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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 周六 2月 28, 2009 5:46 pm 帖子: 2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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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黑暗的一天让我彻底醒悟
1971年对我来说,比1970年更加的“流年不利”。中国建设杂志社开的那个批斗会,成了我的“开门黑”。这一年过得似乎极其漫长,“一天等于二十年”,却又无所事事,值得记忆的东西不多。留下深刻印象的少有的三四件事,喜忧掺半,至今仍然历历在目。 一月初的批斗会之后,我在看守所里“平静”地呆了两个月。2月末3月初,我迎来了一生中最“黑”的一天。那天下午,队长把我叫出牢房。三个穿便衣的人,等在队长办公室门口,虎视眈眈地盯着我。这三个人,我一个都不认识。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变故,瞎琢磨:老相识(陈明曦)怎么没来呀?是因为“立功”高升了,还是因为“犯事儿”也进来了……不是我咒他,盼他有个好歹,而是外文局的形势太令人琢磨不定,瞬息万变,无中生有、故弄玄虚的事情,层出不穷,难免使人有朝不保夕之感! 来的三个人中,显然负点儿责任的那个人,三十来岁,比我略高稍胖,方脸上有许多疙瘩,红鼻头儿。不仔细看他的眼神,就分不清生气还是高兴,因为无论喜怒,他都呲着上牙,脸上的器官往鼻子靠拢。后来我才知道,他是外文图书出版社的缅甸文翻译——十年后,我们成了家门对家门的邻居,他仍然是我的领导:居民小组长。 他们三个人把我拉回外文局,带到主楼一楼东侧一间朝北的大办公室里。这间办公室呈东西走向的长方形,门开在西南角。里面空荡荡的,只有一张三屉桌,朝西摆在东半部正中,周围有三四把椅子和一个方凳。水泥地上星星点点地分布着一些地脚螺钉的残迹。根据我在长春六中作车工的经验判断,这间屋子里曾经安装过几台不大的机器。依稀记得,墙上还贴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之类的标语。 我的一个突出感觉是,强守一、王文政不断地把外文局的老少爷们儿投入监狱,他们自然要经常往监狱跑,提审“人犯”,顺便学到了许多“知识”,增长了才干,照猫画虎地开辟了这么一间专用的“审讯室”,就是一个明证。然而,我万万没有想到,这就是王文政为我准备的“白公馆”、“渣滓洞”。 我进屋以后,他们扳着脸,让我坐在三屉桌前的方凳上。过了一会儿,戴着军帽、穿着军装的王文政,十分潇洒地走了进来。缅文翻译“红鼻头儿”等三人,对其毕恭毕敬,满面阿谀。王文政走到三屉桌后面,我也倒背着双手站起来——不是不服他,而是因为我的双手被铐在身后。他和蔼可亲地以手示意,让我坐下。等他在椅子上落座,我才重又坐在方凳上。 王文政笑眯眯地打量我一番,开口就问:“生活怎么样?”我说:“还行。比想象的好多了。”他说:“监狱毕竟是监狱,再好也不如单位!”我说:“那倒是。没法儿比。”他说:“当初你要是听我的劝,好好清理问题,竹筒倒豆子,也不至于走到今天这一步!”我没说话,心里想:还腆着脸说呢!我今天这个熊样,就是被你他妈的“劝”出来的! 王文政不知道我在暗暗地骂他,继续亲切地说:“最近我们正在考虑,准备让你回来,放到革命群众中去,改造你的思想,净化你的灵魂。我们认为,这样做也许对你更有利,省得你在监狱里一天到晚地没事儿干,胡思乱想瞎琢磨。”我不禁喜上心头,说:“怎么安排,那是你们的事儿。”“怎么是我们的事儿呢?”王文政说,“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你么!你要是早就转变立场,改变态度,今天就不必讨论回来不回来的问题,而是当初让不让你进去的问题了!” 我没说话。他观察了我一会儿,又说:“咱们有言在先,回来可是回来,你可不能乱说乱动,不能跟我们捣蛋!也不能再挤牙膏了,要把那些见不得阳光的事情,都痛痛快快地抖落出来,轻装上阵,继续配合我们的工作”——“又来了不是!”我心里想,“去你妈的吧,你那套戏法不灵了!”就对他说:“还怎么配合?我已经超额完成任务了。”王文政陡然收起笑容,很不高兴地说:“他们转告我了,这种话你重复多次了!什么叫超额完成任务?我们冤枉你了?”停了一下,见我没搭腔的意思,他接着说:“我们一直在苦口婆心地做你的转化工作,一直在尽最大努力挽救你!以后不要再说这种话了,影响不好,很不好……革命群众认为,你们还有很多问题没有交待,你的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别的不说,光是改造思想这一项,就是长期的、艰巨的任务!你说,是不是?” 这个问题不好回答,我没说话。王文政的态度缓和下来了,说:“当然喽!革命群众怎么说,那是他们的事情。我们对你还是有清醒的认识的。年轻人么,犯点儿错误不算什么,改了就好。有很多事情,需要放到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来考虑,不能一概而论,不能把你看得一无是处。你和那个民办革委会的恩恩怨怨,我们就没有算到你的账上么!你说说,我们什么时候批判过你的那些反革委会的言论?” 没有和这头“荷兰奶牛”打过交道的人,猛一听到这番话,很可能误认为他是我舅舅,多么的“推心置腹”,“用心良苦”!已经上过当的我,把这全当作猫给耗子吊孝、黄鼠狼给鸡拜年!我心里琢磨:这老家伙满肚子花花肠子,说不定又在打什么鬼算盘呢! 果不其然!他见我没什么反应,好像突然想到似的,一副不经意的样子,问我:“方应旸,你还有印象吗?”我说:“当然有了,他是我的老师。”“那你说说,你的这位老师是怎么死的?”我说:“我也不太清楚。那一段时间,我做业务工作,经常出差,没有参加清理阶级队伍,详细情况不了解。听革委会说,方被关在牛棚里,早晨起床洗漱时,趁人不注意,从四楼男厕所窗户跳下去摔死了。” 王文政紧盯着问:“是这样吗?”我说:“我听说的,就是这样。” “我听说的,就不是这样!”王文政说。 我说:“当时,军代表和革委会都把我当作控制使用对象,根本没让我参加清理阶级队伍。具体情况我也不了解。”“有人揭发,方是被人害死的。”说完,王文政一个劲儿地盯着我,看我的反应。事后我想,这个时候顺着王文政的“竿”往上爬,肯定会把老家伙乐坏喽!当时,我却不识时务,反而说:“不可能!人命关天的事儿,怎么能胡说八道呢!” “既然你不了解具体情况,怎么可以断然说人家胡说八道呢?”王文政问,继续死死地盯着我。我也盯着他,说:“那他们说,是怎么害死的?” “这就得问你了!”他说。 我对这句话非常反感,就没好气地说:“凭什么问我呀?我又没说是害死的!我怎么知道?”王文政的脸色逐渐由晴转阴,盯了我好一会儿,才说:“那你为什么就认为,不是害死的?”我说:“杀人总得有个理由吧,用公安局的话说,就是要有杀人动机吧!方胆小怕事,与世无争,不招灾不惹祸,没得罪人,谁害他呀!”王文政紧接着问:“你说,谁会害他?”我立刻顶了回去:“问我干什么?谁说是害死的,应该问谁!”“看起来,让你坐牢,没起作用!”王文政颇为遗憾地说,接着就一通敲锣边儿:“你已经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了,还不赶快觉悟,还要豁出命来替别人包着!” 这个老王八蛋又想冒坏水儿,要把我牵扯进去——他的话,意思很明显,在他看来,我至少也是个知情人!我心想,要是知道革委会害方,我早就折腾革委会那帮小子了,还能等到现在! 我激动地说:“我替谁包着了?我替别人包着,那谁替我包着!我现在是姥姥不疼舅舅不爱,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什么坏事儿都说是我干的!有的没的,都往我脑袋上扣!我还有心思替别人包着!谁值得我包着啊?”“革委会呀!”王文政紧接我的话茬说,“你替他们包着!”我盯着他的眼睛说:“笑话!他们把我整到这种程度,我还替他们包着?你到中国建设打听打听,这种说法站得住脚吗?这倒好,昨天说我反革委会,整我一顿,今天又说我替革委会包着,再整我一顿,这还有什么道理可讲?!” 王文政说:“是不是又想说,谁有权谁有理,天下乌鸦一般黑呀?”我说:“我没说,那是你说的!”“你别急么!”王文政露出一丝冷笑,“我觉得人家说的有道理。革委会对你明批暗保,你对革委会讲哥们儿义气。你们是一条绳上拴俩蚂蚱!”我问王文政:“有这么明批暗保的吗?既然明明知道,我们是一条绳上的蚂蚱,他们还这么整我,就不怕我咬他们一口?!” “你现在咬他们,也不晚么!”王文政露出一脸坏笑,继续拱我的火。 “可惜呀!”我说,“除了过去提的那些意见,不知道他们还有什么问题。我咬不着。”“怎么咬不着呢?”王文政说,“现在就揭发出来问题了!他们杀害方应旸!”老家伙终于露出了狐狸尾巴! 给我扣上“杀害李翻译”罪名的经过,在脑海中一闪而过,顿觉王文政又要故伎重演,不择手段地为人家罗织罪名。我倒不是想袒护革委会那帮人,主要是出于义愤,就说:“这事儿我不知道!没法咬!”我又补充说:“虽然我和他们势不两立,但是我对他们还有一个基本的认识。我认为,他们不会杀人。我要知道他们杀人,早就收拾他们了,等不到今天!” “张仁杰、刘浩呢?”王文政说,“最初,也有许多人不相信他们会杀李翻译。对人的认识,需要有一个过程。现在事实摆在那儿,革命群众都知道,他们就是杀人凶手,他们还证明你也是杀人凶手。这,你怎么解释?” 我说:“他们爱怎么说,就怎么说,事实总会搞清楚。第一,我没杀人,第二,就凭你们不分青红皂白,楞把我扯进去这一点,我到现在也没相信,张仁杰、刘浩会杀人,当然也不会相信革委会杀人。”“照你这么说,是我们搞错了?冤枉他们了?”王文政瞪着我问。 “你们心里最清楚!”我说,“连我这个坐在牢房里的井底之蛙,对外界一无所知的人,都没有相信,外面的人怎么看,更可想而知了。”“你现在还敢担保张仁杰、刘浩没杀人吗?”王文政厉声问。我平静地回答:“这有什么不敢的?我担保他们没杀人!我已经白纸黑字打过保票了。”王文政像个泄了气的皮球一样,随即给自己找了个台阶,说:“你保他们的目的,无非是为了保自己。” 我有权为自己辩护。这一点,王文政似乎还能容忍。我居然狗胆包天,竟敢怀疑他们煞费苦心破获的“杀人案”,他显然有点儿怒火中烧。但是,他毕竟比我有涵养,强压怒火,又与“红鼻头”等人交换了一下眼色,然后,平静地对我说:“我不跟你打嘴仗,把问题扯远了。咱们还是说说那个民办革委会。”我说:“没啥好说的。听你的。”我的本意是,听他发表高见。他也许误解了我的意思,以为我会像以前那样让他牵着鼻子走,“配合”他的工作,或许他原本就要按照自己的思路走下去,便略显高兴地说:“那好!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我相信革委会杀害方的说法。”我问:“理由呢?为什么杀他?”“夺权哪!”王文政说。“夺什么权?方有什么权?”我说,“他是个中层干部,管业务的,磨房里的驴,听喝,卖苦力。” “你终于抓住要害了!”王文政把身子往前探了探,继续说,“革委会就是要夺方的业务权。”我突然觉得王文政非常无知,很令人恶心,就说:“那也叫权?革委会统揽全社,大权在握,管业务的在他们领导之下,听他们的指挥,革委会用不着抢那份苦差事!” “这只是你的看法。我知道,你根本没把中国建设那点儿权放在眼里。外文局的权你也不想要。你不是对哥们儿说么,外文局你就瞧得起三个人,罗俊、刘珙(副总编、八十年代初访美不归,一段时间内被称为新中国“叛逃西方级别最高的干部”)、李天海(名牌大学毕业,政工干部)。你看你有多狂!” “那是因为他们有知识、胆识、见识。”我说,“罗俊是条汉子。刘珙和李天海有学问、有口才,动不动侃侃而谈,引经据典,谈古论今,令人着迷。这跟权不权的没关系。”“你是干大事的!”王文政不无嘲讽地说,“革委会就不同了。他们嫌方碍手碍脚,必欲除之而后快。”我说:“我不这么看。邢根发对我说过,他们只是要吓唬吓唬他,他要是不自杀,第二天就让他恢复工作了。这说明,他们没有害方的意思。我相信邢根发说的话。” “你相信他的,谁相信你的?”王文政问。我说:“爱信不信。你们问到我,我就谈谈自己的看法,要不,我还懒得说呢。” 王文政又往前探了探身子,问:“你就没有什么想法?不想对我说点儿什么?” 我说:“说起他们整我,我还真恨不得咬他们几口,但是,说他们杀害方,我不信。” “看样子,你不想回来了?”王文政再次抛出了那块“肉骨头”,引诱我。 我实打实地说:“想回来!谁愿意在那儿呆着!但是,我不能凭空污人清白。”王文政终于发怒了,“嚯”地站起来,恶狠狠地说:“清白?说得好听!你们是一丘之貉,一个更比一个黑!难怪都说你是茅房里的石头!连我的话都听不进去了!是得好好端正一下态度!”说完,拂袖而去。 “端正态度”,好像是他们的一句“暗语”、“行话”。王文政抬脚刚走,“红鼻头儿”等三人就凶神恶煞般围住我,吼道:“站起来!”“狗东西,敬酒不吃吃罚酒!”“咣当”一声,小方凳被他们踢出去好远。“说!怎么杀害方应旸的?”我说:“我没害他。”他们吼道:“革委会怎么害的?”我说:“不知道。”“嗵!”“嗵!”腰眼儿上一边挨了一拳。王文政出门时,又进来两个人向我扑来。“他妈的!说不说?”“咔咔咔”,身后的手铐子被捏紧了。我说:“没啥可说的。”“王八蛋!叫你硬!让你看看,你硬,还是手铐子硬!”“咔咔咔”,手铐子继续往紧了捏。 有人使劲按我的脑袋:“低头认罪!混蛋!”其他人一通拳打脚踢。我使劲用头顶按我脑袋的人。他来了个顺手牵羊,把我拽倒在地,使我闹了个“狗抢屎”,接着,打手们又踢又踹。那时候,天气还比较冷,我穿着冬装,否则,后果不堪想象。 我的双手被铐在背后,连“招架之功”都没有,更无法保护头部,然而他们好像商量好了的,谁也没有向我的脑袋下家伙,着实令我“感动”。痛打了一阵后,他们又把我提起来,忙着拳打脚踢,忙着给手铐子“上弦”。我既没说话,也没喊叫,任凭他们忙活。 也闹不清打了多长时间,也不知道王文政什么时候又坐到了三屉桌后面。打手们不打了,我晃晃悠悠地站着。王文政似笑非笑地说:“这回清醒了吧?想通了吧?咱们接着谈。”他对打手们说:“给他松一松。”有一个人在我身后松手铐。在这之前,我光顾着体会挨打的滋味儿了,并未觉得手疼。一松铐子不要紧,“唿”的一下,双手又胀又疼,火烧火燎的,就好像有人拿着十根烧红的通条,从手腕处在肉里捅我的十个手指头一样,汗顺着脑门一滴一滴地往下掉,两个太阳穴“嗵”“嗵”地狂跳,好像要炸裂开来。矇眬中,我听王文政说:“让他坐下。”有人搬来小方凳,把我按坐在王文政对面。 我一落座,眼泪“哗”地就下来了。这是我自隔离审查以来,第一次哭,也是“八年抗战”期间,唯一的一次落泪。哭,并不是因为疼痛,也不是因为委屈,而是因为经过这次洗礼,我的思想“升华”了。说句实实在在的话,在这之前,我真的只是怀疑文化大革命,不能理解“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某些言行,此时此刻,强守一、王文政的指鹿为马、恣意妄为,使我彻底地幡然悔悟。我心里那个气啊:狗屁无产阶级司令部,都他妈的一个屌味,还不是以整人为乐,肆无忌惮地编瞎话,搞逼供信!林副统帅“口无遮拦”,一语道破天机,直言不讳“政治无诚实可言”,王文政所代表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还不如副统帅诚实,说一套做一套,口口声声说自己不搞逼供信,又指责别人搞逼供信,而自己在暗地里却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如果说编造李翻译被害案,是强守一、王文政“昧着良心”干的,那么,硬把我和中国建设革委会扯到一块,编造出个杀害方应旸的案子,他们就纯粹是丧尽天良了!我恨自己,当初为什么鬼迷心窍参加文化大革命?!这是“革命”运动吗?简直就是“玩命”运动!“害命”运动!高的、远的不说,就说低的、近的,正当壮年、才华横溢的方应旸,怀着一肚子委屈走上了黄泉路,死不暝目,民办革委会那帮混蛋,也很可能即将成为替罪羊! 我得感谢强守一和王文政,正是这两个自称“来自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家伙,把我引上了坚决、彻底反对文化大革命的“歧途”! 王文政不知道我在想什么,看见我落泪,以为他的暴力发挥了作用,我的态度已经“端正”,就不无得意地微笑着问:“怎么样?现在,你还认为革委会没有杀害方吗?”我有气无力地回答:“我不相信他们会杀害方。” 旁边有人插嘴:“他妈的!找揍!这小子是卤煮寒鸦,肉烂嘴不烂!” 王文政以手示意,让他们别说话,继续问我:“你就这么相信他们?”我强打精神,忍着剧痛说:“我认为,他们不会杀害方。当然了,方的死,他们也是有责任的。” 王文政又变脸了,严厉地问:“你敢给他们打保票?”我说:“我只是说,他们不会杀害方。别的我不知道。”“你不想再对我说点什么了?”王文政问。我说:“没啥可说的了。”王文政恶毒地说:“那你就等着为革委会殉葬吧!”他对“红鼻头儿”说:“送他回去。” 临出门时,我突然觉得“这么灰头土脸地回去,肯定会在监号里丢面儿”,就回头对王文政说:“请他们把我身上的灰土弄干净。”有一个打手说:“他妈的,都死到临头了,还穷讲究什么?”他推着我往外走,我使劲“打坠坡”,王文政发话了,对我的请求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告诉那帮打手:“他说的对。帮他弄弄,别让他这个样子回去。” 回看守所途中,车里的气氛非常沉重。红鼻头缅文翻译根本不懂“幽默”。我十分“怀念”陈明曦在场时那样的“严肃”和“活跃”。我心里念叨着:陈兄,你干什么去了?要是有你在,咱们又可以“贫”上几句了! 我被两个打手夹在中间,坐在小轿车后座上。车里没人说话,我的双手疼得钻心。我尽力转移自己的注意力想点儿别的。想着想着,我的心情如释重负,感到一阵阵的“轻松”。这种“轻松”,完全来自发自内心的赎罪感。我为曾经参加了一段文化大革命而感到羞愧,感到懊悔。现在我得到了报应,以自己的血和泪,还清了在那段“革命”中欠的债,向所有被我整过、反对过的“走资派”、革命群众,也包括民办革委会的那帮人,道歉!从此,我谁也不欠了。 在筒道头上的队长办公室门口,“红鼻头儿”他们为我取下手铐,双臂却一时不能恢复到正常位置,仍然倒背着,走了一段路,才慢慢地“自然下垂”。我走进牢房,尽最大努力“挤”出一点笑容,然而肯定比哭还难看——同号们都瞪大眼睛,吃惊地看着我,谁也没动窝,谁也没吱声。 我默默地坐到铺沿上,指尖一沾铺板,疼得我一哆嗦,屁股赶紧往前蹭了蹭,让双手悬空下垂。听老张在背后问了一句:“这是怎么啦?”我咬紧牙关说:“没怎么。”小陈和小刘凑过来一看,都“哎呀”一声。小刘俯着身子,一边观察我的双手,一边发布“消息”,作“现场报道”:“还说没怎么的呢!手腕子卡出了两圈深深的紫黑印子,手背肿得像发面馒头,皮亮晶晶的,手指头肿得像胡萝卜,又黑又紫……给你带紧铐了吧?”我默默地点点头。“单位干的吧?”小刘问。我又点点头。“我说呢!”小刘愤愤不平:“雷子绝不会这么干!拘留所、看守所、劳改队,大爷我常来常往,就没见过雷子这么惩罚犯人的。嘿!你们都过来瞧瞧,瞧瞧!这哪是人干的事儿!” 几个同号默默地围上来,一边看一边“啧啧”感叹。老张看完后,忧心忡忡地说:“孩子,你的事儿有那么严重么?要是有什么没说的,赶紧都招了吧,免得活受罪!”他轻轻捅捅我的左臂:“能动弹吗?”我摇摇头。小刘替我回答:“还用问吗?且得缓一阵儿呢!丫挺的,比雷子还狠!”“你有经验,”老张对小刘说,“想办法帮帮他。”小刘说:“没什么高招!只能按摩,还不能碰着手。”“那就别骂大街了!”老张说,“赶紧帮他弄吧!” 牢房里的气氛变得异常沉闷。说话的人都把声音压得低低的,好像怕吓着谁似的。小刘细心地按摩我的双肩、双臂,不时问我:“疼吗?劲大了就言语一声。”按摩双肩和两个上臂,还不算太难受,按摩小臂时,双手就胀得厉害,疼得厉害。小刘说:“不要紧,忍着点儿,那是血冲的,好事儿,血脉畅通,才会好得快。”他对我,又像是对大家说:“估计紧铐儿的时间,怎么也得在四十分钟以上,捏的也太紧。丫挺的不懂规矩,胡来,要不就是故意整你,想废了你的手。” 小刘按摩了一阵儿,叫:“陈儿,过来,替一会儿,我累了。”小陈接手,小刘嘱咐他:“照我刚才那样,别太使劲,悠着点儿。”小陈按摩一阵,中厅那边传来了饭桶落地声。牢房里骚动起来。小刘一边洗手,一边吩咐:“陈儿,行了。歇会儿。看他胳膊能动不?估计差不多了。”我试了试,两个大臂能轻轻前后摆动,尽管很疼,小臂还不能动,觉得两只手沉甸甸的。小刘说:“这一阵儿的按摩特重要。要是没人管,就瞎迷了,两只手八成要歇菜!还是坐牢好吧,有人疼你!” 我的小臂不能弯曲。吃饭时,小陈把窝头掰成小块,一块一块地喂我。饭后,小陈和小刘又轮流为我按摩。听“新闻联播”前,小臂能弯曲了。我这才得以看清双手的惨相跟小刘的描述差不多。小刘说:“好多了,又黑又紫的地方,都开始变颜色了。”他吩咐道:“明天找两块布,把手吊在腰前,省得空得慌,上下午各按摩一次,能好得快点儿。” “新闻联播”后,我向陈康伯“作了汇报”。他说:“你做得对。经受住了严酷的考验。即使对反对过自己的人,也要实事求是。”据陈康伯分析,所以出现今天这种情况,一是他们原本就好蛮干胡搞,也可能在这之前,在其他人身上屡试不爽,二是提审时,我总和人家辩论,还冷嘲热讽,激怒了“对手”,三是他们要拿那个革委会开刀了,想通过高压手段,在我身上捞些炮弹,同时也是一种警告:别以为你反革委会反对了,“你们是一丘之貉”。 陈康伯认为,“如果你对我说的都是真话,那么,就可以肯定地说,你们单位的运动搞得很不正常,有康生抢救运动的遗风。姓李的那个案件出现某些偏差,还可以说是工作上的失误造成的。一而再,再而三,那就不仅仅是失误的问题了,而是有某种故意的成份”,“然而,究竟是因为‘好大喜功’、‘骑虎难下’,甚或还有其它别的因素使然,我不了解情况,不好妄言。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不像是中央的意思——联络员,联络员,不比首长秘书,应该做一些上情下达、下情上达的工作,也就相当于一个传声筒。插手具体工作,甚至越俎代庖,远远超出了职责范围,按组织纪律的要求,是不允许的。这个总理联络员值得怀疑。” 陈康伯所说“骑虎难下”,源于我说强守一扬言要抓六百名“五一六”,却成果甚微。 晚上睡觉,我只能平躺着。剧烈的疼痛,使我难以进入梦乡。但是,一想到革委会那帮老少爷们儿有可能在劫难逃,即将或已经成为强守一、王文政的盘中餐、口中肉,就有一种“快感”:以前,你们“专政”这个,“专政”那个,眼下自己也要被“专政”了,真是苍天有眼哪!不知道哪位老兄将要进来跟我“做伴儿”呢!最好,除了邢根发,全都来!这么一想,似乎手的疼痛就减轻了许多。 转念一想,文化大革命倒挺有意思的,简直就是撺掇中国人打“圈儿架”。以伟大领袖毛主席为统帅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是挑动群众斗群众的真正祸首。中央文革总是在一定阶段内,利用一个特定的人群,打击另一个人群,初期把红卫兵小将捧上了天,等到斗垮了“走资派”,就把他们一脚踢到乡下去了。鼓动老百姓冲击部队,“揪军内一小撮”,随手又让当兵的到地方上整老百姓。让造反派疯狂地收拾“一切旧社会的残渣余孽”,随后翻过手来又算造反派的账——《小兵张嘎》电影里有一句名言:别看你今天闹得欢,小心将来拉清单……许多中国人本来就吃不饱,没有多大油水儿,再这样整来整去,社会还能和谐,“人民”还能“万岁”么? 第二天早饭后,我按老张的意思,“求医”,看看是否“伤筋动骨”。在队长办公室,大夫检查了我的双手、双臂,说:“神经、血管、肌腱,好像问题不是很大。主要问题是消肿。”他往我手背上涂碘酒。手背刚一沾碘酒,有如无数钢针刺肉,疼得我呲牙裂嘴,直哆嗦。我说:“不行,受不了,还不如不涂呢!”大夫说:“那就算了,吃点儿消炎药吧!”他又说:“按摩的效果不错,情况不算太糟。还是让他们帮你按摩吧!不过,要注意,别碰破皮肤,要防止感染。” 小陈和小刘每天为我按摩两次。一个多星期后,消肿了,手指能活动了,“吊带”也不用了。其间,吃饭、解手,都靠小陈和小刘帮助。他们说,我胸前、后背,也青一块紫一块的。二十多天后,手指活动自如了,按摩也停止了。这之后,手背的皮肤就像覆在手上的一层厚厚的牛皮纸,与肉分离着,没什么感觉。后来,渐渐觉得那层牛皮纸越来越薄,有了明显的冷、热、痛感。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那种“牛皮纸”的感觉,才在不知不觉中消失了。 还有比我更惨的。时至今日,刘浩的手腕上还有戴手铐留下的淡淡的疤痕。一位原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女婿,曾经被强守一、王文政们誉为“陕北土皇帝的驸马”的马兄,少言寡语,老实巴交,在我眼中是个内向的人。他一向反对造反派动手动脚,坚决主张“要文斗,不要武斗”,却反复遭到强守一、王文政们“武斗”,在狱中,他长期戴手铐和二十八斤重的“钢球脚镣”,两个脚脖子磨得鲜血淋漓,而今手腕和脚腕仍然留有明显的印痕。
又一个“破案大会”看“表演”
1971年4月6日下午,阔别三个月后,“老相识”陈明曦等三人又来了,在队长办公室门口,把我双手铐在背后。陈明曦“严肃”地说:“今天开批斗会,老实点儿!”我说:“怎么?要公演三岔口了?”他说:“别胡说!什么三岔口?” 在汽车上,他说:“李闯,别瞎说!我们什么时候动过你一根毫毛?”我说:“你是够可以的,怕沾身上血,一遇武斗就躲了!”他似笑非笑地说:“去你的,别瞎猜!有那工夫好好考虑问题。”我说:“看起来,你们和军统差不多,分工明确,抓捕组,监管组,审讯组,行动组,各负其责。不过,有一点赶不上人家。他们实实在在地摆了一桌酒席,许云峰不买账,才改为全武行。王文政倒好,说是让我回外文局,只给我画了一张饼,接着就大打出手。”陈明曦佯怒:“再说,再说!不长记性!改不了你那臭毛病,这种事也是能乱比喻的?!”我旁边的一个人对陈明曦说:“甭搭理他!整个儿一个滚刀肉!”我特别欣赏这个评语。 汽车奔了外文局东南不足两公里处的车公庄北京市委党校。我在这儿看过电影,今儿个外文局要在这儿“拍电影”,不知道让我扮演一个什么角色。党校内葬着外国传教士汤若望。早在清初,这位“上帝的使者”就跑到中国来传播“福音”,鼓吹“让世界充满爱”。他还帮助大清朝选择了一位“可持续发展”的皇帝——顺治皇帝死前,想让二儿子福全继位。任职于清廷钦天监的汤若望和孝庄太后,力保顺治的三儿子玄烨登极,这就是后来的康熙大帝。不知道文革之后的一些中国人,是为了凑热闹,还是因为没啥可信的了,转而念汤若望的好,笃信“天主”了——每逢平安夜、圣诞节,北京王府井大教堂前总是人山人海,宣武门教堂也人满为患。我盼望“天主”显灵,可比这些人早,1971年4月6日那天下午,就暗暗祈祷:“天主睁睁眼吧,好好看看强守一、王文政又要干什么坏事儿了!” 进党校大门左拐。路上人很多,汽车轻轻鸣笛,慢慢向前爬行。突然,我发现“李闯反革命小集团”成员、已经受到“宽大处理”的李扬,在他们阿拉伯文部的几名女将簇拥下,向党校礼堂走着。我心里琢磨:果然是“不予追究”了,已经交上了“桃花运”,躲在“花丛中”笑呢!汽车从他身旁慢慢驶过,我回头再看,好家伙!他那原本青春亮丽的“盘子”,又黑又瘦,愁云密布。我心里不禁一沉:“宽大处理”的日子并不好过呀! 汽车停在礼堂后门,我被带到一间屋子里,坐在与门斜对角的椅子上以后,陈明曦他们就都到室外去了。我分不清东南西北,只记得门开在屋子临室外台阶那一侧的右角。屋子约有十几个平方,沿墙摆着一圈儿板条长靠背椅。不一会儿,陆续被押进来三四个人,其中就有路上见过的李扬。押解他们的男男女女也到室外去了。留在屋子里的人,个个神情沮丧,沉默不语。我怕给他们添麻烦,不敢盯着他们看,更不敢和他们说话。 又被押进来一个人,这不是齐老歪么?我心里暗吃一惊。他的个头约有一米八,还是那么“肥”,满不在乎的样子,坐在门边的位置上,眼睛“滴溜溜”不停地转,笑嘻嘻地看看这个,瞧瞧那个。我很诧异:这个法文翻译,复员兵,是著名的“逍遥派”,根本不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除了专心做业务工作,就骑着那辆捷克造的“加娃”摩托车,搞“姑娘追”,说话时总好歪着脖子,外号“齐老歪”。我与他没有任何政治上的联系,因为是东北老乡,他谈恋爱时,我给予过一些物质支援,所以私人关系不错。他比我大两岁,以老大哥的腔调劝过我:“少跟着搅和!小家雀斗不过老家贼,你们搞不倒那帮老家伙……哪次运动不搞秋后算账?五七年大鸣大放,好多人都吃了大亏,成了右派。还是搞业务保险。你悠着点儿,别强出头!” 我暗自琢磨:“强守一、王文政这是怎么了?莫不是成了疯狗胡乱咬人!怎么把齐老歪也揪出来凑数了?” 我打量着他,与他目光相对时,他可能看出了我眼睛里流露出的种种疑惑,就一通冲我挤眉弄眼作鬼脸,“频送秋波”。我暗想:“都到这个份儿上了,想不到你这个胆小怕事的人还有如此的闲情逸趣!”我不知道他犯了什么事儿,怕给他增加罪状,不敢再看他了。 批斗会揭幕了。在这个屋子里,我第一个被押往前台。同1970年12月29日在展览馆剧场一样,我“轻松”地站在舞台前左侧。民办革委会的“管不了”,被两个大汉押着,已经“撅”在舞台右边,与我遥遥“作伴儿”。我心里一阵惊喜:老东西,你也有今天啊!我又暗暗地在心里对他说:“你张牙舞爪时,我与你针锋相对,你的落难,不仅与我毫无关系,而且我还因为替你辩解,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老东西,你好自为之吧!” 那是我第一次“心情愉悦”、“心安理得”地接受批斗——“同归于尽”,也不失为一种“打击报复”的方法! 主要发言人愤怒地数落了“管不了”等人残害革命干部方应旸的经过。我想,不管真假,如此一来,方老师的在天之灵,多少也能得到慰藉了。用这种方式寄托人们对他的哀思,对他来说,是一种难得的哀荣! 接着,几名“凶手”先后上台,表演和上次在北京展览馆剧场如出一辙,哭天抹泪,“认罪”、“忏悔”,虽然也有点我名的,但只说我是“参与者”,没说我是策划者。令我再一次感到震惊的是,齐老歪居然声泪俱下地“交待”了参与杀害方应旸的罪行!与他“候场”时的嘻皮笑脸相比,简直判若两人! “这都是哪儿跟哪儿啊!”我暗想。接着,我便恍然大悟:齐老歪知道今天来干什么,他在向我暗示,“别当真,逗他们玩呢!”什么“杀害李”,什么“残害方”?统统不过是强守一、王文政之流导演的闹剧、“丑剧”!展览馆剧场大会之后,我久久不能释怀的一点疑团,顿时烟消云散了!不过,我暗暗地埋怨那帮“演戏的哥们儿”,“玩儿什么不行?怎么非要玩这种《禁止的游戏》(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公映的一部译制片)呢!” 批斗会开了大约一个小时。末了,“管不了”被逮捕,其他“凶手”照例当场开释。 回看守所的路上,车里的气氛分外活跃,甚至有点儿“喜气洋洋”。陈明曦“不怀好意”地问我:“怎么样?今天没白来吧?高兴不?”我也“不怀好意”地说:“那当然了!我和民办革委会的账,你们帮我结了!”陈明曦说:“所以我才主张,今天这个会,无论如何也应该让李闯参加!”我说:“算你又做了一件好事,给你记一颗红豆儿!”他说:“我们还是区别对待的!没把你怎么样吧?”我说:“应该的!王文政心里应该清楚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陈明曦说:“不管别人怎么样,我这个人向来说话算话,绝不食言。说不让你撅着,就从来不让你像其他人那样撅着、坐飞机,说不向你提问题,就一直没让你当众回答问题。”我说:“谢了。我喜欢和你这样的人配合。王文政较你差远了。”我旁边的人说:“你小子好了疮疤忘了疼,见空就钻,都什么时候了,还拉一个打一个!” 打这以后,好长时间也没见到外文局的人。
林彪事件后的两次提审
我最后一次见到王文政,是林彪摔死以后的1972年春天,真真切切的乍暖还寒,全国正在批判“极左”。 一天上午,陈明曦等两个人,把我从牢房里提出来,带到看守所大铁门对过的红砖办公楼一楼的一间办公室。王文政戴着军帽,穿着军装,背对着窗户,稍稍半侧着身子,坐在一张淡黄色的三屉桌后面。 我坐在他对面的一个小方凳上,陈明曦等三人在我和王文政侧面站着。和一年前相比,王文政显老了,面色阴沉,如丧考妣。从窗子射进来的阳光,直晃我的眼睛。不到十五个平方的屋子里,暖融融的。王文政的脸,半明半暗,心情估计也是这个样子。 我的心情还是比较愉快的,但是,我没有流露出来。要是王文政不在场,我和陈明曦说不定会“畅谈”一番。 王文政不拿正眼看我。我明显地感觉到,他准备不充分,有点儿没话找话的样子,似乎“很随便”地问:“每天都做些什么?”这显然是明知故问。“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学习。”我答。他又问:“都学习什么?”我答:“毛主席著作、《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就这些?”他问。我答:“就这些。”他想了想,接着问:“看了报纸,有什么感想?”我狡滑地回答:“还能有什么感想?形势大好,而且越来越好。”“没有联系思想实际?”他问。我已经领会到他的意思了——很想让我就“批林”、“批极左”发一通议论,但是我没有顺着他“铺的道儿”走。 我没什么水平,当初只是常常与一些人瞎议论,仅仅觉得文化大革命搞过火了,“极左”,觉得林彪的健康状况不如伟大领袖,不该在党的正式文件上写明林彪当接班人……但是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他会这么个死法!当然,不管怎样,我的罪过因此减轻了。出水才看两腿泥,不管党中央如何费尽心机地解释“早就洞察了林彪心怀叵测”,副统帅的这个死法,还是让伟大领袖和党中央被动了。我认为,我们哥儿几个“瞎猫碰死耗子”似的说了那么几句牢骚话,不值得一提。当初他们不该因此整我,今天我也不必自以为“先知先觉”,再说,自打王文政把我牵扯进两桩“杀人案”之后,在我心目中,他就是个不折不扣的大混蛋,不想再跟他费口舌,然而又不能不理他。因此,我给了他一个“软钉子”,在他问我“没有联系思想实际”以后,我对他说:“您说过,改造思想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任务,一时半会儿说不清楚。” 他可能也没想到,在他审讯我时,我这个惯于信口开河、“问一答十”并和他辩论的人,今天会这么“守口如瓶”。他沉默了一会儿,又瞄了我一眼,才说:“不是我说,实际情况如此。”又是一阵沉默,他好像再也找不出什么合适的话题了,便问:“有什么要求没有?可以对我说,能办到的,就给你办。”我想应该乘机捞他一把,就说:“我带的钱不多,希望能给我点儿钱。”他问:“需要多少?”我没好意思“狮子大张口”,于是说:“有五十块就行了。”他说:“好吧,我让他们办。” “谈话”也就进行了十来分钟,便结束了。在这之前,我要过几次钱和衣被,他们都没给,这回“谈话”之后,单位还真就往我的“账户”里打了一百块钱,到出狱时也没花完。 我庆幸自己经过“历练”,多少也“成熟”了一点儿,和王文政谈话时,没有“联系实际”,谈“学习收获”,谈“思想改造”。我要是大发议论,又得吃不了兜着走——当时,清查“五一六”运动,从清组织到清罪行,又从清罪行到清组织,反反复复地拉大网,梳篦子,全国各地都不同程度地有逼供信情况。1971年9月13日,林彪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后,清查“五一六”运动受到一定震动,有消息说,1974年,“五一六黑后台”杨成武、余立金和傅崇碧就“解放了”,后来报载他们还光荣地出席了人民大会堂的国庆招待会。“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林彪折戟沉沙后,抓“五一六”的事儿,实际上也就在短时间内停顿了一下。然而风向很快就变了,从批“极左”,改为批“形左而实右”。强守一、王文政一好受了,就想让我难受。他们可能认为,我知道自己是“羁押”,不是“逮捕”,林彪完蛋了,“极左”也批过了,我的压力减轻,会闹翻案。于是,他们又导演了一个“小品”。 1972年秋天的一个上午,队长把我叫出牢房,打破常规、异乎寻常地说了一句对任何被提审的人都从来没说过的话:“提审。”我远远看到一个身材魁梧的人,等在队长办公室门口,穿着一身深灰色干部服,没带帽子。走近再看,不认识,个子比我足足高出一头。如前所述,刑讯逼供时,王文政就会弄几个我不认识的人当打手。我一见这个陌生的大块儿头,就做好了挨揍的思想准备。奇怪的是,那个人没给我戴铐子,这说明提审将在看守所内进行。我多少有些踏实了——在这个地方,那帮小子不敢太放肆。 他用不大不小的男中音说:“走!”他跟在我后面,我按他的指令,奔向K字楼南面的预审楼,上二楼,进了一间朝南的屋子。和陈明曦在预审楼提审我一样,屋子里文件柜、办公桌,审讯台等,一应俱全。他让我坐在门边的方凳上,自己径直走到审讯台后面,站着。阳光从南窗射进来,他的“剪影”显得分外的高大、庄严。他不温不火地问:“最近,问题考虑得怎么样了?”我说:“该说的都说了,没新鲜的了。”我想再加上一句“我已经超额完成任务了”,转念一想,“咱跟人家不认识,说这个干嘛?”话到嘴边又吞回去了。 他说:“没那么简单吧?好好想想!还有什么没交待的。”我说:“真的没有了。就等着处理了。”他反问:“没有了?等着处理了?有那么轻松吗?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你还有一些重大问题没有交待。”我暗想:你们都是这一套,没什么新鲜的!要不借口“还有重大问题没有交待”,就失去了继续关押的理由,可不都得把这句话挂在嘴上么! 见我不说话,他问:“苏开明你认识吗?”我说:“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他说:“不可能!苏开明说了,你跟他有联系!”——露馅儿了吧! 苏开明是中国建设杂志社的英文翻译,六十来岁,满头银发,脾气特倔,我们年轻人都管他叫“苏白毛”。他旅居海外多年,又带着外国老伴儿回国工作。我和苏开明之间,“隔行如隔山”,别说“过话了”,见面连头都不点。1967年年中,他因为反民办革委会,而且“非常嚣张”,被扣上“间谍”帽子。民办革委会用解放牌大卡车将其“扭送”到皮库胡同的西城公安分局,在外文局首开记录,是文革期间第一个坐牢的“先行者”,我的“老前辈”。那时候我多“革命”啊!怎么能跟他有“联系”呢! 他说完“与苏开明有联系”这句话后,我根本没作任何解释,懒得费那个口舌! 他看了我几秒钟,转身走到南窗前西墙下的文件柜前,开锁,打开文件柜门,取出一个厚厚的卷宗翻了几下——这一系列的动作,无非在暗示,他是这间办公室的主人,货真价实的预审员。 他拿着卷宗走到审讯台后,站着继续翻看,有意无意地向我展示了卷宗上写着的苏开明的大名——这无非是想表明,他的确是负责苏开明一案的人。强守一、王文政无非是想通过这一招,让我相信,我的案子已经由公安局接管,逮捕了,我现在是“公安局的人”。 我竭力紧紧地绷住脸,免得不小心露出嘲弄的笑容,暗想:哥们儿,甭看了!在那里面要是能找到我的“问题”,用同号小刘的话,我“把眼珠子抠出来送给你当泡儿踩!” 他假模假式地看了一会儿“材料”,合上卷宗,问我:“有什么要交待的吗?” 我说:“没有。” 话不投机半句多。再“聊”下去,已经没什么意思了。他也可能觉得“心理战”已经达到目的,取得了“应有的成效”,也无话可说了,也就用了七八分钟的时间,他就把我送回了牢房。 我当时猜测,这位预审员办苏开明的案子,免不了常到外文局“调查研究”,一来二去,与强守一、王文政们混了个“半熟脸儿”,于是,强、王们就“有这么一件小事儿”,请人家“帮个忙”,“如此这般”地给我点儿“颜色”瞧瞧。人家不好推诿,又不好假戏真做,只好自始至终站立着“应付”一下。 其实,强守一、王文政枉费心机,多此一举。我从来就没把羁押还是逮捕当回事儿。初到“寄宿学校”,我已经领教了老张的宽厚、老白的油滑、陈康伯的老谋深算,也学到了小刘的“现实主义”。在小刘看来,什么政治犯、刑事犯,什么逮捕、羁押,“都他妈的一样”,不分等级,待遇相同。至于将来的“出路”,我更看得开。别看张仁杰、“管不了”被轰轰烈烈地扣上了“杀人犯”帽子,革命群众“杀声震天”,问题却很好解决!强守一、王文政变的那些戏法,到了公安局的行家手里,会让人家看作“小儿科”,嗤之以鼻。你想啊,连我这个外行都认为他们不论杀人动机还是给“杀人犯”设计的作案地点,完全自相矛盾,对杀人犯的处理又像同号小刘的一句口头禅“狗肏猪——稀里糊涂”,公安局会当真?强守一、王文政这两个蹩脚的“编剧”搞出来的“故事”,一旦不攻自破,作为“老干部”的张仁杰和“管不了”,立马儿就会“回家抱孩子去”! 事实的确如此。后来,负责“复查”外文局一系列“案件”的公安部的同志,和外文局保卫处干部陈忠原告诉我,强守一和王文政一共“编”了四起“谋杀案”,三次报送公安部,均遭到理所当然的拒绝。他们怕被革命群众识破真相,就多次在外文局“开展大规模的群众讨论”,造声势,给“杀人犯”们量刑、判刑,再以“革命群众的要求”为名向上报。最初几次,革命群众坚决要求将“杀人犯中的六名主谋”判处死刑,最后两次“宽大为怀”,分别改为“要求将三名主谋”和“两名主谋”判处死刑……无论是“六名”,还是“三名”、“两名”,我由于“家庭出身不好”、“恶毒攻击”、“顽固透顶”而均榜上有名。 我之所以能踏踏实实地坐牢,“丢掉幻想”,主要是因为心里明白,我只不过是一只小虾米,问题又比张仁杰、“管不了”他们“麻烦”。咱那点儿事儿,如同号小刘所说,属橡皮筋的,说长就长,说短就短,得“等待时机”。可是,天知道这个“时机”什么时候才能到来!
狱中得知的外文局“灾情”
自1972年秋天演出了那个“小品”之后,秋去冬来,春去夏至,我在监狱里足足干等了四年半的时间,居然无人理睬!无人过问! 现代人都图个“吉利”,极为看重“六”和“八”,以为“大顺”和“大发”。想想我的经历,“六”和“八”就毫无喜庆可言——1970年3月8日,我被隔离审查,1970年11月6日,我进了监狱,1971年1月6日,我被批斗,1971年4月6日,我被扣上了“杀害方”的罪名…… “山不转水转”,别看牢房狭小,与世隔绝,1976年以后,我居然见到了几位“乡亲”,以及熟悉外文局情况的人,逐渐地听到了一些“乡音”,获得了一些“乡情”。 小邢是1977年初来到我们监号的一位小玩闹,二十五岁,中等个子,瓜子脸,人长得倍儿精神。此前四年多以来,我在这个牢房东铺中间位置没动窝儿,人家小邢却先后沿着派出所——拘留所——劳教场的线路绕了一大圈儿之后,又来到了市局看守所“寄宿”,“一路上”他处处遇到外文局的人,常常在我面前以“半个老乡”自居。 劳动教养期间,他与“李闯反革命小集团要犯”刘××在一个队里呆了一年多,刘是他的“学习号”。 这一次“重游故里”,他先到了炮局,在那里碰到了外文局的眼镜陈(当年把我从部队招收到外文局的那位干部)。转到市局看守所以后,在我们这个筒道里,与中国建设杂志社邢根发关在一个监号。都是“本家”,性格相近,因此二邢的关系处得不错。 小邢调到我们监号后,听说我也是外文局的,自然“亲得不得了”,无话不说。用小邢的话说,“这叫缘分!”“到哪儿都得服从外文局的领导!” 1970年11月6日,在外文局于建工礼堂举行的逮捕我的大会上,刘××受到宽大处理,继续做他的英文翻译工作。他压根儿就没有参加文化大革命,“守身如玉”。我一而再地被强守一、王文政塞入“谋杀案”中,他并未受到牵连。 有些“杀人犯”,当初一个个演戏般地登台“认罪”、“揭发”,有“诱导出供”的,也有“屈打成招”的。强守一、王文政先“冥思苦想”设计一个“案子”,然后“重点突破”,选择胆小怕事的,对其软硬兼施,百般启发,迫使其和他们合作,共同编出一套故事情节,形成交待材料,再一个个地攻坚,逼迫那些“死硬分子”就范,如果不照着他们指出的道儿走,就三番五次地“端正态度”,不给水喝,不给饭吃,几天几夜不准睡觉,要是在大会上喊冤叫屈,就用烂抹布、臭袜子堵上嘴……强守一、王文政的编导手法太拙劣,破绽百出,同一个“案子”的“杀人犯”所说的杀人手法、作案地点和经过,都对不上茬儿。细心的革命群众经常用大字报揭“剧情”的短儿,提出质疑。有一次开批斗刘浩的大会,一个哥们儿上台,声泪俱下地控诉刘介绍他参加“五一六”,以及一块策划杀人的罪行,跟真事儿似的,革命群众无不义愤填膺。刘不耐烦地对那个哥们儿说:“差不多就行了,别装了!我知道你会演戏。”那个哥们儿竟然当众破涕为笑,把戏给演砸了。 一名“杀人犯”被关押在一个套间里。监管他的一个有妇之夫和一个有夫之妇,乘革命群众集体看电影之机,居然在套间外屋演床上戏,被里屋的“杀人犯”撞见了。“杀人犯”向王文政提出严正交涉,表示“坚决拒绝这对狗男女”对他隔离审查。那个有妇之夫的妇,就在强守一、王文政“身边”工作,形同机要秘书。军管小组经过一番“调查研究”,终于“从谏如流”,接受了“杀人犯”的要求,来了个走马换将。这件花事儿,一度闹得“满局风雨”。 王二(王宗林)、李×这两个“李闯反革命小集团成员”,虽说受到有限的宽大处理,又一再被诬为“杀人犯”,都一直耿耿于怀,在五七干校被监督劳动时,牢骚满腹,怪话连篇。“他们搞不下去了,没法定案。”这是王二的口头语。他被隔离审查56个星期,居然扬言让军管小组“赔”他56个星期天。军管小组勒令他写揭发材料,他一再拒绝,说什么:“现在不是我说话的时候!” 李ד张牙舞爪,咄咄逼人”,动不动就站在院子里大呼小叫:“关、管、杀,随你们的便!我豁出去了!”夏收时,这位老兄一边磨镰刀一边对监管他的“革命群众”说:“都躲远点儿!别看以前没杀过人,现在没准儿就要杀一个!” 外文局遵照最高指示,最初把五七干校设在江西,不久搬到河南,最后扎根在河北固安。革命群众分期分批到干校“锻炼”,有些人轮了两三次,江西、河南、河北都呆过,而军代表数次让“杀人犯”小于“下干校”,他都拒绝:“不解决问题,不还我清白,我就哪儿也不去!”结果小于一直在北京“漂”着。 到1971年下半年,留在局里的“杀人犯”们刮起了一阵“翻案风”,纷纷大呼冤枉。刘××虽然没有卷入“谋杀案”,也乘这股“翻案风”喊冤叫屈。 强守一、王文政眼看“戏法”将被拆穿,便狗急跳墙,把那些喊冤叫屈的“杀人犯”,一个个投入了监狱。听小邢讲的那个意思,北京市各区县,以及市里的拘留所、看守所、监狱、劳改队里,几乎都有外文局的人,而我们所在的这个筒道里的每个监号,都“安插”了一个,“也许因为北京太小,装不下外文局的人”,河南省“五一”、“五二”监狱里,也有外文局的“房客”。 我入狱半年后,以前拼命抓“隐藏得很深很深的阶级敌人”的革委会成员,被一锅端,都成了“隐藏得很深很深的阶级敌人”。“管不了”先进了监狱。其他成员由于参与刮“翻案风”,也陆续吃上了囚粮。“咋呼”被关在延庆,陈委员被送进自新路的一监。最逗的是,曾经说要吓唬吓唬方、劝我“小心点儿”的邢根发,被稀里糊涂地送到秦城监狱住单间儿,吃每月三十多块钱的伙食,还可以在阳光灿烂的小院里独自散步。警卫战士觉得他“面相太嫩”,不像“大干部”,偶然间问他:“你是干什么的?”邢说:“我是外文局的翻译。”警卫战士感到奇怪,说:“翻译?翻译怎么会到这儿来?!”就这么一句话,邢兄的幸福生活很快便结束了,被转送到半步桥看守所来了。 刘××想“翻案”,但不是“杀人犯”,受到“区别对待”,在良乡“集训”了几天,被送到设在唐山地区的茶淀农场“劳动教养”,作为学习号,与“弟兄们”友好相处,工作做得不错。队长们对他很满意,不仅常常安慰他,鼓励他学好外语,还予以格外照顾,破例允许他看英文书籍、“写写划划”。因表现突出,提前“解除劳教”,回原单位工作。 在刘××劳教期间,他妻子差不多每个月都带着三四岁的儿子,从外文局到茶淀去看望丈夫一次,送吃送喝,送英文书籍。回到外文局,她就东奔西跑,忙着上访告状,为丈夫伸冤。据说,一个大冬天,为了见到中央某部一位“首长”,她居然带着年幼的儿子,在某中央机关办公楼前的台阶上,坐了整整一宿。 还有郝女士和白女士也在拼命地为洗刷自己丈夫的“罪名”,奔走呼号。尽管她俩证明,强守一、王文政说她俩丈夫“杀人的那个晚上”,一家老小都厮守在一起,言之凿凿,无可辩驳,她俩的丈夫还是坐牢六年多。刘妻子、郝女士和白女士的行动,得到一批正义之士的大力支持,“告状信”、“申述材料”堆起来,足有一人高。她们比我这个坐牢的人吃的苦、遭的罪、受到的“白眼”,要多得多。后来,据公安部复查组的同志和外文局保卫处的陈忠原同志透露,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之所以重视外文局的一系列“案子”,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立即向外文局派遣了调查组予以复查,与她们和一批正义之士多年坚持不懈的努力密不可分。因此,我对这三位女士和那些正义人士,一直心存敬意和感激! 小邢与老邢同在一个监号时,遇到的事儿更新鲜。1967年邢根发他们把“反革委会”且“里通外国”的苏白毛(苏开明),扭送到西城公安分局拘留所。邢根发于1971年从秦城监狱移至市局看守所,进监号里一看,真是冤家路窄,苏开明竟然稳稳当当地坐在铺位上,而且斗志不减当年! “仇人相见,分外眼红”,这一老一小经常在监号里打嘴架。苏开明“顽固地坚持反动立场”,不时愤怒批判民办革委会。邢根发虽然成了落汤鸡,仍然“瘦驴拉硬屎”,针锋相对地声讨苏开明“里通外国的罪行”。当然,只要苏开明一说:“想不到你也有今天啊!”邢根发就多少显得有点儿气馁。“是啊!”邢根发不禁悄悄对小邢大发感慨:“阿拉(上海方言:我)也勿晓得,怎么就会走到了这一步”,“本来是一心一意要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的,中央文革说怎么干我们就怎么干,万万想不到,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人不认自家人,强守一、王文政居然照我们革委会头上下家伙,把我和这个老白毛弄到一块来了!”据小邢说,有的政治犯挖苦邢根发:“我看你是热昏了头,分不清东南西北,拍马屁拍到马蹄儿上了!”大多数同号看这一老一小鸡吵鹅斗的热闹,感觉“外文局真够烂乎的”。 苏开明比我出狱早,不久因病去世。 家住甘家口的小陈,二十三岁,细高挑,很文静的一个人。作为外文局的“街坊”,他对外文局的情况可谓“门儿清”。根据他的叙述,我脑子里形成了一个大概齐的印象,外文局近几年输入了大量的新鲜血液,许多年轻人走上了各种工作岗位,其中大部分是来自外文印刷厂的工人和“工农兵大学生”。这令我产生一种“沧桑巨变”、“洞中方数日,世上已千年”之感慨。小陈说,中国建设杂志社有一位年轻的英文翻译,“工农兵大学生”,在甘家口一带的小玩闹中“戳一份”,号称“老三”。因为有这层关系,小陈对外文局有一种“亲切感”,把外文局的事儿看作“自个儿家里的事儿”。他说:“外文局可算出了名了!”有一个四十多岁的大老爷们儿,在隔离审查期间跑了,爬上花园村水利水电学院内的一个大烟囱,非要“讨个说法”。附近的居民都跑去看热闹,人山人海的。“我们哥儿几个也去了。那年头没什么好戏看,看爬大烟囱的,算是看一场难得的好戏!”那个人在大烟囱上呜哩哇啦地发表演说,由于烟囱太高,离得又远,听不清楚。“观众”们议论,有人解释说,他说他是好人,遭到军管小组的迫害,不给一个明确的答复,就不下来……外文局的人忙坏了,想上去人,把他弄下来,又担心发生冲突,“同归于尽”,不上去人吧,他又死活不肯下来。僵持了好几个小时,那个人被弄下来了,脸都冻青了。还有一个年轻的被隔离审查者,也跑了。“他比较精”,小陈说,“不往大烟囱上爬,要往国外跑。”外文局“发了通缉令”。据说那个人被抓住之后,作“遣返原籍”处理(获得平反后,爬烟囱的大老爷们儿,自愿调回原籍工作,没爬烟囱的小老爷们儿自愿从老家返回外文局)。 听了小陈的讲述,我的精神为之一振:“杀人犯”们,原来不光有哭哭啼啼“演戏”的,像王二、李×那样采取各种办法作“艰苦卓绝”斗争的也为数不少。 小陈说,前几年有几位在外文局工作的缅甸归侨,突然失踪了,谁也不知道他们的去向,有人猜测,他们也被强守一、王文政投入了监狱了。最近才听说,他们都参加了缅共游击队,当了师长、团长、政委或政治部主任…… 我从小陈口中还得到一个令我“振奋”的消息:方应旸被“谋杀”的案子搞得很大。不但“革委会”成员都是“杀人犯”,而且同方一起住在“牛棚”里的鲁平以及几个我不大熟悉的“老家伙”,也都是“凶手”——“证据”就是,他们坚持证明,方确实是自杀身亡的,其中一位“老家伙”乃是“学法律出身”,动不动就把军代表说得哑口无言,因而“虽为凶手,却没被当作凶手对待”。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其中有几位“牛鬼蛇神”,一看苗头不对,便“反戈一击”,写材料证明方是被杀的,立即获得“解放”,成了“革命群众”。 文革初期被“打倒”的一些领导干部,已获得“解放”,恢复了原来的工作。政治工作部门的领导和工作人员,多是从外文印刷厂调过来的。艾培夫妇早已出狱,继续在中国建设杂志社干老本行儿。邱茉莉曾一度多了一份儿差事,教授杂志社员工英语。至此,社里人才知道,艾培早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由于“工作需要”,一直未公开“中共党员”身份。现在,老艾每月按工资比例交纳的党费,有一两千元之多。这两口子似乎对坐牢的事看得很开,没听说有什么怨言。我出狱后发现,还不仅如此,艾培的“政治观点”,比“土生土长”的中国人还要“激进”一些,言者称:“他已经把自己融入了中国的革命事业,坚信这个事业是完美无缺的。” 偶尔“调号”,从别的监号来到我们监号里的在押人员一聊天,逐渐得知,我们这个筒道里别的监号里的外文局的人,有几个人早在几年前就被“提拔”为所在监号的学习号了。外文局真是“人才辈出”啊!从这些人说的情况可知,外文局有二十多个人进了监狱。应该说,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我却因此而“信心倍增”了——涉及的人越多,问题就越好解决!。 然而,同号们讲述的张志新的故事,令我毛骨悚然,惴惴不安,联想到在狱中仅见的两名“五一六”嫌疑分子,来自化工部的那位被打成“两个脑袋”,来自七机部的那位被打成了“拐子”,我觉得,王文政对我,对“李闯反革命小集团”成员这些“北京市罕见的反革命分子”,还算是客气的。他只是把我的“全身筋骨松了一松”,无论如何,我总算全头全尾地活下来了,拣了一条命!
公安部的复查提审
自前述苏开明老先生的预审员1972年对我的那次“提审”,到1977年春天,已经四年半没有人理我了。眼瞧着政治犯一个一个地“往外走”,我真的有点着急了! 直觉告诉我,“四人帮”垮台和林彪折戟沉沙的影响,程度不大一样。如果说“九一三事件”后,形势还不大明朗的话,那么“三公一母”的覆灭,则表明“大局已定”。从1976年4月的悲愤抗争,到10月的欢天喜地,可以清楚地看出党心所向,民心所向。折腾了十年有余,全国人民总该明白了,也的确“累”了,纵然坎坷难以避免,恐怕趋势也不可逆转了。我认为,解决自己问题的时机,已经到了。 盼星星盼月亮,到1977年仲春,总算有人理我了! 就在队长“解放”我身边的小于、并说“你们的学习号就可能有一个好的出路”不久后的一天上午,我被队长叫出牢房,看见筒道头上站着两个人,立刻意识到:不是队长找我谈话,而是要过堂了。走近再看,一胖一瘦,一老一少,哪个我也不认识。 他俩一前一后,把我夹在中间,带到预审楼里的一间办公室。我仍然坐在门边的方凳上。审讯台后面坐着三个人。中间那位矮矮胖胖的,有五十多岁。带我来的两人分坐其两侧。左边那位高高胖胖,有四十多岁。右边那位三十出头,不胖不瘦,留着“小平头”。 我高度警惕地注视着对面那“老中青”的一举一动,“脑筋急转弯儿”,判断“来者何人”,“想干什么”,“会不会再来一次假提审”…… 中间那位老者操着东北口音发话了,问“姓名”、“年龄”等“常规问题”,然后说,他和“小平头”是公安部的,另一位是外文局保卫处的。他说,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央立即作了指示,责成公安部组织调查组,复查外文局的“一系列案件”,“我们进驻外文局近半年了,所有涉案人员都接触过了,你是最后一名。不妨告诉你,所以这样安排,是因为我们调阅了全部案卷,包括上访信、申诉信,也看了你写的有关谋杀案的全部交待材料。无论你写了几遍,都前后一致,没有差别。今天,我们想知道,对于过去的交待,你有什么变动,或者补充?” 他们开宗明义,要了解“谋杀案”,不谈我的“言论”问题,我当然感到非常失望。转念一想,既然有人“管”了,就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饭得一口一口地吃,甭管人家先从哪道菜下嘴!”我说:“没有变动,也没有补充。如果再写,还是那些东西。” 老者问:“那么,你有什么想法?”我答:“想法?杀人的罪名,是他们强加到我头上的,全都是无中生有,我一直未承认过,相信总有一天会真相大白。”他说:“要是这个意思,就不必再表达了。你不是还为别人写过担保书吗?”我大吃一惊,问:“你们怎么知道?”老者不慌不忙地答:“在你的交待材料里看到的。”我大惑不解,说:“这玩意儿也算交待材料?”紧接着,我说:“写过。那是话赶话,被他们逼的。他们说,你保证这个没杀人,那个也没杀人,你敢写下来吗?我说,那有什么不敢的。于是我就写了一份张仁杰、刘浩他们没有杀人的担保书。”“你现在怎么看这个问题?”他问。我答:“就李翻译、方应旸来说,我现在仍然认为不是他杀,至少不是强守一、王文政他们说的那些人杀的。” 老者同左右的人交换了一下神色,谁都不说话。 我感觉,也就十分钟左右的时间,老者就让其左右两边的那两位把我送回牢房了。我还挺满足:虽然时间短点,却没给我“留作业”,再写那些“豆腐账”。 后来我才知道,“老”的叫刘发,腿有点跛,哈尔滨人,老八路,公安部的一位局长,文革中也遭过罪——连公安部长李震都不明不白地死了,他吃的苦肯定“够一梦”!“中”的叫陈忠原,从外文印刷厂调到局保卫处的,一张白白胖胖的“菩萨脸”。“青”的“小平头”,我把姓名给忘记了。我认为,现在由保卫处出面,而不是由过去的“专案组”出面,说明“各项工作都走上了正轨”。陈忠原是个大好人。公安部调查组复查期间,他一直陪他们审我,很少说话。我出狱后,他为我的事儿跑前跑后,出了大力:帮我重新安家,把我妻子、孩子调回北京,落户口,安置工作,上学,都是他一手操办的,根本没用我说话,也没让我“伸手”。 一别就是三个月。等他们三个人再审我时,已经是盛夏了。这次仍在预审楼里过堂,多余的话没有,旁事概不涉及,反反复复地让我谈1968年8月22日夜里都干什么了,在哪儿睡的觉,和谁睡一个房间,旁边的房间里睡着什么人,“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地谈”,甚至“要把每分钟的活动,尤其是细节谈清楚”。这些破事儿,我都说了、写了好几遍,他们还让我“再好好想想,仔细想想,仔细谈谈”,我有点不耐烦了,就说:“没啥可想的了,也没啥可说的了。当天晚上,我就是和于××、田××同睡一室,在专家楼四楼上的宿舍。过去的交待材料,就这件事已经写好几遍了。既然材料在你们手中,你们看材料好了。” 看我那副“德性”,“老”的刘发和“中”的陈忠原倒没有任何表示,“青”的“小平头”勃然大怒,“腾”地站起来,拍桌子,瞪眼睛,喝斥道:“要是相信你写的材料,就用不着再问你了。既然问你,就说明你写的材料不真实!你还不耐烦了!告诉你,这是对你负责!让你想,你就得想……” 经过多年的磨炼,我已经学会了“装死躺下”,没跟他针锋相对。我侧过脸去,根本不看他,心想:“少来这套!吓唬谁?比你厉害的,咱也见过!不真实?不真实又怎么样?要是就我一个,不好说,哪个庙里都有冤死的鬼!可是,李翻译的案子涉及许多人,我就不信,光凭那天晚上睡在哪儿这一件事,就定我个杀人罪!” “小平头”的火气发泄完了,刘发平静而又带点揶揄地说:“这回明白了?瞧你那个劲儿,七个不服八个不忿儿的!让你好好想想,是为了实事求是,把事实真相搞清楚。说来说去,还是为你好!你说你没有杀人,那你总得说出个名堂来,证明你不在现场。连那天晚上睡在哪儿,和谁在一起,你都讲不清楚,我们怎么相信你没有杀人呢?” 我转过脸,对着刘发说:“我已经讲清楚了。你们不信,我也没办法。你们可以调查核实么!” “小平头”又蹿起来了:“用你说?我们当然要调查!也不瞧瞧自己的身份!还要对我们指手划脚!”我又侧过脸去,不看他,心里琢磨:“都说俺们那疙瘩的人,是‘东北虎’,这个小北京比刘发凶多了,简直赛过金钱豹!” 这次过堂,花费的时间比较长。最后,刘发让我:“回去继续想,别的事儿都放到一边,就想二十二号晚上的事!”但是,他们没有让我写材料。 大约过了十来天,他们三个人又来专门追查1968年8月22日夜里的情况。像上次一样,有“和风细雨”,也有“雷霆万钧”。最后,“小平头”说:“你说的那两个人,都说没有和你睡在一个房间里,你怎么解释?”我说:“我相信自己的记忆力,我说的是实话。”“小平头”“腾”地站起来冲我吼道:“就你记忆力强?就你说实话?人家都不行,说的都是假话!一个人说假话,两个人说假话,难道那么多人说的都是假话!都记错了?”我瞟了他一眼,慢条斯理地说:“您说着了,真有这种情况!当初,好多人哭哭啼啼地上台认罪。他们都说了假话。”“小平头”被噎得说不出话来,恶狠狠地把自己的屁股撂到椅子上了。 刘发心平气和地说:“别说别人,你还得继续想!不要自以为是!”我说:“不用再想了。我记得清清楚楚,就是那样的——总不能因为一个晚上的情况对不上茬儿,就说我杀人了吧。” 这次过堂,又“不欢而散”。 大约过了一个月左右,他们又来追查一次。我仍然固执己见,他们仍然很不满意,但是气氛比较缓和。直到一年多以后,我出狱的那天,刘发才告诉我:“你记错了!那天晚上,你和王二、刘××睡在二楼的一个房间里,旁边房间的人,也证明了这一点。” 几次提审,都纠缠与李翻译有关的事儿,关于“谋杀”方应旸那档子事,他们一直只字未提——我认为,“内行”就是“内行”,比起说我谋杀李翻译的事儿,说我谋杀方,在他们心目中,可能连“儿戏”都不如。
改吃“营养餐”与最后的调查
1977年9月的一天上午,值班队长打开牢门,让我:“收拾东西,出来。”几次过堂,双方总是“尿不到一壶”,“反动言论”的事儿还只字未提,因此我并未想到要离开看守所,除分给身边的小于一些日用品外,把所有“私人财产”全部带出了我呆了整整五年的这间牢房。临出门时,我转身与画家四目相对,和他点头告别。 我按照走在后面的队长的口令,下到K字楼一楼,出北门,奔那座红砖办公楼东侧,途经在单身牢房时放风的风场,向东拐,走入一个没有大门的院落,进了一座灰砖二层楼,到了二楼。乘两位队长交接的工夫,我扫视了一下环境,确认这就是同号们早就说过的“王八楼”。 我被关在东边筒道最东头一间朝南的牢房里,室内那叫个“阳光灿烂”,我不得不眯缝着眼睛。这间牢房约有两个单身牢房那么大,相当于K字楼集体监号的三分之一。房高不到三米,墙壁雪白。地铺对着门,与K字楼的一样,铺下可放物品。地面约有两个来平方,墙角放着一只塑料尿桶。窗户宽大,深红色窗框,上下两扇掀盖儿式玻璃窗上,涂着白漆。上面那层玻璃窗掀开,不必故意扒窗户,稍稍靠近,便能观看外面的“山景”:距楼约二十米开外,有一道砖墙,墙南有一大片空地,地下有大菜窖,空地南边有一排较高的平房。如果是顺风。能从平房那边飘过来饭菜香味和药味。出入平房的,有人穿着白大褂,有人系着围裙。同号说,那是北京市第一监狱的犯人伙房和医务室。 监号里原有两个人,都在三十岁上下。无所谓学习号不学习号,当然也就无需集体学习和讨论。空地面积小,想活动活动胳膊腿儿,只能在床上进行。夜晚躺在床上,就显得宽敞多了,三个人谁也挨不着谁。其它诸如放风、放茅、洗漱、洗衣、打饭等等,规矩和K字楼一样。 也就中午十一点多,没听到饭桶在中厅落地的声音,我们牢房的那道包着铁皮的木头门就打开了,一位头发花白、腰系白围裙、瘦瘦的老炊事员站在门口说:“打饭。”他脚下放着两个小铁桶。我们三个房客都愣着,不知道谁该去打饭。队长指着我说:“愣着干什么?快点过来打饭!”我赶紧拿了两个碗去打饭——大米干饭,肉片炒青菜。 两位同号惊奇地说:“病号饭!哥们儿哪不舒服?传染不传染?”“我没病啊!会不会弄错了?”我看着香喷喷的饭菜,不敢下嘴。两位同号说:“管他呢!吃了再说,就算错了,也是他们给的,不是你冒领的!”和他们俩比,我又显得“嫩”了。我一想,也对,就忐忑不安地把饭菜消灭了。 当天晚上,我吃的还是“病号饭”。两位同号说,不是弄错了,“你就应该吃病号饭。”第二天,每逢开饭时间快到了,那哥俩都躲到门后,竖着耳朵“侦听”筒道里的声音,并说:“这个筒道好像出什么事了!吃病号饭的人特多!” 不久,我得知这叫“营养灶”,每人每月伙食费为18元(相当于当时一个学徒工的月工资)。一天三顿,主食有大米粥、鸡蛋挂面、大米饭、馒头,偶尔吃包子,副食都是鸡蛋或猪肉炒青菜。逢大灶吃细粮、肉菜时,就和其他同号一块儿打饭。我总觉得不好意思,同号们都不容易,咱不该搞“特殊化”,就经常拿馒头换同号的窝头吃。队长严肃地批评了几次:“这是国家给你的,你不能破坏监狱的规矩。” 到第四天,我又被带到预审楼过堂。陈忠原仍然坐在左边。另两位我不认识。中间那位比刘发还显老,头发白多黑少,瘦瘦的,高高的。右边坐着一位女士。自1971年4月6日市委党校礼堂那次大会以来,我再未见过世面,都忘记“女人”长的什么样了,就多看了她两眼:白白的,瘦瘦的,戴着眼镜,有三十多岁,非常文雅。后来我知道了,老爷子姓孙,那位大姐姓周,都是公安部的。 老孙问:“最近生活怎么样?”我说:“变化很大,吃上了病号饭,牢房的条件也略微好了一些。”他说:“这么长时间了,改善一下生活条件,增加一些营养,是必要的,别把身体搞垮了。”他问:“身体有什么不适吗?”我说:“没有,挺好的。”他问:“是不是奇怪,怎么换人提审了?”我说:“有点儿。”他说:“不要胡思乱想。我们有我们的安排,有我们的原则。告诉你也无妨。你也知道,我们介入外文局的案件,已经一年了,基本情况已经摸清。但是,为了慎重起见,对党和人民负责,对你负责,我们决定换人,再从头至尾地审理一遍。在这期间,我们要求你继续反省,实事求是,有什么忘记的,遗漏的,记错了的,如实地讲出来。”我说:“我没什么要说的了。”老孙说:“不要把话说得那么绝对。据我所知,有些事实你还没有讲清楚。不要着急,慢慢来,什么时候想清楚了,可以随时通过看守所找我们谈。” 提审用了十多分钟时间就结束了。到1978年春天,他们三人先后找过我两三次,每次所用时间都没有超过半个小时,除了追查1968年8月22日夜间的情况,就是问我的身体状况,最后一次,周大姐与我之间谈了一些家庭情况,她告诉我,“你爱人和孩子都很好。你爱人调到石家庄去了,孩子已经上二年级了。”她让我“放心”,把我整得心里热乎乎的,不禁想起样板戏《智取威虎山》“深山问苦”一场中,小常宝撕心裂肺地呼喊“八年了”!八年来第一次有人告诉我老婆孩子的情况。 到1978年6月份,公安部调查组又换人了。刘发和“小平头”又开始和陈忠原提审我了。第一次过堂,他们张嘴就问我身体状况,谈了一会儿之后,刘发若有所思地说:“我不说,你也能感觉到一些变化。我可以告诉你,有些涉案人员,已经陆续出去,回外文局了。”对此,我的确有些“感觉”。“但是,你不能着急!你的问题要比别人复杂一些,除了谋杀,还有反动言论。”刘发说。这倒不用他们说。我早就有这样的想法。 这时,过堂时一向不怎么说话的陈忠原插了一句话:“不瞒你说,李闯,你的逮捕令,是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同志亲笔签署的,对外文局案件进行复查的批示,也是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华国锋作的!” 我把一对小耗子眼儿睁得“像牛蛋似的”,瞧瞧陈忠原,又瞧瞧刘发。刘发没吱声,等于默认了陈忠原说的话。 刘发严肃地说:“把‘反动言论’问题搞清楚,还需要时间。” 我暗暗地松了一口气:终于接触“正题”了,需要时间并无大碍,只要有人管这件事就行——有八年“狱龄”垫底儿,还怕什么! 刘发让我“从头说起”,“实事求是”,“一件事一件事地讲清楚”。陈忠原也板着“菩萨”脸说:“过去的事儿,我听说不少。别看我们不认识,没打过交道,对你我还是有所了解的。有人说你是滚刀肉,有人说你是硬汉子,这些现在都不去管它!奉劝你不要再搞那些超额不超额的玩艺儿了!我所以告诉你一些内幕,就是想提醒你,别那股二杆子劲儿一上来,就把什么都不当作一回事儿!这一次,真的是中央说话了,一定要认真对待!” 我默默地坐着,整理一下思路,接着,从1967年下半年的思想变化讲起,针对一件又一件具体事儿,都说了哪些话,以及王文政怎样让我配合,又怎样借“深挖犯错误思想根源”之名,分析、演绎、“上纲上线”的,一一如实招来。这一说不要紧,“小孩没娘,话长了!”他们偶尔打断我的话,追问一些细节。讲了小半天。我没累,他们大概累了,让我“打住”,“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刘发让我“回去以后,好好反省”,并布置了“作业”,“把今天讲的这些,写成材料。” 那段时间,我真真切切地感觉到:“李闯反革命小集团”的事儿,的的确确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提审特别勤。刘发他们隔几天就找我一次。我一段一段地谈,又一段一段地写。“话题”非常沉重,他们的态度也非常严峻,但是我的心情异常的愉快。 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把那些事从头至尾捋了三四遍。最后一次提审结束前,刘发说了一些我老婆孩子的情况,又告诉我:需要什么东西,回去想一想,下次告诉我们。然后他语重心长地说:不要沾沾自喜,不要怨天尤人,别以为自己没事儿!你们在文化大革命中,打过人骂过人,审查过人家,“有不少错误”,“群众对你们是有看法的!”他再三强调,希望我认真反思,正确对待自己,正确对待群众。我说:“请你们相信,我这个人不打诳语。这个问题,我翻来覆去地想了好几年了。像我这种人,就该回回炉。”我想借题发挥,顺便说“国家也该回回炉、补补课”,瞬间转念:“老毛病又犯了不是?不长记性,作为一个草民,就应该夹紧尾巴,这种事你管得着吗?”终于憋住了,未敢出口,接着说:“坐牢对我来说,也不算坏事儿,等于上了几年社会大学,学到了好多东西,当然,时间长了点儿,三五年比较合适。”听了这些话,他们略显惊讶,又若有所思。 接下来,陈忠原说:“还要正确对待你自己的那帮哥们儿。外文局搞了四起‘谋杀案’,涉案人员六十多,进班房的三十来人,其中只有包括你在内的四位同志始终没有承认是‘五一六’、‘杀人’。我说句不该说的话,要是人人都能顶住,也不至于闹到今天这种地步!”他问:“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刘发紧接着问:“是啊!你将如何与他们相处啊?” 我毫不犹豫地回答:“我非常理解他们!这么多年了,我反复地思考过这个问题,觉得他们可能比我承受的压力还大,吃的苦比我还多,不怨他们!” 他们三个人都露出了笑容,刘发如释重负,说:“这就对啦!” 他们的提醒和规劝,使我加深了对群众、对哥们儿的理解。出狱以后,我一直坚持避免与同事、与哥们儿谈论那些过去的事情,从未向谁打听过那些案子是怎么编出来的,谁都干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直到外文局出版的“大事记”旧事重提,我琢磨,既然在外文局的“历史”上简简单单地说到了“李闯反革命小集团”,咱就应该将这件事的始末细说端详,免得“后来人”胡乱揣摩,添枝加叶。我拿起笔来记述那些往事时,也只是凭自己在隔离审查、坐牢期间,看到的、听到的写,没与任何人商量。
难忘的会见
1978年8月初的一天下午,我被“小平头”和陈忠原带到预审楼,进了一楼朝北的一间大办公室,习惯性地坐在门边的方凳上。“小平头”和陈忠原却站在门口没动。 这间办公室东西较长,门开在东南角,北面有两个大窗户,靠西头有一个特别大的写字台,旁边有刘发、周大姐等四五个人。 我刚坐下,刘发就对身边的一位女士说:“你们谈吧,我们先出去。”他出门前,顺手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好好谈谈!” 我规规矩矩地坐着,等待过堂。坐在写字台后面皮椅子上的那位女士,高高的,烫着“飞机头”,满面春风地看着我。 一个小女孩靠在她身上。离六七米远,我只觉得那位女士很漂亮。似曾相识,我却不敢贸然说话,毕竟“身份”不同么!她笑着说:“还愣着干什么?不认识了?快点儿坐过来,看看你的宝贝女儿!”音容笑貌和谐一统,才勾起我八年多以前的记忆:会是她吗?走近一看,果然是我妻子! 相对无言,默视良久,眼泪在妻子眼眶里一转,终于没有掉下来。她赶紧不无掩饰地俯身对翘首观望的小女孩说:“快叫爸爸!” 小女孩清脆地叫了一声“爸爸”,一下子就抱住了我的腿。那一瞬间,我的感觉真叫“难以用语言形容”!五脏六腑在体内翻腾起来,热血一个劲儿地往脑瓜顶上冲,嘴唇哆嗦,浑身微微发抖。到底在监狱里呆了八年,生离死别的事儿听的见的太多太多,自己也在鬼门关前转了好几圈儿,终于没有让眼泪掉下来! 我几乎是跌坐在“正座”的皮椅上,一米七二的妻子旗杆似地依靠在皮椅旁。当时我的那副惨相不难想象:比妻子矮三公分,剃着大秃瓢儿,浑身“狱味儿”,脸色苍白不说,还肯定由于激动变了形……而女儿窜到我身上,坐在我右腿上,搂着我脖子,一边亲我一边叫“爸爸”,还附在我耳旁悄悄说:“人家都有爸爸,就我没有,我早就想爸爸了,我也有爸爸了!”1970年,我到岳父家过春节时,她刚出生二十天,眼睛睁着却不认人。我拍了几张襁褓中的照片,并把它们深深地藏在心中。如今,她已经长得一米多高,就要上三年级了…… 我们爷俩亲热时,妻子絮絮叨叨地述说着女儿的成长历程。我刚入狱那会儿,邻居们都劝姥爷,把孩子给人。姥爷视外孙女为掌上明珠,坚决不肯那样做。有一次,姥爷出去开会,孩子被一位公安局长的老伴抱走了。两天后,姥爷一回来,先看孩子,听说被抱走了,连口水都没喝,坐上车就找人家去了。到那儿二话没说,抱起孩子就回来了。姥爷说了,她爸要是出不来,让二舅把她当亲闺女养着……女儿四五岁时,就整天玩刀弄枪,领着一帮男孩女孩,在干休所大院里胡折腾,爬大煤堆,钻防空洞,“无恶不作”,一天到晚,得洗三四遍衣服。姥姥训她:“小妮子哪有这么疯的?!”姥爷却看着高兴,根本不管,还给取了一个男孩子名字,叫“红军”。上一年级时,姥爷天天接送。老师常向家长告状:“你们家孩子淘气,还好吃零食……”七十多岁的姥爷就得在二十多岁的老师面前作深刻检讨,表示“一定好好管管她!”可是,上学前,他还是往外孙女的衣兜、书包里塞吃食。 最让姥爷、姥姥受不了的是,外孙女总问:“我怎么没爸爸?”“爸爸到哪儿去了?” 妻子说,外文局原军管小组组长施诚,与强守一他们意见不同,被调回防化兵部,从防化兵学院调来政委杜万荣,接替施城。杜万荣和老爸是红军时期的老战友,一个是教导大队长,一个是政委。杜万荣见案犯家属和受到冲击的人日子很不好过,就把老爸从石家庄找来,劝他把女儿调到身边去。老爸接受了杜万荣的建议,托人把我妻子调到河北电影制片厂,工作单位和家仅一墙之隔。 杜万荣和强守一等人的意见也不合,不久也回防化兵学院了。施诚和杜万荣全身而退,下场算是好的。军管小组的大老李,公开地坚决反对强守一等人胡作非为,然而斗不过人家,结果导致精神失常,“疯了”。 外文局的情况太复杂。公安部调查组的人进驻外文局之初,无人敢和他们接触。他们第一次到石家庄去找我妻子,她也疑虑重重,到第三次才敢说真话,如实反映情况。妻子说,强守一、王文政说这个是打手,那个是凶手,其实,他们才是真正的法西斯! “这次是周大姐通知我,来看看你,特意嘱咐带上孩子,还让我多带点钱,你可能需要东西。” 时间过得太快了!不知不觉就到六点了。走廊里响起杂沓的脚步声,看守所的工作人员下班了。刘发打开门对我妻子说:“让他回去吧,人家要下班了。”我起身要走,女儿抱着我的腿,仰着脸看着我说:“走,爸爸,咱们回家!”饶是“见多识广,铁心石肠”,哪怕是再多呆上一秒钟,我的眼泪也得“哗哗”地往下流。我挣脱了女儿的一双小手,哽咽着说:“爸爸还有事!”连头都没敢回一下,就径直跟着“小平头”和陈忠原,回“王八楼”了!
“老杀”们找强守一“对话”
平反之后,外文局的一些人和我们开玩笑,称我们为“老杀”,我们也不忌讳。尽管我因“反动言论”先行一步入狱,退后一步出狱,然而,由于“谋杀案”搞得声势太大,牵扯的人太多,影响面太广,拖的时间太长,很惹人注目,我的那顶“北京市罕见的反革命”帽子,反而无人说起。我倒以“杀人犯”著称于外文局了。我觉得,要不是“大呼隆”进去那么多人,又“大呼隆”都出来了,“李闯反革命小集团”问题,肯定没那么容易解决。再者说,公安部调查组当时为我们平反,还是“冒了一定风险的”。那会儿邓小平还没有正式出山,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也是后话。了解内幕的人说,我们的“案子”是周总理抓的,调查组的同志对此忧心忡忡。还是一位说话算数的“中央领导”同志发了话,不管谁抓的,有错就纠,给调查组的同志吃了定心丸。我认为,就凭这个,咱也不能给公安部的同志添麻烦。因此,我也不提“那一段儿”,乐得“混迹”于“杀人犯”之中,跟着沾光。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末代皇帝溥仪等战争罪犯获释出狱后,政府曾安排他们到全国各地去参观游览。“老杀”们回到外文局后也享受了一段时间“特赦战犯”的待遇。外文局组织“老杀”及家属到大寨、东方红炼油厂等地参观,游览了一些名胜古迹。 一天上午,突然接到通知:“老杀”到局大门口集合。我以为又要出去参观游览,高高兴兴地往外跑。在局大门口上了一辆大轿车,我才知道,这是“老杀”们自发组织的活动,“要去防化兵部,找强守一谈谈”。 汽车到了防化兵部,与门卫交涉了一下,开到大门内停下了。五十多个人,也没个正儿八经带队的,七嘴八舌地议论着“如何才能找到强守一”。“三人行必有我师”,有个“明白人”见大家伙儿一筹莫展,便出了个主意:“到政治部去问问。”去政治部的人回来说,强守一没上班。正当大家无计可施、直转腰子时,冤家路窄,鬼使神差,强守一和老伴儿相携着朝大门走了过来,要出去办事。“老杀”们一拥而上,立刻开起了现场批斗会,言词激烈,情绪激愤。先后有几位军人过来劝止:这么多人堵在门口,影响机关工作……均被“老杀”严词喝退:“现在知道影响机关工作了?强守一影响外文局工作的时候,你们怎么不管?!”有“老杀”质问:“他在外文局害死多少人,你知道吗?!”后来,有一位军人“因势利导”:“大门口不是办事的场合,我领你们换个地方!”在他的带领下,“老杀”们簇拥着强守一夫妇,进了一间大餐厅,继续声讨强守一的“罪行”。我觉得形势过于紧张,一旦“群众情绪失控”,万一把老强整出个好歹,弄不好还得回看守所,就与三位“李闯反革命小集团”成员悄悄退场,躲在餐厅外面,爬玻璃窗“观战”。果然不出所料,餐厅里的“老杀”们越说越激动,对老强推推搡搡,几位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老杀”,对其拳脚相加。大概其中有经验的人也担心把老家伙捶扁了,却又不好制止,就大呼小叫地“命令”强守一“站到桌子上去!”这样一来,强守一虽然当众“出丑”,却免遭了拳脚。 “批斗”了两个多小时,大多数“老杀”怀着胜利的喜悦,有说有笑地走出了餐厅,少数“老杀”仍然觉得“不解气”,愤愤不平,走出餐厅时,似乎对强守一还有点儿“恋恋不舍”,总是一步三回头……在这之后,有些“老杀”结伴去探望第一任军管小组组长施诚,还有“疯了的”大老李。我与施、李没打过交道,没啥交情,在大门口的汽车里坐等。 让人不可思议的是,我们去防化兵部“拜访”强守一之后,大约一个星期左右,他的独生子、现役军人,竟然猝死在篮球场上,“享年二十七岁”。“少年丧母,中年丧妻,老年丧子”,黑发人送白发人,乃人生之大不幸,对强守一来说,也算是“因果报应”。强守一绝了后,把悲痛化成怨恨,将一股邪火发泄到外文局“老杀”们的头上,又奋笔疾书,向中央打报告,说他编的那些案件“都是真的”,遭到中央的严厉批评。主管党和国家平反冤假错案、落实政策工作的胡耀邦同志,愤怒地说:“强守一再胡闹下去,就把他关起来!” 由于全国各地屡屡发生地方群众到部队揪斗原任军代表的事件,不久,中央发了红头文件,严令禁止这样做。 1980年1月,我举家迁入前三门新居。春节期间,陈忠原打电话,给我拜年,并说:“防化兵部领导派出慰问组,来慰问受过迫害的同志,想到你家去看看。”我说:“算了吧!都是当兵的,用不着来这一套!再说,强守一干的坏事,和防化兵部没关系,用不着他们为强守一擦屁股。即使强守一,我也犯不着跟他较劲!”陈忠原高兴地说:“小李子,正因为你有这种态度,才更应该去看看你!”我说:“得了吧!我不计较,就不用费那事了!”陈忠原说:“不瞒你说,你们中的大多数人,怒气难消,坚决拒绝慰问,即使表示愿意的,我也担心让人家下不来台。防化兵部领导既然有这样的好意,咱们不有所表示,也显得太小气不是!”我说:“老陈,我听出来了,你有些为难,那就带他们来吧!” 防化兵部政治部副主任和一位干事,被陈忠原带到我家。他们说了很多客气话,我也一再表示:都过去了,不会放在心上的,“同那些遭了数十年罪的‘右派分子’相比,同那些在‘文革’中吃了十年苦的人相比,同那些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被整得致疯、致残、致死、妻离子散的人相比,我在监狱里生活八年,风吹不着雨淋不着,吃穿不愁,又算得了什么!”副主任说:“本来我们已经向上级打了报告,为强守一同志晋职。你们去兵部之后,我们首长才知道强守一同志都干了些什么,立刻把晋职报告撤回来了。”我说:“这是一件好事儿。强守一这种人不适合委以重任!”胡耀邦怒斥强守一的事儿,就是他们告诉我的。副主任他们带来一些营养品,还有一件纪念品:一只褐色的展翅瓷鹰,旁边插着一支钢笔。我把营养品吃了,“鹰”一直摆在书橱里,留个念想儿。 1978年秋冬之交,我萌生了“找王文政老小子聊聊”的愿望,想同他探讨一下我们曾经多次“讨论”过的有关“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那些问题,看他如今有何高见。于是,我约上两位既善辞令、又不爱动手动脚的老哥,到总后勤部去拜访他。在总后勤部东大门,我们向警卫展示了单位的介绍信。他通过电话联系后,让我们仨进去,并告之“如何走”。我们穿过一片鲜花绿地中的甬道,来到一排朝东的有外廊的平房前。一位军人详细询问了来意,说:“请等一下,我去找找看。”过了一会儿,他回来说,“对不起,他不在。”随后,以商量的口气说:“要不,你们先请回吧!”我们知道“这是有意推托”,悻悻而归。后来有人告诉我:“王文政反总理,被审查了!”我不禁脱口而出:“操!原来是贼喊捉贼呀!” 从那以后,我一猛子扎到业务堆里去了。不久,有哥们儿向我通风报信儿,在新街口和护国寺一带,看见王文政遛弯儿,“他大概就住在那一带,可能已经‘下楼’(解除审查)了,你不想再找他谈一谈?”我对王文政已经失去了兴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都“改革开放”了,真的要把一度缺的课补上了,毛主席在四卷本儿《毛泽东选集》中反复论述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即将破土发芽,曾经被誉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同志,当含笑九泉了。我已经没有和他“讨论”的必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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