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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昨 天》第一一七期
帖子发表于 : 周一 10月 01, 2018 9:27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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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 天》第一一七期

抢救文革回忆 积累文革资料 交流相关信息 促进文革研究

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18年9月30日第117期


本期目录

〖江西文革专辑:张一哲专辑〗

史林一叶

张一哲 从“四七意见”到“五七意见”——1968年江西文革中的一场风波

第一章 形势与背景:1968年春两种思潮和派别的对立
毛文革旗号下的两股力量
江西“三查”运动引发的两种观察与我们的警惕
另一种文革对象:抓“特务”的故事
第二章 赴南昌调查形势
从支农现场到南昌调查
分头调研形成初步判断
权威人士说“四七意见”背后有大黑手
新华分社负责人对我们表态:“四七意见”是错误的
省革委副主任于厚德接见明确表态“四七意见”是反革命纲领
省造反派头头万里浪、蔡方根称“四七意见”矛头指向新生红色政权
第三章 命中难逃的一劫:我担任“五七意见”主笔
我的表态基调获得多数人认可而受命起草意见
“五七意见”撰写经过
第四章 “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亲友们强烈反对我参加
两位重要的支左干部专程来劝我放弃
柯云路同意我的主要观点但预言我们必败
“五七意见”经会议表决正式通过
第五章 周恩来说,没有什么了不起,斗争会有反复
专区革委会布置各单位不表态
地革委副主任与我辩论两分钟“走过场”
来访客人传来杨曦光、东澄宇身陷囹圄的消息
于厚德传达总理指示
“华丽转身”没那么容易
第六章 批判“五七意见”的力量在吉安一中露头
1968年6月吉安一中的政治地图
《我们对五七意见的根本分歧》大字报出笼
完全与“五七意见”无关的教师被作为“黑手”揪出来
打倒我的大幅标语高挂在大礼堂墙上
第七章 冒出来一个兵团总部“新常委会”
揪“五七意见”所谓黑手的阴谋
“三查”对象大游斗和一中的“三查”成果展览
“改组兵团领导”的公告张贴在校门口
老常委团结一致不承认伪常委会
第八章 于厚德扭转局势
意外碰上的接见让我们喜出望外
马安荣来一中落实于厚德指示
突然的毕业分配与我的失业
“三查”运动造成江西历史上最大的人权灾难
余事

编读往来

阎长贵指正:高炬不是江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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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林一叶】

从“四七意见”到“五七意见”
——1968年江西文革中的一场风波

张一哲

《昨天》编者按:本刊曾在第23期推出“张一哲造反派研究专辑”(2013年9月30日),还发表过张一哲的《朱旦华那个眼神震撼了我》(2014年2月28日第30期)、《艰难岁月中的温馨记忆——回忆我的中学老师毛礼钊》(2014年9月30日第39期),这里发表的是张一哲有关江西文革中一段重要经历的回忆。


大约二十年前,读黄仁宇《万历十五年》时,我曾经萌发一个念头,计划写一本书,题目是《1968年》,后来一直没有机会付诸实施。
1968年是文革十年中特殊而重要的一年。红卫兵的被牺牲,造反派的被镇压,军方势力的膨胀、得势以及与中央文革势力的矛盾冲突的产生、发展以致后来导致林彪事件;以一度受批判的血统论为核心灵魂的“三查”运动(清队、抓“516”等)的开展及其大规模人权灾难的发生,为后来否定文革留下最重要的由头;引发文革的基层积极参与者和许多普通人怀疑和疏离文革的大规模的冤案、死人事件,等等,都发生或开始于这一年。文革的最后失败,在这一年已露端倪。
1968年春夏,在江西吉安,发生了一起被简称为“五七意见”的事件。在当时轰动全省的南昌七中“四七意见”遭到残酷镇压时,吉安一中学生群众组织“井冈山兵团”,发表“五七意见”,与时任省革委主任、省军区政委的程世清对着干。当年曾经激怒程世清,惊动周恩来,但由于时任省革委副主任、吉安驻军首长于厚德温和宽厚的态度和明智的处理手法,“五七意见”尽管与“四七意见”一样落个彻底失败的下场,但参与人的命运却不像南昌七中“四七意见”当事人那么悲惨。
1968年我20岁。参与“五七意见”是文革中我的命运的重要转折点之一。
从小小的“五七意见”的命运中,也可以透视文革整个运势的转折。
作为“五七意见”主要当事人之一,我回忆并记下当时主要经历,以面向历史和未来。欢迎所有当事人、相关者和有兴趣了解的人指正。

第一章 形势与背景:1968年春两种思潮和派别的对立

毛泽东文革旗号下的两股力量
以我当年的观察,在毛泽东文革的旗号之下,活跃着两股力量。
一股力量,他们抓住的官方口号主要是打倒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和“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一方面主要把斗争矛头对着知识分子,同时在阶级斗争的口号下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女;
而另外一股势力,则把斗争矛头主要对着当权派,他们强调的官方口号主要是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炮打司令部”。
前者的思维,是共产党传统的阶级斗争思维,其打击的对象,是1949年后政治运动传统的“阶级敌人”;
后者的打击对象,则包含两种不同的官员,其一是不符合毛思想的具有不同程度现代文明意识的干部,其二是享受和捍卫特权、压迫和镇压老百姓的当权派、以及通常意义上的贪官污吏。当然这二者之间往往也有交叉。
“资本主义”这个概念,当时对于我是个被灌输的没有感性认识的含混的东西。大体上,剥削、压迫再加上几乎所有的负面的坏的东西混合体,就是我所理解的资本主义。所以,“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个概念,大体上就是有权的坏人的意思。
1968年时,我认为,后一种思潮是代表最新的毛泽东思想,是毛泽东文革思想的精髓与方向,是毛主义的原创。前一种思潮,我将其看作是文革中的保守思潮和右倾思潮,往往被所谓复辟资本主义的势力所鼓吹或利用。
这两股力量表面上都打毛泽东的旗帜,有时候也合流,但其间的分野、博弈和争斗是贯穿文革始终的。
而后来的文革历史反复重演这一幕。
即使文革后,这种类似的局面也一再复制。中国政治中,一派紧抓所谓四项基本原则,另一派则更多抓住改革开放这另一“基本点”,互相争斗。
集中反映这一分歧或分野的,是对1968年公开的毛泽东一段最新指示的不同解读。
1968年4月10日的《人民日报》社论,传达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
毛泽东这次说,文革是与国民党斗争的继续。可见他是把两件事情看成继承性的关系。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年,他进一步说自己一生做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主要是打败国民党,第二件事情就是搞文化大革命。因此,文革作为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作为两个阶级长期斗争的继续,在毛泽东那里是没有疑义的,在我们心中当时也是毫无疑义的。
然而,对于这个继承性的革命的内容,革命对象,却有两种不同的理解。
一种理解,革命的对象就是国民党残渣余孽。这种思路或理解,就是将作为国民党阶级基础的地富反坏右以及所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作为文革继续革命的对象,其具体逻辑就是用所谓个人历史问题和阶级成分作为观察和衡量依靠或打击对象的主要标准。在这种理解中,文革初期盛行不久就遭到我们痛批(文革当局那次也反对和批判了)的反动血统论,必然死灰复燃并且成为实际的指导思想。在当时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江西是“三查”),对此最望文生义而低级愚蠢的一种理解,就是以查清各种人物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的身份和经历,将种种所谓历史问题当作区分阶级敌人的主要依据。而且清队时期的所谓群众运动,比起历史上曾经有过的类似干部历史审查运动,更缺乏政策水平,更加侵犯人权。
而另一种理解则是,代替了国民党的共产党干部即走资派,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或代表人物才是文革的主要对象、主要危险、主要目标。
从1966年8月以来,我所崇拜的偶像毛泽东所呼喊的“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言者无罪”、“大民主无罪”这三个口号,极大地诱发了我们对所谓社会主义民主的乌托邦热情和信念。
从1966年10月开始的批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到1967年春天对抗“二月镇反”,再到1968年春天对于所谓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我在文革初期参与的这三场运动,其共同的政治诉求是反特权阶层和反政治迫害。在我当时的认识中,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是将反特权阶层反政治迫害的学生打成反革命;所谓“二月镇反”也是一脉相承;而1968年春天的所谓右倾翻案风则是对于前两场反政治迫害运动的反动。这是与1949年后传统共产党政治运动思维相悖的见解,但我在1966年冬天时,从传播开来的毛泽东文革理论(包括种种最新指示)中找到了它们的合法性。一些学生由于响应毛泽东和执政党中央的决定,而起来发表了一些当权派不喜欢的言论就被打成反革命,这是我不能接受的逻辑。当年我们的视野里完全没有人权的概念,今天回顾以往,我以为那三场被今天否定的运动其实有一个基本线索,那就是争基本人权。当然,作为毛泽东文革政治斗争组成部分的那些具体实践具有更大的复杂性和污秽性,不是在这里容易说清楚的。但是,反特权阶层、反政治迫害、反血统论这三个最基本的思想要素,最基本的政治诉求,并非完全是事后总结,而是当时我们的思想内核与公开的口号,尽管他们不可避免地要在彼时的政治意识形态合法性语言中进行包装并受其污染。

江西“三查”运动引发的两种观察与我们的警惕
1968年伊始,江西省革委会主任程世清,将中央提出的“清理阶级队伍”的精神创造性地发展,在江西搞起了“三查”运动。这个运动与前一阶段运动的精神和矛头的相悖,引起了两种对立的看法。3月中旬,我去过一次南昌,感受了这种尖锐对立的意见争论。
在这种背景下,江西省革委会组织支农大军下乡帮助春耕和建立农村基层革委会。因为号称获得北京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批准,这一举措的实行没有反对势力,而且暂时停息了争论。
我所在的吉安一中被安排在吉水县。上级批准组建了井冈山专区支农大军吉水分团,已经被“解放”的吉安一中原校长也是刚成立的校革筹组长陈庆麟担任团长,一中高66届学生、专区革委会委员刘传祯担任副团长,一中高66届学生、校革筹小组副组长黄其作担任副政委。我所在的老高三全体学生组建成吉水分团七连,我担任连指导员,郭开亮任连长。3月下旬,我带领一百多号老高三学生步行到达吉水县尚贤公社,开始了为期一个多月的支农活动。
4月2日,吉水支农大军连队一级的干部在吉水县枫江公社开会。晚上,一中井冈山兵团几个兵团常委和骨干聊天。因为刚得到北京3月24日大会关于打倒“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反党集团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消息,于是决定4月4日井冈山兵团成立一周年的日子,出版一期兵团《井冈山》报,同时召开一次座谈会。决定由黄其作起草一中井冈山兵团反右倾翻案风的决定,我写一篇以本报编辑部名义发表的文章《路线斗争和反倾向斗争》。
有必要简单讲述此前半年的江西文革运动中两派及两种思潮的斗争脉络。
1967年8月,毛中央对江西省的文革群众运动表态,承认以大联筹为代表的一方是革命左派,调济南军区部队和广州军区部队支持;而以联络总站为代表的一方则是保守派,支持保守派的省军区被认定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遭到改组。1968年2月,成立了江西省革命委员会,改组后的省军区政委程世清担任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改组后的省军区司令员杨栋梁等担任副主任。
1967年下半年,前期受压并被打成反革命的江西造反派翻身并主导了江西省运动。直接听命于毛、周的外军区入赣支左部队开始了与江西造反派的一段蜜月时期。但是,随着运动深入,在毛中央的新的文革运动阶段,清理阶级队伍(在江西被称为“三查”运动)成为了新的主题。“三查”运动的对象更多是家庭出身和个人历史有这种那种传统政治历史问题的人,因此,1967年的造反派不少人成了新的运动目标。(上图:1967年毛泽东、周恩来对程世清委以重任。)
整个1967年下半年,我都在按照毛的指示思考“小将犯错误”和反“左”的问题。一中也经历了典型的派性斗争。我们在支左部队的帮助下进行所谓“斗私批修”。年底,专区革委会机关报《井冈山报》曾以几个版的篇幅报道一中解决派性的学习班等情况。此后我也被邀请到若干单位作报告,讲述所谓反对派性的体会。
但在这个过程中,我感到了右倾翻案的种种迹象。从一中、吉安,江西到全国,都是如此。一年前痛批过的血统论像个幽灵,正借着“三查”运动来还魂。而与此紧密联系的,则是借“三查”运动来否定前一年毛批准的中央对江西问题的处理决定,当时被称为“红六条”。
为此,我在一中《井冈山》报上发表了《路线斗争与反倾向斗争》 一文,一整个版面。那是我学习毛文革思想和研究文革实践的某些心得。文章罗列了文革以来在反对右倾时容易出现左倾,反对左倾时容易出现右倾的现象并总结其规律,提出在贯彻毛“教育左派”,“现在轮到小将们犯错误”指示的过程中,出现了一股右倾翻案思潮的新危险。我记得一年后中共召开“九大”时,毛泽东在谈到清理阶级队伍之类的事情时,提出在反对一种主要倾向的时候掩盖另一种倾向。而这篇文章把毛此时还没有说的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的规律作了阐述。
在我们支农期间,4月10日,吉水县革命委员会成立。不记得是由谁安排,我代表专区革委会宣传组,专区革委会支农大军吉水分团在革委会成立大会上宣读贺信。不过,在成立吉安专区革委会、吉安市革委会和一中校革筹小组时,我没有担任任何委员或成员的职务。这一点后来成为审查我文革表现时的一个重要而幸运的经历。
我在吉水县城期间最重要的事情,是听到了传达不久前的中央首长“3·24”、“3·27”讲话的精神。现在我手上还保留着登载这一事件的《火线战报》。而且,我当时还非常仔细地听了全部讲话的录音带,总共将近七个小时。其中最主要的林彪、周恩来、陈伯达、江青的讲话,我反复听了好几遍。当时我没有过多关心杨、余、傅三位将军的命运,文革之后才慢慢了解了他们所经历的这次劫难的种种真相。
看过报纸,听过录音带以后,我的第一个结论是,中央的部署接下去要开始反右了。在这以前,有几个月时间我感觉主流指导思想是在反左。那时候的左和右有特定含义,与今天所通常理解的并不一样。简单说,反左主要是对着造反派和红卫兵,反右是针对否定文革,针对走资派。那次大会,陈伯达有一个说法,文革有五个回合,这一次反右倾翻案风是第五个回合。从后来实际的历史看,其实这个第五回合根本没有啥大动静。从江西来说,反右倾翻案风的力量很快被程世清全面镇压下去。从全国来说,也大体上被各地军头镇压下去。回过头看,毛泽东对于反右倾,与1967年春天有了截然不同的态度,但是,这一点我当时完全不知道。

另一种文革对象:抓“特务”的故事
我们在乡下支农的时候,对于农村的“阶级斗争”,基本上是按照传统阶级斗争概念和传统阶级敌人的概念来进行的。支左部队的基层干部,比较容易接受程世清“三查”运动的模式。一中支左小组的组长仇武兴,在部队是连指导员,有一次神神秘秘地跑到我们宿舍来说,井冈山有70%是叛徒,然后大声感叹,文化大革命不搞不得了!其实,他讲的“叛徒”,最多只是当年的“反水”农民。红军走了,白军来了,不识字的农民有那么多“反水”有什么奇怪呢?与“叛徒”完全是两码事。我打开毛选给他看相应段落,仇武兴对我的淡漠反应非常不满,他认为我对阶级斗争的严重形势完全没有认识。
我记得有一次一名姓袁的原大队书记找我谈话,整整一下午。他父亲是老革命,在省城担任领导工作。我赞成他对当地文革运动的理解,而不太赞成与他对立面的农村造反派的看法。回想起来,那时我的观念中,对农村中的文革运动与城市有不同的认识,更倾向于依靠贫下中农而不是造反派。所以,在帮助建立基层革委会时,我们的观念与支左部队几乎没有分歧。但在具体的“三查”运动中,我们对于“敌情”的估计和政策掌握,却还是要比他们更保守得多。
由老高三学生徐河水负责的尚贤公社某大队,有个民兵干部与她人通奸,被游街后羞愧自杀。文革后徐河水因为决定让他游街而坐牢。徐河水从牢里出来后对我说,他自己当年错了,确实不应该让民兵队长游街。他对民兵队长的自杀有内疚心理。这么大的事情,我当时完全不知道,文革后追查也没有人找我了解。可见我那时候对尚贤公社的“三查”运动太疏于关心和了解。但有一个抓特务的事情却让我几十年不能忘记。
有一天,在某村蹲点的副连长丁木生来公社反映,说他们队里有人反映某某社员晚上收听敌台并拍电报。在那个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尤其在“三查”运动的发动阶段,这个情报使得一些人情绪高昂。我当时的心思已经被所谓反右倾、反复辟的全局所吸引,我在考虑官僚主义者阶级对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反扑,在考虑右倾翻案势力对中央处理江西问题的否定和反对,我心里觉得所谓地、富、反、坏分子都是小蚂蚱,蹦不了几天,掀不了大浪,我甚至怀疑那些地主的孩子们在七斗八斗几十年以后还敢有什么破坏活动。何况反映的这家人家并非四类分子。因此,我的反应比较迟钝。但是我们的副指导员是部队的一个排长,他的阶级觉悟比我更高更敏感,他立即单独向吉水县革命委员会作了汇报。
吉水县革委会很重视,正好那天我也在县里。有关领导把我、连长郭开亮和军队的副指导员等几个人召到县革委会去。结果,县革委会派了两名军人,带着枪,开了一部吉普车,和我们一起去了尚贤公社。之后,我们骑了几部自行车,往发生“敌情”的某某村出发。天黑得一点都看不见,单车在泥泞的田坎小路上艰难行进。我坐在黄元生车的后座,突然,一个猛刹车,我差点掉下来。原来,靠着一丝丝月光,他发现单车的前轮已经悬空,差一丁点我们就掉到塘里去了。近五十年后在美国旧金山,他和我说起那天晚上这个情节,我俩都还记忆犹新。
此时已经是晚上九、十点,我们摸着夜色进了那个村。我只觉得非常紧张和恐怖,空中传来任何一声鸟叫都加剧了紧张的气氛。军人们布置在这位村民家的周围,等待着他例行的“发报”特务行为,当场拿获。天气冷,我们在户外打着哆嗦。预料的敌情一时没有出现,我们有些疲惫,有些失望,但是部队来的人斗志旺盛,他们劝我们先休息。我们岂肯在阶级斗争的浪尖上退缩,也不好意思去休息,只能陪着一块熬夜。
一个多小时后,预期的戏剧性的事情发生了,“发电报”的声音出现了。有一位军人,好像比较老练,他说先派一位同志进去看看。随后,当他们一起冲进去的时候,才发现没有任何发报机,也没有任何机器,有的只是一位农民在操作着旧式的纺车。那纺车可能是没有润滑油了,摇转时发出“吱吱”的声音。原来每天晚上发出的所谓拍电报的声音不过是由这台破纺车周期性的摇转而发出来的。
真相是如此荒唐,我们非常失望。我的心情却别有一番滋味,为什么人们会把旧纺车的声音判断为拍电报的声音?除了无知之外,还不是因为头脑里整天在捕捉敌情,什么事情都可以连着敌情,连着台湾连着特务,没有敌情也要制造出敌情。我嘴里没有说,但对如此这般的制造敌情早就烦了。我看得见的,感觉得到的敌情,则是对江西上年文化大革命的中央结论的一种否定,一种反攻倒算,在不断的滋长。
后半夜我们各自撤离这个村子,我回到公社所在地休息。这个抓特务的滑稽的故事就这样结束了。
从此,我对于尚贤公社各大队报来的所谓这种那种阶级斗争的情报通通不感兴趣,我的心又开始关注城市,关注吉安、南昌和北京,我要感觉那里发生的影响全国影响中国命运的事情。

第二章 赴南昌调查形势

从支农现场到南昌调查
4月22日,我在支农所在地尚贤公社接到夏增淦和郭慧琴的电话。夏是我同班同学,高66届的;郭是高67届的,南京人,随三线厂迁来吉安。他俩都是吉安一中井冈山兵团常委,暂时被借用在专区革委会做工作人员。井冈山兵团是一中最大的群众组织,1968年春天时也是一中唯一公开的群众组织。他们在电话中告诉我有关南昌、上海和北京的一些消息,并且说《江西战报》《火线战报》的记者要找我们交流一下。《江西战报》是当时江西省掌权的全省造反派组织大联筹办的报纸,《火线战报》是江西省掌权的大、中学生组织大中红司办的报纸,当时我猜,可能是《江西战报》驻吉记者站想找我们串联。
随后我打了几个电话,提议井冈山兵团常委碰个头。这天晚上,人未到齐,只有我、刘传祯、黄其作、郭开亮、冯念涛五个人。我谈了一下相关信息,刘传祯立即提议,他、我、黄其作三个人回吉安一趟看看情况。随后,他又提议让熊国威去南昌一趟,探探消息。因为熊有亲属在南昌,比较熟悉也比较方便。
会议没开成,我们6个人就到附近的枫江桥边散步。边走边议论,谈的都是些比较原则性的东西。比如说,要为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英勇奋斗,反右倾要注意政策策略之类。当时,我对整个局势的判断是,眼下将有一个反右倾的阶段,可能持续几个月。随着前一年下半年的强调“教育左派”和“轮到小将们犯错误”,特别是清理阶级队伍的开展,以血统论为基调的右倾(左右的划分是以此为坐标的),保守势力正在借机重新集结和反扑。在感觉上和在感情上,中央关于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指示与我的判断相吻合。那时候我当然不会知道,清理阶级队伍(在江西是“三查”)是文革中的大转折。对造反的否定和打击从此开始且不再逆转,即使会有短暂的局部的反弹。文革后常有人将那些搞“三查”专案组的人也称为造反派——也许那些被整的人有些人真分不清整他们的人是什么派,但除他们之外的所有当事人是完全知道的——除了少数投机造反的人,那些“三查”积极分子其实绝大部分是靠镇压造反起家的。最基本的原因在于,搞清理阶级队伍、三查这一类的运动,很快就回到了从前血统论或查阶级成分查个人历史一类的套路。
第二天中午,我们回到吉安,晚上就去了《江西战报》吉安记者站。除了我们之外,还有几个大的群众组织代表也来座谈。我记忆中,首先是《火线战报》吉安记者站的负责人李某介绍了一下南昌的形势,主要是谈了有个“四七意见”。“四七意见”是南昌七中井冈山兵团负责人东澄宇4月7日在支农地点写的一张大字报,题为《南昌七中井冈山兵团关于省市目前运动的几点意见》。中心是批判右倾翻案风在阶级路线、极左派、红卫兵、革命委员会等方面的反映,提出了老保翻天、造反派受压的问题。李某说,现在南昌争论非常激烈。从后来了解到的情况,似乎作为江西省大中红司的《火线战报》是支持“四七意见”的,而《江西战报》则是持相反立场的。 我估计吉安记者站可能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而碰巧负责人李某是支持“四七意见”的,所以我们听到的介绍信息更偏向东澄宇。
听完记者介绍以后,我们几个人碰了一下头。我觉得信息不够,应该到南昌去现场看一下才能有个判断和决策。刘传祯立即提议,明天早上就走。决定很快通过,当夜他们到处联系去南昌的便车。到第二天上午十点,找到一部去樟树的便车。到樟树以后一直找不到便车,最后下决心连夜乘火车慢车,于25日凌晨2点到达南昌。除我之外,还有兵团常委刘传祯、黄其作、冯念涛、郭慧琴、黄元生、夏增淦、罗成武,以及一中在吉安地区反复辟统一指挥部工作的兵团常委刘汉双,以及兵团骨干若干,好像有十余人。为什么是这些人去南昌,我不知道,一般这类事情我也不管不问。
我们跟随刚从江西师院毕业的李超位到了师院。因为是半夜,也找不到住处,我们几个人就在师院的一个学生宿舍里挤着,呆了一个晚上。那一夜,北方冷空气南下,寒风袭人,满街飞沙走石,夏增淦他们三个人在三轮车车棚里面挤了一个晚上,苦不堪言。那时候,我们算是在一中掌权,这次赴南昌也算是因公,而且一中主要头头都来了,但我们自觉地不乱用公家一分钱去吃住。

分头调研形成初步判断
25日一早起来,尽管整夜未眠,疲劳不堪,我们立即分头行动,分别调研。
我和刘传祯两人走路去了南昌七中。到七中后,我俩先在校园里转了一圈,然后找了七中井冈山的一个负责人。我们互不认识,先介绍了来意,然后他向我们介绍“四七意见”和前几天刚发表的“四二二宣言”的内容以及相关事件的经过。
我仔细看了“四七意见” ,一共是8条。一、关于形势问题。指出,目前在全国右倾翻案是主要危险,江西省不例外;二、关于右倾翻案风问题。列举了右倾翻案风种种表现;三、关于极左派问题。指出,对于搞极左的人必须严格分清不同性质。指出,如果想借反右倾为极左翻案,是不行的。同样,以反极左为名,对于所犯右倾不承认,那也是极端错误的;四、关于阶级路线问题。坚持“十六条”提出的阶级路线,指出有些人以唯成分论为突破口,打击造反派,使保守势力重新上台;五、关于红卫兵问题。指责某些人只看到红卫兵的缺点错误,对红卫兵进行打击报复,必须揭露批判;六、关于正确对待革命委员会的问题。认为要爱护它,支持它,帮助它,保卫它。要警惕和揭露阶级敌人从右的或极左的方面来动摇、颠覆革命委员会的阴谋。对于革命委员会的缺点错误,必须善意地提出批评。对省革命委员会的某些做法提出不同意见,并不等于是把矛头指向省革命委员会; 七、关于革命大批判的问题。认为江西省的报纸迟迟按兵不动,不敢触及反右倾翻案等问题。必须迅速扭转过来;八、关于开展革命大辩论的问题。认为江西省运动之所以出现多次反复,和革命大批判、革命大辩论进行得不彻底有很大关系。没有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因而为右倾翻案埋下了社会基础、思想基础。
据说,“四七意见”提出后,南昌市有关部门组织了十个调查组调查江纺、化纤厂、麻纺厂、肉类加工厂等十个工厂“三查”的情况。结果发现,这十个工厂的“三查”对象基本都是造反派,而且他们实际上没有什么问题。
“四二二宣言”的内容有四条:一、反右倾的伟大现实意义、历史意义与世界意义;二、警惕有人把反右倾斗争引入机会主义的歧途;三、又一次站队的严峻考验;四、坚决执行党的阶级路线。基本精神基本立场与“四七意见”相通。
我们提出要见东澄宇,答复不在。我们在那儿等了较长时间,最后确认见不到人就离开了。我们已经了解到前几天省革委副主任、省军区司令员杨栋梁召集南昌全市红卫兵头头开会,命令各校反对“四七意见”,并强行通过决议,将“四七意见”作者东澄宇开除出大中红司,并且提出要立即对他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我猜测,东澄宇可能去北京上访了。那年代,受到地方领导压迫的人往往去北京求援求救。另外,去北京了解全国形势,一般也是判断下一步行动方案的前提。
南昌街上满街都是围绕着“四七意见”观点对立的标语。但是25日那天,支持“四七意见”的还是占压倒的优势。
25日晚上,在南昌的吉安一中人员全体集会,我记得有十五六个人,就当天的调研结果进行了讨论,在讨论我们自己的行动方案时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有少数人主张在南昌立即以吉安一中井冈山兵团的名义发表支持“四七”、“四二二”的声明,并且第二天就上街刷大标语;我的看法略谨慎。我认为“四七意见”的大方向没有错,但有些提法不准确、不全面,或者欠妥。还有些重要问题没有提到,或者没有说透。我的意见,我们还是另外写一份大字报比较合适。可以吸取他们有价值的地方,而避免他们的某些偏颇。
我发言后,兵团一把手刘传祯同意我的看法,并且立即提议我执笔。当时我被某些人认为是吉安的第一支笔杆子,而自从几个月之前井冈山兵团的一次内部整风曝光许多事情之后,刘对我的信任此时达到最高程度。很快就有多人发言赞同刘的意见,于是初步决定,我们另外表态,由我执笔。
当时我考虑得比较远。我提出,多人执笔为好,并且提议其作、增淦、国威等4人一起参加起草。一方面,我非常明确地感到了这次的大风险,与去年的“二月镇反”有些不一样;另外一方面,刚才表现出的内部分歧,以及兵团内部另一股力量还未到场,也使得我要坚持多人执笔。我当时还具体提出分段起草,无非也是分担责任的意思,我希望最后不要弄成我作为唯一一个“罪魁祸首”。这件事情我一开始就有一个失败的预感。但是刘传祯这时对我高度信任。他说,其他人只是辅助,以我为主。全文由我起草,由我定稿。他的意见当时也为多数人同意了。

权威人士说“四七意见”背后有大黑手
4月26日上午,我们几个人去江西师院,碰到李超位。李是1967年春天我从北京回来的时候被介绍认识的第一个人,当时据说是江西师院井冈山的负责人之一(好像别人告诉我他是师院井冈山的作战部长),而此时据说是江西省革命委员会保卫部的一个权威人士。这是我第二次见到他,也是最后一次。他很神秘地对我们说,“四七”、“四二二”是由省革命委员会内部反革命的“三凑合”策划的,即由领导干部、军队干部、造反派的头头暗中策划的,他特地用了贬义的所谓“三凑合”而不说“三结合”。他还表示,他们已经掌握了幕后“黑手”的若干材料,只不过他不能跟我们说,上级也不许说。他的味道(江西话中形容人的某种性格)和他的思路都不是我中意的类型,但他当时的地位,他的言之凿凿,却不由得让我们重视。
中午在师院学生食堂吃饭,我们几个人碰了头,意见比较接近:看来事情有些复杂,既不能全信李超位的,也不能全不信。所以我提出来,我们不要急于表态,先作一番调查研究,下午分头行动。讨论确定,下午我和刘传祯去新华社江西分社,其作他们到省革命委员会去。

新华分社负责人对我们表态:“四七意见”是错误的
我俩在新华社门口正好碰到石玉生。他小小的个子,骑着自行车,看见我们立即跳下车来。石玉生是新华社江西分社的负责人,在去年春天反复辟的时候曾经到吉安作调查,而且曾经在我们一中井冈山兵团的“山洞”里面住了好几天。他在一中的时候主要与我联系,我们非常熟悉。他出身过硬,文笔好,勤奋,看问题稳健而尖锐。他写的调研材料对中央掌握江西的运动、解决江西问题毫无疑问起了很大的作用。
新华社记者当时在我心目中地位很高,而作为江西分社主要负责人的他为人又很谦虚,算是我们很信任的老朋友。我们就站在街边聊了起来。当我问到“四七意见”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回答,“四七意见”是错误的。他还反问我们说,“为什么你们的政治敏感性比以前差了?”

省革委副主任于厚德接见明确表态“四七意见”是反革命纲领
其作下午到省革命委员会去联系,回来说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于厚德明天接见我们。
4月27日上午10点到12点,于政委在百忙之中接见了我们。于厚德是周恩来调来吉安支左的广州军区某部政委。1967年夏天处理江西问题时,从济南部队调来的6011部队由程世清、杨栋梁率领,他俩分别担任江西省军区政委和司令员,以及江西省革委会正副主任;另外,从广州调来的6810部队(陆军第四十一军一二一师)由于厚德政委(见右图)率领,主管吉安与赣州的支左等工作。江西省革委会成立时,于厚德任省革委会副主任。身材高大的于政委一口山东味很重的普通话,和蔼可亲。
于政委很明确地对我们说,“四七、四二二”是反革命纲领。他说,这不是孤立的,不是偶然的。他还说,“四七意见”本身问题不大,主要的是它后面的人的阴谋。你们要看一系列发展。我想起李超位的说法,于是插话说,有人说是省革委会内的反革命的“三凑合”策划了“四七”“四二二”。于政委马上接话说,很有可能。总而言之,是一个有极高权威的有几十年反革命经验的老“黑手”,这一事情是他策划的。
揪黑手这种套路,在文革中非常盛行,从刘少奇运动初期派工作组,到1968年春夏全国各地的运动反复和事件,左、右派都是同一模式。一方面,紧紧绷着的阶级斗争这根弦容易导致人们轻信和胡乱怀疑,另一方面,这也是被统治集团反复证明好用的一根棍子。程世清后来公开说,“四七意见”是被一个“脑门上长皱纹、嘴上有胡须”的黑手操纵的,说他们联合美帝、苏修、蒋介石和湖北的“百万雄师”(他提到百万雄师我就知道这种指责有多荒谬,相当于说文革中江青勾结王光美。但这种话也有不少愚民相信),备有枪支、电台,准备暴动,甚至说要暗杀谁谁谁。程世清造“黑手”的舆论,一方面是为了抹黑“四七意见”,另一方面是要借此在省革委领导内部排除异己。这种丑恶的伎俩在文革中司空见惯,最为某些省的军头所擅长。实际上,不仅“四七意见”这个大案,这期间几乎所有这类案子,都没有找到任何经得起检验的“黑手”。这是后话。
于政委当场高度评价我们,说吉安一中的左派向来水平高。我回忆起去年9月他在吉安作报告,夸奖我们掌握斗争大方向好,政策水平高。他还说,你们这样先调查后表态,不愧为井冈山儿女。
我们当场向省革委会、专区革委会和支左部队的工作,提出了许多尖锐的意见,当然我们心里没有任何恶意而是很善意的。一般情况下,领导听到这样的提意见往往是非常恼火的,可是于政委连声说,你们的意见是香花不是毒草。我们还说,如果我们不是在乡下支农,我们也可能写出像“四七意见”这样的大字报,甚至比“四七”更尖锐的大字报。于政委当即表态:即使你们贴了也不是毒草,刚才你们提的都是香花嘛。关键不在意见本身,而是在后面有没有坏人。
于政委最后说,我坚决支持你们的革命行动,你们有什么事情我可以帮助解决。他还表示,他要打电话给专区革委会和6810的首长,将我们的意见转告给他们,让他们认真考虑我们的意见,和我们座谈。当然,他具体怎么说,我们完全不知道。也许,他会立即通报吉安专区部队首长,一中有一批人到南昌串联,赶紧做好应对方案。不过,我当时的感觉,于厚德是一个非常善于做政治工作的领导人。他的态度和话语使得我们这帮年轻幼稚的中学生感到温暖、服气而不会对他有任何不满情绪。在文革中我所接触过的军队领导人中,他是与我们观点不同,却印象非常好的唯一一名高级干部。
中午于政委就把我们安排在省革委会的招待所吃饭休息,这一招无形中也引起了我们的好感。

省造反派头头万里浪、蔡方根称“四七意见”矛头指向新生红色政权
当天下午,在于政委的邀请下,我们参加了南昌市各造反派组织第一把手的报告会。报告会上,于厚德发表了主要讲话,中心还是批判“四七”、“四二二”,说是大毒草,是反革命黑手策划的。
其间,于政委还介绍万里浪、蔡方根在会场后边来跟我们详谈。万里浪是江西最大的军工企业洪都机械厂的造反派头头,文革前是著名的工人作家和诗人,此时是江西省工人造反派的一号头目,担任省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蔡方根是全省大中学校红卫兵的负责人,也是当时省革委会常委。他们的调子与于厚德差不多,但在我们听起来更难于接受。蔡方根态度有点傲慢,他话不多,对我们有一股不屑一顾的味道;万里浪倒还没啥架子,但他所说也完全不能说服我们。我第一次近距离见到全省工人造反派和学生造反派的最大头头,其表现出来的形象,有点让我意外。
(这年冬天洪都机械厂整体反程世清,才改变了我对万里浪的负面看法。后来我了解到万里浪此时心里其实是赞同“四七意见”的,对于他的水平“低”也就立即理解了。1973年,在万里浪坐到程世清的班房里4年之后,我应刘传祯请求,暗中帮他起草了“为万里浪翻案”的大字报。而对蔡方根的负面看法,一直到文革结束我也没有机会改变。这是后话。)
除了重复于厚德的理由,他们还有一条让我们反感的理由,就是说“四七意见”将矛头对准了新生的红色政权革委会,让我们闻到了一股既得利益者的陈腐气味。但是整个省革命委员会里头的主要造反派头头都参与表态镇压“四七意见”,既让我们从中看出人性的弱点和政治的不道德,也使得我们判断七中的红卫兵很快将处于失利状态。很久之后我才知道,程世清已经决定马上对东澄宇采取抓捕措施,于厚德、万里浪和蔡方根三人作为省革委会副主任和常委,都已经知道了东澄宇即将面临灭顶之灾。但年轻中学生的我们,当时显得比较幼稚。一方面,我们主要是考虑是非对错,对于胜败考虑较少;另一方面,我们对于专制体制下的强权和暴力工具的本质和特征,还是缺乏足够的认识。东澄宇后来总结自己犯了一个战略性错误:提出了“老机老保滚下台,一切权力归决派”的口号。这就扩大了打击面,把造反派和领导干部中一些既得利益者赶到程世清一边去了。当然,今天看来,即使东澄宇不犯这个错误,已经结合进江西省革委的造反派头头此时多数也未必会公开站在程世清对立面而维护“四七意见”的。
下午的报告会之后,我和刘传祯又去了一趟南昌七中。只见一队队游行的汽车开进七中,喊着“坚决砸开七中阶级斗争的盖子”、“粉碎四七逆流”之类的口号。
这时我想起前年南昌的赤卫队也是用这种办法,想起去年春天吉安的保皇御林军也是这种阵势。今天这些造反派乌合之众御林军与他们从前的对立面同一种表现,这里面应该是同一个文化基因和体制基因,它是什么呢?
无论怎么评价“四七意见”,以势压人,以简单暴力来对待民众的言论,哪怕是错误言论,我们也不能认同。何况,执政党和他的伟大统帅还在提倡“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呢。那时候,我们完全不知道几十年前产生的人权宣言,完全不知道这种行为的错误和荒谬是随意侵害人权,只是在毛思想的框架中判断它们的罪错。
我们在七中里面转了一圈,没有再见到七中井冈山兵团的人,于是离开了。
程世清已经挥舞起强权的拳头,随后的十几天,南昌七中东澄宇和井冈山人继续奋力反击。但是,此时不利的形势对于他们已是不言而喻的。
在路上我看到几个中学生在刷标语:“四七必胜!”“七中井冈山人想念毛主席!”那时候,在那些中学生心中,在我们心中,毛主席就是救苦救难的菩萨。我至今分不清,当年我们唱起“红军战士想念毛泽东”那首歌曲时,心中升起的感情,与基督徒想起上帝的感情有什么区别。

第三章 命中难逃的一劫:我担任“五七意见”主笔

我的表态基调获得多数人认可而受命起草意见
4月27日晚上,我们来南昌的十几人,包括兵团的主要领导人和骨干,在省革命委员会招待所讨论我们的行动方案。
这天下午,在省革委副主任于厚德的安排下,我们住进了省革委招待所。尽管是十来个人一间的大房间,但在当年仍然是难得好的条件。这个措施又一次加深了我们对于政委的好感。我们方便了很多,当然,反过来,我们的行动也方便了官方的掌控。当时的我们并没有打算隐藏任何行为或观点,所以也完全没考虑有什么针对性的应对措施。
我们来的那天,对“四七意见”的争论还在高潮中。短短两三天,形势急转直下,今天下午已经开始遭到镇压。可以预见,接下去,这个趋势将扩展到全省。来之前,我们只是来观察形势,深入调研。可现在,我们面临的是现实的行动方案的选择。
是与非,利与害,是我思考的两个维度。排在第一位的,当然是对与错,或者说是与非,这是价值层面的。不可不辩论清楚;利与害则是策略层面的,同样不可不辩论清楚。
面对“四七意见”被镇压的事实,面对省革委这个江西最高权力机构的坚定表态,我们同去的十几个人,居然没有一个人被吓倒,表示要退却。我在几十年后对此依然有点称奇。
那天晚上的辩论,空前激烈。几乎没有一个人赞成说“四七”是大毒草、南昌七中井冈山和东澄宇应当镇压。这是共识的底线。一些中学生,仅仅因为发表了对江西运动的一些不同看法,就被打成反革命、被镇压,无论如何我们是不予认同的。更何况,对于“四七意见”所提的反右倾翻案的主要观点,我们认为也没有错。所有我们尊敬的长辈和领导们批判“四七意见”的理由,那时通通没有说服我们。
从1966年10月到1968年4月,我们被一种从前没有的理论或观点所支撑:提倡独立思考,反对奴隶主义,对任何问题都问一个“为什么”。这在文革前17年是没有的事情。文革前,我们对于老师和校长的教导很少会怀疑,更不用说反对;市委领导来做一个报告,我们要体会和领会好几天。但是,这一点,此时已经完全不存在了。陶铸在1966年8月对北京学生讲话,说除了毛主席和林副主席,谁都可以怀疑。这个讲话对于我是一种极具震撼性的思想解放。虽然不久陶铸就被打倒,他的罪状之中有一条是“怀疑一切”,但是,陶铸这一说法仍然为此时的我们所信奉。大大小小的权威已经倒台了,只剩下一个权威,那就是毛泽东。文革后的专家们评析说,这就是思想的专制。不错,确实是。但是,对于除了这个最高权威不能怀疑,其他人都可以怀疑的观念的实际后果,我的感觉却不一样。我感觉到的是某种程度的思想解放。文革后,在破除了毛泽东这个最后的思想权威之后,我再也没有信奉或承认过任何其他的思想权威。对于毛泽东的继任者们,尽管有程度不同的好评,但他们从来没有引起过我哪怕是一丁点的崇拜。我自己认为,这个变化与文革初期开始的破除奴隶主义有关。
因此,此时江西省最高领导人程世清,我们在判定他的观点、他的讲话是否正确,是否应该肯定和拥护这一点上,与他在江西拥有最大权力这一点是毫无关系的。哪怕他此时对于我们每个人实际上拥有生杀予夺之权力,也没有受到我们的重视。也许,这是娃娃们的书生之见,幼稚之处。但这种幼稚在东澄宇面临牢狱之灾后,仍然没有警醒。这是1968年4月时我们的真实心态。
在是与非的大方面,分歧不大。但是,在是非程度上,在利害的判断和行动策略上,那天晚上的众人观点,明显是不一样的。
有人发言,认为“四七意见”大方向对头,枝节问题不应当考虑,因此应当坚决支持。他发言后,有人立即附和表示赞成。
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有必要阐述我的观点。一方面,当时情况下,吉安一中就如此重大的事件表态和采取行动,我不可能逃脱主笔(或之一)的命运或责任;另一方面,我的观点为多数人所采纳,我才有可能积极或正常地参与这件事情。
我说了我的观点。一方面,“四七意见”抓住了反右倾的根本问题,抓得很准,但是提法也有一些不妥的地方;另一方面,现在省革委会已经正式表态把它打倒,我们如果说坚决支持,就要面临与省革委会的严重对抗,而且要面临与全省造反派、红卫兵组织的直接对抗。我不是说害怕这种对抗,我的意思是,能不能谨慎一些,考虑更周全一些。
刘传祯和黄其作都要我直接说明我的表态基调。
这两天我其实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这时候我就说出了我的初步考虑结果:
我的意见,第一、我们另外发表一个正面阐述我们对当前江西省运动的全面意见,而不是仅就“四七”和“四二二”表态;第二、无论是“四七意见”、“四二二宣言”的对错,还是程世清的对错,我都避免正面评判。因此,关于这个具体问题,我的提法是这样:“四七意见”、“四二二宣言”不是右倾翻案的代表作,反“四七意见”不是当前斗争的大方向。
中央提出当前大方向是反右倾翻案风,这一点,我们拥护,程世清也不能反对。而且,说“四七”不是右倾翻案的代表作,这个命题很难反驳。事实上,程世清也从头至尾没有给“四七”加上这个罪名。我说“四七意见”不是右倾翻案风的表现,因此反“四七意见”不是当前斗争大方向,实际上是委婉地批评了程世清,也间接地替东澄宇进行了辩护。这是一种弱批评和弱辩护,因为我既不从正面明确肯定东澄宇,也不明确反对程世清。这就留下了一定的转圜余地。
就价值层面来说,不用说,我们那时头脑中认为唯一正确的意识形态,就是毛泽东的思想,尤其是毛泽东的文革思想及其“战略部署”。毛泽东本人当时也是我所信仰的真神和正义兼真理的化身。
文革后长大的人很难理解这一点。他们生长在一个完全不同的环境。我们从小长到1968年的此时,所听到的任何一句话,都是肯定和赞颂毛泽东的,我们听不到任何一句反对和批判毛泽东的声音。崇拜和赞颂毛泽东的人,包括这个国家的所有政治和军队领导人,也包括所有的文化思想界的权威。也许在文化教育界有个别隐藏的鲁迅或马克思之类的批判型人物,但他们内心的声音是我们绝对听不到的。我们所受的一切教育,都是围绕着1949年革命的合法性和它的无比正确伟大的灌输和宣传,这类宣传也都是围绕着毛泽东的无比伟大正确来进行的。文革以来两年的实践,又极大地强化了这一点。
从我自己来说,还有一些个性的经历。1964年高一时,我的一号偶像还是爱因斯坦,但到1966年高三时,我的一号偶像已经是毛泽东。造成这个转变的重要因素,是高二小整风,或者说,是那个极左而又品质恶劣的政治课教师郭美意从反面加强了我对毛泽东的崇拜。因为他的政治迫害,逼着我在那两年通过读毛泽东的书来寻找与他斗争的武器。不过,高三毕业时,也就是1966年夏天,我18岁时,我的人生理想还是做科学家,但是到了1968年春天,我的人生理想已经变成了做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这个变化的主要导因则是文化大革命。这场大动乱,在它的初期将我强力卷入,吸引我献身于它。在我晚年的时候,思索这场悲剧的起源和变迁,觉得1968年4月之前的人生经历,很少有改变的可能性。
因此,在“四七意见”遭镇压之后,我的决策依据只能是我对毛思想的掌握,只能是依据我对毛思想的判断来决定行动方向和行动策略。
顺便指出,当时我们对毛泽东的崇拜,与反对那些庸俗的“三忠于”活动是并行的。我记得,1967年下半年,当时的吉安支左部队里刚出现了那种“三忠于”的做法。1968年元旦,在解决一中派性问题的吉安招待所学习班上,支左部队第一次带领我们搞“餐敬”:在集体就餐之前向毛主席表示感恩,表示忠心。形式上有点像西方基督徒餐前祈祷。好像中国历史上并没有此类仪式,谁发明并传播开来的,我不知道;不久之后,支左人员又在学生中推广“早请示、晚汇报”那样一套仪式,也是类似基督徒的祈祷。这些东西和此前已经有过的表忠心、跳忠字舞一类名堂,说老实话,从头至尾我都是非常反感的,也基本上不做的。后来,中共九大后,江西传达的中央首长讲话中,有军队的九大代表带着忠字大像章跳着忠字舞进人民大会堂,遭到康生和江青大骂的内容。我不厌其烦地见人就宣传这个讲话。因为这个精神与我的观点吻合,而且,我认为,程世清之流最喜欢搞这些名堂,如果没有这个讲话,他断然不会允许编出来,而且谁传播谁就会立马完蛋。文革后,我和一些人讲起这事,有些年轻的文革研究者还不相信。他们不知道一个基本事实:搞“三忠于”最起劲的是军队中的一些人,他们是典型的旧时农民思维,而他们往往是镇压文革造反派的主力。这除了基于血统论的根本对立,造反派与军头们在文革中的思潮和思维方式的普遍对立也是重要原因。
另外,我们当然要就江西省的运动表态。就策略层面来说,我们可以抓住的合法性,是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和中央的公开精神。反右倾翻案风,在江西根本上就是反对那种否定中央对江西问题处理决定(“红六条”)的思潮与表现,这是我们的大局所在,也是我们坚持合法性与合理性的根本所在。
湖南杨曦光(后来世界知名的经济学家杨小凯)此时所主张的更彻底的分析框架有引起我共鸣处(杨小凯此时也奉毛泽东为唯一正确者),但他更激进的策略应对当时却不为我所赞同。同理,南昌东澄宇大字报的分析立场也与我近似,但他的许多具体表述和激进应对也不为我所赞同。
杨小凯被湖南的军头投入监狱,差点被杀头,十年后才出狱;而东澄宇在策略上的某些失误,也使得他自己和参与者付出了鲜血甚至生命的代价(东澄宇本人陷冤狱多年,参与者多人被整死)。
那时候,我当然不知道红卫兵和造反派被牺牲的命运即将在三个月之内到来,当然不知道整个文革的转折点即将到来。而且,我也完全不可能预见,造反派的被牺牲,很可能是在毛泽东的政治布局中难以避免的,至少是他所默许的。因此,我所采取的更稳健的策略的近期和远期结局,从根本上是不在我们的控制范围之内的。假如我能够遇到一个可信任的真正高人,告知我未来十年(甚至20年)的中国运命,那我就能避免这次劫难。可惜,历史没有给我这种运气。我还沉醉在对毛泽东的崇敬和信服中,我还决心听他的话,做一个他所希望的“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即使个人将付出极其沉重的代价也在所不惜。
当然,尽管我们不正面表态支持“四七意见”,但我们的观点仍然与省革委程世清的观点是对立的,我们仍然会遇到强大的压力。这点是毫无疑问的。
对我的表态,刘传祯、黄其作、郭开亮、冯念涛等人相继表态赞同,之后,我的表态基调说服了会场上的大部分人。
到最后,还需要立即就一个问题做决定:少数人主张在南昌以一中井冈山兵团的名义发表严正声明支持“四七意见”,多数人赞成不在南昌发表声明,最后决定回吉安去再研究。我属于后一种意见。前者随即表示,目前我们定的这个调子不符合他的观点,他不参加拟稿。

“五七意见”撰写经过
我们将要发表的大字报,后来以“五七意见”之名简称,但此时并没有这一名称。为了方便叙述,以下我将以“五七意见”来指称我们未来将出笼的这张大字报。
接下来的十天,是“五七意见”紧张筹划的过程。
第一天,即4月28日, 于政委派了一辆大客车,送我们回吉安。与去南昌的艰难相比,回程是如此舒适和顺利,而且免费。这些小事,让我们对于厚德心生好感。年长之后就明白,作为一个领导人,做政治思想工作,或者说处理“维稳”之事,于厚德处理这些小事方面显然比程世清更高明。
28日当天晚上,萧文彪召开了一个座谈会。萧文彪当时是吉安高中学生组织井冈红卫连的头,时任井冈山专区(吉安专区)革委会副主任。座谈会有三十几个人参加,我们比较欣赏和友好的马安荣也列席了会议。马是广州军区6810部队师宣传科的干部,主管吉安教育片的支左,常到一中来,谈吐作派在学生中威望很高,我们平时都亲切地叫他老马。
我们一中赴昌人员介绍了南昌的一些情况,并且发表了一些看法。我在座谈会上说话比较多。从内心说,我们与南昌“四七意见”是有共鸣的,或者说,我们基本上是赞成“四七意见”的。从会上萧文彪的言谈中,表明他的观点与我们没有大的矛盾。但在省革委已经就“四七意见”严厉表态并且已经坚决镇压的情况下,在这样一个准官方的会议上,我们没有就“四七意见”本身表态,萧文彪也回避了它。按我后来对中国政治的了解,这个座谈会也可以看做是官方了解我们以便对我们做工作的一个会议。因为专区革委会不可能不接到省革委会的指示,作为一级组织,他们也不可能不执行。另外,当时在吉安主事的6810部队政治部主任陈治国也肯定接到了于厚德的指示。从整个会议的气氛看,官方对我们是温和的和亲切的,没有任何公开的压制气氛。
第二天,4月29日晚上,在一中开会,部分兵团主要领导人和骨干具体讨论吉安一中井冈山兵团就当前形势发表意见的方式与内容。这天白天我起草了名为《吉安一中井冈山兵团关于当前运动的几点意见》的详细提纲,提出了大字报的主要内容,文档框架,和简单的分工。我拟了11个小标题,建议其作、增淦和国威每人领一个小标题的任务,剩下的内容由我起草,最后由我统稿。会议讨论后,同意由我按照这个详细提纲起草全文。刘传祯意见,我按照这个提纲起草全文,包括分工其他几个人起草的内容,我也同时撰写。最后统稿时,我只需要吸取他们的内容而不是简单将他们的稿子拼起来,这样可以保证整个文章的文风是统一的。我没有表示反对意见,就算是接受了。
第三天,4月30日, 我在吉安一中老行政楼关起门来开始起草《意见》。
1968年春天的时候,我思想中有两个最核心的观念。第一个是反政治迫害,第二个是反血统论。但是这二者在1968年的主流话语中并非流行词汇。怎样用当下的主流官话说出这两层意思,就是我的费心所在。
文革初期,一大批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仅仅因为给单位领导贴大字报就被打成反革命;1967年春天,又有一大批青年学生因为响应毛中央的号召而发出的言论和采取的行动被关进牢狱;而此刻,南昌七中的青年学生仅仅因为给省革委领导说了几句温和的不同意见就被打成反革命。这实际上都是政治迫害。其实,对于实践中的“三查”运动,我也认为存在政治迫害。怎么表达这一层意思?当然,我只能从毛的思想中寻找合法性。在1966年秋冬,我们曾经用过反政治迫害这个词。但是,眼下,对于“四七意见”,对于“三查”运动,似乎不适合用这个词。我想到1966年我们反政治迫害时毛泽东肯定的一个名词“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于是写了一段:对人民群众的态度,是保护还是镇压,一直是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当前,将人民群众对新生红色政权的善意批评一律当做反“三红”,又一次将左派打成反革命,这是对于广大人民群众的镇压,是对毛主席最新指示的公然对抗,是新形势下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集中表现。
著名经济学家杨小凯去美国后仍坚信文革中造反派反政治迫害运动的合法性合理性,是他的文章让我从文革后伪文革史的霸权话语中觉醒过来,重新审视1968年时我内心深处的想法。然而,我反对政治迫害的希望是建立在毛的思想和体制的框架内,这样显然的空想和不现实却不可能被当时的我觉察。而且,另外一些更早遭受政治迫害的人,我也没有觉悟对他们的人权的尊重。最明显的就是对1957年“右派”的看法。文革后读了大量史料和研究文章,才知道1957年的“右派”有许多人是与1966年造反派思想同构的。从某种意义来说,造反派不过是1966年的“右派”,而“右派”不过是1957年的造反派。在整个文革中,我都认为“右派”当时不是主要危险和文革主要对象,但始终不承认“右派”与造反派的思想与经历的类同。对于1957年划为“右派”的人们,我当时完全没觉悟,而采取彻底回避或口号批判的态度。
对于“四七意见”的表态,我细斟细酌,最后采用了这样一段话:南昌七中的“四七意见”、“四二二宣言”不是右倾翻案的代表作,不是右倾保守、右倾分裂的焦点事件,反“四七意见”不是当前斗争的大方向。
最后一句,起初写为:全省反“四七意见”的做法扭转了当前斗争的大方向。后来改为:反“四七意见”的某些做法有可能转移斗争大方向。最后考虑再三,才改成这样。这样的考虑,基本上是保存观点实质,削弱锋芒。
以唯成分论为核心的血统论,在文革前就压得许多人喘不过气来,在1966年8月被血统论红卫兵推向极端,成为血腥“红八月”的旗帜。1966年“红八月”的破“四旧”、抄家风引起了文革中第一次大规模死人的高潮,血统论也因此成为文革中第一次人权大灾难的黑旗。因为这一旗号干扰了毛泽东对党内另一“司令部”的打击,它受到了文革当局的批评和批判,造反派借机掀起了对血统论的围剿。在这一过程中,北京青年遇罗克表现出最高的理论和历史视野。1966年下半年开始的一年多,血统论成为过街老鼠,陷入空前的低潮。但在1968年春天,借着清理阶级队伍(在江西具体化为“三查”)运动的兴起,血统论正在恢复并迅速扩展和复兴中。江青有关清理阶级队伍的讲话中,重点在历史上有种种所谓政治历史问题的知识分子;而程世清的“三查”(查叛徒、查特务、查现行反革命),查叛徒特务的口号表面上简化了政治历史问题的重点,加大了其合法性,实际运动中远远超出这个范围,江西省千百万人的个人历史都放在程世清的超级哈哈镜面前接受严酷而荒谬的审查;而所谓现行反革命,实际上只是不同意程世清上述指导思想而又完全没有通常历史问题的各类群众特别是1949年后出生的人。所以,对于正在兴起的“三查”运动以所谓家庭出身和历史问题作为最重大的敌我分界线的强烈反感和反对,其实是集中反映了我们对血统论复辟的态度。
毫无疑问,我们与程世清的核心分歧,就是对“三查”运动的看法。
经过思考和琢磨,我就此写了三点意见:
1. 坚持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方向。
清理阶级队伍是江青提出来的,程世清的“三查”运动不过是它的江西加强版。因此,我们不能正面讨论它的是非。前一段时期,我是将清队理解成文革运动到了后期,按照文革“16条”的意思,有少数坏人留到运动后期处理。那么,将少数混进造反派队伍的坏人清除出去,就是比较容易理解的事情,也是我们当年可以接受的。但是程世清的“三查”却给了我们完全不一样的印象。现在中央又提出反右倾翻案,那么,坚持这个斗争大方向,就可以有效地矫正程世清偏离中央大方向的错误。程世清理解的文革是国共斗争的继续,就是造反派里有国民党的基础,就是用“三查”的办法清除他们;我们理解的所谓右,则是主张血统论为核心的唯成分论,主张矛头指向传统阶级敌人,反对造反,将一切造反归于“反三红”。我们的斗争方向,是已经演变成与国民党一样(当然国民党的形象是官媒教给我们的)的特权阶层,我们所要斗争的,不是残留的敌人,而是新生的敌人,不是已经打翻在地的敌人,而是盘踞在权力层的敌人。如何看待江西的右倾翻案风?主要表现就是翻毛泽东御批的“红六条”的案。因此,将斗争矛头对准翻红六条案的那股翻案风和翻案势力,就是我们抓住的所谓斗争大方向的政治和策略的双重合法性。
2. 对派性要做阶级分析。
我在这里引述了毛泽东的两段新公布的指示,这是1968年4月27日《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对派性要进行阶级分析》中公布的,一段是:“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历来如此。”另一段是:“除了沙漠,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一万年以后还会是这样。”我以两段“最新指示”为依据指出,前一阶段笼统地反派性,将无产阶级革命派与保守派的派性混为一谈,并进而以反派性的名义将造反派镇压下去。对此,我指出,对派性要做阶级分析。右倾机会主义、右倾保守主义和右倾分裂主义是群众运动中的右派,是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内部的贵族别动队,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御林军,本质上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同盟军。“四七意见”认为“三查”运动中是老保翻天、造反派受压。我当然非常清楚地感受到了这一趋势。但我没有使用这个词语,而是强调,毛主席批准的“红六条”不能翻。因为毛的批示所赋予江西两派定性的合法性,至少没有人敢于公然否定,而坚守红六条也是对于眼下这个主要的右倾翻案风的有力阻击。
3.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
程世清搞的“三查”,对于历史问题,完全冲破中央历来发布的政策文件;对于所谓反革命两面派和现行反革命,则完全没有政策界限,只要你不同意程世清,你就是反革命。起初想写一段应该将“三查”运动纳入到中央部署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后来考虑这个说法有一定风险,就去掉了。重点谈在清理阶级队伍中要注意政策。我强调,在“三查”运动中,要牢牢掌握党的政策,要重调查研究,重证据,防止将有缺点错误的造反派打成阶级敌人。强调当前斗争大方向是反右倾翻案风,强调在“三查”运动中要注意政策,这两条是我所能想到的矫正程世清“三查”运动扩大化的策略。当然,我所提出的这些意见,只是提醒全省人民注意。实际的作用,也许只是螳臂挡车。
在这些搜肠刮肚费尽心机拼凑的观念和话语中,充满了1968年春天流行的意识形态概念与名词。尽管当年我们只能在毛泽东的文革思想和文革部署中寻找与程世清斗争的合法性,然而,对抗或减缓程世清“三查”运动的锋芒,是我们当时与程世清分歧的焦点,也是“五七意见”的重点之一。
第四天,5月1日白天,我在一中继续关起门来起草《吉安一中井冈山兵团关于当前运动的几点意见》的初稿,全文11条全部写完。
5月1日晚上,兵团常委和部分骨干在一中讨论我写的这个意见初稿。大家都说写得好,很全面,理论性很强,但好些人都说,没有棱角,不大胆,过于谨慎。确实,这一次我心里的感觉和以往不一样,我始终在把握一个比较谨慎的分寸。
第五天,5月2日,我们步行回到吉水县阜田公社,这是我们支农的吉水分团总部所在地。稍息片刻后步行前往枫江公社,紧接着就在枫江公社召开了各连排的负责人会议,主要内容是介绍南昌的形势,以及一些兵团常委讨论的意见和态度,通报我们将就省市运动发表若干重大意见。
鉴于“四七”的教训,被说成有什么“反革命三凑合”,有什么“脑门上有皱纹、嘴巴上有胡子的人”背后参与,为了不被抓辫子,当时我们决定:所有教师不参加这次活动,包括兵团常委中的两名教师也完全不参加。这一点,在事情还没开始的时候就公开宣布了。我们至少要让我们所有参与者自己明白,这次没有任何有胡子有皱纹的人参与。如果将来有人指责有黑手的话,我们自己心里是有数的。所以,在这天的大会上,明确宣布了这一条。
我没有参加这个会议,而是在隔壁房间里继续修改和完成这个意见稿。一方面将其他几人草拟的段落意思吸收插到相关文字处,另一方面,将前一天晚上讨论提的一些意见吸收其中。由于多数人觉得原稿调子太低太稳,略微提高了一点调子。
2日晚上继续开会讨论,最后修改出的初稿连夜交付油印。
第六天,5月3日,兵团向各连队散发了大字报初稿的油印件,征求意见。我走路回到尚贤公社。
第七天,5月4日,我随整个支农大军撤回吉安。此时,早稻插秧基本插完了,基层革委会成立的工作也基本上结束了。按照上级的部署,我们吉水分团结束了支农任务。早饭后,我们走了几十里路从尚贤公社回到吉安。当天下午四点多钟,我走了一天路回到家里,突然得到消息:我祖母当天去世了。
我祖母是1888年生的,1968年正好80岁。她是在老家河东留家店村去世的,所以我当时就跟我家里人又步行十里路,回留家店去办祖母的丧事。从后来的历史看,祖母在“三查”高潮到来之时去世,也是她的福分,否则1968年下半年我父亲成为“三查”对象,我也被分配单位辞退失业,一家人分散下放各地农村,遭遇1949年后最大的家庭灾难,她如何受得了。
第八天,我是在乡下呆了一天,在办丧事。
第九天,5月6日,祖母下葬。尽管三天丧事未办完,我心里有事,就一个人步行回到吉安。路上遇到大暴雨,全身湿透。晚上十点,其作打来电话,叫我连夜赶去讨论《意见》。我说不去,无论如何今天都不去学校,我身体吃不消。他说,明天七号,就是“四七意见”一个月,他们商量想要明天抛出去。我立即想到,明天是毛泽东“五七指示”两周年,明天抛出不合适。我回答说,等一天吧,又强调一句:最后的定稿我要再看一遍,这之前不能抛出。
晚上很晚,我已经睡了,刘传祯、黄其作两人又骑着单车冒雨到我家来,把我“劫持”走。没办法,我跟随他们回到学校,又连夜讨论。一直到此时,还有个别人主张提高调子,主张明确表态要支持“四七”,“四二二”,要明确肯定它。并且说,如果不正式表态支持“四七”、“四二二”,他们就不参加了。
尽管如此,我仍然坚持基本立场和基本调门不变。这张大字报的主要文字责任,毫无疑问是由我来承担的。而且当时我只能服从多数。如果当时多数人主张高调,我可能只好服从而且只好参加并承担主要后果。未来追究的时候,我的温和立场完全不会成为从轻处罚的依据,那是我非常清楚的。但我的温和立场主要不是对于后果的考量,而是内心真实地认为,“四七意见”是有若干缺陷的。不仅有战术上的策略上的缺陷,也有理论方面和具体提法方面的缺点。在这种缺点已经暴露并被我们认识时,我认为简单表态完全支持“四七意见”显然不是正确的态度。会议上没有常委发表否定我的基本表态的意见,最后的决定,是让我根据今晚的讨论最后修改定稿。没有一名常委将某个表态或提法向我强调,所以实际上是向我授权修改定稿。
“五七意见”是文革中我完全按照自己所理解的正确观点、完全不考虑个人得失的最后一次行动。从文革“造反”这个词的本来意义来说,这也是我在文革十年中的最后一次造反。“五七意见”的失败是我从幼稚走向成熟的开端,从后来的历史看,这个过程很长。但是,在我一生中,20岁之后再也不参加政治意义上的主动的有组织的造反行动了。即使在毛泽东活着的那些年里也是如此。有人说,20岁不造反是良知有问题,50岁还造反是脑子有问题。50岁之后我固然不造反,在20到50岁那三十年,我也基本上是思想造反,行动不造反了。不过,在18岁到20岁那二年的奉旨造反或者借机造反,给我一生造成的损失和收获,对于我一生的影响,当时我是不可能估计和预料得到的。

第四章 “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5月7日是筹划“五七意见”的第十天。这一天发生了许多的事情。白天,我在最后修改定稿的过程中遇到了一系列劝阻。晚上,“五七意见”正式通过。整个一天,我都处在一种明知将失败仍义无反顾的悲壮心绪中。文革之后读到先哲的一句话:“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心里一动,回想参与“五七意见”时,我的心情,就是这样。

亲友们强烈反对我参加
在我参与“五七意见”的过程中,亲人和朋友,有许多反对的声音。
首先,家人是一个劝阻的力量,家人没一个支持的。
母亲给我写了一封信,叫希臣交给我的。信中回顾文革开始这二年我的行为屡屡引起她忧心的诸种事情。特别提到两次:一是1966年10月,血统论猖獗时期,我与同班同学三人,逃出吉安,步行北上,前往北京,半个月没有任何音讯;二是1967年3月,“二月镇反”之后,我已逃出吉安去北京多时,音信杳然,她听说我已经在路上被抓,十分担心害怕。她说,幸亏后来毛主席派来解放军,建立革委会红色政权。因此,不能不听解放军的话。她可能风闻了我们与江西王程世清有不同观点,并可能公开发声,因此担惊受怕。在文革十年中,我和我的家庭经受了巨大的坎坷和磨难,母亲以非凡的胆识勇气带领我们全家渡过劫难,一个也不少。但我自己这时已经被革命意识形态和毛思想彻底武装,虽然理解和抱愧于母亲,却未听从。我要到了自己做了父亲,才深深地理解了母亲当年的心情。
其次,朋友也是一个劝阻的力量。我一中的许多同学,井冈山兵团的老朋友,从前井冈红三司的骨干,多没有参加“五七意见”而且反对我参加。
这天上午9点多,我回高三(2)班学生宿舍取东西,正好高三(1)班的彭希臣和与我同是2班的欧阳天博和万翔鹏在。我们四人多年来的同窗友情在文革磨难中加深,他们也都是我的至交。彭希臣和万翔鹏说,明摆着的事,这次即使赢了,你也得不到任何好处;如果输了,那就是你一个人倒楣,其他人跳得再高也没有什么事情。彭希臣从高二小整风讲起,历数一中文革中所有大事情,无不证明这一点。
欧阳天博是兵团常委,参加兵团以来对我言听计从,与我从来都是同进退共患难。这次在“五七意见”的观点上与我并无分歧,但他这次选择不参与,第一次与我不同路。
他们三个人意见一致,都劝我别参加,算了。
我没有正面回答他们。他们所言,并非不是事实。我的感觉和顾虑,与他们相近。这是我们这一代所经历的中国国情的非常重要的特色之一。诸葛亮是真正的统帅,但是做皇帝的只能是刘备;在共产革命后来的历史叙事和文学叙事中,胜利了主功不能属于知识分子,而失败了他们就必成罪魁祸首。在文革中,无论是造反派还是保守派,一把手只能是出身好的人,而且一般决不能是主要笔杆子。但一旦追究罪责错误,笔杆子一定逃不脱。尽管我与他们所有人同龄同学,可是我却不知怎么地有一个特殊的精神形象。我出身不是红五类,但也不是黑五类。从高二小整风以来的每一次整肃,那些出身好的贫下中农子弟,往往都成了上当受骗的人,只有我永远是挨整的主角。而每次成功之后,胜利果实总是离我远远的。比如,任何一级革委会我都不是委员,这个在他们看来吃亏的事实,后来成为我避免大清洗的幸事。这一类政治故事背后还有一个基本背景,就是反动的血统论在全社会显层意识中的泛滥,这在文革中非常典型。
他们三人说的,并不是我正在撰写的意见的是非对错的问题。大概他们没有任何人想过我的观点有错的问题。他们说的是我所参与的事情的后果问题,他们认为后果对我非常不利。可以说,在这两点上,我们分歧并不大。我认为自己观点是对的,我也认为后果肯定对自己不利。我想,既然我觉得我的观点是对的,那就坚持真理。对的就要坚持,不能够从利益去考虑。认为是对的,却因为对自己不利而不做,而放弃,这样在中国通常是多数成年人的选项,当时却还没有自然地成为幼稚的我的当然选项。他们七嘴八舌近一个小时的劝阻,触动了我却没有说服我。

两位重要的支左干部专程来劝我放弃
支左部队的态度,当时是对我影响最大的外部力量。
我从宿舍回到吉安一中办公楼二楼,6810部队的马安荣和6812部队的孙德洪就到了我的房间。老马是6810部队分管吉安学校片运动的支左干部,他是辽宁人,虽然黑黑的皮肤,壮实的个子,一副军人气概,却是笔才口才响当当的师宣传科的干事,是广大吉安学生佩服喜爱的良师益友,也是我认识的支左部队干部中印象最好的一位;孙德洪是6812团副参谋长,是曾经驻扎在一中支左的军宣队中的最高长官。孙副参谋长在我们心中是位敦厚长者,他遇事沉稳,说话温和,从不发脾气,是个难得的好人。后来他任新干县革委会副主任,几年后我还去新干找过他。
当时一中支左小组的组长是连指导员仇武兴。他反对我们的观点,但没啥威信,起不了什么作用。支左部队派出教育片最高的两名支左人员来一中做工作,可见上级领导对此的重视程度。
他们俩拿起我桌上的“五七意见”草稿的打印稿,慢慢看。老马每看一条都仔细地和我交换意见。我也详细给他们介绍和解释我的基本思想和观点。
老马一边读一边说,这个稿子比“四七意见”写得好多了。难得的是,我文稿中的多数内容老马都表示肯定,仅仅对一两处地方表示否定意见,主要就是涉及“四七意见”的那一段。
老马说:“我们认为这个表态是错误的。因为省革命委员会已经说了‘四七’是反革命纲领,你们这样做是错误的。”他眼睛看着我说,“把这一段删除就好了。”我看着他,微笑着没有回答。现在文稿关于“四七意见”这个表态,已经反复斟酌了很久。我觉得删除这样一个已经很温和的表态,在兵团内部很难取得共识。
老马又说:“你们这个不是毒草,你们不是反革命夺权的黑纲领(这是‘四七意见’的罪名)。最好不要抛出去,但是抛出了也不要怕,我们也会正确处理的。我们的态度是先跟你们交个底,我们认为你们是错的,但是你们不是反革命。不抛出最好,但是抛出的话也不用害怕。”最后这句话他重复地说,我当时的理解是,老马实际上也是支持我们的观点。他作为军人,必须遵守纪律。他不能支持我们。但是,他又是爱护我们的,他希望我们不要摔跤。我后来理解,作为主管学校片的支左负责人,他一定听到了他的首长甚至是于厚德的内部指示精神,才采取了这种态度。老孙话很少,他与老马大的态度基本一致。我想,这也是当地驻军直接到第一线来调研动态,以便回去研究对策。而我们也因此知晓了当时主宰我们命运的支左部队的态度。
最后,他俩告辞。走到房间门口,他俩都非常诚恳地劝我,再考虑一下,不要抛出这个意见。

柯云路同意我的主要观点但预言我们必败
支左干部刚走,柯云路(当时名叫鲍国路)又敲开了我的房门。
柯云路后来在八十年代发表了轰动全国的长篇小说《新星》和同名电视连续剧,以及小说《夜与昼》和《衰与荣》,成为描写改革开放和当代中国政治的著名作家。他当时是北京101中毛泽东主义公社的中学生造反派,1967年春天来吉安串联,我们相交相识几十年,他也是我的北京朋友中很有思想和才气的一位。
那天上午他特地来到我写作的房间,我给他看了“五七意见”的油印初稿。他说,你对形势的判断与我相近,你的观点我全部赞成。不过我有一个预言,你们这次不会成功。为什么呢?他说,程世清是代表林彪来江西夺权的。林彪不倒,程世清是不会倒的。而目前林彪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主要成员,肯定不会倒的。所以不管你们反程世清是对还是不对,这一次的胜利也只能是属于程世清。
正确的不一定就能胜利,我是懂得的。咱虽然不是“搞政治”的老手,但是也搞了一年了,经过了一些事情,也吃过不少亏。另外,历史上无数正确的人失败的事例也读过不少。只是他这个判断的思路比较独特,并且这么赤裸裸地说出来,当时对我震动不小。
这里还有一个小背景要交代。1967年时有柯云路曾经反林彪的传说,似乎吉安的保守派也曾经想抓这个辫子。文革初期,北京的笔名伊林、涤西的两名中学生,曾经公开写大字报,批评当时红得发紫的林副统帅。这两名学生被抓后,与他们有过交往的柯云路自然受到牵连。因为柯云路在吉安比较活跃,对立面可能也透过什么途径去搜集黑材料,或者散布流言蜚语。我所风闻的不准确的小道消息,有的说柯云路是高干子弟,联动骨干;有的说柯云路曾经在日记里写过一些怀疑林彪的话,被伊林涤西看到,写在他们的大字报里,后来这俩学生被抓了,供出来说是看了柯云路的日记,里面有这样的思想……我知道柯云路是知识分子家庭出身,与联动思想是完全对立的,所以前一类谣言我从来不信,而且总是当场辟谣。而关于后者,我一直没有准确的信息。1967年3月我在北京听过这样的消息,有人写大字报,“打倒窃国大盗袁世凯”,据说这里的窃国大盗是影射林彪。意思似乎是说,当时有点像辛亥革命的时候,最后胜利果实没有落到真正的革命派手里。林彪像袁世凯一样,靠军事实力窃取了文革的胜利果实。我听说这张大字报时,出于对毛泽东的崇拜没有对林彪产生任何怀疑,对于伊林、涤西的大字报也从未细思。至于柯云路与伊林、涤西是否有关,我也没有当面询问他。今天,当柯云路对我评析程世清的兴衰与林彪的关系时,这些信息不由得在我脑中闪过。
1967年柯云路在吉安搞了几个月文化大革命,他与吉安群众组织的好些头头都有交往,和我也很熟悉。前几个月,即1968年初,井冈山专区革委会成立时,吉安邀请了一批1967年在这里参加文革的北京学生来参加庆典。那次柯云路没有来,但他托北京101中黄以平送给我一张照片,并且转告我一句话:恢复高考,一定往北京考。当然,那是几个月前的想法。现在似乎变了。考大学已经明显不可能了。这次他来吉安,似乎是想来井冈山插队,好像还专门为此与专区革委会副主任萧文彪长谈过。此时离毛中央安排中学生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还有好几个月,柯云路这么早考虑这事情,也许是有长远政治打算的少数人才会有的举动。我那时候正忙于眼下的“五七意见”,没有与他详谈此事。前一年他来与我们一起反击镇压学生运动的逆流,现在他想的却是上山下乡。我们关注的问题的差异,应该反映了北京与外地的形势差异,也表明他以及他周围的北京青年人中我们这一代的先进分子思考的问题,与我们有差距。从他们关心的问题,好像当前文革的政治斗争不在中心,好像他们在思谋更长远的问题,好像文革已经接近尾声。
(左图:1968年的柯云路。)
我说,其实我们没有让程世清倒台的想法。但是他错了,批评一下不可以吗?柯云路说,政治可不是这么说的。
我说,要说军队干部大多是好的,但去年在文革中不是很多人犯错误吗?难道新生红色政权(指所谓革命委员会)就不可能犯任何错误吗?柯云路说,形势变了,即使他们犯了什么错误,不碍大局,也不会怎么的。
1968年春天,上层发生的大事情只是打倒杨、余、傅。公开处理他们的大会上,最高最多的调子和主要的所谓中央首长讲话,是批判给“二月逆流”翻案的那股邪风,是批判右倾翻案风。但细数起来,这三人其实都没啥右倾翻案的言行。追黑后台好像主要涉及聂帅,而聂在去年的“二月逆流”中既不是主将主帅,此后也不见有此类言行。在此前此后的全国的群众派性争斗中,也没有什么明显的杨、余、傅影响。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杨、余、傅事件显得有点诡秘。多年之后,我对此的判断是,批右倾翻案风主要是中央文革的意思,倒杨、余、傅则主要是林彪的意思。很明显,军方势力与中央文革此时是互相配合或者说互相勾结的,但也明显是有分歧的。后来回想起来,这种感觉,在1968年春天我其实是已经产生了,但还很不明确,也不敢往深处想。这里的军方势力,我当时想到的是黄永胜和程世清,而绝不可能往上想到林彪。对于林彪,当时我印象不坏,甚至可以说很好。此时他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副帅,一直到1971年9月18日早上我非常偶然地得知林彪出事的消息之前,我绝无胆量也没有可能怀疑他。
我内心一直有这种思想准备,就是这一次我们可能会失败。我心里的想法有两点是明确的:一是我们的观点是对的,二是我们的行动会失败。
柯云路与我的谈话,对我影响很大。从观点的层面说,我们分歧不大;从对后果的估计层面来说,也分歧不大。他预言我们必败,我其实有同感。但他的思路与我有明显不同之处,而且他以非常直率非常透底的语言说出来,却引起了我内心的震动。
柯云路只预言了我们会失败,但他没有像其他人那样劝阻我们。
历史最后证实了柯云路的预言,一直到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之后,程世清才于次年(1972)垮台。又过了2年(1974),“四七意见”和“五七意见”才获得平反。
在一中学生食堂用过中饭之后,我送走柯云路,回到主楼房间,一个人发了一会儿呆。
今天上午所有反对和劝阻我的人,没有一个人说我们的思想和观点错了,都是说我们会失败,失败了会很惨。
明知会失败为什么还要义无反顾地行动呢?
可以说,良知与理性的矛盾贯穿我一生。在人生的早期,对与错,赢与输,前者始终排在优先位置。往往是只问对错(当然是当下自认为的对错),不问或少问输赢。后来逐渐长大、变老,经历的磨难多了,这个原则就开始改变。对于事情后果的掂量就越来越理性了。但是,幸运的是,在我一生中只面临过一种两难:为良知殉难还是忍辱负重或偷生。至于保持良知还是冲破良知底线而损人利己这样的两难,我有幸不曾面临过。
从高二小整风开始,我就与政治课教师强迫灌输给我的“驯服工具论”作斗争。1967年,报刊上开始批判刘少奇的“驯服工具论”。刘少奇直接说,要我们做党的驯服工具。我到文革后阅读史料,才知道原文前面还有“绝对”两个字,也就是说,刘同志要我们做“党的绝对驯服工具”。文革其实比现在的年轻人想象的复杂多了。那两年处于1949年后非常特殊的一种状态,我敢说,批判奴隶主义和“驯服工具论”这种所谓大批判造成的实际后果,当时没有一个人能够全部把握。对于一个省的第一把手的言行正确性可以如此轻易地怀疑和反对,在文革前极少有人做得到。除了一般意义上的坚持正义和真理,当时还有一个简单原则支撑我们:政治斗争中不免有一时的冤屈和失利,但只要毛主席在,最后一切都会理顺。我们只须问是否符合毛的思想。符合就干,不符合就不干。这是文革教给我们的最重要准则。等到后来毛泽东去世,这一原则虽然还惯性地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好些时日,最后当然破除了。
如果说,江西几千万人,也就我们少数人吭声了。难道群众不是真正的英雄吗?难道别人没有我们水平高、觉悟高吗?为什么我们不怀疑自己的辨别能力?
我认为正确的事情,应该坚持下去还是因为压力和引诱选择放弃?我今天认为是正确的事情,明天还一定会认为正确吗?我想,这是两个问题。
“四七意见”已经遭到残酷的镇压。南昌东澄宇以及他的同学师友们都深陷高压之中。我当然很容易想到失败的后果。回想一年前的“二月镇反”,我迎着反革命的帽子和牢狱,一点都不感到害怕。其中重要原因是我那时比此时更幼稚,也比这一次对后果更有信心。那次,我认为坐牢即使是不可免的,也是短暂的。因为我认为毛主席一定会扭转危局,会救我的(我的同代精英遇罗克和杨小凯当年也都这样想过)。而这一次不同。我认为胜算小,失败的可能性较大。现在的人们绝大多数不能理解我们当年的想法。为了一个自认为是正确的目标毫不犹豫地步入险境,牺牲自己的根本利益,被自己所认可的政治力量打入惨景,无穷无尽的批斗和拷打,千人唾弃万人叫骂。为什么当时我们并不害怕并不犹豫?我后来回想,那是因为我们那时还保留了两个重要品质:一是天真(褒义),一是幼稚。
最后,我的决定还是:义无反顾。
我最后一次浏览并修改文稿,全篇尽量统一成我一个人的文风。最初草稿中其他人写的几小段全部改写了。我将文稿的第一条“形势”改成前言,这样,原来的11条意见变成了10条。
毫无疑问,这篇意见最敏感之处,就是对南昌“四七意见”的表态。
最核心的句子是:“四七意见、四二二宣言不是右倾翻案的代表作……反对它们不是当前斗争的大方向。”这已经几次讨论形成共识,我保留了这一段。
在这句话下面,原来写了“镇压四七意见是新形势下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集中表现”。我考虑不提“四七意见”来降低敏感性,改成“镇压响应中央号召起来反右倾的革命群众,是新形势下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集中表现”。过了一会儿,我又改成“对于响应中央号召起来反右倾的青年学生进行大规模的打击与镇压,违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也不符合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尽管这段话完全没有提到“四七意见”,但却暗指了程世清当前的言行。最后定稿时,我斟酌再三,全部删除了。
这个最后的表态比坚决支持“四七意见”要弱了一些,但是在政治上所起的作用是一样了。因为在当时要求和省革委程世清保持一致的情况下,我们的态度还是唱反调性质的。
关于当时的反右倾翻案风和“三查”运动,我强调了反对翻“红六条”的案,对于有缺点和犯了错误的造反派要在批评教育的同时加以保护,给出路,给改正错误机会等等。对于这些我们与程世清的主要分歧,都没有点名。全篇文章没有一处点名批评江西省革委任何人。
总之,我把每一条每一句话再看了一遍,将最重要的几段仔细斟酌了一番,定稿了。
有一个与我的年龄不相称的念头环绕心中:历史将怎样评价这件事。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说,将来的历史书上会写下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太渺小了。我是在广义上思考,在历史的长河中,最后的结论,我们是做对了还是做错了。这种历史意识,究竟是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对我的影响和潜移默化,还是传统中国文化和历史观代替道德信仰对我的影响?我认为程世清在“三查”运动中罔顾政策界限和对“四七意见”的镇压,是恶意剥夺人民群众善意批评的一切权利,对广大人民群众不是保护而是镇压,这样一定会将江西的文革引向歧路。而当我将其言行与当年我们判定一切事情对错的坐标——毛思想来对照时,我认为他也是不符合的。我认为,按照程世清的路线走下去,文革将走向邪路,文革将失败。程世清虽然官高权大,但他的思想是不符合毛思想的。这种在几十年后的人们看来近乎荒唐的历史悲剧,当时的我是深浸其中而无法辨析的。
文革时我写过一篇文章,说“当美国青年在跳扭摆舞时,我们在为防止修正主义而战斗”。当时对我们影响较大的毛泽东1965年的“七三指示”说,我们还“将亲身参加埋葬帝国主义的战斗”。20岁的我们,在为一个毛泽东所号召的理想奋斗。我们那时候绝对想不到,这个理想将来会被毛的继承人抛弃,也会被我们自己所抛弃。一代一代理想主义的热血青年,他们的献身与豪情,常常被后人视作幼稚甚至愚蠢和邪恶。当我暮年的时候,自己也发现并承认了我们年轻时的幼稚。但是,与那个年代的中年人和老年人比,与21世纪的年轻人比,1968年时我们的幼稚天真比起充斥这两个时代(包括知识精英,也包括政治精英和商业精英)的泛滥的无耻,我们的惭愧仍然是绝对不同频道的。
那是个决定生死的下午。前面很可能是万丈深渊,我也还有收步的机会。但是,我没有太多纠结和踌躇。回顾我一生,这是我至今不大后悔的一件事情(无论是文革中还是文革后,我都有许多后悔的事情)。我认为这是我成长过程中难以避免的一件事情。从价值观上和策略上说是有对有错,从做人上说是没有什么大错的。
无论是1968年还是五十年之后的今天,政治上的所谓意识形态或者路线正确之类说法,过几十年就可能会被颠覆。再过一百年,有些则很可能沦为笑柄。但是,面对不义不公,挺身而出;面对剥夺基本人权的暴行说“不”,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不因为压力和引诱而放弃,这些是否有更加长远的价值正确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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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昨 天》第一一七期
帖子发表于 : 周一 10月 01, 2018 9:3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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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七意见”经会议表决正式通过

当天晚上,也就是5月7号的晚上,兵团召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并表决《吉安一中井冈山兵团关于目前运动的几点意见》。
吉安一中井冈山兵团1967年4月初成立的时候,选举了7名常委。后来,另一个同观点的组织《井冈红旗》合并过来,没有再选举,只是其领导人全部承认为井兵团常委。在1967年下半年闹派性严重时,非程序性地增加了几名常委。此时,一共有15名常委。
出席当晚会议的有13名常委和部分骨干。有关《意见》的内容,因为已经反复讨论多次,这次没有太大争论。很快进入表决程序。
我所记录的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的:刘传祯、黄其作、郭开亮、冯念涛、夏增淦、郭慧琴、刘汉双、黄元生、王振球、杜姗明和我。
反对:邱××;
弃权:欧阳天博。
邱是吉安一中的数学教师,参加井冈山兵团时间及其能力和表现并不如另一名教师周国新。仅仅因为文革前政审思维的影响,邱才成为兵团常委。鉴于我们事先已经明确排除教师参加这一行动,他投反对票并没有什么影响。但他当场发表一通讲话,称这个《意见》与新生的红色政权唱反调,他不仅旗帜鲜明地与之划清界限,而且决定参加投票明确地表示反对意见。后来的一段时间,他也公开地参加了对“五七意见”的敌对态度与活动。我记得当年我们对他表示鄙视,主要是对他后来的某些“变节”行为嗤之以鼻。这也是文革之中我们明显地感觉到教师与学生的不同。以后几十年,耳闻目睹无数的变节行为,也听闻和阅读了现代革命历史中无数的叛变和变节行为,包括以后看到“四七意见”被镇压后造反派内部和南昌七中井冈山兵团内部的种种变节行为,对于邱老师的选择也有了一定程度同情的理解。我想,他大概是对于“五七意见”的下场和后果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之后的选择。
欧阳天博弃权,也没出我意料。上午他对我的委婉劝说,已经昭示了他的态度。他选择弃权而不是反对,既是给我们面子,也是一种缓冲。他是我多年好友,按照以往习惯,我一定会去说服他,但这次我没有说一句话。我心里明白这件事情的下场,不觉得非得死逼朋友同路。我只是幼稚地觉得,对于政治上的大是大非,我不能没有态度。这是是否听毛主席的话的大事。否则,将来毛主席万一不在了,将来修正主义上台,也一定是这种方式。那我们怎么办?
“五七意见”对于我,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经历。它使得后来真的遇到疑似毛主席预计和判断的那种“修正主义上台”的情况时,我比1968年的时候稳重多了,没有按照1968年所理解的政治上的是非对错那个模式和应对思路来行动和表态。(上图:参与或支持“五七意见”的原吉安一中井冈山兵团部分骨干,前排中是本文作者。)
出席会议的13名常委,11人同意,“五七意见”正式通过。
我自己当时保留了“五七意见”打印稿,手稿没有保存。我保存的打印稿在1977年华国锋的“文革”中丢失。几十年来,我一直没有找到“五七意见”的最后文本的任何形式的完整文件,至今遗憾。

第五章 周恩来说,没有什么了不起,斗争会有反复

专区革委会布置各单位不表态

1968年5月8号上午,在吉安一中校大礼堂召开井冈山兵团全体会议。首先宣读了“五七意见”,接着介绍了整个“五七意见”产生的形势背景。因为我当时的记录不具体,今天我只记得我站在台上的镜头,这两件事情(宣读“五七意见”和介绍相关背景)肯定有一件是我干的,却不记得是哪一件了。
把我们对当前运动的意见命名为“五七意见”,原因也许仅仅是5月7日通过而正式产生的。但也反映了兵团中许多人其实是故意将其和“四七意见”靠的念头。我当时比较担心的是,怕有人往毛泽东的“五七指示”方面去钻空子抓辫子。所幸后来并没有此类后果产生。
大会之后,兵团成员就上街散发传单和张贴大字报。“五七意见”就这样向全社会正式公开了。
“五七意见”一公开,立即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一方面,我们的意见内容,正是全市全专区甚至全省群众组织普遍关心的焦点问题;另一方面,在省革委已经公开镇压“四七意见”的形势下,吉安最主要的学生组织公然发出不协调的声音。从8日下午开始,连续几天我都在一中接待来自吉安本地和外地为此来访的一些群众组织头头。
几天之后,兵团主要领导凑了一下反馈的情况。百分之九十以上造反派组织都是支持“五七意见”的。“在野的”清一色的都是支持,掌权的,包括已经进入革委会的也基本上是支持的。有人反映了专区革委会副主任(学生代表)萧文彪的私下态度,比如,他指着“五七意见”说,这部分观点跟我是一样的;还说,你们闯闯也好。至于保守派的态度,当时完全忽略了,没有去调查汇总。1967年中央处理江西问题的表态,与某些省份有差异:只承认大联筹一派是造反派,并将联络总站一派定为保守派。在当年的语境中,造反派是革命派,是褒义词,而保守派是站错了队,是贬义词。因此,在1967年秋天之后,联络总站一派已被压制下去,没有有组织的公开力量存在。
我们得到的准确消息是:专区革委会已经布置各单位不要表态,既不要反击也不要支持。我后来慢慢品出味道来,官方这一招是很明智的,也是很了不起的。这种对策使得我们失去对手而变成隔空打炮,也极大地消解了我们的动能。对于官方来说,它使得在吉安“维稳”的难度远远小于南昌;而对于我们这些当事者,使我们后来所面临的压力仅仅来自一中内部,使得企图借机翻盘和改变一中力量格局的势力加大了难度并且最后破产。如果按照程世清的对策思路,早就把我们一巴掌打下去了。由于于厚德在省革委分管吉安,又是广州军区的干部,吉安支左部队都是广州军区的,程世清不便具体插手。何况于厚德在处理“四七意见”问题上大的方面与程世清并无分歧,是完全支持他的,因而程世清也不必插手。我要到几年后慢慢懂得共产党内部权力运作的一些规矩,以及在70年代、80年代和21世纪观察官方维稳对策的演变,才明白,对于当年江西省的维稳策略,于厚德实在比程世清高明太多。
面临没有相反的意见,没有反击的大字报的情况,我们决定将矛头指向《江西战报》和《火线战报》。这两张报纸是江西省大联筹和大中红司的报纸,他们连篇累牍地发表批判“四七意见”的文章,既然我们不能公开批评省革委,那就找他们出气。要激起反对意见我们才有话说、有文章可做。许多人都主张调门越高越好,觉得对于《江西战报》之类群众组织的报纸完全可以藐视。我当时的意见还是强调坚持“五七意见”的基调。吉安一中上街刷出一批挑衅《江西战报》和《火线战报》的大标语,诡异的是,《江西战报》和《火线战报》并没有发表一篇回应我们的文章。也许,还是于厚德的应对策略起了作用?

地革委副主任与我辩论两分钟“走过场”

有一天晚上,专区革委会副主任萧文彪到一中来,说找我们辩论。萧是吉安高中(白鹭洲)66届学生,他所在的吉安高中高三(2)班曾与吉安一中我所在的高三(2)班结为友好班级。作为吉安专区群众组织最大的头头,我们也有过少量的接触。他主动来找我们辩论,说实话,一方面我们内心很欢迎;另外,也没把这当回事。现场主要是我和他辩论,大概也就几分钟吧,从现场态势看,他就显然输了。后来这件事情被传得很神奇。我曾几次遇到外地的中学生,都问我一个故事,说张小金和萧文彪辩论,两分钟就把他给辩下去了。我后来才明白,小地方的人,比较容易将一些很平常的事情传播成传奇的故事。萧当时是全专区名气最大的人物,拿他来衬托,在传播学上就比较容易有轰动效应。萧既不是纯笔杆子类型的人才,也不是那种靠打打杀杀出名的人物,就综合素质来说,在当时全省的中学生运动领袖中,萧算是水平比较高的。具体到这件事,我当时就认为,他其实不是因为水平问题,而是因为他并不赞成他要维护的观点。所以实际他是输在思想深处,他和我观点相近,却又要维护省革委会的决定。这使得他实际上没有展开和表现自己能力的空间。后来我在厦大给学生辩论赛讲评时就说过,即使列宁那样善辩之才,如果他抽中辩题是“社会主义可以在一国取得胜利”这个题目的反方,他也不容易取胜的。几十年后,我有机会问萧。果然那次来一中前,他已经受到省里打招呼和警告。我于是进一步明白,那次他所说来一中辩论,很可能也不过是个掩人耳目的幌子。

来访客人传来了杨小凯、东澄宇身陷囹圄的消息

“五七意见”出来后,程世清迅速加大了对“四七意见”的打击力度。那段时间,《火线战报》吉安记者站的负责人以及其他消息灵通人士,陆续来吉安一中通报过一些信息。
5月12日,程世清决定将“四七意见”的作者东澄宇抓起来。接着还抓了不少人,有关的干部和教师也整了不少。我后来了解到的消息是,在程世清的专政铁拳之下,南昌七中革委会三个正副主任、一个常委全关起来了,还有一个常委后来被揪斗,关进牛棚。从“四七意见”打开缺口、炸开了“阶级斗争”盖子后,七中全校教工40多人被揪出(占总数50%以上),一人逼疯,三人自杀;因为支持“四七意见”,南昌二中成百名同学先后关进牛棚,挨揪斗,有的甚至戴上脚镣手铐投进监狱;南昌五中学生因为支持“四七意见”,不仅当时遭到残酷迫害,直到下放以后,还有几十人被陷害成所谓“516”分子;而波阳中学生马立新因为支持“四七”则被抓进监狱以致活活打死。
至于领导干部命运就更惨了。前南昌市市长张云樵,因为说了一两句同情“四七意见”的话,就被关押起来加以毒打。其他被揪被斗甚至被逼死的,南昌和全省不计其数。
消息说,抓捕东澄宇的时候,他曾经的友人、时任大中红司的主要负责人亲自前往抓人。我想起在省委礼堂与我们对话的这名大学生红卫兵、省革委常委,并不感意外。在一切革命过程中都会不时出现一种情况。有良知有正义感的人开始感到纠结、困惑和违心,而及时退出的人,既可能出于自私与卑怯,也可能基于良知或者有历史见识。但是,尽管最初被镇压的人不可避免地悲惨,然而最后下场可悲的一定是这种刚当上奴隶总管就变脸的人。
听到东澄宇被抓的消息,旁边有人笑着对我说,东澄宇是省革委委员,仅仅因为给程世清提了一点点意见就被抓起来。你什么也不是,抓你就像抓小鸡。
是的。他说得对,我毫不怀疑这一点。
在许多访客中,有一名特殊来客。他是吉安一中校友,比我高一届。我认识他,是因为1967年3月,我们偶然一起从吉安出发,步行到新余,爬火车到岳阳,去北京上访。路上他被截访了,我则到达北京,从此未有音讯。我知道他是中南矿冶学院的学生,旁边有人告诉我,他是湖南“省无联”的作战部长,他本人笑笑没有否定或肯定。
几个月前,“省无联”已经被取缔和镇压,中央已经表态。这次我没有细问该校友的近况,只是关切地询问杨小凯的消息。
文革后名满天下的杨小凯,此时名叫杨曦光。他是长沙一中的学生,所参加的群众组织,就属于湖南省无联。他1月写的《中国向何处去》的大字报,我在2月初就读到了。那时并没有网络,完全靠民间的油印传播,那么快地从长沙传到吉安,你不能否认在文革的某个时期,言论的空间曾被撕开了某个小角。一中《井冈山》报编辑部立即翻印了杨小凯的大字报。为了遮人耳目,我在封面上按惯例写上了“反面教材供批判用”几个字。我们读他的文章,有些地方击节赞赏,也有些地方觉得他有点激进和空想。
杨曦光的大字报,主张中国实行巴黎公社式的民主政体。其实这是我们这一代很多人在1966年和1967年所理解的毛文革的目的,也曾在好几年中是我们这一代的理想追求。一直到1974年读李一哲等人《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的大字报,社会主义民主也是我当时认可与追求的目标。那时候我们是将社会主义理解成一种民主的性质特征,而主要不是将社会主义理解成一种条件约束。换句话说,那时候的理解,民主是个好东西,但资本主义民主不是好东西,只有社会主义民主才是好东西。尽管我们谁也没有见过社会主义民主。我要到了89之后才慢慢觉悟到,如果将社会主义作为民主的性质形容词,又如果将社会主义仅仅理解为我们习见的俄国版社会主义,那么,这种所谓社会主义民主,历史上从来不曾存在过,将来也不会出现。我们那时候并不知道有社会民主主义,也不知道有许多这样的党派。这些党派传承马恩思想,并且在地球上某些发达国家执政。相反,我们所知道的则是这些党派的重要历史人物在中国被骂作修正主义。
在那之前不久我看到康生的一个讲话:“我有一个感觉,他(指杨曦光)的理论,绝不是中学生,甚至不是大学生写的,他的背后有反革命黑手!”1968年的时候康生在我心中仍然有很高的威权,但他对《中国向何处去》 的判断却让我实在无法认同。在我看来,康生是完全不懂这一代青年的才能。那位校友告诉我,文章肯定是杨曦光本人写的。他说他是高干子弟,这一点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因为反特权反体制的锋芒使我猜测他可能是知识分子或者普通工农的子弟。校友说他是68届高一学生,这一点也使我意外,我以为他是66或者67届的。那位“部长”还特别说,他和你一样,不仅文章写得好,而且数学特别好,同时也长得像个书生。我不知道,是不是他这几句话,使我对杨曦光产生了一种特别的亲近和惺惺相惜之感。从那位校友口中,我得知杨曦光已遭牢狱之灾,不禁悲从中来,兔死狐悲的感觉油然而生。在与我同时代的优秀人才中,不少人经历过牢狱之灾,但只有遇罗克和杨曦光的遭遇,在我心中激起过这种感觉。

于厚德传达总理指示

也就半个月左右的时间吧,形势的发展总的说来对我们不利。程世清发动的“三查”运动大潮狂啸,我们发出的理性呼吁声音没有激起大的反响。我们曾预期会有几个月的反右倾翻案风的运动,虽然在全国都有反响,但没有获得去年那样的声势,有一种温吞水的感觉。我那些天天看的大报小报上,中央层面好像没有什么接续性的新精神出来。
就在此时,发生了一件事关江西省运动的大事,那就是于厚德率领省革委会汇报团到北京去,周总理接见了。
大约是5月下旬的某一天,于厚德传达了这次他进京的精神。我当时的记录是:周恩来总理在听取于厚德汇报南昌的“四七意见”、“四二二宣言”之后,说了三句话:这是小小的问题,没有什么了不起,斗争会有反复嘛。
我的第一判断是,于厚德传达的内容和精神是真实的。一是我们当时对于厚德比较信任,二是他所传达的周恩来的态度并不出乎我们意外。
我第二个判断是,总理对程世清和省革委处理“四七意见”的态度没有什么异见。
周恩来的表态,比较简单,比较原则,又比较含糊。里面没有一个关键词是专有名词,你甚至不确定他是针对什么人什么事情。它比较抽象而原则,可以适应许多许多不同的事情和场合。我将其看作是周对某个汇报的一种即时的临时答复或表态。可以认为他对汇报人没有批评和否定的意思,但也看不出有多大的赞扬与肯定。他对于汇报人所汇报的内容本身没有一句评论的话。
如果一年前传达周恩来同样程度的讲话精神,应该对我们不会起到多大的效果,但1968年5月却不大一样。这话是于厚德传达的,而且是周恩来对于厚德说的。因此,周恩来的态度明显是偏向于厚德的,也就是偏向程世清和省革委的。如果这话是对东澄宇或者支持“四七意见”的某人讲的,那意思就不一样了。很容易判断,不同的声音没有到达周恩来那儿,不仅赞成和支持“四七意见”的声音没有到达那儿,对于这些民众的大规模残酷镇压的信息也没有到达那儿。显然,“四七意见”这边的人,向中央告状的事情不大成功。而我们自己,这次一点也没有想到将“五七意见”的声音传播到北京和中央去。在这个体制中,下情上达上层,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文革中,去北京上访,告御状,是经常发生的事情,途径有很多。我自己在文革初期和文革之后经历过好几次,有一些感性经历。估计南昌的中学生这次没有找到“通天”的门路。另外,我还分析,可能于厚德比较稳健的处事风格,包括他汇报时的稳健风格也影响了周恩来对这件事情和于厚德的看法。
除了周恩来,我们没有听到其他的中央领导人的表态。作为毛夫人,江青的表态当年比较重要。但这次不仅没有她的态度,也没有她周围的什么人的态度。文革后,官媒给人们的印象,似乎是“四人帮”反总理,而总理则大树擎天护英华,一贯与“四人帮”作斗争。但是在1968年的5月,我们绝不可能有这样的认识。因为正是在此前不久,周恩来带领我们喊出了“誓死捍卫江青同志!”这一口号。20岁的我,绝不可能从周恩来激昂的口号声中,听出他与江青作斗争的意思。
听了于厚德的传达,我们井冈山兵团领导和骨干认真议论了一次。激进派们从来没有过行动,现在他们也不关心此事,留下的稳健派们对于厚德传达的精神似乎感觉比较一致。
一个是对形势的判断。周恩来的指示传达,表明中央目前是支持省革委的。那时有个说法,就是“毛主席挥手我前进,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我们判断,周总理的表态是代表“毛主席司令部”的声音。虽然我们没有想通,但是“暂时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这是当年十分流行的林彪的话)。周恩来对省革委汇报“四七意见”的态度,表明这一轮“四七意见”是失败了。虽然我们没有表态肯定“四七意见”,但我们不同意镇压“四七意见”的表态,客观上也就是站在“四七的立”场上。“四七”失败了,我们也很难取胜了。
1968年5月,只有毛泽东能够纠正我们对周恩来的听从。否则,周恩来的讲话就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声音。湖南的青年思想家杨曦光此时将周恩来看作中国红色资产阶级的总代表,我当时完全不接受这一看法。判断周恩来,我当时只有一个标准,就是毛泽东。
这天还有一个决策:围绕“五七意见”,我们暂不采取进一步的措施。
其实在我心里本来就有一种预感,就是觉得这一次的斗争可能会以失败告终,或者说至少要暂时失败,我的着眼点是在未来。我认为“五七意见”在未来一定会获得肯定,只不过那时候我的自信心是来源于此时我认为站在历史正确方向的毛泽东。这天尽管有这样一个判断和决定,但我的心情并不沮丧。“五七意见”推出之后半个月,我所收获的友情和外在评价,是高中以来,特别是文革以来最高的时期。可能这种难得的社会评价掩盖或弥补了我所遭遇的挫折。

“华丽转身”没那么容易

这时,校支左小组向我们提议,赶紧贯彻于厚德政委传达的精神,掌握所谓斗争大方向。具体提了两条:一、公开批判“四七意见”,表明我们观点的转变;二、对保守派否定“红六条”的言行进行批判。我们研究以后,决定不接受第一条建议,不公开批“四七”和“四二二”,但接受第二条建议,开展对于否定毛所批示过的“红六条”活动的大批判。
此时,吉安一中学生中原来参加保守组织(东方红公社)的几个人,成立了一个叫“我自岿然不动司令部”的组织。“我自岿然不动”是毛泽东诗词《西江月·井冈山》里的一句,当时中学生人所共知。他们发表了一封署名“我自岿然不动司令部”的公开信,明确否定上年毛中央对江西问题的表态,可以说在政治正确性和尖锐性方面对省革委的挑战已经远远超过南昌“四七意见”。因为其挑战的矛头不仅指向了省革委,也指向了毛泽东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我们选择接受批判“我自岿然不动司令部”而不接受批判“四七意见”,主要是因为我们的观点与前者对立而与后者类同。
这样,我们采取了两个措施,一个是立即出版一期兵团《井冈山》报,发表一篇编辑部名义的文章《要害是替刘邓司令部翻案——评“我自岿然不动司令部”的公开信》。不过,“替刘邓司令部翻案”的说法实在是太抬高(当时是贬低)对方了,他们完全没有这种觉悟,他们的文章不仅没有一句话替刘邓翻案,反而是大喊打倒刘邓的。当高层的某人陷入“全党共讨之全国共诛之”的境地时,将你的对手与之挂靠就成了标准的文革伎俩。文革中的流行文风就是这样,现在看到一定很羞愧。文章虽然不是我写的,但我当然也要负责任。我记得当时支左小组的负责人仇指导员对这篇文章赞不绝口,他应该看过并且是赞同该文的。
我们的另外一个措施是立即召开全校大会批判这封公开信。
5月25日上午,以井冈山兵团的名义在一中大礼堂召开了一个批判“我自岿然不动司令部”的大会。大会刚刚进行十几分钟的时候,十几个学生举着旗帜冲上讲台,为首者站在讲台中央说,这个批判会是转移斗争大方向的会议,宣布造这个大会的反。我注意到他们第一次打出了“吉安一中井冈山兵团警卫团”的旗号,也立即明白了他们的来路和意图。
这批学生是兵团内部一批崇尚武力的低年级学生,从属于井冈山兵团内部的一个重要派系。正式打出这样一个未经兵团常委会议的武装力量机构的旗号,是一个重大信号,表明这股力量正式与我们对立和分裂。他们举起了反“五七意见”的大旗,但在观念上却与“我自岿然不动司令部”相反,因此,他们的意图显然仅仅是借此机会改变一中校内的政治格局,顺势上位。所以,尽管在批判“我自岿然不动司令部”的观念上他们与我们并无分歧,但阻止我们的大会成功却是他们利益所在。如果我们转型成功,他们的机会就转瞬即逝了。
当场大家都很不满。造反的人数没几个,而且平时内心里互相瞧不起,如果处理不好,很可能会吵闹和打起来,造成局面失控的情况。我当时在台上,面对这一突发事件,非常冷静地走到中央讲台上,宣布暂时休会。我收拾桌上东西时撇眼全场,发现了我们这边群情激愤的场景,但因为连一句话我们都没有回应造反者,对方也失去了继续闹事的动能。整个会场上有情绪和言语的对抗,却基本上没有大的肢体冲突。
我们几个人碰一下头,决定到校支左小组去。校支左小组办公室就在大礼堂附近,我记得支左小组长仇武兴的态度非常暧昧。召开这个批判会本来就是他的建议,可他却没有一句批评“警卫团”的话,也没有一句安慰和鼓励我们的话。我本来以为支左小组会公开表态支持今天的大会,结果是相反。而支左小组没有一人参加今天大会这个细节却被我们完全忽略了。我当时就想,看来“警卫团”的造反可能取得了仇武兴他们的至少是默契的同意。仇的意识形态的根基是血统论视野下的阶级路线,他的出身和文化水平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对“四七意见”和“五七意见”的态度。
离开支左小组,我跟其作到吉安红色造反总部(吉安市中学红卫兵组织的一个名义总部,实际上是联络站性质)去了一趟,没有收获。回到一中时,刘传祯跟我们说,他意见我们暂时撤出学校。并且具体说,让我暂时到郭开亮家里住一段时间。
他这步棋完全在我意料之外,但转念一想,下一步也好像不好干什么,就同意了。且看警卫团下一步会出什么牌吧。稍一停当,我们就收拾东西离开一中了。
当时主政的是支左部队。鉴于一中支左小组的态度,我想,能够改变这一局面的只能是部队里比他们更高的领导。26日下午,我与其作去找师宣传科文科长和老马,没找到。27日,我与其作、希臣就去了其作的老家,吉水县金滩公社。离开事发现场,常常是一时拿不出主意时的应对办法。
几天之后我们回到吉安时,形势已经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

第六章 批判“五七意见”的力量在吉安一中露头

1968年6月吉安一中的政治地图

1968年6月的上半月,是我在文革中又一段危险时期。从6月1日到15日,杀机四伏,危险步步升。16日,突然天降神兵,将我从虎口救出。
6月1日,我与其作、希臣回到吉安。2日上午我一个人从城南家里走到城北的一中,下午我离开险象环生的学校,3日再次躲到乡下避难5天。这是6月上半月的第一个阶段。
“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历来如此。”这是1968年4月公布的毛语录。这条语录我此前已经读到过。另外还有未公开发表的毛泽东一个讲话中引用别人的话:“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在这之前,谈论派性,只是一个贬义词。此后则可以公开谈论,而且此前我们心中百思不得其解的一些有关派性的问题,也突然感觉豁然开朗了。
这里需要花一点时间介绍此时吉安一中的政治地图。
需要指出的是,当时,我完全不了解也没有兴趣去了解吉安一中教师的阶级阶层家庭出身和个人出身(主要指的其毕业院校)结构及其潜在的政治谱系组合,那时我还远远没成熟到这个地步,所以这里只能略述学生中的派别光谱。
与一般宏观层面类似,1967年吉安一中学生中分成两大派系:彼时所谓造反派与保守派。造反派指的是一中井冈山兵团,属于江西省大联筹;保守派是一中东方红公社,属于江西省联络总站。与有些省份不同的是,江西此时的两大派,并不是在1966年炮打司令部和批资反路线的过程中,由于与省市委的关系而区别和分派,而是在1967年因为与省军区和福州军区的关系而形成的派系。在1967年“二月镇反”前,造反已经成为代表正确并且合法而时髦的称谓,所有群众组织都自称造反派。而本文所谓造反与保守的划分,则是根据中共中央1967年8月处理江西问题的决定而来。那个决定宣称江西军区领导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支持了保守派,镇压了造反派。又经此时中国最高领袖毛泽东批准,它也因此具备了最高的合法性,在江西此时的政军学各界不存在公开争论。所以,本文的造反派与保守派的划分或称谓,就以那个决定即所谓“红六条”为依据。
吉安一中与吉安高中和其他学校明显不同的一点是,由于吉安一中缺少了校内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一关键阶段(批“资反路线”时,主要的学生受害者大都在外地串联,主要的教师受害者虽然贴出了要求平反的大字报,但孤掌难鸣。等学生主力回到学校,已进入运动的“一月风暴”夺权时期,接着就遇到了所谓新的“资反路线”即“二月镇反”。故一中校内缺少了以批判血统论和清理运动初期整群众“黑材料”为主要内容的批“资反路线”运动阶段),而有了与全国中学政治地图不同的特点。其中大批在文革初期积极批判教师“黑帮”,在“红八月”积极破“四旧”、抄家,以及赞成血统论的学生,包括许多干部子弟(吉安地、市两级干部的子弟主要集中在一中读书),在1967年4月开始的所谓反复辟运动中,都逐渐站在与省军区对立的省大联筹一边,并且参加了一中井冈山兵团。其重要原因是因为吉安一中的造反运动跳过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一阶段。如果1966年10月之后一中如全国其他学校那样有批资反路线的运动,而且比较激烈,那么1966年文革初期表现积极的一中的干部子弟和左派学生肯定会因为与批资反路线的造反派的敌对经历而造成巨大历史伤痕,即使有个别人转弯,也不可能在1967年春天如此大批量地参与造反。到所谓“一月风暴”之后,血统论与资反路线已经恶名昭著,毛中央本身的高权威及其公开态度,已经使得运动初期的左派很容易辨明情势。如果没有强烈的个人恩怨和历史惯性,仅仅因为文革前的出身、地位、观念等限制他们参加造反派的因素,对于多数人已不重要。这造成了一中文革史的诸多特点。
一中造反派中,文革前成绩好的学生远远多于保守派,这种令文革后长大的知识精英误解和奇怪的现象,其实是全国如此。为什么这些所谓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宠儿反而最积极造反呢?最重要的原因乃是因为文革初期的血统论打击的主要是成绩好但家庭成分不好的学生,而造反派的旗号恰恰是反血统论。我后来研究文革史并且做过一些调查,才知道不仅仅大中学生中,连科研院所也大都如此。以国防科技系统为例,七机部“两弹一星”元勋中,7名就有6名是造反派或支持造反派的。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1966至1968年的造反派,是1949年后最大的一股反体制力量,这也是吸引当时政治上有某种理想主义追求却幼稚的青年知识分子的原因之一。
1967年一中的基本派别是井冈山与东方红两派。而在1968年6月,造反派对于原保守派的力量还处在绝对的优势,但已经处于下坡的开始期,而原保守派则处于劣势但在又一轮上升的开始期。
1980年代之后,我逐渐认识到保守主义在哲学上和在历史上的重要作用。但是,回过头去看文革期间的所谓两派争议,我所见到的当年的保守派,绝大多数并非真正的保守主义(正因为造与保两派都喊打到刘邓,80年代邓小平支持了胡耀邦“彻底否定文革”的口号),更多的是类似御林军性质的东西(有一点像21世纪的五毛党,但文革中的保守派还是有一些水平和德行较高者),尽管其中有少数人也包含某些宝贵的保守主义元素。
在井冈山兵团内部,有三个小的派性组合。一个是以兵团常委核心组组长刘传祯为代表的,被称为旗派,因为其骨干是原一中井冈红旗;一个是以兵团核心组副组长LFF为代表的,被称为武派;还有就是以我(也是兵团核心组副组长)为代表的,被称为三司派,大概因为其主力是原一中井冈红三司。不能说这三派没有一些可供区别的特征,但很难说清楚这三派在大的路线方面有什么分歧。我个人认为,大致上可以认为主要还是历史原因形成的某种“山头”。这三派在1967年下半年经历了校内激烈的派性斗争,在1968年元旦前后告一段落。在“五七意见”的策划过程中,旗派与三司派的主力组合成“五七意见”派,而武派的主力大致上构成反“五七意见”派。
因此,在1968年6月,吉安一中处在主流的“五七意见”派由强转弱的初期。它面对的是两个反对力量,一个是以武派即警卫团为代表的反“五七意见”派,和以原保守派东方红成员为代表的潜在派系力量。后者是未来的明星,其中学生此时参与度不高,主要是一些教师。他们正在借“三查”运动翻身,以积极参与和极力主导“三查”运动成为我们的竞争力量;而兵团内部的另一股力量即更加激进的、当时被我们称为极左势力的警卫团,则以直接反“五七意见”成为我们最现实的最大威胁。他们自己的前景更不光明,但眼下对我们却是更切近的危险。从价值观角度说,原东方红派与我们的分歧,带有一定的大观念或者当时所谓路线斗争的性质。而警卫团与我们的对立,主要是基于权力斗争性质的。眼下,这股力量尽管松散无力,却咄咄逼人地要将我们打趴下。而在“三查”的大背景下,如果时间足够,正在上升的保守派的那股力量则有可能将我们连同兵团内部的所有对手全部打趴下。
在吉安掌权的革委会和支左部队对我们完全不施加压力的特殊情况下,我们在一中暂时还处于人数多、能量大的地位,这两点是我们暂时的优势所在;另一方面,我们刚刚犯了一个与全省最高权力者程世清对抗的错误,这是我们的劣势所在。在这种形势下的1968年6、7两个月,一中的内乱,大致上就是这两股反对势力轮番表演对我们的围剿,最终我们死里逃生的过程。

《我们对“五七意见”的根本分歧》大字报出笼

2日上午我到一中,立即看到了一张重要的大字报,题目是《我们对“五七意见”的根本分歧》。
我不记得文章的署名,是否是井冈山兵团警卫团,但文章所代表的力量,是警卫团则是无疑的。
文章并不长,我站在那儿很快读完。说老实话,水平之低令我意外。在任何学校的两派对立,尽管有高下之分,一般不会太悬殊。像警卫团这样的情况,我在文革中没见过第二例。老实说,不久前我们批判的“我自岿然不动司令部”的文章,也比之高明太多。警卫团的主要力量,是一批初中和高中低年级的学生,或许是因为青春期荷尔蒙的作用,比较爱打架。在他们眼里,我们这些所谓“文官”不屑一顾。
这篇文章的主要作用,是正式表态反对“五七意见”。同时也不忘将自己打扮成反“四七”反“四二二”的英雄。我记得,在文革的所谓“第四回合”即反极左阶段时,这些朋友曾经受到某种打击或压制。因此,在“四七意见”刚出来时,他们一时辨不清方向,曾串联反右倾和为极左翻案,急急忙忙抛出了一个“三点声明”。那个三点声明在观点上比“四七意见”更激进;而其主要的领头人物,前不久还表态,不介入有关“四七意见”的争论,决不反对“五七意见”。现在,他们抛出所谓“分歧”一文,正式表态反对和批判“五七意见”,并且公开打出了“一中井冈山兵团警卫团”的旗号。这就表明,他们对形势做出了新的判断,拉开了与我们开战的架势。
我后来了解到,在“四七意见”被镇压时,南昌七中高三大概有二十来人,组成了“红色政权保卫连”,参与了批判和围剿“四七意见”的运动。名称类似,做法类似,我不知道一中警卫团是学了南昌七中保卫连的办法,步他们的后尘,还是自己的创造。
这张大字报仅仅是一个站队表态的东西,完全不值得回应。除了这张大字报,对手再没写出任何一张有价值的反“五七意见”的大字报。顺便指出,这也是“五七意见”公开发表之后,我所见到的第一张批判的大字报。这与“四七意见”被无数大字报批判完全不同。官方布置对“五七意见”一律不表态不反击,应该是这种情况出现的主因。

完全与“五七意见”无关的教师被作为“黑手”揪出来

我随后得知了一些新信息。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周国新老师被作为“五七意见”的幕后策划者揪出来。
揪出周国新,是吉安一中“三查”运动的第一批重大成果和重大步骤。是兵团内部的警卫团力量与教师中一批怀有野心或根红苗正的少数“三查”积极分子的共同作为。这两股力量应该是联合作战或者是配合默契。在他们的算盘中,将周国新作为“五七意见”的黑手揪出来,既能够推动一中的“三查”运动,又能极大地推动反“五七意见”的深入。
前面已经说过,因为接受“四七意见”教训,一开始我们就决议并公开排除教师的参与。因此,所有当事人都明白,不仅周国新,也没有其他任何教师与“五七意见”有关。但是,“三查”运动和反“五七意见”势力的逻辑是,幕后黑手必须有,没有就得造一个。周国新被选中担任这个角色,几乎人人猜得到:他是教师中第一个参加造反派的,是在造反派还没有胜利的时候唯一参加的教师,这是他被选中的重要原因;他是北师大毕业的,他是一中教师中水平较高者,低学历、低水平的是没资格当选的;他出身不是红五类,而且在历史上是有“污点”的,据说周国新1957年曾经说过对苏联不友好的话,因而受过批评或批判。按说,1968年时,周批过苏联的那件事情应该是表明他正确而且了不起,但中国政治运动的逻辑不是这样。
这虽然比较荒唐,但也是预料之中的事情。当时我想,周国新唯一能够逃脱此命运的做法,也许就是一开始就公开反对“五七意见”。不过后来我明白,在那种特殊情况下,一般反对仍然无济于事。他注定是逃不了的。

打倒我的大幅标语高挂在大礼堂墙上

中午,我要去一中大食堂吃饭。之前,已经有人告诉我,说警卫团已经贴出了打倒我的大标语,在一中大礼堂的外墙上。
一中食堂是全校最大的人群集散地。一中大礼堂则靠近大食堂,也是绝大多数学生前往食堂的必经之路。
我经过一中大礼堂时,抬头就看见了两条巨幅标语。从大礼堂楼顶一直垂挂到接近地面,有近二层楼高。左边是“把五七意见的炮制者张××揪出来示众!”,右边是“打倒一中的东小丑——张××!”。白纸黑字,炫人眼目。东小丑指的是南昌七中“四七意见”的作者东澄宇,是文革流行的骂人话。虽然点姓没点名,但显然,“张××”就是指的我。我走到进食堂的转弯处站定回过头看,非常清晰。如果是文革初期,不仅年少的我,一般成年人也都会吓坏。那种恐怖气氛和高压,没有经历过的人是无法想象的。但是,经过近两年的文革动乱,这样的大字报和大幅标语,对于我已经失去了威慑力。如果那时有手机可以拍照,如果有微信,那我必然是立即拍下来并且立马炫耀到朋友圈。可是那会儿,照相机对于我们来说是何等的奢侈品。那个镜头仅仅是留在我的脑海中,留在我的记忆中。
1966年6月19日,文革转入校内的第一天,吉安一中第一张大字报,就是贴在食堂的墙上。指控我是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罪状仅仅是筹备一个大合唱节目时,我所使用的写朗诵词的与朗诵者都是家庭出身不好的人。官方策划的揪出北大毕业的青年教师的第一张大字报,还在2小时后才贴出。那年我才18岁。
今天,我20岁,打倒我的大幅标语又一次张贴在高墙上。
与1966年6月那张大字报相比,这次虽然没有点我的名字,但谁都知道是指我。而且,其血腥气味,远远超过2年前那张。而我的反应,与前年相比,完全没有从前那样的害怕,也没有从前那种冤屈感和紧张感。
有人告诉我,校园里还在其他地方张贴了类似的大标语,除了上述两条,还有诸如“张××从兵团常委里面滚出去”等内容。
一个上午,我见识了对手的三板斧。
第一板斧,是发表《根本分歧》的大字报。继几天前的会议造反,他们公开与我们的对立和分裂,大字报是他们的第一步文字的和明确的政治表态。此时,应该是他们认为形势明确,胜败清晰后的判断。这个第一步走出,是抢夺政治资本的表演。具体的发表时间,可能就在我们5月27日离开一中不久。
第二板斧,是给“五七意见”泼脏水。通过硬栽赃,将一名参加造反派的老教师揪出来充当“黑手”,以便抹黑“五七意见”,老师年龄大,总是比较容易找出问题的。
第三板斧,是具体揪出学生头头。只有将责任追究到学生(我)的头上,才有他们所企望的全校格局根本改变的可能性。将主要矛头指向我而不是一把手刘传祯,是一中政治一般常见的策略。显然,下一步,他们就是集中火力对我。
我后来才理解到,这三板斧从策略上说,水平并不低。尽管具体的活干的挺糙的。但此时我还满是一股书生气,几乎完全不将对手看在眼里。
那篇大字报虽然无论思想水平还是写作水平在当时都很低很低,几十年之后看,却不算什么大错。就像那个年代的多数大字报一样,不值得细究。后两件事情,几十年后仍有讨论的意义。中国几十年的政治运动中法治不存、人权不保的客观环境,以及意识形态错误之类固然可以作为辩解的口实,但运动中表现的种种人品的卑劣,则不是可以简单遮蔽、回避的。
下午,刘传祯他们过来见面。他们告知我的信息是,这几板斧,打出来的是LFF,背后支持的力量有邱老师和李×。邱是反对“五七意见”的教师和兵团常委。李×是从江西师大毕业新分来的教师,此时是校革筹小组副组长。另外,校支左小组的负责人仇武兴也是支持他们的。问题不在于他们没水平,问题在于我们冲撞了江西王程政委,在大的方面处于劣势。
他们的意见,目前我不能在学校里呆着,很危险。还是叫我到乡下去避难。现实的危险确实存在,风险不是来自掌权的支左部队或者革委会,而是一中内部的势力;风险类型主要也不是通常的大字报和大标语的批判,而可能是武斗,是完全群氓式的群殴。
我有点疑惑地反问,XGQ和ZXS对我下得了手吗?刘说,他会找低年级的对你不了解的人来“拉松”(打人的俗称)你。一年前,我在一中经历过一次保守组织中八名初中学生的毒打围殴,至今伤痛还在。几十年后我也不知道是高中的什么人背后挑唆的。而这次我是面临造反派内部的武斗威胁,应该承认,我当时认为警卫团某些人与上次毒打我的那批学生是一丘之貉。好像有一种青春期骚动,不打人手痒。这种人性中的阴暗面,在文革中被挑起来作恶。后来我在21世纪中国的某些警察城管之类的人中,在拆迁和毒打中见到同一种恶。
我当时看大家意见都如此,也只好答应走了。如果说,他们判断我有这样的危险,恐怕确实就存在。
大约一年前,1967年“6·26事件”之后,我到老家留家店去躲避,那次是躲避保守派的武斗拷打;想不到,如今所谓造反派掌权不到一年,我又面临逃亡的危险,我又要去乡下躲避。这次却是躲避造反派的武斗拷打。真是感慨万千。
造反派内部的这种情况,当时给我的感觉,只是使我理解到中国革命历史上的各种投机者的普遍,以及革命的艰难。距1967年“8·17”的所谓解放还不到一年,我起初还以为从此没有大灾难了。因为,我们是站在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一边,我们站对了,这有毛的亲笔批示为证。后来我才慢慢体会到我自己那时是多么幼稚。不过,我当时认为这不过是一次小小的考验。我们和势力巨大的程政委对立,我们得罪这个江西的太上皇了。政治迫害和压抑可能不是短期的。但,无论如何,我当时没有想到,也可能我的朋友们任何人的想象力也不会到达这种地步——这个迫害和压抑的时期会长达13年!下一次解放会在13年之后才到来。我整个的青年时代,会在这样的马拉松的迫害和压抑中度过。现有的官式文革理论和官式文革史,完全不能解释这个事实。
我当天回到家里,第二天,即6月3日,我走路去了河东留家店村,在乡下躲了五天。

第七章 冒出来一个兵团总部“新常委会”

揪“五七意见”所谓黑手的阴谋

6月8日,我回到吉安市。刘传祯他们的意见,出于安全考虑,让我住在家里,只是白天去学校。这一周是6月局势发展的第二阶段。情况进一步恶化。
首先,揪“五七意见”所谓黑手的一股势力,锲而不舍地在行动着。“五七意见”没有幕后黑手,是在它出生之前就已经定下的事实。因此,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所有致力于这件事情的人,都并不在意事实真相,目的只有一个,通过揪黑手抹黑“五七意见”,并且揪出“五七意见”的实际作者。
我所听到的,对已经揪出来的教师周国新的所谓揭批信息,有几个说法,说周国新“策划了枫江会议”,说“周国新参与了炮制和写作‘五七意见’”,说“周国新通过某某某在幕后策划‘五七意见’”等等。总之,他们揪出了周国新,而且要拼命把周国新和我们联系起来。
事实上,周国新确实没有参与。他怎么可能参与呢?因为我们当时鉴于“四七”的教训,一开始就规定教师不能参加,就是当时所谓的任何“有胡子的,脑门上有皱纹的人”不能参与。其实按照当时参与“五七意见”的兵团主要成员对周的评价,他做一个幕前策划也不行的,更不用说幕后策划了。再说,他与“五七意见”的主要参与者在这段时间之内没有任何接触,他怎么成为幕后策划者?比如,作为“五七意见”的作者,周国新没有一次与我见面或交流任何信息。他又怎么策划?
个别教师写出了大字报,有名有姓地说假话编假话。为什么在我们心目中那么怕字当头、那么奴隶主义的几个教师,在批判“五七意见”时会突然变得那么大胆,跳那么高,敢于当面撒谎和造谣?我们只是暂时几天离开一中,他们好像觉得我们都死了似的,好像没有人来对证似的,居然敢于这样随便造谣,光天化日之下公然编瞎话。我边看大字报边骂了一句:我们还没死绝呢!
但是,后来“三查”运动的实践逐渐使我明白,公开说假话,随意诬陷,是一种常态。
最奇怪的,就是我听说周国新他自己也承认自己是“五七意见”的策划者。他甚至把自己装扮成好像参与了“五七意见”,好像自己愿意把“五七意见”幕后策划者的帽子往自己的头上戴。我当时特别不能理解周国新的上述表现。我倾向于他显然受到了“逼供信”的待遇,这是“三查”中最常见的事情。软弱而经受不起高压或皮肉之苦,也不算太奇怪的事情。也许,周国新内心赞成“五七意见”,他检讨自己一些心理过程,此时自然也可以被揪辫子。有人分析,说他看准了“五七意见”将来是一定要胜利的,所以他现在故意装成和“五七意见”连在一起,将来好摘桃子,捞油水;还有一种分析说,他可能还有更大的问题,于是他就拼命地把人们的目光引到揪他的“五七意见”幕后策划者的题目上来,转移视线而已。这些说法似是而非,我一直不大明白周的真实想法,后来他解放了我也没有问过他。
其次,教师中的个别坏人企图将“五七意见”的黑手范围扩大。
在吉安一中的教师中,学历最高水平最高的是数学教师项ZQ和语文教师吴ZH。项是北大数力系6年制本科毕业,教学水平之高得到公认;吴是南京大学毕业,文革前就被校领导尊称为吴公。这两人1949年都才是幼童,在“三查”运动着重打击的个人历史问题上难以找到下手的地方。他俩都是我的老师,都当过我的班主任。从我与他俩关系下手,寻觅或构陷他们与“五七意见”的关系,是群众运动中浑水摸鱼之流常见的套路。于是,数学教师HCK写出大字报,指项ZQ和吴ZH是“五七意见”黑手。在我的读脸经验中,那是一个典型的小人。在一中的“三查”运动积极分子中,我几乎没有见过谁是因为仅仅觉悟不高水平不高听领导话而跳出来诬陷和打击别人的,这与我所听闻或亲历过的其他任何一个政治运动都不同。这张大字报纯粹的造谣伎俩,一般很容易激怒当事人,引发当事人辩诬。而这正是中国特色政治运动中常见的请君入瓮的套路。我后来听项老师说,吴老师还打算写大字报批驳。项老师劝他,不要理睬,你一写就中他的计。吴老师才罢了。
为了对付警卫团对“五七意见”特别是对我可能的围剿,刘传祯他们提出了一个应对办法,就是系统揭批对方1号人物的“老底”。我记得小范围凑过一次,大致上说,对方文革的五个回合都表现不良。诸如第一个回合他是党支部红人、批“黑帮”教师的骨干分子;第二个回合是校文革筹主任,资反路线的主要执行者之一;第三个回合热衷武斗打人;第四个回合是极左派的头目;第五个回合,先抛出三点声明为极左翻案,到后期又搞两面派。我第一次系统地听说了L某人文革史那么多生动的细节,一方面感慨万千,另一方面也觉得如此混战一场,不过是前半年派性斗争的继续。是否能够对付得了警卫团的进攻,颇感疑虑。
后来,这场反击战实际上没有打响,原因倒不在于我的不积极,而是因为井冈山兵团内部出现了一些新情况:4月下旬曾经口头更激进的要坚决支持“四七”、“四二二”的少数人士,此时似乎也心生异想。革命大潮中这一类行径,你不亲身经历难有深深体会。尽管当年一中的政治斗争总的说来还比较低级,但中国特色的东西还是挺齐全的。这种内部的不协调一时间极大地干扰了刘传祯等人的行动,使得这一设想很快落空或搁置了。

“三查”对象大游斗和一中的“三查”成果展览

镇压“四七意见”和“五七意见”,替“三查”运动扫除了一切障碍。江西省的“三查”运动迅猛开展。
在程世清的指示下,5月3日南昌进行了一次“三查”对象化妆大游行。调动了465辆汽车,将揪出来的1400余名“三查”对象游街示众。为了震慑拥护“四七意见”的力量,许多“四七意见”的所谓“大黑手”、“黑干将”已经列于游斗之列。为了增强震慑力,据说还派了荷枪实弹的战士列于游行的车队旁。
在“五七意见”发表后,吉安专、市也搞了个“三查”对象大游行,据说有2000多人。“三查”对象们都头戴高帽,胸前挂着黑牌,以极其丑化和侮辱的形象,在吉安的闹市游街。这是吉安自文革以来有官方色彩的最大的批斗游行。在于厚德处理“五七意见”的稳重思路之下,这一天官方没有任何揭批“五七意见”的口号或标语出现。但这个红色恐怖的大游行,仍然用它对于新的斗争大方向的诠释和渲染,表明了与“五七意见”相对立的官方政治方向。
一中已经在几个月之前成立了校革筹小组。组长陈庆麟是文革前一中校长,是我们支持解放的领导干部,但他的家庭社会关系有不少在此时显得微妙的地方。文革初期,市委某些干部揭发管文教的市委副书记招降纳叛的大字报,就点出了陈校长与国民党有牵连的亲属和社会关系。此时,“三查”运动的矛头正是针对这些,可以想见他的纠结与艰难;校革筹第一副组长黄其作,此时因是“五七意见”的干将,自然也没法领导甚至参与“三查”小组的工作;校革筹小组副组长LX,是权力机构中唯一有积极性打击“五七意见”和深入“三查”的人。但他毕竟年轻,刚来不久,情况不熟悉,能量有限。农民出身的支左干部仇武兴的思想与“三查”运动特别吻合。他眼中的阶级敌人遍地都是,一中不会例外。兵团常委中反对“五七意见”的LFF和邱老师二人,加上革筹小组的LX都是造反派,仇武兴是上级点明要他来支持造反派的支左干部,因此,在1968年的5、6月,他们四人合在一起算是在台上的“三查”积极分子(但这一组合力量在随后的“三查”高潮中很快崩解)。
暂时还在台下的“三查”积极分子,则主要是一批一贯极左的教师,以及教师中的小野心家和品行不端之徒。几十年后我这样提起他们,是因为后来的历史让其有了难得的表演机会。他们很快就成为一中“三查”的主导力量。他们或者“家庭出身好”或者比较好,学历低,教政治课和体育课的占多数。但一中有这几项优势的人未必就与他们一伙,所以,个人人品仍然是最重要的因素。我有印象的几个“三查”积极分子,其中有多次运动中充当前台打手的某党员教师张某,有教过我政治课的党员教师曾某,有打人超级上瘾的体育教师王某,有品行低劣的政治课教师谢某。别的不论,世界名牌大学(京都大学)毕业的周大受老师,被作为“三查”对象第一批揪出来,仅仅因为他某次酒后失言,说出这几人长期向他借钱而不还,就被他们借“三查”运动之机将其活活打死,而且立即诬陷其是畏罪自杀。这几名天良丧尽的“三查”积极分子,尽管由于派性原因,文革后未受到追究,但老天爷实在看不过,使他们全部遭到恶性癌症报应。但愿他们离世之前有所悔悟。这批台下的积极分子与台上积极分子之间,关系微妙。各自的打击对象可能有所差异,但任何人一旦被他们盯上,几乎没有什么力量可以保护。
以警卫团为代表的兵团内部势力,其主要目标是兵团内部的“五七意见”派。他们更近视地认为,争夺因犯“五七意见错误”而出现的一中权力真空是他们的有价值的目标。我没有看到在“五七意见”之外他们对“三查”的浓厚兴趣。前述两种力量,也与他们之间有某种疑似隔阂。因此,平心而论,一中早期的“三查”运动,除揪出周国新外,他们担负的错责不大。至于中晚期“三查”,他们大都离开学校了,自然也无责可担。
在“五七意见”遭遇挫折之后,一中的“三查”运动,在6月份开始猛加温发飙展开。继周国新这个“现行”之后,一批有所谓历史问题的教师被揪出来。由于成果巨大,被当作典型经验。一中有关方面搞了一个“三查”成果展览,让全市来参观学习。
我们被仇武兴通知去参观。在展览室门口我遇到了王某某,一个对立派别的体育教师。此前我几乎没有注意到一中有此人。他的眼神里透着警惕、仇视和得意。多年之后我才得知他在打死周大受老师的事件中是主谋和主凶之一,他用来踢周老师的肝脏置其致命的那只脚,在他文革后去世前自己痛不可支。真是天机从来不可测。
我进去参观,墙上是图画及其说明。那些所谓阶级斗争的话语,连此时仍然崇拜毛泽东的我也完全无法接受。整个展览给我超级压抑的感觉。我随即了解到,这个展览我所熟悉的任何井冈山兵团领导都没有参与。我也立即醒悟到,作为还在一中“掌权”的井冈山兵团,作为兵团常委,我们已经被彻底剥夺了领导或参与甚至与闻一中“三查”运动的权力和权利。很显然,“三查”运动,因为其特点最适合血统论的回归,也成了从造反派手上夺权的最佳时机。这在知识分子比较集中的单位看得最明显。
当时幼稚的我,居然把一中和江西省的“三查”运动中这些积极分子的行为,看做是否定“红六条”,否定文革的一股逆流。1968年的这个时候,我是把批资反路线、批血统论、批复辟逆流、批右倾翻案风等等看作是文革的组成部分,而将运动初期工作组镇压学生、将“二月镇反”都看作是反文革的逆流。对于正在进行的“三查”运动,我还不敢完全否定它,我只是强调在“三查”中要重视政策,团结大多数,防止将犯错误的好人和造反派打成阶级敌人,只是强调要防止三查扩大化。我只是认为某些“三查”积极分子是借“三查”之机来否定文化大革命。几十年之后,可以看得很清楚,作为全国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组成部分的“三查”运动,是江西省十年文革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江西文革中整人最多死人最多的一场运动,是延续1949年后一贯政治运动(肃反、反右等)特征而明显区别于文革造反的一场运动。“三查”运动中,什么人是积极分子,什么人是打击对象,非常典型地反映了文革战略阶段的转换。

“改组兵团领导”的公告张贴在校门口

6月中旬,大概是14日下午,我在一中校门口看到了刚贴出一个公告。
这个公告宣布,将我、其作、天博、振球,念涛等人开除出井冈山兵团常委会,并且成立新的所谓兵团常委会。
早在4月21日,省革委二把手、省军区司令员杨栋梁坐镇江西省大中学校红卫兵司令部,召集全市红卫兵负责人开会,命令各校反对“四七意见”,并强行通过决议,将“四七意见”作者东澄宇开除出大中红司,立即实行无产阶级专政。5月12日,程世清动用专政机构,直接抓捕了东澄宇等人。随后,在南昌和各专县,都大规模地抓捕支持“四七意见”的干部和群众。由于于厚德的平和稳重处理方式,吉安市还没有出现有官方背景的对“五七意见”的镇压行动。因此,我们面对的压力,主要还是来自一中校内。
打倒主要对手,在人事上重新布局和夺权,历来是中国特色政治斗争的关键。文革中的群众组织内部,也逃不脱这一常规。从南昌和全省形势的发展,我猜到警卫团下一步也会走这步棋。
争夺权力或某种位子的机会出现的时候,最能看出一个人的品格。文革中尤其如此。
这个公告声称,召开了井冈山兵团连排干部会议,做出了此决议。所谓连排干部会议实际上就是警卫团的成员集会,没有任何代表性和合法性。而且,绝大多数兵团常委没有参加会议,因此,这个公告不具备任何合法性。
公告宣布,新的常委会以警卫团的一号人物LFF自己任核心组组长,原兵团核心组长、专区革委会委员刘传祯成了副组长,另外警卫团的2号人物Z某某任副组长。新常委会把常委增加到二十名,其显著特点是,一、新增加的全部是警卫团派系的人;二、原属于刘传祯红旗派的常委全部保留了;三、原属于三司派系的全部开除了。
尽管公告拿所谓“五七意见”说事,但是,参加了“五七意见”的原旗派的主要兵团常委全部保留在新常委会中,而完全没有参加“五七意见”的原三司派常委,例如欧阳天博,则被开除了。
这里显出来的政治手腕很清楚,在揪出“五七意见”的所谓黑手周国新老师之后,下一步还是要在学生身上动刀。尽管“五七意见”我是执笔者,但是整个事情的主持人是刘传祯。那么现在警卫团的策略对刘传祯是又打又拉,对我们原来红三司派则是彻底打击。反映在兵团权力机构的调整中,就是大量增加警卫团的势力,保留原旗派的势力,全面清除和打击三司派的势力。这个大夺权的公告公开分裂一中井冈山兵团,将某些人的两面派面目和野心暴露无遗了。
我原本估计这个新常委会会保留黄其作。一是因为其作此时是校革筹小组第一副组长,相当于从前的副校长,而且这个权力机构是上级革委会批准的;二是向来一中的极左势力历史上总是将他与我分化,重点打击我,将他视作受我蒙蔽分子。没想到这次连从来都是“统战对象”的其作也被他们推到了彻底的对立面;三是其作向来是校支左小组比较一致地认同的一名兵团常委,与警卫团的1号人物也有些交情。所以他被开除让我有些意外。这也让我看出,对手基本上对于政治对于大局对于形势对于策略没有一点靠谱的判断。
我的判断,血雨腥风就在后面。这个组织上的重大措施一旦得手,下一步就是将我揪出来示众。
当时的一中井冈山兵团终究是个群众组织。改变他的领导机构的合法性,要么就是靠强大的官方外力作用,要么就得靠某种维持得住的现实局面来造成既成事实。面对危局,我考虑的应对是:一、是要防止公告中“留任”常委的变节和妥协;二、被开除的常委要团结一致,并与留任常委中“五七意见”派协调一致行动;至于反“五七意见”的留任常委态度,我当时忽略了。简单估计是一丘之貉,但事后想,有点简单化了;三、要避免驻校支左小组对这个新常委会的公开承认。我分析他们的心思是矛盾的,态度还不是非常明确。但这个犹豫的时间不会长;四、是必须避免吉安地区其他造反派组织的承认或默认。主要是专区革委会副主任萧文彪态度比较关键。
我当即向在现场的刘传祯提议,立即召开原兵团常委会议。此时,原兵团常委会尽管受到了挑战,但其合法性还在。刘同意我的建议,立即通知原井冈山兵团常委,当天晚上就在专区反复辟统一指挥部(当时吉安最大的跨界跨行业的群众组织联络机构)组织部开会。

老常委团结一致不承认伪常委会

当天晚上,在统一指挥部组织部会议室,召开了自“五七意见”通过之后的第一次常委会。从会场上的气氛看,基本上都是不满下午这个公告的。我基本上没有见到反映内心迟疑、有二心的态度。在这样特殊的历史情况下,保持兵团老常委的团结无疑是非常重要的。当场我提议,就今天下午一中井冈山兵团警卫团的公告发表一个严正声明,一、宣布今天公布的伪常委会是完全非法的,不予承认;二、声明全体常委团结一致,决不参与伪常委会一切活动。我的提议当场获得通过,我立即现场起早了一份简单的声明,大家纷纷签名。
会上刘传祯和郭开亮等人表态,他们将单独发表声明,决不参加新的常委会,不与LFF同流合污。如果当时刘传祯等人从私利出发,顺从警卫团的意愿,参加新常委会的工作,那么,我们就立即处在极其困难的处境。好在刘传祯、郭开亮等人顾全大局,反对分裂,反对组织第三势力,完全没有从一己私利考虑。尽管整个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多数人都跟着做过错事说过错话,可每个阶段每个事件中,人的良知和品格,人的个人野心和私欲,还是表现得非常清楚的,特别是几十年后回过头去看,每一步都是非常清楚的。
继批判我的大字报和打倒我的大幅标语出来之后,将我从兵团常委除名的公告也出来了。图穷匕首见,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下一步就是将我正式揪出来示众了。也许那些密室中的会议早就准备好了所有黑材料,磨刀霍霍。尽管此时专区革委会和上级支左部队并没有反击一中“五七意见”和在学生中揪人的任何部署,但在这个微妙的时期,如果一中警卫团和“三查”小组的人自行采取行动揪出我来,造成一种既成事实,并没有实际的力量或方法可以轻易制止他们。假如对手有足够的智商,他们还有许多致我于死地的办法。这天,我洞察一中某些人的伎俩,心里明镜一样。
与去年“二月镇反”时候的情况比,我考虑眼下情况更复杂更困难。去年我将一切生死胜败寄托于整个大局势。我选择站在镇反的对立面,站对了,我就赢了;如果最后中央表态我站错队了,那么我就输了。那时候我对于我们必胜这一点毫无疑虑,事实最后也证明了这一点。今年的情况是,我选择站在与江西王程世清有距离的立场(还不能简单说对立的立场)。从大局方面说,我所预期的对程世清“三查”有矫正意义的反右倾翻案风运动在全国都没有大的进展,因此,我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我们犯了一个“错误”的背景之下的待处理状态中。去年我相对比较孤立,但局势和策略都相对明晰简单。我只需要判断大局和方向,而这是我的长处;今年,我虽然有更多人共命运,但策略更加困难和关键,结局更受到学校有关势力博弈的影响,并且更有某种偶然性。和周围的人斗争或者搞小名堂,不是我所擅长。
从这天晚上会议的情况看,“五七意见”内部主要力量的团结还维持着,没有遭到啥破坏。在这种情况下,争取外部强力或权威机构的同情就是下一个目标。
第二天上午,我在家里写了两封信。一封给主管吉安教育片支左的文科长和老马。另一封信给专区革委会副主任萧文彪。
信没有寄出去,我想先找他们谈谈。那天下午我先去找萧文彪,正好在市革委会门口的院子里,看到他在那儿劳动除草。根据一中井冈山兵团内部对立面自己的说法,萧文彪是支持他们的。但我分析,一方面萧内心思想上是倾向“五七意见”的,另外,就我对萧的水平的了解,我觉得他不至于会支持此时警卫团公开分裂一中井冈山兵团的做法。我找到他,简单介绍了几句一中的情况。萧的表情非常冷漠,没有一句话,连普通的一句礼貌话敷衍话也没有。这使我一下子看轻了他,并且甚至某种程度上相信了他支持一中警卫团的传闻。西方哲人云:政治是摧毁友谊的机器。我具体地感受到政治上的某种冷酷无情,感受到政治斗争腐蚀人的品德这些社会上的常情。1968年6月的时候,我还比较多地比较幼稚地在用所谓革命意识形态和一般的人品和个性等来观察政治斗争中的分化组合和变节。我理解,他身上有来自程世清的压力,所以,他在一定范围内的谨慎和说官话套话都在我的预料和理解之中。但他今天的极端冷漠却出乎我的意料。我的手在口袋里摸索很久,最终没有拿出我写给他的那封信。我判断,向他求援已经没有意义。
从萧文彪那里回来,我的心情比较失落。萧文彪的态度和校支左小组的态度都不好,剩下的反映渠道就是教育片的支左负责人文科长和老马。于是我又去找他们,没有找到。晚上,我反复考虑,现在这种情况下,向上级和中央反映也是没有用的。一是没有什么有效途径,二是目前不会有人理。分析来分析去,我的判断,唯一的希望,只在于厚德身上。因为在我们去南昌的几次接触中,我对于厚德的印象还不错;如果于厚德坚持4月底那个态度和思路,即我们是一些有错误认识但内心是革命的中学生,那我们还有一丝挽救机会;如果于厚德在新形势下改变态度(这也是完全可能的),不施援手,我将在近期跌入极其危险的境地。
但要见到主要在南昌活动的省革委副主任于厚德,对我们来说,谈何容易?
完全没有料到,第二天突然间天上掉下来一个机会。

第八章 于厚德扭转局势

意外碰上的接见令我们喜出望外

6月16日下午3点,于厚德接见了刘传祯、黄元生和我三人。
那天下午,我们一大群吉安一中的人在地革委的院子里转。我们的目标是想找文科长或老马聊聊。我对刘传祯说了个想法,就是以一中井冈山兵团常委会的名义,给于厚德政委写封信。内容是我们听了他传达的北京精神后停止了“五七意见”相关活动,希望他对我们的下一步行动作出指示。我百思百虑之后,相信这是眼下我们的危局中最关键的一步棋。不会有副作用,而一旦成功,将救我等于水火之中。刘传祯点头同意。
就在此时,我身旁的黄元生看见了一辆高级小车驶进了地革委会大门。他迎着车走过去,当车子经过我们身边的时候,他一眼瞥见了车上的于厚德。在他的招呼下,我和刘传祯立即跑上前去。远远看见小车在革委会政治部办公室门口停下来,果然是于厚德下车,进了一位负责人的办公室。
大的历史不论,讲到微观史、个人史,有时候真是偶然性开路。
今天如此碰巧。原来,于厚德刚刚在省里开完会回到吉安,车开进来,坐下来跟专区革委会的第一副主任陈治国见面。当时吉安专区革委会主任王世昌,是一个老干部,原地委常委,但实权是掌握在驻吉安支左部队的干部手里。陈治国是6810部队师政治部主任,是专区革委会第一副主任,他实际上是主持工作的。于厚德是6810部队的政委、省革委副主任,是陈的顶头上司。他刚进屋,就一两分钟,我们三人看见那轿车就追着来了,还好,此时门口没有警卫,我们三人直接冲进去了。这样,于厚德就在政治部接见了我们。事先没有任何消息,也没有任何安排,我们就在老天爷的巧妙安排下突然跟于厚德见面了。
我有点紧张。如果于政委不高兴,我们就撞在枪口上了。唯一的一线希望将立即化为乌有。
谢天谢地,于政委看见我们走进来,满脸笑容,忙喊坐。我心里一颗石头落地。我这一生中经历过多次这类场面,遇到过两种完全不同的反应。有一种,对于事先没有约定和审核的接见,基本上马上拒绝,发脾气,然后旁边人坚决将来访者拖出去;还有一种,像于厚德这样,能够容忍,态度比较好,根据具体情况对待。所以,我晚年回顾几十年的经历,感觉像于厚德这样接待来访群众的高级干部确实是难得的。
待我们坐定,于政委说:我在北京就听说你们搞了个“五七意见”,中央文革接待站的同志转告我(这一点我们倒是一点不知道)。我当晚就打电话给他(于政委指着陈治国主任),告诉他,“五七意见”和“四七”、“四二二”性质根本不同,不能反击,要做好工作。
这时候陈治国在旁边一直点头。看来,于政委还真的给陈治国打电话了。这也说明,为什么在全省一片镇压“四七意见”的大潮中,吉安出了“五七意见”,反而没有受到镇压的原因,正是因为最早就有了于政委这一指示。
后来我听到一种说法,当于厚德在北京跟周恩来汇报时,周总理谈到,吉安还出了一个“五七意见”,不要反击,不要压它。这个我没有办法证实。我亲耳听到的、我记得很清楚的,只是于厚德自己的表态,而不是传达周恩来的指示。
于政委这番话,表明他把我们当做自己人,他甚至没有一句批评的话。我体会他说的“‘五七意见’和‘四七’性质根本不同,不能反击”的话,意味着我们与被省革委已经定性为“反三红”的南昌七中“四七意见”不同,我们最多算是犯错误的学生,要保护。而此时我的理想目标,就是于厚德还坚持4月下旬接见我们时的态度,将我们看成是有错误观点的好人。
这个开头令人有点惊喜。
我们尝试着反映我们现在处境很困难。于政委就问陈治国:他们还有压力吗?陈治国说:外界没有压力,我们布置了一律不反击,主要是他们学校内部搞派性之间的压力。于政委立即接着说了一句:学生之间不要互相搞。
我们汇报说,学校阶级斗争很复杂,有些反革命的两面派在捣鬼。我们要砸开一中的阶级斗争的盖子。这些流行的套话一方面都是当时程世清的话语,同时也包含一些我们自己的私货。因为我们所谓揭一中阶级斗争盖子,其实与程世清所强调的“三查”运动是背道而驰的。我望着于政委,试探着说,我们希望在一中办个学习班,请求上级派人参加……
于政委立即表态:对,要办一个学习班,我支持你们。他接着说,学习班开始的时候可以一般地提一下“五七意见”,哪些对了,哪些错了,大家统一一下认识。开始提一下,以后就不要提了。
这个指示太出乎我们意料了。超级重要的指示!按照当时的说法,我们捞到了一根救命稻草!于政委的意思,是要将“五七意见”本身搁置起来,放到一边去。只要我们转到省革委指示的方向来,就对我们既往不咎。是真正的既往不咎啊!
于政委接着对陈治国主任说:你去学习班讲一下,以后一律不要再提“五七意见”。
我当时觉得非常惊讶,怎么会有这么好的事情?因为按照江西王程世清的态度,我们简直是太猖狂了。在省革命委员会已经正式镇压“四七意见”之后,我们居然还敢公开发表“五七意见”。我当时听到于政委提出来今后不要再提这个“五七意见”,显示于厚德是非常明确地保护我们。这样的话,当时江西省没有第二个领导人会说,或者敢说。有了于政委这个表态,吉安一中那些揪住我们“五七意见”不放的势力,无论是警卫团的人马,还是“三查”积极分子们,立马失去了合法性。
去年夏天,周恩来处理江西问题时,决定调济南6011部队到江西支左,代替当时已经被毛和中央批评的江西省军区;而毛泽东在听取周恩来汇报时,觉得山东部队远水救不了近火(赣州刚发生镇压群众的大血案),特地指示就近调广州部队到赣州和吉安支左。因此,1968年春天时,吉安其实是归广州部队管的。毛、周1967年处理江西问题时的这一特殊部署,无意中给后来我们“五七意见”参与者留了一条生路。于政委作为广州部队驻江西支左的最高领导人和省革委副主任,他的表态在吉安就算是一言九鼎。程世清原来是济南部队的,现在是归福州军区管,对于在“四七意见”问题处理上完全支持他的广州部队的于厚德在“五七意见”问题上的独立判断,程世清很可能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这一点,当时我们就有感觉,后来更得到一系列证实。
于政委这么一说,我们简直是拿到了尚方宝剑。太鼓舞人心了,因为当时我们是非常危险,非常困难的时候。一直到50年后的今天,我仍然觉得于政委当时的做法是非常特殊、非常了不起的。
听了于政委的话,我们很受鼓舞。于是,顺着于政委说支持我们办学习班的话头,我们就要求,专区革委会重视一下,能不能派一个宣传队,派几个干部来一中主持工作。因为我们心里明白,如果由当时一中的支左小组来主持学习班的话,那就很不理想,很不顺畅。
我们一提这个问题,于政委就对陈治国说:给他们派几个有水平的干部去。又说,你去作个报告,如果我赶上了,我也去作个报告,点把火。如果于政委能去吉安一中作个报告,那简直是了不得的事情!
顺着我们要求增加校支左小组干部的话题,于政委又对陈治国说:给他们(指吉安一中)派一个连去。他站起来,一边走动一边说,显出很豪爽的军人作风。陈治国这次笑着回答说,派个连去有困难,现在连队正在集中搞总评呢。停了一会儿,他说,要不,派几个有水平的部队干部,带着一些老战士和群众组织头头,组成一个三结合的宣传队去?我们大家都点头同意陈主任这个主意。
于政委这次比上次在南昌接见我们时还要平易近人,他谈笑风生,完全把我们当做朋友那样对待,那样聊天。实在让我们意外。近半个月来,我们一直面临很大的压力和危险,就在那一刻,我们全部感觉解放了。
这是一场完全没有准备的考试。我们考试合格了。今天下午极其偶然的机会使得我们得到向于政委求救的机会,而且我们没有辜负这个机会。就在短短的不到一个小时时间,一辆奔腾向前的大卡车被拦住,即将被大卡车碾压的我们得救了。拦住那辆卡车的,是于厚德政委。天降机会是命运的垂青,这个偶然性是必要条件,而我们三人恰到好处的表现才是历史转弯的充分条件。那些企图置我们于死地的对手的处心积虑,和我们自己的千思万虑,都不及于厚德的一闪念。就在一小时之前还处于极度危境中的我们,尤其是我,突然间就脱离险境了。
我们的目的已经完全达到,不宜继续耽误首长宝贵的时间。要知道,于政委见到陈治国主任不过一分钟就被我们打断了,他们还来不及谈正事呢。四点钟,我们主动告辞,于政委和陈主任送我们出来。临分手的时候,于政委还握着我的手说:不要怕,困难是暂时的,前途是光明的,你们一定会胜利的。下次我有空一定来看你们。于政委厚大的手握着我时,那温暖的感觉在文革十年中是非常罕见而独有的感觉,几十年后我还记得那阳光明媚的镜头。
我们走了几步,回头望,于政委还站在那儿,笑容可掬,频频招手。
于厚德1948年曾在塔山阻击战中立大功,后来曾担任塔山英雄团政委。他在1967年夏天由毛周调到赣州吉安支左时任师政委,后历任军政治部主任、军政委,离开江西之后历任广州军区政治部主任和兰州军区政治部主任。不幸1984年2月23日在兰州军区任上病逝,才59岁。于厚德这个人真有点名如其人,厚德载物。他是我文革中直接接触过几次的一名军队高级干部,这使我知道,军队中不仅有像程世清那样的咋咋呼呼搞极左的大魔王,也还有像于厚德那样有人性有温情善于做政治思想工作的干部。
当天晚上,就在统一指挥部组织部办公室开会,传达于政委的指示。我主讲,传祯、元生补充。我那时记忆力好,下午接见的几乎每句话、每个场景都能记住和重复。
大家都非常激动,摩拳擦掌,准备参加一中学习班的战斗,一直到当天下午前还是山穷水尽疑无路,因为非常碰巧的我们见到于政委,使得柳暗花明又一村,化险为夷,转危为安,过去很多次的变化都不像这一次这么偶然。

马安荣来一中落实于厚德指示

按照于政委的指示,专区革委会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一中。非常好的是,我们的良师益友老马作为军宣队主要负责人来到一中,他的思想倾向与我们非常接近。但是当时正好阴雨连绵,河水猛涨,据天气预报可能有罕见的特大洪水,我们学习班暂停一段时间,全体参加抗洪。
抗洪结束以后,一中学习班开始了。有了于厚德的尚方宝剑,老马气足得很。
第一次会议是兵团常委会议,出席的都是老常委。会议一开始,老马就宣布,参加学习班的是一中井冈山兵团全体常委,支左部队不承认其他的常委名单。这是扭转一中形势最关键一招,也使得我们的困境从根本上改变了。
按照宣传队的意思,我们要有一个关于在“五七意见”问题上的表态,他们的意思就是希望我们有一个正式的自我批评。我知道这件事情我们是回避不了的,但我不想承担这个任务,因为我的思想转弯还远远没有完成。我担心写不出能过关的东西,所以推荐黄其作写。可惜当时多数人属意我动笔,我在犹豫之时,老马叫着我的名字说,不要紧,还是小金(《昨天》编者注:张一哲本名张小金)写吧,这个过程没有是不行的。你们写了,我们公开支持一下,下面的事情就好办了。老马的意思我听懂了,于是接下这个任务。当晚我起草了兵团常委集体声明,算是个检讨。基本上是套话,连我自己都不满意,但是贴出去后好像没谁在乎它。说白了,就是一个过程,或者说是程序。
文革期间,同一地区不同支左部队之间,对于地方文革的同一问题和同一派系群众组织,也经常会有不同的判断、评价和态度,这种情况有时还造成部队之间的矛盾。但在当时的江西吉安,这个问题的表现似乎有点特殊。在“四七意见”问题上,在江西省文革的重大问题上,以于厚德为代表的驻赣州和吉安的广州部队支左人员,与程世清为首的省革委、省军区,并没有什么分歧或矛盾。他们公开的意见完全一致。仅仅在对待随后的“五七意见”的问题上,于厚德有一些独立的判断与对待。于厚德并不支持“五七意见”,在他看来,“五七意见”仍然是错误的,但犯错误的,是一些认识不足的中学生娃娃,而不是阶级敌人。对待这些学生,他采取教育的办法,而不是采取专政的办法。这个区别,对于当时的我们,就是一线生机,甚至是一种难得的保护。
几十年后,我理解于厚德的思维,他稳住了一中,其实就是稳住了整个吉安的局势。吉安一中井冈山兵团是吉安专区最著名最有影响力的群众组织,他与我们直接接触的过程中,应该能感到我们属于一批比较温和理性、比较容易打交道的学生,他的情报信息的结论应该是,我们没有背后的势力,没有搞乱吉安专区的主观愿望。因此,他如果采取怀柔的政策,能够最大限度地将可能引爆吉安地区秩序的这颗炸弹缓慢熄火。在全省大规模镇压和高调揪人的氛围下,于厚德取得的稳定局势效果远远超过程世清的铁血政策。
整个形势是突然转过来的。LFF在学习班上屡次要把方向引向批判“五七意见”,没有成功。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团结一致顶着他,他那个新常委会被宣布非法,他也没几个人;更重要的是老马带领的宣传队顶着,原来支左小组的仇武兴已经起不了多大作用了。而且老仇这个人虽然未必欣赏知识分子味道比较浓的老马,但他是守纪律听上级话的,对于厚德也是崇拜得不得了,他也不会有任何对抗老马的心理和行为。
这个学习班上,对立的双方都说要把吉安一中阶级斗争的盖子揭开来,其实真实的意思是完全不同的。不过,双方都没有获得历史给予的机会。因为又一个非常偶然的事情发生了:突然通知66、67届高中生毕业分配。

突然的毕业分配与我的失业

老马专门找我谈了一次话。在一中一块菜园子里,我俩聊了一个下午。他说,从前他的性格与我类似,也是喜欢独立思考,喜欢发表独立见解。但是在部队里吃过好多次亏。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诫我六个字:老实、听话、紧跟。老马还说我脸色不好,要多锻炼身体。我体会出老马对我有点惺惺相惜的意味,也非常理解他的苦心。但我骨子里不能接受这个“六字方针”的精神,所以一辈子也没学会。几十年后,我在网上想方设法搜索,想找到老马的一点信息,一直没有结果。他是辽宁人,比我们大十来岁。一中那批高中生,现在都70岁了,我们大家聊起来都有点想念他。
在形势逆转后进行毕业分配,本来我是最大的获益者。此前我是一个强大力量的碾压目标,处境危险。此时我却担任了班分配小组的组长。
但是,“三查”运动的狂风仍然很快将我刮倒在地。我被分配至位于安福的井冈山棉纺织厂当工人,这是文革中高中毕业生最好最难得的待遇。但此时我父亲即将被本单位的“三查”运动揪出,来接工人的井纺裴姓女干部特地去外调,并藉由此拒收我。
1968年8月初,我离开了一中,并且失业了,开始了两年的失业生活。
离开一中后若干年,经过“三查”运动和其后一系列运动,一中警卫团各主要人物与我们的关系逐渐正常化,一中造反派和保守派的派性对立和人际隔阂也逐渐消失。(上图:1968年毕业分配后,“五七意见”主要参与者与校支左小组负责人仇武兴合影。前排右1为本文作者。)
“五七意见”被定性为一个错误,吉安一中主持和参与“五七意见”的学生被某种程度上保护下来,而其他地区和单位支持“五七意见”的群众却不同程度遭受打击。这是1968年8月我们离开吉安一中时,在文革“三查”大趋势和某种复杂的力量博弈之下,关于“五七意见”事件结果的三个并列存在的现象。
从本质上说,“五七意见”是对于江西“三查”运动的一个反动,或者说一个反抗。

“三查”运动造成江西历史上最大的人权灾难

在全面镇压了南昌七中“四七意见”和吉安一中“五七意见”以及其他类似的不同意见之后,程世清拔除了“三查”的一切障碍。
1968年8月初,程世清决定在全省深入开展“三查”运动,掀起对敌斗争新高潮,实行“群众办案、群众定性、群众判刑”。仅仅一两个星期,全省“自杀”人数就超过5000人。滥捕滥杀蔓延,如瑞金县于9月22日召开各公社专案组长会议,强调深入开展“三查”,大反右倾,把枪毙人的权力下放到大队一级,实行“民办枪毙”。也就是说,公社和大队干部想杀谁就杀谁,不要立案,不要证据,不要审批。会议结束后,23日上午,律阳公社就杀了7个人。从9月23日起至10月7日,瑞金县各公社就杀了177人,年龄最大的70岁,最小的只有11岁。其中有40多人是地主富农的子女,50多人是贫下中农出身,其他都是所谓“四类分子”。他们都是以“现行反革命”或“组织反革命集团”的罪名,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被杀的。杀人的方法除了枪毙外,还有用石头砸、木棒打、刀子捅的。有的把人杀死后,推到悬崖下,连尸体都找不到。各地开展“民办枪毙”以来,仅兴国县就杀了270多人,瑞金县杀死了300多人,于都县杀了500多人。据不完全统计,江西在“三查”和随后进行的一打三反、清查“516”运动中,共揪斗了90多万人,制造冤假错案4102起,被错误打成反革命的有17.1万多人,其中被打死、逼死2万多人。
现在回过头去看,江西的“三查”运动是文革中也是1949年后对江西人民伤害最大最广最烈的运动,也是江西当代史上最大的一场人权灾难。在程世清统治期间,冤狱遍于赣江两岸。江西人民的基本人权惨遭蹂躏,至少数十万人的人身自由权被随意侵犯,成千上万人的生命权遭受非法剥夺。
程世清制造的人权灾难当然不是孤立的,同时期在毛泽东的“伟大战略部署”之下,其他一些省的军头所制造的灾难也许并不逊色于江西。尤其是史称广西大屠杀的事件,其野蛮和血腥,完全可以列入20世纪全球人道主义灾难最重大事件之中。
那么,面对那场巨大的人权灾难,你扮演了什么角色?几十年后,每个人都不能回避这个历史问题。
在这场人权灾难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以青春热血的理想主义精神和幼稚无知的政治愚民身份,以反抗压迫追求正义的普遍主义伦理和毛文革的极左理论为武器,义不容辞而又不自量力地表达了反叛和对抗。程世清的枪杆子强权暴力轻而易举地取得了胜利。我们的失败是在预料之中的,我们的妥协和退缩在当时是普遍和必然的,我们的小命集体地被于厚德保护下来,在当时是意外的或偶然的。
“五七意见”是我在文革十年中最后一次主动参与的实践活动。“五七意见”开始酝酿的时候,我知道这次行动会失败但还是坚持参与。这也是我第一次意识到大概率失败的政治行动仍坚持参与,反映了我思想和性格中的一个特点。我后来一生中也反复遇到这种情况。重视是非而不重视利害,是1968年之前我的思想。“五七意见”的失败使我感到了政治的深层复杂性和残酷性,而此后,既重视是非也重视胜败,成为我一生决策的基调。我继续参加我自己认可的活动,但不再参与一个可能被更强大的力量牺牲的活动。毛泽东仍然是我的偶像,但我已经有了毛泽东的政治可能会有交易和牺牲的意识。正义性和正确性是从前的唯一坐标,之后,安全性和可持续性才开始掺合进来。那时候有个说法,叫做“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我理解,就是这个意思。这使得我开始形成一种行为模式:坚持不参加虽然判断会有好处会胜利但自己不认同其价值的事情,也不参加虽然认同其价值但判断其一定会失败一定下场可悲的活动。
这是一种复杂的成长,抛弃幼稚也抛弃纯真。1968年7月我开始读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这是我读的第一本列宁的著作。“战败的军队最善于学习”,这类的列宁语录一时俘虏了我的心。
我凄惶地离开一中的时候,毛泽东在7月27日召见了北京高校五大学生领袖。当我通过北京朋友较早地读到毛的详细谈话后,使我对于全国形势和“五七意见”的失败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几十年后有文革研究者认为,7·27谈话是毛泽东抛弃造反派的标志。这一点我当时完全没有意识到。但我当时确实有感觉,第一次文革已经结束了。究竟能够保存多少成果,就看不同力量的博弈了;而今后我们相对说来已经不是前台人物了。
我当时没有料到,后来的艰难有那么长,文革最终是那样的命运。而文革最终是那样一种评价,恐怕是当时最无法料到的。
20岁的时候,我脑子里的意识形态,为大义牺牲,是值得的,甚至是不二的选择。“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思想从小被深植心中。而1968年的时候,为保卫毛革命路线牺牲,不仅是无上光荣的,也是无法推辞的。后来人很容易嘲笑那时的我们,但我当时就是那样想的。在中年之后,我回顾和反思文革时,不止一次地庆幸,年轻时我没有为保卫毛路线献出生命。
那么,具体到“五七意见”,为什么我和我的同学们没有坚持到底呢?我们真的是认识到自己错了吗?
在基本的价值判断上,我当时不认为自己有错。甚至,几十年后,在反迫害、争人权的意义上,我也不承认“五七意见”都错了。但在当时,当于厚德传达周恩来指示时,我们怀疑自己没有“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文革中后期,青年人中的极少数先进分子开始怀疑文革的正确性进而怀疑毛的正确性,但在这点上,我受束缚较深。也许换了其他人,从“五七意见”的经历就可能对文革和毛泽东提出质疑,但我没有。从小受的教育,毛泽东是真理的化身。通过无数政治和文化精英的歌颂,也通过大量阅读他的著作,我心里接受并认可了毛的权威。在文革前期,他无与伦比的气魄和支持底层受压迫者反抗的形象,为我心服和崇敬。1968年春天时,毛泽东是我的最高偶像,是我心中的耶稣,是我精神意义上的父亲,同时也是我认识的天花板。经过“五七意见”的挫折,我的思维天花板没有提升。不仅1968年时,直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我的认识也没有根本冲破毛思想的天花板。我在文革中、后期接触了许多异端思想,也在许多问题上比同时代的先进分子更早地觉悟到了极左思潮的错误与危害。但是,对毛泽东的崇拜从根本上限制了我觉悟的水准和高度。
“三查”是江西文革运动的一个大转折。它是对于文革早期造反的全面否定和镇压,是血统论的全面回归和实施,是造反无理的新的历史证明。1968年时,我以为江西“三查”是违背毛的文革理论和文革路线的,是违背毛的意愿的,是反对文革的势力强加给毛的;到70年代后期,我认为“三查”运动及其后的清查“516”等运动,是毛泽东在文革中领导和策略上的最大失误,也是使文革失败的最大的原因;在文革刚结束时,我赌气地觉得,我的文革错误不过就是站错队。本来说是保守派站错队,站错了,站过来就是了。我们站的队,本来毛泽东表态说是对的,但事实是毛泽东还活着的时候他说的话就不算数了。我所看到的历史事实是,官僚中的许多人心里并没真把毛的话当最高指示,当文革最后的胜利属于官僚集团时,始终站在官僚一边才被认为是站队站对了;只有等到80年代全面否定文革并进而在90年代真正反思文革之后,只有经历了李慎之先生所谓“剔骨还父”一类的思想洗礼之后,我才能从中国走向民主宪政之路的角度,从自由和人权这些更高的普世价值的角度,来看待文革本身,看待我们自己在文革中的言行。

余事

镇压“四七意见”,是程世清从江西省党政领导人蜕变为江西王的第一步。从此之后,这个在江西被一些人亲切地称为程政委的人,就被我们视作了江西第一大魔头。此后四年,我就是在血雨腥风中冷眼观看他主演的猖狂作恶直到灭亡的历史活剧。
1972年,涉嫌林彪案件的程世清轰然倒台。清算他在“四七意见”等问题上的罪行才有了某种可能。
1974年3月18日,在江西省三全会期间,中共江西省委发出赣发(1974)9号文件,批判程世清镇压“四七意见”的错误,为“四七意见”和东澄宇平反。在这种形势下,地委分管的常委张国立主动向刘传祯提出,要给“五七意见”平反。我作为“五七意见”主要当事人的代表参与了平反文件起草的全过程。我们的诉求,除了着重于事件的重新定性,仅限于为受害者平反,不对施害者提任何诉求。文件草稿成型后,张国立与原吉安一中参与“五七意见”的主要人群进行了平等、宽松、友好的座谈。张国立属于中国特色官场中成熟稳健还能保持定力的那类干部,他态度诚恳,就短短的文件草案的每一句话说明了自己的意见,个别要修改之处他也说明了自己的理由。尽管对受害者的落实政策用词比较含混,因而给基层单位的掌权者留下了较多的解读和操作空间,但是考虑到对“五七意见”的正式平反这一主要诉求已经达到,考虑到中国特色的政治形势变动所造成的机遇空间的不可控,我们当场认同了他的意见,双方轻而易举地达成了一致。
1974年5月16日,中共井冈山地委发出井发74(12)号文件 ,正式为“五七意见”平反。可以说,在“五七意见”的整个过程和不同时期中,吉安一中主要参与人与地方执政机构包括具体领导人之间,除了具体问题上价值观念的分歧之外,从来没有剑拔弩张的对立关系。双方的行为,始终都在一个相当理性的范围之内。在程世清这样强势跋扈的上级领导人执政时期,在江西和吉安这种地方派性势力复杂、观念分歧严重的情势下,这是非常难得的。这一点,不仅在文革中,即使在几十年后,仍然是罕见的,仍然有它的中国特色政治的某种价值。
此前我们所熟悉的,因“五七意见”遭受政治迫害的仅仅是一中数学老师周国新一例(他在1968年5月被胡乱戴上“五七意见幕后策划者”帽子而被“三查”运动揪出),并不了解全专区十几个县都有因赞成或同情“五七意见”受到政治迫害的人。这个文件对于他们,烧毁黑材料,恢复名誉,当然是有重大现实意义的。至于我,虽然“三查”运动给我带来多年厄运,但“五七意见炮制者”这样一个罪名,很少对我发生直接的迫害作用,反而在民间给我带来种种光环。1974年的时候,我们比1968年更加成熟,更加懂得中国国情。在官方文件重新定性平反之后,我们始终坚持低调再低调的策略。因此,在此后江西朝代更迭派性顽固的不断政治反复中,始终没有任何势力再拿“五七意见”说事。从1974年春天开始,“五七意见”作为一个政治事件基本上进入历史。

1990年口述录音整理稿
2017年10月下旬修改
2018年8月再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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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读往来】

阎长贵指正:高炬不是江青

《昨天》第116期《文革风暴中的周培源》中说:“(1966年)5月8日之后,《解放军报》、《光明日报》、《红旗》杂志发表了署名高炬、何明,实为江青、关锋等人锋芒毕露的文章……”说“何明”是关锋(笔名)对,说“高炬”是江青不对。“高炬”不是江青的笔名,而是《解放军报》某某人的笔名。我在过去的文章中曾辨证过这个问题。写出这点意见,谨供参考。阎长贵9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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