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昨 天》第一一五期
抢救文革回忆 积累文革资料 交流相关信息 促进文革研究
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18年8月30日第115期
本期目录
生逢乱世
杜应国 文革后期贵州小城安顺的“民间思想村落”
史林一叶
余汝信 文革前夕中法间一次重要对话——1965年8月毛泽东会见马尔罗
阅史漫笔
阎长贵 说真话是人人应尽的义务——漫议文革史研究
阎长贵 “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
——漫议毛泽东在文革中的一种心态
书海泛舟
唐少杰 “神化”之后是“虚化”？——评谢静宜《毛泽东身边工作琐忆》
宗 庶 介绍《中外学者谈文革》
——————————————————————————————————
【生逢乱世】
文革后期贵州小城安顺的“民间思想村落”
杜应国
《昨天》编者按：印红标著《失踪者的足迹——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青年思潮》（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一版）中，有“贵州小城的思想村落”一节。主要以笔名“篮子”的网络文章作者的回忆为据，介绍了文革后期在贵州安顺青年教师钱理群（即后来著名的北京大学教授）身边聚集的一群青年进行自学与思想探讨的情景。“篮子”就是本文作者杜应国。本篇是他对当年那个“思想村落”的更详细的回忆，为有兴趣的读者提供了更为生动、翔实的材料。
作者简介：杜应国，笔名篮子。贵州安顺人。1951年生。当过知青、工人、教师。长期致力于马列理论研究，主要作品有《评王希哲〈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载《七十年代》1981年第四期）、《列宁后期思想论析》（《安顺师专学报•社科版》1991年第一期）、《头顶的星空和心中的定律——关于莫斯科大审判的思考》（载《读书》1992年第12期，发表时改题为“星空恢复明亮以后”）《关于托洛茨基及其评价问题》（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网络版》2005年3月号第36期）、《幸存者的批判与重构——读钱理群〈毛泽东时代和后毛泽东时代〉》（《思想》第23期）等。退休后主要从事地方文化研究和思想评论。著有《山崖上的守望》、《故乡道上》、《中国石门坎：百年影像纪事》（合作）、《奔突的地火》等。
据说，一切思想家都有他赖以诞生的思想开端和精神起点，正像青年黑格尔派是马克思的思想开端，民意党人是列宁的精神起点一样。对于任何一个思想家来说，思想的孕育和分娩是同科学发现的灵感与启悟一样，总是编年史家和传记作者们极感兴趣而又往往忍不住要给予刻意强调的精神事件。
那么，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讲，对于一个从没有思想到学会思想的青年来讲，是否也该有这样的“思想开端”呢？我想，这恐怕还是有的吧。尽管这里所说的“思想”同思想家的“思想”是两个不同量级的概念，因而是无足轻重的，没有关注和重视的价值。但是，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由于命运注定我们是生长在一个既没有自我、也没有思想的奇特的时代，因此，当某种自我意识的火花从我们身上闪现出来时，它在那个思想的荒原上就变成了值得关注的“精神事件”。这就好像寸草不生的沙原上冒出的细芽，这枚细芽之所以值得关注倒不在细芽本身，而是在于沙原的过分荒芜。正是这种荒芜赋予了那种艰难的觉醒以特殊的意义，使之成为这一代人找回自我、学会思考的精神起点。
一桩精神震撼事件引发的思想开端
我总是忘不了我知青时代的那一天。那是在我们插队以后。大约是1970年的6、7月间罢。
那一天，我们刚巧没有出工，一则是农闲，二则是下雨。由于贪玩，自留地已好久没人光顾，草也长得老高了。于是，我们插队做一户的三个知青，忽然心血来潮，决定冒着雨去地里薅辣椒。
我们披着蓑衣斗笠，正呼哧呼哧地挥动锄头，费劲地干着，忽听一阵噼噼啪啪的脚步声传来，抬头一看，只见一个人光着身子，正上气不接下气地朝我们跑过来。待走近一看，竟是杨印江——我同级而不同班的校友，在校时我们就因为都爱读书而成为好友。这时只见他仅身着一条短裤，浑身上下就真是刚从水里捞上来的，样子极为狼狈。我们一惊，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一问，才知道是他同我的另一位朋友田制平兄约好，结伴到我们这里来“串寨子”，谁知到了寨子前面的河边，河水涨了过不来。制平水性不行，便只好由他先游过来，待找到我们后再设法去接。我们一听，也就顾不了许多，忙将锄头一扛，匆匆随他来到河边。
此时的雨，虽已渐小渐止，但平时深仅及膝的河水，却已涨了一人来高。四五十米宽的河面，但见波翻浪滚，水势颇急。我平时游泳就不行，就算是风平浪静的河水，能游个一二十米远已是最好成绩，因之眼看着那滔滔翻滚的河水不免阵阵焦急，心里不由暗暗埋怨他们来得不是时候。好在同户的龚才文、袁学书水性倒也不错，他们三人很快便作了分工，由一人负责托送衣物，两人负责护送制平。由于河水流速快，依印江来时的经验，他们须跑到一二百米远的上游，横斜着方能游到对岸，然后，再以同样方式游过来。经过一阵惊险的搏斗，几人最后总算是平安将制平接过来了。
不过，他们带来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几天前，县里的公安局突然来人，将他们公社的三名知青抓走了，原因据说是因为这几人成立了一个什么“反革命组织”！
这消息一下子把我们都吓住了。在那个年月，“反革命组织”这样的罪名意味着什么是无须多说的。尤其令人惊恐的是，被抓的三个人中，有两位罗彼得、田兴元与龚才文本是同班同学且还颇相友善，故而常到我们这里“串寨子”。其中的罗彼得，数日前还在我们这里盘桓了几天，我的笔记本上还留着几句他走前写下的“歪诗”。一想到这里，我们顿时慌了神，首先的行动就是赶紧四处查找这两位同学有可能留下来的一切东西，特别是文字性的东西，然后又由彼及己，纷纷翻找自己无聊时可能随手写下来的那些灰心丧气、不满现实之类的话。一时之间，小楼上一阵紧张和忙乱，直到将所有可能找到的一切惹祸根苗都付之一炬，毁尸灭迹，大家一颗悬着的心仍放不下来，又坐到一起仔细回忆，互相启发，看看在平时与两位出事同学的交往或摆谈中，还有什么同样会带来危险的话题和把柄。总之，那一夜，大家都被折腾得够呛。由于是第一次经历这种事，谁也不知道即将落下来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危险，每个人的心里就像压上了一块铅团，既沉重，又惶恐；仿佛有一张不祥的网，正悄悄向我们逼来，随时都可能把我们罩住，拖向那无边的黑暗，未知的深渊……
第二天，天已放晴。印江同制平一起，借口要去看看河水退了没有，将我约到外面。我们沿着村前的小路，来到河边，顺着河岸，信步闲聊。直到这时，印江才神色严肃地告诉我，他们此行的真正目的，是要找我商量，对三位同学的事该怎么看？今后的道路该要如何安排？据他介绍，那三位同学确实成立了一个名叫“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的组织，这事不仅他知道，而且在当地一些知青中早就有所风闻，只是大家都没有当真，以为他们几个无非是闹着玩罢了。谁知他们真的有所活动，并企图动员少数农民参加，这才出了事。他还说，事先那几位同学也曾试探过他，所以很难讲他会不会受到牵连，反正他自己已作了最坏的准备。而后，他又说，这次事件在知青中震动很大，但理解的人不多。据他看，此事对我们倒不无启发，那就是：人活在世上，应该要有远大的目标，要有改造社会的雄心与壮志。虽然像那几位同学那样的搞法不行，那太危险也太冒失，但作为知青中的一种觉醒，他们的身上至少有一点是可取的，这就是有目的地生活，有目的地看书、学习。我们现在都很年轻，应该借这样的大好时光多看书，多学习，多思考问题，树立起远大的志向，在时机成熟，条件许可时，挺身而出，肩负起改造社会、改造时代的重任。为此，就需要掌握一定的思想武器，而这个武器，目前看来，最合适的莫过于马列主义了。我们应该好好地努力，认真读几本马列著作，再不能像现在这样，糊糊涂涂地读书，浑浑噩噩地度日了。只有这样，人生才会变得更有意义，更有价值。
说实话，自从狂飚突进的红卫兵运动忽然“樯橹灰飞烟灭”，被伟大领袖“挥手之间”就逐下舞台，销声匿迹以来，我们这些昔日被莫名其妙捧起来的“革命小将”，忽然就莫名其妙地成了无人认领的弃儿，从莫名其妙升上去的缥缥渺渺的云端，又莫名其妙就被放逐到冰冷坚实的地面。这大起大落的升降沉浮本身就够叫人齿冷心寒的了，更何况我们来到农村以后所面对的是那没日没夜的辛劳与贫困，是那永无尽头的凄惨和孤独，我们内心的苦闷与忧愁，我们生活的绝望和烦恼，难以压抑和克服。文化大革命初期所煽动起来的那种理想狂热和献身精神，早巳荡然无存，烟消云散，有的，是说不尽的哀愁与怨气。不止一次——常常是放牛的空闲时（生产队的耕牛，平时由各户社员轮流集体放牧），我一个人躺在那寂寥得近乎凄凉的荒山草坡上，望着头顶上那悠悠飘荡的云彩，深不可测的蓝天，一遍又一遍地问自己：难道这就是我们少年时代梦想的生活？难道这就是我们一辈子的栖身之地？一想起刚来时公社书记那句“死也要死在刘官，烂也要烂在刘官”的恶咒，我就浑身冰凉，不寒而栗，空虚的大脑顿时有如坠深渊之感。在这种情况下，“未来”简直是一个不可思议也无法想象的词汇。也正因为如此，知青中弥漫着的是一股愈演愈烈的消沉苦闷情绪，大家都抱着一种得过且过的混世思想，所谓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忧的说法，几乎已经成了知青们的口头禅。其普遍的意识与情绪可见一斑。
不难想象，在这样一种心境之中，印江一席话，直如黄钟大吕，振聋发聩，在我的心里阵阵轰鸣、回响。我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震撼和冲击。一缕庄严的情思，一种异样而又有些奇妙的神圣感，在我的心里盘旋、升腾，往常那个飘浮不定、无所归依的“我”，一下子仿佛就找到了定点和依托……
没有庄严的誓言，也没有神秘的盟约，几颗年轻的心就这样跳到了一起，那么昂扬，那么有力，那么充满了热切的希望和勃然奋起的激情。从此，在我们那阴云密布的心上，灿然绽出一道耀眼的信念之光，不时穿过生命的暗云，用它那美丽迷人、熠熠闪跃的异彩，给我们带来鼓舞，带来希望，带来精神的寄托和感情的抚慰。
我确信，这就是构成我精神震撼的“思想开端”！因为，正是从这一天开始，我才明确了思想对于人的重要，并进而懂得了信念、追求等等在生命中所特有的意义和价值。
本来，一个人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因为什么具体的原因而产生某种心灵的震撼或思想的顿悟，这原是一件微不足道的、纯属偶然的“个人事件”。但从我后来的经历以及所接触、所交往的情况看，我当初这种纯属偶然的个人选择，其实也是很多觉醒了的人在不同的境遇下曾有过的选择。这一点在今天尤其看得清楚，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这样的选择已经成了我们这一代人共同拥有的精神起跑线。道理十分简单，因为，历史为我们准备的是一个共同的思想襁褓。
而正是这一点决定了，我将在那条路上与他们¬——我后来的那些朋友们——相遇。
工厂里最初的自学生活
1971年9月10日，是我到厂报到的日子。从这一天起，我正式结束了自己的知青生涯，成了一名梦寐以求的工人。
这是一个百十号人的小厂，原是安顺专区农机厂的一个外修车间，1964年改名“农业机械修配厂”开始独立，1966年安顺市、县分设，划归安顺市管辖。我们进厂前，厂里已在试制农用电机，不久即改名电机厂。
别的地方的情况我不了解，就安顺而言，在我进厂前后的那段时间，正是当地工业经济突然迅猛扩张的一个特殊时期。经过几年文革的混乱与停顿之后，陷于瘫痪的地方工业，突然来了个大发展：一方面不断有新的厂矿在投资上马，如水泥厂、化肥厂、无线电器材厂、通用机械厂、汽车大修厂等等，都是在那时兴建的；另一方面，一些原有的国营小厂也在纷纷改建、扩建，增大生产规模。 我们厂就属后者。所以，那也是一个大招工时期，是安顺知青的返城高潮。具体到我这个小厂，就曾先在去年招了一批社会青年进厂，我们应算第二批， 共20名，却是首批知青。两个月后，又再招了20名，仍是知青。这样，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内，该厂人数就迅速增至一百五六十人了。
那正是文革后所谓“开后门”之风初起之时。为了进城，家长们到处拉关系，找熟人，请客送礼，忙得不亦乐乎。不过那时的所谓“请客送礼”，说来倒也简单，“请客”，不过一桌在家里自办的酒席，以当时的生活水平论，价值不会超过二三十元，即不会超过一名普通工人半月的收入；“送礼”，则不外乎一两条烟，一两瓶酒，多是些中、低档物品，只是因供应紧张，不易买到而已。当然，话又说回来，就是如此“礼数”，以我当时的家境论，也是根本承受不起的。好在有一些热心人相助。一位与我同级不同班的龚强富同学，通过亲戚关系，辗转找到当时负责招工的厂革委副主任宋华文先生为我说情；另有位在工业局工作的姻亲，则带着我去见了厂里的一把手刘锡勤先生，结果不知是他们的面子大，还是因为人家对我的同情或怜悯，我居然未请一次客，未送一分礼，顺顺当当就招进了厂。这是一份来之不易的工作，不仅从此有了安身立命的饭碗，而且可以奉养老母，尽点孝道了。所以，我至今仍对上述诸人心存感激。我愿在这里向他们表示我深深的谢意！
我们进厂后，厂里组织大家先集中学习了一段时间，其间还到厂里的所谓“五七”干校去劳动过几次。估计那原是厂里“走资派”劳动的地方，几块荒地，平时种些玉米、小麦之类。随着“走资派”官复原职，渐渐变成了职工们的劳动基地，进而更成了厂里的一块额外福利，收获的作物可以养猪，所以，厂里每年都要杀几头猪，用来改善职工生活，每人每年可分到好几斤猪肉，确实算是一份不菲的待遇。学习结束后分了工种，我定的是冲压工，分到冲压车间开冲床，负责电机内外芯片（俗称转子、锭子）的初加工，这是电机生产的第一道工序。后来，冲床全由女生负责，男生改搞叠压和浇铸，即将冲好的矽钢片一片片按要求叠在一起，做成成型的转子、锭子。转子还需铸以铝心、穿轴等，都是些半手工的活路，谈不上什么技术，所以学徒期限只是两年，其它则是三年。
初初进厂，自不免对一切都感到新鲜好奇。那一台台擦拭净洁、井然有序的机器，那严密的分工，规范的操作，精巧的工艺，甚至包括那严格、准确的上、下班制度等等，这一切，对于一个已经习惯了农村那种粗糙、散漫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人来说，实在是显得太正规、太富有现代生活气息了。但过不了多久，工厂制度那刻板、单调、枯燥乏味的一面就显露出来了。这时，你才渐渐体会到它对人的压抑和束缚。后来读《资本论》，更发现像我们这种技术水准的工厂，其实与早先的工场手工业差不了多少，不唯设备很落后，而且很多环节都得靠手工，至多算是个半机械化水平。令我印象尤深的，是马克思对早期工厂制度摧残人，压抑人的非人道性质的揭露，使人读来倍感亲切。而给我以强烈刺激的，则是马克思引用傅立叶的那句话“工厂是座温和的监狱”！联想到早期英国工厂中流传的“只会干活不玩耍，头脑变呆人变傻”的谚语，再联想到厂里实行的什么“放行条”制度，以及头头们动辄就呵斥、训骂工人的态度等等，都使我深深感到现代工厂制度冷漠、无情、违反人性的一面，恐非社会制度使然，而是在管理方式和管理制度本身。同时，从工人在生产中的地位看，他们与马克思说的工人只是工厂这座大生产机器中的一个部件又有什么差别？这与他们所谓“领导阶级”的地位相差何止以道里计！另一方面，我也发现，工人中的自私、狭隘、互相忌妒等等毛病，也与其他职业群体的人并无什么不同。那时，由于物资紧缺，生活困难，工人们利用厂里的原料、设备干私活的现象十分普遍，简直是无处不在。当然，所谓私活，也无非是一些家庭生活用具，诸如火盆、火炉、小铁铲、打火机之类。但这已足以让我对所谓工人阶级“最大公无私”、“最团结最自觉”、“最讲组织纪律”等等的说教，产生了极大怀疑。看来，工人阶级问题并不简单，工厂生活，也远非像我们所憧憬的那般美妙。
还需一提的是，就在我们到厂报到的那几天，正是“九·一三”事件发生的时候。只是当时封锁很严，我们全都浑然不觉，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发生了什么大事，直到10月1日，天安门上再没像以往那样举行传统的纪念活动，这才引起了种种猜测。不久，有关林彪叛逃出国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的内部传达就开始了。记得当时厂里有位军代表，大家都叫他“许排长”，还用红纸写了张表态式的东西，贴在厂里时常召开全厂大会的一间破房子里，内中有什么“红核弹火光冲天”之类的句子，似与纷传用导弹击落林彪座机的说法相符，也不知是他误信传言呢，还是确有所本？不久，这位许排长就悄无声息地离开了工厂，传言说他所在的部队是林彪嫡系——这恐怕是真的。这支驻防安顺没几年，番号“485”的部队很快换防撤走，他们那位时常在安顺街头招摇过市，耀武扬威，形同军阀的王营长，也从此在安顺消失了。
坦率地说，林彪事件对我个人思想的冲击并不是很大，虽然也曾大感意外， 但在我心中，偶像早已坍塌，脑后的反骨已经渐渐露出。林彪事件对我们生活的最直接的影响，就是此前厂里时兴的“忠字班”—— 即晚上由工人们“自愿”加的义务班——取消了。除此之外，正如后来有一首歌所唱的“什么都没改变！”
随着工厂生活的开始，我的文学之恋也进入了“热恋”状态，开始了“第一次的亲密接触”：我尝试写起小说来了，而且一出手就写了四五万字。我洋洋得意，自以为是个了不起的收获——因为，在此之前，我从未写过万言以上的文字，更别说“小说”。我把它拿给我身边的一些熟人看，引来阵阵的称赞。在这种廉价的喝彩与蛊惑中，我又试写过几个所谓“短篇”， 结果都不甚满意。其实我心里十分清楚，就凭自己那点文字水平也不可能高明到哪里去。只是那时很幼稚，以为写小说是很容易的事，只要故事编得好就行了。至于所谓的艺术、语言等等，似乎都不重要，更遑论什么人物也即形象了。所以，我写的东西，除了有些概念性的东西和稀薄的想象之外，便只有无聊与浅薄，还有就是苍白与空洞。
不过，我也没有忘记两年前在乡下与我的好友印江、制平等立下的誓约，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武器，来重新认识和思考现实政治和各种社会问题，为改变那些不合理的社会现象包括社会制度，尽自己的一份力量。所以，我在一方面将书店里出现的那些马列著作单行本一本本地往家里搬的同时，一方面也在注意寻找和物色所谓的志同道合者。
那时，正是所谓“批陈整风”转向“批林整风”的时候，毛泽东关于“全党同志”要“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的指示正在被大张旗鼓地宣传、落实，就连厂里的工人们也都被组织起来，发了《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之类的单行本，每天下班之前都要留出一定的时间，让大家坐下来把规定的章节读完才能下班——我就曾以能用极快的速度把规定的内容读完让大家提前几分钟下班而博得工人们的青睐。不过，初时这任务被看得很严肃，每个车间都由车间主任亲自念，以致闹了不少笑话，比如“译本”读成“泽本”，“臀部”读为“殿部”等等。但不管怎样，在这种浓郁的强制气氛之下，我自己的马列阅读竟也不知不觉地就中断乃至取代了我的文学梦。我终于彻底放弃了我的“小说”， 转而学起理论来了。尽管很吃力，但确实也很新鲜，很诱人。
与此同时，我的交往圈也在慢慢扩大。
先是通过印江，结识了一位名叫彭显武的青年，接着又通过他，认识了跟我同厂但毫无交往、后来却成了我终身挚友的杨德光兄。
显武原是工读中学的学生，比我高一届，我们下乡时，他们按规定全都分配了工作，虽然都是分到条件较差的“手管系统”（即手工业局系统的集体所有制小厂），但已是令无数下乡知青们羡慕不已的幸运儿了。显武的家不在此地，他单身一人住在离我家不远的一座小院内，与我应是街坊，相隔不会超过十个朝门，但此前却互不相识。那小院是最后一进，很幽深也很背静，还有一个很逼仄的天井，可以见到阳光、白云，仰望满天星斗，而不似我那低矮的小楼难见天日，且光线黯淡。那曾是一个令我艳羡不已的小院，所以常喜到他那里聊天，谈梦想，谈未来，谈各自喜欢的书，当然也谈政治，谈现实。为此，我曾给他抄过一副对联“少年说剑气横斗，长夜读书声满天”，就贴在他的小屋里。八十年代后，显武离开安顺，调回他的老家六枝，从此我再没见过他一面。
德光是位刚退伍回来的军人，就分到我们厂。 他是苗族，比我年长四岁。他文化不高，似乎连中学也没上，却打得一手好算盘，因为他入伍前曾是生产队里的年轻会计。他为人豪爽，性格粗犷直率，一见面就很让人喜欢。令我吃惊的是，有一次，我居然在他的单身宿舍里发现一本精装的列宁《哲学笔记》，前面好几页还画了不少杠杠，不由不让我另眼相看。德光跟显武早已认识，所以也是那小院里的常客。
不久，厂里的一位青工孙长福也走进了我的视线。他是原安顺一中的学生， 与我同龄同届，同批下乡又同批进厂，后来分到金工车间作车工，我们没事时互相串车间，常坐在一块吹牛，彼此也还觉得谈得来，这便就有了交往。如此一来，加上老友印江，以及我原先的知青同户龚才文，我便有了个小小的往来较密的朋友圈。我们常三三两两地邀聚一处，或吹牛谈天，或到野外郊游、爬山等等，有时也互相借阅一些私下流传的书。那时，麻将很少有人敢玩，风行天下的是扑克牌，最流行的玩法是打百分、拱猪等，但我们这帮朋友都不喜爱。我们的所谓精神生活就是这些内容：读书、吹牛、串门，如此而已。
但我一直在暗暗观察我的这些朋友们。经过一段时间的往来和了解后， 我觉得似有必要把这种松松散散、漫无目的的聚谈，转变为一种更具目的性的聚会，于是，便分别向每位朋友单独征求意见，结果大家都同意搞一个读书小组。我们商定，小组以文学为主，每周集中一次，有计划、有目的地学一点知识。当时，我手中正好有一套游国恩等编的《中国文学史》，好象是文革前出版的专业教材，乃建议以之为教本，每周读一点，循序渐进。具体方法，可由一人先读，作些准备，然后由他担任主讲，大家再作些讨论。如此轮流进行，人人都有机会作些尝试。（下图：当年那个文学小组的几位朋友：左起杨德光、杨印江、杜应国、孙长福、龚才文。摄于1973年）
方案定下之后，忽而觉得需要了解些讲课的技巧和方法，长福自告奋勇， 说他认识卫校的钱理群老师，可以请他帮忙到一中去听课。 那时，我与老钱还不相识，所以也不便讲明是什么原因，只推说印江要到农村代课，需要作些观摩见习，老钱很热心地答应下来，并很快就帮我们联系好去听了一次刘尚沸的课。应该说，这是我第一次与钱理群见面，没想到，两年之后，我们又会再次相遇，而且从此结下了终身的情谊。
初时，大家兴致都很高，活动进行得也很顺利，但不出一月，就开始有点军心涣散了。先是长福借口有事，缺席了一、两次，随后则干脆向我挑明，说这样搞下去很危险，他担心迟早有一天会出事，希望不要再搞了。恰在这时， 印江碰到一个难得的招工机会，每天忙着跑关系，打探消息等，也已无心再安坐下来，而且他不久也真的如愿以偿，被招到息烽进厂了。我见事已至此，也不便强人所难，只得偃旗息鼓，趁早完事。不幸的是，几年以后，大约是1975年吧，年轻的孙长福就在一次意外的工伤事故中去世，时年不过24岁。
就这样，我们的读书小组，也如同鲁迅早年的“新生”一样， 刚闹腾一阵， 还没个眉目，就很快的烟消云散了。
然而，我并不死心，仍想着如何结识更多的人，做一点有意义的事。经过一段时间的沉寂之后，忽又产生了编一份手抄本“刊物”的念头。此时印江已经离安，为保险起见，我吸取上次夭折的教训，决定将范围收缩到最小，独与跟我往来密切且又还有点文字能力的龚才文商量，他很赞同我的想法。 于是按照我的构想，两人稍作分工，分别写出几篇不同体裁的东西，有杂文有小说有评论有诗歌，由我负责编辑和誊抄，他负责装订。然后，我们为这一本薄薄的小册子起了很漂亮的名字“五更钟”， 由我用毛笔题在封面上。一切就绪之后，便有意识地通过周围朋友，让它悄悄传阅。
那正是一个手抄本大流行的年代。只是因为我们这里地处偏远，人的流动性不大，所以，传说中的《第二次握手》、《九级浪》等等，都只是仅闻其名而未见其书。就我而言，正经读到的手抄本只有两篇，一篇是《一双绣花鞋》，记得像是个电影文学脚本。还有一篇就是流传极广的《少女之心》。第一次读到那么直接、赤裸的性描写，真让人脸红心跳，老实讲，我那时根本没勇气把它细细读完，匆匆扫过一遍之后，即将它赶紧归还。后来，由这本书引起的风波，还导致一位青年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名处决的悲剧——这曾是安顺轰动一时的“要案”。1973年，正是《少女之心》流传时，几个没有工作的失业青年，不知怎么竟想借此书作生财之道，他们将之油印成册，秘密出售，结果很快东窗事发。起先，安顺地方法院最高只判了五年徒刑，几位当事人不服，提起上诉，不想那案子不知怎么转到了王洪文手上，由王批示判以死刑，致使为首的唐某某惨遭枪决。
也许，正是由于这种高度的禁锢和贫乏，所以《五更钟》在流传中还居然获得了不少的称赞。多年后，我的妻子还向我提起她们当初是如何兴奋地抄下那篇出自我笔下的“五更钟”题辞的，令我受用不已。当然，也有些颇有见地的批评，特别是那几首可笑的“诗歌”，据说曾被几个喜欢写诗的朋友贬得一钱不值，这倒并不使我意外。如今去看，那些东西之幼稚可笑，也只有在那个勇气超过水平的年代才会产生。
这之后，我的整个兴趣便完全转到理论方面了。
在这期间，因爱读书而结识的朋友圈子也在不断扩大。先是制平在师范校园里结识的同学何锐。他原与我同校，但高我一届，下乡几年后，因为家庭问题迟迟未能进厂，直到1973年才与制平一道被调到师范学校读书。接着，何锐带来了他的妹妹也即我后来的妻子何幼。她当时才20来岁，没有工作，正在城郊一所农村小学代课。而后是张嘉谚，他是赤水人，六七届高中毕业，下乡后从赤水转点到安顺落户，与我同属一个公社，当时已调进县食品厂当了工人。那时，嘉谚很活跃，在乡下时就因为爱读书、爱写诗而认识了我校的吴国祥、吴国芳兄妹，后者是当时最令人羡慕的工农兵学员——她较早就调进建工三局工作，并从那里被推荐到了中山大学，读的是政治经济系。嘉谚通过吴氏兄妹认识了何氏兄妹，再通过他们认识了制平和我。另一方面，我也通过何氏兄妹，结识了在灯泡厂工作的刘丹伦，以及家住贵阳同样靠代课谋生的朱伟华，此外，我还认识了吴国芳的好友龙××。龙与我同厂，而且是同批抽进厂的，但平素并无任何往来。说实话，在我的青年时代，我还是第一次认识异性朋友，而且有这么几位，这自然要给我那多少显得有些沉闷和枯寂的生活带来一些新鲜的气息与青春的活力。 他们中有好几位，至今仍同我们夫妇保持着很亲密的友情。我想，这或许正是因为我们当年曾在一起，共同打造过那么一段难忘而很有意义的“快乐时光”吧。这是我们难得的青春见证！
钱氏小屋
在我们这座小城的西面，在距市区不远的滇黔公路边，有一条小路。小路穿过一片采石场，在一条狭长山洼的田野里蜿蜒。路的尽头，是所学校——安顺地区师范学校（后改为师专）。学校位于一片隆起的坡地上，旁边有座水库。依山傍水，是个读书的好环境。
1974年，又一个沉闷而炎热的夏季。
这天，我和好友田制平就沿着这条小路，前去拜访时在该校任教的钱理群先生（那时我们都称他钱老师，熟悉之后，则叫他“老钱”或“钱师”）。
此时，我已当了三年工人了。而我与文学的那一段短暂的“恋情”也已成为过去。在半通不通地读了几本马列著作单行本之后，竟也产生了要用所学到的那一点“理论”来分析问题的冲动。于是，仗着胆写了篇《马列主义国家原理学习——兼评苏联“社会主义”》的所谓“文章”，其思想主旨，无非是借用马克思、列宁关于改造国家机器的设想，来评析“变修了”的苏联社会，是如何违背马、列，使国家机器仍然成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统治人民的工具。文章写完后，觉得需要找个更有水平的人看看。而之所以会想到老钱，则是因为他刚在内部试刊的《贵州文艺》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温故而知新》的文章，正是暗地里颇为活跃的小城青年读书圈中常被提起的人物。而凑巧的是，刚从知青抽到师范学校读书的田制平，正好就是他的学生（他已从卫校调到师范学校任教）。所以，此前曾托制平将文章带去请他指教。这天，我们就是应约前去听取他对文章的意见。
虽然这是我们第二次见面，但他显然对两年前曾请他帮忙联系听课的事并未留下什么印象，所以仍像初次见面一样，照例问了问我的相关情况。
那时的钱理群师，还是个 “快乐的单身汉”，一个人住着两间在我们看来是够宽敞了的宿舍。里头一间，是他的卧室兼书房，外面一间，便是会客的地方了。他待人和蔼，随便，没什么架子，因此谈起话来不会让人拘谨。在一阵随便的闲聊中（如爱读什么书，写过些什么东西之类），他突然问我，是不是读过些无政府主义的东西如巴枯宁的书之类？我表示没有接触过。他这才告诉我，文章他看了，也转给了他的一个学生孙方明看过，方明认为，我的文章中有无政府主义倾向。这意见很使我意外，也难以理解，不知这无政府主义从何谈起。直到几年后，从一些国外研究者那里读到，说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中有很强的无政府主义色彩，我才恍然一悟，暗暗佩服方明的眼力——此时我们已是相知很深的朋友了。方明不是安顺人，他家住都匀，是钱理群师在安顺卫校教书时的学生，也是安顺“一一七派”的学生领袖。在当时接触的朋友中，他以最具理论功底著称。或许是觉得我们俩会志趣相投吧，钱师说想介绍我们认识，并给了方明的通讯地址。就这样，命运将我们几个原本毫不相关的人的生命轨迹交接到一起。
从此之后，那一条小路，那一间小屋，竟成了我常来常往的地方，成了我同后来的许多朋友以及同钱师之间再也无法割断的联系。即使在天各一方的今天，这联系仍不仅没有受到削弱，反而因其在心灵中的某种内化而具有了越来越多的精神意义。（上图：钱理群先生〔前右二〕与安顺“民间思想村落”的部分青年朋友。1976年摄于钱氏在安顺师范学校的宿舍门前。前左一为本文作者。）
所以，直到今天，我们仍能那么容易地进行沟通，赢得共识，并且常常会不约而同地从各自不同的领域里实现某种思想对接。如果考虑到双方不同的位势和过于悬殊的文化落差，那么，做到这一点就是一件很不简单的事了。而我们之所以能够达到这样的理解深度，这又是同这间小屋的主人跟我们一样，也有一颗年轻的心是分不开的。他身上洋溢着的那种热情与活力，那种年轻的朝气和思想的青春似乎注定了，他生来就是青年的朋友而且离不开青年。如果不是因为这一点，那么，当年的他无论就地位还是就出身背景而言，都不可能跟我们这一大群来自市民社会底层、带着各种曲折的经历和可疑的出身而最终聚集在他身边的青年人打成一片。多年后，他从鲁迅那里为自己的角色定位找到了一个绝好的说明——“中间物”！是的，他是这样的“中间物”：渴望在与青年的交往中能够与他们进行平等的对话和双向的交流；他愿帮助他们，更愿从他们身上汲取自己的诗情和灵感，借以作为自己思考的动力和精神的支点。这实质上也是一种互补。而正是由于这种互补，那间小屋终于不可避免地成了一群青年经常聚首的地方，成了这座边远小城里最为活跃的“民间思想村落”。
此前的钱理群师，身边往来较多的是一帮老红卫兵——原地方上两大派中的“117派”学生领袖和骨干，如罗布龙、张卫东（原名兴福，文革中改名）、赵建忠、李爱洋、陈西宁等。钱也是“幺派”中人，不过，属智囊人物一流，所以很受尊敬；再加上他那年轻的天性（他那时三十岁不到，只比这帮朋友长六七岁），便与这帮学生领袖结成了异乎寻常的师友关系。他们时相过从，常驻在一起议论时局，从全国局势的发展、变化，到地方各派势力的消长等，多以政治问题为主。我自因前述那篇文章的关系而与钱相识后，也成了经常出入其门下的常客，且关系已日渐密切，因此也得以结识了这帮比我年纪稍长的朋友。有时也应邀参加一些他们的聚会，讨论些大家都很关心的时局问题。其中，印象深刻的有这样两次：一次是姚文元《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一文发表后，我们聚在一起议论此文，对姚文元在文中把所谓“资产阶级法权”当作产生新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的提法，大家几乎是众口一辞地表现出不可理喻的惊讶和愤怒：“资产阶级法权”是上层建筑而非经济基础，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常识，作为理论家的姚文元闹出此等笑话，其马列水平岂不令人怀疑？后来，当我们得知，姚文元此文曾经毛泽东润色、修改时，其荒谬之处就更让人不可思议了。
另一次是1976年6、7月间，我们的朋友孙方明因罗小朋的关系而结识了时在河南驻马店地区担任公社书记的陈一谘（罗是邓小平下放江西劳动时所在的那个百人小厂——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党支部书记兼革委主任罗朋之子，曾由其父携带见过落难中的邓， 后为陈创立的“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成员）， 并应陈邀赴驻马店作了一番考查，回黔后专程赴安，向一帮老朋友详细介绍了他此行的所见所闻。从中我们得知，雄心勃勃的陈一谘在河南网罗了一批喜欢思考又不无背景的青年才俊，在驻马店办了个类似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东西（全称为“河南程庄农民劳动大学”），自编教材，自定课程，对周围农村公社以下的干部进行分期分批的培训，力图从最基层入手，去改变农村面貌。参与其事的，据说有邓力群之子邓英淘，还有罗小朋、刘大明等，后者据说是原河南“二七公社”的笔杆子。他们有一个基本的共识，即认为中国是个农业国，中国的问题必需从解决农村问题入手。看法是有些新颖、独特。不过，对当时的我来说，也无非认为，这是中国面临的诸多问题之一，更重要也更具有决定性的，还是走什么道路的问题，因此，更关注的还是中共上层的所谓“路线斗争”。没想到，仅仅两年之后，陈一谘先生等沿着这一思路，以包产到户作为切入点，迅速投身到后来的社会变动中，为推动中国农村的体制变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所创立的“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作为一个非官方组织，也逐渐被体制吸纳，最后竟演变成了隶属于国务院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由陈出任所长，成了堂而皇之的官方机构了。这恐怕是我所知的民间思潮转化为体制内力量的最成功的例子了。“六四”之后，体改所受到严厉整肃，陈亡命国外，忽又成了“民运分子”。看来，当年民间思潮的演变和分化，也不免会有殊途同归的现象。
不过，大约从七十年代中期起，原先聚在钱师身边的那一群老红卫兵，由于多已成家，正是养儿育女的时候，所以，已明显地往来渐疏。倒是我们这一帮还比较年轻的朋友，成了他的常客。这些人学历都比较低，除了几位老三届生之外（其中高中生只有一位），其余大多连小学都还没有毕业。与那帮老红卫兵不同，这帮朋友的兴趣——恐怕除我而外，更多偏重于文学。他们写小说，写诗歌，写剧本，还有喜欢写评论的。我们一大帮人，常邀约齐整，一声呼啸，便如蝗虫一般，飞临钱师那间自由自在的小屋，吵吵嚷嚷闹过一通之后，吃饱喝足，便又扬长而去。起先，这样的聚会有点随意，也不经常，但到后来，频率越来越高，有段时间，我们这一群人——工人、职员、代课教师，以及没有找到工作的临时工，男男女女十来个，几乎每周一次，都要到那小屋里去聚会。我们常常沿着山洼里的那条小路，翻上几道高而且陡的土埂，带着自备的干粮或采办的蔬菜，在那小屋里呆上整整一天。由于小屋的主人不善烹饪，我们必须为他（当然主要还是为自己）“帮办”伙食。有时，为了省事便有自告奋勇的朋友骑着车，专门跑到火车站的站台里去买上一大包不要粮票的烧饼，然后，就着一大锅烧好的菜汤，一屋子人一边嚷嚷着，争论着什么，一边啃着手中的干饼。后来在为钱师送别时，我还在一首不伦不类的诗里写下这样的句子：“更难忘，娄山湖畔，登吟《井冈》；陋室聚首，鲁迅文章；朝来暮往，笑语喧堂。遥望共产主义理想，眼前烧饼与清汤……”
是的，我们在这里谈马克思，谈巴黎公社，谈那些在传抄中见到的手稿；当然，我们也谈文学，谈鲁迅。有段时间，小屋的主人还接连数次给我们讲《野草》，讲《故事新编》；至于讲莫里哀喜剧的情景，已见之于他的一篇短文中。有时，为了不致太招人耳目，我们干脆到外面，沿着傍湖的小路，找个清静的地方席地而坐；或者干脆爬上宁静的小山，在那远避尘俗的地方，讨论着一些敏感的政治问题。（右图：钱理群为“民间思想村落”的青年朋友讲鲁迅。1977年摄于安顺虹山水库一僻静的水湾处。）
除此之外，我们也有轻松活泼的时候，猜谜、打鸟、野游、朗诵，以及什么“碰灯笼”之类的游戏等等。至今我仍记得，在毛泽东逝世之后，有那么一个夜晚，在依次朗诵了郭小川的诗、卢森堡的《狱中书简》等等之后，钱师余兴未尽，竟找出方明写给他一封长信，选了其中的一段当众朗读起来。那苍劲、浑厚的男中音，从那厚实的胸腔里发出来，伴着信中那慷慨激昂的情绪，极富感染力地落在我们的心上，悄悄拨动着每一个人的心弦，翻涌起阵阵难以平静的心潮……
至于少数人对钱师的单独造访那就更是难以计数了。有段时间，我就是常爱单独往他那里跑的一个。
记得有一次，大约是1975年的7、8月份吧，他从北京探亲回来，便把我单独约去，告诉了我有关“红都女皇”的令人震惊的传闻。不久开始的评《水浒》运动，也曾使我们感到气息可疑，从用儒法斗争来重构历史到硬要在地主阶级中分出一个“革新派”和“保守派”，他们意欲何为？目的何在？几经商讨，我们决定写篇文章来阐述自己的看法，对前段时间大肆泛滥的儒法斗争史观进行反驳和清算。在钱师的帮助和指导下，我写成了《评儒法斗争中的阶级调和论》一文。不用说，单看标题就知道，文章实则是借助毛的评《水浒》指示，利用所谓的阶级分析法，来批驳报刊上那种只讲儒法斗争史、不讲阶级斗争史的所谓“错误倾向”， 其手法与“四人帮”倒台后报刊上对他们的批判毫无二致，同出一辙，自然也是意义不大。稍后，我与钱师再度合作，写了篇批“奇谈怪论”的文章，题目就叫《奇谈怪论面面观》。这是一次真正的合作，从观点到提纲，都由两人共同讨论拟定。文章由我执笔，写了四、五万字，但结果我们两人都不满意。原因主要是在他的强大影响下，我的锋芒出不来，同时又不能把他的意思完全表达到位，结果反显得四平八稳，毫无特色。事后我们总结，这是一次失败的合作。不过，依我现在的眼光去看，失败的原因恐怕还不在合作方式，而是在我们所运用的文革思想资源，从根本上讲，就是不可能将具有反文革倾向的“右倾回潮”思潮从理论上“批深批透”的。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们当时的局限和矛盾：一方面要反“四人帮”， 一方面又反邓小平，岂能不左支右绌，进退失据？！
那时的钱师，正处在政治和文艺的纠缠与彷徨中。一方面，他无法脱离现实，无法不被生活中那些与政治、与思想关联度极大的问题所吸引；另一方面，他又不能忘情于他的文学研究，尤其是他的鲁迅研究。因此，常陷入一种“两条战线作战”的困惑和苦恼。谈政治的朋友来了，他与他们谈政治；搞文艺的朋友来了，他又与他们谈文学，谈创作；若遇有两种朋友都在场，那话题就相当缤纷了。好在他精力充沛，目光敏锐，一只眼睛总是将文学盯得好好的，但凡文艺界有什么动向，出了哪些新人新作，总逃不过他眼睛，并常向我们推荐他的发现。记得当时刚刚显露头角的几位作家如克非、陈忠实、蒋子龙等，都曾受到他的推重；另有一位叫段瑞夏的上海作者，也曾被他看好，认为很有潜力，可惜此人在“四人帮”倒台之后受到牵连，从此销声匿迹，不知所终。有意思的是，钱师当年的这种双边演串，过后竟也给他的治学留下烙印，形成了他独以思想分析见长的学术风格，足见当年经历的影响。
手抄稿流行的年代
1975年及其之前的一两年，也许是中国民间思想最活跃的一段时期。其间所发生的许多思想事件，有的直接成为未来“四五”怒潮的前奏和准备；有的则具有某种超前性，将越过动荡与惶恐、沉闷和僵滞交织的1976、1977年，而与后来的思想解放运动相衔接。这实质上都是民间力量的一种酝酿和集结。因此，这段时期在我们周围出现那么多辗转传抄的手稿就不足为奇了。
1975年春节期间，在广州当“工农兵学员”的吴国芳带回了一份名为《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献给毛主席和四届人大》的大字报手抄稿。我当时并不认识吴国芳，但手稿还是很快就转到了我的手上。
说实话，就我们当时的思考水平而言，我们还远远跟不上这份手稿的思路。与当时流行的官方话语相比，我们身上是有不少离经叛道的东西；但是，与更开放、更宽广的思维视野相比，我们却仍然还笼罩在一片自命“正统”的“真正马克思主义者”的阴影之中。因此，相对于这份手稿所提出来的两个核心概念“民主”与“法制”，我们满脑子装着的，还是列宁和毛泽东在他们的论战文章里所使用过的那些尖刻的嘲笑和有力的预言。所以，在一次小型的讨论聚会中，钱师的看法得到了不少人的认可。他认为，手稿作者看问题是准的，但开出的药方却是错的。尽管如此，这份手稿还是在朋友们当中争相传抄，引起了很大的震荡。至于我，则对手稿中关于“林彪体系”，关于“民间思想家、理论家、哲学家……”等等的提法，感到很新鲜，特别是那犀利的文字、活泼的风格，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总之，这份手稿给我们带来了不小的震动，特别是在那个肃杀而又封闭的年代，它所传递出来的思想信息远远超过它的内容本身带给我们的影响，我们从中得到了极大的鼓舞，因为，我们至少知道，我们的思考并不孤独。
不久，又一份手稿通过方明之手流传过来。这是一份探讨从奴隶制度到封建社会之间，必然存在一个“过渡时期”的理论文章，只是具体内容，甚至连题目都已记不起了。倒是另一份名为《共产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的手稿，至今还有些印象。（下图：1978年本文作者与好友孙方明〔右〕、罗布龙〔中〕在黄果树大瀑布留影。）
这也是方明传过来的。手稿不是原文，而是方明的“笔记”，所以，常常是在一段或几段对原文的摘录之后，便是他长长的评论和批判文字。这是一本复写稿，横格的信笺纸上写满了密密麻麻的蝇头小字，整部稿子长达100多页，大约十五六万字。这恐怕也是当年我所见过的最长的手稿了。稿子的核心，就是作者提出的“自由时间范畴”。作者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是社会产品采取价值形态的社会，而在共产主义社会，社会产品采取的是劳动时间形态，包含在产品中的劳动时间取得“自由时间形态”。作者据此把“自由时间”作为一个中心范畴，并在此之上来构筑他的“共产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的大厦。他提出了一个所谓的“自由时间”的基本经济规律，认为这个规律将支配着共产主义社会的生产、分配以及人口规律。作者模仿着恩格斯的口吻，自信地宣称：由于这个原理（指“自由时间”）的发现，共产主义将从理想变为科学。
初次接触这种纯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手稿，作者的研究方法和精细的论证过程，以及整个逻辑结构的严整，都给我留下了很深印象，觉得是个专业素养很不错的人。直到后来读完《资本论》才发现，作者的整个研究包括其体系构造，其实都是对马克思的机械模仿。从后来我所接触到的范围看，马克思的论战风格及其在《资本论》中所建构起来的那座结构精美、逻辑严谨的理论大厦，不知曾迷倒了多少年轻的思想者与追随者。不过，话又得说回来，当年，正是这些极不成熟的手稿、“体系”，在人们的传抄之中，悄悄地冲破思想专制的冰层，瓦解着“四人帮”及其御用喉舌们牢牢把握着的话语“主权”，从而使那个灰暗、低迷的年代，闪放出几缕思想的光亮。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我也不甘寂寞，炮制出了自己的又一份手稿。
事情的起因得归到1975年底发动的评《水浒》事件。当毛泽东评《水浒》的“最新指示”发表后，御用喉舌们立即跟上，试图在评《水浒》与前段时间的批儒尊法之间找到一个巧妙的衔接和转换。这自然引起了我们的愤怒。于是，在与钱师几经商讨之后，我开始着手搜集资料，并在他的帮助与指导下，写了篇题为《评儒法斗争史研究中的阶级调和论》的文章，长约近2万字，将我们认为在儒法斗争研究中表现最突出的几种错误观点做了一番清算和批驳。今天来看，文章的整个立论，无非是把过去一些原本就不正确，至少是片面的、需要置疑的观点，不加思考地接过来，再用它去批判另一些同样是不正确的东西。这当然很荒唐。不过，在那时，能够看到或摆脱这类荒唐的人毕竟还太少，所以，这篇手稿在朋友中传阅时还颇得好评，以致曾有朋友将之带到昆明，转给那边的朋友传观。
1976年以后，尤其是“四五事件”以后，随着党内斗争的激化，形势日见紧张，微妙，令人忧心忡忡而又捉摸不透。我们十分关切，斗争将会以何种方式进行？又将如何终局？最关键的，是作为整个权力支撑的毛还能维持多久？毛以后的局面会是什么样？谁会成为最后的赢家？他将给中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如此等等，都不能不令我们为之萦怀。我们已经清楚地意识到，一场重大的社会变动正在临近，为此，我们必须有充分的准备，既要有思想准备，也要有行动上的准备。因为，这或许就正是我们渴望已久的革命大风暴。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我们的聚会有了越来越多的政治色彩，我们开始频繁地谈论时局，抄那些悄悄流传的高层讲话、会议材料，有时，还举行一些专题性的讨论或讲座。大家都有一种紧迫感，似乎明天一觉醒来就会面对一场革命……
或许，这就是后来曾在思想界引起很大关注的“民间思想村落”现象吧？
风雨如晦
1976年春节期间，已通过一年多的信、但却从未见过面的朋友孙方明，来到安顺，走进了我的小楼。他早在上山下乡运动开始后就分回了黔南，在当地一家工厂的医务室当医生。方明比我年长几岁，思想也比我成熟得多。宽宽的面颊上戴着副眼镜，目光炯炯，举止随和，从容、自信中颇有几分儒雅之气，这也许同他的知识分子家庭出身和“文化大革命”中的经历不无关系。我们一见如故。这之后，他也成了我最好的朋友之一。
那天，我们在我的小楼上谈了整整一天，直至深夜，然后抵足而眠。但究竟谈些什么，如今却已忘记得一干二净，推想大约不外乎是些与现实联系紧密的理论问题吧。因为这之后不久，我们就与另一位朋友罗布龙相约，决定按照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格局进行分工，方明从政治经济学领域，布龙从哲学领域，我从科学社会主义领域，来展开我们的系统研究。我们并决定，由三人合作，将我们的研究成果写成系列文章，将那些困扰着我们的问题，一个一个扎扎实实地搞清楚。后来（大约是两三年后），我居然就在这样的基础之上，认认真真地搞出了个大得吓人的“科学社会主义研究计划”，其不自量力的野心和勇气，也只有那样的时代，那样的年龄才会有。
遗憾的是，1976年恰恰是最不适合理论思考的一年。如今中年以上的人，大概永远都不会忘记那一年是在怎样的气氛中度过的。真的，那种紧张和压抑，沉闷和窒息，那种惴惴不安而又不知所终的惶恐、惊悸，恐怕在历史上都是很罕见的。随着元月八日一声闷雷，周恩来总理溘然长逝，紧接着便是举世震惊的“四·五”天安门事件以及随之而来的清查反革命，追查政治谣言的肃杀严冷；再之后，是东北罕见的陨石雨，以及朱德逝世、唐山大地震等，天崩地裂与天灾人祸，联翩而至，一切似乎都在暗示：大变局即将到来，而且果然很快就到来了。
那时候，人们的政治神经都变得格外的敏感。报刊上新出现的某句话，某个高层人物的出面与否乃至排名变化，甚至某种提法的微妙改变，都会引起一阵猜测和议论。在这样的气氛中，当1976年7月1日，新出版的《红旗》杂志和当天的《人民日报》在发表毛泽东关于“官僚主义者阶级”的“最新指示”的同时，选登出一幅显然是经过精心修饰的毛泽东在书房的照片时，这张照片立即引起了人们广泛的猜测：“老人家”恐怕快不行了！
果然不久，大树就真的倒下了。
我至今仍清楚记得，那天下午，我正从家里出来，到浴室去洗澡。路上听到人议论，说4点钟将有重要广播。待我洗完澡，刚开始穿戴，广播就开始了。未几，浴池里的一位服务员突然冲进来，惊惶失措地大喊：“不得了了！出大事了！毛主席逝世了！！！”我赶紧穿好衣服，匆匆离开浴室。刚走到街上，一位朋友正行色匆匆地赶到浴池里来找我。我们二话不说，又回到我的小楼上。不一会，朋友们一个个都不约而同地聚集到这里，凳子不够，有几位干脆脱掉鞋，就坐到床上。大家面面相觑，既感到沉重、不宁，又似乎找不到更多的话说，却又不肯散去。就这样，沉默着，叹息着，也猜测着，在一阵怅惘中，都有一种前途未卜的感觉。直到天黑，众人仍没有去意，于是，有人提议，将身上的钱和粮票都掏出来，凑到一起，去买了一大篮包子来充饥，然后，又继续坐着，直到深夜……
现在来看，我们当时之所以会有那样一种心理状态，除了同全国千千万万的普通民众一样，对伟大领袖始终有一种朴素的感情之外，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恐怕还要归结到我们当时深受毛泽东晚年的思想影响。我们认为，毛泽东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贡献就是，敢于在自己的晚年，以“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方式，来对自己亲手缔建的党和国家机器动大手术。这事实上就是当时在一部分青年中颇具代表性的所谓“毛泽东晚年珍贵思想论”。所以，当我们从巨大的悲痛中冷静下来后，便产生了要为毛编一本纪念文集的想法。我们将“文化大革命”中流传开来的那些毛泽东的讲话、插话、文章、信件、批示、指示等搜集起来，然后分头誊抄、复写，最后硬是编成了两大册手抄本（复写稿共五份）的文集，题目就叫《毛泽东同志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言论摘编）》。我们还决定，就用这本文集作为对毛逝世一周年的纪念。直到后来，随着“四人帮”的垮台及其对我们产生的思想冲击，再加上编辑过程中的一些冷静的思考，我们才感到毛身上的某些不足。 因此，当1977年9月9日到来时，我已着手写出了一份有关毛泽东评价的讨论提纲，开始正视他的某些缺陷和错误。
今天来回忆过去，我要坦率地承认，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的倒台，在我们当中，并没有引起如一些备受迫害的老人们那种欢欣鼓舞、欣喜若狂的心情。倒是相反，在参加庆祝粉碎“四人帮”而举行的群众大会上，看着大家纷纷跟着台上的人举手、高呼口号的情景，我不免想起了半年前为庆祝镇压天安门“反革命事件”以及邓小平下台而举行的集会，心中只有一阵阵的悲凉。同样的人群，同样的集会，前后所欢庆的内容却恰恰相反！要到什么时候，我们才能摆脱这种处境呢？随后出现的“两个凡是”更加深了我们的疑惑和忧虑。很快，悲剧就在我们身边发生了。
事情跟我刚认识不久的一位朋友有关。朋友叫高敏四，时任安顺地区药检所副所长，是一个生性耿直、急公好义而又办事极认真的人。他是文革前毕业的大学生，理科出身，却因为文革而喜欢理论，爱读马列，所以经朋友介绍而认识。“四人帮”在台上的时候，高兄就以反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而在朋友中著名。因此，“四人帮”倒台的消息刚传出（尚未正式公布）他就按照报上的暗示，在街上刷出一条“三要三不要”（“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标语。接着，又在消息公布之后，将他写于1975年的一份《思考题》抄出，以“群言堂”的笔名张贴在小城最繁华的大十字街头。顿时，一石激起千层浪，《思考题》在还显得有些沉寂和冷清的小城，立即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和轰动，人们争相围睹，兴奋地议论着，很快就成为街谈巷议的话题。但这种情况并没有使朋友高兄满意，他还有太多的愤怒和思考需要倾倒出来，他想把文章做大，想从思想根源、社会基础以及理论错误等方方面面，对“四人帮”集团的产生和覆亡以及他们的整个思想体系进行一次全面的清算和批判。为此，他约见了我们几位朋友，一方面征求我们的意见，一方面希望得到协助，并表示其中有关儒法斗争的部分能由我执笔。我们对他的想法表示赞同，也答应给予必要的协助，但同时又觉得，整个计划还需要从长计议，需要再进行详细的讨论和周密的安排。
之后，也不知是他等不及了，还是认为已经说好，无须再多加讨论？总之，他立即动笔，写出了《唯心史观的破产——评林彪、江青两个反党集团的垮台（之一）》的长文，将之贴上街头。并且，在我们还来不及作出更多反应的情况下，又很快写出了“之二”，同样张贴出去。也许是早已成竹在胸的缘故，其笔头之快不能不令我叹服。
然而，不安的消息很快传来，说公安局已经对他的大字报进行了拍照。于是，有好心人提醒，要他“留点神”。高兄想想也觉得有理，便决定暂时停笔，先观察一段时间看看。谁也没有想到，随之而来的清查“四人帮”“帮派体系”运动会将他一锅端，而且罪名竟是“帮派分子”！
一个明明是反“四人帮”的人，却被公然当作“四人帮”的“残余”和“爪牙”而抓起来，这样的政治逻辑也够荒唐了。但正是这种荒唐说明了政治局面的复杂与微妙。因此，对晦暗不明的前景，我们更不敢乐观了。
这件事对我们的震动是很大的。一方面，我们对当时的这种荒谬行为深感不满，既愤怒却又无可奈何；另一方面，我们又受到某种良心的折磨，为我们避开的打击，为未能同受的苦难而深感内疚。所以，在后来的日子里，我们曾尽量努力，希望能找到合适的途径帮助高兄“平反”。特别在报刊上开始宣传一些反“四人帮”的英雄后，我们还辗转找到一位省报记者，希望他能写篇报道，将高敏四作为省内反“四人帮”的典型宣传一下，以期给地方当局施加压力。结果，我们还是太天真了。要直到三中全会开过，大规模的平反冤假错案开始之后，我们尊敬的朋友高敏四才于1979年的除夕之夜，悄然走出监狱的大门，随后当然得到平反。
这里，有一点需要提及的是，后来听说，在地方当局讨论要不要抓高敏四的会上，座中只有一位时任宣传部长的老先生仗义执言，认为当时公安部门所认定的大字报的“问题”只是思想认识问题，属人民内部矛盾，不能随便动用专政机关抓人。结果，孤掌难鸣，表决下来，只有他一人投了反对票。这是多么动人又多么令人悲凉的事啊！
阁楼上的思考
后来的历史学家曾将“四人帮”倒台后所出现的那种奇特的政治局面，委婉地称为“停滞和徘徊时期”，这大体上是不错的。而之所以会“停滞”、“徘徊”，其根源正在这之后不久出笼的“两个凡是”。正是“两个凡是”的紧箍咒，不仅将人们产生的变革要求死死压住，而且就连对“四人帮”事件的反思，也试图只将之归结为几个坏人，依靠欺骗和蒙蔽而篡夺了权力这样一个简单、省事的结论上，从而再度将人们的思想禁锢起来。所以，在这段时间掀起的“揭批四人帮”运动中，才出现了那种令人啼笑皆非的用简单的模仿来“倒打一耙”的现象。比如，“四人帮”最喜欢挥舞“走资派”的大棒，而现在，他们却被当作“走资派”来指控了；“四人帮”动辄就爱把人打成“叛徒”、“特务”、“反革命”，而现在，他们却被指称为“叛徒”、“特务”和历史可疑的“反革命”了；“四人帮”曾不问青红皂白硬将胡风的对头周扬打成胡风“同伙”，现在，则轮到他们被人同胡风捆在一起而大论其异同了……
正是在这样一片混沌与迷离中，我们感到，中国的出路和前景，恐怕还有一个漫长的探索过程，我们所渴望的那种社会变革，估计也不是短期内就会到来的。因此，应该沉下来，继续我们的思考和研究，以更充分的理论准备，去迎接未来的检验。有了这个想法，我便决定将前段时间已经开始的关于列宁后期思想的研究继续下去。同时，因为钱师刚送了一套《资本论》给我，我也想用一、两年的时间，好好将这本书啃透。
就这样，我开始了自己那一段在阁楼上的思考。
说起来，最初触发我们关注列宁后期思想的诱因，还是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正是那句“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启发了我们的这样一个思路：在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问题上，经典作家之中除了毛泽东，只有列宁经历过几年的实践。那么，列宁在当时究竟是怎样看怎样想的呢？看来，似有必要将列宁十月革命以后的论述作一次全面的疏理，看看能够从中得到什么启迪。自然，最先提出这个设想的是钱师。以后，经过更进一步的商讨，我们发现，似乎应该将列宁和毛泽东的有关理论，放到“过渡时期”这样一个思考框架下，从中去寻找他们之间的衔接，并据以回答某些现实问题。有了这个思路后，钱师建议由我来承担这项研究，他给予必要的协助。我们决定从原著着手，将列宁十月革命后的所有著作都通读一遍。于是，我找来《列宁全集目录索引》，选择从二月革命前的第23卷开始，一直读到第33卷和第36卷。
就这样，我每天在小楼上伏案苦读，有时，也将一些心得写成读书笔记，或者将觉得重要的东西摘录在自制的卡片上。在经过一段时间的阅读和思考之后，我渐渐发现，列宁曾有不少提法和看法，常常是随着局势的发展而改变着的。譬如，“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口号，列宁就曾数次根据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中是否占据优势而决定提出或放弃这一口号；又如关于布列斯特和约，列宁曾经坚决主张只有在不割地、不赔款的情况下才缔结和约，结果却完全相反 ；再如关于“工会国家化”问题，列宁也曾经历了一个从赞成到反对的转变过程。总之，这些转变使我感到，需要用一个概括性的表述，来将列宁十月革命后的思想富有表征地统起来，以与他在其他时期的思想有区别。于是，就想到了“列宁后期思想”这个提法。
到了1977年的4、5月间，计划要读的11卷《列宁全集》都读完了。我作了数万字的摘录和读书笔记，脑中已有了个大致的轮廓，便考虑如何将之付诸文字。这时，钱师也将他作的厚厚一大本摘录送来（他读到27卷）。在与他稍作讨论之后，我决定按照自己的思路，先挑出几个自以为考虑比较成熟、现实感较强的问题，写成文章，作为自己这段研究的一个总结。也许是因为准备比较充分的缘故，文章写得很快，只一个星期，便写满了一个黑皮本，算一算，竟有五万来字，题目就叫《过渡时期无产阶级革命的几个理论问题——列宁后期思想探讨之一》。其中诸如对“专政”的阐释，纳入了一定的“民主”意识，反映了我们思想上的某些变化。其他如关于国家机器的改造和精简、党内斗争和党的民主建设、群众参加管理、反对官僚主义等等，则既反映了我个人一些思考的继续，也反映了“文革”经历在我们身上留下的烙印。两年后，我将文中一部分问题抽出，稍加改写，以我同方明、布龙三个人的名义将之寄到吉林出版的《社会科学战线》，很快就收到编辑先生一封热情洋溢的来信，然后说文章想留下来再看看。之后，因另有他用，我写信将文章索回，这时编辑先生才告诉我，说是因文中有些问题比较敏感，所以想放段时间看看，能不能找个合适的机会摘要发表。由此可见，即使是在三中全会开过之后，思想理论界的“开放”也还是很有限的。当然，话也得说回来，囿于当时某些思考上的局限，我的列宁后期思想研究其实还远远没有摸到门径，要到差不多十年之后，我才在这个问题上取得一些有点学术性的突破。不过，这已是后话了。
独自徘徊
1977年10月间的一个星期天，我们一伙朋友与钱师约好到虹山湖畔游玩。就在傍湖的一座山上，钱师向大家宣布了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说据他得知，今年将可能恢复高考，而且时间就在今后的一两个月内！他希望我们能抓住这个机会，争取进入大学，一方面可以改善个人的处境，一方面又可获得宝贵的系统学习的条件。
对于正处于饥渴的学习状态的我们来讲，这消息太令人激动，太令人欢欣鼓舞了。果然不久，报上就证实了这个消息。于是，朋友们都行动起来，到处找资料，开始进入了紧张的复习。针对大家底子太薄的弱点（有不少朋友连小学都没正式上完），钱师还特地抽出时间，组织大家在一起集中复习过几次，并请他的老朋友夏其模先生为大家讲古汉语。朋友们——包括我在内，个个摩拳擦掌，志在必得。
没想到，考下来的结果却是全军覆没，我们这群朋友，没有一个被录取。原因除分数线划段不合理外，更重要的却是“政审”不过关。很多朋友都有这样那样的“家庭问题”——不是家庭成分不好，就是父母有什么历史问题，这在严格的政治审查中是很难通过的。当然，其中也有一些人是因为成绩不够好。总之，经过这次意外的打击，我有些心灰意冷，决定不再去应考了。当时对自己的理论抱负也估计过高，充满自信，以为不走学院之路，也照样搞得出成果来。再加上，老母年迈多病，也需有个照料，所以决心从此绝了这条“科举”之路。而其他朋友，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失望之后，仍心有不甘，决心再去考一次，这已经是1978年的事了。而想不到，这一次却是大获全胜——所有参加应考的朋友都被录取了。（上图：1977年本文作者与钱理群先生〔中〕和杨德光兄合影。）
对很多人乃至对于整个中国来讲，1978年都堪称是真正大转折的一年。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凡是派”全线崩溃，紧接着天安门事件平反，真理标准的讨论向纵深发展，引出了蓬蓬勃勃的思想解放运动。一个全新的时代——改革开放的时代到来了。我们过去所形成的许多思想和看法，包括一些固有的观念和意识，以及那些习以为常的思维方式、价值准则等等，都将在这个时代面前经受检验，并将随着它的变革而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然而1978年对我个人来说，又是极为不幸的一年。就在这一年的十月，我那相依为命的母亲因久病与世长辞，这是继九年前失去老父之后，我又一次失去呵护自己的亲人。从此天涯孤旅，我又将如何去面对未来的一切？而更叫我难以适应的是，朝夕相处的朋友们，也将一个个离我而去，远走高飞了。生活，正在向我展示着它那难以捉摸的一面……
安葬完母亲不久，朋友们都陆续接到了录取通知，然后又一个个喜上眉梢地前来辞行——就连钱师也在这时考取北大中文系的研究生，也要走了。
小楼里终于沉寂下来，只剩下我孤单的身影。
面对孤独，我倒真感到了懊悔与茫然。
我该怎么办？前面的路还将怎么走？又会走向何方？我不知道。脚下的土地在微微颤抖着，一场思想、生活上的地震就要发生了……
有时候，人的命运就是这样，在经过了太多的必然之后，也许会碰上一个小小的偶然，将那预定的轨道，必经的行程，轻轻一翻，便改变了一切。
这就是命运？就是宿命？
民间思想的意蕴
根据现已披露的材料，再结合我个人了解的情况看，我认为这种“民间思想村落”现象，在当年应该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说穿了，它无非就是一些青年思考圈、青年读书圈。最先提出这一现象并给予它诗意般描述的朱学勤先生，曾经小心地将之限定在一些“省会级城市”，依我看，他的估计似乎过于谨慎。“省会级城市”固然要稍稍突出一些，如广州的李一哲集团，贵阳《启蒙社》的几位创办人，南京的徐水良和他的一帮朋友，以及上海的付申奇与王申酉诸人，北京的赵一凡和他所代表的读书沙龙等等。但除此而外，在其他非“省会级”城市也并不鲜见。仅据我所知，就有前述陈一谘等人在驻马店时的探索与思考，还有作家郑义提到他们在山西插队时形成的农村“政治沙龙”，以及在内蒙、在北大荒等地知青中秘密存在的各种有形无形的“读书小组”、“马列小组”等；此外，何清涟女士也曾提到，在她的家乡邵阳市，也曾活跃着一批比她年纪稍长的“六八年人”， 而这些还只是在目前条件下所能了解到的极为有限的材料，而且由于言路限制，许多情况都还显得语焉不详。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还会有更多的材料披露出来。
所以，我相信这是一种普遍现象，它的广泛存在，正是中国民间思想社会基础广泛性的证明！
不仅如此，我还想指出，这些分散在各地的青年思考群体，至少其中有相当一部份，已经具有或接近民间社团雏形的性质，它们的出现和形成，事实上反映了文革后时代正在悄悄酝酿的民间结社冲动！从这个意义上讲，正是这些星星点点的“民间思想村落”，实质上为后来以办刊、结社为标志的民主墙运动作了必要的铺垫和准备；或者也可以反过来说，后来的民主墙运动，正是这一股强大的民间思潮的逻辑演进和形态外化的结果。
我想提示的一点是，如果没有1977年恢复的高考，那么，很难讲那些散布在民间的点点星火，会在三中全会后燃烧成什么样！正是连续举行的高考，无意中消解了那些由不满与渴望凝聚起来的青年思想圈，使本来有可能走上街头的力量却走进了院墙，走进了学府，从而走进了体制。干柴变成了湿柴，火星化作了青烟……
但在另一方面，走进体制的人们，又并未完全为体制所驯化，他们中还有相当一部份人，反而因此成为讲坛上的播火者。同样是在无意中，历史为中国的民主化进程编置了一个巧妙的梯队，它减弱了火势，又保留了火种；撤走了一批先锋，又培养出一批后备。历史就这样为中国铺设了一条蹒跚难行的民主之旅……
尽管如此，我仍要指出，所谓的“民间思想村落”现象，其实并不像朱学勤所伤感的那样，似乎仅是思想史上一段聚散无常、来去无踪的思想闪光， 一堆几乎已被主流思想遮蔽得渺若微尘、细如游丝的无法粘连的精神碎片。尽管它们形式不同，倾向各异，而且互不知晓，互无联系，其思考水平和理论素养肯定也参差不齐，但作为那个年代所特有的一种很典型的政治文化现象，相同的时代背景和相同的生活经历，还有相同的思想资源等等，却赋予了它共同的特征，即都是以一种被排斥与被压制的民间立场和异端姿态，而对现实社会所作出的批判性思考！证之以后来陈一谘等人的作为和朦胧诗潮的崛起，以及独立于中共的民主、人权运动浮出水面，应当说，这些思考的意义和价值并不仅限于思想史，它不光是一种精神现象，还是一种物质力量，一种作用于中国社会和中国历史的物质力量！尽管有种种的局限，但它毕竟是学会思考，找回自我的“第三代人”（姑且借用这个为人熟知的指称）刻意要在历史活动中顽强地表现自我、实现自我的代际使命的必然。或许是历史的恶意捉弄和命运的有意刁难，才使得残缺不全的他们被迫采取了这样一种独特的历史亮相方式，这却是我们都无可奈何的。
2018年6月24日改定
——————————————————————————————————
【史林一叶】
文革前夕中法间一次重要对话
——1965年8月毛泽东会见马尔罗
余汝信
一、马尔罗访华——中法建交后最重要事件
1964年1月27日，中法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公报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法兰西共和国政府一致决定建立外交关系。两国政府为此商定三个月内任命大使。”这一共只有两句话的公报，对当时的世界产生了强烈震撼。中法建交被西方舆论喻为“一次突发的外交核爆炸” 。(1)
中法建交看似事出突然，实际上却有着深厚的背景。一方面，戴高乐奉行独立的外交政策，尤其对华关系政策表现出日趋强烈的独立自主倾向；另一方面，毛泽东适逢其时提出了“两个中间地带”的战略思维 (2)，中国外交战略重点由集中力量反美逐步转向反美反苏（即所谓“反帝必反修”），把对西欧的政策提高到在国际反帝反修斗争中“发展第二中间地带、争取间接同盟军”的战略高度，日益重视发展与西欧国家关系。在此情势下，中法两国两厢情愿，一拍即合，毫不奇怪。
中法建交后，戴高乐对促进中法间的高层接触持积极态度。在两国元首或政府首脑互访一时未能成事的情形下，戴高乐急于派其亲密助手，在法国政府地位仅次于总理的负责文化事务的国务部长马尔罗访华。
安德烈·马尔罗（1901-1976），二十世纪法国著名作家、政治家。青年时代曾到远东游历，与当时越南、中国、苏联的革命者有过频繁接触。1928年发表小说《征服者》，以1925年省港大罢工为背景，着力刻画了革命者加林的形象。加林是瑞士人，其投身革命是为了探求个人存在的价值。1933年发表同样以中国革命为背景的小说《人类的命运》，荣获当年的龚古尔文学奖，奠定了其在法国文坛的重要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参加反法西斯武装抵抗运动。在西方人心目中，马尔罗熟悉东方，是中国革命的同情者甚至参与者，而他又是戴高乐政治上的紧密追随者，显然，他是当时中法两国高层间沟通的不二人选。
故此，中法建交三个多月后，法国外交部就向中国驻法使馆正式提出马尔罗拟访华事宜。中方因担心马尔罗访华可能对“援越抗美”产生负面影响，迟迟未作答复。1965年4月，马尔罗亲自向中国驻法国首任大使黄镇表示，访华是他梦寐以求的事。6月23日，法国驻华大使佩耶又奉命向中国外交部提出：马尔罗部长偕夫人和一名助手，已于6月22日离法赴远东一些国家作私人访问，戴高乐总统希望马尔罗亦能访华，会见毛泽东主席、刘少奇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等领导人，就两国关系和国际问题交换意见；马尔罗拟于7月间访华，希望中方能尽快答复。中方于6月底表示，同意接待马尔罗来访。 (3)
二、马尔罗如愿以偿见到了毛泽东
马尔罗1965年中国之行的详情，在其于1967年出版的《反回忆录》一书中有着生动描述。该书第五部第1部分小标题的顺序是“香港→广州→第二天→北京→北京→延安→北京，1965年8月”，这也似乎就是马尔罗中国之行的路线顺序。书中写道：马尔罗自香港进入广州，第二天，从广州飞往北京，在此间拜会了中国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元帅，并与之长谈。因“周恩来不在北京，人们建议我们在周恩来回来之前，去参观龙门，我们顺道可以去看看洛阳和西安”。回到北京，马尔罗见到了“态度友好”、“十分优雅”的周恩来。随后，趁等待刘少奇甚至可能是毛泽东接见的空隙，“我曾表示过想去延安。他们给我安排了一架飞机”。再次回到北京后，马尔罗如愿以偿，见到了毛泽东和刘少奇。 (4)
根据中方资料，马尔罗此行第一次见到陈毅是在7月22日(5) ，8月2日，新华社称，“周恩来总理今天上午接见了法国国务部长安德烈·马尔罗，同他进行了友好的谈话。”同日，新华社又称，“陈毅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今晚设宴招待法国总统戴高乐将军的特使、国务部长安德烈·马尔罗先生。”“马尔罗先生是中法建交以来第一位正式访问中国的法国政府的重要成员。陈毅副总理对他表示热烈的欢迎。”新华社报道了马尔罗在宴会上的讲话，“他说，我们两国的社会制度是不同的，但我们都曾经反对过强大的侵略者——他们拿起武器到他们不应该去的地方去打仗。他说，对法国和法兰西人民来说，你们是一个传奇，你们所进行的长征把我们联接起来，这个战斗也是全人类的榜样。他表示感谢中国政府对他的友好的接待。” (6)
马尔罗的讲话，一定会使参加宴会的中方要员听得很舒服。第二天，8月3日，新华社称，“毛泽东主席、刘少奇主席今天下午接见了法国总统戴高乐将军的特使、国务部长安德烈·马尔罗先生，同他进行了友好的谈话，接见时，陈毅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在座。在座的还有法国驻中国大使吕西恩·佩耶。” (7)
惟根据中方资料，毛、刘接见马尔罗是在周恩来接见他的次日。这与马尔罗本人在回忆录中所说周恩来接见后他去了延安，回京后才得到毛、刘接见并不吻合。马尔罗的记忆有误，这可以在中方的会谈记录中得以证实。当毛泽东问马尔罗来了多久时，他的回答是：“十五六天了。见了陈毅总理，到了延安等地去了一次，回来后见了周恩来总理。” (8)因此事实应该是：陈毅7月22日见过马尔罗后，马即去了洛阳、西安、延安等地，回京后8月2日见了周，8月3日见了毛、刘。
可见，回忆往往不大可靠，中外名士，莫不如是。惟就本文而言，马尔罗中国之行的这一具体细节无关宏旨，无论如何，马尔罗8月3日与毛的谈话，才是我们探讨的重点。
1965年，七十二岁的毛泽东精力过人。据有关资料统计，光是会见马尔罗的当月，毛就曾九次会见外国客人：8月3日，会见马尔罗；8月5日，会见由主席艾地率领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代表团；8月8日，会见几内亚教育代表团和几内亚总检察长；8月22日，会见赞比亚政府代表团；8月25日，会见刚果（利）革命最高委员会代表团；8月26日，会见参加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的日本各代表团团长；8月27日，会见阿尔及利亚政府代表团；8月28日，会见尼泊尔大臣会议副主席和尼泊尔友好代表团；8月29日，会见委内瑞拉民族解放军总司令。
上述九次会见，刘少奇六次在座。刘为人严肃、呆板，不苟言笑，在有毛在的外事场合，往往不发一言。惟其党内第二号人物的地位，此际似乎尚未受到真正的挑战。
应该注意到的是，上述九次会见，七次为亚非拉“第一中间地带” 人士，一次为日本非官方人士，唯有马尔罗为“第二中间地带”、西方主要大国的官方人士。换言之，与马尔罗的会见谈话，是毛泽东在文革前夕与西方现职政要的一次重要谈话。此前，或可与其比肩者，唯有1960年代初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两次访华时毛与其的三次谈话。而且，蒙哥马利早于1950年代已退出现役，他的访华是以私人名义，马尔罗是代表官方的正式访问。更何况他一贯对华友好，并曾称赞中国共产党人“是一个传奇”、“全人类的榜样”。对于这样一个自己送上门来的重量级国际义务宣传员，毛岂可放过！
三、中法两个版本的比较
在中国，毛泽东与马尔罗谈话的官方中文记录文本，文化大革命期间未知通过何种途径，由外事系统外泄，由红卫兵等群众组织自行翻印，广为流传。笔者手头上就有两种不同的毛泽东讲话集，收入了该谈话记录。群众组织类似出版物，往往没有注明出版人及出版时间，除出版人已不可考外，笔者推测其印行时间应在1968-69年间。
在法国，马尔罗在中国之行结束两年后，即出版了记载有此次奉有重要外交使命行程的《反回忆录》。这本非传统意义上的回忆录，直到本世纪初的2000年才出现了第一个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个中文译本，这就是我们在上面提及的由钱培鑫、沈国华等译、漓江出版社出版的版本。
马尔罗文风独特，思索与叙述、时间与空间往往在文字中呈现不停的跳跃、切换。由于《反回忆录》目前只有唯一一个中译本，对于不懂法文的读者，难以比较、判断其传达的信息的准确度。惟中译本中的部分译名，却无意中反映了译者对现当代史某些部分的生疏。如该书第389页谈及黄埔军校照片中的“嘉岚，他后来成了布吕歇尔的元帅”，习惯译法应为“加伦，他后来成了布柳赫尔元帅（原文‘的’为衍字）”。“加伦”为布柳赫尔的化名，1920年代为国民革命军军事顾问团团长，在南中国颇负盛名。同理，第407-408页的“加兰”为同一人，亦应译为“加伦”。第423页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领袖“爱迪”，中文习惯译法应为“艾地”，他在1960年代中期的中国广为人知。再有第424页的法国首任驻华大使“路西安·帕”，中国官方媒体的固定译法应为“吕西恩·佩耶”。
总体而言，文革期间群众组织所翻印的中国官方文本，基本上是可以信赖的。它应该不会去编造、添加了什么，惟其极可能对谈话内容有选择地进行了删减、节缩。而《反回忆录》可能会对谈话加以引申，而且，作者往往没有注明哪一些话是毛的，哪一些话是马尔罗本人的。惟《反回忆录》的长处是补充了中国官方记录可能有意删去的某些对话片断。因此，最好的办法是两个文本放在一起对照着看，这对我们全面了解这次对话，甚有补益。
根据中国官方文本（很可能只是谈话记录的简要版）计算，毛泽东与马尔罗谈话记录共3,700字。惟钱培鑫在《反回忆录》的“译本序”中称，“马尔罗与毛泽东主席谈话的描述，曾经被个别传记作家贬为‘恬不知耻的胡编’，理由是两人的谈话仅持续了三十分钟，而且双方只是泛泛交换了一些外交辞令。”(9) 后来又有人为文重复了“个别传记作家”的上述论调：“1965年夏天，马尔罗的确作为戴高乐总统的特使访问了北京，并在访问中接受了毛泽东的会见。这次会见约半个小时，并有刘少奇在场，当时只是泛泛交换了几句外交辞令，话题还没有深入就匆匆结束。然而在回忆录中，马尔罗却用了85页的篇幅夹叙夹议，论今道古，写成了像本世纪两位革命巨人兼哲学家海阔天空的畅谈，言语之间充满了对毛泽东的推崇与景仰。” (10)
上述苛评，对当事人来说并不公平。3,700个汉字的对话，内容涉及国际关系、中共历史及国内现实问题，其广度与深度绝非为“泛泛交换了几句外交辞令”那么简单，此其一。在时间上，即使将3,700个汉字以普通速度读一遍，加上翻译成对方语言所需的成倍时间，谈话怎么也要持续一个小时左右，中国官方出版物以“毛泽东同他（指马尔罗——引者注）进行了很长时间的谈话”(11) 形容之，颇为公道，此其二。经查证，法文版原著中有关此次谈话“夹叙夹议”的篇幅仅为38页（中译本为26页），远非萧平所说的85页之多，可见评论者之言过其实，此其三。从上述三者推断，评论者极可能根本没有接触过谈话的任何一种文字文本。
四、毛泽东与马尔罗纵论天下
笔者尝试着将中方文本与《反回忆录》有关章节逐段对照阅读，发觉两者详略虽各有侧重，且述及问题的顺序亦有所不同，但内容基本上是可以相互对应的。说马尔罗“恬不知耻的胡编”，实在是冤枉至极。
1. 开场白，马尔罗感到很激动
让我们从开头一段关于马尔罗访问延安的对话读起。中方文本如下：
毛：马尔罗先生来了多久了？
马：十五六天了。见了陈毅副总理，到延安等地去了一次，回来后见了周恩来总理。
毛：喔，你到了延安。
马：这次去延安，使我学到很多中国革命的历史情况，比过去知道得多，我今天能坐在除了列宁之外当代最伟大的革命家的旁边，感到很激动。
毛：你说得太好了。
马：我在延安看到了过去的艰苦环境，人们都住在窑洞里，我也看到了蒋介石住宅的相片，对比一下就知道中国革命为什么会成功。
毛：这是历史发展的规律，弱者总是能战胜强者的。
马：我也是这样想的。我也曾领导过游击队，不过当时的情况不能同你们的比。
毛：我听说了，你打过游击。
马：我在法国中部打过游击，领导农民军队反对德国军队。
毛：十八世纪末法国革命推翻了封建统治。当时推翻封建统治的那些力量最初也不是强的，而是弱的。 (12)
《反回忆录》的文本如下：
“您刚从延安回来是吗？您的印象如何？”
“非常深刻。这是一个无形的博物馆……”
女翻译——就是周恩来使用的那位——熟练地译了过去，但她显然在等我的解释。
“走进延安博物馆，人们期待看到照片，长征、高山、沼泽……然而，长征却退居二线，首先看到的是红缨枪，用树干、电线制成的土炮，这是革命的贫穷博物馆。我离开博物馆去参观您和您同事们居住的窑洞时，我仍然有这种感觉，当我们想到您的对手们过着的奢侈生活，这种感受就更深了。我联想到罗伯斯比尔在都布莱木匠家住的房间。然而一座高山比一个木匠作坊给人的印象更深刻，您在如今博物馆上方的住所，让人想到埃及人的墓室……”
“办公室没有给人这种感觉。”
“是的。首先，办公室有窗户。但办公室给人一种修道院式的、故意的简朴。就是这种简朴暗示着一种无形的力量，就像我们的隐修院。”
……
“当穷人决心起来造反时，”他说道，“他们最终总能战胜富人，你们的大革命就是这样。” (13)
以上开场白，两个文本大意相同。不过，中方文本中“我今天能坐在除了列宁之外当代最伟大的革命家的旁边，感到很激动”这一句超乎常规的客套话，在《反回忆录》中遍寻未见。一位西方政要对毛如此推崇备至（不管是出于真心还是客套），使文革期间读过中方文本的中国读者兴奋莫名。马尔罗在那个场合大概是讲过这样的话的，但作者肯定不愿让他的法国读者知道。同理，马尔罗说中国共产党在延安的住所“让人想到埃及人的墓室”，实在是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毛已当场表达了不满），这样不太吉利的话，同样不会出现在中方文本之中。
2. 毛泽东：中国需要时间和朋友
接下来双方又谈到中国共产党人获得革命胜利的经验。毛泽东又谈到“中国要成为中国式的强国”（马尔罗语），需要时间和朋友，谈到中法之间的共同点：
马：现在我提一个问题：中国再一次要把中国变成为伟大的中国。几世纪前，中国从技术上来说是强国，如丝绸。后来欧洲变成技术上先进的国家，有武器、军火。现在的中国也有了武器、军火，又要成为强国了。当然中国不需要成为欧洲式的强国。中国要成为中国式的强国，不知需要什么东西？
毛：需要时间。
马：我们希望你们有你们需要的充实的时间。
毛：至少需要几十年。我们还需要朋友。例如同你们往来，建立外交关系，这就是朋友的关系。我们有各种朋友，你们就是朋友的一种。同时在北京访问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主席艾地，也是我们的朋友。我们还没有见到他。我们同艾地有共同点，同你们也有共同点。
马：这些共同点是不一样的。
毛：有一些是一样的。例如如何对待美帝国主义，对付英国的两面派。你们比英国明朗。
马：实际上反对美国在越南“逐步升级”的只有法国。
陈毅：英国人支持美国侵略越南，而你们反对。
马：英国有马来西亚问题。
毛：英美俩要交换。
马：从戴高乐总统恢复政权后，法国已结束了它的殖民主义立场。每年援助阿尔及利亚几亿法朗，是我亲自去非洲四国宣布他们独立的。在戴高乐总统看来，中、法有一个绝对的共同点：如果有苏、美双重世界霸权，那么，中国要成为一个真正的中国和法国要成为一个真正的法国，是办不到的。
毛：当然罗，一个是你们的盟国，一个是我们的盟国。你们的盟国美国，对你们是不怀好意的。我们的盟国苏联，对我们也不怀好意。
《反回忆录》中译本在谈及此问题前有五六页有关中共军队早期成长经验的对话，是中方文本所没有的。笔者相信这些对话其实是存在的，只是中方文本将其省略了。《反回忆录》与中方文本相对应为关于中国需要时间和朋友的对话如下：
“你们的农业……人工拉犁，古老的耕种方式很普遍，您希望你们的农业赶上机械吗?”
“这需要时间……”
“几十年的时间……”
“还需要有朋友。首先要有接触。朋友有多种。你们是一种朋友，印度尼西亚是另一种朋友。爱迪(14) 在这里，我还没有见他。我们与他有共同点，你们和我们之间也有共同点。您先前说得……”
（翻译在想对应的法语）
“……中肯，您告诉外交部长，你们不希望世界置于美苏两国的霸权之下，它们最终会结成我两年前说过的神圣同盟。你们对美国表现出了你们的独立。”
“我们是独立的，但我们是美国的盟国。”
从会见一开始，他除了吸烟，把香烟放回烟灰缸以外，没有动过。他的静态不像是病人，而像青铜塑的皇帝。突然，他抬起双手，然后放下。
“我——们——的盟国！你们的盟国，我们的盟国！”
听口音意思为：他们真不错！
“美国是帝国主义，英国在玩双重游戏……”
元帅第一次插话说：
“英国支持美帝国主义。”
我同时回答说：“不要忘了马来西亚……”毛泽东说：“互相帮忙。”他的声音很轻，似乎在自言自语。
“我们做了该做的，但谁知道几十年后会发生什么呢？”
3. 毛泽东：中国也有两个前途
毛泽东和马尔罗随后就苏联及法国社会党、共产党的有关问题展开了讨论。毛泽东断言“苏联想走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而“中国也有两个前途，一种是坚决走马列主义的道路，一种是走修正主义的道路。”“但谁也不能担保，几十年后走什么道路。”五十一年后重做检讨，毛泽东的话算是说对了。
马：列宁死后，人们谈到苏联时就会想起斯大林。斯大林死后，斯大林的制度被推翻了，至少部分被推翻了。但苏联领导人却假说苏联的制度没有改变。赫鲁晓夫就是这样亲自告诉我的。我认为现在的制度不同了，尽管用的词一样，但是内容很不同了。
毛：他还进一步说要建设共产主义，这是斯大林都没有说过的。
马：我感到赫鲁晓夫和柯西金使人想到似乎不是过去所理想的苏联了。
毛：他是代表一个阶层的利益，不是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
马：他们甚至改变了政府行政管理的方法。
毛：苏联想走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对这一点，美国是很欢迎的，欧洲也是欢迎的，我们是不欢迎的。
马：难道主席真正认为他们想回到资本主义道路？
毛：是的。
马：我认为他们在想办法远离共产主义，但他们要往那里走，去找什么，连他们自己思想上也不清楚。
毛：他们就是用这样一种糊里糊涂的方法迷惑群众，他们也有自己的经验。法国社会党难道真搞社会主义？法国共产党人真信马克思主义？
马：法国社会党员中只剩下百分之七是工人，其余主要是职员。在这方面他们是强大的，因为有工会，是由职员们组成的。另外，还有一些党员是南方葡萄种植园主，是地主。至于说法国共产党，法国共产主义者，则是另外一个问题。法国农民的作用同中国的不一样，不只是绝对少数，占人口比例也不及中国。法国的共产主义者要起作用，只有两种可能：一是在知识分子中寻找力量，一是在真正无产者中间寻找力量。法国的共产主义者可能在感情上偏向中国，但因具体情况不同于中国，因而实际上又偏向于苏联。
毛：他们是反对我们的。
马：作为一个党是反对中国的，但工人、知识分子、农民并不反对中国，目前党内冲突很严重。法共就象最懒的人一样，两面都想应付，你们可能已看到很多这种情况了。
陈毅：他们并没有应付我们。
毛：党是可以变化的。普列汉诺夫和孟什维克过去都是马克思主义者，后来就反对列宁，反对布尔什维克，脱离了人民。现在是在布尔什维克本身内部发生了变化。中国也有两个前途，一种是坚决走马列主义的道路，一种是走修正主义的道路，我们有要走修正主义道路的社会阶层，问题看我们如何处理。我们采取了一些措施，避免走修正主义道路。但谁也不能担保，几十年后走什么道路。
在《反回忆录》中，马尔罗所引述的谈话先讨论的是法国，然后才是苏联，顺序是与中方文本倒过来的。经笔者对照，幸好，两个文本的主体内容基本一致。为节省篇幅起见，以下仅引述马尔罗的法国问题的最后两段话：
毛泽东在思考。
“孟什维克、普列汉诺夫曾经是马克思主义者，甚至是列宁主义者。他们脱离了群众，最终他们举起武器反对布尔什维克——他们的结局不是被流放，就是被枪决……”
“对共产党来说，现在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一条是修正主义的道路。我们已不啃树皮了，但我们只是每天有碗饭吃而已。接受修正主义，则意味着这碗饭都保不住。我与您说过，我们是和农民一起闹革命的；然后，我们领导农民向国民党统治的城市进攻。然而，国民党的后任不是中国共产党——不管后者有多么强大——而是新民主主义党。革命的历史以及大城市无产阶级的弱点，迫使共产党与小资产阶级联合。为此，我们的革命最终将不同于俄国革命，就像俄国革命不同于你们的大革命那样……我们一大批社会阶层今天的处境决定其行为必然倾向于修正主义，他们希望的东西只能从剥夺大众中获取。” (15)
五、毛泽东：中国修正主义阶层相当广泛
最后，我们需要重点审视的，是中方文本中的以下对话：
马：现在中国修正主义阶层是否广泛存在？
毛：相当广泛，人数不多，但有影响。这些是旧地主、旧富农、旧资本家、知识分子、新闻记者、作家、艺术家以及他们的一部分子女。
马：为什么有作家？
毛：有一部分作家的思想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我们把旧的摊子都接受下来了。我们原来没有艺术家、记者、作家、教授、教员。这些人都是国民党留下来的。
佩耶：我有一个感觉，中国青年正朝着主席所主张的方向在培养中。
主席：你来了多久了？
佩耶：十四个月了，从广州到北京一路上学了许多东西。以后参加使节旅行，去过华中、华南、荣幸地访问了主席的故乡韶山，还到过长沙、四川。最近又到东北去了一次，很有意思。我在工厂、公社、街上、戏院都尽量同人民接触，感到青年人没有那些要你们操劳的矛盾。
毛：你看了一个方面的现象，另一方面的现象没有注意到。一个社会不是一个单体，是个复杂的社会，存在着两种可能性。
佩耶：我感到有一种力量引导青年，使他们走向你们所指出的方向。矛盾当然还会有，但是方向肯定了。
毛：一定有矛盾。
马：主席看，在反对修正主义方面，下一步的目标是什么？我指在国内方面。
毛：那就是反对修正主义，没有别的目标。我们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商人，反对修正主义的一切基础。不只是党外，党内也有。
马尔罗的文本与中方文本大同小异：
“反对派还强大吗？”
“始终存在着民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等。他们都有了子女……”
“为什么是知识分子？”
“他们的思想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解放后，我们接受了他们，即使他们以前与国民党有关系，我们接受了他们，因为我们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太少了。知识分子的影响远远没有清除。尤其在青年中……”
……我们的大使说：
“在旅途中，我看到青年对您是很崇敬的，主席先生。”
……
“问题可以这么看……”
……他神情关注地问大使：
“您到北京有多久了？”
“有十四个月了。但我坐火车去了广东。我去了中南地区，参观了湖南，您的出生地，对此我很激动。主席先生，我还去过东北和四川，我们一起刚看了洛阳、西安和延安。无论在哪儿，我都与人民保持着接触，肤浅的接触；但我在北京与教师和大学生们间保持的是真正的接触，相当持久的接触。大学生们正沿着您为他们指出的未来前进，主席先生。”
“您看到了一个方面……
“您也许没注意到另一方面……
“然而，这一面确实存在……社会是一个复杂的整体……
“在最近一次杭州菊展上，菊花称作什么您知道吗？醉舞女，夕阳古寺，为美人扑粉的情郎……
“两种倾向完全可以共存……但冲突却在酝酿之中……”
在上述谈话中，毛泽东将“知识分子、新闻记者、作家、艺术家以及他们的一部分子女”与“旧地主、旧富农、旧资本家”相提并论，均视为“相当广泛”的“中国修正主义阶层”，并且认为，“有一部分作家的思想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艺术家、记者、作家、教授、教员，“这些人都是国民党留下来的”，这与毛泽东建国以后对知识分子一贯敌视的态度是一脉相承的。
有论者称：“毛泽东如此仇恨知识分子，究其原因，或许可归结为青年时代不顺心的经历和无产阶级专政外衣掩盖下的帝王思想。”“毛泽东从师范学校毕业以后从未上过大学，为谋生曾一度到北京大学就任图书馆助理员，月薪仅8元（那时北大教授的月薪为200至300元）。这段工作经历让毛感到自尊心深受伤害。直到1936年毛还告诉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自视甚高的毛泽东，一直将这段地位卑微的就业过程视为毕生的奇耻大辱，久而久之，这种屈辱感转化成了对成功的知识分子之嫉妒心理和仇恨情绪，埋藏在他的心灵深处。”“自从1942年毛泽东通过‘延安整风运动’确立了其在党内的绝对领导地位以后，他的‘王气霸道’就逐渐肆无忌惮地表露于外。……毛泽东精于权术，诡计多端，其整治知识分子的手法比秦始皇‘坑儒’和清朝雍正皇帝大兴曾静、吕留良文字狱的‘出奇料理’策略更加‘出奇’。他把秦始皇的‘杀儒’改变成全国规模的群众运动，让群众来检举、揭发、批判、斗争，造成人人自危的态势。”“这种大规模打击知识分子的运动始于1942年，夺取全国政权后不久又发动了一系列这类运动，如1951年批判电影‘武训传’、1951年至1952年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1953年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1954年批判胡适思想、1955年制造‘胡风反革命集团’冤案和‘肃反’运动、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紧接着又有‘拔白旗’运动，直到1966年开始的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16)
笔者甚为认同上述评论。
在毛泽东与马尔罗谈话三个月后，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翌年3月，毛泽东在杭州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再次敲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学术界、教育界的问题，过去我们是蒙在鼓里的，许多事情我们不知道，事实上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掌握的。……现在，大学、中学、小学大部分被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地富出身的人垄断了。”“这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不然将来要搞修正主义的，就是这一批人。”“阶级斗争展开的面很广，包括各个方面，请各大区注意一下，学校、出版、报纸、文艺、电影、戏剧各方面都要管。”
同年5月，毛泽东在“五一六通知”中加了一段话：“全党必须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所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动学术权威”，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起，成为了文化大革命的两个重点打击方向。
六、简短的结语
马尔罗《反回忆录》中有关与毛泽东谈话的叙述基本上是真实的，并非是“恬不知耻的胡编”，在这一问题上批评马尔罗并不公平。真正应该批评马尔罗的地方，是他作为西方大国的使者，本应坚守西方世界的价值观，而他却似乎因为囿于“客人”的身份，在毛泽东诋毁、攻击中国知识分子阶层时竟然无动于衷，对毛的言论应该提出而没有提出异议。马尔罗本人也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没有为与他同一身份的阶层辩护。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让位于大国利益的算计，这才是真正令人沮丧的！
注释：
(1) 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9月版，页361。
(2) 1964年8月17日，毛在会见阿尔及利亚驻华大使穆罕默德•亚拉时称：在反对美帝国主义这一点上，我们同戴高乐有共同点，他也需要我们。所以我们把中间世界分为两部分。中间世界即所谓第三世界。第一个第三世界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第二个第三世界包括像法国、日本、加拿大以及欧洲其他一些国家。他们同美国会有冲突，有些国家现在还不明显，例如日本、西德，但已经看到一些征兆。
(3) 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页373。
(4) 安德烈•马尔罗：《反回忆录》，钱培鑫、沈国华等译，桂林：漓江出版社，2000年8月版，页388-414。
(5) 刘树发主编：《陈毅年谱》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12月版，页1108。
(6) 新华社8月2日讯，《人民日报》1965年8月3日。
(7) 新华社8月3日讯，《人民日报》1965年8月4日。
(8) 《接见法国事务部长马尔罗时的谈话》，1965年8月3日。载佚名编：《毛泽东思想万岁（1960-1967）》页139。
(9) 《反回忆录》译本序，页5。
(10) 萧平：《马尔罗：以心灵和想象触摸历史——法国二十世纪文学史上的传奇人物》，载《文学报》2009年5月28日。
(11) 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1949-1976）》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版，页1392。
(12) 《接见法国事务部长马尔罗时的谈话》，1965年8月3日。载佚名编《毛泽东思想万岁（1960-1967）》，下同，不再一一注明出处。
(13) 马尔罗：《反回忆录》，钱培鑫、沈国华等译，桂林：漓江出版社，2000年。下同，不再一一注明出处。
(14) 习惯译法应为艾地。
(15) 马尔罗：《反回忆录》中译本，页428-429。对照中方文本，最后一段话词不达意，如果不是叙述的问题，就可能是翻译的问题。
(16) 王来棣:《毛泽东的知识分子政策》,《当代中国研究》2003年第3期。
|
登录
注册
FAQ
搜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