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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 天》第一一七期
抢救文革回忆 积累文革资料 交流相关信息 促进文革研究
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18年9月30日第117期
本期目录
〖江西文革专辑:张一哲专辑〗
史林一叶
张一哲 从“四七意见”到“五七意见”——1968年江西文革中的一场风波
第一章 形势与背景:1968年春两种思潮和派别的对立 毛文革旗号下的两股力量 江西“三查”运动引发的两种观察与我们的警惕 另一种文革对象:抓“特务”的故事 第二章 赴南昌调查形势 从支农现场到南昌调查 分头调研形成初步判断 权威人士说“四七意见”背后有大黑手 新华分社负责人对我们表态:“四七意见”是错误的 省革委副主任于厚德接见明确表态“四七意见”是反革命纲领 省造反派头头万里浪、蔡方根称“四七意见”矛头指向新生红色政权 第三章 命中难逃的一劫:我担任“五七意见”主笔 我的表态基调获得多数人认可而受命起草意见 “五七意见”撰写经过 第四章 “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亲友们强烈反对我参加 两位重要的支左干部专程来劝我放弃 柯云路同意我的主要观点但预言我们必败 “五七意见”经会议表决正式通过 第五章 周恩来说,没有什么了不起,斗争会有反复 专区革委会布置各单位不表态 地革委副主任与我辩论两分钟“走过场” 来访客人传来杨曦光、东澄宇身陷囹圄的消息 于厚德传达总理指示 “华丽转身”没那么容易 第六章 批判“五七意见”的力量在吉安一中露头 1968年6月吉安一中的政治地图 《我们对五七意见的根本分歧》大字报出笼 完全与“五七意见”无关的教师被作为“黑手”揪出来 打倒我的大幅标语高挂在大礼堂墙上 第七章 冒出来一个兵团总部“新常委会” 揪“五七意见”所谓黑手的阴谋 “三查”对象大游斗和一中的“三查”成果展览 “改组兵团领导”的公告张贴在校门口 老常委团结一致不承认伪常委会 第八章 于厚德扭转局势 意外碰上的接见让我们喜出望外 马安荣来一中落实于厚德指示 突然的毕业分配与我的失业 “三查”运动造成江西历史上最大的人权灾难 余事
编读往来
阎长贵指正:高炬不是江青 —————————————————————————————————— 【史林一叶】
从“四七意见”到“五七意见” ——1968年江西文革中的一场风波
张一哲
《昨天》编者按:本刊曾在第23期推出“张一哲造反派研究专辑”(2013年9月30日),还发表过张一哲的《朱旦华那个眼神震撼了我》(2014年2月28日第30期)、《艰难岁月中的温馨记忆——回忆我的中学老师毛礼钊》(2014年9月30日第39期),这里发表的是张一哲有关江西文革中一段重要经历的回忆。
大约二十年前,读黄仁宇《万历十五年》时,我曾经萌发一个念头,计划写一本书,题目是《1968年》,后来一直没有机会付诸实施。 1968年是文革十年中特殊而重要的一年。红卫兵的被牺牲,造反派的被镇压,军方势力的膨胀、得势以及与中央文革势力的矛盾冲突的产生、发展以致后来导致林彪事件;以一度受批判的血统论为核心灵魂的“三查”运动(清队、抓“516”等)的开展及其大规模人权灾难的发生,为后来否定文革留下最重要的由头;引发文革的基层积极参与者和许多普通人怀疑和疏离文革的大规模的冤案、死人事件,等等,都发生或开始于这一年。文革的最后失败,在这一年已露端倪。 1968年春夏,在江西吉安,发生了一起被简称为“五七意见”的事件。在当时轰动全省的南昌七中“四七意见”遭到残酷镇压时,吉安一中学生群众组织“井冈山兵团”,发表“五七意见”,与时任省革委主任、省军区政委的程世清对着干。当年曾经激怒程世清,惊动周恩来,但由于时任省革委副主任、吉安驻军首长于厚德温和宽厚的态度和明智的处理手法,“五七意见”尽管与“四七意见”一样落个彻底失败的下场,但参与人的命运却不像南昌七中“四七意见”当事人那么悲惨。 1968年我20岁。参与“五七意见”是文革中我的命运的重要转折点之一。 从小小的“五七意见”的命运中,也可以透视文革整个运势的转折。 作为“五七意见”主要当事人之一,我回忆并记下当时主要经历,以面向历史和未来。欢迎所有当事人、相关者和有兴趣了解的人指正。
第一章 形势与背景:1968年春两种思潮和派别的对立
毛泽东文革旗号下的两股力量 以我当年的观察,在毛泽东文革的旗号之下,活跃着两股力量。 一股力量,他们抓住的官方口号主要是打倒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和“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一方面主要把斗争矛头对着知识分子,同时在阶级斗争的口号下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女; 而另外一股势力,则把斗争矛头主要对着当权派,他们强调的官方口号主要是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炮打司令部”。 前者的思维,是共产党传统的阶级斗争思维,其打击的对象,是1949年后政治运动传统的“阶级敌人”; 后者的打击对象,则包含两种不同的官员,其一是不符合毛思想的具有不同程度现代文明意识的干部,其二是享受和捍卫特权、压迫和镇压老百姓的当权派、以及通常意义上的贪官污吏。当然这二者之间往往也有交叉。 “资本主义”这个概念,当时对于我是个被灌输的没有感性认识的含混的东西。大体上,剥削、压迫再加上几乎所有的负面的坏的东西混合体,就是我所理解的资本主义。所以,“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个概念,大体上就是有权的坏人的意思。 1968年时,我认为,后一种思潮是代表最新的毛泽东思想,是毛泽东文革思想的精髓与方向,是毛主义的原创。前一种思潮,我将其看作是文革中的保守思潮和右倾思潮,往往被所谓复辟资本主义的势力所鼓吹或利用。 这两股力量表面上都打毛泽东的旗帜,有时候也合流,但其间的分野、博弈和争斗是贯穿文革始终的。 而后来的文革历史反复重演这一幕。 即使文革后,这种类似的局面也一再复制。中国政治中,一派紧抓所谓四项基本原则,另一派则更多抓住改革开放这另一“基本点”,互相争斗。 集中反映这一分歧或分野的,是对1968年公开的毛泽东一段最新指示的不同解读。 1968年4月10日的《人民日报》社论,传达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 毛泽东这次说,文革是与国民党斗争的继续。可见他是把两件事情看成继承性的关系。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年,他进一步说自己一生做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主要是打败国民党,第二件事情就是搞文化大革命。因此,文革作为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作为两个阶级长期斗争的继续,在毛泽东那里是没有疑义的,在我们心中当时也是毫无疑义的。 然而,对于这个继承性的革命的内容,革命对象,却有两种不同的理解。 一种理解,革命的对象就是国民党残渣余孽。这种思路或理解,就是将作为国民党阶级基础的地富反坏右以及所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作为文革继续革命的对象,其具体逻辑就是用所谓个人历史问题和阶级成分作为观察和衡量依靠或打击对象的主要标准。在这种理解中,文革初期盛行不久就遭到我们痛批(文革当局那次也反对和批判了)的反动血统论,必然死灰复燃并且成为实际的指导思想。在当时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江西是“三查”),对此最望文生义而低级愚蠢的一种理解,就是以查清各种人物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的身份和经历,将种种所谓历史问题当作区分阶级敌人的主要依据。而且清队时期的所谓群众运动,比起历史上曾经有过的类似干部历史审查运动,更缺乏政策水平,更加侵犯人权。 而另一种理解则是,代替了国民党的共产党干部即走资派,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或代表人物才是文革的主要对象、主要危险、主要目标。 从1966年8月以来,我所崇拜的偶像毛泽东所呼喊的“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言者无罪”、“大民主无罪”这三个口号,极大地诱发了我们对所谓社会主义民主的乌托邦热情和信念。 从1966年10月开始的批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到1967年春天对抗“二月镇反”,再到1968年春天对于所谓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我在文革初期参与的这三场运动,其共同的政治诉求是反特权阶层和反政治迫害。在我当时的认识中,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是将反特权阶层反政治迫害的学生打成反革命;所谓“二月镇反”也是一脉相承;而1968年春天的所谓右倾翻案风则是对于前两场反政治迫害运动的反动。这是与1949年后传统共产党政治运动思维相悖的见解,但我在1966年冬天时,从传播开来的毛泽东文革理论(包括种种最新指示)中找到了它们的合法性。一些学生由于响应毛泽东和执政党中央的决定,而起来发表了一些当权派不喜欢的言论就被打成反革命,这是我不能接受的逻辑。当年我们的视野里完全没有人权的概念,今天回顾以往,我以为那三场被今天否定的运动其实有一个基本线索,那就是争基本人权。当然,作为毛泽东文革政治斗争组成部分的那些具体实践具有更大的复杂性和污秽性,不是在这里容易说清楚的。但是,反特权阶层、反政治迫害、反血统论这三个最基本的思想要素,最基本的政治诉求,并非完全是事后总结,而是当时我们的思想内核与公开的口号,尽管他们不可避免地要在彼时的政治意识形态合法性语言中进行包装并受其污染。
江西“三查”运动引发的两种观察与我们的警惕 1968年伊始,江西省革委会主任程世清,将中央提出的“清理阶级队伍”的精神创造性地发展,在江西搞起了“三查”运动。这个运动与前一阶段运动的精神和矛头的相悖,引起了两种对立的看法。3月中旬,我去过一次南昌,感受了这种尖锐对立的意见争论。 在这种背景下,江西省革委会组织支农大军下乡帮助春耕和建立农村基层革委会。因为号称获得北京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批准,这一举措的实行没有反对势力,而且暂时停息了争论。 我所在的吉安一中被安排在吉水县。上级批准组建了井冈山专区支农大军吉水分团,已经被“解放”的吉安一中原校长也是刚成立的校革筹组长陈庆麟担任团长,一中高66届学生、专区革委会委员刘传祯担任副团长,一中高66届学生、校革筹小组副组长黄其作担任副政委。我所在的老高三全体学生组建成吉水分团七连,我担任连指导员,郭开亮任连长。3月下旬,我带领一百多号老高三学生步行到达吉水县尚贤公社,开始了为期一个多月的支农活动。 4月2日,吉水支农大军连队一级的干部在吉水县枫江公社开会。晚上,一中井冈山兵团几个兵团常委和骨干聊天。因为刚得到北京3月24日大会关于打倒“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反党集团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消息,于是决定4月4日井冈山兵团成立一周年的日子,出版一期兵团《井冈山》报,同时召开一次座谈会。决定由黄其作起草一中井冈山兵团反右倾翻案风的决定,我写一篇以本报编辑部名义发表的文章《路线斗争和反倾向斗争》。 有必要简单讲述此前半年的江西文革运动中两派及两种思潮的斗争脉络。 1967年8月,毛中央对江西省的文革群众运动表态,承认以大联筹为代表的一方是革命左派,调济南军区部队和广州军区部队支持;而以联络总站为代表的一方则是保守派,支持保守派的省军区被认定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遭到改组。1968年2月,成立了江西省革命委员会,改组后的省军区政委程世清担任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改组后的省军区司令员杨栋梁等担任副主任。 1967年下半年,前期受压并被打成反革命的江西造反派翻身并主导了江西省运动。直接听命于毛、周的外军区入赣支左部队开始了与江西造反派的一段蜜月时期。但是,随着运动深入,在毛中央的新的文革运动阶段,清理阶级队伍(在江西被称为“三查”运动)成为了新的主题。“三查”运动的对象更多是家庭出身和个人历史有这种那种传统政治历史问题的人,因此,1967年的造反派不少人成了新的运动目标。(上图:1967年毛泽东、周恩来对程世清委以重任。) 整个1967年下半年,我都在按照毛的指示思考“小将犯错误”和反“左”的问题。一中也经历了典型的派性斗争。我们在支左部队的帮助下进行所谓“斗私批修”。年底,专区革委会机关报《井冈山报》曾以几个版的篇幅报道一中解决派性的学习班等情况。此后我也被邀请到若干单位作报告,讲述所谓反对派性的体会。 但在这个过程中,我感到了右倾翻案的种种迹象。从一中、吉安,江西到全国,都是如此。一年前痛批过的血统论像个幽灵,正借着“三查”运动来还魂。而与此紧密联系的,则是借“三查”运动来否定前一年毛批准的中央对江西问题的处理决定,当时被称为“红六条”。 为此,我在一中《井冈山》报上发表了《路线斗争与反倾向斗争》 一文,一整个版面。那是我学习毛文革思想和研究文革实践的某些心得。文章罗列了文革以来在反对右倾时容易出现左倾,反对左倾时容易出现右倾的现象并总结其规律,提出在贯彻毛“教育左派”,“现在轮到小将们犯错误”指示的过程中,出现了一股右倾翻案思潮的新危险。我记得一年后中共召开“九大”时,毛泽东在谈到清理阶级队伍之类的事情时,提出在反对一种主要倾向的时候掩盖另一种倾向。而这篇文章把毛此时还没有说的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的规律作了阐述。 在我们支农期间,4月10日,吉水县革命委员会成立。不记得是由谁安排,我代表专区革委会宣传组,专区革委会支农大军吉水分团在革委会成立大会上宣读贺信。不过,在成立吉安专区革委会、吉安市革委会和一中校革筹小组时,我没有担任任何委员或成员的职务。这一点后来成为审查我文革表现时的一个重要而幸运的经历。 我在吉水县城期间最重要的事情,是听到了传达不久前的中央首长“3·24”、“3·27”讲话的精神。现在我手上还保留着登载这一事件的《火线战报》。而且,我当时还非常仔细地听了全部讲话的录音带,总共将近七个小时。其中最主要的林彪、周恩来、陈伯达、江青的讲话,我反复听了好几遍。当时我没有过多关心杨、余、傅三位将军的命运,文革之后才慢慢了解了他们所经历的这次劫难的种种真相。 看过报纸,听过录音带以后,我的第一个结论是,中央的部署接下去要开始反右了。在这以前,有几个月时间我感觉主流指导思想是在反左。那时候的左和右有特定含义,与今天所通常理解的并不一样。简单说,反左主要是对着造反派和红卫兵,反右是针对否定文革,针对走资派。那次大会,陈伯达有一个说法,文革有五个回合,这一次反右倾翻案风是第五个回合。从后来实际的历史看,其实这个第五回合根本没有啥大动静。从江西来说,反右倾翻案风的力量很快被程世清全面镇压下去。从全国来说,也大体上被各地军头镇压下去。回过头看,毛泽东对于反右倾,与1967年春天有了截然不同的态度,但是,这一点我当时完全不知道。
另一种文革对象:抓“特务”的故事 我们在乡下支农的时候,对于农村的“阶级斗争”,基本上是按照传统阶级斗争概念和传统阶级敌人的概念来进行的。支左部队的基层干部,比较容易接受程世清“三查”运动的模式。一中支左小组的组长仇武兴,在部队是连指导员,有一次神神秘秘地跑到我们宿舍来说,井冈山有70%是叛徒,然后大声感叹,文化大革命不搞不得了!其实,他讲的“叛徒”,最多只是当年的“反水”农民。红军走了,白军来了,不识字的农民有那么多“反水”有什么奇怪呢?与“叛徒”完全是两码事。我打开毛选给他看相应段落,仇武兴对我的淡漠反应非常不满,他认为我对阶级斗争的严重形势完全没有认识。 我记得有一次一名姓袁的原大队书记找我谈话,整整一下午。他父亲是老革命,在省城担任领导工作。我赞成他对当地文革运动的理解,而不太赞成与他对立面的农村造反派的看法。回想起来,那时我的观念中,对农村中的文革运动与城市有不同的认识,更倾向于依靠贫下中农而不是造反派。所以,在帮助建立基层革委会时,我们的观念与支左部队几乎没有分歧。但在具体的“三查”运动中,我们对于“敌情”的估计和政策掌握,却还是要比他们更保守得多。 由老高三学生徐河水负责的尚贤公社某大队,有个民兵干部与她人通奸,被游街后羞愧自杀。文革后徐河水因为决定让他游街而坐牢。徐河水从牢里出来后对我说,他自己当年错了,确实不应该让民兵队长游街。他对民兵队长的自杀有内疚心理。这么大的事情,我当时完全不知道,文革后追查也没有人找我了解。可见我那时候对尚贤公社的“三查”运动太疏于关心和了解。但有一个抓特务的事情却让我几十年不能忘记。 有一天,在某村蹲点的副连长丁木生来公社反映,说他们队里有人反映某某社员晚上收听敌台并拍电报。在那个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尤其在“三查”运动的发动阶段,这个情报使得一些人情绪高昂。我当时的心思已经被所谓反右倾、反复辟的全局所吸引,我在考虑官僚主义者阶级对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反扑,在考虑右倾翻案势力对中央处理江西问题的否定和反对,我心里觉得所谓地、富、反、坏分子都是小蚂蚱,蹦不了几天,掀不了大浪,我甚至怀疑那些地主的孩子们在七斗八斗几十年以后还敢有什么破坏活动。何况反映的这家人家并非四类分子。因此,我的反应比较迟钝。但是我们的副指导员是部队的一个排长,他的阶级觉悟比我更高更敏感,他立即单独向吉水县革命委员会作了汇报。 吉水县革委会很重视,正好那天我也在县里。有关领导把我、连长郭开亮和军队的副指导员等几个人召到县革委会去。结果,县革委会派了两名军人,带着枪,开了一部吉普车,和我们一起去了尚贤公社。之后,我们骑了几部自行车,往发生“敌情”的某某村出发。天黑得一点都看不见,单车在泥泞的田坎小路上艰难行进。我坐在黄元生车的后座,突然,一个猛刹车,我差点掉下来。原来,靠着一丝丝月光,他发现单车的前轮已经悬空,差一丁点我们就掉到塘里去了。近五十年后在美国旧金山,他和我说起那天晚上这个情节,我俩都还记忆犹新。 此时已经是晚上九、十点,我们摸着夜色进了那个村。我只觉得非常紧张和恐怖,空中传来任何一声鸟叫都加剧了紧张的气氛。军人们布置在这位村民家的周围,等待着他例行的“发报”特务行为,当场拿获。天气冷,我们在户外打着哆嗦。预料的敌情一时没有出现,我们有些疲惫,有些失望,但是部队来的人斗志旺盛,他们劝我们先休息。我们岂肯在阶级斗争的浪尖上退缩,也不好意思去休息,只能陪着一块熬夜。 一个多小时后,预期的戏剧性的事情发生了,“发电报”的声音出现了。有一位军人,好像比较老练,他说先派一位同志进去看看。随后,当他们一起冲进去的时候,才发现没有任何发报机,也没有任何机器,有的只是一位农民在操作着旧式的纺车。那纺车可能是没有润滑油了,摇转时发出“吱吱”的声音。原来每天晚上发出的所谓拍电报的声音不过是由这台破纺车周期性的摇转而发出来的。 真相是如此荒唐,我们非常失望。我的心情却别有一番滋味,为什么人们会把旧纺车的声音判断为拍电报的声音?除了无知之外,还不是因为头脑里整天在捕捉敌情,什么事情都可以连着敌情,连着台湾连着特务,没有敌情也要制造出敌情。我嘴里没有说,但对如此这般的制造敌情早就烦了。我看得见的,感觉得到的敌情,则是对江西上年文化大革命的中央结论的一种否定,一种反攻倒算,在不断的滋长。 后半夜我们各自撤离这个村子,我回到公社所在地休息。这个抓特务的滑稽的故事就这样结束了。 从此,我对于尚贤公社各大队报来的所谓这种那种阶级斗争的情报通通不感兴趣,我的心又开始关注城市,关注吉安、南昌和北京,我要感觉那里发生的影响全国影响中国命运的事情。
第二章 赴南昌调查形势
从支农现场到南昌调查 4月22日,我在支农所在地尚贤公社接到夏增淦和郭慧琴的电话。夏是我同班同学,高66届的;郭是高67届的,南京人,随三线厂迁来吉安。他俩都是吉安一中井冈山兵团常委,暂时被借用在专区革委会做工作人员。井冈山兵团是一中最大的群众组织,1968年春天时也是一中唯一公开的群众组织。他们在电话中告诉我有关南昌、上海和北京的一些消息,并且说《江西战报》《火线战报》的记者要找我们交流一下。《江西战报》是当时江西省掌权的全省造反派组织大联筹办的报纸,《火线战报》是江西省掌权的大、中学生组织大中红司办的报纸,当时我猜,可能是《江西战报》驻吉记者站想找我们串联。 随后我打了几个电话,提议井冈山兵团常委碰个头。这天晚上,人未到齐,只有我、刘传祯、黄其作、郭开亮、冯念涛五个人。我谈了一下相关信息,刘传祯立即提议,他、我、黄其作三个人回吉安一趟看看情况。随后,他又提议让熊国威去南昌一趟,探探消息。因为熊有亲属在南昌,比较熟悉也比较方便。 会议没开成,我们6个人就到附近的枫江桥边散步。边走边议论,谈的都是些比较原则性的东西。比如说,要为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英勇奋斗,反右倾要注意政策策略之类。当时,我对整个局势的判断是,眼下将有一个反右倾的阶段,可能持续几个月。随着前一年下半年的强调“教育左派”和“轮到小将们犯错误”,特别是清理阶级队伍的开展,以血统论为基调的右倾(左右的划分是以此为坐标的),保守势力正在借机重新集结和反扑。在感觉上和在感情上,中央关于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指示与我的判断相吻合。那时候我当然不会知道,清理阶级队伍(在江西是“三查”)是文革中的大转折。对造反的否定和打击从此开始且不再逆转,即使会有短暂的局部的反弹。文革后常有人将那些搞“三查”专案组的人也称为造反派——也许那些被整的人有些人真分不清整他们的人是什么派,但除他们之外的所有当事人是完全知道的——除了少数投机造反的人,那些“三查”积极分子其实绝大部分是靠镇压造反起家的。最基本的原因在于,搞清理阶级队伍、三查这一类的运动,很快就回到了从前血统论或查阶级成分查个人历史一类的套路。 第二天中午,我们回到吉安,晚上就去了《江西战报》吉安记者站。除了我们之外,还有几个大的群众组织代表也来座谈。我记忆中,首先是《火线战报》吉安记者站的负责人李某介绍了一下南昌的形势,主要是谈了有个“四七意见”。“四七意见”是南昌七中井冈山兵团负责人东澄宇4月7日在支农地点写的一张大字报,题为《南昌七中井冈山兵团关于省市目前运动的几点意见》。中心是批判右倾翻案风在阶级路线、极左派、红卫兵、革命委员会等方面的反映,提出了老保翻天、造反派受压的问题。李某说,现在南昌争论非常激烈。从后来了解到的情况,似乎作为江西省大中红司的《火线战报》是支持“四七意见”的,而《江西战报》则是持相反立场的。 我估计吉安记者站可能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而碰巧负责人李某是支持“四七意见”的,所以我们听到的介绍信息更偏向东澄宇。 听完记者介绍以后,我们几个人碰了一下头。我觉得信息不够,应该到南昌去现场看一下才能有个判断和决策。刘传祯立即提议,明天早上就走。决定很快通过,当夜他们到处联系去南昌的便车。到第二天上午十点,找到一部去樟树的便车。到樟树以后一直找不到便车,最后下决心连夜乘火车慢车,于25日凌晨2点到达南昌。除我之外,还有兵团常委刘传祯、黄其作、冯念涛、郭慧琴、黄元生、夏增淦、罗成武,以及一中在吉安地区反复辟统一指挥部工作的兵团常委刘汉双,以及兵团骨干若干,好像有十余人。为什么是这些人去南昌,我不知道,一般这类事情我也不管不问。 我们跟随刚从江西师院毕业的李超位到了师院。因为是半夜,也找不到住处,我们几个人就在师院的一个学生宿舍里挤着,呆了一个晚上。那一夜,北方冷空气南下,寒风袭人,满街飞沙走石,夏增淦他们三个人在三轮车车棚里面挤了一个晚上,苦不堪言。那时候,我们算是在一中掌权,这次赴南昌也算是因公,而且一中主要头头都来了,但我们自觉地不乱用公家一分钱去吃住。
分头调研形成初步判断 25日一早起来,尽管整夜未眠,疲劳不堪,我们立即分头行动,分别调研。 我和刘传祯两人走路去了南昌七中。到七中后,我俩先在校园里转了一圈,然后找了七中井冈山的一个负责人。我们互不认识,先介绍了来意,然后他向我们介绍“四七意见”和前几天刚发表的“四二二宣言”的内容以及相关事件的经过。 我仔细看了“四七意见” ,一共是8条。一、关于形势问题。指出,目前在全国右倾翻案是主要危险,江西省不例外;二、关于右倾翻案风问题。列举了右倾翻案风种种表现;三、关于极左派问题。指出,对于搞极左的人必须严格分清不同性质。指出,如果想借反右倾为极左翻案,是不行的。同样,以反极左为名,对于所犯右倾不承认,那也是极端错误的;四、关于阶级路线问题。坚持“十六条”提出的阶级路线,指出有些人以唯成分论为突破口,打击造反派,使保守势力重新上台;五、关于红卫兵问题。指责某些人只看到红卫兵的缺点错误,对红卫兵进行打击报复,必须揭露批判;六、关于正确对待革命委员会的问题。认为要爱护它,支持它,帮助它,保卫它。要警惕和揭露阶级敌人从右的或极左的方面来动摇、颠覆革命委员会的阴谋。对于革命委员会的缺点错误,必须善意地提出批评。对省革命委员会的某些做法提出不同意见,并不等于是把矛头指向省革命委员会; 七、关于革命大批判的问题。认为江西省的报纸迟迟按兵不动,不敢触及反右倾翻案等问题。必须迅速扭转过来;八、关于开展革命大辩论的问题。认为江西省运动之所以出现多次反复,和革命大批判、革命大辩论进行得不彻底有很大关系。没有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因而为右倾翻案埋下了社会基础、思想基础。 据说,“四七意见”提出后,南昌市有关部门组织了十个调查组调查江纺、化纤厂、麻纺厂、肉类加工厂等十个工厂“三查”的情况。结果发现,这十个工厂的“三查”对象基本都是造反派,而且他们实际上没有什么问题。 “四二二宣言”的内容有四条:一、反右倾的伟大现实意义、历史意义与世界意义;二、警惕有人把反右倾斗争引入机会主义的歧途;三、又一次站队的严峻考验;四、坚决执行党的阶级路线。基本精神基本立场与“四七意见”相通。 我们提出要见东澄宇,答复不在。我们在那儿等了较长时间,最后确认见不到人就离开了。我们已经了解到前几天省革委副主任、省军区司令员杨栋梁召集南昌全市红卫兵头头开会,命令各校反对“四七意见”,并强行通过决议,将“四七意见”作者东澄宇开除出大中红司,并且提出要立即对他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我猜测,东澄宇可能去北京上访了。那年代,受到地方领导压迫的人往往去北京求援求救。另外,去北京了解全国形势,一般也是判断下一步行动方案的前提。 南昌街上满街都是围绕着“四七意见”观点对立的标语。但是25日那天,支持“四七意见”的还是占压倒的优势。 25日晚上,在南昌的吉安一中人员全体集会,我记得有十五六个人,就当天的调研结果进行了讨论,在讨论我们自己的行动方案时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有少数人主张在南昌立即以吉安一中井冈山兵团的名义发表支持“四七”、“四二二”的声明,并且第二天就上街刷大标语;我的看法略谨慎。我认为“四七意见”的大方向没有错,但有些提法不准确、不全面,或者欠妥。还有些重要问题没有提到,或者没有说透。我的意见,我们还是另外写一份大字报比较合适。可以吸取他们有价值的地方,而避免他们的某些偏颇。 我发言后,兵团一把手刘传祯同意我的看法,并且立即提议我执笔。当时我被某些人认为是吉安的第一支笔杆子,而自从几个月之前井冈山兵团的一次内部整风曝光许多事情之后,刘对我的信任此时达到最高程度。很快就有多人发言赞同刘的意见,于是初步决定,我们另外表态,由我执笔。 当时我考虑得比较远。我提出,多人执笔为好,并且提议其作、增淦、国威等4人一起参加起草。一方面,我非常明确地感到了这次的大风险,与去年的“二月镇反”有些不一样;另外一方面,刚才表现出的内部分歧,以及兵团内部另一股力量还未到场,也使得我要坚持多人执笔。我当时还具体提出分段起草,无非也是分担责任的意思,我希望最后不要弄成我作为唯一一个“罪魁祸首”。这件事情我一开始就有一个失败的预感。但是刘传祯这时对我高度信任。他说,其他人只是辅助,以我为主。全文由我起草,由我定稿。他的意见当时也为多数人同意了。
权威人士说“四七意见”背后有大黑手 4月26日上午,我们几个人去江西师院,碰到李超位。李是1967年春天我从北京回来的时候被介绍认识的第一个人,当时据说是江西师院井冈山的负责人之一(好像别人告诉我他是师院井冈山的作战部长),而此时据说是江西省革命委员会保卫部的一个权威人士。这是我第二次见到他,也是最后一次。他很神秘地对我们说,“四七”、“四二二”是由省革命委员会内部反革命的“三凑合”策划的,即由领导干部、军队干部、造反派的头头暗中策划的,他特地用了贬义的所谓“三凑合”而不说“三结合”。他还表示,他们已经掌握了幕后“黑手”的若干材料,只不过他不能跟我们说,上级也不许说。他的味道(江西话中形容人的某种性格)和他的思路都不是我中意的类型,但他当时的地位,他的言之凿凿,却不由得让我们重视。 中午在师院学生食堂吃饭,我们几个人碰了头,意见比较接近:看来事情有些复杂,既不能全信李超位的,也不能全不信。所以我提出来,我们不要急于表态,先作一番调查研究,下午分头行动。讨论确定,下午我和刘传祯去新华社江西分社,其作他们到省革命委员会去。
新华分社负责人对我们表态:“四七意见”是错误的 我俩在新华社门口正好碰到石玉生。他小小的个子,骑着自行车,看见我们立即跳下车来。石玉生是新华社江西分社的负责人,在去年春天反复辟的时候曾经到吉安作调查,而且曾经在我们一中井冈山兵团的“山洞”里面住了好几天。他在一中的时候主要与我联系,我们非常熟悉。他出身过硬,文笔好,勤奋,看问题稳健而尖锐。他写的调研材料对中央掌握江西的运动、解决江西问题毫无疑问起了很大的作用。 新华社记者当时在我心目中地位很高,而作为江西分社主要负责人的他为人又很谦虚,算是我们很信任的老朋友。我们就站在街边聊了起来。当我问到“四七意见”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回答,“四七意见”是错误的。他还反问我们说,“为什么你们的政治敏感性比以前差了?”
省革委副主任于厚德接见明确表态“四七意见”是反革命纲领 其作下午到省革命委员会去联系,回来说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于厚德明天接见我们。 4月27日上午10点到12点,于政委在百忙之中接见了我们。于厚德是周恩来调来吉安支左的广州军区某部政委。1967年夏天处理江西问题时,从济南部队调来的6011部队由程世清、杨栋梁率领,他俩分别担任江西省军区政委和司令员,以及江西省革委会正副主任;另外,从广州调来的6810部队(陆军第四十一军一二一师)由于厚德政委(见右图)率领,主管吉安与赣州的支左等工作。江西省革委会成立时,于厚德任省革委会副主任。身材高大的于政委一口山东味很重的普通话,和蔼可亲。 于政委很明确地对我们说,“四七、四二二”是反革命纲领。他说,这不是孤立的,不是偶然的。他还说,“四七意见”本身问题不大,主要的是它后面的人的阴谋。你们要看一系列发展。我想起李超位的说法,于是插话说,有人说是省革委会内的反革命的“三凑合”策划了“四七”“四二二”。于政委马上接话说,很有可能。总而言之,是一个有极高权威的有几十年反革命经验的老“黑手”,这一事情是他策划的。 揪黑手这种套路,在文革中非常盛行,从刘少奇运动初期派工作组,到1968年春夏全国各地的运动反复和事件,左、右派都是同一模式。一方面,紧紧绷着的阶级斗争这根弦容易导致人们轻信和胡乱怀疑,另一方面,这也是被统治集团反复证明好用的一根棍子。程世清后来公开说,“四七意见”是被一个“脑门上长皱纹、嘴上有胡须”的黑手操纵的,说他们联合美帝、苏修、蒋介石和湖北的“百万雄师”(他提到百万雄师我就知道这种指责有多荒谬,相当于说文革中江青勾结王光美。但这种话也有不少愚民相信),备有枪支、电台,准备暴动,甚至说要暗杀谁谁谁。程世清造“黑手”的舆论,一方面是为了抹黑“四七意见”,另一方面是要借此在省革委领导内部排除异己。这种丑恶的伎俩在文革中司空见惯,最为某些省的军头所擅长。实际上,不仅“四七意见”这个大案,这期间几乎所有这类案子,都没有找到任何经得起检验的“黑手”。这是后话。 于政委当场高度评价我们,说吉安一中的左派向来水平高。我回忆起去年9月他在吉安作报告,夸奖我们掌握斗争大方向好,政策水平高。他还说,你们这样先调查后表态,不愧为井冈山儿女。 我们当场向省革委会、专区革委会和支左部队的工作,提出了许多尖锐的意见,当然我们心里没有任何恶意而是很善意的。一般情况下,领导听到这样的提意见往往是非常恼火的,可是于政委连声说,你们的意见是香花不是毒草。我们还说,如果我们不是在乡下支农,我们也可能写出像“四七意见”这样的大字报,甚至比“四七”更尖锐的大字报。于政委当即表态:即使你们贴了也不是毒草,刚才你们提的都是香花嘛。关键不在意见本身,而是在后面有没有坏人。 于政委最后说,我坚决支持你们的革命行动,你们有什么事情我可以帮助解决。他还表示,他要打电话给专区革委会和6810的首长,将我们的意见转告给他们,让他们认真考虑我们的意见,和我们座谈。当然,他具体怎么说,我们完全不知道。也许,他会立即通报吉安专区部队首长,一中有一批人到南昌串联,赶紧做好应对方案。不过,我当时的感觉,于厚德是一个非常善于做政治工作的领导人。他的态度和话语使得我们这帮年轻幼稚的中学生感到温暖、服气而不会对他有任何不满情绪。在文革中我所接触过的军队领导人中,他是与我们观点不同,却印象非常好的唯一一名高级干部。 中午于政委就把我们安排在省革委会的招待所吃饭休息,这一招无形中也引起了我们的好感。
省造反派头头万里浪、蔡方根称“四七意见”矛头指向新生红色政权 当天下午,在于政委的邀请下,我们参加了南昌市各造反派组织第一把手的报告会。报告会上,于厚德发表了主要讲话,中心还是批判“四七”、“四二二”,说是大毒草,是反革命黑手策划的。 其间,于政委还介绍万里浪、蔡方根在会场后边来跟我们详谈。万里浪是江西最大的军工企业洪都机械厂的造反派头头,文革前是著名的工人作家和诗人,此时是江西省工人造反派的一号头目,担任省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蔡方根是全省大中学校红卫兵的负责人,也是当时省革委会常委。他们的调子与于厚德差不多,但在我们听起来更难于接受。蔡方根态度有点傲慢,他话不多,对我们有一股不屑一顾的味道;万里浪倒还没啥架子,但他所说也完全不能说服我们。我第一次近距离见到全省工人造反派和学生造反派的最大头头,其表现出来的形象,有点让我意外。 (这年冬天洪都机械厂整体反程世清,才改变了我对万里浪的负面看法。后来我了解到万里浪此时心里其实是赞同“四七意见”的,对于他的水平“低”也就立即理解了。1973年,在万里浪坐到程世清的班房里4年之后,我应刘传祯请求,暗中帮他起草了“为万里浪翻案”的大字报。而对蔡方根的负面看法,一直到文革结束我也没有机会改变。这是后话。) 除了重复于厚德的理由,他们还有一条让我们反感的理由,就是说“四七意见”将矛头对准了新生的红色政权革委会,让我们闻到了一股既得利益者的陈腐气味。但是整个省革命委员会里头的主要造反派头头都参与表态镇压“四七意见”,既让我们从中看出人性的弱点和政治的不道德,也使得我们判断七中的红卫兵很快将处于失利状态。很久之后我才知道,程世清已经决定马上对东澄宇采取抓捕措施,于厚德、万里浪和蔡方根三人作为省革委会副主任和常委,都已经知道了东澄宇即将面临灭顶之灾。但年轻中学生的我们,当时显得比较幼稚。一方面,我们主要是考虑是非对错,对于胜败考虑较少;另一方面,我们对于专制体制下的强权和暴力工具的本质和特征,还是缺乏足够的认识。东澄宇后来总结自己犯了一个战略性错误:提出了“老机老保滚下台,一切权力归决派”的口号。这就扩大了打击面,把造反派和领导干部中一些既得利益者赶到程世清一边去了。当然,今天看来,即使东澄宇不犯这个错误,已经结合进江西省革委的造反派头头此时多数也未必会公开站在程世清对立面而维护“四七意见”的。 下午的报告会之后,我和刘传祯又去了一趟南昌七中。只见一队队游行的汽车开进七中,喊着“坚决砸开七中阶级斗争的盖子”、“粉碎四七逆流”之类的口号。 这时我想起前年南昌的赤卫队也是用这种办法,想起去年春天吉安的保皇御林军也是这种阵势。今天这些造反派乌合之众御林军与他们从前的对立面同一种表现,这里面应该是同一个文化基因和体制基因,它是什么呢? 无论怎么评价“四七意见”,以势压人,以简单暴力来对待民众的言论,哪怕是错误言论,我们也不能认同。何况,执政党和他的伟大统帅还在提倡“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呢。那时候,我们完全不知道几十年前产生的人权宣言,完全不知道这种行为的错误和荒谬是随意侵害人权,只是在毛思想的框架中判断它们的罪错。 我们在七中里面转了一圈,没有再见到七中井冈山兵团的人,于是离开了。 程世清已经挥舞起强权的拳头,随后的十几天,南昌七中东澄宇和井冈山人继续奋力反击。但是,此时不利的形势对于他们已是不言而喻的。 在路上我看到几个中学生在刷标语:“四七必胜!”“七中井冈山人想念毛主席!”那时候,在那些中学生心中,在我们心中,毛主席就是救苦救难的菩萨。我至今分不清,当年我们唱起“红军战士想念毛泽东”那首歌曲时,心中升起的感情,与基督徒想起上帝的感情有什么区别。
第三章 命中难逃的一劫:我担任“五七意见”主笔
我的表态基调获得多数人认可而受命起草意见 4月27日晚上,我们来南昌的十几人,包括兵团的主要领导人和骨干,在省革命委员会招待所讨论我们的行动方案。 这天下午,在省革委副主任于厚德的安排下,我们住进了省革委招待所。尽管是十来个人一间的大房间,但在当年仍然是难得好的条件。这个措施又一次加深了我们对于政委的好感。我们方便了很多,当然,反过来,我们的行动也方便了官方的掌控。当时的我们并没有打算隐藏任何行为或观点,所以也完全没考虑有什么针对性的应对措施。 我们来的那天,对“四七意见”的争论还在高潮中。短短两三天,形势急转直下,今天下午已经开始遭到镇压。可以预见,接下去,这个趋势将扩展到全省。来之前,我们只是来观察形势,深入调研。可现在,我们面临的是现实的行动方案的选择。 是与非,利与害,是我思考的两个维度。排在第一位的,当然是对与错,或者说是与非,这是价值层面的。不可不辩论清楚;利与害则是策略层面的,同样不可不辩论清楚。 面对“四七意见”被镇压的事实,面对省革委这个江西最高权力机构的坚定表态,我们同去的十几个人,居然没有一个人被吓倒,表示要退却。我在几十年后对此依然有点称奇。 那天晚上的辩论,空前激烈。几乎没有一个人赞成说“四七”是大毒草、南昌七中井冈山和东澄宇应当镇压。这是共识的底线。一些中学生,仅仅因为发表了对江西运动的一些不同看法,就被打成反革命、被镇压,无论如何我们是不予认同的。更何况,对于“四七意见”所提的反右倾翻案的主要观点,我们认为也没有错。所有我们尊敬的长辈和领导们批判“四七意见”的理由,那时通通没有说服我们。 从1966年10月到1968年4月,我们被一种从前没有的理论或观点所支撑:提倡独立思考,反对奴隶主义,对任何问题都问一个“为什么”。这在文革前17年是没有的事情。文革前,我们对于老师和校长的教导很少会怀疑,更不用说反对;市委领导来做一个报告,我们要体会和领会好几天。但是,这一点,此时已经完全不存在了。陶铸在1966年8月对北京学生讲话,说除了毛主席和林副主席,谁都可以怀疑。这个讲话对于我是一种极具震撼性的思想解放。虽然不久陶铸就被打倒,他的罪状之中有一条是“怀疑一切”,但是,陶铸这一说法仍然为此时的我们所信奉。大大小小的权威已经倒台了,只剩下一个权威,那就是毛泽东。文革后的专家们评析说,这就是思想的专制。不错,确实是。但是,对于除了这个最高权威不能怀疑,其他人都可以怀疑的观念的实际后果,我的感觉却不一样。我感觉到的是某种程度的思想解放。文革后,在破除了毛泽东这个最后的思想权威之后,我再也没有信奉或承认过任何其他的思想权威。对于毛泽东的继任者们,尽管有程度不同的好评,但他们从来没有引起过我哪怕是一丁点的崇拜。我自己认为,这个变化与文革初期开始的破除奴隶主义有关。 因此,此时江西省最高领导人程世清,我们在判定他的观点、他的讲话是否正确,是否应该肯定和拥护这一点上,与他在江西拥有最大权力这一点是毫无关系的。哪怕他此时对于我们每个人实际上拥有生杀予夺之权力,也没有受到我们的重视。也许,这是娃娃们的书生之见,幼稚之处。但这种幼稚在东澄宇面临牢狱之灾后,仍然没有警醒。这是1968年4月时我们的真实心态。 在是与非的大方面,分歧不大。但是,在是非程度上,在利害的判断和行动策略上,那天晚上的众人观点,明显是不一样的。 有人发言,认为“四七意见”大方向对头,枝节问题不应当考虑,因此应当坚决支持。他发言后,有人立即附和表示赞成。 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有必要阐述我的观点。一方面,当时情况下,吉安一中就如此重大的事件表态和采取行动,我不可能逃脱主笔(或之一)的命运或责任;另一方面,我的观点为多数人所采纳,我才有可能积极或正常地参与这件事情。 我说了我的观点。一方面,“四七意见”抓住了反右倾的根本问题,抓得很准,但是提法也有一些不妥的地方;另一方面,现在省革委会已经正式表态把它打倒,我们如果说坚决支持,就要面临与省革委会的严重对抗,而且要面临与全省造反派、红卫兵组织的直接对抗。我不是说害怕这种对抗,我的意思是,能不能谨慎一些,考虑更周全一些。 刘传祯和黄其作都要我直接说明我的表态基调。 这两天我其实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这时候我就说出了我的初步考虑结果: 我的意见,第一、我们另外发表一个正面阐述我们对当前江西省运动的全面意见,而不是仅就“四七”和“四二二”表态;第二、无论是“四七意见”、“四二二宣言”的对错,还是程世清的对错,我都避免正面评判。因此,关于这个具体问题,我的提法是这样:“四七意见”、“四二二宣言”不是右倾翻案的代表作,反“四七意见”不是当前斗争的大方向。 中央提出当前大方向是反右倾翻案风,这一点,我们拥护,程世清也不能反对。而且,说“四七”不是右倾翻案的代表作,这个命题很难反驳。事实上,程世清也从头至尾没有给“四七”加上这个罪名。我说“四七意见”不是右倾翻案风的表现,因此反“四七意见”不是当前斗争大方向,实际上是委婉地批评了程世清,也间接地替东澄宇进行了辩护。这是一种弱批评和弱辩护,因为我既不从正面明确肯定东澄宇,也不明确反对程世清。这就留下了一定的转圜余地。 就价值层面来说,不用说,我们那时头脑中认为唯一正确的意识形态,就是毛泽东的思想,尤其是毛泽东的文革思想及其“战略部署”。毛泽东本人当时也是我所信仰的真神和正义兼真理的化身。 文革后长大的人很难理解这一点。他们生长在一个完全不同的环境。我们从小长到1968年的此时,所听到的任何一句话,都是肯定和赞颂毛泽东的,我们听不到任何一句反对和批判毛泽东的声音。崇拜和赞颂毛泽东的人,包括这个国家的所有政治和军队领导人,也包括所有的文化思想界的权威。也许在文化教育界有个别隐藏的鲁迅或马克思之类的批判型人物,但他们内心的声音是我们绝对听不到的。我们所受的一切教育,都是围绕着1949年革命的合法性和它的无比正确伟大的灌输和宣传,这类宣传也都是围绕着毛泽东的无比伟大正确来进行的。文革以来两年的实践,又极大地强化了这一点。 从我自己来说,还有一些个性的经历。1964年高一时,我的一号偶像还是爱因斯坦,但到1966年高三时,我的一号偶像已经是毛泽东。造成这个转变的重要因素,是高二小整风,或者说,是那个极左而又品质恶劣的政治课教师郭美意从反面加强了我对毛泽东的崇拜。因为他的政治迫害,逼着我在那两年通过读毛泽东的书来寻找与他斗争的武器。不过,高三毕业时,也就是1966年夏天,我18岁时,我的人生理想还是做科学家,但是到了1968年春天,我的人生理想已经变成了做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这个变化的主要导因则是文化大革命。这场大动乱,在它的初期将我强力卷入,吸引我献身于它。在我晚年的时候,思索这场悲剧的起源和变迁,觉得1968年4月之前的人生经历,很少有改变的可能性。 因此,在“四七意见”遭镇压之后,我的决策依据只能是我对毛思想的掌握,只能是依据我对毛思想的判断来决定行动方向和行动策略。 顺便指出,当时我们对毛泽东的崇拜,与反对那些庸俗的“三忠于”活动是并行的。我记得,1967年下半年,当时的吉安支左部队里刚出现了那种“三忠于”的做法。1968年元旦,在解决一中派性问题的吉安招待所学习班上,支左部队第一次带领我们搞“餐敬”:在集体就餐之前向毛主席表示感恩,表示忠心。形式上有点像西方基督徒餐前祈祷。好像中国历史上并没有此类仪式,谁发明并传播开来的,我不知道;不久之后,支左人员又在学生中推广“早请示、晚汇报”那样一套仪式,也是类似基督徒的祈祷。这些东西和此前已经有过的表忠心、跳忠字舞一类名堂,说老实话,从头至尾我都是非常反感的,也基本上不做的。后来,中共九大后,江西传达的中央首长讲话中,有军队的九大代表带着忠字大像章跳着忠字舞进人民大会堂,遭到康生和江青大骂的内容。我不厌其烦地见人就宣传这个讲话。因为这个精神与我的观点吻合,而且,我认为,程世清之流最喜欢搞这些名堂,如果没有这个讲话,他断然不会允许编出来,而且谁传播谁就会立马完蛋。文革后,我和一些人讲起这事,有些年轻的文革研究者还不相信。他们不知道一个基本事实:搞“三忠于”最起劲的是军队中的一些人,他们是典型的旧时农民思维,而他们往往是镇压文革造反派的主力。这除了基于血统论的根本对立,造反派与军头们在文革中的思潮和思维方式的普遍对立也是重要原因。 另外,我们当然要就江西省的运动表态。就策略层面来说,我们可以抓住的合法性,是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和中央的公开精神。反右倾翻案风,在江西根本上就是反对那种否定中央对江西问题处理决定(“红六条”)的思潮与表现,这是我们的大局所在,也是我们坚持合法性与合理性的根本所在。 湖南杨曦光(后来世界知名的经济学家杨小凯)此时所主张的更彻底的分析框架有引起我共鸣处(杨小凯此时也奉毛泽东为唯一正确者),但他更激进的策略应对当时却不为我所赞同。同理,南昌东澄宇大字报的分析立场也与我近似,但他的许多具体表述和激进应对也不为我所赞同。 杨小凯被湖南的军头投入监狱,差点被杀头,十年后才出狱;而东澄宇在策略上的某些失误,也使得他自己和参与者付出了鲜血甚至生命的代价(东澄宇本人陷冤狱多年,参与者多人被整死)。 那时候,我当然不知道红卫兵和造反派被牺牲的命运即将在三个月之内到来,当然不知道整个文革的转折点即将到来。而且,我也完全不可能预见,造反派的被牺牲,很可能是在毛泽东的政治布局中难以避免的,至少是他所默许的。因此,我所采取的更稳健的策略的近期和远期结局,从根本上是不在我们的控制范围之内的。假如我能够遇到一个可信任的真正高人,告知我未来十年(甚至20年)的中国运命,那我就能避免这次劫难。可惜,历史没有给我这种运气。我还沉醉在对毛泽东的崇敬和信服中,我还决心听他的话,做一个他所希望的“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即使个人将付出极其沉重的代价也在所不惜。 当然,尽管我们不正面表态支持“四七意见”,但我们的观点仍然与省革委程世清的观点是对立的,我们仍然会遇到强大的压力。这点是毫无疑问的。 对我的表态,刘传祯、黄其作、郭开亮、冯念涛等人相继表态赞同,之后,我的表态基调说服了会场上的大部分人。 到最后,还需要立即就一个问题做决定:少数人主张在南昌以一中井冈山兵团的名义发表严正声明支持“四七意见”,多数人赞成不在南昌发表声明,最后决定回吉安去再研究。我属于后一种意见。前者随即表示,目前我们定的这个调子不符合他的观点,他不参加拟稿。
“五七意见”撰写经过 我们将要发表的大字报,后来以“五七意见”之名简称,但此时并没有这一名称。为了方便叙述,以下我将以“五七意见”来指称我们未来将出笼的这张大字报。 接下来的十天,是“五七意见”紧张筹划的过程。 第一天,即4月28日, 于政委派了一辆大客车,送我们回吉安。与去南昌的艰难相比,回程是如此舒适和顺利,而且免费。这些小事,让我们对于厚德心生好感。年长之后就明白,作为一个领导人,做政治思想工作,或者说处理“维稳”之事,于厚德处理这些小事方面显然比程世清更高明。 28日当天晚上,萧文彪召开了一个座谈会。萧文彪当时是吉安高中学生组织井冈红卫连的头,时任井冈山专区(吉安专区)革委会副主任。座谈会有三十几个人参加,我们比较欣赏和友好的马安荣也列席了会议。马是广州军区6810部队师宣传科的干部,主管吉安教育片的支左,常到一中来,谈吐作派在学生中威望很高,我们平时都亲切地叫他老马。 我们一中赴昌人员介绍了南昌的一些情况,并且发表了一些看法。我在座谈会上说话比较多。从内心说,我们与南昌“四七意见”是有共鸣的,或者说,我们基本上是赞成“四七意见”的。从会上萧文彪的言谈中,表明他的观点与我们没有大的矛盾。但在省革委已经就“四七意见”严厉表态并且已经坚决镇压的情况下,在这样一个准官方的会议上,我们没有就“四七意见”本身表态,萧文彪也回避了它。按我后来对中国政治的了解,这个座谈会也可以看做是官方了解我们以便对我们做工作的一个会议。因为专区革委会不可能不接到省革委会的指示,作为一级组织,他们也不可能不执行。另外,当时在吉安主事的6810部队政治部主任陈治国也肯定接到了于厚德的指示。从整个会议的气氛看,官方对我们是温和的和亲切的,没有任何公开的压制气氛。 第二天,4月29日晚上,在一中开会,部分兵团主要领导人和骨干具体讨论吉安一中井冈山兵团就当前形势发表意见的方式与内容。这天白天我起草了名为《吉安一中井冈山兵团关于当前运动的几点意见》的详细提纲,提出了大字报的主要内容,文档框架,和简单的分工。我拟了11个小标题,建议其作、增淦和国威每人领一个小标题的任务,剩下的内容由我起草,最后由我统稿。会议讨论后,同意由我按照这个详细提纲起草全文。刘传祯意见,我按照这个提纲起草全文,包括分工其他几个人起草的内容,我也同时撰写。最后统稿时,我只需要吸取他们的内容而不是简单将他们的稿子拼起来,这样可以保证整个文章的文风是统一的。我没有表示反对意见,就算是接受了。 第三天,4月30日, 我在吉安一中老行政楼关起门来开始起草《意见》。 1968年春天的时候,我思想中有两个最核心的观念。第一个是反政治迫害,第二个是反血统论。但是这二者在1968年的主流话语中并非流行词汇。怎样用当下的主流官话说出这两层意思,就是我的费心所在。 文革初期,一大批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仅仅因为给单位领导贴大字报就被打成反革命;1967年春天,又有一大批青年学生因为响应毛中央的号召而发出的言论和采取的行动被关进牢狱;而此刻,南昌七中的青年学生仅仅因为给省革委领导说了几句温和的不同意见就被打成反革命。这实际上都是政治迫害。其实,对于实践中的“三查”运动,我也认为存在政治迫害。怎么表达这一层意思?当然,我只能从毛的思想中寻找合法性。在1966年秋冬,我们曾经用过反政治迫害这个词。但是,眼下,对于“四七意见”,对于“三查”运动,似乎不适合用这个词。我想到1966年我们反政治迫害时毛泽东肯定的一个名词“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于是写了一段:对人民群众的态度,是保护还是镇压,一直是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当前,将人民群众对新生红色政权的善意批评一律当做反“三红”,又一次将左派打成反革命,这是对于广大人民群众的镇压,是对毛主席最新指示的公然对抗,是新形势下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集中表现。 著名经济学家杨小凯去美国后仍坚信文革中造反派反政治迫害运动的合法性合理性,是他的文章让我从文革后伪文革史的霸权话语中觉醒过来,重新审视1968年时我内心深处的想法。然而,我反对政治迫害的希望是建立在毛的思想和体制的框架内,这样显然的空想和不现实却不可能被当时的我觉察。而且,另外一些更早遭受政治迫害的人,我也没有觉悟对他们的人权的尊重。最明显的就是对1957年“右派”的看法。文革后读了大量史料和研究文章,才知道1957年的“右派”有许多人是与1966年造反派思想同构的。从某种意义来说,造反派不过是1966年的“右派”,而“右派”不过是1957年的造反派。在整个文革中,我都认为“右派”当时不是主要危险和文革主要对象,但始终不承认“右派”与造反派的思想与经历的类同。对于1957年划为“右派”的人们,我当时完全没觉悟,而采取彻底回避或口号批判的态度。 对于“四七意见”的表态,我细斟细酌,最后采用了这样一段话:南昌七中的“四七意见”、“四二二宣言”不是右倾翻案的代表作,不是右倾保守、右倾分裂的焦点事件,反“四七意见”不是当前斗争的大方向。 最后一句,起初写为:全省反“四七意见”的做法扭转了当前斗争的大方向。后来改为:反“四七意见”的某些做法有可能转移斗争大方向。最后考虑再三,才改成这样。这样的考虑,基本上是保存观点实质,削弱锋芒。 以唯成分论为核心的血统论,在文革前就压得许多人喘不过气来,在1966年8月被血统论红卫兵推向极端,成为血腥“红八月”的旗帜。1966年“红八月”的破“四旧”、抄家风引起了文革中第一次大规模死人的高潮,血统论也因此成为文革中第一次人权大灾难的黑旗。因为这一旗号干扰了毛泽东对党内另一“司令部”的打击,它受到了文革当局的批评和批判,造反派借机掀起了对血统论的围剿。在这一过程中,北京青年遇罗克表现出最高的理论和历史视野。1966年下半年开始的一年多,血统论成为过街老鼠,陷入空前的低潮。但在1968年春天,借着清理阶级队伍(在江西具体化为“三查”)运动的兴起,血统论正在恢复并迅速扩展和复兴中。江青有关清理阶级队伍的讲话中,重点在历史上有种种所谓政治历史问题的知识分子;而程世清的“三查”(查叛徒、查特务、查现行反革命),查叛徒特务的口号表面上简化了政治历史问题的重点,加大了其合法性,实际运动中远远超出这个范围,江西省千百万人的个人历史都放在程世清的超级哈哈镜面前接受严酷而荒谬的审查;而所谓现行反革命,实际上只是不同意程世清上述指导思想而又完全没有通常历史问题的各类群众特别是1949年后出生的人。所以,对于正在兴起的“三查”运动以所谓家庭出身和历史问题作为最重大的敌我分界线的强烈反感和反对,其实是集中反映了我们对血统论复辟的态度。 毫无疑问,我们与程世清的核心分歧,就是对“三查”运动的看法。 经过思考和琢磨,我就此写了三点意见: 1. 坚持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方向。 清理阶级队伍是江青提出来的,程世清的“三查”运动不过是它的江西加强版。因此,我们不能正面讨论它的是非。前一段时期,我是将清队理解成文革运动到了后期,按照文革“16条”的意思,有少数坏人留到运动后期处理。那么,将少数混进造反派队伍的坏人清除出去,就是比较容易理解的事情,也是我们当年可以接受的。但是程世清的“三查”却给了我们完全不一样的印象。现在中央又提出反右倾翻案,那么,坚持这个斗争大方向,就可以有效地矫正程世清偏离中央大方向的错误。程世清理解的文革是国共斗争的继续,就是造反派里有国民党的基础,就是用“三查”的办法清除他们;我们理解的所谓右,则是主张血统论为核心的唯成分论,主张矛头指向传统阶级敌人,反对造反,将一切造反归于“反三红”。我们的斗争方向,是已经演变成与国民党一样(当然国民党的形象是官媒教给我们的)的特权阶层,我们所要斗争的,不是残留的敌人,而是新生的敌人,不是已经打翻在地的敌人,而是盘踞在权力层的敌人。如何看待江西的右倾翻案风?主要表现就是翻毛泽东御批的“红六条”的案。因此,将斗争矛头对准翻红六条案的那股翻案风和翻案势力,就是我们抓住的所谓斗争大方向的政治和策略的双重合法性。 2. 对派性要做阶级分析。 我在这里引述了毛泽东的两段新公布的指示,这是1968年4月27日《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对派性要进行阶级分析》中公布的,一段是:“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历来如此。”另一段是:“除了沙漠,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一万年以后还会是这样。”我以两段“最新指示”为依据指出,前一阶段笼统地反派性,将无产阶级革命派与保守派的派性混为一谈,并进而以反派性的名义将造反派镇压下去。对此,我指出,对派性要做阶级分析。右倾机会主义、右倾保守主义和右倾分裂主义是群众运动中的右派,是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内部的贵族别动队,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御林军,本质上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同盟军。“四七意见”认为“三查”运动中是老保翻天、造反派受压。我当然非常清楚地感受到了这一趋势。但我没有使用这个词语,而是强调,毛主席批准的“红六条”不能翻。因为毛的批示所赋予江西两派定性的合法性,至少没有人敢于公然否定,而坚守红六条也是对于眼下这个主要的右倾翻案风的有力阻击。 3.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 程世清搞的“三查”,对于历史问题,完全冲破中央历来发布的政策文件;对于所谓反革命两面派和现行反革命,则完全没有政策界限,只要你不同意程世清,你就是反革命。起初想写一段应该将“三查”运动纳入到中央部署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后来考虑这个说法有一定风险,就去掉了。重点谈在清理阶级队伍中要注意政策。我强调,在“三查”运动中,要牢牢掌握党的政策,要重调查研究,重证据,防止将有缺点错误的造反派打成阶级敌人。强调当前斗争大方向是反右倾翻案风,强调在“三查”运动中要注意政策,这两条是我所能想到的矫正程世清“三查”运动扩大化的策略。当然,我所提出的这些意见,只是提醒全省人民注意。实际的作用,也许只是螳臂挡车。 在这些搜肠刮肚费尽心机拼凑的观念和话语中,充满了1968年春天流行的意识形态概念与名词。尽管当年我们只能在毛泽东的文革思想和文革部署中寻找与程世清斗争的合法性,然而,对抗或减缓程世清“三查”运动的锋芒,是我们当时与程世清分歧的焦点,也是“五七意见”的重点之一。 第四天,5月1日白天,我在一中继续关起门来起草《吉安一中井冈山兵团关于当前运动的几点意见》的初稿,全文11条全部写完。 5月1日晚上,兵团常委和部分骨干在一中讨论我写的这个意见初稿。大家都说写得好,很全面,理论性很强,但好些人都说,没有棱角,不大胆,过于谨慎。确实,这一次我心里的感觉和以往不一样,我始终在把握一个比较谨慎的分寸。 第五天,5月2日,我们步行回到吉水县阜田公社,这是我们支农的吉水分团总部所在地。稍息片刻后步行前往枫江公社,紧接着就在枫江公社召开了各连排的负责人会议,主要内容是介绍南昌的形势,以及一些兵团常委讨论的意见和态度,通报我们将就省市运动发表若干重大意见。 鉴于“四七”的教训,被说成有什么“反革命三凑合”,有什么“脑门上有皱纹、嘴巴上有胡子的人”背后参与,为了不被抓辫子,当时我们决定:所有教师不参加这次活动,包括兵团常委中的两名教师也完全不参加。这一点,在事情还没开始的时候就公开宣布了。我们至少要让我们所有参与者自己明白,这次没有任何有胡子有皱纹的人参与。如果将来有人指责有黑手的话,我们自己心里是有数的。所以,在这天的大会上,明确宣布了这一条。 我没有参加这个会议,而是在隔壁房间里继续修改和完成这个意见稿。一方面将其他几人草拟的段落意思吸收插到相关文字处,另一方面,将前一天晚上讨论提的一些意见吸收其中。由于多数人觉得原稿调子太低太稳,略微提高了一点调子。 2日晚上继续开会讨论,最后修改出的初稿连夜交付油印。 第六天,5月3日,兵团向各连队散发了大字报初稿的油印件,征求意见。我走路回到尚贤公社。 第七天,5月4日,我随整个支农大军撤回吉安。此时,早稻插秧基本插完了,基层革委会成立的工作也基本上结束了。按照上级的部署,我们吉水分团结束了支农任务。早饭后,我们走了几十里路从尚贤公社回到吉安。当天下午四点多钟,我走了一天路回到家里,突然得到消息:我祖母当天去世了。 我祖母是1888年生的,1968年正好80岁。她是在老家河东留家店村去世的,所以我当时就跟我家里人又步行十里路,回留家店去办祖母的丧事。从后来的历史看,祖母在“三查”高潮到来之时去世,也是她的福分,否则1968年下半年我父亲成为“三查”对象,我也被分配单位辞退失业,一家人分散下放各地农村,遭遇1949年后最大的家庭灾难,她如何受得了。 第八天,我是在乡下呆了一天,在办丧事。 第九天,5月6日,祖母下葬。尽管三天丧事未办完,我心里有事,就一个人步行回到吉安。路上遇到大暴雨,全身湿透。晚上十点,其作打来电话,叫我连夜赶去讨论《意见》。我说不去,无论如何今天都不去学校,我身体吃不消。他说,明天七号,就是“四七意见”一个月,他们商量想要明天抛出去。我立即想到,明天是毛泽东“五七指示”两周年,明天抛出不合适。我回答说,等一天吧,又强调一句:最后的定稿我要再看一遍,这之前不能抛出。 晚上很晚,我已经睡了,刘传祯、黄其作两人又骑着单车冒雨到我家来,把我“劫持”走。没办法,我跟随他们回到学校,又连夜讨论。一直到此时,还有个别人主张提高调子,主张明确表态要支持“四七”,“四二二”,要明确肯定它。并且说,如果不正式表态支持“四七”、“四二二”,他们就不参加了。 尽管如此,我仍然坚持基本立场和基本调门不变。这张大字报的主要文字责任,毫无疑问是由我来承担的。而且当时我只能服从多数。如果当时多数人主张高调,我可能只好服从而且只好参加并承担主要后果。未来追究的时候,我的温和立场完全不会成为从轻处罚的依据,那是我非常清楚的。但我的温和立场主要不是对于后果的考量,而是内心真实地认为,“四七意见”是有若干缺陷的。不仅有战术上的策略上的缺陷,也有理论方面和具体提法方面的缺点。在这种缺点已经暴露并被我们认识时,我认为简单表态完全支持“四七意见”显然不是正确的态度。会议上没有常委发表否定我的基本表态的意见,最后的决定,是让我根据今晚的讨论最后修改定稿。没有一名常委将某个表态或提法向我强调,所以实际上是向我授权修改定稿。 “五七意见”是文革中我完全按照自己所理解的正确观点、完全不考虑个人得失的最后一次行动。从文革“造反”这个词的本来意义来说,这也是我在文革十年中的最后一次造反。“五七意见”的失败是我从幼稚走向成熟的开端,从后来的历史看,这个过程很长。但是,在我一生中,20岁之后再也不参加政治意义上的主动的有组织的造反行动了。即使在毛泽东活着的那些年里也是如此。有人说,20岁不造反是良知有问题,50岁还造反是脑子有问题。50岁之后我固然不造反,在20到50岁那三十年,我也基本上是思想造反,行动不造反了。不过,在18岁到20岁那二年的奉旨造反或者借机造反,给我一生造成的损失和收获,对于我一生的影响,当时我是不可能估计和预料得到的。
第四章 “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5月7日是筹划“五七意见”的第十天。这一天发生了许多的事情。白天,我在最后修改定稿的过程中遇到了一系列劝阻。晚上,“五七意见”正式通过。整个一天,我都处在一种明知将失败仍义无反顾的悲壮心绪中。文革之后读到先哲的一句话:“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心里一动,回想参与“五七意见”时,我的心情,就是这样。
亲友们强烈反对我参加 在我参与“五七意见”的过程中,亲人和朋友,有许多反对的声音。 首先,家人是一个劝阻的力量,家人没一个支持的。 母亲给我写了一封信,叫希臣交给我的。信中回顾文革开始这二年我的行为屡屡引起她忧心的诸种事情。特别提到两次:一是1966年10月,血统论猖獗时期,我与同班同学三人,逃出吉安,步行北上,前往北京,半个月没有任何音讯;二是1967年3月,“二月镇反”之后,我已逃出吉安去北京多时,音信杳然,她听说我已经在路上被抓,十分担心害怕。她说,幸亏后来毛主席派来解放军,建立革委会红色政权。因此,不能不听解放军的话。她可能风闻了我们与江西王程世清有不同观点,并可能公开发声,因此担惊受怕。在文革十年中,我和我的家庭经受了巨大的坎坷和磨难,母亲以非凡的胆识勇气带领我们全家渡过劫难,一个也不少。但我自己这时已经被革命意识形态和毛思想彻底武装,虽然理解和抱愧于母亲,却未听从。我要到了自己做了父亲,才深深地理解了母亲当年的心情。 其次,朋友也是一个劝阻的力量。我一中的许多同学,井冈山兵团的老朋友,从前井冈红三司的骨干,多没有参加“五七意见”而且反对我参加。 这天上午9点多,我回高三(2)班学生宿舍取东西,正好高三(1)班的彭希臣和与我同是2班的欧阳天博和万翔鹏在。我们四人多年来的同窗友情在文革磨难中加深,他们也都是我的至交。彭希臣和万翔鹏说,明摆着的事,这次即使赢了,你也得不到任何好处;如果输了,那就是你一个人倒楣,其他人跳得再高也没有什么事情。彭希臣从高二小整风讲起,历数一中文革中所有大事情,无不证明这一点。 欧阳天博是兵团常委,参加兵团以来对我言听计从,与我从来都是同进退共患难。这次在“五七意见”的观点上与我并无分歧,但他这次选择不参与,第一次与我不同路。 他们三个人意见一致,都劝我别参加,算了。 我没有正面回答他们。他们所言,并非不是事实。我的感觉和顾虑,与他们相近。这是我们这一代所经历的中国国情的非常重要的特色之一。诸葛亮是真正的统帅,但是做皇帝的只能是刘备;在共产革命后来的历史叙事和文学叙事中,胜利了主功不能属于知识分子,而失败了他们就必成罪魁祸首。在文革中,无论是造反派还是保守派,一把手只能是出身好的人,而且一般决不能是主要笔杆子。但一旦追究罪责错误,笔杆子一定逃不脱。尽管我与他们所有人同龄同学,可是我却不知怎么地有一个特殊的精神形象。我出身不是红五类,但也不是黑五类。从高二小整风以来的每一次整肃,那些出身好的贫下中农子弟,往往都成了上当受骗的人,只有我永远是挨整的主角。而每次成功之后,胜利果实总是离我远远的。比如,任何一级革委会我都不是委员,这个在他们看来吃亏的事实,后来成为我避免大清洗的幸事。这一类政治故事背后还有一个基本背景,就是反动的血统论在全社会显层意识中的泛滥,这在文革中非常典型。 他们三人说的,并不是我正在撰写的意见的是非对错的问题。大概他们没有任何人想过我的观点有错的问题。他们说的是我所参与的事情的后果问题,他们认为后果对我非常不利。可以说,在这两点上,我们分歧并不大。我认为自己观点是对的,我也认为后果肯定对自己不利。我想,既然我觉得我的观点是对的,那就坚持真理。对的就要坚持,不能够从利益去考虑。认为是对的,却因为对自己不利而不做,而放弃,这样在中国通常是多数成年人的选项,当时却还没有自然地成为幼稚的我的当然选项。他们七嘴八舌近一个小时的劝阻,触动了我却没有说服我。
两位重要的支左干部专程来劝我放弃 支左部队的态度,当时是对我影响最大的外部力量。 我从宿舍回到吉安一中办公楼二楼,6810部队的马安荣和6812部队的孙德洪就到了我的房间。老马是6810部队分管吉安学校片运动的支左干部,他是辽宁人,虽然黑黑的皮肤,壮实的个子,一副军人气概,却是笔才口才响当当的师宣传科的干事,是广大吉安学生佩服喜爱的良师益友,也是我认识的支左部队干部中印象最好的一位;孙德洪是6812团副参谋长,是曾经驻扎在一中支左的军宣队中的最高长官。孙副参谋长在我们心中是位敦厚长者,他遇事沉稳,说话温和,从不发脾气,是个难得的好人。后来他任新干县革委会副主任,几年后我还去新干找过他。 当时一中支左小组的组长是连指导员仇武兴。他反对我们的观点,但没啥威信,起不了什么作用。支左部队派出教育片最高的两名支左人员来一中做工作,可见上级领导对此的重视程度。 他们俩拿起我桌上的“五七意见”草稿的打印稿,慢慢看。老马每看一条都仔细地和我交换意见。我也详细给他们介绍和解释我的基本思想和观点。 老马一边读一边说,这个稿子比“四七意见”写得好多了。难得的是,我文稿中的多数内容老马都表示肯定,仅仅对一两处地方表示否定意见,主要就是涉及“四七意见”的那一段。 老马说:“我们认为这个表态是错误的。因为省革命委员会已经说了‘四七’是反革命纲领,你们这样做是错误的。”他眼睛看着我说,“把这一段删除就好了。”我看着他,微笑着没有回答。现在文稿关于“四七意见”这个表态,已经反复斟酌了很久。我觉得删除这样一个已经很温和的表态,在兵团内部很难取得共识。 老马又说:“你们这个不是毒草,你们不是反革命夺权的黑纲领(这是‘四七意见’的罪名)。最好不要抛出去,但是抛出了也不要怕,我们也会正确处理的。我们的态度是先跟你们交个底,我们认为你们是错的,但是你们不是反革命。不抛出最好,但是抛出的话也不用害怕。”最后这句话他重复地说,我当时的理解是,老马实际上也是支持我们的观点。他作为军人,必须遵守纪律。他不能支持我们。但是,他又是爱护我们的,他希望我们不要摔跤。我后来理解,作为主管学校片的支左负责人,他一定听到了他的首长甚至是于厚德的内部指示精神,才采取了这种态度。老孙话很少,他与老马大的态度基本一致。我想,这也是当地驻军直接到第一线来调研动态,以便回去研究对策。而我们也因此知晓了当时主宰我们命运的支左部队的态度。 最后,他俩告辞。走到房间门口,他俩都非常诚恳地劝我,再考虑一下,不要抛出这个意见。
柯云路同意我的主要观点但预言我们必败 支左干部刚走,柯云路(当时名叫鲍国路)又敲开了我的房门。 柯云路后来在八十年代发表了轰动全国的长篇小说《新星》和同名电视连续剧,以及小说《夜与昼》和《衰与荣》,成为描写改革开放和当代中国政治的著名作家。他当时是北京101中毛泽东主义公社的中学生造反派,1967年春天来吉安串联,我们相交相识几十年,他也是我的北京朋友中很有思想和才气的一位。 那天上午他特地来到我写作的房间,我给他看了“五七意见”的油印初稿。他说,你对形势的判断与我相近,你的观点我全部赞成。不过我有一个预言,你们这次不会成功。为什么呢?他说,程世清是代表林彪来江西夺权的。林彪不倒,程世清是不会倒的。而目前林彪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主要成员,肯定不会倒的。所以不管你们反程世清是对还是不对,这一次的胜利也只能是属于程世清。 正确的不一定就能胜利,我是懂得的。咱虽然不是“搞政治”的老手,但是也搞了一年了,经过了一些事情,也吃过不少亏。另外,历史上无数正确的人失败的事例也读过不少。只是他这个判断的思路比较独特,并且这么赤裸裸地说出来,当时对我震动不小。 这里还有一个小背景要交代。1967年时有柯云路曾经反林彪的传说,似乎吉安的保守派也曾经想抓这个辫子。文革初期,北京的笔名伊林、涤西的两名中学生,曾经公开写大字报,批评当时红得发紫的林副统帅。这两名学生被抓后,与他们有过交往的柯云路自然受到牵连。因为柯云路在吉安比较活跃,对立面可能也透过什么途径去搜集黑材料,或者散布流言蜚语。我所风闻的不准确的小道消息,有的说柯云路是高干子弟,联动骨干;有的说柯云路曾经在日记里写过一些怀疑林彪的话,被伊林涤西看到,写在他们的大字报里,后来这俩学生被抓了,供出来说是看了柯云路的日记,里面有这样的思想……我知道柯云路是知识分子家庭出身,与联动思想是完全对立的,所以前一类谣言我从来不信,而且总是当场辟谣。而关于后者,我一直没有准确的信息。1967年3月我在北京听过这样的消息,有人写大字报,“打倒窃国大盗袁世凯”,据说这里的窃国大盗是影射林彪。意思似乎是说,当时有点像辛亥革命的时候,最后胜利果实没有落到真正的革命派手里。林彪像袁世凯一样,靠军事实力窃取了文革的胜利果实。我听说这张大字报时,出于对毛泽东的崇拜没有对林彪产生任何怀疑,对于伊林、涤西的大字报也从未细思。至于柯云路与伊林、涤西是否有关,我也没有当面询问他。今天,当柯云路对我评析程世清的兴衰与林彪的关系时,这些信息不由得在我脑中闪过。 1967年柯云路在吉安搞了几个月文化大革命,他与吉安群众组织的好些头头都有交往,和我也很熟悉。前几个月,即1968年初,井冈山专区革委会成立时,吉安邀请了一批1967年在这里参加文革的北京学生来参加庆典。那次柯云路没有来,但他托北京101中黄以平送给我一张照片,并且转告我一句话:恢复高考,一定往北京考。当然,那是几个月前的想法。现在似乎变了。考大学已经明显不可能了。这次他来吉安,似乎是想来井冈山插队,好像还专门为此与专区革委会副主任萧文彪长谈过。此时离毛中央安排中学生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还有好几个月,柯云路这么早考虑这事情,也许是有长远政治打算的少数人才会有的举动。我那时候正忙于眼下的“五七意见”,没有与他详谈此事。前一年他来与我们一起反击镇压学生运动的逆流,现在他想的却是上山下乡。我们关注的问题的差异,应该反映了北京与外地的形势差异,也表明他以及他周围的北京青年人中我们这一代的先进分子思考的问题,与我们有差距。从他们关心的问题,好像当前文革的政治斗争不在中心,好像他们在思谋更长远的问题,好像文革已经接近尾声。 (左图:1968年的柯云路。) 我说,其实我们没有让程世清倒台的想法。但是他错了,批评一下不可以吗?柯云路说,政治可不是这么说的。 我说,要说军队干部大多是好的,但去年在文革中不是很多人犯错误吗?难道新生红色政权(指所谓革命委员会)就不可能犯任何错误吗?柯云路说,形势变了,即使他们犯了什么错误,不碍大局,也不会怎么的。 1968年春天,上层发生的大事情只是打倒杨、余、傅。公开处理他们的大会上,最高最多的调子和主要的所谓中央首长讲话,是批判给“二月逆流”翻案的那股邪风,是批判右倾翻案风。但细数起来,这三人其实都没啥右倾翻案的言行。追黑后台好像主要涉及聂帅,而聂在去年的“二月逆流”中既不是主将主帅,此后也不见有此类言行。在此前此后的全国的群众派性争斗中,也没有什么明显的杨、余、傅影响。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杨、余、傅事件显得有点诡秘。多年之后,我对此的判断是,批右倾翻案风主要是中央文革的意思,倒杨、余、傅则主要是林彪的意思。很明显,军方势力与中央文革此时是互相配合或者说互相勾结的,但也明显是有分歧的。后来回想起来,这种感觉,在1968年春天我其实是已经产生了,但还很不明确,也不敢往深处想。这里的军方势力,我当时想到的是黄永胜和程世清,而绝不可能往上想到林彪。对于林彪,当时我印象不坏,甚至可以说很好。此时他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副帅,一直到1971年9月18日早上我非常偶然地得知林彪出事的消息之前,我绝无胆量也没有可能怀疑他。 我内心一直有这种思想准备,就是这一次我们可能会失败。我心里的想法有两点是明确的:一是我们的观点是对的,二是我们的行动会失败。 柯云路与我的谈话,对我影响很大。从观点的层面说,我们分歧不大;从对后果的估计层面来说,也分歧不大。他预言我们必败,我其实有同感。但他的思路与我有明显不同之处,而且他以非常直率非常透底的语言说出来,却引起了我内心的震动。 柯云路只预言了我们会失败,但他没有像其他人那样劝阻我们。 历史最后证实了柯云路的预言,一直到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之后,程世清才于次年(1972)垮台。又过了2年(1974),“四七意见”和“五七意见”才获得平反。 在一中学生食堂用过中饭之后,我送走柯云路,回到主楼房间,一个人发了一会儿呆。 今天上午所有反对和劝阻我的人,没有一个人说我们的思想和观点错了,都是说我们会失败,失败了会很惨。 明知会失败为什么还要义无反顾地行动呢? 可以说,良知与理性的矛盾贯穿我一生。在人生的早期,对与错,赢与输,前者始终排在优先位置。往往是只问对错(当然是当下自认为的对错),不问或少问输赢。后来逐渐长大、变老,经历的磨难多了,这个原则就开始改变。对于事情后果的掂量就越来越理性了。但是,幸运的是,在我一生中只面临过一种两难:为良知殉难还是忍辱负重或偷生。至于保持良知还是冲破良知底线而损人利己这样的两难,我有幸不曾面临过。 从高二小整风开始,我就与政治课教师强迫灌输给我的“驯服工具论”作斗争。1967年,报刊上开始批判刘少奇的“驯服工具论”。刘少奇直接说,要我们做党的驯服工具。我到文革后阅读史料,才知道原文前面还有“绝对”两个字,也就是说,刘同志要我们做“党的绝对驯服工具”。文革其实比现在的年轻人想象的复杂多了。那两年处于1949年后非常特殊的一种状态,我敢说,批判奴隶主义和“驯服工具论”这种所谓大批判造成的实际后果,当时没有一个人能够全部把握。对于一个省的第一把手的言行正确性可以如此轻易地怀疑和反对,在文革前极少有人做得到。除了一般意义上的坚持正义和真理,当时还有一个简单原则支撑我们:政治斗争中不免有一时的冤屈和失利,但只要毛主席在,最后一切都会理顺。我们只须问是否符合毛的思想。符合就干,不符合就不干。这是文革教给我们的最重要准则。等到后来毛泽东去世,这一原则虽然还惯性地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好些时日,最后当然破除了。 如果说,江西几千万人,也就我们少数人吭声了。难道群众不是真正的英雄吗?难道别人没有我们水平高、觉悟高吗?为什么我们不怀疑自己的辨别能力? 我认为正确的事情,应该坚持下去还是因为压力和引诱选择放弃?我今天认为是正确的事情,明天还一定会认为正确吗?我想,这是两个问题。 “四七意见”已经遭到残酷的镇压。南昌东澄宇以及他的同学师友们都深陷高压之中。我当然很容易想到失败的后果。回想一年前的“二月镇反”,我迎着反革命的帽子和牢狱,一点都不感到害怕。其中重要原因是我那时比此时更幼稚,也比这一次对后果更有信心。那次,我认为坐牢即使是不可免的,也是短暂的。因为我认为毛主席一定会扭转危局,会救我的(我的同代精英遇罗克和杨小凯当年也都这样想过)。而这一次不同。我认为胜算小,失败的可能性较大。现在的人们绝大多数不能理解我们当年的想法。为了一个自认为是正确的目标毫不犹豫地步入险境,牺牲自己的根本利益,被自己所认可的政治力量打入惨景,无穷无尽的批斗和拷打,千人唾弃万人叫骂。为什么当时我们并不害怕并不犹豫?我后来回想,那是因为我们那时还保留了两个重要品质:一是天真(褒义),一是幼稚。 最后,我的决定还是:义无反顾。 我最后一次浏览并修改文稿,全篇尽量统一成我一个人的文风。最初草稿中其他人写的几小段全部改写了。我将文稿的第一条“形势”改成前言,这样,原来的11条意见变成了10条。 毫无疑问,这篇意见最敏感之处,就是对南昌“四七意见”的表态。 最核心的句子是:“四七意见、四二二宣言不是右倾翻案的代表作……反对它们不是当前斗争的大方向。”这已经几次讨论形成共识,我保留了这一段。 在这句话下面,原来写了“镇压四七意见是新形势下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集中表现”。我考虑不提“四七意见”来降低敏感性,改成“镇压响应中央号召起来反右倾的革命群众,是新形势下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集中表现”。过了一会儿,我又改成“对于响应中央号召起来反右倾的青年学生进行大规模的打击与镇压,违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也不符合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尽管这段话完全没有提到“四七意见”,但却暗指了程世清当前的言行。最后定稿时,我斟酌再三,全部删除了。 这个最后的表态比坚决支持“四七意见”要弱了一些,但是在政治上所起的作用是一样了。因为在当时要求和省革委程世清保持一致的情况下,我们的态度还是唱反调性质的。 关于当时的反右倾翻案风和“三查”运动,我强调了反对翻“红六条”的案,对于有缺点和犯了错误的造反派要在批评教育的同时加以保护,给出路,给改正错误机会等等。对于这些我们与程世清的主要分歧,都没有点名。全篇文章没有一处点名批评江西省革委任何人。 总之,我把每一条每一句话再看了一遍,将最重要的几段仔细斟酌了一番,定稿了。 有一个与我的年龄不相称的念头环绕心中:历史将怎样评价这件事。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说,将来的历史书上会写下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太渺小了。我是在广义上思考,在历史的长河中,最后的结论,我们是做对了还是做错了。这种历史意识,究竟是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对我的影响和潜移默化,还是传统中国文化和历史观代替道德信仰对我的影响?我认为程世清在“三查”运动中罔顾政策界限和对“四七意见”的镇压,是恶意剥夺人民群众善意批评的一切权利,对广大人民群众不是保护而是镇压,这样一定会将江西的文革引向歧路。而当我将其言行与当年我们判定一切事情对错的坐标——毛思想来对照时,我认为他也是不符合的。我认为,按照程世清的路线走下去,文革将走向邪路,文革将失败。程世清虽然官高权大,但他的思想是不符合毛思想的。这种在几十年后的人们看来近乎荒唐的历史悲剧,当时的我是深浸其中而无法辨析的。 文革时我写过一篇文章,说“当美国青年在跳扭摆舞时,我们在为防止修正主义而战斗”。当时对我们影响较大的毛泽东1965年的“七三指示”说,我们还“将亲身参加埋葬帝国主义的战斗”。20岁的我们,在为一个毛泽东所号召的理想奋斗。我们那时候绝对想不到,这个理想将来会被毛的继承人抛弃,也会被我们自己所抛弃。一代一代理想主义的热血青年,他们的献身与豪情,常常被后人视作幼稚甚至愚蠢和邪恶。当我暮年的时候,自己也发现并承认了我们年轻时的幼稚。但是,与那个年代的中年人和老年人比,与21世纪的年轻人比,1968年时我们的幼稚天真比起充斥这两个时代(包括知识精英,也包括政治精英和商业精英)的泛滥的无耻,我们的惭愧仍然是绝对不同频道的。 那是个决定生死的下午。前面很可能是万丈深渊,我也还有收步的机会。但是,我没有太多纠结和踌躇。回顾我一生,这是我至今不大后悔的一件事情(无论是文革中还是文革后,我都有许多后悔的事情)。我认为这是我成长过程中难以避免的一件事情。从价值观上和策略上说是有对有错,从做人上说是没有什么大错的。 无论是1968年还是五十年之后的今天,政治上的所谓意识形态或者路线正确之类说法,过几十年就可能会被颠覆。再过一百年,有些则很可能沦为笑柄。但是,面对不义不公,挺身而出;面对剥夺基本人权的暴行说“不”,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不因为压力和引诱而放弃,这些是否有更加长远的价值正确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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