭之。
同日 宜宾军分区电令驻泸州化工厂的7833部队调离泸州，限9月4日前离开泸化赴宜宾，另调7840部队从宜宾来泸化护厂。
9月2日 宜宾地革筹向泸州红联站、泸县泸联站、纳溪革联站正式发出通知，要求红联站立即派代表到宜宾谈判。红联站等不予理睬。
9月3日 宜宾地革筹、宜宾军分区联合调查组向四川省革筹、成都军区上报《关于红联站问题的请示报告》，要求认定红联站为被走资派所操纵、受保守分子蒙蔽的保守组织，进行分化瓦解；对其中的“红闯将”、“红工红火炬”等老造反派组织则认定为跟着保守组织干了坏事、犯了错误，只要同红联站决裂，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仍可视为革命组织。
同日 宜宾地革筹两个民兵团近三千人上午在宜宾市翠屏山下灯光球场召开誓师大会，地革筹副组长郭林川作武装支泸战前动员报告，并正式宣布了各团、营、连指挥员的名单。
同日 红联站发表《紧急动员令》，号召红联站人立即行动起来，坚守战斗岗位，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黑匪”（即红旗派)。下午6时，红联站在泸州市区南城用迫击炮、高射机枪对红旗派控制的白洋坪电厂、文化宫、医专等地进行炮击、扫射。
9月4日 午夜零时，宜宾地革筹下达出发命令，两个民兵团出发开始“武装支泸”行动。
同日 红联站攻占红旗派控制的白洋坪电厂。红旗派死3人，重伤3人，22人被俘。下午红旗派在市文化宫阵地向红联站前沿阵地及钟鼓楼一带进行射击，红联站被迫撤退，泸化兵团司令宿传金阵亡。当晚泸州市区标志性古建筑钟鼓楼被炮弹击中烧毁。
9月5日 由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布《关于不准抢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和各种军用物资的命令》（时称“九五命令”），严令任何群众组织和任何人，不管是属于哪一派，不许以任何借口抢夺人民解放军的武器、弹药、装备、车辆、器材、物资，不许抢夺军火仓库、军用仓库和国防企业中的武器、弹药、装备、车辆、器材、物资等等。此命令发布后各地群众组织开始上交武器，但此命令在宜宾、泸州地区只对红联站一派造成威胁，因红旗派的武器是经上级批准发的，红联站的武器则多是“抢夺”（或明抢暗送）的。
同日 宜宾地革筹、宜宾军分区、解放军驻泸部队发表《联合声明》，严令泸州红联站、泸县泸联站、纳溪革联站等立即停止向红旗派的武装进攻，上交全部武器，释放抓捕人员，撤除水陆交通关卡，受欺骗、受蒙蔽的工人、贫下中农必须立即返回本地区本单位抓革命、促生产，红联站、泸联站中大多数群众是受蒙蔽的，也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受害者，也是愿意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的，一律不咎既往。希望你们不要再继续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个别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坏头头的当。你们应当起来造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坏头头的反。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个别坏头头只有向人民低头认罪，缴械投降，立功赎罪，才能获得群众的谅解，从宽处理。
9月6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泸部队发表《声明》，宣称坚决支持张、梁、刘、张负责组织的省革筹组和王、郭负责组织的宜宾地区革筹组，坚决支持红旗派，决心与红旗派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9月7日 红联站总指挥李修传在武斗中身亡。
9月8日 泸州市小市、兰田镇两处战斗最为激烈，双方伤亡惨重。下午红联站开始从主要阵地溃败撤离，除一部撤退至合江县外，大部被围困在离泸州市区几公里的高坝泸州化工厂内。武斗中发生有名的“燕子岩六壮士”事件：红联站六名武斗人员在红旗派武斗队攻上来时，因弹尽粮绝拒不投降而集体仿效战争年代的“狼牙山五壮士”，高呼“毛主席万岁”跳岩自杀。据不完全统计，在几天的激战中，红联站死380多人，轻重伤万余人，红旗派和外地参战人员死150多人，伤600人左右。
9月9日 “武装支泸”的民兵二团先头部队进入泸州城区，宣告“第二次解放泸州”。
9月11日 泸州红旗派派出15辆卡车从永川将重庆反到底派北碚猛虎团、中学生红卫兵九一纵队北碚支队等被八一五派打出北碚区的武斗人员接到泸州参加“武装支泸”。12日晨即在红旗派配合下攻占省航校，随即又攻占了江边一些山头。在准备攻打红联站的根据地泸州化工厂时，得到宜宾军分区传达成都军区政委张国华命令：为防止255厂弹药爆炸引起严重后果，立即撤除对该厂的包围。反到底猛虎团作战期间一直有东方红（原峨眉）电影制片厂摄影师随同拍摄纪录片。在这次“武装支泸”中反到底派死13人（其中中学生9人）。
9月11～12日 撤出泸州市区的红联站武斗人员向合江县发起进攻，于12日中午攻占整个合江县城，随即控制合江县大片地区。
9月13日 自贡市造反派在英雄口广场举行“烈士追悼大会”，追悼在“武装支泸”中死难的自贡造反派丁德华（女教师，工代会常委）、曾玉良、杨世友三人。会后举行了武装游行。
9月16日 宜宾地革筹接办《宜宾日报》，此后《宜宾日报》成为地革筹（后地革委）机关报。
9月18日 毛泽东路经长沙时接见黎原、华国锋、章伯森，在谈及群众组织抢枪问题时，毛泽东说：“全国抢了三十多万支枪，我看不多，民兵就有三百五十多万支枪。”当黎原说到“这次是一次很好的战备演习”时，毛泽东说：“英雄所见略同，是一次很好的战备演习！”他还肯定了黎原“发枪”的作法，说：“枪发给左派了，现在他又送回来，给你保管好了枪，不然右派就抢跑了，这是个好经验。”
9月19日 宜宾地革筹组长、宜宾军分区第一政委王茂聚在泸州市南城原川南军区大礼堂接见参加“武装支泸”的民兵一团、二团全体人员，大讲“武装支泸”的巨大成绩和重要意义，以及红联站的“九大罪状”。王茂聚讲话中说：“成都军区张国华同志讲255厂有几百吨炸药不能打，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只剩下255厂，泸州红旗可以对付了，每个营留一个排的好武器交给泸州红旗派，其余撤回去，以后有必要时，随时可以再来。”当晚各团撤出泸州市。
9月24日 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赴泸调查团发布《关于泸州地区反革命武装暴乱的初步调查》，称泸州反革命武装暴乱是由一小撮走资派操纵的反动组织红联站挑起的，甚至称暴乱期间还发现有蒋匪飞机到泸州散发的多种反革命传单，在一逃跑的红联站头头处查出有别人写给他的逃往台湾的路线与联络地点图等，要求中央取缔泸州红联站、泸县泸联站、纳溪革联站等反动组织，认为泸州红旗是经过严峻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按照江青同志关于“文攻武卫”的指示进行自卫还击是完全正确的，外地造反派支援泸州红旗的行动是完全正确的。
9月27日 宜宾地革筹向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报送《关于泸州地区反革命武装叛乱的报告》。
9月下旬 省、地革筹组织省内、地区内各地同一派组成的慰问团携大批物资到泸州进行慰问活动，红旗派不时举行军民联欢活动，解放军7792部队的毛泽东思想宣传车在泸州城区用高音喇叭反复广播：“坚决支持红旗派！誓作红旗派的坚强后盾！”宜宾地区两派分别为各自在武斗中的死伤者大搞慰问、追悼活动。宜宾官方成立了以地革筹副组长郭林川为主任委员的宜宾地区“红旗革命烈士治丧委员会”，对“武装支泸”中被打死的“红旗战士”均追认为“革命烈士”。制定了“关于处理善后工作暂行办法”，对“革命烈士”优抚工作作了明确规定：烈属是农村人口可以转为城市户口和安排工作；“烈士”是城镇职工的，烈属可顶替工作等。两派都开始建造各自的“烈士陵园”。
9月30日 红联站宣布在高坝地区从10月1日到3日“戒严”3天。
10月2日 红联站1500多人兵分两路向驻守泰安镇的红旗发起进攻，红旗派于4日下午撤出泰安。红联站攻占沙湾、兰田、五星公社、忠义、邻玉场及茜草地区的长江起重机厂、长江挖掘机厂等。
10月9日 周恩来在接见湖南革命造反派代表时讲话中说：“武装左派是主席思想，但不要急，先做试点训练不发枪。哪个单位大联合好了，训练好了，才发枪。武装是积极的，收枪是消极的。武装造反派这个是方向，不能从眼前考虑，从前途设想，这是个备战，一旦有事全民皆兵。原来民兵体制全部打乱了，要把左派武装起来，但步骤放慢一步，两条腿走路，主席同意了。”
10月17日 中共中央转发毛泽东于7月至9月各地爆发大规模武斗期间“视察”（在警卫森严的专列或“行宫”里听取各地要员汇报）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后简称视察大江南北）时的谈话纪要。毛泽东认为：“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有些地方前一段好象很乱，其实那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在未公开披露但已通过各地驻军传达并由群众组织以传单小报大量传播的讲话中，有不少对各地抢枪、武斗等情况持欣赏态度的内容。
10月23日 四川省革筹组副组长、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因与省革筹组组长、成都军区政委张国华意见分歧，离开成都住到重庆五十四军军部。林彪事件后梁兴初在1972年7月15日写给中央的检查交代中承认：“这是一次典型的另立中心的分裂行动。”“我不经党委讨论，也不同张政委商量，无视党的纪律，站在错误的立场上，大放厥词，随便表态支持这个、支持那个，大搞支一派压一派，从另一个方面干扰和破坏了革命的大联合和三结合。”梁兴初在重庆期间大量发表支持八一五、红成等一派的言论，接见各地反对刘、张的一派群众组织，全川掀起“打刘张”的高潮。
11月 宜宾红旗派陆续建立起宜宾红代会、农代会、工代会。
本月 宜宾红旗派内部因对“武装支泸”的不同看法产生严重分歧，反对“武装支泸”的一些成员分化出来成为红旗炮轰派；力主为邓自力等蒙冤干部平反但遭到刘、张、王、郭反对的一批红旗派成员也加入了炮轰派。炮轰派此后也遭到王茂聚主持的地革筹（后为地革委）及红旗派的武力镇压。
12月19日 张国华、刘结挺与成都军区副政委谢家祥、五十军副军长孙洪道等接见空字028红总（八二六派）、红成和红卫东代表，传达周恩来指示。因红成准备在20日开大会揪斗刘、张。张国华将此事打电话向周恩来汇报后，周作了重要指示，主要精神是：刘、张的问题是四川十条的问题。对待刘、张的态度就是对待十条的态度。打倒刘、张就是反对四川十条，就是反对中央。揪斗刘、张的会，无论刘、张在不在场，那大方向就错定了！张国华传达到这里说：如果他们（红成）要揪刘、张的话，我就准备一辆宣传车，第一个宣传刘、张打不倒。此后成都的八二六派与重庆的反到底派及宜宾、泸州的红旗派等组织因坚决保刘、张、王、郭，便自称“红十条派”，而将“打刘张”的组织称为“反红十条派”。
年底 成都的红成派与重庆的八一五派等组织在坐镇重庆的梁兴初与驻重庆的五十四军暗中支持下掀起声势浩大的“打刘张”高潮，声称“打倒刘张过元旦”，宜宾的宜红总和泸州的红联站等长期反对刘、张、王、郭的群众组织，这时便与曾经视它们为“保守派”的红成、八一五结成了同盟。
12月27～29日 在宜宾市召开了全川二百多个自称“红十条派”的组织参加的“四川无产阶级革命派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捍卫红十条誓师大会”。王茂聚讲话中宣称宜宾地区捍卫“红十条”派已发展到几百万人，反对“红十条”派已被瓦解，剩余的一小撮已空前孤立。
1968年
1月9日 王茂聚在地革筹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中，针对一些红旗派干部群众要求将长期受到李井泉打击迫害的邓自力“解放”并作为革命干部代表进入“三结合”的意见，说邓自力不能进入“三结合”，并称邓自力过去是老右倾，现在是宜宾地区“大刮右倾翻案妖风的总指挥”。此后邓自力被诬为“宜红总的后台”遭到追捕，而支持邓自力的红旗派干部群众则有许多加入了反对王茂聚的红旗炮轰派。
1月 宜宾地革筹建立文攻武卫指挥部。
3月3日 泸州市区两派群众组织隔江对峙，相互炮击。红联站在重庆八一五、荣昌二九、永川专联司等武斗人员支持下于高坝、兆雅两地对泸州红旗派进行反攻，先后占领了小市镇、泸县（泸县沱江南岸等地区除外）、兰田镇。
3月4日 红联站攻占纳溪县城。红联站的反攻造成泸州及周边数万人离乡背井，经泸州—富顺、泸州—宜宾公路逃往宜宾、富顺、自贡、成都等地避难，史称“一九六八年三月大逃亡”。
3月初 宜宾地革筹、军分区、各县武装部和各地党政部分领导干部、群众组织代表等共280人奉命到北京参加中央举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3月9日 全川五十八个县市保刘张派在自贡市召开了为期六天的会议，推广“武装支泸”经验，称“去年九月‘红十条’派武装支泸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如果有必要，我们誓将再度武装支泸”，并号召全川“红十条”派“必须在文攻武卫中联合起来，进行必要而适当的支援”。
3月15日 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接见四川省革筹组、成都军区、五十军、五十四军领导人，所作的讲话时称“三一五指示”或“三一五讲话”，讲话中严厉批评了成都的红成派和重庆的八一五派等（在梁兴初和五十四军暗中支持下）掀起的“打刘张”浪潮，周恩来说：“反刘、张的材料，很多都是从李井泉那里搞来的，实际上是替李井泉翻案。”张国华说：“记得总理还说，再打刘、张就通报全国。”周恩来说：“是的，是在主席那里讲的。”并上纲为“反刘、张就是给李、廖翻案”（康生语），“就是刘、邓复辟”（周恩来语）。“三一五指示”正式传达后，全川“打刘张”一派一面被迫认错检讨，一面再次扩大武装力量以便“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以实力争地盘，保刘张一派则得意忘形企图一举将对方压垮。四川武斗再次升级。
3月18日 重庆八一五派外调张西挺历史问题的人员到北京解放军政治学院（中央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四川班住地）向梁兴初的秘书汇报了调查证实张西挺历史上曾叛变的情况。但因次日张国华即在中央学习班四川班传达了中央首长“三一五指示”，梁兴初的秘书向八一五派调查人员转达梁兴初的意见：“中央首长刚讲过话，不能再提了，停下来吧。”
3月22日 宜宾红旗派举行热烈欢呼、坚决贯彻中央首长三一五重要指示誓师大会，随后在全地区开展了反击“反‘红十条’的右倾翻案黑风”运动，对宜宾红色派、红旗炮轰派、泸州红联站观点的人员进行打击。
4月8日 泸州市人民北路百货站库房被流弹击中烧毁，经济损失227万元。
4月18日 四川省革筹、成都军区党委批准成立宜宾地区革命委员会。
4月21日 由宜宾红旗派、宜宾市“三代会”、重庆反到底赴宜联络站联合召开了宜宾市八万军民誓师大会，号召“彻底粉碎反‘红十条’的反革命逆流”，全地区各地大揪“坏头头”、“变色龙”、“小爬虫”，宜红总、红旗炮轰派、泸州红联站观点的干部群众被批斗、关押达4万多人。
4月25日 由保刘、张一派组建的宜宾地区隆昌县革命委员会召开成立大会，当天县城即被泸州红联站、重庆八一五等武斗人员从两面夹击攻占，隆昌县革委刚宣布成立即抬着牌子撤到自贡市成为“流亡政府”。这是“武装支泸”期间震动一时的“武装颠覆革委会”事件。
4月27日 因四川武斗再次升级，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再次接见四川军政领导人，再次强调“打倒刘、张就是反红十条”，但主要针对保刘、张一派在“三一五指示”传达之后的“翘尾巴”，对八二六、反到底派掀起的打谢（家祥）反梁（兴初）浪潮提出批评，并安抚在“三一五”之后想不通的五十四军领导人“不要灰溜溜的，有多少责任就承担多少责任，要把腰杆挺起来，精神抖擞起来”，并当场指示对向五十四军领导造反的副营长黄富成要开除军籍。当张国华谈到泸州红联站用六版大报批判“三一五指示”时，中央领导人斥责“这是对抗中央”。
同日 被武力打出隆昌县城的隆昌县造反派，在自贡市中心抬着毛泽东巨幅画像及“隆昌县革命委员会”挂牌举行抗议游行。此后“隆昌县革命委员会”牌子一度挂在自贡沙湾招待所门口，在该招待所临时办公。隆昌县大批同观点造反派及群众也随县革委会流亡到自贡“避难”。仅4月27日晚上自贡市就涌入外地人员5万余人。
4月28日 宜宾地区及宜宾市革命委员会召开成立庆祝大会。王茂聚、郭林川分别担任地革委正、副主任，李良担任市革委主任。
4月30日 宜宾专区水电局第一副局长、水电系统党组书记徐嘉陵因曾两次参加上京汇报刘、张问题的干部代表团（曾任第一次汇报团副团长），虽在“红十条”下达后已经多次检讨诚心悔过，仍被水电系统红旗派定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在他第二次上京反映问题一周年这天被叫到水电局，私设公堂审讯折磨，当场被重庆反到底派参加“武装支泸”人员活活打死。
4月底 宜宾地区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对红旗派武斗队伍进行了整编，全部编为民兵团（营），番号2字头为泸州、纳溪及石油系统，3字头为隆昌县，4字头为宜宾市，5字头为富顺县，6字头为泸县，7字头为合江、长宁、南溪等县，8字头为古蔺、叙永县。
4月底 宜宾地区十八个县、市武装部联合发表《关于当前隆昌局势的严正声明》，宣称要坚决粉碎“武装颠覆革命委员会”的“反革命武装暴乱”。
5月9日 经成都军区批准成立的泸州化工厂新军管会晚上开会宣读有关文件时遭到红联站的主力泸化兵团人员围攻，军管会主任等3人被毒打。
5月28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中发（68）75号文件，批准成立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张国华任主任，李大章、梁兴初及一直被红成、八一五和宜宾宜红总、泸州红联站等要打倒的刘结挺、张西挺均任副主任，王茂聚任常委。晚8点45分到10点50分，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中央领导人接见张国华等和中央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四川班学员，宣布中央批准成立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5月31日 成都召开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庆祝大会，出席大会的群众基本上是各地所谓“红十条派”即保刘张派的代表。
6月7日 全川保刘张派在自贡市召开会议，号召全省“红十条”派“走武装支泸的路”，团结起来，联合起来，“对翻案联军盘踞的南充地区、泸纳合地区、江津地区”，应该发扬革命的进攻精神。
6月16～28日 宜宾地革委召开第二次全委会议，研究清理阶级队伍、开展对敌斗争、加快大联合步伐、迅速建立各级革命委员会等工作。
6月下旬 宜宾地革委认为盘踞在重庆、江津地区的 “保守势力”正在武装反击“红十条”派，直接威胁和影响着泸州，泸州红联站的局部反攻已经展开，为了更好地实现武力稳定局势，彻底解决久拖不决的泸州问题，加紧准备实施再次“武装支泸”计划。为此成立了泸州兰田（代号101）和富顺县代寺（代号301）两个前敌指挥部
7月4日 “武装支泸”大军向纳溪革联站一派发起总攻，同时开展“武装支隆”。保刘、张一派数十个县、市约6万武斗人员，与得到重庆、江津等地“打刘张”一派支持的红联站展开血腥厮杀，保刘张派攻克纳溪、合江等地，控制了大片地区。据不完全统计，在这次武斗中仅泸州市、泸县即打死216人，外地死者不详。红联站“舰队”多艘“战舰”被击毁。
7月15日 叙永县两派武斗，县城解放大楼被炸毁，死14人，伤67人。
7月16～19日 宜宾地革委、军分区召开清理阶级队伍工作会议，全地区以“清队”之名对反对派观点干部群众展开残酷打击，到11月底，地专及（除泸州片区外）13个县、市共有2846人被作为“专政对象”遭到残酷迫害。
7月25日 重庆八一五派与泸州红联站、涪陵红联司、云阳“11•27”、中江县继光兵团等在合川县召开专县问题革命串联会，各专县代表分别对自己的组织不被省革委承认并遭到武力围剿的情况作了介绍，有的甚至是声泪俱下控诉。
7月28日 泸州市郊大驿坝1163（油漆）仓库被炮弹击中烧毁，损失32.34万元。
7月下旬 因中央连续发出“七三” 、“七二四”布告，表明不再容忍武斗的态度，“武装支泸”不得不草草收场。从1967年7月到1968年7月大规模武斗一年期间，宜宾地区动用各种枪炮10000多支（门），耗费粮食5400多万斤，布匹34万余尺，钢材2200多吨，损坏车船1200多辆（艘），现金及其他损失物资折价共约9700余万元，停工停产等损失则更难于计算。武斗中死2000多人，伤16000多人（其中致残8000余人）。
8月15日 中央在北京开始举行国防、冶金等重点工矿企业“抓革命促生产会议”（时称“八一五会议”）。这次会议实际上是强行解散各地重点工矿企业群众组织、终结工人造反运动的大型“学习班”，要赶在中共“九大”之前终结工人造反运动。宜宾、泸州的重点企业工人群众组织两派代表及相关领导干部和军代表奉命参加了会议。
9月12日 宜宾地革委作出《关于解决泸州问题的意见》，其中提出对“‘红联站’这个上层权力机构，以及未经宜宾地革委（前革筹小组）、军分区批准的一切权力机构”和“‘二月镇反’的工具——‘政法兵’，旧市委机关的‘一月革命’”（都是红联站的重要成员），“均不予以承认”。四川省革委、成都军区14日批示同意下发（即川革发[68]164号文件），遭到泸州红联站等强烈反对，被迫收回修改。
9月16日 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陈伯达、康生、江青、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再加上李富春、李先念等，在人民大会堂三楼小礼堂接见国防工业“八一五会议”代表，作了一个定调子的讲话（时称“中央首长九一六讲话”）。在这次讲话中，中央首长明确改变了支持宜宾红旗派的态度，转而对红旗派进行严厉斥责，并称泸州化工厂一位支持红旗派的干部陈洪“有杀父之仇”，点名让红联站女工代表起来进行控诉，在其哭诉时江青插话说“不要哭，你们有自卫权利”。中央领导人还对红旗派的泸州化工厂一个车间主任郭光昶进行围攻，威逼其承认在八一五会议期间外出“开黑会”。对抗中央，并当场追查其家庭出身、其父与其本人历史等，进行捕风捉影无限上纲的分析批判。这一讲话不仅对宜宾、泸州两派造成了“三一五指示”半年后的颠覆性影响，而且在广泛传达后成为各地“清理阶级队伍”的指导文件。
10月6日 四川省革委、成都军区重新下发宜宾地革委《关于解决泸州问题的意见》的批示，仍遭到红联站等抵制，无法执行。
10月13日 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通过了将刘少奇定性为“叛徒、内奸、工贼”并永远开除党籍的决定。毛泽东在讲话中谈笑风生地说：“四川可打得厉害，双方都是几万人，无线电指挥，有什么不得了？天塌不下来。谁叫你搞‘二月逆流’，一抓就是十万人？”
10月 按中央军委命令（即毛泽东的部署），驻防四川（军部在重庆）的五十四军移防云南，驻滇十三军接替五十四军防务。泸州驻军即由五十四军7792部队换成十三军0025部队（即十三军39师116团）。
11月18日 梁兴初在重庆警备区接见泸州红联站和宜宾红旗炮轰派代表，听取汇报并作了支持他们的讲话。
11月25日 原泸州市长李金维被迫害致死。
11月26日 泸州市革命委员会成立，主要领导为军人。
12月10日 泸州市革命委员会发布第一号通告，具体规定各革命群众组织未经市革委批准不得举行全市性集会、游行，各单位拆除高音喇叭，不得再作派性宣传，不得写不利于大联合的标语，群众组织和个人所拥有的武器、装备和凶器一律于12月20日前无条件上交，顽固对抗者以现行反革命论处，在外的水陆交通工具一律退还原单位，外出人员返回原单位不得歧视刁难，返回人员不得集中居住进行派性活动，等等。
1969年
1月18日，合江、纳溪县革命委员会同时成立。至此，宜宾全地区18个县、市全部建立了革命委员会。但纳溪县革委会成立后，两派仍隔永宁河对峙，武斗不断。
2月1日 泸州市革命委员会通知各单位：本市参加中央“八一五会议”的代表将于2日经宜宾返回泸州，要求各单位组织欢迎，特别强调“一律不打派旗”。
2月12日 泸州市初高中“老三届”知青720人到农村插队落户。
4月24日 中共“九大”闭幕。四川领导人张国华、李大章、梁兴初、刘结挺、天宝、谢家祥等成为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张西挺、徐驰、蓝亦农、鲁大东等为候补中央委员。
4月 四川省革委主任张国华视察泸州化工厂。
5、6月 泸州两派在市区周边地区发生局部小规模武斗，部分红旗派人员又滞留市区，已经返回市区的部分红联站人员再次外流市郊高坝、罗汉镇地区。
6月 泸州市革委组织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
7月31日 驻泸部队武装游行，宣传中共中央关于停止武斗的“七二三”布告。
8月11日 宜宾地革委出动数千武斗人员围攻红旗炮轰派川铁兵团，打死打伤九十余人。
8月上中旬 驻泸部队相继出动5000多人次，派出宣传队1886个，先后举办32期学习班，宣传中央“七二三布告”，通过集训，遣返武斗队员，拆除工事，收缴各类枪1407支，炮17门，12万多发弹药以及炮弹和其它物资。
8月23日 泸州红联站召开贯彻落实中央“七二三”布告誓师大会后，游行队伍遭到红旗派开枪射击。
8月 驻泸部队相继派出宣传队1886个，举办学习班，收缴枪炮子弹，拆除工事，遣返武斗人员。
8月30日 四川省革委第一副主任李大章在省革委、成都军区国防工业战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批评发生在泸州化工厂的围攻毒打“九大”代表蔡元森、李祥禄事件，说两人是去传达“九大”精神的，不管传达有无错误，也不该围攻毒打，这不仅是有点派性的问题，而是说明在背后有阶级敌人操纵指使。
9月2日 宜宾红旗炮轰派联合总部发表《关于宜宾地区当前局势的严正声明》，批判“武装支泸”和王茂聚在“九大”之后的几次讲话，反对将泸、纳、合百万红联站群众打成“反革命”，力主为邓自力等革命干部平反。
9月10日 泸州红联站医专红革联人员返校，遭到占据学校的红旗派人员及外地“武装支泸”人员毒打杀伤，驻校军宣队制止冲突也遭打伤。医专红革联给毛主席、林副主席发出紧急电报，要求中共中央、四川省革委、成都军区迅速调查处理这一“反革命事件”。
10月19日 泸州红联站召开“平山”（解散组织）大会，发出《给毛主席的致敬电》，称红联站“削平山头”是“十三万红联站儿女无限忠于您老人家的具体表现”，“是以您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最高司令部，发出了气壮山河的‘九·一六讲话’，拯救了我百万红联站革命派，驱散了‘武装支泸百分之百正确’论的漫天妖雾，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替我们伸了冤。”
11月5日～12月24日 周恩来主持在京西宾馆召开中央解决四川问题的会议（主要是调整对四川领导班子的态度，将刘结挺、张西挺夫妇抛出作为四川动乱不止的罪责承担人）。
11月18日 周恩来、陈伯达、康生等中央领导人接见出席京西宾馆会议的四川代表，康生在讲话中主要批评四川泸州、涪陵、万县等地区的武斗，特别是“武装支泸”问题，并把王茂聚点名站起来训斥，康生说四川拍摄的“武装支泸”的电影纪录片《突破口上红旗飘》是“突破口上黑旗飘”，说如果把这片子拿到香港去，可以卖几百万美金。领导人讲话之后放映了尚未最后制作完成的电影纪录片《突破口上红旗飘》（无声毛片），其中有泸州遭到武斗破坏的一些场景，有王茂聚慰问红旗派武斗伤员、参加红旗派武斗“烈士追悼会”等镜头……在观看时，周恩来把王茂聚叫到身边，不时作些询问或批判性的点评。
11月19日 四川省革委、成都军区决定成立以吴华（军人）为首的宜宾地区6人临时领导小组。
11月21日 王茂聚在京西宾馆住地以割腕加窗帘绳上吊自杀身亡。
12月17日 泸州化工厂高能炸药车间发生爆炸，死伤4人。
12月25日 经毛泽东批示“照办”，发出《中共中央对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成都军区党委〈关于解决四川当前若干问题的报告〉的批示》（中发〔69〕87号）和四川省的那个报告（中发〔69〕88号），两文件当时统称“一二·二五批示”，其要点是把四川动乱不止的罪责推给刘结挺、张西挺夫妇承担（一年半以前中央还坚决保刘张，严厉斥责在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和五十四军暗中支持下的一派群众组织“打刘张”是“为李廖翻案”，“是刘邓复辟”）。中央批示中同意四川的报告并要求“坚决贯彻执行”，以“迅速解决四川的问题”，并对四川的领导班子作了调整，将长期与“一把手”张国华闹对立、原排在第三位的梁兴初提升至第二位，将刘、张夫妇地位下降。四川的报告中称：“我们长期陷入资产阶级派性，违背了毛主席关于革命大联合的教导和林副主席关于‘一碗水端平’的指示，亲一派疏一派，支一派压一派，省革委领导人错误地以拥护或反对自己为标准划分‘革’与‘保’，划分‘红十条’派与‘反红十条’派，这就使两派群众组织长期对立，为阶级敌人所利用，武斗不息，干扰了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报告不点名地指责刘、张夫妇：“省革命委员会的个别领导人头脑膨胀，居功骄傲，争权夺位，利用职权搞宗派主义，拉拢一些人，排斥一些人，大搞‘以我为核心’，操纵办事机构，安插亲信，突出个人，独断专行，利用各种宣传、文艺工具为个人树碑立传，散布许多违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论，干了不少违反毛泽东思想的事。”报告也批评了张国华、梁兴初等主要领导人：“领导核心不团结。省革命委员会的几个主要领导人长期互不信任，互不支持，没有批评与自我批评精神，特别是对个别领导人的严重错误没有进行严肃的斗争，有不同意见不是摆到桌面上用毛泽东思想统一认识统一行动，而是各行其是。”
12月27日 中央领导人接见四川省革委会、成都军区赴京学习全体人员，传达“一二•二五”批示，处理刘、张问题。周恩来讲话中说：“……王茂聚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真是不知耻，我们把他开除了，再不能走他们那条路，拿他们作反面镜子。‘自作孽，不可活。’不能学。”
年底 泸州市内最后一批外流人员返回原单位。相继发生两派在市区（泸州医专附院行政楼、泸州市科协院内）最后两次打死人的小型武斗事件。
1970年
1月18日 四川省革委会核心领导小组、中共成都军区委员会发出《关于对王茂聚叛党自杀的处理决定》，称其“主持宜宾地区工作以来，打着‘红旗’反红旗，大耍资产阶级政客手腕，上欺中央，下压群众，顽固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搞资本主义复辟，干了不少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恶活动”，“以是否拥护自己为标准，划分‘革’与‘保’、‘革命’与‘反革命’，长期挑动群众斗群众，组织指挥大规模武斗，武装镇压和非法抓捕革命群众”等等。宣布开除其党籍、军籍，撤销一切职务，进行彻底揭发批判清除其恶劣影响。
2月25日～3月19日 宜宾地区红旗派、宜红总、红旗炮轰派、泸州红联站四大组织的13名代表到成都，参加由省革委核心小组、成都军区党委召开的五地区“三结合”会议，商定了对宜宾地革委进行“补台”的方案。
3月7日 张国华在成都东方红礼堂作公开检查，承认自己“在政治上、思想上犯了一系列错误，陷入了资产阶级派性”，具体检查了：一、没有听毛主席的话和按毛主席指示办事；二，没有正确对待群众，犯了亲一派、疏一派，支一派、压一派的严重错误，对泸州红联站、自贡五军一兵、地总等等群众组织是长期不承认，或者是承认一部分，不承认另一部分；三、省革委长期不团结，其原因是我这个班长未当好。主要是，对群众组织有不同观点的看法，闹不团结，对梁司令员、谢家祥的正确意见未支持，对刘、张的错误未展开严肃的斗争；四、没有按毛主席指示坚定依靠军队，来发挥军队作用。两年多来，未抓军队工作，把军队支左领导小组取消了，削弱支左工作，（让）设在下面的办事机构去管，把军队的问题有不同意见暴露在社会上，造成思想混乱。军队支左不统一，各支一派；五、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我对刘、张是过分的信任，使他们的错误越来越严重，我对他们斗争不力，有时甚至是支持、纵容，站在一起的；六、我违背了八届十二中全会精神，在全省发动了“反复旧”运动；七、在几年中间的严重错误，我是不完全认识和了解的，我是犯了官僚主义的错误。张国华检查中还具体讲到武装支泸问题：“宜宾地区泸州武装镇压红联站，是王茂聚搞的，而对刘、张是有牵连的。我们在一九六七年九月那次武装支泸，我们制止他不改，不听，造成宜宾革命生产落后，我是有重大责任的。王茂聚的死，是自作孽，不可活。我们是不负责任的。但他的错误，我们是有责任的。刘、张是要负责的。”
四川有关领导人后续情况——
1971年8月5日，刘结挺、张西挺夫妇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
1971年“九一三”林彪事件之后，梁兴初被认定与陈仁麒（成都军区政委）、谢家祥（成都军区副政委）“上了林彪的贼船，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和宗派主义错误”。梁兴初先被隔离审查，后被免去党政军职务下放工厂劳动并继续接受审查。文革结束以后撤销以上审查结论落实政策。
1972年2月21日，张国华在成都病逝。2月25日在成都召开的追悼会上，李大章代表中共四川省委、省革委、成都军区所致悼词中褒称其“光明正大，顾全大局”。3月11日周恩来亲到首都机场接张国华的骨灰。
1972年5月21日晚，周恩来在批林整风汇报会上讲话中说：参加会议的人报告了主席，主席说，梁兴初、谢家祥能到会，难道张西挺、刘结挺不能到会吗？随后根据中共中央决定将刘、张调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工厂劳动，接受审查。6月18日，中共四川省委向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审查刘结挺历史问题的情况报告》和《关于张西挺被俘叛变的审查报告》（认定张曾于1946年被俘叛变自首）。
文革结束后1977年8月至1978年2月，刘、张夫妇被以“‘四人帮’在四川的资产阶级帮派头子和亲信”罪名押往成都、重庆、宜宾、南充等地批斗53次。1978年6月24日四川召开全省广播批斗大会将刘、张夫妇正式逮捕。1982年3月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以共同犯有“阴谋颠覆政府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判处刘结挺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判处张西挺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二人以原判“定性不当”、“不是犯罪”、“是认识问题”为由提出上诉，被最高人民法院驳回。1993年二人在保外就医期间相继病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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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文物】
泸州罗汉镇大龙山红联站墓群调查
陈晓文
网上从2007年开始流传泸州尚存文革墓群的帖子。有意探访也有些日子了，2013年清明前终于约定4月3日前往。同行者有退休金领取者扈来明、刘成杰，自由纪录片拍摄者卢军、《银发摩登》杂志记者王明明。至友新雅空调净化设备安装有限公司老总谢军为我们提供7人座小巴。下午15时抵泸，从泸州市区到罗汉镇用时40分钟车程。当地人告知，可乘224路公交，从西南商贸城（长途客运中心）直达罗汉镇 。
该次调查形成、发表了题为《泸州罗汉镇大龙山红联站墓群踏勘初探》的报道。稍后的4月19、20日笔者与周明正，2014年春节的2月1-3日与内子王明智前往补充调查，据以整理、完善了《泸州罗汉镇大龙山红联站墓群碑文辑录》。2013年盛夏，笔者曾约秦本志、周明正再赴泸州，因墓地现场荒草丛生，把墓茔碑刻遮蔽住了，无法展开工作，扑了个空。稍许告慰的是，多少做了一点知情者的口述调查。本文是基于以上后续努力对前述报道的修订补充
墓园踏勘纪实
罗汉镇镇政府旁大路转进小路之前，路边有一所挂牌的“大龙山公墓管理处”。进小路约100米分岔：向右路宽，为新辟经营性（自称“公益性”）公墓；向左路窄，为大龙山红联站墓群。沿小路前行不到200米，一条石梯小道向上约50米，有一道石拱门。进去一小平坝立有10米高纪念碑，上书“革命烈士纪念碑”虽被凿去，却还依稀可辨。纪念碑顶有一个工农兵三人群体塑像：工人挥手，女农拖曳农具，士兵手握枪支。从坡脚遥遥望去，造型生动，气氛肃然，与石拱门的缺损冷峻融成一体，颇具形式感。
这一处所，当地人称“烈士陵园”，石拱门上虽被凿去、但仍隐约可见的就是“烈士陵园”字样。质朴厚道的当地人没有特别深究，简单而宽容地接受了造园者给它的命名。一位老者答问说，这里埋的都是泸（县）纳（溪）合（江）的人。
从墓地上行100米到顶，左右两翼约130米，呈右宽左窄的扇形展开，约20亩地 。墓地坟茔朝向，与纪念碑的朝向一致：坐西朝东。下午的清冷阳光从山后斜照下来。除了个别例外，多数墓葬都遵循了这一规则。有石碑刻文可资确认的墓葬，多为单人墓。摄影卢军献疑说，大坟堆范围大得不像是单人墓，有可能是多人墓。惜无文字记载来证明。
墓地墓葬的排列完全没有规则可寻：没有统一的安排、调度，没有上下的梯级层次，没有左右的顺序，完全随着地形起伏，按前前后后造墓者个人意愿、当时财力来进行。致使调查主事者最初从绘制平面图、编序墓号开始循序进行的设想，被同行者嘲为“理想化”。给墓葬的清点、统计带来极大困难。
第一次调查采取随机记录，以墓主名字为序（避免无效重复）的方法作业。后来证明，效果无异于盲人摸象、挂一漏万。第二、三次就从平面图绘制入手：标定墓园地理方位、位置和园内的墓茔排列位置，编出次序。墓茔排序方法：以纵轴为主（基准），从前向后编序；水平方向为辅，从左向右编序。虽然这个工作还可能有遗漏，还可以进一步修正、改进，但方法和方向是正确的，是合乎田野考古规则的正确方法，至少使进一步的核查、改进有了可靠基础。
山顶有一处废弃的大型长方形碑柱。据说这里曾有上镌死难者名录总览的石刻（当地人称“光荣榜”），被毁。它与入园处纪念碑遥相呼应，构成墓园东西纵轴起点终点的明确标记。
墓地坟茔分为文革墓、疑似文革墓、非文革墓三大类型。疑似文革墓里，再细分为A型：有墓碑，但未用烈士名义，以家族语言记录，但死亡时间是1967、1968、1969年的；B型：无名坟堆。
其中文革墓墓主冠有“烈士”名称，下款造墓者为某单位某组织；非文革墓无“烈士”名称，无单位、组织落款。都没有什么疑义。
而疑似文革墓身份则有可议之处。A型：从碑文形式上看不出文革墓特征，仅从时间上判识是否合适？从死亡时间的分布上看，应呈大体为平均分布，而文革武斗是和平年代的极端情况，死亡数量大大超过平常年份，这类墓茔不计入文革墓难以解释，此其一；其二，当时葬制以火葬为主，土葬极少，战死者土葬含有组织抚恤，是一种同期死者的特殊待遇（1980年代初，有人建言清除重庆沙坪公园红卫兵墓的理由就是，人人都火葬，凭什么这些人还可以全尸而葬？——说明土葬是被当时由领袖倡导、政府推行的主流葬制所禁止的例外）。B型：由于有组织的人为破坏，含有文革信息碑文的墓碑被除去，成为无主墓，在有墓必有主的常情下，文革墓才会出现类似情形，所以它的可议程度反倒低于A型。
墓碑以材质分类，计有：①天然石材类，多数石碑属于青石，不论是文革下葬时刻的墓碑，还是亲属后来陆续更换的墓碑。只是一些青石风化程度较轻，保存好，如枉大勤墓；一些砂石质软吸水性强，时间长了就要起层松碎，风化得厉害，如白口城墓。②钢筋水泥类，钢筋水泥如李才明、张思伦墓等，或干脆就是水泥碑如吴建文墓等，碑上文字是制作过程中水份未干时镌成的。墓碑里的钢筋，据说引来一些小孩垂涎，要把拿它取出做游戏的铁环来滚，因而遭到破坏。③人造大理石，是近年来新换石碑常用的石料，耐磨，石质细腻，色彩鲜艳，受看。如陈少云、李树荣墓等。
第一次调查在墓园抄录、拍摄、采集时，我们没有见到红联站派死者亲友上坟祭奠，与非文革墓络绎不绝、鞭炮惊心的热闹形成对比。但是少数几个坟头前仍看得见祭扫者留下的新鲜香烛纸灰。
文革墓毁弃情况略考
该园碑文完整的红联站墓有130座，疑似文革墓A型41座，B型无名坟按40座计算（由于有遗漏，这应该是偏低数字），现存红联墓共212座，除以该墓群初始的380座（这是后来采访时有知情者提供的数字）基数，保存率55.79%，毁损率达44.21%。如果扣除疑似文革墓中的B型无名坟，则保存率有45 %，毁损率达55%。也即是说，一半左右红联站墓茔信息消失。
2013年清明前，手持长竿捆扎的胶皮笤帚、自称防火巡逻者，向我们介绍了墓园衰落的过程。
1970年代出于“清除派性流毒”政治任务的统一部署，被公社组织人来铲除墓碑。纪念碑后那片开阔墓地的石碑都被一起毁弃了。据说，部分墓碑是用水泥铸成的，厚达三四十公分。凿打者很费了些力气。清除石碑，仍然保留了坟堆，未及更深惊动入土安葬者，也算是执行者的明睿变通吧，但却使这些死者成为了无名者，给他们的亲友祭扫造成困惑，更为后天的调查研究带来困难，成了一笔无从厘清算明的糊涂账。半山腰有座石亭（不止一座）被拆除，连钢管都被拆下拖走了。毁亭时间略晚于毁碑时间。石亭遗迹也已被新坟替代。
该墓园起点处的纪念碑据说亦曾考虑拆除，因石碑巨大，拆下石块数量必多，无处安置，只得作罢。
墓园里已修建起好几所农舍，显然背弃了当年生产队与造园者之间达成的用地协定（当然也与签约主体甲方的撤销，废约被习惯法视为合理有关）。同时还占据了用地面积，其生活排水炊烧烟熏又多少恶化了墓园环境，加速了墓园毁损；继续在坡地耕作农产品也造成土壤侵蚀、水土流失带来的碑石风化作用，对没有砌石基保护的墓伤害尤大。
大量非文革墓1990年代以后的入驻，为生产队带来出让土地的收益。此类墓葬数量远远超过现存文革墓石碑。新增非文革墓的修建用地面积大于它的实际需占面积，施工过程会直接损及原有文革墓。这些人群的祭扫活动，也间接影响到文革墓的保护。
墓园右侧（北面）的经营性墓园，虽然葬式为火葬后骨灰下葬，坑穴占用面积不大。但在商业利润的刺激下，它的数量膨胀、扩张速度惊人，对文革墓群的威胁从隐形逐渐转化为显性。
根据与当地居民访谈的口述材料，墓地人为破坏情况原因有三类：一为公社奉命为了“清除派性”派人拆碑、砸碑，有的碑是钢筋水泥做的，厚三四十公分，砸得格外吃力。二为农家小儿为了用碑里的钢筋做铁环游戏玩耍而进行了毁坏。三为死者家属把亲人的墓茔迁葬而导致毁坏。
一类是有组织的大规模行为，二类是规模不大的个人行为，第三类行为无统计数字，无法估计其规模。从仍留了那么多碑来看，有组织大规模破坏遗漏过多，又不太合理；二、三类情况多是个人行为，破坏范围有限。一类情况的有效性因执行者应付差事、敷衍了事（中国老百姓对死者有根深蒂固的敬畏心理）而大大打了折扣。二类情况带有自然破坏的自发、偶然性质。第三类情况在无管理情况下，是死者家属的自然权利。但它给墓地完整性造成的破坏是不容忽视的。
实际情况应该是三种情况兼而有之，共同作用，与自然破坏一道造成了墓园今日的窳败。
小结
这是一个由三方死者组成的墓群、墓园：一、文革中泸州红联站武斗战死者；二、非文革武斗原因死亡者；三、因公死亡由单位主事入葬者（极少） 。一类表征是死者名讳下缀有“烈士”称呼，二类死者名讳前冠以“故”（或“显考”、“显妣”），三类死者名讳下缀以“同志”称呼。一类死者中有些亲属改立新碑，避开“烈士”称谓，改用家族化的表达，只是死亡时间仍为“一九六七”“一九六八”年。是否提示着这些死者亲属对当时加之于死者身份认定的疏远、重新界定？我们无从确认这一情况的归属，暂把它定为“疑似文革墓”。统计时另列附类。
这里曾经是泸州一派群众组织红联站的武斗死者墓园，但现在已经不复单纯是红联站墓园了，而是一个多方杂处的墓园。卢军说，它更像一个乱葬岗。笔者愿意再进一步对其给以申说：这个“乱”既指墓葬布局的随意，碑文的简陋，墓主身份、卒年、来历的多样，也指现实状况的无序，衰败加剧，前景堪忧。
红联站死者的墓葬人数是人们关注的焦点。数量是事物描写、定性的重要指标。当地人说有一千多人，也有说两千人的。看来他们口中的“千”不是确数，而只是对“多”的形容。网上帖子说“近千人”应该是对该说打了折扣的有所保留的表述。与红联站对立的泸州红旗派成员赵必成辗转推荐的知情人李世文，向笔者介绍说，当年得到的数字是忠山红旗派墓地葬有450多人，大龙山红联站墓地葬有380多人。笔者倾向于用这一数字作为参照基础。可以肯定它并非如网文中所称的“现存规模最大红卫兵墓群”，保存基本完好的重庆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沙坪公园“重庆红卫兵墓园”的墓茔、墓碑及已知墓葬人数都比它多。
现存红联站墓群中，碑文文字有死者确切职业信息的有91人。按职业分类：农民占总数的8.79.36%（8人），学生9.89%（9人），干部2.2%（2人），工人79.12%（35人），其中尤以国防企业泸州化工厂的泸化兵团和石油系统川南矿区的石油兵团为最：泸化兵团占总数的28.57%（26人）、石油兵团21.98%（20人）。他们队伍大，财力雄厚，泸化兵团所在的泸州化工厂厂址高坝即罗汉镇辖区，还占了地利。
有确切卒年信息的142人，按年份划分：1967年死者占56.34%（80人）、1968年41.455%（59人）、1969年2.11%（3人）。有155人只有卒年，而无生年；有岁数信息的16人，20岁以下约占12.5%（2人）、20～29岁约占24.5%（4人）、30岁以上约占24.5%（4人）、40岁以上约占17.85%（3人）；岁数最小的18岁，最大的44岁（由于样板数量太小，很难说死者年龄分布的百分比有多大统计学意义，有多少说服力，只是聊胜于无）。
有确切造墓立碑时间信息的11座，最早的是1967年9月14日，最晚的是1968年12月2日，起止持续15个月；1967年1座、1968年10座。
网文报道说，当年造墓方只给了生产队100公斤大米。是总共100公斤大米，还是每亩100公斤大米？不详。不管怎样，在那个城镇居民粮食凭票证供应、农民更是缺吃少穿的年代，这都是一笔可观的收入。这也成为后来生产队接纳其他非文革死者入葬以求补偿的动力。
该墓群占地面积超过重庆“红卫兵墓园”，埋葬人数略少（而多于重庆北碚东阳镇墓、福建泉州墓）。碑刻内容仅限于墓主卒年、姓名、造墓者组织，提供生年、籍贯者很少，未涉及死亡地点、战斗名称、死者简历、评价等内容，碑文的丰富性逊于重庆墓。纪念碑后侧一段碑刻文字被毁（可能是对死者总体歌颂性的评价、叙述），山顶死者名录碑铭亦毁，说明墓园的毁坏程度远甚于“重庆红卫兵墓园”。但仍远好于只留遗址的北碚东阳镇八一五墓群。
按破坏/保护程度，笔者把现已知道的几处文革墓现状分为四种类型：一类是保存较好，未遭大规模、有组织的人为破坏，以自然风化、损毁为主，如“重庆红卫兵墓园”、泉州红卫兵墓。二类是保存较差，不但有自然风化、损毁，还遭大规模、有组织的人为破坏，但还有相当程度保留、能够被识别的，如泸州大龙山红联站墓群。三类是已被破坏，但还保留遗址、可供考古的，如重庆北碚东阳镇八一五墓。四类是破坏得不留痕迹的，如重庆大田湾体育馆前花坛反到底派墓、重庆大学松林坡八一五派“烈士陵园”、泸州忠山红旗派“烈士陵园”等多数墓群。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地处单位内部或较显眼的公共区域。
墓群的保存与其选址有一定关系。选址类型有：一、公共区域，如重庆“八八海战”墓选在朝天门转盘街心花园，大田湾体育馆反到底墓在街心花坛，泸州红旗派“烈士陵园”在忠山公园；二、单位内，如重庆大学松林坡八一五“烈士陵园”、重庆建设机床厂反到底派墓群等；三、偏远地带，如重庆沙坪公园八一五派墓群（今文物保护单位“红卫墓园”）、福建泉州八二九墓、四川泸州罗汉镇红联站墓、重庆北碚东阳镇八一五派墓群等。
其中一、二类墓的选址理由是接近死者的战死地或是战死者组织所在地，全部都被毁弃；只有三类墓中的少部分保存下来了。这部分主要是因其地处偏远，不像在热闹、显眼的公共区域或学校、工厂那样具备人群集聚的信息传播条件，不会经常刺激人们的政治敏感神经、挑起对不堪往事的回忆，引起无谓的争论，因此可以减少或避免遭到有组织的人为破坏。
持续一年的泸州武斗因其集聚宜宾地区所属18县市和外地同派之力，具有官方（四川省、宜宾地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成都军区及地方支左部队）背景，规模大、死难者多 而闻名于世。该墓地以实物证据印证着这段历史，具有重大历史价值、研究价值。据介绍，伤痕文学代表作之一的郑义小说《枫》中，女红卫兵卢丹枫战败不愿被俘从楼顶跳下的情节，便取材于泸州武斗中著名的“燕子岩六壮士”（红联站武斗人员六人在被围攻上来的红旗派逼近时拒绝投降仿效战争年代的“狼牙山五壮士”跳岩自杀）的故实。
该墓地的现况，还没有失去保存、保护的最低条件，还有待有心者去抓住机会，争取将其更好地保护起来，甚至争取列为文物保护单位。人们错过的机会已经太多了。
附言：到泸州调查的同行者扈来明、刘成杰、卢军、王明明、周明正、秦本志、王明智都程度不同地贡献过他们的意见，其中与卢军讨论尤多，周明正、王明智现场抄碑、调查最力。四川警察学院退休教师刘平先生到墓地拍摄，也提供了照片等支持。
调查中在当地只找到原红旗派一方知情者，但他们都未去过大龙山墓地。本文受各种因素限制，单薄、粗陋在所难免。只是想引起更多识者、知情人关注，共同努力，有更好的工作贡献于世。
2015年4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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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文物】
文革内战泸州战场考古——对陈晓文调查文章的补充
刘庆丰（执笔） 刘平 高荣
自2016年春节应陈晓文之邀去大龙山红联站墓园作了航拍后，我就和四川警察学院退休教师刘平一起对这墓园及其相关线索作了相当多的考察。而随着泸化干部高荣的加入，我们进一步获得了更多的材料。因而此文虽由我执笔，但可以说是我们三人合力完成的。
（一）
这个墓园初步建立是在1967年的武斗高潮时期。当时高坝已被四面围困，战死者就匆忙掩埋在这个荒山上。而红联站一派的其他很多阵亡者都是分散下葬，并没有全部埋在这里。直到两年以后武斗逐渐平缓，才在此地正式修建“烈士陵园”，散埋于多地的阵亡人员也纷纷迁来此地重新下葬。
当时的这个陵园可以算是高坝地区最为“豪华”的园林建筑，访客与游人络驿不绝。主雕塑后方的半山腰上有一座圆顶的休息亭，上部有块大幅横匾“第一次反围剿/胜利纪念亭/1967.9.3”。再往后的山顶上横列着一系列建筑：休息亭，语录墙，烈士名单墙，“燕子岩六壮士”雕像等。半个世纪过去，现在这里成了一片遍布坟莹的荒山，山顶的建筑全部不复存在，仅仅余下一处雕塑底座。
高耸入云的主雕塑是整个墓群最核心的建筑物。对此陈晓文在《泸州罗汉镇大龙山红联站墓群调查》（以下简称“陈文”）中是这么介绍的：
“纪念碑顶有一个工农兵三人群体塑像：工人挥手，女农拖曳农具，士兵手握枪支。”
不过用无人机抵近拍摄后，却能发现这不是工农兵造像。当中的“主要英雄人物”头戴头盔（不知是不是泸化厂的工作头盔），左手捧的是“雄文四卷”，右臂前挥。前方的一男一女是典型的“前脚弓、后腿绷”造型，女的握纸卷（并非农具），男的拿笔（并非枪支）。也就是说，此造像的主题是“拿起笔作刀枪”，而不是武装斗争。
值得注意的是握笔者手中的巨型毛笔，其笔尖已毁损掉落，变得不怎么像笔了。这毁损肯定就发生在近年。网络流传的图片上笔尖仍是完整的。
陈文写作较早，加之又都是“走马观花”，不可能很细致。他曾列出了一个46人的墓碑名单，并据此作出了诸多统计数据。这当然是一个工作量不小的工作。不过据我们后来的实地考察，这个名单远远不够。
我们的工作重点不是数据考察，所以并没有作现场文字记录。但是现在打开拍摄的片子，却可以发现里面有大量的内容不在陈文的46人名单之内。故根据拍摄资料整理出来了个46人之外的记录，得出的新的名单居然有70人，大大超过原有名单。
两名单相加，目前已抄录、保存基本完好的碑题共有116人。当然肯定还有大量的墓碑没有收进来。再加上采访中明确得知、此地又未见墓碑的9人，目前已收集到的死者名单是125人（名单见另文）。
（右图为当年所摄墓地“烈士榜”石碑老照片，今碑已不存。）
（二）
陈文中谈到，“山顶有一处废弃的大型长方形碑柱。据说这里曾有上镌死难者名录的石刻（当地人称‘光荣榜’），被毁。它与入园处纪念碑遥相呼应，构成墓园东西纵轴起点终点的明确标记。”
上面提到的“光荣榜”实际名称为“烈士榜”。顶部写着“红联站革命派红泸纳三站烈士榜”（“红泸纳三站”指泸州红联站、泸县泸联站、纳溪革联站）。下面就是各个组织的阵亡者名单。第一组应是泸化兵团，人数最多，其次应是石油兵团，紧接着的可能是长江起重机厂、长江挖掘机厂。排在产业工人之后、死者众多的则应是“贫下中农兵团”。从碑文文字布局可以看出右侧还会有两列名字。根据其名单排列方式可以计算出整个名单总人数约在300～350人之间。这也应该就是整个墓地的下葬人数。
现在山顶的那个立方体底座，并不是死者名录的遗迹，而是“燕子岩六壮士”的群雕基座。当“武装支泸”的多县部队最终攻克位于五峰岭燕子岩（就是现在的电视塔处）的红联站阵地时，驻守阵地的五男一女集体跳岩自尽；而冲上来的红旗派立即以此为据点，向山下江边正在后撤的几艘船只进行了密集射击……（上图：当年的“燕子岩六壮士”雕塑，今已无存。）
（三）
在这个陵园，除了坟堆和纪念碑塔，还能见到不少其他“文物”。
大门旁边的右侧，当年是陵园的食堂，供凭吊人员就餐。此建筑现今仍存，只是已显残破。“陵园食堂”字迹仍清晰可辨。
此地一直是由泸化厂的老工人住宿看守，默默地陪护着这些逝去的亡灵。
我们在这里发现了两个当年的石桌桌面，除了“红联站烈士永垂不朽”字样之外，一个还写有“九三、七四纪念”，另一个写着“九三纪念”。这分别指的是1967年9月5日开始的“九五支泸”和1968年7月4日开始的“七四支泸”。“九五支泸”是9月5日由宜宾地革筹和军分区正式向红联站实行“武力解决”，但在打响前两天双方就已不宣而战正式开打了，所以又小范围称其为“九三支泸”。
在以前的灵堂旁边，高荣给我们介绍说，当年的遗体送到此处，都要先进行摄影，再装棺入葬。这悼念堂内全部挂满了死者遗像。
（四）
在高坝，除了这个“烈士陵园”，还有一处真正的战场遗址：钢架。
钢架位于高坝通往泸州的公路边上，实际上就是高压输电铁塔。这里保留着当年修筑的混凝土地堡，钢铁架上有密集的机枪扫射弹孔和擦痕。
当年“武装支泸”大军四面压境，高坝成为红联站最后的领地。由于害怕决战时红联站实施大爆炸（泸化厂生产弹药），成都军区政委张国华下令撤除包围，红旗派与盟友没有继续进攻，实际形成了两派割据的局面。 钢架就是高坝防线的最左阵地，整个防线由相距数百米、相互火力支援的一个个雕堡工事所组成，守护整个高坝半岛。但实际上，红旗派虽然没有发动全面进攻，但摸哨偷袭之类的行动却没有停过。摸哨甚至一度摸到了现罗汉镇一带。
在钢架旁边，当年是红联站总部广播员的刘平还给我们讲述了那时在此地安装超大型“对敌广播”的故事。这种特制的喇叭直径一米，安装在此不但长江对岸的茜草坝清晰可闻，甚至连泸州城内也可能听得到他们的广播。
(五)
高坝这个“烈士陵园”，是当时红联站一派的墓地。由于紧邻泸化（255）厂，所以从来未被对方攻克。即使是在70年代初的“肃清派性”及文革结束后的“清除文革标志物”的运动中，也只抹去了主体建筑上的字体，其余照样保存了下来。就连纪念亭、“英烈”墙及“六壮士”群雕的消失，也仅仅是由于荒弃无主，被当地村民拆去取了钢筋而已。
而对立的红旗派，由于支泸后占据了整个泸州城区，故在市区最高峰红旗山（忠山）山顶修建了大型的“烈士陵园”。然而几年之后即被拆毁，至今片迹无存，甚至连老照片也极难找到。
据知情人介绍，忠山陵园气势极为恢宏。两排大型台阶从山脚直通山巅，顶峰也是一座大型纪念碑，只是没有雕塑。侧旁的对联是“红旗红霞红满天，春色春风春一片”。很多人都提到过，乘船路过泸州都能见到这层层叠叠的墓地。
至于这里安葬的死者数字，当年的红旗司令部宣传部长张斗明（已故）的说法可以认为是比较权威的，“红旗派这面，最后是600多个坟，碑立了600多块。其中包括武斗队的，包括对岸打炮过来死的居民。”
（下图：当年红联站墓地的老照片，正中为“革命烈士纪念碑”，右上方山坡顶部小亭两侧隐约可见“烈士榜”与“燕子岩六壮士”雕塑。）
尽管这里没有实物载体了，但作为这段历史的“考古工作者”，对于墓碑以外的线索我们也在尽力找寻，主要是把从历史资料和知情人讲述中得到的有关死难者情况尽可能记录下来，以供后人祭奠与反思 。
（本文老照片由刘平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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