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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 天》第一〇七期
抢救文革回忆 积累文革资料 交流相关信息 促进文革研究
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18年2月28日第107期(增刊)
本期目录
〖北京地质学院文革专辑8〗
口述历史
印红标采访 牛彩茹根据录音笔录 蔡新平口述北京地院文革经历 聂元梓大字报广播前后的政治气氛和我的表现 工作队进驻初期 我带头参加了6·20赶工作队游行 薄一波批示让我们成了“反革命” 7月18号风向转了 反工作队的“反革命”们串联成立“东方红” 一进地质部和8·24大辩论 周永璋串联成立三司 二进地质部与朱蔡分裂 朱成昭反中央文革和王大宾执掌东方红 高元贵与“蔡派” 蒯大富、聂元梓与我的关系 “杨、余、傅”事件后高校两派斗争升级和校内武斗 一些有关情况的简要交代
生逢乱世
张华府 从“东方红”成立到朱成昭拒绝“归队” 东方红战斗队和东方红公社的成立 “东方红”早期内部矛盾和我对几个关键人物的看法 朱成昭的领袖能力 朱成昭被中央文革停职 朱成昭和中央文革渐行渐远 陈永迪 到军事科学院抢“黑材料”
故纸堆
周永璋 关于文革中有关问题 史林一叶
何 蜀 北京地院“东方红”与重庆“萧李廖”、罗广斌案 —————————————————————————————————— 【口述历史】 蔡新平口述北京地院文革经历
印红标采访 牛彩茹根据录音笔录
采访时间:1990年11月(?) 采访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华严北里中科院宿舍 笔录时间:2013年6月~9月 整理注释:蔡新平
蔡新平的说明(下图为蔡新平近照): 文革研究者印红标先生在1990年找我采访,是孙司权(原北京地质学院文革中的“二团”成员)的妹妹孙司政介绍的。孙司政原是黑龙江建设兵团知青,印红标有朋友或朋友的亲属和她是建设兵团战友。采访时印红标是北大青年教师,有心研究文革史,在来找我之前,据说已经采访过蒯大富等人。采访是记录在录音磁带上。但长时间没有整理,磁带已经老化,有些段落已经损坏。后来在北大资料室的协助下制作成音频电子版(MP3格式)。直到12年后我才与印红标重新联系上,他给我提供了这个转录的MP3音频文件。我当时因野外工作高山反应后耳朵听力严重受损,磁带转录后音量又很小,也不清晰,我几乎一点也听不出来。我夫人牛彩茹从地质大学退休后鼎力协助我的文革史资料整理工作,文字转录工作全部由她完成,她反反复复地听,连听带猜,边听边打字,很是辛苦。在此对我夫人的辛勤劳动致以我衷心的感谢。由于我已完全听不清录音了,我仅审读了整理出来的文字,在审读中对个别错别字和可能误听的局部文字、名字、词汇等进行了校正。为保持原样,即使是现在已知道有误、与现在看法不一致的地方,也不再做大的改动,需要时以加注的方式说明。 从1990年到现在,又过去了26年,记忆虽然又有所衰退,但通过阅读、交流、学习,特别是老校友们陆续写出的回忆录及有关资料的出现,对回忆提供了很有价值的线索,加之对文革的认识与当年相比有了更深刻的变化。这样回头再看当年的口述,就看到了许多缺陷和不足,有些地方有明显的错误,同时也深感当年认识的肤浅。这个采访录音只作为一个原始资料保存下来,可与我以后正式的回忆录作个比较。 小标题是编辑过程中为阅读方便加的。
聂元梓大字报广播前后的政治气氛和我的表现
大约是在1966年4、5月份的时候,当时报纸上发表的一系列文章,批《海瑞罢官》,批“三家村”,批《燕山夜话》等,类似这些文章矛头直指原北京市委,火药味很浓。学生当中对政治比较敏感的人,认为有一场大的政治风暴要来临了,我就是其中的一个。 当时我是班长,正在野外 实习。我带一个实习小组,小组共6个人,都和我关系不错,我就经常跟他们谈这个问题,我说国家要出事,我们得多想些问题。从野外回来后,就到图书馆阅览室看一些杂志,翻早期的一些杂志的时候,从《红旗》杂志上发现了一些觉得有问题的文章,像我们这样的认识水平,就写了一篇文章,批《红旗》杂志上的文章,想把稿子邮出去,没有邮。告学校领导的一封信当时是怎么发的不知道,怎么落到学校手上的也不知道,总之是叫学校给扣了,保卫处派人到班上来调查来了,也可能是从杂志社转到学校来了,也可能我给院党委写了信?已记不清了 。我们觉得压力挺大,心情非常压抑。这是5月中下旬的事情。当时我是三年级。 6月1号发表聂元梓的大字报后,我们就感觉到学校的党委跟北大的是一样的,是压制学生的。我们不过是写了一封信,学校保卫处就搞得非常厉害。那时,文化大革命以前,学生和学生的联系不多,除了本班与本年级有联系,外系的很少有联系的,也不知道其他系有什么,外校就更是什么也不知道。我们写东西,我们的想法,都是来自自己的思考。我们6个人,在学校党委调查下都很害怕,其中有3个人特别害怕,要把责任都推到我的头上,说是蔡新平搞的,他们不知道。推吧,我不否认,本来也是我搞的。 6月1号夜里发表了聂元梓的大字报后,学校每天早晚大喇叭都要按时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听后很激动。我们几个人就连夜起草了一封信,我们觉得地质学院的党委和北大的党委一样,第二天一大早就跑到人民日报社去了,去揭露党委压制学生,送告状信。 我还记得清晨下了场雨,到人民日报社后雨过天晴。 等我们从人民日报社回来,就发现学校里的大字报了,半天的功夫贴的就相当多,所有大字报的矛头都是指向党委的,可见已经有很多人对党委不满了。当时从社论和发表聂元梓大字报来看,感觉到中央是要推进这个运动,要揭开北京市的盖子,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这个盖子,认为北京市要搞修正主义,政治敏感的人从发表一系列文章,如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等,就已经感觉到了这个大气候。大家的认识主要站在社论的立场上,认为各个单位的党委也是修正主义路线。那时没有什么个人的恩怨,所提出来的都是政治问题,包括老师和学生,一般认为北京市委的那条黑线也都伸到了各个学校的党委。北京市委是领导各个学校的,既然北京市存在这样的问题,各个学校党委对前一阶段表现的态度又很不积极,学生当中凡是有响应这个号召的,呼应报纸社论发表意见的,学校都采取压制的态度,主要是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我估计各个大学的情况类似。对地质部不了解,我们学生跟部里也没打过交道。 从6月1号到6月3号这三天的时间,大字报声势就很大了。到3号下午的时候,校领导就开会,原来校长兼党委书记是高元贵,可能半年前吧,调了个部队干部王焕当了党委书记。党委分析这个形势,认为是类似于1957年的右派反党,认为在包括老师和学生中有右派。当时就召集各系教研室、班干部开会,组织他们再贴出一批大字报来反击右派的大字报,这个在地质学院叫“6·3反扑”。 我不是党员,我现在也不是党员。各个班写大字报,我是大字报没写,我是去了人民日报社反映情况。组织批判时虽然没有完全形成党员站在一边,但大多数党员站在那边。双方虽然还处于辩论的状态,但由于一方是受党委支持的,从气势上就很强,批党委的一方就感到压力很大。
工作队进驻初期
地质部就在6月8号,由何长工带队,派工作组进来了,何长工带队,地质部的几个副部长都到场了,在会上何长工宣布,我们是来支持学校运动的,以高元贵为首的校党委压制学生运动,他们目无地质部党委。要按何长工讲话,高元贵这个人傲慢得很,三年不进我地质部的门,从不给我汇报工作。然后6月8号这天大会上就宣布撤销高元贵的职务 。学生觉得工作组是来解放群众的,那些感到受压抑的学生就欢欣鼓舞。我在底下听这个报告的时候,非常激动,我就喊了口号,已经记不清是什么了,大概就是坚决拥护之类的,但是没有一个人响应,我感到很尴尬,感到压力很大。 我回宿舍贴了一张标语,“无产阶级革命右派翻身了”,结果“右”字没打引号,意思是党委把我们提意见的打成“右派”,其实我们是左派。贴出后有一个人边看边念,琢磨这个右字,我一看不对劲,就马上把它给扯下来了,怕抓辫子。说明当时心里非常激动紧张。 这一段时间应当说学生是支持工作组的,工作组开始进来的时候并不是像有些学生说的那样是镇压学生运动的,至少对工作组的态度变化大约是五六天后。既然何长工来把高元贵的职务都撤了,因为很多学生还不知道党委书记是王焕 ,以为高元贵就是党委书记。既然党委书记都撤了,批评党委的人就更活跃了。老师中明白人多,他们不满意撤高元贵,认为地质部搞错对象了,是在用打击高元贵做表面文章,实际在保压制群众的党委。因此他们批党委主要火力是批有实权的几个人,如周守成、聂克、李武元等,王焕来的时间短,对他点得不多。支持党委的人也不甘示弱,双方两派就没黑没夜地天天辩论。 这时候出现一种新情况,派到各个系和各个年级的工作组开始收缩,不再支持这些学生反对党委,对学生中批辅导员这一级的情况工作队反而很放纵。因为工作队成立了新的党委了,由工作队的党委代替学校旧的党委,工作队的党委里吸收了原党委书记王焕,他是部队调来的,时间不长,是何长工派来夺高元贵的权的,1966年上半年的时候撤了高的党委书记,现在又罢了高的校长。工作队队长邹家尤当了党委书记。 从学生的角度认为他们的调子越来越右,限制越来越多,学生开始不满意了,说你们工作队违背了何部长的意图,何部长是支持学生的。当时还没有往更高层的方面想,没指到部一级,认为工作队违背了部党委的意图,所以学生就开始反对工作队了,开始给工作队贴大字报了,说工作队压制了学生,保旧党委。 老师也出现了一帮人,同样也是,包括干部。地质学院当时有个干部叫李贵,是党委委员,教辅处的处长,主管后勤的,这个老头就发表演说。因为当时岩石教研室的老师去北京市委告状去了,北京市委已经是新市委了,告工作队的状,说工作队不把矛头指向批判原来校党委,而引导学生把矛头指向斗辅导员和老师,认为方向错了。已经有大字报怀疑地质部的企图,工作队不是来支持学生革命的,是来夺高元贵的权的,是来保党委的老班子的。 我感觉,学生中斗辅导员的情况并不是很多,我们系,至少我们年级根本没有这种情况。别的系个别的班级有,可能有的学生过去被他们年级辅导员,也是年级的党支部批过,不得志,受压,学生出现一些报复情绪,借机就开始批斗辅导员。比如水文系四年级的朱成昭,批判本年级的党支部书记、辅导员,给老师身上浇墨,把墨水泼到老师身上。这时候老师们就相当不满意了,老师就认为工作队方向不对,为什么引导学生不批判原来的党委?当时群众的认识,认为原校党委是和旧北京市委的黑线连着的,认为工作队保原来的党委,把矛头引向批基层干部,大方向错了。 北京市委就派了两个人到学校来调查看学生大字报,学生把他们围上来,让他们讲话,他们讲话说批判的重点应该是校领导,不应该是年级的党支部和辅导员,他们受修正主义影响,但是他们不是主要的批评对象。来调查的人是支持反映这些情况的老师的。李贵这个老头他跳出来讲话,他也表示支持岩石教研室的这张大字报。但是下来了的时候,工作队就制造舆论,说李贵这个人没有党性,和工作队对着干,而且也出来了批李贵的大字报。 以这个人为分界线,支持和反对的明显对立了。
我带头参加了6·20赶工作队游行
赶工作队的行动是怎么出来的?就是李贵演讲的当天中午,是物探系还是探工系的一帮学生 ,拿着一张纸写一个字的大标语,叫“坚决支持李贵的革命行动”,就到学校的大礼堂前张贴。大礼堂是地质系的大饭厅,我正在吃饭,当时我就对他们说,别贴了,干脆我们到学校游一圈。同学们都同意,我把碗放下,和他们一起,就一人举一张走起来。这一走就越走人越多了,跟上了一大群人,大约有一两千人了 。跟着走的人越来越多,就成了声势浩大的游行了。 人一多形势就不一样了,就把工作队住的这个楼包围了,就要求工作队出来答复学生。邹家尤也没有见过这阵势啊,就挺害怕的,就不敢出来,越不敢出来学生就闹腾得越厉害。工作队就提出派代表,因为我是一开始就跟他们游行的,等于是带头的,走在前面的,我就被推举为代表。当时比较活跃的有庄一龙,戴眼镜的小个子,还有周永璋,其他人还有谁记不住了,当时还互不认识。我们年级的辅导员江祖如,也是年级的党支部书记,他支持反工作队,还跳到桌子上发表演讲。我想我们年级党支部大多数人是支持我们的,如周永璋,是学生中的支部委员,基干民兵连长,参加游行了,紧跟江祖如也演讲。大家当场推举代表,大家也推荐江祖如当代表,但是工作队不要老师只要学生,6个学生,跟工作队谈判,提出四五点要求,总的精神是要工作队撤销王焕,因为王焕是旧党委的党委书记,撤销王焕工作队党委副书记的职务,接受群众批判,改组工作队党委,撤换工作队。这是关键的一条。另外让邹家尤做公开的检查,承认错误,让他发表态度,支持李贵、岩石教研室的老师的行动,要求派车送师生到国务院上访等,类似这样一些要求。 当时工作队含含糊糊,也没说同意,也没不同意,说我们要上报部党委研究,认为学生要去国务院反映问题是合理的,同意派车,把学生糊弄下去就算了。学生也没有什么组织,等等吧没什么劲了,学生就散了。 但是当晚谁也不睡觉,都在马路上辩论,后半夜了马路上还都是人,快天亮了才渐渐散去。可是一天亮,大字报就铺天盖地贴出了,原来有的人在外辩论,有的人在家写大字报。 6月21号,部党委和工交口的李人林到学校来支持工作队,警告学生说反工作队背后有黑手,正式宣布罢高元贵的官。这根本不管用,反而招来了反工作队师生的更猛的反击。最后等到一个什么结果呢,大概是6月25号吧,等来了薄一波的批示。在薄一波批示广播之前,学校正辩论得热火朝天,辩论的最关键的是,工作队认为这次游行是有预谋、有计划,是有幕后操纵搞的,而当事人认为并不是有谋划的,而是自发的,认为他们是诬陷。主要是辩论这个问题。如果是有幕后策划有组织、有计划、有阴谋的,就是被坏人操作的,如果是群众自发的,性质就不一样。针对这两个问题进行辩论。 到最后一天的时候,就是薄一波指示下来之前一天的时候,我一早就贴出了一张大字报,开夜车写的。这张大字报的标题叫《我也起义》,因为当时很多贴大字报的人就是说他“起义”了,是被人鼓动参加游行的,认为工作队是对的,赶工作队是错的,自己犯了错误,上当受骗,现在反戈一击了,现身说法,说这个运动是有人策划的,就胡编吧,都写自己“起义”了,也就是检举揭发呗。如是我也写了个《我也起义》。当时这张大字报就挺吸引人,你想,当时蔡新平是带头组织游行的,他也“起义”了,说明这真是有问题了。但实际内容就是驳斥他们,写的比较详细,用事实告诉大家。这样风向就有些转了,对我们支持的多了。随后更多的人纷纷揭露真相,其中有的揭发那些写“起义”大字报的人,其实他开始并没有参加游行,他就是反对游行的,工作队发现了这样的人,收买了这样的人,让他们也参加游行,他们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进的游行队伍,当时就是在反对在捣乱,实际是内奸,是工作队收买的人。如是把这种所谓“起义”的人给揭露出来了,这形势更好了,说明工作队在搞阴谋,反工作队的声势反而越来越大了。
薄一波批示让我们成了“反革命”
正在这时候,就突然广播了薄一波的批示,批示就是几句话,说学生赶工作队的就是夺工作队的权,夺工作队的权就是夺党的权。因为当时给工作队提了一条,改组工作队党委,要求组织一部分群众代表参加监督工作队的活动。夺工作队的权就是夺党的权了,反工作队按薄一波批示给定了调子,反工作队就是反党。 当时薄一波挺红的,怎么红呢,当时林彪给工交党委一封信,说工交党委是一面旗子,工作做得好,所以薄一波算是红人,在中央的位置也是比较显赫的。他的调子定得比较高,毫不含糊,反工作队就是反党。 工作队的声势就壮了,把学生就给整下去了。我正在吃饭,听到广播后就像一下子掉到冰洞里了,胸口一下子就堵住了,这饭是吃不下去了。各个班开始批判,我的班上把我睡的那张上下铺床从靠墙的位置就推到了房子的中间,床的四面都贴上批判我的大字报,睡觉时钻进去,不许把大字报碰掉了,连上厕所也有人跟着,就是监视起来了,天天开会批判。 开始几天我不服气,和他们辩,后来感到形势越来越不对头了,调子越来越高了。当时我就跟蒯大富差不多,我就宣布绝食,邹家尤就找我谈话,说你绝食你就绝吧,我不害怕,像你这样的人死了,一个反革命分子人死了,有什么稀奇的?就跟外头死一条狗一样的。话就这么说了,你要绝食你就绝去吧。我一想,这些人也做得出来,他要不管你,你还下不了台,你就白死了,他还不像蒯大富,蒯大富绝食的时候,跟他谈话的是劝他吃饭,年轻人嘛,犯点错误不要紧,来日方长……是从这个角度谈的。可对我就是这么谈的,你要死了,我们就当死了一条狗,反革命死了根本就不可惜。咱就没见过这个阵势:你这个行动就是反党,不要采取这个愚蠢行为。现在我准备通知你的父母。 我一想,我爸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受到冲击了,他官不大,过去说他有历史问题,他是1937年参加革命的,38年入党,新四军,当过豫鄂边区党委书记陈少敏的机要秘书,后来长期搞地下工作,直到迎接大部队南下,和平解放武汉,发挥了重要作用。审干时说他哪年哪年脱党了,1955年整党的时候把他的党员抹了。解放初是武汉市劳动局的领导,给他抹了下来,开始定的13级吧?搞一次运动降个一两级,文革前就是个18级小干部了 。真要告诉给父母,那给他们的压力太大,心里害怕了。所以绝了一两天食,哈哈,也就两天,当然出不了名。 我印象中朱成昭他没有参加6·20反工作队游行,他属于斗辅导员的那一拨的,老师们就反对这个嘛。王大宾那个时候是否参加了游行不知道,但是学生代表里面肯定没有他。周永璋和江祖如在一起,周永璋是学生党员,支部委员,江祖如支部书记,都是带头游行的。工作队对带头反工作队游行的人整得最厉害。工作队认为学生斗党支部书记也是反党的,所以朱成昭也挨了整,他主要是从这方面挨整的。 薄一波批示下来之后就只有一个声音说话,再也没有反对的意见了。
7月18号风向转了
我们就天天在那挨批,批了一段时间后就到了7月中旬了,大概是7月18号吧,头一天就说,明晚上要开一个大的批判会,全校规模的。以前都在班级,顶多也是各个系里开。后来听说,开完批斗会后要把这些右派老师和右派学生押到地质部在塘沽地区一个农场去劳改,有十几个干部、教员,二三十个学生。当时已有风声,真实情况是后来知道的。这是我们班的工作队队长,天津水文队的一个干部,我曾经在1966年的冬天骑自行车去找过他,在他那住了一天,是他告诉我的。当时工作队宣布的五种人嘛,极右、右派、中间、中偏左的、左派,像我们这样的就都定为了“极右”,老师划为极右的好像是13个人,像李贵、安静中、王暄堂、陶世龙、傅昭仁,探工系王大来,地质系老师郑伯让、李明哲、莫宣学、邓晋福、万天丰,辅导员江祖如、林秀伦等;学生中极右的没有公布确切的人数,从批判的调子和点名来看,应当有二三十人之多。极右分子主要是6·20带头游行反工作队的骨干,发表演讲、写大字报批工作队调子高影响大的人。地质系的周永璋、田春林、黄占启、殷惟候等,探工系的王大来,物探系的庄一龙、郭凯等,水文系的朱成昭大概也是。朱成昭整辅导员比较狠,工作队认为他有反动言论,没游行也是右派。 反工作队时王大来的大字报调子特高,有系统有理论。王大来原来是探工系的团总支书记,四清的时候留在了农村里,在北京房山官道公社当了副书记,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被同学召回来,让他揭发系总支的问题,回来之后很活跃。王大宾出身比较好,贫下中农吧,他是探工系五年级的学生,团干部,跟王大来关系比较好。王大来这个人,嘴厉害,笔头子也厉害,经常在学校里演说,他反工作队的名气与安静中、郑伯让一个级别。工作队后来就把他扣下来,不让他走了,说王大来走不了。王大宾沾了王大来光,跟着王大来上窜下跳,被工作队说成是王大来的小走狗,不明真相的还以为他们是兄弟,两人就是这么连起来的,也就有了点名气。 7月18号开大会之前,我们年级已经做好准备了,当时是一边站一个大汉,只要大会一宣布,马上就把我们这些人揪到台上去批斗,批斗完了第二天就押走。 可是大会一开始,邹家尤不但没说反工作队的学生怎么回事,反而做开检查了,说前一阶段,大多数的学生是好的,学生属于年幼无知,但是老师里面有老奸巨猾的,工作队打击面过宽,极右分子划得太多,学生中大多数是受蒙蔽的。下一阶段要转向教改,批教育战线的资产阶级路线,批黑帮。他就改唱这个调子了。 我们本来就准备了被揪上台去送去劳改的,听了这些就觉得非常奇怪,心里暗暗打鼓,但还是很高兴,高兴没有打成极右分子,没揪上台去批斗,大概也不会去劳改了。但仔细一想这不是工作队的本意,他们怎么会这么突然转弯呢? 回来之后,我就悄悄对要好的同学说,工作队的变化太突然,也不像是地质部的指示,能把薄一波的批示都否了,估计应当是中央有变化,很可能中央有指示。当时我们不知道毛主席已经游长江回北京来了。回到班上来后,班上的批判的调子降了降,但是降得不多,好在可以说话了。天天学毛著,我天天和他们辩论。同样是学习主席的文章,我说主席说了有反必肃,有错必纠,在什么地方错了,就在什么地方纠正。他们说毛主席也说了,不能用现在的政策去翻过去的案。他们说不许你翻案,不把你打成极右派就够便宜你了,你还想翻什么?
反工作队的“反革命”们串联成立“东方红”
大约又过了十来天吧,公布了毛主席游长江。可能中央开了会吧,到7月末形势就不一样了,工作队做了一个检查后,就匆匆忙忙宣布要撤走了。支持他一派的就敲锣打鼓地欢送,依依惜别,我们就游行反对。反对的一派就有了第一次的聚会。大多数人是不敢说话的,被点名批判的首要人物第一次见了面,当时谁是谁还弄不清楚,当时有几个认识的,这是王大宾,这是周永璋,这是朱成昭,这是蔡新平,这是田春林……大家约了一下,开个会。 朱成昭为什么跳到学生前面来了呢?他的弟弟在北大,北大的几次辩论,就是总理、江青去的那几场辩论,朱成昭去北大了解的情况比较多,他以“爆破战斗队”名义贴了张大字报,把这些右派学生吸引到一起了。我们主要是听朱成昭讲,朱成昭就分析形势。 工作队不是地质部一个单位派了,各个部都派了,他们的总根子是在国务院,归国务院管嘛,修正主义的根子是在中央,这个运动就是要把矛头指向中央,揭露中央里面的修正主义。这就比我们站得高看得远啊。我们听了就耳目一新,把我们的思路就开阔了。他也讲了北大的情况。 大家就决定成立一个组织,当时还没有东方红公社,是东方红战斗队,跨系的。过去的战斗队绝大多数就是本班几个人,跨班的都不多,我们是跨系的。这很重要,这个组织的基础很宽,为以后的扩展奠定了基础,所以不久再吸收了更多小战斗队和个人后,就建立了东方红大队。朱成昭的思想就是:通过批工作队批地质部,通过批地质部要批国务院,我们要把中央的修正主义分子揪出来。跳到我们前面去了,大家就推他为头,实际上组织这次会议水文系是朱成昭,地质系是周永璋。周永璋和我是一个年级的,三司的第一任司令,他是党员。按说他本来是要当头的,但朱成昭带了一些人来,当时谁也不认识谁,显得他的势力比较大,大家就推他为头。周永璋并没有发表朱成昭这样一番高论,而且还认为朱成昭一些思想很危险,他是党员嘛,他说战斗队也要成立党组织,不能脱离党的领导,他反对把党看得一团黑,他不同意朱成昭的想法,然后他不太积极和这些人联络了,朱成昭就当头了。朱成昭也让我警惕周永璋,说他是党员,他想当头。 朱成昭他父亲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是上海市一个副局长吧?江青在北大的讲话他都知道的,他提出一个建议,成立一个跨系的批判工作队联络组,开始还不叫战斗队,时间大约是“十六条”发表后的几天 。 成立这个批判工作队的联络组后,周永璋就找我谈话,说朱成昭这个人很危险。因为我们俩是一个系一个年级的,周永璋是我们年级的党支部委员,也是学校的老先进了,他也是反对批判辅导员的,他对朱成昭这人一直就很警惕,朱成昭这人一跳出来,他就找我,说你不能跟着朱成昭跑,说他思想太危险。可我比周永璋的思想往前进一点,朱成昭个人有野心,这是肯定的,但是思路有道理,因为我的思想基础是根子在中央,朱成昭的思想很迎合我的思想,所以周永璋没有得到大家的响应,他就没有进到这个里面来,没有进到核心组里面来。 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就让大家到各个系去串联去,把反工作队的人能联络起来的都联络起来,这次会上才决定要成立一个组织, 开始有人叫战斗队啊,批判组啊,造反团啊,后来大家都觉得不合适,“东方红公社”这个名称,在全国第一个提出来的还是一个叫庄一龙的,这个人是物探系的,他说咱们叫公社吧,巴黎公社,因为“十六条”提出要实现巴黎公社的大民主嘛,大家七嘴八舌啊,后来就叫地院东方红公社。 东方红公社成立了,我们起草发表了一个成立宣言。当时总共一百多人,折腾一段后发展到七八百人,在学校势力还是相当显赫的。
一进地质部和8·24大辩论
势力的扩大还是第一次到地质部。到地质部的起因,不是去斗何长工,不是去斗胥光义,是要求把工作队的队长邹家尤交回学校来接受学生批判,主要要求就是这一条。可是地质部的部党委就拒绝接见学生,而且坚决不同意这个要求,学生就火了,调子就升高了,朱成昭升的调,就不是要揪邹家尤一个人了,是要批部党委了。朱成昭的思想就是要通过这个打部里嘛。他去的时候他跟我谈,如果地质部不答应这个条件,我们就趁这个机会闹下去,就要揪斗何长工,批判何长工。提出五条,第一条,就是交出邹家尤,必须到学校接受批判,何长工也必须到学校接受批判,第二条就是改组部党委,不达目的誓不甘休。那个时候还没有提绝食。 没绝食也没饭吃啊,从上午到晚上,地质部就调动西纠把我们给包围了,西城区纠察队以正牌的红卫兵揪打我们的人,把头发剪掉,用皮带抽,说我们是狗崽子造反嘛。那个时候我们就认为西纠就是保爹保妈派的吧。地质东方红和西纠联动的关系从开始就是对立的。 事情是怎么转折的呢?他们在地质部闹的时候,我回到学校里,想给他们送饭去,我就找搞后勤的人说学生一天都没吃饭了,你有没有办法给学生搞点吃的,一天都没有吃饭了。我回学校来了后,这时办公室的人就领一个人进来了,拿着中央文革的介绍信,名字叫肖力,“兹介绍中央文革小组工作人员肖力同志到你校联系,了解文化大革命情况”,当时我不知道肖力就是李讷啊,这是后来才知道的,但是她是中央文革派来的,拿着中央文革的介绍信,非常高兴啊!肖力就让我汇报这个情况,然后我就把事情的前前后后跟她讲了一下。然后肖力就表态,说中央文革是支持你们的革命行动的,给地质部提出一些对工作队的要求是正确的,但是不要提过高的要求,从策略上来讲,这样做是错误的,这样做会使你们很被动,因为目前不可能改组任何一个部党委,你们提出来改组就改组?也不能把何长工揪到你们学校来批斗,所以你们提这么高的要求会使你们非常被动,第二条就是肯定了一条,说你们执行了一条正确的阶级路线。当时我们学校和我们对立的观点是血统论观点,我们反对谭力夫的血统论,从他的血统论出来的第一天起,我们就是反对的,这也是我和朱成昭的思想。通过学习主席的《论联合政府》,统一战线的方针,认为谁打日本人谁就是革命的,谁反工作队我们就团结,只要反对工作队就可以加入东方红公社,至于是不是红五类,是不是红卫兵无所谓,我们没有成立红卫兵,后来成立了,他们反对我们这个方针,必须是红五类,将来你出身好的你可以成为骨干,“东方红”不采取这个方针,东方红总部和各个系的负责人在争吵,我是支持朱成昭这个观点的。所以我给肖力的汇报突出了这个问题。肖力说,你们执行了正确的阶级路线,血统论是错误的,应当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她说,你赶快到地质部去,告诉朱成昭,把中央文革支持你们的意见告诉大家,要准备把人撤回来。 这是北京市第一起学生冲击部的事情,总理的秘书也打电话来了,传达总理的意见,也劝我们回去。当时我在地质部,我接了电话,我把肖力的意见也告诉大家,我在大会上讲,中央文革派人和我们联系来了,说支持我们的革命行动,但是我们目前提的口号不合适,希望我们回学校去。 中央文革说话了,总理也说话了,大家就撤呗。撤回来之后,总理也指示部里,同意工作队回学校接受批判,所以部里也答应了这一条,我们也有台阶下了,我们也就撤回来了。 撤回来的时候都快天亮了,已经早晨4点钟了,在大操场上,我就在会上宣布,从现在起,东方红公社确定一个方针,就是凡是批判工作队的,都可以参加东方红公社,这是一条正确的阶级路线,这个问题就不要再争论了。8月24号凌晨,东方红的队伍就撤回学校了。 当时不叫批判会,叫辩论会,校文革是当时工作队在的时候成立的,校文革掌权,校文革有个红卫兵大队,是红五类,一个系一个中队,全校是个大队 。他们的势力相当大。 8月24号就开了一个大辩论会,当时何长工没来,陶鲁笳来了,陶鲁笳负责带队来了,当时邹家尤等几个副部长都坐在台上。我是当时大会我们这一方的执行主席 。这次辩论会大获全胜,辩论会从晚上8点辩论到第二天早晨6点 ,折腾了一夜。不光是我们学校的,别的学校也来了,上万人吧?我们(东方红)当时人很少,几百人 队伍,坐在台前。 老保在这次辩论中的失败主要是叫他们自己的行动给闹坏了的。他们在台上打我,要把我从台上赶下去。我们班上有几个是团支部的干部,知道我家里的情况,说我是狗崽子,跳上台说,他父亲是叛徒,他根本没有资格代表红卫兵在台上主持会议。要把我从台上轰下去。我说我是东方红公社代表,不是你们的代表,你们有权选你们的代表,我们有权选我们的代表,你们没有权指定我们的代表,东方红公社的人拥护我在这里主持会议,我就问陶鲁笳他们这是不是无理取闹,陶鲁笳说对对对,你是执行主席,你是你们这派的嘛,一边一个对等发言辩论。他们闹腾完了,我说我发言,讲了一个多钟头,就给工作队定了调子,我定的调子不算很高 。朱成昭后来说我右,正是右,得到许多中间群众的拥护,我说工作队绝大多数人是好人,属于好人犯错误,工作队有极个别人,可能受修正主义毒害比较深,是在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之间的……… (此处换第二盘带) 我说中央文革的一个同志,亲自告诉我,说我们执行的阶级路线是正确的,底下人哗的上台来,要参加东方红公社,我就把我的东方红袖标摘下来,给跳上台的戴上了。大家纷纷要求参加东方红,队伍一下就一千多了。从那天起,保守派就散了,人心也散了,队伍也就散了。好多人宣布参加我们“东方红”,有的不参加但也退出他们的“斗批改”。从那个时候对参加东方红公社的条件就是不看出身,只看反工作队态度积极不积极。
周永璋串联成立三司
这个期间周永璋走了另外一条路,他到北京市(各高校)串联去了。当时北京市成立了一司、二司,成立了两个司令部,我们也派代表找这两个司令部去,我们也想参加他们的司令部。当时他们不让我们参加,因为我们的阶级路线,另外一条是调子太高,当时这两个司令部保守组织都参加了,不是反工作队的,而我们是纯反工作队的,所以这两个司令部都不让我们参加。 这样周永璋就火了,我自己闹个司令部,我就要反工作队的!他天天骑着自行车到各个大学去串联,大概串联了邮电学院、林学院、钢铁学院……我们就成立了一个第三司令部。当时就找了刘志坚,既然是一视同仁,就给我们一席之位,当时也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也给我们一个三司的办公室,他们有汽车,有打字机,三司什么也没有,总理就让刘志坚给予支持。这样三司的牌子比他一司、二司响亮,只要造反的,不要保守的,比他们吃香就在这地方,而且叫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周永璋他发起串联的,所以他就是最早的三司司令,大家就这么叫吧,是勤务员吧。 朱成昭后来就对周永璋这点不满,认为周永璋凌驾于他之上了。他后来搞了一个“政变”,怎么“政变”的呢?他把各个学校的头召集起来开会,说三司不应该推选某一个人作为核心组的领导成员,而应该选几个学校担任三司常委,作为司令部的常委,至于这个学校的组织派谁来代理,由这个学校的组织来决定。这个观点得到了在三司没有地位的人的赞成。原来由开始发起的五六个人形成的核心组成员,就被学校委任的人给取代了。地院东方红成为三司常委,朱成昭作为地院东方红的负责人,理所当然地就取代了周永璋。但是,一开始并没有把周永璋撤回,同意周永璋作为代表在这主持工作。后来我们反朱成昭了,才把他撤了 。 这时东方红公社就比较壮大了,就派人到各个学校去串联,凡是要成立这个组织的都叫东方红公社,都派人去参加他们的成立大会,凡是叫东方红公社的,都是地质学院派人去的。有的学校造反派组织在学校只有几十个人,他们开成立大会的时候,我们就派一千多人 去支持,烘托气氛。
二进地质部与朱蔡分裂
北京成立革命委员会最早的是地质学院,不是北京市革委,地质学院的成立革命委员会比北京市还早 。这个事情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发生在地质学院“东方红”分成两派了。主要的分歧在什么地方呢?在二进地质部问题上。因为我反对二进地质部的一些过火的口号目标,朱成昭就批判我右。 二进地质部,朱成昭的意思,他认为部的矛盾没揭开,部党委的人一个人也没有挨到批判。二进的借口是什么呢?是帮助地质部的群众起来革命,同时要交出邹家尤到学校接受批判。因为第一次接触后就再没见过面。部党委推诿耍弄我们,等于不答应我们要求。我们的调子就相当高了:坚决改组部党委,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等于是学生进驻了,要占领办公大楼室。第二次西纠就没有了,已经解散了不存在了,变成联动了吧? 他们,还有地质部的工人、干部保卫地质部,形成僵持局面。 二进地质部是9月底10月初吧 ,还有一个夺电台的事件,我知道朱成昭的这个意图,他是指向总理的嘛,他跟我讲,中央有三条线,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是正确的,以刘少奇为首的是右倾的,以周恩来为首的是形左实右的,重点是攻总理。我对搞刘少奇我也不同意,当时我还发表一个声明。就是有人要批《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当时毛主席发表《炮打司令部》大字报传出之前,有人开始批刘少奇,我当时是东方红公社的政治部主任,大事都要表态,我不参与批刘少奇,我说刘少奇的事由中央来解决。因为这几个问题吧,朱成昭就说我右倾,开会我就跟他们辩论,朱成昭采取了撤周永璋的办法,他也没让我参加开会,没说撤销政治部,也没有说开除我,但派些人监视我。 我当时也无所谓,我就发表声明退出 。东方红公社下面我们又成立一个小组织:东方红公社造反兵团,有五六个人吧 ,当时经常参加总部活动的几个成员退出之后,我们就和朱成昭对着干了,他批判我们就是右倾机会主义。
朱成昭反中央文革和王大宾执掌“东方红”
到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时候,是戚本禹主持的,戚本禹,还有一个叫周景芳的到我们学校来 ,他说东方红公社成了你们学校唯一的一个革命左派组织,当时保守组织早就垮台了,不像有的单位保守组织还在,成了一个统一的组织。他说你们应当掌握政权。当时地质学院只有一个组织,就一个东方红公社,成立的时候,戚本禹指示说蔡派不许进入革委会,叫朱派、蔡派嘛。 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时候,朱成昭就已经走到另外一个方向去了。 三进地质部的时候,朱成昭提出口号:由东方红公社派工作组到地质部去,这是戚本禹支持的。朱成昭就坐镇地质部,他当时要增加200门电话交换机,和全国联系:我要在地质部指挥全国…… 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认识了叶向真,认识叶向真是在三司,叶向真经常去三司,叶向真当时是中央戏剧学院的,四年级还是五年级的。后来我们因为反朱成昭嘛,也整理一些朱成昭的材料,从这个时候起,他的思想发生一些变化,他的思想有另外一面,他从来不反对刘少奇,这是当时他和别的学生不一样的思想,他不反彭德怀,他抓彭德怀是要保护彭德怀,这也是和别人不一样的,这个过程是和叶向真接触后产生的一个变化,抓彭德怀就是在这之后,不是在这之前。 我因为退出东方红之后,10月底吧,我也出去串联去了。我也没有走多远,大庆、沈阳。回到学校来后,朱成昭就找我,商量联合起来怎么干,他说原来批你右倾不对,他说北京要成立一个批判彭罗陆扬的联络站,由你去主持去。我说,我还是右倾我不去,我始终反对这个打呀,批呀,斗呀,坐飞机啊,我一见就烦,我跟他一个分歧,我最反对抄家,这挡不住,我说写东西从思想上批判就行了,搞那个形式没用。学校任何一个批斗我都不参加,当时批邹家尤啊,旷伏兆啊,我都不参加会议,有时候看一眼就走了。我说这你都知道,你让我参加那玩意,我不去。他说那你组织学农。朱成昭说革命要向农村发展。我说这个行,我就到农村去做调查。 当我从农村回到学校后,王大来从四川回来了,向朱成昭汇报,我恰好在场。他在成都找到了彭德怀。朱成昭说那你还不把他带回来,带回北京来?他说,笨蛋,快去,把他带回来,他说中央已经让北航去抓彭德怀去了,不要让他落到他们手上去。这时候王大来就有些犹豫,他说这老头挺好的,不错,我不忍心去抓他。朱成昭说,他妈的,我叫你抓他也不是叫你整他的,你不把他闹来,别人就把他闹走了,老头子就倒霉了。当时就给王大宾打电话,叫王大宾去四川指挥抓彭德怀。当时王大宾在外面串联,让王大来马上去成都去,把彭德怀弄到我们学校了。 这个时候,朱成昭形成了一系列跟中央文革对着干的思想,跟我说,中央文革犯了组织上的错误,现在是大动荡大改组的时期,这是第一条,组织上的错误,然后他说,江青不行,这个事情叫她搞坏了,她实际上是不信任我们的。朱成昭的野心是挺大的,他要成立全国性的红卫兵组织,这个叫中央文革给顶住了,他的目标是当总理,野心大着呢。当时他已经对江青这人看法很不好,把红卫兵作为攻击她的目标,由全国的红卫兵联合起来,由我们自己掌握自己。另外他从叶向真那里听到中央内部头头许多乌七八糟的事情,对江青就相当反感。当然这个事情也传到中央文革耳朵里头了,就决定开除朱成昭。 后来戚本禹就召集“东方红”的开会,把我也叫去了,说你们是全国最有名的左派组织,你们应该成立革命委员会,朱成昭因为在与中央文革对立,他现在停职反省,不再主持“东方红”的工作,现在你们推选一个人。实际上王大宾就是这个时候上来的。当时戚本禹认为蔡新平思想一贯右倾,他不能主持“东方红”的工作,建议王大宾主持工作。“东方红”核心组原来有五个人,朱成昭、蒋良朴,我、王大宾和朱德瑜,王大宾当时是组织部长,王大宾更倾向支持朱成昭,但对朱成昭也批一下,比较听话,戚本禹就欣赏这一点。
高元贵与“蔡派”
(该部分磁带坏了,转录后很不清楚,原录音大部分分内容都缺失了) 高年级就比较成熟一些,……一共135个,我们这边,就是蔡派观点的大约122个。…… 一成立革命委员会,戚本禹就指示……老师们的思想就跟我一样,是比较右倾的多。高元贵也结合到革委会了,高元贵跟我们(二团)是最好的了,现在跟我的关系也很好,凡是到高元贵那调查我的,高元贵一听是整我的就把他们教育一番,说“我就是蔡派的”,给推回去。工作组也批判他,何长工也撤他职了,他反而在群众中更有威信了,东方红公社分成两派辩论的时候,他公开表态支持我,支持蔡派。这样他就得到了绝大多数干部的拥护。 (左图:1967年时的蔡新平。) 这个老头本人的作风也是很不错的,王焕是大家最恨的,一直到后来也恨他,王焕是后来地质学院搬迁到武汉去,地质部让王焕当党委副书记(高元贵恢复党委书记兼院长),现在退休了也没人答理他。他在学校一直没有威信。……
蒯大富、聂元梓与我的关系
我们地质学院成立东方红公社的时候,蒯大富在他们学校还是光杆,他跑到我们学校来住着。有一次肖力到我们学校来,问蒯大富干什么呢?他在学校里没势力,孤家寡人,他老呆在我们学校,肖力就找他谈,说蒯大富你的根据地是清华大学,清华大学在全国落后了,地质学院在全国是个非重点学校,扛起大旗来了,清华大学是最有影响的学校,你跑到这里来了,你在初期都是有影响的人物,你的阵地应该在清华大学。 我们说你回去吧,没人给你贴大字报造不了声势,我们帮你贴去。我们一夜就把你们学校的大字报栏盖上。真的,我们到清华大学帮他贴大字报。你把反工作队的人召集起来,成立你自己的组织。他那个时候害怕,在学校挨整之后,像…… 后来就是清华的骨干成员。我们当时就是谁反工作队最积极,对工作队批得最积极,我们就找谁,他就不敢去找,所以他就闹不起组织来。我们的队伍发展那么大了,他还躲在我们学校。我们是凡是哪个学校成立造反派组织的时候,我们就去给贴大字报,一晚上,写标语口号也行,写什么都行,抄什么也行。 他和我们关系不错,他和朱成昭后来有矛盾,他和王大宾有矛盾,他反王大宾这个人,他和韩爱晶特别好,他跟我呢,可以,因为我反王大宾,所以他跟我可以。当年我去东北串联和东北的一些造反派有了联系。因为武斗,一些人跑到到北京来找我,我在学校也没有势力,管不了他们,我就把他们放到清华,他管他们吃管他们住。 我跟聂元梓也不错,我被地质学院打出来后就住到北大,住在北大的专家楼,我就在那儿住很长时间。王大宾抓我的时候,就出来一帮人保护我。卢平,跟北大校长的名字发音一模一样,不知道他现在干什么,聂元梓是革委会主任,卢平是新北大公社社长,一个革委会,一个群众组织,地质学院就没有革委会再加个群众组织 ,跟他们不太一样。
“杨、余、傅”事件后高校两派斗争升级和校内武斗
王大宾成为革委会主任后,就选为北京市革委会常委。他是1967年的4月份成立的革命委员会。后来主席就号召大联合,办高校两派组织头头的学习班,地质学院没有两派组织,但是有两派,我就作为我们这派的代表,参加高校两派的学习班,在北京高级党校住了好几个月 。聂元梓也在。 高校两派学习班瓦解,就是因为杨成武事件。那时高校两派辩论最多的时候,戚本禹下台了。我们这一派是批王关戚的。两派办学习班的那天,中央文革接见两派头头,在人民大会堂开了两天会,让我发言。当时韩爱晶他们北航有一个叫什么来着,他说他不干了,要到农村去。 辩论的关键就是“二月逆流”,对“二月逆流”对还是不对,当时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二月逆流”就是王关戚栽赃老干部、整老干部的。我是同意这个观点的。会上江青老是追问这个问题。王大宾他们认为“二月逆流”就是老干部反中央文革、反毛主席的。 第二次会议的时候,我遇到肖力了,她没坐在台上,前排坐的都是总理、陈伯达、康生,然后就是江青,那边就是李先念什么的……当时阵线就很清楚了。第一天陈伯达主持会议,让畅所欲言,随便说。第二天肖力遇到我了,问我,你有什么意见,也没听你发言。我说我算什么呀,人家都是五大领袖,我也不是哪个组织的。她说你有什么看法,她说人家都抢话,我说我不抢。她说你给江青写个条子吧。我就给江青写个条子,我说我对他们谈论的问题也有一些看法,希望允许我发言。江青就念了这个条子,来请蔡新平讲。我讲话的中心就是认为王关戚就是“二月逆流”祸根子,他们就是整老干部的,中心就讲这个。聂元梓也同意这个观点,大体上同意。蒯大富狡猾,他不涉及这个问题。 我发言那天是最后一个发言,发言完了,中央文革也没表态。第三天开会的时候,邮电学院还是政法学院呢,他们一个常委,他比我讲的观点还多一点,他讲了一半,江青就拍桌子了,说,你认为没有二流派,我看你就是二流派!当时大家就傻眼了。张春桥也起来发了言,康生也讲了一通,之后就没让学生再讲了,就他们讲了。形势马上就起巨变。 当时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是这样,很突然。我还没有回到学校呢,王大宾就组织人把我的宿舍、办公室全部抄了,说蔡新平是二流派。当时高校两派的学习班就办不成了,北京市两派就打起来了。 大约是1968年3、4月吧?高校两派的学习班就散伙了,聂元梓就找我,她说,江青接见了她,单独接见了她,第三天发火的时候就点了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的名字了,江青说傅崇碧跑到钓鱼台去抓人,很坏。要抓杨、余、傅的后台。聂元梓说江青跟她说要抓后台。聂元梓连夜派人来找我,她问杨、余、傅的后台是谁?聂说,我看是谢富治吧?我说不对吧,我看谢富治跟江青跟得挺紧的。我说是不是要搞叶剑英啊?她坚决要干谢富治。我说你一定要干,你派个战斗组去试探试探中央的意图吧。结果她就弄谢富治了。她搞错了,对江青的意图体会错了,后来江青就开始不喜欢她了。 当时军人在台上的就只有叶剑英啊,能在那指挥军队的只有叶剑英了。中央怎么干预这事情,总理怎么平息这事情的我就不清楚了。北京武斗的升级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两派还没有什么武斗,打一打,闹一闹,有天派、地派。杨、余、傅事件之后,北京市两派,以聂元梓为首的叫炮轰派,炮轰谢富治。王大宾为首的要抓小爬虫啊,小爬虫指的聂元梓,开始和聂元梓公开地对着干。王大宾是保谢富治的。矛盾的焦点就是围绕中央指向的这个“后台”到底是谁,是谢富治,还是叶剑英?所谓“抓军内一小撮”就是天派、地派几个头头个人观点不一致,他们的矛盾是在向中央文革争宠,每个人都在琢磨中央文革的态度,都在押宝。聂元梓也在押宝,可是也没押对,宝没了。韩爱晶我一直不知道他的态度,蒯大富我倒知道一点。所以,聂元梓、王大宾和谭厚兰,我也记不清楚了,我现在已经回忆不清楚了。 砸民委档案,这一批材料被抢走之后,好多人就暴露了,据说在国外就被收拾了。朱成昭介入了这件事,朱成昭是不是也想搞这些,我就不知道了。 天派、地派,聂元梓跟他们是不太和的,这五个人中,她是比较孤立的。韩爱晶和蒯大富观点比较一致,王大宾和谭厚兰比较一致。我们认为,谭厚兰跟《红旗》杂志社,她是王关戚的小爬虫,小爬虫的小爬虫,王大宾是戚本禹支持上台的嘛,所以戚本禹下台之后,大家就认为王大宾是跟王关戚一伙的。王大宾就抓住聂元梓炮轰谢富治,就抓住这一点,互相就揭发,为争宠搞臭对方,争北京市革委会中的领导权嘛,就是要达到这个目的。 王大宾嘛,感觉江青并不太赏识他,他实际上没多少能力,领会中央精神也老领会不对,老是闹麻烦,底下叫什么敢死队的,红色尖兵之类的,经常到外面闹事去,制造很多事件,串联在外面制造一些事件,添乱子。
一些有关情况的简要交代
(转录第三盘) 这些情况吧,你要有机会到天津去找周永璋聊聊,他在天津冶金地质研究院,在大学我们一直是很好的,我们叫“二团”,我们一共八个人,是他召集串联的,他没有参加核心组,我说八个人是反朱成昭的铁杆,八个人都是东方红总部和三司的,一个是周永璋是三司司令,一个是三司的后勤部长邱世涛,一个赵国柱,还有吉让寿,都是参加串联三司的。他们四个人是三司的,我们四个人是东方红总部的,叫“二团”,他们四个人叫“6·20造反兵团”,我们叫“东方红造反兵团”,八个人合在一起叫“二团”,就是跟朱成昭和王大宾对着干的。 (朱成昭、蒋良朴)最初对他们是刑满释放,后来改为无罪释放,后来就彻底平反,因为他们是反对中央文革的。朱成昭一看中国没戏唱了,他就要出国,当时是把他从广州抓回来的,他跟叶向真一块去广州,当时他们里边有个叫梅建明的……(听不清),因为他们大部分平反了之后就留校了,除了朱成昭没有留北京、回上海外,一直审查不让毕业的,大概有十来个人吧,除了少数人不在地质大学外,其他都留在学校了。现在叫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在武昌的华中工学院的旁边。找他们谈谈经历吧,要说知道中央的内容他们知道的比我多。 我考的中科院地质所张文佑的研究生,他是所长。我一毕业就让我留在北京了,负责一个五年的大课题,国家和中科院的重大项目。还不到三年老先生就去世了。因为老先生跟所里党组织的头头有些矛盾,老先生死了,他们就闹到我头上来了,我也不是党员也整我,成立个专案组,査我“三种人”,撤我课题组长。 所谓保守的大部分是党员多一点,听党的话的,不像我们总有一些想法。 谭力夫造了一阵子,谭力夫是大学生,但他的影响在中学生,没有多少道理,在大学里他的影响有限。主席毕竟还有话嘛,“有成份但不唯成份论,重在表现”,加上中央的人有几个出身好的?少数出身好一点,但是没有太大作用。在大学生里这一点大家还是比较明白的,不少人并不在乎。学生里头主要是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上,有思想有头脑的,跳得高蹦得高的,响应的人就多。当然有些人也是有野心的啊。有的人政治上特敏感,思想特活跃,他们看问题比较深些,在事情一开始感觉要出大问题。另外一些人也有一些看法,但思想基础不够,没有坚定的思想,一般就是跟着干。还有些就是混,没什么头脑,一看抄家他们也抄家,揪斗打人特积极,在外面冲锋陷阵,搞武斗很起劲,莽汉武夫一个…… 文化大革命真是扯蛋! (这是最后一句话,录音带在此终止)
2013年~2017年整理 2017年11月26日完成 —————————————————————————————————— 【生逢乱世】 从“东方红”成立到朱成昭拒绝“归队”
张华府
《昨天》编者按:本篇节选自作者的长篇回忆录《无罪的囚徒》第二至五章,大标题是本刊另拟的。有关作者与朱成昭等南下广州一行的回忆详见本刊第100期作者的《我当逍遥派后的“大串联”故事》。编者对个别地方加了注释。
东方红战斗队和东方红公社的成立
整个上学期学习的时间没有多少。下学期开学没多久,我们又去周口店实习了。到5月份,我们感到政治气氛开始变得火辣辣的了。“五一六通知”以后,报纸上广播里是天天批海瑞,批三家村,批这个黑帮那个黑帮。接着又出来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的大字报,炮轰北京市委和北京大学党委。热辣辣的气氛直接而迅速地感染了我们,我们纷纷要求回校闹革命。学校很快批准了我们的要求。我们回到学校,投入了文化大革命的初潮之中。 我们这些一年级的新生,对学校的历史和现状并不了解,却在报纸电台的鼓动下,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紧跟着北京大学的步伐,纷纷成立战斗队,开始了炮轰学校党委的革命行动。我们班的战斗队叫打狗队,是我带头发起的。我和我们班的战友们热血沸腾,几乎整夜整夜地不睡觉,写大字报,贴大字报,看大字报,也不知道是哪里来的那么大干劲。 然而好景不长,工作组进驻了学校。在工作组的授意下,我们这些干革命最起劲的学生,成了挨整的对象,说我们炮轰院党委就是反党,要把我们往右派和反革命的圈子里赶。不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而是三十天河东三十天河西。时局的变化太快了,我还没有反应过来,就从革命小将要变成反革命学生了。政治这个东西真是瞬息万变。这是政治给我的当头棒喝,也是政治给我上的第一堂课。 毛泽东回到北京后,召开中央会议,开始批判刘少奇,说刘少奇派工作组去学校是“镇压学生运动”。1966年7月27日晚上,江青在北京大学发表反工作组讲话。28日上午,朱成昭在北京大学上学的弟弟朱成华即把江青讲话的内容告诉了朱成昭。朱成昭原来打算28日就开串联会的。但因为27日晚上北京大学的大会因下雨而提前结束,没有开完。定于28晚上继续开。朱成昭决定再等一天,等28号江青在北大讲完话后再开。28日晚上,江青一行又来到北大,江青继续发表了支持学生反工作组的讲话。29日上午,朱成华又把江青28日讲话的内容完完整整地向朱成昭做了通报。 朱成昭本想抓紧时机,在29日下午召集一个小型的串联会。不巧,7月29号下午,朱成昭被学校指定去人民大会堂参加北京市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那天,我也作为我们系的代表参加了那个大会。朱成昭不得不又一次把串联会推迟到30号下午。 参加7月29号大会的大学生都是学校指派的,有拥护工作组的,也有反工作组的,差不多是一半对一半。会上,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都讲了话。承认了前一段时间工作组压制学生是不对的。学校把反工作组的学生也作为文化大革命的积极分子来参加这次大会,实际上就是想借此为这些学生平反,有恢复名誉的意思。在大会要结束的时候,事先没有任何征兆,毛泽东突然出现了,他在几个人的簇拥下,径直从主席台的右侧出来,直接走到了台子的中央,向参加大会的学生们招手。台下的学生们纷纷站立起来,掌声雷动,“毛主席万岁”的喊声不绝于耳。毛泽东没有讲话,只是在台子中央停留了一会儿,又径直从左侧下去了。毛泽东这次露面没有讲一句话,也没有向和他共事多年的战友和同事寒暄一句,连礼貌性的招呼都没有打一个,完全是旁若无人。这些征兆的含义我当时都没有悟出来。 7月30号下午,朱成昭约了我和其他七八个人到北五楼他的宿舍座谈,这几个人我都是第一次见面,我现在能记起的有程希平、田春林、伏庆是、汤鸣皋、郑文卿、刘长风、杜金山等人。朱成昭向我们转述了7月27、28号江青在北京大学讲话的内容。他告诉我们,中央已经认定工作组是镇压学生的,我们应该尽快成立一个全校性的战斗队,来自己解放自己。当时商定了分头去联系一些前一时期知名的战斗队和个人,约定31日下午在教四楼二楼开座谈会,商议成立全校性的群众组织。 7月31日下午,我们在教四楼开了座谈会,大约有近二十个人参加。我们班有四个人:我、王家传、王奇、卓明德。这一次座谈会,我又认识了一些人,如周永璋、蔡新平、黄瑞华、殷惟侯、万慧祥等。通过热烈的讨论,傍晚时,达成了一致意见,决定成立以朱成昭为领头人的全校性的战斗队。在商议战斗队的名字时,费了不少时间,很久不能想出一个大家都接受的名字。后来,我提议,就叫东方红战斗队吧,“东方红”是毛主席的象征,表明我们是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战斗。这个名字得到了大家的一致同意,朱成昭开始是委托伏庆是,后来就委托我起草东方红战斗队宣言。 到了晚上1点多钟,我起草好了宣言。朱成昭过目后,表示很满意,要求我尽快张贴出来。我连夜约了我们班的王奇,用他拿手的漂亮的毛笔字,用大字体整整齐齐地誊写出来。我又委托万慧祥用水彩画画了一幅旭日东升的狭长的刊头。一直忙到凌晨5点左右,全部搞好了。我们搬着梯子到学九楼西侧的墙去粘贴。粘贴的时候,已经有许多学生起床了,纷纷站在那里观看,议论纷纷。很多同学在问吸不吸收他们参加、在哪里报名参加。我说,到教四楼二楼大教室报名,今天上午就开始报名。 此后的三四天里,我一直在教四楼接待来访的同学,解答各种疑问。同学们的积极性非常高,几天时间,队伍就发展到了几百人。这里,我需要对东方红战斗队成立的时间做一下澄清。不少人认为东方红战斗队成立的时间是1966年的8月8号,根据我的记忆,这是不准确的。8月8号只是东方红战斗队成立后举行的第一次会议的日期,在这个会议上确定了核心组的成员及核心组成员的工作分工。这是东方红战斗队成立以后开的第一次会议,并不是东方红战斗队的成立大会,也不是东方红战斗队成立的日子。而且,我们成立的组织叫东方红战斗队,并不是东方红战斗大队,并没有那个“大”字。朱成昭是个抓战机非常及时的人,1966年7月29号上午,他得知了中央文革在北京大学发表的反工作组的讲话,当天下午他就想约人到他的宿舍商议成立全校性群众组织的事。他是要争分夺秒地尽快成立第一个全校性的群众组织。他绝不会再拖一个星期之久,拖到8月8号才成立这个组织,他会尽一切努力尽快地把这个组织建立起来。根据我的回忆,东方红战斗队的成立时间应该是在1966年8月1日。7月31日下午开的会,8月1日清晨贴出的东方红宣言。 “东方红”刚刚成立,就已经在人们的心目中被看作是一股正义的力量,被普遍认可。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那是“东方红”成立还没几天的时候,我还在教四楼接待来访。我们校图书馆的一位女老师匆匆来到教四楼找我(抱歉,我当时没问她的名字),说学校斗批改兵团的人来到图书馆,要破四旧,要烧书,希望我们能帮助他们处理这个事情,保护图书馆的大量藏书。情况很紧急,老师说斗批改的人现在就在图书馆。我一向对这种打砸烧的简单粗暴浅薄的做法很反感,但当时这种粗野的做法却正在社会上大行其道。我们“东方红”也刚刚成立,无法正面去阻止。我对那位老师说,社会上现在流行这种无知的做法,“东方红”刚刚成立,正面去阻止有困难。我建议:你们可以先给他们一些准备报废的、破烂不堪的书。如果数量不够,再从那些同一版本数量较多的藏书中拿一些出来,凑几十本书应付他们一下,同时对他们说,图书馆也正在 清理封资修的东西,等清理完了,一定再交给他们。先应付应付他们,把他们打发走算了。老师听了我这么一说,就心知肚明了。她笑着说,我知道怎么做了。匆匆赶回了图书馆。后来图书馆交给了斗批改兵团的人几十本挑出来的书。斗批改兵团的人把这些书堆在图书馆前面的空地上烧了,还拍了照片,作为他们破四旧的成果来展示。
“东方红”早期内部矛盾和我对几个关键人物的看法
提到地质东方红,就不能不说一说朱成昭。我和朱成昭在以前素不相识,到“东方红”成立时才开始共事。朱成昭作为地质东方红的一把手,带领“东方红”,从刚成立时的几百人的队伍,直到“东方红”在地质学院成为大一统的组织,并且组建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首都三司),使地质东方红成为了在全国极具影响力的群众组织。这个过程只用了短短两个月的时间。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就完全扭转了战局和形势,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当时的地质东方红领导层人才济济,团结一致,人尽其用,充分发挥了每个人的长处,这是“东方红”初期能够迅猛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蔡新平,“东方红”的发起人之一,是地质系三年级学生。“东方红”成立之初,他和朱成昭关系极为密切,朱成昭对他非常信任。他是“东方红”的政治部主任。但从二进地质部开始,“东方红”核心组的两个重要成员朱成昭和蔡新平产生了隔阂,起因源于二进地质部的决策。朱成昭力主二进地质部,蔡新平对二进地质部持保留意见。进入地质部后,遇到不小的阻力,朱成昭主张绝食抗议,蔡新平认为此举过于激进,反对绝食的主张。这本来只是一些斗争策略上的不同意见,很正常。但是朱成昭后来发现,“东方红”核心组做出的所有决策几乎都很快被地质部所掌握,这说明在“东方红”核心组存在着严重的泄密甚至“通敌”的问题。经过摸底,核心组最后认定蔡新平有重大嫌疑。于是决定暂时中止蔡新平参加核心组的会议。朱成昭对蔡新平的态度也从充分相信变成了完全不相信。所以以后核心组开会均不通知蔡新平参加。蔡新平觉得自己受到了排挤,对朱成昭很有意见。 核心组中两个重要人物的矛盾越来越大,蔡新平的一些同情者和支持者最后形成了一个新的派别,即“蔡派”。他们仍留在“东方红”内,主要是反对朱成昭。他们称支持朱成昭的“东方红”群众为“啃猪蹄的”。在“东方红”内支持朱成昭的是大多数,这些“东方红”群众则把蔡派称作是“喝菜汤的”。这就是朱派和蔡派的由来。 在朱成昭主持工作时期,他对蔡派的态度是听之任之,既不打压他们,也不开除他们,完全是置之不理,不当回事儿。所以,那时蔡派是挺活跃的。那时和蔡派的矛盾主要存在于“东方红”的主流群众和蔡派的群众之间。朱成昭从未撤过蔡新平的职务,甚至在1966年12月份还想重新起用蔡新平,但因为朱派的群众和核心组其他成员的反对而未能实现。 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后期,地质部政治部的干事张金声才对蔡新平透露了“东方红”二进地质部的一个天大的秘密:原来当时地质部在“东方红”核心组经常开会的那个办公室安装了窃听器,“东方红”讨论的所有决策他们全都掌握,这才是泄密的根本原因。此事在张运钧和李颖写的地院东方红史中也有记载 。地质部当时的当权派利用他们窃听得到的信息,有目的地进行挑拨和分化,造成了“东方红”内部长期的分裂和不和。 我不得不承认地质部当权派采用的离间计是成功的,它分化了“东方红”的队伍,分散了“东方红”的战斗力,使一个原来很出色很团结的核心组陷入了分裂和内耗之中。后来当朱成昭作为一个质疑中央文革的先锋人物出现的时候,他原本可能会得到一个有力臂膀的支持,现在不仅没有了这个战友的支持,反而增多了一个举报人,增多了一份举报材料。对于整个“东方红”来讲,这确实是一个挫败。文化大革命确实充满了权谋,我们作为一个群众团体,没有权,又缺乏了智谋,注定是要吃亏的。 周永璋在“东方红”成立初期,为“东方红”是出过不少力的,特别是在筹备三司和三司成立初期在三司主持工作时,都有不俗的表现,这是值得肯定的。周永璋也是“东方红”的发起人之一。我认为周永璋也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朱成昭安排他去筹建三司(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他不辞辛苦,每天骑着自行车去各个院校串联。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完成了筹建工作,为成立三司立下了汗马功劳。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周永璋具有相当强的工作能力和组织能力。后来却因为工作安排问题和朱成昭产生分歧,最后和朱成昭分道扬镳,相当可惜。当时朱成昭要派我常驻三司,替换周永璋。我不同意,拒绝了。后来朱成昭把田春林派到了三司取代了周永璋。再后来,在三司的“东方红”常驻代表又换成了聂树人。 朱成昭为什么要把周永璋从三司换下来?这个问题我原来想避开不谈,因为周永璋已经故去,我没有必要再提及这个事了。但是我最近又看到了田春林写的回忆录,里面说到了朱成昭撤换周永璋的原因,是朱担心周的威望会超过他,因而把周换了下来。我认为,这个理由过于牵强,当时朱成昭的威望如日中天,远非周永璋所能比及,况且朱成昭也非小肚鸡肠之人,不可能做出如此龌龊之事。现在既然田春林在他的回忆文章里有了那样的说法,我就不得不讲出事情的真相。我并没有对周永璋不敬的意思,希望周永璋地下有知,能够原谅我。(下图:周永璋在首都三司成立大会上发言。) 事情实际上非常简单,就是在三司的成立大会上,当时周永璋代表三司发言。朱成昭看了周永璋在三司成立大会上发言的情况。那天应该是9月6号,是我们二进地质部的第二天下午。中午,朱成昭叫上我,说我们去看看三司成立的大会 。我跟他一起去了北京体育馆,没有上主席台,而是上了二楼,我们坐在二楼的第一排,整个二楼都没有人,只有我们两个人。楼下的人并不多,没有坐满,还有很多空位。地质东方红来的人很少,主力都在地质部。我们在二楼,这个位置非常好,看主席台看得清清楚楚。那天并没有重要的国家领导人来出席这个成立大会。周永璋代表三司发言,照着稿子念,在周永璋念稿子发言时,我亲眼看到朱成昭当时简直就看不下去,坐不住了。他认为周永璋形象不行,拿个稿子在念,不仅仅是方言的问题,照着念稿子还结结巴巴,连断句都有问题,简直太丢“东方红”的脸了。他觉得周永璋适合做一些具体的实际工作,不适合做大型活动台面上的工作。他觉得把周永璋放在三司工作会影响地质东方红的形象,所以他才坚持要把周永璋换下来。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理由。他当时就对我说,要我去三司,把周永璋换下来。我说,这不合适,他为成立三司出过大力。三司刚成立,怎么能把他换下来?我不去。周永璋在大会上讲话确实是不行的,那天的发言连我也看不下去。后来,朱成昭派了田春林去三司,把周永璋换了下来。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来,朱成昭对田春林是非常信任的。 1966年10月1日前,中央给了地质东方红一张上天安门的请柬,指名要王大宾去。当时王大宾自己都非常吃惊,王大宾表示坚决不去。他对朱成昭说,你去你去,你拿着去,怎么能叫我去呢?简直是开玩笑。当时朱成昭很大度地说,叫你去你就去,谁去都是代表的地质东方红,谁去不一样?我9月15号已经上去过了。我们今后就是大家轮流上,不能总是一个人上。这样王大宾才同意去了。我觉得当时中央文革对王大宾也是相当重视的。
朱成昭的领袖能力
地质东方红从开始时的几个人壮大到上千人,再到一统地质学院,并不是通过武斗做到的。恰恰相反,在地质学院除了抢广播站那一次稍有肢体接触外,几乎没有发生过武斗。全靠行动决策的正确,是民心所向的结果。事实足以证明朱成昭极具领袖才能,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学生领袖。他政治嗅觉极其敏锐,这从朱成华刚刚把江青在北京大学发表的反工作组的讲话转告给他,他立即就开始串联人员成立全校性的战斗队就能看出来。他组织能力强,选择行动方向正确而且果断。这是其他几个所谓的学生领袖远远不能及的。 拿蒯大富来说,他的政治嗅觉是十分敏锐的,毛泽东的第一张大字报一传出来,他就嗅到了这次文化大革命的目标是要打倒刘少奇。为了在舆论上先声夺人,他不惜采取类似黑社会的手法,把王光美诱骗出来,然后强行进行批斗,以求获取巨大的政治影响力。在这一方面他是成功的。但他的组织能力和领导能力就比较弱了一点,始终组织不起来自己的队伍。蒯大富可以说是唯一 一个得到天地两派共同支持的幸运者,北航的韩爱晶对他的支持是不遗余力的,我们地质东方红的朱成昭也是大力支持他的。朱成昭曾尽力帮助他,蒯大富在最困难的时候,没地方可去,躲在地质学院,“东方红”保护了他。朱成昭还把地质东方红拉到清华大学,为他壮声势,为他拉队伍 。虽然如此,但蒯大富最终也未能在清华“一统天下”。依靠有上通的管道得到指令或暗示,去抓谁,斗谁,打倒谁,那不需要天分,任何一个普通人,只要不是白痴都可以做到。但从一个小小的、孤立无援的、挨整的、还没有任何上层支持的、开始只有几个人的群众组织,能够在两个月的时间,把地质学院的整个形势改变过来,并且对北京和全国的运动进程产生重大推动作用,那决不是一个普通人能够做到的,而朱成昭做到了。 朱成昭的另一个长处是政策把控能力强,当时在全国兴起的打砸抢风潮中,地质东方红可以说是唯一一个没有破坏文物古迹,没有非法抄家,没有体罚游斗“黑帮”和当权派的群众组织,也是第一个不问“家庭出身”,人人皆可参加的群众组织。在这方面,北师大的谭厚兰去砸孔庙,破四旧,给全国带了一个极坏的头。 朱成昭的最大特点是有敏感的政治嗅觉,判断能力强,决策能力强,指挥能力强。我为我曾经有这样一位战友感到自豪。 在我们地质东方红的核心组中,王大宾有一定的号召能力和工作能力。周永璋有一定的组织能力和工作能力。像朱成昭这样具有全面能力的人还没有第二个。 如今,朱成昭已经故去,文化大革命中他也过早地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之外。但他仍然是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一个重要人物,是一个对文化大革命的进程有巨大影响力的人物,这是不可否认的。
朱成昭被中央文革停职
1967年初我外出串联后回到北京还没两天,应该是1967年2月4号吧,就赶上“东方红”在探工食堂开大会,朱成昭在台上讲话。我和我们班的同学一起,坐在台下听朱成昭做报告。原以为朱成昭会说“东方红”下一步会展开一个什么重大行动,结果不是,是讲他对文化大革命几个问题的看法。台下静悄悄的,相信大家和我一样都没想到,也感到新奇,都在聚精会神地听着。他讲到了对打倒老干部的看法,对抓联动的看法,对中央文革小组的看法,还说现在的群众运动和文化大革命初期不同了,群众运动现在变成中央文革运动群众了。 他还说了几个问题,我都是第一次听说,感觉他的见解挺独到的,也是挺大胆的。有些问题我觉得说得不错,我也有同感。从台下的群众鸦雀无声来看,应该是台下听众都被触动了,都在思考这些问题。 会后,批判的大字报很快就出来了,说是批判“反动的八大观点”,我这才弄清楚原来会上讲了八个问题。当然,这肯定算是一个重大事件,马上就有人上报给了中央文革和周恩来。没有多久,中央文革就由戚本禹出面,勒令朱成昭“闭门思过”,地质东方红的工作暂由王大宾负责。 朱成昭下台了,这应该是蔡派取得的一次胜利,他们的眼中钉朱成昭被撵下去了。但他们自己并没有被扶正,反而同样受到中央文革的批评,说“蔡派也要检查自己的问题”。看来中央文革对蔡派还是有警惕的。毕竟朱成昭是中央文革树起的一面旗帜,中央文革培养一个学生领袖并不容易,自己树起来的学生领袖又被自己打倒,怎么说都还是自己的损失。他们对在中间拨弄是非的蔡派不可能有好脸色。蔡派在地质东方红内仍然是一个另类。 我本来这时已经成了个“逍遥派”,还打算出去趁串联之机游玩,但觉得自己的朋友遭难了,在这种时候我出去游山玩水,在感情上是说不过去的。我告诉在上海等我的王白沙等伙伴们,朱头出事了,在短期内我去不了上海了。 朱成昭从接到“闭门思过”的通知开始,就把自己关在了西三楼的327室,基本上不再外出。除了去小卖部买香烟,他连去食堂买饭都懒得去,基本上都是打电话叫我去给他送饭。他是我的老战友,现在他有难了,给他送饭我觉得是我应尽的责任。 蒋良朴虽然并没有被停职,但他为了表示对朱成昭的支持,也自我停职,不再到总部去了,而是经常到西三楼和朱成昭待在一起。其他老“东方红”的战友们也不断地去西三楼看望。从2月中旬到3月上旬这一段时间,老“东方红”们去看望朱成昭的可以说是络绎不绝。 但从3月中旬起,去的人就很少了,大概是看到朱成昭复出无望吧。后一段时间,经常去看朱成昭的,也就是蒋良朴、李尤江、颜宽、王北宁,还有我了。叶向真在那段时间也经常去探望朱成昭。我们在一起时也无所事事,整天也就是谈天说地,山南海北,东拉西扯,自觉地不去谈论政治问题,用闲谈来打发时间罢了。 为了消磨时间,我拿出了我喜欢的新鲜玩具飞镖,他们都没有见过,很稀罕。在朱成昭住的房间没有标靶,我就在门上掷着玩。刚开始时,朱成昭也觉得新鲜,也尝试着投了一会儿,很快他就没有兴趣了。只有我始终都兴趣盎然。后来我挑了两三个好的,放在了我中学的同学张延群那里保存了起来,准备回家的时候带给我弟弟玩。 我的好伙伴们从上海回来了,他们也来看望朱成昭。他们了解了这一事件发生的经过。最有戏剧性的是有一次,王白沙来看朱成昭,很凑巧,那一天叶向真也在,但是王白沙并不认识叶向真,她只看到有一个穿军大衣的女子也在那里,并没有引起她特别的注意。王白沙对朱成昭说,他的八大观点肯定是受了叶向真的影响。朱成昭不承认。王白沙说,不是她对你说的,那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闹矛盾你怎么会知道?叶剑英和中央文革吵架拍桌子把手指骨拍断了你是怎么知道的?一句话把朱成昭问住了,无言以对。接着王白沙就把叶向真数落了一通,说朱成昭就是毁在叶向真手里了。 叶向真当时有些狼狈,她不能说她就是叶向真,也不能去制止王白沙,只能硬着头皮坐在那里。朱成昭当时也不便说明,他不好说这就是叶向真,你别再说了。所以当时整个局面使朱、叶两人相当尴尬。王白沙是性情耿直坦荡之人,她对朱成昭下台相当惋惜,因而数落起叶向真来毫不客气。这一句一句的,一般人听了肯定受不了。多亏了叶向真修养好,始终不发一声。事后,王白沙知道了那个被她骂的叶向真原来就是那个穿军大衣的女人,她也并不在意,还嘻嘻哈哈地笑了起来,说,我本来就想当面数落她,就是不知道去哪里找她,还正好叫我碰上了。 再后来,王白沙和童隆裴发现了朱成昭与叶向真的关系,认为他生活作风不检点,觉得他不正派,以后就不再去看朱成昭了。这使我比较为难,一边是我过去的战友,现在落魄了,另一边是我的挚友,我的好伙伴。两方面我都不愿意舍弃,我只能两方面维持。 这期间,我还去过王白沙家里几次。每次都是王白沙说她妈妈想见我,要和我说说话。我也很喜欢他们家的气氛,很民主,家长和孩子之间亲密无间,很平等,没有家长的架子。我们家就缺少这种气氛。所以我是有请必到。其中有一次是我带着伏庆是一起去的。但是去大串联的事却迟迟定不下来,我总想等朱头的事情能够告一段落后,我们再去大串联,所以就一直拖了下来。 转眼就到了3月底。朱成昭说,闭门思过快结束了,闷了一个多月,哪里也没有去,下个月要出去好好玩一玩,散散心。我们就商量着买4月份的月票。那时候月票很便宜,一张月票只要四块钱。蒋良朴家是湖南农村的,连四块钱也拿不出来,李尤江善解人意,自己掏钱替蒋良朴买了月票。同时买月票的还有我、朱成昭、颜宽和王北宁。 . 朱成昭和中央文革渐行渐远
朱成昭思想的转变,即从紧跟毛主席、紧跟中央文革,转变为对中央文革有怀疑,这是一个巨大的转变。这个转变是怎么发生的,我无从知晓,应该是发生在我上次去大串联的那段时间吧。我不认为这完全是他独自思考的结果,应该是受外部影响和当时形势这两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 现在回顾起来,我个人认为主要原因应该是两个,一个原因是叶向真对他潜移默化的影响,另一个原因可能是彭德怀事件对他思想的转变也起了一定的作用。1966年12月份,中央文革指示地质东方红去成都抓彭德怀。朱成昭遵照中央文革指示派出地质东方红的小分队去执行这个任务。不料连派了两批人员前去,都被彭德怀感化。被派去的“东方红”战士都认为抓彭德怀是错的,彭德怀是冤枉的。小分队的负责人王大来还专门回到北京向朱成昭反映他们的看法。朱成昭也如实向中央文革反映了地质东方红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中央文革因为此事对地质东方红非常恼怒,于是戚本禹又改派北航红旗去抓彭德怀。朱成昭不得已,又派出第三拨人马,由王大宾和胡乐成去督阵,才完成了任务。朱成昭是个有思想的人,被派去抓彭德怀的小分队前后共有一百多人,从小分队领导到普通的“东方红”战士,为什么一致认为彭德怀是冤枉的,不应该抓?我认为朱成昭一定会思考这个问题。 这就可以合理地解释为什么朱成昭不愿意把彭德怀交给北京卫戍区,而是直接把彭德怀接到地质学院了。应该是朱成昭留了个心眼,想弄清这个问题,把彭德怀留着地质学院,彭肯定是安全的,决不会受到不人道的对待,决不会受皮肉之苦。所以他心里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把彭德怀交给在北京站等着接人的北京卫戍区的李钟奇。他先安排梅建明去弄两辆高级小轿车,小梅就去找何长工和旷伏兆,把他们两个人的小轿车和司机都借来了。朱成昭先把这两辆小轿车开到了丰台车站,利用火车在丰台停靠的机会,把彭德怀提前接下了车,直接把彭德怀带到了地质学院,使在北京站等着接人的李钟奇等了个空 。朱成昭把彭德怀安排好住处后,当天夜里,朱成昭彻夜未睡觉,在看彭德怀的万言书和彭德怀随身带的其它一些中央文件。后来,迫于中央文革和周恩来的压力,他才不得不把彭德怀交给了北京卫戍区。有可能是朱成昭那天夜里看了一些彭德怀带的中央文件,了解了一些真相,他或许也认为彭德怀是被冤枉的。此事对他思想的转变应该也有相当的影响。 朱成昭思想的转变带来的影响力也是巨大的,这从中央文革不得不修正了原来执行的政策就可以感受到。中央文革从原来的抓联动,到4月份又改为放联动,从打倒老干部,改变为拉拢大部分老干部。这种政策上的改变,是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的。中央文革放弃了继续承认造反派自下而上的大夺权,是中央文革改变既定政策的最明显的征兆。 造反派大夺权的浪潮首先从上海开始,上海“一月革命”就是试点,也是号角。上海“一月夺权”风暴拉开了全国造反派大夺权的序幕。当时“一月革命”被评价得那么高,宣传得那么厉害,是干什么的?它并不是放个大礼花,让全国人民看看热闹就完了。它是给全国树立的一个样板,是全国都要照着做的。接下来,很快就会是全国性的清一色的造反派大夺权,建立清一色的造反派全国政权。在这个紧要的时候,却突然停了下来,没有在全国铺开。为什么?就是因为在这个关键时刻,在2月初,朱成昭公开发布了他的八大观点。而这八大观点明显地是和中央文革唱反调的。这个意外出现的突发事件,打乱了中央文革既定的战略部署,迫使中央文革暂停了预定的全国造反派自下而上大夺权的计划,不得不花出时间和精力来整合和解决造反派内部出现的问题,将一度竭力鼓吹的造反派“自下而上”大夺权改良为由中央主持“协商”成立三结合的革委会。 这些情况都明确无误地表明了中央文革政策的调整。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调整?我个人认为,这个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朱成昭思想的转变而引发的连锁效应。有人可能不会同意我的这一看法,他们会说,朱成昭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学生,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大的影响力? 不错,朱成昭是一名普通学生。不过,不要忘记他当时已经是一名学生领袖了。而他的学生领袖地位正是毛主席和中央文革亲手树立起来的,他已经成了中央文革指挥全国运动方向的旗帜。朱成昭在12月份曾经对“东方红”核心组成员说过,要在地质部装100部电话,要在全国成立几十个联络站,要指挥全国的运动。一个学校的群众组织头头,怎么可能有这么大的口气、这么大的野心?显然应该是当时他就已经得到了中央文革的授意。现在,如果朱成昭继续紧跟中央文革,那么中央文革把这面旗帜指向哪里,全国的运动方向就奔向哪里。中央文革的意图就是要通过这些造反派来实现的。毕竟中央文革手中并没有正规军队,中央文革手中的军队就是红卫兵,就是造反派。这是中央文革运用得最得心应手最听话的军队。但是,现在这个军队的头头朱成昭已经有二心了,已经不听话了,那么中央文革还能依靠谁呢?所以中央文革应该是最不愿意朱成昭的思想发生变化的,是最希望朱成昭能继续留在中央文革麾下的。这就是为什么在4月初,朱成昭闭门思过刚刚结束,中央文革就由江青直接出面,派王大宾给朱成昭做工作,传达中央文革对他的挽留,希望朱成昭能“归队”。 我们还应该注意到以下两点,第一点是时间,是在4月初,4月6号。朱成昭3月31号“闭门思过”才期满,仅仅几天之后,中央文革就做出这个大动作,表现得很急迫。我认为这是中央文革想尽快地平复这一突发事件,不要影响到他们战略部署的正常进行。第二点,是由江青直接出面来摆平此事,这也极不寻常。当初让朱成昭“闭门思过”的是戚本禹,而现在要朱成昭“归队”的是江青。由这么个重量级的人物出面,足见对此事的重视程度。谁能够否认这不是中国的一把手毛泽东的意思呢? 所以,此时朱成昭的立场,对中央文革既定方针的执行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央文革的实际负责人江青希望朱成昭能做个检查,认识自己的错误。注意,只是要求做个检查。然后呢?然后就是朱成昭“归队”,“东方红恢复原来的秩序”——这是中央文革的原话。就是说,朱成昭做检查以后,朱成昭就可以复出了,仍然担任地质东方红和三司的一把手,一切照旧。 这是2014年我去探访王大宾时,王大宾亲口对我说的。当时王大宾为了有个旁证,特意带上李贵一起去给朱成昭做工作。王大宾给朱成昭说得非常清楚,他对朱成昭说,做个检查就完事了,你总得给中央文革一个台阶下啊! 这是一个看似小事、实际上却能扭转乾坤的关键点。但是,朱成昭拒绝了。这或许是朱成昭过于耿直,不愿意做违心的检查;或许是朱成昭作为一个政治人物的新秀,还不太成熟,还没有太多的城府;或许——我不能不提及这一点,是叶向真对他思想的影响太深,他不愿意辜负了叶向真。总之,是朱成昭拒绝做检查,拒绝和中央文革妥协,拒绝再重新回到中央文革的阵营来。 这段文化大革命中极其重要的历史事件,就以这样的方式结束了。它是以叶剑英为代表的老干部势力,和以中央文革为代表的新生势力之间,对红卫兵造反派掌控权的争夺战。这一争夺战以叶剑英为代表的老干部阵营取得胜利而告终。他们成功地把红卫兵造反派的领军人物朱成昭和中央文革离间了。历史就这样定格了。 这是一个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极其重要的事件。可惜,很多人到现在还没有看清楚这一点。 所以,接下来,中央文革就只能调整自己的战略部署了。你想想,连中央文革亲手树立起来的旗帜朱成昭对中央文革的方针都怀疑了,都和中央文革决裂了,那还会有多少基本群众会死心塌地地继续跟着中央文革干呢?造反派全面夺权走不通了,那么,调整方针是势在必行了。1967年4月下旬,中央文革先是把所有被抓的联动请到人民大会堂,由谢富治承担抓他们的责任。然后宣布最高指示,是毛主席要把联动全部释放。而且,被抓的这一段历史不留档案,就像没有发生过一样。当时,不仅被抓的联动热泪盈眶,感激涕零,而且也对一大批高级干部起了安抚作用。中央文革只能放弃原先的全国统一由造反派掌权的第一方案了。退而求其次,先“三结合”吧。 历史给一个人的机会往往只有一次,错过了,就永远找不回来了。朱成昭错过了这次机会,他永远就没有第二次机会了。他先是拒绝了中央文革的提议,后来,一段时间以后,他回味过来,又表示要做检查。但是,晚了。历史就是光阴的流淌,过去了就追不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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