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 军队 文革

论坛
现在的时间是 周五 3月 29, 2024 6:59 am

当前时区为 UTC - 5 小时[ DST ]




发表新帖 回复这个主题  [ 2 篇帖子 ] 
作者 内容
 文章标题 : 《昨 天》第一二二期
帖子发表于 : 周一 12月 31, 2018 11:15 pm 
离线
Site Admin

注册: 周六 2月 28, 2009 5:46 pm
帖子: 2854
《昨 天》第一二二期

抢救文革回忆 积累文革资料 交流相关信息 促进文革研究

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18年12月30日第122期


本期目录

〖外文局文革专辑〗

生逢乱世

李超尘(李闯) 从狂热到疑惑
王宗林 外文局的“批查打”运动
陈日浓 卷进政治漩涡——一个对外传播者的文革亲历

书海泛舟

爱泼斯坦 从戴红袖章的洋造反派到秦城监狱囚徒(《见证中国》选读)
戴妮丝·李─勒布雷顿 外文局文革经历片断回忆(《爱是不会凋谢的》选读)

故纸堆

周恩来总理接见中国建设杂志社革命生产委员会成员时的讲话
榕 叶摘录 外文局受害者揭发材料摘录(1978年12月13日)

大事记

渔歌子编撰 外文局文革大事记

编读往来

杜应国谈读121期北京地院书序的感想
天穹谈对121期舒云文章的意见
——————————————————————————————————
〖外文局文革专辑〗说明

外文局,全称为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是国务院下属专门进行对外宣传的机构,下辖北京周报社(用英、法、日、德、西班牙五种文字出版)、中国建设杂志社(用英、法、俄、西班牙、阿拉伯等文字出版,现为今日中国杂志社)、人民中国杂志社(日文版)、中国报道杂志社(世界语文版)、中国文学杂志社(英、法文版)、人民画报社(用英、法、俄、德、日等以及中文和少数民族文等二十多种文字出版)、外文出版社、外文印刷厂、国际书店等。在文革时这样一个不大也不小的重要对外宣传单位,竟在“清理阶级队伍”和独具该单位特色的“批查打”(批判极左思潮、清查“五一六”、打击一切反革命分子)中,出现19人的非正常死亡和多起冤案,在总共2000人的外文局,被嫌疑为“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的就有五六百人(一说800人),其中200人被打成“五一六”骨干(占全局人数的十分之一),还打出两个“反革命小集团”。特别令人发指的是,在这些声称“外文局运动的每一步,总理都过问”的军代表(调查小组和第二批军管小组)的主持“编导”下,竟把“清队”以来发生的四起含冤自杀案,捏造成“政治谋杀案”,将68人打成“杀人犯”,造成全局文革历史上被逮捕12人(包括副局长1人、处长2人),拘留6人,劳教8人,在机关监督劳动38人,在“审查”中又逼死4人,受株连者几百人的骇人听闻的四大冤案(军代表们已上报要求枪毙2人,判处死刑缓期执行2人,并打算还要编造八起这样的“政治谋杀案”!)。当年军代表还刻意将其创造的“破案”经验传播于外事口及社会,给外文局造成极恶劣的影响。直到文革结束后,经华国锋等中央领导人批示、督促,公安部、外交部、中联部等部门联合复查,最终查明真相,推翻冤案,彻底平反。了解一下外文局这段血淋淋的痛史,应能有助于加深对文化大革命浩劫的认识与反思。
本专辑承蒙陈日浓先生热心提供文稿与资料,谨致谢忱!在陈先生提供的一些文稿中,因考虑有的受害者家属后人不愿再提及那些悲惨往事,特意将一些人名作了处理(只提姓而以××代名),但本刊认为那些不幸含冤去世者理应在浩劫墓碑上留下全名以供后人祭奠,因此酌情将一些受害者全名恢复。
——————————————————————————————————
【生逢乱世】

从狂热到疑惑

李超尘(李闯)

《昨天》编者按:本篇节选自作者尚未出版的长篇回忆录《回炉——我的社会大学》书稿。
作者简介:李超尘,原名李闯,生于1945年3月,1961年8月从长春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63年3月毕业于沈阳军区锦州步校。1965年被选调到外文局培训班学习阿拉伯语,1968年3月正式分配到中国建设杂志社工作,曾任主任记者、采编部主任,2005年退休。著有《外国饮食习俗》(中国食品工业出版社出版)、《漫谈对外对台宣传》(今日中国出版社出版)、《方便进行曲》等。


参加外文局的初期造反活动

1966年文革开始后,外文局的年轻知识分子曾经在“反逆流”(批斗把斗争矛头指向工作组的“逆流”)时遭到摧残。不久,伟大统帅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精神传达下来,他们再次雄起,又革命了,造反了,差不多把外文局及各杂志社的主要领导都“打倒”了。“大鼻子”(外国专家)们也组织了一个“白求恩—延安造反团”,头头是当时著名的“老外三家村”,其中之一就是中国建设杂志社的爱泼斯坦,另外“两村”,是新华社的夏庇若诺、中央广播事业局的李敦白。
当时有一首歌唱道:“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到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外文局这个地方,谈不到艰苦。不过,作为“毛主席的战士”,党把咱这颗革命的螺丝钉安到了这儿,自以为担负着改造知识分子成堆的外文局的历史使命,怎么能眼瞅着“牛鬼蛇神翻天”,让“革命政权”落到“臭老九”和“外国间谍”的手中呢?我们一些年龄相当的退伍军人,也扯起“造反大旗”,组成战斗队,加入到反夺权的一派群众组织中。
要想“反夺权”,就得表明自己是“革命的”,坚持“斗争大方向”,狠狠批斗“走资派”,同时,又要保护“革命领导干部”,以便使我们的“革命政权”实现“三结合”。当时,外文局局长罗俊、副局长江牧岳、阎百真,都被打倒了。副局长金丰被对立派树立为“革命领导干部”,还在工作。罗俊是外文局的“老人儿”,任何问题都逃脱不了干系,荣任“外文局头号走资派”,两派群众组织均无异议。江牧岳从浙江大学党委书记任上,调来不久,工作上的“辫子”不多,但是,对立派说他“有生活作风问题”,有“受害者”在群众大会上作过控诉。两派群众组织对江牧岳也有了“打倒”的共识。罗俊改行烧茶炉,江牧岳当上了“环卫工人”。对方组织认为阎百真是“响当当的走资派”,我方则认为,他从北京军区秘书长任上,转业到外文局的时间不长,“陷得不深”,又“都是当兵的”,自然成为我们保护的“革命领导干部”。金丰从山东省委秘书长任上调到外文局的时间更短,又分管政工,我方也挑不出什么毛病,但是既然被对方“结合”了,我们就不能信任他,不言“打倒”,却给了他一个封号“外文局最大的两面派”。
我们这些退伍兵,对外文局情况知之甚少,搞“大批判”,不是我们的“强项”,最出风头,最让我们露脸的事儿,是我方召开批斗会时,押解“走资派”,不用化妆,一个个全身还没褪色的军装,扎着腰带,戴着红袖套,威风凛凛,不可一世。

在派斗中的一次“保皇”行动

在会下和罗俊接触,我们都正儿八经,口不离“革命”,和江牧岳打交道,一点儿正经的没有,成心拿他逗着玩儿。找金丰“批条子”,就跟他“来硬的”,暴风骤雨般批判他“两面派的罪恶行径”,他就会乖乖地签字画押。平时,我们与他“和平相处”打哈哈。论起“打派仗”中保阎百真来,我们则是“革命热情”非常高涨,干劲十足。
外文局坐落在百万庄路,“工”型主楼向北,其后的“L”型东楼是专家楼,“一”型中楼为办公楼,“L”型西楼是单身宿舍,四座楼之间有个大院。1967年仲夏的一天上午,对方数百人在专家楼前摆开了战场,批判阎百真。我们战斗队的总部与阎百真的家,在一个单元里。我们在一二楼,阎百真住在三层。对方堵在单元大门口“数落”阎百真的“罪状”,明摆着是往我们眼里揉沙子,是示威、挑衅!我们都咽不下这口气。多数人主张:给对方“踩一脚刹车”。我悄悄出去看了两次。人家对阎百真很客气,让他坐在一把靠背椅上,丝毫没有虐待他。我的火气消了许多,对战友们说:“只要不让他‘坐飞机’,爱怎么批就怎么批,我们对人家的金丰咋样,不是也没人管么!”
过了一个多小时,有些老同志来找我们,说:阎百真同志战争年代腰部受过重伤,一直穿着“钢背心”,坐时间长了,恐怕支持不住,让我们“想想办法”。后来,阎百真夫人也来找我们,带着哭腔求我们,“想办法,救救他”。
“想办法?”想什么办法?总不能跟人家说:立即停止“战斗”!人家不会听我的。我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抢吧,我只有“十几条枪”,人家人多势众,打不过人家,还可能殃及阎百真,不救吧,老同志和阎百真家属一通央求,战友们也摩拳擦掌……商量了半天,我决定来个“奇袭白虎团”。
电话总机室里都是对方的人,用分机打电话怕“泄密”。我派出两个人,到二百来米外的大院西门口,找司机班,安排两辆轿车,再用外线电话,与我在北京航空学院读书的几位高中同学联系,安排稳妥的住处。去大院西门的两个人,装作没事儿的样子走出去,作好了准备工作,又溜溜达达地回来一位,报告“一切就绪”。我让他重回司机班,把汽车开到大门口“待命”,看到这边动手了,立即把车发动起来,阎百真一到,塞进去就跑,在城里绕两圈甩掉尾巴,再奔北航。
我给留在总部的人分了工,先派出一批“流动哨”,从会场到大门口,沿线每隔一段路,布置两三个人,不要管阎百真,只负责拦截、阻滞“追兵”,耽误他们一点儿时间,就算完成任务,千万不要动手,人家人多,咱们打不过人家。
等他们各就各位以后,我对留在总部的“四员大将”说:“开始吧!”这四个人装作出门办事儿的样子,推推搡搡,又说又笑地出了单元门,经过阎百真身边时,其中一人突然冒出一句:“你在这儿呆着干嘛!”四个人冷不丁抬起阎百真,就往大门口跑。批判阎百真的人都愣了。等到明白过来去追阎百真,已经落下了一段距离,再加上沿途有人堵截,已经无力回天。
这次行动,成为两派均予以“认可”、甚至“赞扬”的“成功战例”。令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四年后,它却是张××自杀身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张××在我们这个战斗队里,年岁较大,长我三岁,不过他是个“小角色”。当两派都在津津乐道“奇袭白虎团”事件时,老张信口说,“这件事”,还有其它几件“令人感兴趣的”事,都是他“一手策划、操办的”。我入狱后,这位老大哥被当作“李闯的狗头军师”、“摇羽毛扇的”,隔离审查。此时,他满身是嘴也说不清道不明了。他经受不住逼供折磨,跳楼了。死得真冤!

从困惑走向怀疑

到1967年下半年,许多事情开始令我困惑了。文革之初,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总参谋长罗瑞卿,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宣部长陆定一和中共中央委员、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反党,咱信;说北京市委书记、北京日报总编辑邓拓,北京市副市长、明史专家吴晗和北京市委统战部长廖沫沙组成的“三家村”反革命,咱信;说“刘(少奇)邓(小平)”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咱也信;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陶铸是党内最大的两面派,咱还信!可是,毛泽东思想不断地从一个伟大胜利,走向又一个伟大胜利,“打倒”的人越来越多,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的97位委员和74名候补委员,除了已故的,十之八九都“靠边稍息”了;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以及各省、市、地、州、县和各地各单位的主要领导人,几乎都成了“走资派”,罪名越来越离谱。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薄一波,中央委员、中组部长安子文,中央委员、书记处候补书记刘澜涛和中央候补委员杨献珍等六十一位赫赫有名的革命前辈,都曾经“集体叛变自首”,是一个“叛徒集团”,而刘少奇则是这个“叛徒集团”的头儿!咱糊涂了——自小从学校到部队所受到的革命教育,难道都是谎言?多年来屹立于心中的偶像,难道都是假的?
像刘少奇这样的“文官”,都是“叛徒、内奸、工贼”,像朱德那样的“武将”,都是“军阀、土匪、投机分子”,“出身”好一点儿的高干,又大多数“历史上一贯反对毛主席”。我私下和“战友”们谈到这些事情时,发过一些议论:“毛主席他老人家领着这么一帮人闹革命,真是够操心,够累的!”“洪洞县里没好人,天下乌鸦一般黑”,共产党成什么了?还“伟大、光荣、正确”吗?否定了历史,否定了同生共死、并肩战斗的战友,等于否定了自己,最终成为光杆司令。
有了刘少奇这样的“光辉榜样”,全国的造反派都像疯了一样,到处抓叛徒、特务、内奸、工贼。外文局两派群众组织也都拼命赶时髦。对方捷足先登,抄了罗俊的家,通过“内查外调”,掌握了“钢鞭材料”,授予罗俊“大叛徒”称号,开大会批斗他。我们这派的某些头头,急得够呛,要求“赶紧把握斗争大方向”,开大会批斗“大叛徒”罗俊。我方“首席”大头头刘××说:“到苏州、武汉外调的人还没回来,没有证明罗俊是叛徒的材料,就把人家当叛徒批斗,闹出笑话,下不来台。”在我的印象中,造反派组织越大,越是乌合之众,各“怀鸟兽之心,难养易败”,谁都不服谁,经常是“一人一把号,各吹各的调”。有几个头头把“刘司令”的话当耳旁风,不管三七二十一,主持召开批斗“大叛徒罗俊”的大会,弄得刘××非常尴尬。
会后,我们战斗队把罗俊找来“审讯”,责令他老实交待叛变经过。罗俊很坦然,告诉我们:“我在苏州坐牢的情况,组织上一清二楚,也是组织营救出狱的。出狱时登了报,后来又经过长时间的严格审查,甄别,才恢复了组织关系,安排工作。”他说,被捕、坐牢、对于做地下工作的人来说,随时都有可能。这种事情没有必要对组织隐瞒,想瞒也瞒不了。解放后历次审干,他都如实向组织申报,填表。有一个脾气暴躁的“战友”对罗俊吼道:“耍滑头!革命群众说你是叛徒,难道是假的?”说着,突然蹿到罗俊面前,搧了罗俊一个大嘴巴。罗俊的那半边脸,立马落下五条红指痕。有两三个人赶紧连劝带拽地把那个怒火冲天的“战友”拉开。他还不依不饶,企图继续施暴。王二(王宗林)让几个人把那位“弄到别的屋子里去”。那位还大声嚷嚷:“他就是个大叛徒,态度极不老实!都是你们惯的,和他谈什么?右倾!这种人就得给他点儿厉害瞧瞧!”气氛极度紧张,火药味特浓。
我们这帮人,虽说年轻气盛,愣头愣脑的,此前还真没抄过谁的家,也没打过哪个“走资派”。或许正因为如此,罗俊一直“敢”和我们说话,否则,我们也不会在批斗他之后,又把他找来“谈话”。此次事发突然,猝不及防,大家,包括罗俊,都有些尴尬。我们让罗俊坐下说话。我和王二与罗俊面对面坐着,向他道歉:“对不起,是我们不好,不该打你。”罗俊捂着那发红的半边脸,眼泪汪汪的,显得非常委屈,但又极其诚恳地说:“没什么,没什么。他的心情我能理解。”王二说:“你也能看出来,我们并不想把你怎么样,就是想平心静气地谈一谈,弄清真相,就冲这一点,你也应该说实话,别让我们坐蜡。”
罗俊慢条斯里地说:“唉!走资派的罪名,已经让我万劫不复了,再加上个叛徒,也不过如此。我还有什么好隐瞒的!”罗俊接着向我们表白:“年轻人!说心里话,当初我要是有叛变或变节情节,也活不到今天。党内有专门处置叛徒的组织和办法……请你们一定要相信我!”犹豫了一下,他又说:“有句话,不知当说不当说……”多数人对没能抓到一个真叛徒,显然感到失望,很不耐烦,有人喝道:“别装孙子,有屁就放!”有人说:“少来这套!过去谈话,我们什么时候抓过你的小辫子?”
罗俊吞吞吐吐地说:“根据我的经验判断,刘少奇他们那些人的问题,中央也应该早就了解……”有人打断他的话:“还越说越来劲了你!胡说八道,自己屁股上的屎都擦不干净,还想替别人翻案!”吓得罗俊把后半截话吞回去了。
两派群众组织,均拿不出“过硬”的材料证明罗俊是“大叛徒”,而罗俊的“叛徒”帽子,却仍然戴着。我知道“内幕”,也就怀疑刘少奇的“叛徒”帽子,究竟是真是假。
再一次到家里去与罗俊“谈话”时,他的情绪很糟。望着被对立派群众抄过的家,撬坏的墙壁,罗俊一脸的无奈和凄凉。唉,为党和国家“革命”了几十年,党和国家却没能爱护他,保护他!我们也不好说什么。王二很“右”,劝罗俊:“想开点儿,问题总会搞清楚的!”临走,我们几个人纷纷半开玩笑地在罗俊面前抖罗衣服,又摊开双手,说:“你别多心,我们可什么东西也没拿你的。”罗俊却很认真地表示:“别这样,别这样!我相信你们。”
那时候,中央文革的“首长讲话”,铺天盖地的小报、传单、大字报,翻来覆去地重复着一个观点:中共“八大”的政治报告、决议,都是“刘邓”背着伟大领袖搞出来的,过去的十七年中,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左右了党和国家的命运,许多领域都被“黑线专政”。我就瞎琢磨:毛主席他老人家干什么去了,难道光顾着游泳了吗?那么大的、红彤彤的太阳当空照着,怎么会到处都“暗无天日”?“战友”们在一起议论起来,也都觉得怪怪的:毛主席他老人家就坐在“八大”主席台第一排正当间儿,党和国家领导人众星捧月般围着他,什么事瞒得了他?老人家“明察秋毫”,怎么会被蒙在鼓里?即使有人瞒着他,林副统帅跟伟大统帅那么亲密无间,怎么就没想起来,打个“小报告”什么的?
说来说去,无非是有主张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有认为应该抓经济建设的,而“八大”以来,阶级斗争这根弦儿一直绷得很紧,反右,反右倾,“四清”,文革,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还不都是主席说了算,大伙跟着干?就说“经济建设”吧,“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哪面红旗不是毛主席举起来的,哪条道儿不是毛主席划出来的?
1967年7月中旬,造反派到中南海西门外“安营扎寨”,“火线揪刘”。中南海西边大墙外,红旗蔽日,花花绿绿的大标语糊满了墙,各式各样的席棚帆布棚子,一个连着一个,打着各种旗号的造反派组织,日夜坚守在里面。游行示威的群众队伍,昼夜川流不息。数百个高音喇叭,没白没黑地冲着中南海大院狂叫:“誓死打倒刘少奇”,“不揪出刘少奇决不罢休”……其间还举行过数十万人的集会。中南海里边的造反派也没闲着,在中央文革指使下,抄了刘少奇的家,多次批斗刘少奇夫妇。
我们进一步议论“刘邓”是否真的“走资派”时,也感到茫然。王二对大家说:“这种活动以后不能参加,别让人当枪使。”
搞对外宣传工作,要知己知彼,了解世界各国的情况。外文局各单位,每年都花费大量外汇,订阅外报外刊。文革中,全国大量报刊都停止出版发行,中央报刊只剩下了《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地方报刊则只有各省、市、自治区的党报(革命委员会成立后改为革委会机关报),只有外文局的对外宣传报刊在照常出版发行;外文局又是极少数中央允许继续订阅境外报刊的单位之一,许多在京科研单位的工作人员,凭介绍信到外文局各单位资料室查阅外报外刊。我们经常看这些“资料”。别的国家很难自己同自己比,南北朝鲜、南北越南,东西德国,曾经“都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孰贫孰富,可比性就大一些,这也增加了我的疑惑。

走访“走资派”

疑难问题太多,自然要影响革命情绪。我多了个心眼儿:别跟着哄,要想知道梨子的滋味,就得亲口尝一尝。我突发奇想:刘少奇、朱德那些大人物,咱够不着,也没有本事“过问”;眼面前的罗俊等人,倒是“手到擒来”,应该和他们“探讨探讨”。这些“走资派”挨批斗时,老实着呢!个个都承认自己“有罪”。他们真是那么想的?开批斗会,肯定“掏”不出他们的真实想法。长期以来,他们面对的是“横眉立目”的造反派,换副“笑脸儿”,安慰安慰他们那颗惨惨戚戚的心,或许能把他们的“心扉”撬开一条缝!我们决定,用“谈心”、“讨论”的方式,“推心置腹”地与他们交流,以期摸到一些“真情实况”。
于是,我和几位“战友”,用了将近两个月的时间,悄悄地走访了二十多名“走资派”和“靠边站”的领导干部,平心静气地和他们交谈,甚至向他们“请教”。我们的水平不高,提的问题很直白,很简单,今天看起来,甚至很幼稚:
“你真的想反党、反社会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吗?”
“你对过去十七年的工作,如何评价?”
“你认为外文局谁是走资派,为什么?”
“你对文化大革命的前景和自己的前途,有何估计?”
再就是针对大字报、批斗会提出的一些重大事件,请他们谈谈始末。
我们在天黑以后,闯到人家家里,谈话前郑重声明:纯属私人谈话,算是调查研究,我们年轻,来外文局时间不长,想了解了解情况,用人格保证,不是收集大批判材料,绝不抓辫子,你要是不同意,我们就不作记录,“弄清事实、是非,对我们双方都有好处”……
谈话对象的行政级别,在八级至十三级之间,有局长,几位副局长,局政治部的领导,各报刊社的负责人。其中有四五个人,戒备心理特别重,点头哈腰,不肯与我们平起平坐,反反复复地说自己“有罪”,接受批判,谈到具体问题,不是说“记不清了”,就是“顾左右而言它”,要么就问:“你们了解得如何?”或者说:“大家聚到一块议一议,就会搞清楚的……”——这促使我们开了一次局党组成员座谈会。
个别人倒没什么戒备心理,开口就是一通喊冤叫屈,一位中国建设杂志社副总编说:“都是罗俊、鲁平他们搞的,我是受排挤的,受害者……”其家住在一楼,我们从前门进去,很快就从后门出来了。我瞧不起这种人。
多数人抽象承认“有罪”,涉及具体问题时,则小心翼翼地追忆来龙去脉,尽量把自己“摘出来”,往往声称:“我不折不扣地执行了上级指示;但是,当时都认为是正确的。现在,革命群众说错了,正在提高认识。”
罗俊、阎百真,局政治部副主任仲凯和中国建设杂志社副社长鲁平等五六位,谈得比较坦率。我们跟罗俊“处得还可以”,除了打过他一巴掌,我们还真没有为难过他。以前,我们和他谈话,他动不动就称“年轻人啊”、“小将们哪”、“青年同志们呀”,有时我们喝斥他:“少来这一套!”“去你的,谁是你的同志!”他也不在乎:“不管你们怎么看,我认为咱们还是同志么!”
阎百真是我们“保”的“皇”,说话更随便一些。谈到毛主席有关中国革命“两步走”、建设新民主主义国家的“过渡时期”少说也得十至十五年的论述,以及我们对刘邓的看法,罗俊和阎百真虽然出言谨慎、圆滑,却也频频点头,认为我们说的“有道理”、的确“值得研究”,还夸我们“有想法”,“看得出来,你们确实是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了”。他俩都一再强调:一接到来外文局工作的调令,上边就交待“周总理说了,外事工作,授权有限,必须随时请示报告”,“陈老总说过,外事工作无小事,凡事都不能自作主张”。罗俊和阎百真都表达了同一心情:“在外文局工作,如履薄冰,战战兢兢,执行上级指示唯恐走了样,谁敢独出心裁另搞一套?”罗俊试探着说:“总理还在工作,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陈老总也被保护起来了。看样子,外事口的工作,不会有太大问题,至少,方向、路线应该是正确的……”
这一席话,令我们茅塞顿开:这么简单的推理,秃头上的虱子,明摆着,我们居然没有意识到,让“走资派”给一语道破了!有的“战友”感叹:“不服不行,还是这些老家伙道行深!”难怪以前谈话时,罗俊曾多次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青年同志们哪,你们要革命,要造反,斗争我,批判我,我这个岁数的人,不怪你们。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搞群众运动么!我只求你们一件事:外文局的问题我负责,想推也推不掉,各社领导都是按照局党组的指示开展工作的,方针、路线上出了问题,没有他们的责任,也没有局党组其他成员的责任。希望你们不要再难为他们了!”原来,他心里有底,“我现买现卖”,“批发商”既然没错,“二道贩子”能错到哪里去?
这次“畅谈”,罗俊再一次表示:“我是否有悖中央、国务院的指示,那都是有据可查的!”阎百真说:“革命群众说什么、怎么说,都可以。我们说话,那是要负责任的。制定外事工作路线、方针的领导同志,都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怎么能说外文局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呢?按照分工原则,外文局的工作不归刘邓他们管么!”当时,我们已经开始“同情”刘邓了,我们说:“刘邓即使管了,也不见得都是错的。”“阎老西儿,你悠着点儿,别把自己从这头摘出来,再从那头绕进去!”
老干部们有“挨整”的经验,也有丰富的“整人”经验。他们知道,群众运动一来,疾风暴雨,三反、五反、打老虎、反右、拔白旗,那都是有指标的。打多少老虎,抓多少右派,拔多少白旗,都要按上级分配的名额,如数完成任务。那时候,运动有组织,有领导,有标准,有政策,有始有终。这次文化大革命,好像只有中央精神,而无组织,无领导,无标准,无指标。但是,他们心里明镜似的:“任何运动都会有始有终。运动后期,总是要落实政策的。”罗俊说:“我相信,中央一定会出来说话的。到那时候,我该负多大责任,自然会清清楚楚。”
千万别怪我耳朵根子软,也别怪我革命立场不坚定。要怪,就怪“走资派”对我们说了实话。他们的分析、判断有道理。因此,我基本上相信了他们说的话,而且认为,罗俊敢于承担责任,敢为部下开脱,是个“爷们儿”。后来,他对我的关照,也使我受益匪浅。我平反出狱一年后,中国建设杂志社安排我脱产一年,进修中文和编辑业务。有一天,恢复了局长工作的罗俊,来看望进修的同志,当着众人的面对我说:“小李子,你知道不?你们社让你来进修,是我点的名。记住,磨刀不误砍柴功;何况,你脱离社会八年多,很多事情也应该从头学起。这样做,对你,对你们社的业务工作,都有百利而无一害。”我说:“谢谢您。”他笑着说:“谢就不必了。别以为这是报复、剥夺了你的工作权利,好好学习,我这个老头子就很欣慰了。”此后,社里还安排我在人民大学旁听了一年哲学,脱产一年,学习英语。
进城之初,国家对各级干部实行供给制;不久,“以粮代薪”,即每月工资以给多少斤小米折算。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定级以后,十级以上干部的级别一直未动,直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国家才为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上调一级。文革前,局政治部副主任仲凯为行政十级,比副局长兼政治部主任金丰还高一级,虽然没被明确“打倒”,却也享受过烧锅炉的待遇,与罗俊“并肩战斗”过。我们认为,他比金丰资格老,又听说此人“脾气特倔”,“对文革有自己的看法”,因而对“这种人”倍感兴趣,不能不与其面谈。他也谈了亲身经历的“群众运动”、“党内斗争”,且感触颇深:以前我总是负责审查别人,也可以说是“整人”的,这次当自己变成革命对象了,才冷静下来,重新认识所经历的一切!他说,延安整风留下来的尾巴,至今仍有些尚未尘埃落定,文革这样规模空前、涉及面广而深的运动,恐怕需要过十年二十年才能理得出头绪来。他告诫我们:不要头脑发热,不要盲目“跟风”,要独立思考,千万不可人云亦云。当时,我还没琢磨透仲凯的“教导”,二十一世纪之初,再回味这些话,才觉得“意味深长”——文化大革命结束二十多年了,“理出头绪来”了吗?
我出狱之前,仲凯已经调离外文局。
鲁平这个人,好像生就的心直口快,外号叫“鲁大炮”。这个“美誉”一直保持到后来他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时。许多人都说,他是个“才子”,工作能力强。文革前,他好“训斥”部下,得罪了一些人,文革中荣获的“罪名”比较多。我们没有和他单独交谈过。一迈进他的家门,他显得很“意外”,有点儿发愣。谈话之初,他疑虑重重,小心谨慎,把大灯关上,只开着台灯,屋子里的光线暗暗的,颇为神秘,好像“地下工作者在交换情报”似的。他那两片眼镜的闪光,透露出内心的疑虑、审慎和不安,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然而,他终究难以“自制”,既谈事实,也谈看法,只不过“慑于形势”,尽量把话说得“圆滑”一些,声音也没有“训人”时那么嘹亮,努力压得低低的。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话是:“十七年的对外宣传工作做得怎么样,有目共睹,有比较才有鉴别么!”至于和谁比较,如何鉴别,他不说。到我专心“促生产”时,才明白了这句话的含意。
再看“走资派”们过的日子。罗俊住在一个独院里,有车库,院子大小,也就能放下两辆“华沙”牌小轿车。其他“走资派”,和一般干部一样,住在单元楼里。金丰住“四室一厅”,是两个两居凿通的。他和阎百真用的家具,都是“公家”配置的。当时,外文局的一般干部结婚成家,单位也给几件家具,有床、桌椅板凳等。阎百真和金丰的家具多一些,还有沙发。其他“走资派”和领导干部,有三室一厅的,也有两室一厅的,所谓的厅,其实就是过道。鲁平等几位司局级干部,住在简易楼里,没有卫生间,使用楼道里的公共厕所。个别有“海外背景”的,例如《人民中国》杂志总编辑康大川——原名康百顺,抗战时期曾任国民政府设在贵州省北部的日本战俘营的主任——家里铺着地毯,喝着咖啡,有几样洋摆设。绝大多数人家,生活简朴,充其量相当于眼下城市里的“温饱型”家庭,“资本主义道路”走得并不怎么好!
今天可以毫不隐晦地说,我从积极参与到消极怀疑文革,的确受到一些“走资派”的重大影响,并衷心感谢他们能在那种形势下对我们说实话。在军管小组让我交待“反动言论”时,我丝毫未涉及他们——并非出于“保护”,而是信守承诺:不抓辫子,不对外公开谈话,同时,我认为他们只是对我有所启迪,至于我如何认识、评论文革,完全是“独立思考”的结果,咎由自取,怨不得别人。更何况,后来给我定罪所依据的大量“反动言论”,主要部分都是经总理联络员王文政“启发诱导”、“归纳总结”的,或者在与他争论时不经意间“话赶话”说出来的,实在与他人无关。

“丛中笑”大字报结束阿Q式“革命”

那年头,大鸣大放,写大字报,搞大辩论,轰轰烈烈,似乎言论自由得很,其实满不是那么回事儿!“紧箍咒”套在头上,稍一不慎,就可能大祸临头——情绪亢奋、紧张,喊错了口号,写大字报、大标语,出现笔误,“万寿无疆”看上去像“无寿无疆”,无意间毁坏了印有领袖像的报纸,摔坏了领袖的石膏像……都可能转瞬变成“牛鬼蛇神”,被关进“牛棚”(“坏人”集体宿舍),遭到批斗,甚至被送进“局子”。我和几位“战友”感到很不理解。陈毅说过,反右时搞了四十万人,世世代代结冤仇,有什么好处!文化大革命这么搞,八十万也挡不住,不得了啊……我们觉得陈老总的话,很耐人寻味。我说:既然是人民的政府,就应该实行王道,不怕老百姓说话。人家提点儿意见,就扣上右派、反革命、政治犯的帽子,谁还敢说话?1957年我们学校的两位才华横溢的语文老师,因为说了“为什么把(长春市的)中山大道改名为斯大林大街”之类的话,被打成右派,罪名是反苏,其中一位才二十多岁。我看他们的意见不能说没道理。现在,全党全国都“反苏”,他们俩不过先知先觉,走快了一步!
外文局另一派组织的头头,在主楼二楼会议室开会,赶上刮大风,一块玻璃碎了。一位头头顺手抄一块三合板儿堵窗户,没注意到三合板儿朝外的那面贴着领袖像,而且头朝下了。外边百万庄路上的行人驻足引颈观看,其中有人冲进外文局,要抓“反革命分子”,吓得那位头头“逃亡了”。我们这派的头头主张去山东老家抓他。王二不以为然,说:“谁都有疏忽的时候,别没事找事!”
尽管如此“仗义”,在那期间我们还是做了一件至今仍感到内疚的事情。我们借“非法倒卖毛主席像章、印发宣传品、谋取暴利”的“罪名”,抓了对立派的三位普通干部。在所谓的“隔离审查”期间,我们多次打人家,其中一位同事的屁股,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的。后来,我们中的几位“战友”,曾多次向被打者道歉,双方见面也说笑打闹。但是,人家心中的创伤,能平复吗?尤其令我惭愧的是,军管小组整我们时,他们都没有落井下石。
革别人的命,下得了狠心,动得了狠手。革自己的命,就不容易了。承认自己无知,说自己错了,犹豫再三,终究下不了决心,再说,“大气候”也不允许这样做,那等于往枪口上撞,自取灭亡!不过,我还是鼓足了勇气,综合了“调查研究”所得,于1968年初,以“丛中笑”之名,写了一份长篇大字报,贴在外文局大食堂门口,婉转地谈了一些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认为:不仅要尽快“解放”那些“走资派”,而且要“解放大叛徒罗俊”。据说,罗俊连续两三天多次在大字报前驻足观看,还在小本本上作了记录。这张大字报表明,我对批斗“走资派”彻底失去了兴趣,也给我的阿Q式的革命,划上了一个句号。我们的那个“战斗队”也散伙了。

动乱中的采访见闻

等到我专心做业务工作时,所见所闻对我的震撼,应该说是极其强烈的。伟大祖国的锦绣河山,已经满目疮痍!
在沿海一带采访时,听到一个“故事”:婆媳俩为家务事吵架,婆婆被尖牙利齿的儿媳妇顶撞得说不出话来,“你,你……”憋了半天,突然冒出一句:“你的嘴比广播员还臭!”混熟了,当地陪同采访的人说:“陪你们这些上面来的记者采访,是我的任务,否则,我躲你们远远的。我们这儿的群众说,报纸上一句实话没有,就天气预报是真的,还常常说错。记者回去在报纸上瞎说八道,报喜不报忧,群众就把账记到陪同采访的人身上。这次还好,你们对外宣传,他们看不见。”这让我想起当年中苏论战时流传的一则苏联“政治笑话”,说莫斯科的大学生在列宁图书馆听一位官员作“形势报告”,有人对其所讲提出质疑。他不作正面回答,却问听众:“还有谁认为我们的报纸不讲真话?请站起来!”结果,全体听众都齐刷刷地站起来了。这个“笑话”确曾令我觉得“可笑”,而那个“中国笑话”却使我感到“可悲”——中国新闻工作者在老百姓心目中,原来就是这个样子的!
江青在接见群众的讲话中公开说,我们(上边)斗得很厉害,只是没有武斗。不过我声明,谁跟我武斗,我一定还击。中央文革成员张春桥、姚文元,指使上海的一派群众组织血洗了另一派组织。广西的三派群众组织,在桂林、柳州、南宁铁路沿线架起机枪火并。山东某地的一派群众组织,在武斗中打死对立派十八个人,又把十八具尸体吊起来练习打靶。四平在解放战争中曾反复争夺,街道上血流成河,差不多能没脚面,市区几乎全“平”了!文革中,这个位于吉林省会长春南面的城市,又差点儿因武斗而“平”了。文革前,在我的心目中,长春市的斯大林大街,比北京的长安街还要漂亮。经过文革的“洗礼”,斯大林大街已经面目全非,沿线随处可见小山一样的垃圾堆,公共汽车站牌油漆脱落,布满弹孔。大街北端、火车站前著名的东方红大旅社,被战火夷为瓦砾,中段的人民公园破破烂烂,悄无声息,据说,武斗最紧张时,附近市民买不到引煤炉子的劈柴,把篱笆墙等都拆光了,南段的吉林工业大学校园,“非常热闹”,哀乐低沉,主楼上挂着一条条长长的挽联,楼前广场上有一排水泥筑的长方形“烈士墓”,葬着八九名在武斗中丧生的学生。胸前佩戴白花的吊丧者,熙熙攘攘,三人一伙、五人一堆地听人诉说着“烈士”宁死不屈、顽强抗“敌”的事迹。“他们为谁而死?这样的内战值得吗?”我对陪同“参观”的高中同学说,“一帮冤魂!但不值得如此纪念。别看现在搞得轰轰烈烈,早晚得挖坟掘墓。”同学说:“我也觉得,这不是埋死人的地方。”
我想去四川“转转”,同行们都说:“千万别去。比解放战争的‘三大战役’打得还凶,双方都有部队都没用过的先进武器,弄不好,就得把命搭上。”一位男记者说:“去武汉采访,刚出汉口火车站,枪声大作,只好卧倒,匍匐前进,三次起立,三次卧倒,一个多小时,还没走出一站地,钱包和记者证也都丢了。”
有一阵子,东北三省城乡的工厂、街道、屯子里的场院上,男女老幼挥动着“红宝书”,唱着“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不知疲倦地跳“忠字舞”。那阵势,那场面,比现如今扭东北大秧歌壮观多了。然而,一家军工厂,文革前,一个星期可生产三台“米格”发动机,现在忙着跳舞,三个月能生产一台,就“阿弥陀佛”了。
火车从内蒙古呼和浩特车站开出,经包头驶向宁夏,再入甘肃的河西走廊,铁路两侧到处是戈壁、沙滩、荒地,“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人们忙“革命”去了,甘肃省临泽县的老少爷们儿倒比较“逍遥”。火车站前低矮土房墙根下,百八十名面黄肌瘦、衣衫褴褛的男女,在懒洋洋地晒太阳。我在一家空荡荡的“大饭店”里坐定,四个黑面馒头一盘炒菜刚上桌,呼拉拉上来十几名男女“围观”。我拿起一个馒头“突出重围”,剩下的饭菜,任由他们哄抢。在河西走廊,在青海的西宁,在宁夏,火车上,市区里,随时随地可见穿着“开花”棉衣的男女,有人甚至露着屁股蛋蛋。宁夏的贫困乡村里,许多十七八岁的大姑娘没有裤子穿。
吉普车行驶在一眼望不到边儿的淮北大平原上,视线所及,是大片大片的白薯地,低矮的土房,以及房前的白薯窖和晒着的白薯干。不知道农民兄弟常年以白薯为粮,是个什么滋味儿!同行的一位老记者问:“小李子,有什么感想?”我说:“在北京没觉出什么来,看到这里的景象才知道,建设社会主义有多么的困难!”既可悲又可笑的是,那时农村经常搞“忆苦思甜”,“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伸”,上了岁数的人,不忆旧社会的苦、思新社会的甜,却悲悲切切地大吐三年困难时期饿肚子的苦水。等到年轻的军代表、造反派发现苗头不对,予以制止时,全场已是一片唏嘘。1980年我进修编辑业务,一位大学教授上课时,曾对学员们说过这样一句话:文革时,“四人帮”一再让中国人民“放眼世界”,“别忘了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在受苦受难”……“这两年有机会到国外看了看才发现,那‘三分之二’的大多数,都在中国!”
这就是我们天天都在讴歌的“日益繁荣昌盛”的祖国?这就是“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的丰硕成果”?当农民成天为填饱肚子发愁,拼命从“鸡屁股里抠”油、盐、酱、醋钱时,老记们卖力地在广播里、报纸上,挥舞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颂扬“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能不招人恨吗?这些亲眼所见的“大好形势”,我当然也不敢写在报道中,却如鲠在喉,不能不向“战友”们诉说。病从口入,祸从口出。我这个人,胸无城府,嘴无遮拦,不管什么事儿,觉得不顺眼,就说三道四,埋下祸根。

我被“控制使用”

“有问题的人”,脱产“被革命”,“根红苗正的人”,脱产“抓革命”。编辑部最冷清的时候,只有两三个被控制使用的人,在努力“促生产”,其中就有我。我被列入“控制使用对象”,最初我毫不知情。有一次,刚和一位同事从外地采访回来,“革委会”主任在小食堂召开全社大会时,不点名地批判了我的“反革委会言论”。会后,我责问那个同事“打小报告”。人家抱歉地说:“我的日子也不好过。革委会警告我这个出身不好的人,要经得住大风大浪的考验,站稳立场,监视你这个被控制使用的家伙,如实汇报情况。”之后,在编辑部开会时,军代表黄××说过这样几句话:“有的年轻人,虽然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业务上还有一定能力,我们还是要利用的。”我在编辑部里年龄最小,比我大二三岁的年轻人,都在“抓革命”,这话显然是冲着我说的。
其实,我与“革委会”的人同属一大派。我的那些“战友”,不是“革委会委员”,就是“清理阶级队伍的骨干”。我们都忙着“出差”。他们出去“外调”,我出去采访,分工不同,有些人的思想相通。一位原来很少出门的“战友”,奉命到坝上(张家口一带)外调,回来后对我说:“不怪你说,那个地方穷得几乎揭不开锅,真不是人呆的地方!”
那一段时间,采编工作量很大。《中国建设》有两期杂志几乎成了我的“专辑”,十一二万字的文稿中,我编写的占多数。“革委会”那帮“二把刀”管业务,我这个“三把刀”扛大梁,杂志办成了什么样自不必细说。发行量从文革前的二十来万册,一路下滑,此时降到六七万册,其中相当部分还是“赠阅”的,甚至赠阅人家也不想要了,许多外国读者来信批评我们的杂志,说:“请不要给我寄你们的杂志了。”有一位读者显然是急了:“我早就说过,请不要给我寄杂志了!为什么还要寄?”
这时,我才深刻地领会了“走资派”鲁平说的话:对外宣传工作做得怎么样?有目共睹,有比较才有鉴别。
——————————————————————————————————
【生逢乱世】

外文局的“批查打”运动

王宗林

《昨天》编者按:本篇节选自王宗林遗著《坎坷的一生——王宗林自传》,初稿大约完成于2014年冬季,征求意见后,未及修订完毕,作者已于2017年仙逝。作者是《中国建设》(现《今日中国》)杂志的西文版翻译。文化大革命中参加过早期的群众造反,后对文革产生怀疑,在1970年被打成“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又被诬为“政治谋杀案凶手”,遭受八年冤狱磨难。

如果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给全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和巨大痛苦的话,那么,在外文局文革运动中所开展的“批查打”运动(指批判极左思潮、清查“五一六”、打击一切反革命分子),给全局广大干部群众带来的灾难和痛苦,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文革经历了长达十年的时间,其中外文局的“批查打”运动的时间却有八年之久!所以,我想多用些笔墨,对这场不但把外文局弄了个“底朝天”、也把我个人弄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批查打”,作一次详尽的描述。

军管“六人小组”在外文局制造大量冤案

据说,外文局里有一位姓张的女士,给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封密信,状告以施诚为组长的军管小组犯有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支持外文局的资产阶级右派掌权,压制外文局的真正左派。于是,1970年4月,中央向外文局派了一个由现役军人组成的“四人小组”,成员有战祥侠、林光宇、李任秀,加上前段时间先到外文局的强守一。一个月之后,上级又派来两人,一个是“总理联络员”王文政,着陆军军装,另一个是“江青的联络员”施恩俊,着空军军服。他二人加上原来的“四人小组”变成了“六人小组”,是外文局负责领导“批查打”的最高领导集团。他们搞“批查打”的行动纲领,正如“六人小组”成员强守一在全局动员大会上所说的一句话:“一定要把外文局弄个底朝天!”
在这样一个丧心病狂的纲领下,他们飞扬跋扈,不可一世,把一个好端端的外文局,搞得乌烟瘴气,怨声载道,人人自危,冤案接二连三。在一个拥有近千人的外文局里,竟然查出来五六百个反革命“五一六”分子,两个各拥有八九个成员的“反革命小集团”,五起“政治谋杀案”,牵连共有五六十个“杀人犯”的“杀人集团”——包括外文局副局长阎百真、局保卫处处长张仁杰在内,共有二十八人入狱;人民画报社阿拉伯文翻译董××、北京周报社德文翻译张××、局电话室负责人刘××,在隔离审查中,宁死不说假话,被逼无奈,自杀身亡。除此之外,还有一两起“政治谋杀案”,虽然已经“立案”,由于“六人小组”及其追随者黔驴技穷,实在无法捏造事实,最终不得不放弃他们的野心而胎死腹中。
同多灾多难的外文局一样,无数莫须有的罪名连续不断地降临到我头上,受到的折磨和吃到的苦头是常人没有经历过的,也是无法想象的,灵魂和肉体都遭受到无情的摧残。别的先不说,单是我的一头浓密而乌黑的头发,就被折磨得连续脱落,时间不长便露出了头皮。
不了解内情的人,也许会说:“太夸张了吧?”且慢,只要看过下面我被“整”的时间表,便会深信,我的确没有夸大其词:
1970年4月4日,被勒令停职反省。
8月27日,被视为“李闯反革命小集团骨干分子”,实施隔离审查,专门成立了对我审查的“学习班”(指隔离审查的专案组)。
11月6日,全局“宽严”大会,我因拒不承认是反革命“五一六”分子,遭到“从严处理”,戴上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执行群众专政,打扫办公楼的厕所和局大院的卫生。
11月25日,押送河南五七干校劳动改造。
12月21日,莫名其妙地被冠以“杀人”罪名,隔离审查所谓“‘8·23’李熏荣政治谋杀案”中的“罪行”。
12月27日,定性为“8·23”政治谋杀案的“杀人犯”之一,押解回京。
12月29日,作为“杀人犯”参加全局召开的“8·23”谋杀案“破案”大会。
1971年1月5日,押解回河南五七干校劳动改造。
2月10日,“杀人犯”罪名加码,隔离审查“1·10”方应旸“政治谋杀案”中的“罪行”。
5月4日,增加新的“杀人罪行”,审查“3·13”陈麟瑞“政治谋杀案”中的“罪行”。
8月12日,自此,作为“反革命翻案妖风”中的急先锋,被反复批斗。
9月1日,被投入监狱。
“要把外文局弄个底朝天”的“六人小组”及其追随者,在一年多时间里,煞费苦心,紧锣密鼓地为我罗织出了“累累罪行”。面对条条“大罪”,不明真相的人们,能不对我嗤之以鼻、恨之入骨吗?当然不能,而且还要“踏上一万只脚”,让我“永世不得翻身”!
自1970年8月27日成立学习班开始,到1971年9月1日入狱,在这短短的一年时间里,在各种不同场合——外文局、中国建设杂志社、五七干校每个连队驻地,乃至火车车厢里,对我的所谓“罪行”进行了大大小小的批斗,保守计算,累计超过320次。至于“学习班”对我的“小型”批斗次数,实在是数也数不清了!毫不夸张地说,运动中对我的批斗,就像老年人吃药一样,天天都有,一日数次。
下面,按照时间表的顺序,再作比较详细、具体的记述。

戴上“反革命”帽子后
又被诬为“杀人犯”

1970年8月27日,对我隔离审查,局“六人小组”、杂志社军代表和学习班的人,绞尽脑汁,威逼利诱,可以说是用尽了浑身解数,甚至让我爱人,还把远在天津的我的老娘“请”到学习班,给我施压,逼我就范,承认参加了反革命集团“五一六”。当时我只有一个信念:实事求是,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我没参加反革命组织,决不能承认。退一步讲,即便承认,也无从交待这个子虚乌有的事情。
经过了整整七十天的批斗,“六人小组”及其追随者一无所获。11月6日,在位于海淀区甘家口的北京建材部礼堂召开“11·6宽严大会”,我被定为“反革命集团‘五一六’分子”和“李闯反革命小集团骨干”。用他们的话说,我的身份一下子变成了“双料反革命分子”。大会给我的结论是:态度恶劣,拒不交待,戴上“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执行群众专政。
大会之后,我反复思考:“为什么会落得如此下场呢?”“难道我坚持实事求是错了吗?”“难道真的应了老年间说的那句话——哪个庙里没有屈死鬼!”“难道上帝要让我当这样的屈死鬼吗?”
11月25日,我被押送河南五七干校“劳动改造”。“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回到干校还不满一个月,更大的灾难又降临到我头上。
12月21日,我被视为“8·23政治谋杀案”的“杀人犯”,又被隔离审查。紧接着,欲置我于死地而后快的大小批斗会,铺天盖地而来。“政治谋杀案”,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连杀鸡都下不去手的我,竟然成了杀人凶手!这简直是天方夜谭!我茫然了,害怕了,终于明白了政治运动的残酷与可怕。事已至此,茫然,害怕,都无济于事,重要的是如何面对,要想方设法度过这个难关。
关于这个所谓的“8·23政治谋杀案”,我只想谈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被押送到干校之前,在戴上“现行反革命分子帽子”、群众专政期间,外文图书出版社蔡××的学习班和我的学习班,都设在专家楼,他在一楼,我在四楼。有那么几天,上下楼路过蔡××学习班门口时,我常常听到里面有人声嘶力竭地逼迫蔡×ד交待李熏荣是怎么死的”,“参与谋杀的还有谁”……我脑海里几次一闪念:“难道‘六人小组’怀疑人民中国杂志社日文翻译李熏荣之死因?”“听话听音,锣鼓听声;难道‘六人小组’要把李之死定为‘被谋杀’”……对于李的死因,公安局早有定论:“跳楼自杀。”因而我想:“‘六人小组’曾经大言不惭、信誓旦旦地声称,至少要在外文局抓500个‘五一六’分子,忙活大半年,却一无所获;情急之下,要另辟蹊径,瞒天过海了……”“世事难料,‘六人小组’这帮野心家,真是不可思议”……
在这之后数日的1970年11月4日晚上,“六人小组”的头子王文政,来到我的学习班,假惺惺地表示关心我,让我继续交待问题,拉长了声调说:“1968年8月23日那天……”阴阳怪气的腔调,使我立刻联系到发生在蔡××学习班的情况……“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我直接答:“8月23日李熏荣跳楼身亡。”接下来,他让我详细说说“8·23”到底是怎么回事。于是,我说了自己所知道的“1968年8月23日早上,有人发现李熏荣死在局西楼门口、革命群众议论纷纷、公安局介入调查并作出‘跳楼自杀’结论”的情况,还说:为了查清此事,外文局两派参加了“调查小组”,我也是该“调查小组”的成员。在调查这一事件时,我还记了日记。王文政马上问:“日记在哪里?”我答:“我的日记本已被社领导、军代表收去,在他们手中。”
王文政立刻给我社军代表打了电话,很快我社大批判小组的负责人肖××将我的日记本送了来。首先,我接过日记本,翻到有关的那一页后递给王文政。他看了一会儿,抬起头来满脸怒气地对我说:“谁叫你这样记日记的?”我被他这莫名其妙地一问,弄得是一头雾水,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心中暗想:谁让我这样记日记的?难道我把每天自己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事情记录下来,还要请示别人“如何写日记”吗?真是奇谈怪论,滑天下之大稽!
后来,我仔细想想,才明白,王文政之所以那样问我,是因为他已经先入为主,把我视为是“8·23”案件的杀人犯。当他看到日记本上真实地记录着事情的经过,深知这一材料足以证明我不是杀人犯,他怎能不失望,又怎能不气急败坏、大发雷霆呢?这些蠢蛋们,不,他们不是蠢蛋,是地地道道的别有用心的阴谋家、野心家!他看到我的日记,非但不认真思考他们给案件定下的“政治谋杀案”是否存在着不合理的地方,应该用客观了解到的材料否定原来主观臆断的错误,相反却认为一切与他们主观想象相抵触的都是错误的、假的、伪造的,用主观臆断否定客观真实的材料,因此他才问出“谁叫你这样记日记的”莫名其妙的话。
第二件事,1970年12月26日上午10点,干校五连组织全体干部群众,在一间大屋子里召开针对我的批斗大会。这次批斗会与以往的批斗会不同的是,在批斗会进行了一个多小时后,看到我的态度仍然是拒不承认是杀人犯,干校五连领导人戴巍,手中拿着一张纸对我说:“现在我向你宣读最后通牒:从现在起,勒令王宗林在十二小时内必须做出关于‘8·23’案件罪恶活动的全部交待,否则,一切后果自负。”
批斗会结束,只剩下我一个人独自坐在屋里,走投无路,束手待毙。在清查反革命集团“五一六”时,明明知道自己没有参加“五一六”,最后照样被打成“五一六”分子,还落得一个“死不承认,拒不交代,从严处理”的结果。现在,面临着同样的局面,明知根本不存在什么“8·23”案件,又怎么交待呢?且不说如此严重的“案件”,应该做到严肃、认真、实事求是,决不能胡编乱造、交待假情况会导致严重后果,要负法律责任,即便是放弃这些原则不管,就是承认了,又如何写交待材料啊?如何交待杀人动机、时间、地点、手段等一系列具体情节?组织策划者是谁?参与作案的人都有谁?急哉!苦哉!
面对如此严峻的局面,一是无法交待,二是不交待又过不了关,挨批斗事小,要是再一次被“从严处理”,其结果一定不会是上次“宽严大会”戴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执行群众专政那么简单了,必定是被当作杀人犯去坐大牢。我不敢再往下想。
此时,紧张、惆怅、恐惧的心情笼罩着我,神经已经绷到极限,我的身体不停地颤抖。尽管人坐在炉火通红的火炉旁,手捧着水杯不停地喝着热水,身体还是感到一阵阵地发冷,头也有些眩晕,想呕吐又吐不出来。自从批斗会结束,从吃午饭等到吃晚饭,再从吃晚饭等到熄灯时分,就这样一直坐在火炉边,等啊等。我盼着有人来救我,但没有人能救我。看来,人的力量是无法救得了我了,只有靠神的力量了,佛主释迦牟尼、基督耶和华、真主安拉,你们大慈大悲,救救我这个正在受苦受难的人吧!
我这样胡思乱想着,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到了深夜11点半,干校五连的群众陆续来到了我的学习班。看得出来,不少人都是入睡后又刚起来的,边穿衣服边走进我的房间。在全连人到齐后,还是那位中午宣读“最后通牒”的五连领导人戴巍第一个开口:“王宗林,你考虑好了吗?十二小时马上就到了,你交待不交待?”此时的情景和不久前“11·6”大会前一天晚上是惊人地相似——11月5日那天晚上,“六人小组”带领我社军代表,还有几个“批查打”的急先锋,陪同我妻子,一共有十几个人,鱼贯而入,站满了我学习班的房间。我社军代表姓庞,他的名字我早已忘掉。他作了开场白,然后让我妻子给我做工作,看看我是否能承认是反革命“五一六”分子。我妻子简单地把外文局运动进展的情况讲了几句,切入主题:“现在外文局有不少人纷纷出来,承认参加了‘五一六’,主动积极交待问题。我真的没想到,这些很少抛头露面的人,都是‘五一六’分子,你说你不是‘五一六’,谁能相信?”
我当时回答:“我知道,你来劝我是好意,是让我争取主动;但是,你想一想,我不是个笨人,如果我是‘五一六’,早就交待了,用不着等到今天你来给我做工作。事实上我不是‘五一六’分子,即便承认,又如何交待”……
今天——1970年12月26日夜至27日凌晨,我面对的是“最后通牒”,我的回答依然是我没有参与什么杀人案件,没有杀过人,不能违背事实,承认是杀人犯。还是那句话,如果是我干的,早就承认了;不是我干的,别说什么“最后通牒”,就是刀架在脖子上,也不能胡说八道!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岂能当作儿戏!
看到我的态度如此坚决,五连的另一个负责人魏××(就是我在《回炉》中写到的那个曾将贴有毛主席像的报纸头朝下堵在窗洞上挡风,之后潜逃,而王二拒绝带人实施抓捕的对立派头头——李超尘注),手中握着一卷纸,看上去,像是什么材料,走到我跟前说:“你还是执迷不悟,看样子,你是顽固不化了。现在,距离‘最后通牒’的时间12点,还差十分钟。等时间一到,主动权收回,你可不要后悔啊!”他一边说一边在我面前不停地晃动着手中的那卷纸,好像在暗示我什么。假如我真的是参与了杀人案件,充当了杀人凶手,也许看到他手中的材料,我会做贼心虚,心惊胆战,为争取坦白从宽,一定会马上承认并交待问题。然而,事实是不存在这样的狗屁案件,面对这人为制造的冤假错案,我不但心情坦然,还对他们的举止感到滑稽可笑。在群众对我“顽固态度”的一片批斗声和斥责声,手拿材料的魏××,眼睛看着手表说:“还有五分钟……四分……三分……两分……一分,时间到!王二,你还不交待吗?”
“王二”,这是文革中熟人给我起的别名(大约出自俗话中常说的“张三、李四、王二麻子”)。开始时很少有人这样叫我,后来,因为大家觉得这个别名既简单、好叫,又有趣,因此,很多人都这样叫我。尽管我不喜欢,也只能默认了,但是,从来没有办理过任何更名手续。说句笑话,外文局为数不少的人,看到“打倒反革命王宗林”的标语时,竟然不知道王宗林是谁。如果说“打倒王二”,大家肯定晓得是我。
闲话少说,书归正题,魏××继续说:“王二,我告诉你,你顽固,有不顽固的。我给你念王×的认罪书。”他一字一句把我的好朋友、中国建设杂志社的王×的“认罪书”念完后,说:“还有蔡××、郭××和其他案犯的认罪书。”他好像看出来我在怀疑他念的“认罪书”是假的,于是,把王×的认罪书递给我看,说:“这是王×的签字,是抄件,不是原件。”
听了王×的“认罪书”,我真的在怀疑,不相信这认罪书是真的,理由是王×交待的所谓“8·23政治谋杀案”根本不存在,纯属虚构。自“批查打”开始以来,王×的一贯表现是不尊重事实,把很多事情搞得是非不分、真假难辨。接着,批斗会的组织者戴巍大声追问我:“你听了王×的认罪书,有何感想?现在交待还不算晚。”
此时,我的思维在飞速旋转,为了判断“认罪书”的真假,我心想,我信不过王×,司机郭××年龄较大,在这样人命关天的大是大非问题上,他总不会胡说八道吧?于是,我要求听郭××的“认罪书”。魏××问我:“为什么要听郭××的认罪书?”我说:“没什么,我想听他的认罪书。”
他们怎么会知道我的动机,便一口拒绝了我的要求,魏××对我说:“俗话说,不见棺材不落泪,不到黄河不死心。你王二是见了棺材也不落泪,到了黄河也不死心的人!”人们纷纷离开我的房间,批斗会就这样无果而终。
一夜没睡,始终坐在屋里的火炉旁,听见院中很多人在忙忙碌碌,不知道在干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有的人也是一夜没合眼,忙着把王×等人的“认罪书”抄写成大字报,张贴在院墙上。我独自坐在屋里,又冷又饿,真是饥寒交迫,想到事情弄到这步田地,伤心之极,难道真的弄假成真,要作屈死鬼了吗?越想心里越不是滋味,好似打翻了五味瓶一样,各种滋味俱全。时间过得好慢啊,紧张、痛苦分分秒秒在笼罩着我。

押回北京参加“破案大会”

好不容易熬过了一夜,黎明五点时分,忽然听到汽车的声音,这声音越来越近,我立刻猜到这是来接我的车。果不其然,汽车停在大院后,不一会儿,学习班的人来到我的房间,命令我:“上车!”于是,我把早已收拾好的行李物品带上,与学习班的人一同上了吉普车。
在车里,借着汽车的灯光,看到院墙上贴满了大字报,仔细一看,果然是王×、蔡××、郭××等人的“认罪书”。要说在昨晚批斗会上,我对魏××念的王ד认罪书”还有怀疑的话,面对院墙上贴着的白纸黑字的“认罪书”,我完全相信他们承认和交待了参与“8·23”杀人案件的同时,我更坚信,这完全是一场可怕、虚假和极度危险的闹剧。令我十分费解的是,在清查反革命集团“五一六”的问题上,尽管没有参加这个反动组织,迫于各方面的压力,可以违心地承认,也可以胡编乱造写什么交待材料,这还勉强能够理解;可是,面对人命关天的杀人案件,如此大是大非的问题,竟敢不尊重事实,还敢违心承认自己是杀人犯,太不可思议,太让人难以接受了!难道你是一个不知轻重、未成年的儿童?难道你不懂得杀人要偿命?如果将来一旦真相大白,证明根本不存在什么“政治谋杀案”,而你承认是案件的参与者,还编造了虚假材料,故意制造混乱,引导上级领导犯错误,不也是犯罪吗?能不承担法律责任吗?
也正是出自这样的慎重考虑,我宁可做一个“见了棺材也不落泪,到了黄河还不死心”的“顽固分子”。
12月27日,上午7时许,我乘坐南昌开往北京的火车,离开了干校所在地河南汲县,在一位姓宋的军代表和学习班的三个人押送下奔向北京。列车刚过安阳车站,那位姓宋的军代表别出心裁,竟然在火车车厢里,在来自祖国五湖四海的乘客面前,组织开我的批斗会。我低头站在座位上,全车厢的旅客非常好奇地看着我。听完军代表介绍了外文局“批查打”的情况和我的一系列“罪行”后,乘客们无不面面相觑,面带惊色。虽然他们嘴上没有说,脸上的表情告诉我,他们是那样的疑惑不解:“一个年龄只有二十几岁的青年,怎么会犯有这么大的罪啊!”另外,我从很多乘客脸上的表情看出,他们对我的怜悯和同情远远大于愤恨和厌恶。我心中默默地说,你们绝对不会知道我身负的种种“罪行”,没有一条是真的,全是无中生有,是彻头彻尾的欲加之罪!我无法向他们解释,时至今日,我仍然不知道那些在车厢里参加过批斗会的人们,知道不知道外文局所有的冤假错案已经全部平反昭雪了。当初,你们在列车上听到的批判我的那些所谓的大罪,是彻头彻尾的谎言,是欺人之谈,是一场闹剧。你们见到的比窦娥还要冤屈的我,现在已经得到平反。
列车到达北京,早已在车站等候的小卧车,把我送到隔离审查地点——花园村外文印刷厂的一所楼房。我独自一人呆在房间不停地思考着:这次回北京肯定是凶多吉少。11月6日在北京建材礼堂召开的外文局“宽严”大会上,我被从严处理、戴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交群众专政的场面,又重新浮现在我的脑海里……按照“最后通牒”,这一次对我的处理绝不会比上一次轻,十有八九会被送进监狱。一旦走进与世隔绝的监狱,无法再知道外文局的具体情况,只能听天由命,任人宰割。
我越想越害怕,不行,我绝不能坐以待毙,不能被他们送进监狱,我必须马上采取行动:跑!先躲避起来,等待运动的转机。决心已定,一天中午吃饭时间,趁着学习班人少,没人注意时,我跳窗逃跑。
真没想到,由于近期被学习班的人反复折磨,身体十分虚弱,再加上身穿厚重的棉衣,因体力不支,没跑多远就被抓了回来。从此,身上又多了一条麻绳,被人结结实实地捆得像个粽子。
12月29号,外文局“8·23政治谋杀案”破案大会,在北京展览馆召开。我被带到开会地点后,没走剧场正门,而是从后门进入,通过主席台,又走到群众席就坐。不知道是“六人小组”领导们的特意安排,还是学习班的人们故意这样做?他们的目的就是吓唬人,让我产生错觉:以为这次大会我又押上台,再次从严处理,送进监狱。当坐到大会群众席上之后,我明白了,这次回京,只是让我参加“破案”大会,没有把我列入重点人物,也就是说,还不打算把我送进监狱。刚才他们带我从台上走一遭,只是故意给我施加精神压力而已。
在“破案大会”上,除了“六人小组”另一个头子强守一作了一番歇斯底里的发言外,果然,蔡××、王×、王××、郭××、彭××、鲁××等六人,走上台“认罪交待”。他们在台上像死了老子一样,捶胸顿足,痛哭流涕,交待参与了所谓的“8·23政治谋杀案”的“罪行”。会上,“批查打”的急先锋李广斌发言,说是介绍破获“8·23”谋杀案过程。然而,无论我怎样专心听他的发言,除了听到空洞的、口号式的批判外,根本听不到一点有关破获“8·23”案件的有说服力的证据和材料。这让不明真相的与会者无法判断他们所谓破获的“8·23政治谋杀案”到底是真是假。当然,他们也拿不出可以使人信服的真凭实据,因为这本来就是一起纯属虚构、主观臆断捏造出来的所谓的“政治谋杀案”。数年后,在全国进行“拨乱反正”工作中,理所当然被全盘否定,同全国各地的冤假错案一起,还了事情的本来面目。
这次大会,外文局保卫处处长张仁杰、秘书处干部杨士义、人民画报社西班牙文翻译刘浩,被诬陷为策划制造了所谓的“8·23反革命政治谋杀案”,“罪大恶极”,当场扭送公安机关。另外,在李广彬的发言中,几次点到我的姓名,并警告我必须老实认罪和彻底交待。大会开过后,不幸中的万幸,我仍然留在外文局,没有被送进监狱。

我成了又一桩“政治谋杀案”的凶手

在北京度过了1971年元旦。元月5日,学习班的人又把我押回干校。此后,除了每天继续写所谓已经“破案”的“8·23政治谋杀案”的交待材料,主要劳动任务是负责干校五连全体人员的用水。干校在河南新乡地区的农村,没有自来水,靠人用一辆安装着一个大铁桶的平板车,从距离住地一百多米外的一口井中运水。
“新闻年年皆有,唯有今年特殊”。1971年春节刚过,“8·23”案件的“罪行”我还没有“交待清楚”,“六人小组”又编造出来一桩新的“杀人案件”——“1·10政治谋杀案”,从1971年2月10日起,突然开始逼迫我交待1969年1月10号我社总编室主任方应旸死亡的问题。
回顾1969年清理阶级队伍,方同志因经受不住群众批判的压力,趁人不备,跳楼身亡。事发时,同方一起被关在“牛棚”中的鲁平、沈××、林××、张×等人,亲眼目睹了方应旸跳楼自杀,并作为目击者写过证明材料,证明方是跳楼自杀的。
可是,为了能把这件事捏造成谋杀案,吃了熊心豹子胆的“六人小组”,竟把这些目击者打成“1·10”谋杀案的帮凶。当“六人小组”找上作为目击者并写过证明材料的张×,问他有关“1·10”案件时,这个曾经被错误地划定右派、十分有政治运动经验的“老运动员”,推翻过去写的证明材料,改口说没有看清楚。就这样,聪明绝顶的张×巧妙地躲过了一劫,而其他几位“目击者”并写过证明材料的人,由于“不识时务”,统统被隔离审查——“六人小组”及其追随者一意孤行,不择手段,用尽了吃奶的力气,不把他们的主观臆断变为“事实”,绝不罢休。
如果说,“批查打”开始时,中央派到外文局的“六人小组”,对外文局的状况不太了解,错误地把一些年轻人在工作上和生活中的小差错看作是反革命言行的话,人们还可以理解。然而,当“六人小组”清查反革命集团“五一六”的时候,在一个拥有大约一千余干部职工的外文局里,却抓出多达五六百个“五一六”分子,这就难以让人信服了。可以肯定地说,这是不折不扣的、十分严重的错误!接下来,又搞出来一起“8·23政治谋杀案”,还涉及到“策划者”和“杀人凶手”多达十几人以至数十人,在外文局这样一个文化单位“挖出来”一个杀人集团,他们的做法已经不是工作失误那么简单了,可以说,他们是在犯罪!
更严重的是,事情发展到此,还不算完,“六人小组”又接二连三“清查”和“破获”数起“政治谋杀案”,把一个好端端的对外宣传单位,搞得像一个充满血腥味的“屠宰场”,而且,屠杀的不是牲口,而是活生生的人!要说“六人小组”这帮野心家及其追随者是在杀人,是在犯罪,则一点也不为过!
比“8·23政治谋杀案”更为离奇的“1·10政治谋杀案”,又更为离奇地把我折腾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活活折磨了三个多月,幸亏“六人小组”开恩,没有把我押回北京参加1971年4月6日召开的“1·10案件破案大会”,否则,在那次大会上,我很可能就去班房里啃窝头了。

第三起“政治谋杀案”又扯到我头上

事情并未到此收场。1971年5月4日,“六人小组”再一次捏造出一起连鬼都不相信的什么“3·13政治谋杀案”。这起案子又扯到我的头上,真让人啼笑皆非,无可奈何。“墙倒众人推,破鼓万人捶”,难道现在我已经变成一面破鼓了,“六人小组”及其追随者们想捶就捶一下吗?
事实更为有力地证明,“3·13政治谋杀案”漏洞百出,更为离奇。1969年3月13号,被审查(未被隔离)的中国建设杂志社副总编辑陈麟瑞,不知何故,死于家中。事后不久,陈麟瑞专案组负责人、西班牙文部主任徐××说:“经有关方面调查,陈是自杀。”徐××曾经听陈的家属说过:“根据医务人员对死者的检查,发现胃里有敌敌畏。”事隔两年后,外文局“六人小组”异想天开,推翻过去的结论,硬说陈死于谋杀,执意要把此事又搞成一起“政治谋杀案”不可。事与愿违,陈死在家中,其家属在“六人小组”面前再三强调陈不可能在家里被人谋杀。
然而,头脑膨胀到了极点的“六人小组”,置陈家属的话于不顾,一意孤行,充分暴露了他们的险恶用心。
下面,我再用三次对话,来进一步证明“3·13”案件的子虚乌有。
一、与中国建设杂志社“民办革委会”委员郝银生的一次对话
郝银生,男,29岁,“批查打”中被定为反革命集团“五一六”分子,接着又被视为“3·13政治谋杀案”的案犯之一,被隔离审查。我和他的学习班都在干校五连新盖的一所非常简易的两层楼房里,他在二楼,我在一楼,多次听到他学习班里的人大声逼他交待“谋杀”陈××的“罪行”……有一天,我和他在厕所里偶然相遇,当时,分别看押我们的人不愿意在厕所里“闻味儿”,都在厕所外面等候,厕所里就我们二人。郝银生小声问我:“陈××是怎么死的?”我回答:“鬼才知道呢。”他又说:“他们(办他学习班的专案人员)又在胡搞‘3·13’案件呢!逼我交待谋杀陈××的罪行。”我回答:“没办法,随他们便吧。你现在明白了吧?前些日子他们搞的‘8·23’、‘1·10’杀人案,都是假的,根本没有的事儿!”怕厕所外面的人觉察,我们只能说上几句话,时间一长,会被发现,认为我俩在搞“反革命串联”。通过我们俩的对话,人们不难看出,如果案件是真的,如果我们二人真的是杀人犯,那么我俩单独在一起,不抓住机会,赶紧订立攻守同盟,却是相互茫然地询问案件是怎么回事,这合乎情理吗?
二、与王文政的一次对话
1971年“五一”节刚过,“六人小组”成员杜万荣和王文政来干校视察。5月4号上午,这二位乘车来五连的半路上,看到我和学习班的人在田间干活,于是停车向我们走来。我心中暗想,“善者不来,来者不善”,说不定一会儿他们会弄出什么花样来!王文政先是开场白:“怎么样啊,王宗林,来干校劳动锻炼,有什么收获吗?”如果说“批查打”一开始,王文政刚到外文局的时候,我对这位“总理联络员”还真有些敬畏的话,运动发展到今天,了解了他在外文局的所作所为,此时他在我眼里连个狗屁都不如。我真不想看见他,这倒不是因为他整我、我怕他,而是因为我见到他就感到恶心!他站在我面前,就如同一具没有脑袋的行尸走肉,他头上那“总理联络员”的“虎皮”已丧失得无影无踪。我慢慢地抬起头来,没有回答他的话,嘴角动了动,用轻蔑的表情看了他一眼。实在是不开眼的王文政,自以为是地接着说:“真不容易啊,在你身上,我花了不小的气力,不知道你感觉到了没有?”听了他的话,我的气不打一处来,心想,的确在前一段时间里,正是因为你们在我身上花了不小的气力,我才背负了这么多莫须有的大罪,落到如此狼狈不堪的地步;然而我只能忍住心中的愤怒,用讥讽的腔调一语双关地回答:“不错,你确实在我身上花了不小的气力,把我挽救到现在这个地步。我又不是小孩子,好坏不分,善恶不辨,我心里明镜似的,怎么会感觉不到啊?”王文政根本听不出,或者根本不愿意听出我话中的真正含义,自我感觉良好地接着说:“光靠我的力量不行啊,这是外因,得靠你的努力,你才是内因啊!”还煞有介事地引用毛泽东在《矛盾论》中的话,说:“外因是条件,内因是根本,外因要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接过他的话,我用更赤裸裸的讥讽腔调,话中有话地说:“哎呀,王文政同志,你是不知道,我是花了多大力气,才熬到了今天这个地步,要说你不容易,我比你更不容易!”看到我二人“倾心交谈”,好像关系很密切,绝不像“革命领导干部”和一名“反革命罪犯”在谈话,周围的群众,特别是办我学习班的人,个个目瞪口呆,无不露出茫然之色。中午回到住地,我对看管我的盛××说:“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你看吧,下午王文政一准儿会找我谈话,让我交待‘3·13’案件。等他找我谈话时,你带着我去,好好听一听,我是怎么用嘴耍他的。你用心分析,就会得出结论,这件所谓的杀人案,是否存在。”办我学习班的人,并非铁板一块,不久前,在清查杀人案件问题上,盛××开始产生了怀疑。据他透露,像他一样产生怀疑的人,外文局里逐渐多了起来。因为害怕招来祸事,殃及自己,很多有怀疑的人,虽然不敢表露出来,不敢多说话,却不像从前那样态度坚定、行动积极了,而是保持沉默,细心观察,静观事态的发展。
三、与王文政的第二次对话
不出所料,下午,王文政果然找我谈话。盛××带我去五连连部办公室,见面后,王文政开宗明义地说:“前一段时间,你交待问题表现得很不好,不管怎样,拖泥带水地总算过来了。但是,你还有一个问题没有交待。这次来干校,我就想看看你的表现,是否比以前有进步。”听了他的话,我故意看了一眼盛××,心中问他:怎么样,我预计的不错吧?接着,我对王文政笑了笑,毫不犹豫,用玩世不恭的态度,轻描淡写地说:“我知道,你要我交待‘3·13’谋杀案,对吧?这次,我不会让你失望。我是参与了这起谋杀案。”我承认得如此轻松、爽快,这哪是在承认杀人的罪行,分明像在承认偷了别人一分钱似的,“小事一桩”,“无所谓”,“毫不在乎”!这让王文政和在场的人面面相觑,不知所以。“姜还是老的辣”,王文政这个政坛老手想了想,说:“那就好,你一定要老老实实地把全部罪行交待清楚,来个竹筒倒豆子,一个不留。”要是在运动一开始,我肯定会坚持实事求是,面对这些无中生有的问题,与他们作认真的解释;但是,到了这时,已经全无实事求是可言,用不着多费口舌,因为“批查打”已经不是一场严肃的政治运动,而是一场不折不扣的可怕的恶作剧。我接着回答:“会的,我一定彻底交待,在这个案件上,领导叫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让我怎样交待,我就怎样交待。”我又故作生气,恶狠狠地说:“我很明白,不承认不交待又能怎么样,像‘8·23’和‘1·10’两起案件,还不是照样把我定为杀人犯。我现在已经有两条人命了,不在乎再多一条。这次,我一定按照领导的意图交待‘3·13’案件,你们肯定会满意的。”其实,我的话真正含义是,你们对一直以来坚持实事求是的我,视为顽固不化,已经把莫须有的两条人命强加在我头上,我再继续坚持实事求是,又有什么用呢?干脆随着你们这帮胡作非为的人一起胡闹吧,一旦将来事情真相大白,要追究责任的话,丝毫怪不得我,我已经尽力抵制过你们,而你们不听,你们应负全部责任。最后,王文政还煞有介事地鼓励我,嘱咐“下去好好写交待材料,争取宽大处理”。通过王文政和我的这次对话,学习班的盛××对外文局“批查打”运动里的问题,已经清楚了十之八九。
为了写好这个“交待”,我与鲁×有过一次“地下活动”:
中国建设杂志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鲁×,1967年成了“走资派”,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时,被当作“阶级异己分子”,进了“牛棚”,屡遭批斗;“批查打”中又受“1·10政治谋杀案”牵连,被视为该案件的杀人“帮凶”,再一次被隔离审查。不知道干校五连的领导出于什么动机,把他和我关在一起,同住一间屋子。“五一”节,当全连干部群众会餐时,我和鲁×被“开小灶”,共进午餐。5月6日,我们俩闲聊时,谈起“六人小组”开始搞“3·13”谋杀案的事情,我说:“现在的领导真是昏了头,竟然把一个死在自己家里的陈麟瑞,硬要当作政治谋杀追查,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王文政刚刚找我谈过话,当他问起案件时,知道他已经把我列入这起案件的参与人,所以,我没有丝毫犹豫,顺着他的话,立刻承认参与了这起谋杀案。他要我下来写材料,可是,这没影儿的事,承认容易,可怎么写呀?”
鲁×说:“没办法,只能顺着他们的意图写,不然,过不了关。”
我说:“人是死在家里的,如何能编出来呀?”
鲁×说:“可以偷偷看一眼学习班的人放在桌子上的材料,可能会有启发。”
就这样,鲁×从屋内门上的玻璃窗向外观察动静,我偷看办学习班的人留在桌子上的文件,结果大失所望,没有看到任何有关“3·13”案件的材料。
无奈,“侦察”之后,我只好开动脑筋,和鲁×一起,如同编小说似的,编写参与“3·13”谋杀陈麟瑞的交待材料。经过我二人不懈的努力,终于完成了交待“谋杀”全过程的初稿——尽管编写得不够“精彩”,但总算是完成了上级领导交给我的任务。

我成了“反击翻案风”的打击重点

“批查打”恩赐给我的最后一个罪名是“反革命翻案妖风”中的“急先锋”。
1971年6、7、8三个月,干校紧张进行“三夏”。期间,“批查打”几乎停顿了下来,没有批斗会,没有气势汹汹的逼供,“案犯”们都投入了紧张的劳动中。由于“案犯”们不再被严格看管,行动比前一阶段有些自由,因此,得到了碰面的机会,于是开始相互之间谈论各自在隔离审查过程中如何受到巨大的精神压力而不得不编造参与案件的虚假材料,述说“六人小组”和办学习班的人如何大搞逼供、诱供、指供,又如何强迫“内定”的“案犯”反复修改交待材料等弄虚作假的非法行径。“案犯”们坚信,尽管大家在被逼之下写了虚假的交待材料,将来,总有一天会真相大白,彻底推翻这些违背事实的所谓“政治谋杀案”。我担负为五连运水的任务,活动范围广,接触“案犯”的机会多,私下聊天儿的机会也多,无形中起到了“通风”、“串联”的作用。
由于“案犯”们越来越多的接触,“批查打”中弄虚作假的问题,暴露得越来越清楚、越来越严重。哪里有不平,哪里就会有反抗,“案犯”们由私下串联,逐渐开始鸣冤叫屈,觉悟了的外文局广大干部群众,也或明或暗地反对“六人小组”独断专行、草菅人命的错误行径。
面对这样的形势,“六人小组”及其追随者犹如火烧屁股一般,坐不住了,深感大事不妙,为了挽救他们的失败命运,维护他们的错误立场,保住他们利用非法手段取得的“成绩”,同年8月开始进行“反击反革命翻案妖风”,各连的广播喇叭天天都声嘶力竭地叫嚣“绝对不允许翻案”,“翻案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行动”,“反革命分子要翻案不是一个人翻案,也不是要翻某一个案件的案,而是要大翻案、翻大案,这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行动”……我所在的五连,“案犯”人数比其他连队要多,“翻案妖风”刮得最为厉害,因而成为“反击”的重点。
“六人小组”及其追随者大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干部群众中敢说真话者越来越少,“案犯”们人人自危,以致退缩不语。“六人小组”对我这个“罪行累累”的“反革命分子”、“反革命翻案妖风的急先锋”恨得咬牙切齿,不失时机、毫不留情地对我下了毒手。

大会批斗后关进大牢

每天清晨,人们的用水量最大,我必须及时保证供应,否则就成了我的“罪行”。1971年9月1日,晴,起床后,我同往日一样拉着水车往返于住地和水井之间的路上,跑完五趟之后,五连大院中的四口大水缸和伙房门口的两口水缸,全部装满了水。万万没想到,这一天竟然是我在干校拉水的最后一天,也是一生中在五七干校的最后一次劳动。
“天有不测风云”,上午还是秋高气爽,晴空万里,午饭后,天空逐渐变阴,而且阴得越来越厉害。午休后,办学习班的人告诉我:下午干校在二连召开“反击反革命翻案妖风”大会,现在就出发。随后,我便在范、李、饶等人的押送下,徒步走向二连。一路上,心中猜测:这次大会,“六人小组”绝对不会轻饶了我,肯定把我当作“重点对象”批个体无完肤;但我一点也不紧张,“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对于我这个久经各种批斗会的“老手”来说,任何批斗会都如同“张飞吃豆芽——小菜一碟”。
到达二连后,我看到四处张贴着十分醒目的大标语:“打倒反革命‘五一六’杀人犯张仁杰”、“打倒反革命‘五一六’杀人犯刘浩”、“打倒反革命‘五一六’杀人犯杨士义”,这三个人都在去年12月29日从北京展览馆批斗大会上去了监狱,姓名上都划了红叉叉;其他被“打倒”的、尚在隔离审查的“案犯”中,只有我和《北京周报》日文翻译杨元中的姓名上划了红叉叉(杨元中是所有“案犯”中,面对威逼利诱,始终拒绝承认“杀人”的四个人之一——李超尘注)。
看来,此次大会绝对不会只是对我和杨元中进行一次不痛不痒的批判那么简单,我俩就是此次大会“案板的肉”,任人宰割……我俩今天回不去了,肯定被送进公安局——想到这里,心情却平静了许多,“既来之,则安之”,听其自然吧。面对非要把我俩置于死地而后快的“六人小组”,不逆来顺受,又能怎样呢?
不出所料,批斗会上,早有准备的发言人,声嘶力竭地对我们二人“口诛笔伐”;然而,除了稀里糊涂地扣上一大堆帽子之外,并没有“新货”,丝毫没有说服力。紧接着,“六人小组”的部下、干校军代表宣读“逮捕令”。在会场一片寂静、与会群众目瞪口呆之下,我和杨元中二人被公安局的武警绳绑索捆,押上汽车,离开了生活还不到一年时间的五七干校,开往河南汲县看守所。


页首
 用户资料 发送Email  
 
 文章标题 : Re: 《昨 天》第一二二期
帖子发表于 : 周一 12月 31, 2018 11:17 pm 
离线
Site Admin

注册: 周六 2月 28, 2009 5:46 pm
帖子: 2854
【生逢乱世】

卷进政治漩涡——一个对外传播者的文革亲历

陈日浓

《昨天》编者按:本篇节选自作者的长篇回忆录《鸿雁天涯》第四章,该书已于2016年4月内部出版。现由作者将这部分内容摘出,并重新作了修订。
作者简介:陈日浓,笔名榕叶。1933年11月出生于福建省。1952年参加工作。1956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1960年夏毕业留校任教。1963年初调入宋庆龄创办的多语种对外宣传刊物《中国建设》(现称《今日中国》)任编辑、记者。1985年5月起任杂志社副总编辑。1995年5月退休。高级编辑。著有《从雪域到海峡》、《中国对外传播史略》、《鸿雁天涯》、《宋庆龄与国际传播》及合著《宋庆龄的故事》、《今日贵州长征路》等。

文革动乱是我一生经历中最惨痛的政治地震。中国建设杂志社是比较特殊的对外宣传单位,1952年初由宋庆龄创办,行政人事原属中国福利会,后全部迁到北京,归外文局管辖,但对外仍是宋庆龄和中国福利会为出版者。文革以前,《中国建设》一直受到宋庆龄和周总理的关怀指导,这本综合性多语种刊物,形成善用事实说话的丰富通俗风格,在介绍新中国成就、增进中外友谊中,受到各国读者欢迎。同时这个集体(六七十位中外人士)是个和睦的大家庭。但是文革的风暴袭来,否定了多年行之有效的对外传播指导思想和风格,杂志变得以政治高调强加于人,受到外国读者的强烈批评和抵制。更严重的是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造反有理”、残酷斗争中,领导干部、专家学者和整个职工队伍都遭到严重冲击,后果十分惨烈。
就中国建设杂志社文革运动而言,基本与社会、全局是同步的,其历程大体上第一阶段(1966年-1967年),为造反起始、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走资派”及两派夺权争斗;第二阶段(1968-1970年),为“清队”时期(1968年3月开始是外文局两派群众组织联合“清队”,6月起由首批军管组主持“清队”),打击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建“牛棚”,出现非正常死亡的惨剧;第三阶段(1971-1976年),在第二批局、社军代表直接领导下,开展更猛烈的批查五一六运动,打击一大片,制造了冤假错案。

大批判与“反动路线”

1966年5月的一天,我刚从东北大庆采访回社,单位就通知党员参加重要会议,我只好放下手中急着赶写的采访稿去开会。会议果然重要,是社领导传达中央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通知。这位领导说,根据外文局领导通知,为了搞好这场学术大批判,各单位要建立大批判小组,结合本刊的对外宣传内容进行检查,对错误的观点要进行批判。当时联想到近来报刊开展大批判的重要文章、社论,我想大批判就是目前运动的方向。
第二天,杂志社主管政治的副总编鲁平找我说,社领导决定你参加大批判小组,你是党员,在大批判中要起带头作用。这时我脑中闪过1960年的大批判阴影,但这次可是中央的部署,不是下面自办的。有领导的信任,我当然接受了任务,与小组其他成员一起立即“开夜车”,翻阅近几年的杂志,瞪大眼睛,查找问题,把认为有问题的内容摘记下来,作为大批判用的材料。
1966年5月下旬,外文局政治部派朱玉杰为工作组,到杂志社指导运动,社里由常务副总编鲁平领导运动。
6月1日中央广播电台播报了北大的那张大字报后。第二天,外文局机关的年轻人也贴出一张大字报,矛头直指局党组。杂志社里一些年轻人(吴义敏、魏秀堂、赵士田)也贴出批判社领导及工作组的大字报。早在3月14日,上级中央外办政治部就派出了王晋为首的工作组,以加强外文局政治工作,文革开始后亦即转为工作组。6月底王屏在全局大会作报告,认为有一股暗流反对工作组。接着外文局开始“反逆流”,认为年轻人反工作组的大字报是干扰运动,是毒草。社内工作组也批判了赵士田等人。
文革运动风云变幻无常,不久,中央文革小组又指示说,所谓学术批判是搞假批判,工作组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了群众运动。按中央新精神,工作组于8月底全部撤走。 这时中央文件指出,运动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派。这以后,一些年轻人建立了红卫兵及战斗队。社里大字报转向批判“反动路线”及“走资派”鲁平。
这样,我这个领导指定的大批判小组成员当然也受到了批判,被批为搞假批判真包庇社领导的保皇派、受走资派重用培养的黑苗子。不要说“老革命遇到新问题”,我们一般党员对这场运动同样是十分茫然——历来的运动,我都是听从党组织和领导的指示,紧跟照办,而今听社领导和工作组的都错了,现在他们都倒了,党组织也瘫痪了,我这个普通党员不知听谁的好了。被批站错队之后,我也作了检讨。心想还是靠边站吧,于是把心放到采编业务上,出差外地采访,以避开运动。
中国建设杂志社的总编是唐明照,他在中联部有兼职,上对宋庆龄及编委会,指导杂志的大政方針。具体领导是他下面的三位副总编:鲁平、李伯悌、陈麟瑞。李分管社会报道及翻译部门,陈分管文教报道及设计出版,鲁平主管经济报道及政工行政,实际领导全社、主持日常工作。
鲁平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四十年代后期投身学潮,加入中共地下组织,毕业后调到宋庆龄主持的中国福利会,因其英语说、写、打字能力均强,深受宋庆龄赏识,《中国建设》杂志创办后即被调到杂志社任办公室负责人,后任副总编。他在杂志社领导中工作有魄力,敢说敢管,但因阅世不深,年轻气盛,工作方法较生硬,难免得罪了一些人,因此文革开始后,他首当其冲,成了杂志社一号“走资派”,最早被造反派打倒、夺权。他的一大“罪状”是“疯狂反对毛泽东思想”。那是1964、1965年间,国内掀起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的热潮,上级也要求对外加强这方面的宣传,这是个新的难题。编务工作中已出现照搬国内宣传的简单做法,什么报道内容都要标上是学习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成果,实际上外国读者是看不懂也无法接受的。为此外文局领导约请各报刊社负责人开会座谈,探讨如何对外宣传毛泽东思想问题。鲁平结合杂志社工作体会,在会上作了重点发言,在肯定应该加强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前提下,他认为应该考虑外国读者对象的接受水平,对外宣传应该实事求是,不要把什么报道内容都贴标签式地简单加上“毛泽东思想的胜利”,如报道乒乓球比赛,取胜了好说,要是输了,就没法说了。这篇实事求是的发言,当时得到外文局领导的赞赏,会后被选刊在外文局业务简报上,受到局内不少业务人员的称道。但是到文革中,这篇白纸黑字的发言,却成了鲁平“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一大罪行。
李伯悌和陈麟瑞,平时工作勤奋,温文尔雅,没得罪什么人,所以群众对他们没什么意见。当社里造反群众分成两派时,都集中火力于鲁平身上,两派都去抄家,两派都争着揪斗他。当两派为夺权而激烈争斗之初,当权派都没有介入。

卷入派战

1967年初,在上海“一月夺权风暴”影响下,1月30日外文局造反派游斗局、社领导干部“走资派”。2月初外文局一派群众成立“红色造反联合指挥部”(红联)。2月8日红联宣布夺权,成立外文局临时革命委员会。一派夺权,引起另一派群众组织“革命造反联合总指挥部”(革造)的强烈反对。
在“一月夺权风暴”中,中国建设杂志社造反派亦于1967年1月宣布夺权,选举成立革命生产委员会。负责领导全社文革及业务工作。2月26日凌晨,周总理接见中国建设杂志社革命生产委员会成员(有赵士田、王新民、陈文祥、魏秀堂等),主要谈对外宣传还是要看对象,要区别对待等,也提及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
他们回来后曾向全社传达。以后全社大会又选举产生中国建设杂志社革命委员会,但上报没有获得正式批准,只受军管组支持,故人们称之“民办革委会”。其主要成员倾向和支持外文局“革造”观点。社内实际上也卷入两派纷争。
中国建设杂志社内属于“革造”观点的也有两部分,一是原在局内造反的香山外训班学员(主要是退伍军人)中分配到社里工作的年轻人,他们反对“红联”夺权,但在社内也不支持“民办革委会”掌权。另一部分是东方红造反团(倾向“革造”观点,又不激烈行动),在社内以“民办革委会”成员及支持者为主,他们多是以前先来社的香山学员,党团员较多,是社内主要力量(也是“革造”派在各社中能掌权的实力之一)。社内两派群众组织的区分和分歧,现在看来都是打着革命造反的旗号,又在背景上略有不同的原因。还有个“批刘邓联络站”,以老《中国建设》的知识分子为主,有曾经受压而起来反抗的因素,对局两大派是支持“红联”的,但不太参与局里争斗,主要是社内反对“民办革委会”;“东方红”这部分则受“唯成分论”影响,凭着当过兵、出身好、党团员多的优势,认为应该由他们掌权。两派分歧在于打倒“走资派”后谁该掌权,实质在争权夺利。“民办革委会”一派认为我是民主选举、军管支持的,是合法的掌权者。对立派则认为你是一派掌权,没有搞联合,没有经上级正式批准,是民办不合法的,就该反对,该下台。
杂志社“批刘邓联络站”里老同事多,对原副总编李伯悌有好感,认为她是周总理支持的人,故在争取她的支持。她虽没明确表态,但思想上是支持他们的,因此招惹社里的“民办革委会”一派对李的攻击与批判,使她也受了罪。“联络站”以照顾李身体有病为由,上书总理办公室,请求给予保护。据说总理办公室一秘书曾来电话指示,可以背靠背批判,但不要对她武斗(大意)。“联络站”以后指责“民办革委会”沒有执行上面指示,是反总理。而鲁平则是心里倾向“民办革委会”,但自己是一号“走资派”,没有介入派战。鲁平历史清白,“民办革委会”对此心中有数,所以到“清队”后期,本派有人曾贴出大字报,认为应该予以解放。
1967年春,当我出差山东青岛返回北京时,外文局及杂志社里两派为夺权正激烈内战。我刚回单位,就有一派人士希望我参加他们的组织。此时社里原有领导都成了“走资派”,被打倒了,党组织也瘫痪了,我感到孤独,又不想作为保守派,逍遥于运动之外,于是权衡之下,看到本单位的掌权一派是大家选举的,而且党团员居多,成份较好,于是同意加入了这一派(革造、东方红)。此后我为本派写大字报颇为卖力,成了笔杆子。两派都标榜自己是高举革命大旗的造反派,千方百计要攻垮对方组织。我卷入派战,损伤了昔日一些同事。事后回想,深感内疚

“清队”的错误

文革动乱的迅猛发展,已不仅打倒“走资派”,而且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打击面不断扩大,也成了派战中攻击对方的借口。进入1968年,中央指示要搞“斗批改”,学习北京六厂二校的“清队”经验,开展清理阶级队伍运动,这加剧了各单位的两派争斗。
在文革中,我最大的错误是在所谓清理阶级队伍时,支持本派(民办革委会)去清查一些老知识分子,其中有曾在工作中一直很关照我的老编辑。当时说是按中央部署斗批改及清理阶级队伍,又有首批军管小组的指导,自以为是执中央政策和规定,是在干革命,而实际上在派性的阴影下,混淆敌我矛盾,打击一大片,把“走资派”和一些“旧社会”过来的老知识分子圈进“牛棚”审查,造成严重后果。
1968年3月,外文局两大派联合组建的“大联委”根据文化大革命的战略步署开始“清队”。当时社会上乱揪叛徒、清查什么几类坏人的风潮泛滥成灾,杂志社内在怀疑一切的极左思潮下,也开始出现乱揭“坏人”的大字报,有些是外调传闻,有些是本单位翻老知识分子历史问题旧账。如外单位来外调“内蒙古人民党”(内人党)、上海铸币厂的“特务组织”等,涉及到本社刘某、糜某等,隨之又贴大字报揭沈某是“反动文人”,批张某的“右派”老账等。十分混乱,搞得人心惶惶。4月下旬,我就受“民办革委会”派遣去内蒙调查刘的“内人党”问题,实际上那是内蒙文革中涉及早期加入共产党的老同志的大冤案。
1968年6月20日首批军管小组进驻外文局后,就接管了“清队”领导工作。在当时极左思潮下,军代表也是以极左指导“清队”。他们来后即将群众已揪斗的“走资派”及“坏人”接过去进行批判,也接管了各单位的专政队和“牛棚”。
1968年12月,外文局军管小组又召开全局“清队”动员大会,布置了各单位加快专案工作,并派黄景波军代表驻中国建设杂志社领导运动。杂志社“民办革委会”亦正式成立“清队”专案材料组。后来复查报告中当年的军代表也证明:中国建设杂志社的“清队”工作“都是在军管小组统一布置下进行的”。
我在1968年6月出差新疆,9月返京不久,被“民办革委会”叫去参加专案材料组,负责整理“清队”对象的文字材料(其中1969年2至3月间我外出采访)。我当时认为“清队”是中央的部署,可能类似五十年代的审干,应该严肃认真地参加。其间我配合人事部门查阅审查对象的有关档案,去外地外单位(包括中组部)外调,也参加一些人的审问。“清队”中曾出现专案人员粗暴骂人打人逼供的事,但我当时没有制止,对此尤为内疚。
我负责的专案主要是当权派(如鲁平、李伯悌及刘子仪的外调),而其他专案的调查报告及准备结案材料,也由我修改上报“民办革委会”及军代表审定。
杂志社“清队”中,打击的除了当权派,多是老知识分子又与对立派有关的人员,多达20多人被关进“牛棚”,挨批挨整,给这些同志身心造成极大损害。其中最惨痛的是1969年1月10日总编室主任方应旸在关押中跳楼自杀身亡及3月副总编陈麟瑞在家中服毒自杀身亡。方应旸之死,后来还在“批查打”运动中被第二批军代表编造成一起“政治谋杀案”。

“1·10”冤案始末

1970年3月,中央又通知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外文局军管小组也开始批查“五一六”,但当时外文局已归外交部领导,故为加强清查“五一六”运动时,外交部于7月另派驻新的军管小组和调查小组,宣布外文局前任施诚为首的军管小组犯了“方向性错误”,新的军管小组转向支持另一派,基本上是整“革造”这一派,开展有领导有组织的残酷斗争,以极左反极左,把“革造”这派的人多打成“五一六”。
1970年8月5日,外文局全局大会动员开始批查“五一六”。在披着军衣、以“钦差大臣”自居的军代表王文政、强守一等直接指挥下,大搞逼供信,策划导演了“破获”几起所谓的“政治谋杀案”,又把一批年轻人和老干部打成“杀人犯”。这几个军代表将“清队”中出现的非正常死亡——自杀的事件,都上纲成他杀案件。但是按此推理上纲,那么如今在这几个军代表的高压下,在“批查打”中也出现了几起非正常死亡,是否也是他杀的案件呢?
在文革动乱中,中国建设杂志社原总编室方主任在“清队”中迫于政治压力,于1969年1月10日清晨从四楼“牛棚”出来,从东边男厕所跳楼身亡。而到1970年8月后,王文政、厐金典军代表等策划将其编造成一起由“民办革委会”成员制造的“政治谋杀案”。于1971年4月6日全局大会上宣布“破案”,当场逮捕“主犯”管计来(原社“民办革委会”主任),后又陆续逮捕赵士田、陈文祥、郝银生、王新民、王宗林、邢军等人。军代表在“破案”中,认定同案犯还有李闯(先已逮捕)、齐××、顾××、刘××、沈××、刘××、顾××等,涉嫌的还有罗××、林××、鲁平;另外还监管审查陈日浓、庆××、杨××等人。
在王文政直接指挥下,新来的军代表厐金典在杂志社于1970年8月开始清查“五一六”及“清队”中的问题。军代表早先是关注“革造”一些头头在外事口的造反活动,此前社里“民办革委会”在3月间就先办了李闯(曾为局“革造”组织领导成员)审查学习班,但没查出什么大问题。新来的军管小组在局里“批查打”运动打不开局面,故王文政等军代表要寻找和制造新的突破口。
此举果然初见成效。1970年10月的一天下午,厐代表召开全社大会,突然宣布:我们挖出一个反革命小集团,他们恶毒攻击文革、攻击中央领导。有人在学习班中已作交代,还有在座的。当场宣布将英文部刘××带走,关进学习班审查。军代表所指“反革命小集团”成员,是指香山外训班学员中参加外文局造反的一些年轻人,他们住在局里后院集体宿舍,对文革的极端做法有些困惑,而在背后发些议论。
军代表宣布初战告捷,于是在当年11月召开全局大会,宣布在中国建设杂志社破获一个“反革命小集团”,首犯李闯,当场逮捕。此前杂志社军代表和“民办革委会”先办李闯的学习班是错误的,但把李闯等人上升到“反革命小集团”,我以为不是“民办革委会”的发明,第二批军代表宣布反革命小集团的“罪行”,是指他们背后议论文革和中央领导人。“民办革委会”的人与李闯并无深交,听不到他们的议论,不可能揭发出这些问题。我估计很可能是他们内部有人在局、社军代表威逼之下,揭露出来,而成了大案。厐代表宣布破此案时,“民办革委会”成员也已被隔离审查。
此战可以说是全局“批查打”运动系列冤案的序幕。王文政军管小组的周密策划与部署,是要追查“清队”中发生的几起非正常死亡事件。他们于1970年12月24日上报周总理,周批示由外交部马文波、公安部李震审理外文局案件。王文政、强守一持此尚方宝剑,有恃无恐,放手破案。果然不久,是年12月29日召开全局大会宣布“8·23”破案(即指1968年8月23日人民中国杂志社日文翻译李熏荣自杀身亡一事),当场逮捕张仁杰(原局保卫处长),其中也牵连一些原局“革造”头头及“反革命小集团”成员。
王文政、强守一等军代表接连编造几起冤案的闹剧,基本手法是逼供信的连环套,即涉及一个案件的“案犯”成员,就会参与另一个案件,交代完一个案件,又威逼其承认参与了另一个案件,你是从犯,可坦白从宽,但要集中揭发“主犯”。因纯系假案,故“主犯”均不认罪,如李闯、阎百真(外文局副局长)等。军代表拿到多名“从犯”交代的材料,即可宣布“破案”。这在“1·10”案的“破案”过程中,可以得到印证。
1970年10月7日晚,在中国建设杂志社全社大会上,军代表厐金典动员全社要掀起“揭老底”新高潮。他说从8月5日全局动员“批查打”运动以来,7日转入热潮,本社8月27日初步揭开阶级斗争盖子,“民办革委会”也有坏人,有“五一六”,有新老反革命分子,国际和国内阶级敌人互相勾结。11月17日全社大会上,厐代表又说:外文局集中查十三个重点案件,第十三个即1969年1月10日方应旸自杀身亡案件。1970年11月30日晚全社大会上,厐代表宣布说:中国建设杂志社“民办革委会”的头头、高参、老爷……都要查一查。现在宣布对管计来、王新民、陈文祥、陈日浓等十人成立帮促小组,进行审查。
1971年2月6日下午全社大会上,厐代表说:现在要集中分析“1·10”案件,局里很重视,已向上级汇报,全局都来破此案。……现在多数人都认为方是被谋杀的……很快就要破案了。在会上高调分析中,甚至有人上纲上线,提出“1·10”案件是“8·23”案的继续,是“2·11”(方靖自杀案)的预演等等。
同时王、强已于1971年初在局里攻破“2·11”案件。在中国建设杂志社被隔离审查的人员,有些香山老学员与“反革命小集团”或局里其他案件有牵连(如赵某、王某等),都已在军代表掌控之中,在其逼供、诱供之下,为求从宽,不惜按需要编造案情。
在军代表们的精心导演下,在中国建设杂志社果然也顺利“破案”。1971年4月6日在市委党校礼堂召开的全局大会上,军代表宣布“1·10”案告破,批斗和逮捕了“主犯”管计来(原“民办革委会”主任)。
我因被称是“民办革委会”的“黑笔杆、黑高参”,从1970年11月起接受审查。在1968年“清队”开始后,我因参加“民办革委会”专案组,负责整理外调材料及结案材料,伤害和打击了不少好同事,在派战和“清队”中结怨不少。但我沒有具体负责方应旸专案工作。我看过方的材料,主要是解放前曾在美国驻华新闻处当过翻译,没发现新的历史问题,故准备结案,上报局军管组拟从宽处理。
“批查打”运动中,杂志社军代表对我的审查,也建有专案组,叫帮促小组,为“日托”——白天受监管,晚上可以回家,是由外文印刷厂的工人代表和社里两三个人负责。紧张时几乎每天都召到这小组批判,责令检查写交代材料。有时在编辑组内,有时扩大到联组揭发批判(主要是与“民办革委会”的关系及“1·10”案件)。我想所以没让我进学习班全隔离审查,可能一则当时办学习班占用人力太多(估计全社已动用二三十人);主要还是“民办革委会”那些人没胡编揭发我参与什么“1·10”案件,否则我也得进学习班,这点我事后还是怀有感激之情。
1971年4月6日的全局“破案大会”,我被通知不许参加。所以大会宣布和揭发的破案情况,我无从知晓,心中又恐惧又迷惑,以我与“民办革委会”人员的接触,他们搞极左,在派战和“清队”中犯有不少错误,但不至于去谋杀一个人,而且此人是在“民办革委会”领导下埋头搞业务的中层干部,也谈不上再为夺权去谋杀他。可是如今公安部门都出面逮捕案犯,会凭空捉人吗?我无法理解面前发生的事情。
大会后几天,听说外文局食堂贴有大字报,公布“1·10”案犯的揭发交待认罪材料。有一天我终于获准去看大字报“受教育”,好交待问题,批判自己。当我仔细拜读了军代表批准的那份主要案犯赵某的揭发交待“1·10”案作案经过材料时,触目惊心,原来是以这样的“残忍”手段杀害一个知识分子!可是当我又认真地再读第二遍时,回想当年1月9至10日我所知的情况,却产生了怀疑,这是真的吗?
看完大字报回来,一位女工人代表就找我谈话:“看清楚了吗?案都破了,你还不彻底交待?赶紧起来揭发批判,也清理自己,快写交待。不老实没有好下场!”我口头诺诺:“是,不老实没有好下场,我一定写。”
这天下午我又写了揭发批判“民办革委会”管计来的罪行,主要还是“清队”中的罪行,其中也违心地说,方是被管害死的,但方具体怎样死的,我当晚回家了,不清楚。工人代表看了当然不满意,就这么简单?当时为了大会后再造声势大揭大批“民办革委会”的罪行,工人代表责令我先写大字报揭发批判,回头再细想写个人具体交待材料。
当晚挨整到九、十点钟才放我回家。当时家中只我一个人,妻子已下放,还好老母带孩子回福建了,否则在此也会担惊受怕。我当晚心中确是非常害怕,怎么会成了“政治谋杀案”?“民办革委会”的人都成了杀人犯,我也成了嫌疑犯,我是他们的“黑高参”,很快也会进学习班隔离审查,然后也被逼到大会上去接受批判,低头认罪,再进公安局……可是冷静一想,从大字报上公布的案犯认罪材料看,编得很惊心动魄,但漏洞多多,疑点不少。这些所谓认罪的大字报我不可能抄录,但对所谓的作案的过程,我看了两遍,主要情节已默记心中。
在白色恐怖气氛中,又过了两天,工人代表又来促我交待新材料。她说:明天下午社里要开大会,批判“1·10”主犯管计来,再给你一个机会,到会上去当面揭发批判管计来。我说,让我想一想。
第二天上午,她又来问我:“下午的批判稿准备好了吗?”我轻声说:“我没想起什么新材料,下午就不发言了。”她当即大声训斥我态度不老实,说给你立功机会你都不要,别后悔呀!她很生气地走了。快到中午了,她可能向厐代表汇报后,决定不让我参加下午的大会。这样,当天下午让我在西头的一个房间自己继续写交代材料。而下午的全社大会在东侧会议室召开,我只听到传来怒吼的口号声“打倒管计来”……但不知大会具体情况。
管计来出身贫苦,早年参军,在解放战争中,奋勇作战,是战斗英雄,升为团长。转业后到我社任办公室主任,为人诚实朴素,文化水平低,工作一般,但出身经历好,故文革中被社里群众推选为“民办革委会”主任。我和他的家都在和平里宿舎,是相处很好的邻居。我很敬重他,我们成了好朋友。他管“民办革委会”时,希望我支持他的工作,尤其文字方面,故我被称为“民办革委会”的“黑高参”、“黑笔杆”。文革把他推到浪尖上,他不可避免地犯了些错误,自身也陷入冤案而受尽折磨。以后直到1978年底他才获得平反释放,遭受了八年冤狱,身心遭受严重损害,后住医院病故。
军代表虽然在全局大会上高调宣布破获了“1·10政治谋杀案”,但是假的还是假的。不久,因不少被打成的“案犯”纷纷翻供,军代表又不得不组织反击“翻案风”。
1971年8月的一天,在外文局食堂召开大会,批判“1·10”案的要犯邢军,据说是为打击翻案风。杂志社里也不准我参加,大会情况,我也无所知。但是过几天社里要开大会再批判邢军。这是我头一次参加听会。那天下午在东侧会议室,满满一屋人,我坐在后面的角落里,旁边有人监管我。这天是厐代表主持会,他一声喊叫:“把杀人犯邢军带上来!”在一片“打倒”的口号中,邢军被两人押进会场,站在会场前面。军代表讲了几句话,说邢军这个杀人犯很不老实,态度顽抗,要想翻案,今天大家要狠狠地批斗他。邢军昂起头,睁眼怒目看着军代表。下面有人喊口号:“邢军低下狗头!”他不理,还是昂着头。当有人开始发言揭发批判,讲到他是“1·10”案件的刽子手时,他终于发怒了。他冲着军代表大喊:“你们制造假案,欺骗总理,你们没有好下场!……”
这时会场一阵骚乱。军代表急了,立即叫两个年轻人上来用力将邢推倒在地,脸朝地压住不让他说话。军代表指挥会场高呼“邢军不投降就叫他灭亡”之类口号。这一场景,令我震撼。我心想,这小伙子今天是硬汉,敢讲真话。尽管他在文革造反中打人骂人犯有错误,但今天敢于面对军代表讲真话,揭了军代表的错误要害,了不起,令人敬佩。
这场戏,也暴露了军代表搞逼供的把戏。不听军代表导演,就用武力强压,不许说真话。这天的批斗会出现这样惊人的一幕,出乎军代表的意料之外,一句真话:你们欺骗总理!在那恐怖的时期,发人深思。不管别人是如何感受,但对我是闪电一击。这正是我所不敢说之真言。以后我更明白,在军代表指挥的学习班中,有数位“从犯”都是在逼供之下编造了“老实”交待与揭发“主犯”及自己从犯的“罪行”,以为这样可以得到从宽了。可是后来证明,都是上当受骗,以后他们后悔翻供已来不及了,一个又一个被捕入狱。
对“案犯”的翻供及一些群众对“破案”的质疑,军代表做贼心虚,十分紧张,故立即部署开展打击翻案风。1971年8月,杂志社军代表厐在全社大会上叫嚷说:这次翻案风是有组织有计划的反革命活动,中国建设杂志社是南北战场相呼应,还有后台鲁平、刘子仪、还有黑高参等。一定要狠狠打击!8月底全社查追翻案风。批斗邢军、王新民翻案。为打击翻供翻案风,社里又对“民办革委会”一派的原积极分子下手,宣布给李××、李××、张××办学习班审查。
军代表在外文局已经制造了三起假案,求功心切,还要乘胜追击。是年5月,杂志社厐代表又布置追查陈麟瑞死亡事件。我没有管过陈的专案,故有一段对我的审查较放松些。这样我得以有时间梳理一下“1·10”案件是怎么回事。
在“民办革委会”成员全部被隔离审查时,我曾想自己的下场也差不多了。但我相对来说是知情者之一,我应该在未被隔离之前,在能参加会议及能看到大字报时,记录下这场闹剧的表演情况,也许以后会有用。
1972年4月初,我终下决心整理一份报告,向上级反映中国建设杂志社有关“1·10”案件假案的情况,以求上级复查。在我估计将被下放五七干校之前,有几天晚上,我回家一个人冷静地梳理了这一案件的始末。
我首先把1969年1月10日方应旸自杀身亡前后情况作了如实回忆。
1969年元旦节后上班不久,“民办革委会”就传达局里军管小组决定召开一次政策宽严大会,以推动“清队”工作。当时社里“牛棚”中方应旸态度较好,历史问题——即曾在美国新闻处作翻译问题,外调与本人交代差不多,所以“民办革委会”决定作为从宽典型报局军管小组同意,准备在大会上宣布对方应旸从宽处理,释放回家。
外文局大会定于1月10日上午在局后院球场召开。各单位都抓紧准备工作。9日晚上,在四楼“民办革委会”办公室开了个小会,管计来主持,除“民办革委会”成员,我也列席,商量几个专案进展及明天大会的准备工作。这会议内容的要点,在我个人工作本子上有简单记录。而军代表在宣布“破案”时,却说9日晚上“民办革委会”开会策划谋杀方应旸。在工人代表审查追问我时,也重点让我交待9日晚上会议情况。我说当晚我是列席会议,但会议内容是一般的“清队”工作,并没有策划什么谋杀方的事。工人代表当然不信我所言。我说自己有记录可查。他们令我将记录本上交审查。第二天我即把这本子交工人代表供审查。
我记得9日当晚开完会,都以为明天会是好事,精神上都比较轻松,约9点多,我和管计来因都住和平里宿舎,还有在杂志社食堂工作的管大嫂,一起乘公交转13路回和平里。当晚是邢军、郝银生值班在社里监管“牛棚”。记得临走时,管和宋行(人事干部)还对他们提醒说要注意安全。
但是在极左思潮下,军管小组却通知“民办革委会”先不向方应旸透露即将从宽觧除隔离的信息,要暂时保密,到大会上宣布时才让他知道。
就是军管小组的这一自以为高明的措施,造成了不应发生的悲剧。
方应旸听说明天开大会,还以为自己要被送公安局。9日下午他曾找“民办革委会”的人想约妻子谈谈,但刚好她下午不在社里。如果当时军管小组和“民办革委会”能掌握政策,向方透露第二天将从宽的信息,就不至于给方造成巨大精神压力,就不会出现不该发生的悲剧。一时的错误,就差几个小时,使一个生命夭折了,铸成严重后果,真是令人痛惜。结果就在10日清晨,“牛棚”里的人起来去四楼东侧朝南的男厕所洗脸后,方乘人不备,开窗跳楼身亡。
10日上午我从家中直接去中组部办事,下午回社我才听说此悲剧。“民办革委会”郝银生已向局军管小组口头汇报,并当即请公安派出所民警到现场勘察记录。按当时情况,“民办革委会”决定对方以“反革命畏罪自杀”进行公布和批判。
回想当年这场悲剧,“民办革委会”是要负主要责任的,但是把此事说成是“政治谋杀案”,则是王、厐等军代表一手制造的冤案。
1971年我在整理申诉材料时,曾担心此信被转到军代表手中,作为翻案加罪受迫害。故在信中,仍承认军代表“批查打”有成绩,也写有上纲检讨自己的不实之词等,但主要是把“1·10”案件的诸多疑点开列出来,请求周总理派人复查。
据军代表宣布“破案”及“罪犯的认罪”称,是“民办革委会”一伙勾结“反革命小集团”成员,于1月9日深夜,将方应旸从四楼“牛棚”带到楼下地下室打死后移尸到外面楼前地上,伪装成跳楼现场。这种军代表导演与编造的情节,十分离奇,漏洞百出,根本沒有确凿的证据,因为:
一、当晚方应旸与其他受审人员十多人均睡在杂志社四楼东侧会议室(即“牛棚”)地铺上,却没人发现半夜方被人带出去;
二、大楼地下室有数间,平时上锁,当晚是谁去打开的,哪间是杀害现场,又用何刀棒……均无物证。
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10日早晨,与方应旸同睡“牛棚”地铺上左右的人均见到方起床。这说明此时方还是大活人,并没有于此前晚间受害死亡。
而正是这关键点,成了军代表造假的最难点。于是军代表千方百计威胁利诱“牛棚”里的人,要他们说假话,提供伪证,瞎说当天早上没见到方本人。凡不按此说假话者,即以“民办革委会”作案同伙论处。在此人性和良心受到严峻考验的时刻,鲁平等人坚持真相,不作假证。尽管军代表给他们反复“做工作”施加压力,要他们说方是半夜被人带走的,但鲁平等人一直坚持自己这个真实的见证决不改口,为此他们付出沉重的代价。鲁平坚持说10日那天早晨他先起来去食堂做早饭时还见到方在地铺上没起床,为此他在“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罪名上罪加一等,被扣以“坚持反动立场的涉案人员”、“翻案风的黑后台”等罪名,继续监督劳动和审查长达七年之久,直到“四人帮”倒台后,1978年他才在河北固安干校撤销后返京,才被宣布平反。当然也有人在军代表威逼下说了假话——有位老编辑在“牛棚”时,睡在方旁铺。在军代表周绍发等软硬兼施,以家人的安全相威逼下,编出伪证。军代表还勒令其在4月全局破案大会上认罪。
因军代表又在策划,企图把副总编陈麟瑞在家自杀身亡也编造一个“政治谋杀”的冤案,故我亦把所知陈自杀身亡的真实情况作为专题上报,以正视听。
我把上述报告写好,于1972年4月25日偷偷地寄给中央办公厅转呈周总理收。不知他收到否。后知道当时外文局、中国建设杂志社的受害者家属也纷纷写信上诉。也许是这些上诉信的揭发,提醒了百忙中的周总理:外文局军代表所报四起“政治谋杀案”有许多疑点,故他一直沒有轻易批示结案。
军代表为“破案”的胜利冲昏头脑,达到利令智昏的程度。1971年4月7日下午,中国建设杂志社召开全社大会批斗管计来。王文政说:“1·10”案已破,但清查并没有结束,“民办革委会”是一伙法西斯匪徒,他们还有一套杀人黑名单。
真是骇人听闻!后来我才知道,那是“民办革委会”“清队”时,我曾在专案工作本上开列有十多个“清队”审查对象计划结案上报的名单,却被这些制造冤案的疯狂导演,胡说成是“民办革委会”的一套杀人黑名单,真是令人哭笑不得!
当年军代表在外文局和中国建设杂志社导演的悲惨冤案,直至1978年中央予以平反,但沒有人详细记录以供人们记取这沉痛的历史教训,故本人仅就所知,多写几笔,留供后人参阅。
外文局军代表连破四起“政治谋杀案”,所建奇功,震惊外事口,据说还让媒体报道过外文局“批查打”运动成绩大大的。
1975年8月6日,外交部等据1月3日周恩来总理指示,再将外文局四大案件上报,准备要判68人。但周恩来也不敢轻易批准结案,只批示再查。直到周恩来1976年初去世后,华国锋接任代总理兼公安部长,才指示公安部对外文局大案进行实事求是的复查。其实从公安专业角度,早已不难看出外文局四大“政治谋杀案”的诸多疑点。至于为什么要等到周恩来去世之后才能复查?令人费解。
按华国锋的指示,公安部1976年8月25日组织复查组,经两年多的调查,证明均系冤案。粉碎“四人帮”后,1978年9月14日,公安部、外交部、中联部提出复查报告。10月,纪登奎副总理批示,外文局四案搞错了,应予平反。
外文局四起冤案惊动了中央,而且最后有这么多中央领导人作批示,这在全国千万冤案中,有此殊幸,实为罕见。1978年,全国陆续为文革中的冤假错案平反,也加快了外文局老大难问题的彻底解决。1978年8月初的一天下午,中国建设杂志社政工组负责人任永丰找我宣布:你的审查结束了,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可以恢复编辑工作,希望你好好工作。
我只是点点头。心情复杂,但此时无需多说,先开始工作吧,抢回被荒废的宝贵时间——七年多呀!人生有多少个七年?过几天我就奔赴宁夏山区采访。


——————————————————————————————————
【书海泛舟】

从戴红袖章的洋造反派到秦城监狱囚徒
(《见证中国》选读)

爱泼斯坦

《昨天》编者按:本篇节选自爱泼斯坦著《见证中国——爱泼斯坦回忆录》(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版)。现标题是本刊另拟的。
作者简介:伊斯雷尔•爱泼斯坦(I.Israel Epstein),中文名艾培,1915年生于波兰一个犹太人家庭,1917年随父母移居中国。1931年在《京津泰晤士报》开始从事新闻工作,1937年起任美国合众社记者。1938年在香港参加宋庆龄创建的保卫中国同盟。日本投降后在美国致力于美中友好宣传活动。1951年应宋庆龄之邀回中国参加英文版《中国建设》杂志创刊工作。1957年加入中国籍。196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未对外公开)。文革中参加组建了在京外国专家造反组织“毛泽东思想白求恩—延安造反团”并任负责人。经常出席首都造反派红卫兵集会并发表讲话。1968年3月18日被以“国际间谍”案,与妻子邱茉莉一起被捕,关进秦城监狱,单独监禁近五年。1973年1月获释。不久与邱茉莉一起出席外国专家局“三八妇女节”茶话会,得到周恩来亲自赔礼道歉。后曾任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福利会副主席、宋庆龄基金会副主席、《今日中国》(前身即《中国建设》)杂志名誉总编辑,1985年4月20日,为祝贺爱泼斯坦70大寿和在中国工作半个世纪,在人民大会堂为他举办了庆祝活动,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亲临祝贺。2005年5月26日在北京去世。

我当时的主导思想是:“当历史的火车头急转弯时”(用列宁的话说),不要让自己从革命的列车上掉下来;也不要像毛泽东所用的中国式比喻中所说,像一个小脚老太太走路,远远落在英勇前锋的后面。“与革命同步”是我从少年时代以来所作的选择。我决心不落后、不泄气、不要被淘汰。
在这方面,美国友人寒春和她的丈夫阳早所写的一张大字报对我起了示范的作用。他们这张大字报的主要内容是:
呼吁有关领导接纳具有革命思想的在华外籍工作人员参加这场运动(世界革命实践中的新发展);
对这些外籍人员不要像资产阶级专家那样对待;而要像阶级兄弟那样对待……允许和鼓励他们参加体力劳动……帮助他们进行思想改造……接触工人和农民!
对这些外籍人员的“子女应该同对中国孩子一样,提出严格的要求”;
对这些外籍人员不应再给以“特殊待遇”。同中国普通人相比,他们享受着“超高级的生活水准”,这会“使那些要求成为革命者的外国人难以掌握毛泽东思想,腐蚀在华的外国革命者,阻碍他们的子女走上革命道路,并使外籍工作人员脱离中国的阶级弟兄,破坏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我是公开积极响应这张大字报的第一个“外国专家”,后来别人也纷纷响应。1966年9月8日毛泽东主席作了如下批示,交给周恩来总理、陈毅外长等人:

我同意这张大字报,外国革命专家及其孩子,要同中国人完全一样,不许两样,请你们讨论一下,凡志愿的,一律同样做。如何请酌定。

为了传达和执行这一批示,外交部长陈毅元帅把寒春、阳早和我们几个最早的支持者找去谈话。他强调参加运动必须是完全自愿的,不要施加压力。
于是我们成立了一个红卫兵类型的外国人(包括已入中国籍者)组织,取名为“毛泽东思想白求恩—延安造反团”。“白求恩”象征献身干世界革命的精神,如同这位著名的加拿大医生一样,他在1936-1939年西班牙反法西斯内战中曾参加“国际纵队”,后来在中国抗日战争中为敌后游击队治疗伤员而病逝,毛泽东赞扬他是共产主义国际主义的楷模。“延安”象征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道路。“造反”是红卫兵组织名称中常用的词,来自毛的语录“造反有理”,意思是说,反对修正主义、官僚主义和其他“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倾向(苏联当时被指责为正在使资本主义复辟)这样的“造反”是正确的。
在北京的外籍工作人员大约超过半数都参加了我们这个造反团,分别隶属于所在工作单位的分支组织。同所有红卫兵一样,我们穿着蓝色或灰色的棉布制服,带上红袖章,到处开会(我们自己的会以及其他造反派的会,邀请我们去参加或讲话,后者越来越多)。我几乎是每请必到,我把所有中国人的红卫兵组织都看成是革命的,不管它们彼此之间怎样看待对方。
我所没有预见的是“派性”很快发作起来,而且具有很大的破坏作用。

在开始的时候,我以为所有“红卫兵”组织都一样是革命的、动机纯正的,有点派性是次要的。很多“红卫兵”组织请我去参加它们的集会或在会上讲话, 希望借此显示(至少象征性地,因为我有一张外国人的脸)国际上是同情中国这场革命的。对于这样的邀请,绝大多数我都是接受的,在首都北京我至少作过20次演讲。在教育界,我出现过的地方有北京大学和一些专业性学院如钢铁学院、外贸学院、体育学院等,以及部队的全国性学院如后勤学院、无线电通讯学校等,还有一些中学。除学生“红卫兵”以外,还有外交部、第一机械工业部、中国人民银行、进出口公司及其他政府机构和事业单位的“造反派”组织。我还在北京的一些时事性户外大规模集会上以及天津(我青少年时代的家乡)南开大学的一次全市大会上发表过讲话。(下图:“白求恩—延安造反团”的外籍专家们在北京参加群众集会时与中国的造反派一起诵读《毛主席语录》。)
 这些活动都不是由机关单位或学校出面组织,而是由相互敌对的“红卫兵”组织举办的。我对这类邀请的态度一般是“先来先应”。我记得只有一次我拒绝了——有一群“红卫兵”要把刘少奇揪出中南海,邀我同去。在游行和集会中,我是跟着大家高喊反对他(和邓小平)的口号的,但我觉得不应该用群众行动的方式去揪他。因为对于“揪刘”我有这样的保留意见,来邀请我的红卫兵威胁说要揪斗我。在我的工作单位(中国外文出版局和《中国建设》杂志社)也有几个“红卫兵”组织,我(和邱茉莉)属于其中一个。当时北京的“红卫兵”主要分成两大派,各单位内部相互敌对的“红卫兵”组织分别归属或倾向于其中的一派。有时外单位的“红卫兵”组织通过我单位同一派的“红卫兵”组织来邀请我去开会或讲话,只有在这种时候我显示出了一点“派性”,此外我对所有“红卫兵”都是一视同仁的。
在“白求恩—延安造反团”,有一段时期我是实际上的“头头”,领导小组成员除我之外,还有智利、比利时和斯里兰卡籍的外国专家。这是在美国人李敦白被抓起来之后。他一度是中央广播事业局“造反派”的首领之一,并且看来深得“中央文革小组”(特别是江青)的信任(当时“中央文革小组”实际上已取代了党和政府的最高领导机构)。江青似乎认为他很可利用, 但后来又把他甩掉了。
不久,所有外国人都不许同“文化大革命”沾边,有少数人——包括我和邱茉莉——被捕。我的罪名有两条,一条是伙同他人,阴谋篡夺对外宣传的领导权,另一条是充当国际间谍。邱茉莉也被怀疑是国际间谍。但对我们始终没有正式的起诉,也没有正式的审讯。

直到我们获释平反之后,我才获悉我的一些朋友因为同我“有关系”而受牵累,使我深感痛心。《中国建设》同事张彦特别受到折磨,“造反派”把他关进“牛棚”,逼他揭发我是间谍,他拒绝后被毒打,打断了几根肋骨。“文革”之后,他担任了副总编辑,那些当初折磨过他的人成了他的下属,他对他们毫不歧视,保持了一个领导干部和共产党员应有的正确态度。另一位同事、女记者谭爱清也因为我而受到了折磨。

1968年,“文化大革命”进入所谓“清理阶级队伍”的阶段,无数人被抓起来,其中不少人连做梦也没有想到过会遭此厄运,邱茉莉和我就是如此。在此之前的近两年时间里,我们一直支持和参与这场政治运动。如同上一章里已经谈到的,在工作单位里,我们参加了一个由中国同志们组成的主要的造反派组织。在中国基层农场工作的一对美国夫妇阳早和寒春贴出大字报,呼吁允许在华的外国人参加运动。在外国人中,我是第一个公开支持他们的。后来这个要求得到了毛泽东的同意。志愿参加者成立了“白求恩—延安造反团”,我是头头之一。这个“造反团”的两个积极分子(都是久居中国的外国人)确实是在我们之前就被抓起来了,但其中一位——外国语学院的英籍教授柯鲁克,是在校内打派仗时企图平息争斗而被一派抓走的,看来是个偶然事件;另一位雄心勃勃的李敦白是美国人,在中央广播事业局居于高位,他的地位远在我们这帮人之上。
我对于康生在一个公开场合讲过的话并没有警觉。他说,至少有一个在“文革”中常常出头露面的外国人是特务或间谍。我应该有所警觉,因为康生是党的政治局委员、全国的“文革”领导小组成员、中国国家安全系统的高层人物,又是后来被称为“四人帮”的后台。至少我是从来没有想到过,康生的矛头会指向那些积极参加运动的外国人,因为他们的参加是毛泽东所欢迎的,被认为是出于革命的国际主义。
因此,当1968年3月18日厄运降临到我们头上时,我们感到犹如晴天霹雳。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从香港的日本拘留营中逃出来就在26年前的同一天。这一天午夜过后不久,我们刚上床,听到了轻轻的敲门声。门外是两个青年同事“香山学员”(外文局在“文革”前招收了一批复员军人,在北京香山为他们办了一个“外语训练班”,这批“香山学员”在“文革”开始后先后被分派到外文局各单位,包括我的工作单位《中国建设》杂志社工作)。他们似乎不好意思地说:“有人要找艾培谈话。”在这样一个时间谈话,我们有点踌躇。但是日夜不停“干革命”是当时常见的政治热情的表现,所以我就说:“请他们来吧。”那两个年轻人还是很客气地说,到办公楼去谈(我们所住的专家楼与办公楼都在外文局的大院里)。我穿衣时感到有点疑惑,因为这两个年轻人来自我的“对立派”(同我们参加的造反组织对立的另一个组织),下楼时,他们一个在我前面,一个在我后面,我就更犯疑了。邱茉莉穿着浴袍站在楼梯口,我从下面回头望去,她的身材似乎更显高大。她看来很不放心。我对她说:
“别担心,我很快就回来。”当时我们所能想到的最坏的情况无非是把我骗出去,同我“大辩论”(当时所谓“辩论”就是把一个人围起来,迫使他聆听别人对他的控诉,不许还嘴,他一开口大家就喊口号把他的声音压倒)。
一会儿工夫,在漆黑的院子里,我被推上一部吉普车,那两个穿制服的年轻人一左一右坐在我的两边。车开动了,我问到哪里去,他们都不回答。邱茉莉是过了一小时之后被带走的,有人骗她说,我想见她。这是很久以后我才知道的。我们有四年多时间彼此不知道下落,重新见面则是差不多五年之后了。在这段时间里,对她的思念折磨着我:她是不是被赶出了我们的家、自愿或被驱逐回英国?她是不是同我断绝了关系或离了婚?我从未想到她会被捕。好多年后我才知道,她同我一样成了秦城监狱的罪犯,关在另一个区域的牢房内。我只能在梦中见到她,在梦中重温我们过去的生活——不同的场合、各地的住所、热烈的谈话、亲密的接触。我也曾做梦,她到我的囚室里来同我相聚。
我们的孩子怎么样了?我也一无所知。事实上,单位里对他们早已作了一些安排。他们被送到一家很好的旅馆——前门饭店——的顶楼上去住,吃住的条件都不错,但被严格隔离,房间是封锁的,窗户都糊上了纸。同他们一起关在这里的还有另外两个被抓起来的外国人的孩子。这两个外国人一个是上文提到过的李敦白,另一个是夏庇若——新华社的资深外籍专家,最初是由英国共产党派遣来华工作的,他和我们同一天被捕。照理说,这些孩子们是不应该知道彼此的消息的,但实际上这些充满好奇心和鬼点子的孩子们很快就发现了对方,只是没法交谈罢了。
我们的孩子还很幸运,我家的老管家李妈妈陪着他们(“李”是她夫家的姓,她的本名是董秀珍,我们的两个孩子是她一手带大的)。她坚持要同孩子们住在一起,并且千方百计地获得准许回家去取孩子们的衣服和课本(她自己虽然没有什么文化,但监督孩子们一课不落地学习)。
大约经过了半年的隔离,孩子们才得重见天日,他们脸色苍白,但胖了许多。他们被送往一个农场,在那里又由于有人事先安排,他们去学开拖拉机,生活也不算苦,身体长得又高又壮,虽然荒废了不少学业,却也长了许多见识。但他们被转移到农场时,李妈妈被赶出了北京,去依靠她的一个在外地的养女。她出身贫农,但曾经嫁给一个小地主,时间不长,这个小地主就死了(这已是几十年前的事了),现在,她又被当作“阶级异己分子”驱逐出首都。这些都是我后来听孩子们说的。
——————————————————————————————————
【书海泛舟】

外文局文革经历片断回忆(《爱是不会凋谢的》选读)

戴妮丝·李─勒布雷顿

《昨天》编者按:本篇节选自戴妮丝·李—勒布雷顿著长篇回忆录《爱是不会凋谢的》(北京,外文出版社1989年)。
作者简介:戴妮丝·李—勒布雷顿,女,1909年生于法国巴黎。1929年秋在师范学院读书时结识了在巴黎打工留学的中国年轻画家李风白,1936年二人结婚。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她与丈夫在巴黎参加了反法西斯运动。1951年她与李风白到设于布拉格的世界和平理事会中国书记处工作。1953年她随丈夫到中国,被分配到外文局工作。除了参加培养中国的法文专家、在北京大学兼职讲授法国文学课外,她还参加了《毛泽东选集》、《刘少奇选集》、《周恩来选集》、《邓小平文选》等法文版的文字修改工作。

因为我们从无恶意,一直为寻求中国人民的利益和为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而努力。假如说我们有时在某些方面搞错的话,也是和许多无辜的人一样,因为不了解情况,过于天真。

我们有决心为革命的新发展而作出努力,甚至牺牲。“参加”,这是一股令人神往的狂想。为了不被抛在后面,必须当机立断。我的第一个“牺牲”是向我所在的法共支部提出退党申请。这个行动是没有实际意义的。身处异国,我不能与我所在的党共同战斗,但是,多年以来,我一直认为这个党过于听命于苏联,过多地指责中国……总之,太“修”了。这可能是个有意义的行动,我申请加入了一个年轻的法共(马列)。不管怎样,我为此付出了一定的代价。过去,有些同志对我很信任,我也以自己的忠诚引以为荣。可今后他们就会把我当成叛徒。“叛徒”,我反复掂量着这个字眼,感到刺痛。我做出的第二个牺牲相对来说容易些,和其他外国专家一样,我要求降低工资,以求接近中国同志,特别是那些即将去农村的同志。

渐渐地,我发现极“左”行动逐渐泛滥,某些外国专家甚至走得比中国人还远。一天,开会讨论取消当年休假,要放弃北戴河的沙滩和大海,心里很不是滋味。这时,我们当中的一位女专家激烈地喊了起来:“不!不要休假!再也不要休假了!”实际上,这与她毫无关系,因为她马上就要回国了。我感到人们开始离轨了,津津乐道地干起了脱离实际的事情。

外国专家也投身到运动中,参加了“白求恩─延安”战斗队。这个名字既好听又响亮,红袖章上也写上了这个名字。必须阐明,戴红臂章在我看来是微不足道的,甚至令人尴尬。到目前为止,我为“文化大革命”做了些什么呢?我没有行动起来,而且,我也不知道应该如何行动,所以,除了参加内部会议或参加集会觉得有必要发言时,我才戴上袖章。

马列主义著作编译局各组正在忙于用不同外语翻译毛泽东语录。法文翻译小组共有十几个人,我们热情愉快地工作……西班牙文本定稿中的一件事所引起的后果,给我很大的震动。两位来自拉丁美洲不同国家的专家对某些词汇的译法产生了分歧,以至推迟了发稿时间,西班牙文版《语录》的出版落后于其他文本。起初,我们没有介意,但这件小事很快被外文局“文革”小组提了出来。有一天, “白求恩─延安”战斗队邀请我们去参加一次群众批判会。会上,这件事情成了攻击外文出版社领导“破坏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有力证据。由于事先得到了通知,我就找到了我们战斗队的一个头头,他是讲西班牙语的美洲人,但在另一个部门工作。我对他说:“这不是他们的错,原因是翻译过程中有改动。只要译稿一准备好,外文出版社的人马上就把它送到印刷厂,连星期天也是这样!”可这个头头根本听不进去:“不管怎样,这本书耽误了。而且,不能打击群众的积极性。”难道错误的行动也应该支持吗?我惊呆了。

人们挥动拳头,开始打人。北京街头贴满了标语、传单,照片上的人不是脑袋被打破,就是躺在担架上。我们所在的战斗队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游行,我自告奋勇地参加了,而且戴上了红臂章。我们竭尽全力地喊着,手里挥动着标语或小旗子,“要文斗,不要武斗!”好像在背诵一段经文。我们的队伍走得很快,我尽最大努力不让自己掉队。风白一直牵扯着我的胳膊,他又焕发了青春。至此为止,我们的行动取得了一定成果。这些肤色不同、年龄各异、来自众多国度的外国人显然是没有私心,为了中国和毛主席的利益,他们把可能遭到殴打的危险置之度外。起初,人们对着我们微笑,后来就鼓掌表示支持。游行在一片欢呼喝彩声中结束。

动乱在向我们逼近,很快就在外文局爆发了。对我们个人和广大群众来说,六七、六八两年恐怕是“文化大革命”最难熬的两年。外文局出现了好几个群众组织,在相对平静的局势中尚能共存,共用礼堂来开大会,共用墙壁来贴大字报。我本人几经考虑,最后参加了其中一个组织。但是,一天早晨,我走进办公室,发现格外寂静,每个人都紧绷着脸。突然间,两个组织的成员之间,爆发了一场争论。我现在已忘记了争论的原因和各自的证据,但我永远不会忘记双方那骤然间充满仇恨之火的目光
——————————————————————————————————
【故纸堆】

周恩来接见中国建设杂志社革命生产委员会时的讲话

(1967年2月26日凌晨 国务院会议厅)

〖周总理接见委员会全体同志时,除对《中建》杂志的编辑方针问题作了重要指示外,总理还对外文局当前文化大革命运动作了重要指示。总理非常关心外文局的工作和文化大革命,他详细了解了外文局所属的单位,出版多少杂志,每个杂志多少文版,有几个战斗组织,每个组织多少人等,总理十分关心我局的夺权斗争,总理边听我们汇报,边作了重要指示。我们向总理汇报了目前局内两种意见的争论。〗
总理说:只要不是保字派就联合嘛,组织一个“三结合”的组织。有符合局长条件的也可以提两个嘛。总理还问到:你们造反派组织,没有吸收领导干部参加吗?
我们回答:我们认为“长”字号的多数偏于保守。所以一般没有争取他们参加。总理说,那是思想上的保守的保字嘛,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两回事,他们不是派工作组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对上边都要火烧一烧,炮轰一轰,没有考虑用多大口径的炮,面宽了一些,还是要用阶级分析,真正的革命的“长”字号,也可以参加造反组织。
我们提到外文局能不能夺权?我们夺得对不对?总理说,当时是连锁反应。党中央,中央各部不能夺权。中央各部夺权主要指的是监督业务。但中央只有几个部管住了,如外交部、国家科委不同,张本同志本来就是领导干部,是自上而下地扩大队伍。
接见时在场的有外办的同志,他们反映,他们内部起来夺权了。总理说,夺运动权早就说了,外办的权不能夺。要夺权,我们就把它的大权收回中央,你们就没事干了。
我们问总理,外文局夺权报了国务院,怎么还没有批,罗俊我们认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罢了他的官。
总理说:官总是要罢一些的,你们当然可以这样了,夺权的单位很多,中央还得一个一个地解决,批了就起连锁反应,在需要夺权的单位,要以本单位为主。到底哪几个单位需要夺呢?不能现在批,现在事情很忙。
现在许多同志都没过关,外办的我还得管。有的单位还挖旧账。总理又说,不用阶级立场来分析,排斥一切、打倒一切是不对的。我讲这句话,是说你们对局级、中层干部要好好审查,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凶的,不负直接责任的,哪些是需要留的,哪些是需要保的,哪些是要罢的,你们心中要有数,让群众展开讨论。过去那种不让干部检查,只提问题,就无法亮相,没有给他们机会,如他们愿意亮相,应该给他们机会,一次不行,两次,不然业务不能领导,革命也不能深入。斗争还要深入,进行斗批改。
说到对待干部问题时,总理说,当然,每个单位要换一些人,运动总要罢一些,调一些,撤一些,留一些,提升一些。总理又提到现在夺权不是权力机关,是监督。广播事业局夺了权,三个月了,本来想要它做典型,又没有搞好。新华社也不行,现在由王唯真在主持。电台每天要广播,新华社每天要出消息,杂志可以脱期,但也不能太长,长了人家就不订了,我们总想解剖麻雀。
关于局文革筹委会。总理说,原来设想领导抓业务,文革抓运动,后来红卫兵起来冲击了文革。以后,各革命组织起来后,文革就不灵了,有的自行消亡,有的宣布解散。你们的文革很特殊啊,多数部,文革起了作用的有,没起作用的也有,到批判反动路线时,各革命组织产生时,文革就不起作用了。到了造反派占优势时,文革就更不起作用了。造反派要夺权,就是要夺文化革命大权。文革的发展受到冲击,到两条路线斗争时就转入了分化,凡是“长”字号都是保守,执行反动路线的都不要。如果不作阶级分析,就不是按照毛主席的路线办事,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批判时亮相不够,以后就成了对立面。到了夺权时就靠边了。但是我还是提议对业务要监督。其实,地质部、化工部……早就打破了,超越了这界限。现在组成“三结合”,实行对业务监督,改组业务组织。每个部都有不称职的人。外文局总可以找出一个两个局级干部,与下面业务单位(指业务办公室行政办公室等)进行结合。外文局可以试试。这次夺权斗争也有一定困难。
当我们提出,有些同志认为解散文革是违反十六条时,总理说:十六条早就被突破了,红卫兵组织,革命造反组织,“四大”变成“五大”(加大串连),就是突破了十六条。对筹委会,大家可以协商嘛,学校早就没有文革了。
总理同意让文革筹委会常委可以参加协商建立“三结合”机构——革命委员会或文化革命委员会,监督业务,领导运动。然后,文革筹委会解散。
我们问总理,如果有的同志不承认这次夺权,坚持推倒重来怎么办?
总理回答说:可以在原有的基础上充实、加强,也可以改组嘛!红旗战斗兵团可以吸收进来。
关于外文局改名问题。我们向总理报告,外文局已改名为“毛泽东思想外文书刊公社”。总理说,“公社”这个名字中央已发通知不用了。上海也去信了,他们已经开了会,改为上海革命委员会了。

总理说,建立革命委员会,对革命实行领导,对业务实行监督,我是这样想的。
当我们提到撤消总编室,可否建立“毛泽东思想宣传小组”时,总理说,对主席思想应该是尊严的,要无限崇拜,无限热爱,无限信仰,不能什么地方都用毛泽东思想这几个字。如果那样就泛了。原来,贵州省革命委员会前面也有“毛泽东思想”几个字,主席划掉了。
总理指示,我们外文局最好能在二三月把组织问题解决。要由领导干部、中层干部和闯将,有气魄的闯将组成,要以闯将为基础。
总理希望国家机关在三月底前基本就绪,从第二季度起,建立正常的革命秩序,我们正在作这方面的努力。
总理一再强调要尽速建立“三结合”的临时领导机构,先解决组织问题。
总理指示郝德青同志(接见时郝在场)帮助我局建立“三结合”的领导机构,取得联系,把情况上报总理。
关于新的革命委员会和党组的关系。总理说,这个问题,机关和地方不同,和省市不同。省市地方是在革命委员会内部成立核心党组。当然由党员组成,成为权力机构,如贵州……。机关不能有权力机构,是监督机构。地方是政权,机关不同,机关如果有权力机构,那不成了独立王国?
中国建设杂志社的革命生产委员会也是监督机构。
党组垮了,是否现在要组织起来?总理同意由革命群众提出意见,党组中哪些罢免,哪些照用,报中央审批。
关于监督机构和党组的关系,总理说,现在还没有成熟的经验,运动在发展。设想可否由革命委员会和“三结合”监督机构共同推选出适当人组成。你们还可以创造嘛。(这段意思未完全听清。)
总理说,我本想到外文局谈一谈,但到现在外文局的组织问题还没解决,到三月中上旬,如把组织问题解决了就好些。
我们一致要求总理关心我局的运动。
总理说,我倒希望你们外文局搞出个头绪,有情况告诉郝德青同志转告我,有机会我就到你们机关去。我们一致表示欢迎总理来外局。
最后同总理告别时,我们请总理代问毛主席好,祝毛主席他老人家万寿无疆!总理说:谢谢大家的问候。

来源:1967年3月北京玻璃总厂红卫兵联络站编《中央首长讲话(2)》
转载自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
【故纸堆】

外文局受害者揭发材料抄录(1978年12月13日)

榕 叶 摘录

1970年,现总后军交部干部王文政、防化兵部干部强守一,伙同空军某部施恩俊,北京卫戍区某部林光宇,欺骗党中央、欺骗周总理,用极其残酷、卑鄙的手段,在外文出版发行局阴谋泡制了四起骇人听闻的所谓“政治谋杀案”,将68人定为“案犯”,其中逮捕12人(包括副局长、处长3人),拘留6人,劳教8人,在机关监督劳动38人。在“审查”中逼死5人,受株连者近千人。
1973年3月21日,在王文政、强守一及其同伙——“四人帮”在公安系统的黑爪牙施义之等的操纵下,公安、外交、中联三部写的《关于外文局四起谋杀案件处理的请示报告》提出:枪毙2人,死缓2人,有期徒刑25人,劳教13人,呈报周总理。总理未批,指示,再讨论。1975年8月6日,公安、外交、中联三部又写了《关于外文局四起谋杀案处理的请示报告》,提出:死刑1人,死缓2人,无期徒刑2人,有期徒刑11人,劳教10人。呈报周总理,总理未批,委托华主席对外文局四案进行复查。
按照华主席的“认真复查、实事求是”的指示,公安部于1976年8月25日组织复查组,经两年多的艰苦努力,并经上海、南京、天津公安部门的鉴定、证明:原定“谋杀”的人证、物证都是假的,于1978年9月上报中央,10月纪登奎副总理批示:外文局四案搞错了,应予以平反。华主席、叶、邓、李、汪副主席圈阅。至此,被关押长达8年之久的26名受害者重新获了自由。

有意陷害
王文政、强守一泡制所谓“谋杀案”,完全是出于投靠“四人帮”向上爬的个人野心,有意栽赃陷害老干部和革命群众。……在文革初期和清理阶级队伍中,外文局有些人自杀身死。当时,北京市公安局有关部门分别进行了现场勘察、验尸和解剖,做了“自杀”的结论。这些情况,王文政是知道的,并由他呈报周总理。但到1970年的批查打运动,王、强篡改,编造总理批示,扬言:“我们是总理派来的,外文局运动的每一步,总理都过问。”“反对强守一就是反对总理”。他们推翻了原结论,精心编造了假案情,然后用残酷的精神折磨和肉体摧残,使尽逼供、指供、串供等手段,甚至口授、代拟和修改口供,施恩俊还亲自修改“认罪书”,逼人承认,泡制了十二起所谓“政治谋杀案”(其中八起因“九一三”事件发生而中途流产)。王、强之流对见证当年自杀情况的一些人,施以高压、恫吓,直至把其中某些人也打成杀人犯。在搞“方靖”一案时,外文局机关的徐××公开指出方是自杀的,说了他所见到的方自杀的真实情况,王文政多次派人威胁徐,不许他“再在群众中散布这些情况”。搞“韦福弟”一案时,国际书店李××及其他20余人证明是自杀的,王、强对李等恫吓:“你这么干,沒有好下场。”《北京周报》的白××坚持证明是自杀的,强守一威胁大骂:你好大胆子,要把整个案子推翻。白不屈服,最后被打成杀人犯。纪××也因坚持实事求是而被打成杀人犯。就这样,与××同室居住的四个人,均因证明是自杀,而先后被打成杀人凶手。……对于王、强认为的“杀人凶手”,更是随心所欲,编造出假案情,逼这些人承认。张×7月写的材料,被逼改为3月份的日期。中建齐××9月写的材料,也被改为3月。……王、强还通过“四人帮”在公安系统的黑爪牙李震、施义之、刘传新等修改、销毁公安部门过去作的现场勘察和验尸记录,以适应他们炮制假案的阴谋。……

手段残忍
在炮制假案中,王、强之流,使用种种法西斯手段,逼死5人,使30多名受害者(包括原军管小组成员)被折磨得精神失常、身体残废。在所谓“审查”中,王、强指使一些人对受害人采取车轮战术,连续刑讯,一连四五天不让睡觉。对支持不住的受害人,用醮了冷水的毛巾抽打,甚至在三九寒冬,用脸盆从头到脚浇以冷水。王、强指使一些人对张仁杰、马××、刘××、李闯等人戴上手铐、脚铐,多次吊打刑讯,使他们中有人大口吐血,有的当场昏厥过去,屎尿流满裤,有的身体留下残疾,有的当场呼救,嘴被塞上臭袜子。杨士义被逼跳楼,重伤后奄奄一息,还被戴上手铐,投入死牢达6年(公安部复查后才被送公安医院治疗)。王、强竟通知杨的家属说:杨士义已畏罪自杀身亡。杨家人来访被拒之门外。《北京周报》毕××被投入监狱,多次被灌辣椒水,往耳朵里灌醋,逼他承认“杀人”。其两个女儿生活无着,沦为乞丐,一个女儿被打成重残。……刘××不承认“杀人”,被七八个彪形大汉围着拳打脚踢,倒在地上,鼻口流血,又被五花大绑达六个昼夜。……马××被戴上十八斤重的脚镣,背着手戴着手铐,被折磨得驼背弯腰。……许多受害者被关进死牢(5平米小屋,门窗加铁栏和铁丝网,终日不见阳光),还戴上18斤重脚镣,身体遭受严重摧残。副局长阎百真(原北京军区秘书长)被折磨得不能站立,只能爬行。……

波及甚广
1970年初到1971年秋,王文政、强守一在外文局的一个群众组织中抓“五一六”,在不到1800人的外文局,打成“五一六”的就有800人。200人被打成“五一六”骨干,把68人打成杀人犯。逼死6人。王、强叫嚷“管他是不是,一进学习班就得是”;“你交待也好,不交待也好,说你是,你就是,就是群众评,也得评你是。”……王、强在外文局大抓“反党小集团”、“地下黑司令部”、“反党联盟”等,胡说什么外文局反革命黑乎乎,黑压压,一兜兜,一串串,“外文局跟台湾一个样”。……全局20余名处级干部被打成黑高参。……王、强之流还残酷迫害受害者的家属,使许多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王、强动员马××、杨××、刘××的父母当众殴打马、杨、刘。……王文政逼迫受害人的妻子离婚。他七次找李闯的妻子,要她与李离婚,但她坚持等李有结论后再说。王文政把她的父亲从外地找到北京,威胁说:“不离婚,连你的父亲兄弟一块整。”……王文政威胁刘××的未婚妻与刘断绝关系,女友不同意,王则串通她所在单位把她作为反革命来审查,迫害致残。……九年来,因受迫害、遭虐待而死的受害家属就达20余人。

影响极坏
王、强炮制假案,流毒国内外,造成极坏的影响。1971年1月31日新华社发了外文局的消息。之后,王、强又把外文局四案作为案例在全国县以上公安局传达。在北京市的军内外许多单位,放了外文局所谓“破案大会”录音。……
王文政、强守一在外文局大搞法西斯专政,迫害干部和群众,后果严重,民愤极大,我们强烈要求有关方面严厉惩处法西斯分子王文政、强守一!
——————————————————————————————————
【大事记】

外文局文革大事记

渔歌子 编撰

说明:本大事记主要依据榕叶提供的《中国外文局50年大事记》(新星出版社1999年5月出版)中有关内容,另外参照一些亲历者回忆及历史资料综合编撰。

1966年

5月 中央“五一六通知”传达后,外文局与全国一样按照当时报刊上批判“三家村”等基调布置开展群众性的大揭发大批判,并组织人对此前外文局对外宣传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清理。
6月2日 受官方传媒公开广播和刊登北大聂元梓等的大字报并大加赞扬的鼓舞,外文局四位年轻人贴出题为《横扫一切顽抗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牛鬼蛇神》的大字报,认为局领导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外文局下属一些单位也陆续有人贴出大字报,矛头指向局党组、工作组及基层单位领导。全局性的文化大革命动乱开始。
6月19日 局党组根据上级指示,通知各单位建立文化革命委员会。
6月21日 外事政治部派工作组驻外文印刷厂,随后外文局亦向各单位派工作组。
6月底 外事政治部主任王屏召开外文局全局大会,作文化大革命报告,指出外文局有一股反工作组的逆流。会后各单位把一些对工作组有异议的群众打成“反党逆流”。
8月 外文局各单位工作组按中央要求先后撤走。各单位建立起一些群众造反组织。
9月14日 外文局文化革命筹备委员会召开全体职工大会,外交部长陈毅到会讲了话,主要是传达周恩来13日在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万人大会上的讲话精神,强调对批判对象不要搞武斗、体罚,红五类要团结非红五类,两派要团结等,谈到外文局两派对局长罗俊的评价有分歧时,陈毅说:“我不是替罗俊来辩护的,以罗俊为首的外文出版局,究竟是好的,是比较好的,是问题多的,还是性质严重的?由大家决定!你们大家来批,大家来判,叫大家来分析,调查研究,搞材料。我对这个问题不过早地发表意见。我是有个基本的看法,我这里不讲。你们现在运动搞得很不错,就对这个问题你们争论得很厉害,这个争论是很有意义的,我鼓励各方面坚持你们的意见,不要随便轻易放弃自己的意见,尤其是不要受我这个有倾向性的人的意见的影响。但是你们最重要的是实事求是,调查研究。”
11月7日 外文局文革筹委会将局党组及政治部等办公室的文件柜都贴上封条,请上级派人来检查“反逆流”材料。

1967年

1月30日 外文局一些造反派将局及下属各单位领导干部20多人集中训话后乘卡车游街。
2月8日 外文局成立于2月初的群众组织“红联”(红色造反联合总指挥部)宣布夺权,成立外文局临时革命委员会,宣布外文局的一切权力归临委会,并于10日“砸”了政治部。局党组被迫停止工作,有的领导干部被关进“牛棚”(隔离审查居住点),接受造反派的审查和批斗。在此前后,外文局各单位群众组织也纷纷宣布夺本单位的领导权。从此外文局进入造反派夺权掌权的混乱局面。
2月26日 周恩来总理凌晨在国务院会议厅接见外文局下属中国建设杂志社革命生产委员会(造反派夺权后成立的临时权力机构)成员,听取了汇报,对外文局的文革运动作了一些指示,希望尽快建立“三结合”的临时领导机构,但明确不是权力机构,只是业务监督机构,打倒一切是不对的,有领导干部愿意亮相的要给机会,强调中央各部的权不能夺,外事口的权不能夺。他不同意将外文局改名为“毛泽东思想外文书刊公社”。
5月13日 外文印刷厂军管,军管人员宣布支持夺权的群众组织。
5月24日 外文局与“红联”对立的另一部分群众组建了“革造”(革命造反联合指揮部),宣布反对“红联”的“二八夺权”。外文局两大派开始为夺权而长期争斗。5月局内又建立一个群众组织“东方红造反团”,倾向于“革造”。
8月11日 外文局“革造”部分群众参加外事口“批陈联络站”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批斗陈毅大会。有参加大会的群众组织违反事前与周恩来的约定,挂出“打倒陈毅”的大标语,周恩来严厉批评并退场表示抗议。
8月18日 外事口另一派的“批陈联络委员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批斗陈毅大会,外文局“红联”部分群众参加。
8月26日 外事口造反组织以向陈毅要“认罪书”为名,冲击外交部,外文局也有些群众参加了这一活动。
8月 外文局两派一些群众也参加了首都造反派“揪刘火线”在中南海门前“安营扎寨”要揪斗刘少奇的示威活动。
9月23日 外文局各派群众组织宣布联合,成立革命大联合委员会(简称大联委),掌管外文局大权,称要按上级精神开始进入“斗批改”。
9月下旬至10月初 外文局两大群众组织分别在颐和园和民族文化宫举办所谓批判“外文局17年来反革命修正主义对外宣传黑线”展览。预展期间上级指示停止展览。

1968年

3月18日 外文局专家爱泼斯坦(在北京的外国专家“白求恩—延安造反团”负责人)与妻子邱茉莉(英籍专家)被以“国际间谍”罪名逮捕关进秦城监狱。
3月 外文局大联委开始“清理阶级队伍”,大批领导干部和老知识分子被批斗。一些单位将被揪斗、被审查的人员集中监管(关“牛棚”)。局两大派群众组织联合组建专案组,对有分歧意见的局领导干部罗俊、阎百真、金丰、戴巍进行批判、审查。据统计,全局约有99名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的家被非法查抄。
4月27日 外文出版社著名翻译家杨宪益与妻子戴乃迭(英籍中国文学专家)被以“国际间谍”罪名于深夜逮捕入狱。直接原因是崇拜毛泽东和拥护文化大革命的戴乃迭向英国的家人写信时引用了毛泽东未公开的“最高指示”并附寄了一张中国的文革小报以“宣传毛泽东思想”,被中国邮检部门查扣,认定是“泄漏国家机密”。戴乃迭被捕时遭到几个女警察脱光衣服搜身。
5月17日 外文局于1965年在香山开办的外语训练班撤消,480名学员(主要招收青年退伍军人和高中毕业生)正式分配到各单位工作,此前他们已经在外文局参加了文革运动。
6月20日 防化学兵部以施诚为组长的军管小组奉命进驻外文局实行军管。军管小组领导全局进行斗批改,同时接管“清队”工作。
7月 军管小组召开会议听取两派专案组对干部审查情况的汇报,重新组建有两派参加的干部审查专案组,并全面开展了清理阶级队伍。
8月23日 人民中国杂志社日文翻译李熏荣(女),不堪政治迫害跳楼自杀身亡。此案后来被外文局调查小组、军管小组编造为“政治谋杀案”。
9月26~27日 中央召开宣传工作会议,贯彻毛泽东关于对外宣传的指示。
11月8日 军管小组通知各单位“清队”工作全面铺开,对“清队”中揪斗的人员进行集中看管。
12月10日 军管小组召开全局清队动员和斗争大会。当场宣布以“从严处理”扭送二人到公安局关押。
本年 外文局在“清队”中因被错误批判审查而非正常死亡6人。

1969年

1月10日 中国建设杂志社总编室主任方应旸不堪政治迫害,跳楼自杀身亡。此案后来被外文局调查小组、军管小组编造为“政治谋杀案”。
1月21日 北京周报社翻译韦福弟不堪政治迫害,跳楼自杀身亡。此案后来被外文局调查小组、军管小组编造为“政治谋杀案”。
2月11日 外文出版社编辑室主任方靖不堪政治迫害,跳楼自杀身亡。此案后来被外文局调查小组、军管小组编造为“政治谋杀案”。
3月13日 被审查(未被隔离)的中国建设杂志社副总编辑陈麟瑞,不堪政治迫害,在家中服毒自杀身亡。此案后曾被外文局调查小组、军管小组企图编造为“政治谋杀案”而未遂。
3月~11月 在军管小组指导下,外文局各单位相继成立革命委员会。
4月23日 外文局在江西分宜建立五七干校,首批下放干部。
11月20日 外文局江西干校迁至河南汲县。
11月21日 军管小组部署全局各单位开展整党。
本年 外文局在“清队”中因遭到错误批判审查而非正常死亡8人。

1970年

1月26日 军管小组召开全局大会,动员“批判极左思潮,清查‘五一六’”。会后各单位相继办起学习班,对一些人进行隔离审查。
4月 国务院决定外文局由外交部代管(一直延续到1971年底)。外交部政治部派4名军代表进驻外文局。5月30日又增派2人,组成6人调查小组。组长战祥侠,副组长林光宇(北京卫戍区),组员有王文政(总后)、强守一(防化兵部)、施恩俊(空军)、李仁修。他们一到就宣称:“我们是总理派来的,外文局运动的每一步,总理都过问。”他们与外文局军管小组一起,共同调查外文局在文革中的“极左活动”及在清队中连续发生的多起死人事件。
5月 军管小组部署各单位进行“批查打”(批判极左思潮,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打击形形色色的反革命分子)运动,并着手审理一些案件。
5月 以施诚为组长的第一批军管小组由于“犯了方向性错误”撤离外文局。改由杜万荣为组长的第二批军管小组驻外文局领导运动。外文印刷厂派出100人的工宣队进外文局,直至1972年3月工宣队陆续撤走。
5月 外文局“清队”工作基本结束。“清队”中被揪斗和被审查而进“牛棚”的多达220人,占全局职工总数的10.74%。后均平反。
7月10日 军管小组召开全局大会,由第一批军管小组施诚作两年工作检查。外交部军代表马文波、防化学兵部副部长裴宗澄出席大会并讲话。
8月5日 外文局军管小组召开全局大会,进一步动员开展批查打运动。此后6人小组和军管小组在外文局全面开展清查“五一六”及其他案件,开办各种隔离审查的学习班,被清查对象及大小会点名批判者共270余人。
11月6日 外文局调查小组、军管小组在建材部礼堂召开全局“宽严大会”,动员深入开展“批查打”。宣布破获所谓“李闯为首的反革命小集团”,并将李闯当场逮捕,将拒不承认是“五一六分子”和“李闯反革命小集团”成员的王宗林“从严处理”,戴上“现行反革命分子”“帽子”,执行“群众专政”,随即于25日押送河南“五七”干校劳动改造。。
11月27日 外文局调查小组、军管小组召开大会,对拒不承认自己是“五一六”的刘浩进行了重点批斗。被关押在北京半步桥看守所的李闯和被下放到河南干校的王宗林分别押回外文局参加大会陪斗。
12月24日 外文局调查小组、军管小组将追查“清队”中发生的几起非正常死亡事件报告周恩来,周恩来批给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组长李耀文、成员裴宗澄(防化兵负责人)、马文波(外交部政治部军代表),指示他们三人再加上李震(公安部负责人)四人直接审理外文局的案件。
12月29日 外文局调查小组、军管小组在北京展览馆剧场召开“8·23”谋杀案破案大会,将发生于1968年8月23日的日文女翻译李熏荣跳楼自杀死亡一案诬为“政治谋杀案”,宣布“破案”,批斗所谓“主谋”张仁杰(外文局保卫处处长)和刘浩(刘文敏,人民画报社西班牙文翻译)、杨士义(外文局秘书处干部)三人,其中杨在逼供中跳楼自杀未遂,经抢救后被用担架抬着上台批斗。外交部核心小组组长李耀文出席大会并讲话。会后北京市公安局根据外文局调查小组和军管小组提供的假材料和伪证,经外交部和公安部批准,逮捕了被批斗的张仁杰等三人。这三人均被打入冤狱七年半,直到1978年8、9月间才被宣布无罪释放,获得平反。
12月 外文局干部董××等四人,受京西矿务局所谓的“成功自由人民团体反革命集团案”牵连,经局军管小组批准进行隔离审查两年多。后获平反。
本年 外文局非正常死亡3人。

1971年

1月19日 外文局调查小组、军管小组又在北京展览馆召开全局千人大会,外事口其他单位也派人参加。外交部、公安部、总参二部等单位负责人出席,战祥侠讲话,将发生于1969年2月11日的外文出版社编辑室主任方靖跳楼自杀死亡一案诬为所谓“政治谋杀案”,宣布“破案”,批斗“主谋”阎百真(原副局长),当场逮捕阎百真、马宝善(大联委负责人之一,北京周报社干部),他们被无辜关押七年半,到1978年才被宣布无罪释放予以平反。
4月6日 外文局调查小组、军管小组在北京市委党校礼堂召开全局1600名职工大会,将发生于1969年1月10日的中国建设杂志总编室主任方应旸跳楼自杀案诬为所谓“政治谋杀案”,宣布“破案”,大会批斗了中国建设杂志社革委会主任管计来,并以“谋杀罪”由北京市公安局将其当场逮捕。直至1978年才无罪释放彻底平反。
4月29日 调查小组、军管小组在写给周恩来和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的报告中称:“外文局在连续破获三起政治谋杀案后,阶级斗争盖子已基本揭开”,“批查打运动正深入地向前发展,而且今年4月2日又掀起了一个全局性的抓重大案件为中心的对敌斗争高潮。”
5月 全局传达学习中央文件(毛主席关于对外宣传工作的重要指示)。
7月2日 周恩来约见外交部、外文局负责人(军代表)开会,批评对外宣传工作中的不良倾向,外文局的业务工作是一潭死水,宣传路子越来越窄,不抓业务本身就不对。
7月19日 外文局调查小组、军管小组召开全局大会,声讨李××(外文局政治部处级干部)所谓反革命罪行,会后两个月李被公安局拘留。直至1978年平反无罪释放。
8月5日 外文局军管小组上报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关于落实总理讲话精神改进业务工作。把业务上的极左思潮问题,归罪于所谓阎百真、张仁杰、李××、刘××为代表的“地下独立王国”头上。
8月28日 因许多遭到关押刑讯逼供被迫写了假材料的受害者翻供上诉,外文局调查小组、军管小组召开局大会打击“翻案风”,批斗中国建设杂志社邢军并将其逮捕,大会同时逮捕了中国建设杂志社所谓“1·10”案犯赵士田、陈文祥、郝银生。他们都于1978年才获平反无罪释放。
9月1日 外文局调查小组、军管小组在外文局河南汲县五七干校召开“反击翻案妖风”批斗大会,并以“杀人案犯”罪名逮捕了拒不认“罪”的王宗林和杨元中(《北京周报》日文翻译)。
9月14日 逮捕外文出版社赵××、中国建设杂志社王××、外文局机关曾××。他们于1978年无罪释放平反。
本年 自“九一三”事件后,外文局全体职工在中央统一部署下学习中央文件,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并清查与“林彪反党集团”有关的人与事。

1972年

1月 外文局转归中联部代管,中联部副部长冯铉兼外文局局长。
4月底 杨宪益获释出狱,但补发工资时扣除了他坐牢四年的“伙食费”。
5月初 戴乃迭获释出狱。
5月23日 外文局军管小组作整党动员报告,称要以阎、张、李、刘为线,检查党员的路线觉悟。
本年度 经中联部批准,外文局内各单位相继成立党的核心领导小组。

1973年

1月 在秦城监狱中被分别单独监禁近五年的爱泼斯坦与妻子邱茉莉获释。
3月8日 在外国专家局举行的“三八”国际妇女节招待会上,周恩来亲自向包括爱泼斯坦、邱茉莉在内的各位一度蒙冤入狱的专家赔礼道歉。
3月13日 外文局调查小组在北京周报社召开大会,将发生于1969年1月21日的该社翻译韦福弟跳楼自杀案定为“政治谋杀案”,宣布“破获”,逮捕了所谓案犯“策划者”武××,“凶手”陈××、姚××,另有“凶手”毕××、王×在外地被捕。他们直到1978年才无罪释放获得平反。
3月21日 公安部、外交部、中联部联名写了关于外文局四起政治谋杀案件处理的报告,呈周恩来。报告提出拟判死刑2人,死缓2人,有期徒刑25人,劳教13人。周恩来未批,并指示要再讨论。
7月4日 外文局提出关于结束清队复查工作的意见。

1974年

1月28日 外文局召开批林批孔动员大会。此后一些领导干部和职工被错误点名批判。

1975年

8月6日 公安部、外交部、中联部联名呈送《关于外文局四起谋杀案处理的请示报告》。其中提出:根据周恩来总理今年1月30日指示精神,我们对68名案犯处理问题进行了研究,将判刑人数减少了一些。原拟判处29人,现拟减为16人.原拟送劳动教养的13人,现拟减为10人。还有42人,除自杀死亡的4名予以结论外,其余38人拟宽大处理,免于刑事处分。该报告呈送华国锋副总理并周恩来总理,华、周均未批。

1976年~1979年

1976年2月 在周恩来去世后担任代总理的华国锋对外文局四起“政治谋杀案”作出要实事求是认真复查的指示。公安部、外交部、中联部共同领导于8月开始由公安部、外文局派人组成联合复查组进行复查。
1978年9月14日 公安部、外交部、中联部上报纪登奎并报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关于外文局四起谋杀案复查和善后处理的请示报告》,报告中说:“经复查核实:李熏荣、方靖、方应旸、韦福弟四人,都是自己跳楼死亡,不是被谋杀的,原定谋杀案的根据不能成立。上述四起案件原定为‘谋杀案’,将68人定为案犯,是错案。”“调查证明原定‘谋杀’的人证、物证都是假的。”报告提出:“这四起错案是当时驻外文局调查小组、军管小组少数同志搞逼供信造成的,他们的问题和错误,拟转告他们所在的单位处理。”该报告于10月13日经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审阅,批准平反。
1978年10月23日 外文局领导小组接到党中央批准的《关于外文局四起谋杀案复查和善后处理的请示报告》,先后向各单位负责人、四起错案受牵连的人员、全体党员和群众传达,进行了平反、善后工作。
1979年5月30日 中组部部长宋任穷、公安部部长赵苍璧报胡耀邦《关于外文局四起自杀案件的情况报告》,其中提到:原外文局调查小组、军管小组副组长强守一,多次分别向国锋、小平、耀邦等同志写申诉信,对公安部、外交部、中联部关于外文局四起谋杀案件都是自杀的复查结论,认为不符合事实,经中组部再次复查,感到问题已经清楚,而强守一的申诉是没有道理的。建议不再组织复查组进行复查,将有关材料转给强守一所在单位,对他进行帮助教育,使他从错案中吸取应有的教训。胡耀邦于6月2日在该报告上批示同意。外文局于7月11日召开全局大会传达了上述报告。

——————————————————————————————————
【编读往来】

杜应国谈读121期北京地院书序的感想

造反派掌权后,是否就能遵循文革初期宣传的“大民主”的逻辑,容纳不同意见,吸收底层民众参与各级机构的管理?地院东方红的作派对此作出了截然相反的回答。其实,岂止是地院,清华、北大以及全国所有掌权的造反派不都一样,一旦大权在握,都一无例外地对新起的异议者、反对派挥舞起残酷无情的镇压大棒,决不手软。这样严酷的事实,对于戳穿“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之类的文革谎言,揭示将文革“进行到底”的“底”究竟意味着什么等等,就是最好的例证和回答,不知那些至今还醉心于文革迷梦的人为何看不到这一点。


天穹谈对121期舒云文章的意见

林彪、罗瑞卿产生了矛盾,这可能是“罗瑞卿问题”的一个起因,但是这并不是问题的主导,因而也不是问题的实质。就这个起因来说,应该是罗瑞卿的主要责任。林彪身体不好,1963年以后就休息了,由贺龙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罗对林也慢慢疏远了,后来林身体又好了起来,毛对林抓部队的工作几次都给予了高度评价,比如突出政治、四个第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等等,罗瑞卿当然看在眼里,因此也有意想和林更接近一些,甚至说过一些过头的话(如棒打不飞)。即便如此,罗的问题的实质并不是林和罗的关系问题。想想看,在中共党内、军内因林彪元帅和大将、总长、副总理、中央书记处书记罗瑞卿因关系不好(疏远、封锁、“四条”等)而被打倒,岂不是天大笑话!旁边还有一大群诸如刘少奇、邓小平、陈云、彭真、陈毅、贺龙等老帅、副总理、老资格在看热闹、看笑话。这种事林彪自己不会答应,毛泽东也不会干。不是毛泽东什么都可以随心所欲的。
况且文化大革命开始就是提出打倒“彭罗陆杨”啊,“彭罗陆杨”就是“刘邓司令部”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说单独打倒罗瑞卿,然后再分别单独打倒彭、陆、杨。打倒“彭罗陆杨”是毛泽东发动文革最成功的、最得意之部署——头一炮就轰垮了刘少奇“司令部”的一大块,刘少奇还在“帮着数钱”,把彭罗陆杨“如数家珍”地骂得狗血喷头。
林彪知道毛对罗有了看法,也在了解情况。林彪知道老帅们对罗有意见后,对罗是严厉批评的,但林彪一直还是沉得住气的,因为罗这个总长是林彪推荐的,而且是罗已经离开部队以后,硬拉回来做总长的。如果罗瑞卿不成了,林彪最丢面子(林彪气也气在这里)。
对罗瑞卿的问题,各方面都有了风声,林彪心里也有数。但是林彪对中央、对毛一直没有对罗瑞卿的问题表态(落井下石)。虽然罗瑞卿令林彪很纠结。即便这样也并不一定要打倒。但毛的意思、中央的意思林彪是会坚决执行的,林绝对不会把罗瑞卿放在毛和中央之上来考虑问题,只是林彪大事来了能沉得住气,等着看毛最后的态度。林彪和罗瑞卿的关系,并不是元帅和大将的一级之差。林的政治地位、政治资本,罗瑞卿是无法与其比拟的。因此罗瑞卿在政治上并不构成对林彪的威胁,从而打不打倒罗瑞卿对林彪不是最重要的。
后来(1965年底),罗瑞卿的问题在毛那里大局已定,搞掉罗瑞卿已经水到渠成。此时还有这样的背景,就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农村“四清”(前十条、后十条、二十三条),毛和刘已有矛盾,当时刘、邓、彭真、贺龙等在党内一线的地盘已有很大很大一块,所谓“盘根错节”呀,这时在客观上对罗瑞卿的取舍,对罗瑞卿总长这个要职的取舍,就凸显出来了,已经不是以林彪和罗瑞卿的关系好坏来左右罗瑞卿的命运了。这就是起因和主导的关系。
这样,在毛那里只是要林彪一个态度了。就在这个时候,也就是到了1965年11月底,毛万事俱备的情况下,叫叶群到杭州去汇报时,林就不得不表态了,也就是林给毛的那封信(“有重要的情况需要向你报告,好几个重要的负责同志早就提议我向你报告……”)。毛拿到林彪的信,也就是拿到了林彪的态度,这样上海会议一周之内就召开了。
事后看来,上海会议早已着手准备,而且这个准备不是林彪准备,而是毛、中央书记处、中央办公厅在准备,而且批罗会议的名单、领导小组、执行小组,三个步骤都是毛批准的。但这个会怎么开,毛的想法是在肚子里的,除了“反对主席到长江里游泳”,其他是拿不到桌面上来的。但是罗瑞卿反对林彪,反对突出政治,把军队建设的方向搞偏了,是可以拿到桌面上来的。这时毛叫叶群到会上去“抖落”罗瑞卿也是势在必行。所以会议上那十几份材料也都是林、罗关系和军队建设的问题。这里要指出的是关于刘亚楼的那封信(那封信是“刘亚楼骂罗瑞卿的”,后来公开的那封信,是已经改动过的,把激烈的语言取消了)。
罗和林之间的结果令人感到遗憾和痛心。罗锋芒毕露,颐指气使,但实际上是一个胜骄败馁的人(邓小平都说,罗瑞卿这一跳他什么话都没得说了。毛说罗“没出息”)。。
舒云对于这件事情的整体概念是不正确的,抓不住事情的本质,而只是舒云自己对这些“事实”认知的串联。舒云是很努力耕耘的人,但她把一些“直接原因”、“直接事实”串起来,当成主导,当成本质,那永远是找不到真相的。这么大的一个历史事件上的历史性的结论,她是以林豆豆的回忆为基础的,这是她最大的失策。
关于批判罗瑞卿的问题,林彪不是自始至终什么都不知道,而是自始至终什么都知道,这就是个基本的结论,与舒云文章的结论完全相反。
林彪对罗的问题亦有明确表态,如林1966年2月8日说:
“罗这个人是个危险人物,他不会承认错误的,承认了也是假的,不会真正的承认。他跟一般的好同志不同,他要报复、反扑的。 这个炸弹不搞掉,将来第二次爆发更难说。在战争爆发时,或党和国家发生困难时,就要造反的。这个人比彭黄危险得多。……他的思想与阶级本质是农奴主,野心很大,先夺军权,然后夺全国政权,元帅都不在话下,可以造反的人,他要造反的。不能放松警惕,要长期管制,到下面去,在党和群众的监督下进行改造。”
从毛和其他中央领导人、老帅,都在骂罗瑞卿,林彪没有理由不骂,这是党内斗争时的立场问题。毛、中央领导人、老帅的态度、批罗会议的情况,林彪都知道,什么都知道,即便如此,林彪也不是罗瑞卿问题的主导。打倒罗瑞卿,林彪不是始作俑者。可以说是从林因病休息后,罗瑞卿对林疏远,林得不到军队工作情况,对罗发火、称罗“封锁”开始的,从军队几个老帅和主要领导干部(如杨成武)对罗瑞卿有不少意见,林彪对罗瑞卿的批评开始的,但林不是始作俑者,始作俑者应该是决定罗瑞卿政治命运的人。这和1966年的部队文艺座谈会,江青委托林彪同志的“委托”有类似之处。
毛毕竟是大师级的,毛把林彪对罗瑞卿的批评,把林、罗有矛盾,演化到要拿掉罗瑞卿,从而拿掉“彭罗陆杨”。但基本成功后,毛又调侃说:“反对你还没有反对我呀,他只是反对我到长江去游泳”(大意)。你看毛是不是大师级的?!
从历史的角度来说,毛要搞掉刘少奇,是肯定的。这个决心可以说毛心里早已下定。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斗争形式,要随着斗争的形势看发展,在这个斗争中,有一条是必须的,即搞掉刘少奇首先要端掉刘的“司令部”,那就是首先要打倒“彭罗陆杨”。打倒“彭罗陆杨”,是中央决定的,是刘邓主持工作时期的中央决定的,是中共中央发出“五一六”《中共中央通知》决定的。毛的确是大师。
从这段历史进程来说,从要打倒“彭罗陆杨”来说,拿掉罗瑞卿是势在必行的。
当然后来给罗瑞卿平反也是势在必行的,邓重用罗也是势在必行的。
现在真正要研究的问题是:
一、是林彪要打倒罗瑞卿,毛泽东当时很需要林彪,就顺了林彪的意愿?
二、是毛泽东为了搞刘邓司令部“彭罗陆杨”,为了搞文革,林彪顺了毛泽东的意愿?
三、是各种情况交叉发展?
在研究这个问题时要特别注意:
一、唐平铸笔记披露的问题,即批罗是在毛主席、党中央、中央书记处的领导下进行的,连叶帅都是“打工”的。叶剑英、肖华、杨成武等在第一线打工。
二、1966年初北京批罗之前(和同时),毛主席在杭州主持还有更高档的批罗,那里主要批彭真,批彭罗陆杨。李雪峰回忆录说,在那个会上“群情激愤,批罗一边倒”!那个会肖华、杨成武就是“最小的官了”(这里要注意的是,在那个会上,周恩来已经明显站在毛泽东一边,这是文革很重要的一条)。
三、“九一三”后,毛解脱罗瑞卿是为了让他批林,并没有重用他。毛临死前并没有解放彭真、杨尚昆、陆定一(对陆有200元养起来的说法),可见毛心中的“彭罗陆杨”是什么。
四、邓上台后又重用“彭罗陆杨”,又可见邓小平心中的“彭罗陆杨”是什么。
五、由于林彪的原因(这个原因太严重了!两谋,死在国外温都尔汗),又由于黄吴李邱的原因,能够出来讲话的主要当事人说了不少假话,《叶剑英传》里连罗瑞卿问题一个字都没有提!这些使问题的真相始终不能理顺,但实际上罗瑞卿的问题是基本清楚的。


页首
 用户资料 发送Email  
 
显示帖子 :  排序  
发表新帖 回复这个主题  [ 2 篇帖子 ] 

当前时区为 UTC - 5 小时[ DST ]


在线用户

正在浏览此版面的用户:没有注册用户 和 3 位游客


不能 在这个版面发表主题
不能 在这个版面回复主题
不能 在这个版面编辑帖子
不能 在这个版面删除帖子
不能 在这个版面提交附件

查找:
前往 :  
Powered by phpBB © 2000, 2002, 2005, 2007 phpBB Group
简体中文语系由 PHPBB中文翻译小组 维护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