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 军队 文革

《昨 天》第一一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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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18年7月30日第113期


〖殷明辉“边缘人”实录专辑〗说明

本专辑各篇选自殷明辉先生写成多年尚未出版的《社闲别传》书稿。

所谓“社闲”，是毛泽东时代对一大批“边缘人”的一种称呼。当时官方是讳言“失业”的，宣称失业是资本主义制度下才有的丑恶现象。那么对“无产阶级当家作主”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那些因各种原因（其中相当多的是政治、历史原因）而失去赖以谋生的职业，甚至连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尚有的“出卖劳动力的自由”也没有（找工作必须经过街道办事处按照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招工指标和“政治条件”统一调配）的无业者，自然不好称之为“无产阶级”或“无产者”，就有了新造的名称，年轻人叫“社会青年”（简称“社青”），不年轻的人叫“社会闲散劳动力”或“社会闲杂人员”（简称“社闲”）。
这些“社闲”，许多都是在文革前就被各种政治运动“打入另册”的人，有的被戴上了各种政治“帽子”而成为被居住地的公安派出所、街道办事处及居民委员会管制的“专政对象”（即林达所说的毛泽东时代的“犹太人群体”），有的不仅失去了正常的工作，甚至连证明“城镇人口”身份的户口都不能得到登记，完全被排斥于社会主流之外，只能千方百计谋生挣钱养家活口。可是，他们争生存、求温饱的努力却总是被视为“挖社会主义墙脚”，是必须打击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们更是动辄得咎，最可笑的是，当“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主席刘少奇突然变成了“资产阶级代理人”被打倒后，他们被说成是刘少奇“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而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副统帅”、中共《党章》明文规定的“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林彪又“自我爆炸”后，他们又被称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他们无暇也无兴趣关注文化大革命中令人眼花缭乱的一个个“革命高潮”，力求置身事外，苟且偷生，但“革命高潮”的大浪却随时会向他们打来，使他们本已十分艰难的生活雪上加霜……
杨奎松在《“边缘人”纪事——几个“问题”小人物的悲剧故事》（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的前言中说：“对于任何社会来说，边缘人都是非常特殊并容易让人印象深刻的一些人，因此，写边缘人的文学作品很多。但是，历史研究往往更看重反映社会主流动向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严格依据档案史料去考察并呈现真实的边缘人的研究还较少……”杨奎松写“边缘人”是依据档案材料，而殷明辉则是依据他在“天府之国”的亲历见闻和对那些曾经患难与共、相濡以沫的“社闲”们的调查采访。他通过几十年不懈的努力，将那些有血有肉而且不乏可亲可敬之处的“边缘人”的苦难命运与人性闪光记录下来，为历史留下了一组不可多得的鲜活画卷，一部文革时期“边缘人”生存状态的小百科。（左图为殷明辉近照。）
作者简介：殷明辉，男，四川成都市人，1947年生。1962年（15岁）初中未毕业即因家贫辍学。此前10岁起即遵父命拜父执杨庆治先生（民国时期成都光华大学文史教授）为师，以私家授徒方式讲授中国古典文学及哲学。1964年（17岁）由街道办事处招工到云南省建工部三处当工人。1966年底（19岁）回成都探亲后未再返云南，遂自动离职成为无工作单位的“社青”，年龄增长后自然就成为“社闲”。从1967年至1985年的十八年间，从“社青”到“社闲”，他为生计干过拉车、装卸、“跑业务”、“跑单帮”（均属当时所谓“打野工”或“投机倒把”）、在农村“非法行医”及长期在街道办事处（文革中称街革委）做临时工。直到改革开放后1985年38岁时，才在成都西城区考取个体开业医师行医执照（无学历的家传中医师），次年正式在成都茶店子开诊所挂牌行医。后因子女在美国定居，于2008年61岁时歇业“自我退休”。2008年迄今半年住国内，半年居美国。现为《四川濯锦诗词》主编、《蜀籁》民刊主编、民间诗社蜀社秘书长。曾任四川省诗词学会常务理事，已出版诗集《溯洄集》、《滇游诗草》、《旅美诗钞（上卷）》，著有《社闲别传》、《杜律指归》、《锦城五百咏》、《定静斋诗文稿》等，均已脱稿待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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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乱世】

我在“社会大学”中的拉车师友们

殷明辉

谚云：“七十二行，拉车为王，衣裳拉烂，颈项拉长。”这条民谚传神地反映出拉车这个行道的艰辛状况，验诸实际，则有笔墨所难形容尽者。
我这里记叙的正是那些在街道上从事人力架车运输的人们的悲欢离合故事。如今，岁月虽然有些苍老了，然而岁月的风却无法将这些芸芸众生的形象从我的脑际吹走，何况这其中还有我自己的前尘梦影呢……

艰辛的底层拉车人

成都地处川西平原，地势平坦，在机械化运输尚未普及的时代，人力运输遂成为一支潜力巨大的运输主力军。人力运输工具的种类有板车、畜力车、架车、三轮车等。
车身较长，需要多人才能拉动的名板车，板车车轮采用汽车轮胎，板车能承载很重的货物，如机器、大型预制构件、屋架、原木等，掌握车把方向及重心者称“中杠”，拉中杠者一般都是个子高大、体魄强健、行车经验丰富的人，在“中杠”的两侧背上一根背带辅助“中杠”用力者俗称“飞娃”，“飞娃”虽非主力队员，然在平稳行车状态下则全赖其力，拉“中杠”者只须牢牢掌握前进大方向，多少带点力即可，“飞娃”的人数视载重量多少进行增减。回想彼时装载着沉重的货物在马路上行进的板车，真是一幅壮观精彩的人文画面，人力车夫们在上坡时所发出的浑厚低沉的号子声可与长江边上纤夫号子比美，而下坡时所发出的响亮急促的吆喝声亦可与搏击险滩的梢公号子争雄。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机械化程度的大大提高，曾经在人类运输史上扮演过重要角色的“板车”早已退出历史舞台。
“架车”是相对于“板车”的一种车身较为短小，使用起来比较灵活，由一个人即可操作的小型人力运输工具。架车车身长约丈许，一般选用青杠、杂木等做成，以茶条木最好也最贵，茶条木的优点是韧性好，不易折断，即使装载货物过重将其压弯了，卸下货物后，便又还原如故，故茶条甚得拉车人喜爱。茶条产在大邑、邛崃、雅安等地山中，须托当地熟人帮忙始能购得。架车车轮系由卷边钢圈做成，钢圈正中钻孔，以数十根钢丝连接中轴，套上螺帽拧紧即可，钢圈卷口处紧紧嵌入橡胶板带，这种橡胶系用报废汽车轮胎划成。架车车主也可雇请“飞娃”助力，不过，多是由其家人充任这个角色。
随着城市建设规模的不断扩大，成都的人力运输行业空前兴旺，那时，走在成都街头，最易撞见的便是架车。迨至文化大革命期间，成都的专业人力运输行业已形成三足鼎立局面。一为居垄断地位的国营搬运公司，该公司除了阵容强大的人力运输队伍外，尚拥有汽车车队。其人力运输队伍又分两大分支，一为人力架车队伍，一为人力三轮货车队伍，他们实行的是计件工资制，多劳多得，人力车夫的工作虽然苦累，却有着工伤、医疗方面的保障，亦能享受退休待遇，其另一好处是不愁业务，每天出车，均由单位领导统一安排；二为居次垄断地位的运输合作社，运输合作社属于集体经济性质，其生产方式以人力运输为主，亦分人力架车运输及人力三轮货车运输为主，其余均与国营搬运公司相同，只是职工待遇要差一些；三为由“街道办事处”（文革时称“街革委”）主管的街道运输服务站，其成员全部由辖区内的无业人员组成。服务站要扣除30%的高额管理费，然而，它除了收钱外，其余什么都不管，其成员的生老病死，工伤事故等通通与它无关，至于业务则全靠成员们自己去“找米下锅”，不论大小业务结束后，成员们还得两头跑路，开票转账，往返数次，血汗钱方能到手。于是，“汗干钱完”四个字便成了服务站成员们经常挂在嘴边的口头禅。
依靠人力运输为生的服务站的成员们长年风餐露饮，日晒雨淋，流血流汗，甚至负伤致残，默默地为社会做着贡献，他们不但承受着巨大的人生苦难，而且还要经受着最不公平的社会待遇。
彼时，无业者要加入街道运输服务站的条件其实非常简单，即自备一辆架车，带上居住地户口，由一位同行老成员引荐，证明你能拉车便可。服务站负责人将新来的人员登记在册后，照例要当面讲几句“你要遵纪守法啊，每月必须参加两次学习，不准乱开‘吨公里’计费，不准外出‘打野’，如有违犯，就要开除出服务站”一类的套话。

老陈带我进入拉车行

文革初期，我通过一位朋友认识了陈宗华，后来我们竟成为患难之交。当时我才二十岁，陈已届而立且系两个孩子的父亲了，他的老婆是新都乡下的贫下中农，当时的政策规定，子女户口跟随母亲走，他们全家只有他一个人是城市户口。陈宗华个子既瘦且高，人皆呼他为陈大汉。我初认识陈时，他手臂上正带着青布手孝，原来，他的家严大人刚辞世，尚处于哀痛期中……陈告诉我，他父亲是基督教徒，早年参加过“三青团”组织，这些属于历史问题早就交待清楚了的。前不久单位上将他揪出来进行批斗，不知怎的，他父亲竟直挺挺地死在批斗大会上，事后据医生分析，老人家有可能死于脑溢血或心肌梗塞，但这样的病症倘非遇到重大打击或强烈刺激也不至于猝然殒命。这事便成了陈宗华终生难解的心结了。
陈宗华参加运输服务站已有几度寒暑了，他见我没有工作干，便动员我同他一起拉架车挣钱，我当时不仅有点放不下面子，也担心不能胜任这个七十二行之首的既苦且累甚至有几分危险的工作。陈宗华极力开导我：“啥子叫面子哟，钱才是面子！劳动挣钱吃饭，怕哪个笑？拉架车虽说累一点，却要当两三个临时工的收入，人往利边行，你愿意取哪一头呢？”我终于被老陈说动而下了破釜沉舟的决心。我同陈宗华商定，由我交给他一百元钱，全权委托他代我购置一辆架车。接了我的钱后，他便赶往新都去找到他的大舅子，要他立即组装一部架车，他的大舅子本是行家里手，赓即照办不提。不到一个星期，大舅老倌亲自将这辆崭新的架车拉到成都，从此，我就算拥有一个能够挣钱的工具了。挣钱工具到手后，我马上又犯了愁，这个庞然大物放在哪儿才好呢？陈宗华对我说，就放在我这儿，你何必多虑呢。他家位于蜀华街中段的一条死巷子内（即不通路的小巷），紧靠十四中学的围墙，墙边很大一片空地被他利用搭建成一大间简易房屋，屋内堆放了不少杂物，都是拉车行道所需的竹筐、抬杠、撬棍、抓钉、绳子之类，我的架车停放在他家真是得其所哉了。
我第一次出车是跟着老陈到外东三瓦窑去拉砖，我握着车把浑身不自在，老是怕挂着行人，看老陈却是一副洒脱无挂碍的样子。一边走，老陈一边给我上课：“你现在属于实习阶段，你千万不要紧张，慢慢来，我保你三个月出师。”我嗯嗯地应着，我打心眼佩服老陈，我觉得此时的他，绝对有资格当我的导师。
抵达三瓦窑出货地点后，有几位同行已在那里等候多时了，他们都以一种诧异的眼光望着我。老陈把我介绍给他们，又把他们一一介绍给我，从后来的摆谈中得知，对于我的加盟，他们既表欢迎又深觉惋惜。其中有位方盘大脸个头高大，肩宽背阔的汉子姓席，大家唤他老席，老席是山东人，颇有山东大汉的豪侠之气，他虽已年届花甲，但却身子硬朗，精力旺盛，语音雄浑有力，据说老席什么都不怕，就怕没有业务做。老席当过国民党宪兵，眼下的身份是“现管分子”。老席友善地冲着我道：“嗬！小伙子，不错嘛，拉的是崭新的车子哟！”另一位操江浙口音的老者随口接过道：“情愿坐烂轿子，不愿拉好车子……嘻嘻，你说对不？”老者脸上布满皱纹也布满了苦笑，听了他们的对话，我感到真不是滋味。老者姓胡，浙江人，他在抗战期中入川，后来便在成都定居了，他过去的身份是资本家，现在的身份是“管制分子”。另一位不大开腔满身儒雅气的人叫周树良，年纪大约也在知命以上了，他是一位“右派”，正戴着“帽子”，他一九五七年被划成“右派”后，不但被开除了公职，还坐了几年牢，他的人生要求低得可怜，只求有碗饭吃不再遭“整”就行了，大家都喊他叫周老师。
陈宗华先教我以装车之道，如先将车子摆放好，如遇地面倾斜就要先捡两个砖头把车轮塞上以免车轮移动酿成事故，他告诉我装车时车身后端的重量要偏重一点，这样在停靠时，车子才立得稳，他说拉砖算最好装卸也是最松活的活路了，你初次拉车，少装点，装个一百五十匹就可以了，以后慢慢加。他本人则装了三百多匹，比我多出一倍多，浙江人同周老师都装的是三百匹，只有老席装得最多，他装了整整四百匹，实际重量有一吨多重。
同砖厂办过手续后，我们便开始上路，回程全是上脚路，大家都躬着身子，右肩贴紧绊绳缓缓向目的地进发，陈宗华让我走前面，他跟在我车子后面断后。行约里许，前面是一处陡坡，这个坡段又长又陡，成昆铁路打这儿经过。临近陡坡，大家将架车靠边停下，然后互相“打对”，把车子带推带掀地送过陡坡。“打对”系拉车行道术语，更是人人都须遵守的“行规”，颇能体现出拉车同人互帮互助，戮力同心的精神。因为我是初次上路的新手，老陈专门对我进行了悉心辅导。他教我下坡时，切莫图松活直冲下去，那样操作十分危险，倘遇前方出现行人横穿马路或其它紧急情况，便控制不住，极易发生安全事故，必须稳住车把，将车把用力上抬，让车尾接触地面，缓缓拖行，直到下完陡坡为止。我这才知道拉车不仅需用力气，还须处处留心，谨遵交通规则才是。在出车之前，老陈已经替我在车架下面安装了一根“拖杠”，以免下坡时直接磨损车架。
车拉到九眼桥，大家歇下来吃饭，我这才发现拉车的人真舍得吃，从不亏待自己的肚皮，他们说：活路这么苦这么重，再不吃好一点就太对不起自己了。而所谓吃好点，不过就是每顿饭都有肉吃而已。这对一般工人和居民来说，则是一种奢侈了。出车在外，会餐是依老规矩办事，即“打平伙”，又叫“碗头开花”。餐毕，根据消费总额按人头平摊便了。老胡风趣地说：“要得朋友长，顿顿算口粮。”
我们一行继续向前开进，过了锦江大楼，走在最前面的老席停下来招呼大家说；“胜利在望了，歇口气再走！”于是我们全都停下来站的站，蹲的蹲，老胡将草帽垫在街沿石上就势坐下，他点燃一支纸烟，猛吸几口，长长地吁了一口气苦笑道：“我们现在只有坐街沿边的份了，跟叫化子差不多，不过也好，这种座位不收钱。”周树良反驳他道：“你比叫化子强多了！你有那么大一部架车可以挣钱，叫化子人一根卵一条有个什么呢？人要知足常乐嘛……”老胡又复苦笑道：“呵！乐、乐、乐、咱们‘黄连树下弹琵琶’乐得很呢！”这时，老席开口道：“喂！差不多了，大家走罢。”
卸货地点是汪家拐附近的一家生产组，卸完货出来，我跟在陈宗华后面走，我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晚饭我不但比往天多吃了一碗饭，睡眠也特别香，只是次日早上起床感觉两腿很沉重，像绑有铅块一样，我知道，这是昨天劳作使然，当然还得咬紧牙关坚持下去。
放空路上，老陈继续对我开讲：“拉架车也要炼一套基本功，走路就是第一步基本功，一天走几十公里是常事，还有，就是要过‘劳动关’，你现在还没有过这个关，慢慢来吧，多隔一段时间自然就对了。”我在昨天的基础上增加了十匹砖。五天之后，加至二百匹，拉起来便感觉相当吃力，不敢增加了，同老胡这样的老者和周树良这样的儒雅之士相比，差距还是相当大的。但我已抱定决不气馁、知难而上的决心。
一连十多天，都是往返于这样路上，等到拉砖结束，我已基本掌握了拉车的要领，甚至连这条路上有多少个鹅毛坑凼都记得清了。说来也怪，稍后我便没有腿沉的感觉了。

中暑

砖拉完了，新的业务还没有下来，陈宗华对我说：“我有事要回新都去耽搁两天，你好生休息一下吧，养精蓄锐，业务么，等我转来再去‘编’。”
陈宗华转来后，拉砖的运费也结下来了，我一共挣了四十多元运费，我大喜过望，心里盘算着，再拉半个多月的车，我就可以收回投资，净赚一部架车了。于是，我不再视拉车为畏途和丢面子的事情了。
对于拉车人来说，暑天作业无异是一种炼狱般的煎熬过程，倘无健康的体魄和坚强的意志，是难以熬过这段时间的，故拉车界流行着“好汉不挣六月钱”的说法。成都的六月，天暑地蒸，湿热弥漫，沥青路面经烈日暴晒之后，显现出软化痕迹，其边缘部分凹凸不平，这就给拉车人增加了双倍的困难，即使太阳落坡，路面仍是软绵绵的。有时，拉车人为了赶路，不得不咬紧牙关，艰难行进，马路上留下的是道道车辙，滴滴汗珠和阵阵呻吟……
记得某天，我单人独马地去为西门上一家铁器生产组拉焦煤，出货地点是北郊府青路煤场，时在伏天，暑气逼人，即使在家休息，也热得喘不过气来。那天，我去得并不算迟，哪知出货车辆太多，待我装车过磅毕，已该吃午饭了。我冒着酷暑，竭尽全力，走走停停，好不容易将车拉过了西北桥，汗水不断浸湿眼睛，我只好不停地用毛巾擦拭着，汗水顺着面颊流入口中，咸咸的，如呷盐汤，仰看天空，太阳如一团火球，正在不停地施发炎威，丝毫没有退凉的意思。沥青路面早已变软了，路面上仿佛有无数的火苗在窜动着，每前进一步，都异常吃力，我两腿一软，心里发慌，再也拉不动了。
我索性将车停下，就近找了一处阴凉之地静候太阳落坡后再走，我背靠一棵大桉树，不知不觉间便昏睡过去了，待我在昏昏沉沉状态下醒过来时，太阳早已落坡，我心里一急，挣扎着要站起来，却感到口干口苦，浑身无力，便又颓然坐在地上，无可奈何地望着眼前这部装满焦炭的架车。这时，一位年约六十多岁的忠厚长者站在我面前关心地问道：“小伙子，怎么啦？拉不动了么？来来来，我来帮你掀一把。”有位大娘也上前搭话道：“小伙子可能中暑了，赶快‘扯痧’罢。”说罢，她又给了我十多粒仁丹，命我含在口中。
过了一会儿，我感觉神志稍爽，便努力背上背带，挣扎前行。我的车圈已被沥青路面牢牢粘住，幸亏这两位好心人帮忙掀动，才得启行，这位老师傅告诉我，他也是搬运工人，现已退休了，他说：“拉车的滋味，我是体会够了的，‘篾片穿豆腐——不提了’……”老师傅一直帮我将车掀到西门车站十字路口才转身回去。我真后悔，这样的一位大好人，竟忘了询问他的尊姓大名及地址。

被视同于“战犯”的人们

我既已成为服务站的成员，就必须参加办事处组织的学习，每月两次，不准无故缺席。学习地点一般在办事处礼堂内，如礼堂在举行其它会议或活动，便移在院子的某一角落开“坝坝会”。我第一次出席街道服务站架车运输政治学习会议便是享受的“坝坝会”待遇。主持会议的干事提高嗓门向大家交待了一些新规定及业务注意事项，他着重强调不许多开吨公里计费，如经查实，定要严肃处理。他最后补充了两句话“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形势越来越好，无产阶级专政空前强大，大家要认清形势，加强学习，加强思想改造……”末了，他让大家学习毛主席著作中的《南京政府向何处去》这篇文章，他将这篇文章打开递到周树良面前，命他念给大家听。
趁干事转身离开之际，陈宗华给我递个眼色，我们便悄悄溜了。走出办事处大门，陈宗华吊儿郎当地说道：“我日死他妈！我们又不是战犯，教我们学习这篇文章，真是釉子反起上了。”
后来，我才了解到，前来参加学习的人，有一大半都是“帽户”——被戴上了“历史反革命”、“右派”、“坏分子”之类政治“帽子”交街道管制的“专政对象”，干事的讲话是有很强的针对性的。后来，我渐渐把服务站搞人力运输的成员认熟了，我更同几位由表及里、从内到外一点都不坏的“坏分子”交上了朋友。
有一位人称尹大姐的孃孃，干这个行道已有十多年的历史了，她是劳动服务站的老成员。尹孃外表斯斯文文，讲话和颜悦色，显得很有风度很有教养，局外人谁也不相信她会是一位下苦力的人力车夫。尹孃的丈夫是一名国军军官，被镇压了，她后来一直没有再嫁，带着两个女儿过，她唯一的期望就是把两个女儿供上大学毕业，便死而无憾了。她家的生活就靠她拉车维持，说来令人敬重。尹孃本人是旧时代的大学生，但却戴着一顶“坏分子”的帽子。尹孃拉车从不与服务站的其它成员合伙，她全是单个儿行动，她的业务项目也与别人不同，是替东郊一家工厂拉氧气瓶。而换氧气的地点在南门外红牌楼附近，她住家在小南街，活路虽然不重，但每天都要走二三十公里的路程，春夏秋冬从不间断，栉风沐雨，也够辛苦的了，这份差事是她的一位亲戚给安排的，尹孃格外珍惜这份令同行艳羡的工作，她仍须通过服务站开票转账才能拿到工钱。尹孃虽已两鬓飞霜，仍好学不倦，平时喜读《唐诗三百首》和各种中外名著，她还向我索借过《古文观止》、《白香词谱》等书，其志趣可见一端。
老杨年过半百，有病在身，他家就住在长顺上街口，他是距办事处最近的一家。老杨家中家徒四壁，环堵萧然，他也是一位“帽户”，他因何戴上帽子，我不遑细问。老杨原先是搞财会工作的，也算是一位文人，后来因为种种原因耍脱公职变成无业人员。老杨在无路可走，别无选择的情况下加入了街道运输服务站。他的老伴原先在街道生产组工作，后因中风瘫痪失去工作能力，左医右医现在勉强能够自理，老夫妻俩膝下只有一女，这位千金高中毕业，适逢文化大革命，也就自然辍学了。老杨的女儿生得眉清目秀，一表人才，人见人爱，由于家境欠佳，老杨这位千金非常孝顺，极能体贴父母，还要主动帮助老爸拉车。有时，在放空途中，她让老爸坐在空车上，由她拉着走，其孝顺举动，真让人感动！浙江人老胡对此尤多感慨！他对老杨说：“唉！时代太辜负人了，这么漂亮的闺女竟要抛头露面干如此粗重的活路，老杨啊，你要是生的是个儿子就好啰！”老杨苦笑着回答道：“有什么办法呢？谁愿意吃这碗饭呢？实在是无法可思，‘磨骨头养肠子’罢了，至于生儿生女那是上天的安排，半点不由人，老杨只有认命啰……”
孟大汉以“心重”出名，他的架车车身较长，车架挺结实，即使拉空车也很费力，唯一优点是“装得”，符合车主的性格特征。孟大汉每天出车都要带上两个儿子辅助拉车，他小儿子年仅六岁，大儿子也才十岁，放空路上，他命两个儿子坐在车上。装上货物后，两个儿子的肩上分别挂上背带，大儿子走外面，小儿子走里面，两个儿子均走在他前面一点。小儿子尚不解事，一路上东张西望，背带经常拖地，完全起不到助力的作用，这时，孟大汉便用手在他屁股上轻轻一拍，喝道：“老二，咋个搞的，把绊绳都拉弯了。”小儿子受责，便又小跑几步，将绊绳拉直。这是我所见到的年龄最小的拉车队员。
出于对儿童的关心和爱护，老胡忍不住对孟大汉发话：“你这两个儿子这么乖的，就让他们在家玩罢，何必拖出来受这份罪啊！”孟大汉回道：“老胡哥，你不知道，这两个娃儿丢在家里无人照管，他妈在做临时工，单位上不允许带小孩，我家里没有多的人，两个半大不小的孩子留在家里，我能放心吗？”经孟大汉这一解释，老胡“哦……哦”连声，也就不再多话了。
每逢星期五，戴有“帽子”的同行便显得格外紧张，总是匆匆忙忙地往回赶，因为每周星期五下午三至五点是“帽户”们的“政治学习”时间，他们必须准时赶回辖区派出所参加学习，不敢迟误。有时，他们当中有的人估计时间来不及了，便把装着货物的重车停靠在路边合适的地方，用铁链将车轮锁上，然后赶公共汽车去参加学习，待学习结束，再赶车回到原地将车上的货物拉往目的地。如此折腾下来，回到家里，已是心力交瘁，疲惫不堪了。故忍饥耐渴要算拉车人的第二大基本功。
每逢星期五这天，负重在道的老杨便要急着赶回去参加学习，他的女儿只好在路边苦苦地守望着自家的架车，一等便是几个小时，不知这位梳着长长的辨子，睁着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的姑娘心中究竟是何种滋味？

茶馆的关闭与“革命化”开张的折腾

陈宗华后来又去接下了很大一笔运输业务，业务内容不仅有拉砖，拉水泥，还有拉沙石和预制板。街道运输服务站同人之间有个约定俗成的规矩，即谁有业务谁就是大哥，相当于帮会的头目，拥有业务分配权，如遇业务量过大，本辖区人员不能如期完成，也可以请外辖区架车过来支援共同完成。反之，自己的活路不够干，也可单独或结伙到外辖区“搭班子”挣钱，故拉车除了下气力外，还需一定的社交活动能力和较好的人缘关系。
从少城出发到外东三砖厂或一砖厂去拉砖，路途遥远，放空路上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为了节省精力，在出城之后，同行间喜欢“打对”，即两车相连，一人拉，一人坐，这样便可轮换着休息。在三砖厂或一砖厂出砖，一般都在跳蹬河吃午饭，吃罢午饭，大家站立路边树荫下稍事休息便“拔营”上路。
茶馆是拉车人的天堂，尤其在暑天，拉车困乏了走进去沏上一碗盖碗茶，既能解渴消暑，又可打瞌睡，顺便也避开了烈日照射下沥青路面产生出的炎炎暑气。可惜我“入道”之初，正是文化大革命发高烧“破四旧”阶段，所有茶馆都被定性为“社会闲杂人员藏垢纳污之所，牛鬼蛇神避风港”，取缔了，往常热热闹闹高朋满座的一家家茶馆，全都关门闭户，门可罗雀了。
是年年底，关闭了将近半年的茶馆获准重新打开了。重新开张后的茶馆最大的变化就是，数张茶桌并在一起，茶客不论认识与不认识的，全都围桌而坐，大家面面相觑，极为别扭。每家茶馆专门配备了一台收音机，收音机每天从早到晚都是开到最大音量，震耳欲聋，令人头晕目眩，躁扰不安，即使两人对坐，亦无法交谈。再就是满堂贴满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小将和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统帅在一起的图片，再就是铺天盖地的毛主席语录。对于广大的拉车苦力来说，茶馆起死回生毕竟是一件天大的好事，坐在茶馆里歇气毕竟比坐街沿边强多了。这种“革命喝茶方式”大约维持了一年多的光景，不知不觉间便又恢复了原先的老样子，收音机亦不复聒噪人了。

一次难忘的掉队经历

经过一两年的摸、爬、滚、打，我对拉车这个行道由陌生而熟悉，终至升堂入室。由于认识的同行愈来愈多，业务空间亦相应拓宽，不局限于本辖区服务站的狭窄范围了。后来，我一直寄住在西郊营门口老家的几间草屋子里，这里清静宽敞，好停车，是一个很好的安身立命之所。
进了拉车门道之后，我偶尔也伙同朋友一起到外地做业务，最远的一次是到灌县去拉车，系好友余德治来相邀入伙的。本次业务的承头人为遂宁车帮（他们系农村外出搞副业的运输班子）陈大安、陈敬尧二叔伯昆仲，他们在灌县承揽了不少运输活儿，余同二陈是亲戚关系，故可放心去做而不用顾虑做了活路拿不到钱。出发那天，约定在西门花牌坊大茶铺集合，一行人马共计二十多部架车，浩浩荡荡向灌县方向进发。遂宁车帮的人员全部使用的是牛车，老余戏言道：“他们的云头比我们驾得高。“放空”到了郫县后，二陈安排到县郊的一处堆料场去装麦草，这里是灌县都江造纸厂设在郫县的一处收购点。
我从未拉过麦草，更无运“泡货”（“泡”读作“抛”，指体积大、比重小的货物）的经验，麻起胆子与别人一样的装法，收拾停当便躬着身子，右肩贴紧背带缓缓上路了。开始十多公里的路程，我虽觉得吃力还能勉强应付，过了安德铺便觉车上的货物越来越重，双腿愈来愈软，我虽然咬紧牙关使劲地拉，总觉得车轮不肯转动。
很快天就黑下来了，这时我已筋疲力尽，头昏眼花，马路上路断人稀，到处关门闭户的，偶尔有一辆汽车经过，随后便是死一般的寂静，我心里不禁发虚，默念道：今晚只有睡“马路旅馆”喂蚊子了。所有队友早就冲到前面去了，他们情况如何，现在走到何村何店？我一概不知。我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我真想弃车而逃，回成都另谋生路，从此同这个非我所宜的行道说“再见”。我瘫坐马路边，握着浸透了自己血汗的车把，到底横不下这条心来，何况这是自己的“命根子”，咋敢抛弃呢？
我重新鼓起勇气，一步一步艰难地向前挪动着，我越来越觉得困乏，饥肠辘辘，虚汗直冒，每向前挪动一段距离，就歇息一会儿，俯身捧路边小沟里的水解渴。在困苦万状的境况中，突然听见了一个熟悉的声音在叫我，这个声音回荡在黑暗的夜空，像是在为人喊魂，这声音如像给落水者抛来了救生圈，令我喜出望外，无言以表。原来老余见我久等不至，担心我掉在后面出了什么事，心里不踏实，便一路找过来了。老余取代我拉了“中杠”，他让我在后面掀起走。老余告诉我，他和众伙计天刚黑就到达崇义铺了，大家早就吃过饭喝过茶各自归寝了。边走边摆，老余道：“成都往灌县走，全是上脚路，‘步步紧’，你的‘工龄’不长，加上拉的是‘泡货’当然恼火啰！”老余接着说：“你既然拉不动，为何不把车上的麦草掀两坨下去，不就松活多了吗？”我答：“我咋个敢那样做呢？我连想都没有那样想过。”
老余嘿嘿地笑道：“你太老实了，麦草掀下去没得那个找你‘赔档’的（地方土话即赔偿损失意），天亮就有人来捡，贫下中农拿去盖房子好得很，你等于在做好事哩！”我答：“早知如此，我不如将麦草全部掀掉，拉空车子免得掉队，我挣这点运费真是得不偿失啊！”
在余德治的“接引”下，我终于抵达古镇崇义铺。我早已困极了，饿过了，待歇下来后始重新感到饥饿的滋味。夜已深了，万籁俱寂，老余去找到旅店负责人，说了一大堆好话，才由负责人以私人名义拿出一把挂面，调料只有盐巴和干海椒面，但我敢保证，这是我平生所食最美最香的一顿面条。

跟二陈兄弟到灌县做业务

我们这支杂牌人力畜力混合车队抵达灌县后，二陈弟兄召集全体人员开了一个茶铺会议，陈敬尧首先发言，他说：“大家既然走到一起来了，就是一家人，目标只有一个——‘吃钱’，业务有的是，大家不用操心，只管安心做就是，我老陈有饭吃，同志们都有饭吃，但是千万要注意安全，倘若出了事故伤着人就不好说了……”他的哥老倌陈大安补充道：“古言说得好，和气生财，出门人求财不求祸，团结至关重要，据我所知，好多‘车帮’都是‘扯内皮’自己闹垮杆的，我们好不容易在成都站稳脚，现在又到灌县来‘找吃’，只要弟兄们同心协力，我老陈两弟兄管保大家‘空手出门，抱财归家’。”
二陈弟兄的“施政演讲”赢得全体与会人员的赞赏和拥护，只差没有热烈鼓掌了。二陈的家乡“子弟兵”纷纷表态：“哥老倌放心！我们这里头没有扯五扯六、过桥抽板的人……”“这方面的问题哥老倌不用操心，两位哥老倌宽心去多联系点业务才是真的！”会开完了，二陈弟兄又招待大家去吃酒。酒足饭饱之后，我对余德治说：“二陈兄弟够义气的了。”余道：“羊毛出在羊身上，将来你当了‘车老板’，还不是一样的操法。”
次日，二陈兄弟安排人力架车组员去帮一个学校搬家。这是个难得遇上的松活活路，拉的东西全是桌椅床铺和一些杂物，尽车子装满，也远远不够“吨位”。比我年龄大几岁的那两个小伙子满不在乎地说：“我背带都不用就把这个钱吃下来了……”这两个小伙子喜欢唱歌，在“返空”路上一直哼哼唱唱的，似乎是天生的乐天派，完全忘记了自己正扮演着“苦力”的角色，他们身上揣着一本在当时被视作禁书的《外国名歌200首》，他俩视同珍宝，不肯轻易示人。
活路做完，运费很快就到手了，每车十元，二陈兄弟抽二元，拉车人净得八元，这比起街道服务站啥都不管却要硬抽百分之三十强多了。午后在南桥河边茶馆喝茶，我对老余直抒胸臆道：“难得二陈昆仲如此仁义，拉车子就图个‘撇脱’（地方土话即“干脆”意）痛快！我很乐意同他们打堆……”老余边抽烟边呵呵地笑道：“你总是把事情想得那么天真，‘散眼子’的东西哪有啥子规律呢？说聚就聚，说散就散，我劝你不要想那么远，遇事现实一点好些。”也许，年龄的差距始终决定着人生思想认识上的差距罢。
我们下一步的任务是到金马乡的一家砖厂去拉砖，这家砖厂的位置在金马乡和胥家乡之间的一处山坡上，自从开始拉车以来，我尚未经历过这么长的陡坡，老余同另外几个壮年汉子见我和那俩个小伙子一齐露出惊诧畏缩的表情，便大声鼓励道：“小伙子家，虚啥子火，比这个陡的坡都要‘拿’上去呢。”
接着我们便分成三人一组，“打对”把空车子拉上山坡去。晚上大家便在砖厂的空礼堂内“打地铺”，床垫系就地取材，用遮砖坯的草垫子铺上就是。次日在砖厂伙食团吃过早饭便开始装车，装毕启行。下陡坡的阵仗真够惊心动魄的了，须五六个人齐心协力才能将装上货物的重车平稳放到坡底，老余等人考虑到青年人经验不足，于是下坡一律由他们掌握“中杠”，“中杠”左右各一壮汉为之辅佐，另由二人分左右用绊绳拽住车架作后拖状，我和另外两个小伙子则轮换匍匐着身体将双脚踩在车架后端，“中杠”不时发出“咳哟！注意到，咳哟！下坡啰！咳哟！少来，咳哟！慢点……”众人便和着他那低沉浑厚的号子声，一步一步地将一辆辆重车艰难地往下移动着，“中杠”还有意将车把拨动作“之”字状下移，据说，这样可减缓重车下坡的冲力。待所有的架车都“打对”下到坡底之后，大家便长吁一口气，喘息片刻，拔腿上路……回望这个令人生畏的黄泥陡坡，我真有闯过一道“鬼门关”之感！
二陈的另一支以畜力运输为主的人马在蒲阳方向承运沙石业务，很难同我们这边的人打照面。余德治私下对我说：“拉沙石是‘保肋肉’搞头大，拉砖是‘啃骨头’没得多大的取头，现在业务紧俏，只有将就做一段时间再说。”
在空闲时候，老余很喜欢同我摆龙门阵，他摆他在新疆工作时的传奇经历和人生感受，他摆他差点变成维吾尔人家的女婿，他更喜欢摆外国电影尤其是印度电影，他认为印度电影艺术性最高最真实感人，老余的这些精彩龙门阵对于我们几个除了拉车便没有任何出路的年青人来说，犹如望梅止渴。老余随身带来一本《红与黑》，只要听不见老余的声音时，他就一定正在聚精会神地翻阅着此书。老余还告诉我，他家里有几箩筐书，他说那些书全是文革初期他帮一所中学运货时偷来的，而这些书又全是红卫兵从黑五类家中查抄的，他最后说，我知道你喜欢书，这样吧，等这批业务结束后，你到我家来随便挑选，我一文不取，送给你。

连夜逃避对“地下黑运输”的打击

光阴荏苒，我们搭班到灌县拉车不觉一月有余，老余和别的几位朋友在此间都曾回过成都。有一天正值下雨不能出车，我便趁此机会回成都耽搁了两天。当我重新返回灌县时，我无论如何也没有料到仅仅两天的时间，事情陡然生变。
我刚走出车站大门，对门茶馆内忽然跳出一个人招呼我过去，我一看正是老余，当时我很诧异便想问个明白，老余示意进茶馆坐下慢慢说，老余告诉我，二陈弟兄此次拖班子在灌县揽业务惹下大祸了，当地运输社认为端了他们的饭碗，由嫉生恨，便检举到县交管部门，说我们是“地下黑运输”，应予取缔。由于有当地熟人通风报信，二陈弟兄传话叫大家火速撤退，各自回家，下一步在成都会面。老余说，二陈弟兄带起他的牛车班子走蒲阳取道彭县转回成都去了，有几个伙计因为拉货不知情来不及逃跑，当天连人带车被扣押进去了。我问老余我们那几个成都伙计情况如何呢？老余说：“早就跑了，二陈弟兄话一带到，我们就把已经装上车的砖马上卸下来，他们全部走金马方向转回成都，现在恐怕早已到家了。我把我们二人的车子寄放在胥家乡的一个农村院子里，等你来了后，我们好一路走。”
老余告诉我：“前面不远处路边摆了两把藤椅，坐在一起抽烟摆龙门阵那两个老几就是专门出来‘指人’的。”我问“‘指’谁？”老余道：“就‘指’你我俩个，不过，我们打着空手走他眼皮下经过也不虚他。”老余还补充了一句“活龙难斗地头蛇，我们当然只有走，熟人过话叫我当心点，这几天，运输社的头头儿们会同交管部门的人在各个路口子都布了点，声称要把成都来的‘黑运输班子’一网打尽。”老余最后从牙缝里挤出三个字：“黑暗，烫！”
我们赶往胥家乡农家院子取了架车，不紧不徐地往金马方向而去……当我们南辕北辙经胥家、金马重新转回成灌路时天已经黑了，这一折腾，多转了好几十里路。我和老余决定连夜赶回成都，便在一家馆子随便吃了点东西，老余又去买了一包干饼子，我们将水壶灌满了水，拉起空车子朝回家的路上走去。开始那一两个小时，我们边走边摆龙门阵，后来便都不吱声了，两手扶着车把，一双腿机械地移动着，越走越觉得身子沉重，两腿木硬，巴不得一头倒下便睡。马路上既不逢人也不逢车，夜，静极了，除了风声和偶尔传来的犬吠声，静得连自己的呼吸声都听得清清楚楚。我们都没有戴表，也不知道时间，只管低头朝前走就是。我们像幽冥世界的游魂在漫无边际的旷野里游荡，不知何日是了。
后来老余发话了：“喂！小殷，路还远，我们换着睡觉罢。”于是，我们动手将两车相连，用绳捆上，他坚持要我先“入寝”，谁知我躺在架车上根本睡不着，连迷迷糊糊的感觉都没有，我觉得躺在架车上睡觉比拉着架车走还要难受。走了一程，换上老余去睡，我反倒释然了。老余登上“卧铺车”后，一会儿便打起呼噜来了。
昏昏沉沉间，前面出现了房屋和灯光，原来，我们已经走拢郫县了。老余这时也醒来了，他提议休息一会儿“打个尖”（地方土话即非正式吃饭时间少量吃点东西充饥之意）再走。我将架车停在一盏路灯下，路灯惨白暗淡，不见一个人影，我们在街沿边席地而坐，老余拿出干饼子，我勉强吃了两个，就再也不想吃了，我虽然将饼子咽下肚去了，却不知道是何滋味，此时此境，我深深体悟到，除了饥饿，疲劳应该算做人生最痛苦的事情了，难怪古人将“劳不得息”称为人生三大苦境之一。小憩之后，我们继续低头赶路，大约又走了一个多小时，我们同时感觉有些凉意了，老余说：“在翻四更了，把这会儿熬过去，就来精神了。”又走了一程，耳畔传来淙淙水声，我们便停车浣洗，伸腰舒腿，顿觉清爽许多了。
再走一程，前面又出现了房屋和灯光，马路上也开始热闹起来了，汽车喇叭声和拖拉机发出的噪声划破了夜空的寂静，进城拉尿水的农民和骑自行车上班的工人纷纷朝城里涌去。天终于大亮了，我和老余走了一个通夜，拖着疲惫的身躯走进了成都地界。临分手时，老余深有感触地说：“远走不如近爬，吃回亏，讨回乖，今后我们还是在‘九里三分’以内的地盘上操吧。”老余把剩下的四个干饼子分两个给我，我推辞不要，他神情严肃地说：“你非要不可，这是我们友谊的见证。” 老余约请改日喝茶，以便讨论下一步的业务问题。

老彭与他“麾下”的拉车人

彭体乾是西门一带街道人力车帮德高望重的人物，他年近六旬，全家无业，依靠拉车为生，他的两个儿女是他的好帮手。老彭为人精明能干且重然诺，他善找业务，有十余部架车长年团结在他的周围同他一道“打伙求财”。老彭家住窄巷子，他在旧时代当过袍哥的管事，在新疆过了整整二十年的流放生涯，刑满归家后仍戴着坏分子帽子。老彭是斌升街辖区街道运输服务站成员，他拉车虽然以“打野”为主，但他每月都要回服务站开上一定数额的票据，以作应付之计。老彭爱说：“不给他几爷子缴点上去，你莫想过太平日子”。老彭有两部架车，一部是牛车，一部是人力车，他是那时城里面少有的“牛车户”。牛车由他年仅十三四岁的小儿子驾驭，人车由他亲自拉，他十五岁的女儿帮他拉“飞娃”，女儿有时缺勤，老彭就少拉点。对于老彭家的高收入，旁人甚为眼红，谓他家表面看上去破破烂烂的，其实是“螺蛳有肉在心头”，阴到吃得好。老彭有时也要回敬对方几句：“这么下贱的活路，‘卖砣砣肉’挣两个养命钱，‘唐家寺的伞’你也来‘试一把’嘛！”
老彭麾下的主要成员有家住同仁路的郑大爷，所有成员数他年龄最长，年过“古稀”了，郑大爷的幺儿长得莽乎乎的，已满十六岁了，没有读书，长年协助老父拉车。郑大爷也是“管制分子”，说来离奇，他被判管制仅是为倒卖三斤搭伙证、八斤小菜引起的，这哪能构成犯罪事实呢？郑大爷自己作了诠释：“因为我在旧社会跑过‘单帮’，走过云、贵，参加过袍哥组织，有历史问题，不管制我，管制谁呢？我到‘当毬疼’，泥巴都壅拢嘴皮了，只是连累了儿女，害得他们头都抬不起。”说罢摇头唏嘘不已。
年近六旬的方大汉也是老彭麾下的一员大将。方大汉是一位单身汉兼“包包户”，他长年以鸡毛店为家，后来老彭替他在西门犀角河附近农村租赁了一间茅草屋，他才算有了一处固定栖所。
老彭的成员还有在西门住的万大娘，因形体较胖，人称“胖妈”。胖妈全靠他十二岁的儿子和十三岁的侄儿辅助她拉车，在装卸货物之际，倘遇他们不能胜任的笨重物品，同道们往往会引手相援的。胖妈的丈夫是一位老工人，他也经常在下班后赶车来接应老妻少子爱侄，场面亦颇感人！架车是这一家子的生产工具和命根子，但苦于车子无处寄放，他们的住处亦窄得可怜，于是，他们只好将其放置街边屋檐下，为防被盗，他家将门边墙脚处钻了一个孔，仅容得下一根粗铁链伸进伸出，晚上关门入睡前，他家便把临街那只车轮卸下，这车便成了独轮车，里边那只车轮连同车架便用铁链套牢于屋内上锁，次日出车又把车轮安上，多年如此，不胜其烦，这真叫没得办法的办法。我每天经过胖妈家都要见到这道景观。它在我眼中至少保留了十年之久，直到胖妈的小儿子及侄儿长大成人并有幸参加了工作，她本人亦因年老“退役”，这道景观才在不经意间消失了。
杜麻子是北巷子辖区服务站的成员，但他难得同本辖区的人一起拉车，他一直死贴彭体乾做业务。杜麻子个头矮小，为人勤谨，据他说，他是个差点被戴上帽子的人，他解放前是开酱园铺的，饶有家产，后来评成份定为“工商业主”，杜麻子说：“还差半篾片我就要变成‘资本家’了，要是变成‘资本家’我老杜的日子就更不好过了……”杜麻子也是全家无业，经济来源全靠拉车，他有两部架车，他的两个儿子和一个侄儿随他拉车。杜麻子的侄儿有十八九岁，身体长得很结实，他的大儿子有十四五岁，大儿子同侄儿拉一辆车子，老杜本人则同小儿子拉一辆车子，他的小儿子稚气未脱，只有十一二岁，一家仨爷子虽然辛苦，收入却是可观。为了活命，杜家几弟兄的美好童年及花季年华全都被淹没在马路上的滚滚流尘之中……
刘成龙是彭体乾的老友，他在旧社会当过保长，参加过袍哥组织，解放后在新疆劳改十四年，他同老彭话旧时爱说：“我比哥老倌先‘脱手’，哥老倌在北疆，我在南疆，我们还隔‘一帽子’远，唉！回到成都也是‘和尚的脑壳——没发（法）’，只有拿这砣肉去夯了。”老刘初来报道那天就是拉运沙石，方大汉对他说：“刘大爷，活路‘烫’喔，你咋不把老孃儿喊来帮忙呢？”谁知这一问竟使老刘眼睛发红，说话的声音也哽咽起来了：“我的老孃儿来不成了……我们离婚了……”方大汉一边铲沙一边答话：“唉！老朋友何必呢？老夫老妻的，几十年都过去了，离啥子婚嘛，何况现在管得严，不好离婚呢！”老刘惨然一笑，回道：“不是那个意思，我老孃儿去年就死了。”老方恍然大悟道：“哦！你们是这样离的婚嗦。”“你老孃儿是咋个死的呢？”方问。“她本来就有胃病，又爱怄气，这几年跟着我拉车子，饥饱不匀，经常吃些生冷东西，后来随时喊胃痛支持不住，我就没有让她拉车了，去年去医院检查，结果是晚期胃癌，不到一个月就死了。唉！死了也好，免得遭罪。”刘答道。老方回道：“人死如灯灭，彻底解脱了……”说罢低头铲沙，不再言语。
陈宗华先于我投奔到老彭麾下。这时，老陈已经鸟枪换炮，拥有两部架车和一条牛了。由于拉车能多挣钱，他老婆也不想在乡下挣“大寨式工分”而进城帮男人拉起了牛车，老陈仍拉人力车。他们的大娃儿交给乡下外婆带，小女儿才3岁，丢在家里没人管，他们只好将其放置在一个装沙石的竹筐内，每天跟着大人走，小孩好像也很懂事，从不哭闹。有时，同行开玩笑对老陈夫妇道：“你娃娃上的是‘架车幼儿园’啊！”陈妻答道：“她都算好的罗！比农村的小娃娃幸福多了，像我们生产队那些小娃娃，大人下田做活路去了，丢在家里边没人照管，满田坎乱爬，万一滚到水沟头茅坑头淹死还不就算毬罗……我们这个娃娃 好歹有两个大人照看着嘛，”听了这话，大家都夸老陈的婆娘会想。她便回道：“是嘛，不会想你又能啷个呢？总不会端一厢豆腐去碰死嘛。”
我从灌县返家不久即投到彭体乾麾下效力，彭也乐意接纳我这名新队员。彭体乾是很有生意头脑的人，虽说是下苦力挣钱，他却处处都要打算盘，他做业务一贯坚持几拉几不拉原则。哪几拉呢？即：人要信得过，拉了拿得到钱可拉，业务划算又有“走展”的可拉，业务稳定、路线好可拉。哪几不拉呢？人品不好，五马六盗，肠子上都长着牙齿的人的业务不拉，路况太坏，“天晴一把刀，下雨一包糟”的路线不拉，因为这种线路既坏车子又累人，吃力不讨好，甲方不会怜悯而多给一分钱的。再就是“长、大、笨、甩”的笨重货物，如原木、钢材、预制板、硅酸盐砖、石条、水泥电杆之类不拉，再就是危险品不拉，如硫酸、盐酸等。老彭亲眼见过架车拉硫酸伤人致死事件，那种惨烈场面令他心有余悸！以上数端可见老彭为人处世的精明之处。老彭主攻承运沙石的业务，他认为拉沙石既划算又比较安全，装卸也较容易，体力弱一点的人也能胜任，不像拉大件那样，装卸时必须用肩头去抬，体力弱者便吃不消。
老彭既和一些单位上的采购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又同农村搞副业打沙石卖的伙计保持着联系，他既要帮助这些伙计运输沙石又要顺带帮助他们推销沙石，一切按规矩办事，凡属老彭推销的沙石，卖沙石的伙计得另外向他付酬，老彭要求甲方在付货款转账时，顺便将运费一并汇到乙方账号上。乙方收到汇款后，很快便将运费送达他手，老彭说：“推车抬轿，搁到就要，我们这帮伙计全都等着米下锅哩！”对方忙说：“彭师，对的！这点大家都理解，理解……”
拉沙石用标准竹筐盛装，十筐为一立方米，一立方米计重为一点四九吨。体力强的可拉八筐甚至十筐，牛车则要拉十四五筐。经过一两年的磨炼，我也敢拉七筐沙石了，但我的体力最大极限只拉得动七百公斤，故拉沙石是相当划算的。
拉车最怕遇上阴雨绵绵的天气，尤其是数九寒天，走在水泥或沥青路面自不必说，倘若出货地点在乡间泥泞小道，那就苦不堪言了，拉车人的外衣被雨水打湿，内衣被汗水沾湿，停车吃饭或歇气时，北风吹过，通身冰凉，待卸完货辗转归家时，内衣早又被体温烘干了，下半身自然溅满了泥浆。我同彭体乾、郑大爷、方大汉等人拉沙石期间便屡经此境，终身难忘。雨天，从泥泞小道中将一辆一辆的重车“打对”掀上大路，更能体现拉车人坚忍不拔、团结一致的可贵精神。有时，车圈深陷于泥浆之中，光靠“拉”与“掀”还不行，还得用双手使劲“搬圈”配合才行，在这种情况下，众人总是身体力行，奋勇上前，绝无偷奸耍滑之辈混迹其间，这是一幅极其真实生动的命运搏击图，可与俄国著名画家列宾的《伏尔加河上的纤夫》比美，可惜没有丹青妙手将它定格在永恒的画面之中。

“尤收荒”和他手下一班人

西门一带街道人力车帮较有名气的人物还有尤收荒，其人在转行拉车之前已名声在外，收售古董字画、玉器、瓷器是他自幼学得的看家本领，他具有很高的鉴定水平，他因这套本领在五十年代赚了很大一笔钱，也因这套本领而两进班房。为避免再遭囹圄之灾，老尤不得不放下收荒担子而拉起了架车，他说：“这是鄙人最明智的选择，我若再出一回事，一家人就完了，我那一大群儿女即使不冻饿至死，也会成为流浪儿的，我婆娘病痛哀哀的哪有能力把他们供养成人？”
我认识此公时，他已年近知命了，他拖着一大群儿女，全家无业，依靠拉车维持生计。尤有两部架车，每天出车，父子数人摩拳擦掌一齐上阵，他同小儿子老五拉一部车子，小儿子年仅七八岁，大儿子（老大）和三儿子（老三）同拉一部车子，老大刚满过十七岁，老三刚满过十三岁，老二、老四因系千金而免去拉车之苦。老尤重女轻男，他说再苦也要让女孩子呆在家里，男娃子没来头，出来吃点苦受锻炼，才晓得艰难，免得到处去惹事生非。
老尤的“宅第”狭而且陋，颇不宜于洽谈业务和接待朋友，好在其宅址距北巷子街口的大西北茶馆较近，故大西北茶馆就成了老尤的办公场所，凡属有关拉车一应诸事均在这家茶馆内办理，茶馆服务员对于他这位地方闻人兼老主顾向来是恭而且敬的。尤收荒做业务以“吃得杂”出名，他的主义：“大批活路首先要接，铃铛马棒的活路如像拉炭灰、搬家一类的业务也要接，留待两不接靠之际抵个松紧，哪点不好呢？当年我老尤连死人都拉过，还要挣大钱呢……”
老尤为人的最大特点就是豁达通泰，他有一整套人生哲学，他说：“‘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拉车这个行道虽是下气力，但你要把它当生意做，你如果只晓得下蛮力，闷着脑壳拉，把屁股交给天，那你一辈子就只有过那种吃不饱饿不死的日子，未免就太窝囊了，所以说拉车子功夫在车外，关键在‘编业务’三个字上面，哪怕你力能扛鼎，拱得动一座山，又有多大的意思呢？”
尤收荒手下统领着十多部架车，“右派分子”苗眼镜、退职人员老丁，无业人员李兔肉、潘神经、张大姐、林木匠、李狗儿、邱捡漏、老女子，“撤管分子”裴老师等都是他这个“车帮”的主要成员。
尤收荒手下人马文化水平最高的要数苗眼镜和裴老师。苗眼镜温文尔雅，面皮白皙，谈吐不俗，戴着“右派分子”帽子，他被开除公职遣送回川之前在宁夏某设计院当技术员；裴老师毕业于旧时代的中央大学，他解放前后都在银行供职，是一位不仅工作严谨，做人也很严谨的人。裴在五十年代因有历史问题被清洗出金融系统，后来便永远失去重操旧业的机会，他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加入了街道运输服务站，他一直戴着“坏分子”帽子。苗、裴二人成为下苦力的人力车夫，小而言之，是他们人生角色的错位，大而言之，则是时代的悲剧。
邱捡漏是一位泥瓦匠，他和林木匠都是手艺人，但是，处在“拿着手艺卖不脱”的时代，他们不得不放下手中的工具另谋生路了。尤收荒虽然家庭负担沉重，却豪侠仗义肯周济朋友，像林木匠、邱捡漏这样的无业者都是在揭不开锅盖的情况下，由他资助指引而“柳暗花明又一村”的。
老丁是属于同领导搞不好关系自己把工作耍脱那号人物，拉车已是他的人生极限，老丁谈吐也挺不错，他有一句名言：“我们虽然处于社会最底层，尽管有的人瞧不起我们，但是，我们懂得努力自爱，敝帚自珍。”
李兔肉是因为“投机倒把”而被关过几回的人了，他的名言“拉车子卖气力吃饭，再不会把哪个的抱鸡婆踩跛了罢？”
潘神经和李狗儿是唯一敢在办事处吊二话的人物，他二人都是城市贫民出身，又无任何把柄被办事处的人抓住，故办事处的人将他们奈何不得，在开票结账时从来不敢刁难他们，有时，明知道他们的“吨公里”开多了，也睁只眼闭只眼算了，而对于“帽户”来开票则是锱铢必较，严格照本本翻的。
张大姐是辖区上有名的困难户，她的男人没有正式工作且开过刀，肋巴骨都取了几匹，是个只剩半条命的人，这对苦命夫妻还要供养两个孩子读书。张大姐本人也是一副病兮兮的样子，怎么能够胜任拉车这个工作呢？幸亏尤收荒想方打条替张大姐物色了一位忠诚可靠的伙计来替她拉“飞娃”，总算帮助张大姐一家度过了难关。
老女子中等人材，是我所认识的尤收荒麾下的第二位女性人力车夫，她已经四十岁了，尚未“出阁”，有好心人劝她随便找个男人把家安了再说，她却说这又不是猪狗配窝，哪有那么好找的男人呢？有人劝她：“你现在倒跑得动跳得起，二天老了咋个办？万一有个病痛，谁来替你端汤送药？”她却没好气地回道：“想那么远干啥哟，到那天沟死沟埋，路死路埋，蛇死有人挑，人死有人埋，我才不去管那么多呢。”更多的人说她以前“太挑嘴”，选过时了，以至于蹊跷了青春，嫁不脱了。老女子高兴时也顺便解释几句：“哪是我太‘挑’了嘛，是现在的男人爱‘挑’，他们找婆娘首先要找‘自带饭票’的（文革流行语即有正式工作单位因而有固定收入），像我这种没得正式工作的女人，哪个愿接手呢？不过，也没得啥子了不起的，我早就习惯了，一个人过日子还安逸些，自由。”末了，旁人终归是旁人，老女子终归是老女子。老女子拉车遇上轻巧活路，她能胜任的便自己拉，遇上重活路吃不消，她就临时雇一位“飞娃”做帮手。不管怎样说，老女子仍是一位值得敬佩的坚强女性，可惜她的婚姻状况总是不遂人意，终至形单影只，老大徒伤悲。
到大西北茶馆去喝茶，会晤尤收荒和他麾下的这拨性情率真的苦力朋友，是我十分惬意和非常必须的事，我既能在这拨人身上感受到患难交情之可贵，更为他们冲刺人生逆境的无畏精神所感染同化……尤收荒的事迹虽然够不上著之竹帛，但他算得上是一位“社会大学”的导师，他在大西北茶馆里和烈日暴晒、风沙扑面的马路上主讲的是一门异常真实血泪交迸无比艰辛的人生逆境研修课程，他对学员有教无类，因材施教，谆谆期望所有的学员以优异的成绩早日肄业，这便是我对他难以忘怀的原因所在。

挣“恶钱”

1967年三洞桥修露天游泳池，需要从龙泉山上拉回一批石板以作修筑之用。老尤兴冲冲找到我说：“最近，我接了一笔拉石板的业务，是块‘肥肉’，提货单都拿到手了，我把甲方的‘屎尿攧干净’了的，我们去的时候要加收‘放空费’，大家如果乐意吃这个钱，就跟着老尤上山泉铺去吃水蜜桃罢。”对于这个既能挣钱又能上龙泉山观山望景的美差事，我哪有不去之理？
次日，老尤安排了八位他反复掂量过的伙计上路，出于安全考虑，老尤没有让他的几个儿子同行。大家一路有说有笑地望东而去，我们一行八人到龙泉驿街上吃过午饭后，选了一家茶铺拉伸喝茶。抵达山泉铺时，时间尚早，我们打听到石料场的位置后，便把车子拉到现场，老尤去办好提货手续后，沉吟片刻开口道：“趁时间还来得及，干脆大家把石板装上车，明早拉起就走。”众皆称善，一齐联手“打对”，不消片刻，八部车子都装好了。老尤对每部架车的绳子及捆扎状况一丝不苟地检查了一通，然后提高嗓门道：“走！‘未晚先投宿，鸡鸣早看天’，咱们先去把号写了，今晚好生醉一台。”
山泉铺街上只有唯一的一家鸡毛店，当晚也只有我们唯一的一拨旅客。同行八人中除了我不喝酒外，其余七位伙计均是“有酒万事足”的角色，老尤本人则是货真价实的“酒仙”，毫无疑问，他的业务十有九成是在酒席上“编”下来的。“酒仙”们众口一词地说道：“现在最要紧的问题是要打主意把酒‘编’到，没得酒就‘毬’了！” 馆子就在旅店隔壁，大家进去坐定之后，点的点菜，叫的叫酒，服务员走过来摇头道：“现在物资这么紧俏，哪来的酒哇？师傅们将就吃点饭菜算了罢。”听了这话，尤收荒、李兔肉、潘神经等齐嚷道：“不行啊，我们都是干重体力劳动的，没得酒咋个弄得好啊，你同志高矮要给我们想个办法才行呀！”
这时，店里的锅儿匠凑上前说道：“高粱酒肯定没搞，苕干酒还想得到办法，但是要跑点路，到大队小卖部去可能‘编’得到一点。”“对！苕干酒就苕干酒嘛，只要‘编’得到，就好得很口山！”众人齐嚷道。潘神经问锅儿匠道：“劳问师傅，大队小卖部有多远？”锅儿匠道：“远到不远，翻过对面那个梁子坡坡便是。”潘神经当即将一张十元大票子塞到锅儿匠手中道：“好歹麻烦师傅请店上的哪位大姐帮我们跑一趟。”他同时招呼李兔肉、邱捡漏将各自的军用水壶拿过来交给店家去灌酒，不到半小时，店上的女服务员便将酒打回来了。众酒仙大喜，连呼“有办法，拿酒杯来！”邱捡漏起身到锅儿匠面前招呼道：“师傅，你要把菜给我们弄巴适啊，我们可不是只来跑这一趟的哟。”锅儿匠朗声应道：“对！师傅放心，看我的！”
菜不断地端上桌，酒仙们不断地斟酒，尤收荒大声说：“小殷，你不喝酒，多吃点菜，不要停筷子啊，否则就吃亏了，哎！我们这个叫‘武辣找来和气用’，你不要那么讲礼，咱们来日方长……”当第二只水壶里的酒快要过半时，众人已经有点二麻二麻的了，老尤发话道：“这酒越喝越不对劲，我觉得是有点‘打脑壳’，杀喉咙，不大受吞了……”李狗儿脸红筋胀地回道：“尤大哥不要推杯啊，咱们好孬尽这一壶酒干！”邱捡漏道：“狗儿说得对，现在是啥子时候啊，我们有苕干酒喝就不错了，咋个能‘叫化子嫌稀饭馊’呢？来啊，老尤，干！”
这一台差点“泡汤”的苕干酒宴给死气沉沉的龙泉山小镇平添了许多生气，众人左脚敲右脚地回到旅店各自归寝。我躺在鸡毛店的铺板上，听着拉车伙计们如雷的鼾声，觉得他们的豪爽性格真有点像水泊梁山上的好汉似的。
次日起来，众人陆续踱进茶馆，四周鸟声不绝，尤收荒高兴地说：“哎！值得，跑了几十里路，在山泉铺欣赏鸟语花香，城里面啷个办得到呢？”人到齐了后，老尤郑重其事地向大家交待了几点注意事项，他说：“我们今天来这里吃的是一个‘恶钱’！大家都是有家有室的人，千万要注意人身安全，出不得事，出了事谁都担待不起，我老尤更要‘背过’了。走山路不比平地，我们是重车下山，全是下坡路，冲力很大，有惯性，只能拖起车子缓缓下坡，每个车子保持个三四十米的距离，前后互相照应到，总之，切记一个‘慢’字，平安下到山脚就对了。”老尤的讲话使我大为感动，一盘散沙自由组合的街道无业人员在关键时刻竟能表现出精诚团结的优良品质来！老尤最后叮嘱众人下山一律勿将背带挂在肩上，他说：“不挂背带有个好处，万一失手控制不住车子时，人可闪开，车子跩崖问题不大，只要没有整到人就是万幸！”大家都非常敬佩尤收荒的“大将风度”，对于业务，他不仅调度有方而且也高度重视安全，称得上是尽心尽力了。
临到启程时，老尤叮嘱大家各自检查一下绳子，看有否松动，他同时将每部架车扫视了一眼，然后说声：“要得，走！”大家遵照老尤吩咐，下山时将重车缓缓拖行，经过近二个小时的下山路程，大家终于平安到达山脚。老尤长长地吁了一口气道：“谢天谢地！我们到大面铺去吃午饭，继续前进罢……”
龙泉驿到大面镇约有十多华里的路程，中途除了几个缓坡需要“打对”外，便是一马平川的柏油路面了。我们在大面铺吃过午饭后尚有充足的时间喝茶休憩。
在茶馆里，老尤才讲起了真话，他说：“阿弥陀佛！大家平安到了这儿，我才敢摆老实龙门阵，我们这个活路确实很‘烫’，所以‘软火’的人就不敢喊他来。去年也是拉石板，青龙场运输社有个伙计就是在山泉铺附近连人带车跩下崖的，我来时之所以不敢说，一是怕说了不吉利，二是怕有的人听了有顾虑而打‘退堂鼓’，这批石料还要跑几趟才拉得完，大家要是有信心的话，明天上午九至十点钟仍然在大西北茶馆集合。”
老尤讲完后，大家争着发言，李狗儿道：“怕啥子哟，人死了鸡巴朝天，该在三更死，不会五更亡，狗儿愿去……”潘神经、李兔肉、邱捡漏齐说：“尤大哥，安逸！苕干酒过瘾，我们还要去……”在尤收荒的带领下，无组织无纪律的街道运输人员有组织有纪律地完成了这项艰巨的运输任务。

三个“右派”朋友一死一残

牛国雄是我所结识的街道车帮中最能吃苦耐劳、忍辱负重的一位朋友，他比我年长一倍多，他出生于官僚地主家庭，但他本人却参加过志愿军到过朝鲜，算得是革命军人，他转业后被分配到重庆工作，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连他自己都搞不清楚是怎样成为“右派分子”的。后来，他的公职也被搞掉了，便回成都拉车为生。
老牛有两位同他最合得来的老朋友，一位是白家塘辖区的寇眼镜，一位是与他同辖区的李老师。无独有偶，他的这两位老友也是“右派”且同他一样，走进拉车这个行道来了。李老师为人谨小慎微，终日惴惴不安，文革初期，他被抄家、批斗、游街，他觉得自己的脸皮被臊尽，活不下去了，于是，写下遗书一纸，准备一死了之。老牛知道后大吃一惊，力劝老友不可轻生，他对李老师说：“批斗游街有啥了不起，我一贯把它看成是‘演戏’，只不过你我演的是‘苦戏’而已，如今事情已经过去了，你何必那么‘著相’，老是丢不开呢？阵仗再凶，不过如此，总不会一年三百六十天，天天游街口山。我一个老光棍都不想死，你有婆娘有儿女，闹闹热热的一家人，咋个会去‘死’呢？好死不如歹活，你万万干不得，你若自己寻死，便要落得个‘畏罪自杀’的罪名，你婆娘儿子更受连累，你反而把他们害了……”
老牛苦口婆心，硬是将老李给感化了，李老师遂打消了轻生念头，天天同老牛一起做业务。老牛不断地开劝老李：“挣钱是对的，只要天天有钱‘进’自然是一种安慰！”
寇眼镜的性格同李老师恰恰相反，寇是一个把一切都看得无所谓的人，他有老婆，但是离了，他有儿女，但不认他，他说自己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我同他初次见面，他便直杠杠地告诉我：“小殷，你同我打交道，可要注意到啊，我是有‘帽子’的人哟……”我说：“寇老师，‘帽子’不‘帽子’我不管，我们打堆只说拉车子的事。”老寇听了这话赞叹不已，“对！小殷，你不捧红踏黑，难能可贵，我们好打交道……”
寇眼镜拉车远不如牛国雄勤奋，他是拉两天便要耍一天那种人，业务不合适，他宁肯在家清耍。他把金钱看得较淡，他说：“钱比命长，过得去就行了，以前‘跑西安’都没有找到钱，现在拉车子还能发财么？”他经常讥笑老朋友牛国雄是老驮牛，守财奴，是柳宗元笔下的那个“蝜蝂”。寇眼镜从来不去参加学习，他说：“我本来就不准备揭掉这顶帽子，去学习不是白耽搁时间了吗？”
寇眼镜也很擅长“编”业务，他的名言“天上的鹞子，地下的脚子，膏药一张，各人的熬炼。”老寇手上的业务，连拉砖、拉水泥都要“加泡”，他说：“要不然，这个车子有啥子拉头呢？”老寇讲话往往一语道破本质，他在家休息时，除了观书，便是收听敌台。偶尔，也有一两个女人上门找他，大约他自有能够吸引女人的地方罢。
寇眼镜戏称他和牛国雄、李老师是“三剑客”，到了1969年，李再度受冲击忧愤而死，寇眼镜又谑称：“这下子我和老牛只剩下‘双股剑’了。”寇之玩世不恭，富于幽默，可见一斑。
牛国雄初次同我打交道正是“清理阶级队伍”期间，他每天进出街区手臂上都要戴上白袖套，这是便于“革命群众”识别“阶级敌人”的标识。待装车上路时，老牛便把戴有白袖套的外衣裹上盛于竹筐内，但临到归家了，哪怕已经天黑，都必须将这戴有白袖套的外衣穿上，一连几个月皆是如此。老牛有一段自嘲自谑的话：“目前流行三种袖套，一种红袖套，那是民兵和专政人员戴的；一种白袖套，是给像我这样被专政的人员戴的；还有一种黑袖套乃是死了人的丧家戴的。”我甚为惊诧地对他说道：“牛师傅，运动这么‘烫’，你被整得这么凶，还有心思开玩笑么？”老牛苦笑道：“这有啥子喃，我们这种人早就痛木了，根本不晓得啥子叫痛了……”
话说回来，老牛的勤奋精神委实令人钦佩，他的日历上从来没有星期天，他是我认识的街道拉车人员中唯一的一个连“正月初一”都要出勤的人。他又是我所知道的街道拉车人员中唯一存款上了二万元的人，这个数字在彼时是天文数字。牛国雄悭吝也是出了名的，每天出车，他从不在馆子里吃饭，也不坐茶馆，他全是自己带饭，到时间用馆子里的热汤泡一下就吃，不花费一分钱，有时用茶馆的开水泡饭亦只花费二分钱而已，更多的时候，茶馆服务员怜惜他是拉车苦力而不收他的钱。牛国雄对同行的解释是：“馆子头的饭菜又‘敲棒棒’又不卫生，所以我不在馆子头吃饭。”
牛的身体素质极好，体力也属上等，他即使接受批斗或参加开会，一旦脱身，他仍要回家拉起空车，奋勇上路，而不愿意留下缺勤记录。拉着沉重货物在马路上艰难行进的牛国雄，真像一位立下弘愿、笃志力行的苦行僧。有一回我同老牛到二仙桥沙石站拉沙，我拉六筐，他拉十筐，中午在建设路馆子吃饭，我说：“今天只有我们两部车子，我们就一起吃顿饭罢……”老牛连连摆手说：“不用，不用，我是带了饭的呀！各人的生活习惯不同，你别那样客套，你吃你的，我泡点汤在外面吃就行了。”说罢，老牛便用馆子里的热汤将他饭盒内的冷饭冒了两下，然后舀了点酱油浇在饭上蹲在街沿边吃了起来，面对此情此景，我这顿饭真是难以下咽。
我曾经直言不讳地问他：“牛师傅，你挣那么多钱咋个不娶个老婆呢？”他答道：“给我提这个问的人不下‘两打’了，我还没得这个打算哩！以我这个条件，不可能去娶个有工作单位的女人，只有娶个‘二婚嫂’，当现成老汉儿，小殷，我这么辛苦挣的钱，你说我肯不肯干？”我说：“俗话说，‘天晴打个落雨铺，少年想个老来路’。你现在倒身强力壮，将来老了做不动了咋个办呢？”谁知老牛哈哈一笑道：“‘生无百年寿，常怀千岁忧！’想那么远干啥哟，你结了婚，把子女供大还不是要下农村，哪个又管得了你呢？”老牛的人生观如此，谁也劝不进去。
老牛后来去联系到一笔油水挺大的业务——拉硫酸，这是一个一般人不愿染指或浅尝辄止的危险活路，其最大的诱惑便是划得着，运费一车按二车算还要外加放空费。拉硫酸的交货地点在外南一家电镀厂，而提货点则在远郊龙潭寺附近的一家仓库。那时，硫酸系用瓦坛盛装，瓦坛外面辅以木条包装。这条线路路途遥远，仅放空便要走两三个小时，一天完成须两头摸黑，没有顽强的意志和足够的体力是不敢问津的。牛国雄承接了这个业务后，完成得相当出色，甲方也很信任他并给他提供了一些必要的劳保用具，如胶围腰、胶手套，胶统靴等。老牛也很把细，特意随车携带了两根撑棒，以备停车歇气时作支撑重车之用。拉了一年多的硫酸，老牛挣了很多的钱，他认为这个活儿固然危险，但是只要随时留心，问题似乎也不大。
老牛做梦也没想到，在一次拉硫酸的过程中，竟然失手酿成事故，险些收了他的命。那天他照常拉着装满硫酸的重车行进在牛龙公路上，在翻越一道铁路埂子时，架车经过一阵猛烈颠簸，右边那根车架突然断裂，硫酸泼了一地，冒出刺鼻的气味和一阵烟雾，事起仓猝之间，老牛避让不及，腿部和身上溅满了硫酸，出于求生本能，他大声呼救，守铁道的工人师傅急忙端来清水向他身上泼去，但已经晚了，他的腿部、手臂及肘部均已严重烧伤，惨不忍睹。原来，老牛虽然细心，但却忽略了硫酸是腐蚀性很强的化学液体，他的架车车架经过长时间的硫酸侵蚀，早已腐朽，遇上猝力作用，便容易折断。救护车将他送往医院疗治，厂方另派车将余下的硫酸运走。厂方承担了全部医药费，虽然老牛不是该厂正式职工，但厂方本着人道主义精神，还是补贴了他一千多元钱，这在当时，已是颇不容易的事情了。
老牛经此重创，身体几近残废，也就丧失拉车的能力了。他的老友寇眼镜对此不胜感叹：“唉！‘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是祸躲不脱啊！”老牛随后便到贵阳投奔他兄弟去了，我便再也没有见到过他了。

拉车历史最长的宋、蒋二位老搭档

在那些年代，架车搬运麦草，算得上成都街头一道抢眼的风景线。那时，外东牛市口、沙河、新南门致民路、北门梁家巷等大型国营造纸厂分别在四周郊县设立了若干个麦草收购点，各收购点雇请当地熟练农民工用叫作“元丝”的细铁丝或篾片将零散麦草捆扎成一百公斤左右的大捆子，然后由人力或畜力车运到厂里去作造纸原料。拉麦草的业务一年四季都有，但因它是“泡货”体积大，运输和装卸都较困难，故城内街道运输人员倘非“饭逼慌了”，是不大愿意长途跋涉去吃这个苦的。
宋大川和蒋瞎瞎是市区居民，二人均无工作单位，他们拉车的历史最长，从旧社会拉到了新社会。据宋、蒋二人介绍，旧时，他们拉大板车，最远到过陕西的宁强、汉中一带，川陕路上镶满了他们的脚印。宋、蒋二人只拉麦草，不拉其它业务，他们认为，拉麦草拉顺了，拿钱较方便，开农村副业票甲方也认，末了，只给农村方面付5%的手续费即可。
宋、蒋是一对好搭档，长年生死走在一路，他们各聘了一位好帮手拉“飞娃”，老宋的帮手叫李娃，老蒋的帮手叫许苕娃，二位帮手均是中江、金堂一带的青年农民。我认识宋、蒋二公时，他们都是五十好几的人了，但是他们身体硬朗，干起活路，生龙活虎一般，同行中无人能及，真是天生的劳动好手。从土桥大队麦草场启运至牛市口纸厂，我和有的体力差的同行要两天才能跑一趟，体力好点的，一般也是三天跑两趟，只有宋、蒋二人靠得住一天跑一趟，而且他们所拉吨位比别人多得多，一车要当别人两车甚至两车多。“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宋、蒋二人的架车比一般人的车子足足要长一米多，连用的绳子都很讲究，他们装车的经验丰富，本力甚足，加上两个好帮手的有效配合，“打对”装车，最多一个多钟头便将两部车子一齐装好，一声“嗬咳！”便大步流星地上路了，往往是宋、蒋二公在人民南路吟啸楼茶馆把茶都喝白了，与我相类的同行还在土桥“打对”装车，原地踏步走。
宋、蒋二人极重视收拾车子，每次装车，务求工整，这样不仅能够多装，样式也很美观，宋、蒋装车喜欢在架车麦草第二层顶部首尾各紧贴一捆麦草，用细绳收紧，车前如凉棚，车后如凤尾，这样货物的长度便超过了车身，此举不只是为了好看，行车时更具有“杀路”（拉车行话即跑得快之意）的作用，这是蒋宋二人的绝活，同行虽欲效法，由于力差一等，技逊一筹，始终达不到他们那种装车水平。宋、蒋二人的麦草车行进在马路上，连普通居民都要啧啧称赞，说这两部拉麦草的架车活像两只旱地龙船一样。

戴扯火的“拖赖哲学”

同宋、蒋二人的精湛装车技艺相反，拉麦草队伍中有一位绰号叫戴扯火的汉子的装车技术要算倒数第一名，戴扯火最不喜欢拉麦草，但在饥不择食的情况下，不得不将就一下了。戴不大注重收拾车子，也舍不得投资改良工具，“管它的哟，将就用，赖到多久算多久……”是他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他的架车要算所有运麦草队伍中最孬的一部，连他用的绳子都是最孬的，捆麦草的绳子最忌讳打疙瘩，而他用的绳子偏是找不出一根不打结的，同行劝他换得新的了，他却道：“将就用，人都要穿补疤衣裳哩……”老戴的架车车身短戮戮的，车把一边高一边低，被同行讥为“指天恨地”，有同行劝他说：“你换一副车架罢，免得人吃亏，手手儿一边高一边低咋个拉嘛？”老戴仍是不以为然地答道：“管他的哟，我习惯了，一只手握着，一只手靠着，还安逸，东西用久了就有感情，大家都喊换，我还舍不等换哩。”同这样一位“达人”共事，真还别有一番情趣呢。
戴扯火的“拖赖哲学”也有不管用的时候，有一回，老戴拉着他这部“五劳七伤”的架车走到八宝街口拐弯处，他的架车车身突然向右一歪，“半身不遂”斜躺在马路上不能动弹了，拉车界最为忌讳的“垮圈”事故在老戴身上发生了，他的车圈早不垮，迟不垮，偏偏垮在岗警台旁边，戴扯火左肋被猛击了一下，痛得钻心，他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早已忘记了痛。警察走过来看着他这副样子又好气又好笑，警察发话道：“喂！老哥，你是咋个搞起的嘛！咋个拉‘带病车’上路呢？这个事情你看咋个弄呢？这里是交通要道，你二霸栏干地给我摆起咋个要得喃……”戴扯火捂着肋部回道：“唉！警察，我又不是故意的，只有想办法嘛，”戴扯火接着说：“警察，我只有暂时把车子丢在这儿，我赶公共汽车去喊人来把麦草转走。”警察只好默许了。
戴扯火并没有赶公共汽车，他沿着拉麦草的路线走去，他希望碰上放空返回的架车替他解围。戴扯火一直走到水碾河才碰见我和另一位拉麦草的小伙子正放空返回，他喜出望外地拦住我们诉清原委。于是，我们一同来到肇事地点，将他车上的麦草转装到小伙子的车上，老戴的烂车子则由我拉送到他的“尊府”去进行“大修”不提。
拉麦草的队伍时有增减，不绝于道……但自从发生“垮圈”事故以后，便再也没有见到戴扯火的身影了，对于他的出处，同行们作出两种分析：一是他把拉麦草这个活路怄伤了，从此一刀两断；二是可能另外找到好业务，“单操”去了。

川戏票友邱胡子

离东风大桥不远处的那家大茶铺是麦草大军休憩集合的最佳场所，这家茶铺相当宽敞，暑天凉快，门口也好停车。下午两三点钟，拉麦草的人陆续聚齐了，大家围坐于一张或几张茶桌上，一个二个肤色黝黑，袒胸露背，像是正在举行一场赤膊会议。参会者勿论少长，右肩胸背上均有一道二指宽的背带印记，再就是满脸满身被麦草划破的道道血痕。遇上雷鸣电闪、暴雨倾盆的天气，拉运麦草的伙计无不欢呼雀跃，齐呼：“天助我也！”因为一场暴雨过后，车上的麦草又能增加一、两百公斤的重量，无异上天恩赐了两顿回锅肉。
运麦草的架车队伍中，有一位绰号邱胡子的长者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邱胡子是南门浆洗街人氏，据传他是耍公子出身，喜欢唱川戏，是位铁杆票友，他对剧目研究之深，对角色了解之透，讲起戏来头头是道如数家珍，令你不得不深表佩服。他一旦谈高兴了，往往忘记装着货物的架车还停在半路上，他的老伴便要提醒他道：“走得了，还有那么远的路程，你老爱说戏，我们自己才在演戏呢……”不知怎的，他竟也落到拉车行道中来了，而且，一拉就是十多年。
邱胡子的老伴比他小十多岁，患有慢性气管炎，拉车时，经常咳咳耸耸的。他们有个儿子在工厂当学徒工，还有个女儿在读小学，俩老出外拉车，女儿在家一切自理。有同行同邱胡子话家常，宽慰他道：“老邱啊，你有一儿一女，福气好啊！再苦几年，就该享福了……”
老邱两眼一眨，脸上露出非常勉强的笑容回道：“‘浮气好——水打棒’（地方土话意即淹死的浮尸）。”说罢，他便长声吆吆地用川剧老生腔调哼唱起来：“这上坡路噻……还够得挣啊……”闻者每每为之动容。
同邱胡子打堆时，我的拉麦草业务已转移到青白江大同镇至梁家巷纸厂一线，两天跑一趟，但须抓紧时间才行。我同老邱言语投机，放空返回时总喜欢走在一路，他的旧龙门阵特别多，让我增长了不少见识。我们放空返程有时宿新都，有时宿唐家寺。那时，物资供应紧张，终日劳累奔波的苦力想坐下来“喝二两”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事。自称“杜康弟子”的老邱言及于此，感慨万分，情不自禁地哼唱起一段又一段的川戏以排遣心中的郁闷。
邱胡子的老伴卸完货后便回家料理一番，她于次日又从成都赶公共汽车到大同镇接应老邱。专拉麦草的老宋和老蒋亦复如是。邱胡子在长途跋涉的间歇，喜欢哼唱几句川剧解闷，记得他最爱哼唱的段子是“想当初，在楚国八抬八座，到如今，只落得，肩挑背磨……”音调苍凉老到，字正腔圆，颇有借古人以自况的味儿。每当这时，同行便又大声招呼他道：“邱胡子，唱啥子戏啊，快走，路还远哩……”老邱点头称是，但口中仍要续上“朝前走，要过关，关津渡口有人盘……”的唱段，邱胡子唱完这一段川戏后，便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手握车把，肩挎背带，耸动佝偻状的身子，艰难而又努力地体味着自己的人生。

再次陷入破产失业境地

乌飞兔走，日月如梭，在经历了将近三年的拉车生涯之后，我听从道友陈宗华的建议，并经他牵线搭桥花了一百五十元从彭县关口公社社员袁牛儿手中买下一条牛，从此，我便升级成为畜力车车夫。牛车运输使经济效益大增，也减轻了我的劳动强度，但也给人带来不少的麻烦，诸如每天须为牛准备饲料，打扫卫生，须定时将牛牵出去钉脚掌等，倘若牛生病了，还须延请兽医上门诊治，故陈宗华说：“要想畜牲钱，跟着畜牲绵。”我发誓要将这条牛喂养得膘肥体壮，好让它不断地为我创造财富，我更做起了成家立业的美梦……
哪知好花易谢，好梦易醒，一场“坚决打击地下黑包工，黑运输，非法黑劳动”的运动使我近三年的艰辛努力付之东流。一个漆黑的夜晚，一群臂带红袖套的“群专大军”凶神恶煞地敲开我的家门，他们不由分说，将我的牛和架车一并作为罪证收缴，我顿时陷入破产失业的境地。
这个打击，有如灭顶之灾，令我一时不知如何是好。次日，我四处去打听情况，才知道陈宗华全家连人带车到乡下躲避风头去了，彭体乾、尤收荒分别被弄进“学习班”交待问题……
后来，我再去大西北茶馆喝茶，却很难与同道们聚齐，就连主讲尤收荒也难得同大家碰头了，真有“大难临头各自飞”的味儿。
我的拉车生涯算是走到尽头了，然而，我的人生之路却还长得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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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乱世】

“无业人员”老傅一家

殷明辉

《昨天》编者按：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有关甘肃省会宁县一些城镇居民和知识青年自愿到农村安家落户的报道《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里吃闲饭》，并在编者按中公布了毛泽东有关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最新最高指示”，从此掀起一场将文革中的“老三届”及此后各届中学生统统驱赶到农村去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因为知识青年下乡牵动到不同阶层的千家万户，所以人们往往忘记了这场运动表面上的一个起因：一部分被认为是“吃闲饭”的城镇居民下乡落户。实际上，这些所谓“吃闲饭”的城镇居民许多都是被排斥到主流社会边缘的“专政对象”，他们不但没有“吃闲饭”，而且为求生存与温饱生活得十分艰难。只因他们是“边缘人”，所以对那场运动中到底有多少城镇居民被驱赶到了边远农村，后来又有多少人倒流返城，很少有记载与研究。在成都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的《成都志·大事记》（北京：方志出版社 ， 2010）上，只有1968年12月29日“成都市革委举行第七次全体委员会议，通过了《贯彻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动员知识青年和脱离劳动的城镇居民到农村去的决定》”，但没有记载成都市动员了多少城镇居民到农村去，只在1969年11月记载了紧邻成都市的温江地区“全年下乡落户的城镇居民1780户，5393人，职工家属105人”。这些“脱离劳动的城镇居民”到底是些什么人？他们此前此后的命运如何？很难见到官方记载和当事人的回忆。殷明辉此篇详细记叙了成都市一个当时被“动员”到边远农村落户的典型家庭的前后情况，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

文革十年间，老傅是成都新南门、王家坝一带的大闻人，他的出名，除了因为全家人都无正式工作外，更具有轰动性的，乃是有关方面先后两次从他住处缴获其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罪证——即在家中私自饲养的两条大肥猪，可谓证据确凿，不容抵赖了！牵猪之日，臂戴红袖套的怒目金刚式的左派人物来了一屋，不由分说，估拉硬扯将盘踞在老傅床脚下的大肥猪拽将出来，同时，也就将他挖社会主义墙脚的所谓罪行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了。这头猪大约也感觉到大祸临头情况不妙，一面踡曲着四蹄不肯配合对方，一面拼命吼叫像是在大声抗议！猪的叫声惊动四邻，连居住在城墙上的住户都被吸引过来观看热闹了。打这以后，老傅的知名度也伴随着他一家大小的困顿程度而与日俱增，则非三言两语所能道尽也。
老傅与我岳父家是近邻，文革期间，我去探望岳父母，便自然而然地同他搭讪起来了，由于谈话投机，日后竟然同他成为忘年交的朋友。其时傅氏夫妻俱已年过五旬，由于操劳过度，早已头发花白满面皱纹了，乍看上去，其外部形象都要比实际年龄大上七八岁，邻居和熟人们都改口称老傅为大爷，称傅妻为大娘了。
稍后，我同老傅交往久了，对他一家人的了解渐渐加深，他也把我当作可以无话不谈的朋友，常常把他家那些遭遇向我倾诉。本文所写，都是他在多年间陆续给我讲述的，我只嫌自己记忆力和笔力都还不够，未能把他一家那些极具典型意义的平民故事记叙得更详尽生动，不过可以保证的是没有一点添加的虚构内容。

并非自愿成了“无业人员”

老傅夫妻俩原籍皆属仁寿乡下农民，其乡地瘠民贫，谋生不易，夫妻俩便双双跑上成都找活路做，干了几年帮人佣工的活儿之后，好歹积攒了几个钱，于是便在新南门建国东后街城墙边买下两间茅草屋，安营扎寨，成为城市人口。其后，又经过不少周折，夫妻俩总算把在乡下独处一隅的老母亲也迁到城市里来了。然而，毕竟因为缺少根基，毫无家底，加上后来子女增多，负担沉重，老傅一家始终挣扎在贫困线上而难以摆脱缺吃少穿的困境。面对困难，老傅始终抱着乐观豁达的态度，用自己那双勤劳的双手和那副不知疲倦的身躯去努力改变着自己所面临的一切。
老傅并非先天性“无业人员”，他在“大跃进”时代也曾戴着大红花当上一名光荣的矿工，其工作单位乃响当当的国营什邡县峡马口煤矿。众所周知，煤矿的工作固然光荣，然而却也异常艰苦，好多从成都招去的工人都不大安心，随时准备开小差逃跑，而老傅却不在此例，他在峡马口呆久了，甚至还热爱起这个地方来了，因此，便一直勤勤恳恳地干下去，其间，还曾两度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哩。老傅去了峡马口煤矿不久，他的妻子也分配了工作，但非令人艳羡的国营单位，而是被人瞧不起的街道麻绳生产组，这个活儿脏而且累，用傅妻自己的话说，就是“辛苦一个月下来，只挣得到十二三元的牛工钱”。这个收入，在当时低物价状态下，勉强能维持一个大人再加上一个小孩的最低生活，然而，却顾得上吃，便顾不上穿和用，因此，老傅一家大小的基本生活主要还是靠他，他始终是他家的顶梁柱。这样的日子虽然过得清苦，但是总算姑且能免于冻馁之忧，老傅和他的妻子也就别无奢望了。老傅的岳母还健在，已经年近八旬了，跟着他俩夫妻过日子。其时，老傅俩夫妻已经生有三个小孩，不幸的是，其中的一个女孩因患小儿麻痹症而不能正常行走，邻居都唤傅家这个残疾儿童叫“火巴子”。
如此光景约摸过去两三年，中国大地上最为不幸的“灾荒年”发生了，与之同时，有些单位亦因不够景气被迫“下马”。“下马”，其实也就是“倒闭”，汉语词汇丰富，说成“下马”好听一些罢了。设备落后，匆匆“上马”，各方面条件都很差的冒进产物——峡马口煤矿，也在这段时间关门大吉。老傅和他的众多工友们各自领到一笔退职费后，分期分批，遣返回原籍。老傅回家同妻室儿女团圆了，但却从此成为一名“无业人员”。
谁知，棍棍棒棒的事情却还在后头呢，傅妻所在的麻绳生产组恰恰也在这个时候“垮杆”（四川俗语，与倒闭同义）了，生产组“跨杆”本非什么大不了的事情，用街道办事处某些人的说法就叫做“婆婆大娘，咋个来咋个去，喊他们各自回家就了事……”

自谋生路却成了“资本主义歪风”

傅妻不禁垂头丧气，长吁短叹：咋个倒楣的事情都找到我们一家人头上来了！焦死人了啊！老傅却还沉得住气：“光是焦，有啥子用呢，俗话说‘人是活的，路是走出来的’，要积极想办法才是呀！”他接连几天都在外面看行情，找路子。在峡马口呆了几年，有一小半的时间都在伙食团搞，做“白案”难不到他。于是老傅决定先炸油条去卖。炸油条要用油，一时上哪儿去搞那么多菜油呢？这自然也难不倒老傅：“河里无鱼市上有，只愁没钱，有钱啥都能买到。”
说干就干，不到三天，老傅的油条就面世了，老傅自己先吃了一根，边吃边说：“哦，要得，要得，卖得到钱。”俩夫妻联手，一气就炸了四五十根油条出来，老傅将油条装在一只加盖竹篼内，然后提到市中心交通路去销售。彼时，交通路是市区仅次于梁家巷的第二大自由市场，每天有数千人在这里做生意，故市场范围往往还要向相邻的青年路延伸。老傅的油条很受欢迎，不多一会儿便售罄了，他于是大受鼓舞，觉得总算又踩出了一条谋生的路子，可暂时不用发愁了，傅妻更是喜之不尽，每天除了料理家务外，便是尽全力协助丈夫炸油条，夫唱妇随，配合有序，这段时间，全家人的生活还算过得顺顺当当的。
老傅是善于编方打条（四川土话，即想办法打主意的意思）的人，除了炸油条之外，还变换着花样做馒头、花卷、菜包子去卖，销售大抵顺利，自然有利可图，老傅便也成了交通路自由市场的常客了。
哪知世事多变，好景不长，进入1963年以后，有关部门开始“刹资本主义歪风”，“打击挖社会主义墙脚的投机倒把活动”，一夜之间，人头涌涌，一派旺象的梁家巷、交通路、牛市口、九眼桥等处自由市场统统被取缔了，许多投机倒把分子自然在劫难逃。傅氏夫妻每天大包进小包出的违法形象早就让某些人害了“红眼病”，他们不免暗中掐算等候时机要把这两口子弄来批整一下。声势浩大的“四清运动”开始了，其中主要的一条就是要清查“经济”，居民上检举揭发傅氏夫妻做生意，搞单干的材料一封又一封地递上去，众口铄金，这下可够他俩夫妻消受了。
经过一番疾风骤雨似的批斗交待之后，老傅到底难脱干系，最后被弄到看守所去吃了三个月的“二、三、三”（民间谚语，意为坐监，早上吃二两，中午晚上各三两粮食）才算脱手。
打这以后，老傅一家度日维艰，他只好带上两个年纪稍大一点的孩子跟着他四下捡破烂换钱，这是城市贫民的“最后保留节目”，实在也是没办法的办法。傅妻呢，因为要照看失去自理能力的“火巴子”女儿，只好留在家中张罗内外。即便如此，她每天仍要去河对岸的民康染织厂和造纸厂两家工厂倾倒的煤渣中捡取一些没有燃尽的炭花来作家中的燃料，这样便可省去一笔开支。

唐婆婆与残疾外孙女

傅妻娘家姓唐，街邻称老傅的岳母为唐婆婆，唐婆婆虽然年事已高，却还能自食其力，她参加了街道布壳生产组，生产组的全称叫街道居民生产自救小组，其本义是把未能加入到全民所有制及集体所有制单位的居民剩余人员组织起来，进行所谓的“生产自救”，然后由街道办事处进行统一的领导和管理，唐婆婆总算端上一个“泥饭碗”。布壳生产组的产品就是替一些国营工厂，主要是布鞋厂生产加工布壳，其成员每天从生产组领回各种布条，再用浆糊将大小长短不一的布条粘糊数层始成，这个工作，看似不太沉重，其实却很繁琐辛苦，因为来料并非都是干净的，有时不仅脏，灰尘也重，须清洗之后方能进行粘糊及上绷子晾晒。唐婆婆忙碌一天下来，不但双手被浆糊和冷水浸泡得发白发痒，有时连指甲也给泡软了。而且，这个活儿还有一个最大的短处，即下雨天不宜铺开去做，行话就叫做“逢晴莫懒，逢雨莫赶”。倘使连续遇上阴雨天气，上了绷子的布壳久晾不干，更会发霉发臭，弄得到处臭烘烘的，还会招惹苍蝇聚集，令人恶心不已。生产组实行的是计件制，唐婆婆长拉短下来，每个月可以挣十多元钱，除了供她一个人的最低生活费用外，还可给女婿家作一些贴补。老人家长年给布壳粘糊补疤，她自己也长年穿着补疤衣裳在过日子。
此外，对于老傅家那个残疾女儿来说，在这个世界上，除了父母，婆婆便是最疼爱她的人了。早些年，婆婆还要亲手喂她吃饭，婆婆更把自己辛辛苦苦挣来的钱省下一些给她买新衣服穿，婆婆还经常掏出钱来给她买她喜欢吃的东西，遇上邻居小孩欺侮她时，婆婆立刻站出来大声呵斥，把那些调皮捣蛋的孩子撵走，在残疾女儿的心目中，慈祥的婆婆永远是她的守护神。婆婆一边粘糊布壳，一边同她讲故事，婆婆总想让这个可怜的孙女尽量高兴一点．残疾女儿的心灵从小就受到严重创伤，因为残疾，她随时遭到同龄儿童的嘲笑欺侮，他们给她取了带侮辱性的外号，更因为父母都无正式的工作单位，她和哥哥姐姐向来被人轻视，在人面前抬不起头。所有童年应该拥有的幸福，她好像都不曾有过；所有童年不应该有的忧愁，她却全都占齐了。处在如此压抑的环境中，唯有慈祥可亲的婆婆最能够理解和怜惜她，老人家想尽一切办法，尽最大的努力，暗中给这个不幸的外孙女进行着种种补偿，婆婆与她之间的祖孙情，真是世间少有，令人感动！

卖牛草与捡破烂

话分两头，为了把一家大小的生活拖起走，老傅带着他的两个年龄大一点的孩子除了捡破烂外，有时又去割牛草卖，当时，成都的一家奶牛场在新南门十二街附近设有一处青草收购点，行话谓之“收青料”，但是，价钱压得很低，每斤仅六厘钱，即十斤青草只能卖六分钱，一百斤青草才能卖到六角钱，倘能割上二百斤青草，便能卖得上一元二角，当得上一个临时工一天的工资。这其实是一种苛刻至极的剥削，假使另有生财之道或有一份理想的工作，谁也不会心甘情愿地去接受这种剥削的。
“卖牛草”还有一件麻烦的事就是运输问题，割草只占了整个劳动量的一半，剩下的一半便是运草了，起初老傅和他的两个子女全靠用竹编背兜将青草从远近不等的地方背负到“青料”收购点去卖，他们一家出动了三个人，每天至少要割上三百多斤青草才算有一点儿收益，而割草的范围也由距家稍近的磨子桥拓展到距家较远的河心村、三瓦窑以远的地方去了。距离愈远，付出的体力消耗就愈大，长此以往，父子三人的身体都会累垮的。老傅苦苦寻思，必须做一辆架子车来减轻劳动强度，于是，他便去找到一位正在从事“收荒匠”行业的患难朋友帮助他拼凑组装了一辆简单实用，能够勉强承载五六百斤重量的架子车，有了这个运载工具后，老傅和他的两个儿女顿时感觉轻松多了……
而割牛草所遭遇的种种辛酸苦楚，局外人绝对难以想象，在割草过程中，除了日晒雨淋，蚊叮虫咬之外，忍饥挨饿，负重受湿更是家常便饭的事，而意想不到的事故，亦时有发生。有一回他的儿子在割草过程中竟被一条唤做青竹镖的蛇缠住咬了一口，老傅丢下镰刀，急向附近农家求救，好在这家农家大伯及时伸出援助之手，立即在沟边扯了一种名唤半枝莲的草药，快速捣碎替其涂敷包扎在伤口上，幸好这是一种毒性不大的蛇，老傅儿子才算姑免于难。又有一回，老傅女儿在割草时不小心被镰刀伤及手指，由于伤口较深，血流如注，老傅情急之下就近向一户农家要了一把草木灰替女儿敷上止血，不料救治失当，伤口感染，后来还是上医院治疗方获痊愈，但其手指上却永远留下一道瘢痕。
由于长时间露天作业，老傅和他的两个儿女的面部及双手变得粗糙黧黑，老傅双手伸出来竟如牛皮一般，而跟他身后割牛草的两个儿女双手上所凸现出的，也仅是“苦难”二字而已。割牛草卖钱的种种艰辛，殆难言表！以至于多年之后，老傅摆起这段经历，仍不免会摇头叹息一番。
冬天来了，天寒地冻，草木焦枯，奶牛场停止收购“青料”，割牛草的工作暂时告一段落。老傅便又带领两个儿女捡破烂卖钱去了，只有过年前后十天光景，他才肯停下来休息片刻。老傅在成都鲜有亲朋，又因家境贫寒，故尔门庭冷落，但有时也有一、二位同他谈得拢的街邻来他家坐上一会儿叙谈几句，以示关心。对这样的为数不多的高邻，老傅内心充满了感激之情！也有路过他家同他打照面时顺口敷衍几句的“傅大爷，勤快人哩，该歇口气啰……”老傅不免报以一丝苦笑，口中喃喃道：“勤快个啥哟，苦命人罢了……”只有真正了解老傅的人才知道，此情此境，他如何笑得起来啊！
偶尔也有好事者，在同老傅闲聊时将话题扯到“工作”和“前途”这个大题目上来，老傅亦即兴回道：“‘前途’二字对青年人或许还有些管用，对我来说，就半文不值了，我只知道有钱买米，就是‘前途’……”听者无言以对。又有劝老傅去找办事处要临时工做，说是做临时工总比捡破烂略胜一筹罢？不料这倒把埋藏在老傅心中的症结触动了，他对那人说道：“这就不见得了，见仁见智嘛，各人心中有个打米碗，临时工的名声也比捡破烂高明不了许多，况且，还要排班候队的，好比‘急惊风遇上慢郎中’，等药煎好了，只怕人早已没了……捡破烂、割牛草，虽然说起不大好听，却是吹糠见米，天天兑现，我这一大家人，要是靠做临时工为生的话，恐怕早就饿死一大半了……”问者语塞。我们能责难老傅的人生观世界观有什么不够完善的地方吗？
春天到了，大地解冻，万物复苏，川西坝子，草长莺飞，老傅便又率领他的两个儿女转向割牛草卖钱去了。尽管这个工作也很劳累，报酬亦不足齿数，但是却相当自由，而且，还能呼吸到比城内新鲜得多的空气，老傅内心深处觉得拥有这些比什么都强。

自家养猪成了“违法”

在割牛草的过程中，老傅琢磨着在家中饲养两头猪，每天顺便捎回一些猪饲料，养猪本身是有钱可赚的。对于老傅的兴家方略，傅妻向来都是投赞成票的，于是，全家动手，将家中的布局重新调整了一番。老傅称得上是多面手，泥工、木工的活儿他都能干一点……
老傅家那两间茅屋的背面抵拢城墙，城墙成了他家的一面墙壁，屋之左端有一小块空隙地，一条由砖石砌成的走水沟从那里经过，这条水沟来得甚远，经过建国东街城墙一带流往金河下游，最后注入府河，随着人口增多，居民密集，这条水沟也发挥着大阴沟的作用。老傅要养猪，首先要解决圈栏问题，两间屋子，面积只有那么大，无法拓宽了，而水沟边和屋檐下的空隙地却是可以利用的。傅氏夫妻来自农村，养猪对他们来说原是驾轻就熟的事，第一步功夫是要先把猪圈修好，老傅在儿子协助下锯木头、打榫头、铺设水泥地面，为了有效利用室内空间，老傅把他同儿子的床铺架设在猪圈之上，颇与工地工棚内的上下铺相类，上面睡人，下面养猪，这是老傅的一项特殊发明，也是没奈何之举。他们所用材料，除了几根主要支柱和两袋水泥必须要花钱去买外，其余砖块、河沙、元石都是只须花气力从河边和外面捡取来的。他们在外面捡破烂也拾回不少的半截木料之类，这一回全都派上了用场。家庭猪圈克期完工后，傅家父子又在屋檐下修筑了一个灶台供煮猪草之用，灶台还砌了一根烟囱，稍后更改进成风箱灶，由于所养猪崽不多，猪草每天只煮一次即可，其余时间，老傅一大家人煮饭烧水皆由这口半露天式的锅台来完成。
不管怎样说，在当时那种极端困苦的情况下，老傅一家通过自身的勤奋努力，虽然一路上磨磨蹭蹭跌跌撞撞，好歹把日子一个一个地打发走了……他们度过了无数个饔飧不继的时辰，在令人难以想象的逆境中苦苦地挣扎着，尤其在这种时候，“家和万事兴”，一家人和睦相处，是战胜贫穷的最有效的良方，老傅一家子始终做到了这一点，不由人不为之赞叹！有时听着他们屋檐下传来的拉风箱的声音，其间更伴和着猪崽的叫声，以及一家大小在茅屋内传出的话语和欢笑声；有时看见炉膛火光照映着老傅那张充满坚毅自信的脸庞，以及他们屋檐上烟囱里冒出的袅袅炊烟，这袅袅上升的炊烟显示着一种绵绵若存的生机，这是一幅多么鲜活的充满人间烟火味的真实画面啊！
时间对于任何人都是公平的，而每个人的遭遇却完全不一样，有时与“公平”二字，竟然大相径庭，然而，时间终是要向前不断地推进，日子终是要一个一个地被打发起走，不论是苦涩难咽的，或者是甘甜如蜜的……在这个漫长而又难熬的日子里，老傅看着子女们一天天地长大，而他床脚下的那两只猪崽，也一天天肥壮起来，他心中感到无比的慰藉，脸上也绽放开难得的笑容……老傅卖掉了其中的一只肥猪，合家皆大喜欢。
然而身处那个“史无前例”的非常时期，一切皆不能以常理揣度，他们一家平常总被无形的阴影笼罩着，他们勤劳的身影后面总是拖着一条甩不脱的尾巴，那就叫“资本主义尾巴”。尽管老傅一家的所作所为，对社会并无丝毫危害，相反，或多或少还有一些益处，可是，因为其行为性质属于“搞单干”，这就等于触犯了天条，也就不能见容于时了，故厄运降临，乃属必然之事。
傅家第一次养的肥猪被牵走，是在文革之初的大抄家时期，第二次养的肥猪被牵走，则是在两年后“新生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刚成立即掀起的“清理阶级队伍”高潮中。这一回，老傅一家犹如遭受了灭顶之灾：不但他家辛辛苦苦养的肥猪被牵走了，竟然连老傅本人也一并给“牵走了”。老傅被弄到专门关押“国民党残渣余孽、历史反革命分子、社会上阴暗角落牛鬼蛇神以及不甘心灭亡的形形色色的阶级敌人”的临时监狱“学习班”里，接受批判，交待问题。老傅莫名其妙地便升级为“准阶级敌人”了。大约把老傅弄到这里边来，确乎有点“药不对症”，老傅反反复复交待的问题不外乎是“怎样带领全家搞单干割牛草卖，怎样挖社会主义墙脚破坏国家生猪政策私喂肥猪卖，怎样走资本主义道路到自由市场搞投机倒把活动”等等。到后来，连监管这些“牛鬼蛇神”的“群众专政”头目都听得不耐烦了，于是，老傅又被押送到集训队去。彼时，集训队便等于是正式监狱了，一般人犯进到这里边来，十有九个的结局都是转送到劳改队去。经过一番严厉的审讯之后，老傅仅在集训队的大通铺上呆了一个晚上，次日上午，集训队干事把他同另一位难友一齐遣送到外东多宝寺收容所。老傅在收容所里羁押了数日之后，才由傅大娘拿了钱粮来把他领回家中。
事后据老傅分析：他是因为“斤两不够”，所以，尽管无端打了一大堆麻烦，到底还是能够平安回到家中，蚀财免灾，他只好尽量往宽处去想了……遭此重创，老傅发誓不再养猪了！但是，他却并没有被这种无情打击所击垮，他对生活的勇气和顽强活下去的信念委实令人钦佩！

老傅全家被“动员”下乡落户

而在这期间，几乎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同时，城市里把没有正式职业的居民动员遣散到农村去的移民运动也开始鸣锣登场了。“知青下乡”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属单个式的，而“城市无业者”下乡则是全家整抬，这源于报纸上宣传的一句“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口号，究其实质，仍属极左路线在作祟。其时，宣传和动员的势头深入到户，雷厉风行。许多世世代代生活在城市里的居民对农村，特别是山区农村的艰苦生活心存畏惧，以致寝食难安，但又无可奈何，难以摆脱。
第一批下乡落户的居民在很短的时间内即分派安置完毕，落户地点大抵是经济落后、交通不便的边远山区，如会东、会理、宁南、盐源等县。为了大造声势，有关当局还在人民南路广场为首批下乡落户的居民，举行了欢送仪式，下乡居民分乘数十辆敞篷汽车，扶老携幼，挥泪向故乡告别，一种被时代遗弃的凄凉感觉油然而生……我夹杂在看热闹的人丛中，想借此机会向首批下乡落户的亲戚、朋友、熟人、邻居挥手道别，他们当中有的人看见了我，也抹着眼泪向我招手，我心中真有兔死狐悲、物伤其类的感觉，因为不久我也将同他们一样会被分派到陌生而又遥远的他乡去插队落户当农民了。我不过比他们能够在城里多呆上几天……
老傅一家属于首批重点动员对象，办事处的某些干事对老傅素来抱有成见，认为他是一个长期“搞单干”的老油条，这一次绝不能让他“钻空子”滑脱了。不料事情完全出乎他们的意料，当他们第一次上门登记动员时，老傅竟非常爽快地答应了下来，居民主任和办事处的人都感到十分满意。原来，老傅两夫妻见到此次动员城市无业人员下乡插队的运动来势猛烈，并不亚于动员知青下乡的阵仗，且带有一定的强制性，他们自忖势所难免，倒不如采取开明态度，顺应潮流，结局或许还好一些。后来我听老傅讲，他当时对傅大娘和儿女们说：“形势逼人，我们一家人虽然居住在城市里，但是，捡破烂、割牛草和喂猪养鸡的生活实际上也同农村生活差不多，何况，即使我们已经落到捡破烂、割牛草的地步，在性质上仍属‘搞单干’，仍然被某些人目为非法，只是暂时给我们上不起‘纲’而已。住在城里边，我们历年遭受的打击不断，早已走到山穷水尽的地步，这城里没有什么值得我们留恋的地方了，要是不走，今后不知道还会拿多少‘小鞋’给我们穿，到农村去等于就有一份工作了，免得长期担惊受怕地过日子，不但如此，听说每个人还能得到一笔安置费，这对我们一家来说，好比下了一场及时雨。婆婆不走，生产组给她做了挡箭牌，不会动员到她头上的，她留在家中守房子也好，万一我们有事要到成都，好歹还剩下一点根基，有个落脚点。算一算我家五口人一齐走，该领多少安置费？大家千万不要悲观，坏事可以变好事，我家正求之不得哩！常言道‘树挪死，人挪活’，不是他来动员，我们自己挪得动半步吗？”
与老傅的乐观豁达态度完全相反的是，其他被动员下乡的“无业户”，十有九家，满面愁容，唉声叹气，有的人在与亲戚朋友话别时，说着说着就哭出声来，叫人见了心中老大不忍，只好尽量用好言语劝抚几句而已……
在动员城市居民下乡插队的浪潮中，我的亲戚朋友熟人邻居被卷入这个浪潮，成为第一批下乡落户先行者的多达数十户，仅祠堂街、斌升街两个辖区内，被成功动员下乡的拉架车、搞装卸、做临时工的“无业户”，就走了不下二十家；而西门一带的北巷子、乡农市辖区的“无业户”也被动员走了十几家；甚至连郊区的营门口、茶店子地区也挨户动员走了一二十家，总起来说，动员工作是做得有声有色，非常成功的……至于被动员下乡的城镇居民的死活去向，则与动员者毫无关系了。

怨声载道的艰难旅途

后来老傅给我详细讲述了他们这第一批被遣送出城的城市居民上路的情况。他们分乘数十辆解放牌卡车及其它杂牌货车，以家为单位，每家人连同其行李铺盖及一些简单用具乘坐一辆车，而人口少的家庭则两三家人共同乘坐一辆车，转眼便把夹道欢送的人群远远抛离在身后了。上路之后，浩浩荡荡的车队由带队干部分头率领前往目的地。由于落户地区各异，车队渐次化整为零，分道扬镳，绝尘而去……这真是一幅活生生的现代移民画轴，遗憾至今没有见到类似蒋兆和那样伟大的丹青妙手，将这个悲苦场面用艺术的形式展现出来。
老傅一家乘坐在一辆解放牌卡车内，虑及路途遥远，夫妻俩特意为残疾女儿的座椅铺上一床棉被，他们二老也各自坐在一把椅子上，其余儿女便各自坐在铺盖卷上。老傅的儿女们虽然渐渐长大，毕竟少不更事，他们自出世以来，第一次出远门，也是第一次经历这样的大变故，而饱经风霜的一家之主——傅大爷却始终镇静自若，一副无所谓的样子，他有时还要说几句自我安慰式的逗趣话：“乔迁之喜，还有专车保送，值得啰！”
汽车驶过簇桥后，一字儿排开靠边停下进行临时休整，驾驶员和领队干事吩咐大家把用于遮风挡雨的帆布一一系牢。于是，所有的汽车不再作敞篷状，只能从车后窥视外面的景物了……汽车经过新津、邛崃、雅安等地，勉强赶在天黑之前抵达荥经，于是便在荥经住下来了。由于过了雅安，已全是山路，不少的人出现晕车现象，休息一夜之后，情况有所好转。
次日，在荥经吃过早饭，下乡居民们次第登车就座，车队前后照应，朝着泥巴山方向逦迤行进……离开荥经县城大约一个多小时后，汽车经过一个叫泗坪的小镇，接着便开始翻越此行的第一座大山——泥巴山。彼时，路况甚差，大多为碎石路面，有的路段年久失修，坑坑洼洼，凹凸不平，人在车中颠簸得很厉害，身体强健的，还能应付支持得过去，身体状况差、适应能力弱的人，情况就大为不妙了。除了颠簸劳顿之外，公路上扬起的灰尘不断地飘入车中，未及驶上泥巴山顶，车中的居民们一个二个都已变成灰头土脑，活像是从石灰窑里拖出来的人似的。久闻泥巴山的大名，可是谁也没有心思去欣赏山上的景色，昏昏然上的山，也是昏昏然下的山，那些昨天便开始晕车的人，今天更见其严重了，而且，晕车人数还有所增加，从女同胞波及到男同胞，从老年人影响到青年人，随车所备晕车药、感冒药、仁丹之类都不大顶用了。
傅大爷、傅大娘和他们的大儿子因为具有吃苦耐劳的扎实功底，一路上尚属无恙，而“割牛草”那个大女儿和残疾女儿就状态不佳了，大女儿虽然也跟着爹妈吃过不少的苦，但却不能适应长途颠簸之苦，由晕车引起的头晕头痛、呕吐恶心等症状她几乎都占齐了，而残疾小妹的情况比她更为糟糕！除了头晕呕吐恶心之外，还多出一个腹泻的症状，这便如何是好？傅大娘赶紧从行李包袱内取出唯一的一个脸盆，亲自三番五次地服侍这个可怜的残疾女儿。汽车偏又行进在崎岖不平的道路上，真是苦不堪言！
好不容易到达一个叫做九襄的地方，领队干事招呼大家休息吃饭。九襄乃一山区小镇，只有为数不多的几家饭馆和面店，平时也以卖过路旅客的钱为主。从成都来的首批下乡落户的居民们挨次艰难地从货车厢内爬出来，大多愁眉苦脸，萎靡不振，其中严重晕车者有之，哭哭啼啼想家者有之，赌咒发愿骂娘者有之，一味摇头叹气者有之……对于山区小镇餐馆供应的粗粝饮食，有的人端着碗久久难以下咽，有的人勉强努力地吃了一点。此时此地，倘若要想倾听一下真实的群众呼声，那么，你听到的不外乎是一些怨气冲天的话语，诸如：“我们到底造了什么冤孽呀？要把我们弄到这个山旮旯头遭活罪啊！”“遭不完的罪，流不完的泪，干脆直接把我们送进劳改队去还要撇脱得多。”“我们这和流放、充军有什么区别呀，不如把我们流放到西伯利亚去算啰！”“咋个不让办事处的人也同我们一起去插队落户呢？”这些与现实严重抵触的话，早些天根本无人敢讲，既然已经到了这般地步，讲话者都是横了心的，也就无所顾忌了。说来也甚奇怪，领队干事对于这些怨气冲天的“反动言论”却一味地装聋作哑，只当没有听见，倘在平时，这可是能够上得起“纲”的性质极为严重的事件。大约下乡落户的滋味以及沿途的所见所闻也让他受到一些真切的感性教育了罢？
比起其他的女同胞中的孃孃奶奶来说，傅大娘麻烦事情还要多出许多，她首先得把残疾女儿因腹泻弄脏的衣物等拿去找水清洗干净，然后重新将她安顿妥当才能去吃饭，当傅大娘将近于冷却的饭菜端在手中时，已经一点食欲都没有了，没奈何，咬紧牙关，还是多少吞咽了一点下去……
离开九襄之后，车队躜程而行，汽车驶入名副其实的大山地带，一路上悬崖峭壁，深沟大壑，人烟稀少，险象环生，在城市里住惯了的居民们哪里经历过这样的场景，不少车厢内断续地传出女人们嘤嘤的啜泣之声……
汽车赶在天黑之前到达石棉县城。石棉乃一新兴的工矿小县城，说是县城，其实只有一两条街和少量稀稀落落的砖砌楼房而已。县城紧傍大渡河边，四周高峰壁立，群山耸峙，一条公路南达西昌，北通雅安，然仅此一条通道而已。车队刚跨过大吊桥时，还能见到太阳从山顶返射过来的些微余光，眨眼工夫，太阳落山，余晖悉被高山遮挡，只露出黑黝黝的山影，稍后便什么也看不见了。
老傅一家和其它下乡落户的居民在旅馆住下之后，便随同众人一起到街上餐馆找饭吃，他的残疾女儿已经明显病倒了，傅大娘和大女儿留在旅馆中看护着她。餐馆虽然简陋，但较实用，大方桌加长条凳，颇类工矿区内的职工食堂，其主打饮食为“金包银”，而且是金（玉米）多银（米饭）少，吃起来粗糙而又生硬，下饭菜只有火巴青菜及炒泡菜，经临时办交涉，才勉强赶做了一份番茄蛋花汤。餐馆的墙壁上贴满了“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发展经济，保障供给”、“为人民服务”、“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等毛主席语录。居民们端着用土巴碗盛着的“金包银”米饭，缓缓咀嚼，有的人牙齿不好，叫苦不迭，有的人虽然腹中饥饿，却难于狼吞虎咽。于是，吊二话的人彼伏此起，非止一端：“这是什么地方啊？鬼都不生蛋，我们这些拖儿带女的人，今后咋个活得出来啊？”“我们吃了谁的‘闲饭’呀？在城里边不劳动，谁能给我们一碗饭吃吗？”“我们在城市里自生自灭，一不偷，二不盗，过得好好的，惹着谁了呀？”“下去看一下再说，弄得不好，我还是要返回城里的……”
这一顿难忘的晚餐简直变成了诉苦大会，领队干事连听都不想听便溜回旅馆睡觉去了。老傅俩父子给家里的人端回两碗“金包银”和半碗蛋花汤，残疾女儿这时缓过气来，勉强喝了几口蛋花汤，一家人好歹捱过了这个不同寻常的旅途之夜。
谢天谢地，次早，餐馆供应了热气腾腾的馒头稀饭，自从离开成都以来，老傅这个可怜的残疾女儿才算吃上了一顿饱饭。
吃罢早饭，车队翻山越岭，继续赶路，沿途都是连绵不断的大山，愈走愈显得荒凉，许多人的心早就凉了半截。路况不好，车况也欠佳，加之坡道和弯道甚多，汽车只好换成低档行驶，故产生的噪音特大，如黄牛呜呜吼叫似的。车行速度每小时保持在三四十公里左右，离开成都已经第三天了，尚不知何时才能到达目的地哩。
再往前走，进入凉山彝族自治州地界，就要翻越拖乌山了，拖乌是一个彝家小镇，说是小镇，至多当得上川西平原上的一个稍大一点的幺店子罢了。街上只有屈指可数的十多间陈旧低矮的房子，一些中老年彝民身披“查尔瓦”蹲在房檐下，不停地抽着兰花烟。除了汽车售票点、供销社、邮电所和一家饭馆之外，目之所遇，别无余物矣！下乡落户的同行者中，有的人已经打听到一些小道消息，在途中临时停车之际，便有人凑过来提醒老傅道：“拖乌是彝胞的地盘，听说每天都有彝胞要在这里强行爬车，务必小心注意自己的东西啊！”老傅听了并不感到紧张，只是淡然一笑道：“怕啥子哟，我又没有金银财宝在身，不关事。”那人便不再多说，转身爬上自己坐的那辆车厢去了。
记不清爬过了多少个陡坡和绕过了多少个急弯，车队终于到达拖乌。驾驶员们都不愿意在此久留，便心照不宣地缓缓驶离拖乌，走不多远，迎面而来的便是一个大急弯，开车师傅全神贯注减速而行。这时，猛然见到盘山公路两边跑过来不少彝胞，开车师傅知道情况不妙，便率先鸣响喇叭，警示同行留心！彝胞们此举不为别的，就是要强行白搭车而已。只见为首的两个彝胞将中指放进嘴里抵住舌尖使劲一吹，随即如猿猴一般矫捷地飞身爬上一辆下坡减速的汽车，接着他身后又跟着爬上去两个青年彝胞，于是，除了走在前面的第一辆汽车之外，所有汽车都涌上了几个强搭飞车的彝胞。老傅一家乘坐的这辆车共爬上来三个彝胞，其中两个为年青人，一个为中年人，他们的鲁莽行为把老傅的大女儿和残疾女儿吓得惊惶不安，一齐哭了起来，老傅大声发话叫彝胞下去，三个彝胞根本不听他的，老傅又同儿子大声呼唤驾驶员来撵他们走，那知也不济事，彝胞就是不下车，一边用汉语大声嚷着：“到西昌，到西昌，快走！”驾驶员无奈，只得听之任之。其它车厢内的同行者所遭遇到的情况与老傅一家大体相同。
好不容易，汽车经过冕宁县境之后，于天黑之前抵达西昌。但见彝胞们一声唿哨，三三两两，飞身下车，连招呼都不打一个，真个叫不请自来，不辞而别。老傅一家这才长长地吁了一口气，两个女儿犹自惊魂不定，傅大娘双手合十，口中接连念着“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从西昌到会东，中间还要经过德昌、会理两个县，尚有二百多公里的路程，好在这一带已驶离彝胞聚居之区，但也全是弯环倒拐的崎岖山路，车行依然较为缓慢……

异乡的新居与新生活

车队在离开成都第四天的晚上，首批到会东的城市下乡插队落户的十多户人家，历尽颠沛流离之苦，终于到达此行目的地——会东县城。
老傅的残疾女儿身体本来就较孱弱，连续四天的长途奔波，加上受了彝胞飞车的惊吓刺激，使她病势加重，车抵会东之后，她已经陷入昏迷不醒的地步，老傅老两口赶紧把她送往县医院抢救治疗，残疾女儿住了几天医院之后，才重新回到父母身边。
插队落户人员的安置费已由省上、县上分别划拨给各个生产队，经过名单核对，按人头入户等一系列程序之后，所有下乡插队落户者的人生角色便由城市居民转换为山区农民了，喜乎？忧乎？这就因人而异，或者很难说得清了……
会东当地，主管接收城镇居民下乡落户的干部，将老傅一家如期安插到离城较远的某公社的一个生产队落户定居，生产队长一眼便瞥见了老傅的残疾女儿，顿时面有难色，颇为不快地说道：“我的天啦！你们成都动员城市居民下乡，到底是啷个动员起的嘛？连残疾人都动员下来了，这不明摆起是在‘甩包袱’嘛，残疾人如何支援农业生产呀？说现实点，就是咋个‘挣工分’嘛？简直是‘拉命债’啊！”
队长这一番话使老傅老两口感到十分难为情，老傅只好委婉回道：“队长，人不来，都已经来了，就请多多包涵一下，我家这个残疾人就不参加队上的分配好吧？”队长回道：“老辈子，不是这个说法哟，你们初来乍到，对农村的情况还不大了解，生产队的‘年终分配’是按人头结算的，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该明白了吧？”队长左说右说，最后是无话可说，摇摇头走开了。
老傅一家的新生活开始了，他们犹如到了一个陌生的世界，一切都将重新开始……他们一家暂时住在一个“五保户”的空余房子内，但这却比成都新南门城墙边的故居高明一些。房子的位置坐落在一个三面环山的大山坡上，同最近的邻居也隔着约摸半华里光景。白天傅氏夫妻和他们的两个儿女会同当地社员一起出工去了，家中就只剩下残疾妹子一个人，由于行动不便，在多数时候，她的肚子饿了，只能吃一点剩菜剩饭或冷馒头、窝窝头充饥。她每天照例坐在屋檐下那把父母特意从成都替她带来的竹椅上，对着眼前的大山发愣……
山区农村的生活自然比城市艰苦多了，许多原始劳累的活儿必须自己亲自动手去做，诸如生火做饭、铡猪草、煮猪食、喂鸡喂鹅之类，一家人往往要忙到很晚才能上床睡觉。这个陌生的环境不久便为老傅一家人熟悉和适应了，老傅一家用行动证明了他们不会成为生产队的负担，他们与当地社员同工同酬，遇事不落人后，而且把家庭副业，如养猪、种菜之类也搞得非常出色，经常受到当地人的夸赞，傅氏夫妻和他们的儿女处处以真诚待人，一年以后，他们基本融入当地这个农村小社会中去了。
太阳又出山了，新的一天开始，远处响起了生产队长急促的哨子声，看看今天又是一个晴天，老傅照例把残疾女儿从屋里抱到屋檐下竹椅坐定，然后肩扛农具，向着出工地点走去，傅妻和两个儿女尾随其后。每天这个时候，残疾女儿照例要对父母说一句：“爸、妈，你们早点回来哈……”看着这个不幸的孩子，老两口心中不免涌起一阵酸楚，但口中照例要安慰她：“晓得了，乖女，你好生在家呆着，我们一定早点回来……”有时，出工地点较近，大家就可以回家吃饭，顺便也照顾一下残疾女儿，但有时出工地点较远，来回爬坡上坎须走上一两个小时，便不能回家过午了，傅氏夫妻自然又增添了一些牵挂，但也顾不上了……

倒流返城暗潮涌动

同老傅一家一起下乡插队落户的那十多户人家，到了目的地后，便打散安插到不同的公社里的生产队去了。由于交通不便，音讯阻隔，他们平时要想见一次面，互相通点消息，也成了难乎其难的事情。那时打电话都很困难，因为只有在公社和县城里才能享受到这种便利。
老傅一家在插队入户数月之后，事情基本理顺，一切都已适应了，一家人便安心地在会东当起社员来了。有一次，老傅同他的儿子一道进城赶场买猪崽，城里边逢场天人很多，显得有点拥挤，忽然，有人从背后在老傅肩膀上猛拍了一下，老傅回头一看，原来是一起下乡的席大汉，他旁边还站着另一位同行者老周，“他乡遇故知”，没想到今天赶场竟碰上了家乡人，真是幸运得很！他们今天也进城赶场来了。老傅便邀约这两位难得一见的朋友，说是一定要找个地方好好聊一下，两位老乡都很爽快地答应了。
于是，他们便就近觅得一家小茶馆坐下来。老傅见他们打着空手，一副“赶耍场”的样子，便向他们打听其他下乡插队居民的情况，朋友中的老周目睹老傅父子俩这等光景，开口发话道；“你们一家人安心在这里当一辈子农民嗦？”老傅回道：“有啥子办法呢？不下乡在城里头只有挨整的份，就因为没有正式工作，我当了多年的‘活靶子’，回回运动都跑不脱，最使人气愤的是：有事没事都要来查我家的户口，存心找岔子，弄得我一家老少，昼夜不安，我辛辛苦苦养大的猪，正说要卖掉变成钱，就被估吃霸赊地牵走了，连条子都不打一张！说起来真是不堪回首。我在这里反倒过得心安理得的，当地人对我们也还不错，我家喂猪也不怕哪个又来平白无故地给我牵走了。我在这里感觉很相安……”
老周叹道：“‘人能处处能，草能处处生’，老哥子，我们都不及你啊！”老席开口道：“我在这里，老是不习惯，出门爬坡上坎，举目无亲，事事皆难，家中又有老人，又有病人，说起看病跑医院，困难就更大了，县医院医疗技术有限，真正病恼火了，还是得往成都跑，唉！长住在这里，确实不服水土，说千道万，我一家人还是只有回到城里边去才是道理啊……”
接下来老周告诉老傅，首批来会东插队落户的十多家居民已经跑回去十之八九，像老傅一家能够在这里扎根坚守的不过两三家而已。
老傅听了感到非常惊奇，睁大眼睛道：“哦，哦，我的消息不灵，还一点都不知道呢？”两位老乡最后向老傅抖出真话，他们今天相约在城里会面，就是专为商量返城的事。还有一个姓朱的孤老头和田大姐两夫妇也和我们约好今天在城里见面商量这事，但是他们现在还没有走拢。话音刚落，朱老头和田大姐夫妇俩先后赶到，田大姐的男人是个老好人，遇事都听她的主张。
老傅吃惊之余，提出质疑道：“我们的城市户口和粮食关系都是被注销了的，现在回去就是‘黑人黑户’啰，眼下运动不断，要是打起麻烦来，如何生存得了呢？”老席道：“既然要回去，当然先要作好最坏的打算，大不了进一回劳改队，总有个刑满释放的期限嘛，也比陷在农村永无了期好一些罢……”田大姐更是快人快语：“回去大不了当‘包包户’嘛，连二十几斤粮票钱都挣不回来，还算啥子‘散仙’呢？”朱老头出语达观诙谐：“我是得过且过，活一天算一天的人，万一哪天一口气接不上，倒在这个山旮旯里，就只有被野狗拖去吃了，在城里边情况就不一样，即使我倒在大街上，满街都是孝子，自然会有人出来‘捡摊子’的……”
老周打断众人的调侃，最后向大家介绍说，据他搜集到的消息，不仅会东如此，其它接纳城市居民下乡落户的地区也同时出现了下乡居民“回流返城”的现象，这便酿成了一个新的社会问题了……
客观而言，城市居民下乡插队与知识青年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表面上情况有点近似，然其性质却完全是两码事，这是由于城市居民群体本身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概念，断然不可以简单粗暴、不负责任的方式去进行处置。从年龄上讲，知识青年大多刚走出校门不久，涉世未深，还比较富于理想，且无家庭负担及个人拖累；而城市居民则不然，他们当中绝大多数都是上有老、下有小的人，更不要说有的城市居民本身便是年龄偏大或疾病缠身的人了。城市无业者往往面临着政治和经济上的双重压迫，他们的眼睛除了紧盯现实之外，两耳根本听不进去任何空洞的说教和难以兑现的许诺。他们不同于知青之处在于：涉世较深，人格基本定型，有着很强的承受能力和丰富的社会经验，他们各有其应付险恶环境的策略和处世方法，说直白点，就是有效的谋生手段，否则，在当时那种高压的社会环境中，是难以生存下去的。城市无业者是一个始终存活于社会大舞台的庞大群体，不管你承不承认，作为一个社会现实，它始终客观而顽强地存在着。倘使不问青红皂白，凭借一道行政命令，便将城市无业居民统统“动员”到农村去插队落户的话，各地农村根本承受不了，更何况下乡居民中，不少是丧失劳动力或体弱多病、不谙农事的人，各地农村会欢迎他们去插队落户吗？这无疑是一桩劳命伤财、自我添乱的扰民之举……
令人大感意外的是，喧嚣一时的“动员城市居民上山下乡运动”在掀起第一波高潮之后，便再没有掀起第二波高潮了，而“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这条不切实际的宣传口号，却长久地留在当年深受其害的插队落户居民们的惨痛记忆之中……

重新成为城市“无业人员”

自从老周、席大汉、朱老头、田大姐夫妇等几家插队落户居民相继回流返城后，便只剩老傅一家还留在会东了。老傅不走，却有着他的打算，他并不急着要返回城里去，因为他心里明白，回到城里以后，他的景况未必比在会东好，再则，他家养的几头猪也须等到年底出栏换成钱，还有，年终分配，他家还可以分得一些现金，这也是乡下农户辛苦一年下来，眼巴巴盼望着到来的那一天啊！
在这个封闭的环境里，老傅一家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与当地社员打成一片，度过了整整两年多的时光，其间，老傅因为要办点事，只回过一次成都。
由于政策的改变，在经历了一番炼狱般的折腾之后，下乡插队落户的城市居民相继返回原籍。老傅的儿女们有着强烈的返城愿望，经过一番计议之后，一家人决定离开会东，返回成都。其時，成昆铁路已经建成通车，他们返城就不必再去走公路饱受颠簸之苦了。老傅的残疾女儿听说这个好消息高兴得直拍手！听说老傅一家要走了，有不少当地社员竟然还舍不得他们走哩……临到启程那天，生产队长特意邀约了他的舅老倌儿把老傅一家照料护送到永郎火车站，直到看着他们一家上了火车，才依依不舍地挥手道别……
老傅一家重新回到城墙根脚下的那两间茅草屋内，在老地方开始了新生活。生活的第一要义当然是找钱吃饭啰。老傅把一家大小安顿妥当之后，便出门四下打探消息，投石问路去了。他先到当时规模最大的双桥子自由市场去巡视了一通，又到西门和北门城郊结合部的人堆堆去看了一下，没想到在那里还碰见几个熟人。这一来，老傅眼睛一亮，觉得心里又有底了，既然那么多的人都在自由市场找吃，难道就多了我老傅一个不成？
为了进一步摸清情况，他又去找到先期返城的老周和席大汉等人，周、席二人见到老傅终于回来了，也替他高兴！他们请老傅喝酒叙谈，听一听他今后的打算，老傅端起酒杯，酒还没有下肚，已先吐起真言来了：“若说打算，只有一个，就是咋个设法挣钱，二位老兄请多指点，我毕竟离开成都两年多了，俗话说‘三天不摸手艺生’，现在对各方面的情况还有点生疏……”
老周道：“你我名下就不用转弯抹角的了，直截了当对你说罢，只有去‘跑单帮’来得快，药到病除，其它路子便没有了……”席大汉补充道：“我们回来之后，经人引路，便都去‘跑单帮’了，我现在架车也懒得拉了，省得去挨百分之三十的上缴费，何况拉架车要在外面找业务，属于‘打野’，既然拉架车也是‘打野’，跑单帮也是‘打野’，我就不管那么多了，想横了，打野就打野，活一天落得快活一天，死了才闭得上眼睛……”老周接着说道：“我好歹落了一个知识分子的名声，自从单位上把我开除以后，我就一直在街道上搞晒图制图的活儿，有时活路接不起气，就降格去做模型工，现在回想起来，真有点‘觉今是而昨非’的味道，其实，都不如‘跑单帮’来得过瘾……”
老傅听得耳热心动，表示马上就想加入这个行列。临了，老周和席大汉都劝他不要再去割牛草和捡破烂了，说那个活路效益太低，累死不来钱，老傅回道：“那个活儿是不会再去干了，现在儿女也长大了，他们都有面子观念，再不愿意跟着老爸去干那个活儿了……”席、周二人齐声道：“哦、哦，那就对，那就对啰……”

老傅的“跑单帮”生涯

“跑单帮”系文革流行语，与“跑生意”、“捡差价”是一个意思。地区差价，客观存在，南北古今皆然，非行政干预所能整齐划一，这是城市无业者的最后一片生存空间。老周和席大汉把直接入道的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他。周、席二人为人都非常实在，对朋友更是肝胆相照，一片赤诚，这使老傅念念不忘感恩不已！
其时，文化大革命已经进入第七个年头，各种社会问题堆积如山，市面上物资奇缺，商品匮乏，“保障供给”几成一句空话。老百姓的菜篮子尚有待于“挖社会主义墙脚”的“投机倒把分子”去进行及时有效的填充呢……
周、席二人给老傅提供的“跑单帮”路线是到广汉买东西回成都转手卖，每天早上六点钟，成都有一趟发往绵阳的闷罐车，其实就是货车而已。乘坐这样的车，当然是活受罪，但是有一个最大的优点是，可以不买票，爬上去坐就是，沿途经过天回镇、新都、青白江几个站，每个站都要停一下，乘坐这趟车的乘客以“盲流人员”为主，其次便是“跑单帮”的城市无业人员了。说来异常奇怪，每天这么多的人来混这趟车，竟然压根儿无人过问，车站上的人对这个现象熟视无睹，睁只眼闭只眼，不过，混车者进站均是绕道走道班口进出的，道班口的距离距车站约有半华里多路，到广汉后当然也须避开车站栅栏，绕道出站，却也从来无人阻拦，这种现象一直保持到改革开放以后，方才划上句号。
老傅住所离火车站较远，步行要一个小时才能到达，而电车却要六点过了才开始发车，自然赶不上火车了。在开始跑广汉的一段时间里，老傅也是异常辛苦的，早上四点钟必须起床，匆匆漱洗之后，喝下几口隔夜茶，就得出门，一路急行，赶往火车站，爬上闷罐车之后，心里才算踏实。车抵广汉，时间尚早，老傅便不慌不忙地朝城里走，他走进南门城关镇的一家茶馆坐下休息，周、席二人捷足先登，已先一步在里面泡上茶等他了。“跑单帮”既辛苦，又好耍，人走拢广汉后可以先在茶馆歇脚，喝上一两个钟头的早茶。这家茶馆位置适中，对门和隔壁都有饭馆，吃东西极方便，而且广汉的馆子早上还有叶儿粑、三合泥、醪糟粉子卖，这些东西在成都已经不容易碰上了，这里天天都能吃上。当地农民的习惯，一般要十点过后才上市卖东西，所以他们茶喝够了再去赶市都来得及。
老傅问他们先买些啥子东西妥当，老周回道：“对了，跑生意全靠脑筋灵活，进货要记住‘先买出手，后买入手’，货买得好，亏本都有限，但是出手就容易得多了。”老傅问：“今天你进啥子货呢？”周答：“叶子烟、猪肉、菜油或者鸡、鸭蛋都可以买，这些东西到了成都都好卖得很，尤其叶子烟，既好卖，赚头又大，一斤可赚两三块钱，但万不可多买，因为车站市管会查得严，旅客随身携带五斤以上就要遭没收。一般买上四五斤叶子烟、十来斤猪肉就可以了，加在一起也可以净赚十几元，要当七八个临时工一天的工资了……”
老席插话道：“买鲜禽或鸡、鸭蛋都可赚钱，不过运输过程要麻烦一些，比较而言，还是吃叶子烟和猪肉的好，另外，水果中的广柑、柚子，还有花生、核桃都可以进，不拘成法，碰到合适的便下手，买货时不要犹豫，讲好价立即出手，免得耽搁时间，务必要赶上中午十二点过和一点过那两趟到成都的过路车，因为下午还要急着‘丢货’出手哩……”
茶罢，三人便一起上临时露天农贸市场上“抓货”去了。席、周二人确实在行，他们很快便将需要买的货装进口袋，捆扎停当，然后又来指导协助老傅进货，待老傅也将货办齐之后，便一同向火车站走去。
周、席二人告诉老傅，回程也是混车，这样又可以节约一元多钱，但是须多费一点腿劲走站外绕道而入，火车来了，大摇大摆地挤上去就是，因为往成都去的车只在新都停靠三分钟，眨眼工夫便到，车上断然不会再查票的，列车员们都在忙着收拾东西下班回家，谁也不愿意再来多事了。他们已经混了一两百趟返程车，万无一失，从成都来广汉跑生意的人都是这种混法，即使偶尔遇上查票，补票就是了。后来老傅经历的情况，果如二人所言。
三人拢成都后，互相关照着绕道出站，随后便各走各的了。周、席二人家住新西门一带，但他们为避开耳目，一般都把东西拿到北门上的居民或职工宿舍区自发形成的自由市场去卖。老傅入道之前，便先到北一环路及人民北路一带考察过，心头有数，他走了一站多路，见路旁铁路员工宿舍区内有一个不大不小的人堆堆，心想我还走什么呢？就在这里摆起“试一水”罢。这时已是午后三、四点钟光景。生意刚摆起时，尚无人问津，老傅是沉得住气的人，便耐心等候买主。依据常情，这段时间属于“吊幺”阶段，买主相对要稀少一些，过了五点钟以后，工薪阶层的人纷纷下班归家，人堆堆逐渐膨胀拥挤起来，生意也就随之而来了。做点小买卖，老傅本非外行，他赶在天黑以前把货全部卖完，轻松愉快归家。说是轻松，是指精神上的暂时轻松，其实，身子还是感觉很累的，他毕竟已是年过六旬的人了，从早上四点钟起床，到晚上八、九点钟归家，整整工作了十六个多小时，要当“三班倒”工人连续上两个整班。差可自慰的是，他在灯下清点一天下来的成果，除去用费，还要净赚十多元，这对老傅个人而言，才是真正的“金光大道”哩！
歇了一夜，元气恢复一大半，老傅信心十足，仍然一早起床，急急忙忙地赶往火车站。在以后很长的时间内，几乎天天如是，寒暑不辍。
在此期间，老傅的家境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因为文化大革命的影响，除残疾女儿外，他的两个大一点的儿女都辍学在家，跟着他摸爬滚打去了，老两口计议，趁他们还年轻，应该各自去学一门手艺，日后才好在社会上立足。老两口好不容易凑足“工业券”和人民币，给女儿买了一台缝纫机，且私下拜了一位在服装厂工作的老大姐为师，让他女儿学习剪裁缝纫技术，这位老大姐是热心人，她除了教傅家女儿学手艺外，还经常将厂子里干不完的活路接洽过来让这个“编外徒弟”也挣点钱来用。此外，老傅又通过朋友关系把儿子介绍到饮食公司去做临时工，儿子非常机灵，又很勤快，干了几个月之后，饮食公司的人都很喜欢他，鼓励他安心工作，等有招工指标下来，争取转为正式工。
至于老傅本人，每天照旧去跑他的单帮，北一环路及人民北路那几处人堆堆便是他最理想的工作单位。还在“入道”之初，老傅效法周、席二人也去添置了一件生产工具——自行车。买车之先，周、席二人着重向他交流了一些关于正确使用“生产工具”的注意事项，这确也是他们在现阶段总结出来的处世秘箓。二人的说法，约而言之，即是：车一定要买旧的，成色最好在五成以下，只要架子是好的即可，买过手以后，就把链条和飞轮换成新的，外带稍好一点，内胎却要全新的。这样的车子不惹人眼，却很实用，也不容易被贼娃子盯上，你我要的就是“实用”两个字。注意早上人拢火车站后，直接把车停放在广场寄车处，把车锁好，宽心走你的，车子不会丢，因为那么早偷车贼还没有出动。等到天大亮以后，守车的人来了，他知道把这些零星寄放的自行车并做一处，靠边存放，寄车人与守车人之间有个潜规则，就是加倍付他的寄车费，他也知道并理解这批一大早就赶来寄自行车的人都是长期混火车“跑单帮”的城市无业人员。周、席二人还说，我们不时要送守车人一包好一点的纸烟，这包烟的人情有效期至少能管一个月。老傅听了，哈哈一笑，连说：“应该，应该！”如此这般一番摆弄之后，老傅跑火车站便省了许多脚力，轻松多了。
后来，老傅偶然发现广汉供销社门市部可以买到桂花酒，而且不限量，据说这酒还是从山东省调拨到四川来的呢，其实，不过是一种劣质白酒而已，相当于四川农村大队酒厂生产的苕干酒，售价每斤九角。老傅试着打了几斤回成都卖，以每斤二元的价格销出，很好卖，一连几天皆是如此——这是因为当时物资奇缺，城市居民每人一个月才供应二两白酒，还不够一个嗜饮者过一回酒瘾哩！所以那些杜康弟子见到整瓶的白酒，犹如久旱逢甘露，眼睛都亮了，只两三个买主便给他抢买光了。当时国家牌价供应的干酒每斤八角，但要收五张酒票，酒票哪里去找呢？只有上黑市去买，买酒的号票每张四角，五张酒票须二元钱，加上打酒的钱就需二元八角钱，这便也是老傅的酒好卖的原因之一。
接连几天下来，老傅觉得买桂花酒卖是个好生意，干净利落，可节约许多时间，早上从成都赶往广汉后，在茶馆里还可以多休息一会儿，打打瞌睡，恢复元气，比上市采购物品，同卖方讲斤论价磨嘴皮轻松一些。此后，老傅便“单打一”地买卖桂花酒为主了。他买了两只分别可装五公斤的塑料桶来装酒。但也遇上一件麻烦事，就是每天都需用很多酒瓶子，傅大娘每天便到馆子里、收荒匠家里及废品站去大量收购酒瓶子备用，然后按时上自由市场接应老傅。同席、周两位老朋友一样，老傅在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最后几个年头里，在成都至广汉这趟闷罐车上，都是出的“全勤”。
老傅“跑单帮”的路子愈走愈宽，人缘也越来越广。有一次，他在一环路木综厂的人堆堆中还碰见田大姐夫妻俩，他们也在那里卖东西，卖的是净花生米及菜油，他们一直做这个，觉得搞头大，也做顺了。熟人见面免不了要交流一番生意经，这夫妻俩真个是妇唱夫随，形影不离，他们不光是跑广汉，还要跑德阳、跑黄许镇以及绵阳、绵竹等地，他们不一定当天“打来回”，一般两天跑一轮，到一个地方后，把货进齐，放在旅馆内，然后宽心休息，次日上午返回成都推销，他们最爱在双桥子自由市场销货，认为那里市场大，人多，东西不愁卖，只愁货带少了点。田氏夫妻货卖完后，并不急于回家，而是在外面馆子里吃了晚饭，又去坐茶馆打发时间，总之，要周旋到天黑许久后才迟迟归家，回家如住旅馆——这样做的目的，是尽量或根本不同居民地段上的人打照面，久之，仿佛这两口子已经从他们住的那条街区上被抹去了似的……

“把无产阶级专政落实到基层”

田大姐的处世哲学有时管用，有时也不济事。文革末期，各个居民街区纷纷成立“革命大院”，那段时间，临时拼凑起来的大院管委会俨然变成了一个基层权力机构，这叫“把无产阶级专政落实到基层”，对于街区内每家每户的人来客往，家长里短，事无巨细，全都要管，搞的全是左得不近人情更不合法理那一套东西。他们擅自规定居民们每天晚上都要开会学习，念文件、读报纸，弄得气氛紧张，人心惶惶，像田氏夫妻这种标准的“包包户”和老傅、席、周这样的“投机倒把分子”都是他们的首选清查对象，或者直接理解为“阶级斗争新动向”。管委会成员专门利用晚上查夜之机对重点户或怀疑户进行“现场审问”，往往攻势凌厉，见血封喉，比如：明知对方是没有正式工作的闲散人员，却偏要追问“你现在在干什么？生活来源靠什么？老实交待问题，明天晚上在大院群众大会上亮相”之类……这些诘难是被问者的致命要害，本身就是强人所难不屑答理的问题。这期间，田大姐夫妻索性连家都不回，根本不同大院管委会的人打照面。
老傅认为田大姐夫妇这个办法确也不错，但是，不可能个个“散仙”都去效法，因为各家有各家的具体情况。此时的老傅对大院管委会那几个老是想往上爬、想过官瘾的角色，已相当藐视了，他对田大姐夫妻说：“我不躲他们，也不虚火他们，自己做的事情对得住天地良心，还怕哪个？他们清查我的生活来源，我回敬说，来源在双桥子自由市场，每天上千人在那里找吃，有我不多，无我不少。他们立即使出杀手锏：‘你搞投机倒把，扰乱社会主义市场’、‘你违法！要处理。’我又回敬道，违法就拿逮捕证来罢！我老傅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在家恭候你们！几副颜色自觉没趣，无话可说，互相递个眼色，又去‘钻窟窿打蛇’，找别家的岔子去了……”
文革末期，又产生出一个不伦不类的机构，谓之“民兵指挥部”，但它却要越俎代庖地替代政府机关去行使职权，还要去管自由市场，当时，这个差使本属“市管会”（市场管理委员会）在管。凶神恶煞的民兵们怎样管市场呢？他们既不维持秩序，也不打扫卫生，只是径直走进市场内抓几个他们认为油水较大的“投机倒把分子”，把对方的东西全部没收，嘴犟的则要被其暴打一顿，而缴获的“战利品”则往往据为己有，私分了事。老傅卖了一年多的桂花酒，被市管会的人没收过一回，却被民兵指挥部的人光顾了两回，老傅进去根本不同他们多说什么，他知道没有什么可说的，便自报家门，走个过场，东西没收之后，事情就算结束。
其时，我正在东郊抗菌素工业研究所做临时工，我在这家单位度过了平生最为艰难的一段时光，也是文化大革命的最后两年。某天下班，我路过西北桥自由市场，准备买点小菜回家，却意外碰见老傅老两口，当时他的东西已经快要卖完了，便相约在对面茶馆里去叙叙。我从他的口中不仅听到许多新鲜的见闻，更使人难忘的是，他对时局和市场的一些精辟见解，简直胜过专家论述，老傅说：“自古以来，做生意都是正大光明的事情，但现在却连做贼都不如，处处须得躲躲藏藏，畏首畏尾，罪名仅次于‘反革命’，每天面对的都是‘迎头痛击’、‘狠狠打击’、‘彻底铲除’的险恶局面，报纸上宣扬的东西与现实状况完全不巴谱，或者叫风马牛不相及，其实，每一个人心里都很清楚，只是在公开场合不敢直说出来而已。就拿‘市场’这个话题来说罢，报纸上只承认一个由国营垄断的市场，而不承认另一个民间自发形成的市场，民间这个市场代表着群众的需要，所以，不论怎样打击和批判，这个市场始终顽强存在着的。有一则流传很广的谚语‘市场繁荣双桥子，物价稳定邮政局’，不是很能说明问题吗？一个健康正常的社会，对于跑生意经商的人，应该持欢迎态度而非一味地打击排斥，试想，假如没有自由市场的存在，没有众多的‘投机倒把分子’活跃其间，恐怕老百姓每天只有吃‘䀦眼饭’啰！蔬菜公司统购的青菜、萝卜恐怕烂在运输途中也到不了老百姓的碗里头……如此说来，我们这些‘分子’究竟有功还是有过呢？这还用得着多说吗？”傅大爷这一通谠论，淋漓痛快，一针见血，令人拍案叫绝！他真应该被千千万万“跑单帮”的人士推选为忠实代言人。
之后，在北一环路及人民北路那几个人堆堆里，总能够见到傅大爷饱经风霜、刚强稳健的身影……在归家和出门那当儿，老傅有时不免要同“革命大院”的一、二把手或其他人员打一下照面，即使擦肩而过，也互不理睬。对于这个被他们打入另册并切齿咒骂为“死心塌地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投机倒把分子”，他们除了怀恨在心，也拿他没法。
老傅一家的生活又恢复了老样子，唐婆婆每天照例在茅草屋檐下粘糊布壳，挣取少得可怜的计件工资，她那枯瘦勤劳的双手早已被浆糊水浆浸泡得发白，就像严重的白癜风病人的双手一样，这时，老人家已是年近九十高龄的人了。在并不宽敞的屋檐下，唐婆婆每天守护着她的残疾外孙女儿，对于这个不幸的孩子来说，老祖母的慈爱犹如温暖的阳光……有一天，接近中午时分，正在劳作的唐婆婆突然直挺挺地倒下了，把案子上的浆糊洒落了一地，这情景把残疾女儿急得又哭又叫：“快点来人呀！救救我婆婆呀！”她的哭喊声惊动了左邻右舍，很快老傅家门口便聚集了一大堆人，偏巧他家的大人们都外出忙生计去了。过了好一会儿，傅大娘回来了，于是，在邻居们帮忙张罗下，到生产组去腾出几块木板，把躺在地上的老人家抬到木板上放直。傅大娘一面央人打电话通知殡仪馆，一面去打来一盆水替老母洗净手上的浆糊……
到了半下午光景，老傅回来了，见此情景，他不禁悲从中来，放声大哭！老傅且哭且诉：“老奶奶呀，万不谙你老人家就这样走了啊……连话都没有留下一句呀！这么多年，你老人家跟着我们尽在遭活罪，没有过上一天舒心的日子，不但我们没有把你老人家照顾好，你老人家反而处处看护着我们……想起来，教人咋个不伤心呀！”
老傅是一个在逆境中磨炼出来的硬汉，生活的打击赋予他坚忍不拔的性格，人们看着他挥泪如雨的样子和撕肝裂肺的哭声，这还是第一次。

终于可以正大光明做生意了

时间不仅会把一切冲淡，也会给人们带来意外的惊喜！仅仅三四年之后，中国社会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老百姓不但允许公开去进行“投机倒把”活动，而且还要由政府正式颁发营业许可证。极左产物“革命大院”也在不经意间悄然走进坟墓。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不少当年“革命大院”的活跃分子，后来也加入到全民经商——当年被他们打击的“投机倒把”浪潮里去了……
老傅老两口在新南门开了一家面馆，生意不错，做了两年，觉得人老了，累不下来，便脱手交给女儿去经营，老两口辛苦了一辈子，这一下真该享几天清福了。他的儿子则在建国东街口开了一家大火锅店，由于经营有方，加之地处黄金口岸，每天生意火爆，财源滚滚。其时，市场竞争已全面展开，别的老板纷纷来此抢占商机，于是，建国东街口接连开了四五家颇具规模的火锅店，形成了成都最早的火锅美食中心，每家店堂均采用霓虹灯灯饰装点门面，家家生意都好，长盛不衰。入夜，火锅中心的耀眼灯光，五彩缤纷，映红了新南门的半边天空，这个场景一直延续到数年后建国东街扩建拆迁为止。
是年，傅大娘满七十岁，老傅及他的子女在火锅店内替她贺生！老傅不胜感慨地说：“我这辈子就替她做过这一回生，以前哪有条件啊……”他的患难朋友老周、老席、田大姐夫妇和朱老头等都请来了。席间，老傅深有感触地说道：“同样在这条街上，以前，我们只有去捡破烂、割牛草、偷偷摸摸地‘跑单帮’，现在我们却可以堂而皇之地做生意当老板，我儿子还成了个体户中的先进代表，因为他是‘纳税大户’嘛，现在的中、青年人做生意跟以前不一样，一边打麻将，一边招呼买主，每天‘耍起’都有几百元的进账，他们算是赶上时候了，这都是‘一张纸’所起的作用啊！”他用手指着墙壁上悬挂着的“个体工商营业许可证”解释道：“就是这张纸，没有它，你我这一帮人就会被打入十八层地狱，永世不得翻身；有了它，老百姓就能够开店设厂，正常经营，过上正常的像个人样的生活。可是，为了拿到这‘一张纸’，我们走了多少弯路，受了多少磨难，蒙受了多少不白之冤呀……”
老周、老席等人深有同感，频频点头，脸上的愁云早已一扫而空。末了，老周紧紧握住老傅双手说出两句让我终生难忘的话：“可惜好多朋友都因贫困和无情打击而早逝了！你我还算‘命大福大’，到底给熬出来了……唉！来日无多，好好活吧！”临分手之际，老周、老席叮嘱傅大爷老两口常来少城公园鹤鸣茶社喝茶叙旧，儿女的事，用不着再去操心了。老傅点头称是，口中喃喃道：“是的，‘一辈不管二辈事’，正如鲁迅先生说的‘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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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乱世】

“怪人”谢胡子

殷明辉

文革时期，成都城北幸福路有一排低矮的临街青瓦房子，其中的一间屋子住着一位性情执拗、行为古怪的老者——谢胡子。
我认识谢胡子时，他有六十多岁了，中等个子，背微驼，面色黧黑，唯双目炯炯有神，他留着一撮山羊胡子。谢胡子患有哮喘宿疾，平时还勉强可过，遇上风寒感冒，便又齁又咳，难过极了，他曾自我嘲谑道：“我是人穷生个富贵病。”
谢胡子是我好友、补皮鞋的梁师傅的近邻，我通过梁师傅认识了他。在幸福路本街乃至于全辖区，除了老梁一人能够接近他外，他拒绝同任何人交往，但他却乐于同外辖区的人打交道。

批斗会上装死

谢胡子戴有“坏分子”的帽子，但他从不以此为念。文革初期，他同辖区上的所有“牛鬼蛇神”被弄到第八中学大操场进行批斗，所有被批斗人员全都战战兢兢，低头认罪，只有谢胡子昂头挺胸，面不改色，一副桀骜不驯的样子，主持批斗大会的人上前抓住他的头部用力往下按，他的头发被扯落不少，但他马上又将头昂起，批斗人员便用脚膝抵住他的腰部，将他双臂反扭，再使劲将他的头往下按，谓之坐“喷气式”。高音喇叭传出刺耳的口号声：“狠狠打击阶级敌人的嚣张气焰！阶级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无产阶级专政万岁！”批斗人员见他仍是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便上前对他施以“具体的专政措施”，谢胡子刚挨了两拳，身子一瘫，倒在台上，抽搐了几下，随即双目紧闭，口吐白沫，不省人事。批斗者见他这等情状，便不敢再打了。事后，梁师傅问他：“那天你挨斗昏死在台子上是真的还是装的？” 谢胡子道：“挨打占三分，装死占七分，我若不装死，他们倒真要把我打死咧，我装一下死，就对付过去了，不过，老子反正没有倒威。”老梁听后，嘿嘿笑道：“佩服，佩服！”
作为“管制分子”，谢胡子不仅上街从来不请假，也不到“人保组”参加学习，管段干事说他是个改造不好、死心塌地与无产阶级专政为敌、准备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的人。谢胡子却说：“见到上帝我还是这个样子，不可能就变成标小伙了。”
1971年，辖区领导奉上级之命要为几位改造得好的“管制分子”摘掉帽子，使之“重新回到革命人民队伍中来”。辖区于是隆重举行“宽严处理”大会，有关负责人讲话完毕，当场宣布了“摘帽”人员名单，这时，全体与会者起立鼓掌！只有谢胡子紧闭双目，既不起立，也不鼓掌，不言不笑不动，像一具木乃伊一样。“摘帽”名单宣布毕，进行讨论，管段干事让“帽户”们自我检查，检查结果分为三类：自觉改造、认识深刻并有立功表现者为第一类；基本守法、积极改造、踊跃参加义务劳动者为第二类；既不守法又抗拒改造并有现行犯罪活动者为第三类。于是，有的“帽户”说自己属于第一类，有的“帽户”说自己属于第二类，最后轮到谢胡子发言，他仍然闭着眼睛打瞌睡，干事抑住怒火走到他面前喝道：“谢胡子，不要装疯迷窍的，你自己说，属于第几类？”谁知他嗯吞都不打一个，响亮地回答道：“第三类！”干事道：“第三类须有现行，那你好好交待一下你的现行犯罪活动罢……” 谢胡子道：“现行活动暂时没有，请大家检举就是，检举出来的东西，我都认……”
干事宣布散会后，单叫谢胡子留下。谢胡子便在派出所枯坐到天黑，主持大会的干事早就下班回家了。值班干事喝道：“谢老头，你还不快滚，难道还想在所上‘宵夜’不成？”事后，谢胡子对梁师傅道：“‘大锣大鼓’的阵仗我都见过了，难道还怕‘当当哧’……”（“当当哧”指小锣敲击声。）

窃贼向他陪不是

谢胡子长年在北门大桥桥头大安茶铺喝茶，大安茶铺仿佛是他的家，他的家反而像是旅店了。谢胡子老伴早就到火葬场报道去了，他膝下有两个女儿，均已嫁人生子，大女儿对他有孝心，按月孝敬他五元钱生活费，小女儿则完全不管他，谢胡子自我解嘲地说道：“这个死女子把我当成别个的老汉儿，她同我界限划得清。唉！‘屋檐水，点点滴’，她二天老了就晓得啰。我现在背时倒灶，难毬得跟她两个说……”
谢胡子不许他的女儿、女婿、孙辈到他的住处来，他也很难得上他女儿家去，他大女儿每月给他生活费是按照他的要求到大安茶铺交给他，他对大女儿说：“这样做好，我是有‘帽子’的人，免得影响你们的前途。”谢胡子的种种怪异举动，在旁人看来简直不可理喻，不近人情，但他坚持要这样做。
谢胡子屋内称得上家具的只有两件，一个烂碗柜，一张小方桌，方桌有时被他当作菜砧，有一角已现凹秃状，他睡的是木板床，两头用七孔砖垫成，此外，室内一角还有一张预制块拼凑成的案板，他用来堆放杂物，余下便只剩下两把摇摇欲坠积满汗垢的竹椅了。
谢胡子怪得出奇的地方还有，他出门从不上锁，随手拉上便走。说来也怪，他住的那条街除了他一家没有遭过贼，几乎无一幸免。失窃户大到衣物、钱粮、钟表、自行车，小到板凳、脚盆、水桶、筲箕、花盆、蜂窝煤炉子等，贼娃子都不嫌弃。他外出归来，一进门首先将门闩闩紧抵死，摆出一副与周围“老死不相往来”的架势。久之，他的左右高邻对这位怪中之怪的怪人便总结出一条规律，即：房门洞开，便是无人，房门紧闭，便是有人。
梁师傅曾给我讲过一个经常对人讲的笑话：“我们那条街贼娃子多得起串串儿，他晚上睡觉从不关门，有一天晚上，一个过路贼冒冒失失地摸进他屋里，贼娃子东摸西摸摸到他床沿边，谢胡子突然从被窝头伸出一只手招呼他道：朋友，好嘛，贵姓喃？来，握个手，我这屋里的东西，你瞧得起哪样拿哪样。贼娃子反而被搞懵了，一面狼狈退出，一面给他道歉：‘大爷，对不起！我走错了。’”
谢胡子每月全靠大女儿给的五元钱维持生活，除去一元钱的房租费，他实际上只有四元钱，这个数字即使在当时低物价状态下也是没法过日子的。谢胡子曾经厚着脸上“街革委”要求困难补助，哪知碰了一鼻子灰不说还白挨了几句洗刷：“你管制分子，有儿有女的，吃啥子补助哟，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有困难找你儿女要去……”
梁师傅知道后，对他说：“我早就劝你不要去开这个口，你偏不听，结果如何？”谢胡子道：“管他的哟，去试探一下碰碰运气也好，吃不成算毬啰！”梁师傅道：“东方不亮西方亮，另外想点办法，总不能坐以待毙罢。”

戚草药伸援手

梁师傅随后便给谢胡子介绍了一位卖草药的朋友，这位朋友姓戚，已经卖了近二十年的草药了，拖着一大家人过日子。老梁直截了当地告诉戚草药：“这位老辈子是我的老邻居，又是好朋友，他现在锅儿吊起甩，还望老哥子帮他一把，就当是帮我的忙。”老戚道：“梁师傅放心，你的朋友即是我的朋友，露水坝的钱大家想，这位老辈子当然不宜像我这个样子担副草药担子满城走，这样罢，他就卖单味药，俗话说‘小单方，治大病’，挣点零花钱补贴家用没得问题。”
戚草药听说谢胡子天天都要到大安茶铺喝茶，便对谢胡子说：“那很好，我每天都要经过那儿，有时候还要歇下担子在那儿喝碗茶，我们随时在大安茶铺碰头好啰。”
戚草药吩咐谢胡子去买一只加盖竹篼、一杆小秤，又给了他一小袋名唤“蜘蛛香”的中草药，戚草药用秤一称，刚好五斤。戚草药对谢胡子说：“老辈子，摆地摊你可能还不习惯，多摆几天就对了，习惯成自然。刚开始你每天少带点，卖顺了再逐渐增加，街上‘地摊游击队’还多，反正，眼睛放灵醒点，市管会、‘红套套’来了就走，你是老年人，只要不同他们顶嘴，他们也不会把你怎样。”
谢胡子道：“戚师，这些我晓得随机应变，以柔克刚，你尽可放心！只是这‘蜘蛛香’究竟治啥病，你老师定要讲个明白，买主问起，我才报得出子丑寅卯来。”戚草药道：“这个，我当然要对你讲嘛，但你先得明白，卖药先得卖个‘出风贵重’，古话说‘人离乡贱，货离乡贵’。这蜘蛛香是四川特产，又叫九转香、雷公七，既能行气散寒，调经活血，又能治发痧脘腹胀痛，还能治脚气水肿、头痛关节痛等，放在家里还有避瘟疫秽气的作用，是一味用途很广的良药。”谢胡子道：“老师别忙，让我用笔记下来背熟才行。”戚草药道：“当然要背熟，才能把买主的票子说下来啰！蜘蛛香是艮子药，买主容易信进去，你是老年人，买主一般相信老年人不会说谎，价钱每两卖二元钱左右合适。药，你拿去卖，卖完再给我归本钱，要卖又来拿就是。老梁同我是老交道，就不要介意了，大家都活得起走就对。能够卖钱的品种还多，假如‘蜘蛛香’不好卖了，我就另外替你换一个品种，路是人走出来的嘛……”
戚草药最后叮嘱谢胡子道：“有三个地方都可以去‘找吃’，一是东御街，二是总府街，三是东郊建设路，本来嘛，就是人民北路至火车站一线就是最好找吃的地方，但是‘兔子不吃窝边草’，那里离你家太近，咱们要臭臭远点，免得有人抓辫子把我们当成他的‘垫脚石’，我都要好点，尤其是你大爷，更要注意！”谢胡子千恩万谢而去。
次日，谢胡子手提竹篼，信步来到东御街市内火车票售票处门外街沿边，他将竹篼放下，再将竹篼盖反扣其上，然后摆上一小堆“蜘蛛香”，他摆了好一会儿，没人理会他，便耐着性子等下去。

卢管管与刘金鱼

他的左边是一位“民间音乐家”在“扯敞子”，这位尊驾姓卢，人称“卢管管儿”。卢管管卖的是一种竹子做的被人称做“土黑管”的吹奏乐器，土黑管经卢管管吹奏起来，音调嘹亮悦耳，略似金属黑管发出的声音，颇能吸引行人。卢管管吹奏的乐曲多是“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等流行革命歌曲。谢胡子甚觉新鲜，心想东御街这地方还真留得住人哩，除了能够做点小买卖还能免费欣赏音乐，这日子今后就好混了。
快近中午了，卢管管停止了吹奏，他的买主自然就散了。卢管管瞟了谢胡子一眼，主动招呼道：“老辈子，招呼了！你是新来的罢，开到张没有？” 谢胡子道：“劳你哥子问，我今天是头一回下水，还没有打到方向呢。” 卢管管安慰他道：“不要紧，莫灰心！头三天当打‘水漂漂儿’，这是老规矩嘛……”接着卢管管又招呼他同去吃饭，“老辈子，走！到青石桥‘永发兴’去吃豆花饭，我管了。” 谢胡子心里想，咋个尽遇着好人呢？我这是命不该绝罢。
“永发兴”原是私人开的饭店，公私合营后改为国营饮食店。“永发兴”的豆花、小菜味极精美，价格也挺便宜，是工农群众及各种做小买卖的人经常光顾的地方。饭后，卢管管告诉谢胡子，“要喝茶可到人民南路吟啸楼或鹅市巷茶铺，本来嘛，对门边会友轩就可以喝茶，但是这家茶铺人杂得很，五颜六色的不清静，还是到鹅市巷去歇一会儿罢，那儿清静得多，疲倦了好打瞌睡，东御街守街沿边的，大多喜欢在这儿会哨。”
卢管管和谢胡子还没有进门，茶铺里就有人在招呼他们了：“喂！管管儿，过来坐。来两碗茶！”卢管管坐下之后，开口向他的熟人介绍道：“这位老辈子姓谢，在北门上住，今天刚来‘报到’的，大家要多关照一下啊……”熟人爽快地回道：“没得问题，古人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江湖人就是讲个义气，你老辈子尽量挨着我摆摊子，有情况我会招呼你，但是也不要怕，看到‘红套套’来了就吓慑了，那就只有饿死了。”谢胡子连忙点头称是。
这位熟人姓刘，四十多岁，人称刘金鱼，他卖的东西主要是彩色蜡制金鱼和纸花，这两种手工产品都要泡在玻璃器皿内才好卖，故他随身总是带着两个大口水果罐头瓶子，收摊时把水倒掉，摆摊时又把水装上。刘除了卖这两样东西外，还要卖歌单、歌片及电影演员的照片等，歌单内容自然以革命歌曲、革命样板戏为主，但也夹带一点外国名歌及遭禁已久的老歌。
大家边喝茶边摆龙门阵，卢管管忽地叹了口气道：“谢大爷啊，按理说，你老人家应该在家享清福了，却还要出来站街沿边，真是可叹啊！” 谢胡子回道：“唉！享啥子福啊，‘想阿弥陀佛’！我一无工作，二无退休金，老孃儿早就死了，现在是老鳏夫一个，有两个子女，‘一笼鸡叫，一笼鸡不叫’，大女儿还算有孝心，每个月给我五元钱，从不‘打里扯’，小女儿就真个叫‘里扯火’，几年没有同我打过照面了，我是‘帽户’，她害怕血溅到她身上，影响她的前途。唉！算了，不提了，大家‘相忘于无形’的好……我现在还吃得饭走得路，‘有山靠山，无山自担’罢。”卢管管道：“倒也是，你老人家还算想得开……”谢胡子道：“全靠想得开，不然，我早就钻土巴了。”
因了卢管管、刘金鱼的提携关照，谢胡子在东御街的地摊还算摆得比较顺利，刘金鱼不断向谢胡子交流推销经验，他说：“老辈子，在东御街找吃，主要卖个嘴劲，要舍得说，不能冷场，俗话说‘人强当不到货硬，货强当不到嘴硬’，钱都是说下来的嘛，不然，哪个愿意掏腰包呢？”

“社闲”朋友赴宴

半个月之后，戚草药交给他的五斤蜘蛛香基本上卖完了，他遂择日上戚草药家进货缴账。戚草药见他来了大喜，将他让进屋后听他细说原委。谢胡子对戚草药道：“我先把账给老师归了再说下文。”戚草药道：“你给个十元钱的本钱就行了。”谢胡子道：“那咋个行呢？我一共卖了一百元，至少应该给你归二三十元，下一步才好打交道嘛……”戚草药道：“咱们是朋友，我是有言在先，只收本钱，再想钱也不会赚朋友的钱，何况你比我恼火得多，又有梁师傅这层关系，你就不要再推让了，即使你多给老戚，老戚也不会要的。”
谢胡子称谢不迭，隔了一会儿，谢胡子对戚草药道：“戚老师，这蜘蛛香利润咋个会这么高呢？”戚草药道：“‘药无十倍利，三代不行医’，‘蜘蛛香’堆在我床底下就不香了，你把它摆到市面上去就香了，堆在老戚床底下是死宝，放在东御街街沿边上就变成活宝了，它的价值并不是它本身的价值，而是你能把它卖出去这个推销价值，懂不懂？”戚草药的一通高论令谢胡子心悦诚服。
后来梁师傅告诉我，有一天他收摊较早，绕道上戚草药家串门，他俩东摆西摆就摆到了谢胡子头上。戚草药首先开口：“我看这个老哥子人满好的，他虽然是新旧社会都经历过的人，但在某些方面却很老实，用江湖上的话来说，就叫‘嫩’得很……”梁师傅道：“老戚，你不晓得啊，他是我们辖区出了名的怪人，牛起来连死都不怕，他的名言‘宁肯割脑壳，不肯割耳朵’，连户籍都拿他没法，送他上‘劳改队’又不够条件，他还主动要求过进劳改队呢！他对户籍说：‘既然你们看见我不顺眼，干脆把我送进劳改队罢，我到劳改队就有个组织了，比在外面漂起好……’户籍只好把他臭骂一顿了事。”
谢胡子每月都能卖出十多斤“蜘蛛香”，除去本钱和在外面的花销，还能净余几十百把元，他想到这都是梁师傅引荐带来的好处，便经常给老梁的娃儿买点糖果、点心之类作为回报。老梁叫他不要这样，老梁说：“一是邻居们看见影响不好，二是你好么大岁数了，也该存两个钱以备不虞，我也没有给你帮多大的忙，一切还不是靠你自己。”谢胡子连忙摆手道：“‘不因渔父引，怎得见波涛？’我谢胡子哪是那种忘恩负义的人呢？”老梁道：“不管咋个说，以后千万不要这样了。”谢胡子道：“约你出来喝酒总可以嘛！”老梁回道：“这倒可以，不过，你老人家确实太讲礼性了。”
有一天，谢胡子已经睡了，梁师傅推门进屋去对他说：“谢大爷，给你老人家谈个事情，这个月的十五是戚草药老母的八十大寿，他今天特别绕道到我摊子上来下了请帖，连你老人家一并请了，托我转告你，你老人家好早作安排。”谢胡子回道：“那好得很嘛，十五那天我就不做生意，我们早点上戚老师家朝贺！‘见官莫向前，做客莫向后’嘛。”
于是，谢胡子提前购买了烟、酒之类的礼品，他还特意买了张大红纸，请在东御街刻钢笔的廖老师代写了一个斗大的寿字。
到了十五这天，梁师傅吃过早饭便过来约请谢胡子一起到戚草药家中为其老母祝寿。戚草药见到老友梁师傅和谢胡子最先光临，喜得合不拢嘴，连忙安顿他们坐下沏茶，梁师傅呈上礼品对戚草药说：“戚师，这是谢大爷给老伯母拜寿买的礼品，请收下罢。”戚草药道：“哎呀谢大爷，来耍就是了嘛，何必破费呢？” 谢胡子道：“戚老师啊，你给老哥子帮的忙还少了吗？区区水礼，何足挂齿。”
十二点钟之前，客人基本到齐，来客以戚草药本家及妻族亲戚为主，加上他自己家中的人，整整坐了四桌。为操办这台祝寿宴席，戚草药特意去延请了两位在饮食公司担任厨师的朋友前来主厨。临近中午一点钟，主人请所有客人入座，戚草药对梁师傅道：“老梁，今天人多，你帮我把朋友们安排坐一桌，大家都是‘社闲’，颜色合得来，好摆龙门阵。”
席间，戚草药过来敬酒还礼，他说：“感谢各位朋友的热情光临，大家一定要把酒喝好，以后好多事情还要同各位多取联系……”梁师傅道：“老戚别管我们的，我们自己晓得，你去照顾那几桌客人罢！”梁师傅告诉谢胡子道：“你看见没有，戚老师这么大一家人，一个老妈、一个爱人、一个残疾人妹子、还有三个娃儿都在读书，一家人七张嘴巴要吃饭，全靠他这副草药担子。”谢胡子伸伸舌头道：“不简单！戚老师真是‘人能处处能，草能处处生’啊，要是我，早就愁死了……”老梁道：“光是愁，也不济事，关键是要拿得出办法来才行，你现在理着这条路子做下去就很对，我也就不枉引荐你一场了。”

抓进派出所

时间好混，谢胡子到东御街站街沿边不觉三月有余，其间也打过几回麻烦，有一回他竟被挡进了附近派出所，他一进去，首先自报家门：“我是‘管制分子’，是解北辖区的，我没有工作，儿女不认我，没办法逼到出来想两个米钱……”
派出所干事挂通电话后，便叫他走，同时又教训了他几句：“你是‘管制分子’就该好好学习，认真守法，咋个能出来搞违法活动呢？下次再碰见你，我们就不客气了！”
卢管管和刘金鱼知道后宽慰他道：“谢大爷，继续摆你的，不要气馁，这又没有犯好大个法，你都那么大岁数了，下次再进去又能把你老人家怎样？喊他拿饭来吃嘛。我们早就把进派出所当成家常便饭了……”谢胡子道：“那天我手脚慢了点，否则也避得开的。”

谢胡子脱贫

在摆摊过程中不时会遇上一些意外财喜。有一天，两个外省人来到谢胡子摊前，他们很想买两斤天麻带回上海去，谢胡子对他们说：“我这里没有，但是，我有个熟人手上可能有，我可以帮你们问一下。”那两位外省人便同谢胡子约定午后六时在原地方会面。
谢胡子中午收摊后即直奔戚草药家。他见到戚草药便直截了当地说：“戚老师，有天麻么？有两个外省人要买两斤。”戚草药道：“有呀！你给他们说的啥子价？”谢胡子道：“价格我不晓得，没有说，我只是约他们六点钟在东御街等。”戚草药道：“那好，现在还早，你在我这里把茶喝够了，我们一起去。”
谢胡子带着戚草药准时赶到东御街，举目一看，那两位外省人已经先到了。戚草药对谢胡子道：“这两位是真买主。”两位外省人见谢胡子如此守信用，不禁大喜，问道：“老师傅，不错！天麻带来了吗？” 谢胡子道：“带来了，大街上不便交易，我们到售票厅找个地方坐下谈罢。”外省人道：“行，进去坐一会儿。”
进去找地方坐下后，戚草药把天麻拿出来，对他们说：“天麻目前相当缺俏，这是真货，我们都是有点年纪的人了，绝不会骗你们，尽管放心！”两个外省人把天麻拿在手上翻看了一下道：“天麻我们认识，行，是真的，要多少钱？”戚草药道：“一百元一斤，这里是旺翘翘的两斤，共二百元。“戚草药补充道；“秤包够，两位同志如不相信，对门水果店有秤，可以去复一下。”外省人道：“行，过去复一下秤。”复过秤后，二位外省人付款称谢而去。
戚草药一脸是笑，对谢胡子道：“今天该我们俩朋友好生醉一台了罢？走，找个合适的馆子‘苏气’一盘，我请客。”酒过三巡，戚草药忽地从内衣抽出四十元钱塞到谢胡子手中，认真说道：“四季发财！谢大爷，拿去，这是你今天挣的。”谢胡子连忙谦让：“戚老师，使不得，你请我喝酒就够了，这钱我不能要！”戚草药把酒给他斟上后说：“谢大爷，你咋个不能要？‘隔山打鸟，见者有份’，这是江湖上的规矩，没得规矩不能成方圆，这钱你叫我一个人吃，吃‘艮笼心肺’，把我胀死，那咋个行呢？”谢胡子道：“我今天已经挣过钱了，这个钱我说啥也不要，戚老师负担重，还是你留着罢。”戚草药仍是不依，道：“谢大爷差矣！老戚负担虽然重却比你老人家的处境好得多，你就不要再推辞了，我说出来的话不可能收转去……”
谢胡子满脸通红，捏着票子激动地说道：“唉！戚老师，无功不受禄，这钱教我咋个收得下啊！”老戚又给他斟上酒道：“谢大爷啊，啥子叫‘功’？你老人家跑了腿就叫‘功’，‘功’在腿上，假如你今天不气吭八吭地跑这一大趟，两斤天麻还在我床底下睡大觉，正因为你老人家脚步高贵，这两斤天麻就要上火车，上飞机了，你我就坐在这儿当‘神仙’了，你说，这是有‘功’还是无功呢？”
谢胡子深为戚草药的义气折服。归途，戚草药对谢胡子道；“干脆你每天在篼篼内放个1斤把天麻，万一临时有买主要，好出手，免得临时‘打急抓’，放脱买主真可惜。另外，有要贝母、杜仲、黄连的买主，你也可以给他答应到。”谢胡子道：“我只担心一点，万一撞到风口上遭没收了，损失就大了！”戚草药道：“我让你拿去卖，没收了就算毬了！难道我还要你老人家赔档不成？你宽心拿去卖就是……”
谢胡子入道既久，逐渐摸索出一套摆摊经验，他去书店买了一本《常用中草药手册》，每天随身携带，便于同买主当面讲解。后来，他更动了点脑筋，请刘金鱼帮忙将“蜘蛛香”的性味功能、主治用量及产地印成一张张小仿单，有买主围观时，他除了口头介绍，再递上一张仿单，此举既少费口舌又增强了推销效果。卢管管对谢胡子的做法大为赞赏，他说：“老辈子，不错！外面跑就是要多动脑筋才行。”
谢胡子自己挣得到钱便不要他大女儿的钱了，他对大女儿说：“我现在找到点路子，可以给你一家人减轻点负担，如果你们有困难，我还可以支援你们呢。”

拒绝“摘帽”

日历翻到了1979年，“帽户”开始分期分批“摘帽”，辖区“人保组”的干事挨户通知“帽户”们到“人保组”开会听传达文件，全体“帽户”都到齐了，只有谢胡子缺席，上他家里去找，连人影子都见不到。人保组干事向上不好交差，非常着急，便在他家门口守候着他归家，干事一反以往态度，非常客气地向他解释政策，送达摘帽通知书并请他签字。
谁知谢胡子一点不领情，拒绝签字！
弄得干事一脸尴尬，悻悻而去。隔了两天，干事同所长再次上门找他，仍是为这个事情而来。所长和干事轮番好言相劝，所长道：“谢大爷，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再提就没有意思了，好多事情是‘四人帮’造成的，现在好了，政府给大家落实政策，摘帽平反，我们要‘向前看’，你也应该积极配合我们的工作才是啊！”干事插话道：“谢大爷，全辖区的‘摘帽’工作都进行完了，就差你一家还没有解决，你老人家何必那么固执呢？”
谢胡子没好气地回道：“你们过去不是说我要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吗？我的确准备戴着这顶‘帽子’进火葬场的，你们都请回去罢，不用再劝我了，你就是把手给我宰了，我也不会签字的……”谢胡子越说越激动：“过去你们给我‘戴帽子’本身就是错误的，现在要我签字，不是等于要我承认你们是正确的？我咋个会承认呢？还有一点，过去‘帽户’多，不稀奇，现在‘帽户’没有了，只剩下老头儿一个了，古话说得好‘物以稀为贵’，当然该我老头儿‘俏’了哟！我咋个肯轻易让你们给我摘了呢？你给我‘摘’了，今后我想‘俏’都‘俏’不成了。”
所长和干事拿他没法，只好摇头而去。这么顽固和古怪的人，他们真还没有见过。
谢胡子到底没有签字。后来，所长和干事请示上级后，来了个变通的办法，去找到谢胡子的小女儿，由她替老爸代签字并代领了“摘帽”通知书。
稍后，谢胡子的大女儿分到一套宽房子，她便把老爸接到她那里颐养天年去了。谢胡子临走前对梁师傅依依惜别道：“老梁啊，‘衣是新的好，人是旧的好’，我虽然搬起走了，但还是要经常过来找你摆龙门阵的……”梁师傅回道：“好得很！谢大爷，我们还是在大安茶铺喝茶罢……”
这位渡尽劫波的老人，终于过上了正常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