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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昨 天》第一一二期
帖子发表于 : 周三 6月 27, 2018 10:41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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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 天》第一一二期

抢救文革回忆 积累文革资料 交流相关信息 促进文革研究

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18年56月30日第112期


本期目录

〖清华大学樊思清忏悔反思专辑〗

书海泛舟

樊思清 我要忏悔——直面我失落的人性
一、武斗,三个月铸成终身遗憾;杀人,一秒钟改变两人命运
二、我的忏悔词
三、我的忏悔观

樊思清 我要反思——锁定反右和文革阶级斗争
一、我对始作俑者文革策动阶级斗争作认真反思后,捋出了其招数的四个要素
二、再分析“人性”这个第四要素,认清是我自己选择了剥夺他人生命之至恶
三、穷追阶级斗争要素的要点:争当接班人,和派性大旗背后掩盖的人性之恶
四、反思的深入也带给我新的不解之惑:谈谈文革阶级斗争的真实性和虚无

孙怒涛整理 以忏悔唤回人性良知——樊思清从犯罪到忏悔的心路历程访谈录
一、家庭背景
二、学生时代
三、文革初期
四、武斗杀人
五、留校改造
六、监狱服刑
七、回归社会
八、忏悔反思

孙怒涛整理 校友热议樊思清忏悔
一、校友们充分肯定、热情鼓励、高度赞扬樊思清的忏悔
二、对樊思清犯罪原因及忏悔意义的探讨
三、关于忏悔是否公开,是否见被害人家属的讨论
四、关于真相与和解关系的讨论
五、不堪回首的武斗场景

孙怒涛 《真话与忏悔》后记
孙怒涛主编 《真话与忏悔》目录
编读往来
林猛谈《真话与忏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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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樊思清忏悔反思专辑〗说明

本专辑向读者特别推荐孙怒涛主编的《真话与忏悔——文革50周年清华校友讨论集》一书(香港,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8年4月出版)中樊思清的忏悔与反思,及校友对他的访谈与对此事的热议等几篇文章。

在文化大革命中,从1966年“红八月”的“血统论”红卫兵将基层的“黑帮”教师和底层的“牛鬼蛇神”活活打死,到被领袖赞为“形势大好不是小好”的“全面内战”时期群众组织相互把对立派当成势不两立的“国民党”往死里打,再到革命委员会成立后的“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等运动中刑讯逼供打死、逼死、折磨死受害人……真可谓血债累累,罄竹难书。然而,半个世纪过去了,难得见到有杀人者、施暴者的道歉与忏悔。十多年前,有一个当年的中学生李乾,写出了《迷失与求索》(2007年自印,2008年美国柯捷出版社出版)一书,为自己在狂热的“革命高潮”中为维护“革命新秩序”而开枪杀人作出了沉痛的忏悔与深刻的反思。如今,空谷足音再次响起,又一个当年的热血青年、清华大学学生樊思清,为自己在“革命”的蛊惑下人性失落时开枪杀害同学沉痛忏悔,并进一步对文革怎样挑起人性之恶作了深入反思,正如孙怒涛所说,这是樊思清向社会作出了一份“特殊的贡献”,“是个带有标志性的进步事件。它的进步意义将随着历史的进程而日益彰显”。樊思清的忏悔与反思已经得到众多校友的肯定与鼓励,有关讨论内涵丰富,意义深远,值得关心历史反思与社会进步的人们都认真一读。讨论集中还有一篇孙怒涛的《坚定而艰难的一步——我与樊思清的短信、邮件、微信往来》,是研究樊思清的忏悔与反思怎样一步步深入的极好原始材料,因篇幅所限,本专辑没有选入,有兴趣的读者可去读该书中的内容。
本刊选发时对个别文章略有删节。
樊思清当时所读专业为动力农机系,有人简称为“动力系”,有人简称为“动农系”,本刊将其统一为动力农机系或动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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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海泛舟】

我要忏悔——直面我失落的人性
(《真话与忏悔》选读)

樊思清

我1946年生于四川重庆歌乐山。抗战胜利后我们家搬到南京。小学时我在南京,中学时代在武汉。我出身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水利部部聘高工,母亲是小学教师。当时南京鼓楼小学里没有幼儿园,1950年9月开学,母亲就把我“放”在她当班主任的那个班上,我“花费”四年,读了两年小学一年级,两年小学二年级,才许我正常升级。初中保送高中,高中全科成绩优秀,体育成绩有特长,年级数、理竞赛拿过第一,1964年我考入清华大学。
家庭精心养育十八年的长子,在清华武斗三个月消费殆尽,一秒钟负债累累。

一、武斗,三个月铸成终身遗憾;
杀人,一秒钟改变两人命运

1968年4月23日旧电机馆发生了武斗。当时我从二校门回2号楼经过现场,在那儿驻足了两三分钟,看见我们系也有同学在那儿打得正欢。当时我还在想:“有什么说不好的事情不能解决?非要打这么厉害,非要武斗呢?”后来才知道清华的“百日武斗”就是从这一天开始的。
其实,我在4月25日就已经打算回武汉了。我把行李都集中在一个箱子里面,运送到我(北航1964级一系的)中学同学那里。后来,因为没有及时买到火车票,我才没有离京回汉。我回到学校以后看见两派的武斗升级了,那时既然没有回家回武汉,就鬼使神差地留在了学校,参加了团派很多活动。
记得在清华大学414和团派之间交换俘虏的那天,双方俘虏交换之前还保持住了各自的阵形。我在团派的队伍这边,手里拿着一根长矛,充当着414俘虏的“护卫”。正式交换俘虏的时候,现场双方的气氛好像还比较正常祥和。可是刚刚把俘虏交换(受伤的先被抬走)完毕,双方各自带着队伍散开并且缩回据点,场面气氛即刻恢复到武斗的状态——极度紧张和敌对!
此时,我和护卫俘虏的其他几个团派同学,背靠二校门清华老邮局,躲在其西北角。突然有一根长矛,从清华老邮局里面,刺破窗户玻璃,直接扎到我的后腰正中间,至今后腰上还有一个矛尖疤痕的印记。幸亏当天,我佩戴着牛皮护腰(举重用腰带)。由于我练过举重,双腿的力量比较大,所以当对方双手双臂全力把长矛推送到我背后的时候,我只向前踉跄了两步而并没有跌倒。因为那毕竟只有一个人的力量,刺破的玻璃也起到了消减作用。缓过神来,当我回过头再去堵邮局的大门,已不见“刺客”人影。当时并没有感觉到自己受伤,回去以后解开腰带才知道背后有血。如今我想:“您用长矛扎我,若见到此文会有何感想?为什么下手不重一点!哪怕让我住院几个月……”历史没有如果!
当天我已经手持长矛参与了团派的群体活动,“手持长矛”的形象业已暴露在清华园的众目睽睽之下了(当时清华园里围观的师生员工和居民有几百人)。
武斗期间我的父亲正好上北京来出差,就住在北京东交民巷附近的水利部招待所。礼拜天他到清华来看我,正好赶上许恭生和段洪水的追悼会。当时在5·30武斗中许恭生被414的众同学用长矛刺死。许恭生被刺也是因为在5·30武斗之前414武斗战士留在脑子里的复仇情绪使然。段洪水从攻楼的梯子上面摔下来致死。我还记得在追悼会上许恭生的妹妹作了控诉414罪行的发言,这激起了我心中对414的愤怒。当时我的父亲也经历了这个追悼会的全过程。父亲虽然当场劝我同他一起回武汉,回家,但是最后还是同意了我的决定。我还是留在北京,留在学校里。多少年以后,我才知道我的父亲没有对我母亲说过这些事(我和父亲在北京都参加了许恭生、段洪水追悼会的事情,以及我在北京参与清华大学武斗的事情)。
此后我不断地进一步参与了团派的群体活动,受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所有参与者的情绪亢奋,且呈正反馈影响——同一派的互相怂恿,对立派的积恨成仇!此时,我并没有察觉到:派别团体活动有“群体裹挟效应”。1966年下半年以来,我的政治立场,已经完全站在了团派这一边。但在这一段时间里,还是仅仅停留在观点上面。
今天回过头来认真思考,文革期间各种理论对自己影响最大,能够算得上引导我走向犯罪的洗脑效果,就是始作俑者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把两派群众比喻成国、共两党在斗争。江青又叫嚷“文攻武卫”,为武斗背书。她还提出:当前文化革命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就是武装左派,应当大量武装左派。这对我起到了立竿见影的影响。虽然文革进行中双方还是同学(如反右鸣放初期相互之间还是同学一样),还不像是国、共双方,可越是接近秋后算账之日,也和国、共两党你死我活的关系没啥区别了。我很真切地感受到虽然文革属于人为制造,可“秋后算账”其你死我活的仇恨将会真真切切闪烁在仇人的目光里!
老团广播台里不断广播着有关美国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遇害的消息,使他成了我的偶像。找到了搞革命就一定不能够放弃武装斗争的例证,对我有很强的刺激。以上是参加武斗前后,那些“人造阶级斗争理论”对我思想产生的影响。
我记得我是在1968年5月30号左右进驻大礼堂的,之前我住在一号楼的4楼。我进驻大礼堂的时候,除了我们系的几个人以外,还有一个石油学院的“理论家”(他的父亲是一位历史学家)。在两个来月的武斗全过程中,他一直驻守在大礼堂并且给我们上“政治形势课”,讲解他的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当时我一直认为他是团派总部派过来的。说实在的,石油学院的“理论家”关于文革的理论,尤其是关于“必然要发展到武斗阶段”的理论,以及“党中央就要召开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及可能会作出什么决议等等,他都讲得头头是道。对当时的我影响极大,也使我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
6月30日,当我正在礼堂里面吃饭的时候,在大礼堂和新水利馆之间传来了爆炸声。我们放下饭碗赶出去一看,有几个团派的同学在抢救和搬运我们的伤员。原来是414的人从东区突破我们的包围(沿着大礼堂北边的那条小河的南岸),左拐弯跑到新水利馆和大礼堂之间时,遇到了团派的同学,于是他们扔出了手榴弹。团派同学,一个人的腿骨被炸断了,另外一个腹部进了弹片受重伤。而后这一批414的同学就跑进了科学馆。
于是我们加强了警戒。当天我就带人进入新水利馆(包括某档案室),巡查了两个多小时。确认没有414的武斗人员潜伏在新水利馆里面而消除了侧翼的隐患以后,才放心回大礼堂。
我们大礼堂守区很快就接到了蒯大富的命令,命令要求我们包围和封锁科学馆,直到414方面交出凶手和肇事人员,不放一个人“出”或“入”!凡有出入科学馆者格杀勿论。蒯大富的命令渲染和强化了“包围科学馆,困住414的武斗人员”的紧张气氛。
与此同时我们还在(大礼堂的管辖区)闻亭上用沙袋草包构建了掩体和工事。团派当时的“洋枪队”为我们配备了半自动步枪、子弹和探照灯。我们分班日夜值守,严防414的人突围。当时在现场和我一同值班的还有动力农机系的一个实验员和一个中学生,我们三个人组成一个值班小组。
1968年7月4日凌晨,我和动力农机系的实验员某某加上一个中学生,三个人正在向科学馆方向观察(距离很近,一共65米),中学生突然小声说:“有人突围!”我立刻拿起枪对准黑影就扣动了扳机。某某说:“人倒下了!”“还有人要突围出来,趴下别动,把探照灯对好。”
从被害人出来,到开枪,到被害人倒下,一共就十秒钟左右。
我们趴下没动,又观察了一阵子,没看见有什么动静。我开始害怕了,对他们说:“人怎么躺在地上不动了?快把探照灯关了!有人出来救,就再不要开枪了,让他们把人救进去!”当时我心里非常紧张和害怕,大脑一片空白。我对他们两个说:“我回大礼堂了,你们两个在这里守着。”(下划线部分我交代过无数次了。)
(左图:死难者清华大学土建系学生朱玉生遗像。)
于是乎我回到大礼堂,这时候蒯大富打电话来问,是我接的电话。我说:“我是黑胖子(当时在武斗期间他们都叫我‘黑胖子’)。”蒯大富问我:“刚才是不是大礼堂那边打的枪?”由于非常害怕和紧张,我回答蒯大富:“我不知道啊!”又过了几分钟,我就听见在清华的好几个武斗据点传来了枪声。事后才听说这是蒯大富下的命令,用其他的枪声来掩盖我这一枪,企图造成“众枪声责任分散效应”(与“众长矛责任分担效应”道理相似)。密集的枪声哄抬了武斗的紧张气氛,加剧了对立情绪!“群体裹挟效应”再施魔法,使得第二天7月5日胡Y开枪打死了科学馆里的杨志军。科学馆里一百多人被困在极度的悲愤和恐惧中。
我曾经在监狱里对胡Y说,我在7月4号开枪以前和以后的情绪大不一样,我开枪以后很快就害怕了。胡Y回答我说:“我也是。在7月5号开枪以前想的就是——要包围科学馆,不放人出来,没想太多。可是在开枪以后,也很快就感觉害怕了。”后来我想:真正胆大的还是蒯,一直不怕。他的胆是谁给的?
(下图:朱玉生遇难现场示意图。选自唐金鹤著《倒下的英才——清华大学文革武斗纪实》,香港·科华图书出版公司2015年全新第三版。)
在此,我愿跪在(被困科学馆以及在动农馆积极实施救援的)众人的面前作忏悔,进行道歉!我对我自己往昔所造之恶行感到无比惭愧,无地自容!我发愿以后再不作恶。
说起我开枪以后躲在大礼堂里和蒯大富通电话的事情,还有一件相关的事。
在工宣队军宣队开进学校以后,两派的同学坐在一起说起武斗,我们系里面414的一位同学对我说:“你知不知道你开枪以后老蒯打电话问你,是哪个方向开的枪?是谁开的枪?你回答说:‘我不知道!’你和老蒯之间的这段通话,被我们录了音,留下了证据。”“我们414的录音对你有利,说明你开了枪以后并没有立刻向蒯大富去邀功。”
乍一听到此话,我即刻发愣了!当时都不知道如何回答。过了一会心里才想:怕都来不及呢,还去邀功?旁观者和当事人的想法的确大相径庭啊!旁观者可发奇想,随意推断。事不关己的旁观者,在事后所发挥的无穷尽想象力和无穷尽推断力不可小觑。我与蒯的电话内容呈现出了当事人本人的罪恶感,而当事人的同伙也具有连带罪恶感或怕被牵连感。其表现在:事发之后的第二天我就开始感觉到,大礼堂的同伙已经怕我,回避我,不理我了!也根本就没有人拿我当英雄对待,去蒯那里“报功”“庆功”。日后有多次,我自己还在内心赌气地想:参加武斗的人难道同当年“日本鬼子”一样穷凶极恶吗!?
我一直在大礼堂内惶恐不安。天就差不多快亮了,我又跑回闻亭,面向开枪的方向看。天麻麻亮的时候,我在慌张之余,看见科学馆里面有414的同学出来把朱玉生抬了进去。我只瞥了一眼就赶快回头不敢再看,心里害怕情绪紧张到了极点,又独自一人回到大礼堂去了。大礼堂内空空如也,只有我一个人,谁也不来陪我一下。这一点印象太深,太强烈!当时我就想不通其原因何在。
记得接下来的两天没有吃什么东西,抽了几包烟,很少和其他人说话。大礼堂的人见了我也不主动搭话,整个大礼堂的气氛好像突然沉闷起来了。第二天自己一人回到一号楼,独自一口气喝进去整整一瓶烈性酒“二锅头”,没有任何食物下酒,全是空喝,也没有喝醉,只是感觉身体有一阵子轻飘飘的。
此时虽然命案在身,可是心里想的还是包围科学馆,不放一个人出来,所以有人(赵德胜)“事发”后出逃内蒙古,而我没有。 7月27日以前我一直值守在大礼堂。记得事发后几天,我还听见郭仁宽学友从动农馆大喇叭直接点着我的姓名喊话,现在想起来感觉到恐怕与上面那个录音有关。
7月27日 工宣队员进清华,队伍开到了老图书馆和大礼堂旁边的时候,对我们喊话,要我们放下武器。由于我自己背负着打死人的思想负担,当时比较顺从,而且我开枪杀人的事件发生后,整个大礼堂守卫人员的情绪都比较沉闷,说明大家心里都在想这个事情,所以就一致采取了放弃抵抗的态度。这时我就把大礼堂东边靠近河边的那个门打开了。守卫大礼堂的我的几个同伙似乎也怀着和我同样的内疚,没有抵抗就让工人师傅和解放军进入大礼堂。我的负罪感对大礼堂区包围圈的和平瓦解起了催化作用。工宣队军宣队顺利进入大礼堂这个百日武斗的主战区,宣告了包围圈的解体。
接着,工宣队军宣队便顺利地接近和进入了科学馆。科学馆里的同学看见了大礼堂顶部已经有解放军在拆除大皮弹弓和高音喇叭。
大礼堂是我们认为团派最坚固的堡垒,里面存有两个月的食物、水、燃料,只要关住了门,不付出巨大代价是不会被攻破的。事后我每当想起这件事,总是后怕并庆幸自己:幸亏当天没有任何一个人企图倚仗着大礼堂这个最坚固的堡垒,对工宣队军宣队进行殊死抵抗,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大礼堂内有半自动步枪,有制高点。我想,应该是负罪心理瓦解了我们内心的张狂吧?
军宣队和工宣队的师傅把我们驻守大礼堂的几个人隔开,分别询问情况。问到我的时候,我说我是参加武斗的学生,如实地说了我自己的姓名,是哪个系哪个班的……当我正在大礼堂里面回答解放军向我提出的问题时,听见大礼堂和新水利馆之间(道路)方向“砰”的一声巨响!我想赶紧跑出去看,但是解放军和工人师傅不让我出去。正在这时,听见外面有一个工人师傅进来报告说:“刚才是手榴弹爆炸,有一个女师傅(后来才知道是针织总厂的革委会委员)屁股被炸成重伤,还有一个军宣队员(后来才知道是针织总厂的军代表)后腰被炸伤。”这个时候那个军宣队员对我严肃地说:“我们是毛主席派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你们现在应该做的是马上交出你们手里参加武斗的所有武器。”
我自己心虚,经过几番盘问,只好对他们交代:“我们的枪放在大礼堂的储藏室里面。”我们带着工人师傅找到了大礼堂储藏室的门,让他们进入把武器拿了出来。当时我当然不敢说自己有开枪打死了人的事,只说了自己是参加武斗的学生。那个解放军和工人师傅看见我比较配合,把武器抄出来了以后就放我走了(2016年后才知道是工宣队按计划撤离)。我回到了一号楼,才从其他据点撤回来的同学口里得知蒯大富总部下达了撤退的命令。
当天下午还是晚上,我又进入了礼堂区域,发现在闻亭那里的山坡上,工事的两个大石头中间,还有一把土制的“火统子枪”和一个手榴弹。我把这两个武器拿了以后,就按照总部的命令撤退了。我在撤退时路过13号楼和1号楼之间的小河,就把手榴弹和土制的“火统子枪”扔进小河里。之后,跑到一个团派北京同学的家里躲避去了。
在11月中旬,在追查枪支和手榴弹的过程中,我交代了在撤退前把手榴弹和枪支扔进13号楼和1号楼之间小河里的事情。这时冬天已经开始,工宣队的师傅要我跳入那条小河去打捞丢弃的枪支和手榴弹。经过几十分钟的触摸,万幸的是两件武器都被我捞起来了。我记得河面结有薄冰,早上很冷,工宣队的师傅同意我下午再去打捞,再喝一点酒暖和点。说实在的,我当时只感觉心里紧张,只想把东西赶快捞出来,根本没有觉得很冷,直到现在也记不起当时有冷的感觉。只过了几分钟枪就被我触碰到并且捞出来了,赶紧把枪扔上岸。手榴弹可不好找,余下的时间都在找手榴弹。用脚触碰到了,再用手确认后,兴奋不已!小心翼翼地拿出水面(这回可不能扔上岸),走上岸,岸上的人比我紧张多了。直到我把手榴弹主动放在地面上,十几秒钟以后他们才走拢过来。
为了交代以上开枪杀人前后的这一段过程,我自己也记不清写过了多少回,交代了多少次,包括向工宣队交代的,也包括在司法机关里面,我向司法人员交代的,以及在后来的劳动改造岁月里自己经常自我批判时说起的。这些都记录和保存在我的档案里。
我记得是1968年的8月8日,我主动找工宣队的师傅,首次坦白交代了自己的罪行。以后我又写过和回忆过无数次与武斗相关的事情。
后来清华大学工宣队的迟群和谢静宜,组织过全校的师生员工对武斗作清算批判大会。全校各个系都有分会场,我被安排在主会场,主会场在大礼堂前面。开会进行中,会上有人曾经当面向蒯大富提问:“在闻亭的开枪是不是你下的命令?”蒯大富毫不含糊地说:“是我下的命令。”蒯大富的回答,我终身难忘。实际上蒯大富的命令是很笼统的。

二、我的忏悔词

2016年4月4日清明节到了。我愿跪在朱玉生同学面前,向在清华大学百日武斗中被我打死的您作忏悔,再次进行道歉!我对我自己往昔所造之恶行感到无比惭愧,无地自容!我发愿以后再不作恶。
我是“三种人”里面的一种人,不够资格做几个代表。
在此我谨代表我的忏悔之心发愿:除恶业、清劣迹!向被害者赔罪,跪在地上请求恕罪!
一切我今皆忏悔!愿忏悔使我身心轻安,灵智得以解脱。尽管已经受过刑事处分,但那仅仅行进了“一小半路程”,仅仅是法律层面的事情。
世界之大,不管属于哪一种人,罪灭障除,方可进功修行。文革五十周年即将到来,众生祈求悟真,以免难消灾,谨防其重演。

罪人:樊思清 2016年4月4日 00:00:10

三、我的忏悔观

在忏悔进行中反复思考,形成了我关于忏悔的总的根本的观点,表述如下:
(一)忏悔的前提
犯罪人应该要求自己:必先揭露真相,厘清事实,廓清原本,才有忏悔。
充分揭露真相,认真厘清事实,廓清事件原本,忏悔方现真谛。
罪恶既已充分披露牢牢绑定,“普世俱忏悔,随遇而忏悔”方能进功修行。
(二)忏悔的独立性
是属于个人心理层面的活动,是一种内省的方式,他在人格上应该是独立进行的,只能自己独立全盘承受,不需要示范,不需要胁从,也不需要被认同。
朱玉生被我杀害多年后,尽管并没有专政机器天天逼我,我却通过独立内省,使自己从精神上的恐惧转变到灵魂内的不安,跨越了一个层面。
(三)忏悔必将心比心,划断昔今
必须将对方之心,比自己之心,是自己和自己内心的对话;
忏悔,是以目前的我,来审视、批判和解剖过去的我。
(四)如何看待自己?
由此我作了简略假设:“假设自己已经被枪毙过一回”,作了前后两个阶段“昔今两个我”的区分。“今我”必须站在“对方”的立场来审视、批判和解析“昔我”,一切才会更加明朗清晰。
(五)忏悔应不计得失
是无条件的,它容不得任何借口,不允许戴任何面具。
过去的我已经死了。既然不杀我,我必自觉划断过去;赤条条地重新来过!岂容任何“借”,“戴”。
(六)忏悔,不可能改变罪恶的原本
牢记:过去的罪恶已定格成为历史,那个我已被牢牢地钉在耻辱柱上。
(七)忏悔的底线,是“不二过”或“后不再造”
忏悔过后又重新作恶,那还叫忏悔吗!
(八)忏悔,不拘形式,不拘时空,一般也不拘场合
无论选择欧美式《牛牤》的内省忏悔,还是选择俄国式《复活》的公开忏悔,内外不拘,皆可忏悔;
不管是心念佛陀以清障蔽,还是祈祷圣灵如何使人悔改成圣,教仰无类。
(九)忏悔的终极形态
到什么程度才算是最后的“最真实的状态”?
“不能自拔”,“无法解脱”,“自强自担”应该是忏悔的最后正常状态;忏悔只有起始状态(起点),没有最后状态(终点)。
很多人忏悔到“不能自拔,无法解脱”之时,或心念“陀佛”,或祷告“耶稣”,或跪求“真主”(推给神灵)以抚平自己的内心,求得解脱,盖源于此。
而我独感悟:终极的问责令人“不能自拔”,“无法解脱”时,不要试图推给神灵,而应“自强自担”苦果,直至人性复归!
我选择直接跪求朱玉生同学!心念朱玉生的父母兄弟!向天下的父母祷告!
“他来之手”偶遇而不求——有没有真正的原谅、宽恕与和解,都不是忏悔者所应考虑的。
(十)忏悔的威慑力
忏悔的自强自担的最后状态是对作恶者的最大的威慑。
任何人只要敢于作恶,那么等待他的将是无穷无尽的忏悔,不会终结!
(十一)忏悔的相对性
施害者在某种意义、一定程度上,有可能也是受害者;受害者某个时段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能有过加害行为,也可能会有忏悔的愿望。
具有相对性,因此可换位思考。
(十二)忏悔的反身性
受害者在一定情况下,还没有来得及对施害者提出责任要求时,施害者越是应该主动及时忏悔,否则良心负担会越发沉重。
具有反身性,因此对责任主体的谴责暂时缺位时,忏悔主动回补更显必要。
(十三)为求和解,对悔悟者的忏悔在时间上允许暂时(与真相披露)相错配
施害方停止施害,表示认错,幡然悔悟,但一时未能完全彻底公开施害事实时,受害方可先等待真相逐步披露,而不一味苛求施害事实必先彻底廓清才许认罪。受害方的等待,显示睿智,暗示宽容大度,反而有利于事实的彻底揭开,甚至会揭露出藏匿于后的真凶。真相披露和认罪忏悔两者不可能完全重合。暂缓苛求,宽容时间之错配,往往会奏出和解序曲的谐振之音。

我犯罪48年以来,回归社会35年后,已不再作恶,所以我取得了一直忏悔下去的资格。那么我还将继续忏悔下去,让忏悔与生命一同终止:
(1)即便对于自己,忏悔的缠绕时刻存在,相信忏悔会再次使我内心平静;
(2)即使无人理会或是有人挑剔,也选择把忏悔的纠结埋在心底让她继续。

清华大学 动力农机系 零字班 樊思清
2016年4月18日 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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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海泛舟】

我要反思——锁定反右和文革阶级斗争

樊思清

校友孙怒涛在两年前就和我网上交谈,他诚心地希望我能把自己参加武斗的情况和犯罪恶行写出来。但回归社会后我曾抱有“已被清算并被处罚”论,思想很懒,没有开悟。心里想,忏悔就行了,还反思干什么?实际上早在1968年8月以后,我内心就曾有过潜在的忏悔和反思意识,但认识浮浅,范围狭窄。只停留在“受害人与我无冤无仇,不应该被我剥夺生命”,“对不起受害人,对不起自己的父母、姊妹”等想法上,似乎只是一种感性层面的后悔。
我看了他编写的《良知的拷问》一书,又加入了清华人文茶馆群、真话实说群,参与清华校友们对文革的反思和控诉,使我的感悟逐步转向理性。
从初步进入理性层面的忏悔和反思阶段,一直到有了“想得通、立得住、无屈点”(想得通:是自己想得通;立得住:比较经得起推敲;无屈点:反正自己感觉委屈就说出来,心里就舒畅了,并不需要得到别人的认同)的感受,那还是发生在用互联网联系上校友的2015年以后。
从忏悔到反思,写至一半我自读两遍。令我自己始料不及,感觉似乎有控诉的口气于无形中呼出,那还了得!思忖良久也不奇怪:忏悔偏重于从自身找原因,而反思是忏悔的自然扩展和必然延伸。作为犯罪者也同时是受害者,对阶级斗争和始作俑者的控诉是应该的、必须的。我曾经克服了巨大的心理压力,才开启了公开忏悔的窗口。没想到公开忏悔之同时,又面临进一步去揭示造成我犯罪的外部环境的更大的心理压力,颇有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感觉!一般公众是强烈要求忏悔者闭门思过的,就连“反躬自省”都嫌不够分量。我的确缺乏此胆去揭示外因!
仅从个人考虑,即便已服刑、忏悔,但想起始作俑者尚未被清算,就感委屈!
从公众方面考虑,始作俑者的阴招不被彻底揭穿,他的阴招就可能会再施魔法,反右和文革之恶就可能再次重演。
于公于私考虑,都必须彻底揭露他的阴招。始作俑者的阴招是他长年累月所总结并实践过的精华,要揭露谈何容易。
最后理性再次战胜了自己内心的恐惧,决心在反思中揭露始作俑者的阴招。我把反思的主题定为:
阶级斗争诱发人性之恶、是万恶之源。
古人云:言及文义,辞对清华。在反思文革方面我内心并不算强大,也不愿引起很大争议。我想,既然说起阶级斗争,谁也不能否认毛泽东对阶级斗争强大功能的发现和运用,不能不佩服毛泽东对阶级斗争艺术的把握和提高,不能不承认毛泽东对各个历史时期阶级斗争的提出、发起和掌控的伟大权威性。那么,紧扣我的反思主题,我就不能回避把毛泽东认定为反右和文革期间阶级斗争的始作俑者。直接使用老人家姓名不恰当,因为他一生的不同时期是很不一样的人,我说“始作俑者”指的只是反右和文革中(1956~1976年间)的他。
反思随时把我拽回阶级斗争的狰狞岁月,场景经常回放。阶级斗争撕裂群众,划分左、中、右,挑起群众相互斗争,秋后算账的过程接连不断。几家欢喜几家恐惧。阶级斗争时期越是偏后,手段越成熟、残酷。

一、我对始作俑者文革策动阶级斗争作认真反思后,
捋出了其招数的四个要素

虽然我只学过理工,虽然阶级斗争场景似乎混乱,通过逐步参与对反右和文革的反思后,我还是看清了始作俑者发动阶级斗争、诱发人性之恶,是万恶(包括杀人)之源。
发动阶级斗争为什么屡屡得手,阶级斗争就那么容易发动吗?阶级斗争如果确实是万恶之源,那么发动阶级斗争的条件性研究,绝不应该被忽略。
我个人以理工男的常规思维方法(未免太简单)来表达,始作俑者发动阶级斗争的充分兼必要条件,是由以下四个要素组成:
要素一:始作俑者用枪杆子封闭祖国大陆,营造出搞阶级斗争的场地。
始作俑者深信只要多数国人看见了解放军已用枪杆子守住且封闭了国门,谁也出不去,体验到了按以下5方面营造的约束条件,国人就终将会服从,而且其中一定还会有左派向我靠拢。
①农民被组织起来,平时只能拿工分;
②城镇居民实行票证供应,钱加上票证才能过日子,有户口才敢上大街;
③粮油棉实行统购统销,严禁“投机倒把”、杜绝“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小买卖,生活费来源渠道单纯统一;
④全国所有的人,上至官员下到百姓不得出国定居,并且一般老百姓的户籍在国内也无迁徙自由;人被打围,严禁“投敌叛国”;
⑤城乡社会群众相互监督,“无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无死角、无盲区。
例如:某人被打成“右派”,遣回原籍农村。他得不到土地,只能拿工分,仍然处于体制的管制和贫下中农的监督之下。
再例如:1956年我十岁就牢记,去粮店买米必须把购粮证、粮票、钱三方带齐才行,而买到米才能过日子。
看起来,不管是谁,安分也罢,反抗也罢,所有人都必受以上5方面约束。
锁定国门,无形威慑力巨大,是扭曲人性、鼓励党性的“压力容器”。
我称它为:“制造阶级斗争的第一要素”。
人关在“容器”里,“阀门”紧紧关闭,只有向核心靠拢一条出路,没有别的出路。
①部分人看破红尘、伤心失望,多数人随波逐流,极个别反抗者即使破釜沉舟也只能死于非命。
②自以为率先觉悟、误解苦大仇深、自恃政治正确、占据道德优势的那些人,于无形之中就当仁不让地成了原生态的左派。投靠,往往是左派的第一特性。
③另有很多在此生态环境下的“自适者”,或不惜折腰献媚、顺势攀附,或颠倒是非、以寻自保,或垂死挣扎、自取灭亡。
对于我而言,在这个扭曲人性的“压力容器”里,为趋利避害,我的人性更是被挤压到了对生命极度冷漠且无视的盲区而变质。
要素二:始作俑者按需定制阶级斗争名称,经常有掩盖其真实目的的虚伪性。
“帮党整风-反右”、“九评学习”、“四清运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等名目繁多,这是他搞阶级斗争的出师之名。
始作俑者经常以阳谋、正义、为公之名,而行另一实际目的。始作俑者自信百年以后,国人永远会相信和承认我是因为反腐败而去整肃走资派的,无论如何他们也难以绕出我的逻辑。
例如,明明要打击所谓的“右派分子”,却先动员“帮党整风”。
又例如,明明是要打倒刘少奇,却从“批判《海瑞罢官》”发起。
这些发动阶级斗争的出师之名或借口,我称之“制造阶级斗争的第二要素”。
对于我而言,我上当受骗是相信了“九评”学习和文革的字面含义。
要素三:始作俑者阶段性地定制他所需要的“阶级斗争主体”
始作俑者经常考虑与人斗,其乐无穷。在某一个阶段应该依靠谁?要打击谁?于是就要按需定制出某阶段应该“打击的对象(主体)”和在相应阶段的合理的“依靠对象(主体)”,解决参与阶级斗争的主体,即谁参与的问题。如;
①左派、正面身份:工人、贫雇农、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少先队员、革命左派、造反派、无产阶级革命派、红卫兵。
②中间派、中性身份:中农、普通群众。
③右派、敌对身份:地、富、反、坏、右、资、黑帮、保皇派等。
我把这称为始作俑者“制造阶级斗争的第三要素”。为了便于发动斗争,始作俑者对不同的参与斗争的主体,或给以利诱拉拢,或加以恐吓打压,蓄意安排不同群体享有各不相同的政治经济待遇,以便诱使斗争的形成或加剧。到斗争一发而不可收,打得很激烈时,始作俑者又声称“阶级斗争是群众自发产生的”,用以造成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而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假象。
例如:为了发动文革阶级斗争,始作俑者臆造出走资派这个(将被批判、打击的)新主体,又及时阳谋了第一张大字报,引出红卫兵(这个思想和政治阅历都单纯,可以批判、斗争、打击走资派)的全新主体,形成策动文革的要素三。
始作俑者既然连自己的干部都要打倒、重新排队,那对待他过去培养的党员、工人、贫农就都得一分为二——两派了。“两派”也是策动文革的要素三。
1957年反右运动后知识分子有所钝化,始作俑者为寻找更敏感、无杂念的“策动文革的要素三”,竟挖空心思,把心机用到了十几二十几岁的娃娃们身上!
对于我而言,他按需定制主体,引人入斗,我怕沦为右派分子,参加了派性武斗,助纣为虐。
要素四:所有“斗争参与者”的个人的“千古不变的普通人性”
始作俑者发动的各种斗争,都离不开人的参与。始作俑者怎么就那么自信,一定能够挑起人们的争斗呢?普通的人究竟又是为什么会屡屡主动卷入争斗漩涡之中呢?始作俑者比任何人都提前透彻人性,熟悉历史,深谙所有人千古不变的普通人性是:趋利避害、善恶并存。他发现人性在趋利避害之余可以行善、亦可作恶,于是对人性施压,同时反向忽悠,将其扭曲成阶级性,继而利用阶级斗争,夺取政权。
始作俑者之所以屡屡主动挑起人们的争斗,是因为他断定这是争斗参与者人性的必然。他很了解人性具备趋利避害的自驱动性,并不是完全被动的。
人性究竟是什么?我参加反思文革时,看到阎淮校友对“人性”的概括:“趋利避害,善恶并存,千古不变”。我大受启发,完全认同用这12个字理性概括“普通人性”。
我被抓进监狱,离开了清华,从而摆脱了迟群、谢静宜的阶级斗争教育(这种教育和关于人性的教育尖锐对立、背道而驰、相互排斥。人性与党性的关系也如此)。我开始了对普通人性的开悟,见我《访谈录》一文(在狱中涉及人性的共约20多处)的一点一滴。监狱生活使我对“普通人性”有了感性认识,这利于忏悔和反思。党性越强越缺乏人性,反之亦然;缺乏人性不可能正确面对受害者。
在对“普通人性”有了感性开悟,并在校友群里参与讨论后,我对“普通人性”的理性认识日益提高。我归纳的理性认识,目前是这个水准:
人不趋利天诛 人不避害地灭
舍己利人为善 利己利人为实
利己害人为恶 非善非恶为空
1957年的反右运动,左派跳出来革了那些轻信阳谋、来不及避害的人的命,很多右派分子简直是完全无辜的受害者。左派们自己趋利成功,受了益又成为革命先锋。入团入党、提干升官,家庭生活美满幸福。而很多号称右派分子的人,没有什么错误,更没有任何罪恶,仅仅由于帮党整风,说了一些真话,而被搞得家破人亡,几十年受苦受难。发生这种因果颠倒逻辑,其根本的错点在于阶级和阶级斗争是按需定制的,是假的,实际上本不应该存在。始作俑者为了整肃知识分子,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而率先造假,硬是无中生有、按需定制了所谓“反击右派分子”的阶级斗争。始作俑者在反右斗争中大肆作恶,而左派们也紧跟他去残害别人,正好属于我所说的“利己害人为恶”的恶。反右斗争的左派们同样惧怕扭曲人性的“压力容器”,所以努力参与残害无辜,更加凸显自己积极干革命的党性,以便稳稳站进左派队伍,避免被打入低端行列。他们因为参加了一场按需假造的阶级斗争,打压了好人而获利。他们获得了个人及家庭幸福,同时造成了别人及家庭许多年的痛苦。参与了对无辜者的打击迫害,作了恶,于心何忍!其良心应该备受谴责。他们中有的人至今还自以为给阶级斗争这个按需定制的邪恶概念作了贡献。
通过阶级斗争火线入党的左派分子们:
①如果你在阶级斗争的火线中,打击的对象恰好是刺探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情报的美国特务,那么你的功劳还可圈可点。但是完成此种任务恐怕只需要组建国家安全局,而不必通过臆造阶级、预设斗争。
②又如果你参与打击的对象是各类刑事犯罪分子,那也界定不到阶级斗争的范畴里去。
③再如果你入党是因为对祖国甚至人类的科技发展有贡献(不是阶级斗争),这显然是“利己利人为实”的善。
所以只要是通过阶级斗争或者某某政治运动而火线入了党的左派分子,无一例外地应该反思,你的顶戴花翎上有无无辜者(既不是美国特务也不是刑事罪犯)的鲜血和仇恨。
始作俑者在反复实践中天才地发现:群众中的绝大多数在权威面前会屈服,并任其摆布,且极有韧性——以至到最危急的时候,才会发出最后的吼声,而且还是被迫发声。群众如此奴性又如此容易被离间、撕裂,这反倒促进了他的自信:只要牢牢掌握枪杆子,定制一个政治运动名称(如:反右派斗争),一定会有人趋势附利、伪称政治正确、假倚道德高点,向我始作俑者靠拢,甚至不惜借势把生灵推入深渊,酿成悲剧埋下仇恨。始作俑者则利用阶级仇恨夺取、巩固政权。
文革前始作俑者诱导群众争取进步、靠拢组织,群众中“优势群体”和“低端人群”都想趋利避害。而群众不明白正是自己“趋利避害”的愿望撕裂了自己。文革斗争反复无常,高低端常切换!人往高处走,都害怕被踹入“压力容器”的低端。始作俑者每次要“与人奋斗”时,都是拉拢“优势群体”同时打击“低端人群”。
“优势群体”(包括暂时无恙的青年学生、红卫兵小将)也只顾自己,哪知道那些(各种原因造成的)“低端人群”压力会比天大、仇恨会剧增!你看:
①如果没有赶上政治运动,仅是阶级地位和经济待遇上的普通歧视,就足以让人气馁。“优势群体”越是积极向上,“低端人群”的气馁越是加剧。
②要是正赶上始作俑者发起某政治运动,就会演变成群众之间的对立争斗。矛盾解决不了?就持续不断加深矛盾,仍然解决不了?再加深。
③如果始作俑者此时在运动过程中再故意附加特定理论,如:国共之争论、文攻武卫论、反军乱军论等,就会激起群众间无穷尽的无谓争斗,撩起一系列趋利避害响应,直至形成杀戮。最后,阶级斗争主体间死缠烂打,文革参与者武斗死人了。一旦发生命案,一切皆无以挽回。害人者对受害人会有无止境的忏悔,受害人对害人者做任何声讨都不解心头仇恨!这就是我的教训。
人性似乎只会体验加入优势群体的快感,漠视他人被踢入低端人群之痛苦!
为什么人性会是这样?我就在这里谈谈我的感受:因为优势群体常被始作俑者拉拢而感觉不到痛苦,所以很难觉悟,很难设身处地地体验低端人群受到的天大(那是要导致家破人亡)的政治压力。
构成阶级斗争的第四要素:人性的趋利避害、善恶并存,就是这样千古不变地起着撕裂群众的作用!群众既已撕裂,始作俑者便可根据需要因势利导、顺势来个秋后算账重新划分阶级,巩固加强自己的统治。
始作俑者道德最为低下(不顾生灵涂炭)且最典型的著名提法就是他的“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他就是如此享受着“与人奋斗,其乐无穷”!
这是始作俑者“制造阶级斗争的第四要素”所有文革参与者趋利避害的人性。
具备了四个要素,始作俑者发动阶级斗争便水到渠成,一抓就灵,屡试不爽!我将反复围绕四个要素去认识、分析:为什么阶级斗争是万恶之源?
对于我而言,揭示和理清始作俑者发动阶级斗争的四个要素,有助于我从本质上分析、认识自己如何入罪。

二、再分析“人性”这个第四要素,
认清是我自己选择了剥夺他人生命之至恶

以上四个要素中,决定参与者个人后果的要点是“要素四:参与者的人性”。
在策动阶级斗争的四个要素中,前三个要素的决定权掌握在始作俑者手里,始作俑者呈主动发起态势,始作俑者以外的所有人都是被动的。
而“要素四:参与者的人性”却掌握在我们个人自己手里。它是始作俑者策动阶级斗争的四个要素中,唯一的(不取决于他,而)由我们自己的心理状态和理性思考可以决定选项的要素。
我自己的教训正是对这一点(我自己可以决定选项)毫无认知,盲从派性,参与武斗。自己人性恶的一面被始作俑者充分调动出来,选择了害己害人的最极端之恶,剥夺他人生命之至恶。
文革后胡锦涛总书记指出: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表明不再搞阶级斗争了。也有迹象表明,可能不再强调策动阶级斗争的“第二要素”和“第三要素”了。现在要防止文革卷土重来,就要紧紧盯住“第二要素”和“第三要素”会不会再现,要警惕谁再提出新的阶级斗争名称,再组织参与阶级斗争的新的主体。
根据以上捋出的四个要素,再认识自己文革中的犯罪就更明白清晰了。
1. 清晰地看到自己犯罪的外部环境和诱因:我领刑后一直认定,我犯罪入狱完完全全是因为自己,而始终没有认真思考始作俑者及文革运动等外因对我的影响。
“四个要素”之分析清楚展现了我犯罪是发生在人造阶级斗争(如罗马科洛西姆角斗场)的封闭场景里,把始作俑者对青年学生使的高明阴招揭露无遗。
2. 通过“四个要素”分析,更清晰地看到始作俑者发动文革的按需定制阶级斗争本质,纠正了我(直到回归社会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对文革的肤浅认识:当时以为他发动文革真是为清理党的干部队伍,防腐败、反修防修,要整肃走资派。

三、穷追阶级斗争要素的要点:
争当接班人,和派性大旗背后掩盖的人性之恶

文革参与者们打着派性大旗,实质是抱团趋利避害。派性大旗遮掩着各类参与者的多种、多重动机,按文革的说法,各种动机很复杂。今天看并不复杂,因为本来就不该有阶级之分,不该有地、富、反、坏、右、资、黑,还复杂吗?说“复杂”二字,完全是被当时的阶级斗争警惕性教育扭曲了的结果。
反右展览里,左派的获利和右派分子的悲惨遭遇之对比画面,一直活生生地镌刻在每一个文革参与者心中,刺激着他们的趋利避害之心。思想和政治阅历都单纯的青年学生参与文革的真实动机(即使是趋利避害也)极其简单,就是“争进步、当左派,避免被划右派”。受始作俑者的阶级斗争教育后,青年学生内心的派性倾向,就是拿文革简单地对照反右斗争或“四清”运动以及自己对“自身阶级质地”的掂量的结果:
左派分子们能入党提干,工作顺利,生活得保障(我出身好、政治表现好,当仁不让);
右派分子们遭遇悲惨,甚至家破人亡(我出身差,重在表现?只好认命)。
1. 为什么说“争进步、当左派,避免被划右派”的“好初衷”会成为人性之恶?
通过反右斗争有一群人在斗争中成为左派而受益,同时有另一群人被打成右派而受损。受益群体参与了始作俑者按需量身定制、本来莫须有的阶级斗争,成为受益左派,而同时使他人实实在在地遭罪几十年。这完全符合“利己害人为恶”,所以属于人性之恶,而毋庸虑及“争进步、当左派时内心的初衷”。左派、右派竟是通过一场原本莫须有的“按预设(阳谋)需要定制的斗争”的产物!真是莫明其妙,所以左派、右派都是通过造假运动的产物,是欺骗人的两顶假帽子。
左派们的那个初衷好吗?很多无辜的右派分子正是被多个“初衷”相叠加、相威逼而自杀的。所以恶与不恶,不决定于其初衷,而决定于其客观后果(如:武斗致人死亡)。由于不懂始作俑者的阴招,青年学生“争进步、当左派,避免被划右派”的简单初衷,被他利用来打击对立派,把无辜者推向深渊。在自己成为左派分子并受益的同时,也成了始作俑者作恶的帮凶。这说明,始作俑者的阴招,导致我们于无形中参与了他的作恶。青年学生自以为初衷良好,却不知始作俑者从一开始就决定要利用它来搞阶级斗争,从此带你卷入打击他人的害人之恶。
文革策动的阶级斗争,最高明、最阴坏的伎俩就是总能运用美丽的词汇把人性灵魂深处最丑恶的精灵诱发并释放出来。如:把“出卖朋友”叫成“分清敌我”,“落井下石”叫做“划清界限”,“揭发亲友”表明“站稳立场”,“需要武斗”就说“文攻武卫”,“要打倒你”定性“国共两党”,“鹬蚌相争”辩称“制衡之善”,不惜采用各种因势利导“初衷”的骗人口号来动员“蠢人们”放开手足做坏事(我谓之:使初衷发生变异的高明阴招)。
许多青年学生甚至始终被自己的良好初衷所欺骗,直到始作俑者已经隐藏不住害人的恶果时,还在死心塌地紧跟他搞阶级斗争。反右和文革均如此。看不懂始作俑者的阴招,以至于害人的恶果发生后追悔莫及。初衷在后来将是你内心永恒之隐痛,而恶果却被牢牢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方面的教训我永生不忘。
始作俑者对两派头头更是不惜一切手段(如:派中央高级首长以接见的方式激发鼓励,甚至用亲自发表大字报)来刺激他们趋利避害的人性,帮助其组建司令部、组织队伍,鼓励他们拉派性大旗令其思想膨胀;最后让他们领导一派群众,释放出打击迫害对立派的人性之恶。始作俑者则自始至终在两派之上领导着。
文革运动几近沸腾,进入佳境。红卫兵领袖经常被首长接见,口味提高了,早就不仅是“争进步、当左派”,而是要领导全国红卫兵运动了。初衷早已实现,开始变为野心:能听到首长就在面前讲话,天天能和中央首长握手。红卫兵头头蒯大富远不会以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的头衔而止步,如果不做领袖梦,反倒不正常!蒯的导梦者就是始作俑者。而对方的414派头头,即便自己“不想”做红卫兵领袖,但按照对等原则去推定,也很满足了。
两派头头身处政治运动风口,加上始作俑者对其直接、间接加以督导,使他们带着初衷高调参与作恶的风险和频率更高。经常让红卫兵上报纸、上广播电视,红卫兵的张狂就是你始作俑者纵容(其实是刻意引诱)的。实践证明,始作俑者纵容谁,谁就会张狂;倾向于谁,谁就会作恶!两派头头的“好初衷”最后被引诱为无情打击对立派群众的人性之恶,根子也在于中了始作俑者的阴招。始作俑者让你成为头头,只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而已,绝不是要培养你当接班人。看明白了以后很是失望:为什么不是阳谋就是阴招?
2. 揭开派性大旗对人性之恶的遮掩,始作俑者以争当接班人诱导学生参与作恶。
文革前的反右斗争和四清运动,学校党组织刻意培养具有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特质的同学。一步领先步步领先,入团、入党、提干、当官、选择国家重点专项课题研究一气呵成。文革前清华学生早已把“党员的政治优势”对自己的政治生命价值体现,准确锁定在“共产党员政治面目(身份标签)”上,人性的趋利本质导致聚焦申请入党。但是,文革期间党、团组织生活没有恢复正常,于是只能抱住派性(集体人性即派性)、组团集体趋利避害,先“争取进步、当了左派”。这是两派红卫兵共同的秋后梦。双方在脑洞底部都这样想:“秋后我是共产党,你是国民党,我找你算账!”谁都知道红卫兵是“临时命名的元素,半衰期短”,而共产党员才是性质稳定元素的正规名称。先争取进步、当了左派,秋后会经过还原反应成为共产党员。可见双方举起派性的大旗,只是目前暂时抱团趋利避害。还是为了以“各自的派旗”为标识,聚集派性力量,最后“看看到底是哪一派的派旗”能向党旗靠拢。既然要听党的话,两派都介入“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就成必然,就免不了不断作“你死我活”之恶。工具就成了作你死我活之恶的工具。
1964年7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公开宣传其核心内容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明确提出了五个“他们必须”的接班人条件。经过“九评”学习的清华两派红卫兵们“接班、防修”壮志凌云!尤其是两派的头头,都在冲着接班人的目标而奋斗。当了红卫兵领袖的人,他们的“下一个梦”就是想进入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行列。始作俑者以“争当接班人”为诱饵,促使两派头头竞相作恶。“接班人”是封建政治里敏感度最高的字眼。因此把“奔着接班人争进步、当左派、求发展”作为阶级斗争“要素中的要点”来反思,因敏感度最高而恰如其分,不夸张!
难怪陈云的“自己子女可靠论”打破“下一个梦”时,会有上亿个梦者如梦初醒:红二代真的发了,而不是造反派真的反了!结果红二代才是正统共产党。所以当陈云的“自己子女可靠论”使上亿个梦者觉醒时,两派终于同时集体愤怒了。中共一贯重视对学生的政治思想教育,培养的是工具而不是接班人。具有“大家特质”(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人,被他们操纵工具打成右派,而工具最后成为左派。如此左右派组合,不可能取得自然科学学科的诺贝尔奖项。搞人文学科的人才和搞自然学科的人才,双双被毁掉了!国家主席出自两派以外。
在始作俑者的诱导和在派性大旗的遮掩下,两派头头释放人性之恶,几乎也都强调是从良好的初衷出发,努力按照始作俑者的文革理论指导去做的。他们的“争进步、当左派”诉求,比普通群众要多一层“求发展”。两派的头头们更是不能及时察觉自己正参与作恶,甚至在察觉到自己已经参与作恶时也从内心不愿意承认。
因为他们自认为是始终遵循着指示向始作俑者靠拢的左派,一切言行都是在派性大旗的遮掩下进行的。即便作恶也不是为私,万一有疏漏之处,也可加以推诿而追究(首先对立派其次)部下的过失。所以派性头头“争进步、当左派、求发展的核心之利”更大、更隐蔽、更不好察觉,在派性大旗遮掩下作恶以后也更不愿意承认。
不揭示这一点,就是没有读懂清华文革两派青年的雄心、头头的野心(无褒无贬中性词,仅相比于雄心),也解释不了清华两派武斗的惨烈。在派性大旗背后,“争进步、当左派、求发展”的核心之利,不含妥协的基因,是武斗的本质所在。这是我对派性群体和武斗总的、笼统的看法。
但是,任何群体都有例外,兼有红二代和派性头头身份的陈楚三(可能还有更多)学长,在文革及随后的作为表明他根本很少考虑个人“去求发展”!难道当时他(们)只是天真盲目的参与者?期盼以后我有机会找到答案。
414派部分人员或有这样的观点:蒯大富们正在作恶,我们414是在行制衡之善!实际上只要参与了武斗,就提供了“一对”力中的反力,就成全、成就了武斗抗力的成双(偶)特性。“制衡之善”便无从谈起,也说不清楚了。
所以,文革本身是大恶,文革期间的无论哪一派的派性都是抱团趋利避害,同时又处心积虑欲置对立派于不利的派性之小恶(仅相对于大恶)。派性头头都想投靠始作俑者,整治对立派争当左派,以趋利避害。倒是两派群众自我伤害极大,确实保卫了始作俑者。
时至今日,无论哪一派都会有共识:派性大旗背后的确存在人性之恶,双方应该形成和解合力,把反思对准始作俑者的文革阶级斗争。
五十年后我已年过七旬,对始作俑者“高明阴招”已幡然觉悟。原来始作俑者提倡的阶级斗争教育,是“反人类良知的漠视生命教育”,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阶级仇恨及报复教育”(例如:收租院和刘文彩的水牢,等等)。始作俑者的红卫兵由于长期受此教育中毒很深,在文革初期,因漠视生命而作恶多端。
对于我而言,我也在武斗仇恨最激化阶段,被漠视生命的魔鬼缠身。始作俑者“放招”,我“中招”。在文革这个反人类良知的运动里,我作恶犯罪。文革武斗环境因素固然重要,然而环境只是外部条件,内因还是我自己漠视生命的人性。在始作俑者人为制造阶级斗争、激发人与人之间仇恨的同时,我的人性之恶被其阴招调动出来,人性底线在“武斗现场的直观仇恨”的欺骗、激发下失守,可怕地沉沦到最阴冷的区域——对生命极度冷漠且无视的人性盲区。
文革这场噩梦已经过去了。
既然“用文革培养接班人”已经是个伪命题,两派都中了始作俑者的阴招,两派都只是“搞文革阶级斗争的第三要素”而已,两派就应该共同揭露始作俑者的阴招,进而和解,并且预防文革在新的“什么什么斗争的口号”下重演。
既然我们认识到发动阶级斗争的“要素四,普通人性”掌握在我们个人自己手里,而且可以由我们自己决定选项,我自己就再也不会毫无认知,而是会经过反思,把惨痛教训传说给他人,引以为戒。
我要高呼,我的教训还是在人性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以下三点是我回顾清华园里相处几年的同窗学友,在反右和文革运动中,为争取政治进步、不甘落后、趋利避害、怕当右派、发生踩踏而分化,至仇恨对立,最后被始作俑者秋后算账、清查阶级敌人516,对两派通吃、一网打尽的过程。
①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这两个“人为制造的身份标签”,从大学一年级开始就在无形中把人分成了等级,人和人之间就有了无形的界线,思想上各自留下了无形的划痕。“四清”运动以后各种路线斗争、阶级斗争频繁提出,又使得不甘落后、争取进步、青春懵懂的年轻人在趋利避害中追赶着参与、不敢有所喘息。
②始作俑者在反右和文革的阶级斗争中支持谁,谁就得利,并参与作恶。文革中他一反常态,反手支持蒯等造反派,令“原生态(出身好、入团早、政治表现好、懂事、听话的)左派们”措手不及,与蒯对立,形成争斗、直至武斗,致伤、致残、致死、致仇。始作俑者利用其仇恨的对立、互斗和升级,完成对政治对手的冲击。临走以前还不忘留下惜护蒯的嘱咐,不忘钦点释放出理论家,致使他们被抛弃半个世纪乃至一个甲子后,仍然惟始作俑者是所至盼而不能释怀。哀哉!
蒯至今想过“始作俑者支持谁,谁就会参与作恶”这个难以抗拒的定则吗?
设想在文革中,如果始作俑者不支持蒯,而是仍然沿着1957反右斗争的旧常态,去支持新一代的原生态左派们,那么原生态左派们参与作恶便也是定则。文革后产生的新右派数量,很可能会大大超过文革后期被判刑的学生人数。
③明明是按需定制的政治运动蓄意造成的冲突,在形成仇恨后,始作俑者又美其名曰:是社会主义阶段“客观存在着的”、“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阶级和阶级斗争;以拟定武斗的血债铁案,以掩盖始作俑者蓄意制造冲突的本质。进而秋后算账、清查516。始作俑者把左、右两派都通吃了,连骨头都不吐出来!继续欺骗群众,贻害无穷。

四、反思的深入也带给我新的不解之惑:
谈谈文革阶级斗争的真实性和虚无

反思越深入,我越有疑惑和恐惧,无论从哪方面讲我的认识能力都不够。
1. 文革阶级斗争的确客观存在,罪名无合理归属凸显法律滞后于最新犯罪形式
显然文革期间,生产资料客观存在着,当时也必然有人占有着。如果以占有生产资料为阶级划分的要素,那么阶级的确是实实在在客观存在着的。既然客观存在,那么对阶级的划分标准是怎样的?当时对阶级的划分正确吗?我有疑虑,现在如何划分,谁能说清楚?所以当今,回避分析阶级,只分析阶层,成为文革反思者的一种妥协对策。不知道怎么描述或划分阶级,不等于阶级就不存在。而且有阶级,就有阶级矛盾——这推论也是成立的。
上面这段话处处肯定“客观存在”,又处处有疑虑,留下不解之惑。
例如:上世纪80年代中,某国有企业被改制,成为厂长掌控的私营企业。厂长没有贪污受贿,是光天化日之下的改制。
我仅提出对“罪名如何合理归属最新犯罪形式”的肤浅认识,供大家思考:
② 污受贿是刑事犯罪,不是阶级斗争。
②并非通过贪污受贿渠道,而是利用政治权力,对纳税人(含国有)的资产(通过并购重组、无偿划拨、产权转移等)进行资本运作,进入非国有渠道。最终形成窃国集团。这里没有刑事犯罪手段,不属于刑事犯罪,而是用政治权力,巧取豪夺生产资料——因对阶级划分之要素(生产资料)的占有,便立即戴上了资产阶级的帽子;实施了利用政治权利,剥夺纳税人资产的犯罪。因为政治权力和手段的使用,罪名确定应合理归属为:政治上的阶级敌人。
2. 文革阶级斗争的虚无性探讨,斗争不占有生产资料的走资派,就是虚无的
前面我谈到的两个“按需定制”(我原称为“按需臆造”,感觉太夸张):
①“始作俑者按需定制的政治运动名称”
②“始作俑者按需定制的各阶级斗争主体”
③因为我认为:文革中坚持开展“阶级斗争”,是在私有生产资料似乎被全面剝夺的经济体制里进行;斗争“对象阶级”的划分已不依据其对生产资料的占有(走资派不占有生产资料),而是根据文革中的现时政治需要臆造而成。
斗争的“对象阶级”不占有生产资料,则不会是剝削阶级,只能是“彼时始作俑者在政治上想打倒的派别”。
“文化”革命,既然是最大的政治造假,文革中的阶级斗争对象或派别(如: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则必然是依据政治造假而“再臆造”出来的。
“斗争(走资)派别”于是被偷换成为“阶级斗争”,所以感觉“虚无”。
我感觉,实际上始作俑者远不像学者般僵死地抠阶级的概念,他也从不管马、列怎么说,而是往往信手拈来、为我所用,所以“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马列主义”才能在他身上经常显现。
反复讨论阶级和阶级斗争,意在彻底认清文革;所以特别提出,以求帮助。
尽管阶级斗争及其恶果还没有得到清算,可是这些年,由于没有搞阶级斗争所焕发出来的生产力是极其巨大的,这越是反证了阶级斗争的荒谬、邪恶和浪费,越是应该对文革的悲剧进行进一步(非经济层面)的彻底反思。
3. 文革悲剧的写生
事实证明,文革运动酿成很大悲剧。
以下具有悲剧色彩的史实,说明文革运动极具欺骗、非常邪恶:
“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逐步离世,新一代党员中部分人当了高官,有“一小撮”成了腐败分子。
“老一辈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没有继续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倒是投入到改革开放的经济变革大潮之中。
“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逐步离世,坚守党的机密,盖棺闭口去见马列,许多材料压在秘密档案里,至今没有解密。
“老一辈的地富反坏右分子”逐步离世,无奈厉鬼幽灵,含冤带屈拜会阎王。全部冤仇镌刻于活人心中,等待历史清算。
“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老一辈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是始作俑者划定的势不两立、你死我活的敌对阶级,却呈如此演变?极具讽刺,骗局无疑。
始作俑者利用“人往高处走,害怕被推向低端底层”的趋利避害的普通人性,在人群中制造“左、中、右”撩起冲突,不惜死人(上至刘少奇、贺龙,下到普通百姓),用公民的性命和鲜血来保卫自己!始作俑者的“阶级斗争理论和实践”都是邪恶的!我参与武斗,成为帮凶,害死了别人,又害自己。

历史真相遮掩不住,无论是谁,都要接受历史的审判!

清华大学 动力农机系 零字班 樊思清
2017.10.28 1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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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海泛舟】

以忏悔唤回人性良知
——樊思清从犯罪到忏悔的心路历程访谈录
(《真话与忏悔》选读)

孙怒涛 整理


访谈日期:2017年6~12月
访谈平台:三人微信群
访谈人:孙怒涛、孙毓星
被采访人:樊思清,清华大学动农系70届学生。因在百日武斗中开枪打死对立派学生朱玉生,被判刑12年。2016年5月23日,在清华百人校友群里实名公开忏悔。

孙怒涛:樊思清校友,你好!你本打算在2016年4·22聚会的“文革反思与清华”座谈会上公开表示忏悔。因聚会被有关方面强行禁止,你改在5月的网上讨论会上发布了《我要忏悔——直面我失落的人性》的忏悔书。在讨论时,众多校友对你的真诚忏悔表示了热情的鼓励,充分的肯定,高度的赞扬。你也积极与大家互动交流,诚恳地回答每一个问题。讨论氛围是友好善意的。
但也存在一些不足:在讨论会上,有些校友还有一些疑问想提出来,但怕你一时难以作答。你有不少话想说,也怕说得不合适,被校友误解为忏悔态度不够真诚。
为了弥补这些缺陷,我邀请孙毓星校友利用微信平台对你作一次网上访谈,把各自的心里话都讲出来。
孙毓星:你好,樊思清。在网上讨论会看到你的《我要忏悔——直面我失落的人性》,我内心受到极大的震动,深知对你而言迈出这一步是多么艰难,所以更为钦佩你的真诚与勇敢。
同样不可或缺的是,清华校友们历经多年反思创造了比较宽松、坦诚、和谐的环境氛围。我们感谢这些亲爱的校友和朋友。我愿意与老孙学长一起与你作更深入的交流,说说心里话。
孙怒涛:我和孙毓星都是清华文革的亲历者,我们很愿意与你推心置腹地一起交流、探讨、分析、反思。巧的是,我与他又都姓孙。(下面简称孙)
樊思清(下面简称樊):多年来,我只在内心经常回放我那段不堪的历史,从未对外暴露过。因为这需要合适的契机,也需要信得过的知己。感谢两位学长给我提供了这样一个宽松友善的访谈平台,让我有机会梳理几十年的思想,袒露我的内心隐秘,说出我想说的心里话。
我们就开始吧!

一、家庭背景

孙:请你先简单介绍一下你的家庭。
樊:我在1946年生于四川重庆歌乐山。抗战胜利后我们家搬到南京。小学时我在南京、中学时我在武汉就读。我家庭的迁徙是跟随着父亲工作的单位走的。
我出身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水利部部聘高工,在长江流域工作了一辈子。母亲是小学教师,也是大学毕业。父母亲都是长江水利系统的职工,我是在大院里面长大的。大院里有学部委员等多名高级水利专家,还有原国民党水利厅厅长。第二代人里面,名牌大学毕业的很多,也有清华的。作为中小学生,我从小满脑子想的就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母亲对我进行启蒙教育,她既是我妈,又是我的小学班主任。1950年9月开学,当时母亲所在的小学里没有幼儿园,她就把我“放”在她当班主任的那个班上。我“花费”四年,读了两年小学一年级,两年小学二年级,才许我正常升级。
由于抗日战争动乱,我的父母亲是晚婚,母亲33岁才生我这个大儿子,可以想见到父母对我是宠爱有加。生长在这样一个大院和家庭的环境里,受的苦不多,满脑子想的和追求的都很单一,就是好好读书,以后上个好大学。
我的父母都不是右派分子,也不是共产党员。我母亲从小就对我说过,她同班同学有共产党也有国民党,她自己永远是中间派,哪边都不参加、不亲近。我的母亲在她的学生时期是个中间派,但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还是没有能够逃脱挨整的厄运。虽然没有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但是从此得了精神分裂症。父亲对反右斗争产生了恐惧,为防止有人追究我妈的社会关系,赶紧改了我的姓名。因为我的名字是北洋政府的一个大官给我起的。我对改名的印象极深!这是我少年时代留下的第一次政治运动阴影。
作为水利工作者,父亲常年在长江流域各处出差,回家很少(一年两三次),所以患病的母亲经常孤独无助。我中学时代的六年,就是在陪伴精神病母亲的状态里度过的。我在做作业读英文的时候,多半跑到离我家很近的一个寺庙里去,常常是和尚一边念经,我一边读英语。母亲患病以前,的确多次教育过我如何做人,讲过很多有益有趣的故事,现在想来,我并没有听进去。由于当时“如何做人”并没有直接影响到我的功课取得好分数,所以我没有认真考虑过“如何做人”的问题。在这方面,我很无知,更谈不上有意识地去践行。经常出差的父亲,也忽略了对我的全面教育。
从小长大,“不重视人文学科,只亲近自然科学;不学着好好做人,只埋头读数理化”是我上大学以前的真实写照。

二、学生时代

孙:请你再简单介绍一下你的学生时代,好吗?
樊:我记得在小学的时候,接受革命英雄主义教育印象很深。如战斗英雄黄继光、邱少云、董存瑞烈士,放牛娃小英雄王二小,苏联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保尔•柯察金、高尔基、米邱林等等。也接受时事政治宣传的教育,如反对“一贯道”,镇压反革命。
到了中学里,我脑子里面开始想点事儿了。那时印象最深又最想不通的主要有两件事:(1)大办钢铁,把楼梯铁栏杆用大锤砸下,回炉熔炼后又重新浇铸成铁锭。(2)我遇到的右派老师个个讲课精彩,教学水平高。我看见他们文质彬彬的,不太像坏人,可是成天打猪草,扫猪圈,还挨批斗被体罚,甚至老婆离婚,儿女划清界限,命运多舛。对这些我佩服的右派老师,我内心极度同情他们。只是当时什么也不懂,不敢说。我父母虽然不是右派分子,但都受到了冲击。
我们刚入大学,学校组织新生参观反右展览,印象深刻。但我实际接触到的许多右派分子,都是水平很高的教授和老师,我打心眼儿崇拜和喜欢他们,例如教我们基础课的某些老师。回想起来刚进大学时我的确很天真。很多同学通过反右展览,思想有触动。但是我却对反右展览没有什么感觉,在政治思想上无所触动。我在兴趣上注意去追求的都是清华教师的业务水平,以及生活中的传奇色彩。在想象中去模仿,以至于在日常生活或行动中经常表现为逞能,好勇斗狠,冒充英雄好汉,很幼稚、弱智。记得有一次我约了几个同班同学,在冬天结冰的时候,跳进清华泳池去“赌狠”,“耗时间”。我这样做时,从不考虑他人:“大家和自己都有风险”,“出了危险以后,学校会有责任,父母会多担心”!今天想起来,自己的确很自私,至少也是只顾自己高兴,只图自我表现。所以我进入大学以后,行动上莽莽撞撞,思想上糊里糊涂。一句话,就是自私,不计后果不考虑别人。很多同学比我清醒和懂事得多。
进校不久,就碰上“九评”学习。校党委艾知生副书记在一次对学生作报告的结尾,针对他自己的报告提出了一个问题:“给同学们思考,苏联出现修正主义是不是必然的?”为响应艾书记的报告,我在班上讨论发言时,也提出了自己的疑问:“如果苏联出现修正主义是必然的话,那中国也必然会出现修正主义?”这问题被人记录下来了,但没有批判。
在随后的联系自己清理思想中,我也对政治课老师、辅导员暴露自己的“活思想”:我在看了维纳的《控制论》以后曾经:(1)“误认为”每一个“以个体存在的人”都属于“非常复杂和高度统一的系统”;(2)“误认为”人不自私就违背了《控制论》中的“高度统一的系统”;(3)“于是误判”人不自私是不可能的。
当时我是为了批判“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而把以上观点作为批判的对象主动挖掘出来的。接下来我就开始准备对这个观点进行批判,但没来得及完成。可是到学期末了的时候,我的政治科目莫名其妙地得了三分。我从来没有得过这样差的分数!从此我在班上被划进了落后学生的行列。我的出身本来就不属于红五类,我的思想开始变得消沉和灰溜溜。我对政治课和政治辅导员都很头疼。既想靠拢又想躲开,不知所措。不暴露活思想不行,主动暴露加以批判也不行。联想起那些劳动改造的右派分子,我对政治辅导员也产生了反感。我认为他们属于“整人的人”,他们因为打击了右派,就把自己变成了左派,因而他们政治前途好,家庭生活幸福。他们和右派反差多大啊!
大学期间,我碰到了“一个包子,一次舞会”的事情,导致我相信某些领导已经变修,是“走资派”。
一是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在我住的大院里,我亲眼看到院里最高领导人的儿子(我的发小朋友),吃饭时把吃不完的包子扔在地上!当时全中国几亿人都在挨饿!所以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刻骨铭心。还发生了干部子弟在自己家里玩枪走火,以致伤人、死人的事情。正是由于这些事情,使我后来真相信他们都是“走资派”的论断。所以在文革中,当清华园出现了中学的干部子弟趾高气扬地鼓吹“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对联的时候,我联想起高干子弟把新鲜的包子扔在地上的事情,进一步确信:很多干部的确变修,的确成为“走资派”了!
二是1965年的一天,我父亲到北京出差住在水利部招待所,我星期天去陪他,与他同住一个套间。结果在半夜12点左右这个房间里加了一个小伙子。他告诉我们:他是人民大会堂的厨师,刚做完夜宵,明早还要上班,回家太远不划算,在这儿睡几个小时。后来招待所又来了一群漂亮的女青年。原来在人民大会堂里面,刚刚为中央领导人举办了一次舞会,有很多年轻漂亮的文工团女演员陪他们跳舞。这种事儿我第一次听说和看见之后,还想了半天,摇摇头,眨眨眼,不敢相信!最后感觉很震撼。虽然闷在心中从不敢对谁说起,但却牢牢记住了“他们的资产阶级法权好大,好隐蔽”!当时全国老百姓很少跳舞,很少举办舞会,甚至于听都没听说过。这种印象的确是后来导致我很快相信,“他们已变修,是走资派”的催化剂。

三、文革初期

孙:每个清华学生都有各自的大学生活。你这届同学,对参观反右展览和参加“九评”学习印象深刻,对你的影响也比较大。不过,还没有到很严重的程度,与大多数同学一样。
你在文革初期的情况怎么样?
樊:1966年,文革开始了,当时满校都是大字报。
6月19日,那天薄一波来清华看大字报时巧遇蒯大富。他们辩论时,我距他们只有4米左右。我第一次看到蒯大富,一口比南京话更硬的苏北话,对薄一波却没有留下印象。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个大首长是薄一波。后来我在班上绘声绘色地谈起过我亲见的“薄蒯对话”,把蒯大富描绘成机智和幽默的人。于是我在班上被视为是蒯大富的支持者。
那些天我在清华园里到处看大字报,偶尔也写它一两张。慢慢地我感觉到班上的工作组对我注意了,态度也越来越严肃。7月6日,蒯大富写出《向党、向全校革命师生承认和检讨错误》的这一天,我已经被我班的工作组作为重点学生,由我班上的两位同学“陪伴”着到大礼堂去听蒯大富作检查。
会议开始,鲍长康、刘泉先认错了。之后,绝食多天的蒯大富病恹恹地出场。从蒯“假装要检讨”到“当场反口”的那一时刻,我的第六感官告诉我:重点学生们的呼吸和表情明显发生了“同步共振感应”。正是这一天听蒯假借检查之机,行控诉和反击之实,才开了我的眼界,当场就对蒯的精神佩服之至,有极大的崇拜感!这一天几乎完全决定了我在文化大革命以至于整个这一生的命运。估计去大礼堂的重点学生都受到了被蒯大富鼓舞的反向教育。过去佩服右派分子不如今天佩服蒯大富。我没有说出来,但已潜入我的思想。
随着运动的深入,逐步认识了好几个那天去大礼堂听蒯大富作检查的重点学生,都是工作组认为问题比较严重的人。上大学以后经过反右展览,这时自己感觉工作组已经把我当成未来的右派分子对待了。我没有什么政治经验,也没有任何人对我教育和指导。当时只觉得很孤单,害怕。右派分子的可怜下场,也活生生地印刻在我的思想深处。我不知道找谁去诉说,更不知道如何解开这个心结。我马上面临的可能就是同样的可悲下场。
因为“一个包子,一次舞会”的事情,我相信这些当官的已经成了走资派。我深信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整肃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腐化堕落的领导干部。
我还想,如果文化大革命重复1957年反右斗争的结局,我就会是一个可怜而凄惨的右派分子。我有一种害怕秋后算账的恐惧。
再加上我对蒯大富硬顶工作组的勇气非常佩服,周恩来总理在全校师生员工大会上为蒯大富平反加强了我对蒯大富的信念。工作组撤走以后,我就成了井冈山战士。在然后团、四分歧中,我成为坚定的团派就是很自然的选择了。
我相信“大翻个”的理论是正确的,我对江青提出的“文攻武卫”的口号深信不疑,相信文革是共产党和国民党长期斗争的继续。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遇害后,团派广播台反复宣传,一再强调和鼓吹使用暴力,对我也有很大的影响。我深信,要革命必然是暴力的,流血的。团、四两派的冲突升级并没有惊醒我,反而是一头扎进了武斗的深渊,

四、武斗杀人

孙:下面我们谈谈武斗的话题。
你在忏悔书中已经很详细地讲述了你参加的百日武斗,特别是你开枪打死朱玉生的细节和思想活动。但是不少校友总是不明白,你如何下得了手把同学打死。
对你来讲,这个话题很残酷很沉重。
我不得不问,不仅是因为校友有疑问没有解开,更重要的是,想通过事件的分析,能够找出一些对后人有启示的教训。这点请你理解。
你能否先介绍一下当年你所感受到的武斗氛围?在忏悔书中已经介绍了的可以简略一点。
樊:我有责任解答校友提出的任何问题。能否让大家满意我不能保证,我能保证的是一定会实事求是。以我惨痛的教训为后人所鉴,这也是我的心愿。
武斗是一步步升级的。团派的一个行动会刺激414以牙还牙,414的一个反击会刺激团派以血还血。
1968年的4月23日,百日武斗爆发,在旧电机馆打得难解难分。我回宿舍时途经那里曾驻足观看了一小会儿,并没有参与进去。其后两派同学争夺和占据宿舍楼,部分同学居无住所,彼此怨恨增大。
4月27日,四派的姜文波跳楼惨死,距离我住的2号楼宿舍门口不到20米。
两派交换俘虏那天,我背靠清华老邮局警戒,突然被一个老四从邮局窗户伸出来的长矛刺中后腰。幸亏有举重用的腰带护身才没负伤。
4月29日,在九饭厅前发生的冲突中,四派的谢晋澄惨死在车轮下。
5月15日.四派的孙华栋在一教被活活打死。
5月30日,团派的许恭生、段洪水在武斗中死亡,马跃开、时作隆重伤。他们的死伤对我刺激很大。四派的卞雨林也死亡,清华园内伤死消息频传,武斗杀气蔓延,阴霾笼罩。以上这些恶性事件中,两派互有伤亡,气氛越来越毒化,仇恨越积越深。
我参加了团派总部组织的对许恭生、段洪水两位“烈士”的追悼会。我父亲来学校催我回家,正好他也参加了,看到追悼会场景,他也不再催我。马跃开脑部受重伤成为植物人后,住在荷花池附近的病房,我至少两次去看望过他。我亲眼目睹了武斗后团派重伤和死亡人员的悲惨,团派死者家属在追悼会上呼天抢地,意欲雪恨!仅这一天武斗复仇毒气熏来,我晕晕乎充足了参与复仇的意气。
我与许多老团一样,深信团、四两派的斗争是共产党与国民党斗争的继续,对414打死打伤我的战友义愤填膺!
就在我开枪的前几天,6月30日,被围困在8号楼的老四突围撤向科学馆,一路受到老团的前堵后截,在大礼堂东南侧发生一场混战。老四往老团扔了土手榴弹(有一种说法是老四把老团扔过来的手榴弹捡起回扔了),把一个我熟悉的团派战友炸成重伤(后来右腿高位截肢)。我闻声跑出大礼堂,看到这些老四已经逃进科学馆,腿部被炸得鲜血直滴的战友被急送医院。
混战之余,我只知老四的可恨,没有看见所以也不会想到老四是抬着伤员在逃命,在无路可逃的情急之下才扔的手榴弹。而我能顾及的只是我们团派,他们也只想着414,且都认为自己是正义的。由于亲眼目睹我所驻守的礼堂区域有团派战士负重伤,又亲眼看见对方躲进科学馆,仇恨越烈,促使身在现场的我愤怒冲顶。
这次冲突使用了手榴弹,老四中还有人拿出手枪威胁要开枪。冲顶的仇恨使晕晕乎的团派马上找到了借口:是414升级了武斗!
于是,总部下命令:包围科学馆,围捕扔手榴弹者,不许出入。
总部传口令:“可以开枪”,“出来就打”。
总部委员任传仲专门到大礼堂落实封锁科学馆的事儿,强调要抓住那个扔手榴弹的人;同时给大礼堂等所有据点配发了枪支弹药。
重磅任务押宝礼堂!“命令可开枪”+“配枪弹”=“实际上能开枪”。可见,在武斗的毒气氛之下:(1)团派和四派人员互动,(2)一线战士和后台指挥互动。这两种互动都只有单向指引功能:相互架秧子,指责对方,使武斗升级,更加逼近拼命。一线战士要复仇,后台指挥便促其升级。可见当时两派已经杀红了眼,414扔手榴弹把老团炸成重伤后逃进科学馆,这对守卫大礼堂的我刺激最直接,最鲜活。我的亢奋度是在毒气氛的最高潮中快速升级的。亢奋的“一根筋”和武斗现场实况紧紧拴在一起。说句实在话,当时趴在武斗一线工事里的战士,对后台指挥的命令——“包围和围捕扔手榴弹者”——并不是执行力的聚焦点!从执行心理学考虑,一线工事里的战士真正的执行心理重点在于:害怕对方在科学馆弹尽粮绝之际,再次用手榴弹开道,杀将出来!所以,“一旦有出来的动静就打”的战术心态“拉了满弓”。我们的整个大脑完全失去了回旋的余地,不会有任何松动。
现在展开分析武斗毒化气氛,只是想说明并不是突然就想起要去开枪杀人的。公安机关在审判我们的时候考虑到这些因素,才没有通通枪毙了事。
武斗刚开始时就离开了清华园的同学谈起武斗,因为没有看见,也就想象不出后来的场景和气氛。所以在事后提起我们这些枪手,似乎都是那种不带任何情绪地、冷静地躲在阴暗的角落里,专门瞄准同学打冷枪的冷血动物。
当然,在正确地追究我自己走向犯罪道路的根本原因时,还是应该也必须要触及自己“漠视生命的冷酷人性”,而不能强调任何其他借口。
孙:现在的清华学生无论如何都想象不出来,作为学校中心的大礼堂曾经是个武斗据点,闻亭上曾有一个武斗哨位。请你详细地介绍一下好吗?
樊:大礼堂是团派控制学校中心地带、包围414占领的科学馆的一个重要据点。到6、7月份的时候,守卫大礼堂的也就十几个人。大礼堂的楼顶有两架大弹弓,常与科学馆的大弹弓互相对射“炮弹”(砖头石块)。
科学馆的前门被封堵了,用后门出入。监视后门的哨位设在闻亭西侧约二三米的小山坡上。那里有一块人字形的大石头,用装满土的草包垒起五六层,就构筑成简单的工事。工事与科学馆后门的直线距离约65米,有人出入,尽在监控之内。一支半自动步枪稳稳当当地架在掩体上,标尺定好,子弹上膛,保险打开,步枪处于随时可射击状态。只要一扣扳机,子弹就飞出去了。这样短的距离,很容易命中。在总部发布封锁命令的当天就建了工事。为了防备414偷袭,晚上还在工事前方约25米处偷偷埋了两颗手榴弹当作地雷,引线拉到工事处。因为晚上太暗,看不清前方,第二天在工事靠后处安装了一架探照灯,可以把科学馆后门这一带照得很明亮。
闻亭哨位采用三个人一组,两班倒值班。我这个组有我,还有一个实验员,一个中学生。一人持枪瞄准后门,一人控制探照灯的开关,一人管手榴弹的拉线。这三个岗位我们也是轮流值班,一般二三十分钟倒换一次。即便吃饭、上厕所也轮流,总有人持枪监视。
朱玉生出来的时候,正好是我持枪。我看到一个人影在后门晃动,想也没想,就朝着人影开了一枪。
孙:你说谁出来就打谁。你这是真枪实弹呀!你打谁,是很有可能打中,甚至打死的。你想过吗?
樊:我们做好了打枪的一切准备,只要有人出来就打枪。但是,真的没有想过要把人打死。而我这犯罪的一枪,就要了朱玉生的命!
孙:开枪以后,你怎么想的?
樊:由于探照灯很亮,我扣动扳机以后很清楚地看见人倒下了。才过了几秒钟,我的脑子突然惊醒了。我是不是打死了他?我极度紧张,对趴在旁边的同伙说:赶快把探照灯关了,让那个受伤的人爬回去。后来看见仍然没有动静,我又说:如果有人出来救,就不要再开枪了。我又紧张又害怕,趴在那儿又观察了一阵子。这时候,紧张的情绪转化成极度的恐怖。我不敢再直接面对杀人现场,要他们两个人在这个地方守住,我独自一人回大礼堂了。大礼堂里空空如也,我顺势坐在一个座位上,独自一人,点起香烟,大脑里一片空白,不知想什么。接着蒯大富打电话来问了。我接听蒯大富打来的电话后,又焦急地回到闻亭哨位,那里的状况还是与原先一样,我又回大礼堂了。天麻麻亮了,我的心忐忑不安,又怀着焦急的心态回到了闻亭。天刚刚亮,科学馆里面414战士走出来了,共三个人,把倒地、带血、受伤的人抬了进去。我们都在观察。对方不顾危险,完全暴露在我们的面前,站立着在救人,把人抬进去了。我们没有再开枪,似乎还怀着恳切的希望,赶快把人抬进去。当天上午,414广播了朱玉生的死讯,我知道我闯了大祸了!我掉进了无底深渊!我心里害怕,大脑麻木,空口喝了一瓶二锅头烈酒,只有晕乎没有醉。
孙:有校友问,要是科学馆里有你的兄弟姐妹,你还会开枪吗?
樊:我当然不会开枪。很可能,我也不会在闻亭拿着枪监视、封锁科学馆。
问题是,我当时根本就没有想过科学馆里的人是我的兄弟姐妹,我没有想过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兄弟姐妹看待。
他们是我的同学,这我是知道的。但他们是老四,他们伤害了我们老团不少人。我心中对他们是有恨的。现在总部命令我们不准他们进出,谁出来就打谁。
孙:是呀,当你心里对老四充满了对立,甚至仇恨,要你把他们看成是你的兄弟姐妹是不现实的。当时你对蒯大富那么钦佩,那么坚决地一丝不苟地执行总部的封锁命令,要你把枪口抬高一厘米也是不现实的。你当时的派性已经完全压倒了人性。只有心里不愿意执行长官的命令但又不能违背军令的士兵,才会想到把枪口抬高一厘米,既“执行”了长官的命令,也守住了做人的底线。你在那时还没有这样的觉悟。
樊:是的,我承认你说得对。
孙:在邱心伟、原蜀育编写的《清华文革亲历 史料实录 大事日志》第361页上写着:(处于政治优势、军事攻势的团派总部)“针对下属武斗人员怕开枪打死人负责之事多次声明:‘打死人由总部负责’。”你也证实听到过“出来就打,格杀勿论”的总部命令。总部允许你们、甚至要求你们开枪,这对你的开枪有没有影响?
樊:应该说多少是有点影响的。要是总部不发枪下来,我也没有枪可打。总部把枪和子弹配备下来了,又命令封锁科学馆,不准被围困的人突围出去,所以开枪就变得是很自然、甚至是必然的事。
孙:我认为总部允许开枪、为打死人担责的命令打开了开枪杀人的“阀门”,对武斗人员而言,降低了对开枪杀人有顾虑的“阈值”。
假设一下,如果总部命令中限定了开枪的条件,譬如,自身无生命危险时不能开枪,或不准打死人,甚至明令打死人由开枪者自己负责,这样,武斗人员在开枪的时候就得掂量掂量能不能开枪,打死人后怎么办。那样,打死人的情况可能会避免,至少会减少很多。
樊:可惜总部没有这样的提示和限制。事后我想过多次,且不说“命令中限定了开枪的条件”,只要是谁口头提到“具体条件”,手拿武器的团派武斗战士,听到之后会有一半人突然因醒悟而有所约束。
孙:其实那时总部也已经认为与414的斗争是敌我矛盾,你死我活的,期望总部有这样的限定是不现实的。
你是枪手,当然要负直接责任。蒯大富作为总部一把手,发出这样的总部命令,同样要负刑事责任。他是害人害己呀!
樊:蒯大富也判刑了,武斗责任肯定是被判刑的原因之一。当年蒯大富面对清华万人大会的质疑,把他“可以开枪”的笼统命令,认了一个“具体的账”。蒯大富回答:(闻亭那一枪)“是我下的命令。”那时我已众叛亲离,仅剩自己孤单一人了,当然终身难忘!
当时我想:蒯大富敢说话,不含糊。今天我想:他当时,起码比后来下令向老百姓开枪,事后却不承认的人爽快。
尽管如此,对于我自己而言,还是应该去反思我该承担的责任。
孙:清华有一万多名学生,你是我们中的普通一员。按正常情况,你与其他同学一样,会按时毕业,参加工作,以自己的技能为国家效力。在大学阶段,不能保证没有过失,但不可能成为杀人犯。正因为碰上文革,好几位同学成了罪犯。显然,文革是他们犯罪最重要的原因。清华那时充斥着“文革是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的宣传,弥漫着“文攻武卫”的血腥,武斗人员已经杀红了眼。但是,两派参加武斗的有近千人,真正犯有命案的只有几人。为什么是你们几人犯了罪呢?很显然这里有个体的原因。
你认为是哪些个体原因使你犯了罪?
樊:就个体的原因,是意识和性格使然吧。
在思想意识方面,我在人文学科方面的知识学得少,受到的教育很少。只热衷于学习自然科学知识,我认为这是硬学问。而人文科学是软学问,学的人比较窝囊,很土。
在家里,父亲长期在外出差,母亲精神不是很正常,在人文知识方面无人交流。在学校里,对党团员比较反感,受到组织的帮助也很少。
因为幼稚,遇见了文革这样从来没有见过的运动就堕入了武斗的深渊。
另外一个是个人性格方面。我有比较强的个人英雄主义,越是刺激冒险的场合,越有一种表现的冲动。尤其是见到蒯大富当年以一己之力对抗王光美工作组的不俗表现时令我更加冲动。
从根本而言,我那时丝毫没有尊重生命的概念,我甚至没想过这真枪实弹是会打死人的。那个时候,我真的是没有人性,只是一个忠实执行总部命令的机器人。
如果那时有人提醒一句:打死人是要偿命的!我可能会惊醒。
我班有位姓陈的同学是老四,他也参加了武斗。看到老四被老团打死,他激愤得要向老团寻仇。老四的头头但燊制止了他,提醒他杀人要偿命的,运动后期肯定要算账。可惜团派里没有这样头脑清醒的头头,而总部的命令是没有人性的“出来就打,格杀勿论”。
孙:你总结的你那时对生命很漠视,这一点是很到位的。
具有你这样个性的人,不止你一个,也不止你们这几个人,可能有十几个或几十个人。也就是说,他们碰到如你这样的状况,也会成为杀手的。譬如,朱玉生出来的时间早一点或晚一点,正好不是你持枪值班,那么开枪的就不是你,而是别人。所以,你成为杀手也有偶然性的因素。
但是,武斗升级到这样的程度,不是你就是与你相仿的人一定会成为杀手。不是朱玉生就是另一些同学会成为被害者,这又是必然的。
樊:偶然性落到我的身上,对我而言,就成了必然。我要做的是寻找我成为杀人犯的主客观原因,而不是去强调偶然性。
孙:如果现在的年轻人碰到你过去曾经遇到的状况,如手握刀枪等致命武器面对民众,你会对他说些什么?你希望他从你这里吸取什么样的惨痛教训?
樊:我会对他大声疾呼:“放下武器!武器是会杀人的!你杀死了他,他的妈妈会疯的!你杀死了他,你就成了杀人犯,你的妈妈也会疯的!”
我想过这个问题。我犯罪的这段时间,正是我对人的生命最冷漠的时候。如果有人对我这样提醒一句,有可能会让我惊醒。所以,只有用最感性最直接的方式去唤醒他心底的人性,才有可能惊醒他。
孙:你说到点子上了!人性是最能打动人的,如果他还有一点良知的话,要唤醒他的人性,在施暴之前住手。
我的提问是有现实意义的。我不时想起……中国社会转型期间可能会出现的社会动荡和群体矛盾。如果他们被某种政治正确的口号,如“镇压暴乱”、“爱党爱国”、“民族统一”等鼓动起来按长官命令执行任务时,我们要请这些人冷静地想一想,这些光鲜口号就那么正确吗?如果面对的是手无寸铁的平民,务必把枪口抬高一厘米!当年我们就曾在“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样“绝对正确”的口号下视同学为仇敌,互相厮杀,而且被人欺骗,以为这是“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大开杀戒。这是我们血的教训,青春的代价,后来人务必要吸取的呀!
樊:你说得对!我完全赞同!

五、留校改造

孙:7·27工宣队进校,清华武斗被制止了,大礼堂这个据点的解决好像比较平和?
樊:是的。大礼堂里有武器,有食品,有制高点,是团派最坚固的据点之一。要是工宣队强攻,我们只要把大礼堂的大门、边门关闭,很难攻破,双方也会有很大的伤亡。但因为我这一枪,大家看到一个好端端的活人被打死了,这恐怖和血腥对大家是个极大的刺激和惊醒。当工宣队要进大礼堂的时候,我们都没有抵抗。我把东边门打开,让他们进来。他们问我武器藏在哪里,我如实交代,武器被他们收走了。大礼堂据点的和平解决,解除了团派对科学馆的包围,对解救科学馆的被困人员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孙:此后你个人的情况有什么变化?
樊:7·27那天,进入大礼堂的工宣队员曾对我盘问。他们当时关心的是武器,没问我武斗中有没有打死人这样的问题,我当然也不会自己去捅这个问题。但我明白,我的问题是明摆着的,工宣队迟早会来找我算账,我就在8月8日主动找工宣队坦白了我在武斗中打死人的罪行。此后,表面看,我与其他的同学一样,但在实质上,我是被专案组管辖的人,与其他人不一样。他们是消除派性、斗私批修的问题,而我则要一遍又一遍地交代坦白杀人的罪行。
工宣队进校以后搞的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等政治运动和政治学习,我都参加了,接受教育。高年级分批毕业了,到1970年,最后两届(0字班和00字班)也要分配了。这两届毕业生中,有800名留校了,身份是“新工人”。我作为有问题的人也留校了,但那是留校改造。
从工宣队进校以后直到我在1973年被拘捕的留校改造期间,是我最感到黑暗和绝望的日子,情绪极其低落,比在监狱里服刑更痛苦。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简单的案情被反反复复审讯交代了无数次,见不到结案;知道必被法办但不知道怎么办我;见到的都是阴沉的脸;经常被拉去批判,之后被人冷漠。这样的长期羁押比无期徒刑还遥遥无期。说是留校改造,但无论怎样改造,还是看不到一点前途。监狱里表现好还可以减刑,留校改造则是无期限的羁押。想起这种批斗会何时可以结束?什么时候能够回家?回家以后如何面对家人?想起回家以后还要到居民委员会去报到汇报思想,经常会受到群众的监督改造。想起过去右派分子的种种不幸的遭遇,我不寒而栗,常连续几晚失眠。
孙:后来你也到鲤鱼洲农场去了?
樊:1970年年中,江西鲤鱼洲农场正式开张。这是改造臭老九的地方。教师首当其冲,有些新工人也去了。我是以留校改造的身份被押着去“战天斗地,劳动改造”的。火车经过武汉的时候也不让我回家看一看。
电01班的陈贯良同学与我同车抵达农场。我们俩都身强力壮,挑砖时比谁挑得多。一般老师使用竹子扁担,我们俩都使用加强木扁担(扁担上用十号铁丝帮了补强条)。挖沟时我的锹切下去可以挑起来完整的35长×25宽×20厚的长方形泥块。在鲤鱼洲期间,比起60岁的清华教授,我一直没有感觉身体受累,思想上想的是:“死?死不了,恐怕要在这里干20年。”
陈贯良是新工人,我是留校改造的。我们俩刚刚到达鲤鱼洲时他对我很客气,就和以前老团战友在百日武斗中遇见时一样笑容满面。7·27以来有这么一个人对我有笑容,就像兄弟一样,我感觉很奢侈。
孙:在《历史 拒绝遗忘》这部文集中,有一篇侯国屏写的文章是纪念陈贯良的。他在清查516运动中自杀了。
樊:是的。全农场开大会清查516分子,要求有问题的人都站起来。就是在大家大喊“陶德坚!站起来!”的那一次大会上,我也站起来了。第二天再碰见陈贯良,他对我突然严肃万分,表情跟面对敌人一样的凶和狠。我想他过去可能误认为我也是新工人,后来才知道我是阶级敌人。他的阶级感情真鲜明啊!又过了几天我听说他钻入在大堤上行走的拖拉机自杀了!我顿时流泪了,有失去兄弟之感!都是在孤岛上亡命天涯的人啊!
后来我想,不是他太脆弱,也不是我的脸皮比他厚,是因为我确实有罪应该站起来。人的“情绪耐力”也需经锤炼。在之前我曾接受过一次更大的“锻炼”——那是在1970年3月5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10万人公判大会上,遇罗克被执行死刑,我被押送到开会现场接受教育。正当要被枪毙的反革命分子被押送到北京工人体育场的中央时,我被同班同学指名道姓喊着:“樊思清!你站起来!看看他们反革命的下场!”这是多大的场面啊!那么多双眼睛突然盯着我,激得我心惊肉跳头发竖直。经过这一次以后,再听见被批判的声音,精神和肉体上的反应就大幅度钝化了。
在心情最恶劣的时候,我曾有过自残自杀的念头。陈贯良同学的自杀提醒了我,促使我去想为什么要去死呢?他死了,并没有人同情,农场批判揭发516的运动照样搞得轰轰烈烈。自杀了,也没有人说他好,反而要把他批判一通。他再也见不到自己的父母,见不到自己的兄弟姊妹了。他一点罪错都没有,干干净净的就死了。而我是负有命案的人,如果就这样去死也只是臭狗屎一堆!不管怎么样别人也没有要你直接就去死。活着总是有希望的。最起码能够见到父母和兄弟姊妹。所以他的死,让我从根本上打消了自杀的念头。
孙:看来没经历过这种阵势突然受到意外的打击精神容易垮。陈贯良死得那么决绝,真的可惜了!
鲤鱼洲农场的生活很艰苦吧?
樊:在鲤鱼洲,我被分配在三连二排四班,和林兆庄、徐秀清、容文盛、林浩、方崇智、路霁鸰等一起干活。
有一次我们在大堤堤顶上垒石头加固堤防,路霁鸰一不小心,把一块(50×30×30公分)的石块扒开,滚到下面2米远处的我面前。说时迟那时快,我两腿分叉一跳,石头从我的两腿之间掠过,一直滚到堤下。徐秀清老师看见了这一幕,倒吸了一口凉气。第二天出工强调了安全生产,还对我表扬了一次。对于罕见的表扬我在内心非常感激。其实在我心目中我对徐秀清老师一直倍加尊重。林兆庄、徐秀清、容文盛(学生辅导员)几位老师政策水平都比较高,在劳动和生活中,他们的言谈举止对我的思想颇有启发和感染,对我这个犯罪的青年学生也采取了比较耐心善意的批评教育,受益匪浅。
我们下水田以前为预防血吸虫的尾蚴钻进人体,用邻苯二甲酸二丁酯或邻苯二甲酸二异丁酯擦在腿上形成薄膜。水稻插秧、耘田、收割,每人平均六列。我的右边是林浩,左边是方崇智,三个人管十八列水稻。他们都是60岁左右的清华著名教授啊!有时我看到他们体力不济,就一个人管八列,他们每人五列。三个人心照不宣,守口如瓶。两个老教授回清华以后,分别遇见过我,都在私下鼓励我不要对自己失去信心,一定会有解决问题的那一天。
在鲤鱼洲我和上百位清华北大的名教授,有些是非常有名的顶级教授,几千名优秀中青年教师24小时不分昼夜地生活劳动在一起,不但使我感觉不孤单(老实说这对他们是极不公平的),而且一直是我日后对外吹牛的素材。我一直就崇拜和喜欢这些人。
要说运气,这就是运气——我自己在想,我就不应该说“留校改造最感困惑黑暗的时期”这句话了!应该看到自己在不幸中还是大幸的——即便是我这样在武斗中打死人的命案犯,即便在清查516这样的特殊时期,我周围的这些人都是文明的清华北大的教授教师们,他们对我都很人道。假设:像我这样大的问题,要是放在广西文化大革命的环境里,那么就一定会被就地杀死,碎尸万段,被人吃掉,死无葬身之地。
一群中华民族知识分子的精英,被驱赶聚集到野蛮的政治生态环境和极其艰苦的自然环境里。这群精英的每一个个体所散发出的“文明气场”叠加在一起,维持了小环境里最起码的文明。我这个罪犯,委身于“文明气场”里,苟且躲过杀身大祸,得以偷生,还埋怨什么?实乃不幸中之大幸也!要说思想得到改造,这就是我所得到的。
要知道,老教授教师们是根本无罪的,而我是有命案在身的罪人啊!还有善良的陈贯良同学,就是属于情愿自己去死也绝不伤害他人的人!
陈贯良死了,我却没死,因素有几条:文明气场,身强力壮,崇拜名教授感觉高兴、新鲜,没心没肺。
事后拿鲤鱼洲与监狱相比较,前者的生活的确要残酷许多。1971年秋天。我从鲤鱼洲回到清华,肝肿大,怀疑是血吸虫病。我去医院作了检查,医生以“你不是教师”为由,拒绝给我的检查结果出具诊断结论(从校医院医生的眼神里,我似乎觉得他认出了我,故意不下诊断)。直到以后在北京监狱才确诊为血吸虫病,在狱中得到了免费治疗。后来五十几岁体力下降,方知小虫病治疗不会彻底。
孙:你在鲤鱼洲农场待了多长时间?
樊:待了一年多,在1971年9月随大伙儿回到学校。随着工农兵学员的入学,学校里逐步恢复了教学秩序,但我们几个有问题的人的处理仍然遥遥无期。可有谁会知道,处理我们的时间窗口已悄然来临。
1973年5月18日下午,学校召开落实政策的宽严大会,一次性处理了所有文革命案犯。主会场设在大礼堂,各系有分会场。我和赵德胜两个人是从主会场被抓走,送进了西城区白纸坊北京最老的半步桥监狱,京城模范监狱“王八楼”。

六、监狱服刑

孙:别说是清华学生,即便是在社会上,坐牢的也是极少数。在我的印象中,监狱是个很恐怖又很神秘的地方。你的感受如何?
樊:我对坐牢是有思想准备的,所以并不觉得很突然。但是,毕竟没有进过监狱,刚进去的时候心理压力还是非常大的,第三天就牙疼,想得最多的是家和母亲。我案情简单清楚,进去后审问过一次就等待宣判了。过了三四个礼拜,理性告诉我,急也没用,于是平稳度过思想压力期。根据其他犯人的经验,宣判的期限大致知道。和留校改造相对比,平时能够经常见到笑脸,使我感觉得到最起码的人格。只要自己不出错,不会没完没了地对我进行批判。我不再感到苦难遥遥无期。
进监狱不久,同监犯人看到我的《毛选》上写着“清华量零樊思清”几个字,被认为是老蒯的人,遂被优待。在监狱犯人的潜意识里,监狱这地方很怪,案情在社会上影响越大,案犯反而越有优势。杀人犯是“高人一等”的罪名,其次是行凶盗窃,最劣等的是强奸犯。
据我自己观察,犯人的刑期长短与在狱中的地位是正相关的。不是一般人所想象的,罪恶越大服刑的时间越长,在牢里越受苦,监狱方对他越凶狠。其实情况正好相反。犯人刑期越长人越凶狠,越有资格学习技术活。他们学一门手艺或技术,为监狱作贡献的时间会更长、更稳定。附带着监狱方面还能够利用他们去震慑那些刑期短的犯人或刚刚进来的新犯。
可能在监狱当局和犯人的潜意识里,我还是青年学生,而且是清华的,我很快就开始专管劳改队里面的宣传和墙报。我还守住了不说脏话、糙话这个底线;这样做下来,果然不但没有脱离“群众”,反而赢得了尊重。这让我信心大增:即便在犯人堆里,人性还是向着文明。
这是一个模范监狱,参观的高级外宾很多,如柬埔寨的西哈努克、宾努等,被关押的名人也很多,如杨宪益、戴乃迭、司孟非等。监狱是中转站,表现不好的就被淘汰去新疆偏远地区的劳改场,表现好的才留下来。监舍里,政治犯与“小佛爷”混合关押。年轻力壮的后者,在生活上和放风时间里可以照顾前者。既可以相互帮助,又可以相互揭发。
孙:你能举几个你印象最深的人和事吗?
樊:好。下面所说的每件事,对于我都是一次关于人性的自我教育。
先说一个特务。因为我的案情一清二楚,身体又有劲,被派去照顾过一个半身不遂的特务。那是一个1944年(比我出生还早两年)潜入延安被抓获的特务,已经辗转了好几个监狱。抗美援朝及社会上的历次政治运动,他一概都不了解。据说有儿女,但是没人探亲。连续被关押了30年没有判刑。同监的那些政治犯告诉我:不提审、不判刑、无限期关押是极其不人道,不讲人性的。我这才明白,被判刑相对而言更幸运一些。回想留校改造流放鲤鱼洲也是一种没有期限羁押,看不到头,容易造成精神崩溃而自杀。
再讲一个医生。1979年秋天,我老发低烧,就到公安医院去看病住院,确诊为血吸虫病。给我看病的是李医生,协和医院的老专家,被打成右派后下放到公安医院。他了解到我在江西鲤鱼洲得了病而没有得到整治,很惊讶我居然又从校医院里面漏掉了。按规定任何人得这种病,必须跟踪监护治疗,切断传染源。犯人没有资格用锑剂,不给报销。其实锑剂的毒副作用很大,对心脏肝脏都没有好处。他教我一个绝招,就是对肝脏进行压迫性按摩,使肝脏周期性地出现缺氧,促使血吸虫进入血液循环系统,这样就比较容易被排泄出来。我就常用两根擀面杖顶着肝区。回武汉后我专门发明了一款按摩器对付小虫肝,使病情逐渐好转起来。以前我只是喜欢右派老师,万万没想到在监狱医院里再次碰到了优异的右派医生。
一个在监牢里还呼反革命口号的反革命分子。这个人叫易本亮,文化水平很低。他介绍自己时老说:俺们是矿工,过去是耪地的,俺们火烧了国务院。“火烧国务院”,多吓人的反革命罪行!原来他是因为对企业基层个别干部的做法不满,在国务院大门口拿捡来的树枝企图点火——火还没点着,就被抓起来了。有一天,他在监号放风的时候突然举起双臂高喊“打倒毛泽东!解放全中国!”这在当时是反动得不得了的反革命口号。我听到的一刹那,整个毛孔打开了,头发都竖起来了。我毫不犹豫地扑过去,把他的双臂束缚起,利用我练过举重的优势,把他推举到我的肩膀上,扛到放风场的墙角抵住十几秒钟,被管教干部铐住后才放他落地。当时我还是未被宣判的犯罪嫌疑人。1975年5月17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第一法庭对我宣读判决书,鉴于我在羁押期间有立功表现,予以从轻处理,判处有期徒刑12年。清华与我同类罪行的都至少判处了15年。我立功了,易本亮却被强制佩戴了一个多月的“防毒面具和坦克帽双械具”,防止呼口号、用头撞墙。现在,我每每想起这件事,心里就感到对不起他。他并不是坏人,我的少判刑是建立在他多服刑的基础上的。我有愧,诚恳地向易本亮道歉!
我再说一个北京仪器厂的模具工李厚祥,真正的工人阶级一份子。他是我在监狱交的铁哥们,和电影《老炮》里的老帽一模一样。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组织几个人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直言不讳地问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结果被打成反革命集团首犯。北京市多次召开枪毙人的公审大会,都会拉他去陪斗。每次他前面的都是死刑立即执行,轮到他的时候就变成缓期两年执行。会后把他交回监狱,验名登记,解开械具。他吐出口中的械具就对公审会的警察说:“你滚回去吧!”监狱当局有人知道他是冤案,对他很优待。他被无罪释放后还常回访监狱的警察朋友。这位老帽还几次解囊接济并教育那些从监狱里放出来的“小佛爷”。他对我说过,别人在最困难的时候才会来找你。
他还有一次惊人的表现让我对他心服口服。有一个北京地铁建设公司的职工李贺达,也是因为说错了话被打成反革命的,还未判决就生了病。警察说他得的是癌症。这时我这位哥们真急了!“完了!他得了癌症,他家里人不知道咋办?我得想办法去趟公安医院问到他家的住址,以便出去以后好告诉他的家人。”李厚祥对我说完以后,就把他自己的左手食指,对准了砂轮机狠狠地磨了一下,把骨头都磨出来了!然后马上报告队长:“我要去医院!”他去了公安医院,要到了李贺达的家庭地址。后来,李贺达真的死在公安医院了。因为死的时候他还是个未决犯,按照规定,未决犯死了以后是不会通知家属的。李厚祥出狱以后,找到了李贺达的家属,把他生前情况和死讯告知了他的父母,并且帮助他的父母写材料上诉平反。李厚祥坚信,他绝对不是反革命分子。如果得不到平反,他的父母和兄弟姐妹还要背一辈子反革命亲属的黑锅!
李厚祥、李医生这些正直的人,身处逆境仍伸张正义,帮助弱者,我一次次地受到人性的教育!
孙:在监狱里接受人性教育?这听起来简直是匪夷所思啊!
樊:是的,对人性的思索和感悟,是我蹲监狱所得到的最高级的收获!
从学校到监狱环境突变,各种人都有,比学校复杂。在那里彼此心知肚明都是罪犯,没有任何遮羞布,谁也不比谁更高尚,也就不分道德优势劣势。说话直截了当,轻松自在,没有任何拐弯抹角。谁要是说话藏着掖着不痛快,就有人会用北京话说你“装丫挺的”。所以,人性表现为赤裸裸,感觉对话平等了,与学校里说话很不同。
知道自己必死的犯人,把好的衣服和被子留下来送给别人;其他的人把好吃的饭菜送给要走的人,“上路”以前吃个饱。这时大家都是人而不分谁谁,一切都很自然,都是本性使然。
监狱里全是男性,直截了当的性饥渴表现也体现了人性。对比当时社会对老百姓的性禁锢和某些人的虚伪,想起西方弗洛伊德对性的研究,我大受启发。
我在鲤鱼洲农场得了血吸虫病,但清华的校医院就不给我这个有问题的人确诊,公安医院的右派专家不仅给我确诊了,还教了我绝招。他就比校医院的大夫更具社会责任和人性。。
在监狱里管教干部经常换防,以防止与在押犯逐步滋生猫腻。开始我感到不解,后来理解这还是人性使然。我亲眼看见一个昨天还是管教队长、今天就被关进了监舍的人。他们居然和犯人有猫腻,犯人群体里也分左中右!我不断被开窍。
就说前面提到的李厚祥,他是回民。他看见我是一个涉世未深的青年学生,怕我吃亏,要我在报伙食的时候报回民的伙食灶,可以始终和我在一起。这使我在适应监狱生活的开始直到后来都从来没有吃过大亏。他是个反革命集团首犯,在监号里一般的犯人都不去招惹他。
在监狱里有一些受冤枉、受迫害的好人,反革命犯很多,有的很有思想,每天都会让我明白许多事理。我开始考虑人性问题,对普通人性有了初步的启蒙认知。过去不敢想的问题,开始想了;过去不敢说的话,可以说了。慢慢地,我想明白了,我犯罪的根本原因是缺少了人性,是对人的生命的漠视。
真的是,入狱见到了光明,大有视野豁然开朗的感觉。
孙:除了人性的感悟外,你还有其他重大的收获吗?
樊:我估计我不会在监狱里待一辈子,我也不可能如我的同学们那样由国家分配给我工作。将来出狱后我以什么职业为生?这是我必须考虑的现实问题。
我入监一年以后,于1974年5月17日转入北京K字楼监狱五中队参与劳动。因为块儿壮,年轻,监狱派我学习钳工,我干了两年。在恢复高考之前,我辅导两个监狱干部的子女复习功课,这两个人都考取了大学,我就更加“优人一等”了,从钳工升格到机械设计室,有机会拜狱中的那位一机部总工程师、大右派分子为师,做他的“研究生”。我先当辅助后当主持,搞了一系列常规绘图和革新,且胜任了机械设计。会钳工又会机械设计,使我得心应手。六年里累积设计了三十多份(不计标准件,光零件图就超过100张的)总装图。这样,我出狱以后就有了谋生的本领。
星期天整理了内务有空闲时间,我没有亲属接见就学英语。从头到尾背了一本小英文字典,上面有各种批注,一直被我珍藏到现在。阅读英文版《毛选》,我的英语水平也大有提高。
孙:你最后服刑是多长时间?
樊:我在1973年5月18日被羁押。1975年5月17日宣判,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应服刑到1985年5年17日。1975年底,我因遵守监规,在技术革新上有重要贡献而减刑2年,这样,应该服刑到1983年5月17日。
1981年5月17日,我被带到五中队队长办公室,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第一法庭的一名工作人员对我宣读了《提前予以释放判决书》。意思是说,根据政策,刑期应从我主动向工宣队坦白交代,被专案组监管失去自由的1968年8月8日开始计算。
我在监狱里整整服刑了8年,因落实政策提前了2年。
以失去自由开始计算刑期,则我实际服刑时间是12年9个月。
我始终认为,这是文革后在胡耀邦总书记领导下,人性化地处理在文革中的犯罪案件,使我比原定刑期提前2年得以出狱。我心存感激!

七、回归社会

孙:你刑满释放,这是你人生的新起点。你是如何回归社会的?
樊:我回武汉先报上户口。为避免母亲因情绪波动而导致精神病复发,我在妹妹家暂住几天后,在两位高中校友的陪同下回到我妈那里,说的是“我们大家一起回武汉的”。
我的爱人是我的老邻居,住在一栋楼。听说我回来了,她下班后来看我。五个月以后我们登记结婚,我成了家。她嫁给我是极具勇气的,这令我非常感动。从那时起我就想:我要对她好一辈子!我的岳父(某报副总编)岳母(美院教授)都是共产党的老干部,在文革中被抄家,受到很大冲击。他们对我比较了解,热情接纳了我。我也非常孝敬他们。在我岳母最后离世的时候,当着全家人的面说了两次:思清是个好人!
孙:你出狱时已经35岁,属大龄青年了。能这样快而且圆满地解决了个人的婚姻大事,这的确是件大好事,也为你回归社会开了一个好头。
不知道你的工作问题怎么解决的?
樊:这就比较难了。体制内的企业拒绝录用我这样的“三种人”。我曾经到大通公司应聘,老总对我的业务能力和英语口语很满意。后来请示关广富,得到“三种人,慎用”的指示,因而泡汤。我因此明白了国营企业用人是受控制的。吴官正学长任武汉市长期间,起用了一些校友。武汉有校友告诉我,在他面前提到过我。当时我就回应说:“我和他是同一个专业的两个极端——劳改局管制的和政治局的。牢牢记住就好!”体制界限,红黑分明,不去触碰,不去奢望体制内的福利。
我回武汉二十多天后在武昌一个区办的铸造厂就业。厂长是我的高中同学,他真心愿意接纳我,我也心甘情愿地愿意为小厂服务。厂里派我去部属武汉材保所学习了热喷涂技术,一年多后就和厂里职工共同把这个灰铸件不超过100公斤的铸造厂,改造成热喷涂厂。我一个人兼土建和机械两方面设计,1983年5月建起钢结构厂房,制造了喷涂专用装备。1983年12月21日开始对武汉龟山电视塔最上面的管状钢桅杆实施铝镁稀土喷涂防护工程,一次性保证80年不生锈。几天后湖北省经济电视台播放了施工情况。材保所拿了科技进步奖,且以此确定了《电视塔钢结构长效防腐蚀国家标准》。而我们武汉热喷涂厂赚了钱,同时奠定了我们厂在全国热喷涂行业里的地位;在各地招工、施工,参加行业会议,并成为全国标委会热喷涂专业委员会的标准参与制定单位。后来我们和武汉材保所一直合作到我们厂被武汉市区办企业改制时为止。由此我有机会参加好几个国家重点项目工程的机械设计,有机会参与热喷涂(焊)国家标准的制定,有机会参与国际热喷涂专业大会论文的翻译评审工作。这是体制内的单位邀请我参与的。
我们进入热喷涂行业后的1984年,我又受命为我厂申请压力容器制造的资质。我是总工程师,负责质保体系的建立和运转,是个细活儿。太忙了,以至于我妈病重临终前,我都没能在她身边陪伴。为了换回我的工作时间,我们厂长专门派了一个女同志照顾我妈。每次想到这儿我就很难过!
1988年,鉴于我凭一技之长为区办企业所作的贡献,被武汉市科技局破格评为武汉市第一批高级工程师,居然与同学同步了。
我把机械设计和熟悉的热喷涂工艺相结合,先后为武汉材保所设计过几条机电一体化的生产线。其中,徐州钢铁公司的球铁离心铸管、济南钢铁公司的球铁离心铸管和哈尔滨电机厂的炮弹壳生产线,目前还在使用。
孙:你凭着真本事,不仅站住了脚,还作出了很大贡献。向你表示祝贺!
樊:谢谢!由于过去努力,后来有机遇就抓住了。
孙:在忏悔书里,你几次谈到不再作恶,令我印象深刻。你能谈谈你的心得体会吗?
樊:在我服刑的时候,我就立下誓言:这辈子不再作恶。在回归社会以后,我一直把这当作我做人处事的底线。
我做过几件好事。如:
1981年秋,我刚刚上班两个月。我们的客户单位武汉邮电摩托车厂有个女师傅下班过便桥的时候,不慎把手表掉在长江岸边的水里。当时手表值半个月的工资啊!她着急得快哭了。我算计了一下水流的方向和速度,跳下水,一个猛子扎下去,把手表捞起来了。第二天他们厂写了封感谢信送到我们厂里。
1985年春天,我和主管公司的老李同志一起到柳州第二空压机厂去采购无油润滑空压机。在柳州街道上,我看见有几个人正持刀围殴一个女青年,连刺好几刀,女青年倒地了。行凶的人看见我走过来了,就跑散了。我马上出钱出力,叫了一个三轮车把女青年送到附近的柳州人民医院进行抢救。送去以后,我就离开了医院。事后女青年得救了,医院和医生最后还是找到了我。医生说要是再晚送几分钟就没命了。后来我知道这个女孩的名字叫梁国平(住在柳州雅儒路)。这算是我走出监狱以后做的一桩救人一命的好事。
我曾开办过一个健身房,既当老板又是教练。健身器材是自己设计制造的,只买了杠铃哑铃等标准件和跑步机。2003年3月由于非典疫情,健身房难以为继。歇业期间我以优惠价清退了所有会员卡缴费,停业前清退了所有消费者的预付款。以至于十几年后在公交车上,还经常遇见长大成人的健身小子亲切地喊我樊教练、樊老师!我在武汉市办健身房没有赚到钱,但赚到了人望。
退休后我身体尚好。经社会朋友介绍,我挂靠有资质的公司,以项目部的名义完成了湖北沙市荆州某小区的燃气入户工程。工程款都是我负责垫付的,但燃气已经安全入户使用多年以后,甲方欠我的工程款仍然收不回来。农民工的工资,我一分钱也没有欠,都支付干净了。这件事发生在“信义兄弟”被媒体披露之前。为讨回拖欠的65万工程款,我打了十几年官司。几年前就胜诉了,钱还是要不回来,一直在法院的执行阶段。诉讼期间,有人提醒我,动农系系友周坚卫是湖北省常务副省长,专管省政法口的工作。我思量后,没有请他帮忙。我也拒绝讨债公司介入。不向体制低头和不涉黑犯罪,两头都不,这是我的底线。法治环境的恶劣和我对这个法院的失望,都是体制治理的缺陷,我没有纠正的义务,只能等待结局。唯一值得安慰的是,过去我曾是被告,这次我成了胜诉的原告。
我做的都不是很大的事情。但我心里一直想堂堂正正地做人,时时坚守不再作恶的底线,以社会公民的身份要求自己。宁肯自己吃点亏,也不能损害别人。在市场经济中不行贿,不作恶,这话说起来容易,要做到有时感觉很难,但我做到了。困难在于市场经济中随时会遇到的不平等、不公平。例如有一次,武汉石化厂的某处长是我中学校友,知道我文革的事。我去结账他当时就是不给结,拖了很久才给钱。遇见这样的事,由于经过多年思想的锤炼,我冷静度过。
孙:法律的意义不仅是惩治罪恶,还在于警戒人们不再作恶。你吸取了教训,不作恶,行善事,做得很好!
在社会的转型期,我们都感到极大的困难和压力,像你这样背有历史包袱的,困难会更多。你能安然度过,真的不简单。
对了,这些年,你的同事,你的下属,知道你过去的事吗?
樊:我尽量低调做人,倒是武汉市大企业的造反派头头都先后主动造访过我,如武汉锅炉厂的造反派头头沈复礼,还有夏邦银,以及1986年从武监出狱的王大宾。原来是因为蒯大富的1983年3月《刑事判决书》里有我的名字。地质大学搞钻具的顶级教授张国榉指导王大宾办企业,王大宾听说我在搞热喷焊,就来我厂探讨在地质钻头上如何焊钴基合金。直到他的厂搬到都江堰去的初期,我还与他有业务联系。小厂的工人看见造反派的头头来访,就一传十,十传百,把实际情况扭曲了,甚至于造成一种背离——我说的是真话,人家也不相信。我说我是“三种人”,别人反而说“你不是的”。这可能是因为社会上的人一般都比较看重清华毕业的,也可能是我后来做了一点事,这个社会善意地接纳了我。
孙:你一直在体制外谋生,经历了许多事情。给我们讲讲这方面的故事吧。
樊:许多难忘的人和事里,我今天只讲一个让我的传统观念发生改变的人。
武汉材保所是我们厂的协作单位。热喷涂室的主任是电机系的高学长,在技术上很有一套的。接触得多了,又是校友,彼此很熟悉,关系也不错。
1992年5月,他决定离开研究所自己办企业。他再三真诚邀请我,希望我能够和他一起干,我答应了。在武汉郊区黄陂创业建了热喷涂厂,我在那里一干就是五年。现在这个厂发展得不错,专门生产数控自动焊机,年产值两三千万。
出于对老高这个共产党员校友的信任,我一开始并没有与他签订创业协议。刚创业时很困难,他发不出工资,我也不好意思向他要,反过来还借给他2万元给工人发工资。后来转机终于来到了,我在济南钢铁公司帮他签了个大单合同:两条球墨铸铁离心浇铸管道的外表面喷涂铝的生产线,总额720万。合同实施阶段,机械(包括液压气动系统)部分全是我负责,从设计、购买材料、编制制造工艺、机械加工,先在自己厂里组装、安装,再押运整条生产线的零部件到济南钢铁公司现场安装。老高负责电气控制部分。然后机械电气联合调试,试生产,最后把整条生产线交付给用户。
2万元他一直不提还的事,困难已过,大单子来了还是如此。济钢的工程款是我催回来的。5张总额为600多万元的承兑汇票,可直接兑换现金,全部在我手中。我没有扣下一张,催他还我的钱,而是全部如数交给他。但是他依旧以各种借口不还那点小钱。我看他成心这样,就一分钱都没有要,包括欠我的钱和好几个月的工资,离开了这个厂。走前我还替他签了一单357万的合同——万州钢管拱桥外表面喷涂锌涂层的长效防腐蚀。
不只对我这样,他对别人也如此。蒋高工是清华校长的亲侄子,携助手从天津来厂里为他干活,他欠蒋校友及其助手几个月的工资不发。还有力学系张书记帮老高购买镍包铝丝喷涂材料,垫付几千元也没给报销。其他还有不少上不得台面的事情,不一一列举了。
过去我一直对共产党员很敬佩。高学长如此待我,扭转了我对党员的崇拜,也引起了我的联想、深思:在清华动农系也见过一个姓韩的优秀学生党员在自己所在的新工人群体里借了很多钱不还,且失踪失联的事。最后想起我在鲤鱼洲亲眼所见的:党员军代表自己害怕得血吸虫病,坐在田埂上不下去,把右派和老教授赶进水田里劳动,声称这是思想改造。把这些真实故事摆在一起思考,我悟出了,共产党员他们与普通人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不要把他们看得太高,他们可能更复杂一些,可能党性多了人性更少一些。这次碰到老高这样的共产党员,我决心在诚信方面绝不输给他!他也是促使我对普通人性认识和思考的一个典型实例。

八、忏悔反思

孙:你回归社会已经37年了。你用几十年的人生证明你早已改过自新,而且是个有作为的清华人。你为什么还要反思、还要忏悔呢?
樊:我在小厂里的日子过得很滋润。厂长、书记待我很好,青年工人也很尊重我,因为我们这个体制外的小厂被不少大厂、研究所、高校所看重,在热喷涂行业中相当有声望。后来我也创业,虽然经历了不少磕磕绊绊,尝过酸甜苦辣,但都挺过来了。靠着自己的力量,我交齐了社保金,于2006年顺利退休。几十年来,我不再作恶,没有违法,本该安度晚年了,但我还有一件大事没有做,心里不安。那就是我必须全面清理我的思想,反思作恶的根本原因,对自己的罪行进行真诚的公开的忏悔。
孙:你什么时候开始有了忏悔的念头?
樊:我开枪以后就后怕了。当我得知打死了人,就知道我闯下了大祸,犯罪了。几十年来,在朱玉生的灵魂面前,我无地自容,无法解脱。我想过到朱玉生父母面前认罪尽孝,但难以做到。内心一直在忏悔着,但要表达出来有很多困难。
2014年,孙怒涛校友把他的文革回忆录《良知的拷问》寄给我。开卷之初,只想了解一下学校的有关情况,翻阅了几分钟以后,开始理解了这本书的主旨思想。很快,脑子里就比较乱,那显然是在内心已经联系上了自己。我马上就联想到,我也应该拷问自己的良知。后来,他邀请我为文集《历史拒绝遗忘》写一篇回忆反思文。我有过动笔的念头,但最后还是没有写成。今天回想起来,还是因为我当时没有深入忏悔,患得患失,没有将心比心,虽多次思想斗争,终未动笔。
当时我的顾虑是:我要是写的话,就只能把自己描写成一个冷酷无情的杀手,一个胆敢向自己同学打冷枪的野兽,任何其他的情节都不能够写入,尤其是那些对自己的行为和思想演变过程合情合理的描述也很难写入。因为如果那样写的话,恐怕会给人造成樊思清至今仍然不认罪,至今还在为自己辩解的印象。法官在庭审时询问我的时候,我还可以为自己作辩护,但是在写回忆反思文时,就不允许再有任何为自己的辩护的文字出现了。
当时我之所以下不了决心,还因为存有一些其它可以预期的焦虑:我已经不是孤身一人,而是有了家室,有了同事,有亲朋好友。把自己的过去写得那么清楚,公布于众,以后会造成什么影响?亲戚朋友中,尤其是我亲属中的年轻一代,他们不了解文化大革命,他们会怎么看?
孙:是呀,你的这些顾虑都是很现实的,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樊:我以前比较低调,比较封闭,与校友之间的交流很少。孙怒涛把我介绍进清华校友微信群,匿名隐身潜水旁听,也是希望我在友好的氛围中受到感染,得到力量,慢慢融合进校友的圈子里。
我在校友群里天天看着大家的讨论,受到大家的熏陶。历史在进步,大家对文革的反思启发教育着我,对我确实是一种启发和鞭策。
在文革五十周年到来之际,我开始感觉到时不我待!为了避免类似文革的人道主义灾难再次在中国发生,为了维护人类共同尊严、生命价值和自由存在的道德、义务,我决心迈出最关键的一步——把我的忏悔写出来。
孙:你的忏悔文表达了你真诚的忏悔,你的反思文阐述了你深刻的反思,写得都很好!
樊:公开忏悔,对我来说,确实是个巨大的考验,需要极大的勇气。我写了一份忏悔书,请王嵩梅在4·22座谈会上宣读。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座谈会没有开成,就改在5月份的网上讨论会上公开发表。
接着就是写于2016年4月4日清明节的《我的忏悔词》,以及进一步袒露思想的“我的忏悔观”。
最后写了一段别致的小诗,抒发了一下“解脱感”。
我发表忏悔书以后,校友们热议了三四天,对我的忏悔和反思给以热情的鼓励和肯定!要是没有这么一个友善、宽容的小环境,我要迈出这一步,顾虑会更多,困难会更大。这种氛围是清华人在持续多年的反思文革中逐渐形成的,很不容易。我感谢所有为此作出努力的人们,特别要感谢极力推进两派和解的老师和同学们。
孙:你的忏悔书很长,有25000字。内容很丰富:既有忏悔,又有反思,更有心路历程的披露。为了突出忏悔书的忏悔主题,我打算把你武斗前的大学生活和武斗后留校改造、关进监狱、出狱以后等章节内容移到访谈录里,还要请你专门写一篇反思文。
樊:我以前的认识很浅表,仅仅停留在批判江青“文攻武卫”这样的具体问题上,对自己的要求也只是多做好事不作恶这样的层面。反思都是从自己身上找原因,没有也不敢探究外部的原因。通过梳理,我不仅对我犯罪的自身原因比过去认识深了,我认识到阶级斗争诱发人性之恶,是万恶之源,认识到文革的始作俑者应负第一位的责任。这是我这两年来通过深入思考获得的最大收获。
孙:思清,这几年来,你一步一个脚印,走得不轻松,但是走得很坚实。记得我曾问过你:如果要向社会公开你的忏悔书,你同意吗?你当时坚定地回答:同意。这几年,大环境在不断恶化,文革浩劫被某些人洗白美化成“艰辛探索”。你面对不可预知的风险,坚持反思,坚持忏悔,我向你表示由衷的敬意!
樊:我忏悔了,但是我过去的历史已永远钉在耻辱柱上。我现在这样做,不为别的,只希望后人们以我为戒,永不作恶。我也盼望我的余生和我的家人都平静安宁。
孙:好人总有好报!祝福你和你的家人幸福安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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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昨 天》第一一二期
帖子发表于 : 周三 6月 27, 2018 10:43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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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海泛舟】

校友热议樊思清忏悔
(《真话与忏悔》选读)

孙怒涛 整理

2016年5月23日上午,樊思清在有百人参加的清华校友讨论群里公开了他的忏悔书:《我要忏悔——直面我失落的人性》。
网上讨论会主持人孙怒涛首先发言:
在清华武斗时期,樊思清在闻亭上向科学馆开的那一枪要了朱玉生的命,毁了他的家,也彻底改变了樊思清自己的人生轨迹。法律严惩了他。出狱后,他恢复了公民身份,回归了社会,但是犯罪的阴影始终笼罩着他。刑期是有限的,良心债的偿还则是无尽期的。樊思清无论在狱中还是出狱后,他不再作恶,老实做人,努力工作,回报社会。这些,都是他对曾经的罪行有忏悔的表现。我们无权要求他公开忏悔。他是公民,在这点上他与我们是平等的。
樊思清经过多年沉痛的反思,自愿以公开忏悔的形式,披露几十年来曲折复杂的心路历程,向受害者再次下跪请罪。对他的真诚悔改,我报以热烈的欢迎!
深夜扪心自问的忏悔,在很小范围内的忏悔,都是值得肯定的,但相对来说还比较容易做到。公开的忏悔,尤其是当前文革禁谈、忏悔稀有的大环境下的公开忏悔,需要极大的勇气。我对他的胆识表示由衷的敬佩!樊思清因自己的特殊经历向社会作出了一份特殊的贡献,应该得到我们的高度赞扬!
樊思清的忏悔,他收获的不会全是掌声。可能会有质疑,有讽刺,甚至有骂声。作为他的校友,我们应该给他坚决的支持和热情的鼓励。
我衷心祝愿樊思清卸掉几十年沉重的包袱,走出文革浓重的雾霾,抬起头,挺直腰,融合进校友的大家庭里,保重身体,安度幸福的晚年!
其他校友也踊跃发言。因原始记录有十多万字,这里精选了部分发言并按五个专题(而不是发言次序)进行了归纳整理。

一、校友们充分肯定、热情鼓励、高度赞扬樊思清的忏悔

王嵩梅
我先说说整个过程吧。
我与樊思清相识可能是在文革前了。他是举重队的,可能是看到在乒乓球队训练的我聊过几句。武斗时我知道他枪杀了科学馆的同学。1968年我去绵阳后就没再见过,也没听说过樊思清这个人。大概在百年校庆前,忽然接到陌生人的电话,说自己是樊思清,我立刻回忆起了这个人,奇怪他怎么知道我的电话?为什么给我打电话?他说他要到北京来参加同学聚会,问能不能到我家来拜访。我觉得很突兀,但既然这么明确地提出了也不好拒绝,就同意了。那时我正在家里一天到晚24小时照顾躺在床上不能自理的母亲。那天他在我家呆了不短时间,他说了很多,内容都是关于他的现状。我自顾自干着家务活,一边心想他怎么还不走呢?后来他接到同班同学一个电话,说在××处,让他赶快过去。他高兴了起来,提着行李马上就离开了。这时我才意识到,他是到我家等待同班同学的审判,结果是同学们接纳了他。
此后我与樊思清也没什么联系,只是每年春节他打个电话来问候问候。两年多前他按惯例在春节电话问候时,我问他有没有孙怒涛的《良知的拷问》。那时我在代发这本书,同时知道怒涛兄正在筹划出版《历史拒绝遗忘》文集。我想如果樊思清能成文一篇,对提高文集质量有好处,对他自己也有好处。他说没有这本书。本来我是要给他寄的,忽然来了个念头:让孙怒涛给他寄,借此建立联系,让老孙做他的工作。因为一方面我没有这个水平和耐心,另一方面我的家务和精神负担都很重。就这样,从樊思清的文章中可知为什么《历史拒绝遗忘》文集中未能收入他的文字,思想认识的提高发酵升华多么艰难。
48年前,樊思清是我们同学中的普通一员。由于扣了那么一下扳机,变成了杀人凶手,背负着杀人的罪名,游离于清华校友之外。如今他袒露心扉,让我们以真诚的心对待,欢迎他重新回归同学中来,共同探究当初是什么让他扣动的那一下扳机,以使后来人不要再扣扳机。

谢佑文
思清兄,非常感谢你讲述你丰富多彩的人生经历。文革期间你经历过的许多事件,每个没有经验的热血青年都有可能介入。只是命运的差错令你欠下了一条命债,让你身陷12年牢狱之灾。你的忏悔已经足够深刻,我认为枪杀的责任其实应归罪于发动文革的那个神。五十年过去了,你的自责该解脱了,朱玉生同学一定会理解你的真诚忏悔,原谅你,并在天堂为你祈福!过去的事就让它随风飘去,今后安排好退休生活,快快乐乐地度过余生。

阎淮
思清弟:应该是我,我们感谢你!
你不必再谢谢任何人,你不欠清华任何幸存者的情!
你是清华老校友群中,最年轻的新成员,
是文革清华万名同学中,平等的小弟弟。
在良知和良心上,你现在,比我,和一些同学更高尚!

方莉莎
@樊思清,非常认真看了你的帖子,为你的真诚忏悔,所有的人都应该感动而原谅你。你别自责了,放下包袱,融入到校友中,安度晚年。《历史拒绝遗忘》里少了你这一篇文章是很可惜的。

樊思清
@阎淮 @方莉莎,很感动啊!
今天守在这里还是很忐忑的。

吕述祖
樊思清,非常钦佩你的勇气和诚恳,希望所有在文革中曾经加害于别人的人都能像你一样有真正良心的拷问。
向你致敬。

章鸿猷
@樊思清 了不起(指现在,不是过去)!

钱久业
@樊思清 为你的真诚而感动。12年牢狱已经让你付出沉重的代价,良心的自责更折磨你痛苦不堪!今天你向校友倾吐了这一切,钦佩你的勇敢!钦佩你直面人生!
当你倾吐了这一切之时,精神已经得到升华,得到解脱,作为校友,我们真诚希望你拥有快乐的余生!

李友才
樊思清校友的行动在当今更有特殊的意义。因此向他致敬!
那时全国疯,错罪只在一瞬间,你已为此付出了最大代价。

樊思清
我只是“代价”,朱玉生因为我却付出了生命!为此我无地自容。

李仕林
樊思清同学的《直面我失落的人性》写得好,深表同情和理解。
三十年前,我曾经接触过一起类似的案例。
1967年重庆武斗高峰期,位于商业中心解放碑的一栋高楼上,有两名武斗队员在值守。黄昏时分,其中一名突然叫道:“有人摸过来了!”另一名武斗队员立即开枪将那人打倒在地。再仔细一看,被打死的人不是对立派来摸哨的,只是一个普通的过路行人。开枪者立即意识到自己犯罪了,坐在地上呆若木鸡。
后来知道,被打死的是朝天门一家运输单位的普通工人,到单位领工资后,回家路上被打死。这位工人是一家的顶梁柱,与武斗不沾边。
开枪者是重庆大学1967届的学生。他后来交待开枪的瞬间及其后的心路历程,与樊思清同学在文中描述的简直一模一样!
所不同的是,重庆大学这位同学在清理“三种人”时,定性为“犯严重错误的人”,行政记大过一次,没有受过刑事处分,也没有在任何场合作过检查。这位同学曾经表示想去被害人家里道歉,给与补偿,但被单位阻止。被害人家属至今也不知道打死父亲的人是谁。
当时负责决定给予何种处分的,是重庆市委组织部。他们将各单位上报的各种材料进行比对,相似情况给以相同的处分。樊思清同学与这位重庆大学同学比起来,所受处分重得多。这说明各地各单位把握处理分寸,差别很大。当然,这早已成为历史了。
我这人性格懦弱。虽然对文革是拥护的,但对文革中被批斗的人受体罚、受侮辱感到震惊、反感,对武斗更是不理解。不少校友知道,我和1225战团的师生员工当年都是公开反对内战和武斗的。正是由于此,我很难想象,一根长矛刺向对方同学,怎么下得去手。真把对方当国民党了吗?我当年觉得对他们无法理解。几十年后从校友网64社区,到微信校友群,看了很多当年参加内战和武斗的同学反思文革的资料,渐渐地能够想象他们当年的心理状态了,对当年搞武斗的同学也渐渐地懂了。在某种极端观念的统治下,反常行为也可以发展到不可思议的地步。
樊思清同学和我前面提到的那位重庆大学的同学,铸成终身大错,仅仅只在那10来秒的一瞬间。或许在这瞬间之前,并没有意识到扳机扣下去会有什么错,而在瞬间之后立即意识到终身大错了。这一瞬间把他们头脑中疯狂的派性震醒了,人性压倒了派性。在此之前,文革的疯狂,两派内战的疯狂,使他们眼中真把对方看成了阶级敌人。所以扣扳机的人是这两位同学,但发动文革与全面内战的大背景,显然负有更大的责任。
樊思清同学已经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人生代价。你的错已经偿清了。对朱玉生同学的忏悔之情可以埋在心底深处,这不是你一个人的悲剧,更是那个时代的悲剧。正如你所说,过去的樊思清已经死了。现在的樊思清应该正常地过日子。

陶世龙
@樊思清 ,你的忏悔真挚感人,错在一瞬间,付出几十年。你是为了救赎自己的灵魂而写,能走上这一步的人太少了。这一行动本身就是对大家的教育。

邱心伟
@樊思清 ,我曾是在科学馆的人,曾把打死过我们同学的人恨得要死,但更恨的是文革,憎恨的是造成文革和历史上一系列惨案的原罪者。同时,我也觉得反思时如果不把自己放进去,不反思归根结底到人性的问题,只会骂骂咧咧批别人,当外部气场一来,是理想也好,利益驱动也好,自己还会被卷裹进去的。你的真实、真诚的故事,你对社会的仔细观察,由衷地改造自己世界观,赞一个,一百个!

黄安妮
@樊思清 ,今天一口气把你的文字读了下来,比其他文章对我吸引力都大,因为真实而残酷,因为痛苦而深刻,因为特殊经历而特殊的觉醒。许多东西还值得慢慢去品味,去思考。尤其是关于人性的思考。其实在圣洁的上帝面前每个人都是罪人,都要忏悔,都会得到它的救赎,谢谢你勇敢地敞开自己。祝福你获得心灵的安宁。

樊思清
@黄安妮,谢谢!截至目前我公开发文的事情,还没有告诉老伴和我的妹妹。
如果告诉了,两个人都可能会阻断我,我只好对她们“不公平了”!
说不公平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我在落难和困难时,她们为我分担太多——结婚前是妹妹照顾我妈(还不敢说真话),老伴则是因为“敢于嫁给我”。

孙怒涛
@樊思清 ,选个合适的时机告诉她们吧,特别是请把那么多校友对你的肯定和鼓励转告给她们。
你的公开忏悔可能会给你的家庭带来一些麻烦,但你做得对,无论对家庭还是对社会,正面作用更多更大。
我相信她们是深明大义的!

吴学民
由于忙于家务,今天一直没看手机。打开后才知樊思清校友露面了。本群初开时,就由王嵩梅告知昵称“同行者”的校友就是樊思清,也对他的事略知一二。心想怒涛兄暂时隐其真名,可能是怕他还会受到一些校友的斥责。但是令人感动的是,大家都对他表示了充分的善意和宽容。这当然是因为思清兄的真诚忏悔感动了大家,也是因为通过对文革的反思,大家不把文革的个体的恶孤立起来看,而是直指当时的大环境。
看了樊思清的长文,久久不能平静。想到我和他虽不认识,但又如此相近。我也曾在礼堂顶值过班,拉过大弹弓。我在9003一直待到7月份才回家,而9003后来也发生了一件枪杀一名女同学的血案。我还幸运,没有涉入一些恶性案件,所以这一生过得还算顺利。可是思清兄却要用其一生来承担来忏悔。令人欣慰的是,思清兄坦然面对他之所为的法律责任。并且在服刑期间还学习业务知识,反思自己的人生。重返社会后自食其力,善待他人,并且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对社会作出了贡献。这是十分令人钦佩的!
樊思清兄的事情,又一次证明了极权体制下的“平庸之恶”。一个一般意义上的好人,在极端的意识形态的蛊惑下就可能犯下大罪。为了避免悲剧重演,一方面要批判反人性的意识形态,更重要的是我们每人都要学会独立思考,而我们现在群里每天进行的讨论就是这种思考的良机。

孙毓星
@樊思清,你能勇敢地站出来真诚忏悔,让我吃惊,也由衷地赞叹。像大家一样,我衷心希望你未来的生活安宁、祥和、幸福。
在座谈会准备阶段就知道樊思清同学要公开发表自己的忏悔书,今天再次细细品读,依然心潮涌动感慨万千。我与樊思清有类似的经历,深知他走出这一步的艰难,所以格外钦佩他的勇气和真诚,也更为众多校友的理解、宽容和鼓励所感动。
1973年5月18日——对我来说也是个难忘的日子。其时我因516问题被揪回学校已2年又3个月,之所以拖延日久是因为我拒绝学校给的“敌我内处”结论,要求见谢静宜申诉。(见拙作《我的文革心路历程》,孙怒涛《良知的拷问》P119)
当天早晨,刘冰特意找我谈话,做思想工作。下午先到大礼堂召开“落实政策大会”,宣布对赵××、樊思清从严逮捕法办,对孙××、蒋××从宽处理。随后电子厂(原自控系和无线电系一部分)到主楼后厅继续开会,将吴慰庭(狗熊)当场逮捕,将我送回原单位监督改造,升级为“帽子拿在群众手中”。专案组郭老师告诉我,这一天共处理12人,包括全部留校待处理的涉及命案人员。
大概因为同病相怜吧,多年来我一直关注这些同学的命运。前几年曾在武汉见过樊思清,知道他有一位青梅竹马、不离不弃等待他十几年的夫人,知道他在事业上有一定成就,知道他一直坚持独特的健身锻炼并有自己的感悟,等等,然而我小心翼翼地没敢触及命案和忏悔这最敏感的话题。
在编辑文集时,孙怒涛主编就想动员这些同学亮相,我感觉难度很大,而他一直坚持不懈,默默地沟通,耐心地等待。同时,校友们共同努力,造就了微信群里民主和谐的环境条件。如今樊思清同学终于迈出这沉重的关键一步,推动清华人的反思更上一层楼,我很为钦佩。

孙怒涛
@孙毓星, 曾看过你为4·22聚会而准备的发言稿。为你的真诚而鼓掌!
你为清华的文革反思,两派和解所作出的特殊贡献有目共睹,向你学习!

孙毓星
@黄安妮 4·22我和孙铮有幸与你在礼堂前见面。我是老团“罗文李饶”专案组前期的负责人,尽管那时还没有这个名称,但我的行为对后来的专案有不小影响。对我来说,你是间接的受害者之一。请接受我真诚的道歉。

张从
樊思清同学的真诚勇敢令人敬佩!勇敢地忏悔,不是弱者,而是坚强,实现了灵魂净化和自我救赎。倘若更多人如此,中国社会和谐有日。
忏悔是个人从内心深处发出来的,只能自己做,别人无法代替,也不能代表别人。希望凡是文革中伤害过他人的人都能忏悔,这不仅是自我救赎,也是社会进步的体现。但也许这只是一种良好的愿望。

林海
樊思清的忏悔是真诚的,我对他勇敢站出来承担罪责表示敬佩。
樊思清犯了罪,法律作了惩戒,法律是公正的。根据法制的精神,罪与罚是相抵的。一个人犯了罪,接受法律的惩罚之后,在法律上,事情就完结了,不能再以任何形式歧视(涉及公众安全部门的任职除外)。
忏悔是个人的事,是属于道德范畴的问题,法律不能予以追究,他人无权要求别人忏悔,社会公众也不能进行道德审判。

杨继绳
樊思清写得真好!真实,感人,深刻。

卢纹岱
@樊思清 ,看了你真挚的痛苦的忏悔非常感动!现在你应该放下包袱,轻松前进,与大家一起共同讨论造成文革的根源,以史为鉴,教育后来人。这是我们这一代的责任。你的忏悔跟那些犯了罪至今又去占有属于人民的财富,当官捞钱的人有本质的不同,账不能算在你这样人的头上。不要再自责了,保重身体,度过一个没有任何负担,不再受良心谴责的愉快的晚年!衷心地祝福你!
另外我想提个建议,在你的忏悔书中原有这样一句:在此我仅代表那些在文革里“整过人甚至于整死了人”,“害过人甚至于害死过人”的那些人向所有被害者赔罪,跪在地上请求你们恕罪!从这一段,我深深体会了你的忏悔诚意,但不赞成你代表那些人赔罪。你与很多人不同,10秒钟的罪恶受到了十几年的惩罚,并深刻认识了自己犯罪的根源,为他们做出了榜样。而你指的这些人很复杂,从《倒下的英才》中得知有人竟然用钳子拔被俘获人的牙齿,把人往死里打……虐待武斗中的“俘虏”。有的人是打人失手致死,也有的是故意打人致死。就1966年的8·24北京市被打死1700多人来说,至今没一个出来认罪,他们之中很多并没有忏悔,甚至躲起来不见同学,以此态度想躲过良知的拷问,所以你不能代表他们。我建议你将这一句删去。

段佩毓
樊思清,你是打死了人,有罪。但那不是你的本真,是那个年代对人性的扭曲。你反省,你悔过。该做的,能做的,你都在努力地做。你的行为让我们尊重。你今后的日子应该是好好活着,越久越好,直到有一天,你可以堂堂正正地告诉后来人,当年你所经历的。

王铁藩
@樊思清,迫不及待地看完你的文章,受感动,也受到启发。我一直认为,文革之大恶在于糟践人。我将文革的武斗分成两个类型:扬威泄愤型和真理痴狂型。前者多是老兵所为,如清华8·24,基调是残忍;后者如清华百日武斗,基调是悲壮。二者有别,但在糟践人这一点上是五十步笑百步。你终是良心未泯的好男儿呀。

二、对樊思清犯罪原因及忏悔意义的探讨

吕述祖
这次反思和回忆讨论,在所有发言者中,樊思清的忏悔书最具感召力和指导性的历史意义。他给所有曾加害于他人的人一个良心上的冲击和示范,也是一种对所有曾有心或无心在文革及其它政治运动中害过他人的人的一个号召,希望他们也能“拷问”自己,真正地良心发现。

陆小宝
我是在深夜一点多读完樊思清同学的长文的。
这是一篇让我心灵颤动的文章。在读的时候,我一再在“如果这事碰上我会怎么样”地扪心自问。这是我过去读那些红二代写的文革忏悔文章从未有过的。忏悔是个人的灵魂救赎,别人无法置言。但其真假深浅,从写的文字中还是可以看出来的。感谢樊思清同学给我上了一课。
我特别关注这一段:“不过几分钟,我就听见在清华的好几个武斗据点传来枪声,事后才知道这是蒯大富下的命令,用其他枪声来掩盖我这一枪(与众长矛责任分担效应道理相应)。密集的枪声哄抬了武斗的紧张气氛,加剧了对立情绪,‘群众裹挟效应’再施魔法,使得第二天胡Y开枪打死了科学馆里的杨志军。科学馆里一百多人被困在极度的悲愤和恐惧之中。我曾经在狱中对胡Y说,我在7月4日开枪之前和之后的情绪不一样。我打枪之后很快就害怕了。胡Y回答我说‘我也是’。”
这个后怕,其实就是人本性的良心自责,是孟子说的恻隐之心,是对生命的敬畏。有这个后怕就是忏悔的种子。“真正胆大”的人是非常可怕的。武斗后有人传言说在主楼前打死钱平华时,蒯大富命令几支枪一起放,我曾疑乎是。现在看来不是完全凭空揑造的呀。

张喜英
我中学的一个邻班同学武斗时打死了人,那年他16岁。在1970年的“一打三反”运动中被枪毙了。我是亲眼看见他被押上大卡车,脖子上挂着打了大红叉的牌子赴刑场的。十六岁的年纪,本应坐在书桌前琅琅读书,却成了杀人犯,谁之过?那个稚嫩的面孔一直在我眼前,那个疑问一直在我心中。今天读了思清学兄的文字,受益匪浅。懵懂少年一瞬间的行为铸成的大错,错在自己,根源深远 。
只要每个人心存善念,多些不忍,这个世界就会少很多不幸。

林贤光
现在是北京凌晨4点钟,我起得早。头脑还算清醒,写几句。
这几天我一直在看大家的讨论,字字珠玑。我老了,脑筋跟不上,手也慢,写不快,想到一点了,你们又谈下一个论题了。
樊思清的事,我不得不说几句。好制度、好环境下,坏人可以变成好人。坏体制、坏环境下好人也会变成坏人。实际上,樊思清的遭遇,我们其他人也是有可能遇上的。如果你拉开大弹弓把一块大石头打过去,正好打在一个人的头上,把他打得脑浆迸裂,那你的遭遇岂不是和樊思清一样?我在文革里疯了似的搞“动态”,寻找耸人听闻的小道消息,不也是在煽风点火吗?
对这些事情的忏悔,大也好,小也好,自己从中启蒙,进一步认识时代,总结教训,我们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对他人一定要有宽容的胸怀。樊思清的忏悔是极其难得的。尤其是在如今经历过文革的人大多数不想再提起当年往事的情况下,樊思清能够勇敢地站出来,就是难得加上难得。要记住文革中绝大多数是好人犯错。当然,确实存在不少趁机而起的流氓,以打人为乐,甚至杀人不眨眼。但这一切责任都在文革的倡导者,他们才是真正的教唆犯。

郑春湖
那时的樊思清就是个懵懂青年,并不懂得开枪击中人的后果。之所以这么说,在他击中目标后的慌乱害怕可以得到证明;而且是个有良知的青年。之所以这么说,可以在他四十八年的自责痛苦中得到证明。
相对于那些在文革中伤及他人时心态更复杂的人,要他们对自己作良心拷问,难度会更大一些。因为灵魂深处越丑恶,就越需要更大的勇气来面对。
人是按人性善与恶、诚与伪、正与邪分类的,绝不是按阶级分类的。人从出生后就应当不断地受到善良、真诚、正直的正面教育,摈弃和谴责恶、伪、邪。党和毛把中国人按阶级分类,分了二十七年,1976年以后不搞阶级斗争了,可从未认真批判过阶级斗争学说的流毒,更不要说清算阶级斗争历史欠账。

陶世龙
现代社会一定是多元的,中国的传统则是必须定于一尊,所以成为秦始皇加法西斯的肥沃土壤。
为什么那么多的人当时失去理性犯下各种错误?是因为有那个大环境,所以容易推向客观而不自省。如卞仲耘被打死,那些打人的至今无一人出来承担。樊思清先生从那时起就背负十字架度过自己的人生,正是好人身上的良知的显示。现在能以此唤醒人们心中的天使,更有现实意义。当年有心作恶者不少,他们倒反而几乎不见反思,甚至仍在极力掩饰。拷问良知起着打开心扉的作用,我们继续努力。

王克斌
上边的人做了那么多坏事,有几个站出来承认的?还不是照样一口伟光正。始作俑者及其接班人还在袒护他们的历史罪过,鼓吹舵手,故而下边的人认错忏悔者不多。毛远新杀了张志新,不还在正统位置上吗?樊思清学长的忏悔来自良知,良心未泯,表明中国还有希望。但我觉得更重要的应是自上而下的拒绝遗忘,堵住文革的退路,这才是我们的讨论应当推动的潮流。当然难度太大,因为他们连老头一起吃顿饭都要禁止,何言忏悔?我觉得清华两派的归一是因为他们思想的活跃和独立思考的结果。

范力
樊思清学长的文章太重要了。我们不缺少反思,缺少忏悔。马克思的词典里没有忏悔的概念。流氓无产者肆意劫财杀人,以革命的名义施虐杀人,已经天经地义。文革中加害者几百万、上千万人,忏悔者有几人?周扬是一位,还有几位?李井泉那几年饿死数百万川民,文革初口喊再打出30万右派,忏悔了吗?只好靠天报应。99%的罪人没受惩罚,更无忏悔。割张志新喉管的法医,80多岁善终。下令解剖严凤英遗体的军代表提职离休安度晚年。大兴、广西的杀人凶手风烛残年,扬言下次还要杀人。“5·2红歌会”不偶然,神主还在坛上,喽啰们自然趾高气扬。中国人兽性未除,人性未复。樊思清学长是勇敢的,他的文章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建议化名修改,广泛流传。

王嵩梅
我同意郑春湖说的:“那时的樊思清就是个懵懂青年,并不懂得开枪击中人的后果。之所以这么说,在他击中目标后的慌乱害怕可以得到证明。”开枪以后,见朱玉生倒在地上不动了,知道自己这一枪的严重性了,马上唤醒了人性,知道自己错了。
我觉得最残酷的是那一段:“大礼堂内空空如也,只有我一个人,谁也不来陪我一下。这一点印象太深,太强烈!当时我就想不通其原因何在?”
我一直有几个疑问:如果是近距离,樊思清会开枪吗?我觉得应该是否定的,尽管一步步发展造成的武斗环境是同样的,但开枪的后果会在眼前及时展现阻止他扣动扳机。另一个疑问是,换作你会在武斗的某个场合中扣动扳机吗?如果你坚信自己的队伍执行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方是反对毛主席的,如果你身边的亲密战友被对方杀害了,如果你自己的生命面临威胁时,……你会扣动扳机吗?回答是:难说。还有一个疑问是,樊思清是如他的忏悔文题目中所说“失落了人性”吗?从他扣动扳机见朱玉生倒地不动开始惴惴不安、不知所措、知道自己犯下了大错的状态,以及后来的几十年内从善如流的表现来看,樊思清并没有失落人性,当年接受了那么多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的教育也没能泯灭掉他的心底的人性,只是由于没有考虑开枪的后果及执行代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派头头的命令使他远距离扣动扳机,造成一失足成千古罪人的后果。所以“革命”、“阶级斗争”的教育害死人。

范力
在大的历史灾难中,除了不懂事的孩子,整个民族没有清白,没有幸免。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忏悔,为民族,也为我们个人。我们狂热过,迷茫过,怀疑过,但是没有挺身而出去制止恶行(我见过女红卫兵用铜头皮带抽打70多岁的老太太,没有敢劝阻。我经常为此自责),我们沉默,容忍,躲避,逍遥,被动地跟随。我认为,我们每个人都有值得忏悔之处之事。三省自身应当是我们精神生活的必修课,不仅对文革,也对每天的生活或者苟活。

陆元吉
@范力 ,你对自己提出了高要求。但说实话,我们过去没能勇敢地制止恶,今天仍然不能。但至少可努力分清善恶,决不站在恶的一方。怎么做凭良心,做多做少看能力。

郭绍华
@范力 ,当局采取的历史虚无主义不知掩盖了多少文革的罪恶,不准反思文革实际上就是在掩盖罪行。多少令人发指的暴行是在以革命的名义下发生,多少无辜的生灵是在革命的进程惨遭杀戮?是什么样的教育把人变成野兽?常说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人吃人的社会又是什么社会?这一切又是如何造成的?不反思不深究,那么今后就还会发生,可深入的反思必定要触及社会的制度,那就会涉及到制度的优劣,执政的合法性,这正是当局忌讳的,所以一切反思都是非法和要打压的,这就理解了4·22聚会的遭遇。

汪晓光
许久没有听到这些触及灵魂的对话了。文革五十年,人们在物欲横流的世界,渐渐麻木,人情日益淡漠,却不曾想在这小小的校友群,展开的是心灵的对话,那样真诚,那样感人。久违了!此时,才看到人间自有真情在。本人受益匪浅,真切感受了什么是忏悔,也理解了为什么德国总理勃兰特的一跪能感动世界。这是一种人性善的力量,是大爱的力量。
师大女附中打死校长者到现在也没有人站出来呀,大家都讳莫如深。其实当事人都心知肚明,只是没人带这个头。所以樊思清的勇气确实难能可贵。

朱永沛
深深同意林大侠(林海)的:“反思文革要抓住的重点,是奴化教育和个人崇拜,是党内残酷斗争的传统,是蔑视人权的阶级斗争,是现在还在涌动着的那股洪流。”从樊思清同学的行为后果来看确实比较严重(因为毕竟是一条生命)。但那些拿着带铜头的军用皮带,将已经被打得头破血流的“牛鬼蛇神”还继续往死里打的,和那些强迫白发苍苍手无缚鸡之力的“学术权威”低头弯腰下跪者也都应该“拷问”自己的良心。其实我也自以为没有这样的道德高度来评价他人在文革中的行为,因为扪心自问,没有做这些事情是不是因为自己真正看透这场运动的荒谬而不为之?至少我当时并没有这样的认知能力。抓住重点的反思文革还远未达到“显学”的程度。我不清楚各位同学的下一代是如何看待文革的。你们和自己的子孙辈有没有这方面的交流?与年青人有更多机会接触的同学(教师)眼中看到的年轻人是如何看文革的?反正我的1976年出生的儿子无法和我谈论时政议题。这样,再过十多几十年,就由那时候的历史书来解读文革了。

吕述祖
蒋南翔校长曾经说他可以原谅所有在文革中对他曾经施暴过的同学们,只有一位姓马的他不能原谅。据说这位马同学曾经把蒋母吊起来。这位红二代马先生也是砸二校门的主力,至今未见有任何悔意,而是一再回避自己做过的事。
与思清兄的真诚悔过和心灵的反思相比,真是让人无语。

郭绍华
说起来我也许算是铁杆老团的,我和老蒯都是工化系的。在工作组打学生反革命时,当蒯被关而绝食时很早就同情老蒯的遭遇,也看不起当时的贺鹏飞之流因为出身的高贵造反打人拆毁二校门。8·24我看到的是红色恐怖。在那个晚上,我和李永德同学奔波在北京城的两报一刊去告状。8·19的晚上也曾在大礼堂和那些血统纯正的八九红卫兵辩论对联被推下舞台。所以文革小组给老蒯平反时,自己也感到了翻身得解放,因而也更加佩服蒯大富。以后和蒯和化902的十人小组走得就很近,就觉得跟着老蒯没错,后来才有了1967年曾替老蒯去地质学院代理三司司令。
我是继宁左同学后去三司的。按说我应该加入武斗队去参加武斗,誓死捍卫伟大领袖誓死捍卫文革。可是我家长的一句话却让我避免了如你的一场悲剧……在家时,爸妈经常说,你不愿意的事别人就能愿意吗?按照以前的说法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这样一句朴素的话使我在人生的路上避免了差一点就走了的弯路。
在老团攻打东区浴室的时候,我就在现场。当我看到对面楼上老四用弹弓射出的“炮弹”击中一个同学时,看到他中弹倒下痛苦不堪地蜷缩在地时,我就在想,如果倒地的是我,当我一旦发现是谁把我击中的,我会不会去寻仇?我的家人会不会诅咒肇事者?如果因此而使我致残时我将如何度过我的余生?……那么如果反过来是我把他人打成这样,那他将如何对我?他的家人会不会也诅咒我呢?……一想到如此将陷入冤冤相报的轮回,冤冤相报何时了?恩仇了结终有时!与其这样,不如不上,就是这样一闪而过的念头使我没有向前冲。后来,在老四从大屋顶的三号楼往下冲时,我看到了高中同学,在西粮库老四撤退的队列,我看到了一起串联的同学。我没有喊他们,只是一眼对视,我知道以后他们都会明白,因为只要对文革有所反思就一定会明白当时的不对。
文革时我们毕竟年轻,在一些人的蛊惑下曾经迷失过方向办过错事。但是,我们是有良知有良心的人。如果说我们犯过错误,为此也受到了应有的惩罚,也经受了良心的拷问和谴责,那么现在这应该放下了。毕竟连上帝都允许年轻人犯错误,何况你我那时不过都是二十上下的大男孩。
我恨文革,因为在我们风华正茂的年代失去了太多。我更恨文革的始作俑者,因为是他把我们引向了迷途。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不再重蹈覆辙,我们要反思文革,要把文革的教训告诉我们的子孙后代,告诉我们曾经的过往。这,也许就是我们之所以反思的意义所在。
怒涛群主搭建了这样一个平台,使我们得以反思。感谢所有参与反思的校友,也感谢樊思清给我们敞开心扉,勇敢地面对过去。相信你今后的生活一定会更好。请你记住,在以后生命的途中,有诸多校友与你一路同行。
冤冤相报何时了,恩怨了结终有时!只有经过了良心的拷问才有灵魂的救赎,不反思何来拷问?不经拷问何来救赎?

钱久业
深深被樊思清勇敢袒露心扉的《直面我失落的人性》所打动,在忏悔中,悔恨中,看到樊思清心灵得到了升华!
真诚欢迎樊思清回到校友群中! 拥有一个宁静、欢乐的余生!
真诚希望今后的年轻人不要重蹈覆辙,不要再扣扳机。

沈昆
青年学生、工人、农民在文革中发生错误,大前提是国家发生罪错,但不能一概而论。有些人是性本恶,借国家罪错之机显露狰狞本色;有些人则是被国家罪错所裹挟懵懂犯错,在懵懂中暂时遮蔽了本性中的善良面。
如何判别这两种人?我认为,忏悔与否可作试金石。犯错而知忏悔,无论其忏悔付诸于言或行,都表明对善的本性之回归。相反,如果是本性恶者,则绝不会忏悔,甚至一有机会还会发作。
当然,忏悔并不一定要公开,也不只表现为向受害者的语言道歉,但真诚的忏悔者一定会认可并反思造成罪错的个人因素。反过来,如果只强调国家罪错,而一概否认个人因素,一定不是真诚的忏悔。
思清兄不仅几十年来持续不断地以自己的善行表达着忏悔,而且这一次又公开在群里发表书面的忏悔,实现了精神上的进一步升华,实为难能可贵。
思清兄与其他几位开枪伤害了同学性命的团派同学,可能也和他们没有充分意识到枪火的危害力有关,因而在扣扳机时并没觉得此扣扳机与民兵训练的打靶有什么两样。

吴学民
两派武斗的思想根源还是在毛那里。他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思想毒害了我们。具体来说,老四的阶级斗争观念较强,看到老团队伍比较复杂,观点又是“大翻个”,是右派翻天;老团认为自己紧跟毛,老四还要反我,岂不是要反毛的革命路线。加之那时的“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说法,更把对方当成国民党。从此争斗愈演愈烈,不可收拾。

王铁藩
1949年的真实的两党斗争,把一帮孩子玩儿了一把。1966年虚构的两党斗争把更多的大孩子又玩儿了一把。玩儿人者可恶,被玩者也应长点记性啊。
团、四之斗我不深知。我想,就整体而言,均属遭人玩儿的。其中多数个体,有着与樊思清大体相同的心:他们敬畏生命,致人于死后感到害怕,而不是解气(樊思清曾被刺中后背);更非邀功(接到电话后闪烁其词)。眼下重要的是,让往后的孩子、大孩子记住我们的教训,长点记性。

陆小宝
我再对樊思清同学的忏悔文章说点看法。忏悔,这是舶来文化,我们中国古人讲的是内省。西方人之所以有忏悔文化,是因为他们信奉的基督教认为每个人从本源上都是有原罪的。而我们古代读书人,读圣贤书,人皆可为尧舜,像王阳明那样,是立志做圣人的,所以不是忏悔,而是反省。我们文革时,也是立志做一个高尚的人、没有低级趣味的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但是在文革的形势下,许多立志做高尚的人的变成了罪人,所以才会有樊思清同学这样的忏悔文章。我们固有文化中没有忏悔的基因。在文革后众多的忏悔中,忏悔的内容和涵意各不相同,甚至差距很大。许多红二代文革作恶者,也侈言道歉、忏悔,其实他们不是内心灵魂的反省,而是以这种方式来让自己的罪过转移到外界。樊思清的文章与之不同,他是内心的反思。他的文章中后面部分,我读后得益良多。忏悔,这才是忏悔的应有之义。就是说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去重新认识这个世界,去重新规划自己的人生原则。樊思清同学有这个遭遇,他才有这样的感悟。我没有这样的遭遇,我对人间和人生的感悟的深度,远不如他。所以,我感谢他给我上了一课。忏悔的深度还可继续深化。我们读过托尔斯泰的《复活》,有聂赫留道夫式的忏悔。我们也读过雨果的《悲惨世界》,有冉阿让式的忏悔。前者比较偏向自身灵魂的救赎,后者则扩展到人性、道德、法律等多重社会层次。我想与樊思清同学共勉的是:能否将我们这次反思文革的讨论群体的忏悔,再深化到社会文化的层次。将文革的恶,归为制度,归为某些人的个体意志,甚至归为自己个人的罪责,也不是不对,但要进一步忏悔民族的文化层面,还有待大家的努力。比如人道,我看到卢纹岱的帖子讲到吴慰庭说,别人打人我也可以打。比如理性,什么是理性的态度和理性的思维,我过去以为自己懂,学了批判性思维后,发觉自己其实距离理性思维还很遥远。而要中国真正过渡到民主社会,这几点都是不可或缺的。

郭莹
樊思清,你的《我要忏悔》一文已经逐页逐行逐句逐字认真仔细阅读。不揣冒昧,说几点想法供你参考。
第一,你的勇气令我佩服。真正的勇士一定是敢于面对真实的历史,敢于面对良知的拷问。你做到了自己提出的“对自己的行为和思想演变过程的合情合理的描述”,所以得到绝大多数朋友的理解和赞赏。我和大家一样,伸出双臂欢迎你!
第二,你并没有简单地检讨,希望得到宽恕。在你的长文中,我们看到了一个人从孩提时代走到古稀老人的全部经过与心路历程,非常真实,非常亲切。我们很多人在其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从你的母亲父亲、很多任课老师直到狱中难友,其中很多弱者十分善良、十分聪明,正是这些人给了你很多潜移默化的影响。你能够克服种种艰难困苦特别是内心的煎熬,走到今天并且为社会作出贡献,和这些人对你自觉不自觉地关心帮助是分不开的。我们也从你的文章中感受到善良人性的力量。
第三,你对社会底层,尤其是监狱内部作了细致真实的描述,很震撼,也很真实。给人的感觉是既没有拔高,也没有抹黑,所以真实可信。看过很多描述“大墙”后面的文章,大多语焉不详,而你让我们看到了甚至是感受到了一个犯人的亲身经历。我曾经自诩对于当今社会了解得相当详细,但是,你给我打开了一扇全新的窗口,让我对于自己生活的社会一下子明白了很多。
第四,你对自己当年犯罪事实的态度是非常认真也是非常深刻的。我特别赞赏你所说的:
“2016年4月4日清明节到了。我愿跪在朱玉生同学面前,向在清华大学百日武斗中被我打死的您作忏悔!再次进行道歉。我对我自己往昔所造之恶行感到无比惭愧!无地自容!我发愿以后再不作恶。
“我选择直接跪求朱玉生同学!心念朱玉生的父母兄弟!向天下的父母祷告!
“在此,我愿跪在(被困科学馆以及在动农馆积极实施救援的)众人的面前作忏悔!进行道歉。”
我听到了你从内心发出的忏悔!从灵魂深处发出的呼喊!
正因为如此,所以你得到了大家的原谅,得到了朋友们的普遍欢迎。在朋友们的评论中,黄安妮的看法很有代表性。
第五,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娃娃,由于对领袖的忠诚,由于对革命的热情,由于……而在一瞬间铸成大错,举枪杀死了和自己一样的年青人,为此而饱尝铁窗之苦,经受了几十年“良知的拷问”。而那些杀害过无数革命志士与无辜百姓的人,什么时候认过罪,承担过责任?富田事变、大规模肃反、延安抢救运动,这些都按下不表,就算是人们崇敬的彭德怀,在1958年不是狠批过刘伯承、粟裕并且给粟裕戴上资产阶级野心家的大帽子吗?陈毅一直口碑不错,可是,在批判饶漱石、潘汉年的时候,他可是痛下狠手,必欲置这些人于死地的啊!陶铸在文革中死得很惨,可是最近一篇文章披露,五十年代他作为中南局第四把手,把一把手叶剑英整得个不亦乐乎!刘少奇在1957年明确批示:“林希翎是极右分子。”要求公安部门严密监控。后来,他们挨整了,人们发出同情,可是屈死在他们手下的冤魂,应该向谁讨还血债?
在人们熟知的反右派斗争中,一个支部书记一句话就可以把一个无辜的人打进十八层地狱,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可是,他们中间有谁站出来向社会、向群众表示过忏悔,承担过责任,哪怕是最简单的自我批评?
人们理所当然地提出质问:为什么一个天真幼稚的年青人要没结没完地检查请罪,甚至承担刑责,而那些伤害了无数个家庭,置千百万干部群众于死地的高层领导却“永远正确”?

高大槐
@郭莹 ,很赞同您上面这篇文章的观点!

孙怒涛
樊思清能走出这一步,首先是因为他几十年来一直在自觉地反思、忏悔。其次是得益于清华反思文革的良好小气候。最后,嵩梅等校友先我与他作了大量的交流。
樊思清枪杀朱玉生在清华文革史上是一起严重的恶性事件。现在,樊思清的公开忏悔在清华反思文革的历史上是个带有标志性的进步事件。它的进步意义将随着历史的进程而日益彰显。
即便从全国范围而言,能够公开忏悔的,也是凤毛麟角,屈指可数。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只有张红兵痛哭他亲手把母亲送上断头台这一件。他撕心裂肺的忏悔让我一辈子都忘不了。我们的社会太需要勇于忏悔的人了,太需要提倡忏悔精神了!樊思清本人并不愿意成为示范,但它的示范作用或示范意义是客观存在的。为社会的进步着想,我希望这件事能够广为传扬。
樊思清能够在校友圈里公开忏悔,已经是非常不容易了,已经做得足够好了。也因此,他得到了大家的高度赞扬和由衷敬佩。他无需再做什么。

三、关于忏悔是否公开、是否见被害人家属的讨论

林海
我不赞成把樊思清同学的发言扩散到群外,即使改成化名也不行。因为使用人肉搜索,很快就能找到真实的名字,找到他的家人和亲友,他们的住址、工作单位和电话,甚至他们的银行卡。这样就会对樊思清同学和他的亲人、朋友造成极大的困扰。这种困扰是超出法律范围的损害。
我也不赞成樊思清去见家属。我预见这样做会给樊思清和他的亲友带来伤害。至于到底要怎么做,决定权在樊思清自己手里。
有人会反问,缺少了这个实例,文革的反思不深刻怎么办?反思文革要抓住的重点是奴化教育和个人崇拜,是党内残酷斗争的传统,是蔑视人权的阶级斗争,是现在还在涌动着的那股洪流。

陶世龙
清华两派当年严重对立直至残酷,正因此今日的和解意义特别巨大,特别在这社会继续撕裂,呼唤再一次文革之声甚嚣尘上之际。其中一些文字和图片公开出去不会伤及个人而对社会有良好影响的,经本人及有关当事人同意,还是应该传播出去。

王普
我还是觉得,樊思清的文章将来不宜对外发布,一定要发也不要用实名。我们都是可以理解的,外人就难说了。

钱久业
樊思清的忏悔今日公布于众,是需要极大勇气的。他通过忏悔,倾诉得到解脱,心灵得到升华,同时也得到同时代校友的尊敬和谅解,
作为同时代的校友,我们也要设身处地为他着想,考虑周全,最大限度使他有个安宁祥和快乐的余生,亲人不被打扰。

梁颂辉
@樊思清 ,你的忏悔是真诚的。我也赞成只在此小范围内,不要公开发到社会上去。文革我们都是受害者,也是不同程度的加害者。更需要忏悔而没忏悔的人多了去了。整个社会不许反思文革,谈何忏悔的社会大环境。也只能在群里这样的小环境里披露我们的心路历程,给后人留下一点资料。

李子壮
忏悔是个人的事。基督教的忏悔是对上帝(牧师),是私密的。到了俄国知识分子那里,变成了公开(东正教)骂自己——比如《复活》。到了中国,就是大会检讨(认罪)。一公开,就有人拿来说事。所以,樊思清是很难很难的。某某可以要求公开道歉,但不能要求别人公开忏悔。而且,的确公开的忏悔里有把最该忏悔当功劳的,或嫁“过”于人的。比如聂佛爷。我认识的风云人物,公开道歉的后来都挨骂,无关的人还特别义正辞严。所以,一定不要扩散。

孙怒涛
樊思清在本群公开忏悔,我们作为他的校友,肯定他,鼓励他,赞扬他,也要保护他。樊思清的思想顾虑是很现实的,也是必须考虑的。我们在目前能做的是:不要扩散出去!

蒋南峰
作为亲历者和当事人,我无权代替受害者家属就樊思清的忏悔表态。我能做的只是:朱玉生父母均已过世,他有个弟弟还在,前几年经常和我联系。樊思清应该真诚地去取得家属的谅解才能得到最终的解脱。

樊思清
取得朱玉生的亲属的认可这一点实际上已经在考虑中。我表示我愿意去,必须去!

阎淮
思清贤弟,若不嫌弃,我愿同去。
让我们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樊思清那高尚的心灵!

王嵩梅
@蒋南峰, 樊思清早就表过态要当面向朱玉生的家属赔罪、忏悔。目前你最了解朱玉生的家属,知道他们需要的到底是什么,你也了解了樊思清的行为和态度。因此你是最好的中间人,知道当面忏悔结果是不是好,如何忏悔才能最好地解开两方的心结,认识到应该仇恨的是当年制造那种大环境的始作俑者。

范力
思清兄,你的文章,有不少群友主张不公开,尊重你的隐私,保护你的家人。我觉得很有道理。但是,我觉得就社会来讲,非常值得公开。
一,我在1986年整党期间接触过一批“三种人”,文革中都是年轻的连、排干部,他们多是辩解开脱,很少认错,更不用说忏悔。他们认为是响应伟大领袖号召,捍卫无产阶司令部。我觉得中国需要一个卢梭。
二,你的经历,不是最惨烈的,是文革苦海的一朵普通浪花,又像唐山大地震压折的一根普通梁柱,但是具有典型性。一位彬彬学子如何充当一名“要武”壮丁,应当书写在清华的历史上,写在中国的历史上,警示子孙后代。
三,你没有责任扩散这件事,也没有义务。但是,你已经成为一位高尚的人,公开了,不大会影响你的声誉。今天的社会正在走向宽容。周扬忏悔了反右时的恶行,朋友和社会谅解了。英若诚卧底,导致自己的亲哥哥被枪毙,还有好多人入狱。他忏悔了,没有让英达兄弟受什么歧视。我觉得公开是你对社会的又一份贡献。个人管见,供参考。

李仕林
是不是一定要去取得家属的谅解,建议慎重。罗征启那样的人毕竟太少。
樊思清的过错已经受到较重的惩罚了(就个案比较而言)。道歉是良心的需要,不是惩罚的组成部分。道歉的方式有多种,比如在我们这个范围的忏悔,广义上就是一种道歉。向受害者家属当面道歉,等于再次揭开伤疤。这种道歉有很好的社会示范效果,但对双方当事人都是一种新的刺激,也有可能引来不理解。道歉还可以委托他人代为表达,双方不直接见面。

卢纹岱
@樊思清 ,很佩服你想去朱玉生家向家属表示道歉的想法,这的确需要很大勇气。但是我认为现在时机不成熟。我很理解你的心情。向家属直接道歉就彻底解脱了,心情会更好。说得不好听些,就是死也瞑目了(我也曾有过这种心情,做过对不起人的事,早些彻底了结就彻底解放了自己,没有了良心上的负担,死也瞑目了)。但是事情往往不那么简单。事先需要了解他家庭情况,要有所准备!所以建议你不要感情用事。

林贤光
樊思清:再提两点看法供参考。
一、你的文章,我不主张公开发表。理由是,如今的社会不具备宽容的条件和气氛,发表很可能引起反作用,或者成为某些人的把柄。对己对人都达不到想象的目的,反而添了麻烦。
二、我也不主张你去朱玉生家赔礼道歉。如朱家老人还在,事过近50年,对他们已经淡漠了,何必再揭起这个伤疤?老人大概至少和我岁数差不多,是否受得了?如老人已经故去,年轻一代就更没有必要了。请考虑。

郭莹
关于是不是需要向朱玉生的家人表达自己的悔罪,以及是不是可以或者应该在大范围内公开《我要忏悔》文章的问题,我的意见是不要这样做。特别是大范围公布这篇文章,不仅不可能收到积极的效果,反而会招来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首先,当局坚决反对把真实的历史予以披露,因为这些材料将最终导致质疑政权的合法性与稳定性。
其次,社会上有非常强大的势力,正在竭尽全力美化文化大革命。他们一定会对你的文章发动围剿。
第三,当前社会在意识形态方面,在价值观方面,在道德底线方面,已经严重撕裂,在很多重大问题上难于找到共同语言。
所以,如果《我要忏悔》公开发布,得到的结果只能是封杀、打压甚至被无知青年认为是“作秀”,而你本人则不但有口难辩,最大可能就是你和你的家人遭到“人肉搜索”,而无法安静地生活!
应该说,在我们这个群的范围里,你得到了谅解,你的观点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认同,这已经完全可以了。

孙怒涛
樊思清有向受害者亲属忏悔的勇气和诚意。能不能做,需要事先了解亲属的态度和可能的反应。能接受樊思清忏悔的,可以做。不能接受的,做了对双方都不利,就不能做。
樊思清的忏悔,在全国都是稀有的。一定要珍惜樊思清的忏悔之心,要保护他和他的家人。
樊思清的忏悔,意义很大,影响很大,要是处理不当,伤害也会很大。所以,我们务必慎重再慎重!

阎淮
在保护樊思清与社会意义之间,我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
人,具体、个体的人,是一切的出发点和归属地,是人性、人道、人权的载体。
我可能或不可能为整体牺牲自我的从丝毫到全部(不敢说)。
但我,我们没有任何权力和权利,号召和鼓励别人如此!
窃以为:目前在此群,我(们)最大的责任,就是呵护、爱护、保护那曾经迷失,倍受惩罚,已经净化,还在煎熬的高尚心灵。

李包罗
道歉是当事人双方之间的事。忏悔是自己一个人的事,和他人无关。世上有被别人逼出来的忏悔吗?

顾耀文
@李包罗, 赞同你的看法。人与人之间有亏欠,需要的是道歉,面对自己的灵魂或者面对上帝需要的是忏悔。人都会有点不想让人知道的憾事和过失,所以教堂里有忏悔的小屋,只对牧师说。人都有良知,天良未灭就会有忏悔的需要,求内心的平静。佛教禅宗的立地成佛也是这意思,放下屠刀,洗净灵魂,就立地成佛。

孙怒涛
樊思清这篇文章要不要扩散?是到此为止,化名发表还是实名发表?这一切都应该也只能由樊思清自己决定。我们可以多从樊思清的角度想想各种方案的利弊和风险供他参考。也请樊思清给自己一段冷静思考的时间,在深思熟虑后再作出决定。他的任何决定,我都会充分尊重和坚定支持。

四、关于真相与和解关系的讨论

王铁藩
@孙毓星 “文革反思是两派和解的基础,两派和解是文革反思的重要成果。”这句话很经典,但不够深邃。可以加这么一句:和解是以兼容并包的心态理解对方,和解不必消弭双方的歧见。

孙毓星
@铁藩 谢谢指教。清华团、四的和解过程是一个践行民主的过程,和而不同,有分歧也有共识。这一良好风气已在我们的校友社区和群里生根,在议论时政的时候都自觉维护社区的和谐。我觉得这是我们反思文革的又一重要成果。
2011年借百年校庆之机,两派头头和干将相聚卢沟桥。孙怒涛、陈楚三、蒋南峰、陆小宝都是第一次露面,团派有陈育延、陈继芳、马小庄、王良生、李自茂、沈昆等。崔兆喜特意从西安赶来,见到陈楚三先施90度鞠躬礼,表示对当年抓捕他的道歉。陈楚三也颇有大哥风度,既往不咎,还围坐一起畅谈,包括耐心回答老团们提出的各种问题。这是两派和解过程中动人的一幕。这个过程历时几十年,它有赖于两派中有识之士的不断推进,也是清华学子都喜闻乐见的结果。这个过程今天仍在继续,我们需十分地珍惜。

徐耀寰
历次政治运动包括文革,虽然不能对人性的恶负责,但确实把人性的恶推波助澜发扬光大到了极点。
我们这个民族需要真诚的忏悔精神。现在是很多伤害人的人不出来忏悔,不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对,而是担心被追究责任。民族和解与宽容必须在说清是非之后,做了错事先忏悔然后才能取得受害方的宽容。
樊思清同学的文章宝贵之处在于这正是我们民族兴旺复兴的必要一步,目前非常缺乏的一步。

吴学民
从一个极权社会过渡到正常社会,和解是必修课。南非当年成立了“真相与和解委员会”。
具体到清华文革前两年的真相的追求,是以人和事为单位还是以派为单位至关重要。我们应向南非学习,他们不但追究前白人政权犯下的罪恶,也不放过黑人反抗过程中侵犯人权的行为。

方莉莎
12人反革命集团,蒯司令和刘才堂都否认有,而谢引麟、黄安妮等却实实在在受过酷刑,追问一下真相到底是什么总不为过吧?

王克斌
应当把矛头对准始作俑者,对准这个集权暴戾的制度。

林海
不能因为揭露所谓真相,重新陷入了派性争斗,忘却了反思文革的意义,是防止新文革的到来。

冯钧
揭露真相是忏悔的第一步,有了真诚的忏悔才能谈到真正的和解。

高小康
1. 一直建议反思文革要“摆事实,讲道理”,这样才能教育下一代。事实就是真相,从这个角度讲,我同意在重大问题上讲清真相。
2. 我会不会去寻仇?我的家人会不会诅咒肇事者?重大问题上讲清真相不容易,因所在位置不同。现在让当时观点对立的人讲同一件事,极易讲成“罗生门”。“7·27结束武斗”一事,我了解蒯大富讲了一个真相,沈如槐也讲了一个真相,具体内容差别很大,如果让他们二人当面对质,只会又吵得一塌糊涂。很多时候,可以分别表述,只要讲出来就可以了。只希望能有大量有关文革真相的素材,供我们后人中有心人整理。
3. 非重大问题的事件不必要求讲清真相,说实在也讲不清真相。
4. “重大”、“非重大”,目前没有权威可以划分,也只能自己判断。

孙毓星
在现时档案资料不公开的情况下,个人回忆、口述历史尤为重要。对此我们也不能苛求,记忆有偏差,认识有局限甚至为某某者讳,都可以理解。讲话的人多了,不同视角观察,自然更接近于真相。
只是大家都要平和一些。我有幸参与了这几年反思文革的历程,深感是一次民主精神的学习和实践,而且确有显著成效。试想,如果我们一代清华学子都学不会民主,那中国的民主还有希望吗?

李仕林
真相是需要的,但并非什么真相都需要,更非需要无限的深度。

张从
对文革中的事件,真相应该搞清,弄清是非正误。过于细的细节就不一定去追究和重现了,特别是有些涉及个人隐私的情节。

王嵩梅
遗忘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各自都说,多人说,记得多少说多少,互相启发提醒,就可能显现出事情的全貌。到这个时候了,不必争论对错,不谈谁的责任大小,只求事情的真相,这才是正确的态度。

蒋南峰
我坚持认为:没有真相就没有和解。不能因为历史是大理石就不需要以史为鉴。真相追索到什么程度,不可能穷尽全部,但要尊重受害者的权利。

陈中平
史学须以史料为源,可靠的史实则是基础。注意历史细节是必要的,但常常难以深入下去。
重要且可信度较高的细节(如蒋介石日记),确实可能开拓乃至改变某一段历史研究的方向或结论。
鉴于目前研究文革的主客观条件限制,还是要着重抓住较大的课题,即使仅从某个局部有所突破,也是有价值的。

陆元吉
樊思清的忏悔和科学馆的回忆引发了校友群中的风波。此事显示反思文革,寻求共识,达成和解之路的艰难,其艰难程度可能超出预计。文革中受伤害者不计其数,但受害程度大不相同。一般人很难体会受害者的感受,不知道他们的伤口深度。他们中的不少人至今伤口未愈,情绪难平。情绪化的宣泄没有积极意义,但其他人应给予理解和宽容,特别是在很多真相还未被揭露之前。真相是反思的基础,也是共识和解的基础,但遗憾的是仍有太多真相未被揭示。黄安妮所追问的十二人集团只是其中一例。希望在讨论交流的同时能弄清更多的真相。在真相基础上的共识、和解将会更加深刻和牢固。
真相是认知的前提。这是常识,并不深奥。杨学长的“墓碑”揭示了大饥荒的真相,多数人才有了对这场灾难的认知;文革中广西大屠杀和人吃人的真相,才使更多人对这场运动深恶痛绝。南非的真相及和解委员会对南非稳定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卞仲耘丈夫拒绝宋彬彬道歉的理由是真相仍被掩盖。清华文革的亲历者有权了解真相,当事人有责任说出真相,这可理解为是他们最后的历史责任。至于愿不愿负责,旁人无法强迫。从根本上说,追寻真相和派性无关。只要心平气和,多释善意,真诚相对,负面的情绪是可以化解的。
追寻真相并不是只要细节,这分明是两个概念。还是举所谓“十二人集团”的例子。四个女生被关近三个月,受尽折磨。近五十年了,却始终不知此事的来龙去脉,无人出来说过真相。好像这事不存在,又好像加害她们的是一群外星人。这类既非小事,更非细节的真相难道不应当追问吗?

五、不堪回首的武斗场景

邱心伟
下面这篇文章是我在十多年前写的,直到现在我也不愿意再把它过多“完善”和“润色”。正因为曾有过这段经历,才让我念念不忘清华文革,念念不忘我们这代人一定要把这段经历告诉后代人,不让他们重走我们的老路。
《科学馆的最后日子》(摘录)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我弹着曼陀铃,和着大家悲壮的歌声。黑洞洞的科学馆里没有灯火,许多人挤坐在楼道中用干电池充电串起来的几个小电珠泡的旁边。
悲愤、压抑,这种白天晚上都不见光亮的日子,已近两个月了。虽然有时大家争论着大字报中曾辩论过的问题,有人谈着他的妈妈,有人甚至为“熊掌为什么最好吃”争得面红耳赤,但心中都在悲怆地呼喊着:我们是为了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我们不怕死……现在有着生命危险,他老人家知道吗?!
我已跟北京的一个要好的表妹写过“绝命信”,信中发誓:“……我决心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假如哥哥要攻上楼来,我也会举起长矛……”
科学馆的地下室中,放着两具战友的尸体,杨志军和朱玉生,一个电机系、一个土建系的同年级学生。杨志军出事前晚,还在教我用柳条帽发豆芽,我清楚地记得他用手拨动着柳条帽的动作和眼神。他们都是忠厚、老实可亲的好人,为了信仰?追求真理?仗义?或像我无法回家来到了科学馆?朱玉生晚上去工字厅值班,就被老团用枪弹打死了。第二天,杨志军在门口值班,又被打中。为把同胞尸体运出馆,派两个力气大的女同学抬着担架,打着红十字旗,一边放开喇叭跟老团打招呼,一边开了大门出去,走不了几步被子弹逼了回来。老团已丧尽天良了。
屋顶,已被老团打过来的燃烧弹烧没了,只剩下几个拱型门。在消防队的援助下,火没往下蔓延,但自那天开始,天公跟我们作对,下了几天没完没了的雨。
没屋顶的整个楼里都是湿漉漉的,发散着腐霉臭气。
没有蔬菜、大米……我们天天吃着盐水片耳汤,加没有发面、没有油的花卷。
这些还是武斗开始时从某饭厅抢来的面粉和煤。不愧为学工科的学生们,真能动脑筋,在大教室中砌灶台架锅,把从体育馆夺来的比赛用跑车和实验室里的鼓风机连接起来。没有电,就由男同学轮流拼命蹬自行车把煤块点燃,百把人的一顿顿饭就是这样做成的。
没记得有人向我布置工作,不知什么时候开始,我负责病号饭。我用很多天以前强留下的几棵茄子、卷心菜,在老四工人头头吴国梁的指导下给伤员下挂面。
屋顶烧没有的第二天,我上三楼一看,菜全烂了。我一屁股坐到楼板上,不由得掉下了泪:我拿什么给那些急需营养的伤号们吃啊?!
通讯:刚开始进科学馆被老团包围困住时,在屋顶上打旗语。晚上用科学馆实验室中搜罗的五节电池手电筒,挂在用砖封堵起来的窗外,连上一根电线接收发报键(都是科学馆实验室里的东西),达——滴滴——达——达,打信号。由于武斗的升级,旗语已不能打了,在二教的南端头,用喇叭喊信号……
二楼的南端屋中,4·30战役撤下来的和6·30从 8号楼撤过来的几个重伤病号,躺在地铺上。他们中有几个受枪伤的,葛伍群是被长矛刺中背部的。还有李光鸣、朱顺波等后来受的枪伤……虽然校医院院长张寿昌是我们这一派保护的干部,他曾参加过革命战争,武斗时刚好到科学馆来,被头头们留下了,但科学馆里除了有几针青霉素、碘酒、酒精和纱布头,什么药也没有。他用着革命战争年代时用的方法,控制住了这几个伤员的炎症发展。
他们默默地忍受着烧热、疼痛的苦处。看着他们蜡黄的脸上挂着豆大的汗珠,我们知道随时都有病情恶化、生命危险的可能。小粘糊(左开才)平常很内向,他在屋顶上值班打旗语时,被老团礼堂上大弹弓打来的大石块打中。那天抬下来时,脑袋上的皮肉翻开,一片红红、白乎乎的东西冒出来。我们都以为是脑浆,要完了,要完了!可他硬是在张寿昌的手术——酒精+缝针下活了过来。
左开才躺在那间临时的所谓医务室的长条桌子上,他一声不吭。我和孙慧很慌张:他会不会死?他脑子没感觉了吗?我们拼命给他吹口琴、讲故事、唱歌,希望能传给他一些精神力量,支持下去!不要倒下!
除此之外,我们还能做什么呢?
头头们在讨论对策:
坚守:粮食还能用多少天?伤病号怎么办?尸体要腐烂,怎么办?
突围:战争已经升级,用上了枪、手榴弹,而且包围圈越缩越小,工字厅都是老团的了,已牺牲了两个,硬冲出去,还要牺牲更多吗?
挖地道!从二教和动农馆两头挖。挑了些身材瘦小的男女同学,没有我,有孙慧、黄斐梨。
地道在通宵排班地挖,动农馆那边也在挖,那是我们的生命线。
我们也开始锻炼身体。
除了洗纱布,我们几个女生跟张寿昌学医疗抢救、包扎,好在大一军训时学过。我们找了一根破自行车内胎,剪下一段料,再剪一个十字口,用医用夹子夹住弯弯的缝伤口针,练习穿线,再使用夹子夹住这针缝“伤口”。
停在一楼尸体的腐烂味已飘到楼上了。王拈生是物理系教师,他带了几个人,把尸体用两张实验室桌合起来盖上,再找出实验室的胶把缝封住。孙慧这个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看起来天真无比的小女学生也参与了。
眼看着粮食一天天少下去,我们焦急地等待着地道的连接。
已快通了!3 米、2 米……,老团早估计到我们在挖地道,在地下埋了一口水缸,探听到我们挖地道的方向。那天早晨,在快通的那一刹,引爆了炸药……
轰一声,炸毁了地道……我们挖地道的人也不见了……

黄安妮
@邱心伟, 刚看了你的文,一边看,情不自禁流了泪,说不清是为了什么?

陈天晴
@邱心伟,刚看了你的文章,我觉得心在滴血。

樊思清
刚刚看完邱心伟的文章。太惨了科学馆!比我以前想象的还要惨。
可怜的是科学馆100多号人在地狱里度过的那些天。我感到我的罪恶深重——我的确面对邱心伟们——我很感到恐怖。

吴学民
原来在科学馆的同学受了很多苦。我在礼堂顶值过班,很有可能拉过弹弓。在此郑重道歉!

汪晓光
科学馆,这个清华校园里神圣的科学殿堂,曾几何时却变成了一群本该献身科学的人的炼狱。这是多么大的讽刺呀,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是无法理解的。虽然是五十年前的事,今天读来仍然十分震撼,引人深思。不能不问一句: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发生的?!这又是为什么?!我们该如何回答这历史之问。

孙铮
关于反思文革,已故的崔兆喜同学在2011年卢沟桥聚会上曾发言说:“我非常支持大家写,这段宝贵经历大家不要轻视,但是不要单纯地为了回顾而回顾,要回顾历史,把握当下,促进将来。阿弥陀佛。”
谈到武斗,看了邱心伟的科学馆回忆,我想起崔兆喜去世前不久与我们的交谈,还背诵了陆小宝当年写的一首诗:“枪声寂静角声连,夜夜征夫披甲眠,暗数繁星寻织女,银河横渡是飞船。”
念着念着他的眼泪就流下来了,边哭边说:“啊,这是宇宙飞船呐,宇宙飞船漫天飞了好几年了,清华才子们还拿着最原始的长矛……(哭得说不下去了)”
他擦去眼泪,又说了两个字:“好诗。”

陆小宝
@孙铮,第一次听到你讲这件事:崔兆喜临终前不久在病床背诵我的小诗,还哭得说不下去。我非常感动,也落下眼泪。
这首诗写的是武斗期间某天深夜,我在驻守的汽车楼楼顶上,披坚执锐、守值站岗时的真实场境和感慨。只是那个情景更加悲愤:在汽车楼顶俯视四周,整个清华园被笼罩在半明半暗之中,不远处的科学馆还在包围之中,广播喇叭播放的一组组阿拉伯数字密码,时时夹着一些“团流氓”和“死婊子”之类的对骂。夜色渐深,寒露侵甲,仰望澄碧太空,但见繁星满天。人家都快要登上月亮了,我们在做些什么呀!这涌上心头的一股股的悲凉心情,用一首二十八个字的七绝,怎么能表达得出来啊!

陈长坤
@樊思清,你好!武斗时听说你开枪杀了人,我很震惊,怎么能干这样的事啊!我文革中也勉强算是团派的吧,但我始终不参加两派的武斗。当时也有人希望我能参加守卫大礼堂。6月中的某一日,有人带我与我班的另一位同学登上了大礼堂的顶部。是谁,我忘记了。我原来还不知道大礼堂的屋顶还可以上去的。大礼堂的屋顶很宽敞,上面架了两个大弹弓,用于向科学馆发射石头。他们说这就是大礼堂的制高点,是监视科学馆老四的阵地。老四也向大礼堂顶发射石头。就在我们呆在屋顶之际,老四的一发“炮弹”打了过来,正巧打中了守卫屋顶的一位老团,当时鲜血直流,大家赶紧将他送往医院。我们在屋顶也就呆了一个多小时,我还是不想参加守卫。后来我看中央也不想解决清华两派的武斗,我就于6月中下旬回家去了。8月底接到通知返校,才听说你打死了人。之后再未见过面。今天看到你写的长文章,才知道你的详细情况。樊思清,你的忏悔是真诚的,你后来的人生轨迹也是令人感动的。我为你祝福!

樊思清
科学馆的大弹弓,比大礼堂的威力大,射得准,伤过大礼堂两个人:一个刚才陈长坤讲了,还有一个是清华园中学的毛立明,伤后我带他去同仁医院看的。

沈昆
我当时在洋枪队。据我所知,团派当时有如下洋枪:11支半自动,2支冲锋枪(56式和苏式40年代各一支),1挺机枪(很旧,打靶时子弹横着飞),手枪与驳壳枪数量不详。半自动和56式冲锋枪应该是从武汉搞来的,大概是当地群众组织给的。其中有10支半自动没有枪栓,是到校后自己加工配的。

樊思清
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多少遍!不解其答案。也一直埋在我心中,找不到讨论的对方。
今天我觉得可以提出来讨论讨论——如果我们之中有一个“林肯”、“丘吉尔”、“曼德拉”发出声音:“我们不打了!”“大家解散回家!”——有可能吗?

卢纹岱
@樊思清 ,你说如果有人站出来说:我们不打了,解散回家……可能吗?回想起当时的情景,这是不可能的。我是老四,从武斗一开始,我就很积极。首先是从九饭厅抢白面搬往对面的学生宿舍,忘了是几号楼。第一次扛一袋面,后来扛两袋,最后一次扛三袋面,压得头歪着抬不起来。那时就是认为毛主席说,这是共产党与国民党长期斗争的继续,老团就是国民党。一个同学拿着长矛去打仗,第一仗就被大弹弓打破了面罩,额头开了口子。这次武斗还知道真的死了同学。我感到不能这样下去不应该武斗。于是我把想法对几个熟悉的同学说了,劝他们退出武斗,但说谁谁不听。我说我不能再呆在这里了,以后总有一天会算账的。我回家了,离开了正在武斗的学校,被人说成是逃兵、胆小鬼。我妹是军医大学学生,穿着军装进校劝说她熟悉的同学,一个同学骑着自行车把我妹妹送回家,自己又跑回学校。第二次我妹又去劝说,这个同学又骑车送她回家。这一次这个同学被住在我家的同学扣住才没能回学校继续参加武斗。另一个同学被燃烧瓶烧了脚腕子,到我家养伤才没有在科学馆继续参加武斗。你想想,那种把对方看成国民党,你死我活的斗争,怎么可能有人出来说你所幻想的话呢?

孙怒涛
清华文革的亲历者,即便到了今天,还会留下或多或少、或大或小的疑问。有些疑问很个性,虽然不解开也没多大关系,但心里总希望能解开谜底。有些疑问有共性,既有关乎事实真相的,也有关乎于真相背后的根源。只要氛围是良好的,这样的过程对于进一步的和解是有益的。一些校友的提问和樊思清的回答,总的气氛是比较良好的。
这两天,樊思清几乎对每个与他有关的帖子都认真地回答着,令我感动。樊思清可以回答,也可以不回答。可以澄清,也可以申辩。可以反问,也可以追问。这些,都是樊思清的权利,与我们每个人一样的权利。我能感觉到樊思清很珍惜这次与大家推心置腹、坦诚交流的机会。我还感觉到樊思清已经把自己作为校友中的一员,平等地与大家一起参与讨论。我对此感到很高兴。
揭露真相,有助于反思。现在的我们,在揭露真相的过程中,已经不会再记仇于某个老团老四,不会再记恨于团派四派。我们会思考同一个问题:我们誓死保卫的是同一个人,为什么我们之间却成了你死我活的仇敌?

【整理者附记:2016年6月6日,我从杭州,蒋南峰从北京,朱玉生的弟弟朱先生从淮安,我们相约专程来到南京相聚。朱先生向我们介绍了朱玉生父母(都已过世)和兄弟姐妹这几十年来的情况,我们向朱先生介绍了樊思清已经在部分校友的范围内公开忏悔和向朱玉生家属赔罪的真诚愿望。朱先生对樊思清的忏悔和赔罪表示肯定和欢迎。我回来后,对情势进行了评估。考虑到变化难测的大环境和无法把控的今后局面,我认为在目前阶段樊思清前往淮安向朱玉生家属当面赔罪的条件还不成熟,应该缓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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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海泛舟】

《真话与忏悔》后记

孙怒涛

这本讨论集于我是计划外的,纯属“超生”。
2015年编辑出版了《历史 拒绝遗忘》(反思集)后,我本打算在2016年校庆之时举办一次答谢聚会就“金盆洗手”了。
时值文革爆发50周年,在聚会中安排一个反思文革的座谈会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经过半年精心筹备的百人聚会被强行叫停,不得不另觅餐馆改成聚餐。聚餐又被无理取消,只得在一个小饭馆里偷偷摸摸地小聚了一下。这就是一波三折的4·22聚会。
不甘心座谈会就这样被流产,我们移师微信群。
清华校友四易会址,冲破重重阻力,终于成功举办了一次在全国都难得一闻的纪念文革50周年讨论会。
为了把清华校友(及校外朋友)反思文革的最新成果告知世人,把我们所经历的曲折磨难记录下来,我邀集众人,经两年努力,终于修成“正果”,将这本《真话与忏悔》奉献给读者。

此时此刻,我的心头涌上阵阵感激之情。
感谢论文作者和讨论帖作者!在这个历史的节点上,你们为读者、为社会所作出的贡献将惠及世人,留存青史。
感谢陈中平、陆元吉、孙毓星、吴学民、张比等诸位顾问!你们这个小而精的审稿班子,认真评审了40多万字的稿量。由于你们的辛勤付出和严格把关,才有本书的上乘质量。
感谢唐少杰教授、华新民博士撰写的精彩序言!
感谢北大校友吴权先生高质量的校对!
感谢浙大校友戟锋先生精心设计封面、题写书名!
感谢给我热情鼓励、积极支持、倾力帮助的校友们、朋友们!

讨论集分了三个板块:
(一)讨论会文帖。在历时50天的网上讨论会上,百名校友不畏风险说真话,留下了22篇30多万字的文稿和90多位校友110多万字的讨论帖。讨论集精选了其中13篇文稿和85位共378个讨论帖。这些帖子见解不同,互相切磋,时有争辩,引人入胜。何曾见过讨论集(或论文集)有过这样的编辑?这也是本书的特色之一。讨论会上发表的其他几篇文章因本书篇幅所限,只能忍痛割爱了。为此,我向这些作者表示深深的歉意!
(二)樊思清忏悔。这也是讨论会上发表的一篇重量级文章。因为其重要和独特,故单独列为一个板块。这里既有樊思清真诚的忏悔,又有深刻的反思,以及他几十年来曲折的心路历程。他如何迈出艰难的最后一步?清华校友如何评说他的忏悔?在这个板块里都有全面的反映。我们力求把真实鲜活的樊思清呈现在读者面前:一个前途远大的清华学子,在文革年代竟然沦为杀人枪手,又经过几十年痛苦的挣扎,重获了新生。
(三)特约专稿。这批文稿都是作者为讨论集特别撰写的。文稿题材广泛,论述深刻。有论文,有记叙,有资料,堪称反思集的续篇,为讨论集增添了光彩。
这十年来,我写了一本书,编了两本书。从编写出版的亲历中,痛切感受到社会在倒退,连给亿万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文革浩劫也被粉刷美化成“艰辛探索”。我忧心忡忡。
讨论集问世,事已做完,我愿已了,再无牵挂。既然没有免于恐惧的自由,还要继续被喝茶、被调查什么的,听天由命去吧。
不敢反抗,可以不合作。
不敢愤怒,可以翻白眼。
但是,绝不做犬儒!
前途未必光明,道路注定曲折。然而我坚信:民主自由的世界潮流终将冲垮专制独裁的“万里长城”!

2018.3.28
编者邮箱:snt100@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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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海泛舟】

《真话与忏悔》目录

孙怒涛主编

序言
真话有力量,忏悔为希望 唐少杰
用黑色的眼睛寻找光明——清华人对于文革的反思 华新民

讨论会文帖
为什么民间文革史学成为当代显学?
——在2016 校庆“文革反思与清华”座谈会上的发言 杨继绳
“启蒙”是当前十分重要的一件事 林贤光
兼容并包,独立思考,用历史和世界的眼光看文革 陶世龙
独具毛泽东特色的中国文革
——“清华文革研讨会”发言(2016.4.22) 阎淮
夏虫语冰录——世纪回眸话文革 陈中平
文革史研究中几个问题的探讨 杜钧福
说反右讲文革 王铁藩
中国发生文化大革命的必要充分因素概述 沈昆
关于清华文革反思的感想和思考 孙毓星
从我的心路历程反思清华党化教育 周志宏
激情年代的激情故事 范雨臣
文革与八届中央的历史责任 李仕林

樊思清忏悔
我要忏悔——直面我失落的人性 樊思清
我要反思——锁定反右和文革阶级斗争 樊思清
以忏悔唤回人性良知
——樊思清从犯罪到忏悔的心路历程访谈录 孙怒涛整理
校友热议樊思清忏悔 孙怒涛整理
坚定而艰难的一步
——我与樊思清的短信、邮件、微信往来 孙怒涛

特约专稿
文革结束时的中国 杨继绳
改革时期的四种文革叙事与历史真相 秦晖
辨识文革时最常见的“非黑即白”逻辑谬误 陆小宝
清华文革中两派分歧的一个微观样本
——对物九两个战斗小组的剖析 张比
清华大学“文化大革命”的一首狂飙曲
——1967年4月10日清华大学批斗王光美大会述评 唐少杰
“四人帮”猖狂时期我在清华的一段特殊经历
——写在文革50 周年之际 蒋南峰
永远难忘的思念——追忆荐健同学 陈长坤
4·22聚会历难记 孙怒涛
一份关于清华造反派“记录在案”的资料 孙怒涛

后记 孙怒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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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读往来】

林猛谈《真话与忏悔》

在今天,任何关于文革的研讨都会贯穿着历史和现在,阅读孙怒涛主编的《真话与忏悔——文革50周年清华校友讨论集》,尤其会有这样的感觉。这本书是一群老清华(大多是40年代出生,60年代考入清华然后经历文革,而今都年逾古稀)拟议的文革五十周年研讨会的文集。研讨会流产,但文章还是结集成书了。
从文章里可以看到,这些老人没有像多数普通人那样,简单接受“正统”的解释,然后让过去的成为过去,“一切向前看”,选择一种轻松、安逸的新生活。这正是这些作者最值得称道、最应该让我们致敬的地方。在缺乏足够公共交流的情况下,他们努力根据亲身的经历,提出自己的观察、解释和反思,许多见解因此可以作为我们可靠的参考。
几乎所有作者都提到,不能人为地割断文革与文革前来理解文革,而这确实是主流文革话语的一个根本缺陷。年长一辈的林贤光老师提到:“对文革的反思不得不联系到文革前的十七年,其中包括蒋南翔校长统治的十五年。这十几年的历次政治运动应当如何评价?怎样认识?从中应当总结出哪些经验教训?我觉得这些都没有进行过认真和足够的讨论。”单单这样一个提问,足以刺破流行见解中围绕文革讨论而形成的重重迷雾。
另一位年长一些、亲历过反右的王铁藩先生也告诉我们,在反右时争辩双方固然言辞激烈,但话前或话后还会带上一句“我坚决反对你的观点,但誓死保卫你说话的权利”,表现出对费厄泼赖的信守。但自此以后,“反右展览,红专辩论,三大革命实践,九评学习接踵而至。这一系列的高压灌注,在人们心里郁积起越来越浓的偏执与戾气” ,由此导致对知识分子精神的矮化,而另一头则是更粗鄙野蛮的红卫兵精神的兴起。杜钧福先生同样提到,中小学教师在反右运动中受冲击最重,而红卫兵一代正是在反右之后的狼奶喂养中塑造成型。
周志宏先生也反思了自己在成长经历中所走的迷途,完全接受党化教育而否定了家庭教育,政治意识压倒了天性中的亲情,一直到后来才有意识地“拨乱反正”。从文后的评论看,与他有相似经历和感悟者不在少数。
全书极不寻常的地方是樊思清先生的忏悔与反思。樊先生在文革时属于蒯大富一边的团派,在百日武斗中曾开枪打死对立的四一四派的一位学生。可能与当时很多人不同的是,打死人之后,他并没有把这当作一件无足轻重的、在那个时代不足为怪的事情,在心底让它过去,反而一直为此自责、负疚。他为这一恶行受到了牢狱的惩罚,但即使如此,他还是时时想着要做忏悔,希望找到对方家属表达悔罪。
樊先生在坦陈自己所犯的恶行、并剖析自己内心对生命的冷漠的同时,也不讳言外部环境的煽动作用。自己正是完全按照九评学习和文革宣传的字面含义接受了它们,而人性中深藏的恶更是因为主政者高超的鼓动而被激发出来,从而酿成大错。
樊先生真是有足够的诚实、勇气和担当,他的忏悔真是当代版的《复活》,只是我们缺少一个托尔斯泰去把握、提升它的意义,并用小说把它呈现出来;而从他的悔悟和自省中,我们尤其不难看出文革的责任何在。
这本书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它真实地再现了部分亲历者对过去的记忆和思考,同时也折射出文革话题在今天语境中的种种窘境。这里且不论作者提到的研讨会流产以及其他的种种麻烦,就以樊思清先生的忏悔来说,他最先是在清华小群里公开自己的忏悔,他的老校友们在表达钦佩之余,出于爱护他的考虑,不少人建议他不要用实名公开发表,甚至匿名也不要。原因在于,当今社会缺乏一种对待忏悔的善意的氛围,不同的派别可能会根据对自己立场是否有利来加以诠释、发挥,认为不利的一方很可能会对作者进行人肉搜索和攻击,从而给作者本人和家属带来烦扰。
这种担忧绝非多余。事实上,这一类的忏悔最需要“对听者有足够的信心,相信他们会理解故事的背景,不会武断评价当事人的品德”(平克的《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但这样一种氛围,恰如樊先生的校友所忧虑的,在今天极为稀缺。但也正是由于这一点,尤其可以见得樊先生的忏悔是出自真正的内心情感和道德原则,而非任何功利的算计。也是因此,樊先生的勇气和担当,是怎么称赞都不为过的。
读完全书,也产生了附带的一些思考。在书里,众多作者无一不是希望把过去的教训传给子孙后代,以使将来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这也是他们写作此书的一个原因。然而,书里也有一位作者在讨论中提到,即使是和自己的下一代,在文革等时政议题上也无法展开讨论,因而对未来会怎么书写这段历史不免忧虑重重。而从我的经验推断,在文革问题上这种代际之间的鸿沟应该是十分普遍的。
为什么会是这样?如果这样的讨论在公共论坛是因为受到限制无法展开,那么为什么在家庭教育里,这种历史认知和反思也不能向下一代传递?如果这样,如何还能对未来保持希望?
这里我不禁想起了索尔仁尼琴小说《癌病房》里的一个情节。小说的最后,同样有劳改营经历的主人公奥列格和医院的女护工叶丽扎薇塔聊起了过去,聊起了他们记忆中最沉痛的事情。叶丽扎薇塔说:“麻烦的是孩子渐渐长大懂事,什么都要问——叫我怎么教育他?把全部真相都压到他身上吗?这会把大人也压沉,把肋骨也压碎的!要是隐瞒真相,促使他和生活妥协——这样做对不对?他父亲会怎么说呢?……”
小说里,奥列格毫不犹豫地把一只手掌压在台玻璃上,说:“把真相压上去。”
从前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在被主人公、被作者的道德热情震撼之余,内心未尝没有一些保留:真的适合都告诉孩子吗?
事实上,我的疑问也正是周围很多文革亲历者的通常做法。在成长过程中,我观察到很多这样的普通人:你能感觉到文革对他们很重要,留下了深深的记忆和创伤,但又很少听到他们严肃地、有意识地谈论那段历史,即使对自己的家人(尤其孩子)也不例外。
其中的原因,可能是他们找不到一种恰当的谈论过去的方式,因为主流的宏观说辞很难为个人的不幸提供合理的解释,所以只好把不幸当作纯粹个人的悲剧而深埋在内心;也可能是他们觉得过去已经过去,孩子应该在更光明、更没有负担的未来中生活,对过去的记忆无助于他们谋划将来。于是,首先是在私人生活中,出现了历史记忆的断裂。而如果公共讨论也受到压制,那么这样的话题淡出年轻一代的视野,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那么,我们在这方面是不是还来得及汲取教训,做得更好?
书里有价值的细节还有很多,比如樊思清提到的在狱中认识的北京仪器厂模具工李厚祥师傅,同学回忆中的因为受到政治压力而自杀的荐健,这些可爱可敬的人物在历史上是不会留下名字了,然而正是他们身上所体现的那一丝丝高贵独立的精神构成了黑暗中的点点光亮。还有林贤光提到的文革十年中,我们往往谈论前两年较多,而事实上后八年工(军)宣队时期对大学造成的全面破坏却丝毫不逊于前者,这对我这样的后来者也有一语点醒的作用。杜钧福、沈昆等作者尝试的理论的、宏观的解释,即使不完全同意,也激发了我们进一步的思考。
很感谢这些作者,提供了丰富而珍贵的历史细节和思考。如果我们不把这本书仅仅看成一本关于过去的书,如果我们意识到它所讨论的历史以各种方式延伸到了现在,如果我们看到在书出版时,有的作者名字已经加上了黑框,表示他、以及他尚未来得及讲述的故事都已永远消失在历史之中,那么我们或许会更加意识到这类作品对于我们的恒久价值,意识到作者们是做了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情。(20180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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