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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 天》第一一六期
抢救文革回忆 积累文革资料 交流相关信息 促进文革研究
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18年8月30日第116期(增刊)
本期目录
〖奚学瑶专辑〗
书稿选读
奚学瑶 文革风暴中的周培源
北大“爆炸了一颗原子弹” 北大主政者“改朝换代” 汇报汉中分校问题遭受冷遇 写出善意批评聂元梓的《公开信》 动荡形势下的首批“亮相干部” 加入“井冈山”率师反聂 险遭绑架和奉命“下山” 再次被作为“美国特务”审查 保存科学的香火 爱因斯坦保卫战 为基础科学理论研究大声疾呼 一篇文章的风波 有朋自西方来 毛泽东接见杨振宁时与周培源的对话 1976年的悲痛与狂欢 大任在肩
—————————————————————————————————— 【书稿选读】
文革风暴中的周培源
奚学瑶
《昨天》编者按:本篇节选自北京大学校友奚学瑶写成后尚未正式出版的书稿《周培源传》,全书共九章,这里节选的是第六章“文革风云”和第七章“高举科学的骨头前进”中的部分内容,现标题是本刊另拟的。 作者简介:奚学瑶,1946年生于浙江天台,长于上海。1964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69届),毕业后在河北抚宁县“插队”务农,“四人帮”垮台后至秦皇岛市和广州工作,写史修志,编辑作文,以散文创作与散文理论研究为主业。曾返北大进修。系北京大学老五届校友回忆文集《告别未名湖》、《风雨未名湖》、《燕园沉思录》等书主编之一,亦有译著和文学、史学著作问世。近年也在中外网刊发表文章。中国作协与上海作协会员,一级作家。
北大“爆炸了一颗原子弹”
月晕而风,础润而雨。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署名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敲响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开场锣鼓。 北大,自其诞生,历来是中国政治文化上最敏感的部位之一,中央紧锣密鼓对《海瑞罢官》的批判,作为副校长的周培源,已深感此次批判异乎寻常。《海瑞罢官》的作者吴晗,是他解放初期在清华朝夕相处的同事。对于吴晗,周培源可谓知根知柢。吴晗因文史成绩的优异,弥补了数学成绩的落差,而破格被清华录取。在清华上学期间,即显示了其出类拔萃的文史才能,后来成为著名的明史专家、左派教授。北平和平解放前夕,毛泽东以中共中央主席之尊,邀请了吴晗到西柏坡见面谈话。吴晗为报知遇之恩,将自己的得意之作《朱元璋传》奉呈毛泽东,并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我克服了超阶级观点》一文,记叙了这次难忘的会见。文章披露了毛对朱元璋的阶级观点论述,认为朱元璋是农民起义的英雄,应予以肯定,不应写得那么坏。前人片面强调朱元璋天性残暴,屠戮功臣,大开杀戒,侮谩知识分子,有失偏颇。吴晗在政治上紧跟共产党,清华解放不久,曾与周培源一同担任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并很快兼任北京市副市长,在政务活动繁忙之余,仍抓紧时间修改了《朱元璋传》全书。他把《朱元璋传》改得面目全非,似乎这位大明朝的皇帝不是暴君,而是一位勤政爱民的开明君主。 1951年,吴晗曾因一顿饭被减了几碟菜,遂成“减菜风波”而惊动了中央,毛主席和周总理对吴晗抚慰有加,而使吴晗对“党”感激涕零,从此彻底甩掉了教授的工作而一心从政,多年来兢兢业业,忠心耿耿。 如今,毛泽东竟然毫不留情地拿吴晗开刀,周培源颇感迷茫,很不理解,难道这就是政治斗争,是斗争的需要?周培源也跟吴晗一样,对毛泽东视若神明,他相信毛主席英明伟大,能够洞察一切。他对政治也不懵懂,政治湍流常起源于一个涡漩,无数涡漩的扩大,势必产生巨大的能量。当年清华校务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之中,叶企孙已被甩到了泥滩,钱伟长、费孝通也被湍流所吞没,1957年都成了右派,这次吴晗恐怕是在劫难逃。 北京大学文、史、哲、法律和图书馆学等文科系中,不得不停止了部分课程,参与了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开始,这场批判活动显然是在校党委的引导下,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的。校党委根据北京市委的精神,将这项批判活动引向了学术讨论的轨道,老师和学生们纷纷对《海瑞罢官》所引发的诸如“清官”、“道德继承”、“平冤狱”等问题展开了学术探讨。法律系师生为海瑞“平冤狱”问题查阅了一千多万字的历史资料,受到了党委的好评,校刊上也围绕“清官”与“道德继承”等问题开展了学术讨论。 然而,人们很快地感觉到黑云压城,一场政治暴风雨即将来临。《北京日报》、《前线》杂志开始批判《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揭露了邓拓、吴晗和廖沫沙三个北京市委领导干部组成所谓“三家村”小集团。5月8日之后,《解放军报》、《光明日报》、《红旗》杂志发表了署名高炬、何明,实为江青、关锋等人锋芒毕露的文章,把矛头对准了《前线》和《北京日报》,说他们是“丢车马,保将帅”,是“假批判,真包庇”。5月10日,上海的《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评“三家村”》,向邓拓、吴晗、廖沫沙进行了全面的批判。新华社上海分社以急电全文发布了这篇文章,全国各报刊立即予以转载。紧接着《前线》的发刊词亦遭到了批判。于是,大幕终于揭开,以彭真为首的中共北京市委,已陷入兵临城下的凶险境地。 北京大学的师生们震惊了,周培源也震惊了!虽说他是一个科学家,一个学者,他没有卷入政治的漩涡之中,但北京市委在他心目中一直是代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一座心中岿然矗立的丰碑,彭真、刘仁、邓拓、万里等人,都是久经考验、深孚众望的共产党领导人。他们的形象,很难与“反党反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虽说解放后亦发生过几次重大的党内斗争,如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和庐山会议上的彭德怀“反党集团”,也曾引起过极大震动,但是,都无法与这次党内斗争相比拟。凭周培源的直观感觉,这场严酷的党内斗争,势将波及北京大学。因为北大是北京市委的工作重点之一,北大党委与北京市委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不久前结束的北大社教运动中,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极力庇护了陆平和北大党委。覆盆之下,岂有完卵?今后形势的发展,是很难预料的。 周培源无暇考虑更多。他主管北京大学汉中分校(时称653工地)的筹建工作,忙于参加校外的一些社会活动,尤其是忙于筹备7月下旬召开的北京科学讨论会1966年暑期物理讨论会。这是一次国内很少举办的国际性科学盛会,参加会议的将有33个国家和140多名科学家,周恩来总理对这次活动寄予厚望,周培源将出任中国代表团的团长。在北大,他是个忙人,但他哪能想到,此时的北大,尚有一批比他更为忙碌的人…… 5月14日,陆平召开了干部会议,传达了市委大学工作部副部长宋硕在紧急会议上的指示精神:“要求学校党组织加强领导,坚守岗位”,“群众起来了要引导到正确的道路上去。”几乎与此同时,康生派了他的妻子曹轶欧、高教部副部长刘仰峤和原北大哲学系教员后调到中央工作的张恩慈等七人,以中央理论调查组的名义来北大进行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所谓调查。他们的活动十分神秘,或悄悄地登门进家,或把调查对象请到调查组的驻地友谊宾馆,进行各种政治引导。曹轶欧曾先后两次约请北大党委常委、法律系主任陈守一,与其谈论有关北大文革情况。陈是一位资格很老的来自解放区的干部,也是中共党内为数不多的法律专家。 曹说:“北大学术批判有问题,你应该站出来揭发。” 陈不卑不亢地回答:“不知道有什么问题,请向我提出来,以便改正。” 曹说:“这不是你的问题!你应该勇于出来揭发陆平和市委领导。” 陈说:“北大的学术批判,常委分工是由我具体负责组织的,如果有问题……” 曹连忙打断他的话语,说:“这你不用负责,但你要揭发。只要揭发,你什么责任也没有的。” 陈是个搞法律的人,言辞滴水不漏,没有给曹留下一丝空隙。他回答道:“我不能这样看问题,我做的事,责任也不能推给别人。” 曹轶欧仍想争取他,说:“如果你同意揭发,还会有人和你一同出面的。” 两次谈话,均遭到陈守一的严词拒绝,曹轶欧不得不死了心,只得叮嘱陈守一,对此事严加保密,而把工作转向其它系。之后,中央理论调查小组从“地下”转到了“地上”,正式向北大党委出具公文,并要求把孔繁、孙蓬一等几个社教积极分子调回北大,参加调查组的工作,北大党委只得照办。 哲学系教员杨克明,在社教运动中,曾激烈批评陆平,并在后来坚持己见拒不认错,致使在北大难以容身,而把工作关系转到中国科学院。此时,他风闻中央下达了“5·16通知”,又听说原北大哲学系同事张恩慈参加了中央理论小组,调查北大的文化革命,便到调查组驻地友谊宾馆去找张恩慈。他从张恩慈处得知“5·16通知”的精神,知道了彭真在政治上遭到了彻底否定,彭的文革方针成为批判之的,而北大的文革形式与内容,都是秉承以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所制定的所谓“二月提纲”。联系到北大党委对社教积极分子的态度,都与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有着密切的关系,于是,便认定北大党委在政治上有严重问题,想写一份材料,向中央反映北大的情况。杨克明询问张恩慈,能否为他向上面递送材料。张恩慈告诉他:“现在上报材料太多,怕是递不上去。”谈话中,张恩慈向他透露了一个信息,说《北京日报》已经有人贴了大字报,言外之意,可以采用大字报的方式,表述自己的意见。 自友谊宾馆回来后,杨克明找到了哲学系教员高云鹏、宋一秀、系总支副书记赵正义以及从“四清”前线回来的夏剑豸,透露了他与张恩慈的谈话内容。杨克明说:“别人都写了大字报了,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写?”高云鹏、宋一秀、赵正义、夏剑豸等人也都预感到了一场政治风暴的来临,这场风暴将冲决因社教运动给他们带来的精神上的罗网。于是,他们便一致赞同,给北京市委和北大党委贴大字报。他们先推宋一秀起草,宋改了两遍,大家仍不满意,于是便让杨克明推倒重来。 5月24日晚,北大19楼有一间房间灯光通宵未熄,杨克明用了一个晚上时间,重新起草了一份大字报。早晨7点,他敲响了高云鹏家的门,把稿子交给了他,就到科学院上班去了。高云鹏召集了宋一秀、赵正义、夏剑豸等人商量,正在此时,系总支书记聂元梓不知从哪里得到消息,赶到了高云鹏家。商量结果,他们删掉了稿子中有关陆平、彭珮云与北大社教的段落,集中反映了北大文革的问题。聂元梓在最后加了几句口号:“保卫党中央!保卫毛泽东思想!保卫无产阶级专政!” 稿子改完之后,高云鹏用毛笔将其写在大字报纸上。聂元梓以总支书记的身份,当仁不让地签了第一名;赵正义先是代杨克明签了名,随后签下了自己的名字……签署完毕之后,为了壮大声势,他们又将住在同一座楼的年轻教师李醒尘找来,李醒尘也步其后尘,在大字报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下午二时许,题为《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在北大大饭厅东墙的南侧出现了。大字报火药味十足,矛头直指北京市委大学部和北京大学党委,指责在“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中,“北大按兵不动,死气沉沉,广大师生的强烈革命要求被压制下来。”大字报声称:“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团结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周围,打破修正主义的种种控制和一切阴谋诡计,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张恩慈听说北大贴了一张大字报,起初很是高兴,但又听说是聂元梓领衔,极为不满,对杨克明等人连连埋怨:“你们怎么搞的,怎么让她签了头名?!”他知道聂元梓是个野心极强、狂妄自负而又出尔反尔的女人。她曾激烈地批判北大党委,要从上到下连锅端;当另一种势力占上风时,她又痛哭流涕地做检查,反戈一击,揭发自己的同伴。张恩慈、杨克明、孔繁、孙蓬一等人都对她的人品深为反感,从心里瞧不起她。然而,木已成舟,大家也是毫无办法。后来,康生也得知是聂元梓带头贴了这张大字报,他对聂元梓的历史颇为了解,在北大社教中便曾说过,聂氏姐妹在延安时期表现很不好。后来,在中央文革内部,当着张恩慈、孔繁的面,康生说出了这么一段看似无奈、又似坚决的政客式的表白:“都说聂元梓这个人人品不好,聂元梓是混账王八蛋,我们也要保,我们保的不是她个人,我们保的是她这条路线!” 历史便是由这样许多鲜活的细节串联定格。聂元梓在大字报上签了第一名,便导致后来北大以至更大范围内演出了一幕幕独特的悲喜剧,这个后来曾被周恩来称作“最坏最坏的女人”,成了这场戏的主角。 大字报所在地方,面向学校南门直通教学区的交通要道,学生们从宿舍到饭厅、教室,大多要经过此处,因而那里是北大引人注目的地方。大字报贴出时,大多数师生还在午睡,或者午睡刚起,睡眼惺忪地背着书包与碗袋走向教室、图书馆,大多未能正视这位“不速之客”,更不能想到它会带来的重大后果。但是,它的内容还是很快地传遍了北大,也传到了周培源的耳朵里。 周培源这些日子一直在城里筹备物理讨论会,这天午后恰好抽空回家。听说了这一消息,心头一震,转身出了燕南园的小南门,穿过三角地,便来到大字报面前。他凝神浏览了大字报的全文,不露声色地走回了家。对于聂元梓,他没有多少了解,至于聂元梓后边有何政治背景,他更无从知道。他只是凭着直觉,感到北大出了大事,事情与上边有着密切的关系。社教后期,彭真和北京市委庇护陆平,掩盖了北大的一些问题,他很有意见。现在矛盾爆发了,这是北大社教运动的继续,是社教积极分子向陆平反攻的信号。他从心里认同大字报的基本指向,在当晚物理讨论会筹备小组会上,压抑不住地向大家宣告:“北大出现了一张大字报,爆炸了一颗原子弹!”
北大主政者“改朝换代”
大字报的导火索,经过一个下午的燃烧,终于引爆了北大这只火药桶。傍晚时分,支持聂元梓等人的表态性大字报、大标语,便铺天盖地而来,贴满了大小饭厅的墙壁,围观的人群里三层外三层簇拥在大字报面前。文二(四)的一群学生,扛着贴有大字报的木牌,边走边喊口号,从32斋来到大饭厅,格外引人注目。一时间,人头攒动,人声鼎沸,北大沸腾了! 几个月的批判活动,尤其是对《前线》与《北京日报》的批判,使北京市委的危楼面临倾塌。北大文科的部分学生,阶级斗争与路线斗争的弦已经绷紧,且青年人天性不满足现状,一旦有人点燃了一把火,他们也便热血奔涌,随声响应。“一切革命的知识分子,是战斗的时候了!……保卫党中央!保卫毛泽东思想!保卫无产阶级专政!”大字报中这类富有鼓动性的言词,对青年学生是很有煽动力的。北大历史上,曾有多次学潮,每次的形式和内容都不相同。此次的特点显而易见,它是来自官方的自上而下的引导,虽然许多人有对民主思潮的朦胧的向往,而更多的则是对党中央的臣服与对毛泽东个人绝对权威的崇拜。 晚上,事情出现了波澜,各系组织了一批反击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追随聂元梓的大字报也被有关部门一一拍了照。北大党委召开了常委会,研究大字报事件。常委会产生了分歧意见:一种认为对大字报要加强管理,动员聂元梓等人把大字报贴到室内:另一种则主张坚决支持群众运动,支持大字报,大字报既然已经贴出来了,便不能揭下来。教务长崔雄崑要陆平对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明确表态。陆平沉静地表示,把他和宋硕、彭珮云说成黑帮,难以接受。多数常委也表示:“大字报不符合事实,不能同意。” 晚8点,校党委在办公楼礼堂召开党员干部会,陆平讲话,表示欢迎对党委的工作提出批评,同时指出,大字报贴到外边不符合中央“内外有别”的指示精神。校党委第一副书记戈华、常委崔雄崑拒绝出席大会。 周恩来总理当晚得知了北大的情况,立即指派华北局书记李雪峰、国务院外办副主任张彦等人来北大,于当夜12点再次在办公楼礼堂召开党员干部会。张彦传达总理的指示说:“大字报可以贴,但北大是涉外单位,要内外有别。”李雪峰说道:“我们来了惊动了你们,你们也惊动了我们,你们贴出了大字报,是好事。北大是有革命传统的,在全国、全世界都有影响。搞好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要按中央指示进行。北大的党委要把运动领导好,斗争要有组织、有纪律、有秩序、有领导。党内有民主集中制,党有党纪,国有国法,不是乌合之众,不能乱七八糟。” 第二天,大字报区被挪到了学三食堂,东西墙壁拉上了铁丝,大字报挂到了铁丝上,各种颜色的纸张,琳琅满目。内容也变了。约五分之四的大字报将矛头指向了聂元梓,虽然还有近五分之一的大字报仍是批评校党委,而调子显然是降低多了。大字报面前,常有持不同观点的人相互辩论,有人说:“聂元梓是野心家,是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有人则为之辩护:“大字报是革命的武器。陆平与‘三家村’有关系。”有人说:“反对校党委就是反党,五七年也数你们中文系、物理系右派分子多。”有人则反诘道:“你们不看看现在是什么形势,看看谁是右派,谁是左派?” 人们的思想虽然一时处于混乱状态,但此时北大党委无疑具有正统的权威性。除哲学系之外的各总支都站在校党委一面,并向下层层布置了反击聂元梓的任务。不少人找聂元梓当面质问,并与她展开了辩论。李雪峰的讲话精神与倾斜的舆论给聂元梓造成了强大的威慑力量,她沉不住气了,对副校长黄一然表白道:“大字报不是我写的,是曹大姐让我们写的。”与此同时,康生似乎预料到这个“小聂”靠不住,要变卦,便告诉曹轶欧,让她给聂元梓打气,让她“顶住”。 曹轶欧派张恩慈将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底稿取来,送给了康生。康生背着在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将这份大字报送给正在杭州的毛泽东。毛泽东称这张大字报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指令各种新闻媒体播发和刊登。 6月1日晚8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在第二次播送时,大饭厅里已经挤满了人,播音员的声音异乎寻常地严厉,人们震惊了!饭厅里长时间地沉默,然后是一阵哄然而起的喧闹。有人愤然,有人欢呼,有人迷茫。有一些人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打了电话:“谁让广播的?” 北大成了喧闹的海洋,宿舍区灯火通明,许多学生彻夜未眠,纷纷写标语、大字报,在校园四处张贴。他们再也不受“内外有别”的禁令限制了。“打倒陆平黑帮”、“砸烂校党委”、“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等口号此起彼伏,校园内四处是游行的队伍。 当晚,中共中央华北局、中共北京新市委负责人吴德等人,率领了以河北省委文教书记张承先为组长的华北局派驻北京大学工作组,进入了北大,随即召开了中共北京大学委员会紧急会议,宣布:北京大学党委抗拒文化大革命,压制群众,打击左派,包庇右派。北京大学是一座顽固的资产阶级反动堡垒。就这样,北大党委被定了性,陆平、彭珮云成了“坚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成了“黑帮分子”。工作组对他们严厉地下了禁令:不许搞秘密活动,不许搞两面派,不许阳奉阴违。 第二天,《人民日报》全文刊发了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同时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以及题为《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的评论员文章。社论宣称: “一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正在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社会主义中国兴起。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要彻底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创造和形成崭新的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这是人类历史上空前未有的移风易俗的伟大事业。对于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一切遗产、风俗、习惯,都必须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加以透彻的批判。” 评论员文章高八度地宣称:聂元梓等人的文章“揭穿了‘三家村’黑帮分子的一个大阴谋”。“为陆平、彭珮云等人多年把持的北京大学,是‘三家村’黑帮的一个重要据点,是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尤其重要的是,在这篇文章中,将文化革命的大是大非的标准做出了最权威的界定:
凡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和党中央指示的,不论他们打着什么旗号,不管他们有多高的职位、多老的资格,他们实际是代表被打倒了的剥削阶级的利益,全国人民都会起来反对他们,把他们打倒,把他们的黑帮、黑组织、黑纪律彻底摧毁。
这一段论述,以及之后不久《人民日报》8月23日社论《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所阐明的:“党中央就是党中央,一个地区,一个单位的党组织,就是一个地区,一个单位的党组织。任何一个地区,一个单位的党组织,如果违背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违背了毛泽东思想,为什么批评不得?为什么人家一批评,就叫做‘反党’,‘反党中央’,‘反革命’?”这些官方舆论与聂元梓等人作出示范的反基层党委的大字报一起,极大地瓦解了1957年以后强固了的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的政治格局。1957年的许多人,便是因为对某个基层党组织、对该组织的某个领导成员,甚至是对某个普通的共产党员提出批评意见,而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从此,基层党组织与其中的成员,都俨然具有党的化身的资格。这种机械逻辑曾在客观上增强了中共的整体统一。然而,物极必反,后来文革中,群众不分青红皂白,以聂元梓为榜样,把所在的基层党组织几乎毫无例外地视为有别于中共中央的黑帮集团,并挟天子以斗诸侯。于是,“造反有理”的洪水,裹挟着各种功利与幻想,狂热地不可阻挡地冲决着多年所垒砌的政治堤防,使神州大地出现了空前未有的混乱局面。 一时间,每天竟有十余万人涌进北大,看大字报,向北大“取经”。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带着深度的近视眼镜,神态颟顸,操着一口让人难懂的口齿不清的福建普通话,对学生们煽动说:“北大是地富反坏右的反动堡垒,他们是在培养资产阶级反革命和叛徒当接班人,是一个很顽固的堡垒。”中央文革顾问、北大事件幕后的策划者康生,也从幕后走到幕前,来为北大学生加温:“你们的革命热情很高,这很好。不管他彭真也好,陆定一也好,陆平也好,一切牛鬼蛇神、修正主义分子都不可怕。我们要和他们斗争到底。” 北大校园里还流传着一句当时未经证实的最高指示:“北大是池深王八多。”人们在大字报或批判稿中,频繁地使用着这句粗俗的话语,仿佛愈粗俗便愈革命,愈工农化。毛泽东数十年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也成了人们经常“活学活用”的经典之一。“痞子”便是“革命先锋”,便是“左派”;“痞子运动”好得很,“戴高帽”游街好得很!“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造成一点小小的镇压反革命派的恐怖现象,有什么理由说不应该?” 这样北大的“红色恐怖”氛围便愈来愈浓。上至陆平、彭珮云,下至政治辅导员,都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到处都是控诉与批斗的会场。温和的戴上纸帽,促狭的则戴上厕所里的脏铁丝篓;轻则低头弯腰,重则拳打脚踢。挂黑牌、揪头发、坐“喷气式”,不一而足。不管以前是保陆平的也罢,还是反陆平的也罢,为了争当“左派”、“造反派”,许多人便以激烈的言词、激烈的行动表明自己的“革命”态度。在这种气氛下,所谓的“6·18”事件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6月18日,天气出奇的热,似乎也给北大的政治气候添了一把火。学生宿舍区的38楼、40楼、37楼、32楼、31楼前,到处都设了“斗鬼台”。学生们四处抓干部、教师来批斗,游街、罚跪、挂黑牌、戴高帽、用墨汁涂面、拳打脚踢,你方唱罢我登场,斗争的高潮一浪高过一浪,口号声、叫嚷声此起彼伏。一天之中,竟然有69人被抓来批斗。“黑帮”们闻声色变,人人自危。 晚10点,工作组召开全校广播大会,张承先发表了严厉的讲话,他以惯常的阶级斗争思维,认定今天的大规模批斗高潮是有一小撮阶级敌人策划挑动的政治事件,完全是校内外敌人里外结合呼应的突然袭击。他们企图制造混乱,打乱工作组的作战部署。于是,抓了四个带头打人、耍流氓者,据说其中一个是隐瞒反革命身份,混入革命队伍的国民党上尉连长。紧接着,校工作组召开了各系工作组长紧急会议,要求“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教育群众,擦亮眼睛,增强革命警惕性”,“依靠革命左派,组织起来,维护无产阶级革命的秩序。” 这真是一个周期律。在台上的总强调“治”,在台下的则希望“乱”。陆平的校党委要求“加强领导,坚守岗位”,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弥天大罪;聂元梓打头“乱”了北大,进而铸成了“6·18”事件;在台上的工作组不容许“乱”,又强调要维护“革命的秩序”。没过几天,7月10日,地球物理系的陈必陶等同学,又在大饭厅东墙,贴出了《把运动推向更高阶段》的大字报,批评工作组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把北大搞得死气沉沉,要求把北大搞乱、搞活。 聂元梓从康生办公室了解到上边对工作组态度的变化,便在哲学系群众大会上发表了讲话,说:“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晚上,哲学系学生在大饭厅等处设立演讲台,传播聂元梓的讲话,批评工作组是保皇党。于是,全校学生与教职员工围绕工作组问题展开了“大辩论”。一场新的“保”与“革”的斗争浪潮在北大掀起了。 康生、江青、陈伯达等人,又成了这场斗争的导演。他们以调查文化大革命的名义,来北大看大字报,并向师生们发表讲话,并背着工作组,在钓鱼台召见聂元梓等人,鼓励他们起来赶走工作组。 7月25日晚8时,天上下着细雨,东操场汇集了一万多北大的师生员工与家属。康生、陈伯达、江青、王力、关锋、戚本禹等文革小组的要员以及北京新市委书记李雪峰等人在主席台就座,江青亲自主持有关工作组问题的辩论。生物系三年级学生樊立勤熟练地背诵着大段毛主席语录,以其雄辩的口才和指点江山的气势,登上了北大的政治舞台。附中的彭小蒙,则双手插腰,风风火火,毫无遮拦地述说着自己的政治观点。他们都是工作组的严厉批判者,认定工作组在“6·18”事件中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中文系五年级学生李杨杨,则代表全校30多名高干子弟,对工作组持基本肯定的态度,认为首先要区分是延安还是西安,工作组虽然有错误,但他们是延安而不是西安。 第二天晚上,这一行人员,再次来到北大东操场,张春桥、姚文元也加入了这个队伍。江青继续主持万人辩论大会。这一晚,较之昨天,对工作组的态度更为明朗,话语含糊不清的陈伯达,由王力帮助翻译。他给工作组定了性:“北大工作组是一个阻碍同学们走上革命道路的坏工作组,一个障碍物,是压制你们革命的盖子”,号召“搬掉这个障碍物”,自己起来闹革命,建议北京市委撤消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接着,李雪峰宣布撤消北京市委驻北京大学工作组。江青建议:北京大学“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或文化革命代表大会,作为文化革命运动的权力机关,自己起来闹革命”。她点名要聂元梓出面主持这项工作,这等于说,将北大的权力,移交给了聂元梓。第三天,即7月28日,“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备委员会”成立了,聂元梓任主任委员。 8月4日,康生、江青又一次来到北大,对北大文革筹委会的成立,代表中央文革小组向聂元梓“致以革命的祝贺”。康生在会上正式宣布撤消工作组,说工作组组长张承先、副组长张德华犯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6·18 ’是革命事件”。康生此时似乎已认为形势已然明朗,大局已定,便踌躇满志地向师生们披露了他与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的关系:“6月1日下午4点,我接到通知(指广播聂元梓大字报的通知),我感到聂元梓同志解放了,我和张恩慈、杨克明也感到解放了,因为我们当时是支持这张大字报的,我们也受到了压力。”康生还在这次会上转述了毛泽东对聂元梓等人第一张大字报的赞誉,宣称这张大字报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北京公社宣言”。聂元梓被戴上了新的眩目的冠冕,成了无可争议的无产阶级左派。至此,她已经成了政治上的一个符号,她的名字与文化大革命密不可分。
汇报汉中分校问题遭受冷遇
此时的周培源,游离在北大文革的中心圈之外。因为他在社教运动中对陆平做过尖锐的批评,人们便没有把他划入“陆平黑帮”圈子之内;又由于他是“陆平王朝”的副校长、一个有资产阶级烙印的学术权威,他也当不了“左派”,没有被列入校文革筹委会的班子中。他作为一个“留用人员”,依然主管北京大学汉中分校——因1965年3月开始筹建故又被称作653分校的工作。 653分校,地处陕南汉中盆地,深藏在秦岭南麓,历史上三国时期蜀魏多次在此交战,后来很少有战火燃起,因而被视作大三线的腹地。北京大学遵照中央的战略部署,将理科中与国防关系较为密切的专业,如力学、无线电、核物理、生物物理学等专业设置在这里,以备不时之需。 1966年9月中旬,周培源自西安下了火车,坐汽车穿越了层峦叠嶂的秦岭,本以为来到一个宁静祥和的桃花源。谁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里同样开展着“如火如荼”的文化大革命,其激烈程度,并不在北大之下。一个建筑公司的副经理,成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革命工人”、“革命师生”撤了职、罢了官。由于北大653办事处支持了工人们的造反,致使北大师生与副经理的矛盾开始激化。周培源的到来,树大招风,使这场戏的剧情更趋复杂。那个副经理采取以攻为守的策略,鼓动不明真相的职工将这把火引向了周培源,几天之间,从汉中到阳平关,到处可见这样的传单和大标语: “周培源是陆平、彭珮云黑帮分子!” “周培源是57年漏网右派!” “周培源是汽油库爆炸的黑手!” 周培源危急!消息很快传到西安,正在西安串联的哲学系四年级同学赵丰田,联络了数十名北大同学,急如星火地赶到了653分校,与在分校的一百多名北大师生汇合在一起。他们推选了周培源和技术物理系四年级的班长邓朴方,生物系教师、自苏联归来的“反修英雄”和邑棠,以及素有理论家之称的赵丰田等人,组成了临时领导小组,领导了分校的文化大革命。 工人们多次围攻主楼,高喊“打倒周培源”的口号,试图冲进大楼,揪出周培源。在邓朴方的建议下,赵丰田拟定了一篇讲话稿,来到了二楼的阳台上向工人们宣讲,说明周培源不是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更不是右派和黑帮分子,他得到了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支持与信任,先后被派遣去欧洲、苏联与帝国主义、苏修、各国反动派进行过坚决的斗争……宣传起了一定的作用,有些职工悄悄地退出了围攻的队伍。但是,建筑公司又由南郑和汉中市调来了增援的职工,几次三番地冲击主楼,吼声震天,矛头还是对准周培源。 形势十分紧张,领导小组一方面给北大和中央发紧急电报,另一方面则加强了保卫工作。邓朴方当时身健力壮,精力充沛,晚上经常率领几个同学和转业军人,在楼里巡逻,时刻提防对方可能发起的突然袭击。有师生员工们的拥戴和保护,周培源有一种安全感,他听到楼外有人喊道:“把喝美国牛奶长大的周白毛揪出来示众!” 他嘻嘻地一笑,以惯有的幽默订正道:“他们说错了,我是长大了以后才喝美国牛奶的。” 借此话题,邓朴方、赵丰田等同学向周培源了解他在美国留学的情况。他将自己的留学经历,从芝加哥大学到加州理工学院,直至在欧洲做博士后等经历,娓娓道来。殊异的时空差距,使听者颇觉新鲜;患难时刻,促进了两代人之间的沟通,他们之间因而建立了深厚的情谊。 9月下旬,为了参加国庆招待会并向中央汇报汉中情况,周培源与邓朴方、赵丰田一起返京。回北大后,周让邓、赵二人住在朗润园专家招待所,整理汉中材料,以备参加国庆招待会时,将材料递交给周恩来总理。 朗润园也不平静,文革风暴非但没有趋向止息,而且正在掀起更大波澜。毛泽东主席写了一张《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把矛头对准了刘少奇,并危及邓小平。邓朴方的家人已感到形势的紧迫,便将邓朴方召回家中。 这时的聂元梓哪有耐心和情绪倾听周培源关于汉中分校运动的汇报呢?她先是将其推给了校文革,校文革亦因聂元梓缺席而未能做出决议。分校的运动并未因周培源的离去而平息,而是矛盾日趋激化,人们都翘首企盼周培源能给他们带来好消息,周培源心急如焚。他又一次找到了聂元梓,向她反映汉中分校的情况。说者似火,听者似冰,聂元梓冷冷地回答道:“你去找老白去吧!”老白指的是校文革中负责行政后勤的白晨曦,他怎能处理得了汉中分校的问题呢?显然,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推诿。这寥寥几个字,对于周培源来说,似在数九寒天里被泼了一盆凉水,从身上到心里都凉透了。他没想到,这个闻名全国的大左派,对653工地的文革如此无动于衷,如此漠不关心,他对聂元梓的满腔期望,转瞬间化为泡影,认定她对653工地的学生、工人们缺乏阶级感情。周培源由此联想到,学校召开校文革选举代表大会时,并不通知汉中分校,实际上等于剥夺了一百五六十人的选举权。连毛主席题字的“新北大”校刊第一期,也没有寄给汉中。这使周培源感到汉中分校“被抛到了九霄云外”,他对此颇有意见。
写出善意批评聂元梓的《公开信》
此时,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已经正式成立,聂元梓任主任。自北大社教时,即想自上到下一锅端的聂元梓,终于如愿以偿,打倒了陆平、彭珮云,并取而代之。为了稳固自己的统治,她亲自召集发起、组织了北京大学红卫兵,并将其领导权交付给勇武强悍的孙蓬一。这个在社教后期承受着很大压力而拒不认错,并对痛哭流涕的聂元梓鄙夷不屑的山东汉子,此时也服膺于炙手可热的权势,从此成为聂元梓最忠实最得力的助手。北大新贵聂元梓,自以为大权在握、大功告成,便在校内开始大树特树个人的绝对权威,按对她的态度为分界线划分左与右,是非对错都取决于她的表态。她成了北大说一不二、蛮横专权的“老佛爷”。北大开始流传这样的民谣:“老佛爷面前一声‘喳’,赏你一件黄马褂。” 当时还流传着另一句民谣:“每月二十五,展览馆的人就吃苦。”这句话是指每月二十五日,聂元梓等人那张大字报出笼多少“周月”的日子,北大文革展览馆的人,就要到大饭厅东墙南侧,重新张贴“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今非昔比,大字报的外貌决不像原来的那么寒酸,上端要写上醒目的大幅标题,周围衬上鲜丽的各色花边,内文则要书写得工整、艺术。在展览馆中,名义上是宣传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革命路线,实际上是以此为名,宣传和突出自己。它给人以这样的感觉,只有“革命闯将”聂元梓是真正的英雄,而群众是幼稚可笑的。她的丰功伟绩,被反复宣传,热烈歌颂,而批评她的大字报,则鉴于“内外有别”而很快被掩盖掉。北大一些社教左派,如孔繁、杨克明、杨勋等人,因对她的某些工作与工作方法提出了一些不同意见,就被打成“政治扒手”、“假左派”,后来被毫不留情地请出“校文革”和《新北大》报编辑部,并成为全校的批判对象。 聂元梓在完成了向陆平党委和张承先工作组的夺权任务之后,便腾出手来,以包打天下的姿态,提出“上揪下扫”的口号,在扫除校内不利于自己的障碍之外,又向上面伸手。校园内出现了《刘少奇——中国的赫鲁晓夫》的长篇大字报。11月8日,聂元梓、孙蓬一等11人署名,贴出了所谓的“第二张马列主义大字报”:《邓小平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大字报明确指出:“我国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刘少奇,二号人物就是邓小平。” 此时的聂元梓已经目空天下,忘乎所以了,她已成为中央文革一根疯狂的魔棍。她下打陆平、彭珮云,中打彭真、李雪峰,上打刘少奇、邓小平,又横扫安子文、薄一波、谭震林、贺龙,以至于老元戎朱德。“朱德是大军阀、大野心家”等大标语贴满了北大校园和海淀小巷,还贴到了长安街。批判《朱德将军传》的文章刊登在《新北大》报上,印发50万份,向全国散发。她派出了许多红卫兵,到各部、各地煽风点火、批斗夺权,到军队里串连,收集各种情报。她还秉承江青的旨意,与其忠实的助手孙蓬一,率领“红旗兵团”到上海。他们在上海进攻的第一个目标是所谓的北大社教的“叛徒”——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常溪萍。聂元梓作为复仇之神,以最激烈的言词,发泄了她对常溪萍的深仇大恨,发誓要把他斗倒斗臭,直至压在阴山脚下,永世不得翻身。顺着常溪萍这条线,她又把火烧向了上海市委,率领北大红卫兵围攻曹荻秋,认定上海市委推行的是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在文革中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上海滩上扬起了炮打上海市委的弥天烟尘。 10月下旬,某友好国家的王子,在该国驻华大使陪同下来北大报到学习,本应由校文革主任聂元梓出来接见,聂元梓说有事来不了。校文革即确定由白晨曦、周培源、崔雄崑三人出面接见。接见时,他们向该国王子与大使再三解释,聂元梓同志因另有重要会议,不能亲自前来,深表歉意。话刚说完,聂元梓突然推门进来,使得三个主人很是尴尬,只好对客人解释说:“她开完了会,所以又来了。”之后,三人请聂元梓向客人介绍北大文化革命的情况。聂元梓回答是不用介绍了,展览会上都有介绍,到那里看看就是了。周培源提醒聂元梓:“大家对这个展览会意见很大,不知展览会整理过了没有?”聂元梓的回答是,已经整理过了,可以去看,而且已经和文革办公室联系好了。 于是,一行人来到展览馆门口,没想到,展览馆是铁将军把门,他们吃了一个闭门羹。一直等了一个多小时,才找到人开了门。开门一看,里面满屋尘土,图片上到处贴着同学们提意见的小条子。中间的一个屋子,因屋顶漏雨而地上淌满了水,一根木头斜躺在那里。所有的情况都说明,展览会并没有像聂元梓所说的进行了整理,它的破败冷落,不仅使主人难为情,亦使客人为之难堪。周培源很是生气。他接待外宾,不计其数,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狼狈过。言而无信,出尔反尔,已是很不礼貌的行为,又让外宾长时间等候,去看这么一个破乱不堪的展览,真是丢尽了脸面!聂元梓以这种轻率的态度对待这么严肃的政治任务,哪里像一个领导干部的样子呢? 北大毕竟是北大,它有着“五四”的科学、民主传统,崇尚真理,而不崇拜偶像。首先,是聂元梓的战友,社教积极分子孔繁、杨克明、杨勋等人提醒她,不要自我陶醉,唯我独左,唯我独革,大树特树个人的绝对权威。一些学生则更激烈,提出:“搬开聂元梓这座偶像,走自己的路。”物理系路远、周闯贴出了大字报:“搬开聂元梓北大才能乱。”数力系学生杨作森、生物系卞宗美、刘秉慈、王山米等人,以“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勇气,组织了“虎山行”战斗队。他们不仅敢于严厉抨击聂元梓,还把矛头指向了中央文革,贴出了“炮击中央文革”、“火烧中央文革”、“中央文革必须开门整风”的巨幅标语。他们旗帜鲜明地支持北京林学院学生李洪山给中央文革所贴的大字报,还对北京农业大学附中学生伊林、涤西给林彪的大字报表示“坚决支持”。卞宗美说:“如果都像伊林、涤西这样敢于批评的人,中国就会永远不出修正主义。”杨作森也对文化大革命提出了很有先见的看法:“我担心这是斯大林后期的重演。”他们尖锐地指出:“聂元梓的后台是江青,所以搬开聂元梓必须炮打中央文革。”“只有炮轰中央文革,北大运动才有出路。” 聂元梓去上海,反对派紧随南下,与聂元梓唱对台戏,在上海繁华地区贴出了《聂元梓为什么现在来上海》等大字报,并在校园内发起了一个“召回聂元梓”的签名运动。也有人清醒地指出:“聂元梓等人的第二张大字报早就不是维护党的利益、维护广大革命人民的根本利益,而是在耍阴谋、玩手腕”,是“以一种‘极左’的面孔出现来迷惑群众,转移目标,哗众取宠,沽名钓誉,争当英雄角色”。 反聂的星星之火,燃成了燎原烈焰,学校里很快形成了以批判聂元梓为旗帜的“井冈山”和“红联军”两个组织。他们之中,有些人清醒地意识到聂元梓和中央文革的密切关系,大多数人则只是对左派缺点的真诚的批评。以反聂和保聂为界线,北大顿时形成了截然分明的两个阵营。矛盾愈来愈激化,从口头和大字报的互相诘难,上升为对舆论工具的争夺,终于发生了“井冈山”和“红联军”联合砸校刊的事件。 从汉中分校与周培源、邓朴方一起回来的哲学系学生赵丰田,此时已成为“红联军”的头面人物,成了批判聂元梓的理论家。他与马洪路、魏秀芬等20人,闯进了《新北大》报临时编辑部。赵丰田在校刊的18条报道,如《文化革命的里程碑、北大历史的新篇章——我校文化革命代表大会隆重开幕》、《和贫下中农一起斗黑帮》、《在斗争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等报道上面,统统加上了“吹牛”两字,并砸了窗户、玻璃、桌椅。砸完校刊后,张贴了一张《告北大和全国革命同志书》便匆匆离去,还贴出了这样的大标语:“好得很,如不好,可再砸。”“如不乱,可再砸。” 砸校刊的事件震动了北大。尽管肇事者当时并未意识到此事与聂元梓批判邓小平有何联系,校文革一方已经将二者联系在一起,认定他们砸校刊的时间发生在《邓小平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篇大字报贴出后4天,他们想用打击聂元梓威信的办法,抵消这篇大字报的革命影响,阻挡文化革命潮流的向前发展。江青则毫不含糊地对此事件定了性:“砸校刊的行为就是现行反革命。”“井冈山”负责人马洪路,向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戚本禹汇报北大运动情况,遭到戚本禹的严厉批评:“你们回去要向聂元梓做检讨!” 此时的周培源,虽然是个旁观者,但他不是没有自己的看法。他并没有以“政治需要”作为衡量对错的天平,而是以严肃的理论依据和中央文件作为判别是非的标准。他认为文革“十六条”讲过:“党的领导敢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将决定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命运”,四清“二十三条”指出:好话、坏话、正确的话、错误的话,都要听。特别是对那些反对的话,要耐心听,要让人家把自己的话说完。认为对待反对派的态度,就是对待群众态度的试金石。 周培源亲眼目睹了聂元梓的两次表现。 一次,聂元梓本来答应参加反对派在“五四”操场召开的数千人的集会,听取他们的意见,后来,改变主意,出席了支持派召开的集会。在会上她带有挑拨性地说:“我们不能登他们的讲台,我要在这个无产阶级的讲台上讲话!”当会上有人喊“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的口号时,聂元梓先是与在场的其他文革常委大鼓其掌。后来,她的讲话激起了反对派强烈的抗议,她为了掩盖事实,又指使别人在录音带上做了手脚,制造了“涂改录音带事件”。 另有一次,聂元梓先是扬言不接见反对派,后来又接见了反对派,接见之中,又将支持派放了进来,使两派发生了争吵。周培源认为,这“在客观上同样起了挑动群众斗群众的作用”,“很不符合‘十六条’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指示精神”。 出于对北大运动的关心,以及帮助聂元梓和校文革改进工作的善良愿望。周培源于12月14日,亲自用毛笔抄写了一篇题为《致聂元梓同志和校文革全体常委的公开信》,近万字的大字报,贴在29楼的北墙上。在这篇大字报中,他就汉中分校的运动、聂元梓在外事工作中的表现,及其对两派群众的不同态度,提出了自己一些真诚而温和的意见,以善良的愿望,规劝聂元梓,希望聂元梓与校文革认真地不折不扣地按毛主席革命路线与“十六条”所制定的有关政策办事。这反映了他文质彬彬的君子之风、学者之风,但也表明了他的人性之真纯与良善的道德愿望,而聂元梓此时正是政治上的大红人,更由于品质上的刁蛮任性,骄横不可一世,听不得半点不同意见,她怎么能接受周培源的善意批评呢? 在这篇大字报中,周培源还十分可贵地提出了“严格区分两类矛盾,不折不扣地执行十六条”,明确提到了段学复、黄昆、麻子英、刘雯等人,“只是说了一些错话,犯了一些错误”,“但他们不是黑帮,不是三反分子”。“应该让群众提出材料,深入辩论,作出结论。如果群众认为他们不是黑帮,不是三反分子,那么就应该解放他们,对他们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让他们和群众一起参加运动,斗争黑帮。” 在当时惟恐不左,惟恐有人说为陆平黑帮辩解的情况下,周培源提出了解放这些被称作“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和“陆平黑帮分子”的主张,需要实事求是的勇气和对中央政策的真诚认真的态度,这在当时的“革命”氛围中,是一帖助人思考的清凉剂,尽管未起作用,也是殊为难得。
动荡形势下的首批“亮相干部”
聂元梓自上海返京以后,在反击“12月黑风”的口号下,开始批斗、抓捕“井冈山”、‘红联军’的重要成员,红旗兵团等组织查封了“井冈山”和“红联军”。《新北大》刊登校文革常委会的号召书:《号召全体红卫兵、革命师生员工立即行动起来,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号召书说:“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 于是,一批活跃一时的反聂派学生领袖赵丰田、马洪路、魏秀芬、俞启义等人都成了反动学生,杨作森及其几乎全体“虎山行”战斗队成员都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杨勋及其在北大旁听的弟弟杨炳章,还有思想解放趋向“异端”的东语系学生乔兼武(乔俊礼),都在劫难逃。他们或者做检查、遭批斗,或者被关进监狱。聂元梓以“无产阶级专政”的高压手段,取得了北大一统的局面,并以此在北大确立了“聂元梓是毛主席树立的红旗,反聂元梓就是反毛主席”,“反聂即反动”的铁血逻辑。此时的北大,聂元梓掌握着生杀大权。 严冬的燕园,鸦雀无声,政治气氛与自然气候一样寒冷。人们沉默了,但北大总跳动着一颗颗倔强的心。冷寂如冰的大饭厅的主席台,此时跳上了生物系的两个学生,一为以反工作组而出了名的樊立勤,二为四年级的冯德荣。前者颀长、细瘦,酷似唐·吉柯德;后者健壮,虽不似桑科以主子之命为从,却是甘当配角,密切配合唐·吉柯德。他们召开了全校串连会。樊立勤除了依然大段背诵毛主席语录之外,又增加了鲁迅语录:“沉默啊沉默,不在沉默中爆发,便在沉默中死亡!”他以激烈的言词,抨击了聂元梓与校文革的所作所为,使沉默的人们心里为之一振。 孔繁、杨克明也没有沉默,他们认为聂元梓是在镇压革命群众。孔繁当众声言:“我们不能赶走一个赫鲁晓夫,再让一个赫鲁晓夫上台;这种人,是不是一个大左派,要打个问号。” 陈伯达、江青再次接见聂元梓、孙蓬一。江青对聂元梓说:“我们要保你,从政治上关心你,帮助你。孔繁到哪里去了,你们要揪他!”江青还为聂元梓、孙蓬一打气:“北大的风格不是‘过’了,而是太‘温’了。” 于是,聂元梓、孙蓬一等人便在北大大力鼓吹反“温”、反右。他们加强了“劳改队”(俗称“牛棚”)对“牛鬼蛇神”的监控,肆意折磨和批斗被关押的人们。同时,他们还在学生中扩大了批斗范围,提高了批斗力度,揪斗了200多名“井”、“红”成员,其中100多名被打成了“反革命”,从而造成了一批学生自杀或精神失常。 “沈达力之死”,让人永远铭记。 沈达力是中文系62级语言班学生,其父亲系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她聪慧、开朗,浓黑的短发下闪现着恬淡明快的笑容。她是中文系人们熟悉的公众人物,常以中文系晚会主持人的身份出现在大家面前,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对聂元梓很有看法,并积极地参加了“红联军”的活动。该年级另一学生叫陈一谘,曾是年级的党支部书记。此兄热衷于政治,并为此自物理系转至中文系,因其工作关系而与沈达力有了密切的往来,并一度产生过恋情。陈一谘在1963年曾写过一封“万言书”,上达中央,就所谓反修防修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政见,一度遭到批判,在文革中被视为反动学生。3月中旬,中文系文革在第二教学楼揪斗了陈一谘,揪斗者拧断了陈的胳膊,并猛压他的脑袋,使陈一谘发出惨烈的叫声。批斗者不仅将批判矛头指向陈一谘,也借机株连反聂的骨干沈达力,不知从哪里挖掘出两人的书信和恋爱细节,借此羞辱在台下听取批判的沈达力。批判者还联系到沈达力的反聂活动,深挖了她的“资产阶级根源”,诅咒连带挖苦、嘲讽,尖刻的言语像刀子似地刺伤她的心,使她又害怕又羞愧,终于萌生了自尽的念头。 北京的春天,寒意未尽,但未名湖的柳枝已经婆娑,湖水盈盈,微动涟漪,燕园里处处漾溢着生命的春天气息。深夜,当同学们找到未名湖西北角的红湖游泳池时,发觉游泳池的小山坡旁,沈达力仰面朝天,口吐白沫,一头油黑的短发散乱着,一只脚蹬出了洼陷的泥坑。同学们把他送到医院不久,她就彻底闭上了眼睛!这个“资产阶级臭小姐”、“反聂干将”沈达力,喝了满瓶的来苏水,了却了痛苦,了却了羞辱,了却了自己如花似玉的青春年华。 她死了,只有痛心的暗泣,而没有送葬的啼哭。却有人大声地跳着脚叫嚷:“沈达力死得好!她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 这个丧失人性的时代,这个翦灭人性的地方!
在张春桥、姚文元的导演下,上海造反派于1967年1月掀起了向各级当权派夺权的所谓“一月风暴”。在北京,江青、陈伯达召集了聂元梓、蒯大富、王大宾、韩爱晶、谭厚兰等学生领袖到人民大会堂开会,鼓动他们赶紧派出本校人马到各部夺权。在夺权过程中,由于利益不均,观点有别,便产生了各种激烈的矛盾。在教育部的夺权大战中,聂元梓、谭厚兰两员女将互不相让,各自调集了数千红卫兵,数天之中,教育部大楼已成蚁窝,密密麻麻地挤满了人,附近街巷,也堵塞得水泄不通。北大与北师大两校学生为夺权而发生了激烈的辩论,进而发生了大规模的武斗,受伤人数达160余人。在夺权斗争中,又激发了北大红卫兵与高教部群众组织“延安公社”之间的矛盾。“延安公社”串联了一些军事院校的群众组织,发动大批人轮番到北大校园里示威游行,喊口号,刷标语,“炮轰聂元梓”。聂的忠实追随者新北大红卫兵即闻风而动,予以坚决回击:“反新北大就是反动,反聂元梓不是别有用心的一小撮,就是混蛋糊涂虫!” 后来,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筹备过程中,五大领袖为了各自的利益,产生了更大的分歧。地质学院的王大宾与师大的谭厚兰一起,依附了筹建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秘书长周景方,航空学院的韩爱晶则与清华的蒯大富倾向于聂元梓。聂蒯等人筹划组织了“北京革命造反公社”(简称“北京公社”),举行了成立大会。会上发表了几个倡议书,要把北京市的“党权、财权、大权、小权统统夺过来,夺它个一干二净”,提出要通过代表大会的形式,“进行巴黎公社式的大夺权”。至此,北京高校两大派的对峙已然成为定势。 2月7日,北大改组校文革,孔繁、杨克明从校文革中被正式除名。 15日,校文革统领下的群众组织“新北大公社”成立。北大严厉地镇压了反聂派,进而树立了“革命左派”聂元梓的绝对权威,从而创立了一个新的“大一统”的局面。 早春的燕园,胜过严冬的肃杀。向来不拘一格、兼容并包的北大,已经听不到不同的声音。持不同意见者暂时退出了北大的政治舞台,但他们之中的大多数,并没有屈服,而且,他们的遭遇,激发了更多的同情者、支持者,聂元梓为自己树立了更大的对立面。他们先在校外,在清华、地院、农大等地开展了各种地下活动,并四处游说,取得了高校和社会各部门中的一些群众组织支持。4月,地院、师大、清华、钢院等校同学纷纷来北大,找“新北大公社”成员辩论,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统战部、高教部与社会上其他一些单位纷纷到北大游行,贴大字报。他们都把矛头对准了聂元梓,呼喊“聂元梓从首都红代会滚出去”、“聂元梓没有资格参加北京市革委会”等口号。北大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感到了很大压力,认为这是“反革命逆流”。 4月12日晚,大饭厅里灯火通明,旗帜招展,黑压压地挤满了人。校文革、新北大公社和公社红卫兵总部在这里召开了“痛击反革命逆流”的誓师大会。血气正旺的孙蓬一,俨然像一个奔赴战场的将军,作了气壮如牛般的长篇煽动性发言:
我们年轻的新北大红色政权面临着一场新的严峻的考验!我们已经投入了一场新的战斗!(群情激昂,高声朗诵:“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在这样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面前,我们只能是当仁不让,寸土不让,寸权必夺,寸土必争!(众呐喊:对!)因为我们这样做,不是为了几个人,也不是为了我们新北大的小团体,是为了整个阶级,为了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众欢呼:对!长时间热烈鼓掌。)
孙蓬一在发言中点了北京许多反对聂元梓的群众团体及其负责人的名,表示要与他们血战到底。 最后,他模仿列宁演说的姿态,一手插腰,另一手用力向前一挥,声嘶力竭地呼喊:
拿出无产阶级革命家大无畏的英雄气概,迎着风暴,前进! 迎头痛击资产阶级逆流, 誓死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
于是,台下红旗如浪,口号声震天,大饭厅仿佛一锅滚沸的开水。 此后出版的《新北大》报,则发表了评论文章,为这种激烈气氛火上加油:
在刘少奇的指挥下,形形色色、大大小小的牛鬼蛇神纷纷出笼,向新北大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猖狂进攻,他们企图搞垮新北大,搞垮捍卫新北大这面红旗的革命闯将聂元梓同志。我们牢牢记住毛主席的教导:“人民得到的权利,绝不允许轻易丧失,必须用战斗来保卫!”
聂元梓、孙蓬一在维护“红色政权”镇压反对派的同时,亦象征性地进行着落实干部政策工作。校文革召开了第一次干部亮相大会,周培源和原校党委常委、教务长崔雄崑,成为北大第一批“亮相干部”,以此表明他们是有别于陆平黑帮的“革命干部”。周培源之所以成为第一批亮相干部之一,表明了聂、孙等人认同了他在北大和社会上的崇高威望,希冀周培源能够靠拢他们,支持他们的“红色政权”。
加入“井冈山”,率师反聂
1967年的4、5月间,天气转暖,北大的反聂力量也日益活跃,“五·一六公社”(后与“东方红公社”合并)、“东方红公社”、“红旗飘兵团”先后成立。北大像一座即将爆发的火山。 6月5日,陈伯达再次来到北大,来到大饭厅,不知道哪根神经触动了他,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他严厉地批评了聂元梓,说“聂元梓代表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夺权”,批评“北大是死水一潭”。尽管在此后的第三天,陈伯达即改变了腔调,说什么“对新北大个别同志的意见(指5日对聂元梓的批评)是同志式的、是好意、是爱护的”,还打电话安抚聂元梓:“希望同志们活学活用主席著作,照常工作,把新北大办成毛泽东思想的伟大学校。”然而,蕴积在人们心里的火山,一旦喷发,便再也压制不住了。 6月6日,“新北大井冈山公社”宣告成立;7日,“新北大公社革命造反总部”崛起;8日,人数众多的“新北大北京公社”也揭竿而起。樊立勤发起的“东方红公社”人数不多,但对聂元梓的批判最为激烈;法律系学生牛辉林率领的“红旗飘”敢说敢干,活动能力很强,而陈醒迈领导的“北京公社”较为温和,比较讲策略,因其核心力量是化学系63级,简称0363,因此被称作“0(零)派”。“新北大公社革命造反总部”,来自“新北大公社”的各战斗团,因而被人们称作“团派”。于是,团、零、飘、井、红,五方飘零子弟,以不同的音色音阶,组成了一场反聂大合唱。北大顿时天下大乱,“大一统”的局面被打破了,聂元梓被突如其来的形势闹懵了。但是,孙蓬一等公社的鹰派人物,立即组织了新北大公社“红色清道夫”、“红梅”等16个战斗队,成立了“六六串连会”,发表了态度强硬的声明:“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革命的主要对象,是革命不共戴天的仇敌,‘东方红公社’、‘井冈山公社’的跳梁小丑兴风作浪没有好下场。” 反聂与保聂两大派的斗争在继续激化。北大两派斗争的局势日趋明朗,学生们冲在前头,教员、干部们则紧随其后。北大上下除了被抓进牛棚,或由于出身不好、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而被打入另册的人之外,全校的绝大多数教职员工,都各自亮明了以保聂和反聂为界限的泾渭分明的观点,加入了各自认同的组织。 周培源对聂元梓压制不同意见,严酷地镇压学生,表示了强烈的不满。他的这种情绪被聂元梓察觉后,就委派了一名“说客”到周培源家游说,表示只要周培源支持聂元梓的“一切革命行动”,就立即会以革命干部的身份结合到校文革中去,并出任副主任。周培源将这个说客轰了出去。 7月1日,以周培源为首的134名干部发表了《致革命和要革命的干部的公开信》,明确表态“3月份以来,校文革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同时表示“红旗飘、北京公社、新北大公社革命造反总部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我们支持他们的一切革命行动”。尽管这份声明对严厉批判聂元梓的“东方红公社”、“井冈山公社”持保留态度,但他们明确地向人们宣示,他们已经否认了聂元梓的正统领导地位,勇敢地站到了聂元梓的对立面。如果说周培源在去年给聂元梓贴大字报中言语温婉,把聂视为同志的话,这份声明显然是上纲上线,是造反者的宣言书了。 人们说,现在北大终于找到了能够与聂元梓抗衡的反对派领袖了。你是炙手可热的“老佛爷”,他是岿然不动的“大菩萨”;一个有中央文革的鼎力支持,一个是国务院重点保护的对象;一个是来自延安的“革命左派”,一个是获得美国博士头衔的大科学家。尽管一方说对方是“右派翻天”,另一方说对方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两方森严壁垒,视若寇仇。但是,双方都高扬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旗帜,把毛主席奉为九天之上的至尊,都拥护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都把陆平、彭珮云视为万劫不复的“黑帮”。 以周培源为首的134位干部的讨聂声明,从根本上动摇了以聂元梓为首的校文革的地位,从而使中央文革为之震惊。7月10日,陈伯达再次发表讲话:“我批评聂元梓是支持她、爱护她、帮助她。聂元梓不要打倒,还要当红代会核心组长。对孙蓬一也不要打倒,要一看二帮。”并掉转矛头,对反聂派威胁道:“你们用我的话攻击聂元梓,那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陈伯达在北大扮演了一个尴尬角色。他成了《水浒传》中的洪太尉,掘开了镇压妖魔的石碣,顿时让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冲天而起,把北大搞得硝烟迷漫,飞沙走石。陈伯达后悔了,他还想扶正聂元梓这块石碣,镇住妖魔,然而,泼出去的水又怎么能收得回来呢?! 反聂派一旦集结,便虎虎有生气,团、零、飘、井、红五方各自为战,又互相呼应。他们对聂元梓镇压“井冈山”、“红联军”进行了清算,为许多被打成“反革命”的学生进行平反,并查抄了校文革的保卫机关“二组”,抄出了两批构陷群众为反革命的“黑材料”。视学生为子女的周培源,听说此事后,十分激动,赶到了抄“二组”的现场,举臂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万岁!”另一方面,反聂派与校文革一样,同样参与批判刘少奇,到中南海西门静坐要求“揪出刘少奇”,也参与部分外省市“揪军内一小撮”的活动。与此同时,团、零、飘、井、红内部,开始酝酿联合。五家联合的基石是反聂,但观点不尽相同,常为一些不同观点而吵嚷不休,且因一时未能涌现能号令诸侯的学生领袖而群龙无首。 于是,人们很自然地把目光凝注在周培源身上。唯有他,才能为五个团体所共同接受;唯有他,才是可与聂元梓抗衡的一面旗帜。北大的反聂派选择了他,历史选择了他,富有社会责任感与正义感的周培源亦接受了这种选择。 1967年8月17日,五方联合的反聂派群众组织“井冈山兵团”在“五四”操场召开成立大会,宣告新的群众组织的诞生。第一届总部核心组的勤务员有周培源、孔繁、杨克明、郭罗基、侯汉清、牛辉林、陈醒迈、靳枫毅、王桂琴、胡纯和等人。周培源任第一届核心组的组长,人们亦戏称之为井冈山的“寨主”。 对于周培源的这一段历史,人们众说纷纭。 不解者以为这是一段可笑的历史,各派群众纷纷扬扬、闹闹嚷嚷,作为堂堂的北大副校长,有世界声誉的科学家,也成了这段可笑历史的可笑人物,客气一点儿说是周培源“天真”。 理解者则因此而崇敬、钦佩周培源的思想人格,这种看法存在于许多反聂派群众之中,其中季羡林先生的识见是有其代表性的。他在《记周培源先生》一文中,作了这样的叙述:
领导新北大的是那一位臭名昭著的“老佛爷”,打出江青的旗号,横行霸道,炙手可热。她掌握了全校的行政大权,迫害异己。我与此人打过多年的交道,深知她不学无术,语无伦次,然而却心狠手辣,想要反对她,需要有一点牺牲精神。出乎我的意料,又似乎是在意料之内,周培源先生也挺身而出,而且干脆参加了反“老佛爷”的组织,并且成为领导成员。在这期间,我一次也没有在私下见过周先生。他为什么这样做,我毫无所知。只记得北大两大派在饭厅(今天的大讲堂)中举行过一次公开的辩论,两派的领导都坐在讲台上。周先生也俨然坐在那里,而还发了言。他的岁数最大,地位最高,以一个白发盈颠的老人,同一群后生坐在一起,颇有点滑稽。然而我心里却是充满了敬意的:周先生一身正气在这里流露得淋漓尽致。
季羡林先生自己“经过长期的反复的考虑与观察,抱着粉身碎骨在所不辞的决心,‘自己跳了出来’,也参加了那个反‘老佛爷’的组织。”“这一跳不打紧,一跳就跳进了‘牛棚’,几乎把老命给赔上”。在事隔二十多年,季羡林在总结这段历史的时候,毫不含糊地说道:
我不想在这方面做什么检查。我一生做的事满意的不多。我拼着老命反“老佛爷”一事,是最满意的事情之一,它证明我还是一个有正义感的人,不是一个贪生怕死的胆小鬼。(《季羡林自传·记周培源先生》,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
今天的聂元梓,已是一个孤独无倚的老妪,是一个可供人们随意嘲弄的对象。当时的聂元梓,则可谓满嘴獠牙,是要吃人的。反对她即是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毛主席,就是反革命。反对她的人,都需要一定的勇气,尤其是带头反她的人,更需要无私无畏和舍生取义的精神。季羡林是“拼着老命”上的“井冈山”,作为此山“寨主”的周培源,他怎能没有豁出一切的思想准备? 周培源是一面旗帜。 当时被关在校文革“牛棚”里的数力系教员程庆民,听说周培源率师反聂,身上顿时涌动着一股暖流,于困厄中看到了希望,并对周培源油然而生敬意。 被定为陆平“黑帮分子”的法律系副系主任肖永清,为形势所感召,破门而出,自己解放自己,写了《造反声明》。他还给周培源和井冈山兵团写了一封言词恳切的信,申诉自己“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控诉“牛棚”是“国民党法西斯集中营式的制度”,表示“要杀出来”,希望周培源和井冈山兵团向他“伸出革命的援助之手”。 政治系系主任赵宝煦教授则为形势所鼓舞,发表了“声明”,自行解除监督劳动,否认自己是“三反分子”。 副教务长、著名地理学家侯仁之教授也冲破了长期的压抑,火山喷发似地呐喊:“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 正如鲁迅先生所说,北大的“校格”有两条:“第一,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第二,北大是常与黑暗势力抗战的”。当其它单位仍停留在“革”与“保”的两派之争时,北大运动已经超越了这个阶段,而深入到对文革暴发户的批判,客观上则是在批判文革,否定文革。北大“常与黑暗势力抗争”,不仅是指与社会上的黑暗势力抗争,也表现在无情地揭露自身的“黑暗”,作大无畏的斗争。反聂派对北大专制政权的冲击和对极左思潮的批判,其影响超出了派别斗争本身。 在这股民主潮流的鼓舞下,哲学系1957年被错划的右派王雨田、金志广也鼓足了勇气,贴出了大字报,为自己伸冤。他们说:“我不是右派”,过去之所以被划成右派,是因为坚持了毛主席革命路线。还说反右运动是“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要把被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 学校党委副书记兼副校长戈华,在周培源的支持下,也发表声明,加入了“井冈山”。另一名党委副书记张群玉则出面召集46名校党委委员及各系总支正副书记、正副系主任,连续开了10次串连会,分析了学校形势,许多人纷纷表示要“批判聂元梓的反动路线”。 起初,江青以为北大反聂的人总是个别、局部的,她以阶级斗争的思维定势推断,以为北大的状况是“黑手”在里边搅和,扬言“要抓黑手!”到了9月,面对北大汹涌澎湃的反聂浪潮,她终于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连连惊呼:“北大就是老保翻天了,至少是部分老保翻天了!”在这里,她显然是敏感地意识到聂元梓这块“石碣”在文革中的重要意义,将对聂元梓的态度作为重要的衡量标准:你保聂元梓,便是革命造反派;你反聂元梓,你便是“老保”。尽管江青连唬带吓,但面对以周培源为首的5000多人组成的“井冈山”,她也是奈何不得,只好听任聂元梓去对付了。
险遭绑架和奉命“下山”
周培源当了一个多星期的“寨主”,即将“井冈山”兵团核心组组长的位置让位于牛辉林。聂元梓们便立即罗织了牛辉林在“红旗飘”时所谓攻击江青的黑材料,于是激起了江青的恼怒,公开发话,谓“‘红旗飘’里准有坏人”。井冈山兵团出于全局考虑,急召当时还在上海的图书馆学系研究生侯汉清返校替代牛辉林。 9月1日后,井冈山兵团总部核心组组长便一直由侯汉清担任,周培源不再担任领导职务,只是偶尔出席有关会议。尽管如此,井冈山兵团成员还是把他视为精神领袖。“擒贼先擒王”,为了要达到搞垮“井冈山”的目的,必须先要打倒周培源——以阶级斗争为专业的聂元梓、孙蓬一等人是深明此理的。于是,他们悄悄地组织了周培源专案组,旨在把他搞倒、搞垮、搞臭。 经过一段时间的内查外调,他们罗织了有关周培源的一些材料,主要问题有两个:其一,1945年1月,曾参加美国战时科学研究与发展局工作,后到美国海军部海军军工试验站试制投掷鱼雷,于是周培源成了美国特务,在政治上定了性,置于敌我矛盾的死地;其二,周培源及其夫人王蒂澂喜欢收藏书画,收藏与被广东博物馆强征的过程,被说成了倒卖书画的奸商,以图在人格上把周培源搞臭。 经过密谋策划,聂元梓、孙蓬一等人组织了新北大公社中部分工人和学生,伺机查抄周培源家,并绑架周培源本人。尽管这个行动是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但因其邪恶,终于为有正义感和同情心的人所破解。 无线电系1965年学生刘澍民,是新北大公社成员。尽管他在政治上认同聂元梓和校文革,但他对周培源怀着深深的崇敬。听说要抄周培源家的消息,他感到震惊。抄家、绑架,不仅会有财物和精神上的损失,甚至可能危及周培源的生命,此类事在文革中已非鲜见。如要泄露这个消息,则是背叛“无产阶级左派”聂元梓,背叛“红色政权”。刘澍民处在两难的境地中,思想陷入了激烈的斗争。 终于,良知占了上风,他下定了决心,乘着夜色,前往周家。 他从25楼出来,并没有走直道,穿过三角地进入燕南园,而是一直往北,走到了未名湖,在湖区绕了一大圈,然后沿着林间小路,穿过南阁、北阁,擦身走过三院、五院,环顾四周无人,疾步跨进了燕南园的北门,急促地敲响了56号门。 当他进入屋门,见到周培源一家时,由于紧张、激动,满头大汗,竟然嗫嚅着说不出话来。王蒂澂好言好语地劝慰他,他才将此行的意图告诉了周培源一家。 刘澍民勇敢地跨出了这一步,周家永远感谢他! 刘澍民以良知战胜了邪恶,北大的历史将铭记着这一时刻! 闻讯以后,周培源的女儿如苹赶紧跑到了28楼井冈山兵团总部,把这一情况通报给兵团核心组长侯汉清。侯汉清连忙召集了兵团几个负责人,商量对策。他们拟定了两个方案:一是加强驻扎在冯定家(紧挨周家)的井冈山平型关纵队的力量,保护周培源,如有情况,立即通报总部。二是让周培源住进28楼,在总部的严密保护下求得安全。 周培源不同意前一种方案。他担心,那样做会造成两军对垒,容易产生冲突而引起武斗。工人、学生受伤流血,这是他最不愿见到的。他采纳了第二个方案,搬到了28楼。 周培源住进了28楼,新北大公社似乎知道了音讯,一星期过去了,并没有对周家采取行动。12月21日晚上,未见异常,似乎太平无事。周培源回家洗了一个澡,还让如苹给他理了发。如苹一边理发,一边与父亲开起了玩笑:“公社的人骂你是周白毛,我看你的头发是灰白的,像个灰兔子似的。”周培源微微一笑,反唇相讥道:“我是灰兔子,你不就成了兔崽子了!” 父女俩正在说笑逗乐之间,公社已悄悄在门前布置了岗哨。如玲发觉了这一情况,便打开了后门,陪父亲出了后门,在夜色的掩护下,回到了28楼。 公社没有发觉周培源已经转移,当晚12点左右,用大卡车载了数百人,来到燕南园,他们守住了燕南园各门的进出口,并包围了周宅,部分人在一个体态剽悍的工人头头的率领下,闯进了屋内。 他们先是搜寻周培源,见他已经转移,不禁恼羞成怒,把屋里搅得天翻地覆,发泄性地砸坏了玻璃和器物。如苹年轻气盛,上前与他们论理。那个工人头头,不由分说,抡起拳头就打将过来。王蒂澂出于母亲的本能,挺身冲上去,保护了女儿,这重重的一拳则砸到了她的眼眶上,很快,眼眶变得乌青黑肿…… 一场浩劫,家里一片混乱。深夜里,人们正当沉睡之中,新北大公社的高音喇叭响起了让人毛骨悚然的前奏曲:“擦亮眼睛,投入战斗……”每当听到这个曲子,人们便知道,新北大公社又要揪出一个反革命、特务或漏网右派……这一次半夜发难,更为异乎寻常。他们通过寂静的夜空,向北大师生播发了“新北大公社庄严声明”,宣称揪出了美国特务周培源,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并奉劝井冈山兵团“受蒙蔽的战士”,造周培源等一小撮坏头头的反,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与此同时,新北大公社在校园内、海淀小巷、长安街大造攻势,四处张贴大幅标语:“打倒美国大特务猪配猿!”“揪出大特务周培源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新北大公社的政治攻势,起到了两个作用:一是鼓舞了公社成员的士气;二是对井冈山兵团的军心产生了影响。群众组织本来就是乌合之众,没有严密的组织纪律,也缺乏令行禁止的权威的核心领导。井冈山兵团向以讲求民主自称,在平型关纵队的倡议下,于第二教学楼203阶梯教室经常召开民主讨论会,兵团上下可以随意参加,讨论北大以至天下大势,臧否兵团方针决策,也提出自己的设想和建议。这一惯常会议被称作“203串联会”。周家被抄,公社发表了“打倒”的声明,并且接连不断地公布了大批所谓周培源是大特务的材料,在203串联会上产生了很大的波动。一方面,此种状况激起了井冈山兵团许多成员的强烈愤怒,要求兵团采取强硬措施以报复新北大公社——时过一个多星期,即绑架了中共新北大领导小组副组长、校文革斗批改负责人崔雄崑,算是还以颜色。持强硬态度者是为鹰派,而另外持鸽派观点者则为了井冈山兵团的存亡,要求兵团总部也成立周培源专案组,调查周的历史,以便做到心中有底。迫于这种压力,兵团总部成立了周培源专案组。率直的兵团总部核心组成员胡纯和便曾担心地向周培源质询: “周培源,聂元梓他们搞了你的许多材料,你要对我们说实话,你到底有没有问题?不要隐瞒,不要让井冈山陷于被动!” 周培源理解胡纯和的激动,他知道学生们年轻,不懂得二次世界大战的政治背景,便沉静地向他们解释,当时中美两国是站在反法西斯的一条战线上的,试制投掷鱼雷是为反法西斯战争服务的。说到井冈山兵团,周培源则动了感情: “井冈山是革命群众组织,没有井冈山,就没有现在的新北大。要不是井冈山的保护,我早就被公社抓走了,被他们打死了,死了也就死了,轻如鸿毛。”“请放心,我不会跟你们说假话,连累井冈山的。” 周培源对自己充满自信,心里很踏实,因此常与侯汉清、陈醒迈、程汉良、朱开定等人在一起聊天,不时还幽他们一默,让人感到轻松。此外,他分别给毛主席、周总理、聂荣臻、粟裕等中央领导同志写信,反映北大的情况。信交国际政治系1965级的于强,由他带到长安街的邮电大楼用挂号信寄出。 周培源被抄家之后,周总理连夜严厉地批评了聂元梓和新北大公社。他们只得将贴到全北京城的大字报、大标语撕了下来,也没有采取进一步行动。1968年2月中旬,周总理可能在接到周培源的来信后,找到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谢富治,让谢富治转告周培源,要周“下山”(退出井冈山兵团)。谢富治委派了北京军区副司令员李钟奇和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丁国钰找周培源谈话。李钟奇说道: “今天接你来,是传达周总理的指示:第一,你退出井冈山;第二,你还是副校长,参加群众组织不合适。这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声音。” 周培源说:“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指示我一定照办,不像有些人对我有利的就执行,不利的就不执行。”周培源所说的“有些人”,显然是指聂元梓等人。 周培源还要求澄清:“要我‘下山’,与‘井冈山’组织性质有无关系?” 回答是:“周总理只是出于对您个人的关心,与群众组织性质并无关。” 周培源迟迟没有表态,侯汉清、牛辉林等人反复劝他,接受总理的建议,他才点了头。之后,出于对上边的交代,他让王蒂澂在大饭厅贴出了一张豆腐干大小的用钢笔书写的“下山”声明。 “下山”之后,牛辉林将周培源安置到了位于海淀西南角的原傅作义的私人别墅,与三个花工生活在一起。 后来,北大形势更加紧张。周培源又转移到了二女儿周如雁家。这是部队大院,距北大较远,安全似乎有所保证。但是,没住上几天,就被几只高度警惕的眼睛瞄上了,他们向上边反映了情况,于是,林彪的老婆叶群便在一次讲话中似乎是特意地关照了一下: “我们部队大院,需要保持高度警惕,不容许闲杂人员住到我们这里来!” 周培源已听出了弦外之音,只得离开如雁家,来到大女儿如枚家栖身。如枚从事翻译工作,丈夫是个大夫,当时普通知识分子的住房都很窄小,他们也不例外。夫妻俩仅有一间居室,周培源的到来,使这个本来局促的空间更显狭小,不得已,只得将居室一分为二,中间用塑料布隔开,给周培源铺上了一张小床。此时,如枚的大女儿还在襁褓之中,晚上常常啼哭,影响大人们的休息。白天,如雁夫妇俩需要上班,便把看护孩子的任务交给了父亲。 举世闻名的科学家,成了哄孩子、换尿布的保姆!楼不能出,门不能迈,他不能不提防新北大公社再来抄家绑架……他们的触角伸得很长,甚至躲到外地的人,也被他们揪了回来。虽说有周总理的暗中保护,但聂元梓一旦杀红了眼,是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的。此时,周培源的心境又局促,又担心,心里尤其牵挂着井冈山兵团,牵挂着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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