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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昨 天》第一二三期(增 刊)
帖子发表于 : 周一 12月 31, 2018 11:2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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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 天》第一二三期

抢救文革回忆 积累文革资料 交流相关信息 促进文革研究

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18年12月30日第123期(增刊)

本期目录

〖外文局文革专辑2:李超尘(李闯)专辑〗

生逢乱世

李超尘(李闯) 刻骨铭心的外文局文革冤案
我对“清队”的异议受到警告
我被作为“五一六”隔离审查
瞒过“看守”半夜外出
绝食
王文政的攻心与诱供
千人大会批斗“反革命小集团首犯”
入狱第一天聆听老干部教诲
在批斗大会上声明“我不是五一六”
提审:诱我承认是“五一六”
再提审:逼我承认是“杀人犯”
大剧场批斗“杀人犯”
最黑暗的一天让我彻底醒悟
又一个“破案大会”看“表演”
林彪事件后的两次提审
狱中得知的外文局“灾情”
公安部的复查提审
改吃“营养餐”与最后的调查
难忘的会见
“老杀”们找强守一“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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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乱世】

刻骨铭心的外文局文革冤案

李超尘(李闯)

《昨天》编者按:本篇节选自作者尚未出版的长篇回忆录《回炉——我的社会大学》书稿(全书稿共约34万字),内容与上期摘登的《从狂热到疑惑》相衔接。作者简介详见上期。现标题与小标题均为本刊另拟。


我对“清队”的异议受到警告

中国建设杂志社“革委会”的主任老管,是解放战争时期的战斗英雄,大老粗,紫铜色马脸,斗大的字识不了几个,在一个耍笔杆子的单位里,能管的事儿实在不多,大家背地里叫他“管不了”。不过,他自个儿的签名写得很帅,会“批条子”。我对他说:“方应旸不就那么点事儿么!又没什么背景,没有复杂的社会关系,整他干什么?”“管不了”说:“他替国民党反动派摇旗呐喊,站脚助威,罪大恶极!”我说:“你卖苦力扛大活(当长工),养肥了地主老财。是不是也该进牛棚啊?”他说:“你别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我和方能一样吗?我那是受压迫,被剥削。”我说:“这种人多了!你清理得过来吗?”他说:“有多少清多少。这是党中央的战略部署,要清除一切旧社会的残渣余孽!”我说:“按我的理解,那是要清理党的组织,领导干部队伍。方应旸算什么?和你一样,曾经就是一个卖苦力的!”“管不了”说:“别揣着明白装糊涂!我苦大仇深,他和反动派穿一条裤子,是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
“革委会”的另一个重要“官员”,也是复员兵,外号“咋呼”,他比我更加自命不凡。我对他说:“方应旸算不上领导干部,就是个搞业务的。毛主席把知识分子划到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圈子里,有时是革命的朋友,有时是革命的动力。”他说:“对了!那是说的革命知识分子,不是方应旸。”我说:“你们还让他怎么革命?他兢兢业业,不招灾,不惹祸,差不多天天下班回家,都带回去一大摞稿子,挑灯夜战,弄得又快又好。这不叫革命啊?”他说:“那是表面现象,装的,谁知道他心里想的是什么!”我说:“没有方应旸这么一个人张罗,拼命‘促生产’,你们那几块料就得抓瞎。”他踌躇满志地说:“死了张屠户,不吃混毛猪!”事实上,他初中没毕业就参了军,说话经常满嘴“吐猪毛”。
“革委会委员”邢根发也是复员兵,一表人材,一向心直口快。我对他说:“清理一溜十三招,到最后方还得管业务!”邢根发说:“那倒是。”我说:“那还清理个什么劲儿?”邢根发说:“别看他不吭不哈的,心里十分同情反革委会的人。”我说:“你不知道他怕老婆?他老婆是复员军人,革委会的铁杆儿,他敢反革委会?”邢根发说:“那也得吓唬吓唬他,让他知道马王爷三只眼!”
这就挑明了:整方,并不在乎他历史上干过什么,要命的是,他现在反“革委会”!
好一个吓唬!方应旸本来胆就小,爱面子,这一吓唬不要紧,他跳楼了!
方摔死的那天上午,“革委会”召开全社大会,“声讨方应旸自绝于人民的罪行。”下午,邢根发遇到我,悄悄对我说:“他妈的!这小子不经吓唬。本来明天就要让他恢复正常工作的!”走出两步,他又回来对我说:“可惜了一个人才!……我可告诉你,”他接着说:“你的哥们儿中有人总打小报告说你反革委会,想夺权。革委会有人盯上你了。小心点儿啊!”
听了邢根发善意的警告,我颇为后悔。人家爱怎么清理就怎么清理,关我屁事!如果我不“狗咬耗子,多管闲事”,就不会和“革委会”结下梁子。更何况,我算老几?说了也没用。我这只螳臂,根本挡不住滚滚向前的历史车轮!
不管我这个跳梁小丑如何躲在阴暗角落里向着墙角哭泣,革命洪流照样波澜壮阔,毛泽东思想在杂志社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编辑部里的“好人”日益减少,社里的“牛棚”爆满,“学习班”里的“学员”与日俱增。“黑帮”的问题千差万别,“性质”却都捕风捉影。有人在美国新闻处“当过差”,有人曾经是国民党《中央日报》的记者,“给蒋介石照过像”……
“白求恩—延安造反团”的“司令”艾培(爱泼斯坦)和夫人,是支持反“革委会”那一派的。一个午夜,“革委会”的两名委员,把艾培从其外文局专家楼家中的被窝里叫起来。在局大院中,艾培被塞进一辆军用吉普车,开始了不同寻常的五年牢狱生涯(新华社的夏庇诺和中央广播事业局的李敦白也身陷囹圄)。这一天,恰恰是艾培26年前从香港日本集中营逃脱的日子。一个小时后,他的英籍夫人邱茉莉,也被从家中带走,进了监狱。艾培夫妇的被捕,给反“革委会”的那些人造成沉重的压力。
最富有戏剧色彩的人物,是四十来岁的记者文××。他长得又瘦又小,本来胆小怕事,遇到点儿什么事儿还特别好激动,同事们说他“有点神经质”。记者到外地采访,倒不必特意修饰,但也不能邋里邋遢。这位老兄一向穿得比较寒酸,舍不得吃舍不得喝,冬天,他穿一件发白的黑皮夹克。艾培夫妇被捕后,文××从反“对革委”会变为非常靠拢“革委会”,每次批“黑帮”,必慷慨激昂,作“不共戴天”之状。有一天上午,“革委会”召开全社大会,文兄坐在我的前面,显得很活跃。“革委会”的郝“委员”,说话干脆,富于煽动性。社里人认为他是“革委会的灵魂”,“拿大主意的人”。郝“委员”主持大会,声色俱厉地说:“我们已经取得了伟大胜利,但是还没有取得最后的胜利,绝对不能高枕无忧。我们社里还有隐藏得很深很深的阶级敌人,装得比谁都革命。大家说,怎么办?”全社革命群众齐声怒吼:“把他揪出来!”坐在我前面的文兄,也跟着起哄,喊“把他揪出来”时,小鸡子似的身体居然从座位上蹿了起来,小拳头捏得紧紧的,举得高高的。不料,他的屁股刚刚落到椅子上,郝“委员”大喝一声:“文××,站起来!”立刻有两个“壮劳力”走过来,把文×ד押”到众人面前。原来,他就是那个“隐藏得很深很深的阶级敌人”!
接着,文兄被革命群众狠狠地批判了一顿。大家愤怒声讨他时,我却无论如何也“愤怒”不起来,总想笑。会后,文兄进了“牛棚”。从“揭发”出来的“罪行”看,他不过是“大资本家的后代”,“一个纨袴子弟”,“汉口火车站前面的一条街,两边的楼房都是他祖上的遗产”。文兄虽然“有的是钱”,尾巴却夹得很紧,一贯“艰苦朴素”,丝毫不敢露富。有一次,我跟他到外地采访,他穿着一件布满白斑的黑色皮夹克、一双掉了毛的翻毛皮鞋,袜子露着脚后跟儿,抽的是两毛钱左右一盒的烟。这类今天看起来如同儿戏的事情,当时却显得那么的惊心动魄。毕业于圣约翰大学的文兄退休后,仍矢志不移,追随革命,终于在古稀之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同文兄的积极革命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英文翻译张希先。她的女儿作毛主席的英文翻译,她的先生、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秘书长唐明照,兼任中国建设杂志社社长,平时不在杂志社办公。当时,出身华侨世家的张女士,头发花白,慈眉善目,着装普普通通。我们一伙年轻人称她为“张老太太”。张老太太寡言少语。别人同她打招呼或攀谈时,她也只是报以迷人的微笑,静静地“听讲”。杂志社里大批判会接连不断。每次开会,她都悄悄地坐在最后一排“闭目养神”,从未见她说过一句话,也未见她写过大字报。张女士烟瘾极重,嘴唇都有点儿发黑了。抽烟的年轻人偶尔“断粮”了,请她救济,从未遭到拒绝。如果她不在,烟民就抄她的办公桌。她那张写字台右侧的四个抽屉里,都零乱地放着一些开了封的恒大牌过滤嘴烟盒。每盒里都有烟,多则七八支,少则三四支。我在牢房里听说,1972年唐明照出任联合国副秘书长,张女士随夫同行。临走的前一天,同仁们才识其“庐山真面”。那一天,党支部讨论她的入党申请,与会的“张老太太”烫了发,容光焕发,原来是个“美人坯子”。当年就读燕京大学时,在那里任教的埃德加·斯诺的夫人,称其为“最漂亮的姑娘”。
外文局(不包括外文印刷厂)到底清理了多少人,我不清楚,听说光跳楼自杀的,就有二十来个人。《中国外文局五十年》丛书之《大事记·1949—1982》作了这样的记载:“清理阶级队伍”(以下简称清队)。大批干部和知识分子被揪斗、批判、抄家、隔离,有的被关进“专政队”的“牛棚”……据统计,外文局有99名干部和知识分子的家被非法查抄,其中外文图书出版社有35户,占该社审查对象的32.5%……
按照这个比例估算,外文出版社被清理的人近百,约占全社的三分之一,外文局被清理的人在200左右,约占“总人口”的七分之一。外文局又一次成了“重灾区”!
至此,加上文革初期“反逆流”和批判“反逆流”,以及随后的批“走资派”、抓“叛徒”……文革时间尚未过半,外文局受到冲击的人数已经大大过半。
在滚滚革命洪流冲击之下,“阶级队伍”不断分分合合,弄得人们眼花缭乱,啼笑皆非。

我被作为“五一六”隔离审查

“清队”尚未闭幕,“抓五一六”就开演了。1970年初,外文局军管小组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开始在外文局“抓五一六”,隔离审查了一些人。上了军管小组“黑名单”的,是两派群众组织少数大头头,群众组织中负责对外联络的人,以及与社会上形形色色的造反派组织有广泛、密切联系,又经常参加社会活动的人。我并未列入其中。然而,中国建设杂志社“革委会”一向标榜“是总理批准成立的”,“反革委会就是反总理”。这一次,他们又声称“反总理就是五一六”,把我也隔离审查了。
1970年3月8日下午六点多钟,“革委会”的“铁杆儿”刘××等三人闯入我家,让我带上被褥、洗漱用品,跟他们走。
我家住在花园村东边的老虎庙。至二里沟西口新疆自治区驻京办事处,路很窄,仅有上下两车道。路两侧各有一排十几米高的钻天杨。路外大部分是菜地。那年冬天特别冷,雪格外的大。3月初逢倒春寒,连着下两场大雪,道路两旁的积雪,堆起了道道矮墙。小汽车先是沿着雪墙中间的走廊一直向东。我默默地坐在车里,晕晕乎乎的,心里就像那白皑皑的雪地一样茫然,身上一阵阵地发紧,只觉得路边光秃秃的钻天杨,一棵接一棵地向后倒下、倒下……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汽车七拐八绕,进入一个悄无声息的大院儿,沿着窄窄的积雪残存的柏油路行驶,又拐了好几个弯,驶到大院西北角一座灰砖三层楼房前停下。
这是一座空楼。我被带到三楼东边对着楼梯口的一间房子里。“革委会委员”“咋呼”向我宣布:根据外文局军管小组的决定,对你隔离审查。你要老老实实地交待反总理的罪行!
我被指定住在三楼东边数起第二间朝南的房间里,面积约十三四平方。上厕所要请示,经批准才能去,三顿饭由监管人员从食堂打回来。监管人员有五位。俄文田翻译和阿拉伯文王翻译,同我睡在一个房间。“咋呼”和彭编辑住在楼梯口的那间办公室里。西班牙文翻译吴女士晚上回家,不陪我。
我既无反总理的言论,更无反总理的行为,没啥“交待材料”可写。当晚无所事事。楼外漆黑一片,寂静无声。楼里黑咕隆咚,静悄悄的。我光顾着揣摩“这是个什么鬼地方”了,没想别的,刚过九点,没经请示,就擅自钻了被窝。
第二天早饭后,四男一女“正式”对我审讯。他们坐着,怒气冲冲地盯着我。我站着,无所谓地瞧瞧男的,再看看女的。“咋呼”问:“昨天晚上考虑得怎么样了?”我说:“没啥可考虑的,睡的挺好。”“咋呼”猛地一拍桌子吼道:“不是让你休养来了!”吴女士被吓得一激灵,我倒没事儿一样。
“咋呼”命令:“现在就交待反总理的罪行!说!”
我见他那虚张声势的劲儿,觉得又可气又可笑,没好气儿地说:“我反这个反那个,唯独没反过总理,以后也不会反,没啥交待的。”
“咋呼”说:“装什么糊涂啊!反革委会就是反总理!”我说:“你们把自己看得很了不起,在我眼里,你们和总理没法比。再说,我对革委会有看法,有意见,也当面向你们说过,这算不上反革委会。我要是真想夺你们的那点儿权,领着一帮人闹一下,轻而易举。可是,我懒得这么干。”
“咋呼”说:“坦率地告诉你,别以为你们铁板一块!”他洋洋得意地说:“你的一言一行,我们都了如指掌。你的铁哥们儿都及时、如实向革委会报告。”他命令:“从现在起,你就交待反革委会的言论!”
这些都是秃头上的虱子,而且,写这样的交待材料,就跟写批判“革委会”的文章似的,何乐而不为!
趁一个人在屋子里写材料的工夫,我仔细查看了三张床、一把木椅和一张三屉桌,发现上面都有“商业学院”的标识和编号。我知道北京市有商业学院这么一号,然而,它到底坐落在哪里,却一无所知。
写了两天材料,内容都是批判“革委会”的。甭管我说的对与错,他们看了也不会舒服,说我“借写交待材料之机,继续发泄对革委会的不满情绪,气焰极为嚣张”,又转而让我交待“五一六罪行”。
我说:“五一六是个什么东西,我都不知道。怎么交待?”他们大概也闹不清“五一六”是怎么回事儿,提不出具体要求,就让我交待文革以来的活动,与社会上造反派组织的联系、参加社会活动的情况,“从1966年6月开始,仔细反省,一天一天、一个月一个月地写,一直写到现在。”
我极少参加造反派的“社会活动”,除了同在几个大学读书的高中同学有私人往来外,与其它单位的造反派没有“组织联系”。至于在外文局,我极少出头露面,许多人知道“李闯”这个名字,却很少有人认识我这个人。虽然是个小头头,可是既无权势,也无职责,我们战斗队里的人与哪些单位有联系,干了些什么,我并不清楚。“革委会”对此大失所望。

瞒过“看守”半夜外出

过了七八天,“看守”开始有一搭无一搭把我一个人关在屋子里“挤牙膏”,他们在办公室里侃大山,打扑克。这给了我一个熟悉环境的机会。
我们住的这座三层楼,东西长约四十米,有东西两处楼梯。三层的厕所、盥洗室,在西边楼梯旁。来回去厕所,我发现整个三层,只有我们这伙人占了两间屋子,其它房间都空着。从我住的房间的南窗往外看,二楼似乎全空着。一楼东边押着一个人,西边也押着一个人。他们俩是“热门人物”,每天上下午都有军代表坐着小汽车来“拜访”。时不时从一楼东边传出怒吼声:“刘××,你要老实交待,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我这才知道,那里关押着我们这派组织的“对外联络员”刘老蔫。我们三楼冷冷清清,一个“客人”也没来过。整座楼周围总是静悄悄的,空无一人。估计原有的学生上山下乡或分配工作,各奔前程,教职员工相当部分都到外地的五七干校去了。
有一天,趁“看守”吆五喝六地打牌时,我溜出房间,到北面几间空屋子转了转。这一转不要紧,我发现这个地方离我家并不远,直线距离顶多也就“两站地”。这座楼距后院墙二十来米。墙北至花园村、老虎庙之间,是积雪尚未完全消融的耕地,其间散落着农舍、民居,还有26路公共汽车总站。喜鹊“喳喳”,乌鸦“呱呱”,成帮结伙地在地里觅食,在空中盘旋,自由自在,无拘无束,令我好生羡慕。我一阵惊喜:“小子,你们白天玩,老子夜里玩!”
有了偷偷外出的念头后,我开始“老实”起来,不与他们“顶牛”,专心致志地摸他们的生活规律。田翻译和王翻译两个人,除了“三个饱一个倒”,和我照一面以外,白天基本上不到我这儿来。特别是晚饭后到就寝这段时间,根本不来。他们开着门,在办公室里打牌,以为守住了楼梯口,我就跑不了。到十点来钟,我早已钻了被窝,田翻译和王翻译才一边议论着输赢,一边来到这间屋子,锁上门,脱了衣服倒头便睡。王翻译睡在门边,早晨六点钟以前起床,到楼前打篮球,锻炼身体。田翻译好睡懒觉。到七点半左右,王翻译回来洗漱,我和田翻译才懒洋洋地起床。
田和我分睡南窗下两侧的单人床,中间靠窗放着一个三屉桌。他有一个“好习惯”,脑袋一沾枕头,必用被子蒙头,直到第二天早晨起床,才掀开“盖头”。我发现,在他俩上床前和王起床后这段时间,我完全可以自由活动。但是我来时只穿了一双“将校靴”,如果穿着鞋开小差,必被发现,光脚走路,那是自讨苦吃。
我开始琢磨解决鞋的问题。真是“老天爷饿不死瞎眼的麻雀”!我发现田床底下放着一双圆口布鞋,他没穿过。那双鞋放的位置比较靠外。为了让他不注意自己的布鞋,我每天“帮”他往墙里推一点儿,最后,推到了墙根儿,田也没有找鞋。与此同时,我改变了睡觉习惯,一听到他俩回来就寝的声音,赶紧用被蒙头,息声屏气地平躺在被窝里,那双“将校靴”摆在床下显眼的地方。等他们关了灯,打起了小呼噜,我再掀开被子“透气”。早晨,王起床前,我又用被把头蒙上。几天下来,没发生任何意外,我决定开小差了。
3月中旬一天晚上九点多钟,我把一堆书摆到床上,盖上被子,弄成一个蒙头大睡的样子,把“将校靴”摆在平时摆的地方,穿上田的布鞋,遛到旁边的空屋子里躲着。十点来钟,那两个“看守”像往常一样,有说有笑地从办公室回来睡觉。也就五六分钟的光景,门锁了,灯关了,没声音了。我把“棉猴”的帽子扣在头上,带上一个口罩,悄悄下了楼,凭进这个院子时的记忆,拐了几个弯儿(记住每个弯儿有什么参照物),用了七八分钟时间,一点儿冤枉路未走,顺利到达大门口。大铁门关着,为人进出的小铁门开着。传达室的老爷子问了一句:“这么晚了,还出去?”“唔,回家看看。”我含含糊糊地答了一句,就迈出了小铁门。
门前是钓鱼台北大街。我尽量遛边儿,向东走了一段路,又顺小路往北,直奔如今的车公庄西大街,到外文印刷厂路口,向西走了一站地,大约用了四十分钟时间,到家了!
刚生的女儿留在了姥姥家。妻子见我回来,一愣:“怎么回来了?”“跟那帮狗男女呆在一起,闷得慌,就跑回来了!”我说。“这可不好!让人发现了,没事儿也怀疑有事儿。赶紧回去吧!”妻子说。“现在回去,进不去屋,得在外面冻一宿。反正出来了,明天早晨再回去。”我说。
她问了隔离审查的情况,我问了中国建设杂志社的情况。她在人民画报社工作,我们社里的情况不大了解。她告诉我:“局里没有几个人认识你,也没人说你什么。你们社革委会说你父亲是伪警察,你反革委会,别的也没说什么。”我说:“革委会那帮王八蛋,手忒黑,逮谁整谁。对反革委会的人,他们一向抓住不放,有的还送进了监狱。那帮家伙早就把我看作控制使用人员,这回又说我反总理。看样子,他们不会善罢甘休。万一他们揪住我不放,你就离婚,免得影响孩子。”妻子说:“没那么严重!你好好在那儿呆着吧!……你不是五一六,他们不敢把你怎么样。”我说:“凡事往好处争取,往最坏处准备,事到临头,才不会惊慌失措。当记者的,什么地方都去过了。这次没准儿补一课,到监狱里去体验体验生活。”妻子说:“胡说八道!人家没把你怎么样,净自己咒自己!”
第二天早晨四点多钟,我起床,准备去“上班”。临出门,妻子说:“以后别往回跑了,回来我也不开门。多危险啊!”
我按原路返回商业学院时,不到五点半。大小铁门都锁着,我从门顶爬进院里,回到三楼,躲在寑室旁边的空屋子里。将近六点,王翻译准时开门,到楼下去锻炼身体。我乘机遛进寑室,田还在蒙头大睡。我脱下他的布鞋,放到他床下,躺在床上与书共眠到七点多钟。
过了两天,我又觉得闷得慌,有家不能回,决定去找战友聊聊天儿。我又开了两次小差,一次乘车去现今车公庄大街新大都饭店东边的榆树馆,一次步行去魏公村,“拜访”了两位一起造反的“战友”。到4月初,日长夜短,天儿也暖和了,不便穿“棉猴”、带口罩“化妆”出行,没有再偷偷外出。后来,强守一他们说我“跑了七次”,并把监管我的人狠狠地整了一通。

绝食

中央一声令下,北京矿业学院、钢铁学院、石油学院等一些专业性大学,纷纷迁往外地“办学”,水利水电学院的地盘儿划归外文局。不久,我们“移师”水利水电学院,他们继续让我交待“反革委会的罪行”。我很不耐烦,6月间与他们大吵一架,发展到互相推推搡搡。我说:“你们把我打伤了,得去医院。”他们把我领到外文局医务室,没检查出什么来。我说:“那个伍大夫是牙科医生,当然看不出毛病来,得去合同医院。”在复兴医院门诊部候诊时,几位熟悉的同事向我“暗送秋波”。既“逛了大街”,心灵又得到了安慰,我感到很“满足”。
7月间,我一气之下,开始绝食!我要求见军代表,“说说清楚”,“我的所作所为,算不算反革委会,算不算反总理?”头三天最难熬。我越是拒绝进食,他们越是买来许多色香味俱佳的饭菜,摆在我面前的桌子上“勾引我”。香气四溢,把我馋得够呛,闭着眼睛,直咽口水。肚子也不争气,“咕咕咕”地直叫。他们还拿我开心:“好香啊!我都馋得慌!”“不吃白不吃,伙食费从你工资里扣!”
第四天,我开始躺在床上“挺尸”,饭菜香味的刺激性小了,肚子也不觉得“空”了,然而口干鼻燥,嗓子冒烟,嘴唇干裂。第六天上午,军代表强守一来了。他像座黑铁塔似的站在床前。我有气无力地躺在床上。强守一的态度很强硬:“你们革委会搭军管小组的顺风车,对你进行隔离审查,与我们无关。你找不着我们!……没问题,你怕什么?为什么不老老实实地接受审查?……过去,你们审查别人,那些人就都有问题吗?”
第二天,我妻子被军管小组组长施诚派来做思想工作,让我停止绝食。她说:“施诚让我转告你,军管小组确实未作过对你隔离审查的决定,是你们革委会自己搞的。你可以看一看,看管其他被审查对象的,都是全局各单位抽调的,与被审查的人没有任何瓜葛,唯独看管你的人,都是中建革委会的。”
我恍然大悟:“我说呢!在商业学院时,军代表几乎天天去审楼下的刘老蔫,却一直未上楼来找我。”妻子说:“施诚说了,中建革委会有一定的特殊性,是全局唯一经上级批准的革委会。对他们的工作,军管小组也不好过多干预。……施诚让你注意身体,不要采取过激行动。耐心一些,问题总会搞清楚的么!”施诚还对我妻子说:“你知道我们军管小组的处境,我只能和你说到这个程度了!”我妻子对此解释说:“施诚的军管小组,处境很微妙。”
1968年6月,作为军管小组组长,施诚手持“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的红头“委任状”,带着四个部下从总参防化兵部来到外文局,“整党”和“清队”的“成绩”很大,在抓“五一六”时,“心慈手软”,“长期打不开局面”,“犯了右倾错误”。尽管此时施诚还有着军管小组组长的头衔,说话已经没有份量了。从防化兵部增派来的强守一,虽然是副组长,却是个包打天下的“大拿”。不久,外文局又来了“总理联络员”王文政,“江青联络员”施恩俊。“看样子,后来的这三个人,尤其是王文政和强守一,雄心勃勃,似乎要在外文局干一番大事业。”我妻子说。
从此,我恨透了中国建设杂志社“革委会”那帮小子!

王文政的攻心与诱供

军管小组接管了我和我的“专案”。
强守一这个人,我听过他的一次“动员报告”,又单独面对面交锋一次,给我的印象是,一身霸气,蛮不讲理。我只见过施恩俊两次。他和另外两个“主审”审我,却一言不发,面无表情。
王文政来自解放军总后勤部,好像是我这个“专案”的最高负责人,打交道比较多。按照他的吩咐,我写的交待材料不准给看管的人看,一律密封后转交给他。最初,我越看这家伙越像头荷兰奶牛,军帽下露出的头发有“黑白花”,胖胖的脸白里透红。
看惯了其他提审人员的咋咋呼呼,猛地一接触笑容可掬、轻言细语的“荷兰奶牛”,给我一种强烈的亲切感。他特别善于攻心,在我入狱前,从来不刺激我,总是替我着想,和我心平气和地“讨论问题”。
头一次见面,他就显得特别的“大肚”:“这都算什么呀?没有他们说的那么严重,顶多是思想意识问题。本来想趁文化大革命捞个一官半职,目的没达到,就看什么都不顺眼,发牢骚,讲怪话。这种情况,我见到的多了!”他“轻松”地帮助我分析犯错误的原因,深挖思想根源。“年轻人么!哪能把什么事情都看得那么透?可以理解,完全可以理解!……党的政策你是知道的。”这老家伙不说“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却反复强调“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让我心里一阵阵热乎乎的。他说:“对于你来说,我看主要还是一个加强政治学习的问题。人家都说你是条硬汉子,吃软不吃硬。不错么!拿出硬汉子劲头,好汉做事好汉当,来个竹筒倒豆子,痛痛快快地都说出来。我这个老头子帮你好好清理清理,提高提高认识,就可以回去工作了么!听说你工作能力还是比较强的。……你愿意总让人家这么看着?谁愿意总这样陪着你!人家早烦了。你不想回家,人家还想回家呢!”
我不知不觉地被他牵着鼻子走,结果是越走离家越远。
第二次见面,王文政张口就说:“以后,咱们不说你和革委会的恩恩怨怨。”他对看管我的人说:“你们也不许再提那些事了!”王文政接着对我说:“你们各有各的账,那一篇儿已经翻过去了。当然,你说的也有道理。他们代表不了总理。你们不是说他们是‘民办革委会’吗?他们就是民办的。总理也就是那么一说:中国建设不要乱,有个革委会挺好么!总理并不知道他们都是些什么人。”
这一席话,当时把我感动得不得了。我站起来,向王文政深深地鞠了一躬,至少也有九十度。王文政“很客气”:“别这样,用不着这样!……如果你真的感谢我,那就好好配合我,把问题搞搞清楚。”
且看他是怎样要求我配合的!
王文政说:“你们说,总理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陈老总也受到保护,‘一批二保’么!因此,中央的外事工作路线没问题,外文局也就没有走资派。是不是?”我说:“我是这么认为的。”“言外之意,”王文政说,“总理应该站出来说话,保护外文局的干部?”我说:“总理说句话,当然管用了。”王文政说:“那总理没站出来说话,就是见死不救,让外文局的走资派受委屈了?”我说:“我们可没这么说!”王文政说:“别绕圈子,避重就轻。直说了吧,你们心里想的就是,总理见死不救,冤枉好人……我不是在帮你清理问题么!不但要讲你们说了哪些话,还要讲清楚心里怎么想的。”
经王文政歪歪斜斜地上纲上线,我的“反总理罪行”成立!
“(六七年)‘八一一’批陈大会,你参加了吧?”王文政问。我答:“参加了。”“你还坐在主席台上?”王文政问。我说:“是。不过,很偶然。为了安全起见,那段时间我们这派的主要大头头们,白天很少露面儿,晚上都不知去向。半夜接到电话,中央首长要接见外事口两派群众组织代表。我正好住在局里,才拣了个便宜。”王文政说:“那就是一个蓄谋已久的反总理的大会。”我说:“据我所知,不是那样的。至少,我们不是去反总理的。”接着,我追述了当时的情况:外文局两派群众组织分别参加了外事口的两大派。这两大派都强烈要求批判陈老总。中央决定,把陈老总交给群众批判一次,谢富治主持,在人民大会堂(浙江厅?)开预备会,外事口两大派组织的代表都参加了。谢富治宣布,8月11日由我们所在的一派批陈,8月16日由另一派批,会场都设在人民大会堂主会场,规格、出席人数相等,“不偏不向”。同时规定:不准喊“打倒”的口号,会场里不准出现任何标语、旗帜,“只许文批,不许武批”,如果违犯,当即取消“批陈资格”……
“八一一”那天,周总理坐在主席台一排正中,我坐在第二排,与总理相隔三四个人。主席台前右角,单设一个“讲桌”,陈老总坐在讲桌后头。大会开始后,有人讲话,批判陈老总。坐在主席台上的人,纷纷到总理旁边照相、递材料。总理一边看材料,一边从眼镜上沿观察陈老总。也就有三个人发言吧,一楼会场右侧突然亮出“外院六一六”的旗帜,和“打倒陈毅”的横幅。有人前去劝阻,会场顿时大乱,“六一六”的人企图冲上主席台抢陈老总。总理站起来,观察了一会儿,拂袖而去。紧接着,从主席台右后方来了十几名解放军战士,把陈老总护送至后台。遂后,大会主持人宣布:由于违反了中央的“约法三章”,取消“批陈资格”,立即散会!
王文政对我的陈述不感兴趣,坚持认为我们把“炮口”对准了总理,而且是有预谋的。我强调:“那是中央的决定,外文局两派先后都参加批陈了。”王文政说:“别扯别人,就说你自己。”我说:“我要是反总理,就不会屁颠屁颠地跑到总理跟前合影,也不会向他递材料,请他关注一下外文局的情况了。……陈老总在群众中享有很高威望。我敢说,外文局无论哪一派的,参加批陈大会的绝大多数人,并不是为了批判陈老总去的,而是要乘机去看一看这位敢说敢为、心直口快、一直对文化大革命有看法的伟大人物,听他老人家说点什么——这种机会,在文化大革命中已经难得了……”
“那你们为什么不阻止六一六,保护总理和陈老总?”王文政问。我说:“有规定,无论发生什么情况,主席台上的人都不许乱说乱动,由解放军去处置。”王文政两只眼珠子转了转,强词夺理地说:“不反对六一六,就是支持,你们肯定是有预谋的!”
于是,我又多了一条反总理的罪行。不过,他可能也认为这样“定罪”过于牵强,此后没再追问“怎样预谋”在“八一一”大会上反周总理的。
王文政问:“你说,人家把你当臭老九改造,没处说理去。什么意思呀?”我说:“没什么意思。就是觉得不够格,有点冤。”“没什么意思?不会吧!”王文政说,“我听人家说,你说的每一句话都很有意思,说半句留半句,让人琢磨不透。”我说:“真的没什么意思!改造别人的人被改造了,有些怨气。”“没那么简单吧?”王文政说,“人家都夸你,善于提纲挈领。你的意思是不是,真理没有什么标准可讲,此一时,彼一时,谁有权谁就有理呀?”我说:“我没把这件事上升到真理的高度去认识,只是觉得造反派乱用职权。”“什么叫乱用职权呀?”王文政说,“还号称硬汉子呢!这么点儿事儿都不敢承认。怎么想的就怎么说,怕什么?你明明认为新生的革命政权天下乌鸦一般黑么!”
这样一来,“谁有权谁就有理”,“天下乌鸦一般黑”,“革命委员会不实行王道,实行霸道”,都成了我“想”的反动言论。
王文政说:“建国以来一直反右,越反越左,现在是极左。中苏分道扬镳,一个向左转,一个向右转。这话说过没有?”我答:“说过。”他耐心地开导,帮我分析,最后总结出我有“苏联从右边修了,中国从左边修了”的“反动言论”。
王文政问:“你们说,万一林副统帅有个好歹,中央就会被动。照你们看来,林副统帅寿命不长,是个短命鬼喽!”我说:“反正我觉得林副统帅的身体,不如毛主席好……我这么说,并无恶意。我在锦州上的军校,林总曾兼任那个学校的校长,在林总的‘三只虎’(三个最得意的主力军)之一服役,没有一天不唱‘林总司令,命令往下传’这首歌。您是当兵的,肯定能了解并理解我们对林总崇拜的程度。但是,我也听到许多传言,说林总平型关大战时受了重伤,身体一直不怎么好。打辽沈战役时,他几天几夜没合眼,落下了严重的病根儿,神经衰弱,失眠……打下锦州后,他曾在锦州铁路分局的‘大白楼’里,一口气儿睡了好几天,窗户都关着,窗帘儿挡得严严的,屋子里黑咕隆咚的。这一睡不要紧,形成了条件反射。据说解放后,他一严重失眠,就去锦州‘大白楼’住几天,铁路分局把楼腾出来,楼里楼外静悄悄的,房间里都按当年那样布置。我觉得,林总这样的身板儿,难以承担治国的重任。”
“这就对了么!”王文政说,“这就是说林副统帅命短么!”我那“攻击林副统帅”的罪名,也就“板上钉了钉”。
有一次,王文政装出悲天悯人的模样,感叹道:“你呀,还是不成熟!有很多事情闹不明白,可以学么!学好了毛主席著作,遇到什么问题都能迎刃而解。你有个毛病很不好!不懂装懂,还满嘴放炮,容易吃亏!”我颇不服气地说:“不学习毛主席著作倒好了,就是因为踏踏实实地学了《毛泽东选集》,才觉得毛主席说的和做的不大一样,文化大革命不大对劲儿的。”王文政的脸立马儿耷拉下来,阴沉地说:“不许胡说!已有的错误还没说清,又继续犯错误。”说到这儿,他略微停顿一下,接着轻轻一挥右手,温和而又不屑地说:“算了,这句话就当我没听见。”
“我问你,你们说,中国的知识分子命不好,动不动就被收拾一顿,还提到了焚书坑儒什么的?” 王文政说。我答:“提到过。”王文政说:“那么,你的意思是,毛主席和秦始皇一个样,文化大革命就是焚书坑儒?”我说:“我们可从来也没有这么想过,也从来没有这么说过!”他看我有点激动,就说:“别急么!别忙着给自己开脱。咱们不是共同分析么!我看,你们当时就是这么想的,只是没有说出来而已。”我说:“没有这么联想过。”“但是,这种意思还是表达出来了。”王文政说,“要想提高觉悟,得到组织和群众的谅解,必须在一个新的高度和深度,总结问题,认识自己,批判自己。你连认识都上不去,怎么深挖犯错识的根源哪?你连病根儿都找不到,我怎么帮你治病啊?”
我和他“讨论”中共八大确定的路线,以及毛主席、马克思和列宁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论述时,颇费了一番口舌。我认为,这是我们对文革产生怀疑的重要因素,也是如何评论“刘邓”的关键,因而就自己掌握的那点儿“马列理论”,特别是毛主席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论人民民主专政》等著作,以及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有关中国国情的分析,中国共产党的政策、纲领及国家性质等一系列论述,说明我对文革的看法:过去的17年,好像不存在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如果真像中央文革所说的,“刘邓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么,“刘邓”倒是坚持了党的“七大”、“八大”的路线,做了毛主席一贯主张要做的事儿,是忠实贯彻和实践毛泽东思想的表现。王文政说我“打着红旗反红旗”,“按照你的说法,毛主席没按毛泽东思想办事,倒是‘刘邓’按毛泽东思想办事喽!”
于是乎,“毛泽东不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就成了我的“反动言论”——我想,这大概就是我被“誉”为“外文局少有、北京市罕见的反革命分子”的主要原因吧!
王文政反复强调:毛泽东思想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创造性地解决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如何继续革命的难题。我毫不隐晦地说:“现阶段似乎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实行‘新民主主义’,更符合中国国情及《毛泽东选集》的论述。”王文政说我“断章取义”, “不求甚解”,“背了几句毛主席语录,就自以为把握了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中实用主义的毒太深”,斥责我“宣扬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的“猫论”。不过,我认为自个儿“用其矛攻其盾”,王文政很可能觉得理亏,“拿不出手”,说不清道不明,在公开对我们批斗时,从来不提我的“毛泽东不按毛泽东思想办事”、宣扬“猫论”的“反动言论”。
王文政还把我们平时说的玩笑话,例如谁长得像林彪、江青,谁像京剧《红灯记》里的日本鬼子鸠山、叛徒王连举……“上纲上线”予以批判。甚至说我当时的名字“李闯”有“帝王色彩”,“反动透顶”。这是一个“传统手法”。彭德怀原名彭得华。当初批判他时,说他是“野心家,想得到整个中华”……据说,毛主席对身边工作人员的名字很在意。一位警卫战士的名字“犯忌”,他亲自为他改了名字。我看,文革要不结束,很可能进一步从“生辰八字”入手,大挖“隐藏得很深很深的阶级敌人”!
经过“荷兰奶牛”苦口婆心地帮助“梳理”、“深挖”,“上到纲和线上去认识问题”,终于为我炮制出一顶“尽善尽美”的“现行反革命”的帽子,说我是“外文局极为少有、北京市罕见的”反革命。等我进了班房才发觉,中了这只“笑面虎”的奸计!他唯一说到做到的一件事,就是在隔离审查期间,没有在生活上虐待我,也没打我。我入狱后,这家伙才凶相毕露,大打出手。我出狱后又听说,王文政还是一头好发情的公牛,爱和“涉案”年轻女子“促膝谈心”,坐得近近的,一手抓着人家的“小手”,另一只手不停地轻轻抚摸……

千人大会批斗“反革命小集团首犯”

1970年11月6日下午一点钟左右,我躺在隔离室——北京花园村原水利水电学院东墙外、毗邻锅炉房的一幢家属宿舍楼内的一个七八平方米的房间里抽烟,负责看管我的两男一女,推门而入,让我穿上衣服“开会去”,还特别嘱咐一句:“别稀里糊涂的!多穿点儿,外面凉。”他们都是外文印刷厂的工人,几个月来,日夜“陪伴着”我。大家“处得”还行。他们没有折磨我、虐待我,还经常开一两句“小玩笑”,此刻我却有一种异样的感觉:他们看我的眼神怪怪的,我跨出房门时,留下来“看家”的两个人,用一种从未有过的目光盯着我,那里面分明透露出“可怜”,甚至含有“永别”的意思。我的心不由得一紧——可能要发生什么大事了!
两男一女押解着我,在宿舍楼前上了小轿车。我坐在后座中间,一边一位“保镖”,那位女士坐在司机旁边。
晴空万里,和煦的阳光把人烘得暖洋洋的。这时,也只是在这时,我才真真切切地感觉到,自己的的确确还活着,并非一具行尸走肉或一架造粪机器。路两边不时有一堆堆微微燃烧的树叶,把朗朗乾坤搞得乌烟瘴气。行驶了大约三四公里,汽车停在国家建工部礼堂后门外。下了车,我被安排在后台左侧的一个小房间里“休息”。
建工部礼堂坐落于甘家口商场北侧,前门东向。北京站至动物园的103路无轨电车往来其门前。它相当于一个影剧院,楼上楼下有近1500个座位。我所在的国务院外文出版发行局,位于东边,离这儿不到一里,经常借用这个礼堂开大会。从1966年6月至今,积四年文革之经验,我意识到,今天外文局的革命群众打算批斗我了。
隔离审查期间,我只参加过一次群众大会。那是夏初的一天,新任军代表强守一,在这个礼堂作深入开展“批查打”、“抓五一六”的动员报告。他作出“甩开膀子大干”的架式,把军帽掼在讲桌上,脱掉军上衣,披在椅背上,凶神恶煞般独自坐在主席台正中,身子在椅子上往上一蹿一蹿的,声嘶力竭地吼叫着:“外文局不仅有五一六,还有六一六!”“要坚决把批查打斗争进行到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我不是“五一六”,很坦然,倒是觉得他的“表演”痕迹太重,滑稽可笑,仅仅当作一场独角戏看。坐在前排的那位来自外语学院的女大学毕业生,脸被吓得惨白!
上次听强守一作动员报告,我是被几名监管人员押解着从礼堂前门进入会场的,和革命群众混坐在一起,当“观众”。这次坐着小轿车,进后门儿,在后台的单间儿里“候场”,肯定不会与“强守一同志”平起平坐在主席台上“观礼”。我听见自己的心在“咚咚咚”地狂跳。
“把现行反革命分子李闯押上来!”随着一声震天动地的怒吼,两个彪形大汉闯进来,用极端仇恨的目光瞪着我,恶狠狠地把我的双臂反剪着架起。我很“自然”地弯下了腰,被推到了主席台前左角。“打倒”、“镇压”的怒吼声山呼海啸。庆幸的是,押我的两个素不相识的“哥们儿”,样子凶凶的,手却不黑,没有让我像“走资派”们挨批斗那样九十度鞠躬“坐喷气式飞机”,也没有往我脖子上挂牌子。我低着头,比较轻松地弯着腰,扫视前几排的“观众”,搜寻熟悉的面孔。强守一们可能为了节约用电,没开灯。礼堂南侧的一个个大窗帘,全都拉开了。一束束阳光射进来,宛如“顶光斜照”。观众的脸半明半暗。他们口号声声,却面无表情。奇怪的是,这会儿我的心反而跳得不厉害了。
“把现行反革命分子王二押上来!”一声怒喝后,我的“亲密战友”王二(王宗林),被两个人从后台右侧押至前台右角“撅着”。会场上又响起一阵愤怒的口号声。这分明是冲着王二喊的。我有点为他担心。在“革命造反”时,他始终是个温和派,总是被斥为“右倾”,“胆小怕事”,几次有人要求“开除他”。如今遭此荼毒,不知道他能否“招架得住”,会不会有我这么“平静”?
“把现行反革命分子×××押上来!”这是一个我不熟悉的名字,“上台”的是一个比我显得年轻的小伙子,与王二比肩而“撅”。我突然间感到有些“失落”:完了,咱今天不能“独领风骚”了!
新一轮愤怒的口号声平息下来之后,大会主持人宣布:毛泽东思想最近在外文局又取得了两个伟大胜利,“批查打”斗争取得了两个重大战果,揪出了以李闯为首和以×××为首的两个反革命小集团,“人心大快,大快人心!”“以李闯为首的一群披着人皮的狼,经常躲在阴暗的角落里,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攻击林副统帅,攻击伟大旗手,攻击文化大革命”;“以×××为首的成功自由人民团体反革命集团,妄想复辟资本主义,建立一个国家”,任命了国家元首、政府首脑、部长……“是可忍,孰不可忍!”
革命群众当然不能忍!会场上顿时响起地动山摇的口号声。接着,先后有几名革命群众代表上台,对我们声讨,批判,说我是“外文局少有的 、北京市罕见的反革命分子”,强烈要求“严厉制裁”。
这个大会给我留下了两个深刻印象。第一,这是一个贯彻落实伟大领袖关于“开短会”的最高指示的典范,庆祝两个“辉煌成就”的大会,才开了不到一个小时。第二,我觉得“针对性太差”,让我很“失望”。也许因为有另一个“反革命集团”作伴儿的缘故,作为这场演出的“男一号”,我没有灭顶之灾降到头上的那种恐惧,能镇静地支棱着耳朵,聆听革命群众的“教诲”。然而,他们只是一个劲地歌颂伟大领袖、敬爱的副统帅和伟大旗手,以及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岂不知,那时候伟大领袖已经和副统帅掰了,正发愁呢),他们义愤填膺,但是除了给我扣上“煽动走资派翻案”、“不仅外文局少有,就是北京市也罕见”的反革命分子的大“帽子”,并没有具体地批判我的“反动言论”,只以一言以蔽之:“他那恶毒的语言是见不得天日的,如果拿出来,愤怒的群众定会把这个反革命分子砸个稀巴烂。”令我觉得“在放空炮”,“无的放矢”。我很不服气,却又不敢有所表示。
我正琢磨着自己会有个什么“下场”,大会主持人开始宣布“处理决定”,两个“反革命集团”的“从犯”,被叫到台上亮相,受到宽大处理,不予追究,“李闯反革命小集团主犯王二”、另一个“反革命集团的首犯和主犯”,监督劳动,以观后效,“李闯反革命小集团首犯李闯,交公安机关法办!”话音刚落,我身后传来“橐橐”的脚步声,四条穿着藏蓝色警裤的长腿,蹬着四只黑皮鞋奔我而来,瞬间,“咔、咔”两声,在后面给我戴上手铐,把我架下了主席台。身后传来阵阵“打倒”、“镇压”、“油炸”的怒吼声……

入狱第一天聆听老干部教诲

大会后我就押进公安局的一个牢房。
十六七平方的房间,打着东西相对两个地铺,中间有约一米宽的空地。十几个面色苍白的“秃子”,有的坐在铺沿,有的靠墙坐在铺里,楞眉楞眼地扫视着我和警察。
我被警察安排在“新居”的右侧(东铺)靠窗户从里往外数第三个位置。对面铺上坐着七个人。东铺这边加上我八个人。四壁和屋顶,不知道什么年代刷的白灰已经基本脱落,露出黑乎乎、表面粗糙的水泥墙。屋顶正中,吊着一个沾满灰尘的小电灯泡,估计顶多二十五瓦。门顶墙上挂着一个约二十公分见方小木匣子,里面装着广播喇叭。北墙中间,有两个紧挨着的大窗户,各有一米多高,灰窗框内直上直下插着一排拇指粗的灰色铁棍儿。
号友中有位老者很引我注目。他戴着毛线织成的帽子、玳瑁框老花镜,帽边露出花白的头发茬子,唇边颔下长着长长的白多黑少的大胡子,支起的双膝上放着一本四卷本精装《毛泽东选集》,尽管坐着,也显得个头较高,能比左边的老张高出一头多。他精神不错,似乎正在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两耳不闻“窗内”事。“这么大岁数还在‘这儿’坐着?”老爷子没抬头,也没说话,透过眼镜框上面瞟了我一眼。号友老白说:“他叫陈康伯,华北局的,因为反陈伯达进来的,名副其实的老炮了!”监号里响起一阵轻轻的笑声。“他现在还很不老实,对抗改造。”老白说,“你以为他那是认真学习毛选呢?那是研究棋谱呢!”在同号们的笑声中,号友小陈一把抢过老爷子膝盖上的《毛泽东选集》,给我看。那里面夹着一张纸,上面画着一幅象棋残局。
听完新闻广播,好像又“自由”了。不用学习号发话,有洗脚、刷牙的,有“排队”解小便的,至于迫不及待地议论所听新闻的,十有八九都是政治犯。自打我进入这个监号,一直对我不予理睬,和我没说过一句话的“老寿星”陈康伯,开始有所“动作”了。他从铺里挪到铺沿儿,两脚放在地上,坐在那里,并示意我坐到他旁边去。他两手交叉,袖在衣袖里,放在双膝上,不看我,低着头和我聊天儿。我马上意识到,我们俩用这种姿势凑到一块交谈,队长即使从门上的小窗户观察我们,也不会怀疑我们俩在搞“串联”,也听不见我们说些什么。
我学陈康伯的样子坐着,似乎是在痛苦反省。陈康伯简单地介绍了自己的情况。他是华北局的老干部,一九六六年底就进来了,“态度一直不好,不久前还和单位的人激烈辩论,不承认陈伯达是好人,否认他们加在我头上的所有罪名。他们说:陈康伯,你就这样顽抗到底,等着把牢底坐穿吧!”
华北局是中共中央的派出机构,管好几个省,权力很大。在监狱里遇到“党”了,当然有些喜出望外。我简单地介绍了自己是如何进行“四项恶毒攻击”的。坐牢八年,在所遇到的三百多名“犯人”中,只有陈康伯详细了解我的“案情”。对其他犯人,我只用一句话介绍我的“罪行”:攻击文化大革命。无论政治犯、刑事犯,或多或少都对文革有不满情绪和言论。我自报“攻击文化大革命”,既不会受重视,也不会被歧视,很容易与同号相处。
陈康伯说:“你一进来,我就观察你,发现你什么东西都没带,估计是直接从单位来的,而且是政治问题。你表现得非常冷静,‘宾至如归’,很快就与大家融洽相处了。就年龄来说,很难得。”
他停了一会儿,接着说:“按照法律规定,以及党内斗争原则,你属于思想认识问题。你又没有到处演讲,也没有实际行动,不构成犯罪。我认为,有你那些想法的人,可能为数不少。”这话,与外文局我的专案组负责人陈明曦私下里跟我说的如出一辙,说到我心坎里去了。我一直琢磨,文革搞成了那副模样,连我这种“学识、水平”的人都看出问题了,“有想法”的人肯定少不了,只不过人家不说,或者没有人揭发而已。我只能算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倒霉蛋儿,撞到枪口上,“赶到点儿上了”。原来我以为顶多批斗一番,大不了开除公职遣送回乡,虽说也作了“最坏的准备”,还是没成想真给我来了这一手!
陈康伯继续说:“但是,你要作好心理准备。根据我的经验,你是羁押——把你关进监狱,不是目的。单位不会放过你,会继续给你施加压力,向你要更多的东西。因此,你要记住三条。第一,相信群众,相信党,问题总会搞清楚,还其本来面目。我想,最终不会把你怎么样;第二,坐牢是对人的一种考验,全面的考验,尤其是对人格、意志的严峻、残酷的考验。无论发生什么情况,都要实事求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重压之下,绝对不可以信口开河,胡说八道。说假话最要不得,害人害己;第三,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保持一个正常人的心态,千万不能装疯卖傻。我见过,这种斗争方式不好。人的精神、神经活动,有一定的规律。装疯时间长了,精神和神经会按照疯疯颠颠的规律运行,很容易弄假成真,毁了自己。”
我原以为,进了监狱,就算外文局把我“处理了”,从此我与外文局已经“恩断义绝”。老爷子的话敲醒了我,让我有了精神准备。在那种环境中,在入狱的第一天,竟有这么一位素不相识、萍水相逢的老者,如此及时地、语重心长地开导自己,我的心里热乎乎的,眼睛湿漉漉的,差点儿当场表示:“请党组织考验我吧!”话到嘴边,终于没吐出来——无论从哪方面讲,那样做都有些不伦不类,不合时宜。但是,我坚定而诚恳地说:“谢谢您的提醒,我一定牢记这三条要求!”
陈康伯说的“三条基本原则”,确实打动了我,并且在心里牢牢地扎了根!正是在这“三条基本原则”的“指引”下,我挺过了八年牢狱之灾,而且在重压之下,在被整得双臂差点残废的情况下,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即使对“整”了我、我又一直耿耿于怀的中国建设杂志社“革委会”成员们,也没有丧失良心。
陈康伯告诉我:这个监号里的人,大多数是政治犯,有直接进来的,也有从分局转送过来的,一关就是好几年。他说:“我判断,他们的情况与你有相似之处,判也不好判,放又不好放,只好在看守所里这么关着。还有五六个人,好像是刑事犯,都是从分局转送过来的,罪都比较重——犯罪情节比较轻的,分局就处理了。他们在这里不会呆很长时间,基本上都要判刑。政治犯比较多,学习号这个人比较正直,这个号子里还算是安定的。不过,总的来看,犯罪分子形形色色,情况复杂。要管好自己,别在监狱里学坏了。”
相处半年多,我俩还有多次私下交流,从党史到眼下的运动,我都受益匪浅。1971年3月我们分手了,但我永远銘记这位革命老前辈的教诲恩情。

在批斗大会上声明“我不是五一六”

入狱第二十一天,1970年11月27日下午一点多钟,我们监号的门打开,值班队长站在门口指着我,威严地命令道:“你!出来!”
刹那间,坐在对面铺上的同号的目光“唰”地一齐投向了我。目光中含惊带喜!我身边的小刘小声提醒我:“提审!”这位见过世面的哥们儿,语调中也居然掺杂了几分激动。
我理解同号们的心情。他们待我不薄,处处照顾我,经常给我吃“宽心丸”,并传授了许多“知识”。虽说有关我是被“逮捕”还是“羁押”的争论持续不断,但是,那是他们“没事找事儿”、相互之间争强好胜的一种表现,总的来说,参加争论的人都希望我只是“羁押”,祝愿我有一个“好的出路”。今天,关于“逮捕”还是“羁押”的争论,就要有结果,分出“输赢”了!同号们都有点儿莫名其妙的兴奋。我坐在铺沿穿鞋,双手微微地颤抖,向牢门走去时,似乎感觉到后背“火辣辣”的,同号们大概都在用期盼的目光送我上路。
我们这个筒道队长们的“班长”王杰,站在筒道头上的办公室门口,穿着全套警服,外面还披着一件军绿色警察棉大衣,手里拿着的那副旧的黄铜色“洋铐子”,显得粗壮笨重,绿锈斑斑。他让我转过身去,在背后把我的双手铐上,说:“走!”他跟在我后面,我按他的口令,下到一楼,没有出通向预审楼的南门,却出了K字楼的北门,从那座红砖办公楼西侧绕到由解放军战士站岗的大铁门。一辆小轿车,头朝西停在铁门外。外文局财务处的陈明曦和一个我不认识的小伙子,站在车旁吸烟聊天。
陈明曦这个人,我越琢磨越觉得很有意思。在我隔离审查后期,陈明曦是监管人员的负责人,四十来岁,个头比我略矮,瘦瘦的,小方脸,烟瘾很重,习惯把卷烟插在烟嘴上抽。在我的印象中,除了喝水、吃饭,那个小白烟嘴几乎就没离过他的双唇。王文政和我“谈话”,他有时在场,有时不在场。我每写完一份交待材料,他都当着我的面把材料装进牛皮纸口袋里,封好,再让我在封皮上写明“请转交王文政同志”。有一次,我只写了“请转交王文政”,陈明曦说:“要写王文政同志。”我说:“费那劲干嘛!”“哎!一定要写上。”他非常认真地说,“你不懂!这能体现政策,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还有一回,他叼着烟嘴表白:“你看,我们坚决执行王文政同志的指示,你写的材料,我们谁也不看!”有一次,他看着我往纸袋里装“交待材料”时,不无揶揄地说:“你小子不简单哪!直接通天!”我“严肃地”说:“你要是觉得好,我把这个荣誉让给你?”他赶紧说:“哼,还是你自己留着吧!”
他总是对我似笑非笑的,严肃不起来。私下里,他以“长者”口气“训”过我几次:“李闯啊李闯,说你什么好呢!那些事儿用得着你管吗?……再说了,你管得了吗?好好管管你那张臭嘴吧!你以为就你行?就你明白呀……”我进监狱之后,他在审讯时几次说到:“你那个反革命小集团中,有的人比你的言论还尖端,更恶毒,人家就没有坐牢。为什么?态度好啊!人家态度比你好!”进班房后,我长了见识。“老师”们都说,“出路好坏依据罪过大小”,“认罪态度再好,那也是瞎掰,管预审员叫亲爹也不顶用。”陈明曦说的话听起来好像在“打”我的态度,我却认为他在给我吃“宽心丸”儿,向我“交底”——你的问题其实并不严重!到了“关键”时刻,他会有意无意地给我某种暗示。我们两个人之间,曾有过“君子协定”,互不添麻烦,而且双方都一直恪守,没有失信。王文政对我大打出手、搞“逼供信”时,不知道他干什么去了,从头至尾都没有露面儿。我一直认为,这是一个有良心的明白人。最意味深长的是,我刚出狱那会儿,在外文局主楼一楼走廊里遇到他两三次。我们互相微笑点点头,都不言语,在“失之交臂”的一刹那,我们都悄悄地向对方翘起大拇哥。之后不久,他就主动调离了外文局。从此我们再也没见过面。
那天,在看守所铁门外的汽车旁,陈明曦和王杰互相客气了一下,王杰坐在前面,陈明曦和那个小伙子把我夹在中间,坐在后座上。
老号们说的真对,看守所的确有两道大门。两门之间约百八十米长的夹道,是土路,坑洼不平。临街的那座大门很气派,门洞较深。听到汽车喇叭声,从门洞南侧值班室里走出一名披着军绿大衣的中年警察,打开了两扇鲜红色的木头门,扶着南面那扇门,目送汽车驶过。
汽车出门即右拐,驶上半步桥街,向北,经里仁街、牛街……驶往外文局。突然从“洞中”来到人间,恍若隔世。车上的人都闷葫芦似地坐着。我饶有兴致地望着车外的一切,新奇之余,心情又很沉重。
冬日的太阳无精打采地挂在空中,懒洋洋地俯瞰着这座灰突突的城市。街道两侧,灰砖墙头、黑瓦房顶上已经枯黄的野草,无可奈何地随风摇摆着。不时可以看到墙面上贴着大标语:“打倒五一六黑后台肖杨余傅王关戚”,“油炸五一六分子×××”……名字上划着红叉叉,有的姓名还“头朝下”倒着写。我明白,这都是虚张声势。文革以来,打而不倒的人多了!至于“油炸”,更是说说而已。市民每月每人定量供应五两食油,吃都不够,谁舍得用油去作践八杆子打不着的人哪!
行人很少。前些年时兴的军便服,已如明日黄花。路人穿着蓝或黑、灰色的衣裤、黑“棉窝”(布棉鞋),缩着脖子,抄着手,步履匆匆。在外文局大食堂门口,我被转交给另外两个不认识的人,押在一间小屋子里。不久,传来一声怒吼:“把反革命五一六骨干分子刘浩押上来!”食堂里传来一阵“打倒”、“镇压”的口号声。接着,又一声怒吼:“把反革命集团首犯、五一六分子李闯押上来!”我心里“咯噔”一下:“怎么成了五一六了?!”在愤怒的口号声中,我被两个人“架”进大食堂,从会场东侧通道走到南墙下,头朝北“撅”着。刘浩站在南墙下主席台(实际上就是一个讲桌)西边。他是我们战斗队的成员,但不在“李闯反革命小集团”里面。
我低着头,尽最大努力扫视了一下会场。正前方约两米外,王杰披着大衣,由陈明曦陪着,坐在第一排。食堂里座无虚席,黑压压的一片,约有七八百人。有一条横幅上写着“最高指示”:“革命的学生要团结,要联合,共同打倒反革命阴谋集团五一六。”尽管在座的大多数人堪称“学生”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了,我还是觉察到,这个大会的宗旨,是批判“五一六”。可惜我得甘当配角儿,“男一号”的荣誉得让给刘浩了!
果然,大会主持人朗诵了那条“最高指示”后,又慷慨激昂地引述了“林副统帅的教导”:思想不能麻痺,要采取行动,把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定时炸弹、地雷,统统挖出来,“要刮十一、十二级台风,摧垮他们!”随后,群众代表发言。第一个发言的人,情绪激昂,言词激烈,其中有几句话好像是这样说的:刘浩,你别耍死狗,来个死不认账,到现在还不承认自己是五一六!你的同伙已经揭发了,你不仅是货真价实的五一六,而且是骨干分子!接着,这位发言人引述了毛主席的论述:陕北有个旦八寨,我们在南面扫,北面扫,都不行,后来,我们到土围子里面去扫,敌人才说:哎哟,我投降……
他爱怎么批就怎么批,想当年我“革命”那会儿,也这么干过。但是,他说着说着就大言不惭地编起了瞎话:“李闯进监狱之前,比你刘浩还硬,一进监狱就老实了,不仅承认自己是五一六,而且证明是你介绍的!”
这纯粹是胡说八道!“是可忍,孰不可忍?”我立即大声说:“我不是五一六,也不知道谁是五一六!”
会场上一片哗然,有人带头喊口号:“李闯不投降,就让他灭亡!”“坚决镇压反革命五一六分子李闯!”……押着我的两个人,虽然没打我,却使劲把我的双臂往上抬,迫使我弯腰低头,还不停地警告:“老实点!不许乱说乱动!”
我挣扎时,听到有人在“做刘浩的思想工作”:“刘浩,你知道,刘老蔫(在商业学院时,关在我楼下的那位)主动交待了参加五一六的情况,受到宽大处理,已经恢复了正常工作,你们的邓联络员,不但承认自己是五一六,还检举了别人,有立功表现,参加了共产党。李闯和刘老蔫、邓联络,两种态度两种结果,何去何从,你自己选择”,“刘浩,你别不知道好歹!我们这是在挽救你,让你不至于落到李闯那样的下场!”
刘浩显然不买账,响亮地回答:“我不是五一六!你们先把我推到坑里,让我滚一身臭泥,再把我捞上来,这算什么挽救?!”
刘浩一向偏爱当众发表演说,口若悬河,滔滔不绝,话匣子一旦打开,就很难刹车。这小子不但要当这个批斗会的“男一号”,还要当“导演”,把批斗会变成辩论会。这还得了!那边“开打了”,有人往他嘴里塞东西,堵他的嘴。刘浩挣扎着,只听嘴里“唔唔”的,却听不清说的什么。革命群众的注意力集中到那边去了,我这边的形势逐渐好转。押我的两个人可能也累了,不再用力抬我的胳膊。我的腰松快了,然而,刚才我们仨人较劲时,大概碰到手铐了,它自动就“上了弦”。我觉得手腕子阵阵疼痛,就“摇头摆尾”。坐在对面的王杰走过来问:“怎么啦?”我说:“手疼。”他转到我身后查看,押我的俩人放开了手。王杰用钥匙捅开手铐,再重新戴上,转动了两下,试了试松紧,轻声说“行了”,又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大会继续进行。革命群众向刘浩猛烈“开火”,说他曾任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一司的司令”(当时,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分成三大司令部,分别设在天安门东侧的劳动人民文化宫内),联系广泛,党羽甚多,到全国各地串联,或策划于密室,或点火于基层,投靠肖杨余傅王关戚,整康生同志的黑材料、冲击外交部、火烧英代办……罪恶累累,罄竹难书。“事实胜于雄辩”,“不管你自己承认不承认,都是一个当当响的五一六骨干分子!”还有的发言中吟诗“唱曲儿”助兴:
“商标革命造反,货色大权我篡,一语道破天机,要叫中央难办……”
“俺这里脂粉擦满脸,俺这里蓝衫换一件,解放巾描金扇,风流倜傥美少年……”
“没学过斧钺钩叉,没学过刀枪戟剑,练就一身硬功夫,为革命大耍两面,眉眼儿唤风雨,舌尖儿弄狂澜……”
我被“晾”在东边,多少有点感到失落。不过,说刘浩的那些事儿我都没沾边儿,乐得“听戏”就是了。刘浩呢?反正嘴被堵着,无法反驳,革命群众趁机把能找得到的“屎盆子”,尽情地往他脑袋上扣!好多事儿我第一次听说。凭我对刘浩的了解,最有说服力的“罪过”,是“风流倜傥美少年”、“舌尖儿弄狂澜”——刘浩的确形象不错,口才极佳。
如此“不成功”的大会,居然开了一个多小时!
回看守所的路上,车上的人都不说话。我这个人喜欢搞点逆向思维,就瞎琢磨:军管小组把“五一六”定位在“与社会上造反派组织联系紧密,频繁参加社会活动的人”身上,而在外文局,刘浩的社会联系最广泛,参加的社会活动最多,社会影响最大,却不是“五一六”!刘老蔫儿、邓联络是“五一六”?我就不相信,“肖杨余傅王关戚”会那么不开眼,拣了刘老蔫、邓联络那样的芝麻,丢了刘浩这个西瓜!军管小组越是把“五一六”说得神乎其神,就越可能是子虚乌有。文革以来,类似的骗局太多了。我们认认真真地革外文局“走资派”的命,对外宣传路线却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制定的,白忙活一场!两派群众组织都说罗俊是叛徒,岂不知,他是个地地道道的“冒牌货”。军管小组夸下海口,要在外文局抓六百名“五一六”,种种迹象表明,忙活了一年,战果非常有限,对上对下都不好交待。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的日子怕是比我还难过。把我揪出来,应是“意外收获”,搂草打兔子捎带手!今天把我押上“历史舞台”示众,无非是要作个样子给大家看,吓唬吓唬“五一六嫌疑份子”
我被王杰送回牢房。老张、老白坐在铺位上不动。陈康伯只是从老花镜上沿儿瞄了我一眼。大多数同号都被惊动了,围上来急切地问:“谁提审的?”我说:“不是提审,回单位批斗。”“唉呀!”几个同号大失所望,退出包围圈儿,回到自己座位上。
老白没围上来,也没叹气,坐在铺上问:“哪儿的车?看守所去人没有?谁去的?”我针对他提出的问题,把大概的经过说了一遍。老白立刻斩钉截铁地下了结论:“我断定,你是羁押!”有的同号不屑地问:“凭什么?”老白胸有成竹地说:“公安局捕的,没经过预审员提审就拉回原单位批斗的,我没见过。即使回原单位批斗,也由预审员带着,队长不出头露面儿——他们不管案子。”绝大多数同号对老白的说法,表示认同。“逮捕”还是“羁押”这桩公案,到此了结。
晚上,听完“新闻联播”之后,像我第一天进牢房的那个晚上一样,陈康伯又坐到了铺沿边,把我叫了过去。我坐在他身边,把回单位、挨批斗的全过程,详细地作了“汇报”。陈康伯说:“我的判断是正确的。一,你是羁押,仍归单位管,二,你要是五一六,就不可能坐牢——按你说的,承认五一六的人,不仅受到宽大处理,有人还入了党。这种做法与康生在延安搞抢救运动,如出一辙。当时不问真假,主动坦白承认自己是特务,就像英雄一般戴上大红花,登台亮相。有的单位还给这样的‘特务’吃平时难得一见的鸡蛋西红柿挂面,表示慰问。闹得许多一年到头吃小米南瓜的十三四岁的小战士,争当‘特务’。有个别小女孩甚至说,自己是被国民党派到延安来‘施美人计’的。三,让你坐牢,不是目的,而是一种高压手段,拿你当反面教员,推动你们单位的运动。他们的突破口越大,任务完成得越好,你的压力就会越小。不过,根据你说的情况,你们单位的运动并未有太大进展。狗急跳墙。你要作好迎接更严重的考验、承受更大压力的思想准备!”

提审:诱我承认是“五一六”

第二天上午,陈明曦带着两个人到看守所提审。来牢房提我的两位哥们儿,我不认识。他俩一个在前带路,一个在后压阵,我们三个人出K字楼南门,径直进了预审楼的一间朝南的办公室。南窗下相对摆着两张办公桌,桌后靠东西墙立着几个文件柜。往北,大约在办公室的中部,有一个正面呈半圆形的棕色“预审台”,两侧稍矮,中间较高,正面有一个红色五角星。预审台两侧墙上,贴着白纸黑字横幅,写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认罪服法,重新作人”。陈明曦端坐在预审台后正中。提我的两个人,让我坐在门旁边的小方凳上后,在陈明曦左右落座。
陈明曦似笑非笑地盯着我,看了几秒钟,又故作严肃地说:“昨天你的态度很不好,应该说是很恶劣!差一点儿把批斗会搅黄了!革命群众非常气愤。”我说:“那怨你们!信口开河,胡编乱造。他们说我是五一六,还检举了别人,我不能不有所表示。我还告诉你们,以后要是还有人这么说我,我就实话实说。把会搅黄了,可别赖我!”
陈明曦正色道:“你敢!”我说:“那有什么不敢的!原来,虽然有坐牢的思想准备,但还是怕坐牢,尽量争取不坐牢。现在已经坐牢了,反而什么也不怕了。我这个人,你们也了解,一旦豁出去,什么都不在乎!不信,咱们试试?”
他们三个人互相看了看,陈明曦说:“我也告诉你!那样做,有你苦头吃的!刘浩就是一个榜样!”我说:“刘浩怎么了?还活着吧?我还告诉你们,我要是急了,可以把命搭上!”
陈明曦不耐烦地说:“行了,行了!收起你那二杆子劲儿吧!”停了一下,他说:“我不跟你扯这个。”他作太极拳“抱球”状,双手转动着比划,大约16K纸那么大:“现在,说说这个东西。”我很注意地看着他的手势,问:“什么东西?”他说:“问你自己!就这么个东西!”他继续比划着。
我说:“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说什么呀!”他说:“你看你,装糊涂不是!一张纸!”我说:“什么纸呀?别比划了,明说吧,只要是我知道的,都告诉你们。”他说:“哎呀!那么聪明的人,怎么糊涂了?就是你参加五一六时填的那个表!”
本来已经提起来的极大兴趣,被他一语就冲散了!我泄气地说:“我不是五一六,填什么表啊?再说了,我压根儿就不知道有五一六这么个组织。”他旁边的一个人说:“都到什么时候了,还在这儿装蒜!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别看刘浩在会上那么硬,把他收拾一顿,昨天晚上就乖乖地全都招了,还指名道姓地说,他是你的介绍人。”这小子显然是个“雏儿”,瞎话都不会编——昨天在批斗大会上,就是因为“刘浩是我的介绍人”这档子事儿,会场一度乱了套,今天这小子还要唠这嗑!
我瞟了他一眼,不屑地说:“他承认是他,我不是还不是。”那人说:“我们相信刘浩说的!凡是回到革命阵营中来的人,我们都欢迎。”
我说:“那好啊!我可以和他对质!”那个人马上说:“美得你!好串供是不?”陈明曦觉出那个人“说走嘴了”,赶紧对我说:“用不着对质!现在是给你一个机会!我们还是要挽救你的!你现在承认,还算主动坦白交待,再有立功表现,就可以让你回去。”
我说:“谢谢了,这里挺好,吃穿不愁。这个机会我不要了。你们也别费劲了。王文政心里最清楚,该说的我说了,不该说的也说了。我不光是山穷水尽,而且超额完成了任务!也许我的阶级斗争观念太差,不管你们怎么咋呼,我还是觉得,你们说的那些五一六罪状,算不了什么,没那么严重,承认了也没事儿,至少不用坐牢。”停顿了一下,我接着说:“人心都是肉长的,我这个人又特别讲义气。说实在的,你们一直对我不错。我要真是五一六,早就承认了,你们完成了任务,我也用不着坐牢。双方都有好处,两全其美,皆大欢喜,何乐而不为!”
陈明曦说:“少来这一套,别跟我套近乎!我们重证据,不轻信口供。你把口儿封得再死,凭刘浩交待的事实,也能给你定案!”
“你们相信一面之词是不?”我说,“好,你们回去,叫王文政来,我继续配合他的工作,先承认自己是五一六,接着就说,介绍了陈明曦,再把监管过我的那些人都咬上,高兴了,我就说强守一、王文政也是五一六,都是我介绍的!”我紧接着补充一句:“如果在这儿说不管用,我就到大会上去嚷嚷!”
陈明曦不急不恼,还对我嗤之以鼻:“收起你那套把戏吧!那个时候,强守一、王文政知道你是老几呀!”
“这就叫贼咬一口,入骨三分!”我颇为得意地说,“肖杨余傅王关戚,我还一个都不认识呢,你们怎么把我和他们拴在一起呀?这几个人,随便扒拉出来一个,强守一、王文政给人家擦鞋、舔屁股,人家都嫌他笨……我们要是像你们这样,不管三七二十一,抓五一六,抓反革命,也能从你们那派里抓出一大堆,至少,我们早就可以把那个拿毛主席像大头朝下堵窗户的头头,送进公安局!”
陈明曦不正面回答我的嘲弄,换了个话题:“批陈老总,你去了吧?还坐在主席台上!到中南海安营扎寨,也有你吧?”我说:“我早就说过了,那是中央决定的,中央文革号召的,你们那派也批陈老总去了,也安营扎寨了,而且比我们扎的早,营也比我们的大。难道你们都是五一六?如果你们都是五一六,我现在就申请参加。”
“你这个人哪!什么话都敢说,吃了大亏,还改不了这个臭毛病!”陈明曦说,“冲击外交部,火烧英代办,你都去了!”我哈哈一笑,说:“哎!咱还真就没去!冲冲打打的事儿,你找不着我!你说的这些事儿,我事后才知道。我们战斗队的十几个人,只有一个去看热闹,别人都不知道。”我问陈明曦:“那也算反革命、五一六?那只是革命群众的过激行为!苏联人在红场打中国留学生,你们怎么不到那儿去抓反革命、五一六啊?”
陈明曦说:“你别得意,别冷笑!谁笑到最后,才笑得最好。早晚有你哭的时候!”我说:“我还敢笑,还笑得出来。恐怕强守一、王文政就笑不出来喽!牛皮吹出去了,要在外文局抓六百个五一六,可是,像刘浩这样的人都不是五一六,在外文局还能抓出几个五一六?老强、老王的脸都丢尽了,怎么下台哟!”陈明曦旁边那个人说:“谁说刘浩不是五一六?他自己都承认了!”我说:“别蒙了!你自己都说走嘴了!”
我入狱后的第一次提审,大约用了一个小时,就结束了。出预审室之前,我站在门边说:“看样子,你们还要拿我当反面教员,拉回去批斗。我还是那句话,你们说什么,怎么批,我都洗耳恭听,但是,我现在告诉你们,要是有人说我咬谁了,向我提问题,让我承认点儿什么,我就实话实说,要是对我动手动脚,我就和你们拼了!”他们中有一个人说:“借你俩胆儿!”我说:“用不着,昨天我已经做了。”陈明曦似笑非笑地说:“闭上你那个乌鸦嘴,别跟我这儿发表你那套个人声明了!”此后,他们再也没有跟我提“五一六”这个茬儿。
在我的印象中,凡是陈明曦担任“主审”,气氛虽然有时很严峻,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拍桌子瞪眼睛,也没有污言秽语,不作“人身攻击”,更没有动手动脚,或者像王文政那样明目张胆的诱供行为。

再提审:逼我承认是“杀人犯”

1970年的12月,“课外活动”特别多。第一次提审后的第四五天,陈明曦等三人又来提审。一开场,陈明曦就问:“怎么样?又想出什么新的问题了!现在交待还不晚,革命不分先后,只要你愿意转变立场,回到革命队伍中来,我们仍然欢迎。”我说:“我不是五一六,没什么可想的。”
他说:“咱们不谈五一六,谈别的。”我说:“我说过了,该说的说了,不该说的也说了,已经超额完成任务,山穷水尽了。你们看着办吧!”陈明曦说:“你呀,又把口儿封得那么死,吃了亏还不吸取教训!尽管你想破罐破摔,我们还要挽救你,尽最大努力把你拉回到人民的队伍中来。”他又说:“你要是早点争取主动,竹筒倒豆子,也不至于落到今天的下场。你那个小集团的成员,有的人语言比你尖酸,比你还恶毒,人家态度好,受到了宽大处理,和革命群众一起工作了么!你也知道,刘老蔫、邓联络一开始也像你一样,咬紧牙关,一问三不知,经过帮助教育,幡然悔悟,坦白了,立功了,也回到革命队伍中来了么!”
我说:“我的态度也不错呀,很配合王文政的工作,超额完成了任务。我想回头,你们没把我当作浪子啊!”
陈明曦说:“你少胡说八道!什么叫超额完成任务?王文政同志冤枉你了?”我不屑地说:“他心里明白!”陈明曦盯着我看了几秒钟,接着说:“我不跟你扯什么‘超额’不‘超额’的。我诚心诚意地告诉你,李闯!别以为一块发过誓,甚至威胁利诱,统一了口径,就万事大吉了!你们那伙人,本来就是乌合之众,不是铁板一块!树倒猢孙散,他们都在想办法为自己争取一条好的出路,谁愿意为你殉葬啊!在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面前,你不说,人家说,你不顾老婆孩子,人家要顾老婆孩子,你不革命,人家还要革命呢!”我说:“谁有,谁就说,跟我无关。反正我已经超额完成任务了!”
“跟你无关?说得轻巧!哪件坏事跟你无关?”陈明曦步步紧逼,“就你一个人,死脑筋不开窍,一条道跑到黑,不撞南墙不回头,不见棺材不落泪!”我说:“我已经见到棺材了。K字楼就是一个大棺材。我也没落泪。”他说:“照这样下去,有你落泪的时候!”我说:“我等着,看你们怎么让我落泪。”
坐在陈明曦旁边的一个人,严厉地说:“你别臭来劲!还叫起阵来了!你以为无产阶级专政就这么大能耐,拿你没办法了?我们的办法多的是,就是铁嘴钢牙,也能撬开!”我说:“我知道,听别的犯人说过。我这一百多斤就交给你们了,爱咋着就咋着吧!”
这两句话,把那个看起来与我年龄不相上下的人气得鼓鼓的。他还想和我斗嘴,陈明曦在桌子底下用手捅了捅他,又憋回去了。陈明曦说:“我告诉你,李闯!自从你被逮捕以后,局里的革命群众被真正发动起来了,形势一派大好。革命群众都说,过去被你们蒙蔽了,现在擦亮了眼睛,看清了你们的丑恶嘴脸儿,要重新认识你们,揭发你们的罪行!”我打断他的话,说:“可以想象,墙倒众人推!当然要有人趁机踹上两脚,好显示自己革命啊!”
“闭上你的臭嘴!给我好好听着!”陈明曦严厉地说,“我们没工夫跟你耍贫嘴!我们在苦口婆心地教育你,给你指出一条光明大道!你的那些哥们儿、党羽,纷纷反戈一击,有些人甚至痛哭流涕,主动找军代表,坦白交待,揭发检举。你们犯下的种种罪行,无论是明的,还是暗的,都已经大白于天下!想瞒也瞒不住了!”我又憋不住了,插了一句:“那不是挺好么?你们还着什么急呀?既然都已经大白于天下了,也甭问我,该宽的宽,该严的严,按律定罪好了。”陈明曦不理我的茬儿,自顾自地按照他的思路继续往下说:“我奉劝你,不要再抱任何幻想啦!纸是包不住火的!在局里,你这号人已经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我们让你到这里来,不是叫你躲清静来了,而是给你创造一个比较安静的环境,好好考虑问题,痛痛快快地洗个澡,搓掉身上的泥,彻底坦白交待,重新作人!”会说的不如会听的。他的话里明显透露出:留在局里被宽大处理的人,日子过得很不“清净”,“人人喊打”,比我难受得多!
陈明曦假装恶狠狠地瞪了我一会儿,接着说:“你倒好!油盐不进,不知好歹,软磨硬泡,胡搅蛮缠,冷嘲热讽……我们说一句,你有十句在那儿等着!我问你,你到底想干什么?放着阳关大道你不走,非要过那个独木桥!你还想不想回家?想不想回单位工作?准备在监狱里呆一辈了啦?!”我说:“没办法,都是你们逼的,我也没申请到这儿来!”
“我们逼的?纯粹是猪八戒倒打一耙!都是你自找的!到现在还没有一点儿悔过之意!你好好想想吧,年纪轻轻的,别把自己彻底毁了!”停了一下,他又心平气和地说:“我们都是为你好,别把好心当成驴肝肺!”
我暗想:“哼,为我好?你们怎么不进来呆几天!”他见我似有所思,没说话,以为“终于打动”了我,又似笑非笑地说:“我们再给你一次机会。我们可不像你们那伙人,动不动就一棍子把人家打死。你的态度这么恶劣,我们也要给你机会。你可要抓住了!别一错再错!”我说:“别往自己脸上贴金了!把自个儿说得一朵花似的!你们玩儿的正是苏修美帝胡萝卜加大棒的把戏。我早看透了。”陈明曦说:“聪明!这叫用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他给我留了一份“家庭作业”,让我写交待材料,“从1968年8月1日到31日,逐日写出你们的活动情况,想好了再写,不要遗漏了任何重要细节!”
要是冷不丁就让我把三年多以前的事情想全了,的确不容易。好在当年3月隔离审查初期,民办革委会那帮小子就已经让我把那段时间的事儿倒腾四五遍了,写材料的纸摞起来足有半米厚。这回旧事重提,显得驾轻就熟,不到一周时间,我就交了差。
看完材料,陈明曦等三人来找我“算账”。坐在陈明曦旁边的一个小伙子,一上来就给我一个下马威,“叭!”把我写的材料往桌子上一摔,厉声说:“写的这叫什么呀?”
“交待材料啊。”我说,“都是按照你们的要求写的。”“纯粹是一份豆腐账!谁叫你这么写了?”那个小伙子吼道。我说:“你们让我写详细点么!就差把拉屎撒尿吃饭睡觉的事儿也写上了。”“让你写吃喝拉撒的事儿了吗,啊?”那个小伙子咄咄逼人地说,“避重就轻,耍花枪!我警告你,姓李的!照这样下去,到时候想哭,你都找不到坟头儿!”
“白脸儿”唱罢,“红脸儿”出场。“好话说了千千万万,你都当成耳旁风!”陈明曦装出悲天悯人的姿态说,“李闯啊李闯,说你什么好呢!我可提醒你,人命关天,人命关天哪!可别不再当回事儿!剩下的时间的确不多了!你千万千万要把握住这最后一个机会!失掉这个机会,你可就彻底完了,谁也救不了你了!”
写这份材料时,我就直犯嘀咕:一而再、再而三地抖落这些陈芝麻烂谷子,有什么意思?莫不是,还要搜寻一些蛛丝马迹凑材料,把我打成“五一六”!如今听他们的口气,事情好像没那么简单,这帮小子没憋好屁!我对他们说:“我写的都是实际情况。不信,你们可以去核实,我又没生活在真空里!我自己做了什么事儿自己清楚,用不着你们操心。”
陈明曦说,“是不是事实,不能光听你一个人说,我们已经核实过了。那一段时间发生的事情,已经成为你们用实际行动写成的历史了,任何的粉饰、掩盖、编造,都篡改不了血写的历史!不是有那么一句话么:历史不是一个可以任人打扮的小姑娘。现在,是让你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重现你们的罪恶历史!”
“我写的就是真实的历史。”我说,“有什么话,痛快点儿,明说,别绕弯子,云山雾罩,悬悬乎乎,玩猫捉耗子那一手。”“猫捉耗子,什么意思?”陈明曦问。我说:“猫抓到耗子以后,不一下了把耗子吃掉,还要玩一会儿,放开耗子,又抓回来,抓回来再放开,玩够了才一口吃掉。你们就在玩这个把戏。”
笑意在陈明曦的眉眼间转瞬即逝:“你还挺能比喻啊!你说说你,没事儿净瞎琢磨这些没用的东西,要不,材料怎么也写不好呢!有那功夫,你好好想想怎么尽快把自己的罪行都交待清楚,总琢磨我们干嘛!就算你是一只耗子,我还不愿意当猫呢……李闯啊!我们不想把你吃了,我们在给你机会,想拉你一把!你怎么就不明白我们的良苦用心呢?!”
我说:“看把你急的!想知道什么,明说,我再详细告诉你,别把你急出个好歹来。”“又来了不是,见空儿就钻!你要是真关心我,痛快点儿,把那点不可告人的东西亮出来!”
我说:“那你问吧,也别让我着急!想知道什么?我说了,还能算你坦白交待吗?”陈明曦陡然间“翻脸”了,“给你机会你不要,放着阳关大道你不走,偏偏要去过独木桥!”旁边那个小伙子紧接着补充了一句:“敬酒不吃,吃罚酒!”
胡扯了半天,毫无结果。最后,他们让我“专门写8月21日到23日的活动”,“一天一天地、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地写出来!”
写这种玩艺儿,就如同炒冷饭。一天多时间,我就炒出来了。
大约12月23(24?)号,陈明曦等三人又来了。这一次,他们的表情极其严峻。刚一落座,一个个都乌眼鸡似的,逼视我,不说话,接着就劈头盖脸连珠炮似的,暴风骤雨般“端正我的态度”,什么“混世魔王”、“草菅人命”、“杀人不眨眼”、“血债要用血来还”啦,什么“蒙混过关”、“瞒天过海”、“视无产阶级专政软弱无力”、“视革命群众软弱可欺”、“只有不要脸的人,才会说不要脸的话”啦,等等,等等,把他们凡是能收集到的“狗血”,都往我头上淋,斥责我“死到临头”,还“故作镇静”,“把革命群众当猴耍”!猛烈的炮火,把我轰得如坠五里雾中,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
最后,他们喝令我:“站起来!”陈明曦“余怒未消”地说:“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六七年八月二十二日晚上,你到底干什么去了?”我说:“材料里写了,在宿舍睡觉啊!”“我不看你写的那破玩艺儿!”陈明曦说,“你现在说实话,到底干什么去了”“在宿舍睡觉啊!”我说。“在哪儿睡觉,跟谁在一起?”他问。“田兄、于兄,四楼!”我答。“胡说八道!”陈明曦说,“我们调查了,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我说:“那是他们记错了。我记得清清楚楚!”
坐在陈明曦两侧的人,“腾”地站起来,他们三个人又刮起了“十二级台风”,却是一人一把号,各吹各的调,嚷嚷得我耳朵根直疼。费了好大劲儿,我才听清他们说的大意:“撒谎”、“骗人”、“装傻充愣”、“掩盖罪行”、“金蝉脱壳”、“都是别人记错了,就你脑袋好使”……我愣愣地看着他们那一张张显得有点变形的脸,不知说什么才好,心里想:就算我记错了,又怎么了?至于么?
狂轰滥炸过后,那两个人坐下了,我仍然站着。陈明曦指着我的鼻子说:“你就是一个无可救药的杀人魔王!”哟嗬!这帮小子还真就凭我睡在哪儿这一点,作出了大文章!
我的阿拉伯文老师说的有道理:一拳难敌十手。一对一地说话,就比较从容了,我立刻反唇相讥:“我是魔王?你们好!你们多好啊!不杀人,不放火,不抢粮,不像我们一棍子把人打死,那是你们嫌一棍子打死不过瘾,要用两棍子把我打死,让我活受罪!”坐在陈明曦旁边的,可能是外印厂的一个工人,听不出话的意思,“嚯”地站起来,指着我的鼻子问:“谁打你了?我们什么时候用棍子打过你?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陈明曦聪明,拉了拉那个人的衣襟,示意他坐下。我说:“明摆着,给我戴上反革命帽子,还不解气,又说我是杀人魔王!这顶帽子可比五一六大多啦!”
“不是我们说你杀人,”陈明曦说,“是你们犯了杀人罪!”我愤怒地说:“血口喷人!”我感觉到自己气得有些发抖。陈明曦两边的人又蹿起来,指着我异口同声地说:“老实点儿!不许你乱说乱动!”陈明曦幸灾乐祸、一脸坏笑地瞧着我:“捅到痛处了吧?紧张了吧?”我瞪了他一眼,说:“有什么可紧张的!”
“那你哆嗦什么?”他问。“让你们气的!”我答。“脸都吓白了!”他嘲弄说。我突然觉得这件事儿有点离奇、可笑,就没好气儿地说了一句《智取威虎山》中的“戏词儿”:“防冷涂的蜡!”
他们大概没想到,在那么针锋相对、异常严峻的气氛中,处在被告席上的我,会冒出这么一句“台词儿”,都不禁一愣,又显然费了很大劲儿才憋住没笑出来。我自己也觉得有点儿滑稽,露出了得意模样。陈明曦故作“极其严厉”,说:“严肃点儿!死到临头,你还笑得出来!难怪革命群众说你们都是亡命徒!”此刻,我已经意识到,跟他们生气不值得,再说,审讯么,“兵不厌诈”,爱编什么就编去吧。于是我平静地说:“是不是亡命徒,让事实说话。”
“嗬!你也好意思讲事实!”陈明曦说,“你要是讲事实,就不会时至今日,仍然拼命捂着盖着!”我梗着脖子不说话。陈明曦说:“六七年八月二十三号,局里发生什么重大事实了?说!”
我想了想说:“除了李翻译跳楼自杀,没别的了。”“说得轻巧!跳楼自杀!”陈明曦吼道,“是你们打死的!”他两边的人又来劲儿了,“嚯”地站起来,指着我喝道:“说!怎么把她打死的!”
我这才恍然大悟:小子!你们葫芦里原来装的是这副药啊!我更加平静地说:“不是我说。跳楼自杀的结论,是公安局作的,你们问公安局好了!”我又补充说:“你们得感谢公安局。要不是他们作了结论,我们还怀疑你们杀了她呢!”
我恍惚记得,听人家说,李翻译三十多岁,旅日归侨,《人民中国》日文版杂志的,矮矮胖胖,有点罗圈儿腿,平时不大爱说话,死前不久离异,住局大院西楼单身宿舍。
在外文局这么一个书卷气特别浓、“文质彬彬”的单位,“有史以来突然非正常死亡一个人”,闹得满城风雨,议论纷纷。我们这派有些“阶级斗争观念”格外强的老头、老太太,不断来找我们,神情严肃地分析“阶级斗争新动向”:她刚宣布退出对立派组织,就不明不白地死了,会不会因为掌握了对立派的核心机密,被“杀人灭口”了?他们说得似乎很有道理:她住在四楼,真想自杀,为什么不从自己房间的窗户往外跳,却偏偏舍近求远,穿过一大段走廊,从对着局大院西门的北窗跳下去……他们忧心忡忡地建议我们“查一查”。我们查了,也没发现“杀人灭口”的迹象,公安局法医又作出了解剖鉴定,下了结论,便不了了之了。当时,我们还认为“那帮老头老太太神经过敏”。正如陈明曦所说,我们这派组织确实是“乌合之众”,然而,外文局又有哪一派造反组织,不是乌合之众——无纲领,无章程,无组织原则,无组织纪律,最重要的是无财政,都心安理得地拿着“政府”给的俸禄、肆无忌惮地跟着头头造“政府”的反,没有凝聚力,没有约束力,有他妈的什么“机密”可言?本派的头头之间,互不服气,总是争争吵吵,指责你“左”了、他“右”了,动辄声言把自己的那部分人马拉出去单干……我所以“落入法网”,完全是本派“战友”搞的,祸起于萧墙之内……
我告诉陈明曦:“我们调查了一溜十三遭,找不到可信的杀人动机,也找不到杀人现场。”陈明曦对此很感兴趣,“顺竿爬”问我:“你们是怎么找杀人现场的?”还让我坐下说。
我说:“有人怀疑,你们那派在车库里毒打她,再移尸。可是,每天晚上车库里都摆满了汽车,根本就没有可供打人的空地儿,而车库临街,在大门口,司机中两派的人都有,夜里常有人值班,不适合作案。有人说,你们那派把主楼地下室当作总部,那地方绝对保密,有好几层厚厚的铁门,你们可能在那里处理她。可是,地下室离她死的地方太远,移尸困难。还有人说,你们在铺设暖气管子的地道里打她,然而,那里面太狭窄,凶手根本施展不开。除了这三处,别的地方作杀人现场的可能性,几乎没有。你们那派听到了风声,为了避嫌,很快就把总部搬出地下室。我们这派大张旗鼓地庆祝了一番‘光复地下室’,还组织群众到地下室去参观,看你们的‘杀人魔窟’……至于李翻译为什么不从自己房间的窗户往下跳么,到现场看看就明白了——房间窗下,紧挨着宿舍楼的墙,有一排平房,是书库,跳下去可能摔个半死,岂不活受罪。“
陈明曦他们听了我的陈述,眼睛里大放光芒,一口咬定:“这就是一个杀人魔王绝妙的自供状!”
真是奇谈怪论!
陈明曦说:“你们打死了人,精心选择作案地点,还装腔作势地调查别人!什么叫贼喊捉贼?这就叫贼喊捉贼,欲盖弥彰!”我轻蔑地说:“别没事找事儿,抠缝下蛆!拿这件事儿整我,就不怕人家笑话你们?”陈明曦得意地说:“笑话什么?挖出了一个杀人团伙,革命群众拍手称快还来不及呢!要说笑话,那得笑话你们!笑你们愚蠢,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别在这儿卖关子啦!你以为我们现在才知道啊?告诉你吧,你的那些哥们儿早就交待了,就你一个人还在负隅顽抗呢!”我说:“狗屁!我在好心好意地说明当时的情况,你们却以为捞到了稻草,拾人牙慧,把我们已经否定的东西当宝贝,当证据,有什么值得兴奋的?谎言止于智者。你们要是凭这个说我杀了人,只有二傻子才会相信!”
“少在这儿冷嘲热讽,拐弯抹角地骂人!”陈明曦说,“刘浩他们已经如实交待了杀人经过。事实胜于雄辩!”
我想,凭我对刘浩他们的了解,他们绝对不会干杀人越货的勾当。刘浩当过首都红卫兵一司的司令,大串连那会儿几乎走遍全国,注意力或者说精力并未放在外文局这个小水池子里。他比我大两岁,血气方刚,真要是“为革命”杀了人,那可是大功一件,无论如何也会在言谈话语中有所流露,甚至毫无顾忌地到处显摆。我和他们关系密切,他们要是杀了人,我不可能一无所知。于是,我一口咬定:“他们不会杀人。”
陈明曦说:“甭嘴硬,有你服软的时候!”他旁边的人厉声问:“你敢给他们打保票吗?”我说:“那有什么不敢的!”他们说:“有胆量,你写下来!”我这个人架不住“将”,马上说:“写就写!”随后,我就当着他们面写了一份“我保证,刘浩他们不会杀人”的“保票”。
不管我怎么说,即使有那个“保票”,陈明曦他们还是满怀着胜利的喜悦,打道回府了。

大剧场批斗“杀人犯”

12月29日下午,陈明曦等三人来提我。在筒道头的队长办公室门口,他们把我双手铐在背后。陈明曦说:“今天,革命群众批斗你,老实点儿,别像上次那么猖狂!”我说:“我已经说过了,只要没人向我提问,说我承认了什么,你们爱说啥说啥,我好好听着就是了。”陈明曦似笑非笑地说:“你就把心放在肚子里吧,没人理你这个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这是他首次明确表态,我们之间的“君子协定”,就算达成了。
这一次没有看守所警察随行。汽车没有奔外文局,开到了北京展览馆剧场。我被带到后台的一个小房间里,单独“候场”——按照文艺团体演出的惯例,只有“大腕儿”才有这样的待遇。
北京展览馆坐落在北京西直门外,动物园东侧,外文局北边约两公里。这个庞大的俄式建筑群,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由苏联援建的,原名“苏联展览馆”,有展厅、餐厅、影院,圆形剧场有一千多个座位。我在这里的“莫斯科餐厅”吃过俄式大菜,那时候的菜价很便宜,一道“凤尾虾”才三块钱。今天我却要被当作鱼肉,放在砧板上任人宰割。我在这里的影剧院,看过电影和歌舞,今天不知道让我登台唱一出什么戏?!
时过不久,只听有人喊:“把反革命杀人犯张仁杰、杨士义、刘浩押上来!”随后是一阵翻江倒海的口号声。我不禁一愣:这三个人都当过兵,张仁杰来自中央警卫团,据说是那位《为人民服务》的张思德的战友,任局保卫处长,杨士义是局机关的干部,不知道他们三人把谁杀了!这个念头刚在我脑海里闪过,又听到有人喊:“把反革命杀人犯李闯押上来!”我暗暗地骂了一句:“这群王八蛋!到底还是给我做了一顶杀人犯的帽子!”我的气儿不打一处来,准备寻找机会搏一搏。到了舞台前左角的第一道“立幕条”边,我的气儿又消了一大半儿——押解我的两个人只在后面“扶”着我的双臂,没让我给观众“鞠躬”,轻轻地命令道:“低头!老实点儿!”比上次批斗会的“待遇”要好,没“坐飞机”。这么大的场面,人家如此“照顾”咱,咱得“配合”人家的工作,的确应该“老实点儿”。
舞台上的光线比较暗。我斜视一下右方,旁边一个全身裹着纱布的主儿,躺在担架上,只露着两只咕噜噜转的黑眼睛。隔着“讲桌”,张仁杰和刘浩各被两个人反手按押,呈九十度以上“撅着”,头都快顶着地了。
宣布开会之后,主持人向革命群众“隆重”地“介绍”了各位“人犯”。遗憾的是,没打“追光灯”,不知道观众能否看清“真相”。点张仁杰、刘浩的名字时,他们俩分别被人揪着头发,仰起脸,亮了亮“尊容”。点杨的名字时,有两个人把担架一头提起来,展示了一下他的“惨像”。点我的名字时,押我的人没动手动脚,只是口气轻轻地命令我:“抬起头来!”我遵命略微抬了抬头,让革命群众观赏了一下我的丑态。接下来,有好几个革命群众上台,揭露“残害对外宣传战线上的优秀女战士李翻译”的罪行,愤怒声讨杀人主犯杨士义抗拒审查,跳楼自杀,自绝于人民的丑恶行径。有几个“杀人犯”先后上台,“交待行凶经过”——不怪陈明曦说,他们中真的有人“痛哭流涕”,“坦白交代”,至于杀人场所,其说不一,有说在外文局主楼地下室的,有说在车库或暖气地下管道内的。发言的人当中,点我名的极少,但是,无一例外都说张仁杰、刘浩、杨士义是主谋,每当点他们的名时,张仁杰、刘浩都一通挣扎,嘴里“唔唔”的,显然被堵着什么东西,杨士义只能静静地躺在担架上,一声不吭。因为我和陈明曦有言在先,人家不让我“坐飞机”,既未声称我“认罪”,也未说我“咬”了谁,没有违背“君子协定”,所以,咱也不好造次,只是耐心听他们胡说八道而已。
按照惯例,大会结束前宣布处理决定:从犯一律从宽处理,不予追究,主谋和主犯张、杨、刘交公安机关法办。话音刚落,从后台走过来六名警察。我眼睁睁地看着,两个人把担架一头提起,两名警察把杨的双手在身前铐上了。我跟在那三位被警察双双押解着的人下台时,百感交集中,突然萌发了一种强烈的冲动,特别想亮开嗓门冲着那三位当过兵、戴着手铐的人高唱:“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
我们四名“人犯”各有专车。回程路上,陈明曦不无得意地向我“表功”:“怎么样?我们没有食言吧!对你怎么样?”我说:“还行,没让我撅着。”“我跟他们说了,”陈明曦说,“只要你老老实实,就对你客气一点,不让你坐飞机。”我说:“这还差不多。照这样,以后我还配合你们的工作。”陈明曦说:“不像你们!我们讲究政策,区别对待。”我心里想:去你的吧!你们问心有愧,又怕我折腾!“不过,”我说,“你们也够损的,选这么个日子抓人。”“怎么了?”陈明曦奇怪地问。我说:“再过两天就是元旦。让他们过完新年再进来,也耽误不了什么!”他们三个人显然对今天能“顺利过关”(我没捣乱)感到高兴,有一个人竟然插科打诨道:“不知道好歹!怕你一个人在里边过年太孤单,让他们给你作伴儿!”我认真地说:“谢了!白费苦心,我根本见不到他们。”
这件“案子”,让我久久不能释怀。
说他们没杀人吧,那么多人上台交待杀人经过,杨也是的,要是没杀人,你怕个毬!干嘛跳楼自杀呀!伟大统帅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强调:“战争的基本原则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论持久战》中又指出:“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是战争的基本原则,一切技术的、战术的、战役的、战略的原理原则,一点也离不开它。”这个原则,与政治联系着。真要是死了,谁替你申冤?无论如何也得活下去,好为自己辩护。
说他们杀了人吧,好几个“凶手”跟我住在一起,朝夕相处,我怎么一点儿也没觉察!他们说的杀人现场,又都是被我调查研究后断然否定过的地方,如车库、地下室等,尤其是地下室,李翻译死时那里是对立派的总部,张仁杰他们会到对立派的总部那里、当着对立派的面杀人?真是咄咄怪事!如此自相矛盾,如此驴唇不对马嘴,强守一、王文政们居然还腆脸声称“这是毛泽东思想在外文局取得的又一个伟大胜利”!再说,上台交待罪行的“凶手”们,有几个人“同派不同宗”,关系有如“冰炭”、“水火”,平常这两拨人见面就“掐”,唇枪舌剑争论不休,讽刺挖苦,吵得一塌糊涂,多次扬言要分家另过。他们怎么会合起伙来干杀人的大事呢!既然张仁杰、刘浩是铁定的凶犯,“自己都承认了”,那干嘛还要堵他们的嘴呀?
我始终闹不清他们“为什么杀人”、“杀人之后得到了哪些好处”。对“杀人犯”的处理,也存在很大的漏洞……咱不是“法盲”。上初中一年级时,学校分上下午班,我妈在区法院作人民陪审员,我常跟着老娘去区公安分局、法院、街道派出所“上半天班”。大人们分析、研究案情,我在旁边写作业。我听出来了,钝器、锐器、撞击、坠落造成的伤痕,各有各的特征,犯故意杀人罪的人,即使自首,也得判上几年,团伙作案,分主谋、主犯、从犯,根据“情节”定罪,分得很细——谁使用什么凶器,打在什么地方,谁打的那一下是致命的……哪能像外文局这样,稀里糊涂,只追究主谋、主犯的法律责任,而放过从犯呢?
破案大会之后,好几天也没人理我、问问我的感想。
八天之后,1971年1月6日上午,中国建设杂志社的郭翻译、刘翻译和炊事员任××来“接”我,又是在队长办公室门口,把我双手铐在背后。坐的是中国建设杂志社自备的黑色“雪佛兰”,没有警察跟着。到了外文局,他们把我带到主楼二楼东侧一间朝北的大办公室,交给陈明曦“验明正身”。陈明曦正色道:“中国建设革命群众强烈要求批斗你,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批吧!”我说,“我还是那个态度”——意在强调那个“君子协定”。陈明曦说:“我知道!甭费话!”
办公室呈东西走向的长方形,门开在西南角。室内分三处,两两相对地摆着六个办公桌。我被指定坐在对门靠窗的办公桌前,等候出场。正是机关吃午饭的时候,有人在我面前放了两个馒头。在监狱里,这东西无异于“三鲜馅饺子”、“狗不理包子”,但是,咱得“端着点儿”,无论如何也不能“掉价儿”。我说:“不吃。在监狱里饿不着。”拿馒头的人说:“嘿!你小子不识抬举啊!”一石激起千层浪,办公室里的几个人,七嘴八舌地“称赞”起我来。有的说我“瘦驴拉硬屎”,有人说我“茅房里的石头,又臭又硬”。陈明曦踱过来,说:“犟驴,打着不走,牵着倒退!别总摆着一副大义凛然的架式!”又有人颇有点儿幸灾乐祸地说:“李闯!你老婆要和你离婚啦!”我立刻说:“离就离!吓唬谁呀!只要她提出来,我就同意签字!”
此时,陈明曦说了一句令我终生难忘的话:“二杆子劲儿又来了是不?我可提醒你,你和人家不一样!人家是羁押,你是逮捕!好好想想,啊!”走出两步,他又回过头来说:“充硬汉子有什么用?聪明人该硬的时候硬,该软的时候就得软!”
他的这些话,对我来说“意义”万分重大!他所说的“羁押”、“逮捕”,显然是一句“反话”,是一个暗示,再者,仅仅于12月29日强守一、王文政在展览馆剧场气势汹汹、轰轰烈烈地把我打成杀人犯后的第八天,陈明曦同志还能说上这么几句话,份量之重,何止千钧!他绝对是位“智者”,知道杀害李翻译之说,纯属弥天大谎!时至今日,每每想起陈兄的这个暗示,我仍然对他充满感激之情!其它的恩恩怨怨,全都不在话下!当然,也不能说强守一、王文政就是蠢猪,他们只不过是秉承“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旨意,昧着良心一味蛮干罢了。
下午,上班时间一到,我被押到主楼四楼东侧朝北的中国建设大会议室。两年多以前,也是在这里,我靠北窗站着,当着全社员工的面,同民办革委会的“管不了”,针锋相对地大吵一架。今天,我得在这里向全体员工“低头认罪”,接受他们的批判。
会议室里挤满了人,本来就没有“台”,也就没有台上台下之分,除了一条狭窄的通道,中间只留了大约两平米的空地供我“撅着”。虽然陈明曦没到场,但是那个“君子协定”显然继续有效。自始至终,无人向我发问,也没人说我承认了什么,“咬”了谁。实际上,革命群众也比较难以启齿——我的那些“反动言论”,不好拿出来批判,说是“谨防扩散”,实则怕引起共鸣,只好在“煽动走资派反攻倒算”、“批判陈老总”、“中南海外安营扎寨”、“冲击外交部”、“火烧英代办”这类问题上作文章。发言的革命群众,不时向我过去的那些“战友”严厉地提问,让他们站起来回答。不管问什么,他们都好像不假思索地、老老实实地回答“是”,“我错了”,有人还说自己“有罪”,完全没有了昔日的风采。令我感到欣慰的是,一,民办革委会委员都没露面,没人“咋咋呼呼”,也无人批判我“反革委会的罪行”,二,也无人提及“杀害李翻译的罪恶”。在右边“架”着我的那位年轻的刘翻译,只是轻轻地“扶”着我的右臂。令我很不欣慰的是,在左边架着我的那位五十岁左右的炊事员任××,正如伟大领袖毛主席说的,“大师傅也是不好惹的”,不是个良善之辈,隔一会儿就使劲抬抬我的左臂,用膝盖顶我的腰,狐假虎威地喝斥:“低头!”“老实点儿!”他们这一老一少,动作不协调,步调不一致,弄得我的上半身右高左低,老是侧歪着。批斗会开了约一个小时,“不欢而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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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昨 天》第一二三期(增 刊)
帖子发表于 : 周一 12月 31, 2018 11:22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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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 周六 2月 28, 2009 5:46 pm
帖子: 2532
最黑暗的一天让我彻底醒悟

1971年对我来说,比1970年更加的“流年不利”。中国建设杂志社开的那个批斗会,成了我的“开门黑”。这一年过得似乎极其漫长,“一天等于二十年”,却又无所事事,值得记忆的东西不多。留下深刻印象的少有的三四件事,喜忧掺半,至今仍然历历在目。
一月初的批斗会之后,我在看守所里“平静”地呆了两个月。2月末3月初,我迎来了一生中最“黑”的一天。那天下午,队长把我叫出牢房。三个穿便衣的人,等在队长办公室门口,虎视眈眈地盯着我。这三个人,我一个都不认识。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变故,瞎琢磨:老相识(陈明曦)怎么没来呀?是因为“立功”高升了,还是因为“犯事儿”也进来了……不是我咒他,盼他有个好歹,而是外文局的形势太令人琢磨不定,瞬息万变,无中生有、故弄玄虚的事情,层出不穷,难免使人有朝不保夕之感!
来的三个人中,显然负点儿责任的那个人,三十来岁,比我略高稍胖,方脸上有许多疙瘩,红鼻头儿。不仔细看他的眼神,就分不清生气还是高兴,因为无论喜怒,他都呲着上牙,脸上的器官往鼻子靠拢。后来我才知道,他是外文图书出版社的缅甸文翻译——十年后,我们成了家门对家门的邻居,他仍然是我的领导:居民小组长。
他们三个人把我拉回外文局,带到主楼一楼东侧一间朝北的大办公室里。这间办公室呈东西走向的长方形,门开在西南角。里面空荡荡的,只有一张三屉桌,朝西摆在东半部正中,周围有三四把椅子和一个方凳。水泥地上星星点点地分布着一些地脚螺钉的残迹。根据我在长春六中作车工的经验判断,这间屋子里曾经安装过几台不大的机器。依稀记得,墙上还贴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之类的标语。
我的一个突出感觉是,强守一、王文政不断地把外文局的老少爷们儿投入监狱,他们自然要经常往监狱跑,提审“人犯”,顺便学到了许多“知识”,增长了才干,照猫画虎地开辟了这么一间专用的“审讯室”,就是一个明证。然而,我万万没有想到,这就是王文政为我准备的“白公馆”、“渣滓洞”。
我进屋以后,他们扳着脸,让我坐在三屉桌前的方凳上。过了一会儿,戴着军帽、穿着军装的王文政,十分潇洒地走了进来。缅文翻译“红鼻头儿”等三人,对其毕恭毕敬,满面阿谀。王文政走到三屉桌后面,我也倒背着双手站起来——不是不服他,而是因为我的双手被铐在身后。他和蔼可亲地以手示意,让我坐下。等他在椅子上落座,我才重又坐在方凳上。
王文政笑眯眯地打量我一番,开口就问:“生活怎么样?”我说:“还行。比想象的好多了。”他说:“监狱毕竟是监狱,再好也不如单位!”我说:“那倒是。没法儿比。”他说:“当初你要是听我的劝,好好清理问题,竹筒倒豆子,也不至于走到今天这一步!”我没说话,心里想:还腆着脸说呢!我今天这个熊样,就是被你他妈的“劝”出来的!
王文政不知道我在暗暗地骂他,继续亲切地说:“最近我们正在考虑,准备让你回来,放到革命群众中去,改造你的思想,净化你的灵魂。我们认为,这样做也许对你更有利,省得你在监狱里一天到晚地没事儿干,胡思乱想瞎琢磨。”我不禁喜上心头,说:“怎么安排,那是你们的事儿。”“怎么是我们的事儿呢?”王文政说,“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你么!你要是早就转变立场,改变态度,今天就不必讨论回来不回来的问题,而是当初让不让你进去的问题了!”
我没说话。他观察了我一会儿,又说:“咱们有言在先,回来可是回来,你可不能乱说乱动,不能跟我们捣蛋!也不能再挤牙膏了,要把那些见不得阳光的事情,都痛痛快快地抖落出来,轻装上阵,继续配合我们的工作”——“又来了不是!”我心里想,“去你妈的吧,你那套戏法不灵了!”就对他说:“还怎么配合?我已经超额完成任务了。”王文政陡然收起笑容,很不高兴地说:“他们转告我了,这种话你重复多次了!什么叫超额完成任务?我们冤枉你了?”停了一下,见我没搭腔的意思,他接着说:“我们一直在苦口婆心地做你的转化工作,一直在尽最大努力挽救你!以后不要再说这种话了,影响不好,很不好……革命群众认为,你们还有很多问题没有交待,你的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别的不说,光是改造思想这一项,就是长期的、艰巨的任务!你说,是不是?”
这个问题不好回答,我没说话。王文政的态度缓和下来了,说:“当然喽!革命群众怎么说,那是他们的事情。我们对你还是有清醒的认识的。年轻人么,犯点儿错误不算什么,改了就好。有很多事情,需要放到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来考虑,不能一概而论,不能把你看得一无是处。你和那个民办革委会的恩恩怨怨,我们就没有算到你的账上么!你说说,我们什么时候批判过你的那些反革委会的言论?”
没有和这头“荷兰奶牛”打过交道的人,猛一听到这番话,很可能误认为他是我舅舅,多么的“推心置腹”,“用心良苦”!已经上过当的我,把这全当作猫给耗子吊孝、黄鼠狼给鸡拜年!我心里琢磨:这老家伙满肚子花花肠子,说不定又在打什么鬼算盘呢!
果不其然!他见我没什么反应,好像突然想到似的,一副不经意的样子,问我:“方应旸,你还有印象吗?”我说:“当然有了,他是我的老师。”“那你说说,你的这位老师是怎么死的?”我说:“我也不太清楚。那一段时间,我做业务工作,经常出差,没有参加清理阶级队伍,详细情况不了解。听革委会说,方被关在牛棚里,早晨起床洗漱时,趁人不注意,从四楼男厕所窗户跳下去摔死了。”
王文政紧盯着问:“是这样吗?”我说:“我听说的,就是这样。”
“我听说的,就不是这样!”王文政说。
我说:“当时,军代表和革委会都把我当作控制使用对象,根本没让我参加清理阶级队伍。具体情况我也不了解。”“有人揭发,方是被人害死的。”说完,王文政一个劲儿地盯着我,看我的反应。事后我想,这个时候顺着王文政的“竿”往上爬,肯定会把老家伙乐坏喽!当时,我却不识时务,反而说:“不可能!人命关天的事儿,怎么能胡说八道呢!”
“既然你不了解具体情况,怎么可以断然说人家胡说八道呢?”王文政问,继续死死地盯着我。我也盯着他,说:“那他们说,是怎么害死的?”
“这就得问你了!”他说。
我对这句话非常反感,就没好气地说:“凭什么问我呀?我又没说是害死的!我怎么知道?”王文政的脸色逐渐由晴转阴,盯了我好一会儿,才说:“那你为什么就认为,不是害死的?”我说:“杀人总得有个理由吧,用公安局的话说,就是要有杀人动机吧!方胆小怕事,与世无争,不招灾不惹祸,没得罪人,谁害他呀!”王文政紧接着问:“你说,谁会害他?”我立刻顶了回去:“问我干什么?谁说是害死的,应该问谁!”“看起来,让你坐牢,没起作用!”王文政颇为遗憾地说,接着就一通敲锣边儿:“你已经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了,还不赶快觉悟,还要豁出命来替别人包着!”
这个老王八蛋又想冒坏水儿,要把我牵扯进去——他的话,意思很明显,在他看来,我至少也是个知情人!我心想,要是知道革委会害方,我早就折腾革委会那帮小子了,还能等到现在!
我激动地说:“我替谁包着了?我替别人包着,那谁替我包着!我现在是姥姥不疼舅舅不爱,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什么坏事儿都说是我干的!有的没的,都往我脑袋上扣!我还有心思替别人包着!谁值得我包着啊?”“革委会呀!”王文政紧接我的话茬说,“你替他们包着!”我盯着他的眼睛说:“笑话!他们把我整到这种程度,我还替他们包着?你到中国建设打听打听,这种说法站得住脚吗?这倒好,昨天说我反革委会,整我一顿,今天又说我替革委会包着,再整我一顿,这还有什么道理可讲?!” 王文政说:“是不是又想说,谁有权谁有理,天下乌鸦一般黑呀?”我说:“我没说,那是你说的!”“你别急么!”王文政露出一丝冷笑,“我觉得人家说的有道理。革委会对你明批暗保,你对革委会讲哥们儿义气。你们是一条绳上拴俩蚂蚱!”我问王文政:“有这么明批暗保的吗?既然明明知道,我们是一条绳上的蚂蚱,他们还这么整我,就不怕我咬他们一口?!”
“你现在咬他们,也不晚么!”王文政露出一脸坏笑,继续拱我的火。
“可惜呀!”我说,“除了过去提的那些意见,不知道他们还有什么问题。我咬不着。”“怎么咬不着呢?”王文政说,“现在就揭发出来问题了!他们杀害方应旸!”老家伙终于露出了狐狸尾巴!
给我扣上“杀害李翻译”罪名的经过,在脑海中一闪而过,顿觉王文政又要故伎重演,不择手段地为人家罗织罪名。我倒不是想袒护革委会那帮人,主要是出于义愤,就说:“这事儿我不知道!没法咬!”我又补充说:“虽然我和他们势不两立,但是我对他们还有一个基本的认识。我认为,他们不会杀人。我要知道他们杀人,早就收拾他们了,等不到今天!”
“张仁杰、刘浩呢?”王文政说,“最初,也有许多人不相信他们会杀李翻译。对人的认识,需要有一个过程。现在事实摆在那儿,革命群众都知道,他们就是杀人凶手,他们还证明你也是杀人凶手。这,你怎么解释?”
我说:“他们爱怎么说,就怎么说,事实总会搞清楚。第一,我没杀人,第二,就凭你们不分青红皂白,楞把我扯进去这一点,我到现在也没相信,张仁杰、刘浩会杀人,当然也不会相信革委会杀人。”“照你这么说,是我们搞错了?冤枉他们了?”王文政瞪着我问。
“你们心里最清楚!”我说,“连我这个坐在牢房里的井底之蛙,对外界一无所知的人,都没有相信,外面的人怎么看,更可想而知了。”“你现在还敢担保张仁杰、刘浩没杀人吗?”王文政厉声问。我平静地回答:“这有什么不敢的?我担保他们没杀人!我已经白纸黑字打过保票了。”王文政像个泄了气的皮球一样,随即给自己找了个台阶,说:“你保他们的目的,无非是为了保自己。”
我有权为自己辩护。这一点,王文政似乎还能容忍。我居然狗胆包天,竟敢怀疑他们煞费苦心破获的“杀人案”,他显然有点儿怒火中烧。但是,他毕竟比我有涵养,强压怒火,又与“红鼻头”等人交换了一下眼色,然后,平静地对我说:“我不跟你打嘴仗,把问题扯远了。咱们还是说说那个民办革委会。”我说:“没啥好说的。听你的。”我的本意是,听他发表高见。他也许误解了我的意思,以为我会像以前那样让他牵着鼻子走,“配合”他的工作,或许他原本就要按照自己的思路走下去,便略显高兴地说:“那好!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我相信革委会杀害方的说法。”我问:“理由呢?为什么杀他?”“夺权哪!”王文政说。“夺什么权?方有什么权?”我说,“他是个中层干部,管业务的,磨房里的驴,听喝,卖苦力。”
“你终于抓住要害了!”王文政把身子往前探了探,继续说,“革委会就是要夺方的业务权。”我突然觉得王文政非常无知,很令人恶心,就说:“那也叫权?革委会统揽全社,大权在握,管业务的在他们领导之下,听他们的指挥,革委会用不着抢那份苦差事!”
“这只是你的看法。我知道,你根本没把中国建设那点儿权放在眼里。外文局的权你也不想要。你不是对哥们儿说么,外文局你就瞧得起三个人,罗俊、刘珙(副总编、八十年代初访美不归,一段时间内被称为新中国“叛逃西方级别最高的干部”)、李天海(名牌大学毕业,政工干部)。你看你有多狂!”
“那是因为他们有知识、胆识、见识。”我说,“罗俊是条汉子。刘珙和李天海有学问、有口才,动不动侃侃而谈,引经据典,谈古论今,令人着迷。这跟权不权的没关系。”“你是干大事的!”王文政不无嘲讽地说,“革委会就不同了。他们嫌方碍手碍脚,必欲除之而后快。”我说:“我不这么看。邢根发对我说过,他们只是要吓唬吓唬他,他要是不自杀,第二天就让他恢复工作了。这说明,他们没有害方的意思。我相信邢根发说的话。”
“你相信他的,谁相信你的?”王文政问。我说:“爱信不信。你们问到我,我就谈谈自己的看法,要不,我还懒得说呢。”
王文政又往前探了探身子,问:“你就没有什么想法?不想对我说点儿什么?”
我说:“说起他们整我,我还真恨不得咬他们几口,但是,说他们杀害方,我不信。”
“看样子,你不想回来了?”王文政再次抛出了那块“肉骨头”,引诱我。
我实打实地说:“想回来!谁愿意在那儿呆着!但是,我不能凭空污人清白。”王文政终于发怒了,“嚯”地站起来,恶狠狠地说:“清白?说得好听!你们是一丘之貉,一个更比一个黑!难怪都说你是茅房里的石头!连我的话都听不进去了!是得好好端正一下态度!”说完,拂袖而去。
“端正态度”,好像是他们的一句“暗语”、“行话”。王文政抬脚刚走,“红鼻头儿”等三人就凶神恶煞般围住我,吼道:“站起来!”“狗东西,敬酒不吃吃罚酒!”“咣当”一声,小方凳被他们踢出去好远。“说!怎么杀害方应旸的?”我说:“我没害他。”他们吼道:“革委会怎么害的?”我说:“不知道。”“嗵!”“嗵!”腰眼儿上一边挨了一拳。王文政出门时,又进来两个人向我扑来。“他妈的!说不说?”“咔咔咔”,身后的手铐子被捏紧了。我说:“没啥可说的。”“王八蛋!叫你硬!让你看看,你硬,还是手铐子硬!”“咔咔咔”,手铐子继续往紧了捏。
有人使劲按我的脑袋:“低头认罪!混蛋!”其他人一通拳打脚踢。我使劲用头顶按我脑袋的人。他来了个顺手牵羊,把我拽倒在地,使我闹了个“狗抢屎”,接着,打手们又踢又踹。那时候,天气还比较冷,我穿着冬装,否则,后果不堪想象。
我的双手被铐在背后,连“招架之功”都没有,更无法保护头部,然而他们好像商量好了的,谁也没有向我的脑袋下家伙,着实令我“感动”。痛打了一阵后,他们又把我提起来,忙着拳打脚踢,忙着给手铐子“上弦”。我既没说话,也没喊叫,任凭他们忙活。
也闹不清打了多长时间,也不知道王文政什么时候又坐到了三屉桌后面。打手们不打了,我晃晃悠悠地站着。王文政似笑非笑地说:“这回清醒了吧?想通了吧?咱们接着谈。”他对打手们说:“给他松一松。”有一个人在我身后松手铐。在这之前,我光顾着体会挨打的滋味儿了,并未觉得手疼。一松铐子不要紧,“唿”的一下,双手又胀又疼,火烧火燎的,就好像有人拿着十根烧红的通条,从手腕处在肉里捅我的十个手指头一样,汗顺着脑门一滴一滴地往下掉,两个太阳穴“嗵”“嗵”地狂跳,好像要炸裂开来。矇眬中,我听王文政说:“让他坐下。”有人搬来小方凳,把我按坐在王文政对面。
我一落座,眼泪“哗”地就下来了。这是我自隔离审查以来,第一次哭,也是“八年抗战”期间,唯一的一次落泪。哭,并不是因为疼痛,也不是因为委屈,而是因为经过这次洗礼,我的思想“升华”了。说句实实在在的话,在这之前,我真的只是怀疑文化大革命,不能理解“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某些言行,此时此刻,强守一、王文政的指鹿为马、恣意妄为,使我彻底地幡然悔悟。我心里那个气啊:狗屁无产阶级司令部,都他妈的一个屌味,还不是以整人为乐,肆无忌惮地编瞎话,搞逼供信!林副统帅“口无遮拦”,一语道破天机,直言不讳“政治无诚实可言”,王文政所代表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还不如副统帅诚实,说一套做一套,口口声声说自己不搞逼供信,又指责别人搞逼供信,而自己在暗地里却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如果说编造李翻译被害案,是强守一、王文政“昧着良心”干的,那么,硬把我和中国建设革委会扯到一块,编造出个杀害方应旸的案子,他们就纯粹是丧尽天良了!我恨自己,当初为什么鬼迷心窍参加文化大革命?!这是“革命”运动吗?简直就是“玩命”运动!“害命”运动!高的、远的不说,就说低的、近的,正当壮年、才华横溢的方应旸,怀着一肚子委屈走上了黄泉路,死不暝目,民办革委会那帮混蛋,也很可能即将成为替罪羊!
我得感谢强守一和王文政,正是这两个自称“来自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家伙,把我引上了坚决、彻底反对文化大革命的“歧途”!
王文政不知道我在想什么,看见我落泪,以为他的暴力发挥了作用,我的态度已经“端正”,就不无得意地微笑着问:“怎么样?现在,你还认为革委会没有杀害方吗?”我有气无力地回答:“我不相信他们会杀害方。”
旁边有人插嘴:“他妈的!找揍!这小子是卤煮寒鸦,肉烂嘴不烂!”
王文政以手示意,让他们别说话,继续问我:“你就这么相信他们?”我强打精神,忍着剧痛说:“我认为,他们不会杀害方。当然了,方的死,他们也是有责任的。”
王文政又变脸了,严厉地问:“你敢给他们打保票?”我说:“我只是说,他们不会杀害方。别的我不知道。”“你不想再对我说点什么了?”王文政问。我说:“没啥可说的了。”王文政恶毒地说:“那你就等着为革委会殉葬吧!”他对“红鼻头儿”说:“送他回去。”
临出门时,我突然觉得“这么灰头土脸地回去,肯定会在监号里丢面儿”,就回头对王文政说:“请他们把我身上的灰土弄干净。”有一个打手说:“他妈的,都死到临头了,还穷讲究什么?”他推着我往外走,我使劲“打坠坡”,王文政发话了,对我的请求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告诉那帮打手:“他说的对。帮他弄弄,别让他这个样子回去。”
回看守所途中,车里的气氛非常沉重。红鼻头缅文翻译根本不懂“幽默”。我十分“怀念”陈明曦在场时那样的“严肃”和“活跃”。我心里念叨着:陈兄,你干什么去了?要是有你在,咱们又可以“贫”上几句了!
我被两个打手夹在中间,坐在小轿车后座上。车里没人说话,我的双手疼得钻心。我尽力转移自己的注意力想点儿别的。想着想着,我的心情如释重负,感到一阵阵的“轻松”。这种“轻松”,完全来自发自内心的赎罪感。我为曾经参加了一段文化大革命而感到羞愧,感到懊悔。现在我得到了报应,以自己的血和泪,还清了在那段“革命”中欠的债,向所有被我整过、反对过的“走资派”、革命群众,也包括民办革委会的那帮人,道歉!从此,我谁也不欠了。
在筒道头上的队长办公室门口,“红鼻头儿”他们为我取下手铐,双臂却一时不能恢复到正常位置,仍然倒背着,走了一段路,才慢慢地“自然下垂”。我走进牢房,尽最大努力“挤”出一点笑容,然而肯定比哭还难看——同号们都瞪大眼睛,吃惊地看着我,谁也没动窝,谁也没吱声。
我默默地坐到铺沿上,指尖一沾铺板,疼得我一哆嗦,屁股赶紧往前蹭了蹭,让双手悬空下垂。听老张在背后问了一句:“这是怎么啦?”我咬紧牙关说:“没怎么。”小陈和小刘凑过来一看,都“哎呀”一声。小刘俯着身子,一边观察我的双手,一边发布“消息”,作“现场报道”:“还说没怎么的呢!手腕子卡出了两圈深深的紫黑印子,手背肿得像发面馒头,皮亮晶晶的,手指头肿得像胡萝卜,又黑又紫……给你带紧铐了吧?”我默默地点点头。“单位干的吧?”小刘问。我又点点头。“我说呢!”小刘愤愤不平:“雷子绝不会这么干!拘留所、看守所、劳改队,大爷我常来常往,就没见过雷子这么惩罚犯人的。嘿!你们都过来瞧瞧,瞧瞧!这哪是人干的事儿!”
几个同号默默地围上来,一边看一边“啧啧”感叹。老张看完后,忧心忡忡地说:“孩子,你的事儿有那么严重么?要是有什么没说的,赶紧都招了吧,免得活受罪!”他轻轻捅捅我的左臂:“能动弹吗?”我摇摇头。小刘替我回答:“还用问吗?且得缓一阵儿呢!丫挺的,比雷子还狠!”“你有经验,”老张对小刘说,“想办法帮帮他。”小刘说:“没什么高招!只能按摩,还不能碰着手。”“那就别骂大街了!”老张说,“赶紧帮他弄吧!”
牢房里的气氛变得异常沉闷。说话的人都把声音压得低低的,好像怕吓着谁似的。小刘细心地按摩我的双肩、双臂,不时问我:“疼吗?劲大了就言语一声。”按摩双肩和两个上臂,还不算太难受,按摩小臂时,双手就胀得厉害,疼得厉害。小刘说:“不要紧,忍着点儿,那是血冲的,好事儿,血脉畅通,才会好得快。”他对我,又像是对大家说:“估计紧铐儿的时间,怎么也得在四十分钟以上,捏的也太紧。丫挺的不懂规矩,胡来,要不就是故意整你,想废了你的手。”
小刘按摩了一阵儿,叫:“陈儿,过来,替一会儿,我累了。”小陈接手,小刘嘱咐他:“照我刚才那样,别太使劲,悠着点儿。”小陈按摩一阵,中厅那边传来了饭桶落地声。牢房里骚动起来。小刘一边洗手,一边吩咐:“陈儿,行了。歇会儿。看他胳膊能动不?估计差不多了。”我试了试,两个大臂能轻轻前后摆动,尽管很疼,小臂还不能动,觉得两只手沉甸甸的。小刘说:“这一阵儿的按摩特重要。要是没人管,就瞎迷了,两只手八成要歇菜!还是坐牢好吧,有人疼你!”
我的小臂不能弯曲。吃饭时,小陈把窝头掰成小块,一块一块地喂我。饭后,小陈和小刘又轮流为我按摩。听“新闻联播”前,小臂能弯曲了。我这才得以看清双手的惨相跟小刘的描述差不多。小刘说:“好多了,又黑又紫的地方,都开始变颜色了。”他吩咐道:“明天找两块布,把手吊在腰前,省得空得慌,上下午各按摩一次,能好得快点儿。”
“新闻联播”后,我向陈康伯“作了汇报”。他说:“你做得对。经受住了严酷的考验。即使对反对过自己的人,也要实事求是。”据陈康伯分析,所以出现今天这种情况,一是他们原本就好蛮干胡搞,也可能在这之前,在其他人身上屡试不爽,二是提审时,我总和人家辩论,还冷嘲热讽,激怒了“对手”,三是他们要拿那个革委会开刀了,想通过高压手段,在我身上捞些炮弹,同时也是一种警告:别以为你反革委会反对了,“你们是一丘之貉”。
陈康伯认为,“如果你对我说的都是真话,那么,就可以肯定地说,你们单位的运动搞得很不正常,有康生抢救运动的遗风。姓李的那个案件出现某些偏差,还可以说是工作上的失误造成的。一而再,再而三,那就不仅仅是失误的问题了,而是有某种故意的成份”,“然而,究竟是因为‘好大喜功’、‘骑虎难下’,甚或还有其它别的因素使然,我不了解情况,不好妄言。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不像是中央的意思——联络员,联络员,不比首长秘书,应该做一些上情下达、下情上达的工作,也就相当于一个传声筒。插手具体工作,甚至越俎代庖,远远超出了职责范围,按组织纪律的要求,是不允许的。这个总理联络员值得怀疑。”
陈康伯所说“骑虎难下”,源于我说强守一扬言要抓六百名“五一六”,却成果甚微。
晚上睡觉,我只能平躺着。剧烈的疼痛,使我难以进入梦乡。但是,一想到革委会那帮老少爷们儿有可能在劫难逃,即将或已经成为强守一、王文政的盘中餐、口中肉,就有一种“快感”:以前,你们“专政”这个,“专政”那个,眼下自己也要被“专政”了,真是苍天有眼哪!不知道哪位老兄将要进来跟我“做伴儿”呢!最好,除了邢根发,全都来!这么一想,似乎手的疼痛就减轻了许多。
转念一想,文化大革命倒挺有意思的,简直就是撺掇中国人打“圈儿架”。以伟大领袖毛主席为统帅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是挑动群众斗群众的真正祸首。中央文革总是在一定阶段内,利用一个特定的人群,打击另一个人群,初期把红卫兵小将捧上了天,等到斗垮了“走资派”,就把他们一脚踢到乡下去了。鼓动老百姓冲击部队,“揪军内一小撮”,随手又让当兵的到地方上整老百姓。让造反派疯狂地收拾“一切旧社会的残渣余孽”,随后翻过手来又算造反派的账——《小兵张嘎》电影里有一句名言:别看你今天闹得欢,小心将来拉清单……许多中国人本来就吃不饱,没有多大油水儿,再这样整来整去,社会还能和谐,“人民”还能“万岁”么?
第二天早饭后,我按老张的意思,“求医”,看看是否“伤筋动骨”。在队长办公室,大夫检查了我的双手、双臂,说:“神经、血管、肌腱,好像问题不是很大。主要问题是消肿。”他往我手背上涂碘酒。手背刚一沾碘酒,有如无数钢针刺肉,疼得我呲牙裂嘴,直哆嗦。我说:“不行,受不了,还不如不涂呢!”大夫说:“那就算了,吃点儿消炎药吧!”他又说:“按摩的效果不错,情况不算太糟。还是让他们帮你按摩吧!不过,要注意,别碰破皮肤,要防止感染。”
小陈和小刘每天为我按摩两次。一个多星期后,消肿了,手指能活动了,“吊带”也不用了。其间,吃饭、解手,都靠小陈和小刘帮助。他们说,我胸前、后背,也青一块紫一块的。二十多天后,手指活动自如了,按摩也停止了。这之后,手背的皮肤就像覆在手上的一层厚厚的牛皮纸,与肉分离着,没什么感觉。后来,渐渐觉得那层牛皮纸越来越薄,有了明显的冷、热、痛感。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那种“牛皮纸”的感觉,才在不知不觉中消失了。
还有比我更惨的。时至今日,刘浩的手腕上还有戴手铐留下的淡淡的疤痕。一位原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女婿,曾经被强守一、王文政们誉为“陕北土皇帝的驸马”的马兄,少言寡语,老实巴交,在我眼中是个内向的人。他一向反对造反派动手动脚,坚决主张“要文斗,不要武斗”,却反复遭到强守一、王文政们“武斗”,在狱中,他长期戴手铐和二十八斤重的“钢球脚镣”,两个脚脖子磨得鲜血淋漓,而今手腕和脚腕仍然留有明显的印痕。

又一个“破案大会”看“表演”

1971年4月6日下午,阔别三个月后,“老相识”陈明曦等三人又来了,在队长办公室门口,把我双手铐在背后。陈明曦“严肃”地说:“今天开批斗会,老实点儿!”我说:“怎么?要公演三岔口了?”他说:“别胡说!什么三岔口?”
在汽车上,他说:“李闯,别瞎说!我们什么时候动过你一根毫毛?”我说:“你是够可以的,怕沾身上血,一遇武斗就躲了!”他似笑非笑地说:“去你的,别瞎猜!有那工夫好好考虑问题。”我说:“看起来,你们和军统差不多,分工明确,抓捕组,监管组,审讯组,行动组,各负其责。不过,有一点赶不上人家。他们实实在在地摆了一桌酒席,许云峰不买账,才改为全武行。王文政倒好,说是让我回外文局,只给我画了一张饼,接着就大打出手。”陈明曦佯怒:“再说,再说!不长记性!改不了你那臭毛病,这种事也是能乱比喻的?!”我旁边的一个人对陈明曦说:“甭搭理他!整个儿一个滚刀肉!”我特别欣赏这个评语。
汽车奔了外文局东南不足两公里处的车公庄北京市委党校。我在这儿看过电影,今儿个外文局要在这儿“拍电影”,不知道让我扮演一个什么角色。党校内葬着外国传教士汤若望。早在清初,这位“上帝的使者”就跑到中国来传播“福音”,鼓吹“让世界充满爱”。他还帮助大清朝选择了一位“可持续发展”的皇帝——顺治皇帝死前,想让二儿子福全继位。任职于清廷钦天监的汤若望和孝庄太后,力保顺治的三儿子玄烨登极,这就是后来的康熙大帝。不知道文革之后的一些中国人,是为了凑热闹,还是因为没啥可信的了,转而念汤若望的好,笃信“天主”了——每逢平安夜、圣诞节,北京王府井大教堂前总是人山人海,宣武门教堂也人满为患。我盼望“天主”显灵,可比这些人早,1971年4月6日那天下午,就暗暗祈祷:“天主睁睁眼吧,好好看看强守一、王文政又要干什么坏事儿了!”
进党校大门左拐。路上人很多,汽车轻轻鸣笛,慢慢向前爬行。突然,我发现“李闯反革命小集团”成员、已经受到“宽大处理”的李扬,在他们阿拉伯文部的几名女将簇拥下,向党校礼堂走着。我心里琢磨:果然是“不予追究”了,已经交上了“桃花运”,躲在“花丛中”笑呢!汽车从他身旁慢慢驶过,我回头再看,好家伙!他那原本青春亮丽的“盘子”,又黑又瘦,愁云密布。我心里不禁一沉:“宽大处理”的日子并不好过呀!
汽车停在礼堂后门,我被带到一间屋子里,坐在与门斜对角的椅子上以后,陈明曦他们就都到室外去了。我分不清东南西北,只记得门开在屋子临室外台阶那一侧的右角。屋子约有十几个平方,沿墙摆着一圈儿板条长靠背椅。不一会儿,陆续被押进来三四个人,其中就有路上见过的李扬。押解他们的男男女女也到室外去了。留在屋子里的人,个个神情沮丧,沉默不语。我怕给他们添麻烦,不敢盯着他们看,更不敢和他们说话。
又被押进来一个人,这不是齐老歪么?我心里暗吃一惊。他的个头约有一米八,还是那么“肥”,满不在乎的样子,坐在门边的位置上,眼睛“滴溜溜”不停地转,笑嘻嘻地看看这个,瞧瞧那个。我很诧异:这个法文翻译,复员兵,是著名的“逍遥派”,根本不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除了专心做业务工作,就骑着那辆捷克造的“加娃”摩托车,搞“姑娘追”,说话时总好歪着脖子,外号“齐老歪”。我与他没有任何政治上的联系,因为是东北老乡,他谈恋爱时,我给予过一些物质支援,所以私人关系不错。他比我大两岁,以老大哥的腔调劝过我:“少跟着搅和!小家雀斗不过老家贼,你们搞不倒那帮老家伙……哪次运动不搞秋后算账?五七年大鸣大放,好多人都吃了大亏,成了右派。还是搞业务保险。你悠着点儿,别强出头!” 我暗自琢磨:“强守一、王文政这是怎么了?莫不是成了疯狗胡乱咬人!怎么把齐老歪也揪出来凑数了?”
我打量着他,与他目光相对时,他可能看出了我眼睛里流露出的种种疑惑,就一通冲我挤眉弄眼作鬼脸,“频送秋波”。我暗想:“都到这个份儿上了,想不到你这个胆小怕事的人还有如此的闲情逸趣!”我不知道他犯了什么事儿,怕给他增加罪状,不敢再看他了。
批斗会揭幕了。在这个屋子里,我第一个被押往前台。同1970年12月29日在展览馆剧场一样,我“轻松”地站在舞台前左侧。民办革委会的“管不了”,被两个大汉押着,已经“撅”在舞台右边,与我遥遥“作伴儿”。我心里一阵惊喜:老东西,你也有今天啊!我又暗暗地在心里对他说:“你张牙舞爪时,我与你针锋相对,你的落难,不仅与我毫无关系,而且我还因为替你辩解,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老东西,你好自为之吧!”
那是我第一次“心情愉悦”、“心安理得”地接受批斗——“同归于尽”,也不失为一种“打击报复”的方法!
主要发言人愤怒地数落了“管不了”等人残害革命干部方应旸的经过。我想,不管真假,如此一来,方老师的在天之灵,多少也能得到慰藉了。用这种方式寄托人们对他的哀思,对他来说,是一种难得的哀荣!
接着,几名“凶手”先后上台,表演和上次在北京展览馆剧场如出一辙,哭天抹泪,“认罪”、“忏悔”,虽然也有点我名的,但只说我是“参与者”,没说我是策划者。令我再一次感到震惊的是,齐老歪居然声泪俱下地“交待”了参与杀害方应旸的罪行!与他“候场”时的嘻皮笑脸相比,简直判若两人!
“这都是哪儿跟哪儿啊!”我暗想。接着,我便恍然大悟:齐老歪知道今天来干什么,他在向我暗示,“别当真,逗他们玩呢!”什么“杀害李”,什么“残害方”?统统不过是强守一、王文政之流导演的闹剧、“丑剧”!展览馆剧场大会之后,我久久不能释怀的一点疑团,顿时烟消云散了!不过,我暗暗地埋怨那帮“演戏的哥们儿”,“玩儿什么不行?怎么非要玩这种《禁止的游戏》(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公映的一部译制片)呢!”
批斗会开了大约一个小时。末了,“管不了”被逮捕,其他“凶手”照例当场开释。
回看守所的路上,车里的气氛分外活跃,甚至有点儿“喜气洋洋”。陈明曦“不怀好意”地问我:“怎么样?今天没白来吧?高兴不?”我也“不怀好意”地说:“那当然了!我和民办革委会的账,你们帮我结了!”陈明曦说:“所以我才主张,今天这个会,无论如何也应该让李闯参加!”我说:“算你又做了一件好事,给你记一颗红豆儿!”他说:“我们还是区别对待的!没把你怎么样吧?”我说:“应该的!王文政心里应该清楚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陈明曦说:“不管别人怎么样,我这个人向来说话算话,绝不食言。说不让你撅着,就从来不让你像其他人那样撅着、坐飞机,说不向你提问题,就一直没让你当众回答问题。”我说:“谢了。我喜欢和你这样的人配合。王文政较你差远了。”我旁边的人说:“你小子好了疮疤忘了疼,见空就钻,都什么时候了,还拉一个打一个!”
打这以后,好长时间也没见到外文局的人。

林彪事件后的两次提审

我最后一次见到王文政,是林彪摔死以后的1972年春天,真真切切的乍暖还寒,全国正在批判“极左”。
一天上午,陈明曦等两个人,把我从牢房里提出来,带到看守所大铁门对过的红砖办公楼一楼的一间办公室。王文政戴着军帽,穿着军装,背对着窗户,稍稍半侧着身子,坐在一张淡黄色的三屉桌后面。
我坐在他对面的一个小方凳上,陈明曦等三人在我和王文政侧面站着。和一年前相比,王文政显老了,面色阴沉,如丧考妣。从窗子射进来的阳光,直晃我的眼睛。不到十五个平方的屋子里,暖融融的。王文政的脸,半明半暗,心情估计也是这个样子。
我的心情还是比较愉快的,但是,我没有流露出来。要是王文政不在场,我和陈明曦说不定会“畅谈”一番。
王文政不拿正眼看我。我明显地感觉到,他准备不充分,有点儿没话找话的样子,似乎“很随便”地问:“每天都做些什么?”这显然是明知故问。“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学习。”我答。他又问:“都学习什么?”我答:“毛主席著作、《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就这些?”他问。我答:“就这些。”他想了想,接着问:“看了报纸,有什么感想?”我狡滑地回答:“还能有什么感想?形势大好,而且越来越好。”“没有联系思想实际?”他问。我已经领会到他的意思了——很想让我就“批林”、“批极左”发一通议论,但是我没有顺着他“铺的道儿”走。
我没什么水平,当初只是常常与一些人瞎议论,仅仅觉得文化大革命搞过火了,“极左”,觉得林彪的健康状况不如伟大领袖,不该在党的正式文件上写明林彪当接班人……但是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他会这么个死法!当然,不管怎样,我的罪过因此减轻了。出水才看两腿泥,不管党中央如何费尽心机地解释“早就洞察了林彪心怀叵测”,副统帅的这个死法,还是让伟大领袖和党中央被动了。我认为,我们哥儿几个“瞎猫碰死耗子”似的说了那么几句牢骚话,不值得一提。当初他们不该因此整我,今天我也不必自以为“先知先觉”,再说,自打王文政把我牵扯进两桩“杀人案”之后,在我心目中,他就是个不折不扣的大混蛋,不想再跟他费口舌,然而又不能不理他。因此,我给了他一个“软钉子”,在他问我“没有联系思想实际”以后,我对他说:“您说过,改造思想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任务,一时半会儿说不清楚。”
他可能也没想到,在他审讯我时,我这个惯于信口开河、“问一答十”并和他辩论的人,今天会这么“守口如瓶”。他沉默了一会儿,又瞄了我一眼,才说:“不是我说,实际情况如此。”又是一阵沉默,他好像再也找不出什么合适的话题了,便问:“有什么要求没有?可以对我说,能办到的,就给你办。”我想应该乘机捞他一把,就说:“我带的钱不多,希望能给我点儿钱。”他问:“需要多少?”我没好意思“狮子大张口”,于是说:“有五十块就行了。”他说:“好吧,我让他们办。”
“谈话”也就进行了十来分钟,便结束了。在这之前,我要过几次钱和衣被,他们都没给,这回“谈话”之后,单位还真就往我的“账户”里打了一百块钱,到出狱时也没花完。
我庆幸自己经过“历练”,多少也“成熟”了一点儿,和王文政谈话时,没有“联系实际”,谈“学习收获”,谈“思想改造”。我要是大发议论,又得吃不了兜着走——当时,清查“五一六”运动,从清组织到清罪行,又从清罪行到清组织,反反复复地拉大网,梳篦子,全国各地都不同程度地有逼供信情况。1971年9月13日,林彪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后,清查“五一六”运动受到一定震动,有消息说,1974年,“五一六黑后台”杨成武、余立金和傅崇碧就“解放了”,后来报载他们还光荣地出席了人民大会堂的国庆招待会。“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林彪折戟沉沙后,抓“五一六”的事儿,实际上也就在短时间内停顿了一下。然而风向很快就变了,从批“极左”,改为批“形左而实右”。强守一、王文政一好受了,就想让我难受。他们可能认为,我知道自己是“羁押”,不是“逮捕”,林彪完蛋了,“极左”也批过了,我的压力减轻,会闹翻案。于是,他们又导演了一个“小品”。
1972年秋天的一个上午,队长把我叫出牢房,打破常规、异乎寻常地说了一句对任何被提审的人都从来没说过的话:“提审。”我远远看到一个身材魁梧的人,等在队长办公室门口,穿着一身深灰色干部服,没带帽子。走近再看,不认识,个子比我足足高出一头。如前所述,刑讯逼供时,王文政就会弄几个我不认识的人当打手。我一见这个陌生的大块儿头,就做好了挨揍的思想准备。奇怪的是,那个人没给我戴铐子,这说明提审将在看守所内进行。我多少有些踏实了——在这个地方,那帮小子不敢太放肆。
他用不大不小的男中音说:“走!”他跟在我后面,我按他的指令,奔向K字楼南面的预审楼,上二楼,进了一间朝南的屋子。和陈明曦在预审楼提审我一样,屋子里文件柜、办公桌,审讯台等,一应俱全。他让我坐在门边的方凳上,自己径直走到审讯台后面,站着。阳光从南窗射进来,他的“剪影”显得分外的高大、庄严。他不温不火地问:“最近,问题考虑得怎么样了?”我说:“该说的都说了,没新鲜的了。”我想再加上一句“我已经超额完成任务了”,转念一想,“咱跟人家不认识,说这个干嘛?”话到嘴边又吞回去了。
他说:“没那么简单吧?好好想想!还有什么没交待的。”我说:“真的没有了。就等着处理了。”他反问:“没有了?等着处理了?有那么轻松吗?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你还有一些重大问题没有交待。”我暗想:你们都是这一套,没什么新鲜的!要不借口“还有重大问题没有交待”,就失去了继续关押的理由,可不都得把这句话挂在嘴上么!
见我不说话,他问:“苏开明你认识吗?”我说:“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他说:“不可能!苏开明说了,你跟他有联系!”——露馅儿了吧!
苏开明是中国建设杂志社的英文翻译,六十来岁,满头银发,脾气特倔,我们年轻人都管他叫“苏白毛”。他旅居海外多年,又带着外国老伴儿回国工作。我和苏开明之间,“隔行如隔山”,别说“过话了”,见面连头都不点。1967年年中,他因为反民办革委会,而且“非常嚣张”,被扣上“间谍”帽子。民办革委会用解放牌大卡车将其“扭送”到皮库胡同的西城公安分局,在外文局首开记录,是文革期间第一个坐牢的“先行者”,我的“老前辈”。那时候我多“革命”啊!怎么能跟他有“联系”呢!
他说完“与苏开明有联系”这句话后,我根本没作任何解释,懒得费那个口舌!
他看了我几秒钟,转身走到南窗前西墙下的文件柜前,开锁,打开文件柜门,取出一个厚厚的卷宗翻了几下——这一系列的动作,无非在暗示,他是这间办公室的主人,货真价实的预审员。
他拿着卷宗走到审讯台后,站着继续翻看,有意无意地向我展示了卷宗上写着的苏开明的大名——这无非是想表明,他的确是负责苏开明一案的人。强守一、王文政无非是想通过这一招,让我相信,我的案子已经由公安局接管,逮捕了,我现在是“公安局的人”。
我竭力紧紧地绷住脸,免得不小心露出嘲弄的笑容,暗想:哥们儿,甭看了!在那里面要是能找到我的“问题”,用同号小刘的话,我“把眼珠子抠出来送给你当泡儿踩!”
他假模假式地看了一会儿“材料”,合上卷宗,问我:“有什么要交待的吗?”
我说:“没有。”
话不投机半句多。再“聊”下去,已经没什么意思了。他也可能觉得“心理战”已经达到目的,取得了“应有的成效”,也无话可说了,也就用了七八分钟的时间,他就把我送回了牢房。
我当时猜测,这位预审员办苏开明的案子,免不了常到外文局“调查研究”,一来二去,与强守一、王文政们混了个“半熟脸儿”,于是,强、王们就“有这么一件小事儿”,请人家“帮个忙”,“如此这般”地给我点儿“颜色”瞧瞧。人家不好推诿,又不好假戏真做,只好自始至终站立着“应付”一下。
其实,强守一、王文政枉费心机,多此一举。我从来就没把羁押还是逮捕当回事儿。初到“寄宿学校”,我已经领教了老张的宽厚、老白的油滑、陈康伯的老谋深算,也学到了小刘的“现实主义”。在小刘看来,什么政治犯、刑事犯,什么逮捕、羁押,“都他妈的一样”,不分等级,待遇相同。至于将来的“出路”,我更看得开。别看张仁杰、“管不了”被轰轰烈烈地扣上了“杀人犯”帽子,革命群众“杀声震天”,问题却很好解决!强守一、王文政变的那些戏法,到了公安局的行家手里,会让人家看作“小儿科”,嗤之以鼻。你想啊,连我这个外行都认为他们不论杀人动机还是给“杀人犯”设计的作案地点,完全自相矛盾,对杀人犯的处理又像同号小刘的一句口头禅“狗肏猪——稀里糊涂”,公安局会当真?强守一、王文政这两个蹩脚的“编剧”搞出来的“故事”,一旦不攻自破,作为“老干部”的张仁杰和“管不了”,立马儿就会“回家抱孩子去”!
事实的确如此。后来,负责“复查”外文局一系列“案件”的公安部的同志,和外文局保卫处干部陈忠原告诉我,强守一和王文政一共“编”了四起“谋杀案”,三次报送公安部,均遭到理所当然的拒绝。他们怕被革命群众识破真相,就多次在外文局“开展大规模的群众讨论”,造声势,给“杀人犯”们量刑、判刑,再以“革命群众的要求”为名向上报。最初几次,革命群众坚决要求将“杀人犯中的六名主谋”判处死刑,最后两次“宽大为怀”,分别改为“要求将三名主谋”和“两名主谋”判处死刑……无论是“六名”,还是“三名”、“两名”,我由于“家庭出身不好”、“恶毒攻击”、“顽固透顶”而均榜上有名。
我之所以能踏踏实实地坐牢,“丢掉幻想”,主要是因为心里明白,我只不过是一只小虾米,问题又比张仁杰、“管不了”他们“麻烦”。咱那点儿事儿,如同号小刘所说,属橡皮筋的,说长就长,说短就短,得“等待时机”。可是,天知道这个“时机”什么时候才能到来!

狱中得知的外文局“灾情”

自1972年秋天演出了那个“小品”之后,秋去冬来,春去夏至,我在监狱里足足干等了四年半的时间,居然无人理睬!无人过问!
现代人都图个“吉利”,极为看重“六”和“八”,以为“大顺”和“大发”。想想我的经历,“六”和“八”就毫无喜庆可言——1970年3月8日,我被隔离审查,1970年11月6日,我进了监狱,1971年1月6日,我被批斗,1971年4月6日,我被扣上了“杀害方”的罪名……
“山不转水转”,别看牢房狭小,与世隔绝,1976年以后,我居然见到了几位“乡亲”,以及熟悉外文局情况的人,逐渐地听到了一些“乡音”,获得了一些“乡情”。
小邢是1977年初来到我们监号的一位小玩闹,二十五岁,中等个子,瓜子脸,人长得倍儿精神。此前四年多以来,我在这个牢房东铺中间位置没动窝儿,人家小邢却先后沿着派出所——拘留所——劳教场的线路绕了一大圈儿之后,又来到了市局看守所“寄宿”,“一路上”他处处遇到外文局的人,常常在我面前以“半个老乡”自居。
劳动教养期间,他与“李闯反革命小集团要犯”刘××在一个队里呆了一年多,刘是他的“学习号”。
这一次“重游故里”,他先到了炮局,在那里碰到了外文局的眼镜陈(当年把我从部队招收到外文局的那位干部)。转到市局看守所以后,在我们这个筒道里,与中国建设杂志社邢根发关在一个监号。都是“本家”,性格相近,因此二邢的关系处得不错。
小邢调到我们监号后,听说我也是外文局的,自然“亲得不得了”,无话不说。用小邢的话说,“这叫缘分!”“到哪儿都得服从外文局的领导!”
1970年11月6日,在外文局于建工礼堂举行的逮捕我的大会上,刘××受到宽大处理,继续做他的英文翻译工作。他压根儿就没有参加文化大革命,“守身如玉”。我一而再地被强守一、王文政塞入“谋杀案”中,他并未受到牵连。
有些“杀人犯”,当初一个个演戏般地登台“认罪”、“揭发”,有“诱导出供”的,也有“屈打成招”的。强守一、王文政先“冥思苦想”设计一个“案子”,然后“重点突破”,选择胆小怕事的,对其软硬兼施,百般启发,迫使其和他们合作,共同编出一套故事情节,形成交待材料,再一个个地攻坚,逼迫那些“死硬分子”就范,如果不照着他们指出的道儿走,就三番五次地“端正态度”,不给水喝,不给饭吃,几天几夜不准睡觉,要是在大会上喊冤叫屈,就用烂抹布、臭袜子堵上嘴……强守一、王文政的编导手法太拙劣,破绽百出,同一个“案子”的“杀人犯”所说的杀人手法、作案地点和经过,都对不上茬儿。细心的革命群众经常用大字报揭“剧情”的短儿,提出质疑。有一次开批斗刘浩的大会,一个哥们儿上台,声泪俱下地控诉刘介绍他参加“五一六”,以及一块策划杀人的罪行,跟真事儿似的,革命群众无不义愤填膺。刘不耐烦地对那个哥们儿说:“差不多就行了,别装了!我知道你会演戏。”那个哥们儿竟然当众破涕为笑,把戏给演砸了。
一名“杀人犯”被关押在一个套间里。监管他的一个有妇之夫和一个有夫之妇,乘革命群众集体看电影之机,居然在套间外屋演床上戏,被里屋的“杀人犯”撞见了。“杀人犯”向王文政提出严正交涉,表示“坚决拒绝这对狗男女”对他隔离审查。那个有妇之夫的妇,就在强守一、王文政“身边”工作,形同机要秘书。军管小组经过一番“调查研究”,终于“从谏如流”,接受了“杀人犯”的要求,来了个走马换将。这件花事儿,一度闹得“满局风雨”。
王二(王宗林)、李×这两个“李闯反革命小集团成员”,虽说受到有限的宽大处理,又一再被诬为“杀人犯”,都一直耿耿于怀,在五七干校被监督劳动时,牢骚满腹,怪话连篇。“他们搞不下去了,没法定案。”这是王二的口头语。他被隔离审查56个星期,居然扬言让军管小组“赔”他56个星期天。军管小组勒令他写揭发材料,他一再拒绝,说什么:“现在不是我说话的时候!”
李ד张牙舞爪,咄咄逼人”,动不动就站在院子里大呼小叫:“关、管、杀,随你们的便!我豁出去了!”夏收时,这位老兄一边磨镰刀一边对监管他的“革命群众”说:“都躲远点儿!别看以前没杀过人,现在没准儿就要杀一个!”
外文局遵照最高指示,最初把五七干校设在江西,不久搬到河南,最后扎根在河北固安。革命群众分期分批到干校“锻炼”,有些人轮了两三次,江西、河南、河北都呆过,而军代表数次让“杀人犯”小于“下干校”,他都拒绝:“不解决问题,不还我清白,我就哪儿也不去!”结果小于一直在北京“漂”着。
到1971年下半年,留在局里的“杀人犯”们刮起了一阵“翻案风”,纷纷大呼冤枉。刘××虽然没有卷入“谋杀案”,也乘这股“翻案风”喊冤叫屈。
强守一、王文政眼看“戏法”将被拆穿,便狗急跳墙,把那些喊冤叫屈的“杀人犯”,一个个投入了监狱。听小邢讲的那个意思,北京市各区县,以及市里的拘留所、看守所、监狱、劳改队里,几乎都有外文局的人,而我们所在的这个筒道里的每个监号,都“安插”了一个,“也许因为北京太小,装不下外文局的人”,河南省“五一”、“五二”监狱里,也有外文局的“房客”。
我入狱半年后,以前拼命抓“隐藏得很深很深的阶级敌人”的革委会成员,被一锅端,都成了“隐藏得很深很深的阶级敌人”。“管不了”先进了监狱。其他成员由于参与刮“翻案风”,也陆续吃上了囚粮。“咋呼”被关在延庆,陈委员被送进自新路的一监。最逗的是,曾经说要吓唬吓唬方、劝我“小心点儿”的邢根发,被稀里糊涂地送到秦城监狱住单间儿,吃每月三十多块钱的伙食,还可以在阳光灿烂的小院里独自散步。警卫战士觉得他“面相太嫩”,不像“大干部”,偶然间问他:“你是干什么的?”邢说:“我是外文局的翻译。”警卫战士感到奇怪,说:“翻译?翻译怎么会到这儿来?!”就这么一句话,邢兄的幸福生活很快便结束了,被转送到半步桥看守所来了。
刘××想“翻案”,但不是“杀人犯”,受到“区别对待”,在良乡“集训”了几天,被送到设在唐山地区的茶淀农场“劳动教养”,作为学习号,与“弟兄们”友好相处,工作做得不错。队长们对他很满意,不仅常常安慰他,鼓励他学好外语,还予以格外照顾,破例允许他看英文书籍、“写写划划”。因表现突出,提前“解除劳教”,回原单位工作。
在刘××劳教期间,他妻子差不多每个月都带着三四岁的儿子,从外文局到茶淀去看望丈夫一次,送吃送喝,送英文书籍。回到外文局,她就东奔西跑,忙着上访告状,为丈夫伸冤。据说,一个大冬天,为了见到中央某部一位“首长”,她居然带着年幼的儿子,在某中央机关办公楼前的台阶上,坐了整整一宿。
还有郝女士和白女士也在拼命地为洗刷自己丈夫的“罪名”,奔走呼号。尽管她俩证明,强守一、王文政说她俩丈夫“杀人的那个晚上”,一家老小都厮守在一起,言之凿凿,无可辩驳,她俩的丈夫还是坐牢六年多。刘妻子、郝女士和白女士的行动,得到一批正义之士的大力支持,“告状信”、“申述材料”堆起来,足有一人高。她们比我这个坐牢的人吃的苦、遭的罪、受到的“白眼”,要多得多。后来,据公安部复查组的同志和外文局保卫处的陈忠原同志透露,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之所以重视外文局的一系列“案子”,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立即向外文局派遣了调查组予以复查,与她们和一批正义之士多年坚持不懈的努力密不可分。因此,我对这三位女士和那些正义人士,一直心存敬意和感激!
小邢与老邢同在一个监号时,遇到的事儿更新鲜。1967年邢根发他们把“反革委会”且“里通外国”的苏白毛(苏开明),扭送到西城公安分局拘留所。邢根发于1971年从秦城监狱移至市局看守所,进监号里一看,真是冤家路窄,苏开明竟然稳稳当当地坐在铺位上,而且斗志不减当年!
“仇人相见,分外眼红”,这一老一小经常在监号里打嘴架。苏开明“顽固地坚持反动立场”,不时愤怒批判民办革委会。邢根发虽然成了落汤鸡,仍然“瘦驴拉硬屎”,针锋相对地声讨苏开明“里通外国的罪行”。当然,只要苏开明一说:“想不到你也有今天啊!”邢根发就多少显得有点儿气馁。“是啊!”邢根发不禁悄悄对小邢大发感慨:“阿拉(上海方言:我)也勿晓得,怎么就会走到了这一步”,“本来是一心一意要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的,中央文革说怎么干我们就怎么干,万万想不到,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人不认自家人,强守一、王文政居然照我们革委会头上下家伙,把我和这个老白毛弄到一块来了!”据小邢说,有的政治犯挖苦邢根发:“我看你是热昏了头,分不清东南西北,拍马屁拍到马蹄儿上了!”大多数同号看这一老一小鸡吵鹅斗的热闹,感觉“外文局真够烂乎的”。
苏开明比我出狱早,不久因病去世。
家住甘家口的小陈,二十三岁,细高挑,很文静的一个人。作为外文局的“街坊”,他对外文局的情况可谓“门儿清”。根据他的叙述,我脑子里形成了一个大概齐的印象,外文局近几年输入了大量的新鲜血液,许多年轻人走上了各种工作岗位,其中大部分是来自外文印刷厂的工人和“工农兵大学生”。这令我产生一种“沧桑巨变”、“洞中方数日,世上已千年”之感慨。小陈说,中国建设杂志社有一位年轻的英文翻译,“工农兵大学生”,在甘家口一带的小玩闹中“戳一份”,号称“老三”。因为有这层关系,小陈对外文局有一种“亲切感”,把外文局的事儿看作“自个儿家里的事儿”。他说:“外文局可算出了名了!”有一个四十多岁的大老爷们儿,在隔离审查期间跑了,爬上花园村水利水电学院内的一个大烟囱,非要“讨个说法”。附近的居民都跑去看热闹,人山人海的。“我们哥儿几个也去了。那年头没什么好戏看,看爬大烟囱的,算是看一场难得的好戏!”那个人在大烟囱上呜哩哇啦地发表演说,由于烟囱太高,离得又远,听不清楚。“观众”们议论,有人解释说,他说他是好人,遭到军管小组的迫害,不给一个明确的答复,就不下来……外文局的人忙坏了,想上去人,把他弄下来,又担心发生冲突,“同归于尽”,不上去人吧,他又死活不肯下来。僵持了好几个小时,那个人被弄下来了,脸都冻青了。还有一个年轻的被隔离审查者,也跑了。“他比较精”,小陈说,“不往大烟囱上爬,要往国外跑。”外文局“发了通缉令”。据说那个人被抓住之后,作“遣返原籍”处理(获得平反后,爬烟囱的大老爷们儿,自愿调回原籍工作,没爬烟囱的小老爷们儿自愿从老家返回外文局)。
听了小陈的讲述,我的精神为之一振:“杀人犯”们,原来不光有哭哭啼啼“演戏”的,像王二、李×那样采取各种办法作“艰苦卓绝”斗争的也为数不少。
小陈说,前几年有几位在外文局工作的缅甸归侨,突然失踪了,谁也不知道他们的去向,有人猜测,他们也被强守一、王文政投入了监狱了。最近才听说,他们都参加了缅共游击队,当了师长、团长、政委或政治部主任……
我从小陈口中还得到一个令我“振奋”的消息:方应旸被“谋杀”的案子搞得很大。不但“革委会”成员都是“杀人犯”,而且同方一起住在“牛棚”里的鲁平以及几个我不大熟悉的“老家伙”,也都是“凶手”——“证据”就是,他们坚持证明,方确实是自杀身亡的,其中一位“老家伙”乃是“学法律出身”,动不动就把军代表说得哑口无言,因而“虽为凶手,却没被当作凶手对待”。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其中有几位“牛鬼蛇神”,一看苗头不对,便“反戈一击”,写材料证明方是被杀的,立即获得“解放”,成了“革命群众”。
文革初期被“打倒”的一些领导干部,已获得“解放”,恢复了原来的工作。政治工作部门的领导和工作人员,多是从外文印刷厂调过来的。艾培夫妇早已出狱,继续在中国建设杂志社干老本行儿。邱茉莉曾一度多了一份儿差事,教授杂志社员工英语。至此,社里人才知道,艾培早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由于“工作需要”,一直未公开“中共党员”身份。现在,老艾每月按工资比例交纳的党费,有一两千元之多。这两口子似乎对坐牢的事看得很开,没听说有什么怨言。我出狱后发现,还不仅如此,艾培的“政治观点”,比“土生土长”的中国人还要“激进”一些,言者称:“他已经把自己融入了中国的革命事业,坚信这个事业是完美无缺的。”
偶尔“调号”,从别的监号来到我们监号里的在押人员一聊天,逐渐得知,我们这个筒道里别的监号里的外文局的人,有几个人早在几年前就被“提拔”为所在监号的学习号了。外文局真是“人才辈出”啊!从这些人说的情况可知,外文局有二十多个人进了监狱。应该说,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我却因此而“信心倍增”了——涉及的人越多,问题就越好解决!。
然而,同号们讲述的张志新的故事,令我毛骨悚然,惴惴不安,联想到在狱中仅见的两名“五一六”嫌疑分子,来自化工部的那位被打成“两个脑袋”,来自七机部的那位被打成了“拐子”,我觉得,王文政对我,对“李闯反革命小集团”成员这些“北京市罕见的反革命分子”,还算是客气的。他只是把我的“全身筋骨松了一松”,无论如何,我总算全头全尾地活下来了,拣了一条命!

公安部的复查提审

自前述苏开明老先生的预审员1972年对我的那次“提审”,到1977年春天,已经四年半没有人理我了。眼瞧着政治犯一个一个地“往外走”,我真的有点着急了!
直觉告诉我,“四人帮”垮台和林彪折戟沉沙的影响,程度不大一样。如果说“九一三事件”后,形势还不大明朗的话,那么“三公一母”的覆灭,则表明“大局已定”。从1976年4月的悲愤抗争,到10月的欢天喜地,可以清楚地看出党心所向,民心所向。折腾了十年有余,全国人民总该明白了,也的确“累”了,纵然坎坷难以避免,恐怕趋势也不可逆转了。我认为,解决自己问题的时机,已经到了。
盼星星盼月亮,到1977年仲春,总算有人理我了!
就在队长“解放”我身边的小于、并说“你们的学习号就可能有一个好的出路”不久后的一天上午,我被队长叫出牢房,看见筒道头上站着两个人,立刻意识到:不是队长找我谈话,而是要过堂了。走近再看,一胖一瘦,一老一少,哪个我也不认识。
他俩一前一后,把我夹在中间,带到预审楼里的一间办公室。我仍然坐在门边的方凳上。审讯台后面坐着三个人。中间那位矮矮胖胖的,有五十多岁。带我来的两人分坐其两侧。左边那位高高胖胖,有四十多岁。右边那位三十出头,不胖不瘦,留着“小平头”。
我高度警惕地注视着对面那“老中青”的一举一动,“脑筋急转弯儿”,判断“来者何人”,“想干什么”,“会不会再来一次假提审”……
中间那位老者操着东北口音发话了,问“姓名”、“年龄”等“常规问题”,然后说,他和“小平头”是公安部的,另一位是外文局保卫处的。他说,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央立即作了指示,责成公安部组织调查组,复查外文局的“一系列案件”,“我们进驻外文局近半年了,所有涉案人员都接触过了,你是最后一名。不妨告诉你,所以这样安排,是因为我们调阅了全部案卷,包括上访信、申诉信,也看了你写的有关谋杀案的全部交待材料。无论你写了几遍,都前后一致,没有差别。今天,我们想知道,对于过去的交待,你有什么变动,或者补充?”
他们开宗明义,要了解“谋杀案”,不谈我的“言论”问题,我当然感到非常失望。转念一想,既然有人“管”了,就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饭得一口一口地吃,甭管人家先从哪道菜下嘴!”我说:“没有变动,也没有补充。如果再写,还是那些东西。”
老者问:“那么,你有什么想法?”我答:“想法?杀人的罪名,是他们强加到我头上的,全都是无中生有,我一直未承认过,相信总有一天会真相大白。”他说:“要是这个意思,就不必再表达了。你不是还为别人写过担保书吗?”我大吃一惊,问:“你们怎么知道?”老者不慌不忙地答:“在你的交待材料里看到的。”我大惑不解,说:“这玩意儿也算交待材料?”紧接着,我说:“写过。那是话赶话,被他们逼的。他们说,你保证这个没杀人,那个也没杀人,你敢写下来吗?我说,那有什么不敢的。于是我就写了一份张仁杰、刘浩他们没有杀人的担保书。”“你现在怎么看这个问题?”他问。我答:“就李翻译、方应旸来说,我现在仍然认为不是他杀,至少不是强守一、王文政他们说的那些人杀的。” 老者同左右的人交换了一下神色,谁都不说话。
我感觉,也就十分钟左右的时间,老者就让其左右两边的那两位把我送回牢房了。我还挺满足:虽然时间短点,却没给我“留作业”,再写那些“豆腐账”。
后来我才知道,“老”的叫刘发,腿有点跛,哈尔滨人,老八路,公安部的一位局长,文革中也遭过罪——连公安部长李震都不明不白地死了,他吃的苦肯定“够一梦”!“中”的叫陈忠原,从外文印刷厂调到局保卫处的,一张白白胖胖的“菩萨脸”。“青”的“小平头”,我把姓名给忘记了。我认为,现在由保卫处出面,而不是由过去的“专案组”出面,说明“各项工作都走上了正轨”。陈忠原是个大好人。公安部调查组复查期间,他一直陪他们审我,很少说话。我出狱后,他为我的事儿跑前跑后,出了大力:帮我重新安家,把我妻子、孩子调回北京,落户口,安置工作,上学,都是他一手操办的,根本没用我说话,也没让我“伸手”。
一别就是三个月。等他们三个人再审我时,已经是盛夏了。这次仍在预审楼里过堂,多余的话没有,旁事概不涉及,反反复复地让我谈1968年8月22日夜里都干什么了,在哪儿睡的觉,和谁睡一个房间,旁边的房间里睡着什么人,“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地谈”,甚至“要把每分钟的活动,尤其是细节谈清楚”。这些破事儿,我都说了、写了好几遍,他们还让我“再好好想想,仔细想想,仔细谈谈”,我有点不耐烦了,就说:“没啥可想的了,也没啥可说的了。当天晚上,我就是和于××、田××同睡一室,在专家楼四楼上的宿舍。过去的交待材料,就这件事已经写好几遍了。既然材料在你们手中,你们看材料好了。”
看我那副“德性”,“老”的刘发和“中”的陈忠原倒没有任何表示,“青”的“小平头”勃然大怒,“腾”地站起来,拍桌子,瞪眼睛,喝斥道:“要是相信你写的材料,就用不着再问你了。既然问你,就说明你写的材料不真实!你还不耐烦了!告诉你,这是对你负责!让你想,你就得想……”
经过多年的磨炼,我已经学会了“装死躺下”,没跟他针锋相对。我侧过脸去,根本不看他,心想:“少来这套!吓唬谁?比你厉害的,咱也见过!不真实?不真实又怎么样?要是就我一个,不好说,哪个庙里都有冤死的鬼!可是,李翻译的案子涉及许多人,我就不信,光凭那天晚上睡在哪儿这一件事,就定我个杀人罪!”
“小平头”的火气发泄完了,刘发平静而又带点揶揄地说:“这回明白了?瞧你那个劲儿,七个不服八个不忿儿的!让你好好想想,是为了实事求是,把事实真相搞清楚。说来说去,还是为你好!你说你没有杀人,那你总得说出个名堂来,证明你不在现场。连那天晚上睡在哪儿,和谁在一起,你都讲不清楚,我们怎么相信你没有杀人呢?”
我转过脸,对着刘发说:“我已经讲清楚了。你们不信,我也没办法。你们可以调查核实么!”
“小平头”又蹿起来了:“用你说?我们当然要调查!也不瞧瞧自己的身份!还要对我们指手划脚!”我又侧过脸去,不看他,心里琢磨:“都说俺们那疙瘩的人,是‘东北虎’,这个小北京比刘发凶多了,简直赛过金钱豹!”
这次过堂,花费的时间比较长。最后,刘发让我:“回去继续想,别的事儿都放到一边,就想二十二号晚上的事!”但是,他们没有让我写材料。
大约过了十来天,他们三个人又来专门追查1968年8月22日夜里的情况。像上次一样,有“和风细雨”,也有“雷霆万钧”。最后,“小平头”说:“你说的那两个人,都说没有和你睡在一个房间里,你怎么解释?”我说:“我相信自己的记忆力,我说的是实话。”“小平头”“腾”地站起来冲我吼道:“就你记忆力强?就你说实话?人家都不行,说的都是假话!一个人说假话,两个人说假话,难道那么多人说的都是假话!都记错了?”我瞟了他一眼,慢条斯理地说:“您说着了,真有这种情况!当初,好多人哭哭啼啼地上台认罪。他们都说了假话。”“小平头”被噎得说不出话来,恶狠狠地把自己的屁股撂到椅子上了。
刘发心平气和地说:“别说别人,你还得继续想!不要自以为是!”我说:“不用再想了。我记得清清楚楚,就是那样的——总不能因为一个晚上的情况对不上茬儿,就说我杀人了吧。”
这次过堂,又“不欢而散”。
大约过了一个月左右,他们又来追查一次。我仍然固执己见,他们仍然很不满意,但是气氛比较缓和。直到一年多以后,我出狱的那天,刘发才告诉我:“你记错了!那天晚上,你和王二、刘××睡在二楼的一个房间里,旁边房间的人,也证明了这一点。”
几次提审,都纠缠与李翻译有关的事儿,关于“谋杀”方应旸那档子事,他们一直只字未提——我认为,“内行”就是“内行”,比起说我谋杀李翻译的事儿,说我谋杀方,在他们心目中,可能连“儿戏”都不如。

改吃“营养餐”与最后的调查

1977年9月的一天上午,值班队长打开牢门,让我:“收拾东西,出来。”几次过堂,双方总是“尿不到一壶”,“反动言论”的事儿还只字未提,因此我并未想到要离开看守所,除分给身边的小于一些日用品外,把所有“私人财产”全部带出了我呆了整整五年的这间牢房。临出门时,我转身与画家四目相对,和他点头告别。
我按照走在后面的队长的口令,下到K字楼一楼,出北门,奔那座红砖办公楼东侧,途经在单身牢房时放风的风场,向东拐,走入一个没有大门的院落,进了一座灰砖二层楼,到了二楼。乘两位队长交接的工夫,我扫视了一下环境,确认这就是同号们早就说过的“王八楼”。
我被关在东边筒道最东头一间朝南的牢房里,室内那叫个“阳光灿烂”,我不得不眯缝着眼睛。这间牢房约有两个单身牢房那么大,相当于K字楼集体监号的三分之一。房高不到三米,墙壁雪白。地铺对着门,与K字楼的一样,铺下可放物品。地面约有两个来平方,墙角放着一只塑料尿桶。窗户宽大,深红色窗框,上下两扇掀盖儿式玻璃窗上,涂着白漆。上面那层玻璃窗掀开,不必故意扒窗户,稍稍靠近,便能观看外面的“山景”:距楼约二十米开外,有一道砖墙,墙南有一大片空地,地下有大菜窖,空地南边有一排较高的平房。如果是顺风。能从平房那边飘过来饭菜香味和药味。出入平房的,有人穿着白大褂,有人系着围裙。同号说,那是北京市第一监狱的犯人伙房和医务室。
监号里原有两个人,都在三十岁上下。无所谓学习号不学习号,当然也就无需集体学习和讨论。空地面积小,想活动活动胳膊腿儿,只能在床上进行。夜晚躺在床上,就显得宽敞多了,三个人谁也挨不着谁。其它诸如放风、放茅、洗漱、洗衣、打饭等等,规矩和K字楼一样。
也就中午十一点多,没听到饭桶在中厅落地的声音,我们牢房的那道包着铁皮的木头门就打开了,一位头发花白、腰系白围裙、瘦瘦的老炊事员站在门口说:“打饭。”他脚下放着两个小铁桶。我们三个房客都愣着,不知道谁该去打饭。队长指着我说:“愣着干什么?快点过来打饭!”我赶紧拿了两个碗去打饭——大米干饭,肉片炒青菜。
两位同号惊奇地说:“病号饭!哥们儿哪不舒服?传染不传染?”“我没病啊!会不会弄错了?”我看着香喷喷的饭菜,不敢下嘴。两位同号说:“管他呢!吃了再说,就算错了,也是他们给的,不是你冒领的!”和他们俩比,我又显得“嫩”了。我一想,也对,就忐忑不安地把饭菜消灭了。
当天晚上,我吃的还是“病号饭”。两位同号说,不是弄错了,“你就应该吃病号饭。”第二天,每逢开饭时间快到了,那哥俩都躲到门后,竖着耳朵“侦听”筒道里的声音,并说:“这个筒道好像出什么事了!吃病号饭的人特多!”
不久,我得知这叫“营养灶”,每人每月伙食费为18元(相当于当时一个学徒工的月工资)。一天三顿,主食有大米粥、鸡蛋挂面、大米饭、馒头,偶尔吃包子,副食都是鸡蛋或猪肉炒青菜。逢大灶吃细粮、肉菜时,就和其他同号一块儿打饭。我总觉得不好意思,同号们都不容易,咱不该搞“特殊化”,就经常拿馒头换同号的窝头吃。队长严肃地批评了几次:“这是国家给你的,你不能破坏监狱的规矩。”
到第四天,我又被带到预审楼过堂。陈忠原仍然坐在左边。另两位我不认识。中间那位比刘发还显老,头发白多黑少,瘦瘦的,高高的。右边坐着一位女士。自1971年4月6日市委党校礼堂那次大会以来,我再未见过世面,都忘记“女人”长的什么样了,就多看了她两眼:白白的,瘦瘦的,戴着眼镜,有三十多岁,非常文雅。后来我知道了,老爷子姓孙,那位大姐姓周,都是公安部的。
老孙问:“最近生活怎么样?”我说:“变化很大,吃上了病号饭,牢房的条件也略微好了一些。”他说:“这么长时间了,改善一下生活条件,增加一些营养,是必要的,别把身体搞垮了。”他问:“身体有什么不适吗?”我说:“没有,挺好的。”他问:“是不是奇怪,怎么换人提审了?”我说:“有点儿。”他说:“不要胡思乱想。我们有我们的安排,有我们的原则。告诉你也无妨。你也知道,我们介入外文局的案件,已经一年了,基本情况已经摸清。但是,为了慎重起见,对党和人民负责,对你负责,我们决定换人,再从头至尾地审理一遍。在这期间,我们要求你继续反省,实事求是,有什么忘记的,遗漏的,记错了的,如实地讲出来。”我说:“我没什么要说的了。”老孙说:“不要把话说得那么绝对。据我所知,有些事实你还没有讲清楚。不要着急,慢慢来,什么时候想清楚了,可以随时通过看守所找我们谈。”
提审用了十多分钟时间就结束了。到1978年春天,他们三人先后找过我两三次,每次所用时间都没有超过半个小时,除了追查1968年8月22日夜间的情况,就是问我的身体状况,最后一次,周大姐与我之间谈了一些家庭情况,她告诉我,“你爱人和孩子都很好。你爱人调到石家庄去了,孩子已经上二年级了。”她让我“放心”,把我整得心里热乎乎的,不禁想起样板戏《智取威虎山》“深山问苦”一场中,小常宝撕心裂肺地呼喊“八年了”!八年来第一次有人告诉我老婆孩子的情况。
到1978年6月份,公安部调查组又换人了。刘发和“小平头”又开始和陈忠原提审我了。第一次过堂,他们张嘴就问我身体状况,谈了一会儿之后,刘发若有所思地说:“我不说,你也能感觉到一些变化。我可以告诉你,有些涉案人员,已经陆续出去,回外文局了。”对此,我的确有些“感觉”。“但是,你不能着急!你的问题要比别人复杂一些,除了谋杀,还有反动言论。”刘发说。这倒不用他们说。我早就有这样的想法。
这时,过堂时一向不怎么说话的陈忠原插了一句话:“不瞒你说,李闯,你的逮捕令,是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同志亲笔签署的,对外文局案件进行复查的批示,也是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华国锋作的!”
我把一对小耗子眼儿睁得“像牛蛋似的”,瞧瞧陈忠原,又瞧瞧刘发。刘发没吱声,等于默认了陈忠原说的话。
刘发严肃地说:“把‘反动言论’问题搞清楚,还需要时间。”
我暗暗地松了一口气:终于接触“正题”了,需要时间并无大碍,只要有人管这件事就行——有八年“狱龄”垫底儿,还怕什么!
刘发让我“从头说起”,“实事求是”,“一件事一件事地讲清楚”。陈忠原也板着“菩萨”脸说:“过去的事儿,我听说不少。别看我们不认识,没打过交道,对你我还是有所了解的。有人说你是滚刀肉,有人说你是硬汉子,这些现在都不去管它!奉劝你不要再搞那些超额不超额的玩艺儿了!我所以告诉你一些内幕,就是想提醒你,别那股二杆子劲儿一上来,就把什么都不当作一回事儿!这一次,真的是中央说话了,一定要认真对待!”
我默默地坐着,整理一下思路,接着,从1967年下半年的思想变化讲起,针对一件又一件具体事儿,都说了哪些话,以及王文政怎样让我配合,又怎样借“深挖犯错误思想根源”之名,分析、演绎、“上纲上线”的,一一如实招来。这一说不要紧,“小孩没娘,话长了!”他们偶尔打断我的话,追问一些细节。讲了小半天。我没累,他们大概累了,让我“打住”,“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刘发让我“回去以后,好好反省”,并布置了“作业”,“把今天讲的这些,写成材料。”
那段时间,我真真切切地感觉到:“李闯反革命小集团”的事儿,的的确确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提审特别勤。刘发他们隔几天就找我一次。我一段一段地谈,又一段一段地写。“话题”非常沉重,他们的态度也非常严峻,但是我的心情异常的愉快。
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把那些事从头至尾捋了三四遍。最后一次提审结束前,刘发说了一些我老婆孩子的情况,又告诉我:需要什么东西,回去想一想,下次告诉我们。然后他语重心长地说:不要沾沾自喜,不要怨天尤人,别以为自己没事儿!你们在文化大革命中,打过人骂过人,审查过人家,“有不少错误”,“群众对你们是有看法的!”他再三强调,希望我认真反思,正确对待自己,正确对待群众。我说:“请你们相信,我这个人不打诳语。这个问题,我翻来覆去地想了好几年了。像我这种人,就该回回炉。”我想借题发挥,顺便说“国家也该回回炉、补补课”,瞬间转念:“老毛病又犯了不是?不长记性,作为一个草民,就应该夹紧尾巴,这种事你管得着吗?”终于憋住了,未敢出口,接着说:“坐牢对我来说,也不算坏事儿,等于上了几年社会大学,学到了好多东西,当然,时间长了点儿,三五年比较合适。”听了这些话,他们略显惊讶,又若有所思。
接下来,陈忠原说:“还要正确对待你自己的那帮哥们儿。外文局搞了四起‘谋杀案’,涉案人员六十多,进班房的三十来人,其中只有包括你在内的四位同志始终没有承认是‘五一六’、‘杀人’。我说句不该说的话,要是人人都能顶住,也不至于闹到今天这种地步!”他问:“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刘发紧接着问:“是啊!你将如何与他们相处啊?”
我毫不犹豫地回答:“我非常理解他们!这么多年了,我反复地思考过这个问题,觉得他们可能比我承受的压力还大,吃的苦比我还多,不怨他们!”
他们三个人都露出了笑容,刘发如释重负,说:“这就对啦!”
他们的提醒和规劝,使我加深了对群众、对哥们儿的理解。出狱以后,我一直坚持避免与同事、与哥们儿谈论那些过去的事情,从未向谁打听过那些案子是怎么编出来的,谁都干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直到外文局出版的“大事记”旧事重提,我琢磨,既然在外文局的“历史”上简简单单地说到了“李闯反革命小集团”,咱就应该将这件事的始末细说端详,免得“后来人”胡乱揣摩,添枝加叶。我拿起笔来记述那些往事时,也只是凭自己在隔离审查、坐牢期间,看到的、听到的写,没与任何人商量。

难忘的会见

1978年8月初的一天下午,我被“小平头”和陈忠原带到预审楼,进了一楼朝北的一间大办公室,习惯性地坐在门边的方凳上。“小平头”和陈忠原却站在门口没动。
这间办公室东西较长,门开在东南角,北面有两个大窗户,靠西头有一个特别大的写字台,旁边有刘发、周大姐等四五个人。
我刚坐下,刘发就对身边的一位女士说:“你们谈吧,我们先出去。”他出门前,顺手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好好谈谈!”
我规规矩矩地坐着,等待过堂。坐在写字台后面皮椅子上的那位女士,高高的,烫着“飞机头”,满面春风地看着我。 一个小女孩靠在她身上。离六七米远,我只觉得那位女士很漂亮。似曾相识,我却不敢贸然说话,毕竟“身份”不同么!她笑着说:“还愣着干什么?不认识了?快点儿坐过来,看看你的宝贝女儿!”音容笑貌和谐一统,才勾起我八年多以前的记忆:会是她吗?走近一看,果然是我妻子!
相对无言,默视良久,眼泪在妻子眼眶里一转,终于没有掉下来。她赶紧不无掩饰地俯身对翘首观望的小女孩说:“快叫爸爸!”
小女孩清脆地叫了一声“爸爸”,一下子就抱住了我的腿。那一瞬间,我的感觉真叫“难以用语言形容”!五脏六腑在体内翻腾起来,热血一个劲儿地往脑瓜顶上冲,嘴唇哆嗦,浑身微微发抖。到底在监狱里呆了八年,生离死别的事儿听的见的太多太多,自己也在鬼门关前转了好几圈儿,终于没有让眼泪掉下来!
我几乎是跌坐在“正座”的皮椅上,一米七二的妻子旗杆似地依靠在皮椅旁。当时我的那副惨相不难想象:比妻子矮三公分,剃着大秃瓢儿,浑身“狱味儿”,脸色苍白不说,还肯定由于激动变了形……而女儿窜到我身上,坐在我右腿上,搂着我脖子,一边亲我一边叫“爸爸”,还附在我耳旁悄悄说:“人家都有爸爸,就我没有,我早就想爸爸了,我也有爸爸了!”1970年,我到岳父家过春节时,她刚出生二十天,眼睛睁着却不认人。我拍了几张襁褓中的照片,并把它们深深地藏在心中。如今,她已经长得一米多高,就要上三年级了……
我们爷俩亲热时,妻子絮絮叨叨地述说着女儿的成长历程。我刚入狱那会儿,邻居们都劝姥爷,把孩子给人。姥爷视外孙女为掌上明珠,坚决不肯那样做。有一次,姥爷出去开会,孩子被一位公安局长的老伴抱走了。两天后,姥爷一回来,先看孩子,听说被抱走了,连口水都没喝,坐上车就找人家去了。到那儿二话没说,抱起孩子就回来了。姥爷说了,她爸要是出不来,让二舅把她当亲闺女养着……女儿四五岁时,就整天玩刀弄枪,领着一帮男孩女孩,在干休所大院里胡折腾,爬大煤堆,钻防空洞,“无恶不作”,一天到晚,得洗三四遍衣服。姥姥训她:“小妮子哪有这么疯的?!”姥爷却看着高兴,根本不管,还给取了一个男孩子名字,叫“红军”。上一年级时,姥爷天天接送。老师常向家长告状:“你们家孩子淘气,还好吃零食……”七十多岁的姥爷就得在二十多岁的老师面前作深刻检讨,表示“一定好好管管她!”可是,上学前,他还是往外孙女的衣兜、书包里塞吃食。
最让姥爷、姥姥受不了的是,外孙女总问:“我怎么没爸爸?”“爸爸到哪儿去了?”
妻子说,外文局原军管小组组长施诚,与强守一他们意见不同,被调回防化兵部,从防化兵学院调来政委杜万荣,接替施城。杜万荣和老爸是红军时期的老战友,一个是教导大队长,一个是政委。杜万荣见案犯家属和受到冲击的人日子很不好过,就把老爸从石家庄找来,劝他把女儿调到身边去。老爸接受了杜万荣的建议,托人把我妻子调到河北电影制片厂,工作单位和家仅一墙之隔。
杜万荣和强守一等人的意见也不合,不久也回防化兵学院了。施诚和杜万荣全身而退,下场算是好的。军管小组的大老李,公开地坚决反对强守一等人胡作非为,然而斗不过人家,结果导致精神失常,“疯了”。
外文局的情况太复杂。公安部调查组的人进驻外文局之初,无人敢和他们接触。他们第一次到石家庄去找我妻子,她也疑虑重重,到第三次才敢说真话,如实反映情况。妻子说,强守一、王文政说这个是打手,那个是凶手,其实,他们才是真正的法西斯!
“这次是周大姐通知我,来看看你,特意嘱咐带上孩子,还让我多带点钱,你可能需要东西。”
时间过得太快了!不知不觉就到六点了。走廊里响起杂沓的脚步声,看守所的工作人员下班了。刘发打开门对我妻子说:“让他回去吧,人家要下班了。”我起身要走,女儿抱着我的腿,仰着脸看着我说:“走,爸爸,咱们回家!”饶是“见多识广,铁心石肠”,哪怕是再多呆上一秒钟,我的眼泪也得“哗哗”地往下流。我挣脱了女儿的一双小手,哽咽着说:“爸爸还有事!”连头都没敢回一下,就径直跟着“小平头”和陈忠原,回“王八楼”了!

“老杀”们找强守一“对话”

平反之后,外文局的一些人和我们开玩笑,称我们为“老杀”,我们也不忌讳。尽管我因“反动言论”先行一步入狱,退后一步出狱,然而,由于“谋杀案”搞得声势太大,牵扯的人太多,影响面太广,拖的时间太长,很惹人注目,我的那顶“北京市罕见的反革命”帽子,反而无人说起。我倒以“杀人犯”著称于外文局了。我觉得,要不是“大呼隆”进去那么多人,又“大呼隆”都出来了,“李闯反革命小集团”问题,肯定没那么容易解决。再者说,公安部调查组当时为我们平反,还是“冒了一定风险的”。那会儿邓小平还没有正式出山,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也是后话。了解内幕的人说,我们的“案子”是周总理抓的,调查组的同志对此忧心忡忡。还是一位说话算数的“中央领导”同志发了话,不管谁抓的,有错就纠,给调查组的同志吃了定心丸。我认为,就凭这个,咱也不能给公安部的同志添麻烦。因此,我也不提“那一段儿”,乐得“混迹”于“杀人犯”之中,跟着沾光。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末代皇帝溥仪等战争罪犯获释出狱后,政府曾安排他们到全国各地去参观游览。“老杀”们回到外文局后也享受了一段时间“特赦战犯”的待遇。外文局组织“老杀”及家属到大寨、东方红炼油厂等地参观,游览了一些名胜古迹。
一天上午,突然接到通知:“老杀”到局大门口集合。我以为又要出去参观游览,高高兴兴地往外跑。在局大门口上了一辆大轿车,我才知道,这是“老杀”们自发组织的活动,“要去防化兵部,找强守一谈谈”。
汽车到了防化兵部,与门卫交涉了一下,开到大门内停下了。五十多个人,也没个正儿八经带队的,七嘴八舌地议论着“如何才能找到强守一”。“三人行必有我师”,有个“明白人”见大家伙儿一筹莫展,便出了个主意:“到政治部去问问。”去政治部的人回来说,强守一没上班。正当大家无计可施、直转腰子时,冤家路窄,鬼使神差,强守一和老伴儿相携着朝大门走了过来,要出去办事。“老杀”们一拥而上,立刻开起了现场批斗会,言词激烈,情绪激愤。先后有几位军人过来劝止:这么多人堵在门口,影响机关工作……均被“老杀”严词喝退:“现在知道影响机关工作了?强守一影响外文局工作的时候,你们怎么不管?!”有“老杀”质问:“他在外文局害死多少人,你知道吗?!”后来,有一位军人“因势利导”:“大门口不是办事的场合,我领你们换个地方!”在他的带领下,“老杀”们簇拥着强守一夫妇,进了一间大餐厅,继续声讨强守一的“罪行”。我觉得形势过于紧张,一旦“群众情绪失控”,万一把老强整出个好歹,弄不好还得回看守所,就与三位“李闯反革命小集团”成员悄悄退场,躲在餐厅外面,爬玻璃窗“观战”。果然不出所料,餐厅里的“老杀”们越说越激动,对老强推推搡搡,几位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老杀”,对其拳脚相加。大概其中有经验的人也担心把老家伙捶扁了,却又不好制止,就大呼小叫地“命令”强守一“站到桌子上去!”这样一来,强守一虽然当众“出丑”,却免遭了拳脚。
“批斗”了两个多小时,大多数“老杀”怀着胜利的喜悦,有说有笑地走出了餐厅,少数“老杀”仍然觉得“不解气”,愤愤不平,走出餐厅时,似乎对强守一还有点儿“恋恋不舍”,总是一步三回头……在这之后,有些“老杀”结伴去探望第一任军管小组组长施诚,还有“疯了的”大老李。我与施、李没打过交道,没啥交情,在大门口的汽车里坐等。
让人不可思议的是,我们去防化兵部“拜访”强守一之后,大约一个星期左右,他的独生子、现役军人,竟然猝死在篮球场上,“享年二十七岁”。“少年丧母,中年丧妻,老年丧子”,黑发人送白发人,乃人生之大不幸,对强守一来说,也算是“因果报应”。强守一绝了后,把悲痛化成怨恨,将一股邪火发泄到外文局“老杀”们的头上,又奋笔疾书,向中央打报告,说他编的那些案件“都是真的”,遭到中央的严厉批评。主管党和国家平反冤假错案、落实政策工作的胡耀邦同志,愤怒地说:“强守一再胡闹下去,就把他关起来!”
由于全国各地屡屡发生地方群众到部队揪斗原任军代表的事件,不久,中央发了红头文件,严令禁止这样做。
1980年1月,我举家迁入前三门新居。春节期间,陈忠原打电话,给我拜年,并说:“防化兵部领导派出慰问组,来慰问受过迫害的同志,想到你家去看看。”我说:“算了吧!都是当兵的,用不着来这一套!再说,强守一干的坏事,和防化兵部没关系,用不着他们为强守一擦屁股。即使强守一,我也犯不着跟他较劲!”陈忠原高兴地说:“小李子,正因为你有这种态度,才更应该去看看你!”我说:“得了吧!我不计较,就不用费那事了!”陈忠原说:“不瞒你说,你们中的大多数人,怒气难消,坚决拒绝慰问,即使表示愿意的,我也担心让人家下不来台。防化兵部领导既然有这样的好意,咱们不有所表示,也显得太小气不是!”我说:“老陈,我听出来了,你有些为难,那就带他们来吧!”
防化兵部政治部副主任和一位干事,被陈忠原带到我家。他们说了很多客气话,我也一再表示:都过去了,不会放在心上的,“同那些遭了数十年罪的‘右派分子’相比,同那些在‘文革’中吃了十年苦的人相比,同那些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被整得致疯、致残、致死、妻离子散的人相比,我在监狱里生活八年,风吹不着雨淋不着,吃穿不愁,又算得了什么!”副主任说:“本来我们已经向上级打了报告,为强守一同志晋职。你们去兵部之后,我们首长才知道强守一同志都干了些什么,立刻把晋职报告撤回来了。”我说:“这是一件好事儿。强守一这种人不适合委以重任!”胡耀邦怒斥强守一的事儿,就是他们告诉我的。副主任他们带来一些营养品,还有一件纪念品:一只褐色的展翅瓷鹰,旁边插着一支钢笔。我把营养品吃了,“鹰”一直摆在书橱里,留个念想儿。
1978年秋冬之交,我萌生了“找王文政老小子聊聊”的愿望,想同他探讨一下我们曾经多次“讨论”过的有关“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那些问题,看他如今有何高见。于是,我约上两位既善辞令、又不爱动手动脚的老哥,到总后勤部去拜访他。在总后勤部东大门,我们向警卫展示了单位的介绍信。他通过电话联系后,让我们仨进去,并告之“如何走”。我们穿过一片鲜花绿地中的甬道,来到一排朝东的有外廊的平房前。一位军人详细询问了来意,说:“请等一下,我去找找看。”过了一会儿,他回来说,“对不起,他不在。”随后,以商量的口气说:“要不,你们先请回吧!”我们知道“这是有意推托”,悻悻而归。后来有人告诉我:“王文政反总理,被审查了!”我不禁脱口而出:“操!原来是贼喊捉贼呀!”
从那以后,我一猛子扎到业务堆里去了。不久,有哥们儿向我通风报信儿,在新街口和护国寺一带,看见王文政遛弯儿,“他大概就住在那一带,可能已经‘下楼’(解除审查)了,你不想再找他谈一谈?”我对王文政已经失去了兴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都“改革开放”了,真的要把一度缺的课补上了,毛主席在四卷本儿《毛泽东选集》中反复论述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即将破土发芽,曾经被誉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同志,当含笑九泉了。我已经没有和他“讨论”的必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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