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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 天》第一〇九期
抢救文革回忆 积累文革资料 交流相关信息 促进文革研究
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18年4月30日第109期
本期目录
〖小人物专辑〗
生逢乱世
徐小棣 文革风暴中两位可敬的普通教师 许佩兰 为何我们一家没有被赶出上海 姜东平 她在文革中被“延长劳教期一年” 张庆胜 17岁遭遇“反标案” 黄肇炎 找老婆的饥渴引发的“叛国案” 王 锐 家乡盐都的几个文革小人物 朱开定口述 樊能廷整理 小金县的三年半高原生活 何 蜀 乱世中印象深刻的几个小人物
编读往来
可父谈上期《邓朴方文革受伤致残事件的初步考证》 —————————————————————————————————— 【生逢乱世】
文革风暴中两位可敬的普通教师
徐小棣
不久前,一位朋友约我会面,她是我早年的同事,后来做珠宝生意,常在港深。她主要叙述与我分别后的生活情况,谈话中提及一段引起我注意的文革往事。 一九六六年她十一岁,住北京宣武门椿树街道一带。“红八月”时,那一带有点资产的居民广受冲击,被斗被打,场面异常惨烈。她目睹了奶奶和母亲被红卫兵暴打鲜血淋漓的场景。她说,当时她被吓坏了,跑出去到宣武门教堂附近躲了一夜。她妈妈在如此深重的迫害之后患了精神病,终身未能治愈。她自己当年也落下了一种毛病:一听到有车声、人声的嘈杂,就会不由得大便失禁,把裤子弄脏。 就带着这种不为人知难以启齿的病痛,她在学校复课招生后就近入学,进入了北京师大一附中。一位名叫李常作(音)的体育老师救助了她,想办法治愈了她的病。 她入学以后,李老师发现她极度瘦弱,做事极度胆怯,明显不够正常。通过反复地耐心询问原因,终于启发她把遭受的伤害和隐秘的病痛说了出来。李老师安慰她,说:你的病会好。你要先从强健身体做起,只有当身体壮实起来,你才不会那么害怕,心理改善病就会好。于是,李老师安排她加入了师大一附中的篮球队。在1970年到1971年师大一附中的篮球队里,在一群身材高大健壮的女孩子中间,有一个身高只有1.55米的弱小队员,那就是她。 在李老师的帮助和爱护之下,我的这位朋友醉心于篮球,坚持参加训练,身体渐渐地强壮,大便失禁的毛病真的好了。只是李老师保护她的能力毕竟有限,1971年她在师大一附中面临毕业的时候,全班同学都能升入高中,只有她和另外一个女孩子因为“出身不好”不被准许升学,她们被分配到北京一商局当了售货员。 听她闪着泪光娓娓讲述,我的思绪被搅动。李常作老师使我联想起另一位在文革中保护未成年学生的好老师。她是北京五十七中的杨秀媛老师。我在对英雄母亲王佩英文革案例的采访中知道了下面的事。 一九六九年文革祸乱到了第四个年头。那年年底,在北京第五十七中学的操场上开过一次震慑群众的“镇压反革命大会”,押送犯人的囚车驶进了五十七中的校园。那囚车是一辆人们俗称为“闷子车”的庞然大物,车身玄青,不带窗户,驶入后停在了校门的里侧。车里囚禁着六七个将要批斗示众的犯人,其中戴镣铐的重犯是王佩英。 那是个午后,日光毫无暖意,五十七中全校师生、附近的翠微路中学、玉渊潭中学、羊坊店中心小学、铁路七小、铁路五小等校数千名中、小学生列队进入会场后,在严寒中席地而坐。除了他们,现场观众还有铁道部专业设计院职工、北京铁路局职工以及羊坊店地区的街道居民,人数多达一万余。 杨秀媛老师那时二十八岁。上午她已得知班上学生张大圃的妈妈(王佩英)将在这次大会上被批斗。杨老师熟悉“镇压反革命大会”的恐怖阵势,所以有种痛苦袭上了她的心:张大圃聪明懂事,处处要强,他还不到十五岁,怎能目睹那种批判自己母亲的残酷场面?!杨老师做出自己的决定,让同班两个男孩子陪伴大圃下午留在家里“复习功课”。她就这样保护了大圃,使他躲避了观看血腥恐怖的批斗会场面,躲避了目睹母亲被斗的心灵伤害。 而大圃十二岁的妹妹张可心当时是铁路五小六年级的学生,却没有因遇到像杨秀媛这样勇敢善良的好老师而得到保护,她不幸目睹了批斗会杀气腾腾的场面。 王佩英被戴白手套的军警扭着、拖着,胸前挂着名字上打着血红叉子的大牌子,被强摁着头与其他犯人排成了一溜。宣布“罪状”喊到“王佩英”时,押她的两个人突然从身后凶狠地揪住她的头发,猛地将她的头扯起,向着观众扬了一下。她脸色惨白,下颌被一条肮脏的宽带子紧紧地勒住。她不肯低头挣扎着要说话,可是却发不出声音。她戴着镣铐,一只脚上没有鞋,冻得通红。 我复述受访的目击者对这个场景的描述,是想说明杨秀媛老师对大圃的保护是多么必要,是想说明在文革制造的恐怖中,她这样尽力保护未成年学生,做得是多么清醒、自觉,又是多么勇敢、非凡。 经历了“1966年学生打老师的革命”,教师们绝大多数饱受迫害,伤痕累累,惊魂难定。但就是在那样是非颠倒阴霾密布的岁月里,也仍然有过像北京师大一附中的李常作老师和北京第五十七中学的杨秀媛老师那样的普通老师,他们利用自己的教师身份,抓住一点点可能,保护和救助在政治运动风暴中全然无辜也全然无助的未成年学生。他们的事迹并不惊天动地却感人至深。我相信还会有许多类似的事迹散落于民间,未被充分注意和收集。我希望通过这篇小文使读者看到,曾经在黑暗中有人性的闪动,再强大的邪恶总也不可能将这种光芒完全熄灭。我自己曾经身为教师,当知道了李常作老师和杨秀媛老师在文革中保护未成年学生的事迹时,受到了很大震动。所以我特别希望今天从事教师职业的人们,也能引起深入的思考。 2017年10月5日 —————————————————————————————————— 【生逢乱世】
为何我们一家没有被赶出上海
许佩兰
说起文革那段暗无天日的日子,真是不堪回首。 我的先生王铿,解放后在上海一所大学教授国际法。因为他的家庭背景比较复杂,担心持续不断的政治运动会牵连到他,于是在1958年给上海市委负责人写了一封长信,诚恳地建议不要因两岸政治对立而株连家属。不料因此闯下大祸,被粗暴地认定为“现行反革命”,开除公职,送到里弄接受监督劳动。我们一家就此断了经济来源。好在我先生的妹妹在美国,还有他的一位男性密友在香港,每月从美国、香港汇寄美元和港元养活我们一家五口。多亏了他们的接济,我们才得以艰难地存活下来。 八年后,文革爆发了。我先生天天被里弄干部吆喝着打扫弄堂、清洁公厕。我们住的里弄里有不少高级知识分子,有大律师,有作家,还有银行家。这些人到了文革,一夜之间都成了“牛鬼蛇神”,都在里弄接受监督劳动。他们遭到一些里弄干部的肆意羞辱和打骂。著名大律师鄂森就因不堪侮辱而跳楼自杀。 记得是1967年的夏天,文革正闹得轰轰烈烈,我家突然来了两位穿军服的人和一个里弄干部。那里弄干部介绍说,这是我们里弄的军代表。那军代表看着我先生,放高嗓门说:“你们这些牛鬼蛇神都给我老老实实接受改造,不许乱说乱动!”说完扬长而去。我先生顿时有一种不祥之感:我们一家有可能要被赶出上海,去北大荒农村。因为里弄里已经有几个右派分子被赶到北大荒去了,也都是先来两个军人,查看一下家庭情况,然后是训斥几句,不出几天就通知他们离开上海。我们当时惶惶然不知所措。 过了几个星期,那个军代表又来了,看见我们就说:“你们准备好要离开上海,去什么地方还不清楚,正在等待上级领导部门批准。” 一听这话,真如同晴天霹雳。我先生只是一个教书的,我们这一辈子连上海都没有跨出过,如果都要发配去北大荒,叫我们怎么活啊!极度惶恐之下,我们夫妻俩曾经有过寻死的念头,打算先把小孩送给别人,哪天要强迫我们上火车就哪天去死。 几个月过去了,那个军人从此没有再来过,去北大荒也没有人再提起。我们不清楚是何原因,只庆幸自己没有贸然去寻死。我先生还是天天过着扫地、扫公厕的生活。(上图:本文作者许佩兰与丈夫王铿文革前的合影。) 然而在劫难逃,某天又来了一个什么干部,只是没有穿军装,也是一副盛气凌人的架势,他一开口就是“当前全国形势一片大好”云云。接着就说:“你们要准备好离开上海,因为上海不是你们这些牛鬼蛇神居住的地方,你们还要占用我们的粮油、食糖、肥皂的配额。政府给你们两个选择,一个是你们自己找个地方,但必须是农村,而且不能是江浙沪,可以选安徽、江西等地,另外一个就是由政府分配,具体什么地方我们再去联系。”说完也是扬长而去。 一番话,把我们已经平静的心情又搅乱了。我先生绝望地说:“看来离开上海去农村这事已经是铁板钉钉了,不过比原先稍微好点,就是可以自己去农村找个落户之处,总比发配去北大荒要好。”于是我就到处托人打听,哪里的农村可以容纳我们一家。事情总算有回复了,说是安徽淮北有个地方可以用钱买落户的权利,具体做法还待详细了解。我们觉得淮北总比北大荒好,于是就着手准备去淮北。 有一天,一位送外汇的工作人员将我先生的妹妹从美国寄来的外汇送到我家。在当时阶级警惕性很高的氛围下,周围邻居甚至以前的朋友都对我们一家避而远之,即便在路上遇见也装作不认识急速离开。而这位送外汇的干部,是唯一一个对我们讲话语气非常柔和的人。每次看见他将已经兑换好的人民币和侨汇券恭恭敬敬送到我们手上时,我心里非常感动。那人还时不时亲切地说:“写信请你的亲人、朋友多寄外汇来,为国家建设出力。”然后微笑着离开。 当时汇到中国大陆的外汇,不可能直接到达接收者的手上,而是要由外汇管理局兑换成人民币,再送到接收者家里。因外汇紧缺,规定凡有外汇汇入,国家依据金额的多少配发侨汇券。这个侨汇券可是让无数人羡慕的宝贝。在物资匮乏的年代,持侨汇券者可以进入上海华侨商店,购买市面上买不到的物品。 当那个送外汇人就要离开之际,我忍不住说了一句:“谢谢您这些年来对我们家的照顾,每个月按时给我们送来救命钱。但我们马上就要离开上海了。” 那人不由得怔了一下,赶紧问:“你们要去哪里?” 我回答:“安徽淮北,不会再回上海了,因为我丈夫是现行反革命。”他听了后,脸上表情由原先的微笑顿时变得凝重起来。他问:“已经决定了吗?什么时候走?” 我回答,肯定要走,只是还没有定时间。那人略略思索了一下就转身离开了,连“再会”都没有说一声。 我们急切地等待淮北的回音,到底要多少钱才可以买个落户的权利。然而也是始终没有答复。这样一拖又是几年过去了,此后再也没有谁上门来说要我们离开上海一事。 文革结束,大地回春,胡耀邦亲自主持了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我先生也终于获得平反,并重新走上大学讲台,后又当选为上海市政协委员,与市政府共同研究建设管理上海的规划。殊不知他在30年前,就是因为上书市委领导提出充满善意的建议,结果招来一顶“反革命”帽子的。 我们一家的生活恢复正常了,唯独当年被勒令离开上海却最终没有成行一事始终是个谜。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我们一家没有被赶出这座大都市? 在某次政协会议上,我先生和另一位政协委员偶尔谈起此事,那位政协委员曾经是外汇管理局的高级干部。据他说,当时中国大陆十分贫穷,而且外汇紧缺,他们给送外汇的工作人员下达指令:不管收外汇的人是什么身份,都必须好言相待,让他们叫外国亲友多寄些外汇进来。因为大家都知道,能够有外汇来的家庭都有海外或港台关系。此外,还给这些办事人定了指标,在他们负责送汇的范围内,一旦有外汇增加,领导会有所奖励。 话说到这儿,我先生就明白了:我们一家之所以最终没有被撵出上海,是那位送外汇的干部听到我们要离开上海的消息后,赶紧向他们的领导作了汇报,然后由他们领导之间进行了协调,才使得那个“赶走牛鬼蛇神”的计划搁浅了。如果我们去了外地,这个外汇额度就要转到那里,这样上海的外汇收入就会有损失。 外汇啊外汇,你不仅让我们免于饥馁得以苟延残喘,还保障我们在动乱年代没有被赶出上海。 谜底终于揭晓。然而,这个谜底,令人喜还是令人悲? ———————————————————————————————— 【生逢乱世】
她在文革中被“延长劳教期一年”
姜东平
有关隋桂英的档案资料,我在一位书商那里看到四卷。起初,并未引起我的注意。两年后,又在地摊上,与隋桂英的名字不期而遇。遗憾的是,其中两卷已不知所终。我深悔当时的疏漏,几致一部个人痛史的湮没,遂将两卷副本买下,以补亡羊之牢。 残余的副本,固然是主卷多余的材料,以旁证资料为主,但主要部分尚属完备,事件过程也大体完整。这是我在遗憾之余尚感慰藉的。 副本三(原档案排序)的第一页,是一份“延期劳动教养”呈请批示表,填报于1967年5月23日。 隋桂英,又名隋晶波,女,时年36岁。案情为“无理取闹”。主要“错罪事实”栏填写如下内容:“在(19)53年先后受团内严重警告和开除团籍等处分,(19)55年记大过;(19)58年被省劳动厅开除公职;(19)61—62年曾投机倒把和打人被长春市中级法院判处拘役三个月。该人不仅不改正,而且多次到省、中央有关部门申诉,并散布不满言论,与社会上有重大问题的及对党不满的人员相纠和(合),在(19)65年9月13日去北京(人民)大会堂门前拦阻了总理汽车,拘留后不但不承认错误,反而说:‘你们逼急了,我什么(事)都可以办得出来,进京99次不解决(就)进京100次,死也要死在北京’等。” 隋桂英被羁押之地劳改部门意见:该教养分子入教以来,一贯不认罪,不服法,表现很坏,应“延教”一年。经吉林省公安厅劳改局批准同意,“延长教养期一年”,从当年9月28日执行。
处分在对抗中升级
档案里有一份“隋桂英对错误不服对质会”记录,长达50余页,从这里入手,大体可以厘清整个案件的基本脉络。 对质会于1966年7月22至23日召开,参加人员系隋桂英工作单位的“知情人”:省委办公厅1人、工交政治部1人、劳动厅12人、省建三公司1人。 首先由隋桂英谈受处分的经过。 1952年由省人事局调到劳动厅就业委员会,当时接待她的是丁某科长。初时,与领导并无任何隔阂,只是此后接触中,发现丁脾气暴躁,说话不讲方式,同事也有这个印象,但仅限于私下议论。丁有时对隋说话的口气“像对犯人一样”,也引起她的不快。有一次,一份报告没有按时处理,情急之下,隋桂英找厅长签了字。丁科长知道后,认为她超越职权,对隋大发脾气。隋桂英也是个性极强的人,“小资产阶级自尊心”大受打击,就在会上给丁提意见,引起丁的不满,并在补助费问题上,有意发难。丁科长在给隋作年终鉴定时给她凑了个“四好”:说她“好打抱不平,好管闲事”,生活不俭朴,“好吃好喝”。 隋桂英不同意,二人发生公开的顶撞。 与单位领导发生矛盾,作为下级,无论对与错都明显处于劣势。特别是像隋桂英这样锋芒外露的人,管不住那张爱说话的嘴,有意无意地在一些场合发“牢骚”,“散布不满言论”。由于个性强,口无遮拦,处事以自我为中心,也得罪不少丁以外的领导与同事。 1955年,她想离开劳动厅,向领导提出报考高等学校,领导层并未过多干涉,还抱支持态度,大概希望她离得越远越好。 但这一年肃反运动开始,由于隋的“自由主义倾向”严重,闹“个人义气”,对她的批评逐步升级。 这天下午,陈厅长代表组织叫她检查“自由主义”问题,隋在会上进行了检查。但会议的气氛却充满火药味,由批评教育变成了“批判斗争”,把她说成“反革命”,揭发她“隐瞒家庭出身”,把“小业主”(因家里有四台缝纫机,雇两个小工)填成“城市贫民”;隐瞒舅舅的地主出身和土改时被斗打死的情况;是混进革命队伍和团内的,参与了“反党小集团”活动。她被列为“肃反”对象,斗争了三天。 斗争会开得紧张而严肃,却有意放任辱骂讥讽、侮辱人格的行为,隋桂英一再提示主持会的领导“这种方式过火”,领导却对场面“不加掌握”(隋桂英语)。 之后,又通知她到机关集体宿舍来住,“反省并交待问题”,限制她的人身自由。处于焦虑状态下,她得了眼结膜炎,要求看病被拒绝,并被告知上厕所也要请假。 隋的丈夫王仁堂,是省交通厅干部,二人有一子二女。小女刚11个月,雇了保姆照看。 肃反期间,王仁堂也被单位作为“肃反对象”接受审查。 据丁科长(作为当事人参加了对质会)说:“李清元开始被列为反革命小集团,王仁堂是该集团的成员之一,后定为‘落后小集团’。隋桂英是王的爱人,李经常领一帮人到她家去吃喝,因此隋被怀疑为集团成员是有根据的,把她列为‘肃反’对象,不是一个人或几个人决定的。既然这样,为什么不能好好地检查自己,为什么勾勾搭搭,利用保姆传递消息,递条子呢?隋的问题,是她平常表现、行动和接触的人造成的,不应该埋怨组织。隋想推翻肃反结论是不可能的。” 由个人与领导之间的矛盾,逐步衍化为个人与组织的对立,无异于以卵击石,结果可想而知。从另一方面来说,借运动之机,压制不同意见,“把思想问题当作政治问题”(隋桂英语),不惜将同事置于死地,是整人者的惯用手法。那些慷慨激昂的说辞理由“充分”,但是检举、揭发、密告却难免带有“挟私报复”的成分。 劳动厅机关给隋桂英提出的大小“问题”内容庞杂,大体归纳为攻击和丑化革命领导干部,瞧不起工农出身的领导干部,破坏领导威信,与“反革命分子”接近,对下放干部、统购统销政策不满,挑拨党群、干群关系等类。 据参加“对质会”的劳动厅当事人说:肃反期间,劳动厅并没有把隋当成敌我矛盾,只是说隋参与了“落后小集团”活动,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对隋进行教育。肃反对隋的大小意见共71件,经查对,报上级,结论中没有“反革命”字样。隋伪造文化程度、隐瞒家庭出身、隐瞒妹妹三青团身份、舅舅地主成分,定为肃反对象,并不冤枉,没定反革命分子,已经够宽大了。 隋桂英不大明白,在当时情况下,被定为反革命分子或“肃反”对象,二者之间究竟有多大区别?或者说:反革命分子是敌我矛盾?而“肃反”对象是人民内部矛盾?难道把我确定为肃反对象,“有意夸大事实,斗争我”,还要对打击陷害我的人心存感激之情吗? 隋对上述各项指责均一一否认并作辩解。特别是说她“工作一贯不负责任,甚至越职越权,假公济私,做了许多违法之事”,并举例称:“在延吉法院工作时,私拆院长的信件”,隋辩解说:“私拆院长信的事是有的,但是因为工作粗心,没有发现是院长亲收的,拆信后才发现,马上交给了院长。那是一份判决书,后来院长又交给我作了登记”。 “说我私自将延吉法院的文件带回家保存,其实那是一本关于法规方面的资料,因我当时到省法院工作,所以带回来的”。 “当时的许多事是无中生有,望风扑影,甚至将别人的言论硬加于我的错误态度”。 至于隋说某同事“像旧社会的官太太”、“某老的亲属被定为17级干部”、某主任“像个大传令兵”等,被说成攻击、丑化领导干部,更是鸡零狗碎,不着边际。 参加“对质会”的人员,是“经过挑选和我不能信任的”(隋桂英语)。莅会者的话都是冠冕堂皇、苦口婆心的,对她的“帮助”也是“仁至义尽”的,但却回避了对隋来说最为实质性的问题,即为什么将“思想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将她打成“肃反”对象,这是一系列问题的“前因”,而导致后来的“结果”。 隋只能处于弱者一方,进行的辩解毫无作用,“对质会”以势压人的作法,不免有失公允。因此,隋在上午会结束时明确表示:“下午的会我不参加了。” 平心而论,隋在肃反前后与单位领导闹矛盾,当事双方都有责任,借用肃反运动来整治不顺从的部下,作法是很卑鄙的;而隋桂英采取消极怠工,甚至大吵大闹等偏激行为发泄不满,对抗领导和同事,也是极不明智的。本来是占理的一方,却授人以柄,让自己越来越被动。 政治运动之残酷,还呈现出可悲的律动,即前期的整人者,后期又被人整治。我从知情者那里了解到,那位脾气暴躁的丁科长,后来到劳动厅技校任校长。文革中遭到批斗,因不堪凌辱,从烟囱上跳下自杀身亡。 肃反结束后,因李清元的“反革命小集团”并不存在,而降格为“落后小集团”,性质变成了人民内部矛盾,肃反结论由专案小组作出,呈报上级机关五人小组批准。给隋桂英的结论是“思想落后,有严重自由主义言论,给予撤职处分”。 隋桂英不同意这样的结论,拒不签字。 回到家里,居民组有人告诉她,家里遭到“搜查”,门是被撬开的,保姆也遭到“搜身”。她对此表示极大愤慨,指责单位对她和家人采取的方式是“非人道的”。 当事人李某、王某作如下解释: 关于搜查,是有上级批示的,并不是非法进行“搜查”,而且对保姆并没有搜身。 政治前途的断送,等于厄运的开始。类似事件层出不穷,让她百口难辩,百身莫赎。尽管她有充足的理由,举出时间、地点、人证、物证,为自己辩白,却没有人敢于支持她。隋桂英真感到走投无路,情绪低落。独往独来、我行我素,她一面向上级机关申诉,一面继续与本单位领导“闹对立”,结果成了众矢之的,连同情者也不敢接近她了。 一年后,省委在运动后期纠偏时,鉴于对隋桂英处理过重,决定撤销处分,恢复工作。表面矛盾虽然平息,但领导的成见却不可逆转。 1958年,隋桂英向领导请假去医院做绝育手术未获批准。此前,她曾做过两次人流,在“不准假”的情况下私自去医院作了手术。这一次,她又擅自去了医院。厅领导责令她在大会上作深刻检查,并把她的“无组织、无纪律”和“肃反”联系起来,说她一贯与组织闹对立,对党不满,对肃反运动怀恨在心,并当场口头宣布对她的开除决定,“什么材料也不给你,你爱上哪告就上哪告吧。” 这一天,是1958年4月21日。 也就是在这一天,她即去北京监察部提出“控告”,开始了长达十年的上访、申诉历程。
无望的四次上访与拦截总理汽车
那个年代的信访制度,对于表达正当诉求的蒙冤者来说,成功率是极低的。这是因为上访接待部门并不是权力机关或执法机构,只是处理信访的中转部门。上访者的申诉材料,往往由信访部门分类归口呈报,层层批转,最终发回上访者所在地区或单位处理。在通常情况下,这样的处理结果,或被原地区、原单位掌控者草率处理、敷衍塞责,或遭到更加严酷的打击报复。 隋桂英的“控告”信被转回省里。“省委组织部又转到五人小组、监察厅、人事局,推来推去,都是应付”(隋桂英致某院长的申诉信,见副卷三第5页)。于是“被逼无奈又向少奇主席连续发信,要求派人来省直接调查处理”。 信件再次转回省里时,省委工业部、劳动厅、人事局共同研究,认为原处分过重,通知她到人事局去重新分配工作。 “因当时没有把劳动厅的处分材料加以甄别,因此我不同意口头处理意见,要求作书面纠正。结果没有答复,事情被拖了下来。” 此时,交通厅对隋的丈夫也在施加压力,说他“一个党员干部,管不住自己老婆,叫她到处告状,既影响对你的提拔、使用,又影响调级,省委、党总支都对你有意见”,并指责他支持隋上访。受隋的影响,王的工作被调动,夫妇感情逐渐破裂。隋桂英提出离婚,理由是:“男方干涉我的政治权利,不离婚,就不能申诉。” 一个原本幸福的家庭解体,三个子女随丈夫去了吉林市。 由于持续不断地去京上访,夫妻离异,家庭生活出现前所未有的拮据,捉襟见肘,家里值钱的东西变卖一空,还欠了数百元外债,为了筹措进京路费,她只好四处向亲朋好友求援。 隋桂英第二次去京上访归来,三个子女已被前夫带走,人去楼空,触景伤情,大病一场。这次,省委及省劳动厅给她安排了工作,叫她先去省建三公司上班。因她不愿意留在骨肉离散的长春,要求去原籍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所以还答应她以在职身份调转。 省建三公司以正式职工接收了隋桂英,负责一些会计的记账事务,以及建筑材料的核算、工资核实等行政事务。然而她的身份却从干部转为“力工”,工资按临时工开支,每月不到40元,比原工资几乎少了一半。此时,三个子女重新回到母亲身边,因为他们不愿意和后母生活在一起。 一个心力交瘁的女人带着三个孩子,生活的艰难可想而知。不仅如此,在政治上也备受歧视,新单位把她看成“没戴帽子的右派”,“剥夺受奖资格”。她本未作安心工作的长期打算,对背了多年的处分耿耿于怀。3个月后,调转的事如石沉大海,没有着落。重新就业,工龄、工资均不予以考虑。无奈之下,复萌了上访的念头。 一次意外事故,给她创造了去京的机会。 她在给两位朋友信里这样写道:
不幸得很,本月23日下午,我去工地摔伤了右膝,在(医院)外科缝了20余针,刚由单位送家躺在床上,即接到你们的信,它带来了革命的友谊,也带来了精神上继续斗争的鼓舞,知道你们的近况很放心!斗争愈艰难也愈锻炼人的毅力和智慧,只要目的明确不越轨,我相信党不会允许那些以个人感情代替党的方针政策的当权派长期得逞,时间对人是个考验,耐心也是胜利的主要元素,但愿你们的事最近获全胜,从而减轻我的苦痛。患难知己贵于亲。 我单位党、行政领导非但不给探亲——北京假,反而对借款的人一一警告,不准借钱于我,怕对省委负不了责任,这种井里蛤蟆,也奈何不得,如果实在借不到,我们也得走,决定29号走,到北京我立即寄信于你们,或许也要从你们那求援,支持到全部解决为止。 我每天起早贪黑地干了三个月,省委既不找我也不改变我的处分,岂不是自食其言,因此我心情特别气愤,才摔伤了,经济上又如此拮据,岂不逼人太甚吗? 目前我身体太弱,营养又补不上,心情抑郁,休息不好。假如不是为了志向和真理,我真有点希望来一个轰轰烈烈的完结,这种处境,组织上的这种态度,活着是凄楚的。但革命了数十年,自我毁灭,在人格上也是自我侮辱,因此我必须站起来,继续战斗到死,其他嘛,一切都无所谓! 孩子们逐渐大了,有些事是不能让他们全部知道的,特别是组织上对我的一切残酷手段,只好一个人或同张妹妹聊聊,以慰痛寂之心,你们的友谊我是非常珍惜的,不是不愿回信,实在是没啥好消息和忙的原因,请原谅,假如你见此信后去北京,可到车站留言板上写“某来”即可,或到大会堂附近会晤。我是和张、王一同去京的。北京见。
这是她第四次去北京,她是利用十天的摔伤病假去的。因行走不便,约了省医院一位护士、一位技术员同去。省医院那位护士去卫生部上访,技术员的问题已得到处理,是去京取退职金的。 1965年9月13日这天,北京举行庆祝抗战胜利20周年的纪念活动。在上访接待室里等待首长接见的隋桂英等三人,遭到接待人员的冷遇。问题还是老问题,一次次地批复,又一次次地上访,那几位接待过隋桂英的工作人员早已失去耐心,再三表示“问题已多次批复由省里解决,不再接待她来京上访”。 在申诉未果的情况下,隋等三人竟作出了大胆决定,借北京纪念活动之际,拦截首长汽车,递上申诉信,以求问题的彻底解决。 拦截的恰好是周恩来总理的汽车,是谁拦的已说不清楚,总而言之,是三人在一起拦下的,于是她们被“请”到了公安机关。无论隋如何争辩,是那位护士拦的汽车,但拦车的举动,已造成很坏的影响。省里闻迅后立即派人去北京,将三位“闹事”者接回来。
在劳改支队里“劳动教养”
那位拦周恩来总理汽车的护士被拘留15天。 隋桂英说是被单位“骗”到一间堡劳改支队的。 当时,她被告知:“上级决定把你送到郊区工地去劳动。”她到一间堡后即失去了自由。因隋桂英属于“屡教不改”,经所在单位整理材料,由执法机关审批,判处隋桂英劳动教养二年。 “我没有罪”, “我不是来改造的,是来解决问题的”, “我是被骗来的,像抓猪似的抓来的”。 隋桂英的倔强实属少见。厚厚两卷材料中,无论上访、申诉,还是劳动教养中的检查、交待、汇报,始终不屈从于外界压力,一“硬”到底。一位王姓管教在她《八个月以来的检查》上批示:“这篇材料无所谓检查,简直是一封挑战书,从材料中可以看出,隋犯确属顽固不化的死硬分子,必须设法制服,打掉反动器(气)焰”。 遗憾的是,档案里没有留下她的照片。 上世纪六十年代,“琼花”的形象几乎家喻户晓,她是电影《红色娘子军》里的女主人公。笔者相信,隋桂英和琼花一样,有着相同的眼神,充满挑战,怒火燃烧。 这眼神,与“无理取闹”相伴而生。 “无理取闹”作为劳动教养的“罪名”,我在一些资料里见过多次,推想以此“罪名”送去劳动教养者大概不在少数。隋桂英案即是其中一例。 十年上访、申诉,风餐露宿,备尝艰辛,遭尽白眼,落得骨肉分离,家破人散,维护正当权利,却归结为一个“闹”字,令隋桂英无论如何想不通。 按照隋桂英当时的理解:“无理取闹,顾名思义是在一件根本没有道理的事情上,申诉者蛮不讲理,又向政府某机关有胡闹之行为,才构成犯罪的……”(见隋桂英“关于劳动教养处分的申诉理由”。) “而我的申诉,无论在程序上、时间上都是合乎法律规定的,我所提出的要求也是根据宪法、‘二十三条’关于干部问题、干部奖惩条例‘关于处理程序’等规定,既不超出法度,又不属于‘闹’的范畴。” 1965年9月29日,隋桂英被带到长春北郊劳改支队,接受两年的劳动教养。“抱着一面接受劳动,遵守制度,一面按系统提出意见请求复查处理,并耐心等待的态度”,这年的国庆节,她在失去自由的状态下度过。 很快,她发现这样的方式根本行不通。管教人员对她抱有很深的成见。某干事在一份报告中指责她:“没罪?没罪见上帝去吧,写信上告中央,告诉你,那是白费笔墨”。“有的人来时改造较好,但对错误没认识,不认罪,再好也是没有思想基础的。”这似乎应理解为“所谓改造好的先决条件,必须是对处分不上诉,不要求复查,否则劳动再好,遵守制度,也被认为是假的,或没有思想基础的”。 与隋桂英同监关押的,多为流氓、小偷等刑事犯罪劳教人员,道德品质败坏,整日寻衅滋事,吵闹不休。常队长在她入教之初,曾提醒她:“这些人都是犯生活错误的,觉悟很低,什么都不要向她们讲,因为你是在职带工资来的,和她们不同。” 这样的环境,真叫隋桂英难以承受。“三组”(教养支队的编组)同教背景复杂,“二进宫”的占半数,竟然还有一位“流氓成性”的两性人。“自己毕竟不是生活在真空里,吃住在一起,互相间怎能不受影响呢?” 逐渐地,她发现身边到处是监视她的眼睛,有人在偷偷地把她的“言论”记在小本子上,还有人偷看她的日记和申诉材料,随时向管教汇报,骗取信任。 有个叫佟德珍的,因与人吵架,动镐把打人、撕衣服、烧提包,满地跳“老虎神”。“开会帮助她时,她以手掩耳,以背对人,笑嘻嘻地搅闹会场”。向管教反映,管教却说,佟德珍是好打个架,爱骂个人,有人要求给处分,这是抱着一棍子打死的错误态度。 放纵的结果是,很多人学佟的样子,打人骂人成了家常便饭。 当隋桂英对某同教无故骂人进行劝阻时,那人却说:“你才来几天,时间长了试试吧,和狂犬在一起,还想装人吗?装人就挨咬。我这是受伤后的还击。” 永无休止的吵骂,搅得隋桂英“头像盆一样大”,也使她心灰意冷。一天,她因劳累过度,头晕目眩,医生开了诊断书躺在铺上休息。点名时,隋没有下地,佟德珍总算抓住既能表现又可报复的机会,当着管教的面,将隋暴打一顿,还把枕头扔到院子里。 “你们骂,我有嘴;你们打,我也有手,反正每个人的丑恶互相揭过无数遍,你们动口动手,我都奉陪。”同一些毫无廉耻的人讲良心无异于对牛弹琴,莫如“以毒攻毒”,人格、尊严,在这里没有任何价值和意义。 档案里有数十份教养人员的“汇报”材料,其中揭发了这样一件事:教养人员赵彦君因坚持申诉“拒不认罪”,被冠以“三反”(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分子罪名,挨了多次批斗。教养人员为了与她“划清界限”,把对“阶级敌人”的仇恨寄于拳脚之上,对赵彦君进行毒打与摧残。 同教殷连香汇报说:“赵彦君骂主席,她(指隋桂英)为什么不恨?目光对着打赵态度(指对赵拳打脚踢)的同教。昨天和前天,赵还是不唱《东方红》,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喊的声也小。赵说她不会唱《东方红》,社会上刚会说话的小孩都会唱,她就不会?有的同教也听她唱过。隋说,等回来我给你抄下来,用两天时间教你唱。隋对赵就是恨不起来。” 杨源芝汇报说:“斗争赵彦君之后,周桂英有病请假。走在上工路上,隋桂英说:昨天打人那么凶,今天就不能劳动,完全是为虎作伥。在监所这样大胆,若是在社会上,要比这卑鄙几倍。她还说:教养院里真正的好人受打击,流氓分子却受保护。” 隋桂英对赵的境遇十分同情,她在一份检查材料里这样写道:“为什么别人气得按捺不住上前去斗去打,而自己却不愿动手呢?主要是没有站在政府的立场,没有树立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无限热爱、无限崇拜的心情,感性是次于理性的。”“刚入教时,我们在一起谈过上访的事,谈案情,很投机,建立了一定的个人感情。所以对着‘阶级敌人’,不是从现实表现出发,而是在个人感情上产生同情感。” 隋桂英多次向管教人员询问申诉材料的催办结果,得到的答复是:“已经派人去两次了,他们不来人有什么办法?” “请再发文给催催!” “你说怎么催,怎么催?”管教极不耐烦地回答她。另一领导郑重地对她说:“告诉你,隋桂英,你的问题我们已经查过了,就是那样”,“你的一切材料都没有发出去”。 隋桂英气出一身冷汗,200多天,日夜盼望能有个结果,得到的却是“一切材料都没有发出去”。 隋桂英采取了违反院规的举动,试图私下里托人将申诉信带出去。她几次想通过女儿探视时将信带出去,均未成功。有位职工对她表示过同情,她把他当成了朋友,乘他路过窗下时,将材料偷偷递给他,她亲眼看见那位职工将材料放在一个黑皮夹里。 然而那封申诉信连同她委托解除劳教人员带出的材料,都被装入了档案,成为她“抗拒改造”的罪证。 同教温辉,因一位男教师向她求婚不成,结果把她打伤。然而校长却取消了她的公费医疗。她告到中级法院,法院判决由打人的男方负责药费,校长又捏造她作风问题送教养4年。解除教养后,她不断上访,又不断被送教养,前后10年。温辉对她说:“放聪明点吧,在这里可告不得,等出去再告吧,我头一次在镇赉(劳教),给中央发的材料,结果执行单位给附了文,还不是白告”,“执行机关就是利用教养分子写假材料,扣大帽子,使同监人员互相揭发,个个受伤,打击无理取闹的。” 1966年4月10日,隋的大女儿抵院探视。在接见室,某干事对所带物品检查完毕,即带她到院内办公室与母亲见面。大女儿偷偷递给隋桂英一个小包(事后知道是粮票),被队长发现,当即表示要重新搜查女儿的空书包,女儿表示反对。队长很气愤地喊道:“再不听话,以后就不让你们见面。”为防止事态扩大,隋主动把空书包递过去。另一管教不依不饶,欲将女儿拉回来处理,被队长劝阻下来。女儿哭着出了大门。 女儿走后不久,她遭到孙凤英的辱骂,两人发生争执,结果她被拽下一绺头发,手也被咬伤出血。领导在听了事情经过后说:“看你把事‘闹’得这么大,有什么好处?” 隋桂英非常激动。自己被定了个“闹”的罪名,被剥夺自由,现在无故遭打,也认为是“闹”,为什么把一切问题都划到“闹”这样的“罪名”当中呢?
从单独关押到延长劳教期一年
5月以后,隋桂英决心以“养病”、“不出工”来等待上级机关的答复。 她被送进小号单独关押。她向教养院领导写了一份2万余字的《八个月来的思想检查》,并提出要求说:“北郊既然早已声明原劳动厅的打击报复问题,因权力所限无力解决,请同意我一再请求女儿取走材料的合理要求,否则必须在最近请监委派人带我去长(春),抓紧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给本人省委工交政治部办公室的复查材料;准许随时发给省厅和监委一切信件,不得扣留,不发请退返本人;本人自费从卫生所拨给30支葡萄糖,以补健康损失;补给一周学习时间,看这一月禁闭期间的报纸;恢复子女的正常接见,并带本人去卖店购买布品,为本人及子女制夏衣。否则不出工!为照顾组织影响,我请求长期留在小号,以俟教养问题最后答复后,再改变态度!” 1967年5月23日,由劳改部门整理一份综合材料,决定呈报上级机关,对隋桂英延长劳教期一年。其中历数隋在劳教中的种种表现,也间接记录了当时劳教场所中的一些情况。该材料产生于文革高潮期间,打着强烈的时代烙印,可以从一个特殊的侧面让后人了解到那场浩劫之一斑:
该分子入教以来,一贯不认罪、不服法,对政府不满,惯用挑拨离间的手法捣乱改造秩序,曲解政策,漫骂政府干部,散布反动言论。 1. 现极不老实,态度蛮横。经常叫嚷:“我是被某些干部打击报复送来的,看在党和政府的面上呆在这里”,“我和你们(指其他教养分子)不一样,如果有罪为什么派人送工资来?”“你们也不睁眼看看,到省委还得给我搬个凳子呢”,“解除后一天不等,即上京,不到黄河不死心”,“有一口气就要上告”,如和同案刘玉环说:“我们的问题是思想意识问题,不够劳动教养”。陈秀英找干部谈话时,隋又说:“不明智,快出去了,出去以后再说”。在宿舍写申诉材料,并利用解除劳教人员或利用她女儿接见之机会往外带材料进行申诉。 例如利用解除劳教人员滕秀琴给她女儿往外带材料,让其大女儿上京申诉,并出了许多点子(详见卷内信件)。 “给我劳动教养的理由是不充足的,不尽情理的,而且是与党的干部政策背道而驰的。 “劳动教养二年,这简直是任意加罪于我,请问这是真正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和高明手段吗?” 在给吴德(吉林省委书记)信中写道:“我一没犯法,二无罪行,胡为在遭10年来的政治陷害甄别之后又送我教养?” 在给省建三公司经理信中写道:“只限于由于合法的进京申诉,即被上级单位假借你单位的名义和公章的权力,胡乱扣上了一大堆帽子,企图用压制的手段,再次打击我这个10年受迫害的不幸者,使得子女东西,家破人残。为什么轻而易举地就葬送无罪的女同志的自由,让她去受囹圄之罪呢? “难道盖戳当时手不颤心不跳吗? “怎么就不考虑省委经办人因不执行党中央决定,而受批评后对我不满,是此案内在的主要利害关系呢?” 2. 挑动唆使他人不认罪、攻击党的政策。对抗拒改造者同案温辉、孙秀文等作了大量的反面工作,如对无理取闹分子温辉说:你不懂法律,不然这么点小事,怎么10年还没解决。致使温大闹,又替孙秀文修改上诉材料。对反革命案周亚丽(不认罪)说:回去以后再说吧。意思是说在这里解决不了问题。希望出去解决。更讲周不是反革命,也不够成员,对周的延教也不够。对部分流氓犯罪的劳教人员如贺文珍、朴真子、田淑秋等人的延教等问题,也出了不少点子。这样促使他人不服法、不认罪,扩大了和政府的对立面。 经常散布攻击劳教政策。如给吴德信中写道:“教养队是流氓、小偷的集中点”,“简直是疯人院”,“屋子里的空气随时有令人作呕的腥臭味,一个屋子里住着患有严重性病的妓女,同炕住着两性人,日夜大耍流氓习气,搅得乌烟瘴气。 把我送到这里改造什么?” 在给女儿的信中说生活在“野人中间”。公开地讲:“在这里面改造不但没学好,反而学坏了,回去以后我就到省委,从收发室偷到办公室,别人要问我就说改造时学的”。 3. 抗拒改造。公开攻击劳教政策,顶撞谩骂干部。看不起改造机关的干部,常讲这个没水平,那个不称职。当年轻干部对其进行教育时,她傲慢地说:我工作那些年,你还抹大鼻涕呢。小孩伢子,什么也不懂。政府找她谈话,竟摔门而走。几次批判会都采取顶撞、不讲话、搅闹会场的态度。如说:“早就打算好了,领导需要这个,你们找几个人整材料吧,把我打成反革命。”以此抗拒改造。并常在教养分子中间给干部起外号:如这个管教老鼠眼,那个股长、科长大舌头、牛眼睛,那个队长是家庭妇女。 对政府非常不满,当没有达到她个人的私心,就漫骂:“公安大院无处讲理去”,“队长也是敌我不分,事非不清”。并咬牙切齿地骂干部:“没有人性”。 在批判公开诋毁毛泽东思想、多年取闹抗拒改造的劳教分子赵彦君大会上,赵表现得很顽固,并说:“没犯法,没犯罪就不学习毛主席著作”,而隋乘机发言说:“你看在印尼41个华侨小英雄,在监狱里面还学习毛主席著作,而抵制了印尼反动政府的暴徒。”隋竟恶毒地把党领导下的劳改机关比作印尼的反动政府,把反毛泽东思想的劳教分子赵彦君比作英雄。 当赵彦君打看守员时,其他的劳教人员都纷纷起来,维护我们的干部,唯有隋桂英躺在炕上,抬头看看一动不动,并把黑纱巾蒙在脸上。在教养分子把赵彦君拉出宿舍时,隋马上起来气愤地站在窗下,怕赵挨打。在批判会上,问隋为什么不拉(架),而隋回答说:“因为赵彦君是无辜的,我认为的确不够教养。在思想上认为她没有罪,我同情她,打她我心疼,打队长我不心疼。” 4. 捣乱改造秩序。该分子惯用挑拨离间的手法,打击积极的,拉拢落后的,捣乱改造秩序。 每当劳教人员打仗,她都插上一嘴,借机挑拨,不仅不从中劝解,反而使仗打得越来越大,所以在中间起了个挑坏作用,这情况是经常的。尤其每当(来了)新入教的人员,她都先出头告诉队内谁最坏,最能上办公室整人(她说的最坏的都是指思想靠近政府的,与她意见不相同者),这样使比较积极的人受到排挤,使之团结不好。 隋桂英接触的人员都有一定的弱点,利用其弱点进行拉拢,如给点吃的,说几句好话等。这样使不明真相的人认为她好,可以不给她汇报,不出卖良心,企图封锁干部的消息。 当队长批评某个劳教人员时,她发现这个人有不满情绪时,隋乘机加上两句,使其他劳教分子对干部更加不满。如:贺文珍是比较爱汇报的人,但因其他地方不严格要求自己,结果被评为中游,而隋却说:“你还给我报过呢,看你的后果啥样?瞎积极、瞎汇报,结果还是中游。”利用这种手段使贺对政府不满,也可以使其不汇报。又如:劳教吴明素要找队长谈话时,隋却说:“你说话像放屁一样,领导不信任你。”这样不仅使吴不汇报,而还大闹几天,说领导对她有看法。 劳教人员魏桂荣有病时,隋说:“社会上谁像你们劳动时间那么长,而活又多又累,又不休息,营养还跟不上,能不得病?” 5. 辱骂领袖,诋毁毛泽东思想。由于该分子的反动本质所决定,她不仅对政府不满,散布反动言论,更为严重的是,借机辱骂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4月22日,在猪舍劳动时,40多岁的劳教人员赵玉茹行动慢,李凤琴看不惯说:“人老奸,马老滑,兔子老了枪打不着。”隋桂英在一边借机谩骂说:“主席还老了呢,也是奸,也是滑?”当时大家驳了她,她竟说刺激刺激李凤琴。看出隋桂英已反动到了极点,把一个犯了错误的劳教人员与我们伟大的领袖相比,这里有意地攻击、辱骂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在1965年组织教养分子学习毛主席著作时,隋却不知耻地说:“我十年前都学过了。”后期虽然能学,但用在写申诉材料或其他人身上,该分子从不学习毛主席语录谱曲的歌曲,她不唱,并且在其他人要唱时,她不是说不好听,就是(说)唱错了等,加以反对。而当大家问她为什么不唱语录歌时,她竟说:“主席语录歌曲抒发不了我的感情,我唱不出来,一想起10年的遭遇,我都不如自由的小鸟”,“主席语录歌曲应该是有自由的人唱的”,“学习语录和唱语录歌不一样,唱歌是需要一种感情的。” 但一些外国歌曲和一些爱情歌曲却可以反映她的感情,可以唱出来。 《国际歌》本来是一首革命歌曲,但她只唱头一句“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和最后一句“做一次最后的斗争”,借以抒发其反动的内心世界。 根据上述事实,该分子实属不服法、不认罪,抗拒改造,公开诋毁毛泽东思想的反动分子,应予以延期劳动教养一年。 1967年5月23日
“延教”后的隋桂英,表现究竟如何?是真的有了悔过之意?还是继续与管教人员闹对立?在文化大革命那样的特殊年代,她会在“延教”一年后如期解除劳动教养吗?同监刘淑霞的“汇报”材料里这样记述:“隋桂英延教以后,虽然在明面不敢和政府闹对立,但在暗地、在宿舍里向大家放毒,现在她并不是真正地服法认罪,她是装着老实混教养期。” 其他情况,因资料的欠缺不得而知。 无论如何,在文革结束之后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时期,隋桂英最终获得平反,应该是不言而喻的事。 现有的这些资料,只是埋没于历史瓦砾中的半截残砖,它向后世的人们展示,在已经逝去的那个时代里,人们曾经处于怎样的生存状态。
—————————————————————————————————— 【生逢乱世】
17岁遭遇“反标案”
张庆胜
引言
1966年初中毕业时,我16岁。这年的暑假,我独自来到江北县悦来场乡下,吃住在农民家里。每天顶着烈日和社员们一起栽秧挞谷、犁田耙地,刻意去体验农村生活。 8月底,当地乡镇上突然出现了赶小贩、封店铺、剪发辫、砸菩萨等等各种匪夷所思的“造反革命”,这即是文革初期的“破四旧”。我预感到一场巨大的动荡已经袭来,马上收拾行李赶回重庆。 回到学校,立刻被这令人热血沸腾的风暴所席卷:满天满地飘落的油印传单;满街满巷五颜六色的标语横幅;随处可见站在高台上头戴高帽身挂黑牌的“走资派”;随处可见臂戴红袖章手拿红宝书高呼“革命无罪”的学生游行队伍;形形色色的“造反团”、声嘶力竭的“造反有理”,五花八门的批斗会以及捆着长绳游街的“牛鬼蛇神”…… 我身不由己地被卷进这滚滚洪流之中。看不见班上的同学,我这一个人的“战斗队”独自住在教室里,晚上刻钢板、印传单,白天上街加入或观摩各种“革命活动”,诸如:声讨“走资派”罪行的绝食斗争,控诉“走资派”压制革命的北上请愿;街头上和“保皇派”的唇枪舌战;工厂里发动工人阶级的下厂劳动等等。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真的全都疯了。 轰轰烈烈的造反行动持续了数月,在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统帅下,“保皇派”消亡了,“造反派”壮大了,新的地方政权也建立起来了。1967年4月初,当我在工厂劳动患病回家休息了半个月后返回学校时,班上的大部分同学也都“回校闹革命”了,我所独居的教室已经成了班上“兵团”的革命根据地。
命运捉弄
1967年4月13日下午,因革命形势的需要,班上兵团的部分同学聚集在教室里讨论向北碚区派驻联络站的具体办法。 教室里散乱地摆放着油印机、纸张、油墨等宣传用品,课桌上到处都是各种传单、笔墨、颜料、印刷废纸等。校园里的大喇叭播放着激昂的造反歌曲:“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尤其是结尾处那刺耳的“杀!杀!杀”声更是在脑海中盘桓,经久不绝。 教室里大约有十多个同学散坐着,一边讨论一边闲聊,讨论内容主要是当时紧张的局势、面临的困难、联络站的具体地点选择、人员组成、联络站名称等等。场面颇为热烈。 我一边思考着相关的问题和困难,一边和大家交流讨论,同时又随手拿过桌上的纸、笔和颜料,习惯性地写划起来,这是我那时练习写字的一个习惯动作。因为佩服班上一个同学写的字,我总是效仿他的办法,作这样的写字练习,习惯成自然。在无纸无笔时还随时随地用手指隔空而划。谁知就是这个习惯却给我带来了灾难。 讨论很快结束,我匆匆离开教室,至于练字写的什么,我不知道也没在意。 晚上,偶然听到同学说班里发现了“反标”,学校保卫科已经来过了。经反复询问后才知道是在纸上写了什么字。我立刻想到了自己的练字,开始担心了。 第二天上午,我跑到校保卫科,要求辨认笔迹。我看了并依稀记得那是一张A4大小的传单纸,纸张的一面有用油墨盖印的自制毛主席木刻头像,约乒乓球大小,应该是印制不完整而丢弃的废品或残品,纸上还有几个用颜料写的“杀”字。同时也有一些用颜料写的不成字的撇、捺笔划,也有若干两个笔划交叉的“乂”字型。有“杀”字重复在头像上。纸张很薄,字和头像是否在纸的同一面上,我也记不清了。当时我心里非常紧张,只是努力地去辨认笔划。想到自己一贯有意识地爱练毛笔字的这一捺,我就说,“好像是我写的。”最后我说了这应该是我练字时写的。 回到宿舍,我连续两天回忆当时的情况,写了一个检查材料,陈述了练字的由来和当时的环境影响。我想要说明当时我的眼睛肯定是没有看见纸上这头像的,至少是意识中没有注意到,或者是成语中的“视而不见”现象。我想当时练字用过的纸肯定也不止这一张。 我写的检查在班上给同学们念了一遍,没有人提出任何异议。这检查应该是交去校保卫科了。此后这件事再无下文,也没人再议论。 学校的日子仍旧照常,但我从此心绪抑郁,阴影挥之不去。我开始记些日记,也开始胡乱填写些狗屁不通的诗词。这些东西后来都到了办案者手里,它们是不是也可以给这件事作个反证呢?
地狱煎熬
一年多过去了。1968年12月11日夜,在“清理阶级队伍”的浪潮中,按照学校革委会的安排,班上的同学突然把我捆绑起来。我奇怪,我当时似乎非常冷静,我好像预见到会有这么一天。我熬过了这第一个难忘之夜…… 第二天一早,我被挂上“现行反革命”的牌子,反绑着双手,跪在教室的讲台上,首先在班里的批斗会上坦白交代“反革命罪行”,然后押到学校大礼堂,被人顶着双肩、抓着头发,按住脑袋,身体被向前弯成九十度,站在主席台前,接受全校师生的批斗。随后,我头上戴着又长又尖的纸糊的高帽子,胸前挂着那个反革命的大白牌,双手当然反绑着,双肩被身后两名红卫兵同学再次顶着,被抓着头发、弓着身子,和学校的“牛鬼蛇神”们一起被押走在队伍前列,走上大街,在闹市中游街示众。 浩荡的队伍打着横幅,激昂的口号此起彼伏。狂热的革命者们经历过武斗的洗礼似乎更煽起了嗜血的兽性,在革命暴力的混乱中,我头上的高帽被挤飞在地上踏碎,胸前的白牌被扯烂又临时挂上块课桌桌面;在狂舞的拳头下,我数次被从跪着的独凳上打倒在地下;在木棍的疯狂敲击中,我满头隆起的血包渗淌着缕缕鲜血。游街归来,甚至被胁迫着喝下尿液用作“疗伤”。 游街后的第二天,几个同学押着我步行回磁器口去“抄家”,扛走了我两个木箱的书籍,还有我从小收集的集邮册。随后的日子,我戴着他们土制的手铐,被三个造反派同学日夜监禁在一间宿舍里。这期间,除了所谓的批斗之外,少不了的当然是时不时地会享受到拳头和乱棒的无产阶级专政了。
“牛棚”春秋
“幸运”的是:毛主席他老人家很快又发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伟大运动。年轻的革命者要下乡去了。1969年新年后,我被集中到学校的“牛棚”里,手铐没有了,胸前的木牌没有了,触及体肤的暴力体验总算是基本消失了。 “牛棚”里的这些牛鬼蛇神中,有学校的原任校长、曾经的教导主任、各种科任老师、教师的家属、医务室的护士、校工,还有就是我这一个学生。他们的罪名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动学术权威”、“贪污分子”、“混进共产党的国民党”、“右派分子”、“流氓分子”、“国民党的军官”、“历史反革命”、“漏划地主婆”、“屡屡翻案的反革命分子”,再加我这个“现行反革命”。 “牛鬼蛇神”们右边手臂上都戴着标识各种身份字样的白布袖章,由专门成立的监管组集中关押在学校的教师宿舍楼。每天早晚两次在院子里站成两列,集体向毛主席低头请罪,唱“请罪歌”。依次述说交代各自的罪行,表示认罪悔过。每天三次排着长长的队伍往返穿过校园到食堂打饭,男男女女,颇为壮观。白天集体在地里种菜,或者到校办工厂劳作;晚上各自在床上反省罪行、写检查。时不时地被拉到各个场合进行“批斗”。 春去秋来,送走冬天又捱到盛夏,我以为岁月就这样继续下去了。
狱中岁月
“牛棚”的日子延续了一年多,又一股阶级斗争的什么风刮过来。1970年7月2日,“牛鬼蛇神”们被带去礼堂参加全校师生大会。会一开始,突然宣布:“把现行反革命分子张庆胜带上来!”我被抓到台上,宣读了公检法军管会的逮捕书,然后带上正规的手铐,押上军用卡车,脖子上又挂上“现行反革命”的牌子,再次被向后抓着头发,向前顶着双肩,两名军人强按着我的身躯,仰天站立在卡车车厢前端,在漫天飞洒的冷雨中沿着闹市游街示众。利剑般的雨滴打在我不能闭合的眼珠上,痛得要命,被抓得那么紧的头发仿佛已经连着头皮正在撕裂着离开颅骨。我张着无法合拢的嘴唇艰难地吞咽着迎面狂泄的雨流,圆睁着的双眼一直傻望着朦朦胧胧的苍天,终于熬进了看守所的大门。 监狱里,除了关押的刑事犯外,也有一些在文革武斗中犯命案的造反派,有被判处执行枪决的企图实施城市爆破的政权颠覆者,有被错捕而后又在狱中平反的“阴谋者”,而像我这种形式的“现行反革命”似乎只有我一个。 不知什么缘故,我好像受到了优待,几天之后我被叫出来给监狱写大门上的警语,然后住到劳动班舍,意外地成了少数几个可以吃到三顿饭的人员之一。白天可以不关在监舍里而去做监狱里的劳务,甚至有的劳务可以离开监狱去到闹市中,当然这是有管教人员随行的。可我是“反革命”呀! 狱中,我每天望着歌乐山巅西沉的斜阳,血红血红的晚霞惨淡地映照着监狱的高墙。我苦苦思索着人生,我想到了巴黎公社,想到了鲁迅,想到了这文化大革命。 什么叫革命?从幼儿开始接受到的全部教育让我认为共产党所做的一切都是革命,毛主席的每一句话就是革命。他说“造反有理”,发动我们参加的这场运动当然是革命,我去“革命”了,我那么积极地参加了他的革命运动,甚至还生着病,可是我怎么却成了他的“反革命”?这不是可悲吗!什么是反革命?我是反革命吗?我从小感知贫穷,当年考进了这所学校甚至交不足上学的费用,是学校及时地给了我助学金。特别到了初三年级,班主任又再次重新帮我争取了助学金。无尽的感恩深藏心底,我分享着革命的成果,怎么会去反叛它呢?当年的我,从内心深处佩服两个伟人:一个是鲁迅,一个是毛泽东。我那时读得最多的是他们的生平和著作,真的是五体投地啊!一个狂热的追随者和无邪的崇拜者,怎么会是反他的反革命呢?凭那几个臆断和推测的笔划吗?荒唐!我痛心疾首。人最可悲的莫过于被自己所崇拜的人、所奉献的事业所冤枉、所伤害。 关押期间,在法院难得的提审中,我提出了字迹鉴定的要求,我有点怀疑了,始终不明白怎么有这种怪事。这个请求后来应该是悄悄地实施了:我用毛笔给看守所写过大量的文字类的东西,如每个监舍的所规、大门及高墙上的标语、警句等等。不过最终也没有任何人告诉我结果。 关押期间以及原来在牛棚时,我的老师——我初三年级的班主任、一个贫农的儿子,为我四处奔走,为我申冤叫屈,甚至不顾自身风险,不畏牵连直接找到法院当面申述。但所有人都避之不及,有的危言相劝,有的威胁警告,班主任甚至被强制着夜以继日地写检查。时至今日,每每想起老师的这种无私无畏、坚持公理、伸张正义的伟大情操,我都羞愧难当、无地自容。我因自己的碌碌无为而对老师无以为报深感内疚,我此生此世肯定抱憾终生了。
浪迹人间
或许是这件事确实有些荒诞,或许是老师的奔走诉求有了反应,也或许是革命策略的一种需要,1971年7月31日,我同样突然地被带离看守所来到法院,一个工作人员拿出一张《释放证》来,叫我母亲把我领回家。在这个用来在当地公安派出所上户口的《释放证》上,我记得是这样写的:“张庆胜所犯严重政治错误属反革命行为,但本人认罪较好,确有悔改表现,经中国人民解放军沙区公检法军管会决定,不以反革命论处,宽大处理,教育释放。” 回家后,据街道居委会主任讲,法院有人来过,并明确告诉他们我是个反革命分子,只是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要居委会对我进行监管。 这时我已经21岁了,没有工作,没有生活来源,我们一家四口都靠父亲每月30元的收入养活。我主动要求到农村落户,当知青,街道不给我办手续,农村也没人敢接收我。为了生存我愿做点零工,哪怕是最脏最重的活我都干。我找了几个地方依然没有人搭理我。我开不到工作的调条,那时候谁敢不按规定用人?哪怕只用一天。 万般无奈之下,我决定离开重庆外出求生,最后还是因为没有身份证明,不能买车票而被迫终止。这一切都因为我是“现行反革命分子”。 也许是天无绝人之路,一个偶然的机会,在一个熟人的帮助下,我蜷缩在大货车的车厢里,经过三天两夜山路的颠簸,流亡到了云南,开始打黑工的生活。然而,这磨难仿佛还不够它的深度,命运再次跟我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在一次操作机械的失误中,我断掉了右手的无名指和小拇指。 1974年,我带着伤残的躯体返回饱受身心摧残的重庆,去医院陪护我病重的母亲。―年后我的母亲在医院去世,只有五十五岁! 我的母亲,在我的记忆里从来搜索不到她的笑貌!儿时印象中只有她的辛劳和愁苦,父亲成年累月在外奔波谋生,―家老小的生计全是母亲在独力支撑。但她却能够从―字不识到扫盲自学后能读小说……至今我脑海中屡屡浮现的是她到看守所来送牙膏的情景,是她从法院带我回家时的默默无语,永生永世难以忘怀的是我从“牛棚”第一次回家,跨进家门第一眼时她那脸上的悲苦和无望。 送别病逝的母亲,我继续四处漂泊寻求任何可能的求生之路。人哪,可以是多么的卑贱,也可以是那么的顽强。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我学做木匠、冒充泥水匠、强当石匠,也当搬运工。到过林场,去过学校,住过工地,也呆过部队,栖息过深山老林,也浪迹过边境小镇。更难忘记那寒冬时节无处可去而通宵游走街头的漫漫雨夜。庆幸的是生命犹存。 1978年,在老师的鼓励和帮助下,我向沙区法院再一次递送了申述材料。
尾声
1979年春,这年我29岁。我又一次来到沙区法院,他们叫我去找学校。我到学校,看到了一个法院发给学校的函件。模糊记得有以下语句:“你校学生张庆胜所犯政治错误属人民内部矛盾,但中国人民解放军沙区公检法军管会所作结论也有不妥。”“请你校做好善后工作,妥为安置。”当我问到为何不是通知我本人以及如何安置时,答曰:“因为你是该校学生,当年案件上报单位是学校。而学校又是无权调配工作的,所以根本不可能对你作任何安置。” 我无言以对,无可奈何。至此,整个事件无形告终。我也已经麻木了。
结语
这件事前后经历12年。我从一个17岁的初中学生莫名其妙地蜕变成了29岁的不明身份的社会垃圾。 垂暮之年偶尔反思:如果人类文明需要有牺牲品陪垫,哪怕是无辜的,我无话可说。如果我的这个牺牲能换得一丁点社会进步,也许还值。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只愿子孙们不会忘记历史。 只愿类似的人间悲剧不再重演。 —————————————————————————————————— 【生逢乱世】
找老婆的饥渴引发的“叛国案”
黄肇炎
《昨天》编者按:本篇节选自作者长篇回忆录《三线遗梦》自印书。
我从重庆大学毕业后,于1969年1月分配到地处陆良县深山沟里的云南燃料一厂。这是一家生产雷管、枪弹底火、手榴弹拉火帽的三线国防厂。因为听说我当过文革小报的编辑,革委会就叫我进了政工组下属的人保组整“牛鬼蛇神”的材料。人保组的组长是张志学,原是沈阳724厂的一个工人,调来新厂的。文革中加入八派(八二三派),“划线站队”时因“站合了队”(注:“站合了”是当地方言,即“站对了”),受到重用,当了人保组的组长。他在派性活动中整人很厉害,捆绑毒打,制造了不少冤假错案,邓小平整顿期间被判处5年徒刑。 大约是1969年8、9月,厂里发生了一起刘世一“叛国事件”。 我第一次知道此事,是在人保组办公室,听见张志学布置出差任务。奉命出差的是一个干部和一个工人,都是转业军人。张对他们说:“回来的路上要防止他逃跑。坐火车只能坐硬座,座位要靠窗,好堵在里面,要跑不方便。睡觉要轮流睡。吃饭一天只给一个馒头,或者买一铝盒饭,让他饿着,这样才跑不动。进厕所要盯着。他的鞋底上要给扎上几颗图钉……”我心里一沉,心想什么事儿,这样搞,未免太狠毒了。后趁张不在,悄悄地问其他人,才知道有一个工人叫刘世一,叛国出逃了。他借探亲的机会,到了丹东,想涉水过鸭绿江到朝鲜,被民兵抓住。丹东市公安局打电话来,陆良县公安局要我厂派人去把他押回来。 刘世一是一个青年工人,当年不到30岁,从抚顺474厂来,父母均已去世。凡是从大城市老厂来三线厂的人都有一定的个人目的,刘的目的是想在新厂找个老婆。此人外貌稍差,性格有点“楞”,就是北方人所说的“二百五”,在老厂找对象很困难。结果到了新厂,姑娘们(云南对没有结婚的女青年的统称,结过婚的叫婆娘)也瞧不上他。加之文革中参加的炮派(炮兵团派),站错了队,挨了多次批斗。他就感到在这个厂里没有意思,打起了别的主意。 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辽宁与朝鲜交界的地方,两国的边民来往比较友好密切,有互相移居的现象,似乎还有过一段较宽松的政策。我就常听东北老师傅说起老厂的谁谁谁、谁谁谁去了朝鲜,谁谁谁某年回来探过亲,讲那边生活如何如何等。 不知刘世一从什么地方听说,朝鲜在残酷的战争中,男人战死了很多。到战后,一个成年男子可以讨四个老婆。于是他就想到朝鲜去,目的就是找老婆。 刘被抓回来后,在厂里挨了多次批判斗争,都是五花大绑,挂牌子、下跪、拳打脚踢等。还把他一路上写的日记拿出来批判,日记上写着先去了人间天堂杭州、苏州,那里的姑娘如何白,如何漂亮等。在批斗会上,我才见到他,白脸,眼睛小,下巴外凸,长相确实不帅。 后来县政法部门以叛国罪判了他5年徒刑,关了起来。服刑的地点是在滇东北的某劳改煤矿。 现在来看,如果刘知道当今的朝鲜人民吃不饱饭,精神上受到极度钳制,他恐怕不会贸然走上偷渡的道路吧。 后来刘被提前释放。风传专政部门的人说他是神经病(标准说法应为精神分裂症),再关下去嫌麻烦,所以把他放了。听说他在监狱里给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写过几封信,说他设想在印度尼西亚某个无人小岛建立一个“女儿国”,请求秘书长委任他去当总统。有人看见过他写的《××女儿国宪法》,其中规定国家居民300人,都是女性,男人只有他一个。生下的女儿留下来,男孩送到印尼等地。当然那些信肯定是寄不出去的。 他被释放后仍然回到厂里,在405(机加)车间当工人。他是机修钳工,技术很不错,但就是懒。他有洁癖,上班任何时候手里都拿着一团白棉纱,不干活,怕把手弄脏。衣服穿得干干净净,脚上是一双白网球鞋,也是刷得白生生的。他释放后为什么能回厂上班(当时判刑的都要开除公职)?我没有弄清楚。后来厂里被逮捕判刑的人都是开除了厂籍的。 70年代末,不知从什么地方来了两个土娼,在厂里大路口的干打垒土房中做起了生意,3元一次。有人开玩笑说是“圆通山(昆明名胜)”。有一些职工前去交易,刘世一也曾数次光顾。后来,保卫科在县公安局的指令下实施取缔行动,把土娼轰走了。同时,对参嫖人员给予了处分和罚款。找刘谈话,刘振振有辞地说:“我出了钱的!我出了钱的……”后对刘的处理网开一面,只给了一个警告处分,理由也是说这个人脑筋坏了。 有一天,刘世一来办公室找我。那时我在405车间当技术员。厂里的一般人都认为我们受过高等教育,来自大城市,知道的事情多些,有点把我们当成技术权威的意思,还有人给我取外号叫“黄科学”。人们有闹不清楚的事,一般都喜欢来问。 他递给我一张纸,我一看是一张旧的信笺,顶上印着红色隶书体的“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这张纸上画着一朵花一样的图。花柄是两条平行线,有8个花瓣,花瓣中间有一个小圆圈。每个花瓣的一条边是直线,另一条边是圆弧线,花瓣的直线和弧线的排列保持着一顺。纸的下部盖有一个红色的大印,有钢笔字批的“×年×月×日收到。”盖印的单位我没看清楚。 我不懂这是什么意思,就问:“这画的什么东西?”刘说这是他在煤矿劳改时搞的技术发明,画的是圆盘式挖煤机。上部花瓣样的东西是旋转的齿状挖斗,柄部的平行线是输送皮带。挖斗挖的煤旋转倒进输送带,煤就采了出来。 他很气愤,说他的发明被日本人剽窃了,看见电影记录片里已经有了这样的挖煤机。现在中国有了《专利法》,要去法院告这家日本的制造厂,起码可以要来一大笔赔偿费。如果中国法院不管,他要给联合国秘书长写信,向国际法院控告。 我问他盖的章是怎么回事?他说是交给监狱领导时盖的章,可以证明他早就发明了这台挖煤机。他释放的时候,监狱把这纸退还给他了。 我说:“你这张图太简略,最多只能算一张示意图。要靠这点材料去告人家,恐怕很难吧?” 他直着脖子说:“我看见《参考消息》上说过,有人几十年前画了一张电视机的草图,现在拿去告电视机公司,最后都打赢了官司,赔了好多钱。” 我见他那么有信心,知道再说也没有用,就不讲话了。他后来为这事真的去了一趟北京,但回来后我没有见到有什么表示,恐怕是结果不理想吧。 刘世一后来一直在厂工作,后退休,终身未婚,前几年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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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乡盐都的几个文革小人物
王 锐
文革十年,我自己从始到终就是个小人物。当年经历中,连当地造反派“大人物”和所谓“风云人物”,也少有直接交道——有所交道都是他们失势或被清算以后。我在文革中有交道的都是小人物,不过,其中印象深点,感觉值得一记的,倒有几位。
一位大盐商后代的文革传奇
这里首先一记的,是个一度沦为“市井人物”的大盐商后代,姓侯,人称侯公子。其出身显赫,又有大学经历,但人生之路却颇多坎坷,曾“劳教”过。被“劳教”的原因,很有时代特色,也很有故事性。 侯公子经历中,最有戏剧性的是,文革初期,他在闹市街头张贴大字报,用激烈甚至恶毒言辞,指名揭发声讨自己亲生父母。而他父亲,是民国时期著名盐商,中共建政后以“进步资本家”身份做了市工商联主任,还是市政协常委。 我最早知道这个侯公子,正是他贴父亲大字报成了市井新闻话题之后。那是1966年11月的事。其时,文革运动向纵深发展,地方当局已对局势失控,可谓乱象纷呈。大字报抨击的范围,也呈多样化特点,任何人对任何他人他事不满意、有积怨,都可上街头贴大字报,以一泄怒气。如此一来,许多私人秘事,家庭矛盾,都上了大字报,成了人们的谈资。 有天回家,晚饭时叔典哥甚有兴致地说:“安逸得很,那个侯公子,在街上贴他老爸的大字报,指名道姓地骂,骂得六亲不认。很多人都在看。” 我就问:“哪个侯公子?” 叔典哥说:“大资本家侯××的公子啊,我也认识的。他骂他老爸,为挣政治表现,那年伙同街道走资派对他搞政治迫害,把他送劳教去了。” 这个侯××我当然知道,且久闻其名,市里数一数二的侯氏盐商巨头。自贡被誉为“千年盐都”,盐商因盐致富,有“富甲全川”之说(晚清川督丁宝桢语)。清至民国初年,自流井盐商有王李胡颜“四大家族”。民国中后期,自贡1939年建市后,盐商又有“新四大家族”之说,侯××与其兄为代表的侯氏家族便是其中之一,两兄弟皆大盐商,其兄还以民主人士身份当了副市长。侯××名下有多少资产,不大清楚,反正1956年“公私合营”,再以后都成了国企盐厂。 那天晚饭,叔典哥边吃边说,还一口气说了侯公子的一些奇特人生经历。他说,侯公子是自贡二中50年代高中毕业生,那年考上了北京一所著名大学,学的是别的专业(具体什么专业时间久已忘了)。读了两年或是一年多,他突然心血来潮,想去改上北京医学院学医。校方不批准他这种自行改校改专业的做法,他就来了“公子脾气”,自行跑去医学院上课。校方制止,并因此冲突。若是在省城,其家族父辈,或可通过省工商联、省政协等出面协调通融,但天子脚下的京城,哪是你一介外省“富家公子”撒野的地方?校方威胁要处分他(或真处分了)。侯公子一气之下,个人休学(或退学)返川,在家里闲呆。 再后来的事情发展,就有点戏剧性了。坊间的说法(包括侯公子自己也这样认为),大概1963年前后,其家里嫌他成天游手好闲,好吃懒做,就由侯父出面,向有关部门申请,直接将侯公子送去“劳动教养”。“劳教”解除后,安排在一个街道小厂就业。他的命运,就跌落到了社会底层。 我从上中学以来,对哪怕仅比自己高一个年级的,都觉得可能比自己书看得多,知道的东西更多,比自己厉害,对这些人总带点敬畏心理。侯公子比自己高了好多个年级,还进过京城的大学,因此对之更带仰视。况且,侯父系一方知名人物,又有通常说的“子揭父丑”那种戏剧性情节,更引发我的兴趣。 第二天,我专门绕道去看那张大字报。之所以说“绕道”,是那张大字报张贴地点,虽是闹市,却非主要街区,到那些地方张贴和看大字报的人,要少得多。二是我平时上下班,必经从“十字口”到“正街”最繁华街区。那里文革时当局架设了两排长达200多米的“大字报棚”,供人们贴大字报,晚间还有大瓦数电灯照明。那一带,从早到晚人头攒动,热闹非凡,是贴大字报和看大字报的首选之地。了解文革局势,当地有无重大事件,上下班途中沿那“大字报棚”匆匆看过,即可心中有数。其他地方的大字报,非特殊情况,一般不会专门去看。 侯公子这份大字报,用那种全开白纸,写了几大张。给我的感觉,字写得不太好,文笔似乎也不怎样。印象深刻的,是那尖锐的用词和谩骂语调。不只是一般那种“大义灭亲”,而是在宣泄满腔怒火加仇恨。大字报上,父母名字都用红笔打了叉。仿佛他骂的,不是亲生父母,而是与自己有深仇大恨的什么人。 后来听说,侯公子这种大字报,还一写再写,反复张贴过好多次。内容大同小异,就是谩骂声讨“反动资本家”父亲,以及迫害过他的“街道走资派”。 当然,除了这张“造亲生父母反”的大字报,侯公子还有其他一些有趣的“文革轶事”。后来又听叔典哥说,因为侯公子有这种“劳教”经历,其造反后,许多造反团都不肯收留他。连专门为合同工临时工维权的“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简称“全红总”)自贡分团,以及其他合同工临时工或街道造反组织,也将他拒之门外。侯公子索性就个人成立了一个造反团,一样去置团旗袖章,一样申请刻造反团公章。有关部门坚决不肯开手续,双方还闹了一阵。 在此之前,就听说过有一个人成立造反团的事,大家都是当笑话,没想到还真有其事,就发生在这侯公子身上。至于他那一人造反团,到底成没成立起来,“二月镇反”中,他受没受什么牵连惊吓(《公安六条》规定“两劳人员”不得“造反”),也不得而知。 我与侯公子结识并成为常有交往的朋友,是文革中期。那时,“清队”也清了,“一打三反”也打了。对许多人来说,这场文革运动仿佛一场梦,自身没受伤害已是不易。普通小人物,生活重新回复原先的样子,该干什么还干什么。年轻人闲来无事,喜欢读书的,弄无线电的,搞乐器唱歌的,玩相机的,打家具弄裁剪的,各自聚一块组成不同的朋友圈。 叔典哥读中学就喜欢无线电,未正式就业前,还与朋友合伙,在大街上开过修收音机的铺子,平时也爱玩相机之类,就此结识了一批弄无线电玩相机的年轻人。侯公子也有无线电及相机爱好,经常鼓捣一点收音机录音机照相机什么的。他们还都在家里建了个“暗室”,自家冲洗及放大照片。侯公子有时来家找叔典哥请教或帮忙,就此进入我们那个常来常往的朋友圈子。 不过,初次见面,侯公子给人的印象,完全不像出身豪门的世家子弟。衣着外表、言谈举止都不像。其脸型瘦削,呈倒三角型,头顶上又细又软的头发,“盖瓦式”斜倒一边,略有秃顶迹象。才不过三十出头的年纪,看上去却像四五十岁的“小老头”。其衣着也极普通,有时甚至穿一身那种本是蓝色、又洗涤得发白的劳动布工作服,游走于街头,或去往朋友熟人家,毫无“富家公子”相。只有鼻梁上那副近视眼镜,让人感到,他身上多少还有一点知识分子味儿。 据我的接触观察,侯公子读书也好,眼界也好,都不大像出入过京城名校,有高远见识的人,反是有些许“市井气”。比如,我和叔典哥按父辈家族子女大排行,叔典哥排老八,我排老九,侯公子称呼叔典哥就总是叫“王八”(川语最后一字带“儿化音”的叫法即“王八儿”),称呼我则总叫“王九”(亦带“儿化音”),从不叫名字,似不大拘礼节。其他言行也十分随意,而且也并不在乎他人的感受。 后来我想,可能与那次“劳教”处理,以及“劳教”期满后仍被作为“两劳人员”对待这种人生经历有关。其身处恶劣生存环境,长期接触的多是犯罪服刑人员或社会底层民众,每天与周围这些人泡在一起,多年耳濡目染,难免在衣着外表、言谈举止方面受其影响,沾染一些市井气息。 交往之初是侯公子到我家来。后来,我们亦去侯家。彼此来来去去都极其随便,都是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无任何客套拘束。没去侯家之前,我心里多少还有点好奇,想实地看看这位全市有名的大资本家,现今的居处及生活到底是一番什么样的情形,后来则是为了侯公子那里偶有难见的所谓“灰皮书”可以借阅。 侯家住在一条不临大马路的背街兴隆街的一处老宅里面。大概属于民国年间的普通平房,青瓦粉壁,有些陈旧了,独门独户的一个不大院子,进门有小天井,旁边有厢房。正屋的客厅、餐厅及几间卧室,地面均铺有较整齐的木质地板。家具也老式,整个居所,看不出豪华模样。天井太小,采光不足。其时,仅侯公子及父母三人住在那里,显得宽敞而冷寂。 我等去侯家的次数多了,偶尔也会和侯父碰上一面。老先生外出散步时,会从卧室出来,经过我等和他儿子正呆着的大客厅。其时,他已70多了,虽须发皆白,但腰背挺直,身子硬朗,面色眼神亦平静,其步伐缓慢沉稳,一声不吭地从我等身边走过,从不打招呼,甚至看也不看我们一眼,保持着一丝与其年岁和身份相称的气度与尊严。 侯公子亦不理他,也不看他,更不向我等介绍说这是他父亲。那么多年的交往中,我从没见过他父子俩之间哪怕说过一句最简单的话(当然,碰见他父亲的时候也很少)。另外我想,侯老先生可能把我等与他儿子一样,也视为游手好闲甚至不三不四之辈,也不屑于理睬吧。 侯母是一个50多岁胖女人,那种胖,不是一般的胖,是超胖。侯母我倒是经常见到,开初也是从不理睬我等,后来熟悉些了,可能见我要文气一些(说不定也知道了我在卫生局上班),侯母对我就要温和客气些,有时会主动和我说说话,甚至讲点家常。 记得清楚的是,一次不知怎么就讲到侯父身上来了,让我了解到一点侯老先生的个人生活细节,并得以推测出其家庭的一些经济情形。她说,这些年来,一家人为了确保老先生身体,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哪怕那些最艰难的日子,她都设法保证了侯老先生每天早上能吃上两个鸡蛋,以及每天在浴缸中洗一次温热水澡。言下之意,所以侯老先生的健康,至今才没出大的问题。 每天两个鸡蛋,浴缸中洗一次热水澡,现在连最普通的人家都能轻易做到。但那时,全市最有名最富有的大资本家,却要靠其主妇倾一家之力才能保证。这是现在的人们根本无法想象的。 有次,偶然进侯家卫生间洗手,果然就看见靠壁有一个水泥做的浴缸,厚重结实,也没铺瓷砖什么的,大而粗糙。那么大的浴缸,每天要烧大半浴缸热水,那年头还真不易。首先燃料就是很大问题。我记得,60年代有很长时期,若父母不回家,我家里平时是没开水可喝,晚上无热水洗脚的,因无燃料可烧。 与侯公子交往时,我和叔典哥已经先后成家。周围年龄相仿的朋友同学,心思也都在这人生大事上。侯公子在一帮朋友中,年龄最大,没成家算很特殊了。他本人及其父母,在这事情上着急不着急,还真看不出来。起码在表面上看不出来。他母亲也从没在我等朋友面前提起过。 其时,侯公子也好,侯家也好,已优势全无。侯公子年已30多,像个“小老头”,又无正式工作,还“劳教”过。侯家仅有的一点值钱财产被抄,存款被冻结,所谓“大资本家”,现今已成空架子。那时的女孩,已经很现实了。 大概临近文革结束期,我们才看见侯家有个年轻女子进出,不到30岁样子,小有姿色。后来有朋友说,那就是侯公子的对象。从外县介绍来的,是个“二婚嫂”(当地对再婚女子的称呼),还带着小孩。其夫是已故还是离异不知。以后,在侯家就见到那个男孩,大概三四岁样子。再以后,侯公子果然和那女子成家了。 文革以后,侯公子及其父亲,自然在“平反”并“落实政策”之列。文革前的“劳教”一事,也一并平反纠正,侯公子被安排去本地最好的重点中学任教。 那以后,我与侯公子基本无交道也无联系。没料到2016年春,我与侯公子会有了一次深谈,从而得知了他那次被“劳教”的戏剧性情节。 有天,叔典哥打电话来,说侯公子知道我在写东西,想哪天来找我摆谈摆谈。我说可以。两三天后,侯公子就独自一人来了。已经大约30年没见面,让我惊讶的是,侯公子居然外表变化不大。当年他看上去像个“小老头”,30年后,他与当年那个“小老头”模样也差不多。我们那一帮交往密切朋友,有的已经过世,有的疾病缠身老态龙钟,早失了当年英姿。而侯公子已经70多近80岁的人,却真没变多少。言行举止上,依然有一种“公子哥儿”气息,随手拿一个精巧平板电脑,东照照西拍拍,说话走路,也一副随随便便样子。 那天阳光明媚,暖风微微,我俩沿石梯小道拾级而上,在小山顶凉亭闲坐一谈。其实,基本是侯公子在说,我在听。主要讲他50年代北京上大学,至60年代被“劳教”那段经历。他也好像只是想倾诉一番,并没说要我写他。所以我也没想要记录或做录音之类,也听得随意。 因文革中那次大字报事件,我对其“劳教”经历与因果一直比较关注,就听得仔细一点。这才了解到其具体情况以及所包含的时代内容。 侯公子说,那年,其实他已动了心思,打算重返北京高校读书,没想其间出了变故。其时买火车票出川赴京,须有介绍信。他无单位,就去找街道办事处。街道让他到派出所,须找某人许可,这人正是派出所驻居委会民警。他就又去派出所,在办公室找到此人说了来意,两人正在交谈,此人无意中打开抽屉拿香烟什么的,却不小心让侯公子瞥见了放在抽屉最上面的,是他自己的一个日记本! “那是我的日记本,怎么会在你这里?”侯公子大大吃了一惊,也想不明白,自家的日记本,怎么会跑到派出所民警的抽屉里来了。情急之下,他就动手去抓,那民警赶紧把抽屉关严,不让他拿。侯公子不依,两人就在那里闹了一场。 侯公子那天自然没把日记本拿回来,却让问题激化且公开化了。 听到这里,我不解地问:“真不可思议。莫非,那人像间谍一样潜入你家,盗走了你那日记本?”侯公子苦笑了一下,说:“那倒不是,没那样惊险。”又说:“那民警是当着我母亲的面拿走的。” 当时他不知道,其实他早被有关部门盯上了。派出所争夺日记本一事,把对方暗中进行的事公开化,他的恶运也自此开始。当局以日记本事情向其父母施压,没多久,正欲重返北京高校读书的侯公子,就被父亲主动送去“劳教”了。 直到很多年以后,他才真正弄清楚事情原委。原来,1962年毛泽东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号召以后,全党全国大抓“阶级斗争”。各地都不肯落后,尤其专政部门,纷纷大力查找“新动向”。该派出所驻居委会民警立功心切,将整个居委会“嫌疑对象”逐一分析排队,目光就落在了侯公子身上。年纪轻轻,却不肯上学,又不去做工,成天呆家里游手好闲,还弄无线电这些玩意,还看不三不四的书。况且,又出身大资本家,没点“反动思想”才怪呢。 带着这种心理,有天,该民警趁侯老先生上班、侯公子外出,仅侯母一人在的机会,来侯家“走访”。先是问她儿子说过什么,侯母称没听他说过什么。又问她儿子这些年写过什么没有,侯母头脑简单,纠缠之下就引其到儿子房里,说你自己看看吧。那人东翻西找,发现了那日记本,拿在手中如获至宝,说要带回去看看。侯母此时方知不妙,却已没法拒绝也不敢拒绝。 侯公子写日记,也非天天写。他这人又有点“马大哈”,日记本失踪多时,他竟然不觉。这才有后来派出所那一幕。 当时那政治形势下,要从一本日记里找出点“反动言论”或“反动思想”轻而易举。有关部门上报后,白纸黑字。市领导到底鉴于侯家身份不同,“网开一面”,没冠以“反革命罪”,出面找侯老先生谈话。最后以父母“大义灭亲”形式,自家把儿子送“劳教”结案。一个新的“阶级敌人”,就这样制造出来了。 不明真相的侯公子,却因之对父母恨之入骨。文革之初张贴大字报之举,也正是如此发生的。他父母有苦说不出,又不敢告之真相,始终沉默以对。 那天深谈中,侯公子对我说,在他父亲晚年(侯老先生平反后恢复了文革前一切地位荣誉,以80多岁高龄去世),耿耿于怀的他,为此还专门向其父问过此事。侯老先生沉默良久,最后说了一句:“我也是没有办法。”对当时他受到了什么样的压力及个中详情,始终没说。 但从侯公子对我说这话时,感觉得到,他最终还是理解并原谅了父亲。 那天山顶凉亭一谈结束时,还有个小花絮。 我俩沿一条大道下山时,侯公子问我,听说你在写东西,到底写些啥子?我沉吟片刻说,除了写点盐商小说,闲时也弄点文革研究。走了几步,我又说,早几年写了两篇研究遇罗克的,网上都给删了。看他有些茫然,我就问他知不知道遇罗克,侯公子回说,不知道。这真让我大跌眼镜。侯公子亦是“文革过来人”,比我还年长几岁,居然不知道遇罗克!遇罗克正是为他等我等所谓“出身不好者”仗义呼吁,执言立论,写下有名的《出身论》,并为之付出生命的代价,他居然不知道遇罗克其人其事…… 我不免在心里感叹,当年将其作为“思想犯”送去“劳教”,侯公子真正是冤哉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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