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 天》第一一九期
抢救文革回忆 积累文革资料 交流相关信息 促进文革研究
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18年10月30日第119期
本期目录
〖广西文革专辑2〗
书海泛舟
林 猛 读黄玉梅编著《追求与命运——造反派自述》 杨建平 我的文革路(《追求与命运——造反派自述》选读) 王反修 “5•21”事件始末和我的文革经历 (《追求与命运——造反派自述》选读) 傅德怀 我参与的交枪和冒死上书(《追求与命运——造反派自述》选读) 黄玉梅 我的几个同学之死(《追求与命运——造反派自述》选读) 黄玉梅 就《柳铁一中大事记》中关于文革历史部分的一些意见 致李遂武老师(《追求与命运——造反派自述》选读)
编读往来
本刊第117期张一哲文中一处人名更正 —————————————————————————————————— 〖广西文革专辑2〗说明
本专辑文章均选自黄玉梅女士编著的《追求与命运——造反派自述》一书(自费由国际炎黄文化出版社出版,2016年)。所选各篇均重新作了修订补充。 这是一本有关柳州铁路地区(简称“柳铁地区”)文革的民间口述史,叙述者大部分是柳铁地区造反派的头头和骨干,少数是柳铁地区文革受难者的家属。对于一个处于城市边缘的小小“柳铁地区”,许多人是陌生的,但只要经历过文革的人就都不会不知道1968年那个标志了文革运动重大转折的中央“七三布告”,那个由毛泽东批示“照办”、以中央名义宣判了广西造反派死刑的布告中所列举的“抢劫援越物资”、“中断铁路交通”等弥天大罪,就都是因发生在柳铁地区、当地军政领导应负极大责任的事件而对造反派的蓄意构陷。在随后那个杀气腾腾的中央首长“七二五讲话”中,周恩来当面训斥柳铁地区造反派代表王反修:“你真反修还是假反修?……你不是王反修,是忘记了反修,是忘反修!”在那次接见讲话中遭到中央领导人重点批判的造反派红卫兵文章《今日的〈哥达纲领〉——评“倒旗协议”》,也是柳铁地区一个造反派中学生积极行使“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权利之作,却被康生撕下“大民主”的遮羞布,悍然宣布其为“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大毒草,还蛮横地认定中学生写不出来,背后有“黑教师”…… 黄玉梅女士在此书的自序中说:“现在五十五岁以下的人,对文革完全没有直观的记忆和感受。由于种种原因,文革至今没有得到广泛深入彻底的反思。因而对文革的误读、遗忘、改写,文革的思想理论、行为方法甚至语言风格,都已形成集体无意识而被承继下来,这里那里,让人触目惊心。”她痛感“未经正视和直面的历史,在新的条件下会披上新的画皮,戕害社会和我们的生活。甚至赤裸裸地继承下来,沿袭着五十年前的价值观念、思想方法、行为方式,对抗历史前进的潮流。”因此她从2000年开始,多次返回广西,访问那些当年的造反派,“那些本来是普普通通积极上进勤奋工作的工人、学生、教师、机关干部……那些在运动中冲冲杀杀,一度以为得了天条,亢奋无比,后来又历尽坎坷的人们,倾听他们的回忆和讲述。我不是文革研究者,我只是一个参与者。我只希望真实地还原当时事实,一个个人真实的经历和思想。”“他们的讲述使我走出了固有的视野,从新的广度和深度认识文革。对于我,一个曾经是他们队伍中的一员的人尚且如此,我坚定了关于他们的经历和思想对于反思文革的意义的认识。” 黄玉梅(右图为近照)多年来孜孜不倦所做的工作,是将这些口述记录整理成文,形成文字稿后,再交本人审阅,订正有出入之处,修改后再定稿,往往要这样反复多次,力求客观和审慎。其间辛苦,局外人很难想象。她的访问遭遇了不少困难,但也得到一些当事人的热情支持和帮助。特别是原柳铁工务段的工人杨建平先生,在她采访之前就开始了对文革历史资料的搜集和对文革真相的追寻。从资料的无偿提供,到采访线索的联络,都给了黄玉梅大量帮助。杨建平得知自己换了绝症后,打长途电话给远在千里之外的黄玉梅,交代未竟事宜。还有高龄的王反修先生,帮助黄玉梅联络了相当部分的访问线索,陪同采访,初稿完成后,在与口述者反复核实的过程中,因黄玉梅远在千里之外,相当部分工作都由王反修老人协助完成。黄玉梅在编完此书后感叹:“他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自我的超越,对历史责任的主动承担,使我感动至深。” 黄玉梅女士简介:1947年生。1963年以全市总分第一的成绩考入柳铁一中高中,中学六年均系学校甲等优秀学生,多次被评为优秀共青团员和优秀团干部。文革爆发时为柳铁一中高三31班学生、校学生会主席、校团委委员、柳州铁路局系统学毛著积极分子、自治区第三届学联代表大会代表。参加造反派后被民主选举为“革命造反联合战队”(简称“联战”,系“四二二”观点的中学生组织)常委,负责宣传。后上山下乡,当过知青、公社集体干部、农技人员、工人,后一直从事中学语文教学,在繁忙的教学中从事教改科研,业余进行文学(新诗、小说、童话等)创作。2005年退休时,因其教学成就,同时受到七个私立复读学校的聘请,三年后终因放不下心中记挂,她婉谢了续聘,全力投身于文革反思和研究。网上笔名碧琼子。 —————————————————————————————————— 【书海泛舟】
读黄玉梅编著《追求与命运——造反派自述》
林 猛
读完了黄玉梅老师编著的文革回忆录《追求与命运——造反派自述》。这本书聚焦于文革时广西柳州铁路局地区造反派的遭遇,虽然广西在文革中由于地处中越边境而较为特殊,但柳铁实在不能算什么政治或文化的中心(大概最著名的一次事件就是1968年5月的所谓“抢劫援越物资”),因而不易引起人们的注意,但也正是因此,它所记录的一切可能更接近普通人的所思所感,我在阅读时就常常想,类似的故事也许就曾发生在我幼年时周围的人身上。 这本书另一个独特之处在于,它不是出自单一的作者,而是由黄玉梅组织、汇集了众多当事人的回忆材料,编撰而成(大部分作品都是她整理成文的)。从常理来说,这样的工作比之一个人独力撰写一本回忆录,任务不知繁重了多少,要多付出多少心血,这是可以想见的。抛开别的辛苦不论,编著者讲到她在搜集材料时的一次遭遇:在她记下一位无辜者的死难经过和他的妻子多年艰难上访的经历时,有两处细节需找死者的亲属核实。死者的孩子(就是这个孩子,当年只有三岁,在父亲带她回家的时候,目睹了父亲被人绑架。从此再没有见过父亲)却质问她:“你为什么到现在还在问这事?你的目的是什么?” 这样一瓢冷水虽然出其不意,但又多么符合后文革时代的氛围,符合普通人对所谓敏感事件的认知。但我们的编著者或许也正是从这里,更加意识到自己作为过来人的责任,意识到那些人身上无意识表现的那种态度和思维方式,正与文革一脉相承,那就是下意识地认为必须站在政治正确的立场,先声夺人,对人作政治上的诛心之论。这又从另一侧面反映出,文革造成的恐惧,尽管在中共中央提出“彻底否定文革”几十年之后,依然存在于许多人心中。文革,并不因我们忘却和无视就不存在。 这本书的作者(或口述者),大多是当时柳州铁路局造反派“四二二”派的成员,也有一些是受害人家属。他们有工人、学生、教师、干部……这样一个身份广泛的作者群,使我在阅读中意识到,即使是普通百姓,即使他们不能从大环境中得到支持,可是他们中很多人还是有强烈的愿望去记录、陈述自己或身边人的苦难,去思考那些不幸的根源,去努力为自己找回正义。 发现这一点,确实解答了我的一个疑团。因为之前一些文学作品(比如余华《活着》),完全是以另外的诗意的方式处理着苦难,把一切苦难都消解在不可抗拒的命运中,主人公由此而得到解脱,超然于痛苦之上。这类作品有意无意给读者传递了这样一种感觉,普通人对苦难的感受是迟钝、麻木的,不管多深的创痛,只要来自无法反抗的外力,人们都会习惯,都会抛在脑后然后进入新生活,从而再不留一点痕迹——这对他们可能也是更好的方式。然而,从这本书的很多作者身上(比如直到临终还一直在努力搜集相关资料、关注其他不幸者命运的普通工友杨建平,以及那些追踪和记录自己亲人遇害真相的作者),我们看到了完全不一样的态度,他们勇敢地与命运、与潮流对峙着。 然而,历史为他们提供的平台太少,除了一次次向冷漠的官僚体制申告之外,他们极少能有机会去公开倾诉自己的不幸,更多时候他们是将一切压抑在心底。 阅读本书的另一个启发是,许多自觉不自觉的文革辩护者,都会顺着文革发动者的言辞来强调,这场运动具有反官僚体制的性质。这里我们且不去争论这是否事实,但从众多作者的陈述中,我们却分外鲜明地感受到,这一运动的最独一无二之处是在于,彼时的权力当局积极地、大规模地去挑起和激化民众之间的冲突,而全无视自己维持安全和秩序的基本责任——这在人类历史上可能都是罕见的。以至于运动过去几十年后,我们仍然能感觉到它在人群之间留下的深深裂痕。 编著者黄玉梅披露的自己在文革前后的思想发展历程,又尤其给我启发:一个文革前样样出色、对党的方针路线亦步亦趋的模范学生和学生干部,猝不及防地被抛入新一波的运动浪潮中,由此产生了适应的困难,甚至成为别人为求自保而先发制人打击的目标,之后又投身造反派,最后在镇压造反派时又不得不在强大的压力下“反戈一击”……短短几年的时间,这一切变化是如何发生的? 她写道,当时在中学里,她作为学生干部当然一直关心政治,但这种政治却是写在书本和报刊上的政治,是现有权力架构中的政治,“是组织,是团委会,是上级,是包裹我的意识形态,是历来政治运动的导向。”但对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对学业以外的社会情况,她却是毫无所知的——这种情况即使在今天,也多么常见啊!只不过是政治术语有所不同。 她在文革初到北京串联的时候,直接目睹了一位女学生跳楼自杀,然而,她虽然感到恐惧,却不敢想下去,“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就无师自通地懂得,有一些东西,和主流不一致的东西,是不能想下去的,不能探究的,也是不能问人,无从问人的。只能把它埋在心底,或做一只鸵鸟,对它视而不见。”长久的、从幼年开始的政治教育已经在青年身上留下了烙印,让她知道思想的正确和安全的边界何在。 在“四二二”被定性为反革命组织后,黄玉梅面临一个困难的关口:是坚持自己最初参加造反的逻辑,还是完全放弃自己的思想,按照当权者给出的方向去思考?她痛苦而冷静地剖析了自己当年的思想心理巨变:“任何一个人,心中都会有天赋的道德底线和人性底线,例如尊重生命,尊重事实,同情别人,不能伤天害理,本能地维护亲情友情等。在正常的情况下,没有人会愿意违背这些底线。你被揪出来了,就成了另类,你自己就不是人了。巨大的恐惧下,你自己也有了原罪感,你的价值观念混乱了。除了主流意识之外,所有的活思想全部死光,思考能力全部丧失,你的信念轰然倒塌……” 如果没有这场运动,我们可以想见,像这位编著者那样年纪轻轻就成为校学生会主席、自治区学代会代表的中学生,体制为她准备的会是怎样一条道路——当然我们并不是要为她没有走上铺满红地毯之路而惋惜,事实上她现在达到的精神境界与思想高度是更应该让我们钦羡的。只是,她的命运发生的这种巨大波折,更向我们昭示了文革给那个时代的普通人带来了何等巨大的人生劫难,而且这样的劫难遍及城市乡村,深入千家万户,在“举国体制”之下,无人能够逃避。 平心而论,在阅读本书之前,我也曾经怀疑过这么一本回忆录——毕竟它涉及的只是那么一个城市边缘自成体系的狭小地区,又没有名人作为点缀——是否值得花时间阅读(请原谅我的这种功利或者说势利的阅读算计)。然而,在阅读的过程中,我的心里却因为这些不幸者的叙述、因为作者们不停止的求索而被另外一股热情占据。这股热情,只有在另一首著名的、描述更早一辈的中国人所经历苦难的伟大诗歌中才找到了最对应的表达:
黄河! 我们要学习你的榜样, 像你一样的伟大坚强。 这里, 我们要在你的面前, 献一首长诗, 哭诉我们民族的灾难。 ………… 20180707 —————————————————————————————————— 【书海泛舟】
我的文革路 (《追求与命运——造反派自述》选读)
杨建平
杨建平(1942~2012),文革爆发时为柳州铁路局工务段工人,养路班长。1958年初中毕业于柳铁一中,1960年参加工作。系单位的优秀共青团员,1963年被评为单位的学雷锋积极分子。1965年四清中系单位的四清积极分子。1966年参加文革。1968年被诱捕,在铁路拘留所关押七年,1975年由单位“领回”,交群众批斗。1989年平反。晚年从事柳铁文革的史料搜集和反思,在身患癌症的情况下奔走各地,访问文革参加者,搜寻文革史料。拿出微薄的退休金购买史料。2012年肠癌手术后,不幸并发脑溢血离世,终年70岁(上图为生前照)。 本文由编著者根据杨建平生前口述和文字资料整理而成,并在其生前经由其本人审定。
参加造反的初衷
我是柳铁工务段工人,家庭出身工人,本人出身学生,1960年参加工作。我1958年初中毕业于重点中学柳铁一中,在工务部门算是较有文化的。文革前,我年轻热情,积极要求进步,是工务段的优秀共青团员。1963年学雷锋,我又积极投入,是单位上的标兵,后来得到铁路局颁发的一尊雷锋石膏像做奖励,这在当时是很大的荣誉。 “四清”运动开始了,我又是“四清”积极分子,协助工作队开展各项工作。我每天兴致勃勃地忙着,觉得自己的前途一片光明。 “四清”中不断有人被揪出来批斗。工作队又给我们这些积极分子开出证明,让我们到单位上去查人家的档案,看哪些人历史上有问题,把他们揪出来批斗。 渐渐的,我感到这样不对,对这种做法开始反感。人家现实中并没有问题,历史上的问题已经做过结论,为什么又要去挖出来,再整人家一次呢? 538(铁路工区编号)工区有个巡道工,是个穷得伶打光的人。三十多岁还没有结婚。1960年大饥荒,有一个不知哪里来的流浪女孩流浪到538,无处安身。这个巡道工看着可怜,就把她带回来,当女儿抚养。五六年过去,那女孩长大了,愿意嫁给他,两人就成婚了。他工资低,老婆没工作,为了养活家人,就在住地附近的荒地开荒种菜,后来又养了鸡鸭,养了猪。 “四清”开始后,工作队把他打成“资本主义复辟的典型”,说:“农民都不能私自种地养猪,你是工人还这么做,不是复辟资本主义吗?”就开会斗争他。还开会斗争他的妻子。后来职工斗她不便,又组织家属和十几个学生斗。那女人是流浪女出身,平时见了生人说话都脸红,哪里见过这等场面?回家就上吊自杀了。 我很同情这对夫妇,对工作队的做法产生怀疑。 柳铁的文革,是从批判“四清”工作队开始的。我对“四清”工作队的做法虽然有看法,但我这样的老百姓,历来对党委,对领导,对工作队,是唯命是从的,看法归看法,怎么会敢于起来反对工作队、批判“四清”运动中的一些做法呢? 这是因为,首先是中央否定了“四清”运动中的“形左实右”的错误,接着又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初期派出的文革工作组。 广西地处偏远,柳铁的文革,比起文革的发源地北京,要慢一大拍,是从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始,更确切地说,是从得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开始。毛泽东在这张大字报中,指责前一段运动的做法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这让我联想到我们单位“四清”工作队的那些做法,想到那个冤死的巡道工的妻子……我似乎直接听到了伟大领袖的号令!于是,我们根据这张大字报的调子,开始造“四清”工作队的反,批判“四清”工作队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我参加了造反派。我年轻,在单位又算较有文化,文革前在群众中有一定威信,群众又把我选成了小头头。 源于心里一腔正义的诉求,我从这里出发,走进文革,也走进了后来的七年牢狱,走进后来十五六年的贱民生涯。
我所知道的邓承钢事件
邓承刚事件是文革初期柳铁地区的一件大事,是两派的重要分歧之一。 邓承钢是柳铁电务工程队总务室主任,转业军人,是文革初期由群众民主选出来的单位文革委员会负责人。一次群众大会由邓承钢主持,当时开群众大会,会前都有向毛主席敬礼、学习毛主席语录等程序。这些程序都由主持人带领。会后有人写了一份揭发检举材料,说邓在宣布程序时,讲了“向毛主席静默三分钟”的话,构成“恶毒攻击伟大领袖的反革命罪”。 对于这一揭发材料,没人向参加会议的群众调查具体情况,没人来核实和确认事实,柳铁公安处就于1967年2月3日拘捕了邓承钢。随即有人贴出大标语“坚决支持和拥护公安处的革命行动”、“坚决镇压一切反革命分子”,大造声势。 柳铁一中的学生红卫兵“联合战队”成员丘黔桂等组织了调查小组,对事情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查,得出的结论是不应该抓人。理由之一是,当时的情况究竟如何,在场群众说法不一,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能因为几个人的揭发就给人定罪。第二个理由是,即使真的出现了“静默”这样的词语,也只是出于口误,且此词是个中性词,并不含“恶攻”的意思,不能以反革命罪名予以惩办。他们把自己的观点写成大字报张贴出来。 于是,针对邓承钢事件,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观点—— 原先拥护“四清”工作队的人,也拥护公安处抓捕邓承钢的行动; 认为“四清”工作队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的群众,也不认同公安处抓邓承钢的行为。 3月12日,柳铁公安处采取了更严厉的措施,宣布正式逮捕邓承钢,在群众中引起更为激烈的反应。反对的一派喊出更激烈的口号:“坚决为邓承钢翻案!”“砸烂公检法!”支持的一派则喊出:“为反革命翻案绝没有好下场!”“坚决捍卫无产阶级专政!” 这一案件在公安处内部也有不同意见。一些干部和警员认为案件在办案程序上有缺失,提出过一些异议,但并没有造反派那样激烈。邓被正式逮捕后,内部也对他们进行了打压,逼迫他们“悔过”、“悔罪”。 后来由于中央在8月份对广西的文革表态,周恩来总理宣布肯定“四二二是革命造反派”,稍后的由毛泽东签署“照办”的红头文件也明确肯定“广西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公安处在10月份释放了邓承钢。可当时抓捕的人和支持抓捕的人,又贴出大标语称“抓的对,放的也对”,真不知是什么逻辑。
武斗中的经历与错误
参加文革时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坚信自己的大方向正确,我投入文革,如同投入一项神圣而伟大的事业。我废寝忘食地参加各项活动。支持给邓承钢平反,支持红铁军……参加大辩论,写大字报……支持和参与“工机联”组织的所有行动,有些是理解到它的正当性,有些是由于渐次形成的派性。 文革是一辆疯狂的战车,你坐上去了就停歇不下来。渐次的,我受文革理论影响越来越深,派性也越来越强。 武汉“七二○”事件后,柳州也发生了武斗。1967年9月底,我喊了几个人一起到新圩去抢枪(那里有个军事仓库)。到那里后,部队已有防备,我们赤手空拳,什么也没抢到。我把那几个工友带到工人文化宫。 当时我们的工作地点在鹧鸪江,我们以为走路就可以回去,就走路。不料穿过柳钢背后的欧阳岭时,被“联指”抓住,把我们一个个打得半死。关了几天后,在一个半夜,把我们扔上一辆卡车,开出去,把我们一个一个往外扔,每隔百米左右扔一个。我们坐起来,爬着,走着,渐渐又聚集到一起。但我们考虑,还是得分散走,集体走目标大,怕又被抓起。有的就又回了工区,有的找附近的亲戚躲避。我一个人走在山上,深夜穿过欧阳岭和洛埠,想找熟人帮我。天亮了,走路不安全,火车也不敢坐……后来有个好心人,帮我买了一张船票,我才悄悄坐船回到柳州。这件事中,我们完全没有惹对方,他们随意抓人,关押毒打,这使我和他们的对立情绪越来越大。 同年11月,柳铁三小的柏清扬老师带学生到矮岭去进行文艺演出,宣传毛泽东思想,刚到就被预先埋伏的民兵射击,不幸遇难。这更使我义愤填膺,派性情绪更大,陷入也越来越深。 后来我被抓进监牢的主要事由,是参加了所谓“‘5·21’抢夺援越物资反革命事件”。 1968年5月20号,我抬着一个花圈到铁一中去参加练剑明的追悼会。会场外遇到几个老工人,他们告诉我说,他们来时经过车站,看见那里停着军车,车门敞开着,看见里面装的是绿箱子,不知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我一听就来劲了——当时广西已全面武斗,在各县郊,已开始对造反派的大规模围剿,全副武装准备进城武斗的农民,已驻扎在柳州郊区不到三公里处。而此时,离周恩来代表中央表态称“四二二”是革命造反派、广西军区作出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的检查不到九个月。此时我已满脑子文革思维,顺理成章地把军区支持和直接参与下对造反派的大规模军事围剿,看作“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反扑”。为了求生存,群众里搞枪搞武器的呼声很高,我也积极支持搞枪。我就把这消息告诉总部的李选凤。李选凤说,你去看过没有,最好自己去看看,把事情搞清楚。我就冒险到车站(当时车站是“联指”据点)去了一趟,找着军车,绕着看了一遍。 晚饭后,我就转悠到设在林场的“工机联”总部去。总部正在议论着些什么,但周围并没有人站岗也没有警卫什么的,闲人可以自由自在地进进出出,随你的便。我就坐下来听。他们杂七杂八地议了些事,主持人就问:“今天还有什么要议的?”有人就提出了绿箱子的事。有人问:“这是谁报来的?别搞错了。”我就把我听来的看来的又讲了一遍。大家就七嘴八舌地议论。一个人说:“我当过炮兵,绿箱子装的是炮弹,拉来也没用。”议论到最后,归结为:管它是什么东西,拉来再说,没用再退回去。 接着就分工。机务段的出车出人,但他们的头头往后躲,说“我不行”,另一个不是司机的站出来自告奋勇,说:“启动拉闸,前进后退我还是会的,我去。”又找调车的,也是没人出头,车站一个扳道的站出来说,我可以,只是我去调车就没人扳道了。大家都说:“没人扳道怎么行?”我一看这情形,就说:“没扳道的我去!”心里想:怎么到了要为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挺身而出的时候,都当孙子啦? 分好工就分头行动。我在深更半夜,黑灯瞎火地一个人摸到离“联指”的火力据点200米处,确认了股道,扳好了道岔。我等着从538方向的机车缓慢地开过来,告诉调车员已经准备好了。机车就开过去挂上军车车厢,又拖出来。我也随着军车进到了东站的冷库。打开车厢一看,果然是绿箱子,再打开箱子一看,果然是炮弹。 在这件事中,我的错误就在这里了。到此为止,没有涉及“援越子弹”。 后来的事实是,炮弹车拉到东站冷库后,押车的解放军说:“你们千万别乱动,只要一颗掉在地上炸响,大家全部完蛋。”混乱中又有一名军人说了一句:“你们想要的在后面,这个炮弹你们要了也没用。”一个头头喊:“大家不要走散,再去拉一次看看。”于是机车就拉了这车炮弹送回去。 清晨五点十分,第二次又拉回了八个车皮。打开一看,里面全是子弹!大家高兴得没法说,各总部下属的群众都来搬运。肩扛手搬,甚至有老爷爷老奶奶,十多点岁的小孩子。 这就是后来被定性为“抢劫援越物资”的重大反革命事件。说它是援越物资,是因为这批物资原计划送到位于凤凰(柳州南部距离柳州三个区间的一个小站)的军用仓库,然后从那里调拨到越南的。 事情的全过程就是这样。它当然是错的,如果在和平时期看,是匪夷所思的。但那是在文革的非常时期,事出有因。后来把我抓起,逼迫我承认“是搞反革命活动”“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则是完全莫须有的。我跟所谓“援越子弹”没有关系。 至今(注:指杨建平口述这部分回忆时的2011年)我感到疑惑的是,那军车是1968年5月18号就到达柳州的,距离目的地凤凰仅仅三个区间,当时柳州武斗激烈,不安全因素很多,为什么在看守人员很少的情况下,敞开车门在柳州摆了五十多个小时?其次是,5月18号刚好有广西军区司令员欧致富在柳州制止武斗,为什么在这时候欧司令员竟然忘记了拟定中的援越物资的安全准时送达? 我在文革中的另一个错误,是打过对立派的工友李玉琦一拳。1968年5月下旬,柳州的武斗气氛浓烈。5月23日,长期离开单位的李玉琦回到工务段,他是工务段“联指”头头之一,1967年8月,他担任武斗营副营长,在“工机联”几乎完全没有武器的情况下,率队伍攻打“工机联”总部所在地工人文化宫,在后来大联合时又不承认错误——我对此很气愤,就走到他面前,质问了他一句什么话。他反口说:“怎么样?”我说:“怎么样?老子揍你!”就打了他一拳。当时有军管会的解放军在场,把我俩拉开了。 参加过武斗,在大鹅山碉堡站过岗,也开过枪。但没有打伤人。 其他我没有做过任何为了个人利益而做的要不得的事。
无罪关押七年
1967年8月24日,周恩来代表中央对广西文革表态,“四二二是革命造反派”,在当时,没有什么能比这给我更大的鼓舞了。我劲头更大,也就陷得更深。 而到1968年的8月,形势就发生了180度的大逆转。 8月16日,柳铁军管会有人找到我,说要找我谈话,把我带到柳铁公安处。一个叫于成全的科长(后来得知,此人专管我案情,在铁路局革委会成立后,任革委会保卫组副组长。再后来,因故被清除出公安队伍,安排到柳钢。在柳钢,他伙同他的儿子一起强奸了一个女孩,被判刑七年)对我大声呵斥责骂,说我犯了罪。我不服气,和他发生争执。于成全当场动手对我毒打,用脚狠踢,抓住我的头往墙上猛撞……打得我头破血流,无人理睬,随后就强行把我送到柳铁拘留所。 在拘留所,多次被公安人员和看守毒打,被踢得像皮球一样在地上滚来滚去。 以后又几次把我押送回单位批斗。当时单位已成立革命委员会,实际上是“联指”一派掌权。我被挂上“现行反革命”的大牌子,揪头发示众。对我拳打脚踢,打得我鼻青脸肿,头上的血流下来把胸前的大牌子都染红了。还不给我吃饭,不给我喝水,强迫我在会场上下跪,又拉到马路边,在烈日下跪在路边示众……对于这些对肉体的残酷摧残,对人格的野蛮践踏,直到今天,仍没有人对那一切说个错字,更没有人对此道歉和反思。 1969年4月,我被从拘留所解押到位于铁路局党校的铁路局革委会第二专案组的学习班。这个专案组的任务是清查以“5·21”“5·25”为主的一系列“反革命事件”,我的一切还是按拘留人犯对待。到了1970年初,清查不了了之。1月3日,学习班宣布结束。负责人张坚(“联指”派头头,后任运输处处长,清理“三种人”时被撤职)宣布我和任树德、李达道、李选凤等几人可以回单位,由单位“领回”。 这事实上等于宣布我们几人不合拘留条件。但我们单位就是不来领人。到6日,学习班又宣布“因为没有协商好”,又把我们几人连同原来就没有被拘留的公安分处干部金常坤、赵克义,电务工程处干部刘俊杰等几人一起,又送回到看守所了。 此后两年间,除了时不时的打骂外,一直无人理我。直到1972年3月份,才开始由单位来人“提审”。但问的不是我的“罪行”,而是问我的“思想收获”——这说明,我的案情已清楚,在“二专”就已经做过挖地三尺的审查,现在已问无可问,我无罪。但不愿意释放我,只好从态度上找借口——果然,他们强迫我承认自己是“反革命分子”。我不承认,就说我“态度不好”,宣布“再关一年”。第二年又是如此,又宣布再关一年。关到1975年8月,又来提审。这时我想,我被关押,再过半个月就七年了,这样下去,人生有几个七年呢?于是我被迫承认自己是“反革命分子”,在有关结论上签字。8月1日,我被释放,结论是“定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开除团籍。”释放证上写的是:“犯反革命罪,免于刑事处分,教育释放”。
株连父母弟妹
我被抓捕后,我的所有亲属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株连。 父亲杨少钦,论文化程度,只是刚刚识字,做的工作在旧社会叫“跑码头”,也就是为了谋生到处找事做。1965年他人已退休,文革来了,大家都参加群众组织,父亲怕自己不参加会被认为是落后,为了响应毛泽东的号召,也报名参加一个群众组织,做过一些杂事,例如跟着别人贴大字报,开会时烧些开水给游行的开会的人喝,跟着喊喊口号等。1968年8月13日,单位突然派了三个人到家里通知他,要他到单位交代问题。随即他被送到单位的“牛鬼蛇神队”关押。几天以后召开全工程队大会,批斗“坏分子杨少钦”。会上逼他承认参加了攻打小鹅山。这是完全莫须有的事,他不承认,就捆他,毒打他,给他挂上大牌子并且加上砖头,拉出去游斗,强迫他跪煤渣,跪石渣……后来又反复捕风捉影地追问所谓“参加中统特务”的问题,是敌人“电台台长”的问题——这是完全莫须有的事,什么原因,不清楚。可能是有人诬告,也可能就是某领导一句话,怀疑他有这方面问题,或是什么时候档案中被塞入了诬陷之词,都不清楚。反正在那之后就长期被放在“牛棚”中关押,日夜有人持枪看守,不许回家,有病也不许看。有病也得强迫劳动,扣发了所有的工资。 1979年,父亲向落实政策办反映情况,提出了一些要求: 在被关押期间除了批斗时间外,都参加了劳动,应该补发扣押的全部工资; 曾被打伤,要求发给医疗补助费100元; 在队一级大会上,宣布他不是“特务”、“敌电台台长”、“坏分子”,承认以前的做法是错误的,当面销毁黑材料。 应该说,父亲的要求都是最基本的,但是却未能实现。理由是他不是正式拘捕,就不须平反。 他就这么被打被斗被关“牛棚”,被白白折磨了十年! 我的母亲刘兰香,母亲家境较好(但不是地主出身),识字,高小毕业,1951年成立桥隧队家属委员会时,就参加义务工作,一直到1958年。1958年8月成立家属人民公社,母亲任副社长。她把家里的桌子板凳大木桶都捐助献给公社使用,仍是尽义务,数月后才发给25元工资。到1962年3月1号,原来的公社分为两个居委会,母亲任南八居委会副主任兼调解委员。 1968年10月15日,柳铁工程一队熊某某和原南八居委会主任姜某某夫妇等,冲进我家,把我母亲用绳子捆起,抓去挂牌批斗,诬蔑她是“地主婆”,不是劳动者。母亲被斗,本是受我的株连,把她打成“地主婆”后,斗我时又反过来说我是“地主崽”。母亲还被诬为“伪军官老婆”、“走资派张炎的黑干将”等。没道理讲,他们伙同被煽动来的小鹅山武斗被打死的人的家属,对我母亲拳打脚踢,打得她鼻青脸肿,浑身是伤。 第二天,在母亲已被打得双眼肿起,连路都看不见的情况下,把她拉去挂牌游街。辛某某把我母亲的鞋子脱下来,挂在她的脖子上,拉她游到各居委会和各办事处。每到一处,就要站到高板凳上,“向人民低头认罪”,念自己的牌子上他们强加的罪名。从第三天起,又让我母亲挂着大牌子,把她拉到菜场口示众,任由别人踢打,受尽了凌辱。 他们还不甘心,10月31日上午,谢某某突然到菜市把我母亲叫回去,把她单独带到一间黑屋子里,由姜某某、熊某某等十几个人审问。他们无中生有地说我母亲留了一把刀,是要杀人的,现在不敢杀,等以后翻案的时候报复杀人……母亲刚开口反驳,他们就不由分说地脱下她的衣服,把她的头蒙住,用拳脚、大木棍、耐火砖等朝母亲头上身上一顿乱打,一边打,一边逼母亲承认他们臆想出来的奇葩罪名:是张炎(铁路局原党委书记,当时被打成走资派和“四二二”的黑后台)叫她拿这把刀去挖“小鹅山烈士”的心肝的……又把所谓“小鹅山烈士”的家属叫来,再次朝母亲头部乱打,还不许母亲喊叫,直打得母亲浑身都是紫黑伤印,头上打起几个碗大的疤,最后人事不省,晕死过去……母亲身体因此受到严重摧残,终身留下经常头昏头痛、恶心呕吐的残疾。 以后又天天强迫她挂牌站在菜市口高凳上示众,一直站了十几天。过后又强迫她“劳动改造”,天天扫马路,洗阳沟……还恫吓不老实就要扭送到专政机关去。居委会派了一个退休职工监督他们。这样被监督劳动了半年。 1969年3月13日,工程一队工代会负责人朱建国和朱本银在原机修所礼堂召开群众大会,朱本银代表第一工程队党委宣布对我母亲的决定:“撤销刘兰香南八居委会副主任职务,工资从批斗之日起停发”,又故作宽大地说,本来还要扣掉武斗以来几个月的工资(为什么?我母亲和武斗没有半分钱关系),经研究决定就不扣了…… 从此我母亲正式失去工作权利,政治上受到迫害,人格上受到侮辱,经济上受到打击,一家人的生活进一步陷入困境。 1970年“一打三反”,第一工程队派出工宣队员马某某、谭某某,伙同南八居委会主任姜某某,对我母亲又一次迫害。姜某某在大会上造谣污蔑,说杨少钦(我父亲)是伪军少校、敌电台台长,刘兰香根本不是贫下中农,是地主出身,伪军官老婆,旧社会穿高跟鞋,穿旗袍,她的儿子是反革命,坏头头……又说我家买了新单车、手表、缝纫机,钱哪来的?要查一查账,这次运动是彻底清算刘兰香的时候了。由于她的诬告,铁路局和工程队联合派了一个主要由财会人员组成的工作组,说历次运动都没有搞过家属区,这次要把家属区彻底搞一搞。当即就把我母亲管过的账封存起来。查了一个多月,结果表明,我母亲没有任何贪污。半个月后。工作队又转而查姜某某的账,结果却查出姜某某利用各种手段,贪污公款800多元!宣传队只好在本家属区召开了一个小规模的会,宣布姜某某的贪污事实,撤销了她的居委会主任职务。不久,街道办事处两名负责人又利用派性,把姜某安排到红旗拖配厂工作。母亲去找这两个负责人,要求澄清问题,恢复工作,他们说不是他们撤的母亲的职,他们不管。 查账工作队离开的时候,我母亲也向他们提出要求:一、我的账已查清楚,请你们向群众公布;二、要求恢复工作。工作组长罗某某说,你的问题不是我们办理的,我们没法解决。 此后的1971年、1979年、1981年和1983年初,母亲又多次找到办事处、柳铁工程处落实政策办、柳铁工程一队党委,要求落实政策,恢复工作,都被以各种借口挡了回来。母亲投诉无门。 直到1983年7月,中央向广西派出工作组,处理广西文革遗留问题。母亲再次向他们申诉,问题才得到解决: 在居委会群众大会上宣布平反,推倒全部诬蔑不实之词,当众销毁全部黑材料;打人凶手根据情节不同,有的应赔偿医疗费,有的应赔礼道歉。 恢复职务和工作,工资按工龄和规定的年限定级。 补发被扣发的工资。 我妹妹1965年进厂当学徒。系共青团员,受我的问题影响,被延长转正定级时间,冬季补助也被取消停发。 我弟弟是共青团员,1968年下乡,每次招工都因哥哥我的问题“政审”过不了关而泡汤,直到1975年我被释放,才得以招工。
几则见闻
(1)一条死了三次的蛇 从1968年起,我被关押在柳铁看守所共七年。一天,看守所的公安人员安排在押人员到荒地上除草,烧草木灰。 一名叫高礼成的犯人,抓起一条被人打得半死的蛇(蛇的第一次死),塞进草灰堆里——想把蛇烧熟(蛇的第二次死)了吃,他太饿了。不想刚刚过了几分钟,一名看守叫他的名字,吩咐他到另一处去做一件什么事。 高礼成急得忙从草灰中掏出那条烧得半熟都不到的蛇,立刻塞到嘴里咬嚼,边咬边用手遮掩着(若是让看守看见了,是要受处罚的)。当时我就在他的旁边,看见那条蛇的尾巴还在他的嘴边蠕动着(这次是彻底的被吃掉了)呢。 犯人都被饿到不顾一切的地步了。 铁路局原党委书记张炎,当时被打成“走资派”、“工机联的黑后台”,也关押在看守所。他的肚皮被饿得嗒拉下来,放牛的时候只好摘路边的生豆角充饥。
(2)“代管” 1968年4月,铁路局成立了第二专案组,专门清查“和反革命事件有关的人和事”。被清查的人,有在北京中央学习班学习时就被抓进卫戍区的原“工机联”头头,有在“刮十二级台风”中被“群众专政”抓到铁路拘留所的干部群众,还有临时被从单位押送来接受清查的干部和工人。柳铁党校被改装成临时监狱关押他们。 经过了几个月,查来查去,怎么都拿不出可以给这些人正式定罪的“罪证”,只好不了了之,于次年元月宣布“告一段落”。那些清查对象,监狱来的回监狱去,拘留所来的回拘留所去,那几名临时从单位押来的干部群众,却有点难办了,有的是专案组不愿意放他们回单位,有的是要单位来领走,而一派掌权的单位执意不领。于是专案组宣布把他们送到拘留所去,交公安机关“代管”。 所谓“代管”,就是不办任何法律手续下的非法拘押。 这一“代管”,就分别把他们关了几年。 三名被非法拘押的干部是: 柳铁公安分处原副处长金常昆; 柳铁公安分处干事警员赵克义; 柳铁电务工程队副队长刘俊杰; 一名非法拘押的工人是柳铁机修所工长、转业军人张德明。 四人全部是共产党员。
(3)荒唐的“反标”事件 孙长滨,柳铁公安处某科科长。曾任专案办工作人员,专管我们这些“反革命分子”,不想后来他也落入牢笼。 大约是1974年,在铁路局水电段木材厂一带的一根电线杆子上,出现了一条标语“打倒孙连捷”。孙在文革中支持“联指”,革委会成立后是结合进革委会的“革命领导干部”,当时是铁路局的一把手。出了这事还得了,标语立刻被当作“反标”。一时间柳铁公安处全体出动,全力破案。不知什么原因,怀疑上了孙长滨。那年代怀疑就可以抓人,孙长滨被抓到了柳铁看守,成了一个“新生的反革命分子”。 我当时还没有被“从宽”,还在拘留所关着。孙长滨关到这里后,有时就和我见上了面。彼此当然不能交谈,只有彼此示个意。他常对着我用手拍拍肚子,指一下。意思是说,这饿肚子的滋味真不好受! 后来案子破了,事情成了一个大笑话:作案的原来是孙连捷自己的女儿!那女孩子和孙连捷相处不和谐,就想出这样一个奇招,戏弄一下爸爸,出出怨气。
(4)延安旅社血案 1968年5月,在柳铁文化宫斜对面的延安旅社,出了一桩惊天血案:一位外地出差的解放军军官,在延安旅店的四楼(顶楼)楼顶被残酷杀害,随身所带配枪一支和现金400元被抢走。此案当时一直没破,后来清理阶级队伍,刮“十二级台风”,“红铁军”(由长沙来的造反队伍,“工机联”观点)负责人之一黄应龙主要因此事被抓。 黄应龙一进拘留所就被当作重刑犯,最重的脚镣手铐伺候。左查右查,黄应龙在此案发生时都不在柳州,和此事没有任何关系,仍重判十八年。大约关到1985年才释放。 后来此案终于侦破,原来是鹿寨县一个被调进城武斗的民兵,将那位解放军军官骗到楼顶,“观看武斗的战火”,预谋杀害抢枪,而后栽赃于造反派。
我所知道的文革死难者
文革给我留下的最深切的伤痛,是一批批的工友、熟人的死难。不论他们是被无辜杀害,或者在武斗中、事故中死去,都是死于文革。他们都曾是一条条鲜活的生命,为人子人夫。
柏清扬,柳铁三小教师。1967年11月,中央《关于广西文革问题的决定》刚刚下达。这个文件明确定性“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两派在军管会的组织下着手大联合的准备。柏清扬老师满怀热情,带领一些学生红卫兵组成文艺宣传队,到铁路沿线去宣传毛泽东思想。不料刚刚到达鹿寨县所属地域的矮岭车站施工工地,准备演出时,遭到埋伏在山上的武装民兵开枪射击。他们手无寸铁,且毫无防范,柏清扬老师当场遇难。 吴根深,柳铁建工队工人。1968年5月,由军管会指派,作为柳铁地区工人代表赴北京参加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的全国铁路工作会议。会议散会后,返柳途中,在柳州北站被“联指”武装人员绑架,后残酷杀害。留下四个孩子,最大的年仅九岁,妻子没有正式工作。 许保只,柳铁工务段工人。武斗期间,许保只一直坚守岗位。1968年5月的一天,在家被“联指”武装人员绑架,毒打致死。死后被凶手在嘴里塞上化肥,谎称“吃化肥而死”。留下没有工作的妻子和三个幼小的孩子,无以维持生计,被迫回到河南乡下老家。 左治平,柳铁东站工人。1968年在“工机联”总部文化宫看守单车。7月30日,“联指”举行大游行,中途冲进文化宫,打人抓人,左治平当场被暴力打死。 张涛,湖南岳阳人。参加抗美援朝后转业到地方工作。遇害时系来宾县小平阳镇食品公司经理。1968年被公社武装部派民兵枪杀于荒野。其妻也是本镇供销社干部,为躲避追杀,带着四个女儿举家迁回湖南。 常留弟,南铁车辆段工人。在柳州车站被柳铁“钢联指”抓捕,随即被枪杀于车站旁边的东风旅社。死时全身仍被捆绑。 ×××,柳州拖拉机厂某干部,“四清”下台。文革中没参加任何活动。1968年的一天,在西鹅乡一鱼塘钓鱼,被柳铁东站派出所民警刘某某、柳铁南站工人吴某某抓捕后枪毙。 张贵清,柳铁东安站派出所民警。曾因躲避武斗住在桂林。中央号召回原单位抓革命促生产后,张贵清响应号召,返回原单位。刚到东安即遭到受人派遣来的农村民兵伙同铁路局人员杀害。 邓柳林,柳铁防腐厂工人。1968年被关押批斗,后于一天晚上被打死。 张重礼,原第三工程队(后改为二线段)工长。文革中一直坚守工作岗位,从未离开工地。1968年在田心铺工地无辜遭当地民兵用棍棒打死。 黄长林,原第三工程队(后改为二线段)工人,转业军人。躲避武斗返回单位上班,下车即被毒打,第二天在批斗会场被打死。主凶有:“联指”派头头李某某(后调融安工务段),分队支书李某某,段汽车队长沈某某等。 虞立德,干部,1968年被批斗,后被打死。 徐阳,全州工务段技术员,1968年8月,在批斗会上被打死。 甘远教,全州车站货运员,1968年8月,在批斗会上被打死。 雷××,庙头车站站务员。1968年被抓到全州,无辜被打死。 蒋生梅,全州工务段井头墟工人,1968年,发觉要来抓他,逃跑中被开枪打死。 李春奎,全州车站行李员,1968年,被私刑关押后秘密杀害,伪称自杀死。 周如光,才湾车站站长。1968年,被私刑关押后秘密杀害,伪称自杀死。 杨振林,1968年被抓,逼迫他承认参加“反共救国团”,不服从。被打死。 蔺金喜,全州铁路派出所副所长,1968年被抓,逼迫他承认参加“反共救国团”,不服从。被打死。 简易宣,柳铁水电段工程师,1968年到南宁躲避武斗,后返回柳州时,在南宁车站被打死。 陶荣跃,和吉村站扳道员,1968年被民兵枪杀。 杨联浩,宜山工务段工人,1968年被抓,头上钉钉子处死。 陈光林,桂林机务段机车副司机。1967年11月的一天,陈光林开始一天的正常工作:加油、检车、出乘。他没有带什么枪支弹药,也没有带一张哪怕是有点派性的报纸传单。没有想到,车开到新安县属地的百里村车站进站信号机处,遭到早已奉命埋伏在此的武装民兵的袭击,陈光林当场遇难。 胡新圻,柳铁车辆段工人。1967年9月5日到来宾武装部抢枪,被开枪打死。 卢忠民,柳铁机务段工人。1967年9月5日到来宾武装部抢枪,被开枪打死。妻子系农村妇女,时孩子刚刚满月。 练剑明,柳铁机务段工人。1968年5月,因传说“联指”头目万某系抓捕南铁女学生王慧萍杀害南铁工人常留弟等人的凶手,试图抓捕万某,被打死。 王金龙,柳铁机务段工人,1968年5月死于防腐厂武斗。 俞国华,柳铁机务段工人,1968年5月死于防腐厂武斗。 叶成章,柳铁工务段工人,1968年5月死于防腐厂武斗。 王利如,柳铁工务段工人,1968年5月死于防腐厂武斗。 叶长海,柳铁水电段工人,1968年5月死于防腐厂武斗。 姜速松,柳铁水电段工人,1968年5月死于防腐厂武斗。 王孔勤,柳铁防腐厂干部,1968年5月死于防腐厂武斗。 黄育湘,柳铁局机关干部,1968年5月死于技术馆武斗。 刘立柱,柳铁建工队工人。1968年守武斗据点时被本派工友枪走火误杀。 杨树松,柳铁车辆段工人,被本单位工友枪走火误杀。 任德杰,凭祥车站工人,被柳铁车辆段工人某某枪走火误杀。
对我“反革命罪行”定性的五次改变
在被迫承认自己“犯反革命罪”后,我在关押近七年后,被释放回原单位。但我很快就发现,我已完全回不到原来了。除了不坐牢以外,释放和没释放差不多。一连串的歧视压制接踵而来,几乎无所不在,我深感透不过气来—— 释放后不久,我在值班时看见一个持枪的人破坏铁路,我赤手空拳和他搏斗,最后将此人抓获。这属于重大立功表现,但人家视而不见,提都不提。 有人帮我介绍了一个对象,是农村人,我前往相亲,因路远耽误了一天工作,回来后立刻按手续补了假。支部指导员知道了。在生产时间停下工作,追问我,“昨天到哪里去了?”“住在哪一家?”干什么事?”口称代表党和人民继续对我审查,要我“老实交代”。连谈恋爱也受到监视和干涉。 1976年7月,我因工负伤,摔断了手腕骨。在治疗期间,单位连续三个月停发我的工资,借口是“没有病假条”。事实是,当时医院和卫生所有个规矩,伤病假四个月后无需再开假条,继续休息。而在同一时间,本单位有另一个人,也是工伤期间没有病假条,工资却照样发。而本单位本来有规定,春节期间对伤病员进行慰问,就更加没有我的份了。 1972年调工资时,我还在被关押,自然失去了机会。到1977年调整工资时,根据文件,我在必调的之内。但单位领导以“上面有指示”为由,不调我的工资。一直到1980年,经我再三申诉,再次复查我的问题前,一直拿着1960年参加工作、1963年定级的二级工工资。单位上几个判过刑事罪的人都比我工资高。 我本是工会会员,给我定案处理时也没有宣布开除我出工会。单位却借口要我重新登记,我写了了申请,又毫无理由地拒不批准,剥夺了我参加工会的权利。 所到之处,人们指指戳戳,不明真相的孩子朝我吐口水,扔石块。 一直到“四人帮”被打倒,在揭批“四人帮”的一次大会上,单位负责人还宣称“对杨建平要老账新账一起算”,“走着瞧”。 文革就是这样,把我这样一个本来积极向上的青年工人,一个优秀共青团员,变成了造反派,又变成囚徒,变成贱民。而且,连带我的全家亲人,一并变成了贱民或另类。 在静静的暗夜里,工作中停下休息的片刻,我一次次愤懑地叩问自己:你是坏人,是反革命吗?你是怀着不可告人的个人目的参加文革的吗?我断然回答:不是,绝不是!——我的思想上,一直是觉得自己是忠于毛主席保卫毛主席的。 1968年6月19号,我参加了防腐厂武斗,枪还没打响,我就被打伤了(他们的武器先进,有夜视镜,看得清我们,我们看不清他们)。我以为自己会死,就高喊“毛主席万岁”。到了被关起来后,我也一直是觉得自己是忠于毛主席保卫毛主席的。心里好想不通,一遍遍地在嘴里心里念叨着:“毛主席呀毛主席,您知不知道我们是忠于您的呀……” 我无法忍受强加在自己身上的种种莫须有的罪名,我必须根据坚守事实和常理,努力抗争,争取恢复事情的本来面目。 我开始了漫长艰苦的不断的上诉。 找单位,找铁路分局,找铁路局,摆事实,援引相关的政策和法规,据理力争。 他们一次次地推诿、拖拉,但也一次次地退让,挤牙膏一般,我的定性一次次地改变。 从被关押到释放,涉及到我的处理和定性,正式和非正式的结论一共有五次: 1968年10月12日,遭单位批斗毒打,罪名是“打死打伤解放军、妇女、小孩多名”的“现行反革命杀人犯”——这纯属无任何事实根据的污蔑; 1970年1月3日,铁路局第二专案组在经历了将近一年的“清查反革命事件”后宣布结束,对我的处理结论是“回原单位”——我到二专前,已被关押到拘留所,到二专是从拘留所提来的,这个结论可以说是二专认为我不够条件进拘留所,相当于“无罪释放”。但后来单位不愿意接收,又被无端关进拘留所。 1975年8月1日,柳州铁路局党委75字070号文件,将我定性为“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开除团籍”,释放证上是:“犯反革命罪,免于刑事处分”; 1979年柳铁分局党委第十五号文件又改为:“犯严重政治错误,免予处分,恢复团籍,补发拘留期间工资及附加工资”; 1980年6月30日,柳州铁路分局党委又草拟了一份复查决定:“杨建平同志在1968年犯了错误,但考虑到杨犯错误的特定历史条件,杨对错误有一定的认识,撤销原柳州铁路局党委《对杨建平所犯反革命罪行的决定》……恢复团籍,免予处分,补发拘留期间扣发的工资和附加工资”。 这些所谓平反决定,虽然一次比一次轻,整体上看,又都是非常荒谬和混乱的—— 关押七年,相当于剥夺了公民权利十余年,这些行为的发出者,有时是企业(柳铁工务段),有时是专案组(革委会下的所属临时机构),有时是铁路局和铁路分局的党委,完全看不见司法机构的踪影,法律程序彻底缺失。以党代法,以企代法,群众专政,肆意横行,登峰造极。 我的罪名,一开始是“打死打伤解放军、妇女、小孩多人”的“现行反革命杀人犯”(纯属血口喷人),到后来的“敌我矛盾”“反革命罪”再到“犯严重错误”“犯错误”……如同小儿手中的泥团,不断变化换着形状。这种悖谬和混乱,恰好说明:我无罪。对我多年的迫害,既没有事实依据,也没有法律准绳。 更荒谬的还有,最后一个决定,竟然由“中共柳铁分局委员会”发文,撤销其上一级党委柳州铁路局党委对《杨建平所犯反革命罪行的处理决定》! 最重要的是,尽管这些“决定”不断变换面孔,由重到轻,但一以贯之的,是有一只法律之外的大手,在以绝对的权威,蛮横霸道的强盗逻辑,主宰着我的命运—— 尽管处理由重到轻,但充斥其中的“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免于刑事处分”“免予处分”等字眼的言外之意,就是:你是有罪的,对你抓得对,也放得对,放你是因为党对你的宽大; 抓人的时候,“刮十二级台风”,高音喇叭喊叫,大会批斗,肆意凌辱,人尽皆知;最后平反的时候,仅由单位的一名工作人员陪同铁路分局落实政策办公室一名工作人员,私下向我“转达”分局党委的这一决定,不给文件原文,也不向群众公布。 尽管他们的决定前后矛盾,相互抵牾,后面的决定撤销前面的决定,但自始至终,对他们把一个无罪的人关押七年的做法,不说一个“错”字。 这样,我七年的牢狱生涯,十余年的贱民生活,我在大庭广众中被狗一样地毒打批斗,一日又一日血流满面,被迫跪在街边示众,我受到的所有人身侵犯,人格侮辱,都定格在我的历史上,定格在周围人们的心目中。 我不得不在申诉书中愤怒地质问: “你们多次在公共场合,以文件的形式宣布,杨建平是反革命,犯反革命罪,不是犯错误的问题。现在你们撤销了这一决定。所以,杨建平同志的问题,不是什么‘抓得对放得也对’的问题,不是什么‘罪行严重,处理从宽’的问题,而是杨建平的反革命罪行这个结论是否成立,是否有事实依据的问题,归根结底是应不应该把杨建平关押七年的问题……既然你们撤销了过去的决定,就说明,那些决定是错误的,可是,你们就是不承认错了,从头到尾不出现一个‘错了’的文字,更不愿意当众宣布平反,只有一个人私下传达分局党委的讨论意见,这怎么能肃清我七年牢狱、多次公开批斗毒打羞辱所遭受的冤屈和屈辱呢?” 我提出了义正辞严的要求: 在群众大会上公开平反,恢复名誉,几个主要的打人凶手承认错误,赔礼道歉; 当面清理销毁被抓捕以来的全部反革命定性材料,并以组织名义保证没有复制、抄写、转移任何材料; 补发关押期间的工资和附加工资,解决因关押而受影响的1972、1977年两次工资调整问题; 解决父母弟妹受株连被迫害受歧视的问题。 我觉得,这是我作为一个公民维护自己生存权利人格尊严的正义呐喊。
思考与追寻
对于我的呐喊,周围一片寂静。没有人看见我的愤懑,没有人听见我的呐喊。我知道在我的周围、我的上面有很多人,他们曾经或挥拳,或踢脚,或动笔,或一个眼神,一个示意,合力把我推向深渊,但这会儿他们充耳不闻,视而不见,装聋作哑。我已经平反了,但我根本就回不到原来。我挥舞着拳头,但不知道砸向何方。或者说我砸向的是棉花,是橡皮,是空气,力气很快就被消耗掉了,连痛感都没有。我感到了周围有个巨大的气场,他代表公正。可我明明知道,他暗中操纵和包庇着施害的那一方。 在漫长的受迫害过程中,在同样漫长的申诉过程中,很长时间,我一直坚信,上面的政策是好的,是下面的和尚把经念歪了。 出狱以后,我很惊讶地发现,1968年,在所谓贯彻“七三布告”的过程中,在所谓清理阶级队伍的过程中,刮起的十二级台风,凶猛地扑向群众的时候,在整个柳铁地区,那些被抓捕、批斗、关押,受尽和各种酷刑和侮辱的柳铁“工机联”(造反派)头头、骨干,以及一般群众,在经过残酷的批斗和挖地三尺的清查后,竟没有一个人是真正意义上的坏人或反革命分子! 而在文革前,这些人中不少人是单位的骨干、党团员,机关的优秀干部,重点中学的优秀学生,他们和曾经的我一样,有着清白的历史,看好的前途。是什么,使他们走到今天? 文革把他们绑上了一辆疯狂的战车。他们在一系列邪恶理论的忽悠下,随着这辆战车发狂地奔跑,逢山开路,逢水架桥,不料,渐渐的,“伟大战略部署”变得捉摸不定,朝令夕改,自相矛盾……最后,那辆战车猛地回过头来,对他们张开血盆大口…… 我又叩问自己:是什么使我走到今天? 回首文革中做过的那些错事,何等荒唐,匪夷所思!但做的时候却何等理直气壮,因为都有着冠冕堂皇的理论支持…… 经历的事越来越多,知道的事实也越来越多,我逐步认识到真相,开始对整个文革怀疑,开始对引诱我们参加文革的那些理论怀疑。 在拘留所,我为自己也为和自己有同样遭遇的难友愤懑不平;释放后,我又看到,在那段时间,监狱外面也是另一座大监狱——大刮“十二级台风”,以暴风骤雨的方式打击群众,遍地私设牢房,被揪出被毒打被批斗被关押的人数不胜数…… 太多的苦难,太多的沉冤,使我苦痛,也使我深思—— 同一个单位的工友吴根深,是革委会钦定的赴京代表,从北京返柳时,列车停在一个车站,从下面冲上来一伙人,将他抓捕后残酷杀害,至今无人过问; 老实忠厚的工友许保只,无辜地被从家里抓走,毒打致死,却在他嘴里塞上一把化肥,称吃化肥而死; 低调谦和的劳资科干部黄鸣皋,被残酷地活人碎尸,杀害他的凶手却一路升官至自治区工会副主席,“处遗”时民愤太大才受到清理,也只判七年徒刑,服刑是到下面一个煤矿管图书; 还有邓柳林、李旺生、莫兆明、邱黔桂…… 他们死得那样悲惨,他们的平反却莫不经历了千辛万苦,得到的是一个含含糊糊、羞羞答答、遮遮掩掩的结论,甚至一直沉冤莫白。 每一个单位都可以私设牢房,一部分人轻易地有了对另一部分人生杀予夺的权利……我曾经认为的下面和尚念歪了经的理论轰然倒塌。 苦痛,不是我一个人的苦痛。文革,这绝不是一个人的事。 改革开放以来,人们有了一定的话语空间。痛定思痛,一些人开始叩问历史,追寻未来,渐次形成了一个个民间思想者的群落。他们从历史深处打捞碎片,还原出历史事实的真相。他们冲破思想的牢笼,突破意识形态的樊篱,品评时政,激浊扬清。这些都给了我以启发和影响。我的视野和思想都不再只是停留在自己的个人遭遇上。 为了那旷世的灾难不再,必须彻底反思文革。 而这里那里,出于不同的认识水平和不同的目的,时不时地有人把那场血腥的大欺骗、大罪恶、大杀戮、大镇压,打扮成“大民主”、“大平等”……在有意无意的歪曲、封锁与掩盖下,年轻一代已不知文革的真相……
我定位自己能做的事:收集资料、打捞史实
我感到,自己作为文革的参与者,也是文革的受害者,有责任在有生之年,抢救历史,还原真相,叩问原因,也检讨和反思自己的思想历程,以给后人留下经验和教训。我理论准备不足,文化水平也不太高,我把自己能做的事定位在资料的收集和史实的打捞上。 我逛地摊,找一些私人收藏者,搜集当年的“中央文件”、“中央首长讲话”、当年两派的传单和小报……本来,这些都应该在国家档案馆和国家图书馆中就能查到,现在民间研究者需要时却只能走这样的途径。残存于民间的一些资料成为可居的奇货。我常常面临索要高价的尴尬。一方面,我或者找关系说情,或者锱铢必较地讨价还价,认为很重要的东西,就掏出自己的退休工资毫不犹豫地买下。 我一个个地走访活着的受难者和那些死难者的遗属,倾听他们的遭遇,搜集他们当年留下的原始材料。为了弄清当年柳铁发生的几件大事,我一次次南下南宁,北上桂林,走访当年的当事人和知情者。 到了晚上,就反复阅读选择这些资料,将他们分门别类地整理誊抄…几年来,我整理过《柳铁文革大事记》、《柳铁文革死难者名单》……有些材料是借阅的,又很重要,就自费复印下来。这些事,我明白了它的意义,做得兴致勃勃,一点也不觉得累,也不觉得自己年纪大了。常常在自家昏黄的灯光下,我一忙起来,不知不觉就到了深夜一点。 对于这些花了许多时间、精力、金钱得来的材料,我总是主动地无偿地提供给一些需要的人,因为我不是为了个人利益做这些事。 困难是不难想象的。时间已过去四十余年,当年出生的孩子,都已进入了中年。许多受难者,都已带着遍体伤痕和满心屈辱悄然离世,他们的遗属,忆起往事也唯有泪水长流,不愿意更多地触及流血的心灵。有的耽于残存的恐惧,而讳莫如深。苦难的人们,平静的生活来之不易,他们对此格外珍惜,唯恐一不小心,就会变成一块易碎的玻璃。对此,我理解、尊重他们。 也有人对我不理解,把我视为“敏感人物”,避而远之。 对此,我不在意,也不为所动。 柳州人有喝早茶的习惯。每每聚起三五熟人,谈生活,评时局,骂贪腐,发牢骚,见仁见智。相对于过去,这种现象是一种社会的进步。我也参加过一些。但是我觉得,光发牢骚没有用。要学习,要思考,要表达,找到根源,才有意义。因此,我对自己主动做起的这份艰辛而不完全被人理解的事,感到充实和欣慰。
癌病房中的遗言
连续几天拉肚子,到医院检查出肠癌。 对这个病,既在意料之外,也在意料之中。年轻时的七年牢狱之灾,十余年非人歧视,毒打,迫害,不可能不在血肉之躯留下创伤、病根。对于生死,我看得很淡。能活到今天,已经很不错了。我牵挂的是我没有做完的事。这些年,我断断续续地搜集文革资料,寻访当事人,积累下来,也有一两个手提箱。我若不在了,担心家人做废纸处理掉。 于是,做完手术,在病房中,我打长途电话给远在千里之外的碧琼子——当年她作为中学生也在柳铁参加文革,退休后致力于文革反思和地方文革的研究。这些年,我和王反修,和她,多次合作打捞文革历史——郑重地把这些资料托付给她,希望她一定要看看这些材料。 还有两个人,我希望碧琼子将来一定要把他们的情况写出来,一个是吴根深,当时他是中央指定的柳铁“工机联”赴京代表,从北京返柳的路上,被人绑架抓走后打死,一直没有人过问;一个是李旺生,他在单位的“群众专政”中受尽折磨后死去,家庭又饱经劫难…… 碧琼子曾约我谈谈参加文革的心理路程和思想经历。文革的这段经历,太丰富,也太复杂,我想自己写。我至少要写五万字。现在来不及写完了。我全部把它做成录音。已经录了一部分,大约还有几个小时才能录完,我就在病房里录。 这些是我的遗言。
—————————————————————————————————— 【书海泛舟】
“5·21”事件始末和我的文革经历 (《追求与命运——造反派自述》选读)
王反修
王反修,本名王修,文革初改名王反修。1936年生,浙江杭州人。济南铁路运输学校毕业,共青团员,在校期间历任班长、团支书、市学联执行委员。1955年进铁路局工作,先后在天津、张家口、柳州车辆段等处任实习生、技术员。195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调入柳州铁路分局任宣传干事、办公室秘书。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和优秀共产党员。1966年参加铁道部四清工作团。文革中参加柳铁“工机联”(“四二二”派观点),后阴差阳错成为“工机联”总部负责人。因涉所谓“5·21反革命事件”,1968年8月在北京“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被抓捕,蒙冤入狱,并在广西全境遭到残酷游斗,后判刑十年。1983年广西“处遗”后对事件性质重新认定,不以反革命事件论处,撤销原判,免予刑事处分,予以释放。重回铁路局,在柳州铁路车辆段任助理工程师、工程师及服务公司经理。退休后积极支持对文革史实真相的追寻与反思(上图为近照)。
1968年8月19号,在北京解放军政治学院,我被北京卫戍区抓捕关进第二监狱。两个月后解押回广西,在全自治区遭受残酷游斗,最后关进柳铁看守所。在关押半年后才得以第一次会见妻子。她问:“你不是说你干革命吗?怎么变成了反革命呢?”我低下头来,无言以对。记得在柳铁武斗最激烈的时候,妻子把我锁在厨房里,不让我去参与。我砸开门,严肃地对她说:“你不要拉我的后腿,干革命要紧。现在总部没有人,我一定要去。”现在我成了“反革命”,这是为什么呢? 1949年我十三岁,在南京中大附中读初一。解放军占领南京后,帮百姓挑水,给我留下很好的印象。就在那年我参加了少先队,是新中国第一批少先队员。由于在抗战胜利前夕,父亲患肺结核早逝,母亲一人难以抚养三个子女,解放后在四野政治部当军官的叔叔就把我们一家接到武汉,介绍母亲到一家印刷厂当出纳员,我和妹妹寄养在叔叔家。为了减轻母亲负担,我初中毕业后就考了铁路中专。那时中专吃穿用国家全包,我一心读书,很快就成了学校的优秀生,入了团,当了生活班长和团支部书记。我积极要求进步,一切都认真地按学校和党团组织的要求去做。很快又成了济南市学生联合会的执行委员。1954年,又作为全校两千名师生中唯一的男生代表,随学校领导一起到北京参观了当时的苏联展览馆。毕业时我被分配到北京铁路局天津车辆段。后来张家口要人,那里是个风口地区,最冷时气温可达零下二十度。我抱着哪里艰苦哪里去的决心,义无反顾地去了那里。1958年北京铁路局支援边疆建设,我又被调到柳州车辆段,成了当时的一名技术骨干,在大跃进中火线入党。 1969年被柳州铁路分局党委调到分局机关宣传部工作。我决心不辜负党的信任和希望,不断完善自己,努力工作和学习。在工作之余,常给报社写稿,以锻炼思想能力,提高写作水平。在机关和基层,我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和优秀通讯员。当时的思想状况,觉得自己是党的人,要坚决做党的驯服工具。那时机关很难有加工资的机会,一旦有,名额很少,我总是主动地提出放弃,让给生活有困难的人。 对于党组织,我是赤胆忠心,言听计从。我经常向党支部书记用口头和书面的形式汇报自己的思想,请求组织的帮助。像一个虔诚的教徒,把领导当成自己的牧师和神父,不断地检讨和忏悔自己的过错和不足。连自己婚恋中的隐私都向领导交代得一清二楚。不久,我又从宣传部调到了党委办公室。
从“四清”到文革
1964年,铁道部从柳州、郑州、广州三个铁路局抽调了几百名科以上的干部,组成铁道部四清工作团。论级别我不够,但我和几个同样不是科级的年轻干部,也被抽调到了四清工作团,听说是为了培养接班人。从1964年到1966年大约两年半的时间,我先后在广州、南宁、柳州等地搞四清。至此时为止,在党的历次政治运动中我都没有受过冲击,在前进的路上顺风顺水。因此,一种莫名的自信和自豪常常占据我的心。 1966年的下半年,文革之火烧到了柳州,我还在柳州机务段和当时柳州铁路局党委书记张炎一起搞四清。一些红卫兵开始到机务段搞串联,揭露和批判四清工作队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机务段工人开始投入文化大革命运动,批判四清工作队。张炎被批斗游街,铁路局的各级党委也渐次陷入瘫痪。工作队无法开展工作,队员们无事可干。 对这些突如其来的变化,我看不明白,不理解,想不通。对当时红卫兵和工人起来造反的行动我也看不惯。我这个一贯把领导当拐杖扶当肩膀靠的人,一下子失去了主心骨,茫然无措。 但我想,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在这场大革命面前不可以袖手旁观。但文化大革命到底怎么搞并不明白,只能从毛主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指示、中央文件和报纸社论中去寻找答案。于是我天天读毛主席的书,背毛主席语录,学中央文件和两报一刊社论。渐渐地在脑海中有了一些基本概念,一知半解地教条式地掌握了一些理论,明确了这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这场斗争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我们应该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把隐藏在党内、政府内、军队内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揪出来,以保卫红色江山永不变色。中央一再强调要充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尤其号召共产党员要经风雨见世面,到大风大浪中去锻炼自己改造自己,我感到自己接受考验的时候到了。 在思想上有了初步的认识,但在行动上依然是犹豫不决,深怕站错了队, 那段时间我很久没有回原单位去了。一天我忽然想回去看看,和老领导老同事叙谈叙谈。可我回到机关后,原来那些熟悉的脸见了我好像见了陌生人一样,瞪着眼睛不理我。我很奇怪。当我走到会议室大厅时,一切都明白了:会议室大厅横挂在空中的一根根绳子上,挂满了大字报,再一看吓得非同小可,原来那些大字报全是揭发和批判我的,什么“揪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反修”,什么“坚决清除埋在我们身边的地雷”、“王反修是‘三家村’在柳州的代理人”、“王反修恶毒攻击党,别有用心,罪该万死”……还在我的名字上打上了红叉叉。我真是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三家村”讲的是北京的吴晗、邓拓、廖沫沙,他们不是专家学者就是政府高官,我和他们八杆子也打不着,我怎么“代理”?怎么“开分店”?我根据组织的安排外出搞了两年四清,怎么就成了阶级敌人? 冷静下来,细想原因,大概是因为我平时给报刊投稿写的那些文章,例如《兼听则明,偏信则暗》、《要以雷锋精神学雷锋》、《知错能改,善莫大焉》等等。想来都是为了配合党的宣传工作,也得到领导和报社以及同志们的肯定,他们甚至还称赞我是“小马铁丁”(马铁丁是当时活跃于报刊的一个著名杂文家小组共用笔名),怎么这会儿一搞运动就恶意曲解,反过来当作大毒草批判呢?对这些莫须有的罪名,我没有力量去反击,只是暗暗地告诫自己,一定要加倍小心,不要有什么辫子被他们抓住。所以一段时间里,柳铁两派我都迟迟没有参加。 为了进一步认清形势,我决定到北京去看看。因为那里是文革的发源地,毛主席和党中央在那里指挥着这场斗争,到那里会对形势看得更清楚一些。 1967年初我只身到了北京,北京到处是标语口号,传单小报大字报,批斗会遍地,整个京城被一种浓烈的革命气氛笼罩着。我大部分时间都呆在铁道部。铁道部办公大楼所有办公室都被来自全国各地铁路系统的战斗队和其他群众组织占领,铁道部长吕正操穿了一件洗得发白的军装搞卫生扫厕所。铁道部大楼内外贴满了大字报,每天都有各种最新消息号外和传单,不断有中央和地方各级领导被揪斗批判,给我的感觉,除了毛主席、林彪、周总理和中央文革的几个人外,其他人都靠不住了,也都难以逃脱被揪斗的命运。造反派和红卫兵明显受到中央的宠爱和支持。我不知道谁是真正的走资派。给我的总印象,当权派就是斗争对象,红卫兵就是革命先锋,毛主席号召造反,造反就是对的,是革命的需要,要坚定地站在造反派和红卫兵这一边。带着这样的印象我回到了柳州。 当时柳铁地区在上海“一月风暴”的影响下,各个单位纷纷夺权,接着分成两派,一派是支持韦国清的广西“联指”,一派是打倒韦国清的广西“四二二”。在铁路上一派是打倒张炎的柳铁“联指”,一派是支持张炎的柳铁“工机联”(整理者注:全称为柳州铁路局革命造反工人总部、机关总部、联合战队司令部)。2月份军队进驻柳州铁路局实行军管。 起初我还是在观望。为了弄清哪派是造反派,我没有急于表态,而是暗暗观察。一开始两派的活动我都参加,两派开批斗会我都去听,两派的大字报和传单我都看,对两派提出的口号,两派争论的焦点,两派人员的构成等情况,进行了比较和分析。 两派的口号有区别而且互有针对性。“工机联”这边的口号是“革命无罪,造反有理”、“造反到底就是胜利”、“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联指”那边的口号是“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单从这些口号的表面看,都没错,都有道理,如果细细地品味一下又有不同的倾向,“工机联”这边强调的是造反,而“联指”那边则有压制造反的意味。 从两派人员的构成来看,“工机联”这边学生、工人占多数,干部很少,他们活动的地点主要是公共场合,如文化宫、体育场和学校、基层单位。而“联指”主要是车站、客运、工程部门的工人和党政机关中的大多数干部以及公、检、法人员。他们除了大型集会在公共场合外,所有机关,包括铁路局、分局、工程处,公、检、法的办公楼,都是他们活动和控制的地盘。在总人数上“联指”明显是占优势的。 从行为上看,“联指”常常抛出“工机联”头头的档案,指责那些头头成分复杂、出身不好、动机不纯,通过揭人老底,进行人身攻击等打击对方;而“工机联”这边常常有些过激行为,例如在对方的批斗大会上去砸场子等等。 参加两派的批斗会也很有意思。“工机联”方面组织的批斗会,多以联合战队(中学生组织)的学生们为主发言,他们能熟练自如地运用毛主席语录,逻辑严密,观点鲜明,语言犀利。那种“敢把皇帝拉下马”的精神,让人钦佩。反观“联指”的批斗会,有时就让人感到好笑。他们的批斗会总是以机关干部发言为主。一次,局政治部一位机要秘书,在批斗局党委书记张炎时说:“我们跟了你这么多年,现在你不管我们,却去支持工机联,那我们这些人怎么办?”这哪里是批斗会,倒恰恰证明了他们对领导对张炎的依赖。我又联想到分局机关那些将我打成什么“三家村代表人物”的人,运动来了,他们不敢触及领导,昧着良心把我这个机关里级别最低的干部抛出来。我不愿与他们为伍。 总的来看,我觉得两派都有不妥的地方。但最终决定参加“工机联”。除上述理由外,以下几件事起了很大作用。 军管以来,南宁抓了工人造反司令熊一军,柳州市抓了造反派工人刘占云,在柳铁地区,取缔了铁路先锋造反团,取缔了合同工造反组织“红铁军”,抓了他们的头头和一些骨干。电务工程队一个参加“工机联”叫邓承刚的工人,开会时喊口号发生口误,被柳铁公安处当反革命抓起来。对这几件事,“联指”派认为“抓得好”,“打击了反革命的嚣张气焰”,而“工机联”则认为是镇压了群众运动。两派鲜明的态度,对立的观点,势不两立,不可调和。 对此我想到,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矛头应该向上,可广西、柳州、柳铁偏偏把矛头向下,把一些工人群众当反革命抓起来。这不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又是什么?“联指”派支持和参与镇压,偏离了运动的大方向;“工机联”反对镇压,他们是造反的。我认定造反是对的,压制造反是错的,于是我决定参加了“工机联”。 参加“工机联”后,开始我只是斗批改组的一个普通成员,不是总部头头。但和历次政治运动一样,我抱着极大的热情全身心地投入,全力以赴,十分积极。不论是开批斗大会还是游行示威,我总是带头喊口号,踊跃上台发言,奋勇争先。 文革的发展出人意料。 两派斗争越来越激烈。敌对情绪不断升级,开始时互有小动作,你覆盖我的大字报,我涂掉你的大字报,开大会互相谩骂,辩论时互相围攻、指责,然后肢体冲突,双方矛盾越来越深。各派为了弘扬自己的观点,维护自己的利益,显示出各自的力量和决心,三天两头组织游行示威。到1967年7月,江青在一次讲话中公然提出支持“文攻武卫”的口号。文斗迅速演变为武斗。随即“联指”就扛着棍棒、长矛、大刀上街游行了。刚开始看见尖尖的长矛、闪亮的砍刀,我有胆战心惊的感觉。 事态变化之快出乎我的预料,8月3日那天,铁一中联合战队的学生胡超亮在看大字报时,和东方红公社成员(对立派学生组织)发生口角,被抓到党校,被“联指”派的武斗人员用长矛刺死。这是柳铁文革中第一个被杀死的人。接着第二天,铁路机车车辆厂“工机联”派的工人朱智权又被“联指”刺死。一死人,双方仇恨就加深了,形势急转直下。斗批改不搞了,机车司机不敢出乘,单位上势力弱的一方跑掉,向本派力量强大的地方集结。双方加速在自己控制的地盘上,作防止对方进攻的准备。 那时我是总部斗批改小组的成员,我们斗批改小组和总部的人一起搬到机务段的行车公寓集中。那是一栋三层楼房,我们在楼上用玻璃瓶装汽油在瓶口塞上棉花,如果“联指”来进攻可以点燃棉花扔出去当燃烧弹使用。工厂的人也零零星星磨制了一些长矛。但就整个总部而言,当时没有任何热武器。 但随即,柳铁地区第一次真枪实弹的进攻发生了。8月23日晚上,铁路“联指”武斗人员携带枪支弹药、炸药包,在一些干部的带领下,攻打“工机联”大本营柳铁文化宫。他们用炸药包炸坏了文化宫西边的大门,但由于文化宫当时只有刘重阳(“工总”负责人之一)一个人有一支不知从哪里搞来的老枪,基本唱的是空城计,无法还击。“联指”不知道里面有什么防备,因此反而没敢攻进去。不料天亮以后,打扫战场,“联指”大部已撤退,刘重阳发现还有武斗人员在,那人也发现了刘,双方对峙,互击,刘先动手,打死了那人。 当晚(8月24日)周总理在北京接见广西两派赴京代表时表态,“四二二是革命造反派”,“联指是群众组织”。这对我们是极大的鼓舞。但“联指”对总理的表态极为不满,当晚刷出大标语“周某某‘8·24’表态罪责难逃”“周某某,你算老几”。对“工机联”的攻击升级,骂我们是右派,是反革命派。而且把铁路“联指”更名为“钢联指”,表示要更加强硬更加坚强地斗下去。 当时,广西军区掌握各地武装部,和公检法一起,基本上站在“联指”一边,“联指”手中有大量的武器,是抢的还是发的我们并不清楚,他们用真枪实弹向我们总部发动进攻却是不争的事实。攻打铁路文化宫是文革以来在柳铁地区发生的第一次大规模的用真枪实弹向“工机联”发动的进攻性武斗。此事对“工机联”造成了极大的恐慌情绪,内部群众纷纷向头头施加压力,要求搞武器。抢枪舆论盛起,武斗时刻面临升级。
“9·5”事件
1967年9月6日傍晚时分,机关总部头头镇市在机务段找到我,对我说,反修,部队讲“四二二”的人到来宾武装部抢枪,被打死不少人,你和6984部队去来宾看一下,处理一下。在“8·24”周总理宣布“四二二”是革命造反派之后,6984部队和他们的上级五十五军就宣布支持“四二二”。 天黑以后部队开来一辆卡车,上面有十多个军人,带上我和他们一起前往来宾县,大概半夜十二点多到达武装部。车停在大门外,先由解放军进去联系好以后才带我进去。一进武装部,借着灯光我看见大门左侧地面横七竖八的一堆尸体,血腥味扑面而来,我几乎惊呆了!我从未见过这么多死人,心中五味杂陈,目不忍睹。解放军带我进了一间平房,里面关的是伤员和被抓的人。有一个腿上中了枪,有一个断了胳膊,他们直喊口渴,吃了牙膏也喝了同伴的尿。见此情景我立即决定请6984部队把伤员和被抓的人立即开车带回柳州。我让车辆段的王翊留下,他参加了抢枪,好向我介绍事件的经过。我请解放军第二天派车来把所有的尸体运回柳州。 第二天天亮,我和王翊清点了武装部院内的尸体,一共十八具。其中三个是铁路的,一个是铁二中的学生方天行,年仅十六岁;一个是车辆段的胡新圻,还有一个是机务段的芦宗明,其余十五人全是柳州市“柳江风雷”红卫兵,他们也都只有十五六岁,全是花季少年。 王翊向我介绍了抢枪经过。那是9月5日上午,“柳江风雷”的红卫兵开了辆卡车停在车辆段附近的马路上,他们跑下来对我们说:到来宾抢枪去不去?那时候谁不想要枪呢?听说有枪可抢,一下来了十多个人,一起爬上了车,整整一卡车装满了人。大约下午三四点钟到了来宾武装部。车停在武装部大门外,大家争先恐后下了车就往武装部里冲。跑进武装部十多米,枪就响了。一听枪响,后面的人不敢进去了,进了武装部的人有的被打倒了,没打倒的就往左右两侧的过道跑,大部分人都死在进大门后的开阔地上——因为武装部的食堂窗户正对着大门,解放军在那里架设了机枪,室外还有流动的持枪军人。王翊告诉我这些死者被打死时的位置,有一个是跑过左侧通道跑过红薯地翻墙时被打死在围墙下的,有一个是跑过右侧通道,在翻越围墙时被打死的。铁二中的方天行腿部中弹,当时没死,从开阔地慢慢挣扎着爬向右侧通道躺在那里。当时下了阵雨,他口干,张口接雨水喝,没多久因流血过多死掉了。车辆段的胡新圻和另外三个被抓的人被押到食堂旁一栋房子的墙边,脸朝墙站着。一个战士拿着手枪上来,对准他的头开枪把他打死了。有一个年纪稍大的解放军军官上来制止那个战士的行为,说不打了不打了,结果另外三个人才活了命…… 我一边听王翊介绍,一边画简易草图,画武装部平面图和被打死人死时的位置。我在武装部边问边走边画,旁边好几个解放军战士在那里骂骂咧咧,他们说,他妈的这些家伙坏透了,什么都抢,前几次抢不到枪连我们的衣服、皮带、帽子都要,真不像话。有的说,你们敢抢枪,就让你们尝尝味道,解放军是不好惹的。其实在中央“九五命令”下达之前,武装部把枪是埋在地下的,当“九五命令”宣布抢夺人民解放军的武器弹药是反革命事件、部队可以开枪之后,他们就把武器取了出来,做了充分的准备,他们说谁再来抢就让他们有来无回。 当天,还有“工机联”总部刘重阳也带了几个人去来宾武装部抢枪。但走在前一拨人之后。快到时,听说打死了人,就没有行动,返回了。 这里要补叙一下。文革武斗以来,许多地方都发生了抢解放军枪的事件,对此中央军委有文件,一律不许向群众开枪。(应该说,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解放军要防止枪被群众抢去,还是有很多办法的,因为群众没有对解放军开枪动武的。但有些群众组织轻而易举地“抢”到了大批枪支。)“9·5”抢枪的那些孩子们,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到来宾武装部的。但9月5日中央又下达了“九五命令”,宣布在群众强枪枪时解放军可以开枪还击。作为群众,“9·5”抢枪的那些人,出发时还没有听到“九五命令”的传达,而来宾武装部的军人已经得到传达了。而且前来的人是他们不支持的“四二二”派。但执行“九五命令”,具体的做法很有讲究,是不是不加劝阻警告,来者皆杀,俘虏也杀?这和群众分成对立的两派,解放军支左也各有倾向,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文革中的群众抢夺解放军武器事件,是特殊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情况极其复杂,值得文革史家专题研究。 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为什么同样是解放军,有的保护我们,有的却对我们恨之入骨,要置我们于死地?毛主席不是说红卫兵的斗争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吗?他们为什么抢枪?主观意图也是为了保卫毛主席,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可把他们当反革命打死了。解放军是最可爱的人,为什么把枪口对着这些尚未成年的孩子们呢?他们怎么可能反对革命呢?来宾武装部的那些人对那些赤手空拳没有还手能力、甚至已经放弃抢枪拼命逃跑的人都不放过,抓住的俘虏也要打死,受了伤的也不施救,任凭他们去死……我十分不解,带着疑问画了示意图。当6984部队军车开来后,我和解放军一起,把一具具血淋淋的、脸部白得变了形的尸体装上军车,一同返回柳州。 这些死者中让我永远难忘的是机务段的芦宗明,他的肠子被打出来了。他的妻子是一个农村妇女,肚里怀了一个六个多月的孩子,住在机务段副近的棚户区,一间用油毡搭盖的四面漏风的棚子里。她以后怎样活下去呢? 后来我写了“9·5”来宾抢枪事件的调查报告交给镇市,准备交给广西“四二二”赴京代表团反映给中央。但石沉大海,再也没有听到和看到关于这一事件的任何消息。那些在这一事件中死去的人,那些满腔热情参加文革的工人学生,就像被踩死的蚂蚁一样消失在这个世界上了。运动发展到这一步,我感到难过、不安和惶恐,但是,想到中央刚刚表态我们是革命造反派,野战军也纷纷表态支持我们,我又充满了信心。
短暂的大联合
1967年7、8、9月份,毛主席视察了大江南北,号召两派联合起来。10月下旬,铁道部军管会召集全国铁路局军队代表以及两派群众组织的代表,到北京铁道部开全国铁路运输工作会议,学习贯彻毛主席最新指示。我被机关总部的头头陶煦派往北京作为“工机联”的代表,同去的还有机关总部的桂树林,工人总部的肖福祥,联合战队的黄雄民。我们这几个代表都不是主要头头。在会上我们学习了毛主席最新的指示,铁道部军管会和柳铁军管会主任游走于两派代表之间,不断做工作。铁道部军管会主任杨杰很耐心,柳铁军管会也在两派之间不断的沟通和调解,要求我们联合起来。我觉得应该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联想到柳铁地区的实际情况,铁路运输停顿了,调度所被“联指”掌控,而火车头却在“工机联”手里,两派对立,谁也不听指挥。军管会也干瞪眼,没办法,越抓革命越无法生产,成天只听两派在广播喇叭中对骂。我感到两派不能再对立了,不能老这样无休止地打下去,要把矛头向上,共同指向走资派。我想到铁路运输中断,国家损失太大了,不能再乱了,这样局面失控肯定不行。我希望和“联指”联合,大家有矛盾有分歧可以坐下来谈。我怀着良好的愿望和一颗真诚善良的心,作为“工机联”的首席谈判代表,鼓励我方代表积极推进两派谈判,竭力说服其他几个代表在联合协议上签了字。两派在会议期间达成了全国铁路第一个革命大联合的协议(后来简称为铁路八条)。 我的做法得到了总部头头陶煦的支持。 签订协议的消息传到周总理那里,总理非常高兴,要亲自接见我们,还把协议作为中央文件转发全国。10月下旬的一个晚上,周恩来在中南海总理办公室接见全国铁路运输工作会议全体代表时,让我坐在他的身边,那时我真有说不出来的欣喜,我觉得我做对了,感到非常自豪。我期待两派不要再势不两立,摒弃前嫌回单位把生产搞起来。 回到柳州以后,在铁路鹅山广场召开“工机联”群众大会,我满怀期待地向大家汇报在北京签订大联合协议的经过以及总理接见我们的盛况。出人意料的是群众反映冷淡,会场上鲜有掌声,当主席台上喊口号的时候,下面稀稀拉拉的很少人响应,不像往日开批斗大会时口号声此起彼伏,群情激昂,更不像迎接毛主席最新指示那样欢呼声震耳欲聋。因为两派对立情绪严重,积怨很深,从感情上来说难以接受对立派。尤其是死了人以后仇恨加剧,又未能如群众希望的那样,查惩凶手。自那以后“工机联”中许多人都称呼我为“修头头”(因为我原名就叫王修,文革中为了赶时髦才改为王反修的)。大家认为我丧失了立场,这种联合损害了本派利益。对于群众的反映我是理解的。我想不是签订协议就能解决全部的问题,需要一个疗伤过程,只能慢慢来。 当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颁布了《关于广西问题的决定》,史称广西十条。在这个文件中,广西两派都定性为“革命群众组织”。应该说,这种定性,更符合实际情况,更利于大联合的实现。但运动后来的发展完全出于意料,令我们瞠目结舌,手足无措。我的思想也渐次左转。 12月,在军管会的主持下成立了柳铁革命大联合委员会,双方派对等的代表参加。成立大联委的主要目的,是想尽快恢复铁路运输。号召大家回单位上班,不再以派别的名义活动。因而决定把两派的派旗砍掉,一切活动都在大联委统一组织下开展。大联委不是权力机构,只是给双方提供了一个谈判协商的平台。谈生产还好,一谈斗批改,就吵得一塌糊涂。这派要批韦国清,那派要斗伍晋南。双方代表观点不同,利益不同,立场不同,在诸多问题上都互不相让,寸土必争,吵得不可开交。总是指责对方违反协议,往往是台上握手台下踢脚。大联委达成的唯一协议并付诸实现的,就是各方派十五人组成大联委巡逻队共同巡逻,以维持铁路地区的治安秩序。关于斗批改、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上仍然严重分歧,没有达成共识。 大联委巡逻队一开始共同住在铁路招待所。一直维持到大约1968年4月初。到1968年4月,“联指”抢占了车站、柳州分局等地,又殴打了我方队员楚树亭,最后把“工机联”方面的巡逻队员赶跑了。 大联委作出的“砍旗”决定,超越了“工机联”大部分群众的认识,因而在“工机联”特别是“联战”的内部引起了强烈反弹,成为《今日的〈哥达纲领〉——评“倒旗协议”》出笼的导火索。 柳铁文革不可能孤立地存在,摆脱不开广西文革和柳州市的文革的影响。1968年初广西整体的文革形势和个别偶然事件,彻底打破了柳铁两派试图大联合的努力。 1968年1月21日,铁一中学生联战“大喊大叫”战斗队(文艺宣传队)成员莫兆明、陈宪中到柳州市借小号,遇市“造反大军”愤激的群众围住两位十七八岁的解放军战士辩论(因刚刚发生“造反大军”群众被打死的事情),致使两战士不能前行。莫、陈两同学从军装颜色认出这两位战士系驻铁路某部队的,该部队新近从越南战场上调回,对文革不了解,全无派别倾向。遂帮两战士解围。但两战士旋又被另一拨群众围住。因为同路,两同学决定陪同和护送两位年轻战士回部队驻地。途经探矿厂,探矿长的“联指”武装力量早已当街筑起工事。此时冲出来,持冲锋枪,毫无缘由地射杀了莫兆明,打伤了陈宪中。事后大联委虽组织了调查组,但似有隐衷,不敢正视事实,结论含糊其辞,对追查凶手的合理要求予以推诿。这一事件激怒了“工机联”特别是莫兆明所在的“联战”。大家深感人身安全受到了威胁。在前段大联合浪潮中略有缓解的两派对立情绪,重新变得紧张。 从广西全区看,韦国清和广西军区在运动初期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中央解决广西问题时作了检查。以韦国情为首的区革筹成立后,加快了夺权步伐,迫不及待地要在全区各地从上到下成立革委会。广西“四二二”是打韦派,顺理成章地被视为障碍。 1968年2月14日,广西革筹、广州军区调动正规军某某部队,武装围剿柳江县“四二二”据点里高中学。由此开始,在广西各县郊,由省军区和各地武装部的直接控制指挥,由武装民兵伙同“联指”武斗人员,有时还加上正规军,这里那里不断围剿“四二二”,把“四二二”剿灭或者打跑,在此基础上成立革委会。各地县“四二二”派血淋淋的告急传单不断传来,引起了“工机联”的恐慌情绪,感到自己的生存受到了威胁。内部反对无原则联合的主战派声音渐高。
《今日的〈哥达纲领〉——评“倒旗协议”》
1968年2月8日,“联战”常委、柳铁一中学生肖普云将柳铁两派签订的倒旗协议和恩格斯当年批判的《哥达纲领》作类比,针对柳铁当时的形势和倒旗协议,写了一篇文章叫做《今日的〈哥达纲领〉——评“倒旗协议”》,批判本派别头头在大联合中表现出来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这篇文章经高音喇叭播出,又发表在“联合战队”的铅印报纸《红卫兵战报》上,很快引起了“联指”的注意,掀起了对该文的批判高潮。有关方面又很快将该文交到了中央文革。随即在3月份的全国运输工作会议上,康生宣布该文为“大毒草”,“是要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并且罔顾事实,信口开河,断言这篇文章“不是学生写的”,“背后有黑手”,“有黑教师”,下令要抓黑手。随即肖普云被抓进了拘留所。 《今日的〈哥达纲领〉》被中央点名后,我们感到非常被动。军管会和“联指”乘机向我们施加压力,要我们组织批判这篇文章。这篇文章本是针对我们“工机联”总部参加签订倒旗协议的头头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写的,和我们意见并不一致。看文章,我们也认为这篇文章是有些问题,但不是什么要“颠覆无产阶级专政”。而且只是个别人的观点,作者肖普云又只是个中学生,发表的意见即使有不对的地方,可以讨论,大张旗鼓地对他口诛笔伐,不是变成了整学生吗?“十六条”规定“这次运动不整学生”,这会违背斗争的大方向。所以我们消极对待按兵不动。 “联合战队”反应激烈,又在《红卫兵战报》发表了《广西军区必须改组》、《广西革筹必须转向》等六篇文章,矛头直指军区和革筹。革筹领导下的《广西日报》连续发表社论,对这几篇学生文章无限上纲,口诛笔伐,“批判大毒草”,“揪现行反革命”,在全区大造舆论。谁都看得出,这实际上是针对整个“四二二”的,要搞垮搞臭“四二二”。 这运动究竟要怎么搞,毛主席最近的战略部署是什么,我越来越弄不明白。
我对1968年春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思考
文革中的行动依据,就是尽力去理解、揣摩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以便紧跟。 正当我被错综复杂的形势弄着云遮雾罩、不明白该干什么的时候,1968年3月底中央发出了粉碎右倾翻案风的号召,在北京揪出了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三个代表人物,说他们是“反革命的小爬虫”,反对文化大革命,为走资派翻案。我无从知道他们究竟具体犯了什么罪,我想的是我们这里什么是右倾翻案风。当时,广西全区各地农村县城的“四二二”已被各地武装部指挥的民兵(以“联指”群众组织的名义出现)打得差不多了,只剩下南宁、柳州、桂林、梧州四个城市的“四二二”还在坚守。新形势下南宁“四二二”分成“老四二二”(只几个人)和“新四二二”,省革筹对“老四二二”怀柔,对“新四二二”(实际上是整个“四二二”)打击,并制造谣言说反共救国团的分部在广西,混进了“四二二”,“四二二”是被坏人操纵的,要对阶级敌人刮起十二级台风…… 我就在想,什么是右倾翻案?必须要有案才会翻,造反派红卫兵参加文革是没有案底的,所以无案可翻,倒是韦国清,运动开始就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作了检讨是有案可查的,他曾经镇压过群众运动,现在成为省革筹负责人,又在全区各地镇压“四二二”,把矛头指向学生和群众组织,这不是典型的右倾翻案吗?当时深入造反派人心、指导造反派行动的重要理论就是所谓“两个司令部”的理论(详见博客中国碧琼子的博客:《说说文革中那些坑爹的理论》),周总理表态“四二二”是革命造反派之后,我始终认为我们是紧跟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是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的,现在广西的一系列情况都说明了韦国情故伎重演,变本加厉地镇压群众,这是典型的右倾翻案。看来韦国清就是广西的祸根。我们必须予以抵制和反击,坚决击退这股歪风。这成为我后来勇气十足的策划和指挥抢劫军用子弹(所谓援越物质)的重要思想基础。
“5·21”:所谓“抢劫援越物资”
1968年7月25日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以周恩来总理为首的当年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陈伯达、康生、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温玉成等接见广西两派赴京代表和军队负责人,谈到柳州问题时我站了起来。总理问:你叫什么名字? 我答:王反修。 总理说:你是真反修还是假反修,我看你是忘反修。 我没吭声。 总理说:援越物资是你们抢的吗? 我说:是的,是我们抢的,我向全国人民请罪。 总理说:你们什么时候恢复通车? 我说:我们从来没有阻拦过列车,随时准备通车。 总理说:你们不是放了脱轨器吗? 我说:那是学生不懂事搞的。 康生说:什么学生不懂事搞的,我问你走资派张炎还在操纵你们吗? 我说:张炎早被关进了卫戍区,我们调查过张炎的历史没什么问题,文革初期有错误能改正,所以我们继续支持他。 康生十分生气地说:是你们掌握的材料多还是我们掌握的材料多,是听你们的还是听中央的? 我无言以对。 康生说:对抢援越物资的人你们是什么态度?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反共救国团的分部就在广西,四二二中就有反共救国团。 他还把“四二二”说成是“杀人放火的四二二”。 黄永胜说:因为是援越物资所以才抢的。 事实上,我们抢时根本不知道是援越物资,事实上也还不是援越物资,是途经柳州,准备进入凤凰军火库备用的。 听了这些,我感到非常吃惊,国家领导人怎么可以不顾事实呢?毫无疑问,这次接见给广西“四二二”带来了灭顶之灾,为广西镇压和屠杀“四二二”这派群众发出了总动员令。从此广西大屠杀一浪高过一浪,“四二二”被彻底镇压了。 那次接见之后,我和“四二二”的其他一些头头被关进了北京卫戍区。几十年来,恶梦般的文革生涯,始终像一个沉重的包袱压在我身上,煎熬了我一生。 “抢劫援越物资”的确是一件前所未有的大事。想想看吧,八个车皮的子弹,共计一万一千八百箱,一千七百万发。百姓抢了这么多子弹,在中外历史上都是罕见的。为此毛主席亲自批示了“七三布告”,指出这是刘少奇及其在广西的代理人搞的,是走资派和黑手操纵的,是反共救国团有计划的破坏活动,是为了破坏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 现在许多参与者和当事人都已离开了人世,而我看到的一些研究文革的文章对那段历史的陈述并不清楚,一些事实被搞错,因此直到现在某些真相仍不为人所知。我是“抢劫援越物资”的策划者和指挥者之一,比谁都清楚这一事件的真相。现在有人还在鼓动搞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人们常说历史是一面镜子,要以史为鉴,所以我想用亲身的经历告诉人们,我是怎样被卷进恶浪中成为那段历史中的牺牲品。文革葬送了千万人的生命,泯灭了人的良知,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无可挽回的损失,是史无前例的灾难和浩劫。 其实我是一个普通老百姓,不是什么坏人,既没有野心也不疯狂,更没有“黑手”“走资派”“反共救国团”操纵我。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参加文化大革命的,越积极就陷得越深,以致不顾一切地干下去,作出在常识常情下匪夷所思的事情。 4月下旬柳州武斗升级。在周边县郊“四二二”都被围剿殆尽的情况下,鹿寨、武宣、象州的武装民兵,在革委会、武装部的直接指挥下,攻打柳州“造反大军”,柳州水厂、青云路、柳江边一带“造反大军”被打得节节败退。“联指”用在越战时的土办法,用炸药包带炸药包,下面炸药包一点燃,上面炸药被射出去,飞向对方阵地,一栋栋的房屋立即倒塌。每天晚上火光冲天,爆炸声震耳欲聋。“造反大军”不得已退守到柳南箭盘山、谷埠街一带。许多从农村逃出来的“四二二”难民和所谓黑五类子弟,纷纷涌入铁路地区,集中在车辆段、机务段、铁一中这一带,也就是三四平方公里的地盘上。学校的教室、工厂的车间、会议室、宿舍区都住满了人。柳州市“造反大军”抵挡不住“联指”和武装民兵的进攻,从柳北退守到柳南,龟缩在几个孤立的地点,岌岌可危。 铁路地区虽未发生大规模武斗,但形势已经岌岌可危。4、5月间,柳铁“钢联指”和柳州市“联指”,不知从何处搞来大批武器弹药,迅速占领了柳州市和铁路地区的所有制高点马鞍山、鱼峰山,铁路地区的大鹅山、小鹅山以及分局大楼、铁路局大楼,火车站也被“联指”武力控制。另一方面,他们派出武装人员,在两派杂居地区,有计划地抓捕绑架“四二二”的头头、总部的工作人员以及亮相支持“四二二”的干部,先后抓捕了张启文、温国良、姜泗维、潘红卫以及张炎(铁路局党委书记)、徐一、王春湘、林荷达等人。他们陆续被绑架后,被强行关进柳州市人委礼堂“联指”私设的临时监狱中,严刑拷打逼供(那里先后关押了六百多人)。“工机联”已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 5月上旬,铁道部召开全路运输工作会议,“工机联”主要头头和各基层站段头头都上北京去了,走的走,抓的抓,“工机联”领导层出现了真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人出来领导,“工机联”无法统一行动,势必被动挨打,广大群众的人身安全都难以保障。为了“工机联”的存亡,我想我应该发扬共产党员不畏艰险,越是困难越向前的大无畏精神,主动站出来,勇挑重担。于是我主动站出来组织了一个临时的五人核心小组和“工机联”文攻武卫指挥部,组织群众对抗“联指”的进攻。由我和“机关总部”的周继文,“工总”的王立和、李振岭、“联合战队”李崇泰组成。李振岭是转业军人,懂点军事,又是“工机联”和“造反大军”的联络员,便于和“造反大军”配合,由他担任文攻武卫指挥部总指挥,我任政委,下设三个指挥所。一所在文化宫,由王立和负责,机务段、车辆段为二所,小鹅山附近各单位为三所,并选择林场为指挥部办公室,那里树木多,便于隐蔽,可进可退。由于“联指”从他们控制的制高点不断向“工机联”地盘射击,几乎每天都有人被打死打伤。“联指”武装人员从马鞍山上用高射机关炮打铁路文化宫,子弹穿过一砖厚的墙,把驻守在文化宫的人打死。“联指”从小鹅山及分局不断向机务段路口射击,封锁文化宫和铁一中之间的道路,使我们进退不得。而我们没有武器,无法还击,只有被动挨打。 柳州“造反大军”和“工机联”在一个越来越小的包围圈中坚守着。头头们着急,群众也着急。对此,我们每天晚上在铁路林场召集指挥部成员会议,研究当天发生的事情和应对的办法。每天晚上指挥部开会的时候,门口和窗外都站满了焦急的群众,大家期待我们能拿出对付事态的办法来。开始的时候我总是安慰大家,我说:我们是造反派,要相信党中央和毛主席,中央是支持我们的,我们要沉着,不要害怕,中央知道广西的情况,镇压“四二二”的人是不会有好下场的。讲这话的时候,我的心里也是没底的,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多么希望像1967年8月24日周总理表态支持“四二二”那样,说一句“不要攻打四二二,农民不要进城,让联指撤退”,那多好啊!但此一时彼一时也,现在广西革筹、广西军区幕前幕后坚定地支持“联指”,因而“联指”攻打“四二二”有恃无恐。我也弄不清中央现在到底怎样看待广西问题。 那时候因为道路被封,白天我们在家休息。一个中午,我睡在自家不到四平米的柴房,我爱人把门外加了锁不让我外出。醒来以后,我大发雷霆,对爱人发脾气说:“干嘛把我锁起来?”我爱人说:“打得这么厉害,怕你出去不安全,你不要去了。”我说:“现在总部没人,我不能不去,干革命要紧,你不要拉我的后腿。”我岳母反问一句:“你出了事我们怎么办?”我说:“我也不知道,听天由命吧。”就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家。那时我爱人已有四个月的身孕,还有一个脑瘫的儿子躺在床上,我都不顾了。 1968年5月18日,538车站工人张先恭对我说:车站有两个代号车,可能是炸药。问总部要不要。铁路上的代号车一般都是危险品、易燃易爆品,插在车边上的货牌上不写品名只用号码7、8、9来代替,有可能是炸药和其它物品。晚上大家对他提供的情况进行了讨论,这就是把我们抢枪、抢武器弹药的注意力指向铁路的开始。 在讨论中,由于无法确定车上究竟装的是什么,没有贸然行动。那时我内心还是十分矛盾,究竟中央会不会救我们我不清楚,只是一厢情愿的渺茫的“单相思”。我希望广西的问题由中央作出政治解决,而不至于要我们自己拿起武器才能保卫自己。每次开会我都会重复地告诫大家,要相信党中央、相信毛主席不会不管我们的。现在想来非常幼稚可笑。 5月19日晚上,指挥部开会仍未作出决定,只知道柳州市“造反大军”被打得很惨,不断来铁路求援。 5月20日的下午,工务段的养路工杨建平也来报告,说路过柳州站时看见线路上有军车,有几个车开着门,上面装的是绿色的长长的箱子,一边用手比划着问我要不要抢。我问装的是什么东西,他说不知道。 5月20日晚上和往常一样,在林场召开指挥部会议,除了指挥部成员外还有各指挥所的代表,也有一些焦急的群众。那天开会的核心内容就是对铁路上的武器弹药抢不抢。开始还是让张先恭、杨建平介绍他们在车站看到的情况,大家进行了分析,认为军车上的长箱子绿箱子有可能是炮弹也可能是枪,538车站的代号车有可能是炸药也可能是其它危险品,一直争不出个结果。但由于外面形势危急,内部主战派呼声越来越高,多数人认为不管是什么,抢了再说。我认为不能盲动,建议再到两个车站去看看车子还在不在,把事情做细一点,最好能弄清车上装的是什么。到凌晨三点,去车站调查的人回来了,说538车站的两个代号车不见了,杨建平说军车还在,只看见车上有长箱子、绿箱子,和原来讲的是一样的。这时参加会议的人几乎全部表态认为要抢,再不抢等军车开走了就抢不成了。 我非常犹豫,迟迟没有表态。有围观的群众不耐烦了,冲着我发了脾气说,他妈的,当头头干嘛这么怕死,怕死就不要当头头!这句话像一根针一样刺痛了我的自尊心。我这个头头不是上面任命的,也不是群众选举的,完全是我主动站出来的,既然站出来了,就要勇于承担责任。可是去抢军车,我内心还是很害怕。如果去抢了,中央怪罪下来,有可能打成反革命,头头肯定跑不掉;如果不抢,又怎么应对付“联指”的围攻?我好像走到了悬崖边上,进退两难,前面是死路后面是追兵,不是找死就是等死,无路可逃无计可施。为了挽回面子,我斩钉截铁地说:我不是怕死,打成反革命我去坐牢就是了。我是想把事情做得稳一点,我们要抢有用的东西,没用的抢它干什么?如果是炮弹我们就不要,对我们用处不大。我的意见是可以把军车拉进冷冻厂,看看上面装的是什么,如果是枪和子弹我们就要,如果是炮弹我们就不要。最后大家同意我的意见。 会议结束后我们都到冷冻厂去等,由司炉韦立仁开车头,扳道员李达道带车,杨建平跟车,三个人开了火车头到柳州站去挂车了。起初拉进冷冻厂的只有五辆车,车门是开着的,上面装的全是长箱子绿箱子,有解放军跟车押运。当我们的人上车搬箱子的时候,解放军急眼了,他说,你们不要抢,车上全是炮弹,你们拿去也没什么用,我们回去没法交代。有人打开箱子一看果然是炮弹。我对押车的解放军说,同志你别急,我们是来抢枪和子弹的,我们不要炮弹。押车解放军不假思索地对我说:要子弹有,后面车上装的全是子弹。我一听简直要跳起来了,立即告诉李振岭、桂树林等人,并让大家把已经卸下的炮弹一箱箱装上了车。李振岭又去通知韦立仁、李达道、杨建平三人把五辆炮弹车送回柳州站,顺便把刚才没有拉来的军车拉回冷冻厂。 这时天快亮了。第二次一共拉了八辆车到冷冻厂,车门都是关上的。等在冷冻厂的人打开车门一看,全是白色木板条钉成的小木箱,打开小木箱,里面有两个小铁盒,铁皮盒内装的全是子弹。在场的人都蜂拥而上,大家都在卸车,而且人越来越多,有用肩扛的,用扁担挑的,自行车、三轮车、板车、汽车都用上了。工人、学生、家属、难民,甚至老头老太都有。我们没有动员,没有呼叫,因为枪炮声是最好的动员令,人们都渴望拥有武器,这样才有生的希望。没多久时间八个车皮的子弹就被抢完了。 在我们卸子弹的过程中,押车的解放军急得不行。他看见站在车旁的我,难过地说:同志,你们把子弹抢走了,我回去怎么交代?我说你是哪个部队的?他说是沈阳军区的。我说:子弹运哪去?他说上凤凰军火库。凤凰站离柳州不远,只隔两个小站,那里是有军火库。我说:同志你放心,这不是你的责任,事情是我们干的,由我们负责。他说:那你给我打张收条。我说:行。你要怎么写?他讲了大至的数量,我找来纸和笔,毫不犹豫地写了收条,大意是今收到沈阳军区56—1式子弹一万一千八百箱,一千七百万发。最后签名的时候,我先写了一个李字,因为李振岭是总指挥,后来想想写真名不好,而这事也不能由他一个人负责。由于以前看电影看得最多的就是《铁道游击队》和《平原游击队》,我忽然有一种英雄情结,下意识地写了“李向阳”三个字,然后把收条交给了押车的解放军。 天亮以后,“联合战队”头头钱文俊到冷冻厂一看,他说,这么多子弹怎么用得完。建议将冷冻厂站台上尚未运走的子弹全部装上车,送回柳州站去让“钢联指”来抢,这样中央怪罪下来各打五十大板。我觉得这个建议可行,在和其他头头商量后动员大家把子弹又装上车,共两个车皮子弹拉到柳州站去了。 那天上午军管会副主任、五十五军的师参谋长曹银忠到冷冻厂找我,他说:这个事你们闹大了,这么多子弹你们怎么用得完?一个淮海战役都没用这么多子弹,广州军区常备子弹都没这么多。你们要想办法上交。我说我们已经退了两车。他说:不行,还要交,不然怎么向上面交代? 于是那天下午在林场指挥部开会了解子弹的去向,可是谁也说不清楚谁抢了多少子弹。有的拉进据点,有的埋在菜地,还有藏在天花板上,埋在煤堆里的,放在床底下的。铁路的,地方的,有战斗队的,没战斗队的,男女老少只要知道消息的都来抢了。指挥部无法统计,处于失控的状态,谁都说不出子弹有多少,放在什么地方。我虽然传达了曹参谋长的意见,可是收效甚微,无人响应。其实光抢子弹也发挥不了什么作用,没有枪,子弹也打不响。 那几天军管会副主任曹银忠天天来动员我交子弹。我口头上答应了,也在指挥部会上讲了,就是没有行动。抢子弹时大家一轰而上,交子弹时大家都躲得远远的,我也无可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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