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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 天》第一二二期
抢救文革回忆 积累文革资料 交流相关信息 促进文革研究
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18年12月30日第122期
本期目录
〖外文局文革专辑〗
生逢乱世
李超尘(李闯) 从狂热到疑惑 王宗林 外文局的“批查打”运动 陈日浓 卷进政治漩涡——一个对外传播者的文革亲历
书海泛舟
爱泼斯坦 从戴红袖章的洋造反派到秦城监狱囚徒(《见证中国》选读) 戴妮丝·李─勒布雷顿 外文局文革经历片断回忆(《爱是不会凋谢的》选读)
故纸堆
周恩来总理接见中国建设杂志社革命生产委员会成员时的讲话 榕 叶摘录 外文局受害者揭发材料摘录(1978年12月13日)
大事记
渔歌子编撰 外文局文革大事记
编读往来
杜应国谈读121期北京地院书序的感想 天穹谈对121期舒云文章的意见 —————————————————————————————————— 〖外文局文革专辑〗说明
外文局,全称为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是国务院下属专门进行对外宣传的机构,下辖北京周报社(用英、法、日、德、西班牙五种文字出版)、中国建设杂志社(用英、法、俄、西班牙、阿拉伯等文字出版,现为今日中国杂志社)、人民中国杂志社(日文版)、中国报道杂志社(世界语文版)、中国文学杂志社(英、法文版)、人民画报社(用英、法、俄、德、日等以及中文和少数民族文等二十多种文字出版)、外文出版社、外文印刷厂、国际书店等。在文革时这样一个不大也不小的重要对外宣传单位,竟在“清理阶级队伍”和独具该单位特色的“批查打”(批判极左思潮、清查“五一六”、打击一切反革命分子)中,出现19人的非正常死亡和多起冤案,在总共2000人的外文局,被嫌疑为“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的就有五六百人(一说800人),其中200人被打成“五一六”骨干(占全局人数的十分之一),还打出两个“反革命小集团”。特别令人发指的是,在这些声称“外文局运动的每一步,总理都过问”的军代表(调查小组和第二批军管小组)的主持“编导”下,竟把“清队”以来发生的四起含冤自杀案,捏造成“政治谋杀案”,将68人打成“杀人犯”,造成全局文革历史上被逮捕12人(包括副局长1人、处长2人),拘留6人,劳教8人,在机关监督劳动38人,在“审查”中又逼死4人,受株连者几百人的骇人听闻的四大冤案(军代表们已上报要求枪毙2人,判处死刑缓期执行2人,并打算还要编造八起这样的“政治谋杀案”!)。当年军代表还刻意将其创造的“破案”经验传播于外事口及社会,给外文局造成极恶劣的影响。直到文革结束后,经华国锋等中央领导人批示、督促,公安部、外交部、中联部等部门联合复查,最终查明真相,推翻冤案,彻底平反。了解一下外文局这段血淋淋的痛史,应能有助于加深对文化大革命浩劫的认识与反思。 本专辑承蒙陈日浓先生热心提供文稿与资料,谨致谢忱!在陈先生提供的一些文稿中,因考虑有的受害者家属后人不愿再提及那些悲惨往事,特意将一些人名作了处理(只提姓而以××代名),但本刊认为那些不幸含冤去世者理应在浩劫墓碑上留下全名以供后人祭奠,因此酌情将一些受害者全名恢复。 —————————————————————————————————— 【生逢乱世】
从狂热到疑惑
李超尘(李闯)
《昨天》编者按:本篇节选自作者尚未出版的长篇回忆录《回炉——我的社会大学》书稿。 作者简介:李超尘,原名李闯,生于1945年3月,1961年8月从长春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63年3月毕业于沈阳军区锦州步校。1965年被选调到外文局培训班学习阿拉伯语,1968年3月正式分配到中国建设杂志社工作,曾任主任记者、采编部主任,2005年退休。著有《外国饮食习俗》(中国食品工业出版社出版)、《漫谈对外对台宣传》(今日中国出版社出版)、《方便进行曲》等。
参加外文局的初期造反活动
1966年文革开始后,外文局的年轻知识分子曾经在“反逆流”(批斗把斗争矛头指向工作组的“逆流”)时遭到摧残。不久,伟大统帅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精神传达下来,他们再次雄起,又革命了,造反了,差不多把外文局及各杂志社的主要领导都“打倒”了。“大鼻子”(外国专家)们也组织了一个“白求恩—延安造反团”,头头是当时著名的“老外三家村”,其中之一就是中国建设杂志社的爱泼斯坦,另外“两村”,是新华社的夏庇若诺、中央广播事业局的李敦白。 当时有一首歌唱道:“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到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外文局这个地方,谈不到艰苦。不过,作为“毛主席的战士”,党把咱这颗革命的螺丝钉安到了这儿,自以为担负着改造知识分子成堆的外文局的历史使命,怎么能眼瞅着“牛鬼蛇神翻天”,让“革命政权”落到“臭老九”和“外国间谍”的手中呢?我们一些年龄相当的退伍军人,也扯起“造反大旗”,组成战斗队,加入到反夺权的一派群众组织中。 要想“反夺权”,就得表明自己是“革命的”,坚持“斗争大方向”,狠狠批斗“走资派”,同时,又要保护“革命领导干部”,以便使我们的“革命政权”实现“三结合”。当时,外文局局长罗俊、副局长江牧岳、阎百真,都被打倒了。副局长金丰被对立派树立为“革命领导干部”,还在工作。罗俊是外文局的“老人儿”,任何问题都逃脱不了干系,荣任“外文局头号走资派”,两派群众组织均无异议。江牧岳从浙江大学党委书记任上,调来不久,工作上的“辫子”不多,但是,对立派说他“有生活作风问题”,有“受害者”在群众大会上作过控诉。两派群众组织对江牧岳也有了“打倒”的共识。罗俊改行烧茶炉,江牧岳当上了“环卫工人”。对方组织认为阎百真是“响当当的走资派”,我方则认为,他从北京军区秘书长任上,转业到外文局的时间不长,“陷得不深”,又“都是当兵的”,自然成为我们保护的“革命领导干部”。金丰从山东省委秘书长任上调到外文局的时间更短,又分管政工,我方也挑不出什么毛病,但是既然被对方“结合”了,我们就不能信任他,不言“打倒”,却给了他一个封号“外文局最大的两面派”。 我们这些退伍兵,对外文局情况知之甚少,搞“大批判”,不是我们的“强项”,最出风头,最让我们露脸的事儿,是我方召开批斗会时,押解“走资派”,不用化妆,一个个全身还没褪色的军装,扎着腰带,戴着红袖套,威风凛凛,不可一世。
在派斗中的一次“保皇”行动
在会下和罗俊接触,我们都正儿八经,口不离“革命”,和江牧岳打交道,一点儿正经的没有,成心拿他逗着玩儿。找金丰“批条子”,就跟他“来硬的”,暴风骤雨般批判他“两面派的罪恶行径”,他就会乖乖地签字画押。平时,我们与他“和平相处”打哈哈。论起“打派仗”中保阎百真来,我们则是“革命热情”非常高涨,干劲十足。 外文局坐落在百万庄路,“工”型主楼向北,其后的“L”型东楼是专家楼,“一”型中楼为办公楼,“L”型西楼是单身宿舍,四座楼之间有个大院。1967年仲夏的一天上午,对方数百人在专家楼前摆开了战场,批判阎百真。我们战斗队的总部与阎百真的家,在一个单元里。我们在一二楼,阎百真住在三层。对方堵在单元大门口“数落”阎百真的“罪状”,明摆着是往我们眼里揉沙子,是示威、挑衅!我们都咽不下这口气。多数人主张:给对方“踩一脚刹车”。我悄悄出去看了两次。人家对阎百真很客气,让他坐在一把靠背椅上,丝毫没有虐待他。我的火气消了许多,对战友们说:“只要不让他‘坐飞机’,爱怎么批就怎么批,我们对人家的金丰咋样,不是也没人管么!” 过了一个多小时,有些老同志来找我们,说:阎百真同志战争年代腰部受过重伤,一直穿着“钢背心”,坐时间长了,恐怕支持不住,让我们“想想办法”。后来,阎百真夫人也来找我们,带着哭腔求我们,“想办法,救救他”。 “想办法?”想什么办法?总不能跟人家说:立即停止“战斗”!人家不会听我的。我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抢吧,我只有“十几条枪”,人家人多势众,打不过人家,还可能殃及阎百真,不救吧,老同志和阎百真家属一通央求,战友们也摩拳擦掌……商量了半天,我决定来个“奇袭白虎团”。 电话总机室里都是对方的人,用分机打电话怕“泄密”。我派出两个人,到二百来米外的大院西门口,找司机班,安排两辆轿车,再用外线电话,与我在北京航空学院读书的几位高中同学联系,安排稳妥的住处。去大院西门的两个人,装作没事儿的样子走出去,作好了准备工作,又溜溜达达地回来一位,报告“一切就绪”。我让他重回司机班,把汽车开到大门口“待命”,看到这边动手了,立即把车发动起来,阎百真一到,塞进去就跑,在城里绕两圈甩掉尾巴,再奔北航。 我给留在总部的人分了工,先派出一批“流动哨”,从会场到大门口,沿线每隔一段路,布置两三个人,不要管阎百真,只负责拦截、阻滞“追兵”,耽误他们一点儿时间,就算完成任务,千万不要动手,人家人多,咱们打不过人家。 等他们各就各位以后,我对留在总部的“四员大将”说:“开始吧!”这四个人装作出门办事儿的样子,推推搡搡,又说又笑地出了单元门,经过阎百真身边时,其中一人突然冒出一句:“你在这儿呆着干嘛!”四个人冷不丁抬起阎百真,就往大门口跑。批判阎百真的人都愣了。等到明白过来去追阎百真,已经落下了一段距离,再加上沿途有人堵截,已经无力回天。 这次行动,成为两派均予以“认可”、甚至“赞扬”的“成功战例”。令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四年后,它却是张××自杀身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张××在我们这个战斗队里,年岁较大,长我三岁,不过他是个“小角色”。当两派都在津津乐道“奇袭白虎团”事件时,老张信口说,“这件事”,还有其它几件“令人感兴趣的”事,都是他“一手策划、操办的”。我入狱后,这位老大哥被当作“李闯的狗头军师”、“摇羽毛扇的”,隔离审查。此时,他满身是嘴也说不清道不明了。他经受不住逼供折磨,跳楼了。死得真冤!
从困惑走向怀疑
到1967年下半年,许多事情开始令我困惑了。文革之初,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总参谋长罗瑞卿,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宣部长陆定一和中共中央委员、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反党,咱信;说北京市委书记、北京日报总编辑邓拓,北京市副市长、明史专家吴晗和北京市委统战部长廖沫沙组成的“三家村”反革命,咱信;说“刘(少奇)邓(小平)”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咱也信;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陶铸是党内最大的两面派,咱还信!可是,毛泽东思想不断地从一个伟大胜利,走向又一个伟大胜利,“打倒”的人越来越多,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的97位委员和74名候补委员,除了已故的,十之八九都“靠边稍息”了;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以及各省、市、地、州、县和各地各单位的主要领导人,几乎都成了“走资派”,罪名越来越离谱。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薄一波,中央委员、中组部长安子文,中央委员、书记处候补书记刘澜涛和中央候补委员杨献珍等六十一位赫赫有名的革命前辈,都曾经“集体叛变自首”,是一个“叛徒集团”,而刘少奇则是这个“叛徒集团”的头儿!咱糊涂了——自小从学校到部队所受到的革命教育,难道都是谎言?多年来屹立于心中的偶像,难道都是假的? 像刘少奇这样的“文官”,都是“叛徒、内奸、工贼”,像朱德那样的“武将”,都是“军阀、土匪、投机分子”,“出身”好一点儿的高干,又大多数“历史上一贯反对毛主席”。我私下和“战友”们谈到这些事情时,发过一些议论:“毛主席他老人家领着这么一帮人闹革命,真是够操心,够累的!”“洪洞县里没好人,天下乌鸦一般黑”,共产党成什么了?还“伟大、光荣、正确”吗?否定了历史,否定了同生共死、并肩战斗的战友,等于否定了自己,最终成为光杆司令。 有了刘少奇这样的“光辉榜样”,全国的造反派都像疯了一样,到处抓叛徒、特务、内奸、工贼。外文局两派群众组织也都拼命赶时髦。对方捷足先登,抄了罗俊的家,通过“内查外调”,掌握了“钢鞭材料”,授予罗俊“大叛徒”称号,开大会批斗他。我们这派的某些头头,急得够呛,要求“赶紧把握斗争大方向”,开大会批斗“大叛徒”罗俊。我方“首席”大头头刘××说:“到苏州、武汉外调的人还没回来,没有证明罗俊是叛徒的材料,就把人家当叛徒批斗,闹出笑话,下不来台。”在我的印象中,造反派组织越大,越是乌合之众,各“怀鸟兽之心,难养易败”,谁都不服谁,经常是“一人一把号,各吹各的调”。有几个头头把“刘司令”的话当耳旁风,不管三七二十一,主持召开批斗“大叛徒罗俊”的大会,弄得刘××非常尴尬。 会后,我们战斗队把罗俊找来“审讯”,责令他老实交待叛变经过。罗俊很坦然,告诉我们:“我在苏州坐牢的情况,组织上一清二楚,也是组织营救出狱的。出狱时登了报,后来又经过长时间的严格审查,甄别,才恢复了组织关系,安排工作。”他说,被捕、坐牢、对于做地下工作的人来说,随时都有可能。这种事情没有必要对组织隐瞒,想瞒也瞒不了。解放后历次审干,他都如实向组织申报,填表。有一个脾气暴躁的“战友”对罗俊吼道:“耍滑头!革命群众说你是叛徒,难道是假的?”说着,突然蹿到罗俊面前,搧了罗俊一个大嘴巴。罗俊的那半边脸,立马落下五条红指痕。有两三个人赶紧连劝带拽地把那个怒火冲天的“战友”拉开。他还不依不饶,企图继续施暴。王二(王宗林)让几个人把那位“弄到别的屋子里去”。那位还大声嚷嚷:“他就是个大叛徒,态度极不老实!都是你们惯的,和他谈什么?右倾!这种人就得给他点儿厉害瞧瞧!”气氛极度紧张,火药味特浓。 我们这帮人,虽说年轻气盛,愣头愣脑的,此前还真没抄过谁的家,也没打过哪个“走资派”。或许正因为如此,罗俊一直“敢”和我们说话,否则,我们也不会在批斗他之后,又把他找来“谈话”。此次事发突然,猝不及防,大家,包括罗俊,都有些尴尬。我们让罗俊坐下说话。我和王二与罗俊面对面坐着,向他道歉:“对不起,是我们不好,不该打你。”罗俊捂着那发红的半边脸,眼泪汪汪的,显得非常委屈,但又极其诚恳地说:“没什么,没什么。他的心情我能理解。”王二说:“你也能看出来,我们并不想把你怎么样,就是想平心静气地谈一谈,弄清真相,就冲这一点,你也应该说实话,别让我们坐蜡。” 罗俊慢条斯里地说:“唉!走资派的罪名,已经让我万劫不复了,再加上个叛徒,也不过如此。我还有什么好隐瞒的!”罗俊接着向我们表白:“年轻人!说心里话,当初我要是有叛变或变节情节,也活不到今天。党内有专门处置叛徒的组织和办法……请你们一定要相信我!”犹豫了一下,他又说:“有句话,不知当说不当说……”多数人对没能抓到一个真叛徒,显然感到失望,很不耐烦,有人喝道:“别装孙子,有屁就放!”有人说:“少来这套!过去谈话,我们什么时候抓过你的小辫子?” 罗俊吞吞吐吐地说:“根据我的经验判断,刘少奇他们那些人的问题,中央也应该早就了解……”有人打断他的话:“还越说越来劲了你!胡说八道,自己屁股上的屎都擦不干净,还想替别人翻案!”吓得罗俊把后半截话吞回去了。 两派群众组织,均拿不出“过硬”的材料证明罗俊是“大叛徒”,而罗俊的“叛徒”帽子,却仍然戴着。我知道“内幕”,也就怀疑刘少奇的“叛徒”帽子,究竟是真是假。 再一次到家里去与罗俊“谈话”时,他的情绪很糟。望着被对立派群众抄过的家,撬坏的墙壁,罗俊一脸的无奈和凄凉。唉,为党和国家“革命”了几十年,党和国家却没能爱护他,保护他!我们也不好说什么。王二很“右”,劝罗俊:“想开点儿,问题总会搞清楚的!”临走,我们几个人纷纷半开玩笑地在罗俊面前抖罗衣服,又摊开双手,说:“你别多心,我们可什么东西也没拿你的。”罗俊却很认真地表示:“别这样,别这样!我相信你们。” 那时候,中央文革的“首长讲话”,铺天盖地的小报、传单、大字报,翻来覆去地重复着一个观点:中共“八大”的政治报告、决议,都是“刘邓”背着伟大领袖搞出来的,过去的十七年中,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左右了党和国家的命运,许多领域都被“黑线专政”。我就瞎琢磨:毛主席他老人家干什么去了,难道光顾着游泳了吗?那么大的、红彤彤的太阳当空照着,怎么会到处都“暗无天日”?“战友”们在一起议论起来,也都觉得怪怪的:毛主席他老人家就坐在“八大”主席台第一排正当间儿,党和国家领导人众星捧月般围着他,什么事瞒得了他?老人家“明察秋毫”,怎么会被蒙在鼓里?即使有人瞒着他,林副统帅跟伟大统帅那么亲密无间,怎么就没想起来,打个“小报告”什么的? 说来说去,无非是有主张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有认为应该抓经济建设的,而“八大”以来,阶级斗争这根弦儿一直绷得很紧,反右,反右倾,“四清”,文革,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还不都是主席说了算,大伙跟着干?就说“经济建设”吧,“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哪面红旗不是毛主席举起来的,哪条道儿不是毛主席划出来的? 1967年7月中旬,造反派到中南海西门外“安营扎寨”,“火线揪刘”。中南海西边大墙外,红旗蔽日,花花绿绿的大标语糊满了墙,各式各样的席棚帆布棚子,一个连着一个,打着各种旗号的造反派组织,日夜坚守在里面。游行示威的群众队伍,昼夜川流不息。数百个高音喇叭,没白没黑地冲着中南海大院狂叫:“誓死打倒刘少奇”,“不揪出刘少奇决不罢休”……其间还举行过数十万人的集会。中南海里边的造反派也没闲着,在中央文革指使下,抄了刘少奇的家,多次批斗刘少奇夫妇。 我们进一步议论“刘邓”是否真的“走资派”时,也感到茫然。王二对大家说:“这种活动以后不能参加,别让人当枪使。” 搞对外宣传工作,要知己知彼,了解世界各国的情况。外文局各单位,每年都花费大量外汇,订阅外报外刊。文革中,全国大量报刊都停止出版发行,中央报刊只剩下了《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地方报刊则只有各省、市、自治区的党报(革命委员会成立后改为革委会机关报),只有外文局的对外宣传报刊在照常出版发行;外文局又是极少数中央允许继续订阅境外报刊的单位之一,许多在京科研单位的工作人员,凭介绍信到外文局各单位资料室查阅外报外刊。我们经常看这些“资料”。别的国家很难自己同自己比,南北朝鲜、南北越南,东西德国,曾经“都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孰贫孰富,可比性就大一些,这也增加了我的疑惑。
走访“走资派”
疑难问题太多,自然要影响革命情绪。我多了个心眼儿:别跟着哄,要想知道梨子的滋味,就得亲口尝一尝。我突发奇想:刘少奇、朱德那些大人物,咱够不着,也没有本事“过问”;眼面前的罗俊等人,倒是“手到擒来”,应该和他们“探讨探讨”。这些“走资派”挨批斗时,老实着呢!个个都承认自己“有罪”。他们真是那么想的?开批斗会,肯定“掏”不出他们的真实想法。长期以来,他们面对的是“横眉立目”的造反派,换副“笑脸儿”,安慰安慰他们那颗惨惨戚戚的心,或许能把他们的“心扉”撬开一条缝!我们决定,用“谈心”、“讨论”的方式,“推心置腹”地与他们交流,以期摸到一些“真情实况”。 于是,我和几位“战友”,用了将近两个月的时间,悄悄地走访了二十多名“走资派”和“靠边站”的领导干部,平心静气地和他们交谈,甚至向他们“请教”。我们的水平不高,提的问题很直白,很简单,今天看起来,甚至很幼稚: “你真的想反党、反社会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吗?” “你对过去十七年的工作,如何评价?” “你认为外文局谁是走资派,为什么?” “你对文化大革命的前景和自己的前途,有何估计?” 再就是针对大字报、批斗会提出的一些重大事件,请他们谈谈始末。 我们在天黑以后,闯到人家家里,谈话前郑重声明:纯属私人谈话,算是调查研究,我们年轻,来外文局时间不长,想了解了解情况,用人格保证,不是收集大批判材料,绝不抓辫子,你要是不同意,我们就不作记录,“弄清事实、是非,对我们双方都有好处”…… 谈话对象的行政级别,在八级至十三级之间,有局长,几位副局长,局政治部的领导,各报刊社的负责人。其中有四五个人,戒备心理特别重,点头哈腰,不肯与我们平起平坐,反反复复地说自己“有罪”,接受批判,谈到具体问题,不是说“记不清了”,就是“顾左右而言它”,要么就问:“你们了解得如何?”或者说:“大家聚到一块议一议,就会搞清楚的……”——这促使我们开了一次局党组成员座谈会。 个别人倒没什么戒备心理,开口就是一通喊冤叫屈,一位中国建设杂志社副总编说:“都是罗俊、鲁平他们搞的,我是受排挤的,受害者……”其家住在一楼,我们从前门进去,很快就从后门出来了。我瞧不起这种人。 多数人抽象承认“有罪”,涉及具体问题时,则小心翼翼地追忆来龙去脉,尽量把自己“摘出来”,往往声称:“我不折不扣地执行了上级指示;但是,当时都认为是正确的。现在,革命群众说错了,正在提高认识。” 罗俊、阎百真,局政治部副主任仲凯和中国建设杂志社副社长鲁平等五六位,谈得比较坦率。我们跟罗俊“处得还可以”,除了打过他一巴掌,我们还真没有为难过他。以前,我们和他谈话,他动不动就称“年轻人啊”、“小将们哪”、“青年同志们呀”,有时我们喝斥他:“少来这一套!”“去你的,谁是你的同志!”他也不在乎:“不管你们怎么看,我认为咱们还是同志么!” 阎百真是我们“保”的“皇”,说话更随便一些。谈到毛主席有关中国革命“两步走”、建设新民主主义国家的“过渡时期”少说也得十至十五年的论述,以及我们对刘邓的看法,罗俊和阎百真虽然出言谨慎、圆滑,却也频频点头,认为我们说的“有道理”、的确“值得研究”,还夸我们“有想法”,“看得出来,你们确实是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了”。他俩都一再强调:一接到来外文局工作的调令,上边就交待“周总理说了,外事工作,授权有限,必须随时请示报告”,“陈老总说过,外事工作无小事,凡事都不能自作主张”。罗俊和阎百真都表达了同一心情:“在外文局工作,如履薄冰,战战兢兢,执行上级指示唯恐走了样,谁敢独出心裁另搞一套?”罗俊试探着说:“总理还在工作,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陈老总也被保护起来了。看样子,外事口的工作,不会有太大问题,至少,方向、路线应该是正确的……” 这一席话,令我们茅塞顿开:这么简单的推理,秃头上的虱子,明摆着,我们居然没有意识到,让“走资派”给一语道破了!有的“战友”感叹:“不服不行,还是这些老家伙道行深!”难怪以前谈话时,罗俊曾多次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青年同志们哪,你们要革命,要造反,斗争我,批判我,我这个岁数的人,不怪你们。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搞群众运动么!我只求你们一件事:外文局的问题我负责,想推也推不掉,各社领导都是按照局党组的指示开展工作的,方针、路线上出了问题,没有他们的责任,也没有局党组其他成员的责任。希望你们不要再难为他们了!”原来,他心里有底,“我现买现卖”,“批发商”既然没错,“二道贩子”能错到哪里去? 这次“畅谈”,罗俊再一次表示:“我是否有悖中央、国务院的指示,那都是有据可查的!”阎百真说:“革命群众说什么、怎么说,都可以。我们说话,那是要负责任的。制定外事工作路线、方针的领导同志,都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怎么能说外文局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呢?按照分工原则,外文局的工作不归刘邓他们管么!”当时,我们已经开始“同情”刘邓了,我们说:“刘邓即使管了,也不见得都是错的。”“阎老西儿,你悠着点儿,别把自己从这头摘出来,再从那头绕进去!” 老干部们有“挨整”的经验,也有丰富的“整人”经验。他们知道,群众运动一来,疾风暴雨,三反、五反、打老虎、反右、拔白旗,那都是有指标的。打多少老虎,抓多少右派,拔多少白旗,都要按上级分配的名额,如数完成任务。那时候,运动有组织,有领导,有标准,有政策,有始有终。这次文化大革命,好像只有中央精神,而无组织,无领导,无标准,无指标。但是,他们心里明镜似的:“任何运动都会有始有终。运动后期,总是要落实政策的。”罗俊说:“我相信,中央一定会出来说话的。到那时候,我该负多大责任,自然会清清楚楚。” 千万别怪我耳朵根子软,也别怪我革命立场不坚定。要怪,就怪“走资派”对我们说了实话。他们的分析、判断有道理。因此,我基本上相信了他们说的话,而且认为,罗俊敢于承担责任,敢为部下开脱,是个“爷们儿”。后来,他对我的关照,也使我受益匪浅。我平反出狱一年后,中国建设杂志社安排我脱产一年,进修中文和编辑业务。有一天,恢复了局长工作的罗俊,来看望进修的同志,当着众人的面对我说:“小李子,你知道不?你们社让你来进修,是我点的名。记住,磨刀不误砍柴功;何况,你脱离社会八年多,很多事情也应该从头学起。这样做,对你,对你们社的业务工作,都有百利而无一害。”我说:“谢谢您。”他笑着说:“谢就不必了。别以为这是报复、剥夺了你的工作权利,好好学习,我这个老头子就很欣慰了。”此后,社里还安排我在人民大学旁听了一年哲学,脱产一年,学习英语。 进城之初,国家对各级干部实行供给制;不久,“以粮代薪”,即每月工资以给多少斤小米折算。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定级以后,十级以上干部的级别一直未动,直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国家才为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上调一级。文革前,局政治部副主任仲凯为行政十级,比副局长兼政治部主任金丰还高一级,虽然没被明确“打倒”,却也享受过烧锅炉的待遇,与罗俊“并肩战斗”过。我们认为,他比金丰资格老,又听说此人“脾气特倔”,“对文革有自己的看法”,因而对“这种人”倍感兴趣,不能不与其面谈。他也谈了亲身经历的“群众运动”、“党内斗争”,且感触颇深:以前我总是负责审查别人,也可以说是“整人”的,这次当自己变成革命对象了,才冷静下来,重新认识所经历的一切!他说,延安整风留下来的尾巴,至今仍有些尚未尘埃落定,文革这样规模空前、涉及面广而深的运动,恐怕需要过十年二十年才能理得出头绪来。他告诫我们:不要头脑发热,不要盲目“跟风”,要独立思考,千万不可人云亦云。当时,我还没琢磨透仲凯的“教导”,二十一世纪之初,再回味这些话,才觉得“意味深长”——文化大革命结束二十多年了,“理出头绪来”了吗? 我出狱之前,仲凯已经调离外文局。 鲁平这个人,好像生就的心直口快,外号叫“鲁大炮”。这个“美誉”一直保持到后来他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时。许多人都说,他是个“才子”,工作能力强。文革前,他好“训斥”部下,得罪了一些人,文革中荣获的“罪名”比较多。我们没有和他单独交谈过。一迈进他的家门,他显得很“意外”,有点儿发愣。谈话之初,他疑虑重重,小心谨慎,把大灯关上,只开着台灯,屋子里的光线暗暗的,颇为神秘,好像“地下工作者在交换情报”似的。他那两片眼镜的闪光,透露出内心的疑虑、审慎和不安,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然而,他终究难以“自制”,既谈事实,也谈看法,只不过“慑于形势”,尽量把话说得“圆滑”一些,声音也没有“训人”时那么嘹亮,努力压得低低的。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话是:“十七年的对外宣传工作做得怎么样,有目共睹,有比较才有鉴别么!”至于和谁比较,如何鉴别,他不说。到我专心“促生产”时,才明白了这句话的含意。 再看“走资派”们过的日子。罗俊住在一个独院里,有车库,院子大小,也就能放下两辆“华沙”牌小轿车。其他“走资派”,和一般干部一样,住在单元楼里。金丰住“四室一厅”,是两个两居凿通的。他和阎百真用的家具,都是“公家”配置的。当时,外文局的一般干部结婚成家,单位也给几件家具,有床、桌椅板凳等。阎百真和金丰的家具多一些,还有沙发。其他“走资派”和领导干部,有三室一厅的,也有两室一厅的,所谓的厅,其实就是过道。鲁平等几位司局级干部,住在简易楼里,没有卫生间,使用楼道里的公共厕所。个别有“海外背景”的,例如《人民中国》杂志总编辑康大川——原名康百顺,抗战时期曾任国民政府设在贵州省北部的日本战俘营的主任——家里铺着地毯,喝着咖啡,有几样洋摆设。绝大多数人家,生活简朴,充其量相当于眼下城市里的“温饱型”家庭,“资本主义道路”走得并不怎么好! 今天可以毫不隐晦地说,我从积极参与到消极怀疑文革,的确受到一些“走资派”的重大影响,并衷心感谢他们能在那种形势下对我们说实话。在军管小组让我交待“反动言论”时,我丝毫未涉及他们——并非出于“保护”,而是信守承诺:不抓辫子,不对外公开谈话,同时,我认为他们只是对我有所启迪,至于我如何认识、评论文革,完全是“独立思考”的结果,咎由自取,怨不得别人。更何况,后来给我定罪所依据的大量“反动言论”,主要部分都是经总理联络员王文政“启发诱导”、“归纳总结”的,或者在与他争论时不经意间“话赶话”说出来的,实在与他人无关。
“丛中笑”大字报结束阿Q式“革命”
那年头,大鸣大放,写大字报,搞大辩论,轰轰烈烈,似乎言论自由得很,其实满不是那么回事儿!“紧箍咒”套在头上,稍一不慎,就可能大祸临头——情绪亢奋、紧张,喊错了口号,写大字报、大标语,出现笔误,“万寿无疆”看上去像“无寿无疆”,无意间毁坏了印有领袖像的报纸,摔坏了领袖的石膏像……都可能转瞬变成“牛鬼蛇神”,被关进“牛棚”(“坏人”集体宿舍),遭到批斗,甚至被送进“局子”。我和几位“战友”感到很不理解。陈毅说过,反右时搞了四十万人,世世代代结冤仇,有什么好处!文化大革命这么搞,八十万也挡不住,不得了啊……我们觉得陈老总的话,很耐人寻味。我说:既然是人民的政府,就应该实行王道,不怕老百姓说话。人家提点儿意见,就扣上右派、反革命、政治犯的帽子,谁还敢说话?1957年我们学校的两位才华横溢的语文老师,因为说了“为什么把(长春市的)中山大道改名为斯大林大街”之类的话,被打成右派,罪名是反苏,其中一位才二十多岁。我看他们的意见不能说没道理。现在,全党全国都“反苏”,他们俩不过先知先觉,走快了一步! 外文局另一派组织的头头,在主楼二楼会议室开会,赶上刮大风,一块玻璃碎了。一位头头顺手抄一块三合板儿堵窗户,没注意到三合板儿朝外的那面贴着领袖像,而且头朝下了。外边百万庄路上的行人驻足引颈观看,其中有人冲进外文局,要抓“反革命分子”,吓得那位头头“逃亡了”。我们这派的头头主张去山东老家抓他。王二不以为然,说:“谁都有疏忽的时候,别没事找事!” 尽管如此“仗义”,在那期间我们还是做了一件至今仍感到内疚的事情。我们借“非法倒卖毛主席像章、印发宣传品、谋取暴利”的“罪名”,抓了对立派的三位普通干部。在所谓的“隔离审查”期间,我们多次打人家,其中一位同事的屁股,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的。后来,我们中的几位“战友”,曾多次向被打者道歉,双方见面也说笑打闹。但是,人家心中的创伤,能平复吗?尤其令我惭愧的是,军管小组整我们时,他们都没有落井下石。 革别人的命,下得了狠心,动得了狠手。革自己的命,就不容易了。承认自己无知,说自己错了,犹豫再三,终究下不了决心,再说,“大气候”也不允许这样做,那等于往枪口上撞,自取灭亡!不过,我还是鼓足了勇气,综合了“调查研究”所得,于1968年初,以“丛中笑”之名,写了一份长篇大字报,贴在外文局大食堂门口,婉转地谈了一些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认为:不仅要尽快“解放”那些“走资派”,而且要“解放大叛徒罗俊”。据说,罗俊连续两三天多次在大字报前驻足观看,还在小本本上作了记录。这张大字报表明,我对批斗“走资派”彻底失去了兴趣,也给我的阿Q式的革命,划上了一个句号。我们的那个“战斗队”也散伙了。
动乱中的采访见闻
等到我专心做业务工作时,所见所闻对我的震撼,应该说是极其强烈的。伟大祖国的锦绣河山,已经满目疮痍! 在沿海一带采访时,听到一个“故事”:婆媳俩为家务事吵架,婆婆被尖牙利齿的儿媳妇顶撞得说不出话来,“你,你……”憋了半天,突然冒出一句:“你的嘴比广播员还臭!”混熟了,当地陪同采访的人说:“陪你们这些上面来的记者采访,是我的任务,否则,我躲你们远远的。我们这儿的群众说,报纸上一句实话没有,就天气预报是真的,还常常说错。记者回去在报纸上瞎说八道,报喜不报忧,群众就把账记到陪同采访的人身上。这次还好,你们对外宣传,他们看不见。”这让我想起当年中苏论战时流传的一则苏联“政治笑话”,说莫斯科的大学生在列宁图书馆听一位官员作“形势报告”,有人对其所讲提出质疑。他不作正面回答,却问听众:“还有谁认为我们的报纸不讲真话?请站起来!”结果,全体听众都齐刷刷地站起来了。这个“笑话”确曾令我觉得“可笑”,而那个“中国笑话”却使我感到“可悲”——中国新闻工作者在老百姓心目中,原来就是这个样子的! 江青在接见群众的讲话中公开说,我们(上边)斗得很厉害,只是没有武斗。不过我声明,谁跟我武斗,我一定还击。中央文革成员张春桥、姚文元,指使上海的一派群众组织血洗了另一派组织。广西的三派群众组织,在桂林、柳州、南宁铁路沿线架起机枪火并。山东某地的一派群众组织,在武斗中打死对立派十八个人,又把十八具尸体吊起来练习打靶。四平在解放战争中曾反复争夺,街道上血流成河,差不多能没脚面,市区几乎全“平”了!文革中,这个位于吉林省会长春南面的城市,又差点儿因武斗而“平”了。文革前,在我的心目中,长春市的斯大林大街,比北京的长安街还要漂亮。经过文革的“洗礼”,斯大林大街已经面目全非,沿线随处可见小山一样的垃圾堆,公共汽车站牌油漆脱落,布满弹孔。大街北端、火车站前著名的东方红大旅社,被战火夷为瓦砾,中段的人民公园破破烂烂,悄无声息,据说,武斗最紧张时,附近市民买不到引煤炉子的劈柴,把篱笆墙等都拆光了,南段的吉林工业大学校园,“非常热闹”,哀乐低沉,主楼上挂着一条条长长的挽联,楼前广场上有一排水泥筑的长方形“烈士墓”,葬着八九名在武斗中丧生的学生。胸前佩戴白花的吊丧者,熙熙攘攘,三人一伙、五人一堆地听人诉说着“烈士”宁死不屈、顽强抗“敌”的事迹。“他们为谁而死?这样的内战值得吗?”我对陪同“参观”的高中同学说,“一帮冤魂!但不值得如此纪念。别看现在搞得轰轰烈烈,早晚得挖坟掘墓。”同学说:“我也觉得,这不是埋死人的地方。” 我想去四川“转转”,同行们都说:“千万别去。比解放战争的‘三大战役’打得还凶,双方都有部队都没用过的先进武器,弄不好,就得把命搭上。”一位男记者说:“去武汉采访,刚出汉口火车站,枪声大作,只好卧倒,匍匐前进,三次起立,三次卧倒,一个多小时,还没走出一站地,钱包和记者证也都丢了。” 有一阵子,东北三省城乡的工厂、街道、屯子里的场院上,男女老幼挥动着“红宝书”,唱着“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不知疲倦地跳“忠字舞”。那阵势,那场面,比现如今扭东北大秧歌壮观多了。然而,一家军工厂,文革前,一个星期可生产三台“米格”发动机,现在忙着跳舞,三个月能生产一台,就“阿弥陀佛”了。 火车从内蒙古呼和浩特车站开出,经包头驶向宁夏,再入甘肃的河西走廊,铁路两侧到处是戈壁、沙滩、荒地,“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人们忙“革命”去了,甘肃省临泽县的老少爷们儿倒比较“逍遥”。火车站前低矮土房墙根下,百八十名面黄肌瘦、衣衫褴褛的男女,在懒洋洋地晒太阳。我在一家空荡荡的“大饭店”里坐定,四个黑面馒头一盘炒菜刚上桌,呼拉拉上来十几名男女“围观”。我拿起一个馒头“突出重围”,剩下的饭菜,任由他们哄抢。在河西走廊,在青海的西宁,在宁夏,火车上,市区里,随时随地可见穿着“开花”棉衣的男女,有人甚至露着屁股蛋蛋。宁夏的贫困乡村里,许多十七八岁的大姑娘没有裤子穿。 吉普车行驶在一眼望不到边儿的淮北大平原上,视线所及,是大片大片的白薯地,低矮的土房,以及房前的白薯窖和晒着的白薯干。不知道农民兄弟常年以白薯为粮,是个什么滋味儿!同行的一位老记者问:“小李子,有什么感想?”我说:“在北京没觉出什么来,看到这里的景象才知道,建设社会主义有多么的困难!”既可悲又可笑的是,那时农村经常搞“忆苦思甜”,“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伸”,上了岁数的人,不忆旧社会的苦、思新社会的甜,却悲悲切切地大吐三年困难时期饿肚子的苦水。等到年轻的军代表、造反派发现苗头不对,予以制止时,全场已是一片唏嘘。1980年我进修编辑业务,一位大学教授上课时,曾对学员们说过这样一句话:文革时,“四人帮”一再让中国人民“放眼世界”,“别忘了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在受苦受难”……“这两年有机会到国外看了看才发现,那‘三分之二’的大多数,都在中国!” 这就是我们天天都在讴歌的“日益繁荣昌盛”的祖国?这就是“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的丰硕成果”?当农民成天为填饱肚子发愁,拼命从“鸡屁股里抠”油、盐、酱、醋钱时,老记们卖力地在广播里、报纸上,挥舞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颂扬“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能不招人恨吗?这些亲眼所见的“大好形势”,我当然也不敢写在报道中,却如鲠在喉,不能不向“战友”们诉说。病从口入,祸从口出。我这个人,胸无城府,嘴无遮拦,不管什么事儿,觉得不顺眼,就说三道四,埋下祸根。
我被“控制使用”
“有问题的人”,脱产“被革命”,“根红苗正的人”,脱产“抓革命”。编辑部最冷清的时候,只有两三个被控制使用的人,在努力“促生产”,其中就有我。我被列入“控制使用对象”,最初我毫不知情。有一次,刚和一位同事从外地采访回来,“革委会”主任在小食堂召开全社大会时,不点名地批判了我的“反革委会言论”。会后,我责问那个同事“打小报告”。人家抱歉地说:“我的日子也不好过。革委会警告我这个出身不好的人,要经得住大风大浪的考验,站稳立场,监视你这个被控制使用的家伙,如实汇报情况。”之后,在编辑部开会时,军代表黄××说过这样几句话:“有的年轻人,虽然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业务上还有一定能力,我们还是要利用的。”我在编辑部里年龄最小,比我大二三岁的年轻人,都在“抓革命”,这话显然是冲着我说的。 其实,我与“革委会”的人同属一大派。我的那些“战友”,不是“革委会委员”,就是“清理阶级队伍的骨干”。我们都忙着“出差”。他们出去“外调”,我出去采访,分工不同,有些人的思想相通。一位原来很少出门的“战友”,奉命到坝上(张家口一带)外调,回来后对我说:“不怪你说,那个地方穷得几乎揭不开锅,真不是人呆的地方!” 那一段时间,采编工作量很大。《中国建设》有两期杂志几乎成了我的“专辑”,十一二万字的文稿中,我编写的占多数。“革委会”那帮“二把刀”管业务,我这个“三把刀”扛大梁,杂志办成了什么样自不必细说。发行量从文革前的二十来万册,一路下滑,此时降到六七万册,其中相当部分还是“赠阅”的,甚至赠阅人家也不想要了,许多外国读者来信批评我们的杂志,说:“请不要给我寄你们的杂志了。”有一位读者显然是急了:“我早就说过,请不要给我寄杂志了!为什么还要寄?” 这时,我才深刻地领会了“走资派”鲁平说的话:对外宣传工作做得怎么样?有目共睹,有比较才有鉴别。 —————————————————————————————————— 【生逢乱世】
外文局的“批查打”运动
王宗林
《昨天》编者按:本篇节选自王宗林遗著《坎坷的一生——王宗林自传》,初稿大约完成于2014年冬季,征求意见后,未及修订完毕,作者已于2017年仙逝。作者是《中国建设》(现《今日中国》)杂志的西文版翻译。文化大革命中参加过早期的群众造反,后对文革产生怀疑,在1970年被打成“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又被诬为“政治谋杀案凶手”,遭受八年冤狱磨难。
如果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给全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和巨大痛苦的话,那么,在外文局文革运动中所开展的“批查打”运动(指批判极左思潮、清查“五一六”、打击一切反革命分子),给全局广大干部群众带来的灾难和痛苦,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文革经历了长达十年的时间,其中外文局的“批查打”运动的时间却有八年之久!所以,我想多用些笔墨,对这场不但把外文局弄了个“底朝天”、也把我个人弄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批查打”,作一次详尽的描述。
军管“六人小组”在外文局制造大量冤案
据说,外文局里有一位姓张的女士,给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封密信,状告以施诚为组长的军管小组犯有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支持外文局的资产阶级右派掌权,压制外文局的真正左派。于是,1970年4月,中央向外文局派了一个由现役军人组成的“四人小组”,成员有战祥侠、林光宇、李任秀,加上前段时间先到外文局的强守一。一个月之后,上级又派来两人,一个是“总理联络员”王文政,着陆军军装,另一个是“江青的联络员”施恩俊,着空军军服。他二人加上原来的“四人小组”变成了“六人小组”,是外文局负责领导“批查打”的最高领导集团。他们搞“批查打”的行动纲领,正如“六人小组”成员强守一在全局动员大会上所说的一句话:“一定要把外文局弄个底朝天!” 在这样一个丧心病狂的纲领下,他们飞扬跋扈,不可一世,把一个好端端的外文局,搞得乌烟瘴气,怨声载道,人人自危,冤案接二连三。在一个拥有近千人的外文局里,竟然查出来五六百个反革命“五一六”分子,两个各拥有八九个成员的“反革命小集团”,五起“政治谋杀案”,牵连共有五六十个“杀人犯”的“杀人集团”——包括外文局副局长阎百真、局保卫处处长张仁杰在内,共有二十八人入狱;人民画报社阿拉伯文翻译董××、北京周报社德文翻译张××、局电话室负责人刘××,在隔离审查中,宁死不说假话,被逼无奈,自杀身亡。除此之外,还有一两起“政治谋杀案”,虽然已经“立案”,由于“六人小组”及其追随者黔驴技穷,实在无法捏造事实,最终不得不放弃他们的野心而胎死腹中。 同多灾多难的外文局一样,无数莫须有的罪名连续不断地降临到我头上,受到的折磨和吃到的苦头是常人没有经历过的,也是无法想象的,灵魂和肉体都遭受到无情的摧残。别的先不说,单是我的一头浓密而乌黑的头发,就被折磨得连续脱落,时间不长便露出了头皮。 不了解内情的人,也许会说:“太夸张了吧?”且慢,只要看过下面我被“整”的时间表,便会深信,我的确没有夸大其词: 1970年4月4日,被勒令停职反省。 8月27日,被视为“李闯反革命小集团骨干分子”,实施隔离审查,专门成立了对我审查的“学习班”(指隔离审查的专案组)。 11月6日,全局“宽严”大会,我因拒不承认是反革命“五一六”分子,遭到“从严处理”,戴上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执行群众专政,打扫办公楼的厕所和局大院的卫生。 11月25日,押送河南五七干校劳动改造。 12月21日,莫名其妙地被冠以“杀人”罪名,隔离审查所谓“‘8·23’李熏荣政治谋杀案”中的“罪行”。 12月27日,定性为“8·23”政治谋杀案的“杀人犯”之一,押解回京。 12月29日,作为“杀人犯”参加全局召开的“8·23”谋杀案“破案”大会。 1971年1月5日,押解回河南五七干校劳动改造。 2月10日,“杀人犯”罪名加码,隔离审查“1·10”方应旸“政治谋杀案”中的“罪行”。 5月4日,增加新的“杀人罪行”,审查“3·13”陈麟瑞“政治谋杀案”中的“罪行”。 8月12日,自此,作为“反革命翻案妖风”中的急先锋,被反复批斗。 9月1日,被投入监狱。 “要把外文局弄个底朝天”的“六人小组”及其追随者,在一年多时间里,煞费苦心,紧锣密鼓地为我罗织出了“累累罪行”。面对条条“大罪”,不明真相的人们,能不对我嗤之以鼻、恨之入骨吗?当然不能,而且还要“踏上一万只脚”,让我“永世不得翻身”! 自1970年8月27日成立学习班开始,到1971年9月1日入狱,在这短短的一年时间里,在各种不同场合——外文局、中国建设杂志社、五七干校每个连队驻地,乃至火车车厢里,对我的所谓“罪行”进行了大大小小的批斗,保守计算,累计超过320次。至于“学习班”对我的“小型”批斗次数,实在是数也数不清了!毫不夸张地说,运动中对我的批斗,就像老年人吃药一样,天天都有,一日数次。 下面,按照时间表的顺序,再作比较详细、具体的记述。
戴上“反革命”帽子后 又被诬为“杀人犯”
1970年8月27日,对我隔离审查,局“六人小组”、杂志社军代表和学习班的人,绞尽脑汁,威逼利诱,可以说是用尽了浑身解数,甚至让我爱人,还把远在天津的我的老娘“请”到学习班,给我施压,逼我就范,承认参加了反革命集团“五一六”。当时我只有一个信念:实事求是,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我没参加反革命组织,决不能承认。退一步讲,即便承认,也无从交待这个子虚乌有的事情。 经过了整整七十天的批斗,“六人小组”及其追随者一无所获。11月6日,在位于海淀区甘家口的北京建材部礼堂召开“11·6宽严大会”,我被定为“反革命集团‘五一六’分子”和“李闯反革命小集团骨干”。用他们的话说,我的身份一下子变成了“双料反革命分子”。大会给我的结论是:态度恶劣,拒不交待,戴上“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执行群众专政。 大会之后,我反复思考:“为什么会落得如此下场呢?”“难道我坚持实事求是错了吗?”“难道真的应了老年间说的那句话——哪个庙里没有屈死鬼!”“难道上帝要让我当这样的屈死鬼吗?” 11月25日,我被押送河南五七干校“劳动改造”。“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回到干校还不满一个月,更大的灾难又降临到我头上。 12月21日,我被视为“8·23政治谋杀案”的“杀人犯”,又被隔离审查。紧接着,欲置我于死地而后快的大小批斗会,铺天盖地而来。“政治谋杀案”,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连杀鸡都下不去手的我,竟然成了杀人凶手!这简直是天方夜谭!我茫然了,害怕了,终于明白了政治运动的残酷与可怕。事已至此,茫然,害怕,都无济于事,重要的是如何面对,要想方设法度过这个难关。 关于这个所谓的“8·23政治谋杀案”,我只想谈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被押送到干校之前,在戴上“现行反革命分子帽子”、群众专政期间,外文图书出版社蔡××的学习班和我的学习班,都设在专家楼,他在一楼,我在四楼。有那么几天,上下楼路过蔡××学习班门口时,我常常听到里面有人声嘶力竭地逼迫蔡×ד交待李熏荣是怎么死的”,“参与谋杀的还有谁”……我脑海里几次一闪念:“难道‘六人小组’怀疑人民中国杂志社日文翻译李熏荣之死因?”“听话听音,锣鼓听声;难道‘六人小组’要把李之死定为‘被谋杀’”……对于李的死因,公安局早有定论:“跳楼自杀。”因而我想:“‘六人小组’曾经大言不惭、信誓旦旦地声称,至少要在外文局抓500个‘五一六’分子,忙活大半年,却一无所获;情急之下,要另辟蹊径,瞒天过海了……”“世事难料,‘六人小组’这帮野心家,真是不可思议”…… 在这之后数日的1970年11月4日晚上,“六人小组”的头子王文政,来到我的学习班,假惺惺地表示关心我,让我继续交待问题,拉长了声调说:“1968年8月23日那天……”阴阳怪气的腔调,使我立刻联系到发生在蔡××学习班的情况……“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我直接答:“8月23日李熏荣跳楼身亡。”接下来,他让我详细说说“8·23”到底是怎么回事。于是,我说了自己所知道的“1968年8月23日早上,有人发现李熏荣死在局西楼门口、革命群众议论纷纷、公安局介入调查并作出‘跳楼自杀’结论”的情况,还说:为了查清此事,外文局两派参加了“调查小组”,我也是该“调查小组”的成员。在调查这一事件时,我还记了日记。王文政马上问:“日记在哪里?”我答:“我的日记本已被社领导、军代表收去,在他们手中。” 王文政立刻给我社军代表打了电话,很快我社大批判小组的负责人肖××将我的日记本送了来。首先,我接过日记本,翻到有关的那一页后递给王文政。他看了一会儿,抬起头来满脸怒气地对我说:“谁叫你这样记日记的?”我被他这莫名其妙地一问,弄得是一头雾水,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心中暗想:谁让我这样记日记的?难道我把每天自己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事情记录下来,还要请示别人“如何写日记”吗?真是奇谈怪论,滑天下之大稽! 后来,我仔细想想,才明白,王文政之所以那样问我,是因为他已经先入为主,把我视为是“8·23”案件的杀人犯。当他看到日记本上真实地记录着事情的经过,深知这一材料足以证明我不是杀人犯,他怎能不失望,又怎能不气急败坏、大发雷霆呢?这些蠢蛋们,不,他们不是蠢蛋,是地地道道的别有用心的阴谋家、野心家!他看到我的日记,非但不认真思考他们给案件定下的“政治谋杀案”是否存在着不合理的地方,应该用客观了解到的材料否定原来主观臆断的错误,相反却认为一切与他们主观想象相抵触的都是错误的、假的、伪造的,用主观臆断否定客观真实的材料,因此他才问出“谁叫你这样记日记的”莫名其妙的话。 第二件事,1970年12月26日上午10点,干校五连组织全体干部群众,在一间大屋子里召开针对我的批斗大会。这次批斗会与以往的批斗会不同的是,在批斗会进行了一个多小时后,看到我的态度仍然是拒不承认是杀人犯,干校五连领导人戴巍,手中拿着一张纸对我说:“现在我向你宣读最后通牒:从现在起,勒令王宗林在十二小时内必须做出关于‘8·23’案件罪恶活动的全部交待,否则,一切后果自负。” 批斗会结束,只剩下我一个人独自坐在屋里,走投无路,束手待毙。在清查反革命集团“五一六”时,明明知道自己没有参加“五一六”,最后照样被打成“五一六”分子,还落得一个“死不承认,拒不交代,从严处理”的结果。现在,面临着同样的局面,明知根本不存在什么“8·23”案件,又怎么交待呢?且不说如此严重的“案件”,应该做到严肃、认真、实事求是,决不能胡编乱造、交待假情况会导致严重后果,要负法律责任,即便是放弃这些原则不管,就是承认了,又如何写交待材料啊?如何交待杀人动机、时间、地点、手段等一系列具体情节?组织策划者是谁?参与作案的人都有谁?急哉!苦哉! 面对如此严峻的局面,一是无法交待,二是不交待又过不了关,挨批斗事小,要是再一次被“从严处理”,其结果一定不会是上次“宽严大会”戴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执行群众专政那么简单了,必定是被当作杀人犯去坐大牢。我不敢再往下想。 此时,紧张、惆怅、恐惧的心情笼罩着我,神经已经绷到极限,我的身体不停地颤抖。尽管人坐在炉火通红的火炉旁,手捧着水杯不停地喝着热水,身体还是感到一阵阵地发冷,头也有些眩晕,想呕吐又吐不出来。自从批斗会结束,从吃午饭等到吃晚饭,再从吃晚饭等到熄灯时分,就这样一直坐在火炉边,等啊等。我盼着有人来救我,但没有人能救我。看来,人的力量是无法救得了我了,只有靠神的力量了,佛主释迦牟尼、基督耶和华、真主安拉,你们大慈大悲,救救我这个正在受苦受难的人吧! 我这样胡思乱想着,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到了深夜11点半,干校五连的群众陆续来到了我的学习班。看得出来,不少人都是入睡后又刚起来的,边穿衣服边走进我的房间。在全连人到齐后,还是那位中午宣读“最后通牒”的五连领导人戴巍第一个开口:“王宗林,你考虑好了吗?十二小时马上就到了,你交待不交待?”此时的情景和不久前“11·6”大会前一天晚上是惊人地相似——11月5日那天晚上,“六人小组”带领我社军代表,还有几个“批查打”的急先锋,陪同我妻子,一共有十几个人,鱼贯而入,站满了我学习班的房间。我社军代表姓庞,他的名字我早已忘掉。他作了开场白,然后让我妻子给我做工作,看看我是否能承认是反革命“五一六”分子。我妻子简单地把外文局运动进展的情况讲了几句,切入主题:“现在外文局有不少人纷纷出来,承认参加了‘五一六’,主动积极交待问题。我真的没想到,这些很少抛头露面的人,都是‘五一六’分子,你说你不是‘五一六’,谁能相信?” 我当时回答:“我知道,你来劝我是好意,是让我争取主动;但是,你想一想,我不是个笨人,如果我是‘五一六’,早就交待了,用不着等到今天你来给我做工作。事实上我不是‘五一六’分子,即便承认,又如何交待”…… 今天——1970年12月26日夜至27日凌晨,我面对的是“最后通牒”,我的回答依然是我没有参与什么杀人案件,没有杀过人,不能违背事实,承认是杀人犯。还是那句话,如果是我干的,早就承认了;不是我干的,别说什么“最后通牒”,就是刀架在脖子上,也不能胡说八道!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岂能当作儿戏! 看到我的态度如此坚决,五连的另一个负责人魏××(就是我在《回炉》中写到的那个曾将贴有毛主席像的报纸头朝下堵在窗洞上挡风,之后潜逃,而王二拒绝带人实施抓捕的对立派头头——李超尘注),手中握着一卷纸,看上去,像是什么材料,走到我跟前说:“你还是执迷不悟,看样子,你是顽固不化了。现在,距离‘最后通牒’的时间12点,还差十分钟。等时间一到,主动权收回,你可不要后悔啊!”他一边说一边在我面前不停地晃动着手中的那卷纸,好像在暗示我什么。假如我真的是参与了杀人案件,充当了杀人凶手,也许看到他手中的材料,我会做贼心虚,心惊胆战,为争取坦白从宽,一定会马上承认并交待问题。然而,事实是不存在这样的狗屁案件,面对这人为制造的冤假错案,我不但心情坦然,还对他们的举止感到滑稽可笑。在群众对我“顽固态度”的一片批斗声和斥责声,手拿材料的魏××,眼睛看着手表说:“还有五分钟……四分……三分……两分……一分,时间到!王二,你还不交待吗?” “王二”,这是文革中熟人给我起的别名(大约出自俗话中常说的“张三、李四、王二麻子”)。开始时很少有人这样叫我,后来,因为大家觉得这个别名既简单、好叫,又有趣,因此,很多人都这样叫我。尽管我不喜欢,也只能默认了,但是,从来没有办理过任何更名手续。说句笑话,外文局为数不少的人,看到“打倒反革命王宗林”的标语时,竟然不知道王宗林是谁。如果说“打倒王二”,大家肯定晓得是我。 闲话少说,书归正题,魏××继续说:“王二,我告诉你,你顽固,有不顽固的。我给你念王×的认罪书。”他一字一句把我的好朋友、中国建设杂志社的王×的“认罪书”念完后,说:“还有蔡××、郭××和其他案犯的认罪书。”他好像看出来我在怀疑他念的“认罪书”是假的,于是,把王×的认罪书递给我看,说:“这是王×的签字,是抄件,不是原件。” 听了王×的“认罪书”,我真的在怀疑,不相信这认罪书是真的,理由是王×交待的所谓“8·23政治谋杀案”根本不存在,纯属虚构。自“批查打”开始以来,王×的一贯表现是不尊重事实,把很多事情搞得是非不分、真假难辨。接着,批斗会的组织者戴巍大声追问我:“你听了王×的认罪书,有何感想?现在交待还不算晚。” 此时,我的思维在飞速旋转,为了判断“认罪书”的真假,我心想,我信不过王×,司机郭××年龄较大,在这样人命关天的大是大非问题上,他总不会胡说八道吧?于是,我要求听郭××的“认罪书”。魏××问我:“为什么要听郭××的认罪书?”我说:“没什么,我想听他的认罪书。” 他们怎么会知道我的动机,便一口拒绝了我的要求,魏××对我说:“俗话说,不见棺材不落泪,不到黄河不死心。你王二是见了棺材也不落泪,到了黄河也不死心的人!”人们纷纷离开我的房间,批斗会就这样无果而终。 一夜没睡,始终坐在屋里的火炉旁,听见院中很多人在忙忙碌碌,不知道在干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有的人也是一夜没合眼,忙着把王×等人的“认罪书”抄写成大字报,张贴在院墙上。我独自坐在屋里,又冷又饿,真是饥寒交迫,想到事情弄到这步田地,伤心之极,难道真的弄假成真,要作屈死鬼了吗?越想心里越不是滋味,好似打翻了五味瓶一样,各种滋味俱全。时间过得好慢啊,紧张、痛苦分分秒秒在笼罩着我。
押回北京参加“破案大会”
好不容易熬过了一夜,黎明五点时分,忽然听到汽车的声音,这声音越来越近,我立刻猜到这是来接我的车。果不其然,汽车停在大院后,不一会儿,学习班的人来到我的房间,命令我:“上车!”于是,我把早已收拾好的行李物品带上,与学习班的人一同上了吉普车。 在车里,借着汽车的灯光,看到院墙上贴满了大字报,仔细一看,果然是王×、蔡××、郭××等人的“认罪书”。要说在昨晚批斗会上,我对魏××念的王ד认罪书”还有怀疑的话,面对院墙上贴着的白纸黑字的“认罪书”,我完全相信他们承认和交待了参与“8·23”杀人案件的同时,我更坚信,这完全是一场可怕、虚假和极度危险的闹剧。令我十分费解的是,在清查反革命集团“五一六”的问题上,尽管没有参加这个反动组织,迫于各方面的压力,可以违心地承认,也可以胡编乱造写什么交待材料,这还勉强能够理解;可是,面对人命关天的杀人案件,如此大是大非的问题,竟敢不尊重事实,还敢违心承认自己是杀人犯,太不可思议,太让人难以接受了!难道你是一个不知轻重、未成年的儿童?难道你不懂得杀人要偿命?如果将来一旦真相大白,证明根本不存在什么“政治谋杀案”,而你承认是案件的参与者,还编造了虚假材料,故意制造混乱,引导上级领导犯错误,不也是犯罪吗?能不承担法律责任吗? 也正是出自这样的慎重考虑,我宁可做一个“见了棺材也不落泪,到了黄河还不死心”的“顽固分子”。 12月27日,上午7时许,我乘坐南昌开往北京的火车,离开了干校所在地河南汲县,在一位姓宋的军代表和学习班的三个人押送下奔向北京。列车刚过安阳车站,那位姓宋的军代表别出心裁,竟然在火车车厢里,在来自祖国五湖四海的乘客面前,组织开我的批斗会。我低头站在座位上,全车厢的旅客非常好奇地看着我。听完军代表介绍了外文局“批查打”的情况和我的一系列“罪行”后,乘客们无不面面相觑,面带惊色。虽然他们嘴上没有说,脸上的表情告诉我,他们是那样的疑惑不解:“一个年龄只有二十几岁的青年,怎么会犯有这么大的罪啊!”另外,我从很多乘客脸上的表情看出,他们对我的怜悯和同情远远大于愤恨和厌恶。我心中默默地说,你们绝对不会知道我身负的种种“罪行”,没有一条是真的,全是无中生有,是彻头彻尾的欲加之罪!我无法向他们解释,时至今日,我仍然不知道那些在车厢里参加过批斗会的人们,知道不知道外文局所有的冤假错案已经全部平反昭雪了。当初,你们在列车上听到的批判我的那些所谓的大罪,是彻头彻尾的谎言,是欺人之谈,是一场闹剧。你们见到的比窦娥还要冤屈的我,现在已经得到平反。 列车到达北京,早已在车站等候的小卧车,把我送到隔离审查地点——花园村外文印刷厂的一所楼房。我独自一人呆在房间不停地思考着:这次回北京肯定是凶多吉少。11月6日在北京建材礼堂召开的外文局“宽严”大会上,我被从严处理、戴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交群众专政的场面,又重新浮现在我的脑海里……按照“最后通牒”,这一次对我的处理绝不会比上一次轻,十有八九会被送进监狱。一旦走进与世隔绝的监狱,无法再知道外文局的具体情况,只能听天由命,任人宰割。 我越想越害怕,不行,我绝不能坐以待毙,不能被他们送进监狱,我必须马上采取行动:跑!先躲避起来,等待运动的转机。决心已定,一天中午吃饭时间,趁着学习班人少,没人注意时,我跳窗逃跑。 真没想到,由于近期被学习班的人反复折磨,身体十分虚弱,再加上身穿厚重的棉衣,因体力不支,没跑多远就被抓了回来。从此,身上又多了一条麻绳,被人结结实实地捆得像个粽子。 12月29号,外文局“8·23政治谋杀案”破案大会,在北京展览馆召开。我被带到开会地点后,没走剧场正门,而是从后门进入,通过主席台,又走到群众席就坐。不知道是“六人小组”领导们的特意安排,还是学习班的人们故意这样做?他们的目的就是吓唬人,让我产生错觉:以为这次大会我又押上台,再次从严处理,送进监狱。当坐到大会群众席上之后,我明白了,这次回京,只是让我参加“破案”大会,没有把我列入重点人物,也就是说,还不打算把我送进监狱。刚才他们带我从台上走一遭,只是故意给我施加精神压力而已。 在“破案大会”上,除了“六人小组”另一个头子强守一作了一番歇斯底里的发言外,果然,蔡××、王×、王××、郭××、彭××、鲁××等六人,走上台“认罪交待”。他们在台上像死了老子一样,捶胸顿足,痛哭流涕,交待参与了所谓的“8·23政治谋杀案”的“罪行”。会上,“批查打”的急先锋李广斌发言,说是介绍破获“8·23”谋杀案过程。然而,无论我怎样专心听他的发言,除了听到空洞的、口号式的批判外,根本听不到一点有关破获“8·23”案件的有说服力的证据和材料。这让不明真相的与会者无法判断他们所谓破获的“8·23政治谋杀案”到底是真是假。当然,他们也拿不出可以使人信服的真凭实据,因为这本来就是一起纯属虚构、主观臆断捏造出来的所谓的“政治谋杀案”。数年后,在全国进行“拨乱反正”工作中,理所当然被全盘否定,同全国各地的冤假错案一起,还了事情的本来面目。 这次大会,外文局保卫处处长张仁杰、秘书处干部杨士义、人民画报社西班牙文翻译刘浩,被诬陷为策划制造了所谓的“8·23反革命政治谋杀案”,“罪大恶极”,当场扭送公安机关。另外,在李广彬的发言中,几次点到我的姓名,并警告我必须老实认罪和彻底交待。大会开过后,不幸中的万幸,我仍然留在外文局,没有被送进监狱。
我成了又一桩“政治谋杀案”的凶手
在北京度过了1971年元旦。元月5日,学习班的人又把我押回干校。此后,除了每天继续写所谓已经“破案”的“8·23政治谋杀案”的交待材料,主要劳动任务是负责干校五连全体人员的用水。干校在河南新乡地区的农村,没有自来水,靠人用一辆安装着一个大铁桶的平板车,从距离住地一百多米外的一口井中运水。 “新闻年年皆有,唯有今年特殊”。1971年春节刚过,“8·23”案件的“罪行”我还没有“交待清楚”,“六人小组”又编造出来一桩新的“杀人案件”——“1·10政治谋杀案”,从1971年2月10日起,突然开始逼迫我交待1969年1月10号我社总编室主任方应旸死亡的问题。 回顾1969年清理阶级队伍,方同志因经受不住群众批判的压力,趁人不备,跳楼身亡。事发时,同方一起被关在“牛棚”中的鲁平、沈××、林××、张×等人,亲眼目睹了方应旸跳楼自杀,并作为目击者写过证明材料,证明方是跳楼自杀的。 可是,为了能把这件事捏造成谋杀案,吃了熊心豹子胆的“六人小组”,竟把这些目击者打成“1·10”谋杀案的帮凶。当“六人小组”找上作为目击者并写过证明材料的张×,问他有关“1·10”案件时,这个曾经被错误地划定右派、十分有政治运动经验的“老运动员”,推翻过去写的证明材料,改口说没有看清楚。就这样,聪明绝顶的张×巧妙地躲过了一劫,而其他几位“目击者”并写过证明材料的人,由于“不识时务”,统统被隔离审查——“六人小组”及其追随者一意孤行,不择手段,用尽了吃奶的力气,不把他们的主观臆断变为“事实”,绝不罢休。 如果说,“批查打”开始时,中央派到外文局的“六人小组”,对外文局的状况不太了解,错误地把一些年轻人在工作上和生活中的小差错看作是反革命言行的话,人们还可以理解。然而,当“六人小组”清查反革命集团“五一六”的时候,在一个拥有大约一千余干部职工的外文局里,却抓出多达五六百个“五一六”分子,这就难以让人信服了。可以肯定地说,这是不折不扣的、十分严重的错误!接下来,又搞出来一起“8·23政治谋杀案”,还涉及到“策划者”和“杀人凶手”多达十几人以至数十人,在外文局这样一个文化单位“挖出来”一个杀人集团,他们的做法已经不是工作失误那么简单了,可以说,他们是在犯罪! 更严重的是,事情发展到此,还不算完,“六人小组”又接二连三“清查”和“破获”数起“政治谋杀案”,把一个好端端的对外宣传单位,搞得像一个充满血腥味的“屠宰场”,而且,屠杀的不是牲口,而是活生生的人!要说“六人小组”这帮野心家及其追随者是在杀人,是在犯罪,则一点也不为过! 比“8·23政治谋杀案”更为离奇的“1·10政治谋杀案”,又更为离奇地把我折腾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活活折磨了三个多月,幸亏“六人小组”开恩,没有把我押回北京参加1971年4月6日召开的“1·10案件破案大会”,否则,在那次大会上,我很可能就去班房里啃窝头了。
第三起“政治谋杀案”又扯到我头上
事情并未到此收场。1971年5月4日,“六人小组”再一次捏造出一起连鬼都不相信的什么“3·13政治谋杀案”。这起案子又扯到我的头上,真让人啼笑皆非,无可奈何。“墙倒众人推,破鼓万人捶”,难道现在我已经变成一面破鼓了,“六人小组”及其追随者们想捶就捶一下吗? 事实更为有力地证明,“3·13政治谋杀案”漏洞百出,更为离奇。1969年3月13号,被审查(未被隔离)的中国建设杂志社副总编辑陈麟瑞,不知何故,死于家中。事后不久,陈麟瑞专案组负责人、西班牙文部主任徐××说:“经有关方面调查,陈是自杀。”徐××曾经听陈的家属说过:“根据医务人员对死者的检查,发现胃里有敌敌畏。”事隔两年后,外文局“六人小组”异想天开,推翻过去的结论,硬说陈死于谋杀,执意要把此事又搞成一起“政治谋杀案”不可。事与愿违,陈死在家中,其家属在“六人小组”面前再三强调陈不可能在家里被人谋杀。 然而,头脑膨胀到了极点的“六人小组”,置陈家属的话于不顾,一意孤行,充分暴露了他们的险恶用心。 下面,我再用三次对话,来进一步证明“3·13”案件的子虚乌有。 一、与中国建设杂志社“民办革委会”委员郝银生的一次对话 郝银生,男,29岁,“批查打”中被定为反革命集团“五一六”分子,接着又被视为“3·13政治谋杀案”的案犯之一,被隔离审查。我和他的学习班都在干校五连新盖的一所非常简易的两层楼房里,他在二楼,我在一楼,多次听到他学习班里的人大声逼他交待“谋杀”陈××的“罪行”……有一天,我和他在厕所里偶然相遇,当时,分别看押我们的人不愿意在厕所里“闻味儿”,都在厕所外面等候,厕所里就我们二人。郝银生小声问我:“陈××是怎么死的?”我回答:“鬼才知道呢。”他又说:“他们(办他学习班的专案人员)又在胡搞‘3·13’案件呢!逼我交待谋杀陈××的罪行。”我回答:“没办法,随他们便吧。你现在明白了吧?前些日子他们搞的‘8·23’、‘1·10’杀人案,都是假的,根本没有的事儿!”怕厕所外面的人觉察,我们只能说上几句话,时间一长,会被发现,认为我俩在搞“反革命串联”。通过我们俩的对话,人们不难看出,如果案件是真的,如果我们二人真的是杀人犯,那么我俩单独在一起,不抓住机会,赶紧订立攻守同盟,却是相互茫然地询问案件是怎么回事,这合乎情理吗? 二、与王文政的一次对话 1971年“五一”节刚过,“六人小组”成员杜万荣和王文政来干校视察。5月4号上午,这二位乘车来五连的半路上,看到我和学习班的人在田间干活,于是停车向我们走来。我心中暗想,“善者不来,来者不善”,说不定一会儿他们会弄出什么花样来!王文政先是开场白:“怎么样啊,王宗林,来干校劳动锻炼,有什么收获吗?”如果说“批查打”一开始,王文政刚到外文局的时候,我对这位“总理联络员”还真有些敬畏的话,运动发展到今天,了解了他在外文局的所作所为,此时他在我眼里连个狗屁都不如。我真不想看见他,这倒不是因为他整我、我怕他,而是因为我见到他就感到恶心!他站在我面前,就如同一具没有脑袋的行尸走肉,他头上那“总理联络员”的“虎皮”已丧失得无影无踪。我慢慢地抬起头来,没有回答他的话,嘴角动了动,用轻蔑的表情看了他一眼。实在是不开眼的王文政,自以为是地接着说:“真不容易啊,在你身上,我花了不小的气力,不知道你感觉到了没有?”听了他的话,我的气不打一处来,心想,的确在前一段时间里,正是因为你们在我身上花了不小的气力,我才背负了这么多莫须有的大罪,落到如此狼狈不堪的地步;然而我只能忍住心中的愤怒,用讥讽的腔调一语双关地回答:“不错,你确实在我身上花了不小的气力,把我挽救到现在这个地步。我又不是小孩子,好坏不分,善恶不辨,我心里明镜似的,怎么会感觉不到啊?”王文政根本听不出,或者根本不愿意听出我话中的真正含义,自我感觉良好地接着说:“光靠我的力量不行啊,这是外因,得靠你的努力,你才是内因啊!”还煞有介事地引用毛泽东在《矛盾论》中的话,说:“外因是条件,内因是根本,外因要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接过他的话,我用更赤裸裸的讥讽腔调,话中有话地说:“哎呀,王文政同志,你是不知道,我是花了多大力气,才熬到了今天这个地步,要说你不容易,我比你更不容易!”看到我二人“倾心交谈”,好像关系很密切,绝不像“革命领导干部”和一名“反革命罪犯”在谈话,周围的群众,特别是办我学习班的人,个个目瞪口呆,无不露出茫然之色。中午回到住地,我对看管我的盛××说:“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你看吧,下午王文政一准儿会找我谈话,让我交待‘3·13’案件。等他找我谈话时,你带着我去,好好听一听,我是怎么用嘴耍他的。你用心分析,就会得出结论,这件所谓的杀人案,是否存在。”办我学习班的人,并非铁板一块,不久前,在清查杀人案件问题上,盛××开始产生了怀疑。据他透露,像他一样产生怀疑的人,外文局里逐渐多了起来。因为害怕招来祸事,殃及自己,很多有怀疑的人,虽然不敢表露出来,不敢多说话,却不像从前那样态度坚定、行动积极了,而是保持沉默,细心观察,静观事态的发展。 三、与王文政的第二次对话 不出所料,下午,王文政果然找我谈话。盛××带我去五连连部办公室,见面后,王文政开宗明义地说:“前一段时间,你交待问题表现得很不好,不管怎样,拖泥带水地总算过来了。但是,你还有一个问题没有交待。这次来干校,我就想看看你的表现,是否比以前有进步。”听了他的话,我故意看了一眼盛××,心中问他:怎么样,我预计的不错吧?接着,我对王文政笑了笑,毫不犹豫,用玩世不恭的态度,轻描淡写地说:“我知道,你要我交待‘3·13’谋杀案,对吧?这次,我不会让你失望。我是参与了这起谋杀案。”我承认得如此轻松、爽快,这哪是在承认杀人的罪行,分明像在承认偷了别人一分钱似的,“小事一桩”,“无所谓”,“毫不在乎”!这让王文政和在场的人面面相觑,不知所以。“姜还是老的辣”,王文政这个政坛老手想了想,说:“那就好,你一定要老老实实地把全部罪行交待清楚,来个竹筒倒豆子,一个不留。”要是在运动一开始,我肯定会坚持实事求是,面对这些无中生有的问题,与他们作认真的解释;但是,到了这时,已经全无实事求是可言,用不着多费口舌,因为“批查打”已经不是一场严肃的政治运动,而是一场不折不扣的可怕的恶作剧。我接着回答:“会的,我一定彻底交待,在这个案件上,领导叫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让我怎样交待,我就怎样交待。”我又故作生气,恶狠狠地说:“我很明白,不承认不交待又能怎么样,像‘8·23’和‘1·10’两起案件,还不是照样把我定为杀人犯。我现在已经有两条人命了,不在乎再多一条。这次,我一定按照领导的意图交待‘3·13’案件,你们肯定会满意的。”其实,我的话真正含义是,你们对一直以来坚持实事求是的我,视为顽固不化,已经把莫须有的两条人命强加在我头上,我再继续坚持实事求是,又有什么用呢?干脆随着你们这帮胡作非为的人一起胡闹吧,一旦将来事情真相大白,要追究责任的话,丝毫怪不得我,我已经尽力抵制过你们,而你们不听,你们应负全部责任。最后,王文政还煞有介事地鼓励我,嘱咐“下去好好写交待材料,争取宽大处理”。通过王文政和我的这次对话,学习班的盛××对外文局“批查打”运动里的问题,已经清楚了十之八九。 为了写好这个“交待”,我与鲁×有过一次“地下活动”: 中国建设杂志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鲁×,1967年成了“走资派”,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时,被当作“阶级异己分子”,进了“牛棚”,屡遭批斗;“批查打”中又受“1·10政治谋杀案”牵连,被视为该案件的杀人“帮凶”,再一次被隔离审查。不知道干校五连的领导出于什么动机,把他和我关在一起,同住一间屋子。“五一”节,当全连干部群众会餐时,我和鲁×被“开小灶”,共进午餐。5月6日,我们俩闲聊时,谈起“六人小组”开始搞“3·13”谋杀案的事情,我说:“现在的领导真是昏了头,竟然把一个死在自己家里的陈麟瑞,硬要当作政治谋杀追查,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王文政刚刚找我谈过话,当他问起案件时,知道他已经把我列入这起案件的参与人,所以,我没有丝毫犹豫,顺着他的话,立刻承认参与了这起谋杀案。他要我下来写材料,可是,这没影儿的事,承认容易,可怎么写呀?” 鲁×说:“没办法,只能顺着他们的意图写,不然,过不了关。” 我说:“人是死在家里的,如何能编出来呀?” 鲁×说:“可以偷偷看一眼学习班的人放在桌子上的材料,可能会有启发。” 就这样,鲁×从屋内门上的玻璃窗向外观察动静,我偷看办学习班的人留在桌子上的文件,结果大失所望,没有看到任何有关“3·13”案件的材料。 无奈,“侦察”之后,我只好开动脑筋,和鲁×一起,如同编小说似的,编写参与“3·13”谋杀陈麟瑞的交待材料。经过我二人不懈的努力,终于完成了交待“谋杀”全过程的初稿——尽管编写得不够“精彩”,但总算是完成了上级领导交给我的任务。
我成了“反击翻案风”的打击重点
“批查打”恩赐给我的最后一个罪名是“反革命翻案妖风”中的“急先锋”。 1971年6、7、8三个月,干校紧张进行“三夏”。期间,“批查打”几乎停顿了下来,没有批斗会,没有气势汹汹的逼供,“案犯”们都投入了紧张的劳动中。由于“案犯”们不再被严格看管,行动比前一阶段有些自由,因此,得到了碰面的机会,于是开始相互之间谈论各自在隔离审查过程中如何受到巨大的精神压力而不得不编造参与案件的虚假材料,述说“六人小组”和办学习班的人如何大搞逼供、诱供、指供,又如何强迫“内定”的“案犯”反复修改交待材料等弄虚作假的非法行径。“案犯”们坚信,尽管大家在被逼之下写了虚假的交待材料,将来,总有一天会真相大白,彻底推翻这些违背事实的所谓“政治谋杀案”。我担负为五连运水的任务,活动范围广,接触“案犯”的机会多,私下聊天儿的机会也多,无形中起到了“通风”、“串联”的作用。 由于“案犯”们越来越多的接触,“批查打”中弄虚作假的问题,暴露得越来越清楚、越来越严重。哪里有不平,哪里就会有反抗,“案犯”们由私下串联,逐渐开始鸣冤叫屈,觉悟了的外文局广大干部群众,也或明或暗地反对“六人小组”独断专行、草菅人命的错误行径。 面对这样的形势,“六人小组”及其追随者犹如火烧屁股一般,坐不住了,深感大事不妙,为了挽救他们的失败命运,维护他们的错误立场,保住他们利用非法手段取得的“成绩”,同年8月开始进行“反击反革命翻案妖风”,各连的广播喇叭天天都声嘶力竭地叫嚣“绝对不允许翻案”,“翻案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行动”,“反革命分子要翻案不是一个人翻案,也不是要翻某一个案件的案,而是要大翻案、翻大案,这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行动”……我所在的五连,“案犯”人数比其他连队要多,“翻案妖风”刮得最为厉害,因而成为“反击”的重点。 “六人小组”及其追随者大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干部群众中敢说真话者越来越少,“案犯”们人人自危,以致退缩不语。“六人小组”对我这个“罪行累累”的“反革命分子”、“反革命翻案妖风的急先锋”恨得咬牙切齿,不失时机、毫不留情地对我下了毒手。
大会批斗后关进大牢
每天清晨,人们的用水量最大,我必须及时保证供应,否则就成了我的“罪行”。1971年9月1日,晴,起床后,我同往日一样拉着水车往返于住地和水井之间的路上,跑完五趟之后,五连大院中的四口大水缸和伙房门口的两口水缸,全部装满了水。万万没想到,这一天竟然是我在干校拉水的最后一天,也是一生中在五七干校的最后一次劳动。 “天有不测风云”,上午还是秋高气爽,晴空万里,午饭后,天空逐渐变阴,而且阴得越来越厉害。午休后,办学习班的人告诉我:下午干校在二连召开“反击反革命翻案妖风”大会,现在就出发。随后,我便在范、李、饶等人的押送下,徒步走向二连。一路上,心中猜测:这次大会,“六人小组”绝对不会轻饶了我,肯定把我当作“重点对象”批个体无完肤;但我一点也不紧张,“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对于我这个久经各种批斗会的“老手”来说,任何批斗会都如同“张飞吃豆芽——小菜一碟”。 到达二连后,我看到四处张贴着十分醒目的大标语:“打倒反革命‘五一六’杀人犯张仁杰”、“打倒反革命‘五一六’杀人犯刘浩”、“打倒反革命‘五一六’杀人犯杨士义”,这三个人都在去年12月29日从北京展览馆批斗大会上去了监狱,姓名上都划了红叉叉;其他被“打倒”的、尚在隔离审查的“案犯”中,只有我和《北京周报》日文翻译杨元中的姓名上划了红叉叉(杨元中是所有“案犯”中,面对威逼利诱,始终拒绝承认“杀人”的四个人之一——李超尘注)。 看来,此次大会绝对不会只是对我和杨元中进行一次不痛不痒的批判那么简单,我俩就是此次大会“案板的肉”,任人宰割……我俩今天回不去了,肯定被送进公安局——想到这里,心情却平静了许多,“既来之,则安之”,听其自然吧。面对非要把我俩置于死地而后快的“六人小组”,不逆来顺受,又能怎样呢? 不出所料,批斗会上,早有准备的发言人,声嘶力竭地对我们二人“口诛笔伐”;然而,除了稀里糊涂地扣上一大堆帽子之外,并没有“新货”,丝毫没有说服力。紧接着,“六人小组”的部下、干校军代表宣读“逮捕令”。在会场一片寂静、与会群众目瞪口呆之下,我和杨元中二人被公安局的武警绳绑索捆,押上汽车,离开了生活还不到一年时间的五七干校,开往河南汲县看守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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