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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 天》第一二一期
抢救文革回忆 积累文革资料 交流相关信息 促进文革研究
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18年11月30日第121期
本期目录
书海泛舟
丁 东 《江青第一任专职秘书自述》序
舒 声 北大文革中的抓捕行为（《北大武斗纪实》选读）
附录 《北大武斗纪实》目录
陶世龙 说出真话，留下真相（《昨天的记忆——北京地院文革记述》序）
阎长贵 北京地院文革的几个特点（《昨天的记忆——北京地院文革记述》序）
孙怒涛 我与地院文革（《昨天的记忆——北京地院文革记述》序）
何 蜀 面对历史，沉默不是金（《昨天的记忆——北京地院文革记述》序）
蔡新平 “说出真话，留下真相”（《昨天的记忆——北京地院文革记述》
电子版代序）
蔡新平 《昨天的记忆——北京地院文革记述》电子版导读
阅史漫笔
阎长贵 写文革回忆录的一点体会
附录 阎长贵：我参与了打倒陶铸
陶斯亮的两封信
鲁 丁 漫议毛泽东的帝王思想
史林一叶
舒 云 重新解读1965年上海会议
“倒罗”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第一步
罗瑞卿误以为林彪要病退
叶群连夜对罗瑞卿“解释”
罗瑞卿的“霸道”引起众怒
署名林彪的《人民战争胜利万岁》
罗瑞卿的问题“由毛主席定”
毛泽东说“折中主义”到底指谁
罗瑞卿最后一次见到林彪
狠狠地批评，狠狠地使用
叶群对毛泽东谈了些什么
上海会议的密级前所未有
关于“让贤”的两种说法
到底刘亚楼有没有说过“四条”
林彪没有对罗瑞卿落井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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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海泛舟】
《江青第一任专职秘书自述》序
丁 东
《昨天》编者按：《江青第一任专职秘书自述》一书于2018年9月自印。
《江青第一任专职秘书自述》（简称《自述》）是一本历史价值很高的回忆录。
阎长贵先生已经年逾八旬，他的经历很不平凡，而立之年，他就成为国家政治中枢的见证者，花甲之年，又成为国史的研究者，取得了独特的成就。
阎长贵先生出生于鲁西北一个普通的农家，家里世世代代都是贫苦农民。他小时候逃过荒，讨过饭，当过儿童团。1956年，在家庭并不支持的情况下，考取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毕业时因为学业优异，家世清白，被选到《红旗》杂志社，师从关锋研究中国哲学史。不久在《中国青年报》发表一篇短文，引起毛泽东的关注。
1966年春天，《红旗》杂志历史组组长戚本禹组织撰写批判历史学家翦伯赞的文章，吸收阎长贵参加，把他带进了政治漩涡中心。
从1966年6月，他先后被抽调到中央办公厅秘书局信访处、中央文革简报组、江青办信组工作。从1967年1月起担任江青秘书，11月底兼任中央文革办事组组长（即办公室主任），直到1968年1月蒙冤入狱。这一年多的时间，正是中国风云变幻的多事之秋。中央文革小组取代了中央书记处的职能，江青的政治地位急剧上升。阎长贵也因工作关系，参与了某些重要的高层政务。当时，中央文革小组在钓鱼台办公。他在钓鱼台工作一年半时间，与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康生以及其他成员都有直接过从，与江青打交道更多，对政治中枢的运行机制和人际关系都有切身的感受。当时的阎长贵虽然也很年轻，但他的身份却不是冲冲杀杀的革命小将，而是中央领导人处理政务的助手，并曾以中央精神传达者的身份面对社会。
然而，命运很快逆转。1967年8月—1968年1月，关锋、戚本禹相继倒台，他也被关进秦城监狱，一关就是七年半。直到1975年，他才背负罪名，走出监狱，又流放湖南西洞庭农场。
冤案平反后，阎长贵先生回到《红旗》杂志社，重新从事理论工作。当时，他的研究还在中国哲学史或政治理论范围之内，并没有想到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研究文革。
1980年代，中央作出决议，彻底否定文革，文革一度成为文学创作的热门题材。当时最流行的体裁，除了虚构的小说以外，还有一种虚实相间的纪实文学。它表现的是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却不受史学基本规范的约束，大量情节是主观的虚构和想象。只要政治正确，便可大行其道。这种作风，一直沿袭到今天的某些电视剧的创作。林青山也写了两本所谓纪实文学《江青和她的机要秘书》、《江青沉浮录》，臆造情节，伤害到阎长贵先生。阎先生诉诸法庭，法院民事判决他胜诉，但历史真相并不能因此得到恢复。1997年阎长贵先生退休，历史学家王也扬提醒他：别人可以拿你的经历胡编乱造，你为什么不能写出真实的经历？
这才激发了阎先生还原历史真相的努力。阎先生一旦进入文革史研究，就显示出独特的优势。他不仅是一个训练有素的学者，同时又是历史现场的亲历者。一般学者不熟悉的高层政治生态，对他却是青年时代一段惊心动魄、刻骨铭心的人生感受。这些感受，成为他探讨历史真相，解析历史疑团的基本参照。他记忆力很好，对当年的细节如数家珍。时下流行的各种说法，哪些是真实的，哪些是走样的，哪些是虚构的，他都不只是靠文献和逻辑来判断，同时参照自己的亲身经历判断。这种独特的当事人身份，使他笔下的研究文字，具有更强的说服力。有一个流传很广的说法，说张玉凤披露毛泽东晚年要安排江青当中央主席，毛远新、张玉凤当政治局常委。为此，阎先生和另一位担任过江青秘书的杨银禄一起，分别找汪东兴、张玉凤、毛远新求证，否定了这种讹传。他的许多研究文章甫一问世，内行的读者眼睛都为之一亮。他和王广宇合著的《问史求信集》2009年由红旗出版社出版后，史学界好评如潮；该书到2013年出版社印刷四次。
其实，兼具历史当事人和历史研究者两种身份的并非只有阎先生。为什么阎先生的文革研究更受欢迎呢？应当说，并非所有的历史当事人的回忆都具有同样价值。有的历史当事人，出于现实利益的考量，会故意有所隐讳，有所夸张，让史实在笔下变形。有的历史当事人，完全沉浸在当年的价值体系中，没有能力跳出来反思历史。虽然他们叙述的细节也有不可忽视的价值，但他们的评判却和时代精神存在严重的抵牾。阎长贵先生为人特别实在。巨大的人生起伏跌宕，没有改变他质朴诚实的本色。在他笔下，不论是主流舆论称颂的红色人物，还是主流舆论否定的黑色人物，他都有一说一，有二说二，“誉人不增其美，毁人不益其恶”（王充语）。他不但勇于直面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悲剧，也勇于反省自己的失误，面对自己的认识局限。他清理历史，不是为自己贴金，更不是向权力邀宠。“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才是他治史的追求。
我耳闻阎长贵先生的名字已有50多年。早在1966年，阎长贵和戚本禹、林杰联名发表的文章，就被各种报刊转载，传遍海内，其知名度不亚于今天的明星。十几年前，我认识了阎长贵先生。当时我们都在平西府一带居住，走动比较方便，常有畅叙。后来阎先生搬回城里，住得远了，见面很少，但经常通邮件和电话。阎先生长我十四岁。我和他交往，他从来不摆老资格。常常是一篇新作，写出草稿，就发来征求我的意见。我有时不揣冒昧，提出一些文字方面的修改意见，他都很重视。他的诚恳和谦逊，使我对他更加尊敬。
我在与他的接触中，感受了他研究历史的细致和较真。关于毛泽东在延安和江青结婚时，中央政治局有限制江青参政的“约法三章”的说法流传甚广，阎先生经过认真考证，判断这种说法不足为信。他就此写成文章，让我转何方先生一阅，并和我一起到何方家中当面求证。何方多年担任张闻天的助手。张闻天夫人刘英晚年与何方就党史的内情有过多次深谈。张闻天和刘英是毛泽东和江青结婚的重要知情人。何方当面向阎先生表示，“约法三章”的确子虚乌有，刘英生前也是这个看法。
阎先生还有一个优势，就是和当时中央领导人身边的工作人员都很熟悉，彼此信任，沟通机会较多。当年为高层服务过的工作人员实际上存在着一种特殊的人际关系。阎先生这种特殊的人际关系优势，也是一般学者不具备的。有一次我阅读了史云、李丹慧所著的《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发现里面有一些新的说法，比如说华国锋接班是毛远新向毛泽东推荐的，于是向阎先生求证。阎先生很快给远在江西的毛远新挂了电话。毛远新当时给他的答复是：“我有什么资格和权力向主席推荐接班人？再说，我对华国锋一点也不了解。”他又说：“对于接班人，毛主席最属意和看重的还是张春桥，认为他有思想，有能力。毛主席是问过我对张春桥的看法，我也说，他有思想、有能力，但我说他不能团结干部，往往不知道他心里想的是什么，有点阴。毛主席当时在几个副总理中间翻来覆去地琢磨，最后选定华国锋。他选定华国锋做接班人，还是想叫张春桥做‘军师’。”毛远新说：“主席叫我跟张春桥传这样一句话：‘从1935年遵义会议起我不是就做了十年的副手嘛！’——意思很明显，毛主席要张春桥安心做副手。我把毛主席这句话向张春桥传达了，也向华国锋说了。”那本书里还谈到谢静宜托王海容、唐闻生捎话给毛泽东，她有错误可以批评她，不见她，她有些难过。为此，阎先生当即和谢静宜通了电话，谢静宜反问：“我还要通过她们向主席为我说情吗？”
趁阎长贵先生新著杀青的机会，我衷心祝愿他身笔两健！
二○一八年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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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海泛舟】
北大文革中的抓捕行为
（《北大武斗纪实》选读）
舒 声
《昨天》编者按：《北大武斗纪实》一书由张从、樊能廷、俞小平主编，2018年8月自印。
文革期间，法制被抛到一边，公检法机关被砸烂，各个单位的临时权力机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革委会，甚至一些造反派组织，都可以随意抓人捕人，或送进监狱，或私设公堂，关押拷问，大搞逼供信，甚至将被抓捕的人员逼死致残。
北京大学在这方面就十分典型。现将笔者所知情况略述如下：
北大文革中抓捕行为，主要发生在聂元梓领导的校文革掌权时期。
北大校文革及其下属的群众组织《新北大公社》实施的抓捕行为，从时间上来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66年12月到1968年3月 27日，即武斗发生前；第二阶段，从1968年3月27日到1968年7月28日，即武斗期间。从抓捕方式上，也可分为两种，第一种是抓人后送入监狱关押，第二种是私设监狱，自己关押，进行殴打和刑讯逼供。第一种方式主要发生在第一阶段，第二种方式主要发生在第二阶段。
第一阶段的抓捕行为
以聂元梓为首的校文革成立后紧跟中央文革，提出了“上揪下扫”的口号，上揪“走资派”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人物，下扫“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群众基础，排斥打击有不同意见的干部（孔繁、杨克明等）和群众，11月份，聂元梓亲自带着一批人马跑到上海去煽风点火，揪斗常溪萍（社教时期工作队副队长）。到了 12月份，北大部分群众成立了“井冈山”、“红联军”、“虎山行”等组织，给校文革、中央文革贴出了大字报，反对中央文革和聂元梓的极左做法，1967年校内出现了更多群众组织，并于8月17日联合组成了反对派组织“井冈山兵团”。聂元梓为首的校文革从66年12月份开始下毒手，先后抓捕了以下人员：
1. 杨勋、杨炳章
杨勋是北大经济系教师，山东人，烈士子女，在社教时也是“左派”，校文革成立后对聂元梓有意见，贴过多次大字报，据她回忆：12月 20日，在大饭厅批斗“虎山行”（成员为北大数力系和医科大学预备班6个学生，曾贴出质问中央文革的大字报）时，收到了一张要为“虎山行”辩护的字条，是她的弟弟杨炳章写的，于是当场把杨炳章当成反对中央文革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抓了起来，当晚关在学生宿舍，第二天送到了北京第一监狱。12月22日，杨勋刚从外地串联回来，住在人民大学红三楼的宿舍里，次日凌晨三四点钟，被聂元梓、王茂湘（经济系教师、校文革常委）指派的红旗兵团宋文（经济系5年级学生）带领的 一帮学生抓走，汽车在城里转来转去，最后送到宣武门附近的半步桥——北京市第一监狱。1967年秋天，她又被转移到北京第二监狱-功德林，1968年11月，被送到北苑原“北京市青少年罪犯管教所”参加学习班，直到1969年1月 31日，才被糊里糊涂地释放回到北大。（杨勋：《心路——良知的命运》，新华出版社，2004年第一版）
杨炳章1963年考入军事外语学院，64年退学在北大旁听。他回忆说自己1966年12月被捕后，关进了半步桥的第一监狱，一个人住单间，隔壁是刘少奇的儿子刘允若，斜对门是陆定一的儿子陆德。1968年底，审讯员让他给江青写了一封道歉信，内容是“江青阿姨，我错了，说过很多不尊重你的话，在这里向你赔礼道歉了”，之后被释放，回到山东寿光老家当中学教师。他比姐姐早出狱两个月。（杨炳章：我在北大的文革经历，《燕园沉思录》上册，时代文献出版社，216-221）。
2. 老“井红”和《虎山行》的魏秀芬、杨作森
所谓老“井红”，是指1966年底成立的“北大井冈山红卫兵”（也称清华大学井冈山北大支队）和“红色造反联军”，“虎山行”则是一个6个人的战斗队。魏秀芬是地球物理系学生，女，老井冈山红卫兵负责人之一，曾因“玷污了领袖像”和参与了砸《新北大》校刊行动，于1967年1月24日被捕，6月3日释放。杨作森，数力系65级学生，是“红联军”的常委，《虎山行》成员，写过质问中央文革的大字报，散布过怀疑林彪的言论，参与了砸《新北大》校刊行动，被逮捕后释放，实行“群众专政”，多次被批斗，身体受到残害，毕业后不久去世。
3. 乔兼武
东语系64级学生乔兼武，1966年8月曾贴出大字报“造三个大反”，建议停止党团组织和行政机关的活动，成立“革命委员会”，受到批判；12月份他又贴出大字报“致林彪同志的一封信”，对林彪的“顶峰论”提出怀疑，并支持老井红，被校文革送交专政机关。
4. 何维凌、胡定国
何维凌、胡定国都是技术物理系62级学生，1967年10月赴上海，组织“三人小组”，反对上海市革委会和张春桥，10月17日回京，与王彦等组织“共产青年学会”（吸收了一些北大、清华学生参加），10月 24日在大饭厅东墙贴出《共产青年学会宣言》，对林彪的“顶峰论”提出质疑，11月9日被逮捕，曾在功德林监狱关押。何维凌1978年后参加编写《走向未来》丛书和经济体制改革活动，1991年在墨西哥车祸身亡，有遗作《传说中的何维凌手稿》（香港大风出版社）。
5. 原党委第一副书记戈华
戈华是山东人，1957-1963年任河北大学党委书记，1963年调入北大，任党委第一副书记兼副校长，1966年6月工作组进校后成为工作组领导小组组员。聂元梓的校文革成立后，没有表态支持聂元梓，有时和原北大的干部们一起碰头，对聂元梓的做法表示不满。1967年9月初，聂元梓属下的新北大公社抄了戈华的家，戈华为了保护自己免受迫害，在昌平沙河亲戚家住了1个月零两天。10月5日，公社总部发出揪斗戈华的声明，10月7日，校文革控制的《新北大》校刊发表社论“打倒戈华”和新北大公社七一战斗队等 11个单位的文章“彻底清算三反分子戈华的反革命罪行——三反分子戈华的罪恶事实之一”。戈华于10月8日前往山西，后又回到山东邹平县明集区郭吕村老家。新北大公社于10月11日展开了抓捕戈华的行动，10月19日，赶到昌平沙河进行调查，在校文革保卫组（二组）的协助下，分兵几路，控制了戈华可能藏身的几个点，10月20日派人赶往山东邹平县追捕戈华。戈华又连夜逃往北京昌平南口。12月3日，新北大公终于在南口将戈华抓捕。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费尽心机，花费如此大的力量抓捕戈华，是为了把戈华打成井冈山兵团的黑高参，从而搞垮井冈山兵团。
6. 其他人员
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还抓捕了以下教师和学生，送交专政机关关押或送回原籍劳改。
谢世扬，经济系学生，“红旗飘”成员，罪名是组织以推翻无产阶级司令部为宗旨的反革命集团，书写反动文章。
胡根礽，历史系学生，“红旗飘”成员，罪名是攻击毛主席，吹捧赫鲁晓夫，校文革保卫组整理了他的材料，1967年10月1日被捕。
王海，西语系学生，罪名是散布反革命谣言，污蔑中央首长，1967年11月4日被捕。
王培英，俄语系63级学生，罪名是攻击伟大领袖、侮辱领袖像，被捕后释放交群众专政。
苏士文，原地球物理系党总支书记，新北大公社说他是与美、日、苏修大特务王光美有密切关系的被中央点名逮捕的大特务。
余水荣，数学力学系65级学生，老井红成员，罪名是写反动日记，攻击谩骂伟大领袖、林彪和中央文革，吹捧刘少奇。
臧希文，化学系学生，罪名是“出身汉奸、大地主家庭，对共产党怀有刻骨仇恨，攻击伟大领袖，反动透顶”。
王晓秋，历史系教员，罪名是1967年以纪念一二九运动为名，张贴反革命大字报，在伟大领袖名字上涂抹，逃跑后被抓捕。
赵长占，技术物理系64级学生，罪名是攻击伟大领袖和中央文革、江青，给同学写了三封反革命信件，被拘留50天后释放，由群众专政。
刘立炎，原西语系学生，休学在家，文革期间回学校要求复学，罪名是十二月黑风中疯狂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给女友写反动信件，被检举后捉拿归案，押送原籍劳动改造。
（以上名单和资料来自1968年5月23日《新北大》第四版）
第二阶段的抓捕行为
进入1968年，北大两派之间的斗争更加激烈，校文革为了将反对力量镇压下去，摧垮井冈山兵团，采取了规模更大的抓捕行动，这一时期的抓捕行为，分为两种方式，第一种是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抓捕，主要针对井冈山的骨干分子，把他们打成反革命小集团；第二种是随意性的，见到井冈山兵团的人就抓，抓进去残酷地审讯、 殴打，甚至致死。
（一） 有计划进行的抓捕
1. 樊立勤
樊立勤是生物系63级学生，1966年12月开始反对聂元梓，把康生视为聂元梓的后台，是反聂最坚决的人物之一，1967年5月17日他发起成立了“新北大东方红公社”，后参加了井冈山兵团，聂元梓对他恨之入骨。1968年3月27日上午10点左右，聂元梓和校文革派人在校园里突然强行绑架了樊立勤，把他关进私设的 “黑牢”(44楼内)，受到两天两夜的酷刑折磨，致使终身残废。
樊立勤在《我和邓朴方暨中国政争》一书写道：
他们除了把我蒙上眼睛进行拷打，还用钳子把我的一双手食指夹断，把手指甲钉入签子，他们打断了我的胳膊和右腿，又往我左腿的膝盖钉入了钉子。在把我打得昏死过去神志不清时，又往我身上泼冷水给浇醒，浇醒之后再问。他们打我打累了，就压在我的身上，把烟头放在我的肚皮上烧……，我被酷刑折磨了几天几夜，他们得不到他们预想目的，我被打得落下了终身残废。
3月29日下午，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的打手们看到樊立勤已经奄奄一息，把他扔到了女浴室的附近，被井冈山人员发现，送医院抢救，捡回了一条命。
2. 邓朴方
邓朴方是技术物理系62级学生，1968年5月北大校文革和技术物理系文革派人把他从家中抓到北大，先后关押在第二体育馆地下室、技术物理系实验室和 物理大楼，进行殴打逼供。1968年7月 28日，邓朴方从物理大楼坠下，脊椎受伤，高位截瘫，成为终身残疾。（详见舒声、郑实：邓朴方文革受伤致残事件的初步考证，《燕园沉思录》，下册，408-413，时代文献出版社，2018年出版）。
3. 徐运朴、牛泰升、王忠林、王明德等“红旗飘”骨干分子
徐运朴是俄语系研究生，曾任校文革常委、副主任，后加入“红旗飘”，牛泰升、王忠林、王明德都是法律系学生，原“红旗飘”的成员，与牛辉林关系密切。1968年3月29日北大武斗开始后，他们先后离校回家。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制定了一个抓捕名单，有组织有计划地派人到外地抓捕这些井冈山的骨干分子。1968年5月9日，《新北大》第一版刊登了“新北大公社”总部“关于彻底砸烂操纵保守组织北大井冈山兵团一贯反抗中央、反抗中央文革的反动小集团的第一号公告，5月 23日，《新北大》第一版刊登了“新北大公社”总部“关于彻底砸烂操纵保守组织北大井冈山兵团一贯反抗中央、反抗中央文革的反动小集团的第二号公告，7月5日第四版刊登消息：批斗井冈山现行反革命集团首恶分子/徐运朴、牛泰升、王明德被揪出示众；7月17日，《新北大》第二版，公布了徐运朴的 “认罪书”，简明新闻中说：反动小集团重要成员牛泰升、王忠林、王明德写了交代材料，徐运朴写了认罪书。
这些成员被抓捕后都遭到了审讯逼供和殴打，徐运朴被殴打导致腿部骨折，身体受到严重摧残，文革后不久病故。
4. 韩琴英（何青）、彭秋和等“东方红”骨干分子
以樊立勤为首的“东方红公社”的成员人数虽然不多，但都是反对校文革最坚定的分子，受到校文革的记恨，专门成立了“东方红专案组”。
韩琴英（何青），女，是哲学系61级学生，“东方红公社”成员，1968年武斗后由于已经结婚怀孕，回到山东老家休息，被校文革派人抓回北大关押，韩的丈夫对抓她的人说“她已经怀孕，不要打她”，但毫无人性的打手们依然不放过她，以致被殴打后流产。
地球物理系教师彭秋和也是“东方红公社”成员，曾于1967年春天，花费了三个多月时间进行调查，写出长达88页的 大字报“斩断佛爷遮天手，敢翻孔杨沉冤案”，为孔繁杨克明翻案，经“东方红公社”成员集体讨论，署名“北大东方红论坛”张贴，在校内外产生很大影响。1968年3月29日北大武斗后，躲到清华大学姐姐家避难。5月下旬，地球物理系文革通知天体物理专业全体教师（不分两派）共同开会，讨论1968年底在新疆中苏边境附近的“日全食”观测。彭秋和不知是计，5月29日上午8点多从清华西南门走出，被埋伏在那里的公社武斗队成员用铁棍猛击头部打晕，抓到44楼进行毒打，逼迫他承认自己是反革命，交代东方红的反动罪行，不承认就用铁棍和皮鞭抽打，连续毒打了 13天。后来他又被转移到物理大楼，曾和邓朴方关在一起，邓也被归并为“东方红”专案，被蒙着眼睛用铁棍毒打。（见彭秋和：不堪回首忆当年——我的文革遭遇，《燕园沉思录》上册，207-216，时代文献出版社，2018出版）
5. 诱捕俎栋林等人
1968年6月，新北大公社钢一连（武斗骨干组织）在济南抓住牛泰升后，又精心设计了一个圈套，以牛泰升的名义给井冈山总部发电报，说自己于6月某日下午在丰台站下车，请总部派人来接。井冈山总部安排技术物理系肖正贵带队，国际政治系施裕壬、东语系钱某某、技术物理系马国勋和俎栋林5人到丰台火车站接人，被埋伏在那里的钢一连30多人包围，只有肖正贵只身逃脱，其余4人全部被抓。马国勋因与钢一连沈某是同班同学，沈某说了好话，因此只挨了一鞋底打就被释放；钱某某被迫写了一些胡言乱语认罪，登在《新北大》上后被放出；施裕壬一直被关押到工宣队进校才被释放。俎栋林被关押三天三夜，每天提审三四次，一次一小时左右，蒙住头，用铁棍打臀部和双腿，俎栋林坚持不“认罪”，绝食抗议，公社怕出了人命不好交代，第四天中午“红17团”团长许某某来，揭开蒙在头上的衣服，把他放了出去。回到28楼宿舍，脱下裤子来看，腰部以下全部皮下出血，呈青黑色。（俎栋林口述，笔者记录）
武斗期间，校文革、新北大公社还派出大量人员到全国各地抓捕井冈山“骨干分子”。哲学系61级赵习文对笔者说，他的家乡在河南农村，“新北大公社”派人到他老家，大队支部书记说“赵习文是好人”，不许他们抓人；他们还派人到魏秀芬老家抓人，魏的亲戚是派出所长，制止他们抓人，并及时告诉魏转移。
（二）随意性的抓捕
6. 抓捕温家驹殴打致死
1968年4月 19日，“新北大公社”驻二体武斗连将进入图书馆翻阅期刊的地质学院附中学生温家驹绑抓到生物小楼低温试验楼，进行“审讯”，毒打致死。温死后，孙蓬一（校文革第一副主任）布置假调查，说温家驹“是政治小偷，是群众打的”，“你们不要怕，由校文革顶着”（见王学珍等主编《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
7. 抓捕刘玮，殴打致死
1968年7月20日，地质地理系61级学生刘玮，拟回校办理毕业离校手续，在海淀街被“新北大公社武斗队”抓住，关押在40楼，并于当天下午被武斗队打死。（见王学珍等主编《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
8. 郭青苔被抓，殴打骨折
技术物理系63级学生郭青苔，1940年出生，原为留苏预备生，后分配到北大技术物理系学习。1968年3月29日凌晨，听说31楼发生武斗，来到附近想看看情况，被公社武斗队抓捕，蒙住眼睛，关押在一间男厕所里，进行审讯毒打，把右腿架在便池上，用木棒砸下，导致骨折，几天后放出，在医院救治数月，方才痊愈。（见郭青苔：一段不愿回忆的经历，《燕园沉思录》上册，365-368）
9. 俞小平和周某某
技术物理系63级学生俞小平，井冈山一般成员，1968年大约4月10日，在海淀镇废品收购站想买点半导体收音机元件，被“新北大公社”武斗队强抓到44楼，用衣服蒙头押到楼上，强迫承认在海淀镇偷卖“新北大公社”成员的物资，被钢管在头上，脚上暴打，打得头破血流，打裂了脚踝骨，放出来后好久不能走路。
他的同班女同学周某某，在1968年5-6月间，被新北大公社武斗队抓去，关押数日，殴打折磨，放出后精神恍惚。（见俞小平：做人的底线，《燕园沉思录》上册282-283）
10. 王解南无缘无故被打被抓导致早逝
技术物理系65级学生王解南，干部子弟，共产党员，文革中并无派性，也未参加武斗，但他对周围发生的事情十分关心，爱写日记的习惯驱使他想记录武斗时发生的一些现象，他经过武斗的发生地点31楼时想看个究竟，当他靠近楼门时，还没有看清楚里面都有些什么，头上就重重地挨了夺楼者一棒子，当时他晕了过去，什么都不知道了，还被公社武斗队的人抓到楼里，关起来蒙住眼睛又打了一顿。1970年毕业后王解南被分配到河北昌黎县气象站，正要施展抱负努力工作时，发现视神经和脑萎缩，回到南京治病，没有多久就去世了。他的同班同学叶科泰回忆说：“这么好的一位同学，一位热爱祖国热爱生活的热血青年，正要为祖国做贡献的时候，就这样轻易地离开了我们。这一棒子给王解南留下了祸根，也许这一棒子就是造成他脑萎缩的主要原因。这一棒子究竟是谁打的，凶手究竟是谁？王解南自己也不知道，在那无法无天的年月没有人承认，也没有人去查。”（叶科泰：一张老照片勾起的回忆，《风雨未名湖——北大老五届往事》，523-530，中国传记出版社，2018）
11. 周国平也曾被抓捕
哲学系62级学生，后来成为著名学者、作家、尼采研究专家的周国平在他的《岁月与性情—我的心灵自传》中记述：
我们上街都从37斋（学校南院墙）这个缺口进出，不过仍需小心，因为外面的街面受到“新北大公社”弹弓的火力封锁。更有一层危险，便是他们用望远镜监视着这块街面，发现有人从缺口走出，无论是向西还是向东，都会经过他们所控制的某一个校门，他们就会冲出来抓人。
我对打派仗的态度十分淡漠，几近于中立，便自信他们会对我手下留情。因此，有一回，我确实要进城办事，就大大方方地从缺口走出，朝东面的汽车站走去。然而，在靠近车站时，忽然有一个人骑自行车挡住了我的路，接着一伙人冲过来把我抓住了。他们脱下了我的外衣，蒙在我的脸上，然后把我带到一个地方，我能感觉出是一个房间，有些人在我旁边说话，其中有几个女生。开始审讯了，问我地道在哪里之类，我嘲笑说，你们能攻占，自然就知道了，何必要问。当然，招来的是一顿狠打，把我颠来倒去，拳打脚踢。审讯时间倒不长，我被带到一个地方，除下蒙在脸上的衣服，我发现眼前站着几个我班的对立派同学，其中有李主庆，李是调干学生，比我年长许多，一向像兄长般对我友好。他说要跟我聊聊，我回答说，我不想以俘虏的身份聊，要聊以后再聊，话音刚落，那两个押我来的 外系学生怒不可遏，举手就要揍我，被李劝阻了。李依然对我很友好，带着沉默的我穿过校园，把我送出了校门。
12. 化学系两学生被抓受虐待
3.29事件中，31斋井冈山学生被“新北大公社”长矛队野蛮突袭，夺门而逃，或跳窗、跳楼而逃，保得全身的，都算幸运。化学系65级学生刘文建不走运，他赤手空拳跑出31斋后，跑错了方向，跑到西边校医院附近，误入龙潭虎穴，被“新北大公社”武斗队拿获，打得头破血流，关押在“黑牢”。后来双方交换俘虏，才被放了出来。
03631班蔡小海，一向与本派“井冈山”观点不甚相合，反对派斗，自诩公允，非要向“新北大公社”长矛队问个究竟，被“新北大公社”捉了去，蒙住双眼，捆上双臂，棒打一顿，头部也挨了一拳，这才放掉。蔡小海挨了打，却说不清在何处挨了打。
(见樊能廷编著《北大文革简史》，823页，社会文献出版社，2018)
以上所述只是笔者所了解到的部分情况，还有更多的情况是笔者不知道的，希望知情者能够补充更多的真实情况。但仅从这些情况也可以看出，文革中以聂元梓为首的北大校文革是多么无法无天，残暴凶狠，任意残害反对自己的干部、教师和学生。而时至今日，聂元梓对这些罪行并不认账，还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抵赖，说什么邓朴方被抓她不知道，还把邓朴方受伤的责任推到工宣队身上，说打死刘玮的人不都是公社的等等（见《聂元梓回忆录》）。但是，谎言掩盖不住事实，文革中屈死的冤魂和活着的受害者是不会放过害人者的，历史将把害人者的名字牢牢钉在耻辱柱上。
附录
《北大武斗纪实》目录
序言……………………………………………………………………… 奚学瑶
1. 北大校庆120年，回忆文革武斗120天……………………………… 唐利
2. 我所知道的北大武斗…………………………………………………司徒文
3. 北大文革两派武斗起讫…………………………………………… 樊能廷
4. 恐怖之夜，救人一命——武斗杂忆………………………………… 田建行
5. 忆北大文革旧事——一个校外人员见证的北大武斗……………… 理胜
6. 我所见证的北大1968年武斗. …………………………………… 张曼平
7. 检视北大3.29、4.26武斗……………………………………… 樊能廷
8. 北大“3.29武斗”印象 ……………………………………… 散淡天涯
9. 做人的底线——我所经历的北大武斗. ………………………… 俞小平
10.我经历的北大武斗………………………………………………… 顾仁虎
11.北大武斗琐忆………………………………………………………… 戈辰
12.忆北大文革中监听校内电话行动………………………………… 姜承永
13.戴柳条帽的日子…………………………………………………… 汪凯戈
14.微信截屏话武斗——0363老同学回忆“329”事件
………………………陈子明 樊能廷 韩长绵 华国藩 姚建明 张俭 朱开定
15.文革武斗期间北大天桥架设的回忆……………………………… 况明星
16.荒唐的岁月，荒唐的经历………………………………………… 梁正路
17.一段不愿回忆的经历…………………………………………………郭青苔
18.一件棉衣的故事………………………………………………… …… 张从
19.北大“刺聂”真相………………………………………………… 樊能廷
20.我所见证的刺杀聂元梓事件……………………………………… 蔡华江
21.文革中殷文杰被刺身亡事件……………………………………… 胡宗式
22.谁是杀害殷文杰的元凶——兼评胡宗式博客…………………………史正
23.北大武斗期间死亡事件真相探究——兼对胡宗式提出几点质疑……郑实
24.邓朴方文革受伤致残事件的初步考证………………………… 舒声 郑实
25.“人道的用刑”与三个学生的遭遇 …………………………………樊能廷
26.悼王解南同学…………………………………………………… 叶科泰
27.试析北大武斗的背景内因兼驳聂元梓的谎言 ……………………… 舒声
28.加减法模糊了历史真相——重读《聂元梓回忆录》…………………艾群
29.答宫香政同学质疑…………………………………………………… 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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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海泛舟】
说出真话，留下真相
（《昨天的记忆——北京地院文革记述》序）
陶世龙
运钧、李颖伉俪编辑的《昨天的记忆——北京地质学院文革往事记述》杀青，紧接着，蔡新平的电子版也编辑就绪。搜集北京地质学院文革中的史料比较宏富，得百万余字，包含个人记忆，原始文件以及各种记述，初具规模，编年有序，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基础。
这也是众人之力。因为还原历史真相，以史为鉴，本是众人出于良知的愿望。此前有关北京地院文革的记述研究，已有几种图书面世，自有其价值，不过多仅能见其一斑，此次有所扩展，更上层楼。
当然，距离编出一部信史的要求尚远。期待本书的出版，能推动更多有识之士积极参与，说出真话，留下真相。如能进一步深入探讨这段历史，取得对文革的正确认识，善莫大焉！
盖文革为史无前例的浩劫，虽已由执政党通过煌煌决议，昭示天下，彻底否定。但观察社会实际，不难发现，朝野各方并未完全达到共识，争议仍多，乃至势如水火，此处不赘。
时至今日，文革的语言、形式，在公共场合仍不时可见，特别是文革遗留的思维方式，仍在支配人们的头脑，都是现实存在的问题。凡此种种，多因文革真相公众至今缺乏了解，时间虽已过去五十余年，有关档案资料罕见公开，文革研究还成为禁区，成果发表，多在海外。
“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佛经自有其解释，而如从科学的角度来理解，分析个体以认识整体的精神实质，是有可能的。对文革总体进行研究，得出完满结论，也许需要留待后世，但把北京地质学院在文革中这段历史查清楚，是我们可以也应该做到的。
文革是发动者布下的一盘大棋，虽还达不到“天地为炉兮，造化为工；阴阳为炭兮，万物为铜”的境界，也够一代中国人受了。在这场博弈中，最高司令部点火于北大，决斗于清华，北京地质学院本不在其位，是自己跳出来的；上千人反对工作队，北京市任何高校也没有如此强大的力量，于是成为一枚不能不被重视的卒子并过了河。卒子过河顶大车，一所本来一般，人数也不多的高校，竟然叱咤风云于一时。
做了过河卒子，只有拼命向前，也是悲剧的开始，终致一发而不可收拾，直至如秋扇之见捐。本书以及其他回忆录中留下的个人记忆，都是历史的见证。
北京地质学院异军突起于文革而为天下重，有其偶然性，也有其必然性。
窃以为偶然性主要有两点：
1， 地质部派出的工作队整人的手法直白，他们要整的老院长偏偏又是个高校领导层中的异数，群众真心拥护。加上北京地院师生多数刚参加过地质部野外队的“四清”，知道这些主要来自野外队的工作队员有多高水平，不存在敬畏之心。
2， 派出工作队的何长工先生，恰好是文革发动者预定要拿下的一枚棋子。
说有必然性，窃以为也有两点：
一、1952年院系调整时，北大和清华不仅将地质系教师，还有学生及其他辅助人员，北大清华地下党转到地上的人际关系和行事作风也带了过来，名称换了，实际有似西南联大之合校。北京地质学院首任院长刘型是参加秋收起义后上井冈山的老红军；接任的高元贵，是参加一二·九运动后，投身抗日战争的学生运动领导人。他们都是理想主义者，具有兼容并包的胸怀。文革中高元贵被打成资产阶级右派和反动权威的总代表，并揪出一大批“漏网右派”，恰恰表明在两位不忘初心的老院长护持下，北大、清华两校原有的优良传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保存。因此能有上千的师生，在工作队的高压下，仍敢于发出自己的声音。
二、北京地质学院学生主要来自平民阶层，大部来自农村，出身贫寒的多，所谓高干子女，从建院到1966年，十四年不到十四人，或级别勉强够上高干，像清华、北大拥有的那种举足轻重的高干子女，北京地院一个也没有。原因很简单，地质工作以吃苦闻名。志愿报考地质专业的多是习惯于艰苦生活的平民家庭，而地院学生反对工作队，无从得到来自高层的小道消息，只能根据所接触到的事实，凭自己的良知作出判断。
由于工作队是以党的名义来校的，容易被简单地以为他们就是党，听他们的话，但在问题明朗后，很快转变。地院没有让工作队的势力长期存在，也显示了自己的特点，与高层的纠纷没有牵连。
综合以上多种因素，北京地质学院的文化大革命自有其特点，不可能复制，也不可能再现。但无论有多少特点，都仍是在发动者布下的棋局之中。对待某一事件的对错，只能作为对个人的评价，无改于文革的大局。因此，在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或不免于留恋某个不可再得的辉煌，反思往事也容易致力于寻找自己曾有哪些正确，这都是人之常情。但作为学过地质学的学生，我想更应该跳出已习惯的思维范畴，用地质学的时空观看文革。这时我们看到的文革，实不过人类历史之一瞬，终不过是短暂的逆流；文革中出现的纷争犹如过眼烟云，而重要的一点是，无论观点如何不同，甚至暴力冲突，但缺少任何一方都不能形成当年的历史，因此应该互相尊重；历史又已经有了结论，无论当初观点如何不同，命运却是相同的，都不得不面对这个现实的中国。
文革发生在中国，确有其独特的土壤，值得探讨，自身的反思也在其内。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把真话说出来，让真相留下作为最后的一种贡献。
2018年6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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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海泛舟】
北京地院文革的几个特点
（《昨天的记忆——北京地院文革记述》序）
阎长贵
北京地质学院文革回忆录出版了！我表示诚挚的热烈的祝贺！
文革时期我作为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和地质学院的人接触较多，也了解得比较深，他们的红卫兵组织（地院东方红）的两代领导人朱成昭、王大宾我都交往较多，很熟。当朱成昭在位时，我曾奉中央文革小组某成员之命，去找朱成昭布置他们到四川去揪三线建设副总指挥彭德怀。但当朱成昭对中央文革小组不满，有对立情绪时，我还几次登门劝他；当朱成昭认真地躺倒不干时，我几次到医院找王大宾动员他挑起地院东方红的担子，跟他说：“地院东方红是个有影响的群众组织，朱成昭倒了，‘东方红不能倒’！”直到现在，我和原地质学院的不少同志仍有交往，还有聚会畅叙。所以，听到地质学院文革回忆录的编辑和出版非常高兴，恨不能很快读到——而我这个愿望很快就能实现了！
关于地质学院的文革，我觉得有这样几个特点。
第一，地质学院造反派保护院领导。
地院造反派无疑也做过错事，有不少“左”的东西，如批斗地质部、地质学院的所谓走资派，降低所谓“反动学术权威”的高薪（把有人345元降低到31元，287元降低到67元……），以及参加社会上的一些造反活动等，掌权后也有压制和听不得不同意见的情况等，有很多经验教训需要记取，也需要道歉和忏悔。但整个说来，或从总体上说来，地院造反派在运动中是比较注意政策和分寸的。其突出表现就是他们保院的主要领导，从造反一开始就保院长（高元贵，一二·九运动时中国大学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行政八级，他担任院长是受师生欢迎的）。工作组一进校，就把矛头对准院长和一大批中层领导，一些学生、干部和教师不同意这种做法，给工作组提意见，被整，就起来造反了。这在北京高校中，乃至在全国高校中，也是不多见的。
第二，地院“东方红”在地院没有分裂出对立组织。
地院“东方红”本来也是少数派，但时间不长就一统天下了——不少党政干部和教师也都参加了“地院东方红”，在地院没有出现与之对立和抗衡的另一个全院性的造反派组织。当然，在“地院东方红”内部也有小的派别。
第三，地院造反派不仅保护了本院的一些领导和教师，还保护了院外的一些人。
关于这个问题，可举《炎黄春秋》2004年第1期所发李锐《从一个案情看一段痛史——〈回忆四川肖李廖案件〉序言》中谈到的一个情况。李锐在这篇序言中有一段关于地质学院造反派的话，很值得注意。他说：
作者在记述“文革”时期颠沛流离的经过中，记下在北京地质学院接待站的经历，我以为是一份很有意义的记录。通常，人们一说起红卫兵、造反派、专案组时，总是很反感的。可是伯康在这里遇到的一些大学生，仍有着年轻人的热情和正义感，听了伯康的说明之后，就尽力帮助他们，想为他们讨还公道。尽管当时完全没有可能解决这样的冤案，但是这些大学生所做的努力，是令人感动的。这也使我们看到，即使在暗无天日的十年浩劫之中，仍有一些正直的人想尽自己的微薄之力做一些好事。伯康说：“我们和这些青年学生相处一年多，在那动乱的年月，没有发现他们有什么过火越轨的行为。他们不辞艰辛，不畏风险，踏踏实实，认认真真地做了不少调查工作，无非是为了弄清我们问题的真相，辨明是非曲直，伸张正义。他们没有个人功利目的，动机是纯正的，为人是正直的。他们在我们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就写出了社会生活的复杂性；这就可以增强对国人人性的信心，对我们民族未来的信心。
关于这件事，我问过王大宾本人。他告诉我：我们确实保护过外单位的一些人，我们专辟一个楼做这件事情，除了四川的肖（肖泽宽，重庆市委组织部长）、李（李止舟，重庆市委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廖（廖伯康，重庆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兼团市委书记）以外，我们还保护过其他一些干部（包括邓小平的弟弟、武汉市副市长邓垦，重庆市委的刘隆华和吴海如等）和一些著名人士（如京剧表演艺术家、第一个演阿庆嫂的赵燕侠，歌唱名演员郭兰英，大导演崔嵬等），大概共有40多人，当时没人敢到地院揪人。对地质部部长、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我们专门发了保护声明，此事受到周总理表扬，说我们：“做得好！”王大宾说：保护干部和名人，这是周总理交给我们的任务，副总理李先念直接给我们学校拨专款——拨款最后没用完还交上去了。不管什么原因，这在文革中说来，都是一件好事——大好事！
第四，地院造反派对彭德怀的态度好。
中央文革最先是布置他们到四川揪彭德怀的，当时他们的头头朱成昭接受任务派王大宾等人去，待接触彭总，和彭总谈话后，他们认为彭在历史上战功卓著，不反毛主席，也不反对文化大革命，不应该揪，给中央文革小组写了报告，戚本禹看到报告，郑重地严肃地跟我说：“你看，叫他们去揪彭德怀，他们却被彭德怀征服了。”接着戚本禹又给北航造反派打电话，要他们去揪彭德怀（这件事戚未通过我，我不知道）。后来按照总理的指示，还是地院的人护送彭总乘火车到京。彭总回京后，中央文革小组布置北航和地院联合批斗彭总，北航在批斗彭总时，地院为应付中央文革小组，革委会研究派一些人参加——他们对彭总没有任何加害行为。总之，在整个揪斗彭德怀的过程中，彭总认为地质学院的造反派从始至终对他都是比较好的。彭德怀传记组编写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出版的《彭德怀全传》讲到文革中批斗彭德怀有好多学校和单位，但没讲到地质学院。——这个说法，就是地院造反派对彭总态度比较好的一个证明。
我说了地质学院造反派的几个特点，不知是否符合实际，敬请原来地质学院的同志和了解情况的其他人指正。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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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海泛舟】
我与地院文革（《昨天的记忆——北京地院文革记述》序）
孙怒涛
（一）
尽管清华与地院近在咫尺，尽管清华四一四属于以地院东方红为首的“地派”，我真想不起来，我与地院文革有多少瓜葛。文革中，甚至这一辈子，我都没进过地院的校门。这，似乎有点难以相信，但真是这样。
那么，我敢说我与地院文革就没有一丝一毫的关系吗？不敢。细想起来，有三件事是与地院文革有关的。
其一，批判、打击红教联。
红教联是一个以陶德坚为首、老教师为主体的清华教师组织，从成立一开始就受到另一些教师战斗组的批判。四一四成立后，批判打击红教联是四一四上下的共识，因为我们认为它是团派的社会基础。
这就出现了这样一个吊诡的现象：一方面四一四被蒯大富的团派严厉地打击压制，另一方面四一四又严厉地批判、打击比它更弱势的红教联。被迫害者同时又是迫害者，四一四把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角色都演绎得认真、可悲又可怜。
四一四打击红教联，这件事与地院有什么关系呢？原来陶德坚的夫君陶世龙是地院的老师，红教联在建立之初与地院的一些老师有比较多的联系，甚至红教联这个名称也来自地院。1967年5月15日，四一四成立才一个月，就在主楼前批斗陶德坚，并把地院教师沈孝宇也拉来陪斗！
作为四一四主要头头的我，完全赞同并不遗余力地批判红教联。今天，我为此感到羞愧和内疚。在这里，我向受到四一四伤害的陶德坚、沈孝宇老师及红教联教工真诚地表示我迟到的道歉！
其二，揪刘火线。
这是在1967年7、8月间，北京市几百个红卫兵组织在中南海西门府右街一带安营扎寨要求揪斗“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的一次持续近一个月的大行动。当时，北京的造反派已经分了“天派”与“地派”。“天派”以搞航天的北航为首，“地派”以搞地质的地院为头。因为清华井冈山是北航红旗的坚定盟友，属于“天派”，与地院东方红本没有太大关系的清华四一四就不得不“被地派”了。在“揪刘火线”，“天派”、“地派”各有自己的联络站协调自己这一派的行动部署，四一四参加的是“地派”联络站。众多造反派组织一方面高调声讨刘少奇，另一方面天地两派互相攻讦。外战内战同时开打，成了“揪刘火线”的一道“靓丽风景线”。
其三，火烧英国代办处。
也是在1967年的8月下旬，“地派”联络站组织属下的造反派到英国驻华代办处，声讨英帝国主义在香港犯下的暴行。当四一四驻联络站人员向我请示四一四参不参加这次行动时，因一把手沈如槐当时正在外地，我拍板决定参加。于是，四一四成了“火烧英国代办处”这件涉外大事中的积极参与者。
与地院有点关系的事情，屈指算来，也就这三件，都很不光彩。与团派相比较，四一四是温和的造反派，我在四一四中又属于比较温和的一翼。即便温和再温和，也还是很激进。为什么会这样？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文革本来就是错误的领导人以错误的路线为达到错误的目的而发动的一场祸国殃民的错误运动。卷入其中的每一枚卒子，犯错误是必然的，不犯错误倒是很稀罕的。
（二）
地院文革是中国文革的一部分，它必然具有中国文革的共性。地院又是地处北京直属地质部的一所高校，它的文革有其自身的特色。
当年，我不关心地院文革。今天，我经常想着它与清华文革的异同。
地院，也有一位与清华蒯大富齐名的红卫兵领袖王大宾，也分两派。蔡（新平）派是少数派，掌权的主流派（朱成昭王大宾派）对蔡派的压制和打击非常厉害，蔡派对主流派的反抗和抵制也十分顽强和激烈。但是，蔡派始终没有从东方红中分裂出来，地院也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武斗。
我对地院文革的这一现象特别感兴趣，曾与蔡新平等地院朋友探讨过这个问题。
阅读这部地院文革史，可以从中找到问题的答案，我不在这里多说了。
清华的造反派分成团、四两派，而且是彻底分裂了，最后还爆发了严重血腥的百日大武斗。这是历史事实，现在再假设如何如何，没有多大意义了。但是，从中引出历史教训，则是必须的，也是有现实意义的。
毛的最高指示，有不少是互相矛盾的；每个指示都有不同的语境，适用不同的环境；不同的人对同一指示有不同的理解，甚至为我所用而曲解，由此产生了各种不同的政治观点。文革触及了所有人的切身利益，相同群体的人必然会抱团保卫自己的利益。所以，在允许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文革初期，以战斗组、战斗团、串联会等形式出现的派别是必然的，正常的，也是有积极进步意义的。譬如，1967年4月14日出现的四一四串联会，就是值得肯定的。团派强行要在5月30日成立清华革委会引发了团、四两派的尖锐矛盾。四一四选在4月29日成立四一四总部，宣告与团派在组织上彻底决裂，导致了革委会的流产。这一回合，表面上看团派遭遇了重大挫折，四一四取得了辉煌胜利。此后，两派争斗渐趋激烈。两派联合的机会一再丧失，极端思想膨胀，恶性事件频发，中间群众被彻底撕裂，分裂前的唇枪舌战已经不再，代之以真枪实弹的武斗，造成了人员的重大伤亡和财物的严重破坏。分裂不一定必然导致武斗，但是分裂为武斗打开了一道闸门，最终为两派走上同归于尽的不归路埋下了伏笔。
我在2013年出版的《良知的拷问》一书中，把四一四的组织分裂认定为四一四所犯错误中最大的错误。这一观点受到老四朋友们的一致反对。五年过去了，我反复思考，仍然坚持这一看法。地院的文革史，为我的这一观点找到了一个强有力的支撑实例。地院的两派斗争也很尖锐激烈，地院的蔡派也遭受了主流派的镇压和打击，但是蔡派始终不在组织上分裂，顽强坚持在东方红内部进行斗争。地院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武斗，与此有极大关系。
在团四彻底分裂前的4月底，在谢富治主导下，两派曾达成“四项协议”。最关键的第三条是团、四学生代表在“革筹小组”中的名额分配是9：4。尽管两派都不甚满意，但是最后都同意了。第四条是“井冈山兵团总部、革筹小组作出的决议必须执行”。四一四要求写上“正确”两个字，即“正确决议”才必须执行。团派不同意。在当时，加上“正确”两个字显然是属于“政治正确”的，于是据理力争。谢富治偏袒支持团派，一槌定音。四一四代表在屈辱之下签订了城下之盟。回校后，四一四各战团、战斗组纷纷发表声明不承认“四项协议”的第四条。作为谈判首席代表的我，受到老四的猛烈“炮轰”。我公开检讨、反悔，撕毁了墨迹未干的协议。团派执意筹备革委会，四一四决意闹“独立”，最终分道扬镳，不再回头。
四一四与团派的组织分裂，有深刻的根源，但是最后一根稻草竟然是“正确”两个字，这是出乎人们意料的。四一四与团派，谁也不肯在这个虽然重要但并非是根本利益的枝节上再作妥协。
从小到大，我们这一代人见到的是人与人的斗争，受到的是阶级斗争的教育，在斗争哲学的熏陶中长大。对于阶级敌人，坚决斗争，不留情面。“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妥协？在无产阶级的字典里没有这一说。谁想妥协，谁就是机会主义，就是投降主义，就是出卖革命。文革中，尤其在两派争斗中，时时针锋相对，处处绝不让步。
是的，我们不能以现时的理念和觉悟水平来要求那时的我们妥协处理政治斗争。但是，我们在评判历史的时候，应该站在现时能认识到的人性和现代政治文明的高度，而不能还依旧在那时的话语系统中打转转。如果当年两派都能遵守四项协议，在此基础上实现大联合，成立革委会，虽然清华两派最终还是会被赶下历史舞台，文革最终还是要失败，但是清华文革的具体路径肯定会不一样，师生的伤亡也可能会少一点。更重要的是，在政治斗争中实行必要的妥协，这本身就是一笔宝贵的政治遗产。
这一经验教训，对于今后的政治斗争，具有重要的意义。
妥协，表示通过斗争所得的阶段成果落到实处。
妥协，表示对对手的尊重，对他们代表的另一部分群体利益的尊重。
妥协，表示拒绝全胜的诱惑，因为在大获全胜之后必然导致失败方的疯狂报复，仇恨更深，矛盾更难解决。
妥协，是一步一步向着目标稳步前进，而不是大起大落最后还是在原地踏步。
善于在适当的时机以适当的方式妥协，需要智慧。
敢于在适当的时机以适当的方式妥协，更需要勇气！
（三）
2013年，在文集（即2015年出版的《历史拒绝遗忘》）编撰启动之时，我特地去了北京，也首次拜访了地院的陶世龙、蔡新平等朋友。今年，我见到地院文革史即将问世，十分高兴。有许多话想说，概括成三句话，六个字：感谢！祝贺！学习！
感谢！
我在主编《历史拒绝遗忘》、《真话与忏悔》这两本文集的过程中，得到地院众多校友的帮助和支持。尤其是陶世龙老师应我之邀，认真准备在2016年的4·22“文革反思与清华”座谈会上作特邀发言。后来又参加网上讨论会，为《真话与忏悔》贡献了一篇重要的论文《兼容并包，独立思考，用历史和世界的眼光看文革》。没有地院（还有北大）校友的支持和帮助，就没有这两本文集的精彩。因此，特别感谢陶世龙老师、蔡新平、张运钧（及北大的李海文、张从）等朋友的支持和帮助。
祝贺！
经过地院人艰苦卓绝的努力，《昨天的记忆》一书终于出版了。我向地院校友表示热烈的祝贺！这在地院文革史研究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对中国文革史的研究也是重大的贡献。
学习！
《昨天的记忆》，集回忆、思考、论文、史料、资料之大成，内容丰富，编排精当，工程浩大，价值非凡。北大这两年也出了不少书，如《风雨未名湖》、《燕园沉思录》、《回顾暴风雨年代》、《北大文革武斗纪实》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樊能廷先生凭一己之力编撰的《北大文革简史》，更让我十分惊叹！无论是地院汇编性的《昨天的记忆》，还是北大的文革简史，于清华都是空白。我们要向地院、北大的校友们虚心学习，奋起直追，共同为留下我们这一代人的记忆和思考而努力！
2018/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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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海泛舟】
面对历史，沉默不是金（《昨天的记忆——北京地院文革记述》序）
何 蜀
在文化大革命前期，首都北京的一些高校：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航空学院、北京地质学院等，不但对首都的文革形势，而且对全国的群众性造反运动都有很大的影响。后来毛泽东决定将大学红卫兵赶下文革舞台时，曾专门召见了首都高校的“五大领袖”，成为一件标志性的事件。这“五大领袖”的名字：北大聂元梓、清华蒯大富、师大谭厚兰、北航韩爱晶、地院王大宾，就从此“载入史册”并被人们广泛知晓。
然而，当时却有很多人不知道，“五大领袖”中的王大宾，跟其他几位不一样：北京地质学院原来的学生领袖是朱成昭，因反对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战略部署”，“走向了反面”，被中央文革下令罢免，另外物色“听话”的王大宾出来取代了朱成昭。
时至今日，还有不少人，包括文革亲历者和完全不了解文革是怎么回事的青年人和外国人，都还在津津乐道文革中官方宣传的“毛主席的大民主”，以为那真是让群众享受了一次充分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其实，仅从北京地院学生领袖的换马及当年“奉旨造反”的红卫兵造反派编印的宣传材料中都讳言朱成昭与中央文革小组的冲突，讳言地院学生领袖被“无产阶级司令部”强行更换的来龙去脉，即可以看出那所谓“大民主”的真相。这个“大民主”的一个大前提即是：听话。如果不“听话”，那么，不但“大民主”，小民主也不给，一点不给，半点也不给。即使像王大宾那样“听话”的，一旦政治上不再需要了，仍然会被卸磨杀驴弃若敝屣，甚至成为文革发动者和领导者的替罪羊。
我是在文革中的群众性造反运动兴起后才听说了北京地质学院及其群众组织东方红公社的，特别是在1967年4月我从做临时工的川南山沟筑路工地被解雇回到家乡重庆后，更多地听说了“北地东方红”，当时在重庆十分活跃的“首都红代会赴渝战斗兵团”中就有北地东方红的人员。特别是在四川最早爆发的武斗流血冲突中，北地东方红的李全华在成都“五六事件”中被保守派开枪打死，震惊了全国，当时我买到一张北地东方红的《东方红报》，反复看过多遍，珍藏至今。以后又得知北地东方红在为重庆文革中自杀的著名作家罗广斌鸣冤翻案，为重庆文革前的一大冤案“萧李廖反党集团”翻案，就对北地东方红这个组织更加充满敬佩之情。不过，对这个学校、这个组织实际上并无多少了解，只知道传单、小报上经常提到的“三进地质部”之类“战斗历程”，却一点不知道（那些材料上一点也没披露）领导那些“战斗历程”的风云人物朱成昭，自然更不会提到朱成昭反中央文革的“八大观点”。
直到九十年代正式投入对文革历史的研究，特别是在退休后相继编辑电子刊物《记忆》和《昨天》，建立了更多的作者、读者的联系，眼界更加开阔，才对北京地质学院及其东方红公社等情况有了更多的了解。从2015年6月30日开始，我陆续为《昨天》编发了几期北京地质学院文革专辑，集中发表了一些原地院文革亲历者的回忆、研究及资料性的文章，从这些文章可以了解到，当年北京地院的文革亲历者们，不管是保守派还是造反派，也不管是造反派中的“朱派”还是“蔡派”，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尽可能把自己所亲历的文革历史的真相回忆并记录下来，留给后人，留给历史。当然，在回忆往事的时候，亲历者们难免受到当年一些情绪的影响——那毕竟是他们的青春年华，难免会有不同观点的争论。但只要不是个人意气之争，只要争论双方能够跳出在毛泽东时代形成并且在文革中得到强化的那种非黑即白、“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的极端化、绝对化思维，即使对某一史实的叙述与认定各有不同，也无关紧要，完全可以按照文史资料整理中的“多说共存”原则，一齐保留下来，留待后人去研究。
总之，面对历史，沉默不是金。为了不让文革一代人那段一生中最难忘的（不管是激情燃烧的还是灾难深重的）经历如烟而逝，让后代能从文革一代人的“战斗历程”或“苦难历程”中吸取应有的教训，得到有益的启示，文革亲历者都不应保持沉默，而应该打消顾虑，站出来发声，说出、写出自己的亲历见闻，尽到自己“最后的责任”，做出自己“最后的贡献”。
2018年6月4日于重庆风江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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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海泛舟】
“说出真话，留下真相”（《昨天的记忆——北京地院文革记述》电子版代序）
蔡新平
弹指一挥间，过去了半个世纪。
经过地院文革师生们几年的辛苦努力，地院文革史叙事的第一个电子版现在终于可以与大家见面了，这距离文革发起时间过去了52年，距文革结束42年，距我离开北京地质学院整整50周年。弹指一挥间，过去了半个世纪。
今天网上流传一个葛剑雄教授的反思文革的讲话，说文革就是要彻底否定，绝对没有什么“几几开”之说，这似乎与今天官方的态度不太一致，因此网上评语，说他句句犀利，大加赞扬。但奇怪的是，句句犀利，却可以广为流传。
细听后，我明白了，葛先生告诉大家，彻底否定文革是党中央的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决议。党中央的这个决定，今天并没有被否决。文革虽然一无是处，要反思，但你不要去反思毛泽东、刘少奇，你要反思自己，也不要老反思别人。反思别人之前你首先要反思自己。他告诫，不要拿今天的弊端、不公平，去与想象中的文革时期怎么好、怎么公平作比较。“文革好”那是想象的。他的话应当是大体符合当今的政治正确。政府还就是不喜欢一帮文粉毛粉们用想象的文革的好来攻击今天的弊端。这大概是葛剑雄讲话不被封杀的一个重要原因。其实文粉毛粉没那么傻，以为他们真喜欢文革？他们只不过要为抨击今天的弊端找一个参照物，拣一根打人的武器，哪怕那些“好”都是想象的，也需有一个红色的附体，总不能拿大跃进饿死千万人的时代作比较吧？也不能拿国民党时期做比较吧？
这真是个奇妙的论调，文革要反思，却不要反思文革的发动者和政策方针的制定者、执行者，而是要受害者先反思，当然很多受害者也是害人者，反思也是必须的。但总不能本末倒置吧？
不过我们还真是在不断地自我反思，但这不是为适应“新时代”做个新的“好学生”，这是一个深层的自觉思想清理过程，是内省、理智、责任感的需要。把我们经历过的那个时代故事给后代留下，越是有人要抹杀，我们越是要抓紧。浩劫后的惨痛的教训、生命和血的代价换来的感悟和认知，都必须要告知后人，勿蹈覆辙！
追忆是反思的基础，地院文革史是中国浩大文革史中的一个环节，在特殊的机遇下，它曾经扮演过重要的角色。地院这个平民子弟聚集的普通高校，一度走在了北京高校造反行动的前沿，被中央文革树为造反派的一面旗帜，得到从毛泽东到中央文革小组的青睐，视之为嫡系、造反的主力军。但党内的斗争，终于在一个“公主”、一个“郡主”的影响下传导过来。这个队伍的首领不愿意去征方腊，反而又一次造反，造了曾经号召、支持他们造反的人的反。中央文革说，“地院东方红”的大旗不能倒，于是指定了新的继承人。这次吸取了教训，地院东方红的头一定得是个听话的角色。但看人走眼也是难免的，选国家接班人这么大的事还屡屡看走眼呢。最终，“五大领袖”一个不留，贵为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常委，也还是统统被赶出了京城。几个十年过去了，从大狱出来后，这些毛泽东当年的宠孩，文革的娇子，他们也开始反思文革，但结论却是“我们当年所犯的最大错误就是没有正确领会执行他老人家的伟大战略部署”，并以此引为终生遗憾。是不是应当遗憾？这反思是否正确？首先就要缕清历史，看清真相。这就是我们现在的任务。陶世龙老师在给地院文革史编著工作确立了的方针就是“说出真话，留下真相”。
历来著史不易，特别是写一个自己虽经亲历却已过去半个世纪的历史。半个世纪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只不过是短短一瞬，但对个体而言，却是有生之年不多矣。最大的难点是，原始档案至今仍锁在重重铁门之后，而我们的记忆早已变得模糊不清。其次，我们都是垂暮之年，思维、精力和体力都不赶趟了。还有一个意料之外的障碍就是，校友之间的分歧竟然如此之大，特别是微信流行之后，老同学、老校友刚刚在各种“群”里相聚，没过多久竟又纷纷撕裂重组。这点我已深有体会，因此我对何蜀说了下面一段话：“经过一番波折，原有在一起研讨地院大事记和编辑地院文革史的计划已难以执行下去了。除了想法没法统一外，主要是都各有各的难处，无法凑到一起。最后决定人自为战，每个人自己写自己的，愿意互相交流的可以邮件传阅，不愿意的不勉强。”我在向校友们推荐由张运钧、李颖夫妇来编著文革史的时候说过，我本人已掌握的资料对于校友都是透明的，大量文章已经公开发表，谁来做我都支持，将来可以有张版、可以有孟版、可以有朱版，还可以有其他各种版本，无需同意，完全开放，读者自有分辨，也必定各有各的价值。在“张版”出来后，发现还有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我提出了修改意见。但作为一部基本定型的大著，改动实属不易，我也尝试自己动手改，结果费力不讨好。于是决定自己重新开始，反正资料一篇篇都是现成的，而且我经过这段时间又积累了不少新的资料，何不按自己的思路来编著呢？为了让大家方便阅读和便于流传应用，我决定制作电子版，就是大家现在看到的这本版。待条件具备，也可以转为印刷版。
（以下“地院文革史编著历程的回顾”略）
今天我如释重负，在此我要衷心感谢参与本书工作，提供并承诺发表你们稿件的老校友们对我的信任；再次真诚地感谢何蜀、吴迪二位主编率领的《昨天》、《记忆》两个编辑部全体义务工作者，谢谢你们的辛勤劳动与无私的奉献！写下这段话作为我的阶段总结。我想我今年该回武汉过中秋，几十年了很少中秋全家团圆。
祝老校友们中秋快乐！
2018-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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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海泛舟】
《昨天的记忆——北京地院文革记述》电子版导读
蔡新平
本书印刷版由张运钧、李颖编辑，初稿完成后发到校友群讨论，有校友告知很不便于阅读，而纸版又暂时不可得。我一直有意编辑电子版，便于读者在网上和移动媒介上阅读和检索，于是决定再编制一个电子版。电子版有极大优势，可以灵活编排，增补扩充、调整修改。可以不受容量限制，图片、影印件都可以直接纳入，各种参考资料可以同时配附，也可以附上链接到有关网络文库、网文。我们的目的就是让更多的人能够阅读了解这段历史，让研究者便于参阅利用。其中有价值的文章、资料，会被相应的研究机构、文库收集保存，长久留存。国内的现实状况，使出版文革类书籍成了禁区，寄期望解禁？那是望不到尽头的奢望。虽然可以另辟蹊径，但也如走悬索。决心既定，我就开始尝试。现在初版杀青，肯定非常粗糙，但好在编修并不困难，今后可以遵循读者好的意见、建议，及时修改补充完善。我自己试了试，感觉阅读已较方便。读者可以随意阅读，没看完，文内章节目录均有超链接，下次可以很容易回到停留地方继续阅读。
一、电子版与同名印刷版的比较
（1）张、李编定原纸版书名是《北京地质学院文化大革命史料汇编》，考虑到还有大量原始资料尚不能编入本书，而本书主要的依据是已发表在《昨天》、《记忆》的地院专辑或北京高校专辑中的文章资料，我建议改名《昨天的记忆——北京地院文革记述》，张、李赞同，遂改名。电子版沿用相同名字。
（2）内容上，书中已有的，本电子版都有，但电子版强调了保留原著的完整性，所有因为适应杂志特点而节选或拆散的原著作均恢复原来的结构，省略的内容也重新恢复，但杂志在编辑过程中修改的文字内容则全部保留。电子版增加了相当数量尚未在《昨天》、《记忆》杂志上刊登的文稿和资料。对因为适应出书而删去的原文中的大量图片，重新补充。在新编写的内容中如需要插入图片资料的则直接插入。如第二篇的“王秀允：回忆周永璋”、第四篇包含的“事件人物简介”等，都包含许多珍贵的历史照片。
（3）结构上有调整和增加。与纸版书相比，文革大事记作为第一篇保留不动；第二篇回忆录部分略去了沿用《昨天》中的专题性的小标题形成的分节，都重新分别归并在电子版的回忆录学生篇（第二篇）和回忆录教师篇（第三篇）中，把涉及对具体事件和人物的回忆文章分离后集中在第四篇《地院文革重要事件与人物专题》的“要事杂忆”中，电子版的第四篇大体相当于原书的第四篇，但结构内容都有较大的调整和扩充；第五篇《地院文革文献史料辑录》，在内容和结构上有所调整扩充，原书将《因文革非正常死亡与遭受关押、审查的地院师生》单独立为第四篇，调整后将其归并到了电子版的第五篇中，第六篇《文革反思研讨文集》的文章直接列篇，并有较多的补充。第七篇《地院文革史编著工作历程回顾》则是是本电子版新增加的，均为电子邮件和微信通讯的摘录，按时间排序。二者虽然都是七篇，但形式和内容已有很大改变。
（4）原书的每篇的开篇有编者的按语，对某些内容有编后感评。本电子版一般都保留并注明是原书的编者按或评语，因结构调整，有些已不能与本版对应，只保留了可用的部分。请读者注意，按语中某些涉及原文结构的文字，可能会有不对应的地方。电子版自身在重要章节开篇一般都作一个简介。
（5）本电子版对每篇文章（word文档）的文字量逐篇进行了统计，累计240万字。较纸版书文字增加了一倍的容量。增加图件类没统计。张运钧、李颖保留有《东方红报》和《动态报》扫描电子文档，本电子版没有编入，如有需要者来函商量。朱德瑜、田春林从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翻拍收集的资料，内容丰富，但照片清晰度和可读性较差，本电子版暂未列入。如需要可向孟繁华、朱德瑜索取。在本版的第五篇中列有史料目录。
（6）电子版相当于活页笔记，随着今后工作的进展，可以及时修改补充调整，是一个开放式的文库。有两个版本，一个word版，一个PDF版，准备再制作一个chm版。word版灵活方便，按文档目录依次拉开点击阅读，如同卡片盒一样方便。Chm版便于检索查寻，但对于庞大的文库制作工作量很大。PDF版可以保留原著风格结构内容不变，但使用下载阅读并不方便。读者可以按需要随意使用。版权完全开放。使用时请注明出处、注明原著作者和原文章名称。如有改动应一一注明。
使用前请先做备份，保留原版，便于出差错后的恢复。
二、 内容简介
（1）第一篇《北京地质学院文化大革命大事记》
这是张运钧、李颖编撰，初稿发表在《昨天》95期（地院专辑4）。在《昨天》54期（地院专辑1）中，还发表了伏庆是的地院大事记编写提纲，在本电子版中第七篇的文革史通讯中，2010年的几篇文件中还有孟繁华的大事记编写纪要，提纲。读者可以参考。一个完善的理想的大事记是我们开初的设想，但实现难度太大。目前张运钧完成的大事记已经有一个较好的框架了，使读者在阅读时能有一个事件、时间轴线作为依托，虽还不够细致精确，但至少可以使阅读回忆录时不至于出现混乱，还可以从中发现是否有时间错位。电子版在大事记内容上有少量修改补充，主要涉及工作队撤离前后和东方红建立过程的细节补充。
（2）第二篇、第三篇是地院部分师生的文革回忆录（分为学生篇和教师篇）
这些文章大部分已经在《昨天》和《记忆》电子杂志上刊载。学生篇计有：蔡新平、周永璋、王秀允、田春林、伏庆是、古宝琳、蒋良朴、程关林、张华府、何建勋、梅建明、李颖、殷惟侯、胡昌明、石白河；老师篇计有：宋翔雁、陶世龙、钱佩娟、万天丰、唐振权。第四篇“要事杂忆”中还有陈永迪、庄一龙、丁育民、林天明、甘振波等同学的回忆录，也收集了阎长贵、敖本立、何蜀的有关回忆或文章。电子版发布的都是作者的全文，部分作者仅完成了写作提纲，有个别的，如石白河的，是从网上收集的，不全。
蔡新平、周永璋、田春林、伏庆是、张华府、殷惟侯、庄一龙，都是地院东方红战斗队和东方红公社最早的发起人和创建核心成员，记述了东方红初创到干出惊天动地的大事的历史。田春林、伏庆是、张华府都曾经是朱成昭的左膀右臂，他们的经历可以让你看到地院东方红的首领朱成昭是如何成长和转变的；
蒋良朴是东方红公社的二把手，他和张华府、何建勋都是朱成昭的铁杆弟兄，都经历了多个大狱的磨难，他们的回忆领你走进中国铁窗，看到黑幕后是如何残酷地践踏人性。监狱也是一个大学堂，你也可以看到监狱是如何拯救或毁灭一个人的灵魂的。在监狱这个大学里如果有幸遇到高人，而你又善于适应和学习，出狱就如同名牌大学毕业的高才生；
梅建明是地院少有的正部级以上的“高干”子弟，也是朱成昭的铁杆弟兄，他深深地卷入了“叶朱反革命集团”事件，其父亲梅龚彬是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的先驱，和国共两党巨头们都有很深的关系。在共产党和国民党中都有显赫的地位，以双层身份为掩护，文革中有形无形地支持了儿子的“造反”和“再造反”，对朱成昭们的影响不可忽视。他因民委档案事件使其隐蔽身份暴露，最终也遭到了“四人帮”迫害，他的死，水很深很深。梅建明进了“789集中营”，他的回忆有一个特殊的视角；
何建勋是朱成昭“死党”中享受了被判死刑的待遇的唯一一人，因林彪突然爆炸完蛋而保住了性命。他的记忆惊人，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他都从监狱大学毕业了，成了诗人和诗词韵律学的专家。他的回忆涉及未遂的“兵谏”，是朱成昭们被捕审讯的核心内容，但大多数当事人至今都否认或回避这个问题，认为何建勋是在胡说；
古宝琳是王大宾的前妻，一个历尽坎坷的才女，你可以从她的回忆录中看到什么是高贵，什么是坚贞，你也可以从中了解她的另一面的他；
周永璋是首都三司的第一创建人。1966年10月18日，毛泽东第五次检阅红卫兵，周永璋负责指挥三司参与维持秩序，杨成武叫周永璋上了中央首长检阅的指挥车，叶剑英元帅还开玩笑说：“你就是三司司令啊！”从此大家也玩笑地称其为周司令。周永璋多年前就因中风偏瘫失语，他的很多故事都埋在了肚子里。比如，1966年国庆，他代表三司进了中南海，登上了天安门，这事他从来也没说过，包括我们“二团”的人在他生前都不知道。“地派二把手”的回忆录中生动细致地讲述了他自己这次活动的经历，但他是三司负责人周永璋给他的请柬，可他只字不提和他同时上天安门的三司周永璋。王大宾那天也上了天安门了，从他的回忆录看，也好像不认识周永璋了。感谢周永璋的夫人王秀允的回忆录，大量宝贵的照片，不语自明；
程关林是东方红早期的对立面“老保”红卫兵的头头，没有他的回忆录，地院早期文革史就塌了半边天。文革前，程关林是地院文学社成员，你读他的回忆录那是行云流水，有情有感，有述有议，让你看到了当年从工交口、地质部到工作队这条“黑线”是如何操纵和控制地院保守派红卫兵的。而这些是造反派们多年后也毫不知情的。保守派在遭遇失败后的苦闷和纠结，犹豫和彷徨，背叛和出卖，不是当事人体会不到个中的内心煎熬。
老师中的回忆录我特别要介绍的是宋翔雁老师的长篇回忆录，80岁的老人，回国时被我们一番忽悠，仅用半年时间就写出来了24万字的鸿篇。宋老师的回忆录生动具体，严谨真实。宋老师在反工作队时期发表过地院轰动一时的大字报。造反时是红教联的骨干，地院革委会时期是革委会简报（向中央文革和有关高层定期报告）的负责人。忠诚耿直，有很好的文字功底。学生在校闹得再厉害也就是两三年即作鸟兽散，后期地院文革发生的事知之甚少。军宣队进驻后的历史占十年文革史的一多半，后来地院发生了许多重大事件，如清查516、批清、五七干校、迁校……造反派重新“回炉”煎烤，在恐怖的高压下逼供，检举揭发乱咬，人性人格又一次在炼狱中经受考验。这些不看宋老师的回忆录我们就几无所知。
地院文革史早期有一个“6·20”事件，就是著名的反工作队大游行，把“6·20”作为一个专题写入回忆录，目前只有万天丰老师的一篇。因“6·20”，很多人的命运发生了转折。学生中，周永璋、蔡新平、庄一龙、郭凯等因为带头组织了游行，被工作队打成了极右的反动学生；老师中，因反工作队而引发了“6·20”事件的李贵、王暄堂、安静中、郑伯让等也打成了极右的反革命分子。而这些人最后又成了工作队的掘墓人。万天丰老师以自己的亲身经历的回忆，让你回到了1966年的6月20号这一天，像观剧一样，看到了各种角色在地院这个大舞台上一天的精彩演出。
总之篇篇精彩，是研究文革的最有价值的素材。大部分回忆录已在《昨天》和《记忆》发表，部分是本版首发。
（3）第四篇《地院文革重要事件与人物专题》
孟繁华早期设想了许多专题，但很多专题苦于没有相应的资料而难以编辑。我们现在所列专题，均基于现有史料或回忆录中有较多内容可资利用者。开篇对专题涉及的重要人物事件有一简介。校外对地院文革的印象，大概主要都和“五大领袖”之一的王大宾相联系。网上有很多离奇的王大宾故事，地院东方红的功罪都归于王大宾一身，本文将历史回归本来面目。谈地院东方红史，一定离不开朱成昭，离不开朱派、蔡派和“高安郑”，离不开6·20反工作队大游行，一进地质部和8·24大辩论，离不开二进地质部的轰动效应，离不开毛泽东女儿肖力在地院的活动，离不开叶向真对朱成昭的影响和朱成昭如何由毛泽东、中央文革的宠儿到走向反面的心路历程，离不开地院革委会和“地派二把手”是如何疯狂镇压反对派的。当然许多人也想知道如此彪悍的地院东方红，两派为什么没有发生大规模武斗，也想知道蒯大富当年是如何藏身地院，地院如何帮蒯大富和众多学校造反派拉大旗等等。这些你都可以在第四篇中尽情浏览。
本篇计有：事件人物简介、“要事杂忆”、“高安郑与二团专题”、“9·4”、“9·6”及周永璋两次被抓捕专题、关于肖力的记忆、朱成昭及其异端思想、王大宾庭审资料、杨雨中之死、沈孝宇的遭遇、当事人再忆揪彭德怀、地院东方红二进地质部等。本篇部分内容已在《昨天》和《记忆》刊载。
需要说明这并不是地院文革大事件的全貌，也还有一些很重要事件和重要人物没有专列篇幅介绍，他们多包含在不同的回忆录中，由于缺少专门的研究文章和史料，也由于编著者的精力能力所限没能一一列举，这有待后续工作弥补。
（4）第五篇《地院文革文献史料辑录》
计有蔡新平、张运钧收集整理的“地院文革非正常死亡和严重迫害事件统计”、“工作队期间大字报辑录”、“地院东方红和革委会期间重要史料辑录”、“文革期间中央及其他要人有关地院文革言论选录”等等。也有很多重要的史料已经分布在第四篇之中，此篇不重复。地院校友已经出版的文革专著不多，仅有王大宾、聂树人的回忆录，张运钧李颖的反思著作《晚秋沉思》等，其他就是近年发表在《昨天》、《记忆》电子期刊上的文章，均列在《已出版和印刷的文献目录索引》中。本篇特别将朱德瑜、田春林2012年在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档案室翻拍的档案照片目录列入。本人因精力眼力均不济，仅仅粗有浏览，根据浏览稍加分类命名，完全不够编档水平。每个目录下都是照片，有几十上百张的，也有只几张的。照片有的尚清晰，有的很难看清。其中不同目录下相互重复的也不少。只能留待有心人研究了。需要者可和孟繁华、朱德瑜、田春林联系。
（5）第六篇《文革反思研讨文集》
收集了最近几年我院开展文革史编著和研究工作的前后，校内外师生和研究者们对地院文革反思、评述、研讨的文章。这仅仅是开始，我们期待本记事出版后，会有更多更深刻的反思和研讨文章出世。本篇部分内容已在《昨天》刊载。
（6）第七篇《地院文革史编著工作历程回顾》
是地院文革史编著的缘起和推进过程重要通信讨论的历史记录，这里包含着地院师生的许多重要的思考，对历史事件的回顾和反思。这些内容经过整理后应当可以放到第六篇的《文革反思研讨文集》中。本篇中最重要的是包含了在地院文革史编著推进过程中发生的重要事件，从中可以看到我们是如何一步步走到今天的。通信中有些内容原属个人之间的意见思想交流，在当时或许具有隐私性质，但编著工作走到今天，曾经有过的矛盾已经公开化或已经化解，所以本人觉得也无需隐讳。这主要是让校友们了解编著地院文革史之不易，了解存在的问题和需要改进的地方，以资今后进一步工作的借鉴。本篇校友对话的部分内容已在《昨天》刊载。
本电子版编辑中一定会有错误与不足，欢迎大家批评指正！好在是电子版，对于好的建议，阅读中发现的差错，新发现的有价值的资料、文章、照片，都可以及时增补和修改。
2018.0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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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史漫笔】
写文革回忆录的一点体会
阎长贵
文革已经结束即过去40多年了，经历过文革的人写的回忆录，其数量恐怕数也数不清了，真是“汗牛充栋”，不过也没人统计过——其实也没法统计，因为除了正式出版的以外，还有大量的非正式出版的，特别是私人自印的，印数少，看到的人不多，此外还有许多发表在网络上的，就更难收罗齐备了。
但就写作的情况讲，记得已经有人指出，有不少人的回忆录只写自己遭受这样或那样“迫害”的情况，而他自己怎样“加害”别人就缄口不谈了（当然也有既没有受过什么“迫害”也没有“加害”过别人的人，所谓“逍遥派”的绝大多数大概就是这样的人）。如启之先生指出的“……为贤者讳、为尊者讳，只谈‘好’事不涉‘坏’事，对自身言行的撇清等这一口述回忆类史料常见的缺陷”——换句话说，有的人回忆录只写自己怎么正确，而对自己错误或不妥当的地方就免了；还有的回忆录还掺杂有不少演绎和编造。我举几个例子：
——如有位元帅的回忆录，写救助毛泽东在城南庄脱险，只写他自己，而陈伯达更直接参与了，则不见踪影。
——又如，上海市1967年的“一月夺权”本来是毛泽东派张春桥、姚文元去做的，而在文革后上海市委的文件和原来领导人的回忆录中却成了：“所谓‘一月革命’完全是林彪、陈伯达和‘四人帮’精心策划的一个大阴谋。”这个结论根本不对。林彪对上海夺权问题根本没说过什么话。陈伯达当时认为上海自下而上的夺权“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形式”，为此还受到了毛泽东的批评；至于“四人帮”，当时还远未形成，怎么可能“精心策划”？
——再如戚本禹回忆录，对中央和绝大多数人都定为“浩劫”（“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仍竭力歌颂和赞扬，没有任何反思；对文革中的许多事件也没有按照他当年的亲身经历如实写出，如清华大学侮辱性地批斗王光美，本来是江青策划的，他却说：“整个批斗王光美都是在总理的指导下进行，由我协助总理掌握全局。我和批斗现场一直保持着电话联系……。” 戚本禹对文革中许多事情常有任意演绎和编造，而对一些他亲身经历的事情则避而不谈。他这本回忆录真有点不堪卒读。
总起来说就是：经历过文革的人，写文革回忆录，一定要真实。这样，也只有这样，才有益于还原历史的真相，有助于总结历史的教训，有益于后人的借鉴。我不一定能完全做到这样，但说出来，愿与经历过文革的旧雨新知共勉。
俗话说：“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一个人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许多都是在大庭广众之中，很多人都知道。若掩饰和掩盖，或许能瞒过和蒙骗过一些人，但瞒不过和蒙骗不过所有的人。你拿着手电筒光照别人不照自己是不应该的，也是不行的，因为别人的手电筒光终会照到你身上来。
2012年6、7月，我在《炎黄春秋》上相继发表两篇关于陶铸的文章。第一篇文章《陶铸是谁打倒的》，第二篇文章《我参与了打倒陶铸》（见附录）。待第二篇文章发表后，我很快接到了一个电话。这个电话是北京大学伦理学教授魏英敏打来的。他是我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读书时同年级同学，当时我是一个班的团支部书记，他是系团总支书记，他和我是领导与被领导的上下级关系。一接通电话，他开口就说：“长贵啊，我要表扬你——看到你第二篇关于陶铸的文章讲了你在打倒陶铸中的错误，我要表扬你；看到你第一篇文章的时候，我很不满意，认为你光讲别人，然而你自己呢？在第二篇文章你又讲了自己，这就对了……”魏英敏，我这个老同学向来以心直口快著称，人称“魏大炮”（大胆敢言）。顺便说一下，他还有一个外号叫“魏基本”。在文革中毛泽东说“新中国培养的大学生也基本上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说：“我是贫农出身，入党早，历次政治运动表现好，怎么成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认为， 我不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谦虚点说，‘基本上’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因而人们送他一个外号“魏基本”。魏英敏就是这样一个很讨人喜欢的人。他这个电话对我是一个很大的震动，也是一个很有益的启示。这启示就是：写文革回忆录一定要真实，一定不要这样或那样地掩饰自己的错误，不要文过饰非。
在这篇文章发表之前，我把草稿传给陶铸的女儿陶斯亮同志征求意见，她看了我这篇草稿后，给我写了两封信。《炎黄春秋》杂志把她的两封信连同我那篇文章一起发表了，附录于后。
附录
阎长贵：我参与了打倒陶铸
在“文革”中，最早在北京贴陶铸大字报的可能是上海市时代中学高中生×××。他于1966年11月20日，在东城沙滩中宣部办公楼墙上贴了长达一万多字、题为《重炮口对准陶铸猛轰》的大字报。12月1日又在中宣部大院内贴出一万多字的大字报，题目是《再向陶铸开炮》。对这两份大字报我没什么印象了。还有一张有相当影响的反对陶铸的大字报与我有直接关系，其情况和过程如下所述。
大概是1966年12月上、中旬，我的一位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工作的大学同学和他们单位的几个人，寄来一份材料，题目叫做《陶铸同志贯彻执行的是什么路线？》，其中历数陶铸从1966年6月到中央工作以来各次讲话的内容，指责陶铸：（1）是中央某些机关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关键人物；（2）是扼杀中小学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重要角色；（3）玩弄折中主义，充当极少数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人物的“护法神”；（4）把矛头引向无产阶级司令部。我请示戚本禹怎么办，他看后告我：“太长了，摘要送首长阅。”这份材料确实很长，大概有一万多字，我让江青办信组一个字写得比较好的同志做了摘要，压缩到三四千字，并抄在八开的稿纸上，送给江青。不几天，戚本禹把这份材料退给我，见上面写着江青落款的“送主席阅”，在“送主席阅”几个字上有个圆圈。这一看我心里明白了，非常高兴，我们整理的材料毛主席看了。
在退给我材料时，戚本禹突然问我：“他们敢不敢贴出去？”
我毫不犹豫地回答：“他们既然敢寄来就敢贴！”
戚又说：“告诉他们可以贴出去，如有什么事情找我。”
戚本禹话说得斩钉截铁。我心想戚本禹肯定是从江青那里领来了什么指示，或做了什么研究；而我当时从思想到行动是紧跟他们的。于是，我立即将这个意思用电话通知了我的同学，并告诉他我的电话，让他有什么情况告诉我。1966年12月19日，人民教育出版社包括我那位同学在内的五个人贴出《陶铸同志贯彻执行的是什么路线？》的大字报。结果，这张大字报遭到许多人反对。大概20日，人民教育出版社的一位女同志（名字不记得了）给我打电话，说我那位同学他们因为贴陶铸的大字报受到围攻，他们的大字报被说成“反革命大字报”，还有人写出大标语：“谁攻击陶铸同志，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就砸烂他的狗头！”请求帮助，并把她的电话也告诉了我。我立即将这个情况报告戚本禹，他说，“好办！我收到过教育部同志的信，我给他们写封回信，你用电话告诉他们。”很快戚本禹将一封他拟好的短信给我，我用电话通知了他们——这就是在河北北京师范学院《斗争生活》编辑部1966年12月编印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上保存下来的《戚本禹同志十二月二十日给教育部等五位同志的信（电话记录）》，略去抬头，信的全文如下：
你们几次来信都收到了，谢谢你们，因忙于其它事情，一直没有答复你们，请你们原谅。我对你们部里的事情，没有调查研究，不能讲什么意见，希望你们根据十六条和红旗杂志社论的精神进行讨论，将教育部的文化大革命搞彻底。教育阵线是文化大革命的重要阵地，希望你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用毛泽东思想占领这个阵地。关于……五位同志给陶铸同志写大字报的问题，我个人认为是可以写的。对这张大字报有不同意见，可以辩论。但是说这张大字报是“反革命”的大字报，针对这张大字报说：“谁反对陶铸同志就砸烂他的狗头”，这是错误的。有人把贴大字报的人说成“反革命”，进行围攻、斗争，甚至扣押他们，更是错误的；任何人都没有权利这样做。
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彪同志就是反革命，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革命的群众必须同反对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的言论和行动进行坚决的斗争。但是革命的群众也不允许任何人假借反对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名义，压制革命。
戚本禹
1966．12.20
可以看到这张大字报的出笼，上下配合很紧密，大字报贴前受到戚本禹（也包括我）怂恿，而大字报19日贴出，20日戚本禹就写信支持。这期间的联系就靠了现代通讯工具——电话；否则，上下联系如此“神速”和频繁，是根本不可能的。我在这个问题上的作用十分明显，心态十分自觉。这是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最大、最严重的错误。戚本禹的信貌似温和，实际上把陶铸置于不受保护的地位。所谓“可以写大字报”，就是可以打倒。这封信确实是他自己写的，仿佛没请示江青（当时戚本禹住钓鱼台十六楼，江青住十一楼），也没有和谁商量（恐怕亦非戚本禹“胆大妄为”，他一定有所“本”——重要的“本”；对此，我当时一点也不知道）。这封信在我用电话通知他们后，可能当日就抄出，贴在中宣部院内图书馆前用以张贴大字报的席棚上。这封信的作用非同小可，它立即解放了我那位同学等五人。他们写的那张反对陶铸的大字报以及戚本禹那封信，离1967年1月4日陈伯达、江青公开宣布打倒陶铸，仅半个月时间，很难说这二者有什么联系，但这张大字报，特别是戚本禹的信，可以看作是陶铸将被公开打倒的又一个信号。此后，各文教单位关于陶铸的大字报就多起来了。由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即现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单位的造反派们组织的“批陶铸联络站”成立起来了。“打倒刘邓！”也就变成了“打倒刘邓陶！”
我除了积极支持这张反对陶铸的大字报之外，还做了一件反对陶铸的事情。大概是1967年1月6日或7日，戚本禹叫我给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哲学所《哲学研究》编辑部主任林聿时（也是关锋的朋友，“撒仁兴”三人集体笔名成员之一）打电话，他口授我用电话传：你们可以给汪东兴打电话，要求把陶铸揪出中南海批斗。林聿时答：“好！”接着他跑到《红旗》杂志社找到周英（关锋的妻子），用红机子给汪东兴打电话，汪生气，把《红旗》杂志社的红机子给掐了。事后，关锋（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也是《红旗》杂志的常务副总编，我的老师，当时住钓鱼台15号楼）把我叫了去，严厉地批评我：“你看，你们（指我和戚本禹）出这种馊主意，汪东兴把《红旗》的红机子给掐了，你看怎么办吧？！”我无言以对，只能静静地听他批评。需要说明的是，关锋并不是不同意把陶铸揪出中南海，而是戚本禹的主意让汪东兴掐了《红旗》的红机子损害了他的利益……
再有一件事，就是我说了很严重、很错误的批判陶铸的话，在1967年2月8日地质学院部分师生座谈会上，我说：“朱（按：朱，是朱成昭，地质学院的学生，该院东方红第一届头头，也是北京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的发起人之一，并任第三司令部的第一届头头）讲斗争对象不是揪出来，是中央文革抛出来的，这是错误的。陶铸、刘志坚、周荣鑫，中央文革点名前，就不知看了多少大字报，收到多少信揭发问题，12月19日在教育部，有陶铸的大字报，直到1月4日陈伯达公开点他的名。12月30日接见武汉‘专揪王任重造反团’时，陶铸还是那个态度，两面三刀，背着党中央、毛主席、中央文革小组做坏事……”
上面所说我在打倒陶铸过程中所做的几件事情，当时都是诚心诚意做的，没有被谁逼迫。为什么这样？我对毛主席基本上是柯庆施所说的：“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在“文化大革命”中，我毫无保留地接受和相信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观点，接受和相信毛泽东关于中国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认为中央真正出了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复辟的达摩克利斯剑时刻悬在头上，社会主义红色政权处在危机之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反对修正主义，就是反对资本主义，就是保卫社会主义红色政权。我贫下中农出身，对毛泽东，对共产党，有深厚感情，心想：“夺取政权，咱没赶上（因为年龄小），保卫政权，决不能落后”——这就是自己当时的想法和决心，是自己一切思想和行动的根本动力。在打倒陶铸问题上，我也是这样。在这个问题上，我不仅相信毛主席的话，也相信江青、陈伯达和戚本禹的话。总之，一句话，我当时没有一点独立思考，随时随地都被毛泽东思想、毛泽东的话（包括只言片语）牵着鼻子走。
陶斯亮的两封信——
长贵同志:
文革是党和国家的灾难，就大多数人而言并不存在个人恩怨。我也作过错事，如在天安门向主席告邱会作的状，致使全军文革垮台。但这不妨碍我与邱会作儿子友好相处。文革中，我也必须要喊打倒“刘邓陶”，何况您？
其实您比我更惨，我好歹没有离开部队，没有丢掉专业，你可是实实在在在秦城蹲了七年大狱啊！但你不记私仇，仍能客观公正对待江青，让人感佩。记得谢晋有感于对审判“四人帮”之某些遗憾，曾想拍部影片，试图客观反映那段历史，惜未能如愿，但这足以说明他是个有独立人格和判断精神的人。我敬重这样的人。
你不是已著文讲陶铸是如何调中央的了吗？可以了，我同意你的提法。
陶斯亮2012.3.23
长贵同志：
我因连续出差，又想认真对待您的文章，故迟迟没动手回复，但愿不会引起您的误会。
读了您写的“陶铸究竟是如何被打倒的？”一文，再次被您客观公正的史学态度所感动，我基本同意你的论述。
我完全赞同你关于我党一些文革材料经不起推敲更经不起历史检验的说法，包括我的一些文章（母亲文章都是我写的）。我们总是在强调要实事求是，可永远也做不到实事求是，这真是困扰我党的一个悖论。江青纵然作恶多端，但说她反党反毛泽东是无论如何站不住脚的。
我曾对江青恨之入骨，认为我们家破人亡皆因她的陷害。但慢慢地我开始理性思考文革，觉得这种将文革浩劫一股脑推给江青和“四人帮”的做法，善意的解读是为尊者讳，但这种一推了之的做法，不可能彻底清算文革遗毒，致使极“左”思潮坐大坐强，因此，温总理忧虑文革回潮并非空穴来风。
我父亲没有读过几天书，更不精于马列理论，但偏偏生就一副诗人情怀。他热情似火，富有激情，有着湖南人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这个没有刹车只知隆隆前进的坦克车，却特别钟爱文化人，自己也喜欢舞文弄墨。他这样的人，与中央文革那批秀才相处是注定要吃亏的。胡耀邦曾经对我母亲说：其实主席不喜欢陶铸这样英雄主义的人。具体的解读就是主席不喜欢像陶铸这样争强好胜的人。这里我特别想提一句的是，在给陶铸罗织的所有罪名中，只有一条是不冤枉他的，那就是“形左实右”。这点毛已有看法，而文革证实了陶铸的确是“不老实”，不可靠的。所以，我同意你的结论，最后下决心搞掉陶铸的只能是主席。但主席不愧是权谋高手，在陶铸倒台的前夕还找他谈话，安抚他，还批评了几句江青。可怜的父亲，至死都宁可怪罪自己辜负了主席而不会对主席有丝毫的怀疑。弥留之际还向医护人员明志：我没有反对毛主席啊！我为他的忠诚所感动，更为他的愚忠而叹息！
至于我母亲，喜怒不动声色的她，在政治上比我父亲要敏锐。照理她与主席交情比与周总理要深的多，文革中没有主席的保护她早被造反派斗死了。回北京，中组部供养，并安排很好的住房，也都是主席的关照，她也对主席十分感激。她与我父亲生离死别不曾掉一滴泪，但总理去世却泪飞如雨。令人不解的是当主席去世时，全国哀恸嚎啕，但我母亲居然没有哭？我认为母亲在内心深处对主席的功过已界定的清楚，她依然认为他伟大却不一定永远正确。主席在父亲被打倒这一过程中起的作用，母亲心知肚明只是不说穿而已。父亲则一直认为自己是遭小人陷害，每每在诗中以忠臣直节自比。毛泽东不愧是魅力型领袖，能让父亲这样一条汉子，在生命最后时刻还苦苦等待他的拯救。几乎老一代革命家都是这样的，挨多少整，吃多少苦，受多大冤，他们不怨毛主席，他们只痛恨祸国殃民的“四人帮”。
提到“四人帮”，我认为有学者和老百姓不同的认知，学者应该是严谨的，有时间概念的。但老百姓认为文革中以江青为首的一批人就是“四人帮”。其实这个词不是严格的政治术语，而是富有毛泽东风格的说法。我个人认为这个概念越窄越好，像王洪文这样的人与其他三人根本是不能等同而语的。
陶斯亮3/4
（本文写于2018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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