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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 周六 2月 28, 2009 5:46 pm 帖子: 2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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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乱世】
1966年我怎样当“小闯将”
胡正华
小学生眼里的文革前奏
文革前奏第一只爆竹在我头上炸响的时候是1965年。 记得有一天,我们这群“石民小”(石桥铺民办小学)66级小学生被带到醪糟铺“石民中”(石桥铺民办中学)操场(一个土坝子),和中学生一起听校长李科宣讲什么23条(有关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中央文件)。从此,阶级斗争的声音不绝于耳。 那些年学校不时组织我们步行到沙坪坝或大坪的电影院看《千万不要忘记》、《家庭问题》、《夺印》、《箭杆河边》等影片。为了眼见为实,历数阶级敌人的险恶,我们还被带到石桥公社二郎大队参观“变天”后“新地主”的蛤蟆公馆,这个公馆的模样已经记不清楚了,好像就是一间普通的农舍,里面惹眼的就是有一张雕花的木床。 而在以前日子很苦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们从能记事起,肚子里便是无物果腹饿得只剩一口气吊起,那时候没有谁要我们“忆苦思甜”。 熬过了这个阶段,生活刚见好转,锅里能见白米干饭了,农村的“四清”运动又热火朝天地搞起来了。我家对面属柳背桥生产队的黄四家变成了“四不清”,头天还在一块玩“官兵捉强盗”的玩伴黄四,一眨眼成了阶级敌人的狗崽子遭到别人的白眼。 大人们比任何时候都更关心国家大事,爱看报纸爱听广播新闻了,但是逢人说话更小心些了,也喋喋不休地告诫我们在外面哪些话该说哪些话不该说。懵懂中我们幼小的心灵突然有了一种惶恐与危机感。
到处看热闹的日子
1966年开年不久,第二只爆竹又炸响了。一天我们又被老师拉去集训,先评《海瑞罢官》,接着又说北京出了“三家村”,还有人要害伟大领袖。街上人传北京市委全是坏人,我们的领袖真的危险啊! 等我们到石桥铺中学参加完毕业升学考试,学校却通知我们停课了,我们就只有以小学生的身份参加毛主席、党中央号召的全国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 这一年真的是“史无前例”,所以几十年后还记忆犹新。 我记忆中的文革第一波是“破四旧”。中学生们先是在校领导和驻校工作组及老师的带领下,到处书写“破四旧”的标语,砸了原石民小初小旁边的牌坊、土地祠和石坝滩的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旧时叫文昌宫后为石桥铺老街唯一的戏园里,舞台上下楣脸的精美木雕也被学生们抠得稀巴烂。 接着是抄“学术权威”的家。我们石桥铺没有大学者,只出了个两手都长了六根指拇、毛笔字写得很好的许伯健先生,他在政府和高等院校没有职位,够不上当权派和权威。他们家又是开明绅士,重庆刚解放就把全部财产献给新政府了,石民小初小和石民中的校舍都是他家捐产。抄他家好像不合适,再说他家除了几本字帖也没啥可抄的。 学生们目标转向解放前和解放后挣了点家底成份不硬的人了。有一天街上好几家人遭殃了,我认识的一个拉板车当苦力的叔叔赖永连,不知是为什么“家庭出身”或“历史问题”,家被抄了。我看见他蹲在被抄的家具衣物面前一副苦瓜脸,瓜兮兮的。被抄的家什全部送到场口,由陈家坪石油转运库的几部十轮大卡车拉走了。物品上车时派出所的警察、段上的干部还出来帮助维持秩序。 这时北京的学生到重庆串联来了,好像说这样的整法转移了斗争大方向,要集中火力向单位的当权派开火。到8月下旬又听说《重庆日报》花纹中暗藏了一条反动标语“北京大红尸”。有人在街上好几处贴上这张报纸,更有人在花边上用钢笔勾勒出上述字样,还有人跑到重庆日报社去揪斗报社编辑。 学生们被鼓动起来了,石民中这时已改名“育新中学”,中学生们成立了一个叫育新纵队的造反组织,我幺爸胡国星外号胡毛,被推当纵队一号“勤务员”,于是人们又戏称他为“胡司令”。 这一下,上面派下的指导文革的工作组和校领导不能再领导驾驭学生了。学生们不再抄家不再热忱地天天押一串“牛鬼蛇神”戴高帽子游街了,而把高帽子“哗”地戴在中学校长李科、我们小学校长龚万芳和街道办事处主任翁自森等当权派头上。 后来不知怎么老师也被戴帽挂牌塞进游街批斗的队列。我的小学体育老师邓孝中害怕运动,逃了,不知怎么又被学生抓回来了。他可能是怕被抓头发游街很痛,便剃了个光头,结果仍旧在劫难逃。游街时被红卫兵伸出指拇勾住鼻孔,让革命群众认清他的“丑恶嘴脸”。 其实我们这地方不大,人也不多,那时住上了一年半载的人,街头街尾的低头不见抬头见,大家都相互认识,小街上的人谁不认得教书的邓老师?现在回想他当时的样子确实很狼狈,可能当时造反的学生要的就是他这份狼狈相。 原来的那批红卫兵是学校领导、老师组建的,虽然都冠以红卫兵称号,但是两支红卫兵目标不同观点自然不同,辩论争执天天发生。文革“十六条”鼓励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弄得石桥铺人人吵,家家吵,天天吵,我们也乐得到处看热闹。 街道修缮队把乒乓桌搬到街上,点亮200瓦的白炽灯供两派夜里也吵。那时老街穷家小户多,我家几间房就在间隔悬空点了一盏25瓦的灯泡,光线昏暗极了。这像太阳一样的200瓦搞得我们好兴奋,不少娃儿也不管乒乓桌上面的人声嘶力竭狂吼乱叫,却在下面毫无顾忌、欢欢喜喜地爬进爬出。 我记得有一位青年男子,好像是立新服装社的,长得十分清秀俊逸,放现在准是块“小鲜肉”。小鲜肉常衣着得体地上台辩论,特别是在寒冬里,登台后长围巾一边往后潇洒地一甩,很是出彩。后来一次见他在街道办事处和一堆女青年侃大山,貌似男神赚足姑娘们的秋波。再后来看见他是来年3月,他随几十辆大卡车停摆在张家花园外的公路,脖子上吊的大牌子赫然写着“现行反革命分子”几个大字。
一次“扭送反革命”的经历
这么闹热的运动我们自然不甘落后,1966年我也热衷地参加了文化大革命,记忆中也赶上了这么几件事。 第一件事是我加入了造反派在小孩中的外围组织“小闯将”。小学生没有资格参加红卫兵,只能在中学生红卫兵领导下组成这支小字辈队伍。说实话我到今天都不知道小闯将该干什么。由于斗争目标不明确,大娃儿红卫兵又不待见我们,我们就自找事做。斗走资派我们没资格也没能力,就找身边的娃娃斗,吆喝一下街上的四类分子,就想学抗日根据地的儿童团,站岗放哨查路条什么的。 有一次一个小孩向我们告状,说我的一位女同学温文秀把毛主席像章扔进茅厕(粪坑),这还了得!我们正愁没有事做,立即把温抓了起来,连晚步行,把眼泪汪汪的她押送到距石桥铺二十公里之外的市中心的重庆市公安局。 公安局已经被造反派造得大门敞开了,我们进去找到一个警察,要他把犯了“恶攻罪”的温文秀抓起来关起,警察说什么也不接受。拖到半夜警察还是不接招,但他也不敢撵我们走,还一个劲地给我们“刷浆糊”、“戴高帽”——赞扬我们的革命热情和革命警惕性高。 下半夜肚子确实是饿极了,我们头天晚饭都没吃又走了二十多里路,熬不住了只好撤退。回来的路上我们无心押解温文秀了,她一个人跟在我们后面踽踽独行。 那时候出了两路口很多路段还是很荒凉的,一个小女生肯定害怕。我们跑她也跑,我们停她也停,就是不敢过来与我们靠近。后来我忍不住了叫她过来一块走,她感激地连蹦带跳跟上来了。回家路上大家说说笑笑,也没再把她当反革命。
我的几次“串联”
第二件事,我也参加了市内串联。我的邻居朱牛是石民中学生,他混进了红卫兵,弄了一个红袖章戴起神气得很。有一天他对我说,戴袖章坐车不要钱,于是给我也整了一个袖章。那时小闯将没袖章,即使有别人也不理会。那天朱牛要去沙坪坝看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电影,我也去了。上了电车售票员走过来吓得我心直跳,我口袋里一分钱也没得。我故意把衣袖上的红箍箍露出来,那售票员看一眼转身默默离去。到了电影院我又把袖章在守门人前一晃,大摇大摆地进去了。 后来我热情愈发高涨,只身跑到各大专院校的红卫兵联络站领传单撒,撒些什么基本记不清了,只记得有一份是特大喜讯:伟大领袖毛主席经医生检查可以活到150岁。我同学柳得明胆子比我大,经常带我去红卫兵接待站领饭票吃混食。我记得设在大田湾体育馆接待站的饭最好吃,一大碗干饭上面是海带烧肉,比家里的清汤寡水好吃多了。 1966年12月的一天,听说中央规定第二天停止串联,再坐车船要付钱。这天为了抓住免费串联的尾巴,我上午乘车到化龙桥坐渡船去苗儿石瞎逛,中午回家匆匆扒了两口饭,又坐车去了南泉。 我从来没去过南泉,过了九龙坡车渡我上了一辆车顶上背天然气包包的公交车。车上认识了一个北京串联到重庆的大学生。到了温泉,红袖章不吃香了,泡澡要收费,我掏腰包只有四分钱,不够。大学生义气,给我四分凑足了八分门票。澡洗好天黑尽了,温泉不知怎么没有灯,12月的山风刮过来好冷,哆哆嗦嗦在衣服堆里找出自己的急急穿上。那个时候社会秩序好,没见谁的衣服抓错,不像现在温泉一进去每人一个柜,还上锁防盗。 出得南温泉公交车早已收班,我又不认得回家的路,人又饿又冷。正巧碰上一群市中区的小闯将,同是一面帅旗下的崽儿自然很亲热。他们安慰我跟他们走没问题,还说车渡过不了就到派出所歇,叫警察安排我们回家。市中区的娃儿见识多胆子就是大。南泉到九龙坡渡口现在乘车都觉得好远,那一夜高一脚低一脚不知怎么走出来了。只记得沿途荒凉得很,全是山坡田野,还翻了一座阴森森的棺山(坟山)坡。到了渡口还有最后一渡,过河后转车一路顺利回到石桥铺。到了石桥铺车站,发现茫茫夜色里我婆婆拄根拐杖,在十字街口焦急地寻我。我一到家后吞了四碗干饭倒头便睡。
参加了生平最大的一次大会
第三件事,参加大田湾“11·27”大会。那是我有生以来见过的最大的大会,场面大,人山人海。据说人上十万,光红旗横幅就遮天蔽日,我这个乡间老街走出来的娃儿哪见过这阵势,说他波澜壮阔排山倒海也一点不夸张。 在会场上远远地看见主持人介绍白公馆大屠杀幸存者、小说《红岩》作者罗广斌,有点胖,个子不高,他讲话没有用稿子,口才很好,讲江姐的故事听得我好激动。大会一完,好多人簇拥着他走下主席台,淹没在人群之中,他走到哪里,哪里就响起一阵“学习、致敬”的口号声。我人小挤不拢堆,就各自退出场外了。 出场后我在附近菜市场买了一个歌乐山大萝卜,用草绳套上一步一步背回家。我不像幺爸胡司令,出去造反闹革命屋头什么事情都不管,我得帮婆婆做家务,担水做饭拾掇我们开的菜土。石桥铺没得这样又大又便宜的萝卜卖。 刚过一周,“12·4”大田湾又召开大会,我准备又去凑闹热,当造反派司令的幺爸坚决不准我去,他预感这天大田湾会场很乱可能要出事。果真,“12·4”大田湾大会不像“11·27”那天开得井井有条,出了大乱子,变成了“惨案”。这个“惨案”一举摧垮了旧市委操办的重庆“保皇派”队伍。 我的1966年就在这样的纷纷争争吵吵闹闹中度过了。 —————————————————————————————————— 【生逢乱世】
被“打活靶”的母亲和她的家庭
陈晓文
平民家庭的贤妻良母
到1967年,黄培英嫁给席正华20年了,生了四男一女。 1929年,黄培英出生于四川广安县新南门外一个名叫火烧庙的地方,一户贫苦人家,是黄家三姊妹中的老幺。因父母早亡,嫁人成了摆脱困境的方法,两个姐姐早早成了家。她8岁就以童养媳身份养在一户龙姓人家;不慎倾倒滚烫猪食入槽烫死了猪崽,被公公一巴掌打在耳朵上致聋,精神亦略失常。她逃往二姐家暂避,在那里帮忙打理家务,治病养伤。14岁到合川丝纺厂当了童工,自己养活自己。 1944年抗战的尾子上,她到了重庆,先到弹子石裕华纱厂工作,后在一大户人家帮佣。1946年黄培英嫁给在帮佣、送报中结识的席正华,住在七星岗保节院。因陆续生育(因当时医疗条件差,曾有一女一子夭折),回家专事家务。 1950年代,席家因为孩子比较多,只有席正华一个人正式工作,虽然席的供职单位转到了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干的是司机的工作,比同年资的其他工种收入高些。就只靠60块钱要养活7个人,所以生活过得相当拮据。 如何统筹丈夫收入填平家庭支出的窟窿,就是她每日必做的功课。大的要安排:米煤水电、房租、穿衣、娃娃学费、丈夫烟(只能吸劣质的烟)钱;小的要打点:一日三餐……样样都是刚性需求,样样都要钱,一点儿马虎不得,亏欠不得。孩子要吃饭,要读书。虽然当时学费不贵,但书本文具、衣鞋,五个孩子用度加起来就不少。不上学,孩子穿差点还不打紧,关起门没讲究;但既上了学,穿不齐整,就要受同学的白眼。只能从油盐柴米上省。又只有公家的蔬菜公司,买卖讲不得价,只好捡着便宜的菜买。 但无论怎么节省,噌噌长着的孩子们的嘴不能省吧?缺油少肉的伙食,已经让他们脸色蜡黄,发育矮小不达标,消瘦,易感冒了。使孩子们的脸色红润,身高体壮,是她最大的心愿。 怎样用最少的钱办出最有营养的伙食,是一门堪称奥妙的学问。黄培英于此已经操练得出神入化,把它升华到艺术的境界了。再寒碜的食材搁到她手里,都给配搭得当,烹制精细,让一家老小望之馋涎欲滴,吃得津津有味。凭借孜孜不倦的心力经营,凭借不辞劳苦的点滴透支体力,一个家庭妇女能够施展的天地已经被她抻到极限了。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黄培英再怎么会打算,螺蛳壳里做道场的节流空间毕竟有限,这就要靠她去打一些零工,或出去帮佣。最叫劲的时候,连烤烧红薯到大街上去叫卖的事情都做过。她的人生书页上,没有“面子薄”一说。哪里有一点事挣点钱,一天能够凭力气挣个块把钱、七八毛钱,她都做。多一个是一个。 有时候没有工作只能待在家里单纯做家务。没有工作的时候,生活就很困难了;尤其像三年大饥荒那样的年份,经济萎缩,百业不兴,单位减员,鼓励返乡,零工用得更少了。紧巴巴的几个钱再怎么筹谋腾挪,都会手长衣袖短。 偶尔,迫不得已,黄培英就会悄悄地去卖血。对付饥荒中的食物紧缺,就像一场战争,什么该用不该用极端办法的禁忌也顾不得了。捡到篮子里就是菜。当时卖血有规定,一次以后的第二次,相距时间不够不能卖。家庭太困难,她就顶别人的名字去卖。续上青黄不接的断档,应付不期而至的意外开支。还得遮遮掩掩,编出种种理由外出,瞒着丈夫、孩子,怕他们担忧、阻拦,补不上家里的凄惶。闯过一关是一关。 这就是这个家庭妇女,传统的贤妻良母爱孩子,爱家庭,把孩子和家庭扛在肩上的方式。 1965年他们的小家搬到了九龙坡滩子口。丈夫做载运书籍入库的活儿,属于那种非全日制的辅助工作。这种工作,用当时的话说就是临时工。按计件付酬,除了现钱收入,没有其他福利保障。 家属工是新华书店对没有工作的女性配偶的一种安排、优待。仗着体力好,肯吃苦,不惜力,黄培英挣到一份对家用不无小补的收入。领到工钱的日子,她也会舒一口气,开心到给家里的饭桌添一个菜。 对单位来说这也是一种不错的人力资源配置制度:家属工召之即来,挥之即去。比养一帮人专事搬运,节省成本,便宜。但对这些人的保障也太低,剥削也太重了。所以这些家属工,后来慢慢都给陆续转了正,得到体制内编制、固定工资、劳保和退休金。只是这都是黄培英走后多年发生的事情,她没有福气享受到本该属于自己的福利。 人的品行与学养无关,与钱财无关。黄培英身体力行的德性就表明了这一点。 她自幼失学,在贫苦中长大。但这并不妨碍她,从生活中汲取养分,建设、形成自己穷且益坚的道德体系。这种德性不是读书读出来的,也没有家族圣人、贤达榜样的耳提面命、言传身教,而是从穷日子的不屈、自尊中磨砺出来、生长出来、悟出来的。 不管日子过得多么紧巴、多么苦,黄培英骨子里的善良,在平凡、灰色的日子里都闪着光。相夫教子,柔肠百转,贤妻良母天性娘胎带;待人仗义,扶危济贫,弱女子也有几分侠气。 家庭用钱,丈夫、孩子排在前面,所有人都安排到了:主要劳动力丈夫排第一;其他的,孩子按从弱到强、急需与否的顺序,先弱后强,先急后缓——与身体和知识的成长有关就是急,反之可缓。总是忘了她自己。丈夫好口烟,手头再紧也要给当家的备好;不能叫他向同事讨烟抽,塌了面子。丈夫善饮,只有休息、不开车的日子,才给两口廉价老白干,所以他的行车安全里程噌噌见长。孩子身体弱,手头再紧也要看病,不能拖延,误了长身体。几个底子差的孩子,在她的悉心调理下,个个都长得壮壮实实的。她相信,日子出在细心上,做不到是因为想不到。因此她的心思都用到了丈夫、孩子身上。有人劝黄培英也要善待自己。她总说自己皮实,不怕磨。 她不相信人穷志短的老话,总要求孩子争强好胜,说:佛受一炷香,人争一口气,好好读书,人往高处走。无论别人有多好的东西,都不能伸手。小妹妹看见一部字典,喜欢得不得了。她说,公家的物品不能沾,不是自己的不能拿。攒下钱再买。哪个孩子犯了事,就要打手板。还要受罚连坐,五个站成一排思过。让他们懂得羞耻二字。所以,席家孩子成人后无论出息大小,性格怎样,行事总能不过底线,洁身自好。左邻右舍看得眼红时,总说,瞧瞧人家的孩子! 住大同路76号的时候,一个邻居婶婶王美莲家小名“黄狗”的孩子,得皮肤病,头上长疖子,挠得满头黄水淌,止不住叫疼。进了不少医院,看了不少医生,总不见好。黄培英知道一个偏方,兑温盐水反复清洗,能治这病。她不嫌脏,不嫌烦,一次次为那孩子洗,用尽机巧不触着他的疼处(难就难在怕疼孩子就会闹着停止治疗),终于把他的疖子治好了。王美莲感谢不迭。黄培英只说,街里街坊的,远亲不如近邻,有难伸把手,举手之劳,莫放心上。 一起扛活的老姐妹中有个叫袁哲贞的,“成份”不好——地主家庭出身,那时就像打入另册的贱民一样,经常遭人白眼,受人欺负。人人惟恐避之不及。只有黄培英不但从不歧视她,还冒着划不清阶级界限、同情坏人的风险,偷偷帮她。她眼里没有好人、敌人的区别,只知大家都一样娘生父母养的人。下力抬东西时,总把扁担杠绳往自己这边挪,让大姐袁哲贞省点劲儿。当被批斗、关押时,她还去送饭、送东西,叫她想开点、看远点,肚子要吃饱,日子抻着过,总有没事的一天。
在大动乱中竭力维护家庭安宁
1967年的夏天,充满不祥的气息。 38岁的黄培英近来感觉心悸,气促,出汗,眩晕,失眠,血压有升高的迹象。初通医道的熟人指点她,你这是焦虑症的表现。 她确实处于难以遏制的焦虑之中:她感到她生活于其中的这个世界,越来越离开常轨,变得日益不可理喻,日益无法掌握了。去年,毛主席一声“造反有理”,把懵懂冲动的学生娃撺掇起来,贴老师的大字报,破四旧,抄家,批斗走资派,冲击党政机关,平日威风凛凛的衙门一时间土崩瓦解,到处是暴力横行……还在天安门上接见红卫兵,让他们免费大串联,鼓励他们瞎闹腾。 黄培英也不是先知先觉,儿子串连时,心里再舍不得,口头也是支持的。她想,国家号召,允许免票。有同学一道,男孩子有这个心闯闯,拦也拦不住,不如放手。毛主席都接见红卫兵,怕什么? 1967年一开年,就闹夺权,谁也不服气谁,谁都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人人都要当老大,要自己掌大印、开衙门,拉开架势,从拳头、钢钎到枪炮,打个血肉模糊,横尸遍地。一方在各区县成立了“八一五派捍红指挥部”等专业武斗指挥机构,一方针锋相对也成立了“江北战区”、“建设战区”、“黄山警备区”。大字报、大标语、高音喇叭,斥责对方是“李任黑线”“黑手”,靠着真理在握正义在胸灭掉敌手,骨子里却是要权不要命,拿命不当命。她听着儿子说“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丈夫说“反修防修,要保红色江山万万年”,听得她耳晕。她只知道世道一乱,供应就不好,什么都买不来,日子就难过。就是有糕点票、豆腐票、奶粉票、盐票、肉票、肥皂票、火柴票、烟票、蜂窝煤票拿在手里,也白搭,没有实物供应,有也运不来,交通中断…… 作为妇道人家,她没有“胸怀天下放眼世界”的雄心,不懂得“革命”和“历史必然性”的崇高。她只盼望夫君能干、体面,儿女健康、有为,家人平安、顺心。听到远处不时传来的隆隆枪炮声,勾她想起1940年代的日机轰炸、大火、死亡、悲苦……当年邻居浩叹道:“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人。”尚在总角之年的她,自然“少年不识愁滋味”,还嗔怪那人好好的人不做,要做什么狗。现在当了妈妈,有了犊子得护着,才知道“如果能太平,做狗也安心”。 丈夫席正华参加了“八一五”派,因在《大公报》当过报童,根红苗正,这位1950年代就被单位培养入党的党员还成了该派在新华书店发行所的一个小头目,肩负着保卫仓库中存放的大量“红宝书”和毛主席画像的重任。他们的主要工作,克服困难,大力发行毛主席著作,得到了中国主要媒体《人民日报》的表彰,《人民日报》1967年2月16日第2版报道:《把毛主席著作的发行权掌握在革命造反派手里 重庆新华书店革命造反派夺权后欢欣鼓舞发行宝书》。 当时还只是初中学生的席庆生,则在学校参加了八一五的对立面反到底派,成了父亲的“敌人”。父子常有观点辩论的口角冲突,一边要“捍卫新生红色政权”,一边要“砸烂伪革联”……处境两难的黄培英居间中立,既要作为妻子维护丈夫一家之主的权威,又要作为母亲护着孩子,成了和稀泥的“八级泥水匠”。 ——所有的矛盾都被消弭、统一在同锅舀食的饭桌上。 还是少年的大儿子席庆生按捺不住内心的兴奋,想要和同学们一样荷枪实弹,武装起来,到战场上去过一把“英雄”瘾。但是,父亲虽然自己已经参加了八一五战斗队,却坚决反对儿子参加武斗,而黄培英硬是让丈夫开车送她到学校去,她把几天没回家的儿子拉回家来,日夜看着他,不许他离开一步。为警告、惩戒孩子们不得外出涉险,黄培英叫五个孩子站成一溜,面壁思过。一次,席庆生趁母亲熬粥煮饭的时候,偷偷溜了出去,还没跑出家门,就被母亲发现。情急之下,母亲打翻了菜粥,滚烫的粥溅到身上,烫伤了脚。母亲忍住揪心的疼痛,一瘸一拐地冲出家门,死死地抓住儿子的皮带不放。最后,母亲蓬头涕泗瘫倒在地,一双手却终于没有松开…… 几乎与此同时,这年8月18日深夜,西南师范学院教授吴宓在他巨细靡遗的日记里也记下类似身为教书育人者的不安:
此次“武斗”中,许多家庭,父母力图劝阻子弟勿往参加“武斗”;然其子弟固皆少年,年富力强,轻生而好勇,一若非冲锋陷阵,流血战死,则不足为人。——于是顺逆正邪各组织、各路线,皆易鼓动少年为之效死。(吴宓《吴宓日记续编•第8册(1967-1968)》,三联书店2006年版)
吴宓老先生不但笔之于书,甚且发而为言,就在当天上午8-11点的学习时间公开表示忧虑。在场数十讲师、教授闻之默然,既害怕这等迹近“反动”的迂腐言论连累自己,又被其事实的说服力、忧国忧民的赤诚良知所打动。 许多年以后,席庆生感叹说,亏得母亲的坚持,拉他一把,要不然,说不准去枪林弹雨中“为毛主席而战,完蛋就完蛋”,会是怎样的结局……
天塌地陷
小人物的情怀令人悲悯,而他们的螳臂却挡不住飞速运转的历史车轮。 1967年8月下旬这段日子是恐惧和希望并存的日子:
8月4日 因受武斗影响,八一五派控制的《新重庆报》、重庆市邮电局联合发出启事,称因报纸用纸一时供应不上,《新重庆报》从明日起减少发行数量,只在本市地区供应部分零售报,订户一律暂停发送。直至9月底才重新开始收订。 8月9日 两派代表各5人:八一五派冯国琏(八一兵团)、王显乾(重大八一五)、杨正中(财贸八一五)、刘志成(文艺界司令部)、段德昌(机关总部);反到底派董源河(军工井冈山)、黄廉(工总司)、王常(公安红一方面军)、董向阳、王兴国(交院九一五)于零时达成《关于成立协助警司制止武斗和处理停止武斗后有关事宜的工作组的协议》(补充协议之一)和《关于处理各种武器、凶器、弹药的协议》(补充协议之二)。(何蜀《重庆文革武斗大事记》,“重庆档案信息网”)
当时两派签订的停火协议都是转眼就被撕毁。8月18日,两派又在潘家坪与黄葛坪等地同时爆发了更大规模的武斗。重庆大学“八一五”和空压厂的“八一兵团”等八一五派武装,开始进攻黄葛坪附近的电力校“东方红”、电技校“井冈山”据守的王家大山。反到底派自8月8日“八八海战”时打到杨家坪来的军工井冈山舰队也以炮火增援,其他反到底派队伍也向王家大山集结…… 黄培英的家就在九龙坡滩子口新华书店发行所,正属于两派争斗的“黄葛坪战区”。恶战打响前两天,各种可怕的消息就在当地居民中流传,不愿成为恶战枪炮下的冤死鬼的人们纷纷外逃避难。 8月17日,黄培英带着庆龙、庆荣、席惠三个小的儿女逃到重钢的堂妹黄正碧在大渡口李子林的家避难,仍牵挂着在家的丈夫和庆生、庆川两个大儿子。重钢所在的大渡口区是八一五派控制区,没有两派争战,相对安全。 8月18日王家大山的恶战,两派都伤亡惨重,仅重大八一五的武斗队“301部队”的大学生就死10人,伤7人,成为重大八一五伤亡最惨重的一次。反到底派在一度失守后又夺回了王家大山。此后还发生了报复性的杀俘事件。 8月23日晚上,席正华随八一五派撤离了黄葛坪地区,他托人带信给家里,叫妻子把另外两个小孩带到重钢李子林姨妈家去。 1967年8月24日,这天正是农历丁未年丁未月的处暑,在这个农历节气,中国大部分地区气温处于由热转凉的交替时期,但长江中下游地区却仍处于副热带高压控制下,刚刚感受一丝秋凉的人们,往往在处暑尾声,再次感受高温天气,这就是名副其实的“秋老虎”。高热不退,就像当时重庆被年轻热血鼓噪下的武斗。 黄培英带着老大、老二兄弟俩,一早起床,临出门前,黄培英下了孩子们最喜欢吃的酸菜麻花面,香脆可口,又给孩子换上干净整洁的白汗衫,把他们收拾得精精神神,带着户口本和几十元人民币,手上还拎着一只老母鸡,与普通的走亲戚没什么两样地一家三口上了逃难之路。
闹市区沿途商店没有一家开门营业。很多人家的玻璃窗户都被枪弹打破。窗户都贴有“米”字形纸条。路过杨家坪,电车线被打坏,东一截西一截掉在地上。电线杆光秃秃立着,有些则东倒西歪摆在路边。沿途两边房屋,断壁残垣,弹痕累累。杨家坪转盘花坛,全都掩埋了死人。据有人数的结果是90多个坟包。(张光明《骚乱的重庆• 带贵州客人看武斗战场》,新浪博客“不图名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4fc8d77501008cch.html)
从滩子口到李子林,走大路约十二三里路,需走近二个小时;抄小路近捷一些。上午10点左右出发,抄小路走到毛线沟屠宰场对面的一片开阔地;隔着一道山脊,看着看着就要到逃难的目的地——“重钢厂”已经近在眼前了。 其时大约11点。没有任何征兆,突然枪响了,第一枪打席庆生,因为老大走在最前面,黄培英在中间,老二席庆川在后面。他们身边的子弹乱飞,打得地上的土扑扑地扬起来。这时刻席庆生就听见母亲“啊”地一声倒下去了,他转过来一看,母亲正痛苦万分地捂着胸部。他不顾一切地扑到母亲身边,大声地叫妈妈、妈妈,抱着她的头。黄培英捂着胸部的手边,血汩汩地流下来,她两眼直直地盯着大儿子,已说不出话。 席庆生马上撕开身上的白汗衫,准备包扎,这时,对方又用机枪朝他们扫射,他马上脱掉白汗衫朝对方狂舞,表明我们是和平居民、逃难的。但枪声未停,他只得又卧倒在地,老二躲在海椒地里。 枪声一停,席庆生又爬过去看母亲,她完全断气了,子弹从左乳下射进,从右腰部射出。伤口处冒着血泡,鲜血汩汩外流…… 席庆生后来回忆说:
路边的农民这时从门洞里探出头来,朝我们招手,我们跑进门,背后山坡上的机枪又猛烈地叫起来了。我们俩抵着土墙浑身瘫软在地,我们一直躺了几个小时。下午五六点,我们沿着河沟,猫着腰,一会儿爬,一会儿跑,一会儿躲,逃到了大路上,继续朝李子林方向跑。当时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找到亲戚。然而,我们赶到了李子林才发现,这里的一大片房子都已经遭到炮击毁坏了,空荡荡的,连人影都找不到了。我们只好沿着公路继续走,被大批逃难的居民裹挟着朝钢花电影院方向移动,漫无目的地寻找父亲。
这年,老大席庆生15岁,老二席庆川13岁,老三席惠10岁,老四席庆龙和老五席庆荣刚到或未到上学的年龄。正是孩子一生中长身体、成性情,最需要母爱照拂的时候。 黄培英中弹仆地处,距离枪手位置直线距离约600米。她的丈夫席正华作为八一五基层的头头,拥有广泛的社会联系和消息渠道,找到那个阵地的负责人重钢八一五武斗组织的“毛司令”,很快打听到开枪者是苏仁和,是个孤儿,当过兵复员的。在阵地上,一位姓陶的师傅曾让苏仁和不要开枪,因为一眼就可以看出,走在路上的母子三人是逃难者,但苏仁和还是开了枪,就因为他要试枪! 一个多么冷血的理由,就要了一个人的命,使一个丈夫失去了妻子,一群孩子失去了母亲,一个家庭天塌地陷…… 杀害黄培英的凶手苏仁和,当时没有受到惩处。直到文革后期才被公检法抓起来,只判了三年徒刑,不久就刑满释放了。不过,像是冥冥中的报应不爽,苏仁和远未达到他那个年代的平均寿命就因病早早弃世。
失去母亲之后
席庆生见到爸爸的第一句话就是:“妈妈被你们‘八一五’的打死了!” 那时父亲正带着一队人在剃光头,准备上战场冲锋陷阵。 身兼父亲、基层党员双重身份的席正华,听说噩耗,像泄了气的皮球,没有多说话,只问妈妈的尸体在哪儿,儿子告诉了他。当晚,席正华带着一个班的造反派战友,把亡妻尸体抬回来,在沙坪公园墓地挖坑匆匆掩埋。 一年后,重庆武斗平息了,家人才重又给黄培英修了墓。席氏兄弟在沙坪公园墓地目睹反到底战俘被押着为八一五派“烈士”挖坑建墓的情景。席氏兄弟捡砖头,找水泥,在那里忙了三个月,手都磨烂了,才把母亲的墓修好。 黄培英走了,几个孩子抱头在重钢大礼堂门口撕心裂肺大哭一场。那嘶哑绝望的号啕表达了他们对未来的恐惧。他们没法想象没有妈妈的日子该怎么过。这些事情超过了孩子的理解能力。 以后就靠席正华一个人挣工资养五个小孩,一个男人既要工作又要拉扯五个小孩,席父就把孩子们寄养在黄培英姊妹(孩子们叫姨妈)那里,就是吃顿饭。那两三年实在不知道是怎么混过去的。到了1969年,席庆生就到农村去插队当知青了。随之,1972年席庆川下乡。1974年席惠也下了乡。 理所当然,以后又都返城工作,似乎苦尽甘来。 席正华后来重新组建家庭,另育有二子一女。也许是怕续弦妻子多心伤情,很少去沙坪公园为亡妻上坟,只在家拈香焚祝遥祭,却每每嘱咐、提醒儿女不忘清明给妈妈扫墓,多烧点纸钱,送供品不要忘了做好、带上妈妈喜欢吃的烧白(扣肉),捎几句爸爸的话。 时光荏苒,岁月不居,黄培英在世时没能实现的愿望,儿女、家人的富足丰饶、安宁幸福,终于迁延许久后不期而至。席氏兄妹也搭上了这趟小康快车。虽然还有许多的不如意,但他们谁也不愿回到母亲在世时的那个“红色年代”做“乱离人”。
儿子有一个复仇故事
席庆生讲述过一个复仇故事。
1978年5月,历经多方打听,终于找到了凶手线索,知道苏仁和正在重庆钢铁公司医院里住院。他准备了两套方案:一是到医院去绑架苏仁和,然后用汽车拉到武隆的大山里去,让汽车和人都坠入悬崖,来个人不知鬼不觉;二是用汽车把他拖在车后,到市中心解放碑去拖死示众,并向人们宣布他的罪状。为此,他多次潜入医院踩点,认准了苏的病房,确定了动手的最佳时间:中午11点45分——那是医生护士打饭的时间。他准备了一辆212吉普、绳子、匕首和一套警服……为了不牵连家人,他甚至还在事前与恩爱甚笃的妻子办了离婚。 到了那天,席庆生和弟弟开车驶进医院,11点半准时到达住院部三楼,推开苏的病房门——他呆在那里了:室内阒静无声,没有医生,没有护士,更没有他苦苦寻找了11年的杀母仇人,病床是空的!脑海中预演了无数次的复仇画面,顷刻化为泡影。 那一刹那,他紧紧攥住的拳头捏出了汗,心发出阵阵抽搐,几乎窒息。 万般沮丧的席庆生只能离开。精心准备的行动,为什么会失败,他一直找不到答案。他怀疑是父亲设法通知凶手躲开了。因为动手前一天,他曾回父亲家向其告别,说:“杀母之仇,不共戴天。明天我要去搞死那个姓苏的!”但父亲始终对此保持沉默。而那个苏仁和就像从人间蒸发一样,再也没有了下落……(马云龙《血色记忆》,《南方周末》2012-04-27;杨猛《草木深深》,《龙门阵》2014年第3期)
每年一次的祭拜,无数次讲述母亲遇难故事,总有如潮悲情不断淤积、袭扰这个汉子,让他无从排解。 对于这个极富戏剧性的复仇故事,笔者不愿意把它作为曾经发生过的事情加以叙述。因为它会强化、鼓励仇恨的因循相袭,赋予仇恨以政治正确的德性和审美合法性,直至认同法外司法。 但它确实说明文革远未过去,人们习焉不察的伤口远未愈合。 笔者更愿意相信,是母亲黄培英不喜欢这个故事的结局,所以才像做清洁一样用抹布把这一切抹掉了。 ——让它从内心欲望到外显动作,都归于零。
重庆武斗中类似的无辜死难者
类似黄培英这样与武斗无关却又死于武斗的无辜者,并非少数。 累计何蜀收集整理的《重庆文革武斗死难者名录》中所载,并未参加武斗却意外死于武斗的无辜者约有109人(载《昨天》2014年6月30日第36期(增刊),约占该名录所列1200余名武斗死者的10%。兹节录于下——
1967年7月3日 □□□,孕妇,在北碚人民会堂附近被八一五土炮打死。 7月8日 红岩机器厂2人(王世骅,财务科副科长,中共党员;顾兴度,男,红岩机器厂金工车间技术员)在躲避反到底派进攻中身亡。 7月28日 □□□,杨家坪街边卖老荫茶老人。被建设厂反到底派红大刀运送枪支车辆过路时车上人乱开枪打死。 8月4日 设于市中心财贸俱乐部的财贸八一五战斗团总部转移驻地,遭到反到底派武斗队袭击,正在帮助搬家的二十九中学毛泽东主义战斗团成员六人身亡,其中年龄最小者14岁。 8月22日 重庆警备区司令部3辆小车送干部到市革筹组听报告,途经两路口时,在山城宽银幕电影院前遭劫车的三名反到底派武斗人员枪击,五十四军干部处处长张甲奎、司机李永梁遇难…… 1968年4月6日 重大八一五祭扫武斗“烈士墓”鸣枪致哀时打死过路行人1人。 …………
据这份名录的记载,在武斗高峰时,无辜死者人数最多的是1967年8月19日那天,一天之内竟有12位!
□□□,女,302次列车上的旅客,列车驶往重庆站时在九龙坡遭枪击身亡。 唐维先,女,化龙桥郊龙村192号(虎头岩警报台下)居民,被江北反到底派炮火击中住房身亡。终年41岁。 田家全,男,化龙桥郊龙村192号(虎头岩警报台下)居民。罗昭惠之夫。新婚蜜月中,被江北反到底派炮火击中住房身亡。 罗昭惠,女,化龙桥郊龙村192号(虎头岩警报台下)居民。田家全之妻,新婚蜜月中,被江北反到底派炮火击中住房身亡。 王丽香,女,化龙桥郊龙村192号(虎头岩警报台下)居民。父母在新疆建设兵团。被江北反到底派炮火击中住房身亡。终年9岁。 项泽林,男,杨家坪附近居民小孩,被武斗枪弹击中身亡。终年15岁。 项云林,男,杨家坪附近居民小孩,被武斗枪弹击中身亡。终年13岁。 吕□□,男,空压厂行政科吕银清之子,从长寿来重庆探亲,在杨家坪附近遭遇武斗枪击身亡。 □□□,小孩,在杨家坪煤建村遭遇武斗枪击身亡。 □□□,男,老头,在杨家坪煤建村遭遇武斗枪击身亡。 □□□,39陆军医院战士,乘运菜车11时半经四公里时遭枪击身亡。 □□□,男,解放军汽车团班长。因驻地在421部队后边牛奶场附近,遭到反到底派报复炮击,上厕所时被炮弹炸死。其妻刚来部队探亲即成寡妇。
沙坪公园红卫兵墓园中的一位死者何心贵,建设机床厂45车间工人,中共党员,1967年8月1日好心替车间工友代领工资,行走在并非武斗战场的袁家岗路上,被重庆三十五中学的武斗学生当成练枪法的“活靶”射杀。另一个墓的死者鲍积贞,重庆空压厂八级技工,没有参与两派中的任何一派,只是与八一五派的一个徒弟因考级尺度掌握严格了些有隔阂龃龉。即使他已经逃离本单位避难到了上桥,还是被徒弟“点水”(告密),被抓到重庆大学当作敌对派反到底的人,关在串连大楼五楼教室里,8月25日给活活打死。为掩盖真相,还制造了跳楼自杀的假现场。(参见郑志胜回忆录《汗•血•泪》,未刊稿) 所不同的是,鲍积贞被“点水”的加害人当时就被逮起来,受到处罚。似乎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在一派统制,没有纷争、拉锯战的地方,法制尚未完全被废除。还有公检法最低限度的运转,鲍积贞的女儿后来提及此事,亦不无安慰。而何心贵之死的肇事者,虽然也被死者遗属想方设法找到,并要求追惩刑责,但却被告知过了追诉期,照样入党、提干。何心贵之子何存南时隔30年提及此事,仍然耿耿于怀意难平,强烈要求访问者帮忙呼吁追责。 有西谚说,迟到的正义就不是正义。以此观之,西洋的议论可能陈义太高。在公正缺位的实际情况下,“迟到”也比“不到”好。
尾声
黄培英子女中的老大庆生、老二庆川、老三席惠都已经退休;庆生说每年都要安排国内、国外走一遭。第三代也组建家庭或将组家庭——席家兄妹先后当上了爷爷、姥姥,含饴弄孙,其乐融融。老四庆龙、老五庆荣还在上班,虽然还要缴纳退休养老保险金,但日子过得都宽畅,游刃有余,诸事顺遂,开心。 连单位破产,在外有一搭无一搭打工熬到退休的席惠,现在也能拿到2000多元的退休金。知足的她感觉,紧着用钱也够了,笑着连声说:还是感谢生活吧。 她还曾梦到妈妈托人多照顾这个唯一的女儿。提及此,泪眼婆娑,情不能已。 席庆生1994年在墓地上坟时与笔者的交谈,被笔者作为口述材料收录到《重庆红卫兵墓地素描》一文里(载刘青峰编《文化大革命:史实与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1996年清明前夕席庆生接受了香港无线电台编辑许慕贞的采访,讲述了这段令人心碎的往事,被编入系列纪实电视节目的一集中,在文革30周年纪念时播出; 2001年4月席庆生接受《南方周末》记者余刘文的采访,成为大陆最早、传播最广的报道。此后席庆生就成了境内外报道重庆红卫兵墓的纸质报刊、电视媒体争相捕捉的对象,成为媒体明星。 他诅咒文革动乱带来的武斗杀戮,祈愿灾难不再,要求保全、保护墓地,成了重庆红卫兵墓园众多死者遗属中的一个公众代表。 黄培英的死亡故事和背后的悲苦殇情,因此广为流传。 2015.4.19-24.初稿 4.26.再访,修改 —————————————————————————————————— 【生逢乱世】
吴大哥
刘金全
那是1963年的秋天,我才十来岁,之所以记得,是经过三年困难时期后,生活条件逐渐有些好转了。 吴大哥叫吴作根,比我大七八岁。那时的吴大哥,在我心目中是壮实、高大、浓眉大眼的,特别聪明,脑子里装了好多我所不晓得的知识。 我们都住在陈家坪重庆针织总厂的家属宿舍,他住在我隔壁的隔壁,是跟他姐姐姐夫住在一起的。 听说他昨晚回来了,所以我起床吃了饭便去打听消息,被告之下河沟洗衣服去了,我跟着就下河沟去。 这条清清的小河沟发源于石桥铺中学旁的几处堰塘、水田及五台山上的大片水田,那些溢出的水在陈家坪汇集,经公路的两个涵洞,把这边的家属区绕了半个圈,流经平石桥下面一块大大的整石,形成一个小小的瀑布,挂在半月型的岩洞,跌入了下面的潭中。这条河沟对于我们的生活与玩耍相当重要。 我走拢一看,只见吴大哥坐在平石桥下的石板上,两手抱膝,身旁放一盆衣服,身子一动不动地双眼死盯脚前一片清清流水发呆。 我悄悄走近他,小心地试着将手在他眼前晃了两晃。 他转头抬眼一看是我,便问:“啥事?” 我高兴地回答:“教我下象棋?” “棋呢?”他显得有些不屑。 我赶紧从衣兜里掏出一枚似五分硬币般的铁皮圆块来,在他眼前晃。 他若有所思后,问:“哪里找的?” “毛狗弯下头的铁锅儿厂。” “多不多?” “多的是。” 他仿佛有些不信地望着我:“以前咋没有呢?” “才开始有的。是铁皮冲下来的,铁皮做水瓶壳用。” “哦……”他想了一下后,眼睛一亮,高兴地一拍腿:“把这枚留给我,你再去搞一些回来。洗了衣服我马上画棋盘。” “好嘞!”我马上将铁皮圆块递到他手掌中,兴奋得双手将屁股一拍,马不停蹄地朝铁锅儿厂跑去,捡了一大堆铁皮圆圆回来。 午后不久,当一副象棋摆在小桌上时,瞧着这用饭粒贴紧的用轻微图案的花纸做的帅方,和用白纸做的将方的棋子,望着棋子上漂亮的钢笔字,望着画得如此工整的棋盘,我们无不拍手称快,脸上乐开了花,心里痒痒的。 象棋给我们带来无尽的乐趣,吴大哥说他让出车马炮三个棋子,用左手下我们。我们也笨,还认为这是他真让了我们许多,因为我们是用右手下,居然还排起队与他轮番拼杀。哪知道棋高一筹如泰山压顶,何况,他棋艺的确高出我们这么多。 我们太服他了,一群小孩跟在他后面屁颠屁颠地跑来跑去,他自然成了我们的司令。 一天下雨,记不清我随司令从外面哪里回来。经过我们住房前面临公路边的在建红砖楼时,见几个青年工人在打扑克牌——拱猪。 我俩就凑上去看热闹,吴大哥看得非常认真。几把牌后,突然一人不打了,其余三人不依,说他耍赖,因他马上要满一千分,快输了。为此争吵了起来。 “我来替你打几把,帮你换换手气?”吴大哥望着耍赖的青年工人说。 全部都望着了吴大哥,那青工将吴大哥从头到脚反复看了几遍后,用一种死马当活马医的口气:“舍了,要得。” 我吃惊得不行地望着吴大哥,说实话,瞬间后也期盼他参与,热闹与刺激嘛。心里自然也为他祈祷。 果然吴大哥身手不凡,经过一番较量,他倒把别人拱肥了(满一千分),他的分数反而降为了最低。 牌局一完,他拉着我就走。 “为啥不看看?”我问。 他悄悄告诉我:“他们在赌钱。” 我回望了几个青工一眼,紧跟吴大哥回家了,我俨然是吴大哥的贴身跟班。 好景不长,一天吴大哥突然告诉我,他要去读书,再也不能陪我耍和与我的这帮小孩子玩了。 我不解地:“您这么聪明还用得着读书?” 他望着我笑了:“小娃儿家家不懂。” 我马上装成懂事的样子并关心地问:“到哪里读?” “大坪。复读一年。” “然后呢?” “考大学。” 哇!神圣了。 从那后很少见到吴大哥了,只听大人们说,他很辛苦,一大早起来自带午饭,往返来回都是步行,到七八公里外的大坪读书。即便晚上在家都是啃书本,不再出门了。 他不喊我,我也不便去打搅他。 终于传来了好消息——他考上了武汉测绘学院。这在当时成为了家属区了不起的大事。至于他向没向我告别,我送没送他,全然不记得了。 当我俩再次相见时,我们两家都因厂里调配房屋各自搬家,不再是邻居了。 时间大约是1967年的5至6月份。 因武汉武斗逐步升级,他躲避回了重庆。 重庆的武斗也在升级,可能比武汉还要厉害一些。一天傍晚,我弟弟来学校告诉我,晚上吴大哥要来我家。我高兴地回了家。 见了面,我的兴奋劲不用提,吴大哥见我长高了又进了初中读一年级(老三届最低的一个年级),大加赞扬。 在无比亲切的交谈中,我慢慢听出来了,吴大哥想见我的本意中,还有另一层重要内容:奉我父母之意,劝我别去学校。那时学校停课闹革命,不但没有书念,反而成了武斗人员的窝子。但吴大哥没正面提出来,却绕着弯子劝我别去参加搞武斗。 “你从小就喜欢看书,何不借此机会多在家看些书?”吴大哥亲切地望着我,暗示着。 我答:“学校有书,进图书室里去拿就是了。不过,图书也被偷得不像样了。” “哦,你们在校的学生很少有人看书吧?” 我点头:“没空,搞革命都忙不过来。也没兴趣,再说尽是些……”见他这么喜欢书,我便把“毒草”这两个字咽下去了。 “哦。” 我只记得:那一夜我俩谈了很久,详细的内容记不清楚了,留下的印象是:关于世界上著名小说和著名的作家他讲了很多。但有一点我记忆非常深刻的是:读书要系统,如果要了解近现代中国农民大体的生存状态,就要看《红旗谱》、《暴风骤雨》、《创业史》。这话使我产生了一种莫名的惊叹与佩服,后来我找来细细阅读。“系统”这一词,对我后来的学习帮助很大。 记得最后他问我想看什么书。 我答,英雄类的。 他说,他正好带了一本《当代英雄》回来。 我想都没想:“好,我看。” 在去他家的途中我说:“哥,您遇到啥子麻烦事尽管找我。”言下之意陈家坪这个码头我还是有点势力的。他懂我之意,很亲切地拍了拍我的肩头,含笑地说:“小兄弟,谢谢!你这份心我领了。不会发生什么事的。我只会呆在家里看书。” 这段对话所以记得,是我自以为“出息”了,可以反过来保护吴大哥了。 吴大哥把书保管得真好啊!他从床下小心翼翼地拖出小木箱来,开了锁,从全用牛皮纸包好的书中找出一本不厚的书来,用手来回抚摸着书皮说:“好书啊!这些书都是世界名著,宝贵呀!”说完,慎重地递到我手中,小心告诫道:“别让其他人知道,也不要借人,好好在家里看,不懂的来问我。这一箱子书你要看,随时都来拿,好吗?” 我忙点头,如获至宝地回家了。 那一夜,我没回学校,如饥似渴地看起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看完了,也懵了:怎么把自已的姐姐偷出去与人换马,会是——当代英雄?! 于是,第二天我就回学校去干“当代英雄”的事了。 几天后,我弟弟奉母亲之命来学校看我。我托弟弟回家后把那本书给吴大哥送还回去,还叫他给吴大哥说明,我们红卫兵就是真正的“当代英雄”,使命极其重大,没有时间看书了。听弟弟后来对我说,吴大哥接到书后一脸的苦笑,直摇头说我还没有长醒,将来可能要吃点苦头。 1969年我下乡到通江当知青去了,英雄梦也随之破灭。吴大哥也分配回了重庆工作。在下乡后回重庆探亲的时间中,我还去过一次他工作的单位,在两路口从大田湾背后到鹅岭公园的爬坡公路边,挺大的一幢楼,他见到我非常高兴。之后就再也没见面,他结婚我也是听说的。 我回城工作后,先是以厂为家,忘命地为厂工作,不得空闲。后来我们重庆针织总厂又成为西南第一家破产的大型国有企业,我不得已下海做生意,由于文化底子差,又没有经商的经验,碰得头破血流、血本无归。帮人打工,更是受尽了屈辱和折磨,我终于意识到吴大哥说的“要吃点苦头”的深刻含义了。 由于一天到晚忙于生计,在茫茫人海中我与吴大哥失去了联系。他当过单位的党委书记,也是此文写作时才在微信群上听人提到的。 四十多年过去了,屈指一算,如今的吴大哥已是七十好几的人了。吴大哥,我一定要找到你,在有生之年好好地聚一聚,面谢你当年的教诲,并表达我的悔恨之意! —————————————————————————————————— 【史林一叶】
重庆地名遭遇“红八月”
李正权
地名是人们赋予某一特定空间位置的专有名称,是社会的产物。地名的产生、命名、演变以及消失,始终受到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和科技的发展水平的制约,往往反映了命名时的那个时代的某种特征,具有很强的时代性。历史上的重要事件,甚至也会表现在地名上。特别是历史发生重大变化后,社会就可能对某些地名进行集中更改。重庆地名的变化就是一个充分的例证。 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西迁重庆,定重庆为陪都。当时,重庆的街道过多过短,名称也相当混乱庞杂,与时代很不谐调。1937年后,重庆兴起一股合并街道、重新取名之风,于是有了民族路、民权路、民生路之类。1949年底国民党败退,解放军进城,重庆的地名又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更改,把中正路改为新华路,林森路改为解放东路和解放西路,岳军路(原名国府路)改为人民路,等等。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史无前例,空前绝后,在地名上当然更会留下痕迹来。文革首先标榜的就是“破四旧、立四新”。“四旧”,就是所谓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这些“旧”,在地名中当然不少,当然也要改。只要包含有“四旧”内容的,或者仅仅只是有一丁点儿“四旧”感觉的,甚至与“四旧”不沾边但不符合“革命原则”或者“革命性”不那么强烈的,都在更改之列。 1966年的“红八月”,由北京带头,经官方媒体的大力宣传鼓动,重庆也和全国一样,兴起了改地名的风潮。由于改得仓促,一时间,人们乘车坐船都不知自己要去的地方叫什么名字了。地名改了,不少地方又改成同样的地名,因此而乘错车、坐错船的人,几乎天天都有。虽然如此,却没有人敢出来对这样的更改说半个“不”字。 首先要改的是国民政府时期留下的一些地名。民族路、民权路、民生路是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命名的,文革虽然打倒一切,但还没有公开叫嚷打倒孙中山。但三民主义一定要改,因为台湾那边天天在喊“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因而这三条路名都改了:民族路改为红卫路,民权路改为反修路,民生路改为了幸福路。与其相连的次干道或街巷也跟着改为了红卫支一路、支二路或幸福一巷、二巷之类。连以孙中山名字命名的中山一路、二路、三路、四路也都改了,中山一路和二路合并后改为红旗路,中山三路改为红星路,中山四路改为向阳路。与之相连的次干道也随之改为红旗支路、红星村之类。 其次是多少留有旧时代痕迹的,那就肯定要改了。例如把民国路改为五一路(因为那里有“五一电影院”),把保安路改为八一路,而且保留至今。民国不说了,保安本是保卫平安的意思,保安路是民国时期有警察局驻此而得名的,只是因为国民党爱用这两个字而共产党不用(正如国民党称警察局而共产党就要改称公安局一样),于是也要改。正好那条路上有解放军剧院和总后勤部驻渝兵站,于是改为八一路。 至于诸如领事巷、若瑟堂、安乐洞、神仙洞、花街子、较场口、和平路、富城路、道门口、巴县衙门、二府衙之类带有“封资修”色彩的,更要改了。领事巷改为反帝巷,若瑟堂改为抗美巷,安乐洞改为劳动街,神仙洞改为枇杷山正街,花街子改为红星路(与中山二路同名),较场口改为红卫广场,和平路改为大寨路,富城路改为永红路,道门口改为建设街,巴县衙门改为解放东村,二府衙改为光明街,等等,等等。 那年代,红字最吃香,于是叫“红”的地名也最多。朝天门被改为红港,鹅岭被改为红岭,菜园坝改为红岸,还有红旗路、红星路、红光路、永红巷、捍红路、红锋坡等等。能够缀入“红”字的,几乎都用完了,以致叫红卫、捍红、红光之类的街道,全市(如今的主城区)就有好几个,让人弄不清哪个是哪儿。特别是朝天门改名为红港,附近的街巷也跟着沾光,于是有了红港路(陕西路)、红港支路(曹家巷)、红港支一路(信义街,已拆)红港支二路(现朝千路)、红港前街(余家巷,现朝东路)、红港中街(白鹤亭,已拆)、红港后街(丰碑街,已拆)之类,把人的脑壳都要弄晕。重庆烟厂那几年还专门出产过红港牌和红岭牌香烟,价格低廉,很受欢迎,让红港和红岭这两个文革改的地名多少给人们留下了一点印象。1967年8月8日,两派动用十多艘船舰,在朝天门两江汇流处大规模武斗,打沉船只3艘、打坏12艘,打死24人、打伤129人,就被称为“红港海战”。 凯旋路中学是1958年才开办的,当时还没有挤进按顺序号排列的中学的行列中(后来才按顺序排列为五十三中)。于是,他们要求把自己学校命名为红岩中学(因为小说《红岩》中所写的西南长官公署二处驻地“慈居”就在该校背后坡上),但因当时还有与小说中所写到的渣滓洞、白公馆邻近的童家桥中学、杨公桥中学已经抢先提出这一要求,于是经有关部门协调,将童家桥、杨公桥中学更名为红岩一中、红岩二中,凯旋路中学则更名为红岩三中,晚一步提出这一要求的南岸滨江中学更名为红岩四中。接着,红岩三中学生又提出将凯旋路改为红岩路(后改为大庆路)。更好笑的是,该校学生还满街贴出大字报,要求把重庆市更名为红岩市,其理由也相当正当:重庆是封建帝王命名的,带有歌颂封建帝王的色彩;而红岩具有革命意义,能够确保永远“红”下去。据说小说《红岩》作者罗广彬、杨益言对此也深表赞同,还在当年的“11·27殉难烈士纪念大会”上支持重庆及外地赴渝红卫兵和革命师生集体发出改重庆市为红岩市、改《重庆日报》为《红岩日报》、改“11·27烈士”为“红岩烈士”的倡议书。不过,那要求改重庆市为红岩市的大字报看的人多,摇头的人也多。一个城市要改名,必须由省政府上报国务院,而且要国务院批准,改红岩市的提议也就只能是不了了之。 取名红字的地名太多了,不够用了,就用诸如东风、向阳、长征、革命、前进、解放、勇敢、曙光、立新、抗美、援朝、五一、八一、延安、井冈山、大庆、大寨之类的名字。那时渝中半岛还叫市中区,面积不到10平方公里,有20个街道办事处,除了解放碑街道办事处外,几乎全部改了名:朝天门街道办事处改为红港街道办事处,望龙门街道办事处改为曙光街道办事处,西三街街道办事处改为东风街道办事处,较场口街道办事处改为红卫广场街道办事处,大阳沟街道办事处改为五一路街道办事处,临江门街道办事处改为前哨街道办事处(文革中1967年“二月镇反”时重庆最先镇压的工人造反军前哨支队就是这个街道的居民造反组织),南纪门街道办事处改为长征路街道办事处,七星岗街道办事处改为大寨路街道办事处,捍卫路街道办事处改为红旗路街道办事处,石板坡街道办事处改为灯塔街道办事处,两路口街道办事处改为红星路街道办事处,上清寺街道办事处改为向阳路街道办事处,菜园坝街道办事处改为红岸街道办事处,大溪沟街道办事处改为人民路街道办事处,王家坡街道办事处改为红岭街道办事处…… (下图:《重庆日报》1966年8月24日刊登的市中区街道更名表)
当年改地名似乎相当容易。有人提出,于是就组织一帮人跑到街道办事处去贴上几张大字报,然后由某个群众组织开个会,就可以出台了。正在“革命高潮”中,街道办事处也好,主管地名的民政局也好,更莫说区委区政府,哪个敢阻拦?哪个敢不“支持革命群众的首创精神”?于是,新地名几乎都没有经过审核,甚至没有下发文件,就在报纸上公布了。1966年8月24日《重庆日报》公布了5个新地名。26日,又以《大破剥削阶级“四旧”,大立无产阶级“四新”/本市广大革命群众和“红卫兵”小将们一起闹革命/一些带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色彩的街名和店名已换上新名称》为题,公布了39个新地名。报道称:“迄至昨天,在市中区街道居民群众充分讨论的基础上,经政府有关部门研究决定,除二十四日本报新闻中已经公布的五条新街名外,又继续改定了三十九个新的街道名称。其他一些需要更改的旧街名,也正在进行酝酿讨论。”事实上,在2015年开始进行的全国第二次地名普查中,相关人员查遍了档案,也没有找到1966年8月批准更改地名的相应文件。批准改地名的文件几乎都是1968年才发出的。也就是说,虽然1966年就改了不少地名,但一直到1968年才得到确认。 1968年重庆大规模的武斗已基本停止,各级革命委员会已经建立,才有权威和机会对已经改了两年的地名进行形式上的审核,发文给予批准。《重庆日报》1966年8月报道中所说的“经政府有关部门研究决定”,实际上是不准确的,可能只是某部门领导人的一个表态。 由于没有经过市政府主管部门审核,于是全市就有好几个东风街、红卫路、大庆路,让人摸不到魂头。据说,有的地方为了争改革命地名,有不同意见的人甚至还动了武。 虽然1968年批准了改名,但那些乱改一气的地名,大多没有得到市民的认可,更没有坚持几天,甚至在批准的时候就已经烟消云散,然后就没有了踪影。 1972年进行了一次地名恢复工作,不少地方都恢复了原名。到文革结束,1980年又进行了一次地名普查,文革改的地名绝大多数都重新改了回去。不过,也有极少几个保留了下来,直到如今,也算是文革留下的仅存“硕果”吧。例如保节院。保节两字带有明显的封建意味,对妇女是一种侮辱和歧视,文革中改为三八街,分为上三八街和下三八街(现已拆迁),不过居民一般仍按习惯称保节院,你要问三八街,可能还没有几个人能说出在哪里。又例如宏声巷。那条巷子本来是两条小街,一名会府街,一名忠烈祠。因为市聋哑学校在那儿,文革中有发明,说是用针灸可以治愈聋哑,让聋子也能听见声音,于是就改名为宏声巷。只是不知道当年有没有被治好的聋哑人,他们是否真的听到宏声了。虽然对聋哑人来说,“宏声”二字好像有点黑色幽默,不过,这样一个地名,也能体现出社会对聋哑人的关心,保留也好。可惜的是民国路。如今崇尚民国大刮“民国风”,如果那五一路继续叫民国路,精明的商家肯定要把那条街打扮成“民国范”,让对民国存在幻想的“文青”去光顾,让商家发大财,说不定重庆又会多出一处“传统风情一条街”! —————————————————————————————————— 【编读往来】
徐小棣补正上期文章中一个人名
上期《文革风暴中两位可敬的普通教师》一文作者徐小棣来信,提出文章里提到的“一位名叫李常作(音)的体育老师”,经多方了解,姓名应为“李长祚”,特作补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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