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 军队 文革

《昨 天》第一二〇期

抢救文革回忆 积累文革资料 交流相关信息 促进文革研究

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18年10月30日第120期（增刊）


〖“五一六”专辑〗

史林一叶

何 方 外交部抓“五一六”是全国的样板
一、抓“五一六”在干校
二、毛泽东在外交部发出抛弃造反派和抓“五一六”的信号
三、周恩来具体领导外交部抓“五一六”
四、外交部抓“五一六”不了了之
五、唯独胡耀邦认真处理抓“五一六”问题
六、中国特色党国体制下的政治运动
附录：我给黄华部长的外交部文革报告提意见

书海泛舟

周光蓁 “样板团”里抓“五一六”（《中央乐团史》选读）

阅史漫笔

任诗理 海天风雨再评说——回眸清查“五一六”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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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林一叶】
外交部抓“五一六”是全国的样板

何 方

《昨天》编者按：本篇原载《党史真相》一书（该书包括刘英谈党史、曾彦修与何方通信中谈党史、何方此前未发表过的有关党史的文章及谈话等三个部分），香港大山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16年12月第一版。因该公司已于当年即该书出版后关闭，此书已成绝版。本文后来又有少许修改，现本刊发表的是由何方夫人宋以敏老师提供的修订版。
何方简介：1922年生，汉族，陕西临潼人。1938年赴延安进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和工作。1945年毕业于延安外语学院俄文系。抗战胜利后去东北，先后任县委宣传部长、省青委副书记等职。1950年随张闻天进外交部，先后任驻苏使馆研究室主任和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1959年在“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中受到错误处理，1978年得到平反。之后先任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所长8年，后任国务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副总干事7年。1998年底离休。1991年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1984年和1994年两次被北京大学聘为兼职教授，1995年又受聘为南开大学兼职教授。1993年被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授予名誉博士学位。为第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1991-2000年任中苏、中俄友好协会副会长。本人学术专长为国际问题、中共党史。2017年10月3日去世。

人们说，毛泽东掌权靠运动。确实如此。从我们这一代人当年参加革命时起，就一直感受到运动不断，而每次运动都要伤害一大批人。运动过后，他们受过的伤害就再没人过问了。文革中间的抓“五一六”就是一个典型。这场运动在历史上长期甚至永久都将是一笔糊涂账，因为“五一六”本来就是“莫须有”。为了留点史料，我们在这里就谈一下这次运动的典范单位——外交部的情况。
抓“五一六”，是“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简称，涉及个人就是抓“五一六分子”。不管怎么叫，抓“五一六”都是文化大革命中历经六七年，席卷全中国，涉及几千万人被整的一件特大冤案。但运动的结局，却是不了了之。既无结论，又无说法，后来还不再提起。所有被整错者，经过少数整过他们的领导人和积极分子关起门来复查，最后全都摘掉了帽子。但是，摘帽不等于认为搞错。冲击过本单位党内当权派的“五一六”分子们，摘帽后大量地被定为或视为“三种人” ，此后在安排或使用上长期受到歧视。
“五一六”几乎是文革中激进些的造反派的同义语。因此，抓的对象，在下层，多数是响应毛泽东号召起来造党内当权派反的群众组织成员（有些当权派，如江苏省的许世友，是不分青红皂白，只要是文革群众组织，无论对当权派采取“革”还是“保”的立场，一概都抓。但这是特殊的例外。据南京市志，南京100万人口竟抓了27万“五一六”）。在中层，主要是和造反派沾了点边的干部。在高层，是文革中先上升后被打倒的人物，一共9名。这场运动，由毛泽东发起和定性，由当时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全体成员和各级领导班子积极落实和推行。可是，实际上就根本不存在什么“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当然也就没有什么“五一六”分子。抓“五一六”运动，完全是一场凭空制造的肃反运动，和当年延安“抢救”运动 一样，只是更加荒唐。例如，最初积极参与领导抓“五一六”的林彪和陈伯达，最后竟然成了“五一六”的头一二号“黑后台”！
由于实在是“莫须有”，抓“五一六”纯粹是人为的闹剧。而周恩来及其他主事的领导又是最重视史上留名的，因此对生前搞的见不得人的错事，总想在有权时就把它抹平，起码淡化。因此，此后的官方史书，对“五一六”既不说有，也不说无，好点的也只是语焉不详地提几句 ，差点的是根本不提，使之在党史国史中自然泯灭。连《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样的正式文件，都只字未提，好像没有发生过这件大事。其用意可能是为发动者和从上到下积极执行的各级领导开脱责任。事实也确是如此。从中央到各级组织，没有一个人出来承担责任，更没有一个进行检讨和忏悔。被当作“五一六”抓的上千万人和受牵连者，没有得到一个说法，更谈不上平反，只能冤沉海底，长期背上包袱。无数被整死者自然不能瞑目。至于身残的、丧志的、家庭离散的、长期受影响的，也只能归之为“命该如此”了。
外交部的抓“五一六”运动，情形和全国一样，更是全国的一个缩影和样板。因为外交部有毛泽东的直接过问和周恩来的具体领导，最高指示和总理指示传达得既及时又频繁，自然可以得风气之先，吃上“偏饭”。特别是“总理亲手抓”，而且抓得很紧。因为源头上的一小撮“五一六”，正是以“动一动总理”相号召和起家的。
我是早已被外交部领导决定打倒的群众专政对象，没有被打成“五一六”分子的资格，更无人要我参加抓“五一六”，但是听各种传达和参加抓人的大会，和大家一样，也是不能缺席的。运动的透明度又很高，大小事经常有传达。所以我对抓“五一六”运动还是有些了解的。对于这一官方史学尽量回避的问题，我倒是认为有必要就我所知作点简单介绍和发表点议论 ， 以为后人鉴。

一、抓“五一六”在干校

1969年3月我被押送到外交部江西五七干校进行劳动改造，时间长达九年。干校是外交部抓“五一六”战斗最激烈的地方。要抓的“五一六”和专案人员基本上全都集中在干校。从1970年到1972年，差不多有两年多，外交部江西干校的主要时间和人力就都花在抓“五一六”上。在干校，大家每天排队上工前，都要齐声朗读毛主席和林副主席语录各一条：“革命的学生要团结，要联合，共同打倒反革命阴谋集团‘五一六’”；“军队是专政的工具，一定要把‘五一六’分子查清，一个也不能漏掉。”
抓的方法无奇不有。抓人的积极分子先说是组织上已掌握有名单。其中一些人还随之拍拍口袋，表示“名单”携带在身，以此造成威慑，号召自动坦白。此法无效，就点名硬逼，大会轰，个别谈，软硬兼施，威胁利诱，车轮战，逼供信，一切发明创造都用上了（例如湖南干校就发明了动员子女甚至老母亲做工作以取得突破的办法，还把这作为成功经验在各干校推广）。对我这个经过延安“抢救”运动的人来说，觉得几乎没有什么新鲜的名堂，甚至比“抢救”还文明一些，因为没有看到打人的现象。除了这点以外，一切都和“抢救”一样，但洋相和笑话却比“抢救”时多。例如形势变化之快，就是“抢救”望尘莫及的。今天的专案组成员或积极分子，明天，甚至转瞬间就可能变成被抓对象。在外交部，几个五七干校都发生过这样的事：有的人已被迫承认，正在追他的联系人、领导者或受他领导者时，他看见窗外走过来一个专案组人员，只把嘴朝窗外一努，此人就顿时被勒令停职交代，变成被抓对象了。湖北干校一个外交学院学员，硬要逼他交代组织，供出同伙。他答应晚上考虑一下，明天照实讲来。专案组让他睡了一觉，第二天抱着很大希望听他交待。不料他招供的竟是部领导姬鹏飞、乔冠华。结果可想而知，被整得更厉害了。后来此人精神失常，我回北京住招待所时还看见过他。没过几年，他就去世了。新闻司一个在湖南干校的年青科员，在参加抓“五一六”专案工作过程中，感到自己已被怀疑，精神即从此失常。
抓“五一六”一开始，听了传达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号召，特别是周总理的详细说明和布置，我还真以为有一小撮人搞反对周总理的秘密阴谋集团，也不顾自己的身份还写过一张劝他们坦白交代的大字报。后来一看实际的抓法，才发现是延安“抢救”的再版，就根本不再相信，只是看热闹了。从此我就显得有点潇洒，除了分配的劳动——养猪外，业余时间完全可以自由支配，主要是看书。
但有时也会调查到我头上。例如姬鹏飞和部党委一些人怀疑部领导中的罗贵波、徐以新、董越千可能和“五一六”有联系，甚至是他们的后台和操纵者。后来大概是想把“五一六”和张闻天也联上，就派人找到我，调查罗贵波等人和张闻天的关系，问我和他们三人特别是和罗的关系。例如问：文革中你和罗都谈过些什么？我说：1959年以后，我和罗没说过一句话。问：是否通过别的形式联系过？比方让人传话，或写个条子什么的？答：根本没有必要和罗联系，既未麻烦第三者，也没写过一个字。在湖南干校的宋以敏（我妻子），部里专案组派人去那里时，也曾想通过她了解罗贵波和张闻天的关系。
由于逼供信，干校的大部分人变成了“五一六”或者嫌犯，没问题的干净党员在我们连里已经所剩无几。我所在的班，连个党小组长也找不到了，于是只好请一个外单位跟着丈夫来干校的非党员代行党小组长的职责，如召开小组会，传达什么事，或过组织生活。这位女同志还比较谦虚、态度和蔼，给我的印象不错。后来随丈夫去美国工作，文革后我参加中美学术交流活动时，还在纽约遇到过两次。（上图：何方在外交部干校砖厂猪圈旁留影。）
在集中抓“五一六”的两三年中，也不是每天都在抓，而是紧张地抓一阵，休整一段时间。大约是专案组在外调、核实材料、回北京请示汇报，其余的人恢复劳动，主要是烧砖、盖房和种菜。等到部领导新的指示来了或者取到了什么经，于是就又会紧张一阵。由于周恩来对抓“五一六”始终不松口，不认为错，外交部长姬鹏飞等又对当年造反派的冲击耿耿于怀，一定要把他们肃清，所以外交部的清查“五一六”运动，既搞得“彻底”，延续的时间也长。直到1975年，群众性的活动才基本停止。但运动还是结束不了，一大堆遗留问题还没有去着手解决。真是“任重道远”！
全国折腾了好几年，外交部更是花了加倍的人力物力，结果一个“五一六”分子也没抓到。这就是我们党和它的领袖们以及大批久经考验的各级领导干部，在文革中干出的又一件荒唐事，无怪乎正式史书后来不好意思再提了。有关清查并不存在的“五一六”的工作，我们党的有些领导人，例如周恩来，辛辛苦苦搞了好几年，不知作过多少批示，开过多少次会，找过多少人谈话，但是最后在他们的传记、年谱以及其他不知有多少的纪念和回忆书籍中，都是根本不提的。对有的领导者，无法避免时就一笔带过，使得花去的那么多时间和精力都打了水漂。这就是我们号称讲求实事求是的党史学！

二、毛泽东在外交部发出抛弃造反派和抓“五一六”的信号

毛泽东通过外交部办公厅综合组干部、他的表侄孙女王海容了解并掌握外交部文革情况。王海容和她的好友、英文翻译唐闻生，1967年5月27日给毛泽东写信，说“社会上攻击周总理的风气反映到联络站 及所属各战斗队内部，争论颇为激烈”。两天后，毛泽东对这封信做出批示：“此件请阅。极左派的观点是错误的，请文革同志向他们做说服工作。”并批发给“林彪、恩来同志，文革各同志”。这一批示把联络站这个当时受到周恩来支持的造反派组织定性为极左派，是毛泽东为即将抛弃造反派发出的第一个信号。此时，他要抛弃的还只是中央机关特别是外事口的造反派。
接着，毛泽东对外交部的不同造反组织和它们所支持或反对的不同部党委成员进一步表明了自己的倾向。1967年6月和7月，毛泽东两次通过王海容，透露他对联络站的第一个对立面——外交部革命造反总部 的成立宣言比较感兴趣，对他们上报有关王炳南、陈家康 的材料也有兴趣，而对联络站上报有关陈（毅）、姬（鹏飞）、乔（冠华）的材料没有多大兴趣，以后不要再送了。后来成立的联络站另一个对立面“攀险峰” 也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它的一个成员通过王海容问毛泽东，对陈毅可否采用“一批二保”的口号，得到了毛泽东的认可。王力“八七讲话”后，联络站核心组向周恩来上报关于在外交部成立新的领导班子（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名单，周上报给毛。毛不以为然，说，外交部的造反派要三弱（指名单里有部党委委员中权力较小的罗贵波、徐以新、董越千），不要三强（指部党委委员中主要当权的姬鹏飞、韩念龙、乔冠华）。这说明，比以1968年7月28日召见蒯大富等五大学生领袖为标志正式抛弃造反派群体（主要是学生和一批干部）早一年，毛泽东在1967年夏已开始压制外交部和外事口的造反派。
三个月后，毛泽东下决心开动抓“五一六”，又同外交部直接相关。王力8月7日同联络站的负责人王中琪及几个骨干的谈话，成为抓“五一六”的引信。
王力“八七讲话”四天之后，江青、康生和陈伯达就郑重提出有个“五一六”问题 ，在全国范围打响头炮。1967年8月10日和11日，他们三人在接见首都红代会成员时一致提出，有一个秘密阴谋组织“五一六兵团”，反对周总理，要“揪军内一小撮”，他们的组织系统是各口各单位的八个方面军，还点了几个单位“五一六”后台的名字，如农口的秦化龙、外交部的陈家康、《红旗》的林杰。这时，他们还没有点到王力、关锋和戚本禹这三个人。
8月25日，周恩来派杨成武拿着王力“八七讲话”到上海去探毛泽东的口风。毛泽东第二天就让杨成武把他的意见单独告知周一人：王力讲话是“大大大毒草”，王、关、戚破坏文化大革命，不是好人，要周把他们抓起来。但又表示，对戚可稍缓。毛泽东这就把周恩来放到了不久后开动的抓“五一六”第一负责人的位置上。周恩来在杨成武返京向他传达的当天就向中央文革小组传达了毛泽东的旨意。过了几天，王、关失去人身自由。
十几天以后，毛泽东本人正式出面，给“五一六”定性为反革命。他在姚文元的《评陶铸的两本书》一文中给“五一六”立下罪状，说它的组织者和操纵者，是一个“用貌似极左实质极右的口号，刮起‘怀疑一切’的妖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
据吴德在《十年风雨纪事》中所谈，毛泽东有意把造反派和“五一六”连为一体。汪东兴曾给吴德看了毛泽东对北京市委有关北师大一个报告的批示。报告中提到，“有些造反派是坏人，也可能是‘五一六分子’。”毛在此处批：“这就好了。”还在批示中批评北京市“就是不抓‘五一六’”。
抓“五一六”是毛泽东为结束文革采取的一个步骤。他1971年8月27日在湖南对华国锋和卜占亚说，人大召开以后，再拖个年把，那时候什么“五一六”的问题也搞清楚了，斗批改也差不多了，把民主党派牌子再挂出来。
9月24日，刘华秋 等通过王海容向毛泽东汇报王力谈话后的外交部运动情况。毛念了两句诗：“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他们由此得知，王、关、戚大势已去，接着就在外交部内贴出题为《王八七讲话是“大大大毒草”》的大字报。外交部的人知道，这句话来自毛泽东。
（上图：1967年4月底被印尼当局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驱逐的中国驻印尼大使馆临时代办姚登山和驻雅加达总领事徐仁回到北京时得到周恩来、陈伯达、江青等到机场迎接的最高礼遇，被盛赞为“毛主席的红色外交战士”，回国第二天即在五一节焰火晚会的天安门城楼上得到“无产阶级司令部”一班人亲切接见并合影留念。从左至右为周恩来、江青、姚登山、毛泽东、林彪、徐仁、康生。但很快姚登山就被“无产阶级司令部”定为外交部头号“五一六反革命分子”。）
毛泽东也关心外事口其他单位抓“五一六”，要周恩来督办。1968年他在章含之（北京外国语学院教师、毛的英文教员） 的“谢富治支持‘六一六’ ”告状信上做出批示，批评北京市不抓“五一六”，说要市委解决不易，要请总理出面解决。周恩来立即调去8341部队，整肃了“六一六”及其支持者。
“五一六”抓了两三年后，毛泽东有一阵子把1967年春夏在外交上发生的一切乱子全都归咎于外交部的“五一六”。一时间这成了毛泽东接见外宾时的必谈话题。1970年5月11日同越南的黎笋、6月11日同罗共中央常设主席团委员波德纳拉希、6月27日同朝鲜代表团、7月29日同朝鲜军事代表团、10月8日同金日成、12月18日同斯诺，1971年同越南外长阮氏萍、1972年6月8日同斯里兰卡（那时还叫锡兰）的班达拉奈克夫人等外宾谈话时，毛泽东和他们反复谈了两点: 一是“外交部的权不在我们的手里”,“这个权掌握在反革命手里”，“大权旁落”两个月。“被夺权”的时间，毛泽东有时说一个半月，也说过两个星期和四天，即所谓姚登山（曾在天安门城楼同毛泽东和江青合影的“红色外交战士”）当了四天外交部长（实际并无此事）。二是搞乱外交的是“五一六”，说：“文化大革命，乱子多得很。今天打倒周恩来，明天打倒李先念，现在查出来了，就是有那么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有一个秘密的反革命集团在起作用，叫 ‘五一六’兵团”，“是趁此机会要夺取政权”；“在北京砸烧英国代办处，印尼、印度的大使馆也遭殃了，那些人就是国民党”。在外交部干校能及时听到这些最高指示，感受得到每次传达都能加强校方抓“五一六”的决心。在全国，这些最高指示发挥了同样作用。
把文革中先后被打倒的高层人物一一安成“五一六”“后台”的，也是毛泽东。他1970年12月和斯诺谈话时就说，“这个敌人叫‘五一六’，在中央文革里边有四个人，王、关、戚，还有一个，下次同你讲。”这第四个，显然就是刚刚被他打倒的陈伯达。毛泽东批示“同意”的《中共中央转发周恩来在华北会议上的讲话提纲》（1971年2月25日中发〈1971〉6号文件），在“3. 陈伯达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党乱军、阴谋篡权”一节中说：“他是萧华、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王、关、戚、‘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黑后台。”林彪1971年9月出逃殒命，毛泽东11月14日给1967年的“二月逆流”平反。他说：“‘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那个王、关、戚‘五一六’，要打倒一切，包括总理、老帅……问题搞清楚了，是林支持的，搞了一个什么‘五一六’，打倒一切；搞得这些人抬不起头来。”
毛泽东抓“五一六”不松手，不手软。中央专案组联合办公室清查“五一六”负责人陈伟在1971年8月11日的汇报会上讲到：一次针对一些单位不认真抓“五一六”，毛主席指出：“有一些同志从极‘左’跑到极右，它不清查‘五—六’”；另一次是针对“极少数的单位对‘五一六’出现一风吹这个倾向”，毛主席又指出，“对‘五一六’的问题不能一风吹。”作为中央抓“五一六”专案组的组长，陈伯达曾提出要注意抓“五一六”有个扩大化的问题。在湖南干校领导抓“五一六”的刘华秋认为，那里抓“五一六”就扩大化了。他写信向毛泽东反映。毛的批语是：“刘华秋这个人忽左忽右，看来他不是跟我，是跟着陈伯达的。”

三、周恩来具体领导外交部抓“五一六”

官方史书把抓“五一六”说成主要是林彪和“四人帮”一伙干的。这违背事实。其实这是文革最高领导层集体的一致行为。前述陈伟讲话就强调了这一点。他说：“毛主席对清查‘五一六’非常重视，从运动开始，到运动过程中，凡是出现—些什么问题、出现—些什么倾向的时候，毛主席都非常及时地做了明确的指示。”“林副主席对清查‘五一六’也非常重视。在‘九大’政治报告中就专门讲了一段。……以后，在深挖‘五一六’的过程中，林副主席又做过好多指示。”“总理、康生同志、江青同志以及中央政治局其他领导同志对深挖‘五一六’都非常重视，特别是总理、康老、江青同志经常不断地对深挖‘五一六’做出指示，经常讲这个问题。”
当时的中央领导给“五一六”定下了三条罪状：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军队、反对新生的革命政权。这就是说，他们一致认定“五一六”和他们建立的 “三结合”新班子完全对立，必须拿下。
林彪1970年1月24日指示军队，不吃饭，不睡觉，也要把“五一六”彻底搞出来。在抓“五一六”过程中，军队地位显著抬高。作为进入各机关、学校和地方的军代表，在抓“五一六”中都发挥了重大作用，有的因此而被结合进新领导班子。抓“五一六”并成为林彪在军内扶一批人打一批人的手段。萧华、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先后倒下，并且成为军内被认为同他们相联系的“冲派”、“新三军”等“五一六”的黑后台。
江青和中央文革更表现出特殊的主动性积极性，显然是急于把文革中出现乱局的责任全都推到王、关、戚头上。江青首先提出问题，抢头功。她说，把王、关、戚从中央文革小组清除出去，是她出的主意。后来周恩来证实：“在这个问题上，江青同志发现得最早。”康生和陈伯达也都强调首功归江青。江青1967年9月1日和5日两次谈“五一六”，被中央文革称作是发出了动员令的讲话。在场的陈伯达说明，这是江青代表中央的重要政治讲话，是战斗的讲话。1968年成立抓“五一六”中央专案组，陈本人自荐当组长。只是他们并没有过多陷入具体事务。宋任穷（1978年任中组部部长）在回忆录里说，中央“五一六”专案办公室，并不存在“四人帮”插手的问题。
但是，在全国抓“五一六”中起到关键作用的，是周恩来。他把抓“五一六”化为一场能够持续多年的大规模运动并不断加以扩大化。
周恩来本来就反对文革造反，何况个别学生造反派组织还图谋造他的反。毛泽东决定抛弃造反派，给了他减轻困难、扭转乱局、整顿政府机关和全国秩序的大好机会。周恩来抓“五一六”从外事口切入，以北京为重点，并向外地铺开。地方上的造反派组织和北京的学生领袖发生联系，是可使他们入“五一六”罪的。1969年底，周恩来曾当面询问四川和江苏的造反派头头，认不认识蒯大富、知不知道“五一六”集团的事。
初始出现的“五一六”组织有具体名号，即“五一六兵团”，要害是反对周恩来总理 。周恩来当时就把这个组织定性为矛头指向整个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帮派。1967年10月26日在接见外交部五个群众组织和外办代表及外交部、外办当权派时，周恩来提出，“‘五一六’有黑后台，反康老、江青、甚至把矛头指向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形‘左’和右会走到一起去。”“‘五一六’是个反对党、反对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反动小集团。”“‘五一六’，它的目的是要首先动摇、削弱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所以拿反对我做幌子……‘五一六’挑拨中央文革与我的关系；揪军内一小撮、动摇军队的威信、影响军队的威信；搞掉无产阶级政权。”11月12日他接见驻外使馆代表，12月1日接见外交部党委、新的群众组织大联筹和使领馆等代表时，都谈到“五一六”目的是要把无产阶级司令部搞个乱七八糟。
之后，周恩来成功地把“五一六”从一个只存在了几个月的小小兵团化为像是确有其事的全国性反革命阴谋集团。再后，又设法使长期陷入僵局的抓“五一六”运动起死回生。
1970年1月24日，周恩来和康生、江青一起花了四个小时接见中央直属系统文化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教育部等单位的军宣队代表，把“五一六”弄成一个存在于全国各地各部门，还具有历史渊源的庞大阴谋集团。他谈到应该如何认识“五一六”：一是他们反对整个无产阶级司令部；二是早已存在，提到刘少奇文革前的活动；三是各处都有：从中央到地方，从机关到大专院校；四是有两大根子：学部和军方的“冲派”，两者都同王、关、戚有密切联系。周恩来点出的“‘五一六’著名头头”，第一名就是学部同关锋关系密切的吴传启 。 说王、关、戚的罪状之一是想把吴传启、潘梓年这一伙人拉进中央文革小组。而王力是国民党，妻子是叛徒，女儿同三军“冲派”和“六一六”有联系。关锋的根子既在学部，本人原来是萧华秘书，又同军队有联系。关锋老婆在《红旗》杂志社，完全做同“五一六”联系的工作。戚本禹的后台是杨、余、傅、萧华。周恩来这篇讲话给抓“五一六”指引了在政治和组织上的追查方向，使运动得以铺开。
作为对周恩来讲话的补充，江青给文艺战线的“五一六”划了条线：二十年代是陈独秀，二十年代末是李立三，在党内三十年代是王明在文艺界的“四条汉子”，四十年代到五十年代发展的“二流堂”，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有个裴多菲俱乐部，六十年代就叫“五一六”。
据此，外交部抓 “五一六”的第一阶段就是追组织联系，从三条线索入手。第一条是查联络站核心组成员和“五一六兵团”，特别是和其中“六一六”的关系。第二条是查联络站和学部的关系。联络站骨干、外交部下属国际关系研究所工作人员洪嘉和学部的冯宝岁 既是贝满女中老同学又曾在外交部同过事，她们在文革中的联系就成了联络站和学部发生组织关系的铁证。第三条是查联络站和王力的关系。只是除了王力“八七讲话”那次，实在找不到什么其他联系，于是王力的秘书朱庭光同联络站新闻司业务监督小组负责人、新闻司副处长吕霞在新闻业务工作上的联系就成了追查重点。外交部文革前十七年向来由周本人掌管，抓“五一六”联不上刘少奇的十七年“黑线”。可是对被抓的高中层干部，却可根据他们在十七年甚至共和国成立前的表现，新账老账一块儿算，作为“五一六”定罪依据。
周恩来在外交部亲自参加抓“五一六”，首先就是查联络站和北外“六一六”的关系，并由此断言外交部有“五一六”活动。1967年8月25日，在得知毛泽东对王力“八七讲话”的态度后向中央文革传达的同一天，周恩来就严厉警告联络站核心组，“‘五一六’在外交部有根子，有人在外面打着‘联络站’的牌子干坏事，你们知道不知道？将来你们跳进黄河洗也洗不清，中央文革那里有材料。”在之后的一两个月里，他接连几次肯定，联络站和“五一六”有关系。10月18日，他向外交部参加接待毛里塔尼亚外宾的礼宾司副司长周敏说：“联络站同北外‘六一六’关系密切，并且直接间接地参加了‘五一六’的活动。名字我现在不说，我有名单。”韩念龙副部长当天就在外交部全体人员大会上传达了这一谈话，并断言联络站核心组同“五一六”有直接间接的关系。联络站当即垮台。
在抓“五一六”的紧张日子里，周恩来不但起草中央文件、指挥全局，在外交部更是要求大事小事都向他汇报，且身先士卒，亲自动员。
为了使前联络站承认和“五一六”确有关系，周恩来亲自对前联络站负责人和骨干做工作，劝说他们坦白交代，起带头模范作用。1969年3月31日，周恩来接见外交部军代表和“无产阶级革命派”（以下简称“无革派”）负责人专谈抓“五一六”问题，也安排前联络站核心组负责人王中琪和黄安国（两人都是新闻司的科员）等几个骨干参加。周一再要黄、王两人老实交代“五一六”的组织问题，既规劝又承诺：他们交代后还会继续得到使用。年轻人当面听到总理这一番话，会是何等感动和自疚，可以想见。
新闻司科员成绶三在被新闻司专案人员隔离审查了一段时间后，第一个被突破。他承认自己是外交部“五一六”的一个部长，由他发展了多少多少人。接着黄安国和洪嘉两人也被突破，并且“立功赎罪”，不仅承认自己也是“五一六”的部长，负责组织和作战，还由他们发展了一百多二百成员。部党委宣布了宽大政策，对坦白交代者实行“三不”：不定为“五一六”分子，不按敌我矛盾论处，材料不入本人档案。他们三人中有两人后来倒确实没有戴上帽子。成绶三还被允许留在原单位新闻司工作，之后又得到提升，做到外交部的港澳台办公室副主任。但这只是唯一的特例。对黄安国可就根本没有兑现了。他立下那么大的“功劳”，最后还是被正式戴上了帽子。立“功”但未受奖的不止黄一人。1970年5月在湖南干校宽严大会上的一个从宽典型，第一亚洲司的俞某某在大会上交代，他本人的罪恶实在太大了，因为他在第一亚洲司发展的“五一六”不是几个，也不是十几个，而是几十个！干校里一些原来还没有感到抓“五一六”有什么不对的人，听了这个发言开始产生怀疑，因为一亚干部一共也就几十人， 发展了那么多的“五一六”，还能是个秘密的阴谋小集团？但俞最后也是被正式戴帽的20人之一。
周恩来还对外交部老干部展开工作。他专门找林兆南（文革后出任驻美公使和驻叙利亚大使）谈话，竭力规劝他坦白交代。作为归国华侨的林兆南，对总理的接谈深受感动，也就承认了自己是“五一六”。但回来一想，又觉得这是欺骗组织、不说实话，实在不应该，因而提出翻案。时任常务副部长的姬鹏飞认为，总理亲自动员坦白的“五一六”老干部不能在他手里跑掉，因而又找林兆南恳谈规劝。林在感动之余也再次承认是“五一六”。可回去一想，仍觉不妥，于是再次推翻。由于多次反复，遂在外交部抓“五一六”中有“七进七出”之说。他本人还牢骚满腹。后来政治部主任符浩视察干校，还在大会上批评了他。当时我就在场。驻巴基斯坦大使张彤也被咬成“五一六”，为此被调回北京交代问题。大使调动，是需要得到周恩来批准的。
只不过要使本来并不存在的“五一六”变成一个有组织的反革命阴谋集团，也实非易事。所以在如何抓上就颇费周折。尽管专案组已经重点“突破”了联络站的三名骨干，但他们始终拿不出个真凭实据。这时办公厅文印处有人被迫承认是“五一六”，还捏造说，经过他的手，印出了八百甚至一千多份表格。于是就集中力量追查填没填过参加“五一六”的表格。可是攻了好几个月，运动还是处于顶牛和停滞状态，因为始终没有查出填过的表。
出现转机是周恩来1970年11月从1日到20日接见外交部军代表和部领导的四次谈话。他说：搞阴谋活动就是“五一六”，重点不在于这个组织是否叫“五一六”，填不填表都不是主要的，像姚登山这样的造反派头子参加“五一六”，还要填什么表？主要是他们的反革命活动，重罪行，重本质，只要罪行确实就行，背着中央开会集会这种行动就是罪行；主要是查他们反毛泽东思想，反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无产阶级专政的罪行；查深了就查到了三十年代的“二流堂”，四十年代的王明。他提出，“五一六”在外交部的具体罪行就是：火烧英代办处，“8·11”（批斗陈毅）大会，安营扎寨，外交部夺权，封部党委，政治部夺权。说：有这几件事就可以了。
周恩来以罪行定案的这四次谈话，三个多月后变成了中央文件。1971年2月8日，中央发出《关于建立“五一六”专案联合小组的决定》，说，“必须集中力量抓‘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一系列罪行，将它一个个落实，而不要一开始就笼统地追查组织关系和是否填了表格。”
据此，外交部专案组除了继续追查组织联系，重点也转向以罪行定案。他们把“五一六”在外交部的罪行归纳为四大重点案件：（1）三砸一烧：砸印度使馆、印尼使馆、缅甸使馆，火烧英国代办处。（2）三砸一封：砸政治部、办公厅、总务司，封部党委。（3）篡夺外交大权(从未实现)。（4）失密窃密。实际执行时，则围绕夺权、火烧英代办处、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和失密泄密这四项。其中以炮打的含义最为宽泛，只要在某个问题上同周恩来的态度有点差别，就可以入罪。所列举的这些罪行全都发生在两年多以前，但是军代表韩立业在传达周恩来这四次讲话时说，必须重新认识这些事件。意思就是得把这些都同“五一六”的反革命阴谋策划联系起来。
这样一来，局面迅速打开，经过严重的逼供信，外交部一大批人先后被迫承认自己是“五一六”了。在全国范围也打开了局面。我在干校就看到地方上一些基层单位散发的传单，其中所列的“五一六”罪行，就有反对车间“三结合”班子的某人之类。
即使按罪行定案，也还难以大抓特抓，因为许多人也没有任何罪行。这时只能蛮不讲理了。湖南干校新闻司所在连队的专案负责人要吕霞承认是“五一六”，竟然说：即使你在组织上不是“五一六”，在思想上也是。
随着运动的迅速升级，外交部第一亚洲司等不少单位，已有一半以上的人员被打成“五一六”。外交部有多人向周恩来反映运动已产生扩大化问题。提出问题的既有深受其害的前联络站成员，还有并未被抓成“五一六”的“无革派”。前者如世界知识出版社的朱根华和西亚北非司的黄祖辕。黄前后曾给周恩来写过七封信。后者如联络站的第一个对立面——外交部革命造反总部的负责人张燕龄。就是在外交部和干校的领导中，也不止一个人有类似意见。
对这些反映，周恩来完全听不进去。被他点名调到外交部担任副部长和党组书记的军代表李耀文，到任后不久就到外交部干校视察，“五七战士”们对他的印象普遍良好。他发现了一些问题并且提出意见，却引起姬鹏飞、乔冠华和王海容的严重不满，乔还当场拍了桌子。李因此在外交部处境困难，很快就不能继续留任部领导，而是被派往非洲，当了五年驻坦桑尼亚大使。
在湖南干校参与领导抓“五一六”的原美澳司长郑为之也有意见。他回京向姬鹏飞汇报他的想法，姬要他去和总理谈。周恩来听后只对他说了一句话：你不要回干校了。结果，郑为之不再回干校领导运动，也被外放，当了驻阿根廷大使。
其实周恩来就是要在外交部搞扩大化。在1970年11月份同外交部领导的那四次谈话中，周恩来还为3月27日中央文件提到反对抓“五一六”扩大化做了个解释。他说，扩大化主要是指学部和文艺部门。意思是外交部、外事口不在其内。
上海作家沙叶新写过一篇“检讨文化”，里面提到周恩来总理的不断检讨。周恩来以勤于作自我批评著称，这也是我在多年跟周总理工作中亲耳所闻。但是在改行学习党史，特别是清理我对文化大革命的想法后，我才发现，以前听到的周恩来的检讨，都是涉及毛泽东的，如三次路线错误、反冒进等。这些显然都是在应付毛泽东，做给他看的。与毛泽东无关、确属个人所犯错误，我就没有听过一次周恩来的检讨。
以抓“五一六”而论，我就不信长期做地下工作的周总理会认为外交部有那么多的“五一六”，竟会轻信和他长期共过事的一批老干部如刘晓、潘自力、陈家康等，会成为“五一六”后台。而且在他去世前，就已查明并不存在“五一六”这个组织和成员，也开始做摘帽子等善后工作。但作为抓“五一六”的总指挥，他始终没有表过态， 讲过一句实事求是的话，更不用说检讨了。原因大概就在于毛泽东没有表过态。
拒不认错，就不免令人怀疑到周恩来是进行打击报复，而且也影响到后来对这个问题的顺利清理。例如长期在他身边工作、时任国务院秘书长的吴庆彤，直到在文革后1978年11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还要就“五一六”问题作专题发言。他肯定有这么个反革命阴谋集团，只是把上面的指挥者和操纵者由原来的林彪、陈伯达等9人换成了林彪、康生、陈伯达、“四人帮”和王、关、戚10人（去掉9人中的杨、余、傅、萧华四人，新加上康生和“四人帮”5人）。他还举出抓到“五一六”分子姚登山作为例证。

四、外交部抓“五一六”不了了之

经周恩来亲自批准，外交部1972年10月最后定案，给20人正式戴上了“‘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其中司局级干部4人，专员2人，处级干部2人，原联络站负责人和骨干10人，学生2人。这是周恩来亲自定的案，在全国是独此一家。头一名就是在大范围和长时间被讹传当了“四天外交部长”的姚登山。他不仅是由周恩来早就亲自宣布的外交部头号“五一六”分子，在工人体育场近万人大会上遭批斗，还被糊里糊涂地关进秦城监狱。只是外交部始终落实不了他的“五一六”罪行，他的党籍也从未被取消过，文革后从监狱放出，仍是党员。
在外交部，运动中一共抓过1700名左右“五一六”，和联络站高峰时期成员人数相等。除了戴上帽子的，这些人分别受到各种处置：80余名被定为犯有极为严重的错误并受到处分，170余名被定为犯有严重错误，1408名被定为犯有一般错误。
犯错误的标准，早已不是具体参加过什么组织。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同“三砸一烧”等罪行也沾不上边。标准其实基本上只有一条：同意过“打倒陈姬乔”特别是“打倒陈毅”的口号，支持过联络站，即所谓“站错了队”。但这一条又难以成为公开定罪的标准。1979年我在接受复查时同找我谈话的三位女同志辩论过。我说，我承认同意喊“打倒陈毅”的口号是犯了错误，但是，包括三位在内喊过“打倒刘邓陶”，就不算犯错误吗？党员在党章面前人人平等，那么，部党委三次错误地给我严重处分，也不算犯错误吗？于是，给犯错误者广泛使用的罪名就是“反总理”了：总理要保陈毅，你要打倒，这不就是反总理吗？在外交部，后来被抓的“五一六”，就几乎全都背上了个“反总理”的罪名。
外交部抓“五一六”纯属冤假错案，世界知识出版社美术编辑朱根华的例子最能说明问题。他参加过联络站，但属于联络站里的温和派。他坚决反对喊“打倒陈毅”的口号，对总理更是爱戴，一直被人们称为“老保”。他和后来给外交部“五一六”定下的哪一条罪行都挨不上。他被戴上“五一六”帽子的唯一根据就是，无论怎样逼他交代，他就是不承认他是“五一六”。但他却在湖南干校1970年5月5日抓“五一六”宽严大会上被当作“拒不承认、从严处理”的典型，当场戴上了“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帽子，最后也成为周恩来亲定的20名戴帽“五一六”分子之一。1980年平反时，连外交部专案组也承认他和另外19名戴帽“五一六”分子不同。朱根华说，他的问题是周恩来亲自定案、毛泽东画圈同意的。尽管专案组已经承认朱根华是冤枉的，却无一丝道歉之意。他还是被迫离开外交部管辖下的《世界知识》，最后自己设法调到《人民日报》画漫画去了。
抓“五一六”是一风吹了，但是外交部大多数被抓者的命运却终身受影响。他们一直被打入另册，成批地被调出外交部。对于调不出去、不得不自行消化的人员，安排也自然会受到歧视。他们的命运和同样在文革中不同阶段也受到过批判的“乔派”和“小姐派”有天壤之别。后两派多未受到任何影响，几乎都保留了原来的职务和级别。一时受到影响的少数几个人也在被冷落了一个短时期后，就官复原职以至得到提升，全都受到重用。
外交部干部部门处理“五一六”和其他不要的干部，实在是煞费苦心。它必须给这些干部罗织罪名，才有理由把他们踢出外交部。但是给这些干部写结论，又列不出具体罪名，只能空空洞洞地说他们犯了路线错误，给他们戴上各种帽子。1974年部专案组到江西干校给前段受到各种处分的干部落实政策，这些干部原来的结论上差不多都有“反总理”这一条，只是此时周恩来已在挨毛泽东的批，专案组就悄悄地把“反总理”这一条一律改成了“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这些干部当然更不干了。因为连“反总理”都是强加给他们的。
宋以敏被借调到联合国文件翻译小组（后来的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工作期间，1976年曾被派往湖南省委组织部商调被外交部甩到湖南的一些英文水平较高的干部。省委组织部干部对她说，外交部给调到湖南的干部所写的结论，差不多都有犯了路线错误这一条；犯路线错误是个严重的结论，必须附有具体说明，但这些干部却都是只有帽子，没有材料，这是违反组织人事工作规则的。
外交部把他们不要的干部（多在运动前期得罪了上级当权派）踢出去后，还不想让这些干部今后的日子好过一些。湖南省委组织部干部告诉宋以敏，在他们同意接收外交部的干部前，干部司强调的是他们的长处：遵守纪律，工作经验丰富，外文好，等等；等他们来省报到后，干部司司长杨克明又专程跑到省委组织部，交代他们：这些干部都是“反总理”的，不能把他们分到要害部门特别是外事部门工作，还具体交代某些人不宜分配到哪类部门工作，某人不得留大中城市，某人应去边远地区，等。去世前当过大使和外交学院院长的刘山是个老党员，本人并没有什么历史旧案，在文革中也没有被抓成“五一六”，1971年底也被调往长沙铁道学院。他到湖南省委组织部报到时发现，干部司并没有把他的党的关系转过去。刘山立即从长沙赶回北京，质问干部司究竟是怎么回事。干部司为了让他尽快回到湖南，才让他把党的关系带走。他的已故妻子是前文提到被打成“五一六”而被她的学部同事活活打死的冯宝岁。恐怕这才是干部司一定要把他调走，还想糊里糊涂地把他的党籍搞掉的原因。湖南省委对外交部的这些做法意见很大。
外交部想甩掉的干部远比成功甩掉的多很多。宋以敏在湖南省委组织部看到了准备调到湖南的干部原始名单，人数为两百有余，远超过后来调成的一百零几。外交部不想要并且想甩到地方上去的，还包括不少老知识分子和一些高级别老干部老知识分子。但最后成功甩掉的更少，最著名的大概就是没过多久就因缺医少药而死于山西省霍县的长征老干部潘自力了。而他只是支持过联络站，同意过当时普遍喊的“打倒陈毅”口号。
我在江西干校时，一位工人出身的校领导透露，外交部来了人，想把干校全体人员连人带工资和组织关系一股脑儿移交给江西省，省里想用谁就调出谁，用不上的就让他们一直呆在干校里养着就行。但是江西省不干，理由是中央机关在江西设五七干校的很多，外交部开了这个例，要是别的干校也这样要求，省里承受不起。这次交涉因此失败。
对我，外交部也是想甩而没有甩成。外交部部党委文革中对我的处理是，虽然无法把我划成敌我矛盾，但1971年还是给了开除党籍、行政降三级的严重处分。这比许多被划为敌我矛盾的还要重。听说外交部军代表李耀文当时就曾提出异议。1974年审改，多数人都减轻了原有处分，对我还是维持原议。听说这次是张海峰副部长提出，何方是个老干部，是否可以考虑留在党内。结果又被姬鹏飞挡回，说：此人我了解，不宜留在党内。外交部还生怕我回北京。1976年之前根本不让我离开干校，七年不能回北京看望两个无人照管的未成年儿子。1975年，干部司同意宋以敏暂时回京到借调单位工作，但提出条件：何方不能回北京探亲，以后更不能在京工作，宋今后须随他去外地。只是因为我的级别较高，对我处分又太重，地方单位很难安排。1979年得到平反，外交部又扣住我不放。在我坚决要求下，终于被调到社科院。外交部仍然不想轻易放过。宦乡（社科院副院长）告诉我，任命我为日本研究所所长费了点周折。外事办一原外交部领导同志向社科院领导表示，何方本来是副司级，何况文革中还犯有错误。我的正式任命因此被拖了一阵。两名挨过严厉打击的外交部干部，在工作安排上困难重重，我知道后，说可以把他们调到日本所来。他们报到后，干部司也向社科院打招呼：这两人在文革中犯有严重错误，社科院使用他们得注意点。我的答复是，一请组织上拿出书面意见，二可把他们立即退回外交部。这才再无下文。
文革结束后在复查中征求受害人意见，基本上是走个过场。此文的附件谈了一些有关情况。由于挨过整、意见大的干部在部的附属单位比较集中，部里派到那里做复查工作的有点如临大敌的样子。与其说是征求意见纠错，不如说是重在应付差事和防范。国际关系研究所、外交学院和世界知识出版社这些附属单位有不少老知识分子和留用人员，有些老家底的人不少。在这些单位，发生过多起当权“无革派”私拿被批斗者的文物和首饰等贵重财物和动手打人等野蛮行为。复查时，不少人被指名揭发，事后基本上没有什么下文。国际关系研究所1925年入党的老学者陈翰笙多次讲：“造反派”（他闹不清造反派早已垮台，具体整他的，第一阶段是原部党委派出的工作组，后来则是造反派的对立面“无革派”）斗争他，说他是叛徒特务，他没有意见，因为他们年轻，不了解情况；但是把他爱人的手表拿走的人，要是还留在党里，他就出党！宋以敏当时是陈所在支部的支部书记，向复查组反映，陈想要回这块表，但没有任何结果。有的被揭发者，还被干部部门赶紧悄悄地派到驻外使领馆工作躲风去了。受害人有的也得到了一点现款补偿，够不够，只有天晓得。至于追究责任人，过了好长时间，才有附属单位极个别在文革中起家的人物受到一定的处理。应对外交部文革错误整人伤人担负主要责任的，特别是部、司两级中没有一个被问责，更不用说受到查处了。
从1967年秋起，外交部在台上管事的一直是部党委。从那时起到1975年这七八年里，部党委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主要活动就是抓“五一六”和实行干部的大出大进，两者配套进行。在抓“五一六”问题上，部党委从未认过错。主要责任者之一的姬鹏飞部长一开始连扩大化都不承认，后来也只用“事出有因，查无实据”这一句话承担了责任。对于清理外交部文革中的问题，外交部实际上并不承认有什么拨乱反正的必要。正是由于各级各部门抓“五一六”的领导人和积极分子们的百般阻挠，才使这场唐·吉诃德大战风车的外交部清查“五一六”运动的复查结案，直到文革后还拖了好几年。
部党委拒不认错，除了有周恩来这面厚大挡箭牌在前面遮着，还有主管外事口的李先念对姬鹏飞的照顾。他们同属新四军系统。因此，在平反冤假错案的大潮下，外交部采取的是应付乃至顶住的做法。

五、唯独胡耀邦认真处理抓“五一六”问题

邓小平在文革时期复出后，曾因徐州铁路交通混乱谈到过抓“五一六”的不良影响。徐州铁路问题是抓“五一六”派性活动造成的严重后果。1975年初，邓小平派万里去徐州解决问题，3月主持发了《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中央9号文件。万里3月10日在徐州召开万人群众大会，平反“五一六”冤案。邓本人1975年5月29日说：“清查‘五一六’，徐州搞了六千多人，这是个很吓人的数字，搞了那么多人，不给他们落实政策，能把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吗？”“徐州市搞了六千多人，如果按五口之家来算，再加上他们的亲戚朋友等社会关系，波及的面就有好几万人。必须使他们很快把包袱放下来。”这是高层领导第一次直言抓“五一六”的负面影响。邓的讲话曾使外交部待处理的“五一六”们受到很大鼓舞。但是，邓小平谈“五一六”也就是涉及徐州铁路问题那一次，何况当时周恩来还健在。
迄今为止，只有一身正气的胡耀邦真正重视“五一六”这一冤假错大案。胡耀邦以极大的政治魄力平反文革中乃至党的历史上制造的各种冤假错案。他很关注“五一六”这个大案的平反 ，几次提出应该查清，实事求是地处理。
胡耀邦坚持，不管案子是谁批的，有错必纠。1978年2月，为了解决文革中的疑难案件，胡耀邦召开由各省市委书记和组织部长参加的系列座谈会。他在第一次会议上就谈到“五一六”问题。在举出涉及三十几万干部的“新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大案和大多数副省部级以上干部被错批错斗之后，他说，“还有成千累万的‘五一六’分子。什么‘五一六’？不就是那三个阿拉伯字吗？有什么大不了的？”胡耀邦当然知道 ，毛泽东对这两个大案都有指示，因此脱不了干系。他也知道周恩来在抓“五一六”中起到的重大作用。但他并不认为“五一六”因此就成了个不能碰的疑难案件。
1978年3月22日，胡耀邦出席中央、国家机关十四个单位研究疑难案件座谈会时，再次提出要实事求是地分清把别人瞎整成“五一六”和被整者真正犯下的具体错误。
胡耀邦还把乱抓“五一六”提到事关干部、党员的良心和党性的高度。1977年6月18日，他在出席中央党校整风会议时插话说：“搞‘五一六’，急如星火，上面某某人有指示。指示可给大家看看嘛。因为上面某某人有指示，我就可以违背良心，违背党性。这还能当共产党员啊？某某人有指示，我可以调查。调查没有，去汇报。还要搞，我再调查。如果这个中央首长催，我就担保，没有。这就是党性。你搞了一大片，多少年人家还不会忘。你说，没有办法，上面催我的。自己要承担起来，触灵魂，自己错在哪里，群众的气就消了。”胡耀邦的批评，其实不仅特指积极跟着上级指示乱抓“五一六”的干部。对于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参与制造冤假错案而事后总是受到党组织保护的各级领导和积极分子，不也同样适用吗？
胡耀邦是一位伟大的人道主义者，总是同情和帮助所有被错误地整肃的同志。他本人几次挨整：“打AB团”，1965年在陕西，1966年开始的文革。头两次都使他的健康受到严重损害。胡耀邦说过，“打AB团”那次伤害太大，之前大家叫他小胖子，之后再也胖不起来了。陕西那次，又得重病，是叶剑英硬把他带回北京治病的。胡耀邦从不愿整人，完全不同于许多在各种运动中自己挨过整但整起别人来却毫不手软的领导。团中央反右派时他正在国外访问，回国时团中央书记处已划了大批右派，其中就是按当时标准也是不应该划的。但胡耀邦还是为这个并不能由他负责的错误赔礼道歉。对于在陕西时曾狠狠地整过他但本人在文革中又蒙受了冤屈的某负责人，胡耀邦则不仅不念旧恶，还主动去帮他解决问题。
当然，胡耀邦深知在“五一六”问题上拨乱反正的阻力巨大，但他仍然尽力推进。文革结束后，外交部曾因在拨乱反正中表现差而受到胡耀邦的干预。在胡耀邦担任中组部长时，国家广播事业管理局的一位负责干部原志清和外交部专案组的一位主要负责人赵杰一起在中组部开会，分别汇报这两个单位的情况。原志清现场听到赵杰在汇报对外交部已摘帽“五一六”分子的处理问题时，依然坚持文革中对他们所谓的“反总理”等各种“罪行”的原有说法。胡耀邦后来有针对性地表示，不能完全由原来搞专案的人来做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在抓“五一六”问题上犯有严重错误的，也要处理几个。他还点了外交部的名。
对于胡耀邦的这一重要意见，外交部敷衍了事。对“五一六”专案和历史专案都是如此，做“复查”工作的，清一色都是原来的“无革派”，包括不少一直搞专案的人员乃至负责人。在复查我的1959年历史旧案时，对我一开始还是新账老账一块儿算。既谈到所谓1959年“犯严重错误”和1962年“乘机翻案”，又谈到因文革中又犯错误，因此1971年给予开除党籍处分，说我“所犯错误属实，情节严重”。经过我再三据理力争，最后的审改决定才不再提文革中的问题（主要是这时中央已有如何处理文革各项问题的原则），还承认1959年给我“党纪和行政处分是不对的，应予纠正平反”，1962年8月“仍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和行政上降职的处分，也是不当的”。外交部在我的问题上承认错误，大概是由于我坚持中央的精神进行了长时间的说理斗争，但可能属于个别特例，因为我还没听说过另外的例子。其他被审改的一般都在结论中留有尾巴。对于自己整人的错误，外交部各级领导也都借口“宜粗不宜细”，一笔带过了。

六、中国特色党国体制下的政治运动

文革造反是一时脱离常规的政治运动，抓“五一六”则是传统政治运动的回归。
我们党在历史上多次发动矛头对内、无中生有、随意胡来、伤人无数的肃反运动。一个典型例子是1930年“打AB团”。李锐在主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时查明，这个案件加上之后的“社会民主党”等肃反案，在十年时间内被自己的组织杀了约十万人。另一个是1940年代初的抢救运动，在延安三万干部中抓出一万五千“特务”。共和国成立后，凡是运动，不论冠名肃反与否，其实都是抢救运动在不同规模和程度上的再现。大小运动采用的逼供信手段，也相差无几。例如经毛泽东定性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本身已纯属子虚乌有，却进一步在全国引发肃反运动。1957年反右，大批被打成右派的知识分子，是中了“引蛇出洞”的阳谋之计。历时十年的文革，从批判《海瑞罢官》和“三家村”开始，中间穿插着大小十几起性质、规模和影响不尽相同的运动，直到批邓反右倾翻案，同样没有一件不是冤假错案。
在对内肃反中遭到打击的，多是党内和社会上有文化有知识的，不少还是有一定社会地位的精英人士。在苏区“打AB团”，连胡耀邦都差一点被杀。在抢救运动中被抓的“特务”，基本队伍是当时要求抗日、追求民主自由的革命知识青年，后来在各条战线上做出诸多贡献的“三八式”一代。所谓胡风分子和右派分子，大都是有独立见解、才华出众的知识分子，包括顶尖的大学问家或大科学家。文革中遭殃的各级干部和知识分子，数量就更多，面也更广了。在外交部被打成“五一六”分子或同“五一六”沾上边的，也有各级老干部如陈家康、罗贵波、徐以新、董越千、姚登山、邵宗汉、吴亮朴、倪立羽。近读徐方著《干校札记》，里面谈到当时学部的“五一六”骨干，大都是现在的知名学者：如经济所的张曙光、张守一、吴敬琏、周叔莲、方留碧、黄范章、乌家培；历史所的丁守和、陆学艺、孟祥才。在广大干部和学生群中的“五一六”，多数人的本质也都是好的。被赶出外交部门的“五一六”们，后来多数人在其他部门也做出了大小不一的贡献。
政治运动是中国特色党国体制的产物。
党国体制出自列宁。列宁有一套群众、阶级、政党、领袖的地位一层高于一层的理论。对领袖，他用的是复数。我们当时学苏联，各级领导名义上都是集体，而不是个人。延安整风前，大家把书记处书记和其他中央领导都称作领袖，领袖也是复数。那时抗大副校长罗瑞卿请他们来校做报告，对他们的介绍就是“我们党的领袖之一”。苏联党从斯大林开始，中国党从延安整风开始，领袖就变为单个一人了。苏联除了斯大林，中国除了毛泽东，谁也不能再叫领袖。共和国成立后，曾一度把各级政府第一把手定名为主席。这是套用苏联的各级苏维埃。只因“主席”已成毛泽东的专用称呼，不久之后省领导等就都不用主席，正式改称省长等等了。继续称省主席的，还曾受到批评以至处分。记得山东有两届领导倒霉，就与此有关。
党国体制就是领袖独裁下的一党专制体制。维系这一体制靠领袖对全党、全党对全社会实行全权控制。对待所有被领袖视为党内的异己者和社会上的敌对势力，斯大林的办法是由克格勃负责“大清洗”，把他们杀掉或者关进古拉格劳改营。毛泽东的办法是发动政治运动并且让干部和群众大规模卷入，既把他们当作工具使用，又通过运动改造和控制他们。运动有固定的程式：设立名目不一的专案组；在干部和群众中作阶级队伍排队摸底，划出左中右；对斗争对象，先是大轰大嗡打态度，继之以逼供信取证，最后定案处理。在处理上，除了土改、镇反、一打三反等少数运动，一般不公开杀人，关起来的也不多。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公开定为政策的就有一条：“一个不杀，大部不抓。”被整肃的对象主要是放在原单位和社会上，作为政治上的另类或贱民，从此受到经常的防范或管控。党员和参加运动的党外群众，个人荣辱和地位升降取决于在政治运动中的表现。要在政治运动中经受得住考验，必须增强党性，克服“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其实就是人性）。运动的文化内涵包括煽动“阶级”仇恨、六亲不认、鼓励诬陷告密、迫使斗争对象违心认罪检讨，等。这种文化对于人性和人们心智的戕害至深至重。中国党的这种做法对中国社会文明的危害，恐怕要比苏联党更严重也更深远。
毛泽东有家天下思想，这是党国体制的另一中国特色。
毛泽东很在乎他本人的一生，包括身后的声誉，认为只有他的亲人和亲信才是最可信赖和最可靠的，因此总想尽力把他们扶植成党国未来的主要领导人。他的大儿子毛岸英从苏联回国后，毛泽东立即开始重点培养，密集安排他的学习和工作，好让他快速成长。我和曾彦修讨论过这个问题。实际上这反倒害了毛岸英，使他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早逝。二儿子精神有病，无法出来工作。因此毛泽东只得改变做法，扶持并不理想的妻子江青担起重任。
毛泽东在文革中的做法，说明他有意把班子最后交到江青和毛远新等少数亲人和亲信手里。周恩来有言：主席、林副主席和江青的关系，是中央最大的政治。文革开始以来，除江青以外的中央领导人是上还是下，就看他们能否同江青共事并安于充当辅佐的角色。林彪出局，原因之一也是因为毛泽东看出他无此可能，何况林彪还在开始培养林立果。邓小平则公然召开政治局会议批评了江青。最后选上华国锋，恐怕就是考虑到只有华日后有可能甘居江青之下。
当一个能万古流芳的革命领袖，需要既有一套正确的理论，又在实践中创造出特别巨大的成绩。
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是共产党人的共同理想。共产主义也可说代表着人类的共同理想。因为按马克思的原意，人类的普世价值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应能得到高度体现。只不过毛泽东对共产主义有自己的独特理解，揉进了中国古代张鲁“五斗米教”那种政教合一、吃饭不要钱等社会理想。对于如何实现共产主义，毛泽东更有自己的创造。“大跃进”和文革就是他的两大发明。
因此，文革要解决的，不只是找到可靠接班人的问题，还得证明毛泽东作为革命领袖的一贯正确和伟大。文革有两条主线：批倒批臭刘少奇，清算刘的“十七年黑线”。第二条，就直接关系到如何评价毛泽东。
毛泽东是一位世界革命者。他的抱负是，作为领导中国共产党成功夺取政权的领袖和导师，要继斯大林成为世界革命领袖。因此，共和国成立后，他不顾国家的百废待兴和人民的穷困，长期大规模援外，包括为别国打仗和流血牺牲。斯大林去世后不久，他就在意识形态问题上开始同苏联党争论谁才能代表马克思主义正统。为此，在国际共运中发起全面的“反修”运动，不惜使中国党处于完全孤立的状态。
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一再说，由于已有苏联的经验教训，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可能也应该比苏联搞得更快更好。在意识形态问题上，毛泽东很自负，根本看不起赫鲁晓夫。只是他知道，中国的经济发展同苏联还差得远。搞“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就是在经济上也要超过苏联，争取比苏联更早进入共产主义，好名正言顺地当上世界革命的火车头。
这次共产主义实验，以饿死三四千万人告终。为实现革命理想，毛泽东向来不顾惜人命，但这次也不得不承认是犯了错误。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罕见地表示，他在生产力方面的知识很少，对经济建设中的许多工作还不懂，不如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特别是不如陈云懂得多。在此之前，他在1958年冬1959年初两次郑州会议上都批评过冒进主义。这似乎是对他1956年反“反冒进”的一点反思。只是这一点认识，一到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对“大跃进”提点意见，就完全不算数了。在七千人大会上作的这点表示，更是一时的不得已之论，只是为了应对下级干部的不满。
毛泽东把维护自己的至高无上地位放在对事物本身是非对错的尊重和国家兴衰的考虑之上，还要全党也无条件地跟着他这样做。1959年的庐山会议，就是因为彭德怀和张闻天出头对“大跃进”提意见冒犯了他的个人权威，他就硬把会议方向从正确的纠“左”扭向错误的反右。毛泽东明知对错，会后不久就向彭德怀表示：也许你是对的。为了让彭德怀同意去三线，1965年他再次对彭说了同样的话。但是恰恰因此，毛泽东决不能放过彭、张两人。拿张闻天来说，他和王稼祥在遵义会议上都为拥护毛泽东出来领导做过重大贡献。毛泽东在1969年“九大”期间曾专门谈到过这一点，表示对两人应有适当安排。最后，王稼祥因对他的态度一向很好而在“十大”当上了中央委员，张闻天却是患重病也不能得到有效治疗，过早地死于流放地无锡。毛泽东对于大规模饿死人，也显得不那么在乎。对刘少奇说出“人相食，是要上书的”这样厉害的话，不仅无动于衷，反而因此最后置刘于死地。
江青说，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是憋了一口气的。毛泽东绝不认输。应对这饿死人大灾难，他的办法，一是极力掩盖真相，对人民绝对保密；二是把问题推给并非事实的自然灾害和苏联逼债，以及地方干部“刮共产风”和阶级敌人破坏；三是讲到中央和他本人也有责任，但一笔带过，而把主要责任推到在一线工作的刘少奇等中央和地方领导人头上。
为了证明自己依然正确和伟大，毛泽东一方面坚持“三面红旗”没错，另一方面需要做出共产主义新业绩。发动文革，就是在反修和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旗帜下进行一场新的共产主义实验。这也许可以解释，毛泽东在总结自己的一生事业时，为什么竟然把文革的意义和成功夺取全国政权相提并论，而只字不提他在共和国成立后17年的作为。大概是因为，这17年里包含着“大跃进”这个大灾难，实在是难以言说。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发表打破社会分工、消灭三大差别的“五七指示”，是他心目中的共产主义社会蓝图。文革随着发扬巴黎公社精神登场。毛泽东在1966年6月宣布，聂元梓给陆平、彭珮云写的大字报是二十世纪北京公社宣言，比巴黎公社的意义更为重要。1966年8月8日的文革“十六条”规定，各级“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的产生，要像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这些代表还“可以由群众随时提出批评，如不称职，经过群众讨论，可以改选、撤换”。《红旗》杂志紧接着发表文章，说：要实行巴黎公社的全面选举制，公社委员同一切公务人员一样，只应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1967年2月5日张春桥和姚文元宣布成立上海人民公社，是体会毛泽东的意图而为。只不过，文革中除了各级官员的特权在短时间内得到了一定的限制和削减，全面选举制并没有推行，全国公社化也迅即被毛泽东本人叫停。
有“大跃进”的失败在前，这次共产主义实验必须另辟蹊径。
“大跃进”是追求粮食和钢铁两大“元帅”双双“升帐”，一齐“放卫星”；通过搞人民公社实现吃饭不要钱的“共富”。干部们1958年层层向下传达，说共产主义很快就要到来，那时每人每年能吃上三十多斤猪肉。有的地方群众听了发愁，说吃不了这么多怎么办？干部说，吃得下得吃，吃不下也得吃！
文革反其道而行。大谈特谈的是，过共产主义生活得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这时，既不谈经济也不讲生产，反而大批“唯生产力论”和物质刺激。化为实际行动，是取消等级制、缩小工资收入差别，打乱社会分工，让大批干部下乡走“五七道路”，把大批知识青年送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大破传统文化和传统的教育制度，等等。这一切，都被说成是反修防修的需要，是缩小城乡、脑力体力和工农三大差别之举。对外，则是高举世界革命大旗，大反帝修反，全国进入临战状态，“不是战争引起革命，就是革命制止战争”。这搞的是使全民生活和文化水平双双下降的军事共产主义，实现“均贫”加“均愚”。那时的口号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发扬共产主义革命精神的号召，群众早就对领导干部享有的各种特权不满，加上几年来通过和苏共公开论战在全党全民进行的反修防修教育，文革开始后立刻掀起了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狂热。“毛主席指到哪里打到哪里”，当即成为全党全民的行动指南。何况还有纵容暴力，根据新颁布的《公安六条》采取各种恐怖手段作为后盾。
毛主席要打倒刘少奇和清扫所有被认为有走资本主义道路之嫌的革命元老和各级干部，很快就不存在任何阻力。
毛泽东早在共和国成立之初就有意拿下刘少奇和周恩来。这是邓小平在研究起草第二个历史决议期间向邓力群谈到过的。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实际上否定了“三面红旗”，既自责也流露出对毛泽东同样有问责之意。于是，拿下刘少奇就从防范变成了必须。
邓力群在七千人大会后帮助刘少奇整理他的大会口头发言时，当面听到刘激动地说：人吃人，历史上发生这样的事是要在史书上记载的。没有想到我当国家主席的时候，竟也发生这样的事，也要在史书上记下！我们犯了那么大的错误，给人民带来那么大的损失，我们这是第一次总结。总结一次还不够，以后每年都要回过头来总结，总结第二次、第三次，第四、五、六、七次，一直总结他十年，搞清楚究竟我们的错误在哪里，教训在哪里，做到这个总结符合实际，真正接受教训，不再犯大跃进错误为止。 刘少奇之子刘源也回忆说，1962年7月上旬，毛泽东当面质问刘少奇：“你急什么？为什么不顶住？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刘少奇回答，“饿死这么多人，历史上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 这下子，刘少奇可是犯了大忌。
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后就决定打倒刘少奇和清除刘在党内的势力。经过近四年的多方准备，1965年正式启动。事情从批《海瑞罢官》开始，批判的焦点是不准彭德怀翻案。这充分说明，发动文革同“大跃进”灾难和1962年七千人大会之间有着直接的联系。
到文革前夕，彭真等刘少奇的势力已被扫除干净。文革后不久，刘本人也被打倒。但是，毛泽东深知，刘在“大跃进”等问题上的看法，在中央和各级干部中有不小市场。联系到七千人大会之前和之后的情况，事情远不能到此为止。搞社会主义是求快求急，还是应该缓一点和稳一点，从共和国建立之初起一直到1959年反右倾为止，党内高层的主要倾向都是后者。刘少奇要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周恩来、陈云、李富春等提出要“反冒进”，刘少奇支持。邓子恢主张放慢农业合作化步伐。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和张闻天对“大跃进”提出意见，在他们遭受批判前也得到多数附和。1962年春夏，刘少奇等几乎所有高层领导都主张“包产到户”。邓小平这时还提出著名的“猫论”:“不论黑猫黄猫（毛泽东1976年4月在毛远新给他的报告上把黄字改为白字），逮住耗子就是好猫。”这就使毛泽东非要给刘少奇等党内当权派戴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帽子，非要说问题已经存在17年，刘少奇这条17年“黑线”非得全盘否定不可。这就不是只处理掉高层少数人就能解决问题的了。从共和国成立以来的旧账算起，实现各级领导层的大换班，由此而来。
文革是一场中间套着多个小运动的特大规模运动。其中只有从1966年底1967年初到1968年夏的造反夺权这一段，运动短暂地脱离了由党严密领导的传统。毛泽东认为原有的党组织系统为刘少奇及刘的势力所把持，不仅不能依靠，还必须撇开。他亲自上阵，八次在天安门接见从全国各地蜂拥而来的红卫兵、“革命师生”，依靠中央文革，直接发动群众起来造原有党政体系的反。在伟大领袖的号召和授权下，无知无畏的“革命小将”们无法无天、为所欲为，使一大批教育界文化界精英，在职和已去职的各级党政干部普遍遭到残酷斗争和人身凌辱。那时的毛泽东精神大振，深感“时来天地皆同力”。结果没过多久，局势就严重失控。毛泽东觉得“运去英雄不自由”了。他不得不转过身来，重新依靠他在不同程度上得罪过的革命元老和各级党政干部，来帮他收拾乱局。
“革革过命的那些人的命”（林彪语），是文革的一大主题。造反夺权的失败就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失败。最后的胜利者是由革命元老和各级党政领导组成的党国体制。尝受文革失败苦果的唯有造反派——“五一六”。
至于文革这场共产主义新实验，则和“大跃进”一样，是又一次在全世界面前严重玷污和败坏共产主义声誉之举。
抓“五一六”是延安“抢救运动”的翻版。我曾在《党史笔记》一书里写过，延安整风对我国的影响当以百年计。文革已经过去50年，对我国的影响，恐怕也将在百年甚至百年以上。

（2016年9月，在《从延安一路走来的反思——何方自述》有关章节的基础上改写。）

附录：
我给黄华部长的外交部文革报告提意见

说明：1979年，根据中组部的统一安排，各单位都要对文革中的冤假错案进行拨乱反正（外交部用的是“复查”两字）。部里的复查领导小组不得不广泛征求大家的意见，但基本上是走个形式。1979年，黄华已取代被撤职的乔冠华当上外交部长。我对他做的外交部文革报告郑重提出过书面意见，提上去后，从未得到过任何回音。宋以敏作为外交部直属国际问题研究所综合组的党支部书记，对外交部文革报告草案正式提出意见，建议报告一开头就应说明：“在十年外交部‘文革’的全过程中，部领导错误地或过分地批判和处理了大批干部和知识分子”。这个意见同样是白提。
下面是我当年给黄华提意见信的原稿。首先需要对信里提到的外交部内派别做一说明。以姬鹏飞为首的姬派一直是部党委内的主流派。后来又先后形成以王海容和唐闻生为首的“小姐派”，和以乔冠华和他的妻子章含之为首的乔派或“老爷派”（陈毅对乔的戏称，因有一出戏名《乔老爷上轿》）。三派之间相互争权，矛盾很大。但是对外交部矛头向下的各种清查运动，特别是对早已出局的造反派或被视为支持过造反派的干部，态度完全一致。文革结束后主持平反冤假错案的一直是姬派。黄华无法改变部内人事大权仍由姬派掌控的局面，反因提拔或准备提拔不属于姬派的浦寿昌、李则望和李汇川等干部而于1982年11月被姬派排挤出外交部。姬派以驻莫桑比克使馆发生9人被同事枪杀的事件为由头，批判黄华只重视外文干部，轻政治上强的干部。

世界知识出版社领导转报
黄华同志并党组：
政治部通知，征求对黄华同志在使节会议所作报告中有关运动部分的意见。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理应积极响应组织号召，本“知无不言”精神，提出个人一些看法，供领导上参考。但因十四年没能工作，有九年在干校，对部里情况了解很少，所以难免管窥蠡测，失之片面。这是应首先申明的。
报告的运动部分（以下简称“报告”），批判王、唐、乔、章等人反对周总理，推行“四人帮”的一套，也批判了其他来自极左方面的干扰破坏，这都是完全正确和极其必要的。我自己曾在1967年5、6月间犯过错误，更应从“报告”中受到深刻教育，以加深认识，彻底改正，引为终身教训，取得一定免疫力。既不可因犯过错误，继续心有余悸，有意见不敢提，更不能以提意见来减轻或掩盖自己的错误。这也是需要首先申明的。
现将我对“报告”的意见略述如后。
我认为“报告”极不全面。“报告”涉及范围，不单指“四人帮”垮台后的揭批查运动，而是要对外交部“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做出总结。在长达十多年的“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康生、“四人帮”对外交部的干扰破坏迄未停止，但“报告”只提到三次极左（这三次为害极大，自应彻底批判），对于除此以外的大部分时间，特别是1968年到1974年的情况和贯穿各时期的重大问题，竟避而不谈，这是令人难以理解的。而正是在那段时间，搞了那么多运动，如清队、整党、清查“五一六”等；发生了那么大的变化，如制造了一两千起冤假错案，把两千多干部下放干校，勒令大批老干部退休，实行干部的大进大出、大上大下等等。所有这些，固然多有全国的背景，但外交部在执行中有无问题？算不算“四人帮”极左的干扰破坏？是否一贯正确？有无必要拨乱反正、总结出经验教训？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已过了这么多年，只要根据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实事求是，从党性出发，这些问题是能够而且应该搞清楚的了。这些是涉及数以千计的人的问题，真正带有群众性，影响既广泛又深远。在这些问题上分清是非，做出结论，对于提高认识、消除派性、加强团结、搞好工作，都是极为重要的。然而却至今是非不清、看法各异，疙瘩未解，隔阂犹存，有碍安定团结，影响致力四化。“报告”未能实事求是、全面、公正地回答这些问题，其对今后的影响就可想而知了。
试以清查运动（包括清理阶级队伍和清查“五一六”）来说，当时在以姬鹏飞同志为首的核心小组直接领导下，政治部和各干校全力以赴搞出了大批所谓的叛徒、特务、反革命和有其他问题的人，其中单“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就有一千多，共合占全部干部三分之一上下，人数不可谓少，打击面不能说小。在运动中大搞逼供信，采取了许多违反政策的做法，使不少人身心受到摧残，一些人被逼死（已举行几次追悼会，似还未完。政治部拟定的悼词中也说是受迫害含冤死去），一些人被逼疯，上千名挨批斗和受审查的人长期蒙冤受害，少则一两年，多则十余年。很多人得到解脱后仍继续受到歧视和压抑。对这种罕见的大事件，“报告”中竟未置一词，面对那么多受害者不予平反昭雪，对负有严重责任的人不稍加批评，这合理吗？有一种推卸责任的说法，说那些人多是“事出有因”或者总是犯了一定错误，所以不应平反。但无论怎么辩解，把人民内部矛盾当成敌我矛盾并采取对敌斗争的方法，都是原则性错误。这同“四人帮”搞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把专政矛头针对党内，有何区别？也有人说，虽然被当作敌人斗了，但最后并未定为敌我矛盾，所以不算错。这正和姬鹏飞同志1972年所做报告中否认清查“五一六”运动中有扩大化和逼供信的说法如出一辙。如果这一理由能够成立，那么全国为许多人平反都成了多余。而这次“报告”中公开为之平反和恢复名誉的，有哪些是做了结论、定了性的？只是在“批林批孔”期间受到王唐等的错误批判，调了工作，并未受到特别迫害的人，应当平反，长期受害的上千人反而不应平反，这样做公正吗？根据什么标准？党内生活准则明确规定，党员在政治上一律平等。外交部做法何以如此悬殊？ 是否由于对制造了那么多冤假错案负有一定责任的同志不愿提也不敢提，怕影响他们的“一贯正确”？但这符合党性吗？
再看这些年的干部政策。经过清查运动，周总理和陈毅同志多年培养的外交干部队伍受到严重摧残，损失极大。难道这不是事实？被批斗审查的一两千人，长期不得工作，或者干脆被调离外交部。部里很多单位实行了大换班，原来熟悉业务的人不准回原单位，顶替的是经各种途径调来的新手。一些在运动中搞逼供信的积极分子得到重用和提拔，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未按小平同志说的“台阶”走，出现了大量的“双突”和“单突”现象（顺便说一句，现在提到“双突”和“单突”似乎只指1974年前后，上述更大量的“双突”和“单突”可以不算，不知根据什么标准、里面有什么文章）。部领导、政治部、干部司划了许多杠杠，如哪些人不能回原单位或不能任原职，哪些人不能回外交部，哪些人不准进北京，等等。这里既有犯有一定错误的，也有并未犯错误和纯属运动中搞错了的，还有原来是积极分子或专案人员但后来正确地提出运动中有扩大化、逼供信偏向因而有所冒犯的。这种做法有无错误，有无派性，经过长期实践检验还不能做出说明吗？例如，从1971年起，先后被调离外交部的人当在一千名左右，其中很多是经过长期培养、业务较熟而被安插到了学非所用的地方，还有不少熟练的司机和炊事员。最近在会议简报上看到竟有为当时的干部司长杨克明同志处理湖南干校辩护的发言，实在令人惊诧莫名。1972年杨克明同志亲临干校，坐镇指挥，强行送走近二百名干部，采用了许多不正当的做法，影响极坏。不但被送走和仍留干校的同志感到愤慨，而且地方组织部门也意见很大，曾一再向前中组部反映过。这件事不难弄清，真正有发言权的首先应当是留湖南的干部和在干校的同志以及地方组织，而不是有幸未留湖南、也不在干校、又不了解情况的人。说北京一些单位从湖南“挖”走了不少外交部不要的干部，更属用词不当。现在主管干部工作的领导同志竟发表这种带派性的意见，不能不令人对今后的干部工作产生某些担心。还应一提的是，1971年前后曾一度强迫大批老干部退休并往外地安插，包括副部长、大使、司局级干部好几十名，潘自力、董希白同志即因此含冤死去。在干部问题上搞这种大进大出大上大下，使周总理培养的干部队伍受到严重摧残，这个问题难道还小？还不算极左的干扰破坏？还不应当拨乱反正？对王唐乔章所起的恶劣作用难道还不应当加以澄清？当时同王唐乔章站在一起对这个问题负有重大责任的领导同志，特别是主管政治部和当时干部司的几位负责同志，难道不应当做点总结、吸取点经验教训？为什么连提都不能提呢？这是党性还是别的什么性呢？
再谈点干校。外交部的干校是比较出名的。据1974年传达全国干校会议，说除中办干校外，我部干校是办得较好的一个，杨克明同志在干校会议上的汇报受到赞扬，有关方面要求登《人民日报》，部里没同意。当时干校同志普遍认为这个汇报不会真实，曾一再要求发给大家学习讨论，但连提两年，迄无下文。
干校问题也不是个小问题。外交部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先后办了六所干校，国家投资固然不少，更重要的是涉及的人多。1969年部里实行精简，将两千多人（违反政策地包括了一些老弱病残和工人）下放干校。牵涉到这么多人，办了那样长时间，又曾是外交部几次运动的主要战场，究竟有何得失，也是应当总结一下的。甚至在“四人帮”垮台后的一年多，部领导还坚持要把江西干校长期办下去，并大批所谓“散伙”风。所有这些问题，这次“报告”都只字不提，似乎牵涉到几千人的大问题都与运动无关，真令人百思莫解。
“报告”中大批了派性，这是完全必要的。外交部派性确实严重。但究竟什么是派性，“报告”并没有根据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性原则，给予明确解释。王唐的帮派体系为害极大，必须坚决揭批，彻底清除。但她们的派性只是1974年后才有的吗？在上述清查、干部等问题上有无派性呢？是不是因为有些同志以前和她们完全一致，或者在这些问题上是一起做的，所以就不敢触及了？现在确实有些人在上述问题上还自命一贯正确，对提不同意见的则一律斥之为闹派性。如果真是这样认识而不是有意掩盖，那就应当把问题摆出来，让群众展开讨论，以便弄清是非、统一认识、加强团结、消除派性。真理是不怕辩论的。也应当相信群众。认为这样会挑起或加深派性是没有根据的。否则，以派性反派性，派性永远难消。如果不弄清什么是派性，不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分清是非，就会使一些同志自觉或不自觉地继续以我划线，把自己的派性合法化。事实上，现在有些做法就值得注意。这里随便举几个例子。例如乔、章的帮派体系似乎就在大化小、小化无。昔日紧跟投靠“四人帮”的乔、章，兴风作浪，大搞“批邓”，得到提拔和重用的一些人，现在没事了，有的还一变而为“正确”。又如这次复查工作，单是立案复查的即达一千四百余人，比例之高在中央机关恐怕也是少见的，但是否真正重视并按中央精神处理呢？
有关复查工作的意见准备以后另行提出，这里只指出一点：调做复查工作的人大多是清查运动中的积极分子，有些甚至是大搞逼供信，参与制造冤假错案的人。特别严重的是，公然违反中央精神，吸收不少原来搞专案的人员。让这些同志搞复查，能做到客观公正吗？而复查工作中的所谓群众路线也基本上限于批斗别人的人。虽然这些意见提过多次，但都被碰回。再如一个曾经隐瞒严重历史问题、在清查运动中大搞逼供信、亲自动手毒打过十来个人（包括女同志）、对于在一两个月内逼死四条人命（其中有著名的吴景淞同志）负有重大责任、表现恶劣民愤极大的人，曾被吸收参加部专案组，最近又被派出国。虽其原在单位和现在单位一些人一再向各级领导提出强烈意见，结果不但不听，反而加快派出。所去使馆又并非他的业务和语文专业，显然不属于工作需要。因此，除派性外，恐怕难于找出别的解释。这说明，至今在干部使用上还有派性，而这种派性已合法化，被视为党性，提意见的反被斥为闹派性。这种是非不分的情况继续下去，怎么能消除派性？
由于在以上这些问题上一直是非不清，所以很多同志特别是一些冤假错案的受害者，长期感到受压抑，至今心有余悸。有意见不敢提，甚至不敢跟人交谈，怕被说成是搞串连、闹派性，因而保持沉默。也有不少同志，觉得意见已提过多次，结果都是石沉大海，没人理睬，毫无用处，也就不愿再提了。还有一些人，由于上述原因，感到心情不舒畅，无法安心工作，因而希望离开外交部，一走了之。这次“报告”既然对上述问题避而不谈，可以预料，这许多同志的思想问题仍然得不到解决。只要看一下前面提到的数字就会了解，这绝不是一个小问题，而是涉及许多人的群众性问题。这并非故意危言耸听，领导上尽可以深入群众了解个究竟。
为了对党负责，对革命事业负责，我愿意尽量克服一切个人顾虑，本着三中全会的精神，提出上述意见，请领导上审查。如有错误，我也愿意参加讨论，听取批评。

世界知识出版社
何 方
一九七九年七月十七日

【书海泛舟】

“样板团”里抓“五一六”（《中央乐团史》选读）

周光蓁

《昨天》编者按：本篇节选自周光蓁著《中央乐团史（1956～1996）》第六章“军宣队进驻前后（1968～1970）”中有关中央乐团这个当时由江青“亲自抓的样板团”清理队伍和抓“五一六”的有关内容。该书由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09年12月初版。全书共四部十五章。
此书排印时不知按什么权威的要求将所有的“文化大革命”、“文革”等历史名词全部加上了引号，因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变成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央文革小组”变成了“中央‘文革’小组”。本刊转录时凡发现此类问题均一律作了改正，不再一一注明。

本章所记述的，是中央乐团四十年历史中最黑暗、悲情的时期，其中涉及四名成员（包括乐队队长）相继自杀身亡、揪出一个“反革命小集团”，以及近百人下放到干校劳动。但在风声鹤唳的同时，乐团出产了两首重要的“文革”作品，分别是《钢琴伴唱红灯记》和《黄河钢琴协奏曲》。很明显，这两首作品都与钢琴有关，而背后原因却只有一个：创作者是钢琴家殷承宗，更确切一点的是，殷承宗成为文艺旗手江青的音乐新贵，以至样板音乐自1968年起向钢琴倾斜直到1976年“文革”结束。

揭盖子，乱一下

殷承宗的上位，时间上几乎和陆公达（《昨天》编者注：陆公达本是中央乐团大提琴演奏员，文革初期作为乐团“井冈山”战斗队负责人，于1967年5月调中央文革文艺组主管音乐舞蹈口，列名为“国务院各部委领导人”之一。王力、关锋下台后，同年10月，毛泽东下令撤销中央文革文艺组，陆回到中央乐团）下台紧紧接连。陆氏从文艺组撤返乐团是1967年10月的事，一个月后，殷承宗以钢琴伴奏中国京剧团刘长瑜的《红灯记》选段，首次获江青的赏识。事后的发展显示，陆、殷的一上一下并非偶然，而是有相当微妙的关。由于发生了“王、关、戚”事件，“文革”造反派一时阵脚大乱，为了自保和稳住队伍，江青等“文革”左派与昔日造反派划清界限的同时，亦发展新的御用班子。
在文艺组遭撤换后不足一个月，江青首次会见包括中央乐团的文艺界代表，一开始便暗示满腹闷气：“今天来听听你们的意见。很久没有过问你们的事了，很抱歉。主席要了解文艺界运动的情况，有点冷场啊！”当谈到文艺组时，江青突然问了一句：“陆公达是什么人？”戚本禹马上回答：“是文艺组的。陆公达这个人工作是有错误的。这个人派性很大，可以批评。不过他是个红卫兵，不能要求很高。”这一问一答，实质上给陆氏划清了界限，从此决定了他的命运 。
三天之后，即11月12日，江青及陈伯达等中央文革领导再会见中央直属系统代表，煞有介事地指出文艺界“混进了坏人”，当务之急是“清理队伍”。

现在十一月还有半个多月，下月还有一个整月，春节前还有两三个月，那么，在这些不平衡的单位里头，把队伍先树起来，把敌人狠斗，狠批，批倒，批臭！否则你们创作思想都是混乱的，那就不能够搞创作！那么在这个时期呢？乱一下，有的单位乱一下，有的单位不一定再乱，乱够了，有的单位再乱一下，乱敌人，不是乱我们，这是完全应该的。把矛盾掩盖起来，这不是一个好的方法。这不正确！

虽然江青在讲话中只点了“新影”（即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和“芭蕾舞剧团”，“是属于捂着的……乱一下是有好处的”，没有提及中央乐团，但她亦加了一句：“我觉得不能一律说都没搞好，都要重新打乱。”
当指示几天后传达到乐团时，各派极度关注谁是坏人和乐团亦应否“乱一下”。随着陆公达回到乐团，全体成员都面对着一个不容易应付的变数：陆氏地位已今非昔比，更何况他在毛夫人的眼中是位无名氏。各派都与之保持距离，连乐团的军代表都对这位“前首长”亦有点无所适从。更曾一度就陆的身份求问于戚本禹。而陆公达亦保持相当低调，对人说“接上级指示，在家学习和调查研究”。取态较为明显的，反而是部分陆公达昔日“井冈山”战友，刻意与他划清界限，尤其是另一位造反派派头目陈力，目的是保存实力。“井冈山”自此分成“陈派”和“陆派”。由于大家原来都是“井冈山”的，因此都掌握了对方的材料，彼此关系亦因此变得紧张，不时以大字报互相抹黑、揭发。
虽然乐团普遍对陆公达的问题反应谨慎，但社会上对陆氏却穷追猛打，主要是关于已遭解散的文艺组。其中有到乐团来贴大字报揭发或串联，有说陆氏是反革命，但同时亦有维护他的，指攻击陆公达等同攻击戚本禹，攻击戚本禹即等同攻击江青。面对越来越大的压力，乐团不同派别开始贴大字报主张要乱，即中央文革小组所说的“揭盖子”，而不要捂盖子。
中央要员直接要中央乐团乱起来的是戚本禹。就在传达江青讲话之后约一个星期，戚本禹11月21日在人民大会堂向殷承宗、刘长瑜，以及中央乐团和中国京剧团的军代表传达江青的最新“指示”。这是一次很重要的会见，标志着殷承宗在中央乐团正式上位。戚本禹在开始时对与会者说：

你们俩（指殷承宗和刘长瑜）给江青同志写的信和送来的录音（指钢琴伴奏的京剧清唱《红灯记》选段和《咏梅》）我听了，我给江青同志送去了，江青同志听了很满意，她很高兴，她有个批示我来传达：
本禹同志：这段录音是一个良好的开始，告诉殷承宗和刘长瑜，说我建议他搞一个刑场的快三眼，特别是最后的娃娃调。此外建议殷承宗和浩梁合作，把李玉和的主要唱段谱唱一下试试看。
江青 67·11·20

以上提到的录音，是殷承宗在刚过去的国庆节首次演出《钢琴伴奏〈红灯记〉选段》时专门为江青而制作的实况录音。一个多月之后突如其来的批示让殷承宗喜出望外。殷氏亦随即追问毛夫人可曾听过同时在国庆期间上演的钢琴交响音乐《前进，毛主席的红卫兵》，可惜换来的回应是“今天中午吃饭的时候听了一下，她没有发表什么意见”，而戚本人则“觉得有几段还不太理想”。
讲完音乐创作后，戚本禹把话题一转，讲到乐团“乱”的问题。首先他批评乐团搞创作多于搞“革命”，而责任主要出在前文艺组及音乐舞蹈归口单位（简称音乐口）主管陆公达：“你们不要搞那么多的创作，过去文艺组抓了创作，没有很好抓革命，你们也有责任（指军代表）”。对于陆公达，戚本禹维持他原来的看法，反对把他批斗：“听说有人要揪他，陆公达的派性大，我是看出来的，不过他是红卫兵，是青年人，我看他不是坏人吧？你们不要像斗当权派那样去斗他，有错误可以检讨。”殷承宗回应指出：“我们乐团没有动他，就是外单位经常有人找他辩论，贴过几张大字报。”他继而向戚汇报乐团的状况如下：

乐团下面串连其实也串连得很热很活跃，可是，会上都不谈。目前开始有大字报出来了，但观点还没有交锋，总的来说还是两种看法的，对形势的看法，对乐团应该乱还是不要乱也有两种看法。另外，文化革命以来还有些遗留的问题没解决。

戚本禹听后，马上为乐团定调子，语气十分坚决：

中央乐团的队伍要搞，你们的队伍很乱，我知道的队伍很乱要好好清理……你们不要以为没点名就没有问题了，恐怕是盖子没揭开……你们现在要集中力量抓革命，搞专案要依靠群众来搞，依靠青年人，依靠红卫兵小将，要跟外面串连，到外面调查。要清理队伍，组织队伍。

他接着提出一个相当震撼的说法：乐团创作组的瞿希贤是“叛徒”，“要按主席讲话有关叛徒的指示办，当然，她检查得好，还是可以工作的，但是问题要查清楚。”最后他重复毛夫人关于未来两三个月“再乱一下”的指示，说：“春节前主要是搞革命，这是江青同志同意的。”但对殷承宗，他却重提江青对钢琴伴奏京腔的兴趣：“江青同志说这是一个开始，这句话，你们要好好研究一下。”之后更答应为之向江青传话。
殷承宗和军代表把以上指示向乐团传达后，乐团革委会立即号召全体成员动员“抓坏人”和“清理队伍”。被指为“叛徒”的瞿希贤很快便被抄家，另一位资深创作组成员张文纲因被发现有国民党背景而遭同一命运。不久，他贴出大字报“向毛主席请罪。向革命群众请罪”。在压力之下，陆公达也出了个自我检查，但被说为不够深入
既然上面指示要“揭盖子”，乐团各派便重新整合，在短短两个月时间成立了近三十个“战斗队”，各自寻找目标对象，为这成立专案组以深入调查其历史背景， 例如李德伦便贵为三个大派的调查对象，各自成立“李德伦专案组”，要他交代。另一个调查重点是造反派领导陈力的父亲，建材部领导陈云涛，调查他和李凌的关系，尤其是文革初期有否插手于乐团红卫兵造反派。陈派马上陷入苦战，应付有如雪花纷飞的大字报攻击。这件专案甚至影响乐团在12月下旬的一次演出。事缘在于演出场地人民大会堂负责人向乐团军代表反映意见，要求属于小提琴部的陈力回去，不要参加为亚非拉作家会议的演出。矛头忽然转向反而使陆派松了一口气，于是趁热组织一个“中央乐团群众斗私批修学习班”，成立时还得到军代表出席并讲话以示支持。顺带一提的是，“斗私，批修”，是当时作为“毛主席指示文化大革命的指导纲领”，10月初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社论刊载后，在全国上下学习。

闭门审讯陆公达

就在陆派逐渐恢复活动，吸纳了门春富及李自荣等前“全艺造”领导组成的“火炮战斗队”时，一向支持陆公达的戚本禹下台了。经中共中央批准，及时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隔离审查。时为1968年1月14日 ，消息约三星期后在社会上传开，抵乐团时引起极大的思想震荡，但出于不明底蕴，谁都不敢表态，事情到了2月9日有突破性发展，陆公达在当天晚上被一辆小车接走，不知所终。两天之后，北大、清华大学等重点消息传播中心相继贴出《打倒戚本禹》、《戚本禹的罪行》等大字报，再次震撼中央乐团全体成员。自此，乐团各派开始在内部有所行动，贴反陆大字报和标语之余，约十个战斗队联合组成了一个“揪陆兵团”，口号之一是“揪出一一九假夺权的黑后台”，把斗争的矛头追溯到年初到文化部夺权的争议上。明显是“东方红”成员向“井冈山”的秋后算账，但此时的“井冈山”已分裂成几派，陆公达成众矢之的，陈力那一派自然趁势而上，一转较早前的颓势，贴出不少打陆的大字报，企图把“井冈山”的问题全推到陆身上。既然当时陆不在团里，陆派的其他领导便成为众人的打击对象。其中“井冈山”的领导之一、司职小提琴的曹云汉，被其他战斗队抓去，还开庭审讯，到3月初才释放。
如此随意进行抄家、拘捕、审讯（倒没有滥用私刑），1968年春的中央乐团，一如江青指示，真的乱起来。盖子也揭开了。面对如此失控局面，乐团以唐义为首的军代表突然提出要斗瞿希贤，目的明显是转移目标，把运动纳入他们所想的轨道上。此时瞿已被押走，还是由首都卫戍区拘留，可见问题相当严重，亦还超过乐团的管制范围。乐团遂转为提审原党委领导罗正，她声明早已知道瞿希贤的“叛徒”身份，连人事部的基层干事都知道云云。结果瞿希贤经秘密审讯后，含冤在狱中度过了六年零七个月。据温文儒雅的瞿氏生前回顾此事时，认为她被关押在秦城可能是周恩来背后施以保护的做法 ，这样的推断也许和乐团当时处于失控状态、自杀轻生事件接踵而至有关。
中央乐团失控，其实还有另一层意义，乐团的内部争议与涉及的关键人物开始有外界的势力介入。瞿希贤便是其中一个例子。另一个更为轰动的例子并非别人，而正是陆公达。就在乐团3月下旬斗瞿希贤的同时，芭蕾舞剧团（简称芭团）内部提审陆公达，由该团司职小提琴的张俊义主审，主要是针对陆氏出任文艺组“音舞口”最高负责人时的一些“失误”罪名上纲得很高，其中一个是指他盗用江青名义成立“芭团”革委会，在其中安插了“坏人”。
据有份旁听审讯的阎学敏回忆，“芭团”开审陆公达之前，曾通知中央乐团派代表到场旁听。乐团于是派了他和小提琴手杨实到“芭团”听审。盘问的方式可谓软硬兼施，威迫利诱，既有恫吓、拍桌子，甚至动手，亦有尝试劝降。审讯长达多日，疲劳轰炸这位才二十五岁的前文艺组领导。虽然有传闻说“芭团”方面已经把陆公达定性为反革命，但未作正式结论。于是在某个晚上静静地把陆公达送回中央乐团关在和平里八区八号楼，即当时用作乐团办公楼的四楼里，由阎学敏等乐团成员轮流看守。
“芭团”闭门审讯陆公达，很大程度上是执行江青等提出要清队的意旨，目的是跟戚本禹等旧亲信划清界限，一个不留。有旧必有新。为江青执行清队的主要负责人是“芭团”新上任的刘庆棠，这位主演《红色娘子军》男主角洪常青的芭蕾舞演员，和殷承宗，还有中国京剧团的钱浩梁和上海京剧团的于会泳，同是江青在戚本禹和文艺组下台后，重新扶植的一批“又红又专”的亲信助手。继续执行“文革”左派路线，虽然他们都同时在1968年上位，但只有刘、钱、于三人成功进入江青的权力核心，在“文革”后期聘任文化部部长（于）和副部长（刘、钱），殷承宗可能碍于不甚“革命”的家庭背景，官位最高都只是1975年的人大常委，但结果反而成为“塞翁”，免却“文革”后牢狱之灾。
据1983年2月《江青反革命集团重要骨干刘庆棠主要罪行和错误的审查报告》，刘庆棠是上文提及江青1967年11月讲话以后，由毛夫人扶植下进入“芭团”领导班子的。报告指出，1968年3月，刘庆棠参加“清队”专案工作后，伙同军代表黄厚民在“芭团”私设公堂，大搞刑讯逼供……对芭蕾舞剧团及其他单位有牵连的干部和群众开始了镇压和清洗，所谓“其他单位”即包括中央乐团在内的“五团二厂”（其余为中国京剧团、北京京剧团、上海京剧团、中国舞剧团、北京电影制片厂、八一电影制片厂），而“有牵连的干部、群众”之一即为陆公达。
“芭团”提审陆公达，开了中央乐团人员由别团处理的先例。而所采用的刑讯逼供手法在此之后成为“样板”转发给其他艺团依据效法。把文革引起的各派之间的斗争从大字报、广播及串联等相对平和的形式一下子变为诉诸暴力及恫吓。这个“样板”很快便得以发扬光大，短短几天之内，中央乐团自“文革”以来首次闹出人命。

队长陈子信自杀

1968年4月，中国交响乐一个黑色的月份。在上海，铁骨铮铮的上海音乐学院院长贺绿汀被诬告组织“反革命翻案集团”，在全市电视大会批斗。他在作曲系毕业的女儿亦在同月遭迫害致死。 但更为轰动的，是在4月27日，公开处决了被官方形容为“十恶不赦的现行反革命分子”的上海交响乐团指挥陆洪恩，他是“文革”期间，甚至中国史上第二位西洋乐队指挥因政治迫害而丧命。他的死亡较“文革”初期自杀的中国歌剧舞剧院黎国荃更惨烈、悲壮，是被号称“人民政府”的子弹行刑致死的。令人发指的是，政府竟然在他死后向其家人索取子弹费！
在北京，中央乐团的惨烈程度亦不相伯仲。4月2日，乐团队长陈子信在家中以电击和喝杀虫剂“双料”自杀，送抵医院抢救无效身亡。陈子信自从中央乐团前身中央歌舞团时期已经聘任乐队队长，亦是乐团党委成员。“文革”一开始批判建国十七年的“文艺黑线”，他和团长李凌等整个乐团党委都首当其冲，全部列为黑帮。不断自我审查。但到了1968年春乐团失控，众多战斗队成立，并抓专案组，陈子信是受审查的人选之一，而负责调查他的，是1960年进入乐团学员班吹巴松管的袁朝。
较令人费解的是，袁朝是属于陆公达“井冈山”的中坚分子，在陆本人遭“芭团”提审的同时，同系的战友不但没有陷于守势，反而主动出击，似是以攻为守的策略，据不少团员回忆，陈子信自杀，跟当时所谓“清理阶级队伍”，即全面审查问题对象的出身及历史等问题有关。这个运动在全国进行，并非中央乐团独有，不少团员更为此前往重庆、南京、上海等老国统区作深入调查，尤其针对受查者建国前的历史问题，据和袁朝在1960年以学员身份加入中央乐团的阎学敏回忆这一段历史时指出，袁朝处理陈子信的专案已经有相当日子，但他不相信陈氏曾遭受身体暴力。可能由于陈氏有地主的家庭背景，又是乐团领导，受不了长期受审查，亦看不到事情如何了结，遂萌生自杀之念。另外，曾经在“文革”初期担任过乐队首席的梁庆林亦不认为陈子信轻生是因身体遭粗暴对待，他对事件有如下的回忆：

我感觉有点莫名其妙，大家也没冲击他（指陈子信），乐团是很文雅的，不像有的单位，动手打人。像黎国荃，人格受到了侮辱。乐团没有这个现象。应该说这个人的性格，本来就比较——不太合群吧，他死了以后，我们就觉得他没有必要死啊，我们绝对没有人说去打他，不可能，因为他要打人，大家会谴责他，怎么能这样做——乐团是处于这么个状态。谁都不允许侮辱人的。应该说乐团一开始是有揪斗的，但不是我们揪斗，他们整个社会上就是这样子，甚至有的社会来的，他们站在外面，要打他们，乐团的人阻止说不能打。

三十多年后，已经研究佛学的袁朝对当年发生的事没有避而不谈。以下是他对往事的回忆 ：

其实在“文革”开始时已传出陈子信想自杀，我亦曾问他为何想自杀，但他未说，吞吞吐吐回应。于是我便站起来，告诉他如果不说，那就回去写材料吧。谁知他写一张，扔一张。身为乐队队长，怎么可以这样的呢？我自己也写了不少。我表示惊讶，亦同时质问他为何会这样，于是叫他再写，明天再交。谁知第二天把材料交给赵姓的军代表。这明显是以军代表来压我，我可生气了，我于是跟他谈了一次，我是发火的，但没有打或骂。大概谈了一至两个小时吧？第二天，我再去的时候，他的门是锁着的，又没应门。住在他隔壁的小号演奏员王卿生，都没法打开。后来找来低音提琴尤奎，他有钥匙。门打开了，发现陈子信刚喝了滴滴涕，我们几个人马上把他送到附近的第六医院，可惜太晚了。

所以自杀是文化大革命总的压迫”，这句话当时受到众人认同，未有再作追究。他亦补充指出，自己后来亦被斗，隔离了六年半，因此袁朝认为，陈子信选择自杀，是有其自身弱点，不能说是他迫死的。但是对于陈子信的夫人、著名钢琴家周广仁，袁朝承认未能改变她的看法。“多年后有一次我碰见她，我把手伸出去，想和她握手，但没有接。”袁朝带点无奈地说。

四一七反革命小集团

陈子信离世后不足一个星期，中央乐团爆出一个更为轰动的案件。由乐团不同战斗队年轻成员新近组成的“砸三旧”派贴出大标语，声称成功在4月17日晚揪出一个“反革命小集团”，成员包括有东方歌舞团、中央民族歌舞团、以及中央乐团乐队与合唱队成员等十人。主要罪名是有“反动言论”，及时隔离审查。所谓“反动言论”，大多是靠了边的乐团成员闲时谈天说地，交换阅报（包括大字报）心得时的一些俏皮话。弄得如此严重事端的一句，是把上文提过毛泽东的“斗私批修”说成谐音的“斗死罢休”。拿当时毛主席的一句顶一万句的标准来看，拿最高指示来开玩笑何止“十恶不赦”！这也是由“反动”上纲到“反革命”的主要原因。据有份以“东方红”身份参与审讯的阎学敏指出，提审时指控条条上纲，严重程度足够将被告打靶。若非中央乐团有“样板团”这个光环护体，被行刑的音乐家可能不止上海的陆洪恩。
三十多年后，这个“集团”的“首脑”，即曾聘任乐团乐队首席的杨秉荪，以颇为复杂的心情回顾了事件。以下是这位年愈古稀的小提琴家的忆述：

我是所谓的“三名三高”，也是李凌团长看重的一位成员，他被打倒了，我也倒了，靠边了。原来分配的两套单元的住房，被迫让出一套，搬进来的是一位年轻合唱队成员王芃。他跟朋友们不时聊天，交换看大字报的情况，我也去听听。有一天，东方歌舞团一对夫妇在吵架，女方指对方有反革命言论。这事给战斗队抓到我这里来，由于我年龄较其他被抓的为大，又是“三名三高”，便成为“反革命集团”的首领。抓我们的不是公安局，而是群众把我们抓到公安局去的。所谓群众是那些在乐团里面刚毕业的年轻人，本能地感觉自己是最进步的。到了公安局，关在水房里头，写材料。来审我的，是在那里的军代表，他问我我这个反革命集团叫什么名字，有什么纲领。我说，在我被抓起来之前，根本不知道我是个“反革命集团”，更谈不上什么纲领了。但是我还是被判了刑。由于我被视为首领，判的刑期最长，共十年。王芃也被判了八年。整个审判过程由北京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主理，没有经过法院。当时公、检、法都被砸烂了。我是1968年7月20日判刑的，之后有四年在河北衡水地区的劳改队度过。劳动时腰严重受伤，走路时像只虾米。出来时已经是1977年10月20日。

被涉入“反革命小集团”的约有十人，但真的被判刑入罪的只有杨秉荪在内的三人（除王芃外，其余一位是判刑七年的中央民族歌舞团作曲家郑佐成）。而其他所谓成员，包括最初触发事件的那位东方歌舞团毛姓团员，以及中央乐团小提琴独奏盛中国，合唱队员查世超等，都幸免于刑责。据悉，杨被重判，跟他受审时态度坚决，就是打也不讲、不表态有关。反观其他人被反掴两巴掌就什么都讲反而没事。但杨秉荪拒不表态的背后可能涉及江青和周恩来之间的政治斗争。杨氏是1940年代上海育才学校的学生，该校校长陶行知是位爱国教育家，由重庆到上海为难童孤儿办学，和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关系非常密切。
“四一七事件”起源于东方歌舞团亦似非偶然。如前所述，这个团是周恩来和陈毅等主张成立的。团长王昆及其丈夫周巍峙和周总理的关系更非一般。杨秉荪这重判可能与这个背景有关。正如本书将会提到，“文革”后杨氏复出担任中央乐团首席，背后也是邓颖超照顾昔日育才高材生的一着。另一位育才旧生有类似升降经历的是“芭团”年轻指挥卞祖善，他在1970年代初清查“五一六”高峰时被打成“反革命” ，但“文革”后中央乐团恢复星期音乐会，首场演出便是由他指挥的。
“四一七事件”的发生，对中央乐团大部分成员来说，是相当突然的。当时乐团正消化陈子信之死，更主要的是全团各派及战斗队正集中斗陆公达，而涉及的杨秉荪等人更是靠了边的成员，与各派之间的斗争并无关联。无论如何，事件以其“反革命”性质，成为中央乐团“文革”十年最严重的政治案件。而杨秉荪则成为被判刑期最长的乐团成员。
1968年的“五一劳动节”，是中央乐团历年来罕有地完全没有演出的一次。全团当时正忙于斗“反革命小集团”以及陆派各领导，尤其是王华翼和曹云汉（简称陆、王、曹） ，其中最卖力的是以陈力为首的一派，通过整理昔日陆公达作为“井冈山总勤务员”的内部讲话，选择性地以大字报形式公诸于世加以批判。以此与陆等划清界限。到了6月，以唐义为首的军代表亦正式在全团会上动员斗陆、王、曹。陈派继而贴出陆公达“万言书”，并辅以批判文章。连当初与陆公达一起在“革委会”共事的陈汝棠此时也加入贴大字报揭发陆氏，至此，陆派可说是大势已去。
到6月下旬，正当全团进入批陆高潮，突然收到中央文革小组及军委办事组的指示，要准备为“七一”党建日演出样板戏，主要曲目为《交响音乐沙家浜》。军代表传达指示时特别提出全体成员都得参加，即是说三十多个不同的战斗队队员，无论政见、路线多么不同，甚至争得你死我活，都得在台上一起演出。所谓军令如山，动员后，全团立刻放下写大字报等斗争任务，拿上乐器，调音，调嗓门儿，务求在三天之内操出最佳状态来。演出前一天，全体在北京展览馆作最后彩排，这是乐团自从1967年12月以来的首次公开演出。长达七个多月从事斗争而完全不事演出，这是乐团四十年史上最长的业务瘫痪时期。
官方媒体对于这次演出的性质加了新的内容。1968年6月30日《北京日报》头版转载新华社报道：包括中央乐团在内的这次演出，是北京的四个北京样板团本年的首次公演，文章特别指出江青培育的样板戏“已经彻底打倒了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在舞台上的统治地位”，但遭“中国赫鲁晓夫和他为总后台的叛徒、特务、顽固不化的走资派……梦想恢复他们失去的天堂……妄图否定革命样板戏”，如今，通过清理队伍的工作，“把那些混入革命队伍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破坏革命样板戏的一小撮叛徒、特务、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和其他反革命分子一个个揪了出来”。

（《昨天》编者按：此处本还有《献礼：钢琴伴唱红灯记》和《毛泽东驾临》两节有关殷承宗等创作演出的《钢琴伴唱红灯记》得到江青赏识成为新“样板”及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观看演出的内容，因不涉及抓“五一六”，本刊未选录。）

陆公达之死和清查“五一六”分子

就在全团掀起学京剧期间，陆公达突然从羁留的四楼一跃而下自杀身亡。年仅二十五岁。一直负责看守的阎学敏四十年后对事件仍有深刻印象，说来不无唏嘘：

说起陆公达的死我亦要负多少责。他从“芭团”送回中央乐团后，安置在和平里八区的办公楼四楼的一单元内，让他作交代，写材料。那儿是一所两房的套室，他在内室，我在外室。中间分隔有一道门，是锁上的。由于当时我是单身，于是由我晚上值班。在那里度宿，而白天通常由（竖琴乐师）王玫或（小提琴乐师）杨实负责。据我所知，出事的前一天，他曾被来提审他的北京电影制片厂和中央民族乐团的工人打得很厉害，之后他答应交代问题。当晚到我轮班时，由于正值炎夏，屋内热不可耐，我于是把阳台的门打开通风，但翌日下班时忘记锁上。他是乘我们中午换班时的交接空隙，从阳台那里往下跳。从当天早上他的表情，我是看不出他将要自杀的。当杨实来接班时，已经人去楼空。在阳台的木栏清楚见到留下的两个脚印。再往下望，见到陆公达躺在地上奄奄一息。送到附近的六医院时，已返魂乏术。现在回想起来，我看他是承受不了压力才选择轻生。

2001年在北京出版的《李德伦传》对陆公达之死也有详细的记述，以下是“李大爷”的回忆：

陆公达忍受不住打，趁着看他的人打饭去时，从四层楼上跳了下来，正好落在刚刚走过的小苏（即李氏的儿子李苏）后面，差点砸到路过此地的陈能济的身上……李德伦赶紧跑到传达室叫人，正好门春富在，李德伦对他说：“快，陆公达跳楼了，找个东西抬一抬。”于是找了一块破黑板，把陆公达放在上面，小苏、陈能济、门春富，加上打饭回来的杨实，四个人抬着黑板把陆公达送到了医院，但是因为是腿着地，脊椎戳到了脑子里，下午3点就死了。

事情过去几十年后大多数人对陆氏之死表示惋惜，但在当时可不是这样。据邓宗安夫人冯婉珍回忆，陆氏死后的一天，乐团革委会决定召开“斗陆大会”，还要把陆氏的两位同僚王华翼和曹云汉陪斗。如此冷漠对待一位尸骨未寒的队友，今天想起来实在匪夷所思。但是正反映那段时间的政治压倒一切（包括对生命的最基本尊重亦付阙如）已到极点。
陆公达之死带走很多中央文革文艺组期间的珍贵资料，事实上，他的死亦主要因未能交代清楚文艺组的一些问题，而据说问题之一是他涉及收集江青的黑材料。但他的死并未为争议划上句号，反而更被利用进行一场更为惨烈的政治大迫害：清查“五一六”分子。
所谓“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是一个子虚乌有的组织，最初确曾有一个名为“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由北京航空学院、钢铁学院、外语学院等造反派极左分子组成，但时间不长，人数也不多，由1967年6月成立到同年8月垮台，前后只不过两个月左右的光景。这个组织最瞩目的是反对周恩来，公开直称“周恩来是毛泽东主义的可耻叛徒”，它的活动有一个特色，即通过秘密结集，在繁华地区派发反周传单或张贴标语，无论行动或组织都相当诡秘。它的领导被抓正是“王、关、戚”下台的前后，因此一般相信这个组织与一直搜集材料整周恩来的江青等不无关系。但让这个不太起眼的小“兵团”成为全国焦点的，是毛泽东在9月初对一篇《人民日报》社论的批语（《昨天》编者按：此说有误，毛泽东的这段话不是给《人民日报》社论的批语，而是在审阅姚文元所写《评陶铸的两本书》一文时加写的一段文字），颇为悬疑地指出：

这个反动组织，不敢公开见人，几个月来在北京藏在地下，他们的成员和领袖，大部分现在还不太清楚，他们只在夜深人静时派人出来贴传单，写标语。对这类人物，广大群众正在调查研究，不久就可以弄明白。

虽然周恩来本人很快就声明“五一六”问题只作为“批判少数坏头头和他的后台”，特别强调“不要搞群众” ，但对于因“王、关、戚”下台而处于守势的江青等人，毛主席的批语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自我洗脱机会，他们于是把“五一六”上纲到反中央、“反革命”性质，顺水推舟把左派阵营的问题全转嫁出去，通过清理阶级队伍、划清界限、抓特务和揭盖子等一系列策略，试图转移视线，贼喊捉贼，以收转守为攻之效。由于“五一六”这个组织有秘密、地下活动的特征，因此十分适于诬陷、捏造冤案和假案等莫须有手段。后来的发展表明，所有下台的政圈人物几乎都被打成“五一六”，包括“王、关、戚”，还有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甚至还有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最讽刺的是，陈氏乃1968年成立的“五一六”专案组组长呢！无论如何，清查“五一六”是“文革”时期各种镇压运动中延续时间最长、涉及人员最多的冤案。正如以下将论述，中央乐团在这个无限扩大、株连的运动中，有两位成员自杀，另外近百位怀疑分子被送到干校劳动。
据官方记录，北京文艺界抓“五一六”最早始于刘庆棠主持下的芭蕾舞剧团，时为1968年8月，即陆公达自杀后一个月左右。上文引用过1983年2月对刘庆棠的《审查报告》，其中关于“五一六”的部分有如下记述：

1968年8月底，刘庆棠通过对北京舞蹈学校教员邸尔同志进行逼供，将1967年7月前文艺组音乐舞蹈口成立后的第一次工作会议虚构成“反革命五一六兵团文艺方面军音舞组”成立会，之后，刘又对芭蕾舞剧团杨少甫、中央乐团刘天语、中央民族乐园刘枫晓等同志多次逼供指供，把出席这次会议的十一位同志打成“五一六兵团文艺方面军”的匪首、骨干，从而一手制造了“五一六兵团文艺方面军”的假案。1968年9月3日和21日，刘庆棠伙同黄厚民（按：“芭团”军代表）两次向江青密报，诬陷前文艺组成员金敬迈同志是这个方面军的“司令”，诬陷中央乐团陆公达是“副司令”，诬陷音乐学院危大苏同志是“音舞口组长”，并说“这个反革命组织在文艺界牵涉面较大，人数不少，非常隐蔽”。这就博得了江青的赏识。

把已经死去的陆公达硬说成是反革命组织的头目，这可是死无对证，从陆公达死后仍被批斗，可见把他说成“五一六”在当时不会有任何异议。然而正是通过这位“永不翻案”的前文艺组成员，刘庆棠等成功在“音舞口”打开了抓“五一六”的缺口，从陆公达那里“顺藤摸瓜”，首先联系上的是刘天语、曹云汉、王华翼等“同党”。正如上文提过，他们都同属造反派“井冈山”的骨干分子，都曾为江青在乐团以至在社会造反。但此时众人却需要与之划清界限，因此都“顺理成章”成为首批“五一六”分子。当8月下旬“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中央乐团时，第一位受审的便是刘天语。
简称为“工宣队”的“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根据中央指示浩浩荡荡进驻中央乐团，用当时的话说是进入“上层建筑”。此举并非中央乐团独有，而是继首队工宣队7月下旬开进北京大专院校制止武斗的举措，是由毛泽东亲自下令执行的。姚文元更为此在《红旗》杂志发表文章，标题是《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进驻中央乐团的工人代表以于福全为首，主要是来自北京通县科学院新华印刷厂。据大部分团员回忆，工宣队态度并不激烈，是讲道理的，也非江青嫡系人员，较一年之后由她亲自挑选到乐团的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军宣队”）相对温和。但亦有个别成员在这期间遭隔离审查，例如涉及陈子信之死的袁朝。
在中央乐团全面清查“五一六”还不是在1968年，而是在1969年下半年开始。工宣队进驻乐团时，正值《交响乐伴唱红灯记》创作进行得如火如荼，为国庆期间首演作准备。乐队队员尤其是一个都不能少。除此之外，江青亦计划在10月把乐团送到广州秋季出口商品交易会，演出最新样板戏《钢琴伴唱红灯记》，甚至“交伴”版本的《红灯记》（如果通过审查的话），另外，江青较早前提出要把样板戏拍成电影亦在此期间落实。在9月14日进入拍摄《交响音乐沙家浜》（详见下节《改编样板戏的电影》），因此更需要专业人才的参与，大规模的整人并非时候。

改编样板戏的电影

经过两个多月日以继夜的紧张辛劳，以殷承宗为首的“红灯记创作组”，在9月中旬完成初稿，在人民大会堂的小礼堂作审查演出。在场的中央领导除了毛泽东、林彪外，全部都在，可见对新作品相当重视。中央乐团由殷承宗指挥。在舞台前面的乐池里，为中国京剧团《红灯记》剧组作伴奏（一如西洋歌剧的形式）。尽管各人都全力以赴，但正因为是“全力”，西洋乐器宏大的音量（尤其是铜管）把京剧演员的唱腔完全压了下去。令一心想以两个样板团的共同艺术威力在众领导面前炫耀一番的江青感到大煞风景，在演出后的讲话中对作品以至乐团作出了批评，她对全体演出人员说：

今晚演出中，这个乐器也想表现，那个乐器也想表现，这就完全是喧宾夺主了。修正主义、帝国主义初期就是这样的，你们不要这样。我有些意见，要把这戏改好。如果改不好，国庆节就不上。改好了，国庆节就上。有个大喇叭，小喇叭，我听了真受不了，你们不突出主题思想，突出主题思想就是要塑英雄人物。打击乐和交响乐如何和在一起，如果喧宾夺主就不行。搞文学艺术，一定要突出主题思想，你们应该刻苦地练基本功。

曾经说自己不谙艺术的周恩来马上打圆场，一方面向江青解释音响压唱腔是因为有一道“音墙”，建议把乐队规模减少，另一方面安慰全体演奏员：

这个戏是新样板，新创造。在毛主席文艺路线指引下有这样的成绩，是值得高兴的。这又是新的试验，试验总会有挫折，创作、写作的不要泄气。

但江青已经意兴阑珊，当场批示：“算了，还是光要钢琴吧。”就这样枪毙了将近三小时的《交响乐伴唱红灯记》。殷承宗近四十年后回想此事时仍感到十分惋惜。
但毛夫人还有其他更多的想法，尤其是上面提过的把样板戏拍成电影。为此，她在审查《交响乐伴奏红灯记》时，“解放”了几位对落实她的计划十分重要的“三名三高”专家，其中包括著名电影导演谢铁骊和钱江，还有中央乐团指挥李德伦。李氏在传记中精彩地描述了自己两年多“黑帮”身份获“解放”的过程，还不就是老娘的一句话：

演出结束后，总理、江青等领导上台向演员祝贺，忽然，李德伦听到台上的江青叫他们五个人的名字……这几个人是好人，被解放了，以后还要重用。说到李德伦时，江青说：“李德伦，他是好人，你们要保护他……他是功臣，我给他立头功……”就这样，一夜之间，李德伦从“黑帮”又变成样板戏的功臣了。

面对刚演毕《交响乐伴唱红灯记》的中央乐团全体成员，江青在讲话中多次强调要他们练好基本功，大概是为了拍摄电影做准备，她亦提出乐团应只“斗”错误路线，而非团员之间内斗，以防影响整体业务水平。她对刚演出完的中央乐团和中国京剧团说：

文艺界两个团闹得这么乱，那是由于刘、邓反动路线，陆、周（指陆定一、周扬）反革命文艺路线毒害了你们，你们一不斗，二不改，而是自己斗自己。你们应该斗周扬，不要搞谢（铁骊）、钱（江）、李（德伦）。

此外，江青在会上亦主动两次提及陆公达之死，为之表示惋惜，似乎意在把责任推卸到下了台的戚本禹身上，自己继续当旗手：

中央乐团陆公达自杀了，他是上了戚本禹的当，本来他还是可以教育的……陆公达自杀我难过，本来可以不死嘛才25岁，不过是上了戚本禹的当。

但对于过去两年一直执行戚本禹传达江青指示的乐团军代表唐义，毛夫人在讲话中不客气的一句“唐义是个坏蛋”之后，便落得在秦城监狱度过五年半的铁窗生涯。李德伦被“解放”后马上展开工作，担任恍若江青的音乐顾问角色，首要的两项任务是协助审查已经拍摄好的《交响音乐沙家浜》，以及到“芭团”整理《红色娘子军》总谱，为拍摄电影作准备。在这段时间，把样板戏拍成电影是江青的头号大事。一方面固然是把样板戏普及全国，增加政治资本，为明年4月举行的中共第九次全国大会进入最高权力核心作准备，另一方面同周恩来的催促，指“外国朋友希望我们给他们片子”，这个要求对江青来说可谓爱恨交织，爱者，可以借此在国门以外出风头，虚荣一番；恨者，担心作品水平不够而贻笑大方。因此她极需像李德伦这样的既信得过，又有业务专长保证的行内人提供质量控制。尤其电影跟舞台不一样，拍下来便改不了，更是赤裸裸任人剖析翻看，对于满脑子充满阴谋诡计小心眼的江青来说，没有百分之百成功保证，绝对放心不下。但艺术跟运动、杂技不同，是不能量化的，是没有百分百保证的，因此在整理总谱及拍摄过程中，不时有“破坏样板戏”、“篡改样板戏”等上纲上线的指责出现，根源来自于毛夫人的神经质，以及对艺术的畸形要求。
据一份日期为1968年9月27日、标题为《江青同志指示》的资料显示，江青与陈伯达、康生等中央文革小组领导在当天凌晨两点召开审查由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摄的《交响音乐沙家浜》会议 ，唯一两位参加的中央乐团成员是李德伦和张云卿。后者乃担任《沙》剧男主角郭建光，亦是乐团革委会的“井冈山”成员（可参考本书CD第四段）。拍摄是在李德伦复出之前，因此仍由胡炳旭执棒。而电影版的乐团制作人员主要是《沙》剧作曲之一的邓宗安和词作者许维基。
审查过程峰回路转，开始时江青对影片中的灯光、镜头、录音素质都作出不同程度的批评，其中最为不满的，是每段音乐之前 由一男一女朗诵的“前言”，毛夫人咆哮说：“胡说八道这么多干什么，全是洋框框！”命令砍掉。看过《智斗》一段，认为反派角色不应入镜，建议用画外音，不要形象，后来更索性整段十七分钟的音乐全部不要，更把问题上纲为“洋框框套住了革命，这是创作思想的问题”。
可是，看完影片后，江青有新的看法，《江青同志指示》记述当时的情景和对话如下：

（影片放映完后，江青同志站起来，思考了一会儿）
江青：我脑子糊涂了，要不要这部片子呢？
张春桥：我倾向要。
陈伯达：可以修一修。
江青：《胜利》一场口号多了（按：由合唱队员多次呼喊“毛主席万岁”）。这个是原来没有的。
陈伯达：音乐我不懂，听起来嘈杂。
姚文元：我看了以后认为不如《钢琴伴唱红灯记》。
江青：我的意见不要（片子），这样就坏事了。这样这个舞台占领不了。不知怎的闹得莫名其妙。成了大杂烩。这样创作思想我坚持反对，把新的洋框框全套在脖子上了。你们自己说说吧，不是推陈出新了，成了洋瓶子装了我们的东西。
康生：就要张云卿一段唱《坚持》。
江青：李德伦你重新创作吧，完全恢复1965年我看时的样子。

毛夫人接着列举出一些具体要修改的地方，例如音乐方面要重新写序曲、间奏和结尾部分，台上各演员不再穿军服演出，总之一切回复到1965年首演时的清唱剧模式。她仍然对周恩来提的“音墙”效应耿耿于怀，影片中乐队的声浪又刺激起她的神经，于是她批评说：“你们的乐队越来越大……这根本不是革命，尤其是那个大喇叭，我实在受不了，拿到天安门去还可以，大喇叭要取消！”至于大喇叭是指长号抑或大号，江青根本分不清，也不知其专有名词，只加了一句“朝天的那个”，就这样，大号在中央乐团消失了差不多十年。
其实江青以上一系列的修改建议，明显是出于对外国听众的考虑，例如撤销朗诵、口号，要打字幕等等。为求保证艺术质量，她甚至要求中央乐团在下苦功方面向资本主义学习：

修正主义的东西下流极了，还不如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为了利润，他们是下苦功夫的……我们要向敌人学习要下苦功夫，要表现我们自己的英雄主义，创造我们的英雄主义。电影要讲蒙太奇……许多演员是有基本功的，现在懒了，现在你们成了工农兵的公子哥儿……要排除坏的思想干扰，希望你们打开这个锁链，否则我就不要你们。

因此江青再三警告乐团尽快练好基本功：“如果基本功不过硬，很难拍特写。”即是说，乐团一天水平未达江青的要求，也休想开镜重拍《交响音乐沙家浜》。“旗手”越骂越上气，把《交响乐伴唱红灯记》也拉上来，说“旧的不练，新的又没有，我们给工农兵喝西北风吗？”于是发出最后通牒：“中央乐团还有派性，你们再这样下去就赶你们下去劳动、解散！”总的来说，以上给乐团的任务，正与去年底戚本禹传达的江青指示相反，即：要乐团先革命，乱一下，后创作。但此时毛夫人却指“去年戚本禹破坏了样板戏，你们要注意可能还有另外的班子破坏样板戏”。刚被“解放”的李德伦把重写《交响音乐沙家浜》和练基本功的最高指示向乐团传达。当前国庆节在即，于是把原来安排10月2日在人民剧场首演的《交响乐伴唱红灯记》取消，而维持3日到5日公开演出《钢琴伴唱红灯记》和《交响音乐沙家浜》，其中4日是一场文艺晚会，为阿尔巴尼亚国防部长演出，出席的还有周恩来和他的老搭档、外交部长陈毅。这个东欧小国是当时中国尚维持邦交的寥寥无几的国家之一。由于它刚退出苏联控制的华沙条约，马上得到中国额手称庆，更誉为“反（美）帝反（苏）修前线的英雄”。它更是首个中国以外的国家，播放刚刚发行的电影版样板戏《钢琴伴唱红灯记》赶及在“十一”国庆节前夕在当地作国际首播。
国庆演出后，中央乐团全团浩浩荡荡南下，在广州秋季出口商品交易会上演《交响音乐沙家浜》和《钢琴伴唱红灯记》，这是乐团首次弃军服而穿上中山装演奏《交响音乐沙家浜》，演出后返回北京，指挥胡炳旭和部分乐队成员马上接到另一项任务：参加上海京剧团《智取威虎山》和《海港》两部样板戏，主要负责人是上海音乐学院作曲家于会泳。当时两个剧组同时亮相北京，在国庆期间演出。事实上，他们的多场演出（一直到10月中旬，然后在1969年元旦期间作另一轮公演），更多是带着试奏性质。试验的主要课题之一是采用中西混合伴奏乐队，而正是这个约三十人编制的乐队，包括指挥胡炳旭借自中央乐团，为两个剧组长驻北京作试奏和今后摄制电影版本。
据有份参加排演的小提琴乐师梁庆林回忆：

当时上海京剧团的伴奏是上海音乐学院一些拔尖儿的，俞丽拿，唐韵，张振山，他们有的是音乐学院的尖子学生，有的上海乐团不错的。他们组织的乐队，到北京来，人还不够，我们就去帮助他们。我愿意去做这个事情，要不就是在开批斗会。当时中央乐团去的还有（小提琴）范圣宽（兼首席）、许述惠（兼二提首席）、赵昉、后昆年、马育弟（兼大提琴首席）、董志学等十几个人。于会泳做事有一个特点，不到十二点不开幕。一弄到四点天亮了，感觉很疲劳了。后来让他们找别人，他们就找广播。找了一阵儿，他们又不行。又找咱们乐团，非要找我们谈。我说，他们不是找着人了，干嘛非要找我们去，天天熬夜，人也觉得不舒服。他说，他们找了广播了，广播都答应了，去了，广播的态度，甭提多好了。但是有一点，他觉得拉不了。不得已，还得找中央乐团去。后来我们又去。

从以上回忆可见中央乐团乐师的我行我素的独立性格，可以因为不喜欢半夜拉琴而对着样板团任务说不。字里行间仍可看出乐师们技术水平仍然在当时中国属于最高的，让艺团负责人于会泳对之又爱又恨。
但对担任指挥的胡炳旭又是另一番感受。他感慨万千地回想当时的工作是日以继夜、夜以继日地进行。平均每日十九小时，没有补贴，就是埋头苦干，把任务完成。但最后还是被认为“革命”不够，被打成反革命，由手执执棒沦为拿厕所拖地棍干活！胡炳旭虽是临时从中央乐团借到上海京剧团，为两出样板戏的排演和定稿担任指挥。但是万万没想到，一去便是二十多年。胡氏再次指挥中央乐团已是1990年代的事了。
另据乐团第二代首席范圣宽回忆，当时于会泳向他的上海音乐学院学长李德伦从中央乐团借人，特别强调一定要业务尖子。他们被借调到上海京剧团后，便长住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由于会泳亲自监督，一面演、一面改、一面配音、一面拍电影。“于会泳这个人非常有才能，把京剧音乐改到中西混合乐队里面，还是即时改、即时演的，真了不起！”范氏翘起大拇指。他记得为《智取威虎山》花了不少时间之后便返回乐团开始排演下一部新创样板戏《黄河钢琴协奏曲》（见下一章）。
虽然备受毛夫人训斥、恫吓，中央乐团在1968至1969年间在协助友团方面贡献不少。除了精锐的弦乐师和指挥胡炳旭坐镇上海京剧团两个剧组外，另一位指挥李德伦亦在“芭团”参加整理样板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同样是为拍摄电影作准备。由于仍要处理修改《交响音乐沙家浜》，李德伦遂安排中央乐团另一位指挥韩中杰到“芭团”参加乐队排练、试奏，因此韩老有这样一段在“芭团”工作的履历，至1974年才返回中央乐团。
就在各团忙于修改各自的样板戏期间，中共第九次全国大会（简称“九大”）在1969年4月召开，林彪及江青等“文革左派”是这次会议的大赢家，据官方统计，在新选出的政治局委员中，林、江的主要骨干和亲信共占了半数以上。包括江青本人，以及她的上海帮成员张春桥和姚文元，甚至于会泳和刘庆棠两位样板戏功臣亦得以成为大会主席团成员。而于氏更为“九大”一千多代表们在京西宾馆礼堂首演他的呕心沥血之作《智取威虎山》，把刚任政治局委员的江青逗得非常开心。
但左派阵营的开心没有延续得很久，“九大”结束不久，江青等部署重开清查文艺界“五一六”问题，收集自去年以来从逼供而来的“五一六”名单。1969年8月，开始在各样板团，包括中央乐团正式执行清查。究竟是什么刺激江青在一片大好形势下出此下策呢？

文艺界白色恐怖

上文引用过1983年对刘庆棠的《审查报告》，其中提及1969年5月，即“九大”闭幕后一个月，江青收到一封由“芭团”成员史大里的申诉信，指出该团清队审查过程中，存在着逼供信现象，更指如此手法“是剥削阶级和流氓无产者惯用的手段”。毛夫人认定此信背后有个“集团策划”，遂将之上纲为“文艺界一股翻案风，老的、小的都要翻，必须给以回击！”但让已贵为政治局委员的江青感到如此神经过敏兼杀气腾腾的，很可能是“九大”期间发生的一件事。就在选举新一届政治局成员的投票过程中，江青作为“红太阳”的夫人兼文艺旗手不单未获全票，更有人在她、陈伯达、姚文元的名字上打上“×”，当时已经有人对此表示“极为愤慨”，认为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但经过请示毛泽东后，事件未有闹大。在5月10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总理谈及事件时表示：“少几票没有什么关系嘛！斤斤计较一两票，头上有几个‘×’，那又算什么？” 对江青的性格和气量稍有认识的，都不难想象她对此的反应会如何。更何况总理的一句“音墙”曾让她被迫枪毙了《交响乐伴奏红灯记》，旗手当众丢了脸。在成功处理掉宿敌刘少奇和王光美夫妇后，自此周恩来成为她的下一个斗争目标。上述刘庆棠的《审查报告》中对此有所提及：“早在1968年夏，江青就在十三陵水库向于（会泳）、刘（庆棠）、浩（亮）三人交底说：‘文艺界大批判有个困难的问题，就是总理’。”江青等突然发难，深挖“五一六”，很可能与这个背景有关。
清查“五一六”的火舌很快便蔓延到各党政单位，周恩来和陈毅的外交地盘亦不例外。但总理很快便亲自出来扑火。在7月的《关于外交部深挖“五一六”几个政策界限问题》简报中明确指示：

防止对“五一六”专案扩大化，严禁逼供信，要调查研究，重视人证、物证、旁证，不要轻信口供。这样的大革命，不能没有坏人、反革命分子从中挑拨离间，必须提高工作警惕，但又要谨慎小心，勿中奸计。

周恩来以上的批示可谓字字珠玑，完全看穿江青等在“五一六”问题上所采用的斗争伎俩，一一点出来以作防范。不但如此，这位政坛老手更首次公开把“王、关、戚”称为“五一六”的后台，间接把矛头指向江青。而江青亦还以颜色，反指“杨、余、傅”为“五一六”后台，之后才是“混进中央文革的坏人王、关、戚”。 她点名的“杨”是已经下台的前代总参谋长杨成武，杨将军乃当日周恩来托付把“王、关、戚”乱政的口信从北京带给在上海的毛泽东，导致三人下台的关键人物。这六人遂莫名其妙地成为“五一六”的后台，到1970年更有陈伯达加入，一年后更有死后“追封”的林彪。
周恩来在批示中提出的警告，基本上全部在江青控制的文艺界兑现，尤其是扩大化和逼供信。据李德伦回忆，江青大约在5月间的一次接见时问中央乐团有没有“五一六”，李氏回答：“谁是‘五一六’我不知道，但有现象。” 而这个时候江青亲自从各部队挑选的军代表已从四面八方来到北京，在毛夫人“八一四”讲话后进驻各艺团，执行打“五一六”的命令。
1969年8月14日，江青接见文艺口代表作关于清查“五一六”的指示， 在场的有周恩来和负责镇压“五一六”的公安部部长谢富治。会上，江青痛斥“五一六”为“匪团”、“反革命组织”，但令人惊讶的是，毛夫人竟把矛头指向她一手培植的样板团，声称样板团当中有“敌人”破坏样板戏，语调相当杀气腾腾：

这是很凶恶的敌人，因为他们在各方面破坏，首先破坏样板戏。什么样板团！有的根本不成其样板，乱七八糟。样板戏不等于样板团。北京京剧团清队最不好，你们那儿可能就有“五一六”分子，你们老老实实哪怕告诉我一个也好，也算向组织有个交代……“五一六”不仅北京有，别的地方也有骨干分子，一定要搞出来。他们的组织一定要搞掉，因为太凶恶了。这些敌人让他们藏起来摇身一变，将来成了秘密组织。

样板团被指“乱七八糟”，其实很冤枉，上文已提过，去年“王、关、戚”事件后，是江青本人亲自要求艺团“乱一下”和“把盖子揭开”，她煞有介事把样板戏和样板团分开，明显是只要政治资本而不要政治责任。此言一出，所有样板团人人自危，人人都得过关。至此，江青和中央乐团等样板团的蜜月期可以说是划上句号。
周恩来对江青的讲话只回应了一句：“坚决贯彻江青同志讲话精神，把‘五一六’搞一搞。”总理之后在其他场合讲话重复防止扩大化和区别对待受蒙蔽的群众。然而这些讲话对文艺界随之而来的白色恐怖并无任何效用。
就这样，包括中央乐团在内的样板团到了1969年秋成为清查“五一六”分子的样板。正如谢富治指出：“学部（即教育系统［《昨天编者注：此说有误，“学部”系当时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即文革后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简称，在文革造反运动中影响很大，后成为清查“五一六”的重灾区］。）和文化部系统方面，是‘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重要据点。” 而芭蕾舞剧团和中央乐团更是当中最重要的。尤其是“芭团”，可说是这次运动文艺界的“司令部”，刚尝过与毛主席同坐在“九大”主席团滋味的“芭团”一把手刘庆棠为报知遇之恩，在清查“五一六”问题上全面投入，造成首都文艺界风声鹤唳，上述刘庆棠的《审查报告》中对这事件有如下记述：

1969年8月14日，江青在文艺界煽动大抓“五一六”，刘庆棠即于8月27日和29日两次写信给江青，说：“您指示肃清‘五一六’匪团和清队斗争，实质还是夺权问题。”表示“要为查清文艺界的‘五一六’匪团作出一点贡献。”江青即委派刘庆棠插手中直文艺系统各单位的运动。刘庆棠宣扬：“江青同志有指示，让我过问文化部的清查工作。”并把中直文艺单位许多人打成反革命，制造了一系列冤案。当周总理听说刘庆棠干预文化部运动时，很生气地说：“是刘庆棠领导我，还是我领导刘庆棠？”

《报告》指刘庆棠从江青授权，“得以到中央乐团、中国歌剧舞剧院、北京舞蹈学校、中央音乐学院、中央歌舞团、中央民族乐团、中央歌剧舞剧院歌剧团等单位私设公堂，进行刑讯逼供。”结果是一场赤裸裸的白色恐怖。《报告》续说：

刘庆棠一手制造的这起假案，造成了严重的恶果，使文艺界大批干部群众遭到诬陷迫害。仅据中直八个文艺单位的不完全统计，在这一假案中被迫自杀身死的六人，自杀未死受到严重摧残的八人，被逼供拷打折磨致伤致残的十七人，连同遭到隔离、揪斗、非法关押、监督改造的干部群众一起，共达三百七十五人 。

以上所提及自杀六人之中，有一半是中央乐团的乐师，除了陆公达之外，还有上文提及参与救陆的门春富，还有阎学敏的学员班同学兼牌友依宏明。但跟陆不一样的是，门、依二人不曾享有过“中央文艺领导”的名份，事实上，在网上搜索两人的名字，找不着任何相关结果。反而陆公达、陈子信因为分别有中央文革文艺组和著名钢琴家周广仁的关系而“留名”，让后人知悉他们之死是如何惨烈。但门、依这两位分别演奏巴松管和低音提琴的昔日国家顶级乐团的珍贵乐师，死后却像人间蒸发，未留任何痕迹，只成为《报告》中“六人”这个数字中不具名的二人。

军宣队管治时期

门春富和依宏明之死直接和江青通过刘庆棠挑起的清查“五一六”有关。而在中央乐团实际执行审查的，是在江青“八一四”讲话，正式发动在文艺界“深挖五一六”的当口进驻中央乐团的军宣队。这是自从1966年“文革”爆发以来，继李生林及唐义之后，在乐团掌舵的第三批军代表。而有别于前两批的是，1969年8月抵团的这一批是由江青亲自挑选、直接听令于她。此外，这批军人来者不善，是到乐团夺权的，专门抓“五一六”分子。由于江青已声言样板戏不等同样板团，军人于是可以毫不留情整治艺团。
军代表们前后分两批来到中央乐团，由来自不同部队的军官组成。首批包括沈阳军区步兵师副政委康新斌和南京军区炮兵师参谋长唐厚凯，是最高级的两位领导。而团级军人来自南京军区的毛文昌，以及山东军区等地的副团级、营连级干部。他们都是属于野战军的正规军人，到乐团后虽然说是已经坐镇乐团的工人代表共同施以管治，但实际上是工宣队一年后全部撤走，中央乐团便进入全面军管时期。
由康新斌为首的军宣队，以1969年8月抵团后的几个月内全力清查“五一六”成为中央乐团四十年历史中最黑暗的时期。据早在工宣队一年前到团便被隔离的袁朝回忆，军宣队来之前乐团问题其实并不严重，派性基本解决了。但他们一来，又把形势打乱了，搞得连工宣队内部也分裂了，一时天下大乱。
首批怀疑分子是由“芭团”提供所谓已经招认的名单，由陆公达和昔日“井冈山”的领导开始，对包括王华翼、曹云汉、刘天语和赫琮等，施以日夜严刑逼供，由于所谓“五一六”全国反革命组织根本不存在，因此每人被逼供出其他队员，都是违心、逼打成招的。结果大家越供越多，最后几乎所有“井冈山”造反派成员都被打成“五一六”，连《交响音乐沙家浜》演唱男主角郭建光的张云卿（见上图）也不例外。陈力这位造反派头目到1969年底也终于交代自己是“五一六”。
此时前任军代表唐义已被拘捕，罪名也是“五一六”，在秦城监狱受审。唐义倒下，那些曾经在他身边工作过的团员自然也成为“五一六”，其中一位是多才多艺的王廷瑛。据这位曾经在“文革”前夕代表中央乐团参加“抗美援越”文工队在北越战火中演出一年的男中音兼朗诵，四十年后的感慨回忆，他是由原来抓“五一六”到后来竟成了“五一六”，过程曲折，反映事件的荒诞：

1966年我从北越回京时，正值陆公达“井冈山”他们在乐团造反。当时我认为造反派符合毛主席的革命大方向，投身其中理所应当。后来，审查陆公达的“五一六反革命”问题时，我超脱派性，与乐团及芭团同仁协作办案。后来唐义被抓了，说他是杨成武的人，杨被江青指为“五一六”的后台，那么唐义当然也是“五一六”了。我曾为唐义起草过几篇发言稿，充其量文书而已，自然难逃“五一六”关系。一夜之间我成了拒不认罪的“五一六”批斗对象，甚至抬举我是唐义的“机要秘书”，而我在专案组内那些比小说更为生动的口供以及没有任何物证的案情曾提出质疑，被说成是有意否定“五一六”的存在，居心险恶，罪加一等！于是，我被软硬兼施，轮番批斗，说是只要承认是“五一六”立即享受“三照”：照样穿样板服，照吃样板饭，照演样板戏（很多人都因此“认罪”了）。我和修琴师郑跃庭、大提琴手洪惠民三人属于顽固不化分子遭送干校劳改五年。洪惠民因性格内向，久郁成疾，患癌症去世了。

1969年下半年是中央乐团内充斥暴力的时期，上文提过，“文革”开始时，乐团作为样板团，较社会“砸四旧”、武斗为文明，但到这个时期已经不一样，军宣队高调到团声言要抓“五一六”反革命，为此成立了专案组，军宣队头目康新斌亲自挂帅，可不是一般群众成立的专案组，据成员之一的小提琴手杨实回忆，这个组所有成员都是由军宣队指派，然后报请江青批准，因此直接听命于毛夫人。 在此之前，杨实和江青身边大红人的刘庆棠和殷承宗成立过“红灯记战斗队”，之后更到过“芭团”旁听过审讯陆公达和杨少甫等人，在那里就如何逼供“五一六”“取经”，让他眼界大开的，是在逼供过程中使用暴力作为一种可行甚至必需的手段。这手段是中央乐团各派互斗时所没有的。
不少乐团成员回顾清查“五一六”事件时，都异口同声指杨实在逼供时使用暴力，特别是在审讯合唱队男高音黄培方时，打得特别厉害。身在现场的阎学敏回忆说：

审讯不是在中央乐团，而是在中央戏剧学院进行。那里和“芭团”一样，都是由一派“一统天下”的，不像中央乐团各派林立，观点立场不一，因此在那里提审比较方便。主审黄培方的是杨实，要他交代“五一六”，还要供出同伙，黄培方这人最闻名的，是作记录，可以一字不漏地记下。有人说他甚至可以在裤子的口袋里面记！因此对他的怀疑特别多，要他交代也来得特别使劲儿。杨实其实和他哥哥杨牧云一样，平常像个书生，但是此时不知怎的完全变了，审得特别凶，还动手打人，把一直不说话的黄培方打得很惨。打到半晕半醒时，黄开始乱说话，讲了一大堆名字，说是乐团的“五一六”同党，由此开始了中央乐团近半年搜捕所谓“五一六”分子。

由于杨实有军宣队领导的专案组成员身份，又有得宠于江青的“芭团”刘庆棠和本团殷承宗的关系，他使用暴力逼供手段很快在乐团里受到仿效，但团员对使用暴力与否也有不同意见的。一般来说，年轻的偏向使用暴力打压昔日“井冈山”成员，例如1960年进团的个别学员班成员以鞋、皮鞭揪打邵根宝和刘天语等“井冈山”死硬派特别厉害，这引起年龄较长的队员强烈反对，更为此退出了提审。当时身兼“大联委”成员之一的冯婉珍对此就有如下的回忆：

当时他们要提审邵根宝，说要好好揍他一顿，要他从实招来。我、罗青、盛明亮、马育弟等极力反对打人。提审是讲证据，不是讲武力，你们要打人，我们反对。但他们说不打不行。于是我们退出提审，以示反对。

被打的邵根宝三十多年后回忆时没有半点愤恨，这位老当益壮、拉了超过半个世纪的低音大提琴首席，徐徐地说，当日受虐打后被关在黑漆漆的房间里达四个月，期间被提审时所遭受的打骂和人格侮辱都无法想象地发生在他身上。他的一边听觉也被打坏了。他认为不少人被审时供出很多“五一六”，大概是减轻一下对自己的压力。
阎学敏回忆时形容邵根宝属于“井冈山”死硬派，非常“硬颈”，怎么也不开口说话。他同时指出，当时乐团百分之九十九的人参与这些事时，都是出于真心深信有坏分子混进乐团，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去动手的。“井冈山”作为曾经参与社会造反活动的第一大派，在过程中耀武扬威的同时得罪了不少其他单位的人，后来正受这些外人报复。北京电影厂里孔武有力的工人便是打得最凶的一群。前“井冈山”头目曹云汉被打得很惨。不少中央乐团成员，包括他自己，要到“文革”末才开始有所醒觉。他的同期同学、坚琴演奏员王玫也有同感。事情过去几十年后，她对杨实以及“五一六”所谓交代有如下看法：

很多人都恨杨实，其实他是在一个特定的条件和特定的时期涉及的一个（现象），就是觉得抓了大方向，一定得抓住。但是越往深里搞，越搞不出什么来，越不行。所以后来有些人作交代像王华翼、陈力、章德操就胡说八道，反正是已经关起来了，就说得像编故事那样。让你查到腿也跛也查不出什么来。陈力他们这样做其实很不负责任，说了很多根本没有的事情，让你一查一大片，越查越扩大化，最后查到杨实自己身上，军宣队对他也不信任了。

至于杨实本人回忆此事时，以极为平和的语调称“清查五一六”是个“极左的东西，是江青指示的”，他认为事情根本是和1955年的“肃反”和1957年的“反右”一样，“都是多余的”。对乐团的业务发展造成极大干扰，对自己在事件中的参与，现时已投身于古董专业的杨实有如下的回忆：

这个运动是从上面开始的，那个时候“井冈山”确实有很多过激行为，而当时总理内部报告说要清查“五一六”，江青作为上面的，又指派了我，那我怎么敢不干？军宣队（就参加专案组）找我谈话，而这个专案组是报江青批准的，因此后来（“文革”后）要我为这事做检查的时候，我心里就觉得很可笑，你们要是明白的，为什么不早告诉我江青有问题呀？有谁敢说这是个问题呀？这是一个历史时期的问题。明明知道她是毛泽东的夫人，那能不做吗？而且（井冈山）他们确实有过激的冲大使馆等活动，说他们是“五一六”。因此康新斌来做我的工作，李德伦也来做我的工作。当时我不太想做，但是作为专案组成员，也不敢不做。那时我也兼搞一些有历史问题的专案，例如解放李德伦的那份报告都是我写的。

但对于杨实在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不少团员认为他只是个“打手”，在后面作决策的，固然是江青，但在最高层和群众之间甚为关键的，是乐团军宣队和已被江青“御赐”新名的殷诚忠（即殷承宗。所有官方媒体自1969年均转用此名，一直到文革结束。为免混乱，本书仍用原名）。军宣队到中央乐团清查“五一六”时，团员之间已经不再按“井冈山”及“东方红”来划分了，而是以阁下是否“五一六”或“叛徒、反革命”来分。1968年初雨后春笋般成立的众多战斗队亦不复存在，而是以一个由军宣队和工宣队领导的“大联合委员会”（简称“大联委”）作为群众代表组织。这个委员会由五人组成，由军代表头目康新斌出任组长，其他成员包括殷承宗、何复兴、张玉霞、冯琬珍，其中殷、何、冯是前“东方红”成员，张是“井冈山”。可见两派角色已经对调。而殷氏更成为乐团业务方面的最高负责人。连李德伦等都要听命于他。但“大联委”维持的时间并不长，随着黑暗的急剧发展，冯、张二人在1970年被下放干校后，“大联委”无声无息不复存在。 殷承宗挟着《钢琴伴唱红灯记》和新作《黄河钢琴曲》（见下章）成为乐团业务方面的一把手。这样的局面一直维持到“文革”结束。
杨实提到李德伦曾在“五一六”问题上的参与，1970年初，有人亲耳听到他在指挥完一场音乐会后在后台得意地说：“今天抓了××个五一六，战绩辉煌！”这一点，李氏本人亦直言不讳。他多年后提笔写出以下沉重的话：

曾积极参加“清除五一六”活动，使部分同志受迫害。后发现运动的扩大化及没有证据，产生怀疑。但不敢提出不同意见，就以创作为名逃避运动，但已造成错误，不能挽回。

红艺五七干校

关于中央乐团成员下放干校，这个举措跟当时社会大环境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所谓五七干校，是根据毛泽东在1966年5月7日给林彪的信中，提出军队是一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业生产”，1968年秋，他在《人民日报》重申：“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但真正全国大规模下放干校的，是1969年10月国防部长林彪签发全国动员加强战备和紧急疏散的指示之后。这个紧急动员令正碰上文艺界清理阶级队伍的高潮，即清查“五一六”。当时有一个说法，把经审查后认为有问题的成员集中送走，叫做“扫地出门”，几十位中央乐团靠边的成员被“扫”往之处，正是干校。未讨论干校前，先讲一下1969年秋全国动员加强战备为中央乐团带来的一段小插曲。由于战备，很多工业都要往内陆战略转移，其中之一是位于和平里的轻工业部二局。转移后空置出来的大楼，由样板团的中央乐团进驻使用，亦即是今天中国交响乐团的行政大楼和排练厅的所在地。
中央乐团成员被送往的干校名为“红艺五七干校”。它与其他干校不同的是，它坐落在北京市郊小汤山，那里是北京市园林局辖下的林园，山明水秀，有大片果园，又有温泉，但最为特殊之处是，它的校长并非别人，而是江青。据说校名和地点都是她亲自选取、决定的。加上以李德伦、刘庆棠、钱浩梁等团领导出任副校长，可见这所学校是专为样板团的问题成员而设。 它位置距离北京不足二十公里，似乎是为了有需要时方便调动，相比之下，中央音乐学院全体师生被安排到河北保定驻军那里劳动锻炼，条件相差很远。
红艺五七干校是以军队编制运作的，四个驻京样板团（中国京剧团、北京京剧团、中央乐团和中央芭蕾舞剧团）分别序列为一、二、三和四连，全校共八百人。作为三连的中央乐团最高峰时有一百多人。 对于哪一类人下放干校，团长李凌有如下的回忆：

她（指江青）把这些人按亲疏、远近、红黑、造保分成两个部分，除了她手里抓住的（指样板团演员），把妨碍她的人，主要是所谓“黑线人物”，全部送到了干校……（其中）“黑帮”、“牛鬼蛇神”、“五一六分子”之外，就是一大批干部……“红艺五七干校”，是江青把一批她讨厌的旧领导人、艺术尖子、给她提意见的人和一些“五一六”，放到下边进行管制的地方。她和手下的一些人，就是想方设法糟蹋你，没有你的自由，让你们这些人慢慢消失。

李凌提到的艺术尖子中，包括在1950年代成立前后担任乐队首席的韦贤彰，这位拥有上海圣约翰大学土木工程学位的高材生回忆当日被勒令下干校时的情景：

在下干校之前，军代表告诉我们说：“你们要交枪。”我们问：“干嘛交枪？”他说：“你们攻击社会主义，当然要交枪！”我们还是不明白：“交枪，那交什么枪呢？”军代表说了：“你的乐器就是枪。”原来真是把我们作为“敌人”对待了！我用的那把心爱的小提琴，就是那一次交上去的。这是团里最好的一把小提琴（按：此琴名叫格鲁斯曼，原属上海工部局乐队首席富亚，后来转给杨秉荪从上海带到北京的中央乐团之后曾由朱信人使用。现时首席刘云志使用的，正是此琴）。从此，它再也没有回到我手里。

韦贤彰失去的不只是名琴，更重要的，是他的演奏生涯也断送在干校。他详细回忆说：

我们乐团编为一个连，分为四种人：走资派、有历史问题的、右派、革命群众……我那时就是革命群众。我们劳动分若干班，有不同工种，我干过煤厂厂长，自制蜂窝煤，供冬天取暖。抡八磅大锤，每天几百块煤，从过冬前就开始打。我也当过掏粪队队长，跳到坑里掏粪，是常事……我没想到的是，在干校由于体质不好，且劳动过猛，颈椎受了伤，因为那时拉犁是人拉犁，驾辕——是人驾辕，不用骡子、马，有的是人……在有一天的早上醒来，突然发现周身麻木，躺在床上，不能翻身，脖子也不能抬！颈椎受伤以后，我治了很长时间病情才缓解。从此落下病根。我是第一批从干校回来的，从此就被迫脱离舞台。我想成为中国一个有出息的小提琴家的梦，从此成为泡影。

值得一提的是，韦贤彰和杨秉荪都是属于中央乐团独唱独奏小组，由于江青样板戏只涉及乐队和合唱队，这个演奏小组在“文革”开始便自动解散，个别成员（例如小提琴独奏盛中国）加入乐队继续演出。
说得难听一点，干校是为一些在江青眼中没有利用价值的乐师而设，把他们从乐团中“扫地出门”，其中“井冈山”不少成员都被下放到干校，但“井冈山”或“东方红”的身份并非下干校的绝对因素，因为既有“井”成员继续参与样板戏的演出，也有“东”的成员被勒令下干校。中提琴手简召祥和合唱队员的夫人张玉霞都是“井冈山”成员，但简氏留任演录样板戏，而夫人则被送到干校。后者固然是“井冈山”的负责人之一，但似乎更重要的是中提琴声部缺人，简召祥作为中央乐团创团成员，有需要留下，也不计较他的“井冈山”身份了。
另一位中提琴声部成员邓宗安则有相反的遭遇。上文已提过邓氏是“东方红”的三位发起人之一，更兼任样板戏《沙家浜》创作组组长，地位理应很稳固。但最后和夫人冯琬珍双双被下放到干校，主要原因是对中央乐团“五一六”的问题与领导产生严重矛盾，所谓领导，除了当时主管乐团的军代表之外，还有昔日“东方红”战友殷承宗。
邓宗安和殷承宗的“战友”关系，在“东方红”和创作组期间尤其密切，而邓氏的夫人冯琬珍亦曾和殷氏同属乐团的“大联委”成员，与阎学敏等比较活跃的成员工作关系密切，但如此的战友关系却几乎一夜间翻脸不认人，直接导火线正是对“五一六”的不同看法。
据现居北京的冯琬珍回忆，邓宗安和殷承宗就“五一六”的问题先在广州演出期间闹出不同的意见：

当时杨实从北京打电话给殷承宗，谈到抓“五一六”的事情，邓宗安从旁马上向殷承宗进一言：别的团我不知道，在我们的团，我们都是一起长大的，“井冈山”人造反，在社会上参与了很多事，可能都是错误的，但是否“反革命”，这事我们要慎重。其他团有所谓“五一六”，但有没有发展到我们团来呢？“五一六”这个组织究竟存在不存在？它的后台又是什么呢等等。邓很直率，以商量的态度跟殷承宗谈这些问题，邓作为《沙家浜》创作组的组长，向当时位居乐团领导的殷承宗提出意见本是很正常的，结果殷承宗很生气地反问：你怎么有这样的思想？回京后不久，曾一度涉及邓宗安的“裴多菲俱乐部”马上升温，邓本人亦被勒令揭发“俱乐部”的“大掌柜”罗忠镕，邓当然不同意。结果换来一句：那你这个创作组组长就不称职了。邓也二话不说，第二天就呈上辞职信。在此之后不久，（军代表陈智）便下令要我们俩立刻下干校。事前其中一位军代表还要我跟邓宗安划清界限，我当即拒绝了，也因此激怒了军代表，限我们短时间内到干校。我们被迫留下三名稚女在家，亦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就在邓氏夫妇在干校的三年期间，不幸的事情在家中发生。年仅十二岁的二女儿被乐团的一位钢琴乐师性侵犯，虽然犯事者被判刑劳改，得到应有的惩罚，但受害者终身受到极大精神困扰。她虽然美术事业有成，但始终捱不住童年重创，于2007年一跃而亡，成为文革祸害延至二十一世纪的不幸案例。
冯琬珍补充，她下干校前是乐团新组成的填词组成员之一，在组长严良堃领导下，和其他五位成员把多首1930年代的进步歌曲改词。这个组的办公地点是李德伦屋子的阳台位置，在那里每天工作，把歌词改为更富于阶级斗争内容，其中包括聂的《新的女性》，甚至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后者的著名词作者田汉早于1968年被诬为叛徒，遭迫害致死。
“五一六”的问题不止在中央乐团的成员之间引起争论，连军代表之间也有不同的意见和处理手法。 原广州军区四十一军一二一师的团副政委郭凤林是继军代表头目康新斌出掌中央乐团后第二批军人抵团的一员，原属第四野战军的他参加过辽沈战役和抗美援朝，对下属呵护备至，出任连指导员时点名无需名单亦能背诵出所有战士的名字。曾获“爱兵模范指导员”称号，在军中薄有名声。据这位红光满面年愈古稀的东北大汉三十年后回忆：

来到北京前我一直都对中央乐团怀着极高的敬仰，在电视、报章看见他们在人民大会堂演出《钢琴伴唱红灯记》，觉得他们真棒。可以那么近为毛主席、周总理演出精彩的音乐！因此，当我1969年底抵京后被告之这个乐团已经变黑，既有反革命分子、资本家子女，更有近百名已经交代了的“五一六”分子。那时我心里真的不服气，样板团哪里来那么多坏人呀？心里于是产生很多疑问。

被乐团乐师昵称“老郭”的郭凤林是“文革”结束以后唯一留在乐团的军代表，还是由指挥李德伦为首的乐师们亲自上门挽留的，最后他还脱下军装，全职在乐团服务，一直到1990年满六十而退休，女儿郭利更成为大提琴演奏员，这些都是后话。
可是当老郭初到乐团时，尽管心里有不少疑问，但是作为职业军人，军令如山，还是要听命于师级军头康新斌，执行清理“五一六”分子的任务，然而在过程中引起不少争拗。据老郭回忆：

我是1969年12月30在京西宾馆小礼堂集合接受任务的。当时同来的有五十多位来自不同军区的军官。接见我们的有江青、谢富治和吴德等。由江青作讲话，指我们将到八个样板团去，说要“掺沙子”。之后我便到中央乐团报到，主要负责交响乐队的工作。当时清查“五一六”的工作已大致完成，1970年1月10日，即在我抵团后约十天，开始把怀疑分子下放到干校。第一批约有五六十人。但在团里隔离的，数目仍相当多。我住的五号楼旁边的四单元，由一到六层关押的都是“五一六”。当时主管“五一六”专案的是毛文昌，他声称有一份“五一六”的黑名单，是根据怀疑分子自己填写的所谓参加“五一六”的表格。其实哪有表格？这样无根据、无道理的东西，难怪他起初不让我看那份名单。从那天开始，我知道这是错了。

老郭由心里不服到发诸于行动上，始于毛文昌放假返回老乡过春节。他不止一次和康新斌、唐厚凯两位军阶比他高级的领导正面交锋，仗义为乐团成员的基本人权和尊严说话，过程中老郭成为拯救无助蚁民、“文革”版本的舒特拉：

1970年春节，毛文昌放假返老家，康新斌派我代办看管“五一六”。那时专门关押的大楼都挤满了“五一六”，睡的、食的条件很差，他们家中老人、小孩都无人照顾。我于是和工宣队的头头于福全商量，让他们回去，反正他们都已经交代了。康新斌知道后也表示同意，但拿不定主意，担心出了问题要负责。他于是请示刘庆棠，谁知刘某听后表示同意。于是老康放行，但要每人逐一表示永不翻案才让走。

之后不久，低音大提琴手李振源的姐姐因病去世，殡仪馆的车安排在一星期后才处理。老郭于是向康氏提建议，用军车给提供方便。但引来后者极度不满，拍着桌子问道：“干嘛你什么都要管？”老郭的回答却一针见血：“作为领导，不为群众服务，和以前国民党有啥区别？”康氏只好答应，但条件是完事后要把车多洗几遍！
香港中乐团的阎学敏形容老郭“富人情味，通情达理，没有其他军代表那种高高在上教训、整人的态度”。他亦记得老郭是唯一中央乐团领导出席他父亲的追悼会，令他很意外。他母亲在1970年中风时，老郭亦送来每月分配极少的鸡蛋，给老人补充营养。
但老郭回忆这段历史最为伤感的，是门春富之死。他认为这位年轻巴松管演奏员的轻生，当时主管“五一六”和干校的军代表们要负不可推卸的责任：

当时乐团成员一批一批地下放到小汤山红艺干校，门春富等人被留了下来，单独隔离。年轻人想不通，在和五岁的儿子见了最后一面的当天夜里，用书包的带子扣在窗口上吊死。

另据王廷瑛回忆，门春富自杀的当天正是他被下放到干校的同一天，日期为1970年4月2日：

得知门春富死的那一天，永远令我难忘。我当时被关押在他的隔壁房间。当天，迟迟没有给我派送早饭，到了十点半，隐约听到楼道里脚步声杂乱，出于好奇，我把耳朵贴到门上，竟意外听到门春富的死讯。午后，我被办案人员告知，因态度恶劣，立刻押送监狱。我一路无语。下车时才发现是干校。

另一位同时期轻生自杀的是低音大提琴演奏员依宏明，据他的同学阎学敏回忆，依氏原属“井冈山”，曾出外串联社会其他造反派，后来被指为“五一六”，在大会上被二三十人围着，低着头挨批。他本人性格刚烈，脾气大，加上自己家人亦受冲击，但都郁闷在心，他自杀前一天在大会上被斗，被要求翌日交代材料。但万万未想到第二天中午时，他在排练厅下面的热水锅炉房以铁线自缢。
门依二人相继自杀，加上近百位乐团成员下放到小汤山干校，进入1970年代的中央乐团似乎正进入谷底。可是正是在这段期间乐团出产了迄今最广为人认识的作品：《黄河钢琴协奏曲》。更重要的是，这部以中央乐团名义的集体创作诞生于国家政治以至国际战略大转移的前夕，而中央乐团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份量不轻的角色，这都在下一章详细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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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史漫笔】

海雨天风再评说——回眸清查“五一六”运动

任诗理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中期，中国在执政当局的主导下，刮起了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飓风。
老朽是那场劫难的经历者，见证人，岁至暮年，以惟道是从的心志，立于江湖之远的视角，探寻大清查的三昧。虽然明知在信息被封闭的状况下，此举实在类似于堂·吉诃德挑战风车的傻冒!
但是俗话说得好：打破砂锅纹（问）到底。为了弄清历史上的子丑寅卯，只能用最原始的笨方法，尽力搜寻相关的书刊文字，然后将从汗牛充栋的文字堆中淘到的若干史料梳理成文，以答辩一些遮掩之论。
例如“五一六”到底是怎么回事。现在能看到的权威资讯之一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十三册45页的注解是：“‘五一六’原是北京的一个名为‘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的反动小组织……后来很快就被清查出来，为首分子被公安机关逮捕，问题基本解決。但到一九六八年，又成立了以陈伯达为组长的中央清查‘五一六’专案领导小组。在清查中，许多反对林彪，江青一伙的干部、群众被打成‘五一六’分子，一些地方和单位的两派组织互相指责对方为‘五一六分子’，清查运动一度严重扩大化 ，情况混乱不清，最后不了了之。”
这里说的“被打成”，并沒有说明是被谁打成。国情告诉人们，能有权势与能力将人打成什么分子的，一定是执政当局。
这个注解是补天之说，没有指出当局应承担什么责任，同时也不符合历史事实。试问，林、江当年炙手可热，能反对他们吗？即或公开斗胆反对了，能不了了之么？如果能，辽宁张志新及其他罹难的人又何至于殒命枪下呢？
无独有偶，在湖北这里有种声音是：湖北大整“五一六”“北、决、扬”，是地方当权派“曾、刘首长”设计的收拾造反派的一揽子计划，并不是中央安排的。
这种论说不符合历史事实。
众所周知，1967年8月，北京清剿有形的“首都红卫兵五一六兵团”，批斗并拘押了张建旗、刘令凯、程镇华等人。其后周恩来派谢富治、戚本禹去对他们作了诫勉谈话，而后三人被释放(见戚本禹《戚本禹回忆录》，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2016年4月第一版第677页。事实与戚述大有出入)。
至此，确有其实的“五一六”事件应该是已经解决了吧。
但事情沒那么简单，一场扰动全国的大动作才开始
一一中央清查“五一六”专案领导小组成立了。动静那么大，中央要员众口一词公开讲了那么多话，统帅也发了指示，谢富治也很紧张……(见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当代中国出版社，2008年6月，47页至60页)
还有经毛泽东多次修改的姚文元《评陶铸的两本书》。毛加写了一段文字：“请同志们注意……所谓‘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就是这样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这个反革命组织不敢公开见人……不久就可以弄明白。”
历史演进十分明白，当初声讨、拘押的，是有形的“五一六兵团”的成员，到了9月8日发表《评陶铸的两本书》的大文章，事情骤然升级成“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这个反革命集团是无形的，显然这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又一次重大决策和战略部署！
吴法宪回忆录披露：当时决定成立什么专案组，由谁来分管……由周恩来亲自提出，经大家讨论同意，再由周签名报毛、林批准。中央专案组第三办公室主任是谢富治，办公地点在公安部，下辖四个专案组：

一是“五一六”专案组
二是“抓叛徒”专案组
三是叶向真(叶剑英的女儿)专案组
四是其他人的专案组。
(见吴回忆录698頁)

人们可以问：建立专案的依据是什么？怎样立的案？怎样审的案？怎样结案？怎样销案？这可是中央专案，应当做实事求是的垂范呀!
1970年2月19日，谢富治、温玉成、吴德的《关于北京外语学院批极左思潮和深挖“五一六”反革命分子不力的报告》由周转报毛。周恩来加了说明：“……国务院和文教、学部各单位，也在有步骤地批判极左思潮和右倾动摇，深挖‘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并防止扩大化。”毛圈阅了此件。(据《周恩来年谱》下卷350页)
1970年3月27日，经毛泽东批示“照办”的中发20号文件《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下发，该文件有四条内容，第一条开宗明义讲：“‘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在反革命两面派萧华、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王力、关锋、戚本禹操纵下，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猖狂进攻，罪大恶极。”(其余三条是方针、政策、办法、注意事项，此处从略。)
这第一条里所讲的上述七人是如何操纵的？
是如何猖狂进攻的？
有些什么恶极的罪证？
沒有解说，沒有看到附件材料，也沒有公布揭示罪行内容的文字。当事人戚本禹在回忆录中讲，自从关进秦城监狱，从来沒人向他提起有关“五一六”的案情。全国大清查“五一六”分子时，“沒有任何人来查问我与‘五一六’到底是什么关系。”(见戚回忆录703页)。 另一位涉案人王力是从秦城监狱出来后，才听说“五一六”的事情。天字第一号的“操纵者”萧华上将，被当局关押七年，1974年9月30日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了庆祝晚会，次日同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盛大的国庆庆祝活动……可见他不是什么“反革命两面派”，更沒有操纵所谓的“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
这份中央通知，是周恩来亲笔拟写，并于3月24日主持政治局会议修改通过的。周与陈伯达、康生联名报呈毛、林。毛泽东于27日批示“照办”。(《周恩来年谱》下卷357页)
1971年2月8日，经毛泽东批示“照办”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五一六”专案联合小组的决定》下发全国，其正文如下：“为统一‘五一六’专案的清理、审查和核实，为密切配合中央和地方各部门的‘五一六’专案调研同群众运动检举相结合，中央决定以吴德同志为组长，李震同志为副组长，杨俊生、黄作珍、于桑、杨德中、迟群、李韬、王连龙、刘西尧、丁江、李忠、耿健民同志为组员，共十三人，组成中央‘五一六’专案联合小组……以公安部的‘五一六’专案小组为其办事机构……要认真学习一九四三年八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这份文件是周恩来2月1日拟写的，经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毛泽东批示“照办”而下发全国。(《周恩来年谱》下卷433页)
1970年12月中旬至1971年2月8日，在北京召开了第十五次全国公安工作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央专案组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相应决策以及所列的北京地区十五件大事如下：
1. 夺外交部的大权，火烧英国代办处，抗议缅甸政府迫害华侨大会。
2. 围攻中南海，妄图冲击中南海，阴谋劫持和暗害中央负责人。
3. 揪军内一小撮，派人到全国各地冲击军区和解放军驻地，反党乱军的反革命活动。
4. 抢劫国家档案，盗窃国家机密。抢了化工部、卫生部、统战部、政协的档案。1967年8月砸抢国家机关，26个政治部的档案全部抢光。
5. 冲击中央机要局，篡夺中央机要大权。
6. 卫生系统1968年3月10日黑会，盗窃中央负责同志的保健机密。
7. 夺北京市革委会的权。1967年7月24日，北京学部“五一六”派周景方到市革委会对谢副总理讲，我是来夺权的……
8. 利用搞孙大光、张闻天、李立三、陶铸这几个人的材料为幌子成立专案班子，实际上收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的材料，攻击周总理。
9. 夺中央财政大权。
10. 1967年5月13日，冲击三军宣传演出。
11. 1968年6至7月，在北航筹备召开所谓全国造反派的北航黑会。
12. 策划天津文艺黑会……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
13. 妄图搞反革命应变基地，到河北、山西勘察地形，准备失败后到太行山打游击。
14. 在邮电学院、地质学院、邮电研究所506工厂、电报大楼、吉林工业大学、重庆邮电学院、天津南开大学、张家口某部队造反团、武汉邮电学院等单位私设电台的反革命活动。
15. 组织反革命阴谋集团“五一六非常委员会”。
以上所列，指向清楚，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各地专案组作为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罪行”的终极来头，用历史事实清晰地还原了那场大清查并不是各地方主政者收拾造反派的自拟行为。就湖北而言，武汉军区曾思玉司令员、刘丰政委，并不是“原创”与“源头”，仅是“照办”而已，只不过是办得“又过了一点”(毛泽东对曾、刘的批评用语)。这场在湖北“又过了一点”的大清查，整人无数，曾、刘当然有其责任，然而他们不是主要责任人。对于不明真相的大众来说，可以想想，上将萧华、杨成武都被打成了“操纵者”，遑论地方上的造反派头头和骨干们呢？
上述引用的部分史料，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大清查的主体是当年的无产阶级司令部。
有毛主席的批示“照办”；
有密切配合、统一部署的中央“要求”；
有中央的“通知”与“决定”；
有中央挑选的十三位成员；
有认真学习延安审干的“决定”；
有中央列出作为清查样板的北京地区十五件“大事”……
凡此种种，湖北的“曾、刘首长”远远沒有这样的能耐，更沒有完成这样大的全局性“战略部署”的资格与能量。
吴德奉命担任中央清查“五一六”专案联合小组组长时，请示上级：“应该有个政策。”周恩来总理当时拿着事先准备好的延安肃反审干时的九条方针说：“就按这个原则和‘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原则办。” (见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59页)
当年各地被清查者，毫无例外地都被强制熟读《南京政府向何处去》，《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直接将造反派当成国民党反动派对待。
可是形势不是变了吗？己经“全国山河一片红”了，掌握绝对权力了，取得“全面胜利”了，怎么把“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忘记了呢？应该区分“延安”和“西安”啊，用延安肃反审干的政策对待赤胆忠心的造反派合适么？正确么？
人们可以从时间的纵向上考量。从王任重、张体学，再到陈再道、钟汉华，其后曾思玉、刘丰……最后到陈丕显、顾大椿，文革期间(且不说之后)，湖北武汉地区哪一次不是恶整草根造反派？ 造反派奉旨造反，为什么反过来被来自自己的总司令部的力量打压？
再从地域的横向考量：除了毛主席批评湖北清查“五一六”，深挖“北、决、扬”“搞过了一点”，其它地区的情况如何呢？河南、湖南、四川、内蒙、云南、江西、江苏……哪里不是“搞过了一点”？江苏民谣：“五一六，家家有，不是亲，就是友”……江苏还发生了“黑寡妇”团结伴进京喊冤告状的群体性上访。
其实，这哪里是什么“搞过了一点”呢？完全就是一场全国性的大规模的“莫须有”嘛！
历史惊人的相似：井冈山根据地打“AB团”，鄂豫皖根据地肃反，湘鄂西洪湖根据地打改组派……无数红军指战员没有死在“白军”的围剿中，却倒在“革命”的屠刀、枪口下。还有延安的审干、抢救运动，革命队伍里被自相伤害甚至残杀的人还少吗？这些内耗与折腾，折射出体制性的弊病由来久矣！
文革中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大折腾，或许终究会在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在民主与法治的引领下，得到公正评说。

2018年5月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