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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 天》第一一三期
抢救文革回忆 积累文革资料 交流相关信息 促进文革研究
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18年7月30日第113期
〖殷明辉“边缘人”实录专辑〗说明
本专辑各篇选自殷明辉先生写成多年尚未出版的《社闲别传》书稿。
所谓“社闲”,是毛泽东时代对一大批“边缘人”的一种称呼。当时官方是讳言“失业”的,宣称失业是资本主义制度下才有的丑恶现象。那么对“无产阶级当家作主”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那些因各种原因(其中相当多的是政治、历史原因)而失去赖以谋生的职业,甚至连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尚有的“出卖劳动力的自由”也没有(找工作必须经过街道办事处按照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招工指标和“政治条件”统一调配)的无业者,自然不好称之为“无产阶级”或“无产者”,就有了新造的名称,年轻人叫“社会青年”(简称“社青”),不年轻的人叫“社会闲散劳动力”或“社会闲杂人员”(简称“社闲”)。 这些“社闲”,许多都是在文革前就被各种政治运动“打入另册”的人,有的被戴上了各种政治“帽子”而成为被居住地的公安派出所、街道办事处及居民委员会管制的“专政对象”(即林达所说的毛泽东时代的“犹太人群体”),有的不仅失去了正常的工作,甚至连证明“城镇人口”身份的户口都不能得到登记,完全被排斥于社会主流之外,只能千方百计谋生挣钱养家活口。可是,他们争生存、求温饱的努力却总是被视为“挖社会主义墙脚”,是必须打击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们更是动辄得咎,最可笑的是,当“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主席刘少奇突然变成了“资产阶级代理人”被打倒后,他们被说成是刘少奇“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而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副统帅”、中共《党章》明文规定的“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林彪又“自我爆炸”后,他们又被称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他们无暇也无兴趣关注文化大革命中令人眼花缭乱的一个个“革命高潮”,力求置身事外,苟且偷生,但“革命高潮”的大浪却随时会向他们打来,使他们本已十分艰难的生活雪上加霜…… 杨奎松在《“边缘人”纪事——几个“问题”小人物的悲剧故事》(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的前言中说:“对于任何社会来说,边缘人都是非常特殊并容易让人印象深刻的一些人,因此,写边缘人的文学作品很多。但是,历史研究往往更看重反映社会主流动向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严格依据档案史料去考察并呈现真实的边缘人的研究还较少……”杨奎松写“边缘人”是依据档案材料,而殷明辉则是依据他在“天府之国”的亲历见闻和对那些曾经患难与共、相濡以沫的“社闲”们的调查采访。他通过几十年不懈的努力,将那些有血有肉而且不乏可亲可敬之处的“边缘人”的苦难命运与人性闪光记录下来,为历史留下了一组不可多得的鲜活画卷,一部文革时期“边缘人”生存状态的小百科。(左图为殷明辉近照。) 作者简介:殷明辉,男,四川成都市人,1947年生。1962年(15岁)初中未毕业即因家贫辍学。此前10岁起即遵父命拜父执杨庆治先生(民国时期成都光华大学文史教授)为师,以私家授徒方式讲授中国古典文学及哲学。1964年(17岁)由街道办事处招工到云南省建工部三处当工人。1966年底(19岁)回成都探亲后未再返云南,遂自动离职成为无工作单位的“社青”,年龄增长后自然就成为“社闲”。从1967年至1985年的十八年间,从“社青”到“社闲”,他为生计干过拉车、装卸、“跑业务”、“跑单帮”(均属当时所谓“打野工”或“投机倒把”)、在农村“非法行医”及长期在街道办事处(文革中称街革委)做临时工。直到改革开放后1985年38岁时,才在成都西城区考取个体开业医师行医执照(无学历的家传中医师),次年正式在成都茶店子开诊所挂牌行医。后因子女在美国定居,于2008年61岁时歇业“自我退休”。2008年迄今半年住国内,半年居美国。现为《四川濯锦诗词》主编、《蜀籁》民刊主编、民间诗社蜀社秘书长。曾任四川省诗词学会常务理事,已出版诗集《溯洄集》、《滇游诗草》、《旅美诗钞(上卷)》,著有《社闲别传》、《杜律指归》、《锦城五百咏》、《定静斋诗文稿》等,均已脱稿待梓。 —————————————————————————————————— 【生逢乱世】
我在“社会大学”中的拉车师友们
殷明辉
谚云:“七十二行,拉车为王,衣裳拉烂,颈项拉长。”这条民谚传神地反映出拉车这个行道的艰辛状况,验诸实际,则有笔墨所难形容尽者。 我这里记叙的正是那些在街道上从事人力架车运输的人们的悲欢离合故事。如今,岁月虽然有些苍老了,然而岁月的风却无法将这些芸芸众生的形象从我的脑际吹走,何况这其中还有我自己的前尘梦影呢……
艰辛的底层拉车人
成都地处川西平原,地势平坦,在机械化运输尚未普及的时代,人力运输遂成为一支潜力巨大的运输主力军。人力运输工具的种类有板车、畜力车、架车、三轮车等。 车身较长,需要多人才能拉动的名板车,板车车轮采用汽车轮胎,板车能承载很重的货物,如机器、大型预制构件、屋架、原木等,掌握车把方向及重心者称“中杠”,拉中杠者一般都是个子高大、体魄强健、行车经验丰富的人,在“中杠”的两侧背上一根背带辅助“中杠”用力者俗称“飞娃”,“飞娃”虽非主力队员,然在平稳行车状态下则全赖其力,拉“中杠”者只须牢牢掌握前进大方向,多少带点力即可,“飞娃”的人数视载重量多少进行增减。回想彼时装载着沉重的货物在马路上行进的板车,真是一幅壮观精彩的人文画面,人力车夫们在上坡时所发出的浑厚低沉的号子声可与长江边上纤夫号子比美,而下坡时所发出的响亮急促的吆喝声亦可与搏击险滩的梢公号子争雄。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机械化程度的大大提高,曾经在人类运输史上扮演过重要角色的“板车”早已退出历史舞台。 “架车”是相对于“板车”的一种车身较为短小,使用起来比较灵活,由一个人即可操作的小型人力运输工具。架车车身长约丈许,一般选用青杠、杂木等做成,以茶条木最好也最贵,茶条木的优点是韧性好,不易折断,即使装载货物过重将其压弯了,卸下货物后,便又还原如故,故茶条甚得拉车人喜爱。茶条产在大邑、邛崃、雅安等地山中,须托当地熟人帮忙始能购得。架车车轮系由卷边钢圈做成,钢圈正中钻孔,以数十根钢丝连接中轴,套上螺帽拧紧即可,钢圈卷口处紧紧嵌入橡胶板带,这种橡胶系用报废汽车轮胎划成。架车车主也可雇请“飞娃”助力,不过,多是由其家人充任这个角色。 随着城市建设规模的不断扩大,成都的人力运输行业空前兴旺,那时,走在成都街头,最易撞见的便是架车。迨至文化大革命期间,成都的专业人力运输行业已形成三足鼎立局面。一为居垄断地位的国营搬运公司,该公司除了阵容强大的人力运输队伍外,尚拥有汽车车队。其人力运输队伍又分两大分支,一为人力架车队伍,一为人力三轮货车队伍,他们实行的是计件工资制,多劳多得,人力车夫的工作虽然苦累,却有着工伤、医疗方面的保障,亦能享受退休待遇,其另一好处是不愁业务,每天出车,均由单位领导统一安排;二为居次垄断地位的运输合作社,运输合作社属于集体经济性质,其生产方式以人力运输为主,亦分人力架车运输及人力三轮货车运输为主,其余均与国营搬运公司相同,只是职工待遇要差一些;三为由“街道办事处”(文革时称“街革委”)主管的街道运输服务站,其成员全部由辖区内的无业人员组成。服务站要扣除30%的高额管理费,然而,它除了收钱外,其余什么都不管,其成员的生老病死,工伤事故等通通与它无关,至于业务则全靠成员们自己去“找米下锅”,不论大小业务结束后,成员们还得两头跑路,开票转账,往返数次,血汗钱方能到手。于是,“汗干钱完”四个字便成了服务站成员们经常挂在嘴边的口头禅。 依靠人力运输为生的服务站的成员们长年风餐露饮,日晒雨淋,流血流汗,甚至负伤致残,默默地为社会做着贡献,他们不但承受着巨大的人生苦难,而且还要经受着最不公平的社会待遇。 彼时,无业者要加入街道运输服务站的条件其实非常简单,即自备一辆架车,带上居住地户口,由一位同行老成员引荐,证明你能拉车便可。服务站负责人将新来的人员登记在册后,照例要当面讲几句“你要遵纪守法啊,每月必须参加两次学习,不准乱开‘吨公里’计费,不准外出‘打野’,如有违犯,就要开除出服务站”一类的套话。
老陈带我进入拉车行
文革初期,我通过一位朋友认识了陈宗华,后来我们竟成为患难之交。当时我才二十岁,陈已届而立且系两个孩子的父亲了,他的老婆是新都乡下的贫下中农,当时的政策规定,子女户口跟随母亲走,他们全家只有他一个人是城市户口。陈宗华个子既瘦且高,人皆呼他为陈大汉。我初认识陈时,他手臂上正带着青布手孝,原来,他的家严大人刚辞世,尚处于哀痛期中……陈告诉我,他父亲是基督教徒,早年参加过“三青团”组织,这些属于历史问题早就交待清楚了的。前不久单位上将他揪出来进行批斗,不知怎的,他父亲竟直挺挺地死在批斗大会上,事后据医生分析,老人家有可能死于脑溢血或心肌梗塞,但这样的病症倘非遇到重大打击或强烈刺激也不至于猝然殒命。这事便成了陈宗华终生难解的心结了。 陈宗华参加运输服务站已有几度寒暑了,他见我没有工作干,便动员我同他一起拉架车挣钱,我当时不仅有点放不下面子,也担心不能胜任这个七十二行之首的既苦且累甚至有几分危险的工作。陈宗华极力开导我:“啥子叫面子哟,钱才是面子!劳动挣钱吃饭,怕哪个笑?拉架车虽说累一点,却要当两三个临时工的收入,人往利边行,你愿意取哪一头呢?”我终于被老陈说动而下了破釜沉舟的决心。我同陈宗华商定,由我交给他一百元钱,全权委托他代我购置一辆架车。接了我的钱后,他便赶往新都去找到他的大舅子,要他立即组装一部架车,他的大舅子本是行家里手,赓即照办不提。不到一个星期,大舅老倌亲自将这辆崭新的架车拉到成都,从此,我就算拥有一个能够挣钱的工具了。挣钱工具到手后,我马上又犯了愁,这个庞然大物放在哪儿才好呢?陈宗华对我说,就放在我这儿,你何必多虑呢。他家位于蜀华街中段的一条死巷子内(即不通路的小巷),紧靠十四中学的围墙,墙边很大一片空地被他利用搭建成一大间简易房屋,屋内堆放了不少杂物,都是拉车行道所需的竹筐、抬杠、撬棍、抓钉、绳子之类,我的架车停放在他家真是得其所哉了。 我第一次出车是跟着老陈到外东三瓦窑去拉砖,我握着车把浑身不自在,老是怕挂着行人,看老陈却是一副洒脱无挂碍的样子。一边走,老陈一边给我上课:“你现在属于实习阶段,你千万不要紧张,慢慢来,我保你三个月出师。”我嗯嗯地应着,我打心眼佩服老陈,我觉得此时的他,绝对有资格当我的导师。 抵达三瓦窑出货地点后,有几位同行已在那里等候多时了,他们都以一种诧异的眼光望着我。老陈把我介绍给他们,又把他们一一介绍给我,从后来的摆谈中得知,对于我的加盟,他们既表欢迎又深觉惋惜。其中有位方盘大脸个头高大,肩宽背阔的汉子姓席,大家唤他老席,老席是山东人,颇有山东大汉的豪侠之气,他虽已年届花甲,但却身子硬朗,精力旺盛,语音雄浑有力,据说老席什么都不怕,就怕没有业务做。老席当过国民党宪兵,眼下的身份是“现管分子”。老席友善地冲着我道:“嗬!小伙子,不错嘛,拉的是崭新的车子哟!”另一位操江浙口音的老者随口接过道:“情愿坐烂轿子,不愿拉好车子……嘻嘻,你说对不?”老者脸上布满皱纹也布满了苦笑,听了他们的对话,我感到真不是滋味。老者姓胡,浙江人,他在抗战期中入川,后来便在成都定居了,他过去的身份是资本家,现在的身份是“管制分子”。另一位不大开腔满身儒雅气的人叫周树良,年纪大约也在知命以上了,他是一位“右派”,正戴着“帽子”,他一九五七年被划成“右派”后,不但被开除了公职,还坐了几年牢,他的人生要求低得可怜,只求有碗饭吃不再遭“整”就行了,大家都喊他叫周老师。 陈宗华先教我以装车之道,如先将车子摆放好,如遇地面倾斜就要先捡两个砖头把车轮塞上以免车轮移动酿成事故,他告诉我装车时车身后端的重量要偏重一点,这样在停靠时,车子才立得稳,他说拉砖算最好装卸也是最松活的活路了,你初次拉车,少装点,装个一百五十匹就可以了,以后慢慢加。他本人则装了三百多匹,比我多出一倍多,浙江人同周老师都装的是三百匹,只有老席装得最多,他装了整整四百匹,实际重量有一吨多重。 同砖厂办过手续后,我们便开始上路,回程全是上脚路,大家都躬着身子,右肩贴紧绊绳缓缓向目的地进发,陈宗华让我走前面,他跟在我车子后面断后。行约里许,前面是一处陡坡,这个坡段又长又陡,成昆铁路打这儿经过。临近陡坡,大家将架车靠边停下,然后互相“打对”,把车子带推带掀地送过陡坡。“打对”系拉车行道术语,更是人人都须遵守的“行规”,颇能体现出拉车同人互帮互助,戮力同心的精神。因为我是初次上路的新手,老陈专门对我进行了悉心辅导。他教我下坡时,切莫图松活直冲下去,那样操作十分危险,倘遇前方出现行人横穿马路或其它紧急情况,便控制不住,极易发生安全事故,必须稳住车把,将车把用力上抬,让车尾接触地面,缓缓拖行,直到下完陡坡为止。我这才知道拉车不仅需用力气,还须处处留心,谨遵交通规则才是。在出车之前,老陈已经替我在车架下面安装了一根“拖杠”,以免下坡时直接磨损车架。 车拉到九眼桥,大家歇下来吃饭,我这才发现拉车的人真舍得吃,从不亏待自己的肚皮,他们说:活路这么苦这么重,再不吃好一点就太对不起自己了。而所谓吃好点,不过就是每顿饭都有肉吃而已。这对一般工人和居民来说,则是一种奢侈了。出车在外,会餐是依老规矩办事,即“打平伙”,又叫“碗头开花”。餐毕,根据消费总额按人头平摊便了。老胡风趣地说:“要得朋友长,顿顿算口粮。” 我们一行继续向前开进,过了锦江大楼,走在最前面的老席停下来招呼大家说;“胜利在望了,歇口气再走!”于是我们全都停下来站的站,蹲的蹲,老胡将草帽垫在街沿石上就势坐下,他点燃一支纸烟,猛吸几口,长长地吁了一口气苦笑道:“我们现在只有坐街沿边的份了,跟叫化子差不多,不过也好,这种座位不收钱。”周树良反驳他道:“你比叫化子强多了!你有那么大一部架车可以挣钱,叫化子人一根卵一条有个什么呢?人要知足常乐嘛……”老胡又复苦笑道:“呵!乐、乐、乐、咱们‘黄连树下弹琵琶’乐得很呢!”这时,老席开口道:“喂!差不多了,大家走罢。” 卸货地点是汪家拐附近的一家生产组,卸完货出来,我跟在陈宗华后面走,我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晚饭我不但比往天多吃了一碗饭,睡眠也特别香,只是次日早上起床感觉两腿很沉重,像绑有铅块一样,我知道,这是昨天劳作使然,当然还得咬紧牙关坚持下去。 放空路上,老陈继续对我开讲:“拉架车也要炼一套基本功,走路就是第一步基本功,一天走几十公里是常事,还有,就是要过‘劳动关’,你现在还没有过这个关,慢慢来吧,多隔一段时间自然就对了。”我在昨天的基础上增加了十匹砖。五天之后,加至二百匹,拉起来便感觉相当吃力,不敢增加了,同老胡这样的老者和周树良这样的儒雅之士相比,差距还是相当大的。但我已抱定决不气馁、知难而上的决心。 一连十多天,都是往返于这样路上,等到拉砖结束,我已基本掌握了拉车的要领,甚至连这条路上有多少个鹅毛坑凼都记得清了。说来也怪,稍后我便没有腿沉的感觉了。
中暑
砖拉完了,新的业务还没有下来,陈宗华对我说:“我有事要回新都去耽搁两天,你好生休息一下吧,养精蓄锐,业务么,等我转来再去‘编’。” 陈宗华转来后,拉砖的运费也结下来了,我一共挣了四十多元运费,我大喜过望,心里盘算着,再拉半个多月的车,我就可以收回投资,净赚一部架车了。于是,我不再视拉车为畏途和丢面子的事情了。 对于拉车人来说,暑天作业无异是一种炼狱般的煎熬过程,倘无健康的体魄和坚强的意志,是难以熬过这段时间的,故拉车界流行着“好汉不挣六月钱”的说法。成都的六月,天暑地蒸,湿热弥漫,沥青路面经烈日暴晒之后,显现出软化痕迹,其边缘部分凹凸不平,这就给拉车人增加了双倍的困难,即使太阳落坡,路面仍是软绵绵的。有时,拉车人为了赶路,不得不咬紧牙关,艰难行进,马路上留下的是道道车辙,滴滴汗珠和阵阵呻吟…… 记得某天,我单人独马地去为西门上一家铁器生产组拉焦煤,出货地点是北郊府青路煤场,时在伏天,暑气逼人,即使在家休息,也热得喘不过气来。那天,我去得并不算迟,哪知出货车辆太多,待我装车过磅毕,已该吃午饭了。我冒着酷暑,竭尽全力,走走停停,好不容易将车拉过了西北桥,汗水不断浸湿眼睛,我只好不停地用毛巾擦拭着,汗水顺着面颊流入口中,咸咸的,如呷盐汤,仰看天空,太阳如一团火球,正在不停地施发炎威,丝毫没有退凉的意思。沥青路面早已变软了,路面上仿佛有无数的火苗在窜动着,每前进一步,都异常吃力,我两腿一软,心里发慌,再也拉不动了。 我索性将车停下,就近找了一处阴凉之地静候太阳落坡后再走,我背靠一棵大桉树,不知不觉间便昏睡过去了,待我在昏昏沉沉状态下醒过来时,太阳早已落坡,我心里一急,挣扎着要站起来,却感到口干口苦,浑身无力,便又颓然坐在地上,无可奈何地望着眼前这部装满焦炭的架车。这时,一位年约六十多岁的忠厚长者站在我面前关心地问道:“小伙子,怎么啦?拉不动了么?来来来,我来帮你掀一把。”有位大娘也上前搭话道:“小伙子可能中暑了,赶快‘扯痧’罢。”说罢,她又给了我十多粒仁丹,命我含在口中。 过了一会儿,我感觉神志稍爽,便努力背上背带,挣扎前行。我的车圈已被沥青路面牢牢粘住,幸亏这两位好心人帮忙掀动,才得启行,这位老师傅告诉我,他也是搬运工人,现已退休了,他说:“拉车的滋味,我是体会够了的,‘篾片穿豆腐——不提了’……”老师傅一直帮我将车掀到西门车站十字路口才转身回去。我真后悔,这样的一位大好人,竟忘了询问他的尊姓大名及地址。
被视同于“战犯”的人们
我既已成为服务站的成员,就必须参加办事处组织的学习,每月两次,不准无故缺席。学习地点一般在办事处礼堂内,如礼堂在举行其它会议或活动,便移在院子的某一角落开“坝坝会”。我第一次出席街道服务站架车运输政治学习会议便是享受的“坝坝会”待遇。主持会议的干事提高嗓门向大家交待了一些新规定及业务注意事项,他着重强调不许多开吨公里计费,如经查实,定要严肃处理。他最后补充了两句话“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形势越来越好,无产阶级专政空前强大,大家要认清形势,加强学习,加强思想改造……”末了,他让大家学习毛主席著作中的《南京政府向何处去》这篇文章,他将这篇文章打开递到周树良面前,命他念给大家听。 趁干事转身离开之际,陈宗华给我递个眼色,我们便悄悄溜了。走出办事处大门,陈宗华吊儿郎当地说道:“我日死他妈!我们又不是战犯,教我们学习这篇文章,真是釉子反起上了。” 后来,我才了解到,前来参加学习的人,有一大半都是“帽户”——被戴上了“历史反革命”、“右派”、“坏分子”之类政治“帽子”交街道管制的“专政对象”,干事的讲话是有很强的针对性的。后来,我渐渐把服务站搞人力运输的成员认熟了,我更同几位由表及里、从内到外一点都不坏的“坏分子”交上了朋友。 有一位人称尹大姐的孃孃,干这个行道已有十多年的历史了,她是劳动服务站的老成员。尹孃外表斯斯文文,讲话和颜悦色,显得很有风度很有教养,局外人谁也不相信她会是一位下苦力的人力车夫。尹孃的丈夫是一名国军军官,被镇压了,她后来一直没有再嫁,带着两个女儿过,她唯一的期望就是把两个女儿供上大学毕业,便死而无憾了。她家的生活就靠她拉车维持,说来令人敬重。尹孃本人是旧时代的大学生,但却戴着一顶“坏分子”的帽子。尹孃拉车从不与服务站的其它成员合伙,她全是单个儿行动,她的业务项目也与别人不同,是替东郊一家工厂拉氧气瓶。而换氧气的地点在南门外红牌楼附近,她住家在小南街,活路虽然不重,但每天都要走二三十公里的路程,春夏秋冬从不间断,栉风沐雨,也够辛苦的了,这份差事是她的一位亲戚给安排的,尹孃格外珍惜这份令同行艳羡的工作,她仍须通过服务站开票转账才能拿到工钱。尹孃虽已两鬓飞霜,仍好学不倦,平时喜读《唐诗三百首》和各种中外名著,她还向我索借过《古文观止》、《白香词谱》等书,其志趣可见一端。 老杨年过半百,有病在身,他家就住在长顺上街口,他是距办事处最近的一家。老杨家中家徒四壁,环堵萧然,他也是一位“帽户”,他因何戴上帽子,我不遑细问。老杨原先是搞财会工作的,也算是一位文人,后来因为种种原因耍脱公职变成无业人员。老杨在无路可走,别无选择的情况下加入了街道运输服务站。他的老伴原先在街道生产组工作,后因中风瘫痪失去工作能力,左医右医现在勉强能够自理,老夫妻俩膝下只有一女,这位千金高中毕业,适逢文化大革命,也就自然辍学了。老杨的女儿生得眉清目秀,一表人才,人见人爱,由于家境欠佳,老杨这位千金非常孝顺,极能体贴父母,还要主动帮助老爸拉车。有时,在放空途中,她让老爸坐在空车上,由她拉着走,其孝顺举动,真让人感动!浙江人老胡对此尤多感慨!他对老杨说:“唉!时代太辜负人了,这么漂亮的闺女竟要抛头露面干如此粗重的活路,老杨啊,你要是生的是个儿子就好啰!”老杨苦笑着回答道:“有什么办法呢?谁愿意吃这碗饭呢?实在是无法可思,‘磨骨头养肠子’罢了,至于生儿生女那是上天的安排,半点不由人,老杨只有认命啰……” 孟大汉以“心重”出名,他的架车车身较长,车架挺结实,即使拉空车也很费力,唯一优点是“装得”,符合车主的性格特征。孟大汉每天出车都要带上两个儿子辅助拉车,他小儿子年仅六岁,大儿子也才十岁,放空路上,他命两个儿子坐在车上。装上货物后,两个儿子的肩上分别挂上背带,大儿子走外面,小儿子走里面,两个儿子均走在他前面一点。小儿子尚不解事,一路上东张西望,背带经常拖地,完全起不到助力的作用,这时,孟大汉便用手在他屁股上轻轻一拍,喝道:“老二,咋个搞的,把绊绳都拉弯了。”小儿子受责,便又小跑几步,将绊绳拉直。这是我所见到的年龄最小的拉车队员。 出于对儿童的关心和爱护,老胡忍不住对孟大汉发话:“你这两个儿子这么乖的,就让他们在家玩罢,何必拖出来受这份罪啊!”孟大汉回道:“老胡哥,你不知道,这两个娃儿丢在家里无人照管,他妈在做临时工,单位上不允许带小孩,我家里没有多的人,两个半大不小的孩子留在家里,我能放心吗?”经孟大汉这一解释,老胡“哦……哦”连声,也就不再多话了。 每逢星期五,戴有“帽子”的同行便显得格外紧张,总是匆匆忙忙地往回赶,因为每周星期五下午三至五点是“帽户”们的“政治学习”时间,他们必须准时赶回辖区派出所参加学习,不敢迟误。有时,他们当中有的人估计时间来不及了,便把装着货物的重车停靠在路边合适的地方,用铁链将车轮锁上,然后赶公共汽车去参加学习,待学习结束,再赶车回到原地将车上的货物拉往目的地。如此折腾下来,回到家里,已是心力交瘁,疲惫不堪了。故忍饥耐渴要算拉车人的第二大基本功。 每逢星期五这天,负重在道的老杨便要急着赶回去参加学习,他的女儿只好在路边苦苦地守望着自家的架车,一等便是几个小时,不知这位梳着长长的辨子,睁着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的姑娘心中究竟是何种滋味?
茶馆的关闭与“革命化”开张的折腾
陈宗华后来又去接下了很大一笔运输业务,业务内容不仅有拉砖,拉水泥,还有拉沙石和预制板。街道运输服务站同人之间有个约定俗成的规矩,即谁有业务谁就是大哥,相当于帮会的头目,拥有业务分配权,如遇业务量过大,本辖区人员不能如期完成,也可以请外辖区架车过来支援共同完成。反之,自己的活路不够干,也可单独或结伙到外辖区“搭班子”挣钱,故拉车除了下气力外,还需一定的社交活动能力和较好的人缘关系。 从少城出发到外东三砖厂或一砖厂去拉砖,路途遥远,放空路上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为了节省精力,在出城之后,同行间喜欢“打对”,即两车相连,一人拉,一人坐,这样便可轮换着休息。在三砖厂或一砖厂出砖,一般都在跳蹬河吃午饭,吃罢午饭,大家站立路边树荫下稍事休息便“拔营”上路。 茶馆是拉车人的天堂,尤其在暑天,拉车困乏了走进去沏上一碗盖碗茶,既能解渴消暑,又可打瞌睡,顺便也避开了烈日照射下沥青路面产生出的炎炎暑气。可惜我“入道”之初,正是文化大革命发高烧“破四旧”阶段,所有茶馆都被定性为“社会闲杂人员藏垢纳污之所,牛鬼蛇神避风港”,取缔了,往常热热闹闹高朋满座的一家家茶馆,全都关门闭户,门可罗雀了。 是年年底,关闭了将近半年的茶馆获准重新打开了。重新开张后的茶馆最大的变化就是,数张茶桌并在一起,茶客不论认识与不认识的,全都围桌而坐,大家面面相觑,极为别扭。每家茶馆专门配备了一台收音机,收音机每天从早到晚都是开到最大音量,震耳欲聋,令人头晕目眩,躁扰不安,即使两人对坐,亦无法交谈。再就是满堂贴满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小将和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统帅在一起的图片,再就是铺天盖地的毛主席语录。对于广大的拉车苦力来说,茶馆起死回生毕竟是一件天大的好事,坐在茶馆里歇气毕竟比坐街沿边强多了。这种“革命喝茶方式”大约维持了一年多的光景,不知不觉间便又恢复了原先的老样子,收音机亦不复聒噪人了。
一次难忘的掉队经历
经过一两年的摸、爬、滚、打,我对拉车这个行道由陌生而熟悉,终至升堂入室。由于认识的同行愈来愈多,业务空间亦相应拓宽,不局限于本辖区服务站的狭窄范围了。后来,我一直寄住在西郊营门口老家的几间草屋子里,这里清静宽敞,好停车,是一个很好的安身立命之所。 进了拉车门道之后,我偶尔也伙同朋友一起到外地做业务,最远的一次是到灌县去拉车,系好友余德治来相邀入伙的。本次业务的承头人为遂宁车帮(他们系农村外出搞副业的运输班子)陈大安、陈敬尧二叔伯昆仲,他们在灌县承揽了不少运输活儿,余同二陈是亲戚关系,故可放心去做而不用顾虑做了活路拿不到钱。出发那天,约定在西门花牌坊大茶铺集合,一行人马共计二十多部架车,浩浩荡荡向灌县方向进发。遂宁车帮的人员全部使用的是牛车,老余戏言道:“他们的云头比我们驾得高。“放空”到了郫县后,二陈安排到县郊的一处堆料场去装麦草,这里是灌县都江造纸厂设在郫县的一处收购点。 我从未拉过麦草,更无运“泡货”(“泡”读作“抛”,指体积大、比重小的货物)的经验,麻起胆子与别人一样的装法,收拾停当便躬着身子,右肩贴紧背带缓缓上路了。开始十多公里的路程,我虽觉得吃力还能勉强应付,过了安德铺便觉车上的货物越来越重,双腿愈来愈软,我虽然咬紧牙关使劲地拉,总觉得车轮不肯转动。 很快天就黑下来了,这时我已筋疲力尽,头昏眼花,马路上路断人稀,到处关门闭户的,偶尔有一辆汽车经过,随后便是死一般的寂静,我心里不禁发虚,默念道:今晚只有睡“马路旅馆”喂蚊子了。所有队友早就冲到前面去了,他们情况如何,现在走到何村何店?我一概不知。我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我真想弃车而逃,回成都另谋生路,从此同这个非我所宜的行道说“再见”。我瘫坐马路边,握着浸透了自己血汗的车把,到底横不下这条心来,何况这是自己的“命根子”,咋敢抛弃呢? 我重新鼓起勇气,一步一步艰难地向前挪动着,我越来越觉得困乏,饥肠辘辘,虚汗直冒,每向前挪动一段距离,就歇息一会儿,俯身捧路边小沟里的水解渴。在困苦万状的境况中,突然听见了一个熟悉的声音在叫我,这个声音回荡在黑暗的夜空,像是在为人喊魂,这声音如像给落水者抛来了救生圈,令我喜出望外,无言以表。原来老余见我久等不至,担心我掉在后面出了什么事,心里不踏实,便一路找过来了。老余取代我拉了“中杠”,他让我在后面掀起走。老余告诉我,他和众伙计天刚黑就到达崇义铺了,大家早就吃过饭喝过茶各自归寝了。边走边摆,老余道:“成都往灌县走,全是上脚路,‘步步紧’,你的‘工龄’不长,加上拉的是‘泡货’当然恼火啰!”老余接着说:“你既然拉不动,为何不把车上的麦草掀两坨下去,不就松活多了吗?”我答:“我咋个敢那样做呢?我连想都没有那样想过。” 老余嘿嘿地笑道:“你太老实了,麦草掀下去没得那个找你‘赔档’的(地方土话即赔偿损失意),天亮就有人来捡,贫下中农拿去盖房子好得很,你等于在做好事哩!”我答:“早知如此,我不如将麦草全部掀掉,拉空车子免得掉队,我挣这点运费真是得不偿失啊!” 在余德治的“接引”下,我终于抵达古镇崇义铺。我早已困极了,饿过了,待歇下来后始重新感到饥饿的滋味。夜已深了,万籁俱寂,老余去找到旅店负责人,说了一大堆好话,才由负责人以私人名义拿出一把挂面,调料只有盐巴和干海椒面,但我敢保证,这是我平生所食最美最香的一顿面条。
跟二陈兄弟到灌县做业务
我们这支杂牌人力畜力混合车队抵达灌县后,二陈弟兄召集全体人员开了一个茶铺会议,陈敬尧首先发言,他说:“大家既然走到一起来了,就是一家人,目标只有一个——‘吃钱’,业务有的是,大家不用操心,只管安心做就是,我老陈有饭吃,同志们都有饭吃,但是千万要注意安全,倘若出了事故伤着人就不好说了……”他的哥老倌陈大安补充道:“古言说得好,和气生财,出门人求财不求祸,团结至关重要,据我所知,好多‘车帮’都是‘扯内皮’自己闹垮杆的,我们好不容易在成都站稳脚,现在又到灌县来‘找吃’,只要弟兄们同心协力,我老陈两弟兄管保大家‘空手出门,抱财归家’。” 二陈弟兄的“施政演讲”赢得全体与会人员的赞赏和拥护,只差没有热烈鼓掌了。二陈的家乡“子弟兵”纷纷表态:“哥老倌放心!我们这里头没有扯五扯六、过桥抽板的人……”“这方面的问题哥老倌不用操心,两位哥老倌宽心去多联系点业务才是真的!”会开完了,二陈弟兄又招待大家去吃酒。酒足饭饱之后,我对余德治说:“二陈兄弟够义气的了。”余道:“羊毛出在羊身上,将来你当了‘车老板’,还不是一样的操法。” 次日,二陈兄弟安排人力架车组员去帮一个学校搬家。这是个难得遇上的松活活路,拉的东西全是桌椅床铺和一些杂物,尽车子装满,也远远不够“吨位”。比我年龄大几岁的那两个小伙子满不在乎地说:“我背带都不用就把这个钱吃下来了……”这两个小伙子喜欢唱歌,在“返空”路上一直哼哼唱唱的,似乎是天生的乐天派,完全忘记了自己正扮演着“苦力”的角色,他们身上揣着一本在当时被视作禁书的《外国名歌200首》,他俩视同珍宝,不肯轻易示人。 活路做完,运费很快就到手了,每车十元,二陈兄弟抽二元,拉车人净得八元,这比起街道服务站啥都不管却要硬抽百分之三十强多了。午后在南桥河边茶馆喝茶,我对老余直抒胸臆道:“难得二陈昆仲如此仁义,拉车子就图个‘撇脱’(地方土话即“干脆”意)痛快!我很乐意同他们打堆……”老余边抽烟边呵呵地笑道:“你总是把事情想得那么天真,‘散眼子’的东西哪有啥子规律呢?说聚就聚,说散就散,我劝你不要想那么远,遇事现实一点好些。”也许,年龄的差距始终决定着人生思想认识上的差距罢。 我们下一步的任务是到金马乡的一家砖厂去拉砖,这家砖厂的位置在金马乡和胥家乡之间的一处山坡上,自从开始拉车以来,我尚未经历过这么长的陡坡,老余同另外几个壮年汉子见我和那俩个小伙子一齐露出惊诧畏缩的表情,便大声鼓励道:“小伙子家,虚啥子火,比这个陡的坡都要‘拿’上去呢。” 接着我们便分成三人一组,“打对”把空车子拉上山坡去。晚上大家便在砖厂的空礼堂内“打地铺”,床垫系就地取材,用遮砖坯的草垫子铺上就是。次日在砖厂伙食团吃过早饭便开始装车,装毕启行。下陡坡的阵仗真够惊心动魄的了,须五六个人齐心协力才能将装上货物的重车平稳放到坡底,老余等人考虑到青年人经验不足,于是下坡一律由他们掌握“中杠”,“中杠”左右各一壮汉为之辅佐,另由二人分左右用绊绳拽住车架作后拖状,我和另外两个小伙子则轮换匍匐着身体将双脚踩在车架后端,“中杠”不时发出“咳哟!注意到,咳哟!下坡啰!咳哟!少来,咳哟!慢点……”众人便和着他那低沉浑厚的号子声,一步一步地将一辆辆重车艰难地往下移动着,“中杠”还有意将车把拨动作“之”字状下移,据说,这样可减缓重车下坡的冲力。待所有的架车都“打对”下到坡底之后,大家便长吁一口气,喘息片刻,拔腿上路……回望这个令人生畏的黄泥陡坡,我真有闯过一道“鬼门关”之感! 二陈的另一支以畜力运输为主的人马在蒲阳方向承运沙石业务,很难同我们这边的人打照面。余德治私下对我说:“拉沙石是‘保肋肉’搞头大,拉砖是‘啃骨头’没得多大的取头,现在业务紧俏,只有将就做一段时间再说。” 在空闲时候,老余很喜欢同我摆龙门阵,他摆他在新疆工作时的传奇经历和人生感受,他摆他差点变成维吾尔人家的女婿,他更喜欢摆外国电影尤其是印度电影,他认为印度电影艺术性最高最真实感人,老余的这些精彩龙门阵对于我们几个除了拉车便没有任何出路的年青人来说,犹如望梅止渴。老余随身带来一本《红与黑》,只要听不见老余的声音时,他就一定正在聚精会神地翻阅着此书。老余还告诉我,他家里有几箩筐书,他说那些书全是文革初期他帮一所中学运货时偷来的,而这些书又全是红卫兵从黑五类家中查抄的,他最后说,我知道你喜欢书,这样吧,等这批业务结束后,你到我家来随便挑选,我一文不取,送给你。
连夜逃避对“地下黑运输”的打击
光阴荏苒,我们搭班到灌县拉车不觉一月有余,老余和别的几位朋友在此间都曾回过成都。有一天正值下雨不能出车,我便趁此机会回成都耽搁了两天。当我重新返回灌县时,我无论如何也没有料到仅仅两天的时间,事情陡然生变。 我刚走出车站大门,对门茶馆内忽然跳出一个人招呼我过去,我一看正是老余,当时我很诧异便想问个明白,老余示意进茶馆坐下慢慢说,老余告诉我,二陈弟兄此次拖班子在灌县揽业务惹下大祸了,当地运输社认为端了他们的饭碗,由嫉生恨,便检举到县交管部门,说我们是“地下黑运输”,应予取缔。由于有当地熟人通风报信,二陈弟兄传话叫大家火速撤退,各自回家,下一步在成都会面。老余说,二陈弟兄带起他的牛车班子走蒲阳取道彭县转回成都去了,有几个伙计因为拉货不知情来不及逃跑,当天连人带车被扣押进去了。我问老余我们那几个成都伙计情况如何呢?老余说:“早就跑了,二陈弟兄话一带到,我们就把已经装上车的砖马上卸下来,他们全部走金马方向转回成都,现在恐怕早已到家了。我把我们二人的车子寄放在胥家乡的一个农村院子里,等你来了后,我们好一路走。” 老余告诉我:“前面不远处路边摆了两把藤椅,坐在一起抽烟摆龙门阵那两个老几就是专门出来‘指人’的。”我问“‘指’谁?”老余道:“就‘指’你我俩个,不过,我们打着空手走他眼皮下经过也不虚他。”老余还补充了一句“活龙难斗地头蛇,我们当然只有走,熟人过话叫我当心点,这几天,运输社的头头儿们会同交管部门的人在各个路口子都布了点,声称要把成都来的‘黑运输班子’一网打尽。”老余最后从牙缝里挤出三个字:“黑暗,烫!” 我们赶往胥家乡农家院子取了架车,不紧不徐地往金马方向而去……当我们南辕北辙经胥家、金马重新转回成灌路时天已经黑了,这一折腾,多转了好几十里路。我和老余决定连夜赶回成都,便在一家馆子随便吃了点东西,老余又去买了一包干饼子,我们将水壶灌满了水,拉起空车子朝回家的路上走去。开始那一两个小时,我们边走边摆龙门阵,后来便都不吱声了,两手扶着车把,一双腿机械地移动着,越走越觉得身子沉重,两腿木硬,巴不得一头倒下便睡。马路上既不逢人也不逢车,夜,静极了,除了风声和偶尔传来的犬吠声,静得连自己的呼吸声都听得清清楚楚。我们都没有戴表,也不知道时间,只管低头朝前走就是。我们像幽冥世界的游魂在漫无边际的旷野里游荡,不知何日是了。 后来老余发话了:“喂!小殷,路还远,我们换着睡觉罢。”于是,我们动手将两车相连,用绳捆上,他坚持要我先“入寝”,谁知我躺在架车上根本睡不着,连迷迷糊糊的感觉都没有,我觉得躺在架车上睡觉比拉着架车走还要难受。走了一程,换上老余去睡,我反倒释然了。老余登上“卧铺车”后,一会儿便打起呼噜来了。 昏昏沉沉间,前面出现了房屋和灯光,原来,我们已经走拢郫县了。老余这时也醒来了,他提议休息一会儿“打个尖”(地方土话即非正式吃饭时间少量吃点东西充饥之意)再走。我将架车停在一盏路灯下,路灯惨白暗淡,不见一个人影,我们在街沿边席地而坐,老余拿出干饼子,我勉强吃了两个,就再也不想吃了,我虽然将饼子咽下肚去了,却不知道是何滋味,此时此境,我深深体悟到,除了饥饿,疲劳应该算做人生最痛苦的事情了,难怪古人将“劳不得息”称为人生三大苦境之一。小憩之后,我们继续低头赶路,大约又走了一个多小时,我们同时感觉有些凉意了,老余说:“在翻四更了,把这会儿熬过去,就来精神了。”又走了一程,耳畔传来淙淙水声,我们便停车浣洗,伸腰舒腿,顿觉清爽许多了。 再走一程,前面又出现了房屋和灯光,马路上也开始热闹起来了,汽车喇叭声和拖拉机发出的噪声划破了夜空的寂静,进城拉尿水的农民和骑自行车上班的工人纷纷朝城里涌去。天终于大亮了,我和老余走了一个通夜,拖着疲惫的身躯走进了成都地界。临分手时,老余深有感触地说:“远走不如近爬,吃回亏,讨回乖,今后我们还是在‘九里三分’以内的地盘上操吧。”老余把剩下的四个干饼子分两个给我,我推辞不要,他神情严肃地说:“你非要不可,这是我们友谊的见证。” 老余约请改日喝茶,以便讨论下一步的业务问题。
老彭与他“麾下”的拉车人
彭体乾是西门一带街道人力车帮德高望重的人物,他年近六旬,全家无业,依靠拉车为生,他的两个儿女是他的好帮手。老彭为人精明能干且重然诺,他善找业务,有十余部架车长年团结在他的周围同他一道“打伙求财”。老彭家住窄巷子,他在旧时代当过袍哥的管事,在新疆过了整整二十年的流放生涯,刑满归家后仍戴着坏分子帽子。老彭是斌升街辖区街道运输服务站成员,他拉车虽然以“打野”为主,但他每月都要回服务站开上一定数额的票据,以作应付之计。老彭爱说:“不给他几爷子缴点上去,你莫想过太平日子”。老彭有两部架车,一部是牛车,一部是人力车,他是那时城里面少有的“牛车户”。牛车由他年仅十三四岁的小儿子驾驭,人车由他亲自拉,他十五岁的女儿帮他拉“飞娃”,女儿有时缺勤,老彭就少拉点。对于老彭家的高收入,旁人甚为眼红,谓他家表面看上去破破烂烂的,其实是“螺蛳有肉在心头”,阴到吃得好。老彭有时也要回敬对方几句:“这么下贱的活路,‘卖砣砣肉’挣两个养命钱,‘唐家寺的伞’你也来‘试一把’嘛!” 老彭麾下的主要成员有家住同仁路的郑大爷,所有成员数他年龄最长,年过“古稀”了,郑大爷的幺儿长得莽乎乎的,已满十六岁了,没有读书,长年协助老父拉车。郑大爷也是“管制分子”,说来离奇,他被判管制仅是为倒卖三斤搭伙证、八斤小菜引起的,这哪能构成犯罪事实呢?郑大爷自己作了诠释:“因为我在旧社会跑过‘单帮’,走过云、贵,参加过袍哥组织,有历史问题,不管制我,管制谁呢?我到‘当毬疼’,泥巴都壅拢嘴皮了,只是连累了儿女,害得他们头都抬不起。”说罢摇头唏嘘不已。 年近六旬的方大汉也是老彭麾下的一员大将。方大汉是一位单身汉兼“包包户”,他长年以鸡毛店为家,后来老彭替他在西门犀角河附近农村租赁了一间茅草屋,他才算有了一处固定栖所。 老彭的成员还有在西门住的万大娘,因形体较胖,人称“胖妈”。胖妈全靠他十二岁的儿子和十三岁的侄儿辅助她拉车,在装卸货物之际,倘遇他们不能胜任的笨重物品,同道们往往会引手相援的。胖妈的丈夫是一位老工人,他也经常在下班后赶车来接应老妻少子爱侄,场面亦颇感人!架车是这一家子的生产工具和命根子,但苦于车子无处寄放,他们的住处亦窄得可怜,于是,他们只好将其放置街边屋檐下,为防被盗,他家将门边墙脚处钻了一个孔,仅容得下一根粗铁链伸进伸出,晚上关门入睡前,他家便把临街那只车轮卸下,这车便成了独轮车,里边那只车轮连同车架便用铁链套牢于屋内上锁,次日出车又把车轮安上,多年如此,不胜其烦,这真叫没得办法的办法。我每天经过胖妈家都要见到这道景观。它在我眼中至少保留了十年之久,直到胖妈的小儿子及侄儿长大成人并有幸参加了工作,她本人亦因年老“退役”,这道景观才在不经意间消失了。 杜麻子是北巷子辖区服务站的成员,但他难得同本辖区的人一起拉车,他一直死贴彭体乾做业务。杜麻子个头矮小,为人勤谨,据他说,他是个差点被戴上帽子的人,他解放前是开酱园铺的,饶有家产,后来评成份定为“工商业主”,杜麻子说:“还差半篾片我就要变成‘资本家’了,要是变成‘资本家’我老杜的日子就更不好过了……”杜麻子也是全家无业,经济来源全靠拉车,他有两部架车,他的两个儿子和一个侄儿随他拉车。杜麻子的侄儿有十八九岁,身体长得很结实,他的大儿子有十四五岁,大儿子同侄儿拉一辆车子,老杜本人则同小儿子拉一辆车子,他的小儿子稚气未脱,只有十一二岁,一家仨爷子虽然辛苦,收入却是可观。为了活命,杜家几弟兄的美好童年及花季年华全都被淹没在马路上的滚滚流尘之中…… 刘成龙是彭体乾的老友,他在旧社会当过保长,参加过袍哥组织,解放后在新疆劳改十四年,他同老彭话旧时爱说:“我比哥老倌先‘脱手’,哥老倌在北疆,我在南疆,我们还隔‘一帽子’远,唉!回到成都也是‘和尚的脑壳——没发(法)’,只有拿这砣肉去夯了。”老刘初来报道那天就是拉运沙石,方大汉对他说:“刘大爷,活路‘烫’喔,你咋不把老孃儿喊来帮忙呢?”谁知这一问竟使老刘眼睛发红,说话的声音也哽咽起来了:“我的老孃儿来不成了……我们离婚了……”方大汉一边铲沙一边答话:“唉!老朋友何必呢?老夫老妻的,几十年都过去了,离啥子婚嘛,何况现在管得严,不好离婚呢!”老刘惨然一笑,回道:“不是那个意思,我老孃儿去年就死了。”老方恍然大悟道:“哦!你们是这样离的婚嗦。”“你老孃儿是咋个死的呢?”方问。“她本来就有胃病,又爱怄气,这几年跟着我拉车子,饥饱不匀,经常吃些生冷东西,后来随时喊胃痛支持不住,我就没有让她拉车了,去年去医院检查,结果是晚期胃癌,不到一个月就死了。唉!死了也好,免得遭罪。”刘答道。老方回道:“人死如灯灭,彻底解脱了……”说罢低头铲沙,不再言语。 陈宗华先于我投奔到老彭麾下。这时,老陈已经鸟枪换炮,拥有两部架车和一条牛了。由于拉车能多挣钱,他老婆也不想在乡下挣“大寨式工分”而进城帮男人拉起了牛车,老陈仍拉人力车。他们的大娃儿交给乡下外婆带,小女儿才3岁,丢在家里没人管,他们只好将其放置在一个装沙石的竹筐内,每天跟着大人走,小孩好像也很懂事,从不哭闹。有时,同行开玩笑对老陈夫妇道:“你娃娃上的是‘架车幼儿园’啊!”陈妻答道:“她都算好的罗!比农村的小娃娃幸福多了,像我们生产队那些小娃娃,大人下田做活路去了,丢在家里边没人照管,满田坎乱爬,万一滚到水沟头茅坑头淹死还不就算毬罗……我们这个娃娃 好歹有两个大人照看着嘛,”听了这话,大家都夸老陈的婆娘会想。她便回道:“是嘛,不会想你又能啷个呢?总不会端一厢豆腐去碰死嘛。” 我从灌县返家不久即投到彭体乾麾下效力,彭也乐意接纳我这名新队员。彭体乾是很有生意头脑的人,虽说是下苦力挣钱,他却处处都要打算盘,他做业务一贯坚持几拉几不拉原则。哪几拉呢?即:人要信得过,拉了拿得到钱可拉,业务划算又有“走展”的可拉,业务稳定、路线好可拉。哪几不拉呢?人品不好,五马六盗,肠子上都长着牙齿的人的业务不拉,路况太坏,“天晴一把刀,下雨一包糟”的路线不拉,因为这种线路既坏车子又累人,吃力不讨好,甲方不会怜悯而多给一分钱的。再就是“长、大、笨、甩”的笨重货物,如原木、钢材、预制板、硅酸盐砖、石条、水泥电杆之类不拉,再就是危险品不拉,如硫酸、盐酸等。老彭亲眼见过架车拉硫酸伤人致死事件,那种惨烈场面令他心有余悸!以上数端可见老彭为人处世的精明之处。老彭主攻承运沙石的业务,他认为拉沙石既划算又比较安全,装卸也较容易,体力弱一点的人也能胜任,不像拉大件那样,装卸时必须用肩头去抬,体力弱者便吃不消。 老彭既和一些单位上的采购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又同农村搞副业打沙石卖的伙计保持着联系,他既要帮助这些伙计运输沙石又要顺带帮助他们推销沙石,一切按规矩办事,凡属老彭推销的沙石,卖沙石的伙计得另外向他付酬,老彭要求甲方在付货款转账时,顺便将运费一并汇到乙方账号上。乙方收到汇款后,很快便将运费送达他手,老彭说:“推车抬轿,搁到就要,我们这帮伙计全都等着米下锅哩!”对方忙说:“彭师,对的!这点大家都理解,理解……” 拉沙石用标准竹筐盛装,十筐为一立方米,一立方米计重为一点四九吨。体力强的可拉八筐甚至十筐,牛车则要拉十四五筐。经过一两年的磨炼,我也敢拉七筐沙石了,但我的体力最大极限只拉得动七百公斤,故拉沙石是相当划算的。 拉车最怕遇上阴雨绵绵的天气,尤其是数九寒天,走在水泥或沥青路面自不必说,倘若出货地点在乡间泥泞小道,那就苦不堪言了,拉车人的外衣被雨水打湿,内衣被汗水沾湿,停车吃饭或歇气时,北风吹过,通身冰凉,待卸完货辗转归家时,内衣早又被体温烘干了,下半身自然溅满了泥浆。我同彭体乾、郑大爷、方大汉等人拉沙石期间便屡经此境,终身难忘。雨天,从泥泞小道中将一辆一辆的重车“打对”掀上大路,更能体现拉车人坚忍不拔、团结一致的可贵精神。有时,车圈深陷于泥浆之中,光靠“拉”与“掀”还不行,还得用双手使劲“搬圈”配合才行,在这种情况下,众人总是身体力行,奋勇上前,绝无偷奸耍滑之辈混迹其间,这是一幅极其真实生动的命运搏击图,可与俄国著名画家列宾的《伏尔加河上的纤夫》比美,可惜没有丹青妙手将它定格在永恒的画面之中。
“尤收荒”和他手下一班人
西门一带街道人力车帮较有名气的人物还有尤收荒,其人在转行拉车之前已名声在外,收售古董字画、玉器、瓷器是他自幼学得的看家本领,他具有很高的鉴定水平,他因这套本领在五十年代赚了很大一笔钱,也因这套本领而两进班房。为避免再遭囹圄之灾,老尤不得不放下收荒担子而拉起了架车,他说:“这是鄙人最明智的选择,我若再出一回事,一家人就完了,我那一大群儿女即使不冻饿至死,也会成为流浪儿的,我婆娘病痛哀哀的哪有能力把他们供养成人?” 我认识此公时,他已年近知命了,他拖着一大群儿女,全家无业,依靠拉车维持生计。尤有两部架车,每天出车,父子数人摩拳擦掌一齐上阵,他同小儿子老五拉一部车子,小儿子年仅七八岁,大儿子(老大)和三儿子(老三)同拉一部车子,老大刚满过十七岁,老三刚满过十三岁,老二、老四因系千金而免去拉车之苦。老尤重女轻男,他说再苦也要让女孩子呆在家里,男娃子没来头,出来吃点苦受锻炼,才晓得艰难,免得到处去惹事生非。 老尤的“宅第”狭而且陋,颇不宜于洽谈业务和接待朋友,好在其宅址距北巷子街口的大西北茶馆较近,故大西北茶馆就成了老尤的办公场所,凡属有关拉车一应诸事均在这家茶馆内办理,茶馆服务员对于他这位地方闻人兼老主顾向来是恭而且敬的。尤收荒做业务以“吃得杂”出名,他的主义:“大批活路首先要接,铃铛马棒的活路如像拉炭灰、搬家一类的业务也要接,留待两不接靠之际抵个松紧,哪点不好呢?当年我老尤连死人都拉过,还要挣大钱呢……” 老尤为人的最大特点就是豁达通泰,他有一整套人生哲学,他说:“‘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拉车这个行道虽是下气力,但你要把它当生意做,你如果只晓得下蛮力,闷着脑壳拉,把屁股交给天,那你一辈子就只有过那种吃不饱饿不死的日子,未免就太窝囊了,所以说拉车子功夫在车外,关键在‘编业务’三个字上面,哪怕你力能扛鼎,拱得动一座山,又有多大的意思呢?” 尤收荒手下统领着十多部架车,“右派分子”苗眼镜、退职人员老丁,无业人员李兔肉、潘神经、张大姐、林木匠、李狗儿、邱捡漏、老女子,“撤管分子”裴老师等都是他这个“车帮”的主要成员。 尤收荒手下人马文化水平最高的要数苗眼镜和裴老师。苗眼镜温文尔雅,面皮白皙,谈吐不俗,戴着“右派分子”帽子,他被开除公职遣送回川之前在宁夏某设计院当技术员;裴老师毕业于旧时代的中央大学,他解放前后都在银行供职,是一位不仅工作严谨,做人也很严谨的人。裴在五十年代因有历史问题被清洗出金融系统,后来便永远失去重操旧业的机会,他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加入了街道运输服务站,他一直戴着“坏分子”帽子。苗、裴二人成为下苦力的人力车夫,小而言之,是他们人生角色的错位,大而言之,则是时代的悲剧。 邱捡漏是一位泥瓦匠,他和林木匠都是手艺人,但是,处在“拿着手艺卖不脱”的时代,他们不得不放下手中的工具另谋生路了。尤收荒虽然家庭负担沉重,却豪侠仗义肯周济朋友,像林木匠、邱捡漏这样的无业者都是在揭不开锅盖的情况下,由他资助指引而“柳暗花明又一村”的。 老丁是属于同领导搞不好关系自己把工作耍脱那号人物,拉车已是他的人生极限,老丁谈吐也挺不错,他有一句名言:“我们虽然处于社会最底层,尽管有的人瞧不起我们,但是,我们懂得努力自爱,敝帚自珍。” 李兔肉是因为“投机倒把”而被关过几回的人了,他的名言“拉车子卖气力吃饭,再不会把哪个的抱鸡婆踩跛了罢?” 潘神经和李狗儿是唯一敢在办事处吊二话的人物,他二人都是城市贫民出身,又无任何把柄被办事处的人抓住,故办事处的人将他们奈何不得,在开票结账时从来不敢刁难他们,有时,明知道他们的“吨公里”开多了,也睁只眼闭只眼算了,而对于“帽户”来开票则是锱铢必较,严格照本本翻的。 张大姐是辖区上有名的困难户,她的男人没有正式工作且开过刀,肋巴骨都取了几匹,是个只剩半条命的人,这对苦命夫妻还要供养两个孩子读书。张大姐本人也是一副病兮兮的样子,怎么能够胜任拉车这个工作呢?幸亏尤收荒想方打条替张大姐物色了一位忠诚可靠的伙计来替她拉“飞娃”,总算帮助张大姐一家度过了难关。 老女子中等人材,是我所认识的尤收荒麾下的第二位女性人力车夫,她已经四十岁了,尚未“出阁”,有好心人劝她随便找个男人把家安了再说,她却说这又不是猪狗配窝,哪有那么好找的男人呢?有人劝她:“你现在倒跑得动跳得起,二天老了咋个办?万一有个病痛,谁来替你端汤送药?”她却没好气地回道:“想那么远干啥哟,到那天沟死沟埋,路死路埋,蛇死有人挑,人死有人埋,我才不去管那么多呢。”更多的人说她以前“太挑嘴”,选过时了,以至于蹊跷了青春,嫁不脱了。老女子高兴时也顺便解释几句:“哪是我太‘挑’了嘛,是现在的男人爱‘挑’,他们找婆娘首先要找‘自带饭票’的(文革流行语即有正式工作单位因而有固定收入),像我这种没得正式工作的女人,哪个愿接手呢?不过,也没得啥子了不起的,我早就习惯了,一个人过日子还安逸些,自由。”末了,旁人终归是旁人,老女子终归是老女子。老女子拉车遇上轻巧活路,她能胜任的便自己拉,遇上重活路吃不消,她就临时雇一位“飞娃”做帮手。不管怎样说,老女子仍是一位值得敬佩的坚强女性,可惜她的婚姻状况总是不遂人意,终至形单影只,老大徒伤悲。 到大西北茶馆去喝茶,会晤尤收荒和他麾下的这拨性情率真的苦力朋友,是我十分惬意和非常必须的事,我既能在这拨人身上感受到患难交情之可贵,更为他们冲刺人生逆境的无畏精神所感染同化……尤收荒的事迹虽然够不上著之竹帛,但他算得上是一位“社会大学”的导师,他在大西北茶馆里和烈日暴晒、风沙扑面的马路上主讲的是一门异常真实血泪交迸无比艰辛的人生逆境研修课程,他对学员有教无类,因材施教,谆谆期望所有的学员以优异的成绩早日肄业,这便是我对他难以忘怀的原因所在。
挣“恶钱”
1967年三洞桥修露天游泳池,需要从龙泉山上拉回一批石板以作修筑之用。老尤兴冲冲找到我说:“最近,我接了一笔拉石板的业务,是块‘肥肉’,提货单都拿到手了,我把甲方的‘屎尿攧干净’了的,我们去的时候要加收‘放空费’,大家如果乐意吃这个钱,就跟着老尤上山泉铺去吃水蜜桃罢。”对于这个既能挣钱又能上龙泉山观山望景的美差事,我哪有不去之理? 次日,老尤安排了八位他反复掂量过的伙计上路,出于安全考虑,老尤没有让他的几个儿子同行。大家一路有说有笑地望东而去,我们一行八人到龙泉驿街上吃过午饭后,选了一家茶铺拉伸喝茶。抵达山泉铺时,时间尚早,我们打听到石料场的位置后,便把车子拉到现场,老尤去办好提货手续后,沉吟片刻开口道:“趁时间还来得及,干脆大家把石板装上车,明早拉起就走。”众皆称善,一齐联手“打对”,不消片刻,八部车子都装好了。老尤对每部架车的绳子及捆扎状况一丝不苟地检查了一通,然后提高嗓门道:“走!‘未晚先投宿,鸡鸣早看天’,咱们先去把号写了,今晚好生醉一台。” 山泉铺街上只有唯一的一家鸡毛店,当晚也只有我们唯一的一拨旅客。同行八人中除了我不喝酒外,其余七位伙计均是“有酒万事足”的角色,老尤本人则是货真价实的“酒仙”,毫无疑问,他的业务十有九成是在酒席上“编”下来的。“酒仙”们众口一词地说道:“现在最要紧的问题是要打主意把酒‘编’到,没得酒就‘毬’了!” 馆子就在旅店隔壁,大家进去坐定之后,点的点菜,叫的叫酒,服务员走过来摇头道:“现在物资这么紧俏,哪来的酒哇?师傅们将就吃点饭菜算了罢。”听了这话,尤收荒、李兔肉、潘神经等齐嚷道:“不行啊,我们都是干重体力劳动的,没得酒咋个弄得好啊,你同志高矮要给我们想个办法才行呀!” 这时,店里的锅儿匠凑上前说道:“高粱酒肯定没搞,苕干酒还想得到办法,但是要跑点路,到大队小卖部去可能‘编’得到一点。”“对!苕干酒就苕干酒嘛,只要‘编’得到,就好得很口山!”众人齐嚷道。潘神经问锅儿匠道:“劳问师傅,大队小卖部有多远?”锅儿匠道:“远到不远,翻过对面那个梁子坡坡便是。”潘神经当即将一张十元大票子塞到锅儿匠手中道:“好歹麻烦师傅请店上的哪位大姐帮我们跑一趟。”他同时招呼李兔肉、邱捡漏将各自的军用水壶拿过来交给店家去灌酒,不到半小时,店上的女服务员便将酒打回来了。众酒仙大喜,连呼“有办法,拿酒杯来!”邱捡漏起身到锅儿匠面前招呼道:“师傅,你要把菜给我们弄巴适啊,我们可不是只来跑这一趟的哟。”锅儿匠朗声应道:“对!师傅放心,看我的!” 菜不断地端上桌,酒仙们不断地斟酒,尤收荒大声说:“小殷,你不喝酒,多吃点菜,不要停筷子啊,否则就吃亏了,哎!我们这个叫‘武辣找来和气用’,你不要那么讲礼,咱们来日方长……”当第二只水壶里的酒快要过半时,众人已经有点二麻二麻的了,老尤发话道:“这酒越喝越不对劲,我觉得是有点‘打脑壳’,杀喉咙,不大受吞了……”李狗儿脸红筋胀地回道:“尤大哥不要推杯啊,咱们好孬尽这一壶酒干!”邱捡漏道:“狗儿说得对,现在是啥子时候啊,我们有苕干酒喝就不错了,咋个能‘叫化子嫌稀饭馊’呢?来啊,老尤,干!” 这一台差点“泡汤”的苕干酒宴给死气沉沉的龙泉山小镇平添了许多生气,众人左脚敲右脚地回到旅店各自归寝。我躺在鸡毛店的铺板上,听着拉车伙计们如雷的鼾声,觉得他们的豪爽性格真有点像水泊梁山上的好汉似的。 次日起来,众人陆续踱进茶馆,四周鸟声不绝,尤收荒高兴地说:“哎!值得,跑了几十里路,在山泉铺欣赏鸟语花香,城里面啷个办得到呢?”人到齐了后,老尤郑重其事地向大家交待了几点注意事项,他说:“我们今天来这里吃的是一个‘恶钱’!大家都是有家有室的人,千万要注意人身安全,出不得事,出了事谁都担待不起,我老尤更要‘背过’了。走山路不比平地,我们是重车下山,全是下坡路,冲力很大,有惯性,只能拖起车子缓缓下坡,每个车子保持个三四十米的距离,前后互相照应到,总之,切记一个‘慢’字,平安下到山脚就对了。”老尤的讲话使我大为感动,一盘散沙自由组合的街道无业人员在关键时刻竟能表现出精诚团结的优良品质来!老尤最后叮嘱众人下山一律勿将背带挂在肩上,他说:“不挂背带有个好处,万一失手控制不住车子时,人可闪开,车子跩崖问题不大,只要没有整到人就是万幸!”大家都非常敬佩尤收荒的“大将风度”,对于业务,他不仅调度有方而且也高度重视安全,称得上是尽心尽力了。 临到启程时,老尤叮嘱大家各自检查一下绳子,看有否松动,他同时将每部架车扫视了一眼,然后说声:“要得,走!”大家遵照老尤吩咐,下山时将重车缓缓拖行,经过近二个小时的下山路程,大家终于平安到达山脚。老尤长长地吁了一口气道:“谢天谢地!我们到大面铺去吃午饭,继续前进罢……” 龙泉驿到大面镇约有十多华里的路程,中途除了几个缓坡需要“打对”外,便是一马平川的柏油路面了。我们在大面铺吃过午饭后尚有充足的时间喝茶休憩。 在茶馆里,老尤才讲起了真话,他说:“阿弥陀佛!大家平安到了这儿,我才敢摆老实龙门阵,我们这个活路确实很‘烫’,所以‘软火’的人就不敢喊他来。去年也是拉石板,青龙场运输社有个伙计就是在山泉铺附近连人带车跩下崖的,我来时之所以不敢说,一是怕说了不吉利,二是怕有的人听了有顾虑而打‘退堂鼓’,这批石料还要跑几趟才拉得完,大家要是有信心的话,明天上午九至十点钟仍然在大西北茶馆集合。” 老尤讲完后,大家争着发言,李狗儿道:“怕啥子哟,人死了鸡巴朝天,该在三更死,不会五更亡,狗儿愿去……”潘神经、李兔肉、邱捡漏齐说:“尤大哥,安逸!苕干酒过瘾,我们还要去……”在尤收荒的带领下,无组织无纪律的街道运输人员有组织有纪律地完成了这项艰巨的运输任务。
三个“右派”朋友一死一残
牛国雄是我所结识的街道车帮中最能吃苦耐劳、忍辱负重的一位朋友,他比我年长一倍多,他出生于官僚地主家庭,但他本人却参加过志愿军到过朝鲜,算得是革命军人,他转业后被分配到重庆工作,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连他自己都搞不清楚是怎样成为“右派分子”的。后来,他的公职也被搞掉了,便回成都拉车为生。 老牛有两位同他最合得来的老朋友,一位是白家塘辖区的寇眼镜,一位是与他同辖区的李老师。无独有偶,他的这两位老友也是“右派”且同他一样,走进拉车这个行道来了。李老师为人谨小慎微,终日惴惴不安,文革初期,他被抄家、批斗、游街,他觉得自己的脸皮被臊尽,活不下去了,于是,写下遗书一纸,准备一死了之。老牛知道后大吃一惊,力劝老友不可轻生,他对李老师说:“批斗游街有啥了不起,我一贯把它看成是‘演戏’,只不过你我演的是‘苦戏’而已,如今事情已经过去了,你何必那么‘著相’,老是丢不开呢?阵仗再凶,不过如此,总不会一年三百六十天,天天游街口山。我一个老光棍都不想死,你有婆娘有儿女,闹闹热热的一家人,咋个会去‘死’呢?好死不如歹活,你万万干不得,你若自己寻死,便要落得个‘畏罪自杀’的罪名,你婆娘儿子更受连累,你反而把他们害了……” 老牛苦口婆心,硬是将老李给感化了,李老师遂打消了轻生念头,天天同老牛一起做业务。老牛不断地开劝老李:“挣钱是对的,只要天天有钱‘进’自然是一种安慰!” 寇眼镜的性格同李老师恰恰相反,寇是一个把一切都看得无所谓的人,他有老婆,但是离了,他有儿女,但不认他,他说自己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我同他初次见面,他便直杠杠地告诉我:“小殷,你同我打交道,可要注意到啊,我是有‘帽子’的人哟……”我说:“寇老师,‘帽子’不‘帽子’我不管,我们打堆只说拉车子的事。”老寇听了这话赞叹不已,“对!小殷,你不捧红踏黑,难能可贵,我们好打交道……” 寇眼镜拉车远不如牛国雄勤奋,他是拉两天便要耍一天那种人,业务不合适,他宁肯在家清耍。他把金钱看得较淡,他说:“钱比命长,过得去就行了,以前‘跑西安’都没有找到钱,现在拉车子还能发财么?”他经常讥笑老朋友牛国雄是老驮牛,守财奴,是柳宗元笔下的那个“蝜蝂”。寇眼镜从来不去参加学习,他说:“我本来就不准备揭掉这顶帽子,去学习不是白耽搁时间了吗?” 寇眼镜也很擅长“编”业务,他的名言“天上的鹞子,地下的脚子,膏药一张,各人的熬炼。”老寇手上的业务,连拉砖、拉水泥都要“加泡”,他说:“要不然,这个车子有啥子拉头呢?”老寇讲话往往一语道破本质,他在家休息时,除了观书,便是收听敌台。偶尔,也有一两个女人上门找他,大约他自有能够吸引女人的地方罢。 寇眼镜戏称他和牛国雄、李老师是“三剑客”,到了1969年,李再度受冲击忧愤而死,寇眼镜又谑称:“这下子我和老牛只剩下‘双股剑’了。”寇之玩世不恭,富于幽默,可见一斑。 牛国雄初次同我打交道正是“清理阶级队伍”期间,他每天进出街区手臂上都要戴上白袖套,这是便于“革命群众”识别“阶级敌人”的标识。待装车上路时,老牛便把戴有白袖套的外衣裹上盛于竹筐内,但临到归家了,哪怕已经天黑,都必须将这戴有白袖套的外衣穿上,一连几个月皆是如此。老牛有一段自嘲自谑的话:“目前流行三种袖套,一种红袖套,那是民兵和专政人员戴的;一种白袖套,是给像我这样被专政的人员戴的;还有一种黑袖套乃是死了人的丧家戴的。”我甚为惊诧地对他说道:“牛师傅,运动这么‘烫’,你被整得这么凶,还有心思开玩笑么?”老牛苦笑道:“这有啥子喃,我们这种人早就痛木了,根本不晓得啥子叫痛了……” 话说回来,老牛的勤奋精神委实令人钦佩,他的日历上从来没有星期天,他是我认识的街道拉车人员中唯一的一个连“正月初一”都要出勤的人。他又是我所知道的街道拉车人员中唯一存款上了二万元的人,这个数字在彼时是天文数字。牛国雄悭吝也是出了名的,每天出车,他从不在馆子里吃饭,也不坐茶馆,他全是自己带饭,到时间用馆子里的热汤泡一下就吃,不花费一分钱,有时用茶馆的开水泡饭亦只花费二分钱而已,更多的时候,茶馆服务员怜惜他是拉车苦力而不收他的钱。牛国雄对同行的解释是:“馆子头的饭菜又‘敲棒棒’又不卫生,所以我不在馆子头吃饭。” 牛的身体素质极好,体力也属上等,他即使接受批斗或参加开会,一旦脱身,他仍要回家拉起空车,奋勇上路,而不愿意留下缺勤记录。拉着沉重货物在马路上艰难行进的牛国雄,真像一位立下弘愿、笃志力行的苦行僧。有一回我同老牛到二仙桥沙石站拉沙,我拉六筐,他拉十筐,中午在建设路馆子吃饭,我说:“今天只有我们两部车子,我们就一起吃顿饭罢……”老牛连连摆手说:“不用,不用,我是带了饭的呀!各人的生活习惯不同,你别那样客套,你吃你的,我泡点汤在外面吃就行了。”说罢,老牛便用馆子里的热汤将他饭盒内的冷饭冒了两下,然后舀了点酱油浇在饭上蹲在街沿边吃了起来,面对此情此景,我这顿饭真是难以下咽。 我曾经直言不讳地问他:“牛师傅,你挣那么多钱咋个不娶个老婆呢?”他答道:“给我提这个问的人不下‘两打’了,我还没得这个打算哩!以我这个条件,不可能去娶个有工作单位的女人,只有娶个‘二婚嫂’,当现成老汉儿,小殷,我这么辛苦挣的钱,你说我肯不肯干?”我说:“俗话说,‘天晴打个落雨铺,少年想个老来路’。你现在倒身强力壮,将来老了做不动了咋个办呢?”谁知老牛哈哈一笑道:“‘生无百年寿,常怀千岁忧!’想那么远干啥哟,你结了婚,把子女供大还不是要下农村,哪个又管得了你呢?”老牛的人生观如此,谁也劝不进去。 老牛后来去联系到一笔油水挺大的业务——拉硫酸,这是一个一般人不愿染指或浅尝辄止的危险活路,其最大的诱惑便是划得着,运费一车按二车算还要外加放空费。拉硫酸的交货地点在外南一家电镀厂,而提货点则在远郊龙潭寺附近的一家仓库。那时,硫酸系用瓦坛盛装,瓦坛外面辅以木条包装。这条线路路途遥远,仅放空便要走两三个小时,一天完成须两头摸黑,没有顽强的意志和足够的体力是不敢问津的。牛国雄承接了这个业务后,完成得相当出色,甲方也很信任他并给他提供了一些必要的劳保用具,如胶围腰、胶手套,胶统靴等。老牛也很把细,特意随车携带了两根撑棒,以备停车歇气时作支撑重车之用。拉了一年多的硫酸,老牛挣了很多的钱,他认为这个活儿固然危险,但是只要随时留心,问题似乎也不大。 老牛做梦也没想到,在一次拉硫酸的过程中,竟然失手酿成事故,险些收了他的命。那天他照常拉着装满硫酸的重车行进在牛龙公路上,在翻越一道铁路埂子时,架车经过一阵猛烈颠簸,右边那根车架突然断裂,硫酸泼了一地,冒出刺鼻的气味和一阵烟雾,事起仓猝之间,老牛避让不及,腿部和身上溅满了硫酸,出于求生本能,他大声呼救,守铁道的工人师傅急忙端来清水向他身上泼去,但已经晚了,他的腿部、手臂及肘部均已严重烧伤,惨不忍睹。原来,老牛虽然细心,但却忽略了硫酸是腐蚀性很强的化学液体,他的架车车架经过长时间的硫酸侵蚀,早已腐朽,遇上猝力作用,便容易折断。救护车将他送往医院疗治,厂方另派车将余下的硫酸运走。厂方承担了全部医药费,虽然老牛不是该厂正式职工,但厂方本着人道主义精神,还是补贴了他一千多元钱,这在当时,已是颇不容易的事情了。 老牛经此重创,身体几近残废,也就丧失拉车的能力了。他的老友寇眼镜对此不胜感叹:“唉!‘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是祸躲不脱啊!”老牛随后便到贵阳投奔他兄弟去了,我便再也没有见到过他了。
拉车历史最长的宋、蒋二位老搭档
在那些年代,架车搬运麦草,算得上成都街头一道抢眼的风景线。那时,外东牛市口、沙河、新南门致民路、北门梁家巷等大型国营造纸厂分别在四周郊县设立了若干个麦草收购点,各收购点雇请当地熟练农民工用叫作“元丝”的细铁丝或篾片将零散麦草捆扎成一百公斤左右的大捆子,然后由人力或畜力车运到厂里去作造纸原料。拉麦草的业务一年四季都有,但因它是“泡货”体积大,运输和装卸都较困难,故城内街道运输人员倘非“饭逼慌了”,是不大愿意长途跋涉去吃这个苦的。 宋大川和蒋瞎瞎是市区居民,二人均无工作单位,他们拉车的历史最长,从旧社会拉到了新社会。据宋、蒋二人介绍,旧时,他们拉大板车,最远到过陕西的宁强、汉中一带,川陕路上镶满了他们的脚印。宋、蒋二人只拉麦草,不拉其它业务,他们认为,拉麦草拉顺了,拿钱较方便,开农村副业票甲方也认,末了,只给农村方面付5%的手续费即可。 宋、蒋是一对好搭档,长年生死走在一路,他们各聘了一位好帮手拉“飞娃”,老宋的帮手叫李娃,老蒋的帮手叫许苕娃,二位帮手均是中江、金堂一带的青年农民。我认识宋、蒋二公时,他们都是五十好几的人了,但是他们身体硬朗,干起活路,生龙活虎一般,同行中无人能及,真是天生的劳动好手。从土桥大队麦草场启运至牛市口纸厂,我和有的体力差的同行要两天才能跑一趟,体力好点的,一般也是三天跑两趟,只有宋、蒋二人靠得住一天跑一趟,而且他们所拉吨位比别人多得多,一车要当别人两车甚至两车多。“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宋、蒋二人的架车比一般人的车子足足要长一米多,连用的绳子都很讲究,他们装车的经验丰富,本力甚足,加上两个好帮手的有效配合,“打对”装车,最多一个多钟头便将两部车子一齐装好,一声“嗬咳!”便大步流星地上路了,往往是宋、蒋二公在人民南路吟啸楼茶馆把茶都喝白了,与我相类的同行还在土桥“打对”装车,原地踏步走。 宋、蒋二人极重视收拾车子,每次装车,务求工整,这样不仅能够多装,样式也很美观,宋、蒋装车喜欢在架车麦草第二层顶部首尾各紧贴一捆麦草,用细绳收紧,车前如凉棚,车后如凤尾,这样货物的长度便超过了车身,此举不只是为了好看,行车时更具有“杀路”(拉车行话即跑得快之意)的作用,这是蒋宋二人的绝活,同行虽欲效法,由于力差一等,技逊一筹,始终达不到他们那种装车水平。宋、蒋二人的麦草车行进在马路上,连普通居民都要啧啧称赞,说这两部拉麦草的架车活像两只旱地龙船一样。
戴扯火的“拖赖哲学”
同宋、蒋二人的精湛装车技艺相反,拉麦草队伍中有一位绰号叫戴扯火的汉子的装车技术要算倒数第一名,戴扯火最不喜欢拉麦草,但在饥不择食的情况下,不得不将就一下了。戴不大注重收拾车子,也舍不得投资改良工具,“管它的哟,将就用,赖到多久算多久……”是他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他的架车要算所有运麦草队伍中最孬的一部,连他用的绳子都是最孬的,捆麦草的绳子最忌讳打疙瘩,而他用的绳子偏是找不出一根不打结的,同行劝他换得新的了,他却道:“将就用,人都要穿补疤衣裳哩……”老戴的架车车身短戮戮的,车把一边高一边低,被同行讥为“指天恨地”,有同行劝他说:“你换一副车架罢,免得人吃亏,手手儿一边高一边低咋个拉嘛?”老戴仍是不以为然地答道:“管他的哟,我习惯了,一只手握着,一只手靠着,还安逸,东西用久了就有感情,大家都喊换,我还舍不等换哩。”同这样一位“达人”共事,真还别有一番情趣呢。 戴扯火的“拖赖哲学”也有不管用的时候,有一回,老戴拉着他这部“五劳七伤”的架车走到八宝街口拐弯处,他的架车车身突然向右一歪,“半身不遂”斜躺在马路上不能动弹了,拉车界最为忌讳的“垮圈”事故在老戴身上发生了,他的车圈早不垮,迟不垮,偏偏垮在岗警台旁边,戴扯火左肋被猛击了一下,痛得钻心,他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早已忘记了痛。警察走过来看着他这副样子又好气又好笑,警察发话道:“喂!老哥,你是咋个搞起的嘛!咋个拉‘带病车’上路呢?这个事情你看咋个弄呢?这里是交通要道,你二霸栏干地给我摆起咋个要得喃……”戴扯火捂着肋部回道:“唉!警察,我又不是故意的,只有想办法嘛,”戴扯火接着说:“警察,我只有暂时把车子丢在这儿,我赶公共汽车去喊人来把麦草转走。”警察只好默许了。 戴扯火并没有赶公共汽车,他沿着拉麦草的路线走去,他希望碰上放空返回的架车替他解围。戴扯火一直走到水碾河才碰见我和另一位拉麦草的小伙子正放空返回,他喜出望外地拦住我们诉清原委。于是,我们一同来到肇事地点,将他车上的麦草转装到小伙子的车上,老戴的烂车子则由我拉送到他的“尊府”去进行“大修”不提。 拉麦草的队伍时有增减,不绝于道……但自从发生“垮圈”事故以后,便再也没有见到戴扯火的身影了,对于他的出处,同行们作出两种分析:一是他把拉麦草这个活路怄伤了,从此一刀两断;二是可能另外找到好业务,“单操”去了。
川戏票友邱胡子
离东风大桥不远处的那家大茶铺是麦草大军休憩集合的最佳场所,这家茶铺相当宽敞,暑天凉快,门口也好停车。下午两三点钟,拉麦草的人陆续聚齐了,大家围坐于一张或几张茶桌上,一个二个肤色黝黑,袒胸露背,像是正在举行一场赤膊会议。参会者勿论少长,右肩胸背上均有一道二指宽的背带印记,再就是满脸满身被麦草划破的道道血痕。遇上雷鸣电闪、暴雨倾盆的天气,拉运麦草的伙计无不欢呼雀跃,齐呼:“天助我也!”因为一场暴雨过后,车上的麦草又能增加一、两百公斤的重量,无异上天恩赐了两顿回锅肉。 运麦草的架车队伍中,有一位绰号邱胡子的长者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邱胡子是南门浆洗街人氏,据传他是耍公子出身,喜欢唱川戏,是位铁杆票友,他对剧目研究之深,对角色了解之透,讲起戏来头头是道如数家珍,令你不得不深表佩服。他一旦谈高兴了,往往忘记装着货物的架车还停在半路上,他的老伴便要提醒他道:“走得了,还有那么远的路程,你老爱说戏,我们自己才在演戏呢……”不知怎的,他竟也落到拉车行道中来了,而且,一拉就是十多年。 邱胡子的老伴比他小十多岁,患有慢性气管炎,拉车时,经常咳咳耸耸的。他们有个儿子在工厂当学徒工,还有个女儿在读小学,俩老出外拉车,女儿在家一切自理。有同行同邱胡子话家常,宽慰他道:“老邱啊,你有一儿一女,福气好啊!再苦几年,就该享福了……” 老邱两眼一眨,脸上露出非常勉强的笑容回道:“‘浮气好——水打棒’(地方土话意即淹死的浮尸)。”说罢,他便长声吆吆地用川剧老生腔调哼唱起来:“这上坡路噻……还够得挣啊……”闻者每每为之动容。 同邱胡子打堆时,我的拉麦草业务已转移到青白江大同镇至梁家巷纸厂一线,两天跑一趟,但须抓紧时间才行。我同老邱言语投机,放空返回时总喜欢走在一路,他的旧龙门阵特别多,让我增长了不少见识。我们放空返程有时宿新都,有时宿唐家寺。那时,物资供应紧张,终日劳累奔波的苦力想坐下来“喝二两”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事。自称“杜康弟子”的老邱言及于此,感慨万分,情不自禁地哼唱起一段又一段的川戏以排遣心中的郁闷。 邱胡子的老伴卸完货后便回家料理一番,她于次日又从成都赶公共汽车到大同镇接应老邱。专拉麦草的老宋和老蒋亦复如是。邱胡子在长途跋涉的间歇,喜欢哼唱几句川剧解闷,记得他最爱哼唱的段子是“想当初,在楚国八抬八座,到如今,只落得,肩挑背磨……”音调苍凉老到,字正腔圆,颇有借古人以自况的味儿。每当这时,同行便又大声招呼他道:“邱胡子,唱啥子戏啊,快走,路还远哩……”老邱点头称是,但口中仍要续上“朝前走,要过关,关津渡口有人盘……”的唱段,邱胡子唱完这一段川戏后,便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手握车把,肩挎背带,耸动佝偻状的身子,艰难而又努力地体味着自己的人生。
再次陷入破产失业境地
乌飞兔走,日月如梭,在经历了将近三年的拉车生涯之后,我听从道友陈宗华的建议,并经他牵线搭桥花了一百五十元从彭县关口公社社员袁牛儿手中买下一条牛,从此,我便升级成为畜力车车夫。牛车运输使经济效益大增,也减轻了我的劳动强度,但也给人带来不少的麻烦,诸如每天须为牛准备饲料,打扫卫生,须定时将牛牵出去钉脚掌等,倘若牛生病了,还须延请兽医上门诊治,故陈宗华说:“要想畜牲钱,跟着畜牲绵。”我发誓要将这条牛喂养得膘肥体壮,好让它不断地为我创造财富,我更做起了成家立业的美梦…… 哪知好花易谢,好梦易醒,一场“坚决打击地下黑包工,黑运输,非法黑劳动”的运动使我近三年的艰辛努力付之东流。一个漆黑的夜晚,一群臂带红袖套的“群专大军”凶神恶煞地敲开我的家门,他们不由分说,将我的牛和架车一并作为罪证收缴,我顿时陷入破产失业的境地。 这个打击,有如灭顶之灾,令我一时不知如何是好。次日,我四处去打听情况,才知道陈宗华全家连人带车到乡下躲避风头去了,彭体乾、尤收荒分别被弄进“学习班”交待问题…… 后来,我再去大西北茶馆喝茶,却很难与同道们聚齐,就连主讲尤收荒也难得同大家碰头了,真有“大难临头各自飞”的味儿。 我的拉车生涯算是走到尽头了,然而,我的人生之路却还长得很呢……
—————————————————————————————————— 【生逢乱世】
“无业人员”老傅一家
殷明辉
《昨天》编者按: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有关甘肃省会宁县一些城镇居民和知识青年自愿到农村安家落户的报道《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里吃闲饭》,并在编者按中公布了毛泽东有关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最新最高指示”,从此掀起一场将文革中的“老三届”及此后各届中学生统统驱赶到农村去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因为知识青年下乡牵动到不同阶层的千家万户,所以人们往往忘记了这场运动表面上的一个起因:一部分被认为是“吃闲饭”的城镇居民下乡落户。实际上,这些所谓“吃闲饭”的城镇居民许多都是被排斥到主流社会边缘的“专政对象”,他们不但没有“吃闲饭”,而且为求生存与温饱生活得十分艰难。只因他们是“边缘人”,所以对那场运动中到底有多少城镇居民被驱赶到了边远农村,后来又有多少人倒流返城,很少有记载与研究。在成都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的《成都志·大事记》(北京:方志出版社 , 2010)上,只有1968年12月29日“成都市革委举行第七次全体委员会议,通过了《贯彻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动员知识青年和脱离劳动的城镇居民到农村去的决定》”,但没有记载成都市动员了多少城镇居民到农村去,只在1969年11月记载了紧邻成都市的温江地区“全年下乡落户的城镇居民1780户,5393人,职工家属105人”。这些“脱离劳动的城镇居民”到底是些什么人?他们此前此后的命运如何?很难见到官方记载和当事人的回忆。殷明辉此篇详细记叙了成都市一个当时被“动员”到边远农村落户的典型家庭的前后情况,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
文革十年间,老傅是成都新南门、王家坝一带的大闻人,他的出名,除了因为全家人都无正式工作外,更具有轰动性的,乃是有关方面先后两次从他住处缴获其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罪证——即在家中私自饲养的两条大肥猪,可谓证据确凿,不容抵赖了!牵猪之日,臂戴红袖套的怒目金刚式的左派人物来了一屋,不由分说,估拉硬扯将盘踞在老傅床脚下的大肥猪拽将出来,同时,也就将他挖社会主义墙脚的所谓罪行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了。这头猪大约也感觉到大祸临头情况不妙,一面踡曲着四蹄不肯配合对方,一面拼命吼叫像是在大声抗议!猪的叫声惊动四邻,连居住在城墙上的住户都被吸引过来观看热闹了。打这以后,老傅的知名度也伴随着他一家大小的困顿程度而与日俱增,则非三言两语所能道尽也。 老傅与我岳父家是近邻,文革期间,我去探望岳父母,便自然而然地同他搭讪起来了,由于谈话投机,日后竟然同他成为忘年交的朋友。其时傅氏夫妻俱已年过五旬,由于操劳过度,早已头发花白满面皱纹了,乍看上去,其外部形象都要比实际年龄大上七八岁,邻居和熟人们都改口称老傅为大爷,称傅妻为大娘了。 稍后,我同老傅交往久了,对他一家人的了解渐渐加深,他也把我当作可以无话不谈的朋友,常常把他家那些遭遇向我倾诉。本文所写,都是他在多年间陆续给我讲述的,我只嫌自己记忆力和笔力都还不够,未能把他一家那些极具典型意义的平民故事记叙得更详尽生动,不过可以保证的是没有一点添加的虚构内容。
并非自愿成了“无业人员”
老傅夫妻俩原籍皆属仁寿乡下农民,其乡地瘠民贫,谋生不易,夫妻俩便双双跑上成都找活路做,干了几年帮人佣工的活儿之后,好歹积攒了几个钱,于是便在新南门建国东后街城墙边买下两间茅草屋,安营扎寨,成为城市人口。其后,又经过不少周折,夫妻俩总算把在乡下独处一隅的老母亲也迁到城市里来了。然而,毕竟因为缺少根基,毫无家底,加上后来子女增多,负担沉重,老傅一家始终挣扎在贫困线上而难以摆脱缺吃少穿的困境。面对困难,老傅始终抱着乐观豁达的态度,用自己那双勤劳的双手和那副不知疲倦的身躯去努力改变着自己所面临的一切。 老傅并非先天性“无业人员”,他在“大跃进”时代也曾戴着大红花当上一名光荣的矿工,其工作单位乃响当当的国营什邡县峡马口煤矿。众所周知,煤矿的工作固然光荣,然而却也异常艰苦,好多从成都招去的工人都不大安心,随时准备开小差逃跑,而老傅却不在此例,他在峡马口呆久了,甚至还热爱起这个地方来了,因此,便一直勤勤恳恳地干下去,其间,还曾两度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哩。老傅去了峡马口煤矿不久,他的妻子也分配了工作,但非令人艳羡的国营单位,而是被人瞧不起的街道麻绳生产组,这个活儿脏而且累,用傅妻自己的话说,就是“辛苦一个月下来,只挣得到十二三元的牛工钱”。这个收入,在当时低物价状态下,勉强能维持一个大人再加上一个小孩的最低生活,然而,却顾得上吃,便顾不上穿和用,因此,老傅一家大小的基本生活主要还是靠他,他始终是他家的顶梁柱。这样的日子虽然过得清苦,但是总算姑且能免于冻馁之忧,老傅和他的妻子也就别无奢望了。老傅的岳母还健在,已经年近八旬了,跟着他俩夫妻过日子。其时,老傅俩夫妻已经生有三个小孩,不幸的是,其中的一个女孩因患小儿麻痹症而不能正常行走,邻居都唤傅家这个残疾儿童叫“火巴子”。 如此光景约摸过去两三年,中国大地上最为不幸的“灾荒年”发生了,与之同时,有些单位亦因不够景气被迫“下马”。“下马”,其实也就是“倒闭”,汉语词汇丰富,说成“下马”好听一些罢了。设备落后,匆匆“上马”,各方面条件都很差的冒进产物——峡马口煤矿,也在这段时间关门大吉。老傅和他的众多工友们各自领到一笔退职费后,分期分批,遣返回原籍。老傅回家同妻室儿女团圆了,但却从此成为一名“无业人员”。 谁知,棍棍棒棒的事情却还在后头呢,傅妻所在的麻绳生产组恰恰也在这个时候“垮杆”(四川俗语,与倒闭同义)了,生产组“跨杆”本非什么大不了的事情,用街道办事处某些人的说法就叫做“婆婆大娘,咋个来咋个去,喊他们各自回家就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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