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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昨 天》第一一〇期
帖子发表于 : 周四 5月 31, 2018 9:4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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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 天》第一一〇期

抢救文革回忆 积累文革资料 交流相关信息 促进文革研究

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18年5月30日第110期


本期目录

〖重庆文革专辑3〗

书海泛舟

张和光 写在前面——《秉笔直书记生平》自序
张和光 一个蒙冤者在“无法无天”年代(《秉笔直书记生平》选读)

生逢乱世

卢延书 林园“10•27”事件亲历记
胡正华 1966年我怎样当“小闯将”
陈晓文 被“打活靶”的母亲和她的家庭
刘金全 吴大哥

史林一叶

李正权 重庆地名遭遇“红八月”

编读往来

徐小棣补正上期文章中一个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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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海泛舟】

写在前面
——《秉笔直书记生平》自序

张和光

《昨天》编者按:张和光教授的长篇回忆录《秉笔直书记生平》已于2016年10月由中国文化出版社出版。
张和光(1925~2017),四川南川(今属重庆市)人,上世纪四十年代后期四川大学法律系学生,中共执政后满腔热情投身新政权建设,由名为“西南人民革命大学”的短期训练班培训后分配到西北行政委员会政法委员会工作,大行政区撤销后调到中央政法干校西北分校任教。仅因其家庭出身系“先富起来”的农村地主,即一直受到政治歧视,在五十年代的政治运动中屡遭批判审查,1956年起两次被以莫须有的罪名送去劳教,后被发配到重庆巴县接龙区,先当民办教师,以后连民办教师都不能当了,只能当农民,成为被视同于“五类分子”的政治贱民。由于这个身份,在文革中饱受磨难,两度入狱,经历十分坎坷。直到改革开放年代才平反昭雪,回到教学岗位,后在西南政法学院(今西南政法大学)退休,退休后又受聘为四川大学、西南民族大学、西南财经大学、四川省政法干部学院、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中共四川省委党校等讲授民法,曾任四川省政协法制委员会委员。

好多朋友都劝我把这几十年的经历写出来告诉世人,我是一个很平凡的人,没有任何成就,更无丰功伟绩,值不得记叙。只不过在我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中,曾迭经坎坷多次入狱,但还未在无穷的苦难中崩溃,在莫名的恐惧中失常,现已耄耋之年,身心尚健。
历史是大众的历史,我这个幸存者有责任提供详细准确的亲身经历,让后人在探索追寻这几十年的真相过程中多一份材料。因此我回忆往事,赤裸裸地叙述经历的生活。往事的回忆确实给人以新的力量,把人从迷惘中解放出来,重新认识自己的价值,自己存在的意义,自己的责任。
我说话的时间不多了,我必须把真相告诉后人,记住过去的灾难和创伤,让独裁者的卑污无处藏匿,让后来者警惕所有高调的欺人之谈。我不是要算账索赔,追溯责任,而是澄清历史的是非对错,揭露那些卑劣与伪善,让暴政不再逞凶,让血腥的历史不再重演,使大地永葆春华。这是我对千秋后代应作的奉献。
诚然,每个人在不同的历史中有不同的遭遇,不同的作为,有不同的感受,是非标准自然各异。但我记述的几十年的屈辱折磨、酸甜苦辣的人生百态,是客观事实的反映,是确切的真人真事,是真实的历史。
忘记了真实的历史、不敢说真话的人,是没有希望的人!说真话反映真实的历史,是一切负责任的思考的前提。说真话反映真实的历史也是心灵自由的表现。到晚年来才能说真话,心灵才能有些自由,这是我们这代人的悲哀。因此,唯一的希望是大家都起来说真话,使悲剧不再重演。
我虽已衰朽残年,仍要说真话,这表明我还在独立思考,这本身也具有坚持抗争的意义。我希望还健在的朋友相互勉励搀扶,多提供一些详实的资料以揭示真实的历史,反躬自问,走出阴影,结束内心的恐惧;明辨是非,牢记历史。否则,不要说对不起历史,对不起后人,也对不起自己。

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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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海泛舟】

一个蒙冤者在“无法无天”年代
(《秉笔直书记生平》选读)

张和光

《昨天》编者按:本篇节选自张和光教授生前出版的长篇回忆录《秉笔直书记生平》。现标题是本刊另拟的。在编辑中,对个别明显笔误如将“11·16兵团”(该组织全称为“东方红11·16战斗兵团”)错写成“11·6兵团”,将郭林川错写成郭林祥,将刘结挺、张西挺下台的时间1969年底错写成1968年底等,均作了订正。

十五、在巴县接龙的前前后后

…………
1961年下年,农民分了自留地,撤销公共食堂,农民生活有所好转。1962年基本上少得浮肿病的。到1963年,情况就更加欣欣向荣。可在该年底忽然在农村要打击资本主义自发势力。我记得有个会养鸭子的农民,在秋收后利用掉在田里无法拾回的谷粒,就养一大群鸭子在田里觅食,由于他善于经营管理,几个月后,鸭子长大,卖了三百多元现金。这就成了损害集体、走资本主义道路、个人发家致富的典型,于是开会批判,把卖鸭子的收入全部归公。同时凡是“五类分子”的工分,不讲任何理由扣减百分之十。村、乡干部对上级布置的这些作法,有的思想上也不通,但不敢说出来,怕挨整,被指责立场不稳。村里开干部会,有时让我参加作记录,不知是何原因,没有扣过我一个工分。我档案上明白写着恶霸地主出身,是受过两次劳动教养的阶级异己分子,村干部也不可能不清楚。
接着“四清”工作队进村,驻村干部常来找我聊天,我也实事求是地把我的历史详细向其汇报,他不但不对我歧视,还对我有些同情,常常给我透露一些他们掌握的内部文件的内容和上级决定把谁作为批斗对象。有一天晚上,驻村干部忽然对我说:“四清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你是‘死老虎’不会找你的麻烦。”并与我说了许多村、乡干部的情况,他认为一般乡、村干部,对老百姓态度恶劣,爱占点小便宜,哪里是走什么资本主义道路?看来他对“四清”工作也有看法。
最有趣的是动员穷人忆苦思甜,贫雇农一上台,常常不谈地主如何压迫剥削,谈到大跃进、办人民公社、集体食堂、大炼钢铁,全生产队饿死了多少人,就放声大哭起来,弄得工作队无法控制局面,这样的趣事在好多地方都上演过。我亲自看见一个上台诉苦的雇农,一开口就说:“地主龟儿子,真可恶,我拼死拼命为他干活,每天就是干白饭和一些油煎小菜让你随便吃,每月的初二、十六才打两次牙祭,一次只能有半斤猪肉,到栽秧挞谷时候才每天吃肉,上午和下午在地里还要加餐,吃些粑粑饼饼。辛苦一年才得三石黄谷的工资。”主持会议的干部马上制止,上台控诉的雇农说:“你叫我说实话,我说的全是实话,在场的年纪大一些的都可作证。”年轻人一想,受苦最深的雇农平时吃饱饭是不愁的,每月还有肉吃,年终得三石黄谷是一千斤;现在一年到头天天在饥饿中挣扎,到头来一人才分两百来斤黄谷。谁好谁坏一目了然。我亲身体会到“四清”在农村是一场闹剧。
在城市搞“四清”的情况,我无亲身体会,只晓得遣返地主分子返乡。我母亲在城里我姐姐家里帮助料理家务,子女要照顾,老人也得其便与后辈团聚,可偏要遣返回乡,在农村分口粮,增加农民负担。这不仅在重庆如此,全国许多地方都如此。我暗自思量:中央是在励精图乱,说不定要出大事。
接着姚文元评《海瑞罢官》等文章发表,《人民日报》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问世,我预感到知识分子又将有场劫难。但在农村消息不灵,所知不多,思想上还十分模糊。中央是说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基层像以往一样抓阶级斗争,把矛头对准“阶级敌人”。这一下我就成了“文革”初期的斗争对象。许多农民朋友暗中告诉我:“已经开了几次积极分子会议,搜集斗争你的材料。”我问:“搜到些什么重大问题?”回答说:“全是些鸡毛蒜皮,请放心,我们不会乱说。”过了一段时间,有个从云南当兵转业回乡的农民,约我同他一块到云南边境见机行事。我想这些人回乡后有不满情绪,但计虑不周,跑出境又何以生存?万一不成岂不白白受罪送死?不到必要时冒险没有意义;同时考虑到他是党员,是否另有圈套,因此一口拒绝。
又过了几天全公社召开斗争我的大会,中小学教师全体参加,“五类分子”也全部召集来陪斗。我当时横下一条心,绝不低头,也无罪可认。
大会开始,我昂然上台,几个勇敢分子冲上来要我低头跪下,我便大声喊叫:“绝不低头,绝不跪下,老命一条,随你们横切顺切!”主持会议的人怕大会开不下去,才宣布:“我们今天是说理斗争,大家要举出他的反动言行,教育群众,不要与他抓扯。”我心中暗喜,第一个回合我打了胜仗,看以下他们如何表演。接着有几个农民和教师上台指控,都是说我思想极其反动,举不出丝毫事实。最后不许我发言,主持会议的人要我等待法院判决。我说:“法院并未开庭审理,判决什么?”“你还嘴硬,等着瞧吧!”我就等着瞧,生死早已置之度外。
会后,群众纷纷议论:“解放这些年来,还没见过在全乡的斗争会上有那么大的胆子,斗不垮的。”
我不断向上级书面控告,说接龙区、乡领导胡来、乱整。后来,我从旁得知,对我如何处理,区、乡领导层意见不一,有的认为“死老虎”不必去管,有的则认为应“杀鸡儆猴”。谁料遇到个不怕死的恶公鸡,鸡未杀成,反被鸡啄了,弄得很被动。过了一段时间,不得不派人来大队开会给我平反,承认错误。群众大开眼界,不但未把我斗垮,当权者后来还承认错误,这是1949年以来这里从未发生过的。
紧接着,1967年一月夺权风暴开始。我就被“农民造反军”选派去参加向中共重庆市委夺权的会议,那时市委书记任白戈已被造反派关押。工人、农民、学生及机关干部代表一百多人涌进市委大院。市委的干部作鸟兽散。官比较大的我现在还记得的有林蒙(他和我闲聊了几句,好像他也是川大校友)、段大明(当过重庆副市长、公安局长)、王炎(好像是办公厅主任,记不准了),这几位无法脱身,坐下来与大家谈判,几个首先表态一切听从毛主席的,市府的大小公章全部交出来,由“造反派”选出五人成立监管小组进行监管。我莫名其妙地被选为监管小组成员。我当时就感到这是一幕滑稽戏,这些当权派为何轻易交出公章?造反派拿着这些公章难道就能号令天下?这里面水深难测,不如早日离开这是非之地。第二天我就溜之大吉,去其他机关、学校看看。四处一片混乱,工厂、学校都极不正常。
我回到接龙农村家里,适逢我妻子从接龙公社的金山村小学调到桂馨村小学,我必须去帮她搬家。由金山到桂馨要经过接龙街上,我挑着一担行李,从接龙街背后走到去桂馨的路上,等我妻子去街上顺便买些日用品。我妻从街上出来后,神色紧张地告诉我:她在街上看见大字报,说我趁文革之机翻天,要狠狠打击。我表面很镇静,还安慰我妻不会有什么大事。走到桂馨小学已经天黑,安排好行李之后,立即到铁矿村我的住处煮了些红苕填饱肚子,几个邻居来告诉我,乡政府要来抓人、赶紧逃跑。最使人感动的是有个农民叫龙洪杰,曾任过大队支部书记,拿出他多年存放的一个银元给我以备急用。我身无长物,仅有一台刚问世不久的半导体收音机,想送给我妻后,各奔前程。
由铁矿村我住处到桂馨小学有条羊肠小路上山,天已漆黑、无法认清路径,但在我前面50公尺有一擎火把者也朝着桂馨小学急行,我在后面大声叫喊:“请稍等借光!”一点也无回应,我走到桂馨小学门口,一农民忽然出来拦住我说:“张老师,打着火把来抓你的人进学校去了,你马上逃走!”又听见我妻在喊叫:“他给我把东西送到后就走了,不晓得他去了哪里。”我急忙回转身在大路下面一土坎躺着,抓我的人从我头上走过,手上闪着火把,口里还念叨着:“这家伙跑得真快!”我屏息听着,一点不敢发声,我心潮起伏,感慨这是什么社会!像我目前的遭遇,我想绝不止于我一个人,难道这就是1949年以前不少先进人物所向往、所追求的社会?这就是当年蒋管区青年学生歌唱的“山那边,好地方”?躺在土坎边的草丛里,左思右想,我一定要活下去。道路曲折,前途必然光明!现在如何办?逃命,逃到何处?翻过后面的大山,可以逃到重庆,但天黑路途不熟。若直奔南川老家,却要经过接龙区政府,我估计深夜时分,那些站岗放哨的已经入梦乡。于是向南川方向狂奔,爬上“鱼望天”这座大山。快天亮时,到了石龙乡我表弟杨乾伦家里,饥肠辘辘,喝了他锅里仅有的一碗包谷稀饭,即上楼睡觉。我表弟是地主子女,周围也有人监视,忽然来个陌生人,会给他带来麻烦。我在那里住了两天后,就到南川大观老家我母亲住处。母亲见着我,悲喜交集,说不出话来,停了片刻才说:“今天要召集五类分子训话,你不能在此停留。”煮了两个她舍不得吃的鸡蛋,掏出她怀中包了又包的两元人民币,要我马上离开。母子抱头痛哭。我擦掉眼泪又不得不踏上逃生之路。母亲站在门前紧盯着我的身影,我也不断回头看看母亲。茫茫宇宙我又该奔向何方?
忽然想起离大观60华里的南平镇中学的黄道君老师与我家有点亲戚关系,他从不视我为政治贱民。我于是去他那里,蒙其热情接待,从他口中我知道了一些信息:中央斗争激烈,对文化大革命意见分歧,各地的当权派纷纷挺起腰杆,大抓“造反派”。今后的发展情况如何,很难预料。我把他那里近期的报纸反复翻阅,觉得世事茫茫,如此纷纷扰扰,老百姓水深火热,何时才是尽头?我一人出外溜达,看见南平地下党的张承佐,他曾是南川文教界的知名人物,1949年后主持南川文教工作,煊赫一时,1957年划为“右派”,现在憔悴不堪,踽踽独行。未便直面招呼,默默远视,不胜今昔之感!
在南平住了几天,也不能长此下去,便步行到南桐矿区坐火车到重庆。沿途看见许多造反派被抓捕后捆绑起来游街示众。《人民日报》的文章还在说“造反有理”,而基层却在打压造反派,这是何原因?不得而知。去中梁山47中和龙弟处,他亦受到很大冲击,相互谈论很久,未在他那里落脚。反复思量,我未有任何违纪违法行为,不如直接去巴县公安局讲道理,看他其奈我何。
于是我理直气壮地去渔洞镇找巴县公安局,正碰着接龙区公安员覃刚才,便与他讲道理,他非常尴尬,说不出任何道理,只好说:“你的问题,我去与局领导研究后,明天再说。”当天晚上我就住渔洞镇我表弟媳廖万芳家里,准备第二天再去公安局看他们的研究结果。可我睡到下半夜两点,忽然来了一伙暴徒把我扭送到公安局,一进门,我看见覃刚才就直接说:“你为何不光明正大,凭什么半夜来抓我?”覃刚才无言以对,就把我关进监狱。过了几天,就押送回接龙区开大会批斗,捆绑殴打,无所不用其极。我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绝不向邪恶低头,在斗争大会上拿不出丝毫我违纪违法的事实,只是胡乱吼叫:“你是大地主出身,大右派思想反动!”令人哭笑不得。开了几次斗争会,又送我到巴县监狱关押。
巴县粮食局长(姓赵,名字忘了)与我同一监室,不知他为何收监,天天长吁短叹,感到末日来临,我劝他坚强起来。忽然听广播电台反复播送《人民日报》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我叫他仔细听听,我说:“我们说不定很快要释放了。”果如所料,狱卒们忙碌起来,一会儿叫某某号出来,一会儿又叫某某号出来(监狱给每个犯人编了号代替姓名)。
我又很快被释放回家。“人生何处不青山”,我决心离开接龙,上京告状。

十六、文革中的颠沛流离

那时一片混乱,上京告状的、红卫兵四处串联的形形色色都有。火车站人山人海,火车一到站各自挤上列车。车厢内一片狼藉,人们有时从列车的窗门爬进爬出,沿途做小买卖的很多,但很少有抢劫的。
大致走了三天,列车才到石家庄,那里设有劝阻站,几个士兵出来劝大家就地闹革命,不要进京给中央施加压力,但毫无效果,也就是做一下过场。到京后,有许多接待站接待上访群众及串联的红卫兵,虽然住宿条件不好,睡地铺,伙食也不佳,每天发几张饭票也可勉强果腹,只要能维持生命,我也无过高要求,主要是找中央文革接待站要求平反,也顺便尽可能了解北京这个政治中心的动态。
文革接待站人山人海、拥挤不堪,从各地上访人员口中,知道各地都十分混乱,工厂基本停工,工人分成两派,尖锐对立,机关学校同样是分为两派,互相攻击,局势如何发展,很难预料,也非我们这些常人能够解决。最迫切的还是自身的问题,何时被接谈?以后如何办?在文革接待处等了几天之后,终于轮到了我被接谈,接待员全是着军装的军官,一般都是填上印好的介绍信交本人找当地军管会,按文革十六条处理。
我要求的主要是解决1958年无故被送劳动教养的冤案。“二月镇反”中我被抓关押的问题,中央已明令否定,我早已释放。于是接待我的军官就写介绍信交我直接去找陕西省军管会解决。我到了西安找陕西省军管会,接待员问我:“当时处理你的当权派是何人?”我回答说叫刘若曾,他说此人现已调任陕西省教育厅长,遂写个介绍信要我直接去找刘面谈。我立即去找到刘本人。出我所料,他竟慨然承认是他官僚主义,并写了书面材料,说明他错误处理我的缘由,除他本人签字外,并加盖陕西省教育厅公章。我喜出望外,告知陕西省军管会,他们叫我在接待站等着解决问题。开初除住宿外也发了点生活费。我立即将此事函告亲人们,也去看望了在西安的老朋友游廷素、周光宇等人。游原是西安市中级法院审判员,后调西安雁塔区法院工作。她见着我,非常热情,我谈起因所谓夏辉烈为首的反动小集团被送劳教一事,她非常惊异!她说当初定为“反动小集团”时就没有你的名字,何况,肃反后期把这个所谓反动小集团完全否定了,你完全是受冤枉。
没有几天,游冒着风险,去西安市法院档案室查出原卷,把原判决抄录一份,加盖法院大印给我。其中无一事、无一字与我有关。西北政法学院的刘若曾、王陆原等人,身为培训政法干部的领导成员,竟如此不顾事实、不讲政策法律,逞一时之快意,陷害好人!虽然后来刘若曾能写出书面材料承认错误,给我本人造成的损害事小,给共产党政策造成的损害、给国家社会造成的损害,就难以估算了。我又去看望周光宇,周同我中学、大学都是同学,他比我早一年(1952年)来西安工作,为人豪侠仗义,乐于助人,在肃反中也是因为“夏辉烈为首的反动小集团”问题受牵连,送去劳动教养。周说:“陕西省劳动厅的领导对我较好,也不认为我参加了‘夏辉烈为首的反动小集团’,因为李祖林无故被政法干校开除后我支持他上京告状;李祖林被非法抓捕送劳改队后,我又写信给中央告状,因此西北政法干校非要劳动厅送我去劳动教养,劳动厅不得已送我去劳教,可不到半年就要我回原单位,现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也有积极分子旧话重提,但拿不出任何我反党反人民的事实,事情烟消云散,我也落得当逍遥派。”并劝我:“不要灰心丧气,刘若曾既然承诺把你搞错了,就乘胜追击,不要松手。”
那时整个社会一片混乱,有谁来主持公道,找任何单位都不解决问题,我只得在西安等着,看陕西省革委会成立后又是如何。
转眼就到了1968年,希望仍很渺茫。忽然接到重庆“反到底”派的朋友来信,要我立即回川,共同想办法,因此我于1968年3月由西安到成都。3月15日中央文革对四川的文化大革命下发得有指示,重庆的“反到底”派、成都的“8·26”派欣喜若狂。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简称省革筹,由刘结挺、张西挺两人挂帅主持。我前往上访,接待我的也是一位军官,我亮出刘若曾给我写的证明材料,他们也感到惊异,不知是真是假,要我过几天再去,他们调查了解后再说。大致过了一周,我再去省革筹,上周接待我的军官很客气地对我说:“你是好同志,我们已向陕西的刘若曾作了调查。我们已写好了给巴县公安局的公函,对你不能按受过劳教处分过的来看待,有权参加文化大革命,还要安排适当工作。”
这本来对我是件特大喜事,可是,到了重庆才知道不是,那时重庆是“8·15”派掌权,与省革筹尖锐对立,我根本不能去找巴县公安局亮牌。不过“反到底”派的朋友确认我为好同志。“反到底”的总部设在大田湾体育场,其中又有不少战斗兵团。有个战斗兵团,一号勤务员张天午是1938年参加地下党,在綦江县公安局工作的干部。成员当中大部分是知识分子,有大学教授、中学教师、机关干部,这些人在本单位多少有点独立意识,不愿对当权派唯唯诺诺,因而受到排挤。在文化大革命中就很自然地走到一起来了。我参加这个组织后,主要是收集当时各派、各组织出版的小报,进行分析整理。我们也编印了《11·16兵团战报》,也写了些似通非通的文章。当时的小报,不管哪一派哪一个组织的,虽然好坏不一,我觉得不像党报那样死板。可惜现在很难找一张当时的小报了。各自都认为自己是真正的革命派,对毛主席最亲,现在看来完全是受毛的玩弄。但已形成一个潮流、一种趋势,个人很难超脱、回避。两派组织简直代替了政府的职能,在某一派控制的地区,政府要想办什么事,不通过派性组织是行不通的。军队支持左派,实际上是拉一派、打一派,两派武斗枪支弹药也是军队供给的。表面上说群众组织抢部队的枪支弹药,全是假话,是双方事先联系好,群众组织一到营房,部队就开门奉送。重庆的“8·15”派有54军撑腰;“反到底”派虽然有不少群众拥护,常常处于劣势。当时,中央有解决四川文化大革命问题的十条指示:支持刘结挺、张西挺为首的省革筹,承认重庆的“反到底”派是革命组织。全省拥护中央这十条指示的群众组织统称“红十条”派。“反到底”派在重庆虽然受打压,但在成都及省内各地还有不少人同情支持,因此,一有风吹草动自然就逃到成都求助。
1968年5月份左右,重庆武斗升级。54军政委蓝亦农召集两派代表开会做思想工作,实际上支持“8·l5”派,把责任推给“反到底”派。当时重庆社会秩序的混乱可说已到了极点,“反到底”派中的不少人,怕在武斗中无辜牺牲,纷纷逃往成都。张天午同我及许多同一派的朋友也就挤上火车,站一通夜,到达成都。省革筹想尽办法安排了简单的食宿。当时,我思想上也很困惑:这种混乱局面何时才是尽头?最现实的是怎样活下去,怎样解决吃饭问题,出卖劳力无人雇佣,去卖小报,风险很大(当时不少人沿街叫卖各种群众组织出版的小报,因为观点不同,常受观点相对立的打砸抢),不如自己印资料出售。1967年,我在北京看见有人将五十年代中共中央肃反十人小组关于划分革命与反革命的政策界限一文,刊印发售,很快就一抢而光。此件当时说的是传达到基层群众。实际上有的单位向群众念一遍就立即收回,并不许笔记,有的单位根本未与群众见面。此件在成都面市必然不愁销售。与张天午商议,他也积极赞成。但印资料第一要钱、第二要能买到纸张。我和张天午还有周人志(重庆房管局干部,与天午多年旧交,也是“11·16兵团”成员)四处奔跑,先找亲友们借了600元,然后找到《四川日报》总编(记得叫田禾)拨了两吨新闻纸,在郫县印刷厂印了三万份,每份一角,很快就销售一空。除去一切开支,净赚了1600元。我同张天午、周人志,还有一位重庆“反到底”派的朋友张文彩,他为此事也尽了很大努力,赚得款项就四人平分,各得400元,我姐姐张秀莲、妹妹张和平坚决反对我分得这400元,认为是不义之财,万一以后查出来,就成了罪过。我想也有道理,把这400元交周人志由他处理。
在成都住了一段时间后,中央号召“大联合”,就地闹革命,许多人相信中央。可是一回到原单位就受到打击,张天午刚回綦江即被对立面诬陷“强奸幼女”,关进监狱,我胞弟张和龙一回到47中,即被“8·15”派学生毒打,第二天即死亡。“反到底”派向重庆驻军反映,如此人命关天的大事竟不闻不问还加以放纵开脱,这还是人民的政府么?“反到底”派遭遇的类似事件不知多少,不过轻重程度各不相同。
这乱象真不知何时是尽头。我被认为是趁文革之机翻案的坏人,也是打击的对象,摆在我面前的严峻问题是生还是死?我反复思量,自问一身清白,正义必定会战胜邪恶,“皇天无亲,常与善人。”我必须排除万难,坚强地活下去,看看这幕恶作剧和滑稽戏如何收场。
重庆我不能停留,只得浪迹天涯。在成都我结识重庆公安系统的“反社会主义分子”张必勤、田学凯、江能正等同志。1957年整风“反右”中,李井泉违反中央规定,在基层民警中划了不少“反社会主义分子”,开除公职,集中劳动,虽不是劳动教养也极为类似。文革中他们查到了中央相关文件,才知道这是李井泉的私货,自然奋起维护自身权益。必勤、学凯学历不高,仅是中学生,但善于学习,思路敏捷,文笔犀利,使人叹服。大有相见恨晚之慨,“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因此相互关心。他们见派性如此严重,也不敢回原单位去当牺牲品,他们与资阳的革命群众组织“红囚徒”有联系(这个组织的成员全是在1967年“二月镇反”中被抓进监狱,后来释放的造反派),因此暂避资阳,约我同去资阳地质部第二普查大队总部,那里有位干部叫田绍祥,是“红囚徒”的主要负责人,为人豪侠仗义,对我们这些有家归不得的流浪汉备极关心,想尽一切办法对我们管吃、管住。我们当然不愿依赖别人,就收集一些成渝两地的派性小报,加以编辑整理印刷后去附近的县城贩卖谋生。当时不像现在有电脑、手机,信息通畅。我们整理编印的资料很受大众欢迎,一次总要赚一、两百元,几人平分三五十元,也可勉强度日。
1968年的8、9月份,我在乐至县卖完资料后,资阳“红囚徒”一位与我同行的同志很婉转地告诉我:“有人反映你是真正的牛鬼蛇神,组织上很为难,卖资料的赚项多给你20元,请你另谋出路。”我也理解对方的用意,没有把我扭送公安部门已经是够朋友了,还能有别的要求吗?只有另谋生路。
忽然想起离乐至不远安岳县团结乡是我妹夫黄荣福的老家,去那里看又如何?走了两天的小路,问到了黄家的住所,黄荣福的父母及弟兄们都对我热情接待,我在那里住了二十多天。附近的乡亲们就有议论,一个陌生人为何在这里住这样多日子?我不能拖累亲戚,又只得另谋去路。
我想,刘若曾既然写有书面材料,承认对我的处理错误,不如直奔西安讨个说法。步行几天几夜,到达成都,混上去西安的火车。到了西安后,听西安的朋友谈当地情况:西北政法学院听说要撤销,谁来管你这历史遗留问题?各单位都在“清理阶级队伍”,特别是打击趁文化大革命之机搞翻案的牛鬼蛇神,你千万注意,不要又碰上刀口,遭受祸害。
时值严冬,我衣衫单薄,无力购置,又被迫回川。先到成都冒着风险(因听说重庆巴县曾去那里抓我)去我妹妹张和平家,和平说:“张必勤曾来我家,留有信件,由我转交。”拆开一看,寥寥数语,又使我绝处逢生——“和光兄:你离开资阳,不胜念系,他们不识人,我曾对其批评。速来宜宾,共同战斗。”我因此立即赶赴宜宾。当时宜宾是王茂聚、郭林川主宰一切。刘结挺、张西挺、王茂聚、郭林川文革前受到李井泉打击迫害。文革开始中央在四川首先为刘、张、王、郭平反,作为解决四川问题的突破口,刘、张作为四川省革筹的负责人;王、郭则独占宜宾地区,对重庆“反到底”派积极支持。重庆“反到底”派许多受到打击迫害的同志都纷纷逃到宜宾。
我和张必勤、田学凯等人反复商议,分析当前形势,我们不必去参与派性活动,社会乱象何时了结很难预测,我们一定得想法活下去,坚信将来定有出头之日,目前靠人施舍不是办法,应想方设法去找工作,力求自力更生。当时宜宾纸厂要扩建车站,开挖土石方,我们就积极去联系按当日完成工作量计价,每人每日可得人民币三元左右。当然劳动强度很大,体力差的同志就设法买架子车,搞短途运输。当然这不是长久之计,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只能这样维持生计。一面打工糊口,工余之暇就广交朋友,寻觅将来生路。宜宾除有重庆“反到底”派的朋友外,也有云南昭通“炮派”及贵州“4·11”派的朋友,这几派的观点是一致的,因此互通信息。我一直认为,宜宾王茂聚的独立王国不可能长久。大致在1969年底,即传闻中央召集四川两派首领在京开会,刘、张受到批判,王茂聚自杀,宜宾也非我们这些“牛鬼蛇神”的乐土。
张必勤和我结识了宜宾下游南广镇的一位大队支部书记陈季新,南广山上有个小煤窑,江津县在长江边上有个砖瓦厂急需煤炭,必勤从中牵线,双方签订了购煤合同,由南广山用人力把煤运到南广小河边,上木船出长江直达江津,南广山小煤窑到南广小河边估计十华里,一百斤煤的运价是贰角,我就从宜宾城内搬迁到南广山当运煤工人。每天至少上山下山五趟挣一元工资,聊以糊口,晚上就住在挖煤工人的仅能遮风雨的棚户里。吃饭主要是吃红苕,大米贵,粮票每斤四角,加上每斤大米一角多的价格就是五角多。运动量大自然食量大,一天至少得两斤大米,那将会入不敷出,红苕在南广山上的农户那里每斤才两分,一天吃十多斤红苕加上些小菜,一天花三四角钱,即能勉强度日。思想上自然浮想联翩:这就是社会主义?这就是1949年以前不少知识青年向往的“山那边,好地方”?文化大革命何时才是尽头?国家民族的出路何在?但最后总认为:存在的不一定合理,合理的必然会存在。受苦受难的绝非是我一个人,又何必杞人忧天,活着就是胜利。这场戏还没有到高潮,好看的还在后面。自信光明磊落,没有做任何亏心事,怕什么?终有出头之日。
在南广山挑煤虽然生活清苦,但很平静,没有多少恐惧感。当然这里也不是世外桃源,不能在此久住,未雨绸缪,须先找好退路。张必勤听云南昭通“炮派”的朋友说,贵州独立师对重庆“反到底”派受迫害的同志积极同情和支持,何妨前去看看。
于是张必勤同他的好友田学凯便前往贵阳。我留在宜宾南广山等他们的好消息。半个月后,由朋友带来的不是好消息而是噩耗:张、田二人在贵阳被公安部门拘留,要我赶赴贵阳设法营救。我立即动身,到贵阳后,才知道是一场误会。据贵阳印刷厂的同志告诉我:贵阳公安部门怀疑他们带有枪支,现已查明全属虚构,准备把他们礼送出境。第二天,我即去关押张必勤、田学凯处,趁他们放风时见了面,虽未交谈,使其知道我已来贵阳,他们则暗示不日即获得自由,将去遵义,相约在遵义工代会见面。
我去贵阳时,随身带有一百本毛泽东诗词解释,拟在贵阳销售,从中每本可赚取四五角差价,先向贵阳一印刷厂的负责同志询问:此书可否在贵阳市公开销售?回答说:“宣传毛主席的作品不至于有问题。”我便在离贵阳市公安局不远处的街边销售,贵阳市公安局有的同志觉得此书解释毛主席诗词通俗易懂,晓畅明白,还买了好几本带走,不到两小时我即全部销完。清点钞票之际,忽然一个军官来把我抓着,把我带到贵阳市公安局办公大楼的三楼办公室,这时忽有一人来找这位军官商量要事,这位军官把我塞进他办公室旁边的一间小屋,拿出纸笔,要我写出详细交待,我当时想这已落入虎穴,恐凶多吉少,思想一片模糊,逃跑已无可能,跳楼自杀,死得不明不白,更非所愿。想来想去,不如从派性出发,对其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看又如何?我估计这位军官是贵州独立师派驻贵阳公安局的军代表。当他接待完客人来问我交待写好没有,我立即回答说:“只字未写,请问阁下是否是独立师的同志?”他说:“我们人民解放军是统一的,你问我是否独立师的,是何意思?”我回答说:“对独立师的同志我特别信任,他们是非分明,观点正确。我愿向他们缕呈一切,否则只字不谈,生死早已置之度外。”这位军官立即和颜悦色地说:“你信任我,一切照实说好了。”我把1957年遭受的冤屈、文革中受到的迫害,向他说了近两个小时,他越听越感兴趣。刘若曾为我写的证明材料、四川省革筹嘱巴县公安局应给我平反昭雪的文件,我从内衣里扯出来请他一一过目。
他阅后连声说:“好人!好人!”并问我:“你在贵阳与哪些人接过头?”我回答说:“与贵阳印刷厂有过接触”,他立即电话通知贵阳印刷厂派人来接我。该厂也很快来了一位领导干部证实我事先曾去该厂征询过此书可否在贵阳销售。我临行时这位军官不但把所没收的全部售书款奉还,而且再三表示歉意!事隔多年,这位军官我不知其姓名,贵阳印刷厂的领导人我亦忘了姓名,但当时的经过情形,他们的声音笑貌至今历历在目,难以忘怀,如他们至今还健在,彼此能把晤言欢,谈及旧事,自有多少情趣!
我离开贵阳公安局后,在贵阳印刷厂住了一夜,即奔赴遵义与张必勤、田学凯见面,遵义工代会对我们热情接待。必勤、学凯他们与遵义工代会怎样接上头的呢?据说是由云南昭通“炮派”头目杨霞昌的介绍。但遵义也非久留之地,据必勤说,他曾遇见一位六十年代初“自然灾害”时期从四川江津县逃到贵州遵义专区金沙县的朋友,在那里已站稳脚跟,那里现在还缺乏劳力,他可以为我们寻找出卖劳力的工作,例如开山、打石头等等。问题是我们的形象一见而知是知识分子,要不了多久就会引起公检法部门的注意,也会带来麻烦。
商议的结果,必勤、学凯回四川看看风声,我去云南昭通找杨霞昌,看他有何办法。由一位新结识的云南“炮派”朋友(名字已记不起来,只记得姓林,年纪比我小)带路,我从遵义坐火车到六盘水市,再坐汽车到云贵接界处的威宁县,一个靠近昭通县的山脚下新建的接待上山下乡的知青点暂住下来。那里生活贫困,吃的全是包谷、洋芋。休整两天之后,同姓林的朋友一同去昭通,在昭通百货公司找着杨霞昌夫妇,可是他处境并不顺适,看来也爱莫能助,我也不能强人所难。
回到威宁知青点住了几天,左思右想只有回四川另想办法。由威宁到六盘水市大致两百华里,为了节约开支,天不亮即起床步行,沿途经过不少苗家山寨,虽然1949年这些地方已经“解放”,但仍极度贫穷落后,住房许多都是原始的几根木柱盖些茅草,很少见到有砖瓦房。老百姓衣不蔽体,一身破破烂烂,沿途未见一所学校、途中也无饭馆,据说这一带是贵州省最落后的地方。我背了一些煮熟的洋芋边走边吃,傍晚时分就到水城,几条破烂的小街也不热闹。在火车站坐了一个通宵,次日一早混上到贵阳的火车,然后回到四川宜宾南广山煤矿。第二天即听说,田学凯刚到重庆两路口铁路局宿舍家里(田的妻子李世珍是铁路局干部),他妻子正出门买菜准备为他做饭,即被早埋伏好的公安人员抓获。张必勤在南广山煤矿,也因他的同事出卖被押回重庆。
听到这些恶劣消息,思想上自然引起极大震动。但我意志坚定,认为这样的日子不会长久,一定得活下去,活着就是胜利。能不被抓着当然好,万一被抓着也不能灰心丧气,只要活着早晚都有出头之日,事已至此着急无用,不如想开些。当时我身上积蓄了近四百元,一月的生活费不过三十元,至少可坚持在外流浪一年,因此就不像前段时间那样拼命打工挣钱。唯一的希望是找个安身之处等待局势的变化。多数人心怀怨气,无是非、无公理,这样的社会岂能长久?我坚信早晚都要发生变化。在南广久住不是办法,不如游走于宜宾、内江、资中、资阳等专县之间。资阳地质部第二普查大队的田绍祥对我很信任,也就常去他那里住上十天半月,出外吃饭碰上了卖粮票的就买了一二百斤(当时粮票很紧张,上饭馆吃饭,甚至买糕点都得付粮票),被市管会发觉,一番盘根问底后,把我送到老家巴县的监狱关押。绍祥受到牵累,住处被查抄,但他毫无怨言,反而对我更加关切,至今仍极友好。

十七、在巴县的黑牢生活

那时,重庆是“8·15”派掌权,对参加“反到底”派组织及持“反到底”派观点的严厉打击迫害。对上层人物,在重庆大学举办学习班,组织一批打手进行批斗;下层人物不少被投入监牢。但囚室有限,难以容纳,就在巴县成立一个集训队,监牢还有一套固定的管理规则,不能随意乱来;而在集训队,管理人员就可为所欲为。例如,囚粮在正规监狱有一定标准,不能任意克扣,而集训队就无章可循,主管就可胡作非为,想克扣就克扣。从各区乡抽调一批民兵来站岗放哨,这些人多数是游手好闲的二流子,无文化、无人性,在他们身上只体现出兽性,是恶棍豢养的鹰犬,一切听从主子使唤。本来只要是人,无论文化高低总该有点人性,但在“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犯罪”这些歪理邪说蛊惑之下,他们就一脸凶相,开口全是脏话、一身全是兽性,人性完全泯灭。他们堕落到这个地步,全不自知,还不时显露出一副自以为是的“英雄气概”,指挥这群鹰犬的干部其实也一样可恶和可怜!为求一家、一己、一时的生存和快意,不问是非曲直,主子说黑就是黑、说白就是白,邀功取宠,不念民瘼!
集训队设在以前地主豪绅李赢庭为了防土匪全部用石头作围墙的碉堡里,号称“石房子”,关押的人员五花八门,绝大多数是不安心于衣村的贫困生活,外出谋生,被遣返的;有的是出外谋生找了点小钱,自动回家后,村、乡干部出于怨恨,硬说有违法行为,但又拿不出任何真凭实据,送来审查的。黑话叫“弄来泡起”,一“泡”就是三月、五月至一年、两年,“泡”得你皮包骨头、求生不得、求死亦不得。不少人就因此精神枯萎,命丧黄泉。
一两百人关在一间大屋子里,吃饭、睡觉、大便、小便都在一处,臭气冲天,别说洗澡,就是洗脸、洗手都没有条件。一天两餐,一次是上午九点,一次是下午四点。到时候放出牢门,在院坝内依次排队走到一个木桶面前,炊事员给一勺煮熟的包谷米,据说是四两干包谷。不可能一一过秤,炊事员是随手给的,自然有多有少,每一粒包谷都维系着我的生命,就一粒一粒地数着慢慢咽下,多的时候,有九百来粒,少的时候只有六百多粒,一般是七百多粒。吃肉完全是梦想,至于蔬菜就像一般农家中喂猪的饲料,煮熟加点盐,一人一瓢。晚上睡觉没有被子,有的难友家中送来被子,要想共用就得给人好处,一般是半碗包谷,等于拿维系生命的包谷去讨点温暖。幸好贾清汉难友家里给他送来了被子,他主动要我与他共用,不要任何代价。贾是国民党军官,起义后安排在巴县木洞区当小学教师。文化大革命中既未乱说、又未乱动,对“反到底”派受到“8·15”派的欺压说了几句公道话,就以他是“伪军官”为由,对其打击迫害。在牢房里我和他常常相互鼓励,不要灰心丧气,活着就是胜利。他年纪比我大好几岁,大致是旧制高中学生,后来考上国民党的军官学校,毕业后即到抗日前线,为民族存亡浴血奋斗,谁料今天竟成了罪过。1972年中央解决四川问题的14号文件下达,我出狱后,他不久也出狱回到巴县木洞区,是否恢复工作不得而知。我曾写信给他,想上门感谢他在狱中对我的关照。他回信说:气候不好,我们见面还可能有麻烦,因此作罢。至今,我还不时想起他不向邪恶屈服、耿直洒脱的气概。
巴县政府拿不出丝毫我违法犯罪的事实,也无法对我审讯。常常有外调人员来找我证明某某人说了什么话、做了什么事,一谈话就明白是在整人的黑材料。有的来调查的人态度横蛮,一定要我照他的意思写材料,我严辞拒绝。他们的套路不外乎先是利诱:“你揭发了他人,就是靠拢党和政府,有立功表现,你就可以很快获得自由。”利诱不成,接着就是威逼:“拒不检举揭发,死路一条,要对你重判严惩。”有时甚至叫喊:“你顽抗到底,要给你先带上刑具。”我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管你给我带何刑具,同时我也明白外调人员根本无权给我带刑具,是说来吓唬人的。我自己心中有底,我从未干过任何违法的事,要想栽赃陷害,总得有事实作根据,捕风捉影总得有个影子。当然他们可以不讲事实,完全胡作非为,那就听天由命了!
当时全国外调人员满天飞,这一派为了整倒另一派,不知派出多少人外出调查、搜集对方材料,浪费多少人力物力!我估计巴县公检法只能把我黑关押,无法对我定罪判刑。每天给你几两囚粮,让你勉强维持生命,使你求死不得、求生不能,不少人在这样黑关押中没有多久就一命呜呼。我时时鼓励自己必须坚强起来,虽然身体一天一天地垮下去,但精神上从未萎靡不振,人云:“天快亮更黑暗,坐牢是常事。”天必然会亮,黑夜漫漫,何时天亮无法估计、无法预测,只有在思想上坚强起来,忍耐!等待!再忍耐!再等待!
这里常常是人来人往,今天出去十个、八个,有的回家,有的升格到正规的监狱;又进来十个、八个或三个、五个,进来的人多数是在农村无故受到当权者的欺压,被迫出外谋生,有的是被本地发觉派人去抓回来,有的是被外地遣送回来,共同关押到一间大牢房里。虽然有不许交谈的监规,但也形同虚设。我经常听来人讲他们自身的故事。有个姓文的,名字记不得了,他家庭是小地主,他父亲从小在重庆一家商铺当学徒,1949年听说共产党要打到西南,怕城里发生巷战,不安全,将一生积蓄在农村买了几十亩土地。全家搬到农村,这就成了地主。他土改时不到十岁,也就成剥削阶级出身的狗崽子,小学毕业成绩优异,却不能升中学。在农村受尽欺凌,被迫外流,先是到湖北作苦力,据他说:“湖北沿江一带的农民住房,因地势低洼,在洪水季节有遭淹没的危险。要建房必须把地基升高,这就需要大量劳力来填土砌石。一到枯水季节,川东一带的农民就跑到湖北出卖苦力,一般是计件工资,累死累活一天可挣到一元左右,工钱多少事小,感到有做人的尊严,不受歧视是最主要的,外地人也不知道我出身不好,是狗崽子,精神上没有压力。”我问他:“你又没有干违法的事,为何把你弄到这里来关押?”他反问我:“你干了什么违法的事?这叫有理说不清。”有的是来自新疆,那里在收棉花和农忙时候缺乏劳力,河南及四川不少人就跑去出卖劳力,因为去的时候未得当地政府同意,回家后怀疑在外干了坏事,也送来关押审查。这些人为求生存,离乡背井去出卖劳力,无丝毫违法犯罪的证据,莫名其妙地就弄来蹲大牢,公道何在?公理何存?
当然也有一些在外搞诈骗的,特别是卖假药,黑话叫“跳汉”。先三五人结成团伙,选择好对象,估计对方身上有现金,然后找人去与其接近攀谈。例如选准的对象A,B便与A接近攀谈,C与B本是同伙,假装从不相识,C去找B搭话,谈从云南回来带有几斤珍贵药材“三七”想出售,B接过“三七”反复斟酌,然后说这是不容易购得的好货,D在旁也挤上前来要争着购买,并说这药物的效力如何神奇,A见状动心,便掏钱购买,其实这并非真正的“三七”,而是与“三七”形状相似的“文曲”,价格便宜,在一般中药铺即可买得。很多高明的人常常因此受骗上当,这种骗术至今还较为流行。我听他们自行坦白后,问他们内心有何想法,他们回答得很干脆:“整个社会就是个瞒和骗;我们没有偷和抢,这也没有什么丢人的。”他们也知道诈骗的数额不大,定不了罪。这些人聪明绝顶,如果把他们引入正途,对社会将作出有益贡献,把他们向下推,对社会的危害则很难预测。他们知道自己并非政治问题,关押不了多久,他们与政治犯待遇不同,是可以出去劳动,特别是可以在外买到食品,不至于饿得发慌。有几次我趁管理员不注意,混入他们的行列出外挑东西,买了两个馒头,刚拿到手里,被管理员发现就来抢夺,我拼命地塞进嘴里,便向我一脚踢来、一拳打来。我简直未想到这些人真禽兽不如,是那样残忍,但咽下馒头的快感胜过挨打的疼痛,仇恨只能埋在心里,在枪杆子底下,可奈他何!
不知是何原因,后来忽然把全部关押人员用几辆大卡车送到离渔洞镇三十公里的跳石乡新盖的监狱,那是砖混结构的两层楼房,每个小间关押十人左右,一天仍然是两餐煮熟的包谷子,蔬菜就比在石房子时少得多。在这里关押上一个月就瘦骨嶙峋,说话也有气无力。管理员忽然头脑发热,据说也是奉上级指示,要加强在押人员的思想教育,每天上午必须学习党报,读报的任务自然就落在我头上。当时中苏交恶,《人民日报》发表了不少声讨苏联修正主义的文章,其中有篇社论说:苏联国内“爱国有罪,冤狱遍于国中;卖国有赏,叛徒弹冠相庆。”我觉得这两句话写得好,反复念了几遍。狱吏也在场听着,当时没有发声。过了一会,忽然把我叫到牢门口大骂:“你狗胆包天,敢于借党报的社论来进行煽动!”我反驳说:“是你安排我读报,我照本宣科,怎么是煽动?”对方恶狠狠地说:“你反动透顶,等着有好果子吃!”几个狱吏在一旁商议,他们说得很大声,我在牢门口也隐约能听见,有的主张给我带刑具,有的则认为无此必要,何况带上刑具也不能封着嘴巴,最好是关单间,使其独处一室,无法与人说话,精神上予以最大的折磨。于是把我一人关在一间牢房里,除了领包谷饭,见不到一个人影,所谓徒刑,这才是真正的“秃刑”,一切是光秃秃的,除了四面墙壁上面的天花板,下面的地板外听不到人声,见不到人影,没有被褥,也没有一根垫地板的稻草,只有身上披着的一件烂棉衣。
我就整天整夜地练习盘腿打坐默念“南无观世音菩萨”,把一切置之度外,管他生生死死、是是非非。时光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流逝,我的精神似乎还健旺起来。狱吏们不时到牢门口来看我在干什么,或者对我喝斥几声,我也一笑置之。像这样关单间的日子过了四十多天,忽然送来了一大批“流窜犯”。我不能独享一间牢房,徒刑的日子也自然结束。
在跳石监狱住了几个月后,又忽然用卡车把全体在押人员送回渔洞镇的老地方“石房子”,一两百人关在一间大牢房,时间大致在1971年的上半年。那段时间,来来去去的人非常频繁,今天收进来几十个,明天又由各区、乡领走几十个。
一天从贵州送来几十个“流窜犯”,其中有个姓覃的小伙子,二十岁左右,他老家在接龙区石龙乡,说起来和我还有点亲戚关系。他小学毕业因为家庭是地主不许升学,也无钱读书,在农村哪怕老实干活也常常无故受人歧视,抬不起头来,就出外卖劳力,并很快学好了木工技术,在贵州遵义、桐梓一带做活维持生计,既能绘图修房造屋,又能做很精细美观的家具,因此雇请的人很多。他说:“只要有劳力,有点技术,在外也能生活,四川人去贵州干活的很多。贵州有些偏僻山区的家长不愿把孩子送到政府办的小学读书,几家人联合起来要请人教《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这些古董,这样的老师还不好找,你老兄如果能去,肯定是有人请的。”我听后觉得中国之大真是无奇不有。我问他是怎么被送进来关押的。他说:“区里和乡里有些人对我有成见,总怀疑我在外面干了坏事,又毫无根据,就把我送来‘泡’起,心中无冷病,不怕吃凉药,看他们能把我怎样!我相信不几天就会放出去的。外面的广阔天地,确实大有作为,只要能活着怕什么!”他对我很尊重,每天他出去劳动都冒着危险暗中给我带几个馒头回来。在黑牢里、在死亡线上的挣扎中,一口饭、一点食物的价值,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他还为我设计出狱后如何在外谋生的方案,例如到贵州山区去教《三字经》或他去想办法承包工程,我去跟他当记账员、保管员。果然不久他就得以释放。打倒“四人帮”我出狱平反后,先在江北县二中任教,即介绍他到该校校办厂工作。后来他回老家石龙乡白手起家,兴办了几个企业。可惜不幸得病早逝。农村地主、富农出身的子弟像这种吃苦耐劳又聪明能干的不乏其人,但在当时不合理的政策之下,不知埋没了多少人才。
从1970年初被黑关押以来,已经两年多了,身体大不如前,看来是想把我活活整死,我坚决不死,一定得活下去。《红岩》小说中渲染国民党对被关押的共产党员刑讯逼供,坐老虎凳,从十个手指头上钉进竹签,惨无人道。后来烈士纪念馆的工作人员经详细考证,又说是小说虚构,并无其事。无论是真是假,不用评论;即使属实,受刑者也不过是一时的痛苦,死也死得痛快。现在不让你吃饱,一天给你一点包谷子吊命,使你长期痛苦难忍、生命一天天地枯萎,直至死亡。其残忍比坐老虎凳、钉竹签子超过百倍,有人说饥饿是对生命慢性的扑杀,枪毙是一瞬间快速的死亡,虽恐怖但不痛苦。而饥饿之痛苦使你时时刻刻在肝肠断裂中挣扎。其残忍、其痛苦非言可表。常常听到难友哀叹只要给我吃一餐饱饭,马上枪毙我都愿意。生命诚可贵,粮食价更高;若能吃饱肚,生命宁可抛。面对这悲惨的人生,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唯一的办法只有坚定信念与死亡作斗争。常常想到受迫害的绝不止我一人。这样的社会,岂能不发生变化……
没过多久,从新进入牢门人的口中,知道了“九一三”事件林彪外逃死亡的信息,接着又听说“五七一工程纪要”在全民中传达。在我思想上引起翻天覆地的震动,对毛泽东的认识、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不能不作深刻的反思。在牢房里不可能见到有关资料,仅仅是新进牢门的人的口头传说,真实情况究竟如何无从证实。但狱吏们也知道牢房内的议论未加追究,偶尔也听到一些狱吏相互谈论,看来林彪外逃坠机事件是千真万确的,上层有如此重大的变化,早晚都会影响到基层,说不定给我出狱带来希望。过了许久,仍无任何动静,思想上烦躁起来,想越狱逃跑,但身体已很虚弱,无力逃跑。又想何必去自行找死,已经坐了两年多黑牢,很可能有个结果。
大致是在1972年的4月份忽然将我升格,关进巴县看守所,我以为要对我开庭审判,因此在思想上准备好庭审中的辩护辞,要义正词严,当庭把他们说得哑口无言、体无完肤。可仍然是不问不审,依旧黑关押。同牢的有个快六十岁的老头。他是因为拒不参加农村合作社,坚持单干,他的理由是你共产党的政策说得清清楚楚,入社要自愿,我不愿入社并不犯法,更不犯罪。可是那年头哪有道理可讲,把他无故送进监牢已经好几次了,现在是第四次。他前年上北京告状,回来后区政府就送他来关押,也是不问不审。我进一步明白对农民尚且如此,何况我是“阶级敌人”。
可没有几天,大致是1972年5月上旬的一个下午,狱吏忽然叫我收拾行李回家。我提出:关押我这样长的时间,究竟因为何事?审查的结论如何?应有书面手续,不能这样不明不白的就了事。狱吏只说是上级决定,他也无法说清。与其争论毫无意义,只好各自上路。
我已无家可归,又该走向何方?忽然想起我胞姐张秀莲在重庆两路口第一工人医院任统计师,投奔她处看又如何?从巴县渔洞镇到李家沱过长江,到两路口,坐车无钱,走路又十分困难,到她家已傍晚时分。全家看我骨瘦如柴,已脱人形,几乎不能辨认,不胜惊异。骨肉情深,自然把我留下。

十八、出狱后的凄风苦雨

在我姐姐家住了近三个月,身体逐渐康复。不少朋友知我出狱,也前来看望,给我送钱送粮票,特别是资阳地质部第二普查大队的田绍祥,他已由资阳调到重庆工作,住在大坪石油路。常来我姐姐家看望,对我百般鼓励。田学凯、张必勤已先后出狱回到原单位,仍常相过从。张天午1972年下半年出狱,因身体极度虚弱,赓即到重庆临江门第一中医院抢救,不久便恢复了健康。劫后余生,彼此相见时的快感,非三言两语所能道尽。最值得一谈的是:大家都受到狱吏们的威逼利诱,想尽各种办法,要我们彼此乱撕咬、乱攀扯。我们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绝不诬陷任何人。要通过这种政治上大是大非的考验,不少人口头上说起来容易,真正到了生死关头能咬紧牙关挺过来绝非易事,天午、必勤、学凯、绍祥等同志是经过生死考验的真人,不是徒具人形的假人。他们出狱后可以回原单位,我无单位可回,又该走向何方?回到巴县接龙区,与区、乡当权派对立情绪难以消除,幸而从监狱活着出来,说不定哪一天又被他们无故弄去黑关。我妻虽在巴县接龙区小学工作,但我是农民,她住在学校,也无共同居所。
这里要谈一下我和妻子的关系:1945年我在南泉小学当代课老师,她和我同事。南泉小学校长帅行宜是国民党员,说我是“异党分子”。她得知后曾来给我报过信,因此与她常有联系。她家里是商人,父辈三兄弟。她父亲是老大,她母亲不知何故离家杳无音讯,她父亲不久也病故,她便成了孤儿,全靠她二姑母把她带大。她二姑母结婚后,丈夫和所生儿子都先后去世,便回娘家来主持家务,对她视若己出,百般爱护,送其读书上学。高中毕业后便当小学教员。她二姑母认为我是大家庭,姊妹弟兄众多,将来难以相处,不同意她和我来往,因此我考上川大去成都后便失去联系。五十年代初院系调整,我由成都到重庆西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同学中有人得知她在重庆南岸罗家坝小学工作,我们同班的几个同学到重庆名胜南泉郊游,要经过该校,我顺便去探访。因系旧识,经过一段时间沟通后,由组织批准结婚。我到西安工作后,她也调到西安(任小学教师)。我被劳教后,她曾提出离婚,劳教队的干部给她去信说我在劳教队表现好,很快会解除劳教,她也未再提此事。1962年我解除劳教后到巴县接龙区当民办教师,正式请求组织调她回川。正好巴县接龙区有位教师愿去陕西工作,因此就对调到巴县接龙区小学工作。文革初期我被批斗,她正式向法院提出离婚。法庭开庭审理后未作判决。我去西安找到过去处理我的负责人刘若曾,书面承认对我的处理是错误的。她知道后对我表示同情;文革中又是同一观点,她是巴县“反到底”派教师派住重庆“反到底”派总部的工作人员,自然冰释前嫌。我被迫亡命在外,她也设法对我经济上有过接济。我关在巴县集训队时,她也被弄在什么学习班交待审查。我出狱后住在我姐姐家,她也未来看我。不久我发现我姐姐给她回信的底稿,我姐姐写道:“你要提出离婚,我也无话可说,你确实受了不少拖累。”可姐姐未对我明说。又过了一两个月,她到重庆我表姐杨乾凤家作客,杨劝她说:“和光经过严格审查,如有问题怎么会这样轻松出来,困难已经过去,你也是知命之年,何必自找麻烦。”在亲友的劝说下,她才到我姐姐家来与我见面和好。但当时她因病长期病休,寄住在重庆清华中学她姑父王振华家里,我也不能去那里同住,我必须得在外寻求生路,找个落脚之处。有朋友介绍我去资阳墨池坝火车站挑河沙上车,每天可挣三至五元。我欣然前往,在那里劳动不到三天,有人说我不像个下苦力的,公安员要来审查,其实审查也无所谓,就怕不讲理,先把人弄去黑关押,“好汉不吃眼前亏”,又只得回到重庆。
经朋友介绍,我认识了重庆江北区三钢厂的工人万太君,他原是重庆北碚区农民。他胞兄在家务农,生产队有人说他偷集体的红苕,他胞兄想不开便上吊自杀,万太君得知后束手无策,我即陪他去北碚找该乡乡政府讲道理,阶级弟兄无故被人诬陷,被迫自杀,应查明事实,追究责任。乡长出面接待,当场承认死者生前无劣迹、偷集体的红苕无根无据,应清查造谣者,追究一切责任。我将乡长的话一一记录,并请其过目签字、加盖公章,我认为已掌握事实证据,再谈已无意义,只得听候处理,今后会有结果,就起身告辞。万对此事结果很满意,对我十分感谢,就留我暂住在他家里,他愿为我想办法找出路和找栖身之处。
当时因闹派性,三钢厂不少干部、工人受到打击迫害,要求伸雪,急需人为他们写申诉材料。经万太君介绍,我就无偿地为这些人服务。今天这家来请、明天那家来请,我虽然不要报酬,但请吃饭是必然的。我从中知道在产业工人队伍中也非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单纯,虽然政府对他们的待遇比农民好得多。当了国营大厂的工人,生养死葬全部由国家承担,但他们也清楚所谓工人阶级领导一切是骗人的鬼话,工会的一切活动都受党委控制,党领导一切才是真的。与其说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不如说党是既得利益集团的先锋队。有位老工人说:“我拼命干活,因为我不是党员,成绩都归之于党了,我又何必呢。我大错误不犯,小错误不断,工资照常拿,总不能断我生路、开除出厂。”抱这种态度的人,数量不少。
文革中工人也有两派,相互指鼻子戳眼睛天天打派仗。在“清理阶级队伍”中,掌权的一派就千方百计找对立面的漏眼,无限上纲上线。有位出身破落地主家庭的工人叫陈炳仁,平时工作表现很好,就因文革中与掌权的不是同一观点,仅因同大伙闲谈中说笑话,就被判刑五年。事情本来很清楚,工余之暇一群工人围成一圈闲聊,有人说乾隆皇帝过八十大寿,群臣纷纷送礼祝贺,事后乾隆皇帝叫登记贺礼的官员呈上礼簿看谁送了什么东西,其中乾隆的干儿子送的是“万寿无疆”,乾隆问这是件什么礼物?负责登记贺礼的官员回答说:是皇上的干儿子送的具高档棺材俗称寿木,因此就写个“万寿无疆”。大伙听了大笑不止,陈也是听众,笑得特别厉害。第二天忽然开批判大会,主席台上传出把侮辱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现行反革命陈炳仁押上台来示众。对陈批斗后判刑五年,念其平时工作较好,不收监执行,予以缓刑,交群众管制。陈把《判决书》给我看,上面写道:“该犯出身地主,思想极为反动,一贯仇恨党和政府,其罪行被揭发后拒不认罪,故从严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念其平时工作表现较好,予以缓刑交群众管制。”这份一审法院的判决书,空洞无物,可以安在任何一个家庭出身不好的人身上。那时也无法可依,判轻判重,全凭当权者的主观意志,类似情况比比皆是。国家由这样的政权统治,老百姓只得受尽煎熬。
我在为别人申诉昭雪,我胞弟张和龙在1968年无故被人打死,为何不去过问?其余的亲人,他们一方面是工作缠身,一方面怕被人说成是为坏人翻案,给自己找麻烦,这也情有可原。我已经沦为贱民,无所顾忌,不如前去打头阵。首先去找中梁山47中的领导陈述此事,他们答应向九龙坡区教育局反映,一定要给家属作答复。初步打开了缺口,立即通知弟兄姊妹们都来重庆共同为解决此事出谋献策。母亲当时在南川老家农村,还不能让她老人家知道和龙惨死,只有以后慢慢给老人家做工作。47中校长是地下党员,为人还较正派,但他作不了主,事事得请示九龙坡区教育局。在谈判中,我坚持几条原则:第一,死者无任何过错,必须严惩凶手,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第二,应补发克扣的工资,并赔偿一切损失;第三,在政治上必须为死者昭雪。与对方多次谈判,他们把一切归之于当时的大气候,最不能令人容忍的是明明是被暴徒打死,却硬说是正常死亡。最后九龙坡区教育局长向学渊不得不亮出王牌:中央文革有文件规定:凡是“文革”中无故被斗死的、打死的、被逼自杀的,统统定性为正常死亡。我不禁眼睛一亮:这就是一贯伟大、光荣、正确的共产党的政策?这就是所谓的实事求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与这些人纠缠没有意义。上面都这样不讲道理,下面的走卒就是有良心的也莫可奈何。经济上初步算清之后,政治上的问题只有留到以后再说。
那时我惦记着母亲已七十岁的老人,失去劳力,一人在农村孤苦伶仃,费尽千辛万苦把十个子女养大成人,晚年竟孤身一人悲惨凄切,今后谁还养儿育女?人类何以承续?我本身都无家可归,只得与和高弟商量,把母亲接到云南他工作的单位,和高欣然同意。我即回南川老家接母亲。她老人家天天倚门而望,急于想见亲人,费尽精力,步行六十华里,由大观镇老家到南川县城等我的到来。南川县城的几处老亲戚对她老人家都十分尊敬,还怀念我母亲过去对他们的关爱,世间自有真情在,哪怕共产党常常宣传地主阶级是残酷凶狠,可事实胜于雄辩,不少人从其切身体会,觉得宣传归宣传,事实归事实。傍晚时分,我在南川城南一个姓娄的农民家里见到母亲,我首先向主人感谢他对我母亲的关照。我话音未落,他就历数他家以前在困难时候我母亲是如何对他家帮助。我笑他:“立场不稳,觉悟不高。至今还分不清敌我界限。”他回答得很有意思:“我不讲立场,我只讲良心。”
当天晚上我和这位农民亲戚谈了许久,然后才同母亲说和高要接她到云南奉养,她自然欣喜不已。和龙无故被打死的事还不敢对她明说。第二天我同母亲乘车到重庆。和高即托他的同事趁返云南之便陪母亲到昆明。弟媳郑华容对母亲十分孝敬。我母亲是极勤劳的人,白天儿子、媳妇上班,她料理家务,照看孙儿,晚上儿孙绕膝围炉夜话,终于过上正常人的生活。过去说多子多福。假如只有我一个不肖儿子,母亲的晚年不就很悲惨吗?我平反后回到政法学院不久,母亲即生病逝世,乌私未遂,抱憾不已!
把母亲安顿之后,不能不考虑自己如何生存的问题。许多朋友都建议我把户口从巴县农村迁到江北县人和场农村:第一、户口迁移,农村迁农村无障碍;第二、江北县行政管辖属永川专区,当权的属“反到底”派,在政治上不会受歧视;第三、与重庆市江北区只隔一条公路,与朋友交往方便,谋生的门路宽阔。万太君尽一切努力与江北县人和乡的当权派联系,对方提出的条件是必须为乡政府联系买一台40千瓦的电动机,作为抽水灌田之用,方可入户。那时各样物资紧缺,以汽车、钢材以及电动机作为人事安排的交换条件比比皆是,许多下乡知青如果能为乡或县介绍买上一台汽车,即可变成吃皇粮的干部,我一农村贱民,哪有这种关系?可天无绝人之路,一天,碰上中梁山煤矿“反到底”派的头头,外号“蒋司令”,对我极为友好和同情,得知此事后,立即带我去找中梁山电机制造厂的“反到底”派的同志,请他们在一周之内赶制一台40千瓦的电动机,送交江北县人和公社,大伙慨然允诺。“得道多助”,我至今仍怀念大伙对我的隆情厚谊。
在人和落户之后,乡政府将1958年“大跃进”时盲目上马修建的厂房而今弃置未用的给我一部分。自己雇人稍加整理,总算有个栖身之处,倦鸟归林,终于有个窝了。我妻也从她姑妈家迁来同住,周围的乡亲们对我也十分友好。我深知农村的情况,像我这种政治贱民,如果不恢复我无罪身份,恐怕早晚又要出事。
我很感谢重庆师范大学数学系唐以荣教授,他上世纪三十年代入党,一直从事教育工作。在专业上有较深造诣,为同行所尊崇,在为人上正直热情、扶危济困、侠肝义胆。在我所接触的中共党员中他是第一个令人敬佩的。以前我和他无交往,仅在文革中见过几次面,并无深交。1972年我从巴县监狱出狱后,他即邀我去他家作客,热情接待。他问我:“刘若曾书面承认把你搞错了,这个材料在哪里?”我回答说:“被巴县公安部门强行搜走了。”他即与刘若曾所在单位党委去信,要刘证实:是刘自愿写的,还是我伪造的?刘只得回信承认是其自愿写的,他拿着刘的回信四处宣传我是受冤枉的好人,并去江北县找宣传部长王俊、卫生局长涂兆兴,要他们对我加以保护,不能无故对我欺侮。在江北人和场农村那几年确也平静,群众说我是“老知青”。人和场离重庆市中区不过几公里,那里老百姓的生活比巴县接龙区还悲惨,土地少、人口多,人均不到五分地,一个劳动日才值三角钱。农民种点蔬菜进城销售,常常被市管部门干预,赶得鸡飞狗跳。想到附近的工厂或企事业单位出卖劳力,因是农村人口,还无资格。只有去车站码头为过往旅客搬运行李,下苦力挣点血汗钱,或冒险去搞些短途贩运,例如到离城较远的偏僻地区收买些农副产品到城内销售赚点差价,费尽千辛万苦挣点钱用高价去买了粮票,还不能到粮站买粮,必须有城镇居民的购粮本。我常常为附近的农民弟兄找重庆市内的亲友借购粮本来为他们买粮食。居民的购粮本上面载明购粮数额,如超额太多也会引起许多麻烦,如追查粮票来源等等。那时老百姓求生之困难,简直令人发指。
我常独自思量:中央就那样官僚主义,对下面的实际情形就全然不知?明明是政策错误,为什么要一错到底?各级干部中难道就没有一个明白人敢于站出来说真话?诚如鲁迅所说:“沉默啊,沉默!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我是个平庸之辈,只不过爱对这些问题进行思考,也无什么真知灼见,但相信早晚都会起变化,所谓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是绝对真理。中国问题的解决恐怕在毛去世以后,从报纸上看毛接见外宾的照片,哪怕经过精细加工,神色已大非昔比,我当时的真实思想确实是希望毛早日离开人世。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知识界基本上是一面倒,认为马、列、毛的政治主张是救世救民的绝对真理,加以1949年中共建政后对人们的思想改造,强制灌输,因此在人们思想上形成定势,一时难以转弯,即使见到许多谬误之处,也认为“经”是好的,只不过歪嘴和尚把经念歪了,很少怀疑那“经”本身。那时候无书可读,也不便与人交流讨论。常常从自己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经历的各种事实来反复考虑,也找些历史典籍来翻阅,白天整天出工也无时间读书。后来我就想办法,天刚亮就去三钢厂宿舍收粪便,粪桶放在宿舍走廊上(那时工人宿舍无抽水马桶,都用陶瓷粪罐),万太君的爱人荆德秀帮助我去把各家各户的粪罐收来倒满一担后,我便挑着回生产队,只需三个小时即完成全天工作量,得十个工分。下午、晚上的时间即可自由支配,读书或与人聊天。后来我觉得要避免麻烦荆德秀,便买辆自行车,在后面加两个木桶,为生产队进城拉饲料。仍然是天亮便骑车进城,最迟上午十点即完成任务,其余的时间即可自由支配。那时无电视更无电脑,也不许收听外台,只能翻翻旧书籍或从报纸的夹缝中去胡猜乱想。许多受打击迫害的同志也常来我家闲聊。张天午出狱回原单位后,綦江县委的个别领导人仍把他弄来批斗,他到重庆找当年地下斗争时的战友、现任重庆市副市长刘隆华反映,却被推诿不理,世态炎凉令人不寒而栗。我即邀他来与我同住,避免与对方直接冲突,坚信真理必然会战胜邪恶,一定得有忍性耐性。
农村中忽然添了一位生人,必然引起周围的人猜疑,正好天午兄地下党时期的老战友余致力,中共建政即任江北县长,现任地委财贸部长,来江北县人和场视察工作,与天午和我在人和街上相逢,并在饭店招待我们,大队支部书记、生产队长等人知道后便主动来找我拉家常,我说:“天午兄是你们老县长的好友,因病在我家调养,离城近看病方便。”他们不但未来找麻烦,还不时上门问寒问暖,我也就敢于接待八方来客。除天午兄常在我家外,其余有不少在政治上受到打击迫害的老同志都常来我家作客闲聊。有的是天午兄地下党时期的战友,有的是我的新旧相识,大家都知道我一贫如洗,他们出钱、出粮票,我出劳力,酒醉饭饱之后纵谈天下大事,思想上无拘无束确实痛快。但大家都认识不深,在一切封闭的情况下,无比较、无鉴别,总认为“经”是好的,不过歪嘴和尚把“经”念歪了,毛泽东是好的,不过受群小包围。我常常大胆提出些问题:例如马列主义是否绝对真理?毛泽东思想已经是马列主义的顶峰,今后就用不着发展进步?大家都认为我偏激。文化大革命颠倒了是非,社会乱了套,这样的日子不会长久,这一点大家都有共识。毛泽东的日子不长了,他见上帝后必然有个大变化,这一看法大家也是相同的。我们不要轻举妄动,船快靠岸了,常常会出问题。要忍耐,再忍耐,多的时间都熬过来了,何必急于一时?
1976年1月周恩来去世,4月份清明节,北京天安门广场群众纪念周恩来遭到镇压,“山雨欲来风满楼”,看来毛氏王朝的日子不远了。当时社会上流传周恩来的遗嘱,政法部门奉上级指示要追查来源,也查到我头上。我估计这也出不了多大问题,基层干部为我多方开脱,说是在进城途中拾得的传单,又未传播。追查的人也走走过场,不了了之。没有多久,毛泽东一命呜呼。接着“四人帮”倒台。我很快就顺应拨乱反正的历史潮流,走出了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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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乱世】

林园“10·27”事件亲历记

卢延书

作者简介:卢延书,重庆市渝中区人,曾是解放军重庆通信兵工程学院警卫连战士、学院俱乐部电影放映员,后曾任重庆留真照相馆党总支书记,小洞天集团公司副总经理,渝中区人大代表。现已退休。

1961年,我从重庆留真照相馆参军,先到成都军区泸州干校警卫排当战士。两个月后,泸州干校整建制迁往重庆歌乐山上的林园(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的官邸所在地),与解放军西安通信学院雷达工程系及福州军区守备第九师机关一道,组建后来的重庆通信学院(当时名为雷达工程学院)。我成了学院警卫连(也称勤务连)的一名战士。由于有摄影的一技之长,学院政治部把我从连队调到俱乐部工作,任电影放映员兼摄影师,在部队“超期服役”至1968年才结束军旅生涯。其间经历的一件事,成为我永远难忘的记忆,也为重庆的军队院校发展史和文革史留下了曲折的一笔。

事件背景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军队院校与地方院校一样,也开展了“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此时雷达工程学院已更名为通信兵工程学院(对外一般只称代号“总字412部队”)。穿军装的学员和教职员工也分成了两派。
学院对立的两派大致是这样构成的:以大部分学员为主体的红色造反团(简称“红造”),最先造反,战斗力极强,破“四旧”,斗“走资派”,搞打砸抢,参与武斗,介入社会后,成为八一五派中的一员。与之相对立的,是以学院各院、部、系的管理干部以及所属的士兵、工人及车队、后勤人员为主的红旗造反团(简称“红旗”),则反感打砸抢,反对恶整老干部,与“红造”水火不容,介入社会后,自然就站到了与“红造”所在的八一五派相对立的反到底派一边。1967年“一月风暴”夺权时,“红造”也曾宣布夺得学院的“党政财文大权”,对“红旗”形成压倒性优势,但这一夺权没有得到上级的认可。面临必须成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的要求,学院多数中层干部及学院领导态度都倾向于“红旗”。警卫连因为在执行警卫任务中经常与横冲直撞的“红造”发生矛盾,态度自然就偏向于“红旗”一边。在1967年武斗开始后又被“红造”抢夺过武器,还打伤了人。
那时,在江青“文攻武卫”口号的煽动下,重庆两大派的武斗迅速升级,棍棒、钢钎已不能满足需要,两派都纷纷开始搞枪,有的打开自己一派控制的军工厂成品仓库,有的则强抢解放军手中的枪支弹药。这类传闻日见增多,警卫连以及学院军务处领导日益忧心,但同时我们也接到上级指示,对造反派“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更不能开枪。
8月5日这天,上午10点过,警卫连院内像往常一样,大家做着手中事情,看书、闲谈、整理内务、擦拭武器(这时我已从学院俱乐部调回连队)。突然传来嘈杂的人声和急促的脚步声,只见很多面孔陌生的人冲进营房,有的穿着军装,有的穿着便装。我顿时明白:抢枪的人来了!连排干部没有指示我们反抗,班长也没出声,大家习惯性地将枪架上的武器迅速抓住。但来的人太多了,两个人或三个人抢夺一支枪。一个人抱住我们的战士,另一个掰战士的手指,再一人夺取枪支。不过都没有动手打人。很快,他们得手后迅速撤出大院。全连4个排100多条枪全被抢走了!8月5日,大家都忘不了这个屈辱的日子。
谁夺了我们的枪?是院内的造反派还是外面的“八一五”?我们不知道,连队和上级机关会弄清楚的。但不管结论如何,我和其他战士都本能地认为,这笔账一定要算在“红造”头上。我们没有枪,还能干什么?连部命令各班排继续执勤,没枪就徒手站岗,24小时轮班没有间断。此外就是学习、读书、下地种菜干农活了。
而半个月后8月23日,还发生了一件事:通信兵工程学院红色造反团“勤务员”曾远达,驱车途经歇台子河运学校路段时,遭到该校反到底派航锋战斗团机枪扫射。坐在车内的曾远达头、颈部中弹,当即死亡。学院广播了数天的哀乐。此事无疑也加深了学院两派的对立情绪,“红造”以及院内外的八一五派人员曾经发誓,要让反到底派“偿还血债”。
“八五抢枪”事件整整一个月后,1967年9月5日,中央军委颁布命令,禁止造反派抢夺解放军的武器装备,已抢走的武器装备要立即归还,不能自毁长城。我们在广播里听到这个“九五命令”,都高兴得跳起来,觉得这样当兵才不算窝囊。
没过几天,上级部门果然把武器重新配给了警卫连。不仅如此,还增加了一个机枪排。我所在的四排,有三个战斗班,每个班增配一挺机枪,每挺机枪配5个弹盒,每个弹盒50发子弹。全连火力大大增强,是警卫连建制以来从未有过的。我那时在四排二班,因为是超期服役的老兵,与陕西兵叶治娃一起担任机枪手,共同负责保管使用一挺机枪。接下来,大家抓紧操练生疏了一个多月的枪械,训练,打靶,士气高昂。同时,因为目睹社会上两派之争仍然持续,学院“红造”对警卫连的敌对情绪并未消减,连队干部战士也十分警惕,担心还会发生跟“八五抢枪”类似的事情。

血案经过

1967年10月27日原本是一个平凡的日子,但当晚发生在歌乐山林园的一场血案震惊了重庆并迅速传遍全国。此次血案共死亡32人,重伤53人。死者中有通信兵工程学院学员16人,警卫连战士1人(原编制在警卫连的“红造”人员),驻地附近的中学生、农民等老百姓15人。
时值秋高气爽季节,和煦的阳光,气温不冷不热。连队栽种的红苕正陆续收获。这天,我和战友正在驻地院坝的板报前整理各种稿件。具体是在那天的什么时候已经想不起了,只记得看到林园来了一队身着便服和当时流行的军绿色服装的老百姓。这队人有男有女,有中年人,有青年人,其中一人是我认识的留真照相馆的赖能刚,他当时是反到底“工总司”的工作人员,我当学徒时,他曾任留真相馆的组长(店长)。后来得知,当天是重庆反到底派六大司令部的负责人应学院红旗造反团邀请,来向学院中层以上干部做“形势报告”。
当晚,反到底派又调来了很有名气的“财贸井冈山”总部文艺宣传队演出节目。那时业余文娱生活十分枯燥,根本还看不到电视,只要听说晚上学院里有电影或文艺宣传队演出,就会跟过节一样热闹,四面八方的人都会跑来看。
晚饭后,警卫连接到命令,前往演出现场维持秩序,全连四个排荷枪实弹去了学院大操场。因为有“九五命令”的学习、宣传,警卫连全然没有了两个多月前被“红造”抢走枪支受窝囊气时的无奈。
大操场中央,几盏临时挂起的照明灯照得演出场地如同白昼。演出开始后,观众越来越多,不光有学院两派的军人,驻地周边的老百姓也来了许多。
演到中途一个表现“二月镇反”造反派被打成“反革命”抓捕的节目时,场上观众中的八一五派人员开始起哄,因为重庆的“二月镇反”是八一五派支持的革联会和驻军主持的,镇反中被抓的人平反后大多成了反到底派,这就成了反到底派的“光荣战斗历程”,而八一五派则对此十分反感。观众中的八一五派越闹越凶,学院“红造”掌控的全院广播喇叭开始广播抗议声明,煽动各战斗队人员到大操场去。在这种情况下,演员的台词、歌声、音乐都已经听不清了,还有人开始向演出场内扔石头、砖块,砸坏了乐器,打伤了演员,演出被迫中断。
此时,现场气氛已十分紧张。警卫连战士奉命在班排长带领下排成两列,夹道护送几个反到底派头头和宣传队人员撤回连队驻地——学院大门外靠近公路和大片菜地之间的四合院。我和叶治娃也扛着机枪,随全连战友回到了驻地担任警戒任务。
如果事情至此为止,也算是扫了反到底派的威风,长了八一五派的志气,就不会发生后面的流血惨案了。可是学院“红造”想趁机抓住反到底派的头头,意欲为两个月前被河运校航锋战斗团打死的“红造”头头曾远达报仇雪恨。
连队驻地的守门双岗抵挡不住狂乱的人流,大批人员拥进驻地中央的灯光篮球场。警卫连战士已无路可退——背后大食堂里是“财贸井冈山”宣传队的人员,旁边营房战士宿舍里分别有几个反到底派的头头。篮球场上4盏千瓦大灯泡照在了双方紧张的面孔上,谁也不愿退让。
连队领导面对突如其来的局面,非常焦急,对各排的任务作了划分,让一、二、三排在驻地院内阻拦非法冲进来的人员,劝其离开。连长秦文斗命令火力最强的四排去院外后门布防,警戒退路。
连长让四排到院外后门布防这一战术安排,在我看来是很合理的,它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防止被抄后路遭到包围,使自己这方能进退自如,符合军事常识。另一方面,也有连长的良苦用心:那时全连战士的派别倾向是与所要保护的反到底派一致的,战士们对曾经抢夺我们武器的学院“红造”的对抗情绪很强烈。而四排是机枪排,掌握着连队全部3挺机枪,连长让四排离开冲突现场,也有避免矛盾激化造成不堪设想后果的考虑。
四排长冯满生是西安人,带领大家迅速从食堂旁的小门赶赴围墙外的菜地,架好枪,子弹上膛,关上保险。大家都不知还会发生什么,黑暗中,我与全排战士一样,紧张地倾听着大院里面的动静。
大院内人声鼎沸,三个排的武装近百条枪,其中18个正副班长配备的是冲锋枪,我只能想象他们被紧紧压缩在狭小的半个篮球场上,如何与对方面对面……几分钟后,突然传出了一声枪响——事后在警备区隔离时,大部分战士近乎统一地写道,是二排一名山东安丘籍新兵小李,被对方推搡、夺枪时,在挣扎中扣动了扳机。
这一声枪响,立即引起了骚乱,传来一片狂怒的喊叫声。紧接着,“噼哩啪啦”像放鞭炮一样,枪声大作。半自动步枪的清脆单响,冲锋枪的突突连发,一下子压倒了吵闹声。令人紧张窒息的几分钟安静后,吼叫声再起,第二次枪声又响了……过后才知道,第一次枪声是小李和院内战士因与冲击者贴身对抗,已经发生肢体冲突的应激反应,既有激愤也有警告,以图阻止对方的冲击。开枪造成了少量伤亡,但却没有阻挡住对方冲击。冲进院内的人太多了,前面的人被枪声激怒了,而后面的人却不知究里,继续往前推挤,形成“后浪推前浪”的态势,人群哪里停得住脚步……
这里还有一个重要的时代背景值得注意:中央的“九五命令”发出的同时,还发布了江青的“九五讲话”——1967年9月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以中发[67]293号文件发出《关于播放江青讲话录音的通知》,通知中说:“九月五日江青同志在安徽来京代表会议上的讲话,对目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作了正确的分析,向无产阶级革命派提出了明确的斗争任务。各革命委员会,军管会,革命群众组织,应认真组织收听这个讲话录音,进行学习,以进一步掌握毛主席给我们指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斗争的大方向,搞好大批判,革命大联合,做好拥军爱民的工作。”江青在“九五讲话”中说:“我要是警卫战士,谁要是夺我的枪,我一定还手,当然开枪是不对了。”有了江青“我一定还手”的指示和中央不准造反派抢夺武器的命令,形势当然就跟“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时期不一样了。
第二次枪响后,大院里一下沉寂下来。
正当四排在外不知所措时,院内三个排的战士与连部、炊事班一起分批撤出大院。财贸井冈山宣传队的人和几个反到底派的头头,也分别跟着队伍撤了出来。没有话语声,只听见轻微脚步声和身背装备的摩擦声。黑暗中,我们四排仍然押后,紧随大队来到后山腰停下。俯瞰驻地,篮球场灯光依然通明,但因距离太远什么都看不清,只能听到学院内“红造”掌控的广播喇叭声嘶力竭地呼喊着什么。
稍许,我们扛着枪,翻过山头,到了山的后面再次停下。只见远处闪烁的灯光是沙坪坝,近处山脚下是新桥陆军医院。后据赖能刚讲,反到底派来的吉普车四处寻找黄廉等人,在凤鸣山附近找到后,车内挤进12人。另外有人走失散了,我们也有一小队战士掉队走错了路……
我们是成建制的正规连队,在那种特殊情况下,不可能再返回驻地,更不能四处流散。时值深夜,我们全副武装,荷枪实弹,如遭遇不测,发生更严重的事亦不是不可能的。向当地驻军领导机关寻求帮助,或者去把事情“讲清楚”,都是不错的选择。连队领导商量后,带领大家沿小路下山,经新桥陆军医院大门过后,沿着公路到凤鸣山,迎面数辆军车闪着车灯开来,减速后看了一下我们又匆匆开走。
我扛着机枪,身穿两件单衣,顶着深夜的寒风,沿马家岩,经石桥铺,到了歇台子原中共重庆市委党校,文革中已是重庆警备区的驻地。警备区领导派员接收了全连的枪支弹药。此时已是半夜。在大会场的长条椅上稍事休息,大家开始放松下来,紧张、疲惫过后,都打起了瞌睡。
第二天一早,数辆军用卡车将我们全体干部战士送到佛图关原八一小学,那时的7806部队驻地。连长秦文斗、指导员邵兴保没有跟我们在一起,他们被警备区单独带走了。从此我们被暂时隔离起来,不能自由出入。

隔离审查

佛图关是进出重庆老城区(今渝中区)的制高点,军事价值很高。它的三面均是悬崖峭壁,约呈U字形,没有钩绳的帮助,单靠徒手攀援是不能上下的。一座钢筋混凝土的大碉堡隐藏在U形的尖端,俯瞰着远处的嘉陵江大桥和长江北岸的兵工厂。唯一出口是下山的一条土石公路与外界相连。一道钢管网状大门将我们隔离,守门的士兵没有经领导许可,不放我们外出。
到了新的环境,我们仍保持原有的强悍作风,每天早操踏着整齐有力的步伐,响亮地喊着当时最流行的口号:“打倒刘(少奇)邓(小平)陶(铸),保卫毛主席!”气势没有丝毫减弱。大门口站岗的未持枪的士兵,露出惊讶的神色,似乎觉得我们和他们很不一样。
警备区军事检察院很快接手此案,派出周广胜(团级)为主的专案工作组负责调查,秦德华代理连长,姜长林代理指导员,管理这100多名桀骜不驯的士兵。
由于派性倾向,我们抵触情绪严重,对当时驻扎重庆的五十四军支持八一五派抱有不满。代理连长秦德华与我们相处,交谈之中常常发生争吵,甚至个别年轻战士骂他是“歪屁股”,形容他对双方造反派没有做到“一碗水端平”,屁股坐歪了。代理连长恼羞成怒,情急之下也骂起来:“我鸡巴歪了!”鼓起双眼,就像患有甲亢病一样。
工作组开始从弄清当晚出事现场的详细情况着手,让每个士兵将当晚自己所处什么位置,是否开枪,连长有无下达开枪的命令,你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等等全部如实写出来,形成文字材料上报。与此同时,工作组成员采取时而集中、时而分散的方式,反复做大家的思想工作,带领大家学习时事、当时的政策、法令,帮助大家认识事件的严重性,引导、激发我们明白连队主官对流血事件应负重大责任。大家与工作组渐渐不再顶牛,配合完成了调查,每人都写好并交出了自己的材料。但没有一人写是连长下达了开枪命令,没有这个命令,而是山东籍战士小李的第一枪成为形势的转折点。小李的枪响既是意外,也是反抗夺枪的自保措施。
造反派的小报不知怎样被人带进了我们的驻地。小报上刊印了32名死者的照片,其中有一些是我曾经认识或见过的熟人,我看到他们的名字也唏嘘不已。
学院的“红造”将死者用福尔马林化学溶液浸泡处理,辟出场地供人们参观,借此控诉警卫连在“黑手”指使下大屠杀的暴行。多年后,同事马庆(后任渝中区总工会主席)告诉我,他也是前往参观者之一,有的参观者惊讶地问:“解放军是支持八一五派的,怎么还有支持反到底的呢?”
“10·27事件”应定为什么性质?两大派的说法大不相同而且严重对立。一派说是反革命大屠杀,另一派则说是镇压反革命。直到1967年12月2日,重庆警备区军事检察院才明确将“10·27事件”定性为“严重的政治事件”,模棱两可,看你怎么去理解。
1967年12月2日,在八一小学驻地带有讲台的大会场,我们全连干部战士参加警备区军事检察院工作组召集的批斗原警卫连连长秦文斗的大会。
时隔36天后,我们才见到连长。他低着头,神情萎顿地站在台子的边角上。几名副连长和排长上台念批判稿。我们在台下随着领呼口号的干部呼喊着“打倒秦文斗”,都没有谁指斥连长下达过开枪的命令,因为确实没有那样的命令。最后军事检察院院校工作组在大会上宣布,正式逮捕连长、指导员,他们要为“10·27严重的政治事件”担负责任。秦文斗被戴上手铐后即被士兵带走。批斗会后,连长、指导员两人在战士们眼中彻底消失,再没有任何消息。他们最后的结局是什么?文革结束,“四人帮”垮台后,他们是否减刑甚或获释,我们都不知道。直到最近我才听说,1980年,解放军西安军事法院发出一份司法文书,通知重庆通信学院,宣布对当年的警卫连连长秦文斗、指导员邵兴保无罪释放并以转业军人待遇回原籍安置。
纵观这一事件全过程,矛盾的双方都认定自己是革命派。文革开展以来,双方日益势不两立。我们连队的战士多次被“红造”人员打、砸、抢,老排长石木贵被打破头,肿胀变样,早已积怨甚深。我在自己写的上交材料中说:“出事是早晚的事,只要文革继续,‘四大’不停止,这种流血事件10·27不发生,11·27或者12·27也会发生。”这次事件让秦、邵二人碰上了,换成别人,在那样的紧急事态中,又能掌控平息么?
批斗会过后,此案的调查阶段似已结束。警备区对我们的管理渐趋正常,日益松懈。进入1968年新年已取消隔离。我们自由出入,大门岗哨只负责驻地的安全。
不知我母亲是怎样得知消息的,她独自一人来到佛图关八一小学看我。我们在大铁门内外互相说了几句话,我让她放心,说我没事,就让她走了。我二弟卢延茂也来看过,已是解除隔离之后,我们一起下山到大坪吃午饭,我给他摆了当晚发生事情的龙门阵。
此后,整天无所事事,读书、看报。天气好就晒太阳,精力旺盛就打打球。出外逛街已无意义,那时物资匮乏,市面萧条。
1968年4月,重庆两派的武斗再次升级,冲突越来越频繁。一天,我与几位战友到大坪军医院就诊,碰上急救车送来被枪击的伤员到急诊室抢救。伤者的门牙被击穿,呈一黑洞,子弹从下面进去,穿过口腔,医生给其做人工呼吸,打强心针,不一会就宣告不治。
那时我们经常坐在佛图关制高点的碉堡上,看嘉陵江大桥两边枪炮对射。江北面是长安兵工厂的反到底派,江南岸的重庆六中“32111战斗团”是八一五派。只见一串串的曳光划过江面。1966年1月才建成通车的嘉陵江大桥,被双方的枪炮打得遍体鳞伤。到了晚上,还能看见枪弹击中桥栏时飞溅的火花。
时光在无聊的等待中流逝。夏日的6月,我们几位老兵用背包绳沿佛图关山坡坠下山崖,到李子坝下边游泳横渡嘉陵江。再从江北游回李子坝,爬山回归驻地。全连士兵大都显得无忧无虑,连、排的干部们则是忧心忡忡。“10·27”的枪声早已封锁了前程,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等待处置,无论干部、士兵。

临别一拳

审查结束后,我们继续占据八一小学驻地已没必要。毕竟佛图关是重要的军事要冲,撤走我们这些闲散人员成为必然。
不久,全连干部战士被送到铜梁县大石坝7806炮团的驻地整训。7806部队是五十四军重炮团,陆军的炮兵那时被称为“战神”,一排排高大的加农炮、榴弹炮威武地停放在专修的超乎寻常的巨大“库房”内,库房没有围墙,四面通风,大老远就能看见。
在这远离城市的乡间,名为整训,实际是等待处理。在这大半年时间,通信兵工程学院警卫连(勤务连)这一番号再没有公开出现过,按军内有关制度,其编制可能已被裁撤,番号似已取消。林园的警卫任务已被警备区派往的部队担当起来,详情不得而知。
战士们似乎已完全“冷”了下来。很多时候,我们本来用于扛枪的双手就用来学做“十字绣”。买来绿色的或白色的塑料纱窗,用有色彩的丝线,按照当时毛主席穿军装的各式照片、画像,大家穿针引线,钩出不少作品。
两个月后,我奉命退伍离开部队,拉开了遣散警卫连的序幕。一纸评级通知概括了我在部队的政治表现:

根据上级规定,服役满七年者,可视其表现予以评级,经支部委员会研究,认为卢延书同志入伍以来,尚能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安心服役,表现较好,曾被评为学院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虽在这次整训中表现一般,但遵照毛主席不但要看干部的一时一事,而且要看干部的全部历史的教导,同意给其评为一级(注:超期服役的最高评级)。
代理连长秦德华、代理政指姜长林 签章

批复同意:中国人民解放军重庆警备区司令部(印)
一九六八年三月一日

评级通知批复时间为1968年3月1日,我的实际退伍时间为当年8月。
我怀揣着评级通知,一辆军车将我送回林园,经军务处认可办理有关退伍手续,到财务处领取退伍金。至此,结束了7年的部队生活。
办理完有关手续,我到学院汽车队联系去市内解放碑的交通车——每天早晚各有一班通勤的交通车来往林园和市区,顺便见见连队相识的领导和战友。
吃过午饭,去到尉官食堂,见到食堂司务长谭柱国,他是我们泸州干校的老战友(后转业到重百大楼当了管理干部)。恰在此时,一名曾于“10·27”当晚参与事件的红色造反团成员来到食堂与我偶遇,只知此人姓陈,个子高大。这人劈头就恶狠狠地说:“那天你开枪没有?你是扛机枪的!”不知是他亲眼见过我还是我被别人“点水”指认的。我来不及分辩,也无法分辩,他就给了我劈头一拳。嘴里还骂骂咧咧地说着什么。
在谭柱国等人息事宁人的劝阻下,事态没有进一步扩大。“10·27”当晚,警卫连开枪后撤离,再也未回过林园。“红造”的当事人有气没法出,这天碰上我,借此出口气也正常,只是令我感到十分沮丧。我也百口莫辩,在那里,能解释吗?文革发生在林园的许多械斗事件,我只遇到了这一记临别一拳。
打倒“四人帮”,文革结束。随后的清查运动,展现在世人面前的结果是,重庆两大派与全国各地的派性组织一样被彻底扫除,没有一个赢家。学院两派的干部、学员、士兵、职工中很多人都安排转业退伍了。
这天,我持通信兵工程学院军务处给予的证明和退伍证来到重庆市市中区(今渝中区)退伍军人安置办公室。接待干部说,哪里来回哪里去吧。我是超期服役,本可以要求转行——到文化部门或影院工作的,那或许又是一番天地,但我接受了回原单位的安置。那里有熟悉的环境、相识的同事,我可以轻松掀开人生的下一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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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昨 天》第一一〇期
帖子发表于 : 周四 5月 31, 2018 9:42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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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乱世】

1966年我怎样当“小闯将”

胡正华

小学生眼里的文革前奏

文革前奏第一只爆竹在我头上炸响的时候是1965年。
记得有一天,我们这群“石民小”(石桥铺民办小学)66级小学生被带到醪糟铺“石民中”(石桥铺民办中学)操场(一个土坝子),和中学生一起听校长李科宣讲什么23条(有关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中央文件)。从此,阶级斗争的声音不绝于耳。
那些年学校不时组织我们步行到沙坪坝或大坪的电影院看《千万不要忘记》、《家庭问题》、《夺印》、《箭杆河边》等影片。为了眼见为实,历数阶级敌人的险恶,我们还被带到石桥公社二郎大队参观“变天”后“新地主”的蛤蟆公馆,这个公馆的模样已经记不清楚了,好像就是一间普通的农舍,里面惹眼的就是有一张雕花的木床。
而在以前日子很苦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们从能记事起,肚子里便是无物果腹饿得只剩一口气吊起,那时候没有谁要我们“忆苦思甜”。
熬过了这个阶段,生活刚见好转,锅里能见白米干饭了,农村的“四清”运动又热火朝天地搞起来了。我家对面属柳背桥生产队的黄四家变成了“四不清”,头天还在一块玩“官兵捉强盗”的玩伴黄四,一眨眼成了阶级敌人的狗崽子遭到别人的白眼。
大人们比任何时候都更关心国家大事,爱看报纸爱听广播新闻了,但是逢人说话更小心些了,也喋喋不休地告诫我们在外面哪些话该说哪些话不该说。懵懂中我们幼小的心灵突然有了一种惶恐与危机感。

到处看热闹的日子

1966年开年不久,第二只爆竹又炸响了。一天我们又被老师拉去集训,先评《海瑞罢官》,接着又说北京出了“三家村”,还有人要害伟大领袖。街上人传北京市委全是坏人,我们的领袖真的危险啊!
等我们到石桥铺中学参加完毕业升学考试,学校却通知我们停课了,我们就只有以小学生的身份参加毛主席、党中央号召的全国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
这一年真的是“史无前例”,所以几十年后还记忆犹新。
我记忆中的文革第一波是“破四旧”。中学生们先是在校领导和驻校工作组及老师的带领下,到处书写“破四旧”的标语,砸了原石民小初小旁边的牌坊、土地祠和石坝滩的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旧时叫文昌宫后为石桥铺老街唯一的戏园里,舞台上下楣脸的精美木雕也被学生们抠得稀巴烂。
接着是抄“学术权威”的家。我们石桥铺没有大学者,只出了个两手都长了六根指拇、毛笔字写得很好的许伯健先生,他在政府和高等院校没有职位,够不上当权派和权威。他们家又是开明绅士,重庆刚解放就把全部财产献给新政府了,石民小初小和石民中的校舍都是他家捐产。抄他家好像不合适,再说他家除了几本字帖也没啥可抄的。
学生们目标转向解放前和解放后挣了点家底成份不硬的人了。有一天街上好几家人遭殃了,我认识的一个拉板车当苦力的叔叔赖永连,不知是为什么“家庭出身”或“历史问题”,家被抄了。我看见他蹲在被抄的家具衣物面前一副苦瓜脸,瓜兮兮的。被抄的家什全部送到场口,由陈家坪石油转运库的几部十轮大卡车拉走了。物品上车时派出所的警察、段上的干部还出来帮助维持秩序。
这时北京的学生到重庆串联来了,好像说这样的整法转移了斗争大方向,要集中火力向单位的当权派开火。到8月下旬又听说《重庆日报》花纹中暗藏了一条反动标语“北京大红尸”。有人在街上好几处贴上这张报纸,更有人在花边上用钢笔勾勒出上述字样,还有人跑到重庆日报社去揪斗报社编辑。
学生们被鼓动起来了,石民中这时已改名“育新中学”,中学生们成立了一个叫育新纵队的造反组织,我幺爸胡国星外号胡毛,被推当纵队一号“勤务员”,于是人们又戏称他为“胡司令”。
这一下,上面派下的指导文革的工作组和校领导不能再领导驾驭学生了。学生们不再抄家不再热忱地天天押一串“牛鬼蛇神”戴高帽子游街了,而把高帽子“哗”地戴在中学校长李科、我们小学校长龚万芳和街道办事处主任翁自森等当权派头上。
后来不知怎么老师也被戴帽挂牌塞进游街批斗的队列。我的小学体育老师邓孝中害怕运动,逃了,不知怎么又被学生抓回来了。他可能是怕被抓头发游街很痛,便剃了个光头,结果仍旧在劫难逃。游街时被红卫兵伸出指拇勾住鼻孔,让革命群众认清他的“丑恶嘴脸”。
其实我们这地方不大,人也不多,那时住上了一年半载的人,街头街尾的低头不见抬头见,大家都相互认识,小街上的人谁不认得教书的邓老师?现在回想他当时的样子确实很狼狈,可能当时造反的学生要的就是他这份狼狈相。
原来的那批红卫兵是学校领导、老师组建的,虽然都冠以红卫兵称号,但是两支红卫兵目标不同观点自然不同,辩论争执天天发生。文革“十六条”鼓励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弄得石桥铺人人吵,家家吵,天天吵,我们也乐得到处看热闹。
街道修缮队把乒乓桌搬到街上,点亮200瓦的白炽灯供两派夜里也吵。那时老街穷家小户多,我家几间房就在间隔悬空点了一盏25瓦的灯泡,光线昏暗极了。这像太阳一样的200瓦搞得我们好兴奋,不少娃儿也不管乒乓桌上面的人声嘶力竭狂吼乱叫,却在下面毫无顾忌、欢欢喜喜地爬进爬出。
我记得有一位青年男子,好像是立新服装社的,长得十分清秀俊逸,放现在准是块“小鲜肉”。小鲜肉常衣着得体地上台辩论,特别是在寒冬里,登台后长围巾一边往后潇洒地一甩,很是出彩。后来一次见他在街道办事处和一堆女青年侃大山,貌似男神赚足姑娘们的秋波。再后来看见他是来年3月,他随几十辆大卡车停摆在张家花园外的公路,脖子上吊的大牌子赫然写着“现行反革命分子”几个大字。

一次“扭送反革命”的经历

这么闹热的运动我们自然不甘落后,1966年我也热衷地参加了文化大革命,记忆中也赶上了这么几件事。
第一件事是我加入了造反派在小孩中的外围组织“小闯将”。小学生没有资格参加红卫兵,只能在中学生红卫兵领导下组成这支小字辈队伍。说实话我到今天都不知道小闯将该干什么。由于斗争目标不明确,大娃儿红卫兵又不待见我们,我们就自找事做。斗走资派我们没资格也没能力,就找身边的娃娃斗,吆喝一下街上的四类分子,就想学抗日根据地的儿童团,站岗放哨查路条什么的。
有一次一个小孩向我们告状,说我的一位女同学温文秀把毛主席像章扔进茅厕(粪坑),这还了得!我们正愁没有事做,立即把温抓了起来,连晚步行,把眼泪汪汪的她押送到距石桥铺二十公里之外的市中心的重庆市公安局。
公安局已经被造反派造得大门敞开了,我们进去找到一个警察,要他把犯了“恶攻罪”的温文秀抓起来关起,警察说什么也不接受。拖到半夜警察还是不接招,但他也不敢撵我们走,还一个劲地给我们“刷浆糊”、“戴高帽”——赞扬我们的革命热情和革命警惕性高。
下半夜肚子确实是饿极了,我们头天晚饭都没吃又走了二十多里路,熬不住了只好撤退。回来的路上我们无心押解温文秀了,她一个人跟在我们后面踽踽独行。
那时候出了两路口很多路段还是很荒凉的,一个小女生肯定害怕。我们跑她也跑,我们停她也停,就是不敢过来与我们靠近。后来我忍不住了叫她过来一块走,她感激地连蹦带跳跟上来了。回家路上大家说说笑笑,也没再把她当反革命。

我的几次“串联”

第二件事,我也参加了市内串联。我的邻居朱牛是石民中学生,他混进了红卫兵,弄了一个红袖章戴起神气得很。有一天他对我说,戴袖章坐车不要钱,于是给我也整了一个袖章。那时小闯将没袖章,即使有别人也不理会。那天朱牛要去沙坪坝看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电影,我也去了。上了电车售票员走过来吓得我心直跳,我口袋里一分钱也没得。我故意把衣袖上的红箍箍露出来,那售票员看一眼转身默默离去。到了电影院我又把袖章在守门人前一晃,大摇大摆地进去了。
后来我热情愈发高涨,只身跑到各大专院校的红卫兵联络站领传单撒,撒些什么基本记不清了,只记得有一份是特大喜讯:伟大领袖毛主席经医生检查可以活到150岁。我同学柳得明胆子比我大,经常带我去红卫兵接待站领饭票吃混食。我记得设在大田湾体育馆接待站的饭最好吃,一大碗干饭上面是海带烧肉,比家里的清汤寡水好吃多了。
1966年12月的一天,听说中央规定第二天停止串联,再坐车船要付钱。这天为了抓住免费串联的尾巴,我上午乘车到化龙桥坐渡船去苗儿石瞎逛,中午回家匆匆扒了两口饭,又坐车去了南泉。
我从来没去过南泉,过了九龙坡车渡我上了一辆车顶上背天然气包包的公交车。车上认识了一个北京串联到重庆的大学生。到了温泉,红袖章不吃香了,泡澡要收费,我掏腰包只有四分钱,不够。大学生义气,给我四分凑足了八分门票。澡洗好天黑尽了,温泉不知怎么没有灯,12月的山风刮过来好冷,哆哆嗦嗦在衣服堆里找出自己的急急穿上。那个时候社会秩序好,没见谁的衣服抓错,不像现在温泉一进去每人一个柜,还上锁防盗。
出得南温泉公交车早已收班,我又不认得回家的路,人又饿又冷。正巧碰上一群市中区的小闯将,同是一面帅旗下的崽儿自然很亲热。他们安慰我跟他们走没问题,还说车渡过不了就到派出所歇,叫警察安排我们回家。市中区的娃儿见识多胆子就是大。南泉到九龙坡渡口现在乘车都觉得好远,那一夜高一脚低一脚不知怎么走出来了。只记得沿途荒凉得很,全是山坡田野,还翻了一座阴森森的棺山(坟山)坡。到了渡口还有最后一渡,过河后转车一路顺利回到石桥铺。到了石桥铺车站,发现茫茫夜色里我婆婆拄根拐杖,在十字街口焦急地寻我。我一到家后吞了四碗干饭倒头便睡。

参加了生平最大的一次大会

第三件事,参加大田湾“11·27”大会。那是我有生以来见过的最大的大会,场面大,人山人海。据说人上十万,光红旗横幅就遮天蔽日,我这个乡间老街走出来的娃儿哪见过这阵势,说他波澜壮阔排山倒海也一点不夸张。
在会场上远远地看见主持人介绍白公馆大屠杀幸存者、小说《红岩》作者罗广斌,有点胖,个子不高,他讲话没有用稿子,口才很好,讲江姐的故事听得我好激动。大会一完,好多人簇拥着他走下主席台,淹没在人群之中,他走到哪里,哪里就响起一阵“学习、致敬”的口号声。我人小挤不拢堆,就各自退出场外了。
出场后我在附近菜市场买了一个歌乐山大萝卜,用草绳套上一步一步背回家。我不像幺爸胡司令,出去造反闹革命屋头什么事情都不管,我得帮婆婆做家务,担水做饭拾掇我们开的菜土。石桥铺没得这样又大又便宜的萝卜卖。
刚过一周,“12·4”大田湾又召开大会,我准备又去凑闹热,当造反派司令的幺爸坚决不准我去,他预感这天大田湾会场很乱可能要出事。果真,“12·4”大田湾大会不像“11·27”那天开得井井有条,出了大乱子,变成了“惨案”。这个“惨案”一举摧垮了旧市委操办的重庆“保皇派”队伍。
我的1966年就在这样的纷纷争争吵吵闹闹中度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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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乱世】

被“打活靶”的母亲和她的家庭

陈晓文

平民家庭的贤妻良母

到1967年,黄培英嫁给席正华20年了,生了四男一女。
1929年,黄培英出生于四川广安县新南门外一个名叫火烧庙的地方,一户贫苦人家,是黄家三姊妹中的老幺。因父母早亡,嫁人成了摆脱困境的方法,两个姐姐早早成了家。她8岁就以童养媳身份养在一户龙姓人家;不慎倾倒滚烫猪食入槽烫死了猪崽,被公公一巴掌打在耳朵上致聋,精神亦略失常。她逃往二姐家暂避,在那里帮忙打理家务,治病养伤。14岁到合川丝纺厂当了童工,自己养活自己。
1944年抗战的尾子上,她到了重庆,先到弹子石裕华纱厂工作,后在一大户人家帮佣。1946年黄培英嫁给在帮佣、送报中结识的席正华,住在七星岗保节院。因陆续生育(因当时医疗条件差,曾有一女一子夭折),回家专事家务。
1950年代,席家因为孩子比较多,只有席正华一个人正式工作,虽然席的供职单位转到了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干的是司机的工作,比同年资的其他工种收入高些。就只靠60块钱要养活7个人,所以生活过得相当拮据。
如何统筹丈夫收入填平家庭支出的窟窿,就是她每日必做的功课。大的要安排:米煤水电、房租、穿衣、娃娃学费、丈夫烟(只能吸劣质的烟)钱;小的要打点:一日三餐……样样都是刚性需求,样样都要钱,一点儿马虎不得,亏欠不得。孩子要吃饭,要读书。虽然当时学费不贵,但书本文具、衣鞋,五个孩子用度加起来就不少。不上学,孩子穿差点还不打紧,关起门没讲究;但既上了学,穿不齐整,就要受同学的白眼。只能从油盐柴米上省。又只有公家的蔬菜公司,买卖讲不得价,只好捡着便宜的菜买。
但无论怎么节省,噌噌长着的孩子们的嘴不能省吧?缺油少肉的伙食,已经让他们脸色蜡黄,发育矮小不达标,消瘦,易感冒了。使孩子们的脸色红润,身高体壮,是她最大的心愿。
怎样用最少的钱办出最有营养的伙食,是一门堪称奥妙的学问。黄培英于此已经操练得出神入化,把它升华到艺术的境界了。再寒碜的食材搁到她手里,都给配搭得当,烹制精细,让一家老小望之馋涎欲滴,吃得津津有味。凭借孜孜不倦的心力经营,凭借不辞劳苦的点滴透支体力,一个家庭妇女能够施展的天地已经被她抻到极限了。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黄培英再怎么会打算,螺蛳壳里做道场的节流空间毕竟有限,这就要靠她去打一些零工,或出去帮佣。最叫劲的时候,连烤烧红薯到大街上去叫卖的事情都做过。她的人生书页上,没有“面子薄”一说。哪里有一点事挣点钱,一天能够凭力气挣个块把钱、七八毛钱,她都做。多一个是一个。
有时候没有工作只能待在家里单纯做家务。没有工作的时候,生活就很困难了;尤其像三年大饥荒那样的年份,经济萎缩,百业不兴,单位减员,鼓励返乡,零工用得更少了。紧巴巴的几个钱再怎么筹谋腾挪,都会手长衣袖短。
偶尔,迫不得已,黄培英就会悄悄地去卖血。对付饥荒中的食物紧缺,就像一场战争,什么该用不该用极端办法的禁忌也顾不得了。捡到篮子里就是菜。当时卖血有规定,一次以后的第二次,相距时间不够不能卖。家庭太困难,她就顶别人的名字去卖。续上青黄不接的断档,应付不期而至的意外开支。还得遮遮掩掩,编出种种理由外出,瞒着丈夫、孩子,怕他们担忧、阻拦,补不上家里的凄惶。闯过一关是一关。
这就是这个家庭妇女,传统的贤妻良母爱孩子,爱家庭,把孩子和家庭扛在肩上的方式。
1965年他们的小家搬到了九龙坡滩子口。丈夫做载运书籍入库的活儿,属于那种非全日制的辅助工作。这种工作,用当时的话说就是临时工。按计件付酬,除了现钱收入,没有其他福利保障。
家属工是新华书店对没有工作的女性配偶的一种安排、优待。仗着体力好,肯吃苦,不惜力,黄培英挣到一份对家用不无小补的收入。领到工钱的日子,她也会舒一口气,开心到给家里的饭桌添一个菜。
对单位来说这也是一种不错的人力资源配置制度:家属工召之即来,挥之即去。比养一帮人专事搬运,节省成本,便宜。但对这些人的保障也太低,剥削也太重了。所以这些家属工,后来慢慢都给陆续转了正,得到体制内编制、固定工资、劳保和退休金。只是这都是黄培英走后多年发生的事情,她没有福气享受到本该属于自己的福利。
人的品行与学养无关,与钱财无关。黄培英身体力行的德性就表明了这一点。
她自幼失学,在贫苦中长大。但这并不妨碍她,从生活中汲取养分,建设、形成自己穷且益坚的道德体系。这种德性不是读书读出来的,也没有家族圣人、贤达榜样的耳提面命、言传身教,而是从穷日子的不屈、自尊中磨砺出来、生长出来、悟出来的。
不管日子过得多么紧巴、多么苦,黄培英骨子里的善良,在平凡、灰色的日子里都闪着光。相夫教子,柔肠百转,贤妻良母天性娘胎带;待人仗义,扶危济贫,弱女子也有几分侠气。
家庭用钱,丈夫、孩子排在前面,所有人都安排到了:主要劳动力丈夫排第一;其他的,孩子按从弱到强、急需与否的顺序,先弱后强,先急后缓——与身体和知识的成长有关就是急,反之可缓。总是忘了她自己。丈夫好口烟,手头再紧也要给当家的备好;不能叫他向同事讨烟抽,塌了面子。丈夫善饮,只有休息、不开车的日子,才给两口廉价老白干,所以他的行车安全里程噌噌见长。孩子身体弱,手头再紧也要看病,不能拖延,误了长身体。几个底子差的孩子,在她的悉心调理下,个个都长得壮壮实实的。她相信,日子出在细心上,做不到是因为想不到。因此她的心思都用到了丈夫、孩子身上。有人劝黄培英也要善待自己。她总说自己皮实,不怕磨。
她不相信人穷志短的老话,总要求孩子争强好胜,说:佛受一炷香,人争一口气,好好读书,人往高处走。无论别人有多好的东西,都不能伸手。小妹妹看见一部字典,喜欢得不得了。她说,公家的物品不能沾,不是自己的不能拿。攒下钱再买。哪个孩子犯了事,就要打手板。还要受罚连坐,五个站成一排思过。让他们懂得羞耻二字。所以,席家孩子成人后无论出息大小,性格怎样,行事总能不过底线,洁身自好。左邻右舍看得眼红时,总说,瞧瞧人家的孩子!
住大同路76号的时候,一个邻居婶婶王美莲家小名“黄狗”的孩子,得皮肤病,头上长疖子,挠得满头黄水淌,止不住叫疼。进了不少医院,看了不少医生,总不见好。黄培英知道一个偏方,兑温盐水反复清洗,能治这病。她不嫌脏,不嫌烦,一次次为那孩子洗,用尽机巧不触着他的疼处(难就难在怕疼孩子就会闹着停止治疗),终于把他的疖子治好了。王美莲感谢不迭。黄培英只说,街里街坊的,远亲不如近邻,有难伸把手,举手之劳,莫放心上。
一起扛活的老姐妹中有个叫袁哲贞的,“成份”不好——地主家庭出身,那时就像打入另册的贱民一样,经常遭人白眼,受人欺负。人人惟恐避之不及。只有黄培英不但从不歧视她,还冒着划不清阶级界限、同情坏人的风险,偷偷帮她。她眼里没有好人、敌人的区别,只知大家都一样娘生父母养的人。下力抬东西时,总把扁担杠绳往自己这边挪,让大姐袁哲贞省点劲儿。当被批斗、关押时,她还去送饭、送东西,叫她想开点、看远点,肚子要吃饱,日子抻着过,总有没事的一天。

在大动乱中竭力维护家庭安宁

1967年的夏天,充满不祥的气息。
38岁的黄培英近来感觉心悸,气促,出汗,眩晕,失眠,血压有升高的迹象。初通医道的熟人指点她,你这是焦虑症的表现。
她确实处于难以遏制的焦虑之中:她感到她生活于其中的这个世界,越来越离开常轨,变得日益不可理喻,日益无法掌握了。去年,毛主席一声“造反有理”,把懵懂冲动的学生娃撺掇起来,贴老师的大字报,破四旧,抄家,批斗走资派,冲击党政机关,平日威风凛凛的衙门一时间土崩瓦解,到处是暴力横行……还在天安门上接见红卫兵,让他们免费大串联,鼓励他们瞎闹腾。
黄培英也不是先知先觉,儿子串连时,心里再舍不得,口头也是支持的。她想,国家号召,允许免票。有同学一道,男孩子有这个心闯闯,拦也拦不住,不如放手。毛主席都接见红卫兵,怕什么?
1967年一开年,就闹夺权,谁也不服气谁,谁都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人人都要当老大,要自己掌大印、开衙门,拉开架势,从拳头、钢钎到枪炮,打个血肉模糊,横尸遍地。一方在各区县成立了“八一五派捍红指挥部”等专业武斗指挥机构,一方针锋相对也成立了“江北战区”、“建设战区”、“黄山警备区”。大字报、大标语、高音喇叭,斥责对方是“李任黑线”“黑手”,靠着真理在握正义在胸灭掉敌手,骨子里却是要权不要命,拿命不当命。她听着儿子说“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丈夫说“反修防修,要保红色江山万万年”,听得她耳晕。她只知道世道一乱,供应就不好,什么都买不来,日子就难过。就是有糕点票、豆腐票、奶粉票、盐票、肉票、肥皂票、火柴票、烟票、蜂窝煤票拿在手里,也白搭,没有实物供应,有也运不来,交通中断……
作为妇道人家,她没有“胸怀天下放眼世界”的雄心,不懂得“革命”和“历史必然性”的崇高。她只盼望夫君能干、体面,儿女健康、有为,家人平安、顺心。听到远处不时传来的隆隆枪炮声,勾她想起1940年代的日机轰炸、大火、死亡、悲苦……当年邻居浩叹道:“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人。”尚在总角之年的她,自然“少年不识愁滋味”,还嗔怪那人好好的人不做,要做什么狗。现在当了妈妈,有了犊子得护着,才知道“如果能太平,做狗也安心”。
丈夫席正华参加了“八一五”派,因在《大公报》当过报童,根红苗正,这位1950年代就被单位培养入党的党员还成了该派在新华书店发行所的一个小头目,肩负着保卫仓库中存放的大量“红宝书”和毛主席画像的重任。他们的主要工作,克服困难,大力发行毛主席著作,得到了中国主要媒体《人民日报》的表彰,《人民日报》1967年2月16日第2版报道:《把毛主席著作的发行权掌握在革命造反派手里 重庆新华书店革命造反派夺权后欢欣鼓舞发行宝书》。
当时还只是初中学生的席庆生,则在学校参加了八一五的对立面反到底派,成了父亲的“敌人”。父子常有观点辩论的口角冲突,一边要“捍卫新生红色政权”,一边要“砸烂伪革联”……处境两难的黄培英居间中立,既要作为妻子维护丈夫一家之主的权威,又要作为母亲护着孩子,成了和稀泥的“八级泥水匠”。
——所有的矛盾都被消弭、统一在同锅舀食的饭桌上。
还是少年的大儿子席庆生按捺不住内心的兴奋,想要和同学们一样荷枪实弹,武装起来,到战场上去过一把“英雄”瘾。但是,父亲虽然自己已经参加了八一五战斗队,却坚决反对儿子参加武斗,而黄培英硬是让丈夫开车送她到学校去,她把几天没回家的儿子拉回家来,日夜看着他,不许他离开一步。为警告、惩戒孩子们不得外出涉险,黄培英叫五个孩子站成一溜,面壁思过。一次,席庆生趁母亲熬粥煮饭的时候,偷偷溜了出去,还没跑出家门,就被母亲发现。情急之下,母亲打翻了菜粥,滚烫的粥溅到身上,烫伤了脚。母亲忍住揪心的疼痛,一瘸一拐地冲出家门,死死地抓住儿子的皮带不放。最后,母亲蓬头涕泗瘫倒在地,一双手却终于没有松开……
几乎与此同时,这年8月18日深夜,西南师范学院教授吴宓在他巨细靡遗的日记里也记下类似身为教书育人者的不安:

此次“武斗”中,许多家庭,父母力图劝阻子弟勿往参加“武斗”;然其子弟固皆少年,年富力强,轻生而好勇,一若非冲锋陷阵,流血战死,则不足为人。——于是顺逆正邪各组织、各路线,皆易鼓动少年为之效死。(吴宓《吴宓日记续编•第8册(1967-1968)》,三联书店2006年版)

吴宓老先生不但笔之于书,甚且发而为言,就在当天上午8-11点的学习时间公开表示忧虑。在场数十讲师、教授闻之默然,既害怕这等迹近“反动”的迂腐言论连累自己,又被其事实的说服力、忧国忧民的赤诚良知所打动。
许多年以后,席庆生感叹说,亏得母亲的坚持,拉他一把,要不然,说不准去枪林弹雨中“为毛主席而战,完蛋就完蛋”,会是怎样的结局……

天塌地陷

小人物的情怀令人悲悯,而他们的螳臂却挡不住飞速运转的历史车轮。
1967年8月下旬这段日子是恐惧和希望并存的日子:

8月4日 因受武斗影响,八一五派控制的《新重庆报》、重庆市邮电局联合发出启事,称因报纸用纸一时供应不上,《新重庆报》从明日起减少发行数量,只在本市地区供应部分零售报,订户一律暂停发送。直至9月底才重新开始收订。
8月9日 两派代表各5人:八一五派冯国琏(八一兵团)、王显乾(重大八一五)、杨正中(财贸八一五)、刘志成(文艺界司令部)、段德昌(机关总部);反到底派董源河(军工井冈山)、黄廉(工总司)、王常(公安红一方面军)、董向阳、王兴国(交院九一五)于零时达成《关于成立协助警司制止武斗和处理停止武斗后有关事宜的工作组的协议》(补充协议之一)和《关于处理各种武器、凶器、弹药的协议》(补充协议之二)。(何蜀《重庆文革武斗大事记》,“重庆档案信息网”)

当时两派签订的停火协议都是转眼就被撕毁。8月18日,两派又在潘家坪与黄葛坪等地同时爆发了更大规模的武斗。重庆大学“八一五”和空压厂的“八一兵团”等八一五派武装,开始进攻黄葛坪附近的电力校“东方红”、电技校“井冈山”据守的王家大山。反到底派自8月8日“八八海战”时打到杨家坪来的军工井冈山舰队也以炮火增援,其他反到底派队伍也向王家大山集结……
黄培英的家就在九龙坡滩子口新华书店发行所,正属于两派争斗的“黄葛坪战区”。恶战打响前两天,各种可怕的消息就在当地居民中流传,不愿成为恶战枪炮下的冤死鬼的人们纷纷外逃避难。
8月17日,黄培英带着庆龙、庆荣、席惠三个小的儿女逃到重钢的堂妹黄正碧在大渡口李子林的家避难,仍牵挂着在家的丈夫和庆生、庆川两个大儿子。重钢所在的大渡口区是八一五派控制区,没有两派争战,相对安全。
8月18日王家大山的恶战,两派都伤亡惨重,仅重大八一五的武斗队“301部队”的大学生就死10人,伤7人,成为重大八一五伤亡最惨重的一次。反到底派在一度失守后又夺回了王家大山。此后还发生了报复性的杀俘事件。
8月23日晚上,席正华随八一五派撤离了黄葛坪地区,他托人带信给家里,叫妻子把另外两个小孩带到重钢李子林姨妈家去。
1967年8月24日,这天正是农历丁未年丁未月的处暑,在这个农历节气,中国大部分地区气温处于由热转凉的交替时期,但长江中下游地区却仍处于副热带高压控制下,刚刚感受一丝秋凉的人们,往往在处暑尾声,再次感受高温天气,这就是名副其实的“秋老虎”。高热不退,就像当时重庆被年轻热血鼓噪下的武斗。
黄培英带着老大、老二兄弟俩,一早起床,临出门前,黄培英下了孩子们最喜欢吃的酸菜麻花面,香脆可口,又给孩子换上干净整洁的白汗衫,把他们收拾得精精神神,带着户口本和几十元人民币,手上还拎着一只老母鸡,与普通的走亲戚没什么两样地一家三口上了逃难之路。

闹市区沿途商店没有一家开门营业。很多人家的玻璃窗户都被枪弹打破。窗户都贴有“米”字形纸条。路过杨家坪,电车线被打坏,东一截西一截掉在地上。电线杆光秃秃立着,有些则东倒西歪摆在路边。沿途两边房屋,断壁残垣,弹痕累累。杨家坪转盘花坛,全都掩埋了死人。据有人数的结果是90多个坟包。(张光明《骚乱的重庆• 带贵州客人看武斗战场》,新浪博客“不图名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4fc8d77501008cch.html)

从滩子口到李子林,走大路约十二三里路,需走近二个小时;抄小路近捷一些。上午10点左右出发,抄小路走到毛线沟屠宰场对面的一片开阔地;隔着一道山脊,看着看着就要到逃难的目的地——“重钢厂”已经近在眼前了。
其时大约11点。没有任何征兆,突然枪响了,第一枪打席庆生,因为老大走在最前面,黄培英在中间,老二席庆川在后面。他们身边的子弹乱飞,打得地上的土扑扑地扬起来。这时刻席庆生就听见母亲“啊”地一声倒下去了,他转过来一看,母亲正痛苦万分地捂着胸部。他不顾一切地扑到母亲身边,大声地叫妈妈、妈妈,抱着她的头。黄培英捂着胸部的手边,血汩汩地流下来,她两眼直直地盯着大儿子,已说不出话。
席庆生马上撕开身上的白汗衫,准备包扎,这时,对方又用机枪朝他们扫射,他马上脱掉白汗衫朝对方狂舞,表明我们是和平居民、逃难的。但枪声未停,他只得又卧倒在地,老二躲在海椒地里。
枪声一停,席庆生又爬过去看母亲,她完全断气了,子弹从左乳下射进,从右腰部射出。伤口处冒着血泡,鲜血汩汩外流……
席庆生后来回忆说:

路边的农民这时从门洞里探出头来,朝我们招手,我们跑进门,背后山坡上的机枪又猛烈地叫起来了。我们俩抵着土墙浑身瘫软在地,我们一直躺了几个小时。下午五六点,我们沿着河沟,猫着腰,一会儿爬,一会儿跑,一会儿躲,逃到了大路上,继续朝李子林方向跑。当时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找到亲戚。然而,我们赶到了李子林才发现,这里的一大片房子都已经遭到炮击毁坏了,空荡荡的,连人影都找不到了。我们只好沿着公路继续走,被大批逃难的居民裹挟着朝钢花电影院方向移动,漫无目的地寻找父亲。

这年,老大席庆生15岁,老二席庆川13岁,老三席惠10岁,老四席庆龙和老五席庆荣刚到或未到上学的年龄。正是孩子一生中长身体、成性情,最需要母爱照拂的时候。
黄培英中弹仆地处,距离枪手位置直线距离约600米。她的丈夫席正华作为八一五基层的头头,拥有广泛的社会联系和消息渠道,找到那个阵地的负责人重钢八一五武斗组织的“毛司令”,很快打听到开枪者是苏仁和,是个孤儿,当过兵复员的。在阵地上,一位姓陶的师傅曾让苏仁和不要开枪,因为一眼就可以看出,走在路上的母子三人是逃难者,但苏仁和还是开了枪,就因为他要试枪!
一个多么冷血的理由,就要了一个人的命,使一个丈夫失去了妻子,一群孩子失去了母亲,一个家庭天塌地陷……
杀害黄培英的凶手苏仁和,当时没有受到惩处。直到文革后期才被公检法抓起来,只判了三年徒刑,不久就刑满释放了。不过,像是冥冥中的报应不爽,苏仁和远未达到他那个年代的平均寿命就因病早早弃世。

失去母亲之后

席庆生见到爸爸的第一句话就是:“妈妈被你们‘八一五’的打死了!”
那时父亲正带着一队人在剃光头,准备上战场冲锋陷阵。
身兼父亲、基层党员双重身份的席正华,听说噩耗,像泄了气的皮球,没有多说话,只问妈妈的尸体在哪儿,儿子告诉了他。当晚,席正华带着一个班的造反派战友,把亡妻尸体抬回来,在沙坪公园墓地挖坑匆匆掩埋。
一年后,重庆武斗平息了,家人才重又给黄培英修了墓。席氏兄弟在沙坪公园墓地目睹反到底战俘被押着为八一五派“烈士”挖坑建墓的情景。席氏兄弟捡砖头,找水泥,在那里忙了三个月,手都磨烂了,才把母亲的墓修好。
黄培英走了,几个孩子抱头在重钢大礼堂门口撕心裂肺大哭一场。那嘶哑绝望的号啕表达了他们对未来的恐惧。他们没法想象没有妈妈的日子该怎么过。这些事情超过了孩子的理解能力。
以后就靠席正华一个人挣工资养五个小孩,一个男人既要工作又要拉扯五个小孩,席父就把孩子们寄养在黄培英姊妹(孩子们叫姨妈)那里,就是吃顿饭。那两三年实在不知道是怎么混过去的。到了1969年,席庆生就到农村去插队当知青了。随之,1972年席庆川下乡。1974年席惠也下了乡。
理所当然,以后又都返城工作,似乎苦尽甘来。
席正华后来重新组建家庭,另育有二子一女。也许是怕续弦妻子多心伤情,很少去沙坪公园为亡妻上坟,只在家拈香焚祝遥祭,却每每嘱咐、提醒儿女不忘清明给妈妈扫墓,多烧点纸钱,送供品不要忘了做好、带上妈妈喜欢吃的烧白(扣肉),捎几句爸爸的话。
时光荏苒,岁月不居,黄培英在世时没能实现的愿望,儿女、家人的富足丰饶、安宁幸福,终于迁延许久后不期而至。席氏兄妹也搭上了这趟小康快车。虽然还有许多的不如意,但他们谁也不愿回到母亲在世时的那个“红色年代”做“乱离人”。

儿子有一个复仇故事

席庆生讲述过一个复仇故事。

1978年5月,历经多方打听,终于找到了凶手线索,知道苏仁和正在重庆钢铁公司医院里住院。他准备了两套方案:一是到医院去绑架苏仁和,然后用汽车拉到武隆的大山里去,让汽车和人都坠入悬崖,来个人不知鬼不觉;二是用汽车把他拖在车后,到市中心解放碑去拖死示众,并向人们宣布他的罪状。为此,他多次潜入医院踩点,认准了苏的病房,确定了动手的最佳时间:中午11点45分——那是医生护士打饭的时间。他准备了一辆212吉普、绳子、匕首和一套警服……为了不牵连家人,他甚至还在事前与恩爱甚笃的妻子办了离婚。
到了那天,席庆生和弟弟开车驶进医院,11点半准时到达住院部三楼,推开苏的病房门——他呆在那里了:室内阒静无声,没有医生,没有护士,更没有他苦苦寻找了11年的杀母仇人,病床是空的!脑海中预演了无数次的复仇画面,顷刻化为泡影。
那一刹那,他紧紧攥住的拳头捏出了汗,心发出阵阵抽搐,几乎窒息。
万般沮丧的席庆生只能离开。精心准备的行动,为什么会失败,他一直找不到答案。他怀疑是父亲设法通知凶手躲开了。因为动手前一天,他曾回父亲家向其告别,说:“杀母之仇,不共戴天。明天我要去搞死那个姓苏的!”但父亲始终对此保持沉默。而那个苏仁和就像从人间蒸发一样,再也没有了下落……(马云龙《血色记忆》,《南方周末》2012-04-27;杨猛《草木深深》,《龙门阵》2014年第3期)

每年一次的祭拜,无数次讲述母亲遇难故事,总有如潮悲情不断淤积、袭扰这个汉子,让他无从排解。
对于这个极富戏剧性的复仇故事,笔者不愿意把它作为曾经发生过的事情加以叙述。因为它会强化、鼓励仇恨的因循相袭,赋予仇恨以政治正确的德性和审美合法性,直至认同法外司法。
但它确实说明文革远未过去,人们习焉不察的伤口远未愈合。
笔者更愿意相信,是母亲黄培英不喜欢这个故事的结局,所以才像做清洁一样用抹布把这一切抹掉了。
——让它从内心欲望到外显动作,都归于零。

重庆武斗中类似的无辜死难者

类似黄培英这样与武斗无关却又死于武斗的无辜者,并非少数。
累计何蜀收集整理的《重庆文革武斗死难者名录》中所载,并未参加武斗却意外死于武斗的无辜者约有109人(载《昨天》2014年6月30日第36期(增刊),约占该名录所列1200余名武斗死者的10%。兹节录于下——

1967年7月3日 □□□,孕妇,在北碚人民会堂附近被八一五土炮打死。
7月8日 红岩机器厂2人(王世骅,财务科副科长,中共党员;顾兴度,男,红岩机器厂金工车间技术员)在躲避反到底派进攻中身亡。
7月28日 □□□,杨家坪街边卖老荫茶老人。被建设厂反到底派红大刀运送枪支车辆过路时车上人乱开枪打死。
8月4日 设于市中心财贸俱乐部的财贸八一五战斗团总部转移驻地,遭到反到底派武斗队袭击,正在帮助搬家的二十九中学毛泽东主义战斗团成员六人身亡,其中年龄最小者14岁。
8月22日 重庆警备区司令部3辆小车送干部到市革筹组听报告,途经两路口时,在山城宽银幕电影院前遭劫车的三名反到底派武斗人员枪击,五十四军干部处处长张甲奎、司机李永梁遇难……
1968年4月6日 重大八一五祭扫武斗“烈士墓”鸣枪致哀时打死过路行人1人。
…………

据这份名录的记载,在武斗高峰时,无辜死者人数最多的是1967年8月19日那天,一天之内竟有12位!

□□□,女,302次列车上的旅客,列车驶往重庆站时在九龙坡遭枪击身亡。
唐维先,女,化龙桥郊龙村192号(虎头岩警报台下)居民,被江北反到底派炮火击中住房身亡。终年41岁。
田家全,男,化龙桥郊龙村192号(虎头岩警报台下)居民。罗昭惠之夫。新婚蜜月中,被江北反到底派炮火击中住房身亡。
罗昭惠,女,化龙桥郊龙村192号(虎头岩警报台下)居民。田家全之妻,新婚蜜月中,被江北反到底派炮火击中住房身亡。
王丽香,女,化龙桥郊龙村192号(虎头岩警报台下)居民。父母在新疆建设兵团。被江北反到底派炮火击中住房身亡。终年9岁。
项泽林,男,杨家坪附近居民小孩,被武斗枪弹击中身亡。终年15岁。
项云林,男,杨家坪附近居民小孩,被武斗枪弹击中身亡。终年13岁。
吕□□,男,空压厂行政科吕银清之子,从长寿来重庆探亲,在杨家坪附近遭遇武斗枪击身亡。
□□□,小孩,在杨家坪煤建村遭遇武斗枪击身亡。
□□□,男,老头,在杨家坪煤建村遭遇武斗枪击身亡。
□□□,39陆军医院战士,乘运菜车11时半经四公里时遭枪击身亡。
□□□,男,解放军汽车团班长。因驻地在421部队后边牛奶场附近,遭到反到底派报复炮击,上厕所时被炮弹炸死。其妻刚来部队探亲即成寡妇。

沙坪公园红卫兵墓园中的一位死者何心贵,建设机床厂45车间工人,中共党员,1967年8月1日好心替车间工友代领工资,行走在并非武斗战场的袁家岗路上,被重庆三十五中学的武斗学生当成练枪法的“活靶”射杀。另一个墓的死者鲍积贞,重庆空压厂八级技工,没有参与两派中的任何一派,只是与八一五派的一个徒弟因考级尺度掌握严格了些有隔阂龃龉。即使他已经逃离本单位避难到了上桥,还是被徒弟“点水”(告密),被抓到重庆大学当作敌对派反到底的人,关在串连大楼五楼教室里,8月25日给活活打死。为掩盖真相,还制造了跳楼自杀的假现场。(参见郑志胜回忆录《汗•血•泪》,未刊稿)
所不同的是,鲍积贞被“点水”的加害人当时就被逮起来,受到处罚。似乎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在一派统制,没有纷争、拉锯战的地方,法制尚未完全被废除。还有公检法最低限度的运转,鲍积贞的女儿后来提及此事,亦不无安慰。而何心贵之死的肇事者,虽然也被死者遗属想方设法找到,并要求追惩刑责,但却被告知过了追诉期,照样入党、提干。何心贵之子何存南时隔30年提及此事,仍然耿耿于怀意难平,强烈要求访问者帮忙呼吁追责。
有西谚说,迟到的正义就不是正义。以此观之,西洋的议论可能陈义太高。在公正缺位的实际情况下,“迟到”也比“不到”好。

尾声

黄培英子女中的老大庆生、老二庆川、老三席惠都已经退休;庆生说每年都要安排国内、国外走一遭。第三代也组建家庭或将组家庭——席家兄妹先后当上了爷爷、姥姥,含饴弄孙,其乐融融。老四庆龙、老五庆荣还在上班,虽然还要缴纳退休养老保险金,但日子过得都宽畅,游刃有余,诸事顺遂,开心。
连单位破产,在外有一搭无一搭打工熬到退休的席惠,现在也能拿到2000多元的退休金。知足的她感觉,紧着用钱也够了,笑着连声说:还是感谢生活吧。
她还曾梦到妈妈托人多照顾这个唯一的女儿。提及此,泪眼婆娑,情不能已。
席庆生1994年在墓地上坟时与笔者的交谈,被笔者作为口述材料收录到《重庆红卫兵墓地素描》一文里(载刘青峰编《文化大革命:史实与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1996年清明前夕席庆生接受了香港无线电台编辑许慕贞的采访,讲述了这段令人心碎的往事,被编入系列纪实电视节目的一集中,在文革30周年纪念时播出;
2001年4月席庆生接受《南方周末》记者余刘文的采访,成为大陆最早、传播最广的报道。此后席庆生就成了境内外报道重庆红卫兵墓的纸质报刊、电视媒体争相捕捉的对象,成为媒体明星。
他诅咒文革动乱带来的武斗杀戮,祈愿灾难不再,要求保全、保护墓地,成了重庆红卫兵墓园众多死者遗属中的一个公众代表。
黄培英的死亡故事和背后的悲苦殇情,因此广为流传。
2015.4.19-24.初稿
4.26.再访,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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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乱世】

吴大哥

刘金全

那是1963年的秋天,我才十来岁,之所以记得,是经过三年困难时期后,生活条件逐渐有些好转了。
吴大哥叫吴作根,比我大七八岁。那时的吴大哥,在我心目中是壮实、高大、浓眉大眼的,特别聪明,脑子里装了好多我所不晓得的知识。
我们都住在陈家坪重庆针织总厂的家属宿舍,他住在我隔壁的隔壁,是跟他姐姐姐夫住在一起的。
听说他昨晚回来了,所以我起床吃了饭便去打听消息,被告之下河沟洗衣服去了,我跟着就下河沟去。
这条清清的小河沟发源于石桥铺中学旁的几处堰塘、水田及五台山上的大片水田,那些溢出的水在陈家坪汇集,经公路的两个涵洞,把这边的家属区绕了半个圈,流经平石桥下面一块大大的整石,形成一个小小的瀑布,挂在半月型的岩洞,跌入了下面的潭中。这条河沟对于我们的生活与玩耍相当重要。
我走拢一看,只见吴大哥坐在平石桥下的石板上,两手抱膝,身旁放一盆衣服,身子一动不动地双眼死盯脚前一片清清流水发呆。
我悄悄走近他,小心地试着将手在他眼前晃了两晃。
他转头抬眼一看是我,便问:“啥事?”
我高兴地回答:“教我下象棋?”
“棋呢?”他显得有些不屑。
我赶紧从衣兜里掏出一枚似五分硬币般的铁皮圆块来,在他眼前晃。
他若有所思后,问:“哪里找的?”
“毛狗弯下头的铁锅儿厂。”
“多不多?”
“多的是。”
他仿佛有些不信地望着我:“以前咋没有呢?”
“才开始有的。是铁皮冲下来的,铁皮做水瓶壳用。”
“哦……”他想了一下后,眼睛一亮,高兴地一拍腿:“把这枚留给我,你再去搞一些回来。洗了衣服我马上画棋盘。”
“好嘞!”我马上将铁皮圆块递到他手掌中,兴奋得双手将屁股一拍,马不停蹄地朝铁锅儿厂跑去,捡了一大堆铁皮圆圆回来。
午后不久,当一副象棋摆在小桌上时,瞧着这用饭粒贴紧的用轻微图案的花纸做的帅方,和用白纸做的将方的棋子,望着棋子上漂亮的钢笔字,望着画得如此工整的棋盘,我们无不拍手称快,脸上乐开了花,心里痒痒的。
象棋给我们带来无尽的乐趣,吴大哥说他让出车马炮三个棋子,用左手下我们。我们也笨,还认为这是他真让了我们许多,因为我们是用右手下,居然还排起队与他轮番拼杀。哪知道棋高一筹如泰山压顶,何况,他棋艺的确高出我们这么多。
我们太服他了,一群小孩跟在他后面屁颠屁颠地跑来跑去,他自然成了我们的司令。
一天下雨,记不清我随司令从外面哪里回来。经过我们住房前面临公路边的在建红砖楼时,见几个青年工人在打扑克牌——拱猪。
我俩就凑上去看热闹,吴大哥看得非常认真。几把牌后,突然一人不打了,其余三人不依,说他耍赖,因他马上要满一千分,快输了。为此争吵了起来。
“我来替你打几把,帮你换换手气?”吴大哥望着耍赖的青年工人说。
全部都望着了吴大哥,那青工将吴大哥从头到脚反复看了几遍后,用一种死马当活马医的口气:“舍了,要得。”
我吃惊得不行地望着吴大哥,说实话,瞬间后也期盼他参与,热闹与刺激嘛。心里自然也为他祈祷。
果然吴大哥身手不凡,经过一番较量,他倒把别人拱肥了(满一千分),他的分数反而降为了最低。
牌局一完,他拉着我就走。
“为啥不看看?”我问。
他悄悄告诉我:“他们在赌钱。”
我回望了几个青工一眼,紧跟吴大哥回家了,我俨然是吴大哥的贴身跟班。
好景不长,一天吴大哥突然告诉我,他要去读书,再也不能陪我耍和与我的这帮小孩子玩了。
我不解地:“您这么聪明还用得着读书?”
他望着我笑了:“小娃儿家家不懂。”
我马上装成懂事的样子并关心地问:“到哪里读?”
“大坪。复读一年。”
“然后呢?”
“考大学。”
哇!神圣了。
从那后很少见到吴大哥了,只听大人们说,他很辛苦,一大早起来自带午饭,往返来回都是步行,到七八公里外的大坪读书。即便晚上在家都是啃书本,不再出门了。
他不喊我,我也不便去打搅他。
终于传来了好消息——他考上了武汉测绘学院。这在当时成为了家属区了不起的大事。至于他向没向我告别,我送没送他,全然不记得了。
当我俩再次相见时,我们两家都因厂里调配房屋各自搬家,不再是邻居了。
时间大约是1967年的5至6月份。
因武汉武斗逐步升级,他躲避回了重庆。
重庆的武斗也在升级,可能比武汉还要厉害一些。一天傍晚,我弟弟来学校告诉我,晚上吴大哥要来我家。我高兴地回了家。
见了面,我的兴奋劲不用提,吴大哥见我长高了又进了初中读一年级(老三届最低的一个年级),大加赞扬。
在无比亲切的交谈中,我慢慢听出来了,吴大哥想见我的本意中,还有另一层重要内容:奉我父母之意,劝我别去学校。那时学校停课闹革命,不但没有书念,反而成了武斗人员的窝子。但吴大哥没正面提出来,却绕着弯子劝我别去参加搞武斗。
“你从小就喜欢看书,何不借此机会多在家看些书?”吴大哥亲切地望着我,暗示着。
我答:“学校有书,进图书室里去拿就是了。不过,图书也被偷得不像样了。”
“哦,你们在校的学生很少有人看书吧?”
我点头:“没空,搞革命都忙不过来。也没兴趣,再说尽是些……”见他这么喜欢书,我便把“毒草”这两个字咽下去了。
“哦。”
我只记得:那一夜我俩谈了很久,详细的内容记不清楚了,留下的印象是:关于世界上著名小说和著名的作家他讲了很多。但有一点我记忆非常深刻的是:读书要系统,如果要了解近现代中国农民大体的生存状态,就要看《红旗谱》、《暴风骤雨》、《创业史》。这话使我产生了一种莫名的惊叹与佩服,后来我找来细细阅读。“系统”这一词,对我后来的学习帮助很大。
记得最后他问我想看什么书。
我答,英雄类的。
他说,他正好带了一本《当代英雄》回来。
我想都没想:“好,我看。”
在去他家的途中我说:“哥,您遇到啥子麻烦事尽管找我。”言下之意陈家坪这个码头我还是有点势力的。他懂我之意,很亲切地拍了拍我的肩头,含笑地说:“小兄弟,谢谢!你这份心我领了。不会发生什么事的。我只会呆在家里看书。”
这段对话所以记得,是我自以为“出息”了,可以反过来保护吴大哥了。
吴大哥把书保管得真好啊!他从床下小心翼翼地拖出小木箱来,开了锁,从全用牛皮纸包好的书中找出一本不厚的书来,用手来回抚摸着书皮说:“好书啊!这些书都是世界名著,宝贵呀!”说完,慎重地递到我手中,小心告诫道:“别让其他人知道,也不要借人,好好在家里看,不懂的来问我。这一箱子书你要看,随时都来拿,好吗?”
我忙点头,如获至宝地回家了。
那一夜,我没回学校,如饥似渴地看起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看完了,也懵了:怎么把自已的姐姐偷出去与人换马,会是——当代英雄?!
于是,第二天我就回学校去干“当代英雄”的事了。
几天后,我弟弟奉母亲之命来学校看我。我托弟弟回家后把那本书给吴大哥送还回去,还叫他给吴大哥说明,我们红卫兵就是真正的“当代英雄”,使命极其重大,没有时间看书了。听弟弟后来对我说,吴大哥接到书后一脸的苦笑,直摇头说我还没有长醒,将来可能要吃点苦头。
1969年我下乡到通江当知青去了,英雄梦也随之破灭。吴大哥也分配回了重庆工作。在下乡后回重庆探亲的时间中,我还去过一次他工作的单位,在两路口从大田湾背后到鹅岭公园的爬坡公路边,挺大的一幢楼,他见到我非常高兴。之后就再也没见面,他结婚我也是听说的。
我回城工作后,先是以厂为家,忘命地为厂工作,不得空闲。后来我们重庆针织总厂又成为西南第一家破产的大型国有企业,我不得已下海做生意,由于文化底子差,又没有经商的经验,碰得头破血流、血本无归。帮人打工,更是受尽了屈辱和折磨,我终于意识到吴大哥说的“要吃点苦头”的深刻含义了。
由于一天到晚忙于生计,在茫茫人海中我与吴大哥失去了联系。他当过单位的党委书记,也是此文写作时才在微信群上听人提到的。
四十多年过去了,屈指一算,如今的吴大哥已是七十好几的人了。吴大哥,我一定要找到你,在有生之年好好地聚一聚,面谢你当年的教诲,并表达我的悔恨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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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林一叶】

重庆地名遭遇“红八月”

李正权

地名是人们赋予某一特定空间位置的专有名称,是社会的产物。地名的产生、命名、演变以及消失,始终受到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和科技的发展水平的制约,往往反映了命名时的那个时代的某种特征,具有很强的时代性。历史上的重要事件,甚至也会表现在地名上。特别是历史发生重大变化后,社会就可能对某些地名进行集中更改。重庆地名的变化就是一个充分的例证。
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西迁重庆,定重庆为陪都。当时,重庆的街道过多过短,名称也相当混乱庞杂,与时代很不谐调。1937年后,重庆兴起一股合并街道、重新取名之风,于是有了民族路、民权路、民生路之类。1949年底国民党败退,解放军进城,重庆的地名又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更改,把中正路改为新华路,林森路改为解放东路和解放西路,岳军路(原名国府路)改为人民路,等等。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史无前例,空前绝后,在地名上当然更会留下痕迹来。文革首先标榜的就是“破四旧、立四新”。“四旧”,就是所谓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这些“旧”,在地名中当然不少,当然也要改。只要包含有“四旧”内容的,或者仅仅只是有一丁点儿“四旧”感觉的,甚至与“四旧”不沾边但不符合“革命原则”或者“革命性”不那么强烈的,都在更改之列。
1966年的“红八月”,由北京带头,经官方媒体的大力宣传鼓动,重庆也和全国一样,兴起了改地名的风潮。由于改得仓促,一时间,人们乘车坐船都不知自己要去的地方叫什么名字了。地名改了,不少地方又改成同样的地名,因此而乘错车、坐错船的人,几乎天天都有。虽然如此,却没有人敢出来对这样的更改说半个“不”字。
首先要改的是国民政府时期留下的一些地名。民族路、民权路、民生路是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命名的,文革虽然打倒一切,但还没有公开叫嚷打倒孙中山。但三民主义一定要改,因为台湾那边天天在喊“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因而这三条路名都改了:民族路改为红卫路,民权路改为反修路,民生路改为了幸福路。与其相连的次干道或街巷也跟着改为了红卫支一路、支二路或幸福一巷、二巷之类。连以孙中山名字命名的中山一路、二路、三路、四路也都改了,中山一路和二路合并后改为红旗路,中山三路改为红星路,中山四路改为向阳路。与之相连的次干道也随之改为红旗支路、红星村之类。
其次是多少留有旧时代痕迹的,那就肯定要改了。例如把民国路改为五一路(因为那里有“五一电影院”),把保安路改为八一路,而且保留至今。民国不说了,保安本是保卫平安的意思,保安路是民国时期有警察局驻此而得名的,只是因为国民党爱用这两个字而共产党不用(正如国民党称警察局而共产党就要改称公安局一样),于是也要改。正好那条路上有解放军剧院和总后勤部驻渝兵站,于是改为八一路。
至于诸如领事巷、若瑟堂、安乐洞、神仙洞、花街子、较场口、和平路、富城路、道门口、巴县衙门、二府衙之类带有“封资修”色彩的,更要改了。领事巷改为反帝巷,若瑟堂改为抗美巷,安乐洞改为劳动街,神仙洞改为枇杷山正街,花街子改为红星路(与中山二路同名),较场口改为红卫广场,和平路改为大寨路,富城路改为永红路,道门口改为建设街,巴县衙门改为解放东村,二府衙改为光明街,等等,等等。
那年代,红字最吃香,于是叫“红”的地名也最多。朝天门被改为红港,鹅岭被改为红岭,菜园坝改为红岸,还有红旗路、红星路、红光路、永红巷、捍红路、红锋坡等等。能够缀入“红”字的,几乎都用完了,以致叫红卫、捍红、红光之类的街道,全市(如今的主城区)就有好几个,让人弄不清哪个是哪儿。特别是朝天门改名为红港,附近的街巷也跟着沾光,于是有了红港路(陕西路)、红港支路(曹家巷)、红港支一路(信义街,已拆)红港支二路(现朝千路)、红港前街(余家巷,现朝东路)、红港中街(白鹤亭,已拆)、红港后街(丰碑街,已拆)之类,把人的脑壳都要弄晕。重庆烟厂那几年还专门出产过红港牌和红岭牌香烟,价格低廉,很受欢迎,让红港和红岭这两个文革改的地名多少给人们留下了一点印象。1967年8月8日,两派动用十多艘船舰,在朝天门两江汇流处大规模武斗,打沉船只3艘、打坏12艘,打死24人、打伤129人,就被称为“红港海战”。
凯旋路中学是1958年才开办的,当时还没有挤进按顺序号排列的中学的行列中(后来才按顺序排列为五十三中)。于是,他们要求把自己学校命名为红岩中学(因为小说《红岩》中所写的西南长官公署二处驻地“慈居”就在该校背后坡上),但因当时还有与小说中所写到的渣滓洞、白公馆邻近的童家桥中学、杨公桥中学已经抢先提出这一要求,于是经有关部门协调,将童家桥、杨公桥中学更名为红岩一中、红岩二中,凯旋路中学则更名为红岩三中,晚一步提出这一要求的南岸滨江中学更名为红岩四中。接着,红岩三中学生又提出将凯旋路改为红岩路(后改为大庆路)。更好笑的是,该校学生还满街贴出大字报,要求把重庆市更名为红岩市,其理由也相当正当:重庆是封建帝王命名的,带有歌颂封建帝王的色彩;而红岩具有革命意义,能够确保永远“红”下去。据说小说《红岩》作者罗广彬、杨益言对此也深表赞同,还在当年的“11·27殉难烈士纪念大会”上支持重庆及外地赴渝红卫兵和革命师生集体发出改重庆市为红岩市、改《重庆日报》为《红岩日报》、改“11·27烈士”为“红岩烈士”的倡议书。不过,那要求改重庆市为红岩市的大字报看的人多,摇头的人也多。一个城市要改名,必须由省政府上报国务院,而且要国务院批准,改红岩市的提议也就只能是不了了之。
取名红字的地名太多了,不够用了,就用诸如东风、向阳、长征、革命、前进、解放、勇敢、曙光、立新、抗美、援朝、五一、八一、延安、井冈山、大庆、大寨之类的名字。那时渝中半岛还叫市中区,面积不到10平方公里,有20个街道办事处,除了解放碑街道办事处外,几乎全部改了名:朝天门街道办事处改为红港街道办事处,望龙门街道办事处改为曙光街道办事处,西三街街道办事处改为东风街道办事处,较场口街道办事处改为红卫广场街道办事处,大阳沟街道办事处改为五一路街道办事处,临江门街道办事处改为前哨街道办事处(文革中1967年“二月镇反”时重庆最先镇压的工人造反军前哨支队就是这个街道的居民造反组织),南纪门街道办事处改为长征路街道办事处,七星岗街道办事处改为大寨路街道办事处,捍卫路街道办事处改为红旗路街道办事处,石板坡街道办事处改为灯塔街道办事处,两路口街道办事处改为红星路街道办事处,上清寺街道办事处改为向阳路街道办事处,菜园坝街道办事处改为红岸街道办事处,大溪沟街道办事处改为人民路街道办事处,王家坡街道办事处改为红岭街道办事处……
(下图:《重庆日报》1966年8月24日刊登的市中区街道更名表)

当年改地名似乎相当容易。有人提出,于是就组织一帮人跑到街道办事处去贴上几张大字报,然后由某个群众组织开个会,就可以出台了。正在“革命高潮”中,街道办事处也好,主管地名的民政局也好,更莫说区委区政府,哪个敢阻拦?哪个敢不“支持革命群众的首创精神”?于是,新地名几乎都没有经过审核,甚至没有下发文件,就在报纸上公布了。1966年8月24日《重庆日报》公布了5个新地名。26日,又以《大破剥削阶级“四旧”,大立无产阶级“四新”/本市广大革命群众和“红卫兵”小将们一起闹革命/一些带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色彩的街名和店名已换上新名称》为题,公布了39个新地名。报道称:“迄至昨天,在市中区街道居民群众充分讨论的基础上,经政府有关部门研究决定,除二十四日本报新闻中已经公布的五条新街名外,又继续改定了三十九个新的街道名称。其他一些需要更改的旧街名,也正在进行酝酿讨论。”事实上,在2015年开始进行的全国第二次地名普查中,相关人员查遍了档案,也没有找到1966年8月批准更改地名的相应文件。批准改地名的文件几乎都是1968年才发出的。也就是说,虽然1966年就改了不少地名,但一直到1968年才得到确认。
1968年重庆大规模的武斗已基本停止,各级革命委员会已经建立,才有权威和机会对已经改了两年的地名进行形式上的审核,发文给予批准。《重庆日报》1966年8月报道中所说的“经政府有关部门研究决定”,实际上是不准确的,可能只是某部门领导人的一个表态。
由于没有经过市政府主管部门审核,于是全市就有好几个东风街、红卫路、大庆路,让人摸不到魂头。据说,有的地方为了争改革命地名,有不同意见的人甚至还动了武。
虽然1968年批准了改名,但那些乱改一气的地名,大多没有得到市民的认可,更没有坚持几天,甚至在批准的时候就已经烟消云散,然后就没有了踪影。
1972年进行了一次地名恢复工作,不少地方都恢复了原名。到文革结束,1980年又进行了一次地名普查,文革改的地名绝大多数都重新改了回去。不过,也有极少几个保留了下来,直到如今,也算是文革留下的仅存“硕果”吧。例如保节院。保节两字带有明显的封建意味,对妇女是一种侮辱和歧视,文革中改为三八街,分为上三八街和下三八街(现已拆迁),不过居民一般仍按习惯称保节院,你要问三八街,可能还没有几个人能说出在哪里。又例如宏声巷。那条巷子本来是两条小街,一名会府街,一名忠烈祠。因为市聋哑学校在那儿,文革中有发明,说是用针灸可以治愈聋哑,让聋子也能听见声音,于是就改名为宏声巷。只是不知道当年有没有被治好的聋哑人,他们是否真的听到宏声了。虽然对聋哑人来说,“宏声”二字好像有点黑色幽默,不过,这样一个地名,也能体现出社会对聋哑人的关心,保留也好。可惜的是民国路。如今崇尚民国大刮“民国风”,如果那五一路继续叫民国路,精明的商家肯定要把那条街打扮成“民国范”,让对民国存在幻想的“文青”去光顾,让商家发大财,说不定重庆又会多出一处“传统风情一条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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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读往来】

徐小棣补正上期文章中一个人名

上期《文革风暴中两位可敬的普通教师》一文作者徐小棣来信,提出文章里提到的“一位名叫李常作(音)的体育老师”,经多方了解,姓名应为“李长祚”,特作补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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