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 天》第一〇八期
抢救文革回忆 积累文革资料 交流相关信息 促进文革研究
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18年3月30日第108期
本期目录
史林一叶
散 木 山西文革导火线之一的《傅山画集》事件 何 蜀 “八一五会议”:毛泽东收拾工人造反派的重要部署
史实考订
舒声、郑实 邓朴方文革受伤致残事件的初步考证
阅史漫笔
阎长贵 在两次会议的发言 实事求是地研究和宣传历史——在2005年《党史博览》杂志社召开的 “重大历史题材问题笔会”上的发言(节选) 从一九八一年《历史决议》前进,还是后退? ——在2014年2月18日《炎黄春秋》新春联谊会上的发言 阎长贵 从江青的两封信谈起
书海泛舟
黄肇炎《三线遗梦》序与后记 章 明 一个大学生奉献青春的曲折道路——《三线遗梦》序 作者自序 作者后记
唐少杰 介绍《清华大学史》第二卷未刊稿 阎长贵 一本对文革研究非常有价值的资料 ——漫议《江青十年讲话汇编(1966~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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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文革导火线之一的《傅山画集》事件
散 木
读《启功日记》(中华书局2012年版),看到其中有这样的记载:1966年11月,清华大学的“首都红卫兵赴晋造反团”勒令启功交代此前1964年山西关于编辑出版《傅山画集》及《傅山书画选》的一些事情,彼时涉及到的画家和专家,还有侯外庐、董寿平、李行百等。这或许是启功文革伊始遭遇到的第一件“麻烦”事,其具体经过,在其日记中有简要的记述: 1966年11月21日,“山西六中一同志来了解关于傅山事,……提及侯外庐捐给历史博物馆傅山大修篆字幅事。”继之,11月29日,“十时余有清华大学‘首都红卫兵赴晋造反团’战士任传仲、邢晓光二人来了解关于傅山画集事,谈及中午,同去找李行百。……见面后,我又被派往董寿平家,要他写材料。归甚晚。” 11月30日,“上午到董家取材料,及《傅山书画选》一册,自己写材料。” 12月1日,“任、邢来,认为我的材料不足,当再补。令我去董处取《傅山画集》。” 此后的12月5日,启功给董寿平写了一封信,内容如下:
寿平先生: 《傅山画集》已交,红卫兵战士为(此?)开了带公章的收据,上款是给荣宝斋文革的,《傅山书画选》亦开了收据,是给私人的。 功自前日重感冒,发烧39.1度,今当未全退,收据容亲自送上,不敢附入信函,恐有遗失。 两位战士指出:您前写的材料过简,因您于此事有上下牵线的重要关系,前写材料不够详尽,战士们在山西所知比您写的还多,故此要您速写一份详尽的,速寄太原市山西社会主义学院主楼416室清华大学井冈山野战军邢晓光同志收,愈速愈好。 此致 敬礼 启功 66-12-5
山西来人来了解关于历史人物傅山的事,而傅山与北京嚣嚣攘攘的那位历史人物海瑞一样,此时皆系“打狗棒”,也即“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在北京,是暗指山西人的彭真等,在太原,几乎是明指省委的一班人马了,连带的,是一批历史和文玩的专家、学者,当然,他们不过是“炮灰”,其中赫然就有启功。启功受累接受盘问,又被喝令奔东跑西,找相关的同人出具证明,甚至得了病也不敢休息,自己还得写材料,写得简略了,又要挨骂,总之,是要为“红卫兵战士”提供充分的“炮弹”,以轰击山西的旧省委。 启功日记所记之事,是当年山西发动文革时的一桩旧案,它是山西文革导火线之一,至今恐怕早已被人遗忘殆尽矣。
一、1964年的一桩旧案与傅山其人
启功日记中所说的此案,如今不做一些解释,读者可能会一头雾水,这桩当年的“文字狱”,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这又要从山西的文化标帜性人物——傅山说起了。 提到傅山,恐怕山西人都会知道的。傅山(1606~1684),字青主,初名鼎臣,一字仁仲,其别号甚多,有“公之它”、“石道人”、“丹崖子”、“青羊庵主”、“侨黄老人”、“朱衣道人”、“酒道人”等,他受道法于龙池还阳真人时,又曾更名为“真山”,这些名字,笔者从前在山西博物馆工作时,在展览和藏品库房是经常看到的。 傅山是山西阳曲西村(今太原北郊)人,而傅山生活的年代,正是明、清政权更迭和社会大动荡的时代,傅山于明末目击时艰,特别是经过甲申之变,所谓江山易主,满目疮痍,彼时已近不惑之年的傅山思想已日渐成熟,他痛感明季政治的腐败,痛恨面对内忧外患却束手无策、以迂腐的理学愚弄黔首的前朝统治者,又深恶清朝异族统治,坚持民族气节,而这种思想贯穿了其一生,并深刻影响到了他的诗文创作和笔墨。也是因此,傅山后来成了“文化山西”最大的一面旗帜,他深受山西人民的爱戴和崇仰,其书画手迹也成为人们竞相收藏和欣赏的文物。影响所及,当年的中共中央、中共华北局、中共北京市委、中共山西省委、中共太原市委,其领导人中颇多的山西人也热衷于欣赏甚至收藏傅山的书画,加之当年傅山的书画,无论是各地的馆藏,或流传于民间的,皆十分丰富(据笔者所知,国内若干大型的博物馆差不多都有其藏品),其人其物,因而影响远被,特别是人们崇仰傅山的气节以及其艺术天分,其遂成为清季以来最有口碑的山西士子,而山西的书画家们也几乎无一例外地都以傅山为法帖,做人、习字、习画,皆学习傅山,视傅山为墨仙(傅山的书法理论对后世影响也极为深远,其“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真率毋安排”的创作原则是后世书法创作的最高的美学原则),当然,这就不仅仅局限于山西人,受傅山影响的,遍及社会各界,其中高层的人士,就有文革前夜的中共北京市委文教书记、收藏家邓拓(也是因此酿出了此案),中共华北局的李雪峰、薄一波、乌兰夫、范若愚、陶鲁笳等,中共山西省委和太原市委的卫恒、郑林、王中青、岳维藩、刘舒侠等,以及民主人士邓宝珊等,当然还有专家学者的启功(北师大学者、书法家)、董寿平(山西籍著名国画家)、李行百(谢无量、张大千、赵少昂的弟子,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画》杂志编辑,时为北京画院画家)、侯外庐(山西籍历史学家)、王朝闻(美学家)、郭神武(西北大学教授)、郝树侯(山西大学历史系教授,《傅山传》作者)等。
二、傅山纪念馆和《傅山画集》
此前的1954年,太原晋祠古迹保养所(今晋祠博物馆)征集和搜集到了傅山墨迹18件,次年又搜集到了傅山行书中堂立轴一幅。至1960年,晋祠的外事任务逐渐增加,为了充实晋祠的文物展览,经当时的太原市副市长刘舒侠同意,开办了一个“傅山书画陈列室”,并由当时的山西省副省长郑林题匾,展出晋祠收藏和外借的傅山书画共30余件。翌年,又由当时的太原市市长岳维藩主持,拨专款搜集傅山的史料,同年12月,山西成立了傅山著作整理委员会,由副省长王中青主持,郝树侯任主任委员,计划全面搜集和整理傅山的手稿等。又至1962年初,“三年灾害”的苦果逐渐缓和,随着国民经济各方面的调整,文化活动复苏,国内许多地方纷纷举办历史人物纪念馆(《光明日报》曾报道有二十多个古代人物纪念馆在筹办),此之前后,由中国科学院第三历史研究所所长侯外庐和陕西大学教授郭神武发起,拟于傅山逝世280周年之际在山西开展傅山纪念活动,太原市遂决定筹办一座傅山纪念馆。 1962年9月22日,在太原并州饭店召开了傅山纪念馆筹备委员会会议,筹委会由主任委员刘舒侠,副主任委员郝树侯、张焕等23人组成。会议确定:纪念馆介绍的中心是表彰傅山的民族气节,纪念馆则是各地研究傅山成果的集中反映,至于展览内容,采取编年史式划分为三个部分:家庭介绍、政治活动、学术研究和艺术成就。随即筹委会派人搜集资料,并派人沿傅山活动过的地方进行调查和拍摄,其中包括傅山走过的地方、傅山的手稿和题字、与傅山接触过的人物如顾亭林的住处等。彼时,傅山纪念馆的馆址定在晋祠庙内的唐叔虞祠东侧的关帝庙内,计开辟7个展室,其中北窑洞陈列傅山的生平事略及年谱、印谱、著作,以及中央档案馆收存的清顺治年间“朱衣道人案”的案卷复制品等;后院南窑间则布置了一个“霜红龛”的傅山斋,陈列傅山批注过的书籍、所开药方的手稿、中医用品,以及傅山生前的用品等;后院三清洞和玉皇阁,陈列展出傅山的字画。所有陈列品于1963年2月展出,说明文稿系由郝树侯、陈鉴先、何高民、钟信、申承金、牛树檀、温竹君、冯育栋等撰写和修改。至同年8月17日,根据太原市市长岳维藩的指示,纪念馆挂出了郑林题写的“傅山纪念馆”的大匾,并正式启用“山西太原傅山纪念馆”的图章。这就是傅山纪念馆的由来。 在筹办纪念馆的同时,因征集和搜集所获,有关方面编辑出版了数种有关傅山的书籍(1964年山西晋祠文物管理所和山西省中医研究所还合编了《傅青主验方秘方》、《青囊秘诀》两本书,受到了国内中医界的重视),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傅山画集》。此前的1962年,由晋祠文管所具体承办,汇集了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山西省博物馆、山西晋祠文物管理所三个单位收藏的傅山书画30余件,以三个单位合编的名义,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傅山书画选》,这个选本是用宣纸印刷的,书法多而绘画少,因此显得比较单薄,于是又有了《傅山画集》的问世,这个选本则集中了北京、天津、上海、太原、沈阳各大博物馆(院)收藏的傅山绘画精品40幅(其中有画页10页为题画诗),而正是这本画集的出版,后来被人攻讦,成为山西发动文革的导火线之一。 《傅山画集》为布面函装,以山西晋祠文物保管所名义,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64年出版,其中印平装本1000本,精装本500本,书出,恰中共华北局在晋祠开会,随即受到李雪峰、薄一波、乌兰夫等的好评,这也是此案的一个由来。《傅山画集》在编辑出版过程中得到了中共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的关注和支持,而参与撰写前言和说明的则有启功、李行百、刘舒侠、张玉田、温竹君、钟信等,予以审阅的则有李雪峰、邓拓、卫恒、郑林、岳维藩、刘舒侠、侯外庐、王朝闻等。其中,前言是以“晋祠文物保管所”名义撰写的,其中略述傅山的生平,尤表彰其民族气节,在述及其学术思想和书画艺术成就时,则称道其为“异端”,并表彰傅山讲求艺德和其画风,即反对当时盛行的临古、拟古风气,以真山真水(太原或晋中一带)为本,至于其技法、章法,则突破了古代书画固有的程式;同时又指出傅山的书画包含着“士大夫的趣味和意境”,须以“批判的眼光”,来“汲取精华”等等。 1964年,《傅山画集》出版、傅山纪念馆对外开放。未几,全国的政治形势却已有变化,意识形态领域里开始强调突出政治,文艺领域则开始大搞“革命现代京剧”等,于是,傅山纪念馆的问题被提到了中共太原市委。此前1964年1月,中共太原市委将《关于成立傅山纪念馆的请示报告》报请中共山西省委批示,当时省委责成省委宣传部研究答复,有关领导研究后认为它不符合中央宣传部1963年5月27日发出的《关于纪念历史人物应该事先向中央请示报告》的精神,不同意成立傅山纪念馆,于是傅山纪念馆只好匆匆下马,改为“傅山书画陈列馆”,对外则沿用晋祠文管所的名义。无疑,这已是不祥之声,而彼时毛泽东等正在寻找发动文革的突破口,恰恰当时中共北京市委的邓拓以及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喜欢收藏傅山的书画,而邓拓等撰写的《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中许多篇章以古人托喻,不免也会捎带到傅山,彼时一部傅山手批的明版《老学庵笔记》正收藏于人民日报社图书馆(系抗日将军马占山所赠),人民日报社总编辑邓拓和图书馆馆长谢兴尧对此书十分重视,并且据说是经常在一起摩娑鉴赏。这些文人雅事,一旦到了非常时期,难免要被人议论(邓拓的收藏癖好已然成为众矢之的)。
三、事出《傅山画集》
话说1964年5月,袁振(原鞍山钢铁公司党委第一书记兼经理,曾参与建树了被称为“鞍钢宪法”的国有大企业管理经验,至今仍被“新左派”们看好)调任中共山西省委书记处书记兼太原市委第一书记。半年之后,即1965年11月10日,《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由此拉开了文革的序幕。按照当时毛泽东和中共北京市委(山西籍的彭真是第一书记)的博弈结果,以及毛泽东的亲自部署,各地的主要报纸纷纷转载了这篇文章,12月4日,《山西日报》也转载了姚文。 文革是以“除四旧”为开道的。翌年1月,袁振指示太原文化局拆除晋祠的部分文物(神像等),去除陈列和纪念傅山的东西,替代以新书画,以此为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作宣传,由此揭开了山西的文革序幕。同年4月,中共华北局在河北邯郸开会,与会者有的人得知山西籍的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以及邓拓等违背了毛泽东批判吴晗的意旨,即彭真等出了问题,而4月13日起拆除晋祠部分文物的举动却受到了中共山西省委郑林等的反对,当时中共山西省委书记卫恒也在晋祠举行的全省“四清”工作会议上批评了省文化局、市文化局以及袁振,认为他们此举是无组织无纪律,即没有向省委请示也未经省委同意,不过,袁振表示不服,他在5月12日写信给卫恒,就郑林、岳维藩、刘舒侠等筹划纪念傅山一事提出:“这是学术问题呢?还是政治问题?”袁振甚至认为邓拓在支持搞傅山展览和《傅山画集》问题上与中共山西省委有着重要关系,对此,卫恒没有回答他的指责。 不久,又在北京前门饭店召开了中共华北局工作会议,到会的袁振对中共山西省委提出了五点批评,其中就公开了他与山西省委在纪念傅山问题上发生的争执,他还给毛泽东和江青写了信,揭发山西省委支持办傅山展览是为封、资、修服务;认为傅山坚持反清,不和清政府合作,省委则公开支持出版《傅山画集》,这就是政治问题。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卫恒坚持认为这不是问题,而中共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则为此特意到山西组了解情况,袁振随即将有关材料交给李雪峰的秘书,并要求取得中共华北局的支持。袁振还在小组会议上发言,批判《傅山画集》的序言,认为它与《燕山夜话》一样,都是邓拓等人的“黑话”,而邓拓是“坏人”,至于中共山西省委宣传部则在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的影响下,支持举办所谓“傅山展览”、出版《傅山画集》,而且请“三家村”的头目邓拓为画集写前言,属于严重的政治错误。随后,袁振又在华北会议中型组会议上,仍然就傅山纪念的问题揭发批判中共山西省委和中共太原市委,并且拿出一个《关于筹划纪念傅山的若干问题》的文字材料,其中点名批判了从中央到太原共30余位支持傅山展览的领导和专家学者,说他们“对纪念傅山很热心,在五年多的时间内,一直在大捧傅山,表彰死人,歌颂封建士大夫,造成极坏的影响”,不惜动用6万元设立“傅山纪念馆”(郑林题写牌匾),又阻拦拆除晋祠的部分神像和取消纪念馆,卫恒则背后支持这些行动,这是“以保留古迹为名,实质上是宣扬封建毒素,这就是黑线,搞这些事正是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1961年和1962年困难时期,正是全国刮黑风的时候,搞这些是什么问题?”他质问:这是“反对什么?提倡什么?为谁说话?” 除了针对省委的卫恒、郑林等,袁振还指责了当事人中的王中青、李庶民等。袁振的用意很明白,此案的关键,就是涉及到了被中央点了名的“三家村”黑线人物邓拓,邓拓为《傅山画集》写的序言“完全是黑话,指桑骂槐,旁敲侧击,攻击我们伟大的党”,而且邓拓在山西有活动,山西省委与之有牵连,即与“三家村”相呼应,“竭力为剥削阶级的死人招魂,给复辟资本主义作舆论准备。”在一本《关于筹划纪念傅山的若干问题》的大事记中,又揭发和指责山西省委等“在五年多的时间内,一直在大捧傅山”(差不多解放后不久就大肆宣扬傅山:1952年在太原纯阳宫举办展览;1953年郑林、王大任等又往太原西村凭吊傅山的坟墓,结果被人利用,造成“西傅事件”,即老百姓纷纷前往求神拜药的迷信活动,受到中央的批评),认为这“完全是站在地主、资产阶级立场上,完全背离了毛主席一贯教导的党的文艺方针,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特别是“这个事件的历史背景发生在庐山会议以后”,而“在这个事件中,岳维藩同志和刘舒侠同志起了积极筹划、亲自安排部署的坏作用”,以及“五年来省委的一些领导同志、华北局直到中央的个别领导同志对此也很热心,特别是反革命分子邓拓还为《傅山书画集》写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前言’,也起了一定的支持鼓励作用”等等。 袁振借《傅山画集》发难,当时的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卫恒表示不能理解,他当即批评了袁振,他说:“我们已经按照中央的指示,采取了新的措施,有什么必要再收回那个《通知》呢?北京是北京,山西是山西,硬要把山西省委和北京市委扯到一起,这究竟是想干什么呢?”结果一如在全国许多地方发生的情况:“造反派”被打压,袁振在华北会议上被称为“野心家”和“伸手派”,甚至还称存在一个以袁振为首的太原市委内部的“反党集团”,袁振被迫做了检查:“我犯了严重错误,犯了罪,搞了宗派活动,利用《傅山画集》等问题反对省委。”他甚至还检讨说:“我把自己推向了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方面,是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会后,按照省委的部署,派出了由省委书记处书记贾俊为组长的工作组进驻太原市委,动员市级机关干部揭批袁振。 文革期间有许多这样的闹剧,而当年发生在华北会议上的逆转也只是文革的一个小小插曲,如同许多同一时期发生的事情,各地“造反派”与工作组及省委的你来我往,不久之后由于毛泽东的表态又有了惊人的大逆转,1966年10月,中央文革小组向华北局调阅了袁振的材料,同时袁振也向周恩来写信,控诉中共山西省委对其进行政治陷害,要求给予平反。当时中共华北局曾决定:同意山西省委提出的免除袁振所担任的太原市委第一书记的职务,将其调回省委工作。而不久之后的12月,中共山西省委的主要负责人卫恒等则又被迫向袁振“赔情道歉”,即承认在华北会议期间整袁振是错误的,也就是变相承认了袁振的“造反”是“造反有理”了。 1967年1月10日,一张有名的大字报即《请看,以卫恒、王谦为首的钻进党内的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分子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罪行》出笼,并当作传单广为散发,至此,山西的文革发展到了“夺权”阶段,而这张大字报的署名者共有5人,其中就包括了袁振。 《傅山画集》一案,最终以极其荒谬的形式得以定谳,即它是“竭力为剥削阶级的死人招魂,给复辟资本主义作舆论准备”,而早在1961年,正当《三家村札记》、《燕山夜话》等纷纷出笼的时候,中共华北局编印的《山西名人录》也对“历史上帝王将相如关云长、唐太宗、傅山等进行宣扬”;此后的1962年6月,又“正当蒋介石匪帮疯狂叫嚣‘反攻大陆’的时候,侯外庐抛出了《傅山〈荀子评注〉手稿序言》”;1962年,郑林题写书名并主编的《傅山书画选》出版,翌年《傅山画集》出版,皆是邓拓和山西省委“维护和复辟‘四旧’、为封建文人树碑立传的严重政治问题”,实质是为彭德怀“鸣冤叫屈”等等。这也就是当年的启功先生绝不会明白的何以一部《傅山画集》居然会有什么“上下牵线的重要关系”了。 据说当年根据袁振的吩咐,在上交中央的此案的说明材料中,凡是有关傅山的东西,统统挑出来送达中央文革小组,其中包括傅山的诗、书、画真迹等,有人说这批文物,最终落入了康生之手。
四、傅山纪念馆和《傅山画集》的“复活”
文革之后,在山西,傅山可谓大热。随着“文化热”及传统文化研读的大兴,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降,“傅山热”方兴未艾,民间的收藏且不说,侯外庐、张岱年以及山西本土学者的魏宗禹、张颔、张海瀛、郝树侯、尹协理、吴连城、林鹏、侯文正等撰写发表了大量有关研究傅山的著作和论文,《傅青主女科校释》、《傅山医学手稿》以及《傅山全书》等的编辑出版也提上了日程。1984年至1987年,山西人民出版社先后出版了《霜红龛集》、《傅山书法》、《清傅山书丹枫阁记》、《傅山研究论文集》、《傅山诗文选注》、《傅山论书法》、《傅山论书画》等,乃至《傅山全集》;文物出版社也出版了《傅山医学研究集》等。曾是山西文革导火线之一的《傅山画集》,也由原出版单位的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于1982年再版,与原版不同的,只是封面的题写者,由康生变成了赵朴初。(关于康生在此案中的作为,笔者至今不甚了然。笔者相关的文章,可见于《南方都市报》2012年3月6日副刊版的《康生和文人的交往》和待刊的《1962年“红学”讨论的余波——兼说康生“主持风雅”以及毛泽东“批红”》。) 另一个傅山纪念馆,也先于1988年7月在太原晋祠成立“傅山书画展览馆”、后于1989年正式得以恢复。恢复后的傅山纪念馆,展览内容有:“傅山生平”之家世与家教、赴京请愿、奔走反清、朱衣道人案、松庄隐居、拒绝征辟;“傅山的思想和学术成就”之傅山的爱国主义思想、傅山的哲学思想、傅山的治学精神和诸子研究、傅山的文艺思想和诗文、傅山书画、傅山的诊术和著作;“傅山研究的历史和现状”等。而这个傅山纪念馆的牌匾题写者,则是沙孟海先生了。 2018年1月31日修订 —————————————————————————————————— 【史林一叶】
“八一五会议”:毛泽东收拾工人造反派的重要部署
何 蜀
几十年来,无论在对文化大革命的回忆还是研究中,都有一种常见的说法和认识:毛泽东是支持、肯定造反派的,是华国锋、邓小平否定、打击了造反派。因此至今还有当年的造反派人士念念不忘那句文革前期流传的话:“革命方知北京近,造反倍觉毛主席亲。” 许多人只记住了毛泽东去世之后,华国锋领导的“清查帮派体系”时对一些造反派头头的清算和之后邓小平在“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特别是“清理三种人”中对造反派的整体否定,却忘记了或者是“选择性遗忘”了毛泽东早就对造反派进行过打压以及对造反派群众组织“卸磨杀驴”式的全面取缔。
从“定点清除”到全面取缔
毛泽东与造反派的关系比较复杂,一方面可以说是没有毛泽东就没有造反派——任何一个由共产党执政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都不可能允许出现得到领袖恩准群聚成“派”的“造反派”;另一方面,造反派在毛泽东以种种“运动群众”的策略千方百计煽动起来以后,从1967年初开始,就已经不断遭到毛泽东有选择的部分打压。 “造反倍觉毛主席亲”只是造反派的一厢情愿,毛泽东并不觉得造反派亲,而始终是按照其“阶级斗争”思维对造反派保持着高度警惕。最能说明这一点的就是1967年1月30日毛泽东对谭震林关于国务院农口几个单位情况的报告所作的那个批示:“林彪、恩来同志:此件值得一阅。党、政、军、民、学、工厂、农村、商业内部,都混入了少数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变质分子。此次运动中这些人大部都自己跳了出来,是大好事。应由革命群众认真查明,彻底批倒,然后分别轻重,酌情处理。请你们注意这个问题。谭震林的意见是正确的。此件请周印发较多的同志看,引起警惕。” 这里所说的“自己跳了出来”的人,当然就是造反派。可见,在造反派刚以星火燎原之势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展开“全面内战”的1967年,毛泽东就不断在有选择地对某些造反派进行着“定点清除”式的打击。 还在给谭震林的报告所作那段批示之前的1967年1月13日,毛泽东就批准发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时称“公安六条”),这个在全国城乡到处张贴、家喻户晓的“公安六条”,要求公安机关“采取恰当的方式,加强对敌人的专政,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这实际上已经发出了“镇反”的信号。其中第四条针对当时全社会风起云涌的造反派群众组织规定:“地、富、反、坏、右分子,劳动教养人员和刑满留场(厂)就业人员,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反动道会门的中小道首和职业办道人员,敌伪的军(连长以上)、政(保长以上)、警(警长以上)、宪(宪兵)、特(特务)分子,刑满释放、解除劳动教养但改造得不好的分子,投机倒把分子,和被杀、被关、被管制、外逃的反革命分子的坚持反动立场的家属,一律不准外出串连,不许改换姓名,伪造历史,混入革命群众组织,不准背后操纵煽动,更不准他们自己建立组织。这些分子,如有破坏行为,要依法严办。”这里所提出的对一大批各种类型“分子”及“坚持反动立场的家属”(有的地方将其归纳简称为“二十一种人”)“一律不准外出串连”,不许“混入革命群众组织,不准背后操纵煽动,更不准他们自己建立组织”,明令将那些有“历史问题”或“家庭出身”问题的人清除出群众组织并剥夺其“大民主”权利直至“依法惩办”。其打击面之广,堪称“史无前例”。这也成为1967年2、3月间全国许多地方展开针对造反派的大规模“镇反”运动的一个主要指导性文件。 1967年2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告》宣布:“所谓全国性组织,中央一律不予承认,所有这些组织应当立即取消。”接着,2月17日一天之内,中央就同时发出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临时工、合同工、外包工的通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处理下乡上山知识青年外出串连、请愿、上访的通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援内地和边疆建设的职工应就地参加文化大革命的紧急通告》等文件,将“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简称“全红总”)、“全国上山下乡革命知识青年红色造反兵团”、“全国上山下乡捍卫真理革命造反团”、“全国下乡上山知识青年红色第一线战斗队”等以经济维权为主的全国性造反组织统统取缔。 1967年5月,在首都三军机关两派武斗冲突的“五一三”事件之后,按照毛泽东的旨意,林彪、周恩来率“无产阶级司令部”全班人马公开亮相表示对曾经被视为“老保”的“首都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支持,将一度是“中央文革铁拳头”的“首都三军革命造反派”一巴掌打了下去。 1967年8月王力、关锋被毛泽东抛弃之后,曾经对首都文革运动起着极大影响和主导作用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简称“学部”)红卫兵联队、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等曾经得到中央支持和肯定的“左派组织”,都跟着王力、关锋及随后倒台的戚本禹一起失势,并相继遭到批判,其头头与骨干无一例外被打成“五一六反革命分子”。 1967年9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姚文元按毛泽东授意写成并经毛泽东审定修改的《评陶铸的两本书》,文中将以北京钢铁学院部分学生为主的“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打成反动组织,毛泽东在姚文元的送审稿中还专门加写了一段话:“这个反动组织,不敢公开见人,几个月来在北京藏在地下,他们的成员和领袖,大部分现在还不太清楚,他们只在夜深人静时派人出来贴传单,写标语。对这类人物,广大群众正在调查研究,不久就可以弄明白。”毛泽东这段暗藏杀机的文字,为此后大规模清算造反派的“清查五一六”运动埋下了伏笔…… 在1967年对造反派的打压中,毛泽东很注意“缩小打击面”,只针对造反派中的某一小部分,而且要“借刀杀人”地鼓动造反派中的主流派别参与这一打压,比如依靠首都三司镇压“全红总”,发动首都红代会所属的高校造反派镇压“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等等。 不过,1967年对造反派的打压都还只是少量的、局部的,到了1968年下半年,毛泽东就放手全面收拾造反派了。 1968年8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在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下团结起来——纪念毛主席〈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发表两周年》,社论不再号召广大群众继续发扬革命造反精神,继续“炮打司令部”,而是强调:“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是全党、全军、全国和广大革命群众唯一的领导中心。全党、全军、全国只能有这样一个中心,不能有第二个中心。”社论指出:“所谓‘多中心论’是一种资产阶级山头主义、个人主义的反动理论,它涣散革命队伍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妨碍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贯彻执行。倘若各个部门、各个单位都要‘以我为中心’,全国有许多个‘中心’,仍旧是无中心。这种思想如果听任发展下去而不加纠正,就会走到脱离以至对抗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错误的道路上去。我们必须批判‘以我为中心’的错误思想,加强无产阶级的整体观念,加强革命的组织纪律性……”并提出:“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要在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号令下统一意志,统一步伐,统一行动。” 在这篇社论发表之前,没有人听说过什么“多中心论”,更不知道这个“多中心论”是谁散布的,甚至看到社论的这个新提法时,还会按文革以来的惯例以为是中央又有某人要被揪出、打倒了。一般人都不会明白,这实际上是在暗示群众组织的存在就是另立中心,特别是其中的“倘若各个部门、各个单位都要‘以我为中心’”这句话,就明白无误地是指的各地各单位的造反派群众组织,因为当时在中央一再强调的所谓“革命大联合”中,造反派群众组织都认为自己是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联合时应该以自己这个组织为中心,才能确保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贯彻执行,确保文化大革命的最后胜利。可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并不这样认为,反而说这“是一种资产阶级山头主义、个人主义的反动理论”。这篇社论已经对文革群众组织的继续存在发出了警告。 为什么这时会把造反派群众组织弃若敝屣?谜底很快就揭开了。 1968年10月31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扩大的第十二次中央委员会全会公报》发表,公报中宣布:“全会批准中央专案组审查小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这个报告以充分的证据查明: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是一个埋藏在党内的叛徒、内奸、工贼,是罪恶累累的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全会认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党和革命群众把刘少奇的反革命面貌揭露出来,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伟大胜利,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伟大胜利。全会对于刘少奇的反革命罪行,表示了极大的革命义愤,一致通过决议: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公报豪迈地宣称:“现在,这个波澜壮阔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伟大的、决定性的胜利。” 在向全世界公开宣布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的、决定性的胜利”之时,毛泽东已经迫不及待地开始了卸磨杀驴——收拾已经失掉利用价值的造反派。 第一个最重要的、“划时代”的标志性事件,就是1968年的“七二七”:毛泽东亲自决策并精心部署,派出所谓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当时在仓促中还没有想好具体名称,这个名称是事后才想出来的),以高度保密、突然袭击的方式进驻清华大学。从此,大学的造反派红卫兵被明确赶下文革舞台,从“革命小将”变成了只能“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的“臭老九”。 另一个众所周知、波及到千家万户的部署是这年年底,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号召,将所有中学生全部赶到农村,釜底抽薪地结束了中学的红卫兵造反运动。 这两个分别收拾大、中学生造反派红卫兵的部署都已经有了许多回忆与研究,不过,在收拾大学、中学的“革命小将”的两大部署之间,还有一次十分重要的收拾文化大革命“主力军”——工人造反派的部署,至今还很少有人回忆,也未见有关研究。 这就是紧接着“七二七”的“八一五”——1968年8月15日(即“七二七”之后不到二十天)开始,中央在北京召开的各地国防、冶金等重点工矿企业的造反派及相关领导干部、军代表的所谓“抓革命促生产会议”。因会议涉及的工业系统部门多,事出仓促,主事者一时间竟没有想出一个准确的会议名称,一般都以会议开始的日期简称为“八一五会议”。这次会议实际上是一次强行解散各地重点工矿企业群众组织、终结工人造反运动的大型“学习班”,要赶在中共“九大”之前把工人造反派这个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也赶下文革舞台。 许多人没有注意到这一重大事变,其原因之一是毛泽东在“八一五会议”召开十天之后的8月25日,抛出了他授意姚文元起草并经他审定的重要文章《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这给人们造成了一种强烈的错觉,似乎“工人阶级”的地位空前提高了,仍然是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其实,这时所提到的“工人阶级”,已经不是1966年底那篇鼓动工人起来造反的《人民日报》社论《迎接工矿企业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所说的“工人阶级”了。那些响应号召起来造反的“工人阶级”,此时正面临灭顶之灾。 在“八一五会议”期间,各地各单位代表团强行解散工人群众组织(即所谓实行“大联合”),严厉追查文革中工人造反派的停产、武斗等罪责,揪“坏头头”,追“黑后台”,强行揭发、交代、请罪,有人被逼得自杀,有人被大会逮捕……“八一五会议”成了许多亲历者谈之色变的恐怖“集中营”。
“八一五会议”的名称与规模
因为官方媒体对“八一五会议”始终没有像对“七二七”工宣队进驻清华大学那样进行过正面报道和宣传,也没有见到有关会议的中央文件披露,因此至今对这个会议的正式名称仍然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现在能查到的有这样几种不同的表述: 一、在《周恩来年谱》中有这样一条记载:“(1968年)9月3日、4日 召开国务院业务小组会议,谈冶金、国防工业两个会议的情况和国防科委学习班问题。五日,接见参加冶金、国防工业会议的代表,听取冶金工业会议汇报……” 这里写的是“冶金、国防工业两个会议”。 二、当时由中央学习班记录整理、各地广泛传达学习的中央首长“九一六讲话”的题目写的是:“中央首长对国防工业部分工厂和一机部、化工部协作厂‘抓革命促生产’会议代表的讲话” ,将会议名称写为“国防工业部分工厂和一机部化工部协作厂抓革命促生产会议”; 三、在文革之后出版的丁龙嘉、听雨著《康生与“赵健民冤案”》(人民出版社1999年1月版)一书有关“八一五会议”的章节中,将会议名称写为“国防、冶金等企业抓革命促生产会议”; 因为中央对这个会议从一开始就没有明确定下一个正式的名称,就在提法上造成一些混乱。在1969年2月26日 中央文革碰头会首长接见山西代表的记录中写的是:“1969年2月26日下午5时36分至8时30分,中央文革碰头会议同志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接见了参加冶金工业抓革命促生产会议和‘八·一五会议’的山西代表。” 这里把冶金会议与“八一五会议”分开在提。而在当年山西红联站一派所编大事记中记载:“1月14日(一)下午七点半,周总理亲自电话通知(山西省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十三冶、十二冶两派各派十五名代表三天内赴京参加八·一五会议,并点名陈广仁、杨承孝必须去。”“1月16日(一)晚,周总理电话通知:由4642部队组成强大的军管组,组织十二冶、十三冶代表参加八·一五会议。”这里,周恩来又是把冶金工业会议称为“八一五会议”的。重庆当年反到底派重钢三厂延安兵团的负责人田学恒在回忆时也说:“1968年8月15日,在北京召开了两个全国性的会议,我们冶金企业召开的就是全国冶金企业抓革命促生产会议,军工系统就是八一五会议。” 他只把军工(即国防工业)系统的会议称作“八一五会议”。而在冶金部第一冶金建设公司(时在武汉)的施工处技术员、造反派群众组织“新一冶”主要负责人曹承义的回忆录《悲欣交集话文革》中,则在“‘八一五冶金工作会议’造反派开始挨整”一节里写道:“1968年8月,中央在北京召开了两个‘八一五会议’,即国防工作会议和冶金工作会议。武船、武钢等单位分别参加了这两个会议。” 从这些不同提法可以大致推断出,“八一五会议”是同时召开的工矿企业不同部门重点企业的一系列会议的总称,其中主要的是国防、冶金两大系统,同时还有与之配套协作的其他系统的相关企业,总之都是各地大型国营企业。会议名称的不确定与提法上的混乱,正说明当时召开这些会议的仓促、主观和无事先计划安排,正像“七二七”派出大批工人进驻清华大学却连这支队伍的一个正式名称都没有一样,“八一五会议”没有正式的名称,正体现出毛泽东的行事风格。 “八一五会议”堪称中共执政以来规模最大的工矿企业代表会议,在那个“国防工业部分工厂和一机部、化工部协作厂‘抓革命促生产’会议”即国防工业会议中,周恩来在“九一六讲话”里说到“这次会议除六个机械工业部外,还有化工部的厂,一机部的厂”,也就是说,参加会议的除了一机部、化工部的配套协作厂外,属于国防工业系统的就有六个机械工业部,即第二(核工业)、第三(航空工业)、第四(电子工业)、第五(兵器工业)、第六(舰船工业)、第七(导弹及航天工业)这六个部,连同一机部、化工部,共有八个部所属的大型国营企业,周恩来还明确说了“来了二百四十五个厂”(这还只是国防工业会议的数字),如果按一个厂到会10~20人计算 ,那么单是国防工业会议到会就有两千多到近五千人,可见规模之大。在“九一六讲话”中被点到名的重点企业,除了作为先进样板介绍经验的上海机床厂之外,重点提到的有:南昌飞机厂、哈尔滨枪弹厂、重庆高射炮厂(即国营望江机器厂)、泸州二五五厂(即生产弹药的泸州化工厂)、成都七四五厂、太原二四五厂(即生产火药的国营兴安化学材料厂)、太原重型机械厂、武昌造船厂等。 “八一五会议”时间之长也堪称史无前例,从1968年8月15日开始,到1969年1月下旬结束 ,长达近半年,可能是中共执政以来会期最长的一次所谓“会议”,而且还有被留下来继续“学习”的,在1969年月2日26(应为16日)日接见山西代表的讲话中,周恩来说:“参加‘八·一五’会议的,其他省的都回去了,把山西的十二个单位留下来,有太原重型机器厂、化工厂和十个兵工厂都留下了。” 这里提到的十二个厂都是国防工业系统的厂,而从讲话内容看受到接见的还有冶金系统的代表,比如讲话中点到的杨承孝,是十三冶金建筑公司工人、山西工人造反派的主要代表人物。这些人被留下来继续开的会,可以看作是“八一五会议”的继续,那会议时间就更长了。
“八一五会议”如何收拾造反派
“八一五会议”名为会议,实际上是一个变相集中营,会议的目的就是要收拾工人造反派。但是,俗话说“放鬼容易收鬼难”,工人造反派是在文化大革命前期经毛泽东反复发动或曰鼓动、挑动、煽动,特别是通过1966年10月之后和1967年4月之后两次史无前例的大规模平反运动,才终于打消了人们对于记忆犹新的1957年“反右派”重演的顾虑,放心地集结成派“杀”上文革舞台的。现在却要他们乖乖地解散组织(大联合),各自认错认罪(“斗私批修”),谈何容易!不过,谙熟历代帝王治人之术的毛泽东,几十年来收拾党内各色反对派或主观认定(其实并未反他)的反对派又积累了太多经验,收拾这些政治上单纯幼稚而且是乌合之众的造反派,当然不在话下。 “八一五会议”收拾这些桀骜不驯的工人造反派,采取了这样一些手法: 一、“五不准” 会议实行严格的“五不准”:不准写信,不准打电话,不准会客,不准外出,不准串联。 参加会议的造反派许多都是生平第一次来到北京,来到“毛主席的身边”,不让他们外出,他们当然不甘心。于是,有人就千方百计想办法偷跑出去看看北京的市容,照相留影以作为生平难得的纪念。四川泸州化工厂的几个人就跑到北京景山公园去照相,结果惹出大祸,被诬为召开了“景山黑会”,遭到严厉追查,在中央首长那个有名的“九一六讲话”中成了中央首长追查逼供的一个“大案”。 在1966年底那个鼓动工人起来造反的《人民日报》社论《迎接工矿企业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特别强调了串联(当时写作“串连”),说:“我们工人阶级应当欢迎革命学生到工厂来串连,革命学生也应当欢迎本市的工人到学校去串连,以便相互学习,相互帮助,相互支持,相互促进。”而这时则严格禁止串联了。“五不准”中的“不准串联”,就是在会议期间不准“相互帮助,相互支持”,最根本的就是防止“串供”。对这一点,国庆节后才被通知去参加“八一五会议”的重庆市革命委员会委员、国营江陵机器厂的八一五派头头刘德胜感慨特别深,他回忆:
……八一五会议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事前也不晓得。军代表通知我,说是抓革命促生产会议,要我去参加。我们厂有我,其他单位就不知道了。因为基本上不准互相来往。 ……一去了,一走拢,我们团里那些人怎么看到我就躲呢?招呼也不打,看到就往一边闪。对方也去了一个,就是军工井冈山江陵兵团的一号头目高德安。他就比我还遭得惨。他为啥子呢?原来所谓反右派的时候,说过一些话。那个时候把这些看得很重。但是他又比我有经验,不像我这样单纯。他晓得该说的就说,该承担的就承担。 那晚上看到情况不对头,就没有睡得着。那个五十四军的营长,我们原来老远看到就要喊,要打招呼的。他也丧起一张脸。这是怎么回事哟?开会像这样开呀? ……还不准串联。特别是串联,碰到一起了,你就得把脑壳一甩:认不到。那是相当严哟。
因为这“五不准”,重庆长江电工厂青年女工、八一五派代表、重庆市革命委员会委员黄荣华还错失了一次可能成功的姻缘。她回忆说:
小唐是广西凭祥一个部队的参谋。他姐姐是我的同事,他姐听说我还没有对象,就介绍我与他弟弟交往。我和小唐没有见过面,但是我们在第一封信中就说好了,先通信,作为一般的朋友交往,等到见面以后双方都满意了,再正式确定恋爱关系。我和小唐通了一段时间的信以后,他就随部队到越南参加抗美援越战争去了,他信中告诉我说暂时不能通信了。 随后我又到了北京参加“八一五会议”,这一走就是半年多,所以,我们一直都没有了书信联系。他随部队回到国内“休探亲假”,为了先前的那个承诺(就是我们有言在先,要见面后才能确定是否建立恋爱关系),所以,他就从凭祥直接坐火车跑到北京找我来了,想跟我见上一面,正式确定了恋爱关系再回家。 或许是他时间紧迫来不及与我联系,或许他没有我的详细地址,或许他想给我一个意外的惊喜,或许……没有想到的是,他来得不是时候,因为,当时我们正被要求不准外出,等待毛主席的接见。他在我们招待所的服务台给我留了张条子,说他住在铁道兵招待所等我,希望能与我见上一面。过了两天,我才看到那张字条。看到了我也没办法呀!不允许外出,我也不敢给军代表明说(当时还很害羞)。过后才听说,小唐到体育馆找了我几次,在北京等了我好多天,见不到我,没有一点消息,他不得不离开了。临走之前他又来过一次我们住的招待所,同上几次一样,吃了闭门羹,招待所的人连一句话也不帮他带…… 他怀着极坏的心情回到重庆,把他遭遇的情况给他姐姐说了,他姐姐当然很气愤,就片面地分析、猜想,可能是我已经另外交了男朋友了,不愿跟他见面,在有意躲着他。
还有更严重的,不是会议代表的人因为与会议代表联系而引来杀身之祸。云南《冶金报》记者王原衡和东风矿务局干部谭伯信,在前门饭店与参加“八一五会议”的云南代表见了个面,就被诬陷为在“八一五会议”期间搞“反革命”的“场外指导”,被抓去残酷批斗,严刑拷打,武装押回云南后,谭伯信被打成重伤,王原衡被迫害致死。
二、人人过关交代、揭发 黄荣华回忆:
国庆之后,会议的形势急转直下,内容、形式全都变了,不再整篇整篇学习毛主席著作,而是有针对性地选择学习一些语录片断。军代表在会上传达了上层领导的精神,不要空喊口号,不要空下决心、表忠心了,要结合个人实际情况“斗私批修”,“清理阶级队伍”,抓阶级斗争。除了要求每个人都要交待自己的问题以外,还要揭发坏人坏事,当时还有一句特别的词句叫“竹筒倒豆子,一颗不剩”。军代表心中早就有准备、有目标,要求大家揭发本厂、本派内部的坏人坏事,特别是武斗中的坏人坏事。还要求在个人总结的时候,要实事求是,不要搞什么集体承担责任,还批评一些自作聪明的人,举例说:有些人很敏感,已经嗅出味道不对了,他们在私下发牢骚说:“白天受气,晚上看戏,打你一耳光,再塞给你一块糖吃”……有的人暗示说:每人都要承担一点责任呵,法不治众嘛!这些都是不行的!犯错误不要紧,只要承认错误,改正错误就是好同志……
三、批斗与惩戒 文革中提倡的是“大批判开路”。“八一五会议”期间,各单位都对一些造反派头头或骨干以及被诬为“黑手”的领导干部进行了批斗。在“九一六讲话”中,周恩来对太原245厂(山西北方兴安化学材料厂)保领导干部海晏 的一派头头进行了指责并强迫其改变“保”的态度,然后下令:“你们两派都反对海燕,是否把海燕调来批斗,不要武斗。你们在这批判他,你们两派赞成吗?……”康生也说:“你们都赞成吗?把海燕调来,有利于你们联合嘛!”在这样的强迫高压下,还有谁敢说不赞成?中央点名要求调来批斗的干部会面临怎样的下场,可想而知。这些领导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真正是“动辄得咎”,他们最初都像“十六条”中指责的那样对这场所谓的“大革命”“很不理解”,后来逼着自己“理解”了,按照毛泽东要求的“你们要政治挂帅,到群众里面去,和群众在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 的“最高指示”做了,到群众里面去了,结果更糟,文化大革命中所有的问题都会追到他们身上,成为这场大动乱的替罪羊。据山西当年红联站一派所编大事记记载,参加“八一五会议”的山西代表在会议期间揪出了不少“黑手”进行批斗,其中如海晏等人是由中央直接点名进行批斗的:
8月27日 (一)“八一五”会议上两派代表揪出了两年来破坏文化大革命的阶级异己分子蒋观洪。 9月16日 (一)中央首长接见“八一五”会议代表,山西太重、兴安厂参加。……中央首长指出海晏是坏人,为他翻案是错误的,并将他揪至“八一五”会议上批斗,促进实现大联合。对重机问题,再次指出罗枫奇是坏人。 9月18日 “八一五”会议上揪出了破坏晋机厂文化大革命和生产的走资派王正,为晋机文化大革命胜利奠定了基础。 9月19日 “八一五”会议成果巨大,截止九月廿日揪出了大批走资派、叛徒、反革命分子。计有:新华化工厂孟宪钢,晋东南毛占绪、赵振龙等人,机床厂蒋观洪等人,兴安厂海晏等和晋南红卫机械厂、太行仪表厂的一批坏人,这批人员在运动中始终站在刘少奇反动路线一边,坚持反动立场,竟然长期逍遥法外,这完全是某些人推行反动路线、招降纳叛的结果。 10月24日 在京“八一五”会议上,揪出了太重两个破坏文化大革命的黑手顾林和杨涧智。
造反派头头在“八一五会议”中更是成了批斗的重点。重庆的刘德胜回忆他到会后遭到批斗的情况:
……第二天就交代政策,要交代,揭发,批判,八一五会议是要搞臭武斗歪风,批臭武斗有理有功论等等。你要交代自己的问题,在毛主席身边,要竹筒倒豆子,交代了就好了。在毛主席身边要说老实话。你还年轻,出身又好,哪有不犯错误的呢?另外一个,你要敢于承担责任。你看现在两派踩得这样凶。你把责任承担了,就把下面解放了。六五团的头,都听你的。你不承担责任哪个承担责任呢?只有你承担了责任才能解放群众。 说句老实话,在那个时候,喊我写检查,我小学毕业,写什么检查嘛!我真的是小学毕业呀。马上上午就开“帮助会”,那个“帮助会”是从来没有经历过的,认得到的人都认不得你了,而且都要上纲上线来批你,把你劈头盖脸狠批一通。本派的还稍微客观点,对立派反到底派的说起就不得了:我们那个村的娃儿,晚上哭,大人就说你再哭,刘德胜来了!娃儿就不敢哭了。还有:你硬是没得经济问题呀?硬是没有乱搞女人呀?你武斗都敢搞,那些不敢搞吗?这就叫“打威风”。这样批了两三天,这个批过去那个批过来。我们先去的那个勤务员,早就被批得瓜兮兮的。可能他经济上有一点牵连嘛,我们出去那个船上装的大米,可能出了点问题。他是被整得哭兮兮的。加上他年纪比我大。你不哭也不得行,你不哭就说你没得阶级感情。还必须痛哭流涕的,都还不行。大家揭发,你还得把本子拿起记。你想,我那么多年没有摸过笔了。我能记得到好多?好多字都写不来。就是这样整。整了下来,那个营长,就是五十四军那个淦营长,又找你谈话:你,属于好人犯错误,在毛主席身边,一定要竹筒倒豆子——部队的人最喜欢说这句话——倒了就好了,你要想得通,大家帮你是爱护你,等等等等。那时候心头还是不大服。还是有点嗷。特别是喊要承担责任,要敢于承担责任,勇于承担责任,解放下头。我没有去做的事我也承担?那时想不通。六八年,我还不到二十二岁,又没有见过这些大场合,我还是不愿意承担。
刘德胜对在“八一五会议”上被迫写检查一事特别感慨:
八一五会议我写检查,你猜我写了好多字?三万多字!所以我经常说,邓小平写三万字检查有什么稀奇?我写了三万多!是怎么写出来的呢?反正就是别人休息了你不能休息,拿起笔来慢慢凑,这张报纸扯一段,那张报纸扯一段,另外不是会议有简报吗?把简报找来,这里掐一段,那里掐一段,只要你衔接得好。再把自己臭骂一通。有一点是认识到的,就是武斗。所以我回来后经常在说:哪个舅子再搞武斗!再搞武斗我会赶快跑开,跑得最快。所以回来过后有人给我说哪里又有什么不对头了,我说不要给我说这些。这样写了三万多字的检查。光有检查还不行,还要让别人听起来有点色彩,这就是别个教我的,要有点语气。语气一定要练好,该大声要大声,该慢要慢,特别是骂自己的地方,一定要让别人认为你是真心要悔改了。完全是演出来的,天天练出来的。今天在这个会上讲了,大家又来帮,你拿个本子记下来,虚心接受,明天又来。反正一天就搞这个嘛。这样差不多了,就又找我谈个事情了,我们那个厂革委会,实际上我去参加会议的时候就已经批了,我就是八一五派的副主任。对方的副主任是高德安。为了把他拉下来,要讲对等,军管会就做我的工作,说你年轻,你已经是市革委委员了,这个厂革委副主任就不要当了,你一定要顾这个大局。这是可以体现你在北京八一五会议上到底学得怎样,这是行动的时候了。未必然我说不干哪?那明天就要端正你的态度。我只有说要得。结果我们那个革委会副主任,是原来我们最多让他当个委员的。反正都是军管会在定。我回来过后跟军管会开玩笑说起这事,他们说这是上面的意思,为了刹这股风。
会议期间对一些交代认识不好或达不到有关方面要求的人,会进行惩戒,主要是不让参加晚上外出观看样板戏之类的文娱活动或不让参加首长以至毛泽东接见。重庆长江电工厂青年助理技术员、反到底派军工井冈山总部常委刘锡邦回忆:
经常,外出活动集合排队的时候,忽然宣布:“某某出列!”那就被会议有关人员带走了。直到活动结束了,大家回来了,才能回到学习班。他是这样隔离的,还很多嘛。所以这个八一五会议大家是吃不好睡不好的呀。厕所里面都是标语: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顽固到底死路一条!寝室里面到处都贴起这些。
哪个“会议”会在厕所、寝室里都贴上“坦白从宽”之类标语?这不是变相监狱、集中营是什么? 当然更为严重的是会议期间的批斗。据《康生与“赵健民冤案”》记载,“八一五会议”期间,云南冶金系统代表中有三十五人遭到批斗,回原单位后又有六十人被批斗、毒打,其中三十九人被打伤致残。
四、会议期间的抓捕 为了将造反派打下去,在“八一五会议”期间就开始抓捕造反派了——远远早于华国锋领导的“揭批查”运动。武钢火车司机、“九一三”负责人之一陈祖坤在回忆录《吹尽狂沙》中写道:在“八一五会议”开始二十天后的9月5日中央首长接见大会上,因武钢“九一三”的头头李想玉起来发言时语速太快,谁都听不清他说了些什么,遭到江青的喝斥,这时另一个“九一三”头头张克勤站起来,“这个初轧厂的天吊工,平时说话嗓门就高,不等江青说完就吼起来:你不了解情况!会场气氛顿时紧张起来,两边侧门走出两队军人,总理站起来挥手示意让他们撤回去……江青继续说:你看你们在这里都这么狠,可想而知你们在青山有何等的嚣张!这一句话无异于判了这几十人的死刑。……”接见大会后,不等张克勤走近住宿的前门饭店,就被军代表支持的几个人撂倒,扭送北京卫戍区。在“九五”接见大会上由武钢军代表支持的人发言中点了名的张克勤、胡启生、江涛、王敏青四个人,在会议期间都被抓捕。其中,江涛是武钢党委副书记兼政治部主任,其妻王敏青是武钢党委组织部长,夫妻二人被指控为操纵“九一三”的“黑手”。 抓捕人中影响最大的是在国防系统大会上公开逮捕重庆两大派的代表人物邓长春(望江机器厂青年工人,反到底派军工井冈山总部负责人,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常委)和方文正(空气压缩机厂青年技术员,八一五派八一兵团主要负责人,重庆市革命委员会常委) 。 黄荣华回忆:
八届十二中全会之后,“八一五会议”中,清查造反派内部的坏人坏事进入高潮。十一月十一日,在北京展览馆召开的大会上,五机部领导粟裕正式宣布中央的决定:逮捕重庆望江机器厂的反到底派头头邓长春(四川省革委会常委),重庆空气压缩机厂八一兵团的头头何大发(厂革委副主任),他们的罪名都是指挥武斗,枪毙俘虏。第二天,又逮捕了空压厂八一兵团的一号头头方文正(重庆市革委会常委),其罪名是默认何大发枪毙俘虏。 由于大会逮捕了好几个人,学习班的气氛立即就变得紧张严肃了,军代表说话的口气也更强硬了,平常派性比较强又爱说一些调皮话的人,也收敛了许多。我感觉中央抓人这一招还真灵,的确起到了杀鸡给猴看,惩一儆百的效果,我心想这一下文化大革命的打斗该结束了吧?
刘德胜也回忆了此事,只是他回忆的抓人地点与黄荣华记得的不同:
紧接着,十一月初,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开大会。粟裕在会上宣布,原话我记得清清楚楚:我代表中央文革宣布,逮捕反革命分子邓长春、方文正!马上看到把两个戴铐子。铐起了,一边一个兵,夹起,押出去。押出去了,没得两天,又押回我们那个驻地来巡回批判。下车的时候脑壳是喙起的,上车的时候把脑壳给你拍下来。你根本就看不到外面是什么情况。看到那个样子,真是触目惊心。 ………… 马上领导就来找谈话了。有啥子感想呀?感想当然是拥护嘛,你还敢说不拥护么?罪大恶极!好,你马上写揭发材料,你自己怎么办?愿意做个改正错误的好人呢,还是做个坏头头?什么何去何从啊,坦白交代啊……那几天就围绕着这些搞。好,武斗的好多事情我在都不在场,也要承认是自己参加讨论的,我授意他们,是我决定的,主动承担责任。你要不承担责任,还有两个待遇你享受不到,看样板戏,高德安就没有享受到,我是每回都看到的。说我根子是正的,可以挽救的,现在的问题就是你要跨出这一步,要触及灵魂——触及灵魂就是乱批嘛,啥子狼子野心呀……反正帽子乱扣嘛。报纸上面有的,你都可以抄上来。好,待遇上就可以去看样板戏,每个礼拜都有,有一次是在人民大会堂,看了回来马上谈体会。还有个待遇是毛主席接见,这个我也享受到了,那是会议完的时候,就是毛主席接见八一五会议代表。 ……特别是抓了邓、方过后,那气氛相当紧张,随时可能又开会抓哪一个。
五、打伤打残打死与被逼自杀 黄荣华回忆,在“八一五会议”上由中央下令将重庆两派武斗头头邓长春、方文正公开逮捕之后:
每天的大小会议,都围绕着揭发批判像邓长春、方文正这一类的人和事。每个工厂都有重点的清理斗争对象,只是有些人没有逮捕罢了。我们厂八一五联合指挥部的一号勤务员易永忠,因为批准拿出大量子弹(据说一次就是七十二万发)搞武斗,也被批斗,同时还被隔离起来了。我厂反到底派也有个干部王柏林成了批斗重点,他的罪名是“三老会”。后来才知道,他本来没有参加“八一五会议”,是组织上为了显示“对等”,以免被认为是偏向了哪一派,要抓人就每派都抓一个,要批斗人也是每派都批斗一个,才把王柏林补充进来的。他本来是在九月里被派来北京给我们送衣服来的,来了就不让他走了,还把他列为了批斗对象。 望江厂有个叫梁锋的小伙子,是八一五派的头头,在一个大雾的天气里打靶,误杀了本派的一个“战友”,因死者及家属都是一派的,死者的妈妈提出认梁锋做了干儿子,事情本来就算摆平了,也没有人去追究过。这时却在会议上被揭发出来,还对他进行了批斗。 每个厂都有人被批斗,被隔离审查,一遇到开大会就在台子上站一长排,有点像回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前期,只是站台挨斗的人不同罢了。其他的人也都要“斗私批修”,检查自己所犯错误的思想根源,还要上纲上线地骂自己一通。大会领导在动员深入揭发批判的会上讲,有的人就想不通,说:我跟毛主席干革命,辛苦受累,又没打人杀人,有啥子私好斗嘛……还有人说:我们是龙游浅水受虾戏,虎落平原被犬欺。这些思想都是错误的!
“八一五会议”中的批斗,往往都会让挨批斗者遭到毒打。参加“八一五会议”的云南代表团,因为带队的团长、昆明军区副司令员、云南省军管会负责人鲁瑞林是公开支持“八二三派”、打压“炮派”的,所以云南代表中主要是“炮派”人员或持“炮派”观点的干部遭殃。云南会泽铅锌矿党委书记杨耀东被诬为“滇东北游击军”副司令,昆明冶炼厂厂长董福生被诬为顽固不化的走资派、“滇西挺进纵队”后勤部长,二人在“八一五会议”期间遭受非人的批斗和毒打,肋骨都断裂了。 昆明钢铁公司党委书记朱奎等二十多人在“八一五会议”上遭受批斗后,又五花大绑押回原单位继续批斗。押送途中,朱奎双手被卡着手铐,到了昆明,已全身浮肿,就这样被投入监狱。 云南356厂(西南仪器厂)工人、厂革委副主任、“炮派”负责人高堂文,被诬陷为“开黑会统一口径,压制揭发,是会议的绊脚石”等,在“八一五会议”期间批斗会上被打掉了下巴,押回原单位后在批斗中被铁丝活活勒死。 云南298厂(云南光学仪器厂)汽车驾驶员刘家邦,“炮派”负责人,厂革委副主任、省革委委员,在“八一五会议”中遭批斗后押回原单位,遭枪杀。 云南省会泽铅锌矿政治部副主任李忠考,被诬为“会泽炸毁公路反革命事件”假案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活活打死。会泽铅锌矿在追查此案中批斗、打伤打残100多名干部、群众。 云南省298厂厂长阎书田,在“八一五会议”期间被云南代表团团长鲁瑞林11月1日亲自签发的第67期会议简报诬为“一贯反对毛泽东思想,攻击三面红旗”、“忠实执行赵健民反革命计划”、“攻击解放军,挑动群众斗群众,赤膊上阵参加武斗”等,在会议中残酷批斗后押回云南原单位,在批斗会上被活活打死。 …… 在这样的恐怖批斗中,就有人不堪忍受而自杀。黄荣华回忆:
这时,又传来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华蓥山有个国防厂的一个造反派头头,是个大学生,一个长得很帅的小伙子,他闲得无聊,就在一张报纸上写了许多个“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因为字写得比较潦草,那“万”字的一撇写短了一点,被人上纲上线,揭发说他写的是“毛主席3岁”,那时全国到处都在“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你却写“毛主席3岁”,那不是恶毒诅咒毛主席活不长的反动标语吗?学习班的领导很重视,立即决定把他隔离起来了,要他交待其罪恶动机。他当然交待不出来呀!在当天夜深人静的时候,含冤跳楼自杀身亡了。
云南“炮派”的昆明耐火材料厂副厂长沐家云,在会议期间被诬陷为“炮派”参加武斗的“武装队队长”,遭到残酷批斗,不堪折磨,从前门饭店跳楼自杀。参加“八一五会议”的云南代表团团长鲁瑞林宣称:“我请示了中央,沐家云有问题不交代,在毛主席身边对抗中央,跳楼自杀。他的火化费由他家负责,骨灰不准带回去。”
经过这样的反复折腾和相应的“广泛传达、深入学习”,有了这些大型国企产业工人造反派的“样板”示范,其他那些小厂小单位的职工造反派,谁还敢再“高举‘造反有理’的大旗”?谁还敢再像造反初期那样豪情万丈地宣称“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 于是,到中共“九大”召开之时,全国(除上海这个“造反特区”和极个别地区之外)的工人造反派连同机关、事业单位的干部、职工造反派及不足挂齿的极少数农民造反派群众组织,均已不复存在,仅仅活跃了两年的群众造反运动就此终结。有人把群众造反运动等同于文化大革命,认为文化大革命只有三年,其实以“三年”来概括群众造反运动的时间也太多了,真正的群众造反运动从1966年秋兴起到1968年秋(以“八一五会议”为标志)遭到强行终结,实际只有两年。 群众造反运动终结之时,就是毛泽东“转移斗争大方向”的“伟大战略部署”——清理阶级队伍开始之日。随着全国各地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和群众组织的撤销,矛头对准群众的“清队”运动全面铺开。“八一五会议”上已经开始对一些先期开展“清队”工作的单位进行总结汇报,由中央首长进行点评,发出相关指示,这样就有了1968年9月16日的“九一六讲话”这个全国“清队”运动中极为重要的必读文件。
“九一六讲话”是“清队”的示范和指导
在“八一五会议”开始一月后的1968年9月16日20点35分至凌晨3点28分,周恩来率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陈伯达、康生、江青、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再加上李富春、李先念等,在人民大会堂三楼小礼堂接见会议代表,作了一个定调子的著名的“中央首长九一六讲话”。 在这个各地广泛传达组织学习的“九一六讲话”中,先由上海机床厂代表作为“抓革命促生产”搞得好的标兵汇报开展“三忠于、四无限”活动、清理阶级队伍等工作,然后是南昌飞机厂汇报“大批判大大促进了清理阶级队伍的开展”,现在已经揪出阶级敌人四百九十五个,占全厂总数的百分之四点三,有些是埋藏很深的阶级敌人。哈尔滨枪弹厂汇报了两派联合后主要抓了三件事:第一大办了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第二狠抓了革命的大批判,第三狠抓了阶级斗争,清理阶级队伍,揪出了坏人。群众的阶级觉悟提高了,生产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重庆高射炮厂(望江机器厂)汇报到厂内阶级斗争复杂尖锐,两派斗争激烈,对立情绪很大,甚至说到这个厂“是国民党留下来的,国民党时期是模范兵工厂,解放时有跑的有留下来的,留下来的几乎都是国民党员,敌情很复杂。一九五五年时国民党比共产党还多。现在还有五个单位国民党比共产党多。有潜伏下来的敌人”…… 其实这些汇报只是一个过场,一种形式,汇报的情况中央哪有不知道的?不过是借汇报来引出“中央首长指示”而已。重要的就是这些“中央首长指示”所起到的示范与指导作用。请看看这些“指示”:
你们国防工业老底很多是国民党留下来的,坏人更多,有没有啊?(周恩来) 你们很多厂要注意,特别是重庆、成都、太原、西安、武汉,有些坏人钻到了工业部门。(周恩来) 国民党残渣余孽揪出来没有?(周恩来) 八千多人为什么国民党还揪不出来?(周恩来) 你把工程师、技术人员这些人首先清理,两派联合起来清理,就可以弄清,一方面打一方面保就对立了,一定要清理阶级队伍。(周恩来) 最重要的是联合起来,搞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你们厂是国民党老底子,那么多国民党留下来,你们不是不知道。你们联合起来就揪出来了,你们还是要好好地谈一谈这个问题。(周恩来) 你们都很清楚,你们厂那么多国民党,都可以点出名字,可你们不联合起来斗他们。(周恩来) 就是头头的问题,是背后国民党的问题。(康生) 我听你们两派发言都客观的叙述了你们厂内有多少国民党,但你们对阶级敌人的仇恨劲就不那么足,不能客观的叙述,要联合起来一致对敌,敌人那样破坏我们,那样杀害我们,你们一点气愤也没有,一点阶级感情也没有!(康生) 毫无敌情观念,和国民党和平共处,讲起来是客观报道,一点仇恨没有,直到现在还不下决心还不联合!(康生) 你们那里是没有跑走的国民党的窝。(江青)
“九一六讲话”中给人印象深刻的一幕,是中央首长集体对一个基层小干部的围攻,这个基层干部是泸州255厂的车间主任郭光昶,泸州红旗派成员。这一派群众组织在1967年“二月镇反”时被打成了“反革命组织”,以后得到平反,而且被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和成都军区认定为经过考验的革命左派,由成都军区请示中央批准发了枪 ,与对立的泸州红联站一派(得到驻重庆的五十四军支持)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大规模武斗,全川各地的同一派组织均有武斗人员前去增援参战,成为四川文革中有名的“武装支泸”。两派争论的一大焦点就是对刘结挺、张西挺、王茂聚、郭林川等干部的态度,这几个干部都是在文革前被李井泉打下去的,文革中在造反派支持下上访告状,于1967年4月4日经毛泽东批准,由中共中央发出正式文件平反,并誉之为“坚持党的原则的好同志”,分别委以四川省(刘、张)、宜宾地区(王、郭)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负责人的重任。红联站一派于1967年底与成都的红成、重庆的八一五派联合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打倒刘张”运动,但在1968年3月15日中央文革碰头会领导人接见四川军政领导干部的讲话(时称“中央首长三一五指示”)中遭到严厉谴责,被斥为“打刘张就是为李廖翻案”(康生语),“就是刘邓复辟”(周恩来语)。但不到半年,中央的调子就变了,在“九一六讲话”中要打压一下红旗派了。于是,郭光昶这个倒霉的基层干部因为同几个泸州红旗派的代表偷跑出去到景山公园照相玩,被诬为召开“景山黑会”,成了一个靶子,看看这些“中央首长”是如何对他进行围攻的吧。首先是“八一五会议”领导小组的陈华堂(国防工业军管小组副组长)点名说郭光昶是在“八一五会议”期间外出开“景山黑会”的,然后,江青就来了个下马威:
江青:既然你是头头,那你说一说,我能听反革命的话,能听革命者的话,能听群众的话,既然有人指你的名,你就像样的讲一讲,你是干什么的,过去作什么的? 江青:我首先声明,同志们不要武斗,要文斗,(指郭光昶)你大胆的说吧,有什么错误,有什么罪过,说了不要紧。保证你人身安全。
江青这几句未审先判的话已经很明确了,是对郭光昶进行批斗,但不要武斗要文斗,要他交代“罪过”。接着,几位“中央首长”对郭光昶展开了声色俱厉的围攻——
总理:你暗中搞串联吧?(郭光昶:在这次三结合协议后我思想是比较通的,有些同志还没有完全统一认识,所以思想还不太通,我们在签订协议(星期五)后,星期天在景山一起去玩,另一方面也谈了在思想上应很好认识这次……) 康生:为什么不在签订协议的地方去说?为什么到景山去? 江青:你多大年纪了?(郭光昶:四十岁。) 江青:有点经验了,有点国民党的经验了。 康生:既然签订了协议为什么不当面谈,跑到景山去,你讲讲这个道理?(郭光昶:在签订协议前后……) 康生:为什么跑到景山去? 江青:高级知识分子。加入过国民党没有,老实说! 总理:哪个大学的?(郭光昶:重庆大学。) 康生:什么时候毕业的?(郭光昶:一九五一年。) 康生:解放前就在重大?(郭光昶:解放前就在那里读书。) 江青:你是普通国民党还是有问题的国民党?(郭光昶:我不是国民党员,我是共产党员。) 总理:在大学没加入过? 江青:那时候要集体加入的。(郭光昶:没有,我确实没加入过国民党。) 江青:你是共产党?什么时候加入的?(郭光昶:五六年入的党。) 江青:四十年代那时候不加入国民党行吗?(郭光昶:我真的没加入国民党。) 总理:你家在重庆?你父亲是干什么的?(郭光昶:父亲在大学教书。) 总理:在什么大学?(郭光昶:伪陆军大学教俄文的。) 总理:你有国民党军队的关系了。 江青:你父亲叫什么?(郭光昶:叫郭贯伟。) 江青:刚才揭发的同志要注意,这样的人只要他能彻底交待,交待他的错误、缺点,要给他出路。 陈华堂:我们跟他讲了,在这里交待会宽大处理的。 江青:给他出路、但不要说假话,说假话没有前途。陆军大学比黄埔还高一级,是蒋介石的嫡系,学了出来就当官,你怎么样解释,这是起码的常识。蒋介石把陆军大学的毕业生出来后就当官。(郭光昶:我没有参加过反动组织,我父亲参加国民党是集体参加的。) 康生:是不是国民党军官?(郭光昶:教俄文不是旧军人,是文职。) 康生:在哪里学的俄文?(郭光昶:在北京有个外文学校学的。) 总理:到过苏联没有?(郭光昶:没有。) 江青:说不清楚你就是和我们顶牛。 康生:你父亲是否在?(郭光昶:在。) 康生:现在干什么?(郭光昶:没干什么。×××:他父亲在北京。郭光昶:在我哥哥家里,去年武斗以后就出来了。) 江青:你哥哥在哪里?叫什么名字?(郭光昶:在整型医院,叫郭兴照。) 康生:你父亲住在哪里? 总理:你是哪一派的?(×××:是“红旗”的。) 总理:“红旗”和“反到底”是一个观点的。(郭光昶:和“反到底”是一个观点的。) 江青:你究竟加入过国民党没有?(郭光昶:的确没有。) 江青:要是查出来可不好办!既然你是小头头,又操纵一部分人,你父亲是国民党,又是陆军大学的教授,而且教俄文,对你的犯错误你应该表一个什么态?(郭光昶:我向陈华堂同志汇报了,我在小组中也检查了我的错误,我愿意在中央首长面前进一步检查我的错误。) 总理:什么错误?(郭光昶:错误是对待群众问题,受反动“多中心论”的影响,不愿和对方联合。) 陈伯达:你是否到你父亲那里去请教?(郭光昶:没有。) 康生:景山黑会你父亲参加没有?(郭光昶:没有。) 康生:为什么不回答到景山开会的问题,不要说主观客观。(郭光昶:是去玩一玩照照相。) 江青:你是革命来了,还是游山玩水来了? 陈伯达:你背后还有什么人? 黄永胜:你在中央文革面前要说老实话,话不要说死,群众眼睛是亮的。 陈伯达:你不要说死。
“中央首长”们在这个“九一六讲话”中的表演实在是太充分的了,他们这些讲话中的蛮横无理、以势压人、不准申辩的态度和追查家庭出身、追查个人历史、捕风捉影、无中生有、无限上纲、强加罪名、强迫认罪等等做法,比起文革初期“五十天”中的所谓“刘邓路线”有过之而无不及,然而这却不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中央文革碰头会首长的示范!有了这个“中央首长九一六讲话”的示范作为指导,后来在“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等等运动中泛滥成灾的那些逼供折磨造成大量非正常死亡的情况,就不足为怪了。以往总有人以为“清队”之类政治运动中上边的政策是好的,出现的冤案是因为下边的经办人没有好好执行中央的政策,看一看“九一六讲话”就可以明白什么叫“上行下效”,什么叫“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九一六讲话”是一个样板,“中央首长”们在这次讲话中对国防工厂造反派组织的态度,就代表了毛泽东对整个造反派的态度。了解了这一点,再去看当时广西军区为什么竟敢那样肆无忌惮地以“剿匪”的方式镇压造反派,就不会奇怪了。 从1966年12月26日《人民日报》社论《迎接工矿企业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到“八一五会议”,才一年零八个月时间,工人造反派就被以种种罪名打下了文革舞台。此后各地都抓捕、批斗甚至处决了一些工人造反派头头或骨干,其他头头或骨干也基本上无一幸免地被关进了各种“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集中营接受反复清查、批判,在革命委员会中有职务的已经所剩无几,完全沦为陪衬的“花瓶”。而且原来以军队干部、革命领导干部、革命群众代表这种文革身份来组建革命委员会的“三结合”,也被毛泽东偷梁换柱地改成了以年龄来划分的“老、中、青三结合”——“革命群众代表”(主要是造反派群众组织代表)在名份上也不存在了。 2018年1月10日初稿 2月28日修订于重庆风江阁 —————————————————————————————————— 【史实考订】
邓朴方文革受伤致残事件的初步考证
舒声 郑实
邓朴方是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原子核物理专业1962级学生,文革中不幸坠楼受伤,导致终身残疾,这一情况是众所周知的。但是这一事件发生的原因,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情节如何、谁应承担这一事件的责任,却有许多不同说法,成了一件谜案。本文对此事件做了一些初步的考证,希望为研究文革历史的专家学者提供一些线索,并请方家指正。 首先,请看1982年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对聂元梓的起诉书和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刑事判决书中的有关部分: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分院起诉书(82)京检分审字第212号中说:
1968年4月至7月,被告人聂元梓指使“新北大公社”某些人,在校内制造了反革命小集团冤案。为此,设立专案组,以抓“反革命小集团骨干分子”为借口,先后将邓朴方、邓楠、颜品忠、韩琴英、姜鹣鹣、俞芷倩、彭秋和等十余名教师、学生绑架到校,严刑拷打。其中邓朴方被绑架到校后,被蒙住头,遭到铝棍、电缆线鞭多次毒打,日夜连续突击审讯,强迫其交代其父邓小平和卓琳是如何反对江青的。邓朴方受到残酷迫害,致使下身瘫痪终生残废。8月9日、14日,聂元梓控制的北大“校文革办公室”,向江青、陈伯达写了报告和绝密《简报》,进一步诬陷“邓小平通过邓朴方组织反革命集团,控制北大运动”。 ………… 被告人聂元梓的上述罪行,有证人证言、物证、书证、受害人的陈述,证明完全属实。
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82)中刑字第21436号 中说:
1968年4月至7月,被告人聂元梓指使“新北大公社”某些人,在校内制造了反革命小集团冤案。为此,设立专案组,以抓“反革命小集团骨干分子”为借口,先后将邓朴方、邓楠、颜品忠、韩琴英、姜鹣鹣、彭秋和等十余名教师、学生绑架到校,严刑拷打,致多人受伤,其中邓朴方下身瘫痪,终身残废。 8月9日、14日, 北大校文革办公室向江青、陈伯达写报告和绝密《简报》,诬陷“邓小平通过其子邓朴方组织反革命集团,控制北大运动”。
这两份法律文件中都把邓朴方受伤致残的时间定位为 1968年4月至7月,而这一事件发生是因为聂元梓和校文革把邓朴方等人打成“反革命小集团骨干分子”,指使“新北大公社”某些人绑架了邓朴方,严刑拷打而造成的。 再请看由前党委书记王学珍领衔主编的《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对这一事件是如何记载的:
1968年5月底 校文革编造了一份《邓小平通过邓朴方组织反革命集团,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控制北大运动》的绝密报告给江青。 在此期间,由专案组负责人派人将邓朴方、邓楠绑架回北大,关押了三个多月,逼他们交代“邓小平是如何反对江青和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并给扣上“反革命分子”帽子,邓朴方被逼坠楼,高位截瘫,终身致残。(《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2008年第2版》,788页)
这部可以认为是北京大学百年校史的书,把校文革编造《邓小平通过邓朴方组织反革命集团,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控制北大运动》的绝密报告给江青的时间提前到1968年5月底,关押邓朴方和邓楠的时间是三个多月,因为被扣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邓朴方被逼坠楼致残。 2008年,邓朴方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新华社北京2008年3月13日公布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一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邓朴方简历:
邓朴方,男,汉族,1944年4月生,四川广安人,1965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8年9月参加工作,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原子核物理专业毕业,大学学历。 现任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党组成员,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主席团主席,北京奥运会组委会执行主席,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会长。 1962~1968年 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原子核物理专业学习,1968年5月受迫害致残。
这份简历把邓朴方致残的时间定为1968年5月,原因只有三个字“受迫害”。 以上都是官方公布的文件资料。 以下让我们来看看聂元梓是怎么说的。 聂元梓2005年在香港出版的《聂元梓回忆录》中是这样写的:
1968年5月,邓朴方在北大校内摔伤致残,我的“罪过”又增加了一条。这其中,有误会,有讹传。如上所述,我曾经在一些学生、教师给邓小平贴大字报上签名犯了错误。但是,关于邓朴方在北大摔伤致残的情况,我根本不知情,我没有参与迫害邓朴方,我也没有理由迫害他。 邓朴方在北大,是学生们把他关起来的,不是我指示的。我根本就不知道。那时候,北大干部子弟成堆,关于他们的事特别难处理,我就是希望他们都走开,都从北大校园里走掉才好呢,省的出麻烦,根本不会下指示把邓朴方关押起来。 毛毛说邓朴方是8月末的一天摔伤的,不对。若是这样,那就是工、军宣队进校后的事了,与我无关。工、军宣队是8月 19日进校。这时校文革已交权,我开始被 批判。邓朴方摔伤大约是工、军宣队进校前一个星期左右发生的。那一天,两个自称是邓朴方他们班的女学生老找我,说是邓朴方摔坏了。他们把邓朴方抓起来,想让他揭发邓小平,没有想到邓朴方从楼上逃跑,摔伤了。我问摔得怎么样,她们也不知道,只是说已经送到医院里去了。我就说,赶快找他妹妹邓楠来照顾。当时。我还不知道邓楠也被班里的同学关起来了。让她去看护,让医院好好给他治疗。这两个女学生,我当时不认识,我希望她们能够站出来,公正地说出历史的真相。(《聂元梓回忆录》,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485-486)
聂元梓在这段话里说了两个时间,先说:“1968年5月,邓朴方在北大校内摔伤致残”,后面又说:“邓朴方摔伤大约是工、军宣队进校前一个星期左右发生的。”而工、军宣队是8月19日进校的,也就是8月 12日前后发生的,而且她还把当时两个个女生找她,她和她们说了哪些话都记得很清楚,根据这些细节,后面的这个时间是比较可信的。 至于聂元梓说她没有迫害邓朴方的动机,则是不符合事实的。聂元梓在文革中对邓小平一直十分仇视,早在1966年11月 8日,她就领衔贴出了攻击邓小平的大字报,在大字报上署名的都是干部、教师,没有一个学生,且大量印刷,发往全国,影响十分恶劣。《北京大学纪事》中记载:1966年11月8日,“本月初,聂元梓、孙蓬一等人开始商量起草攻击邓小平的大字报。今日,由孙蓬一修改、定稿,聂元梓、孙蓬一等11人署名的大字报‘邓小平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校内贴出,大字报说:‘我国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刘少奇,二号人物就是邓小平’。”(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第767页)1967年1月 20日,在聂元梓和校文革控制的校刊《新北大》上第四版,刊登了“看邓小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嘴脸”的文章;1967年2月25日《新北大》第一版,刊登了“刘少奇、邓小平不投降,就叫他灭亡”和“把邓小平从黑窝里挖出来示众”的文章;1967年4月 18日《新北大》第六版刊登了“揭开邓小平的反革命老底”的文章。聂元梓等人对邓朴方的迫害从1967年初就开始了,1967年2月7日《新北大》第一版“北京大学井冈山红联军一小撮反动头目的丑恶嘴脸”一文中,就点了邓朴方的名。1968年5月23日,《新北大》第二版公布“砸烂井冈山反动小集团的第二号公告”中,把邓朴方的同班同学张景元打成“反革命集团的重要成员”,该报同期刊登“打倒井冈山中反动小集团重要骨干、反革命分子”张景元的文章中说:“该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与邓小平的狗崽子邓朴方结成死党,顽固地站在刘邓反动路线上,疯狂地向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鼓动老保翻天,对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破坏文化大革命。更不能容忍的是,他恶毒地攻击文化大革命的英勇旗手、我们敬爱的江青同志,疯狂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 可见,聂元梓等人是企图通过打倒张景元,把张景元和邓朴方联系起来,进一步和邓小平联系起来,向江青请功,同时又借此摧垮反对他们的北大井冈山兵团。 到了2009、2010年,聂元梓又变卦了,在韩三洲的《说实话的日子不多了——90岁的聂元梓在想些什么?》一文中,聂元梓辩解说:
邓朴方的跳楼致残,与我并无关联,我能不翻案吗?且看邓小平的女儿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一书的讲述:“八月末的一天,是令我们铭心刻骨的一天。邓楠回来告诉我们,哥哥因不堪虐待,趁看押的造反派不注意时跳楼以示最后的抗议。”注意,时间是八月末,也就是工宣队进校十天以后的事情,而据《北京大学纪事》记载:“一九六八年八月十九日军宣队进入北大后,从此北大的一切权力,特别是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权力,统统归宣传队行使。”此时的我,也已经失去自由被隔离审查批斗了,与邓朴方的跳楼有什么直接关系?更可笑的是,对我的判决书认定:“一九六八年四月七日,在被告人聂元梓指使下,在校内制造了‘反革命小集团冤案’,致使多人受伤,其中邓朴方下身瘫痪、终身残废。”这里,硬把邓朴方跳楼一案的发生时间,几近提前了五个月,这真是罔顾事实的违心之论啊。(韩三洲:说实话的日子不多了——90岁的聂元梓在想些什么?“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2011-02-08)
聂元梓又把邓朴方受害的时间推到了工、军宣队进后校的8月末,把责任推到了宣传队的头上,说成和自己无关了。这与她在回忆录中的说法显然是自相矛盾的,是为了给自己开脱责任。 据《北京大学纪事》记载,工人、解放宣传队是在8月19日进入北大的,8月20日晚8点至凌晨零点30分,宣传队负责人召开两派代表谈判会,达成了 第一号协议(一)上交武器,拆除武斗工事;(二)对宣传队不应耍两面三刀;(三)宣传队接管全校广播台;(四)解决释放被抓人员问题;(五)互相停止攻击。8月22日,在宣传队领导下,北大两派达成《关于释放被抓人员协议》,协议规定“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叛、特、反”、“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仍由双方看管,“涉及重大案件者”由宣传队审查处理。8月23日,“新北大公社”将23名被抓人员移交“井冈山兵团”。(《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第791页)但这些人员中并没有邓朴方。 为了进一步搞清这一事件的真相,笔者和一些北大校友做了一些调查。 经原北大地球物理系王桂琴老师的介绍,原地球物理系教师、文革后调到南京大学的彭秋和教授(在北大文革中被校、系文革打成“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被抓捕关押,打成重伤,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对聂元梓的起诉书和中级法院判决书中提到他的名字)和笔者取得了联系,在他发来的文章中写到:
聂元梓趁着迫害“《东方红》反革命集团”的机会抓捕邓小平的大儿子邓朴方(当时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学生), 对他残酷迫害(他也同样被布蒙着眼睛的情形下,被铁棍子毒打), 并于1968年8月16日下午1:00-2:00间被迫跳楼 。邓朴方跳楼前一周都一直是同我关在一个小房间内(整日被布蒙着眼睛)。(彭秋和:不堪回首忆当年——我的文革遭遇)
笔者在信里问彭老师:“这个时间您记得准确吗?”他回答说:“我当时是强迫自己记下这个日子和时间的。”彭老师是个天文学家,对时间和数字的记忆力很强,这个记忆应该是很有价值的。 笔者近日通过微信采访了当年被聂元梓和校文革绑架、关押,并动用残酷的刑具进行迫害致残的生物系63级樊立勤,他受伤后曾经和邓朴方在同一个医院(积水潭医院)治疗,时间是在1969年5、6月份,病房在对面,他可以进入朴方的病房谈话。樊立勤说: “朴方受伤是在7月28日毛泽东召见五大领袖之后,这个时间一定是七月底八月初之间,就只是这个范围之内。”( 2017年11月8日微信谈话)樊立勤对北京市检察院起诉书和中级法院判决书中聂元梓制造的“反革命小集团”冤案中没有提到自己的名字提出异议,说自己才是被聂元梓迫害的首要人物。 数力系65级郑斯宁校友介绍说,2017年10月下旬在他们大连北大校友的一个微信群,有校友回忆与残联领导邓朴方一起到美国参加国际会议的经过,也有校友谈及当年护理邓朴方的往事。有64级校友回忆:“邓朴方跳楼后在北医三院住院,我护理过他三天。他也后悔跳楼。”关于护理安排,说:“新北大公社让各系轮流去护理。”关于护理时间:“具体时间我不记得了,就是他跳楼后,工宣队进校前。”他还回忆“当时他(邓朴方)说旁边如果有人拉我一把,我就不会跳楼了。”郑斯宁认为这段回忆可信,即事件时间发生在工宣队进校之前。 此外据北大技术物理系62级理佳等同学的回忆,邓朴方是在7月28日坠楼受伤的,有的同学7月29日去医院看望了邓朴方。 综合分析以上官方文件、《聂元梓回忆录》、《新北大》校刊、彭秋和老师、樊立勤和一些校友的回忆等,笔者认为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一、邓朴方是在1968年4、5月份被聂元梓领导的校文革及其下属组织新北大公社派人绑架抓到北大关押的,受到审讯和严刑逼供,逼其交代他们需要的所谓材料,以便把邓小平和北大运动联系起来,为江青等人打倒邓小平提供依据; 二、邓朴方受伤致残的时间是发生在宣传队进校之前的1968年7月底至8月19日之间,当时北大掌权者是聂元梓领导的校文革; 三、造成邓朴方受伤致残的责任者是聂元梓、校文革和抓捕、审讯、殴打他的新北大公社的某些成员。 本文对邓朴方受伤致残事件做了一些初步考证,这一事件的细节还有待当事者和知情人进一步回忆、提供,为文革历史留下真实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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