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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昨 天》第一〇七期(增刊)
帖子发表于 : 周六 3月 31, 2018 9:27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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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 天》第一〇七期

抢救文革回忆 积累文革资料 交流相关信息 促进文革研究

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18年2月28日第107期(增刊)

本期目录

〖北京地质学院文革专辑8〗

口述历史

印红标采访 牛彩茹根据录音笔录 蔡新平口述北京地院文革经历
聂元梓大字报广播前后的政治气氛和我的表现
工作队进驻初期
我带头参加了6·20赶工作队游行
薄一波批示让我们成了“反革命”
7月18号风向转了
反工作队的“反革命”们串联成立“东方红”
一进地质部和8·24大辩论
周永璋串联成立三司
二进地质部与朱蔡分裂
朱成昭反中央文革和王大宾执掌东方红
高元贵与“蔡派”
蒯大富、聂元梓与我的关系
“杨、余、傅”事件后高校两派斗争升级和校内武斗
一些有关情况的简要交代

生逢乱世

张华府 从“东方红”成立到朱成昭拒绝“归队”
东方红战斗队和东方红公社的成立
“东方红”早期内部矛盾和我对几个关键人物的看法
朱成昭的领袖能力
朱成昭被中央文革停职
朱成昭和中央文革渐行渐远
陈永迪 到军事科学院抢“黑材料”

故纸堆

周永璋 关于文革中有关问题
史林一叶

何 蜀 北京地院“东方红”与重庆“萧李廖”、罗广斌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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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历史】
蔡新平口述北京地院文革经历

印红标采访 牛彩茹根据录音笔录

采访时间:1990年11月(?)
采访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华严北里中科院宿舍
笔录时间:2013年6月~9月
整理注释:蔡新平

蔡新平的说明(下图为蔡新平近照):
文革研究者印红标先生在1990年找我采访,是孙司权(原北京地质学院文革中的“二团”成员)的妹妹孙司政介绍的。孙司政原是黑龙江建设兵团知青,印红标有朋友或朋友的亲属和她是建设兵团战友。采访时印红标是北大青年教师,有心研究文革史,在来找我之前,据说已经采访过蒯大富等人。采访是记录在录音磁带上。但长时间没有整理,磁带已经老化,有些段落已经损坏。后来在北大资料室的协助下制作成音频电子版(MP3格式)。直到12年后我才与印红标重新联系上,他给我提供了这个转录的MP3音频文件。我当时因野外工作高山反应后耳朵听力严重受损,磁带转录后音量又很小,也不清晰,我几乎一点也听不出来。我夫人牛彩茹从地质大学退休后鼎力协助我的文革史资料整理工作,文字转录工作全部由她完成,她反反复复地听,连听带猜,边听边打字,很是辛苦。在此对我夫人的辛勤劳动致以我衷心的感谢。由于我已完全听不清录音了,我仅审读了整理出来的文字,在审读中对个别错别字和可能误听的局部文字、名字、词汇等进行了校正。为保持原样,即使是现在已知道有误、与现在看法不一致的地方,也不再做大的改动,需要时以加注的方式说明。
从1990年到现在,又过去了26年,记忆虽然又有所衰退,但通过阅读、交流、学习,特别是老校友们陆续写出的回忆录及有关资料的出现,对回忆提供了很有价值的线索,加之对文革的认识与当年相比有了更深刻的变化。这样回头再看当年的口述,就看到了许多缺陷和不足,有些地方有明显的错误,同时也深感当年认识的肤浅。这个采访录音只作为一个原始资料保存下来,可与我以后正式的回忆录作个比较。
小标题是编辑过程中为阅读方便加的。

聂元梓大字报广播前后的政治气氛和我的表现

大约是在1966年4、5月份的时候,当时报纸上发表的一系列文章,批《海瑞罢官》,批“三家村”,批《燕山夜话》等,类似这些文章矛头直指原北京市委,火药味很浓。学生当中对政治比较敏感的人,认为有一场大的政治风暴要来临了,我就是其中的一个。
当时我是班长,正在野外 实习。我带一个实习小组,小组共6个人,都和我关系不错,我就经常跟他们谈这个问题,我说国家要出事,我们得多想些问题。从野外回来后,就到图书馆阅览室看一些杂志,翻早期的一些杂志的时候,从《红旗》杂志上发现了一些觉得有问题的文章,像我们这样的认识水平,就写了一篇文章,批《红旗》杂志上的文章,想把稿子邮出去,没有邮。告学校领导的一封信当时是怎么发的不知道,怎么落到学校手上的也不知道,总之是叫学校给扣了,保卫处派人到班上来调查来了,也可能是从杂志社转到学校来了,也可能我给院党委写了信?已记不清了 。我们觉得压力挺大,心情非常压抑。这是5月中下旬的事情。当时我是三年级。
6月1号发表聂元梓的大字报后,我们就感觉到学校的党委跟北大的是一样的,是压制学生的。我们不过是写了一封信,学校保卫处就搞得非常厉害。那时,文化大革命以前,学生和学生的联系不多,除了本班与本年级有联系,外系的很少有联系的,也不知道其他系有什么,外校就更是什么也不知道。我们写东西,我们的想法,都是来自自己的思考。我们6个人,在学校党委调查下都很害怕,其中有3个人特别害怕,要把责任都推到我的头上,说是蔡新平搞的,他们不知道。推吧,我不否认,本来也是我搞的。
6月1号夜里发表了聂元梓的大字报后,学校每天早晚大喇叭都要按时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听后很激动。我们几个人就连夜起草了一封信,我们觉得地质学院的党委和北大的党委一样,第二天一大早就跑到人民日报社去了,去揭露党委压制学生,送告状信。
我还记得清晨下了场雨,到人民日报社后雨过天晴。
等我们从人民日报社回来,就发现学校里的大字报了,半天的功夫贴的就相当多,所有大字报的矛头都是指向党委的,可见已经有很多人对党委不满了。当时从社论和发表聂元梓大字报来看,感觉到中央是要推进这个运动,要揭开北京市的盖子,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这个盖子,认为北京市要搞修正主义,政治敏感的人从发表一系列文章,如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等,就已经感觉到了这个大气候。大家的认识主要站在社论的立场上,认为各个单位的党委也是修正主义路线。那时没有什么个人的恩怨,所提出来的都是政治问题,包括老师和学生,一般认为北京市委的那条黑线也都伸到了各个学校的党委。北京市委是领导各个学校的,既然北京市存在这样的问题,各个学校党委对前一阶段表现的态度又很不积极,学生当中凡是有响应这个号召的,呼应报纸社论发表意见的,学校都采取压制的态度,主要是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我估计各个大学的情况类似。对地质部不了解,我们学生跟部里也没打过交道。
从6月1号到6月3号这三天的时间,大字报声势就很大了。到3号下午的时候,校领导就开会,原来校长兼党委书记是高元贵,可能半年前吧,调了个部队干部王焕当了党委书记。党委分析这个形势,认为是类似于1957年的右派反党,认为在包括老师和学生中有右派。当时就召集各系教研室、班干部开会,组织他们再贴出一批大字报来反击右派的大字报,这个在地质学院叫“6·3反扑”。
我不是党员,我现在也不是党员。各个班写大字报,我是大字报没写,我是去了人民日报社反映情况。组织批判时虽然没有完全形成党员站在一边,但大多数党员站在那边。双方虽然还处于辩论的状态,但由于一方是受党委支持的,从气势上就很强,批党委的一方就感到压力很大。

工作队进驻初期

地质部就在6月8号,由何长工带队,派工作组进来了,何长工带队,地质部的几个副部长都到场了,在会上何长工宣布,我们是来支持学校运动的,以高元贵为首的校党委压制学生运动,他们目无地质部党委。要按何长工讲话,高元贵这个人傲慢得很,三年不进我地质部的门,从不给我汇报工作。然后6月8号这天大会上就宣布撤销高元贵的职务 。学生觉得工作组是来解放群众的,那些感到受压抑的学生就欢欣鼓舞。我在底下听这个报告的时候,非常激动,我就喊了口号,已经记不清是什么了,大概就是坚决拥护之类的,但是没有一个人响应,我感到很尴尬,感到压力很大。
我回宿舍贴了一张标语,“无产阶级革命右派翻身了”,结果“右”字没打引号,意思是党委把我们提意见的打成“右派”,其实我们是左派。贴出后有一个人边看边念,琢磨这个右字,我一看不对劲,就马上把它给扯下来了,怕抓辫子。说明当时心里非常激动紧张。
这一段时间应当说学生是支持工作组的,工作组开始进来的时候并不是像有些学生说的那样是镇压学生运动的,至少对工作组的态度变化大约是五六天后。既然何长工来把高元贵的职务都撤了,因为很多学生还不知道党委书记是王焕 ,以为高元贵就是党委书记。既然党委书记都撤了,批评党委的人就更活跃了。老师中明白人多,他们不满意撤高元贵,认为地质部搞错对象了,是在用打击高元贵做表面文章,实际在保压制群众的党委。因此他们批党委主要火力是批有实权的几个人,如周守成、聂克、李武元等,王焕来的时间短,对他点得不多。支持党委的人也不甘示弱,双方两派就没黑没夜地天天辩论。
这时候出现一种新情况,派到各个系和各个年级的工作组开始收缩,不再支持这些学生反对党委,对学生中批辅导员这一级的情况工作队反而很放纵。因为工作队成立了新的党委了,由工作队的党委代替学校旧的党委,工作队的党委里吸收了原党委书记王焕,他是部队调来的,时间不长,是何长工派来夺高元贵的权的,1966年上半年的时候撤了高的党委书记,现在又罢了高的校长。工作队队长邹家尤当了党委书记。
从学生的角度认为他们的调子越来越右,限制越来越多,学生开始不满意了,说你们工作队违背了何部长的意图,何部长是支持学生的。当时还没有往更高层的方面想,没指到部一级,认为工作队违背了部党委的意图,所以学生就开始反对工作队了,开始给工作队贴大字报了,说工作队压制了学生,保旧党委。
老师也出现了一帮人,同样也是,包括干部。地质学院当时有个干部叫李贵,是党委委员,教辅处的处长,主管后勤的,这个老头就发表演说。因为当时岩石教研室的老师去北京市委告状去了,北京市委已经是新市委了,告工作队的状,说工作队不把矛头指向批判原来校党委,而引导学生把矛头指向斗辅导员和老师,认为方向错了。已经有大字报怀疑地质部的企图,工作队不是来支持学生革命的,是来夺高元贵的权的,是来保党委的老班子的。
我感觉,学生中斗辅导员的情况并不是很多,我们系,至少我们年级根本没有这种情况。别的系个别的班级有,可能有的学生过去被他们年级辅导员,也是年级的党支部批过,不得志,受压,学生出现一些报复情绪,借机就开始批斗辅导员。比如水文系四年级的朱成昭,批判本年级的党支部书记、辅导员,给老师身上浇墨,把墨水泼到老师身上。这时候老师们就相当不满意了,老师就认为工作队方向不对,为什么引导学生不批判原来的党委?当时群众的认识,认为原校党委是和旧北京市委的黑线连着的,认为工作队保原来的党委,把矛头引向批基层干部,大方向错了。
北京市委就派了两个人到学校来调查看学生大字报,学生把他们围上来,让他们讲话,他们讲话说批判的重点应该是校领导,不应该是年级的党支部和辅导员,他们受修正主义影响,但是他们不是主要的批评对象。来调查的人是支持反映这些情况的老师的。李贵这个老头他跳出来讲话,他也表示支持岩石教研室的这张大字报。但是下来了的时候,工作队就制造舆论,说李贵这个人没有党性,和工作队对着干,而且也出来了批李贵的大字报。
以这个人为分界线,支持和反对的明显对立了。

我带头参加了6·20赶工作队游行

赶工作队的行动是怎么出来的?就是李贵演讲的当天中午,是物探系还是探工系的一帮学生 ,拿着一张纸写一个字的大标语,叫“坚决支持李贵的革命行动”,就到学校的大礼堂前张贴。大礼堂是地质系的大饭厅,我正在吃饭,当时我就对他们说,别贴了,干脆我们到学校游一圈。同学们都同意,我把碗放下,和他们一起,就一人举一张走起来。这一走就越走人越多了,跟上了一大群人,大约有一两千人了 。跟着走的人越来越多,就成了声势浩大的游行了。
人一多形势就不一样了,就把工作队住的这个楼包围了,就要求工作队出来答复学生。邹家尤也没有见过这阵势啊,就挺害怕的,就不敢出来,越不敢出来学生就闹腾得越厉害。工作队就提出派代表,因为我是一开始就跟他们游行的,等于是带头的,走在前面的,我就被推举为代表。当时比较活跃的有庄一龙,戴眼镜的小个子,还有周永璋,其他人还有谁记不住了,当时还互不认识。我们年级的辅导员江祖如,也是年级的党支部书记,他支持反工作队,还跳到桌子上发表演讲。我想我们年级党支部大多数人是支持我们的,如周永璋,是学生中的支部委员,基干民兵连长,参加游行了,紧跟江祖如也演讲。大家当场推举代表,大家也推荐江祖如当代表,但是工作队不要老师只要学生,6个学生,跟工作队谈判,提出四五点要求,总的精神是要工作队撤销王焕,因为王焕是旧党委的党委书记,撤销王焕工作队党委副书记的职务,接受群众批判,改组工作队党委,撤换工作队。这是关键的一条。另外让邹家尤做公开的检查,承认错误,让他发表态度,支持李贵、岩石教研室的老师的行动,要求派车送师生到国务院上访等,类似这样一些要求。
当时工作队含含糊糊,也没说同意,也没不同意,说我们要上报部党委研究,认为学生要去国务院反映问题是合理的,同意派车,把学生糊弄下去就算了。学生也没有什么组织,等等吧没什么劲了,学生就散了。
但是当晚谁也不睡觉,都在马路上辩论,后半夜了马路上还都是人,快天亮了才渐渐散去。可是一天亮,大字报就铺天盖地贴出了,原来有的人在外辩论,有的人在家写大字报。
6月21号,部党委和工交口的李人林到学校来支持工作队,警告学生说反工作队背后有黑手,正式宣布罢高元贵的官。这根本不管用,反而招来了反工作队师生的更猛的反击。最后等到一个什么结果呢,大概是6月25号吧,等来了薄一波的批示。在薄一波批示广播之前,学校正辩论得热火朝天,辩论的最关键的是,工作队认为这次游行是有预谋、有计划,是有幕后操纵搞的,而当事人认为并不是有谋划的,而是自发的,认为他们是诬陷。主要是辩论这个问题。如果是有幕后策划有组织、有计划、有阴谋的,就是被坏人操作的,如果是群众自发的,性质就不一样。针对这两个问题进行辩论。
到最后一天的时候,就是薄一波指示下来之前一天的时候,我一早就贴出了一张大字报,开夜车写的。这张大字报的标题叫《我也起义》,因为当时很多贴大字报的人就是说他“起义”了,是被人鼓动参加游行的,认为工作队是对的,赶工作队是错的,自己犯了错误,上当受骗,现在反戈一击了,现身说法,说这个运动是有人策划的,就胡编吧,都写自己“起义”了,也就是检举揭发呗。如是我也写了个《我也起义》。当时这张大字报就挺吸引人,你想,当时蔡新平是带头组织游行的,他也“起义”了,说明这真是有问题了。但实际内容就是驳斥他们,写的比较详细,用事实告诉大家。这样风向就有些转了,对我们支持的多了。随后更多的人纷纷揭露真相,其中有的揭发那些写“起义”大字报的人,其实他开始并没有参加游行,他就是反对游行的,工作队发现了这样的人,收买了这样的人,让他们也参加游行,他们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进的游行队伍,当时就是在反对在捣乱,实际是内奸,是工作队收买的人。如是把这种所谓“起义”的人给揭露出来了,这形势更好了,说明工作队在搞阴谋,反工作队的声势反而越来越大了。

薄一波批示让我们成了“反革命”

正在这时候,就突然广播了薄一波的批示,批示就是几句话,说学生赶工作队的就是夺工作队的权,夺工作队的权就是夺党的权。因为当时给工作队提了一条,改组工作队党委,要求组织一部分群众代表参加监督工作队的活动。夺工作队的权就是夺党的权了,反工作队按薄一波批示给定了调子,反工作队就是反党。
当时薄一波挺红的,怎么红呢,当时林彪给工交党委一封信,说工交党委是一面旗子,工作做得好,所以薄一波算是红人,在中央的位置也是比较显赫的。他的调子定得比较高,毫不含糊,反工作队就是反党。
工作队的声势就壮了,把学生就给整下去了。我正在吃饭,听到广播后就像一下子掉到冰洞里了,胸口一下子就堵住了,这饭是吃不下去了。各个班开始批判,我的班上把我睡的那张上下铺床从靠墙的位置就推到了房子的中间,床的四面都贴上批判我的大字报,睡觉时钻进去,不许把大字报碰掉了,连上厕所也有人跟着,就是监视起来了,天天开会批判。
开始几天我不服气,和他们辩,后来感到形势越来越不对头了,调子越来越高了。当时我就跟蒯大富差不多,我就宣布绝食,邹家尤就找我谈话,说你绝食你就绝吧,我不害怕,像你这样的人死了,一个反革命分子人死了,有什么稀奇的?就跟外头死一条狗一样的。话就这么说了,你要绝食你就绝去吧。我一想,这些人也做得出来,他要不管你,你还下不了台,你就白死了,他还不像蒯大富,蒯大富绝食的时候,跟他谈话的是劝他吃饭,年轻人嘛,犯点错误不要紧,来日方长……是从这个角度谈的。可对我就是这么谈的,你要死了,我们就当死了一条狗,反革命死了根本就不可惜。咱就没见过这个阵势:你这个行动就是反党,不要采取这个愚蠢行为。现在我准备通知你的父母。
我一想,我爸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受到冲击了,他官不大,过去说他有历史问题,他是1937年参加革命的,38年入党,新四军,当过豫鄂边区党委书记陈少敏的机要秘书,后来长期搞地下工作,直到迎接大部队南下,和平解放武汉,发挥了重要作用。审干时说他哪年哪年脱党了,1955年整党的时候把他的党员抹了。解放初是武汉市劳动局的领导,给他抹了下来,开始定的13级吧?搞一次运动降个一两级,文革前就是个18级小干部了 。真要告诉给父母,那给他们的压力太大,心里害怕了。所以绝了一两天食,哈哈,也就两天,当然出不了名。
我印象中朱成昭他没有参加6·20反工作队游行,他属于斗辅导员的那一拨的,老师们就反对这个嘛。王大宾那个时候是否参加了游行不知道,但是学生代表里面肯定没有他。周永璋和江祖如在一起,周永璋是学生党员,支部委员,江祖如支部书记,都是带头游行的。工作队对带头反工作队游行的人整得最厉害。工作队认为学生斗党支部书记也是反党的,所以朱成昭也挨了整,他主要是从这方面挨整的。
薄一波批示下来之后就只有一个声音说话,再也没有反对的意见了。

7月18号风向转了

我们就天天在那挨批,批了一段时间后就到了7月中旬了,大概是7月18号吧,头一天就说,明晚上要开一个大的批判会,全校规模的。以前都在班级,顶多也是各个系里开。后来听说,开完批斗会后要把这些右派老师和右派学生押到地质部在塘沽地区一个农场去劳改,有十几个干部、教员,二三十个学生。当时已有风声,真实情况是后来知道的。这是我们班的工作队队长,天津水文队的一个干部,我曾经在1966年的冬天骑自行车去找过他,在他那住了一天,是他告诉我的。当时工作队宣布的五种人嘛,极右、右派、中间、中偏左的、左派,像我们这样的就都定为了“极右”,老师划为极右的好像是13个人,像李贵、安静中、王暄堂、陶世龙、傅昭仁,探工系王大来,地质系老师郑伯让、李明哲、莫宣学、邓晋福、万天丰,辅导员江祖如、林秀伦等;学生中极右的没有公布确切的人数,从批判的调子和点名来看,应当有二三十人之多。极右分子主要是6·20带头游行反工作队的骨干,发表演讲、写大字报批工作队调子高影响大的人。地质系的周永璋、田春林、黄占启、殷惟候等,探工系的王大来,物探系的庄一龙、郭凯等,水文系的朱成昭大概也是。朱成昭整辅导员比较狠,工作队认为他有反动言论,没游行也是右派。
反工作队时王大来的大字报调子特高,有系统有理论。王大来原来是探工系的团总支书记,四清的时候留在了农村里,在北京房山官道公社当了副书记,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被同学召回来,让他揭发系总支的问题,回来之后很活跃。王大宾出身比较好,贫下中农吧,他是探工系五年级的学生,团干部,跟王大来关系比较好。王大来这个人,嘴厉害,笔头子也厉害,经常在学校里演说,他反工作队的名气与安静中、郑伯让一个级别。工作队后来就把他扣下来,不让他走了,说王大来走不了。王大宾沾了王大来光,跟着王大来上窜下跳,被工作队说成是王大来的小走狗,不明真相的还以为他们是兄弟,两人就是这么连起来的,也就有了点名气。
7月18号开大会之前,我们年级已经做好准备了,当时是一边站一个大汉,只要大会一宣布,马上就把我们这些人揪到台上去批斗,批斗完了第二天就押走。
可是大会一开始,邹家尤不但没说反工作队的学生怎么回事,反而做开检查了,说前一阶段,大多数的学生是好的,学生属于年幼无知,但是老师里面有老奸巨猾的,工作队打击面过宽,极右分子划得太多,学生中大多数是受蒙蔽的。下一阶段要转向教改,批教育战线的资产阶级路线,批黑帮。他就改唱这个调子了。
我们本来就准备了被揪上台去送去劳改的,听了这些就觉得非常奇怪,心里暗暗打鼓,但还是很高兴,高兴没有打成极右分子,没揪上台去批斗,大概也不会去劳改了。但仔细一想这不是工作队的本意,他们怎么会这么突然转弯呢?
回来之后,我就悄悄对要好的同学说,工作队的变化太突然,也不像是地质部的指示,能把薄一波的批示都否了,估计应当是中央有变化,很可能中央有指示。当时我们不知道毛主席已经游长江回北京来了。回到班上来后,班上的批判的调子降了降,但是降得不多,好在可以说话了。天天学毛著,我天天和他们辩论。同样是学习主席的文章,我说主席说了有反必肃,有错必纠,在什么地方错了,就在什么地方纠正。他们说毛主席也说了,不能用现在的政策去翻过去的案。他们说不许你翻案,不把你打成极右派就够便宜你了,你还想翻什么?

反工作队的“反革命”们串联成立“东方红”

大约又过了十来天吧,公布了毛主席游长江。可能中央开了会吧,到7月末形势就不一样了,工作队做了一个检查后,就匆匆忙忙宣布要撤走了。支持他一派的就敲锣打鼓地欢送,依依惜别,我们就游行反对。反对的一派就有了第一次的聚会。大多数人是不敢说话的,被点名批判的首要人物第一次见了面,当时谁是谁还弄不清楚,当时有几个认识的,这是王大宾,这是周永璋,这是朱成昭,这是蔡新平,这是田春林……大家约了一下,开个会。
朱成昭为什么跳到学生前面来了呢?他的弟弟在北大,北大的几次辩论,就是总理、江青去的那几场辩论,朱成昭去北大了解的情况比较多,他以“爆破战斗队”名义贴了张大字报,把这些右派学生吸引到一起了。我们主要是听朱成昭讲,朱成昭就分析形势。
工作队不是地质部一个单位派了,各个部都派了,他们的总根子是在国务院,归国务院管嘛,修正主义的根子是在中央,这个运动就是要把矛头指向中央,揭露中央里面的修正主义。这就比我们站得高看得远啊。我们听了就耳目一新,把我们的思路就开阔了。他也讲了北大的情况。
大家就决定成立一个组织,当时还没有东方红公社,是东方红战斗队,跨系的。过去的战斗队绝大多数就是本班几个人,跨班的都不多,我们是跨系的。这很重要,这个组织的基础很宽,为以后的扩展奠定了基础,所以不久再吸收了更多小战斗队和个人后,就建立了东方红大队。朱成昭的思想就是:通过批工作队批地质部,通过批地质部要批国务院,我们要把中央的修正主义分子揪出来。跳到我们前面去了,大家就推他为头,实际上组织这次会议水文系是朱成昭,地质系是周永璋。周永璋和我是一个年级的,三司的第一任司令,他是党员。按说他本来是要当头的,但朱成昭带了一些人来,当时谁也不认识谁,显得他的势力比较大,大家就推他为头。周永璋并没有发表朱成昭这样一番高论,而且还认为朱成昭一些思想很危险,他是党员嘛,他说战斗队也要成立党组织,不能脱离党的领导,他反对把党看得一团黑,他不同意朱成昭的想法,然后他不太积极和这些人联络了,朱成昭就当头了。朱成昭也让我警惕周永璋,说他是党员,他想当头。
朱成昭他父亲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是上海市一个副局长吧?江青在北大的讲话他都知道的,他提出一个建议,成立一个跨系的批判工作队联络组,开始还不叫战斗队,时间大约是“十六条”发表后的几天 。
成立这个批判工作队的联络组后,周永璋就找我谈话,说朱成昭这个人很危险。因为我们俩是一个系一个年级的,周永璋是我们年级的党支部委员,也是学校的老先进了,他也是反对批判辅导员的,他对朱成昭这人一直就很警惕,朱成昭这人一跳出来,他就找我,说你不能跟着朱成昭跑,说他思想太危险。可我比周永璋的思想往前进一点,朱成昭个人有野心,这是肯定的,但是思路有道理,因为我的思想基础是根子在中央,朱成昭的思想很迎合我的思想,所以周永璋没有得到大家的响应,他就没有进到这个里面来,没有进到核心组里面来。
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就让大家到各个系去串联去,把反工作队的人能联络起来的都联络起来,这次会上才决定要成立一个组织, 开始有人叫战斗队啊,批判组啊,造反团啊,后来大家都觉得不合适,“东方红公社”这个名称,在全国第一个提出来的还是一个叫庄一龙的,这个人是物探系的,他说咱们叫公社吧,巴黎公社,因为“十六条”提出要实现巴黎公社的大民主嘛,大家七嘴八舌啊,后来就叫地院东方红公社。
东方红公社成立了,我们起草发表了一个成立宣言。当时总共一百多人,折腾一段后发展到七八百人,在学校势力还是相当显赫的。

一进地质部和8·24大辩论

势力的扩大还是第一次到地质部。到地质部的起因,不是去斗何长工,不是去斗胥光义,是要求把工作队的队长邹家尤交回学校来接受学生批判,主要要求就是这一条。可是地质部的部党委就拒绝接见学生,而且坚决不同意这个要求,学生就火了,调子就升高了,朱成昭升的调,就不是要揪邹家尤一个人了,是要批部党委了。朱成昭的思想就是要通过这个打部里嘛。他去的时候他跟我谈,如果地质部不答应这个条件,我们就趁这个机会闹下去,就要揪斗何长工,批判何长工。提出五条,第一条,就是交出邹家尤,必须到学校接受批判,何长工也必须到学校接受批判,第二条就是改组部党委,不达目的誓不甘休。那个时候还没有提绝食。
没绝食也没饭吃啊,从上午到晚上,地质部就调动西纠把我们给包围了,西城区纠察队以正牌的红卫兵揪打我们的人,把头发剪掉,用皮带抽,说我们是狗崽子造反嘛。那个时候我们就认为西纠就是保爹保妈派的吧。地质东方红和西纠联动的关系从开始就是对立的。
事情是怎么转折的呢?他们在地质部闹的时候,我回到学校里,想给他们送饭去,我就找搞后勤的人说学生一天都没吃饭了,你有没有办法给学生搞点吃的,一天都没有吃饭了。我回学校来了后,这时办公室的人就领一个人进来了,拿着中央文革的介绍信,名字叫肖力,“兹介绍中央文革小组工作人员肖力同志到你校联系,了解文化大革命情况”,当时我不知道肖力就是李讷啊,这是后来才知道的,但是她是中央文革派来的,拿着中央文革的介绍信,非常高兴啊!肖力就让我汇报这个情况,然后我就把事情的前前后后跟她讲了一下。然后肖力就表态,说中央文革是支持你们的革命行动的,给地质部提出一些对工作队的要求是正确的,但是不要提过高的要求,从策略上来讲,这样做是错误的,这样做会使你们很被动,因为目前不可能改组任何一个部党委,你们提出来改组就改组?也不能把何长工揪到你们学校来批斗,所以你们提这么高的要求会使你们非常被动,第二条就是肯定了一条,说你们执行了一条正确的阶级路线。当时我们学校和我们对立的观点是血统论观点,我们反对谭力夫的血统论,从他的血统论出来的第一天起,我们就是反对的,这也是我和朱成昭的思想。通过学习主席的《论联合政府》,统一战线的方针,认为谁打日本人谁就是革命的,谁反工作队我们就团结,只要反对工作队就可以加入东方红公社,至于是不是红五类,是不是红卫兵无所谓,我们没有成立红卫兵,后来成立了,他们反对我们这个方针,必须是红五类,将来你出身好的你可以成为骨干,“东方红”不采取这个方针,东方红总部和各个系的负责人在争吵,我是支持朱成昭这个观点的。所以我给肖力的汇报突出了这个问题。肖力说,你们执行了正确的阶级路线,血统论是错误的,应当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她说,你赶快到地质部去,告诉朱成昭,把中央文革支持你们的意见告诉大家,要准备把人撤回来。
这是北京市第一起学生冲击部的事情,总理的秘书也打电话来了,传达总理的意见,也劝我们回去。当时我在地质部,我接了电话,我把肖力的意见也告诉大家,我在大会上讲,中央文革派人和我们联系来了,说支持我们的革命行动,但是我们目前提的口号不合适,希望我们回学校去。
中央文革说话了,总理也说话了,大家就撤呗。撤回来之后,总理也指示部里,同意工作队回学校接受批判,所以部里也答应了这一条,我们也有台阶下了,我们也就撤回来了。
撤回来的时候都快天亮了,已经早晨4点钟了,在大操场上,我就在会上宣布,从现在起,东方红公社确定一个方针,就是凡是批判工作队的,都可以参加东方红公社,这是一条正确的阶级路线,这个问题就不要再争论了。8月24号凌晨,东方红的队伍就撤回学校了。
当时不叫批判会,叫辩论会,校文革是当时工作队在的时候成立的,校文革掌权,校文革有个红卫兵大队,是红五类,一个系一个中队,全校是个大队 。他们的势力相当大。
8月24号就开了一个大辩论会,当时何长工没来,陶鲁笳来了,陶鲁笳负责带队来了,当时邹家尤等几个副部长都坐在台上。我是当时大会我们这一方的执行主席 。这次辩论会大获全胜,辩论会从晚上8点辩论到第二天早晨6点 ,折腾了一夜。不光是我们学校的,别的学校也来了,上万人吧?我们(东方红)当时人很少,几百人 队伍,坐在台前。
老保在这次辩论中的失败主要是叫他们自己的行动给闹坏了的。他们在台上打我,要把我从台上赶下去。我们班上有几个是团支部的干部,知道我家里的情况,说我是狗崽子,跳上台说,他父亲是叛徒,他根本没有资格代表红卫兵在台上主持会议。要把我从台上轰下去。我说我是东方红公社代表,不是你们的代表,你们有权选你们的代表,我们有权选我们的代表,你们没有权指定我们的代表,东方红公社的人拥护我在这里主持会议,我就问陶鲁笳他们这是不是无理取闹,陶鲁笳说对对对,你是执行主席,你是你们这派的嘛,一边一个对等发言辩论。他们闹腾完了,我说我发言,讲了一个多钟头,就给工作队定了调子,我定的调子不算很高 。朱成昭后来说我右,正是右,得到许多中间群众的拥护,我说工作队绝大多数人是好人,属于好人犯错误,工作队有极个别人,可能受修正主义毒害比较深,是在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之间的………
(此处换第二盘带)
我说中央文革的一个同志,亲自告诉我,说我们执行的阶级路线是正确的,底下人哗的上台来,要参加东方红公社,我就把我的东方红袖标摘下来,给跳上台的戴上了。大家纷纷要求参加东方红,队伍一下就一千多了。从那天起,保守派就散了,人心也散了,队伍也就散了。好多人宣布参加我们“东方红”,有的不参加但也退出他们的“斗批改”。从那个时候对参加东方红公社的条件就是不看出身,只看反工作队态度积极不积极。

周永璋串联成立三司

这个期间周永璋走了另外一条路,他到北京市(各高校)串联去了。当时北京市成立了一司、二司,成立了两个司令部,我们也派代表找这两个司令部去,我们也想参加他们的司令部。当时他们不让我们参加,因为我们的阶级路线,另外一条是调子太高,当时这两个司令部保守组织都参加了,不是反工作队的,而我们是纯反工作队的,所以这两个司令部都不让我们参加。
这样周永璋就火了,我自己闹个司令部,我就要反工作队的!他天天骑着自行车到各个大学去串联,大概串联了邮电学院、林学院、钢铁学院……我们就成立了一个第三司令部。当时就找了刘志坚,既然是一视同仁,就给我们一席之位,当时也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也给我们一个三司的办公室,他们有汽车,有打字机,三司什么也没有,总理就让刘志坚给予支持。这样三司的牌子比他一司、二司响亮,只要造反的,不要保守的,比他们吃香就在这地方,而且叫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周永璋他发起串联的,所以他就是最早的三司司令,大家就这么叫吧,是勤务员吧。
朱成昭后来就对周永璋这点不满,认为周永璋凌驾于他之上了。他后来搞了一个“政变”,怎么“政变”的呢?他把各个学校的头召集起来开会,说三司不应该推选某一个人作为核心组的领导成员,而应该选几个学校担任三司常委,作为司令部的常委,至于这个学校的组织派谁来代理,由这个学校的组织来决定。这个观点得到了在三司没有地位的人的赞成。原来由开始发起的五六个人形成的核心组成员,就被学校委任的人给取代了。地院东方红成为三司常委,朱成昭作为地院东方红的负责人,理所当然地就取代了周永璋。但是,一开始并没有把周永璋撤回,同意周永璋作为代表在这主持工作。后来我们反朱成昭了,才把他撤了 。
这时东方红公社就比较壮大了,就派人到各个学校去串联,凡是要成立这个组织的都叫东方红公社,都派人去参加他们的成立大会,凡是叫东方红公社的,都是地质学院派人去的。有的学校造反派组织在学校只有几十个人,他们开成立大会的时候,我们就派一千多人 去支持,烘托气氛。

二进地质部与朱蔡分裂

北京成立革命委员会最早的是地质学院,不是北京市革委,地质学院的成立革命委员会比北京市还早 。这个事情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发生在地质学院“东方红”分成两派了。主要的分歧在什么地方呢?在二进地质部问题上。因为我反对二进地质部的一些过火的口号目标,朱成昭就批判我右。
二进地质部,朱成昭的意思,他认为部的矛盾没揭开,部党委的人一个人也没有挨到批判。二进的借口是什么呢?是帮助地质部的群众起来革命,同时要交出邹家尤到学校接受批判。因为第一次接触后就再没见过面。部党委推诿耍弄我们,等于不答应我们要求。我们的调子就相当高了:坚决改组部党委,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等于是学生进驻了,要占领办公大楼室。第二次西纠就没有了,已经解散了不存在了,变成联动了吧? 他们,还有地质部的工人、干部保卫地质部,形成僵持局面。
二进地质部是9月底10月初吧 ,还有一个夺电台的事件,我知道朱成昭的这个意图,他是指向总理的嘛,他跟我讲,中央有三条线,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是正确的,以刘少奇为首的是右倾的,以周恩来为首的是形左实右的,重点是攻总理。我对搞刘少奇我也不同意,当时我还发表一个声明。就是有人要批《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当时毛主席发表《炮打司令部》大字报传出之前,有人开始批刘少奇,我当时是东方红公社的政治部主任,大事都要表态,我不参与批刘少奇,我说刘少奇的事由中央来解决。因为这几个问题吧,朱成昭就说我右倾,开会我就跟他们辩论,朱成昭采取了撤周永璋的办法,他也没让我参加开会,没说撤销政治部,也没有说开除我,但派些人监视我。
我当时也无所谓,我就发表声明退出 。东方红公社下面我们又成立一个小组织:东方红公社造反兵团,有五六个人吧 ,当时经常参加总部活动的几个成员退出之后,我们就和朱成昭对着干了,他批判我们就是右倾机会主义。

朱成昭反中央文革和王大宾执掌“东方红”

到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时候,是戚本禹主持的,戚本禹,还有一个叫周景芳的到我们学校来 ,他说东方红公社成了你们学校唯一的一个革命左派组织,当时保守组织早就垮台了,不像有的单位保守组织还在,成了一个统一的组织。他说你们应当掌握政权。当时地质学院只有一个组织,就一个东方红公社,成立的时候,戚本禹指示说蔡派不许进入革委会,叫朱派、蔡派嘛。
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时候,朱成昭就已经走到另外一个方向去了。
三进地质部的时候,朱成昭提出口号:由东方红公社派工作组到地质部去,这是戚本禹支持的。朱成昭就坐镇地质部,他当时要增加200门电话交换机,和全国联系:我要在地质部指挥全国……
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认识了叶向真,认识叶向真是在三司,叶向真经常去三司,叶向真当时是中央戏剧学院的,四年级还是五年级的。后来我们因为反朱成昭嘛,也整理一些朱成昭的材料,从这个时候起,他的思想发生一些变化,他的思想有另外一面,他从来不反对刘少奇,这是当时他和别的学生不一样的思想,他不反彭德怀,他抓彭德怀是要保护彭德怀,这也是和别人不一样的,这个过程是和叶向真接触后产生的一个变化,抓彭德怀就是在这之后,不是在这之前。
我因为退出东方红之后,10月底吧,我也出去串联去了。我也没有走多远,大庆、沈阳。回到学校来后,朱成昭就找我,商量联合起来怎么干,他说原来批你右倾不对,他说北京要成立一个批判彭罗陆扬的联络站,由你去主持去。我说,我还是右倾我不去,我始终反对这个打呀,批呀,斗呀,坐飞机啊,我一见就烦,我跟他一个分歧,我最反对抄家,这挡不住,我说写东西从思想上批判就行了,搞那个形式没用。学校任何一个批斗我都不参加,当时批邹家尤啊,旷伏兆啊,我都不参加会议,有时候看一眼就走了。我说这你都知道,你让我参加那玩意,我不去。他说那你组织学农。朱成昭说革命要向农村发展。我说这个行,我就到农村去做调查。
当我从农村回到学校后,王大来从四川回来了,向朱成昭汇报,我恰好在场。他在成都找到了彭德怀。朱成昭说那你还不把他带回来,带回北京来?他说,笨蛋,快去,把他带回来,他说中央已经让北航去抓彭德怀去了,不要让他落到他们手上去。这时候王大来就有些犹豫,他说这老头挺好的,不错,我不忍心去抓他。朱成昭说,他妈的,我叫你抓他也不是叫你整他的,你不把他闹来,别人就把他闹走了,老头子就倒霉了。当时就给王大宾打电话,叫王大宾去四川指挥抓彭德怀。当时王大宾在外面串联,让王大来马上去成都去,把彭德怀弄到我们学校了。
这个时候,朱成昭形成了一系列跟中央文革对着干的思想,跟我说,中央文革犯了组织上的错误,现在是大动荡大改组的时期,这是第一条,组织上的错误,然后他说,江青不行,这个事情叫她搞坏了,她实际上是不信任我们的。朱成昭的野心是挺大的,他要成立全国性的红卫兵组织,这个叫中央文革给顶住了,他的目标是当总理,野心大着呢。当时他已经对江青这人看法很不好,把红卫兵作为攻击她的目标,由全国的红卫兵联合起来,由我们自己掌握自己。另外他从叶向真那里听到中央内部头头许多乌七八糟的事情,对江青就相当反感。当然这个事情也传到中央文革耳朵里头了,就决定开除朱成昭。
后来戚本禹就召集“东方红”的开会,把我也叫去了,说你们是全国最有名的左派组织,你们应该成立革命委员会,朱成昭因为在与中央文革对立,他现在停职反省,不再主持“东方红”的工作,现在你们推选一个人。实际上王大宾就是这个时候上来的。当时戚本禹认为蔡新平思想一贯右倾,他不能主持“东方红”的工作,建议王大宾主持工作。“东方红”核心组原来有五个人,朱成昭、蒋良朴,我、王大宾和朱德瑜,王大宾当时是组织部长,王大宾更倾向支持朱成昭,但对朱成昭也批一下,比较听话,戚本禹就欣赏这一点。

高元贵与“蔡派”

(该部分磁带坏了,转录后很不清楚,原录音大部分分内容都缺失了)
高年级就比较成熟一些,……一共135个,我们这边,就是蔡派观点的大约122个。…… 一成立革命委员会,戚本禹就指示……老师们的思想就跟我一样,是比较右倾的多。高元贵也结合到革委会了,高元贵跟我们(二团)是最好的了,现在跟我的关系也很好,凡是到高元贵那调查我的,高元贵一听是整我的就把他们教育一番,说“我就是蔡派的”,给推回去。工作组也批判他,何长工也撤他职了,他反而在群众中更有威信了,东方红公社分成两派辩论的时候,他公开表态支持我,支持蔡派。这样他就得到了绝大多数干部的拥护。
(左图:1967年时的蔡新平。)
这个老头本人的作风也是很不错的,王焕是大家最恨的,一直到后来也恨他,王焕是后来地质学院搬迁到武汉去,地质部让王焕当党委副书记(高元贵恢复党委书记兼院长),现在退休了也没人答理他。他在学校一直没有威信。……

蒯大富、聂元梓与我的关系

我们地质学院成立东方红公社的时候,蒯大富在他们学校还是光杆,他跑到我们学校来住着。有一次肖力到我们学校来,问蒯大富干什么呢?他在学校里没势力,孤家寡人,他老呆在我们学校,肖力就找他谈,说蒯大富你的根据地是清华大学,清华大学在全国落后了,地质学院在全国是个非重点学校,扛起大旗来了,清华大学是最有影响的学校,你跑到这里来了,你在初期都是有影响的人物,你的阵地应该在清华大学。
我们说你回去吧,没人给你贴大字报造不了声势,我们帮你贴去。我们一夜就把你们学校的大字报栏盖上。真的,我们到清华大学帮他贴大字报。你把反工作队的人召集起来,成立你自己的组织。他那个时候害怕,在学校挨整之后,像…… 后来就是清华的骨干成员。我们当时就是谁反工作队最积极,对工作队批得最积极,我们就找谁,他就不敢去找,所以他就闹不起组织来。我们的队伍发展那么大了,他还躲在我们学校。我们是凡是哪个学校成立造反派组织的时候,我们就去给贴大字报,一晚上,写标语口号也行,写什么都行,抄什么也行。
他和我们关系不错,他和朱成昭后来有矛盾,他和王大宾有矛盾,他反王大宾这个人,他和韩爱晶特别好,他跟我呢,可以,因为我反王大宾,所以他跟我可以。当年我去东北串联和东北的一些造反派有了联系。因为武斗,一些人跑到到北京来找我,我在学校也没有势力,管不了他们,我就把他们放到清华,他管他们吃管他们住。
我跟聂元梓也不错,我被地质学院打出来后就住到北大,住在北大的专家楼,我就在那儿住很长时间。王大宾抓我的时候,就出来一帮人保护我。卢平,跟北大校长的名字发音一模一样,不知道他现在干什么,聂元梓是革委会主任,卢平是新北大公社社长,一个革委会,一个群众组织,地质学院就没有革委会再加个群众组织 ,跟他们不太一样。

“杨、余、傅”事件后高校两派斗争升级和校内武斗

王大宾成为革委会主任后,就选为北京市革委会常委。他是1967年的4月份成立的革命委员会。后来主席就号召大联合,办高校两派组织头头的学习班,地质学院没有两派组织,但是有两派,我就作为我们这派的代表,参加高校两派的学习班,在北京高级党校住了好几个月 。聂元梓也在。
高校两派学习班瓦解,就是因为杨成武事件。那时高校两派辩论最多的时候,戚本禹下台了。我们这一派是批王关戚的。两派办学习班的那天,中央文革接见两派头头,在人民大会堂开了两天会,让我发言。当时韩爱晶他们北航有一个叫什么来着,他说他不干了,要到农村去。
辩论的关键就是“二月逆流”,对“二月逆流”对还是不对,当时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二月逆流”就是王关戚栽赃老干部、整老干部的。我是同意这个观点的。会上江青老是追问这个问题。王大宾他们认为“二月逆流”就是老干部反中央文革、反毛主席的。
第二次会议的时候,我遇到肖力了,她没坐在台上,前排坐的都是总理、陈伯达、康生,然后就是江青,那边就是李先念什么的……当时阵线就很清楚了。第一天陈伯达主持会议,让畅所欲言,随便说。第二天肖力遇到我了,问我,你有什么意见,也没听你发言。我说我算什么呀,人家都是五大领袖,我也不是哪个组织的。她说你有什么看法,她说人家都抢话,我说我不抢。她说你给江青写个条子吧。我就给江青写个条子,我说我对他们谈论的问题也有一些看法,希望允许我发言。江青就念了这个条子,来请蔡新平讲。我讲话的中心就是认为王关戚就是“二月逆流”祸根子,他们就是整老干部的,中心就讲这个。聂元梓也同意这个观点,大体上同意。蒯大富狡猾,他不涉及这个问题。
我发言那天是最后一个发言,发言完了,中央文革也没表态。第三天开会的时候,邮电学院还是政法学院呢,他们一个常委,他比我讲的观点还多一点,他讲了一半,江青就拍桌子了,说,你认为没有二流派,我看你就是二流派!当时大家就傻眼了。张春桥也起来发了言,康生也讲了一通,之后就没让学生再讲了,就他们讲了。形势马上就起巨变。
当时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是这样,很突然。我还没有回到学校呢,王大宾就组织人把我的宿舍、办公室全部抄了,说蔡新平是二流派。当时高校两派的学习班就办不成了,北京市两派就打起来了。
大约是1968年3、4月吧?高校两派的学习班就散伙了,聂元梓就找我,她说,江青接见了她,单独接见了她,第三天发火的时候就点了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的名字了,江青说傅崇碧跑到钓鱼台去抓人,很坏。要抓杨、余、傅的后台。聂元梓说江青跟她说要抓后台。聂元梓连夜派人来找我,她问杨、余、傅的后台是谁?聂说,我看是谢富治吧?我说不对吧,我看谢富治跟江青跟得挺紧的。我说是不是要搞叶剑英啊?她坚决要干谢富治。我说你一定要干,你派个战斗组去试探试探中央的意图吧。结果她就弄谢富治了。她搞错了,对江青的意图体会错了,后来江青就开始不喜欢她了。
当时军人在台上的就只有叶剑英啊,能在那指挥军队的只有叶剑英了。中央怎么干预这事情,总理怎么平息这事情的我就不清楚了。北京武斗的升级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两派还没有什么武斗,打一打,闹一闹,有天派、地派。杨、余、傅事件之后,北京市两派,以聂元梓为首的叫炮轰派,炮轰谢富治。王大宾为首的要抓小爬虫啊,小爬虫指的聂元梓,开始和聂元梓公开地对着干。王大宾是保谢富治的。矛盾的焦点就是围绕中央指向的这个“后台”到底是谁,是谢富治,还是叶剑英?所谓“抓军内一小撮”就是天派、地派几个头头个人观点不一致,他们的矛盾是在向中央文革争宠,每个人都在琢磨中央文革的态度,都在押宝。聂元梓也在押宝,可是也没押对,宝没了。韩爱晶我一直不知道他的态度,蒯大富我倒知道一点。所以,聂元梓、王大宾和谭厚兰,我也记不清楚了,我现在已经回忆不清楚了。
砸民委档案,这一批材料被抢走之后,好多人就暴露了,据说在国外就被收拾了。朱成昭介入了这件事,朱成昭是不是也想搞这些,我就不知道了。
天派、地派,聂元梓跟他们是不太和的,这五个人中,她是比较孤立的。韩爱晶和蒯大富观点比较一致,王大宾和谭厚兰比较一致。我们认为,谭厚兰跟《红旗》杂志社,她是王关戚的小爬虫,小爬虫的小爬虫,王大宾是戚本禹支持上台的嘛,所以戚本禹下台之后,大家就认为王大宾是跟王关戚一伙的。王大宾就抓住聂元梓炮轰谢富治,就抓住这一点,互相就揭发,为争宠搞臭对方,争北京市革委会中的领导权嘛,就是要达到这个目的。
王大宾嘛,感觉江青并不太赏识他,他实际上没多少能力,领会中央精神也老领会不对,老是闹麻烦,底下叫什么敢死队的,红色尖兵之类的,经常到外面闹事去,制造很多事件,串联在外面制造一些事件,添乱子。

一些有关情况的简要交代

(转录第三盘)
这些情况吧,你要有机会到天津去找周永璋聊聊,他在天津冶金地质研究院,在大学我们一直是很好的,我们叫“二团”,我们一共八个人,是他召集串联的,他没有参加核心组,我说八个人是反朱成昭的铁杆,八个人都是东方红总部和三司的,一个是周永璋是三司司令,一个是三司的后勤部长邱世涛,一个赵国柱,还有吉让寿,都是参加串联三司的。他们四个人是三司的,我们四个人是东方红总部的,叫“二团”,他们四个人叫“6·20造反兵团”,我们叫“东方红造反兵团”,八个人合在一起叫“二团”,就是跟朱成昭和王大宾对着干的。
(朱成昭、蒋良朴)最初对他们是刑满释放,后来改为无罪释放,后来就彻底平反,因为他们是反对中央文革的。朱成昭一看中国没戏唱了,他就要出国,当时是把他从广州抓回来的,他跟叶向真一块去广州,当时他们里边有个叫梅建明的……(听不清),因为他们大部分平反了之后就留校了,除了朱成昭没有留北京、回上海外,一直审查不让毕业的,大概有十来个人吧,除了少数人不在地质大学外,其他都留在学校了。现在叫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在武昌的华中工学院的旁边。找他们谈谈经历吧,要说知道中央的内容他们知道的比我多。
我考的中科院地质所张文佑的研究生,他是所长。我一毕业就让我留在北京了,负责一个五年的大课题,国家和中科院的重大项目。还不到三年老先生就去世了。因为老先生跟所里党组织的头头有些矛盾,老先生死了,他们就闹到我头上来了,我也不是党员也整我,成立个专案组,査我“三种人”,撤我课题组长。
所谓保守的大部分是党员多一点,听党的话的,不像我们总有一些想法。
谭力夫造了一阵子,谭力夫是大学生,但他的影响在中学生,没有多少道理,在大学里他的影响有限。主席毕竟还有话嘛,“有成份但不唯成份论,重在表现”,加上中央的人有几个出身好的?少数出身好一点,但是没有太大作用。在大学生里这一点大家还是比较明白的,不少人并不在乎。学生里头主要是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上,有思想有头脑的,跳得高蹦得高的,响应的人就多。当然有些人也是有野心的啊。有的人政治上特敏感,思想特活跃,他们看问题比较深些,在事情一开始感觉要出大问题。另外一些人也有一些看法,但思想基础不够,没有坚定的思想,一般就是跟着干。还有些就是混,没什么头脑,一看抄家他们也抄家,揪斗打人特积极,在外面冲锋陷阵,搞武斗很起劲,莽汉武夫一个……
文化大革命真是扯蛋!
(这是最后一句话,录音带在此终止)

2013年~2017年整理
2017年11月26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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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乱世】
从“东方红”成立到朱成昭拒绝“归队”

张华府

《昨天》编者按:本篇节选自作者的长篇回忆录《无罪的囚徒》第二至五章,大标题是本刊另拟的。有关作者与朱成昭等南下广州一行的回忆详见本刊第100期作者的《我当逍遥派后的“大串联”故事》。编者对个别地方加了注释。

东方红战斗队和东方红公社的成立

整个上学期学习的时间没有多少。下学期开学没多久,我们又去周口店实习了。到5月份,我们感到政治气氛开始变得火辣辣的了。“五一六通知”以后,报纸上广播里是天天批海瑞,批三家村,批这个黑帮那个黑帮。接着又出来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的大字报,炮轰北京市委和北京大学党委。热辣辣的气氛直接而迅速地感染了我们,我们纷纷要求回校闹革命。学校很快批准了我们的要求。我们回到学校,投入了文化大革命的初潮之中。
我们这些一年级的新生,对学校的历史和现状并不了解,却在报纸电台的鼓动下,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紧跟着北京大学的步伐,纷纷成立战斗队,开始了炮轰学校党委的革命行动。我们班的战斗队叫打狗队,是我带头发起的。我和我们班的战友们热血沸腾,几乎整夜整夜地不睡觉,写大字报,贴大字报,看大字报,也不知道是哪里来的那么大干劲。
然而好景不长,工作组进驻了学校。在工作组的授意下,我们这些干革命最起劲的学生,成了挨整的对象,说我们炮轰院党委就是反党,要把我们往右派和反革命的圈子里赶。不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而是三十天河东三十天河西。时局的变化太快了,我还没有反应过来,就从革命小将要变成反革命学生了。政治这个东西真是瞬息万变。这是政治给我的当头棒喝,也是政治给我上的第一堂课。
毛泽东回到北京后,召开中央会议,开始批判刘少奇,说刘少奇派工作组去学校是“镇压学生运动”。1966年7月27日晚上,江青在北京大学发表反工作组讲话。28日上午,朱成昭在北京大学上学的弟弟朱成华即把江青讲话的内容告诉了朱成昭。朱成昭原来打算28日就开串联会的。但因为27日晚上北京大学的大会因下雨而提前结束,没有开完。定于28晚上继续开。朱成昭决定再等一天,等28号江青在北大讲完话后再开。28日晚上,江青一行又来到北大,江青继续发表了支持学生反工作组的讲话。29日上午,朱成华又把江青28日讲话的内容完完整整地向朱成昭做了通报。
朱成昭本想抓紧时机,在29日下午召集一个小型的串联会。不巧,7月29号下午,朱成昭被学校指定去人民大会堂参加北京市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那天,我也作为我们系的代表参加了那个大会。朱成昭不得不又一次把串联会推迟到30号下午。
参加7月29号大会的大学生都是学校指派的,有拥护工作组的,也有反工作组的,差不多是一半对一半。会上,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都讲了话。承认了前一段时间工作组压制学生是不对的。学校把反工作组的学生也作为文化大革命的积极分子来参加这次大会,实际上就是想借此为这些学生平反,有恢复名誉的意思。在大会要结束的时候,事先没有任何征兆,毛泽东突然出现了,他在几个人的簇拥下,径直从主席台的右侧出来,直接走到了台子的中央,向参加大会的学生们招手。台下的学生们纷纷站立起来,掌声雷动,“毛主席万岁”的喊声不绝于耳。毛泽东没有讲话,只是在台子中央停留了一会儿,又径直从左侧下去了。毛泽东这次露面没有讲一句话,也没有向和他共事多年的战友和同事寒暄一句,连礼貌性的招呼都没有打一个,完全是旁若无人。这些征兆的含义我当时都没有悟出来。
7月30号下午,朱成昭约了我和其他七八个人到北五楼他的宿舍座谈,这几个人我都是第一次见面,我现在能记起的有程希平、田春林、伏庆是、汤鸣皋、郑文卿、刘长风、杜金山等人。朱成昭向我们转述了7月27、28号江青在北京大学讲话的内容。他告诉我们,中央已经认定工作组是镇压学生的,我们应该尽快成立一个全校性的战斗队,来自己解放自己。当时商定了分头去联系一些前一时期知名的战斗队和个人,约定31日下午在教四楼二楼开座谈会,商议成立全校性的群众组织。
7月31日下午,我们在教四楼开了座谈会,大约有近二十个人参加。我们班有四个人:我、王家传、王奇、卓明德。这一次座谈会,我又认识了一些人,如周永璋、蔡新平、黄瑞华、殷惟侯、万慧祥等。通过热烈的讨论,傍晚时,达成了一致意见,决定成立以朱成昭为领头人的全校性的战斗队。在商议战斗队的名字时,费了不少时间,很久不能想出一个大家都接受的名字。后来,我提议,就叫东方红战斗队吧,“东方红”是毛主席的象征,表明我们是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战斗。这个名字得到了大家的一致同意,朱成昭开始是委托伏庆是,后来就委托我起草东方红战斗队宣言。
到了晚上1点多钟,我起草好了宣言。朱成昭过目后,表示很满意,要求我尽快张贴出来。我连夜约了我们班的王奇,用他拿手的漂亮的毛笔字,用大字体整整齐齐地誊写出来。我又委托万慧祥用水彩画画了一幅旭日东升的狭长的刊头。一直忙到凌晨5点左右,全部搞好了。我们搬着梯子到学九楼西侧的墙去粘贴。粘贴的时候,已经有许多学生起床了,纷纷站在那里观看,议论纷纷。很多同学在问吸不吸收他们参加、在哪里报名参加。我说,到教四楼二楼大教室报名,今天上午就开始报名。
此后的三四天里,我一直在教四楼接待来访的同学,解答各种疑问。同学们的积极性非常高,几天时间,队伍就发展到了几百人。这里,我需要对东方红战斗队成立的时间做一下澄清。不少人认为东方红战斗队成立的时间是1966年的8月8号,根据我的记忆,这是不准确的。8月8号只是东方红战斗队成立后举行的第一次会议的日期,在这个会议上确定了核心组的成员及核心组成员的工作分工。这是东方红战斗队成立以后开的第一次会议,并不是东方红战斗队的成立大会,也不是东方红战斗队成立的日子。而且,我们成立的组织叫东方红战斗队,并不是东方红战斗大队,并没有那个“大”字。朱成昭是个抓战机非常及时的人,1966年7月29号上午,他得知了中央文革在北京大学发表的反工作组的讲话,当天下午他就想约人到他的宿舍商议成立全校性群众组织的事。他是要争分夺秒地尽快成立第一个全校性的群众组织。他绝不会再拖一个星期之久,拖到8月8号才成立这个组织,他会尽一切努力尽快地把这个组织建立起来。根据我的回忆,东方红战斗队的成立时间应该是在1966年8月1日。7月31日下午开的会,8月1日清晨贴出的东方红宣言。
“东方红”刚刚成立,就已经在人们的心目中被看作是一股正义的力量,被普遍认可。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那是“东方红”成立还没几天的时候,我还在教四楼接待来访。我们校图书馆的一位女老师匆匆来到教四楼找我(抱歉,我当时没问她的名字),说学校斗批改兵团的人来到图书馆,要破四旧,要烧书,希望我们能帮助他们处理这个事情,保护图书馆的大量藏书。情况很紧急,老师说斗批改的人现在就在图书馆。我一向对这种打砸烧的简单粗暴浅薄的做法很反感,但当时这种粗野的做法却正在社会上大行其道。我们“东方红”也刚刚成立,无法正面去阻止。我对那位老师说,社会上现在流行这种无知的做法,“东方红”刚刚成立,正面去阻止有困难。我建议:你们可以先给他们一些准备报废的、破烂不堪的书。如果数量不够,再从那些同一版本数量较多的藏书中拿一些出来,凑几十本书应付他们一下,同时对他们说,图书馆也正在 清理封资修的东西,等清理完了,一定再交给他们。先应付应付他们,把他们打发走算了。老师听了我这么一说,就心知肚明了。她笑着说,我知道怎么做了。匆匆赶回了图书馆。后来图书馆交给了斗批改兵团的人几十本挑出来的书。斗批改兵团的人把这些书堆在图书馆前面的空地上烧了,还拍了照片,作为他们破四旧的成果来展示。

“东方红”早期内部矛盾和我对几个关键人物的看法

提到地质东方红,就不能不说一说朱成昭。我和朱成昭在以前素不相识,到“东方红”成立时才开始共事。朱成昭作为地质东方红的一把手,带领“东方红”,从刚成立时的几百人的队伍,直到“东方红”在地质学院成为大一统的组织,并且组建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首都三司),使地质东方红成为了在全国极具影响力的群众组织。这个过程只用了短短两个月的时间。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就完全扭转了战局和形势,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当时的地质东方红领导层人才济济,团结一致,人尽其用,充分发挥了每个人的长处,这是“东方红”初期能够迅猛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蔡新平,“东方红”的发起人之一,是地质系三年级学生。“东方红”成立之初,他和朱成昭关系极为密切,朱成昭对他非常信任。他是“东方红”的政治部主任。但从二进地质部开始,“东方红”核心组的两个重要成员朱成昭和蔡新平产生了隔阂,起因源于二进地质部的决策。朱成昭力主二进地质部,蔡新平对二进地质部持保留意见。进入地质部后,遇到不小的阻力,朱成昭主张绝食抗议,蔡新平认为此举过于激进,反对绝食的主张。这本来只是一些斗争策略上的不同意见,很正常。但是朱成昭后来发现,“东方红”核心组做出的所有决策几乎都很快被地质部所掌握,这说明在“东方红”核心组存在着严重的泄密甚至“通敌”的问题。经过摸底,核心组最后认定蔡新平有重大嫌疑。于是决定暂时中止蔡新平参加核心组的会议。朱成昭对蔡新平的态度也从充分相信变成了完全不相信。所以以后核心组开会均不通知蔡新平参加。蔡新平觉得自己受到了排挤,对朱成昭很有意见。
核心组中两个重要人物的矛盾越来越大,蔡新平的一些同情者和支持者最后形成了一个新的派别,即“蔡派”。他们仍留在“东方红”内,主要是反对朱成昭。他们称支持朱成昭的“东方红”群众为“啃猪蹄的”。在“东方红”内支持朱成昭的是大多数,这些“东方红”群众则把蔡派称作是“喝菜汤的”。这就是朱派和蔡派的由来。
在朱成昭主持工作时期,他对蔡派的态度是听之任之,既不打压他们,也不开除他们,完全是置之不理,不当回事儿。所以,那时蔡派是挺活跃的。那时和蔡派的矛盾主要存在于“东方红”的主流群众和蔡派的群众之间。朱成昭从未撤过蔡新平的职务,甚至在1966年12月份还想重新起用蔡新平,但因为朱派的群众和核心组其他成员的反对而未能实现。
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后期,地质部政治部的干事张金声才对蔡新平透露了“东方红”二进地质部的一个天大的秘密:原来当时地质部在“东方红”核心组经常开会的那个办公室安装了窃听器,“东方红”讨论的所有决策他们全都掌握,这才是泄密的根本原因。此事在张运钧和李颖写的地院东方红史中也有记载 。地质部当时的当权派利用他们窃听得到的信息,有目的地进行挑拨和分化,造成了“东方红”内部长期的分裂和不和。
我不得不承认地质部当权派采用的离间计是成功的,它分化了“东方红”的队伍,分散了“东方红”的战斗力,使一个原来很出色很团结的核心组陷入了分裂和内耗之中。后来当朱成昭作为一个质疑中央文革的先锋人物出现的时候,他原本可能会得到一个有力臂膀的支持,现在不仅没有了这个战友的支持,反而增多了一个举报人,增多了一份举报材料。对于整个“东方红”来讲,这确实是一个挫败。文化大革命确实充满了权谋,我们作为一个群众团体,没有权,又缺乏了智谋,注定是要吃亏的。
周永璋在“东方红”成立初期,为“东方红”是出过不少力的,特别是在筹备三司和三司成立初期在三司主持工作时,都有不俗的表现,这是值得肯定的。周永璋也是“东方红”的发起人之一。我认为周永璋也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朱成昭安排他去筹建三司(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他不辞辛苦,每天骑着自行车去各个院校串联。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完成了筹建工作,为成立三司立下了汗马功劳。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周永璋具有相当强的工作能力和组织能力。后来却因为工作安排问题和朱成昭产生分歧,最后和朱成昭分道扬镳,相当可惜。当时朱成昭要派我常驻三司,替换周永璋。我不同意,拒绝了。后来朱成昭把田春林派到了三司取代了周永璋。再后来,在三司的“东方红”常驻代表又换成了聂树人。
朱成昭为什么要把周永璋从三司换下来?这个问题我原来想避开不谈,因为周永璋已经故去,我没有必要再提及这个事了。但是我最近又看到了田春林写的回忆录,里面说到了朱成昭撤换周永璋的原因,是朱担心周的威望会超过他,因而把周换了下来。我认为,这个理由过于牵强,当时朱成昭的威望如日中天,远非周永璋所能比及,况且朱成昭也非小肚鸡肠之人,不可能做出如此龌龊之事。现在既然田春林在他的回忆文章里有了那样的说法,我就不得不讲出事情的真相。我并没有对周永璋不敬的意思,希望周永璋地下有知,能够原谅我。(下图:周永璋在首都三司成立大会上发言。)
事情实际上非常简单,就是在三司的成立大会上,当时周永璋代表三司发言。朱成昭看了周永璋在三司成立大会上发言的情况。那天应该是9月6号,是我们二进地质部的第二天下午。中午,朱成昭叫上我,说我们去看看三司成立的大会 。我跟他一起去了北京体育馆,没有上主席台,而是上了二楼,我们坐在二楼的第一排,整个二楼都没有人,只有我们两个人。楼下的人并不多,没有坐满,还有很多空位。地质东方红来的人很少,主力都在地质部。我们在二楼,这个位置非常好,看主席台看得清清楚楚。那天并没有重要的国家领导人来出席这个成立大会。周永璋代表三司发言,照着稿子念,在周永璋念稿子发言时,我亲眼看到朱成昭当时简直就看不下去,坐不住了。他认为周永璋形象不行,拿个稿子在念,不仅仅是方言的问题,照着念稿子还结结巴巴,连断句都有问题,简直太丢“东方红”的脸了。他觉得周永璋适合做一些具体的实际工作,不适合做大型活动台面上的工作。他觉得把周永璋放在三司工作会影响地质东方红的形象,所以他才坚持要把周永璋换下来。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理由。他当时就对我说,要我去三司,把周永璋换下来。我说,这不合适,他为成立三司出过大力。三司刚成立,怎么能把他换下来?我不去。周永璋在大会上讲话确实是不行的,那天的发言连我也看不下去。后来,朱成昭派了田春林去三司,把周永璋换了下来。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来,朱成昭对田春林是非常信任的。
1966年10月1日前,中央给了地质东方红一张上天安门的请柬,指名要王大宾去。当时王大宾自己都非常吃惊,王大宾表示坚决不去。他对朱成昭说,你去你去,你拿着去,怎么能叫我去呢?简直是开玩笑。当时朱成昭很大度地说,叫你去你就去,谁去都是代表的地质东方红,谁去不一样?我9月15号已经上去过了。我们今后就是大家轮流上,不能总是一个人上。这样王大宾才同意去了。我觉得当时中央文革对王大宾也是相当重视的。

朱成昭的领袖能力

地质东方红从开始时的几个人壮大到上千人,再到一统地质学院,并不是通过武斗做到的。恰恰相反,在地质学院除了抢广播站那一次稍有肢体接触外,几乎没有发生过武斗。全靠行动决策的正确,是民心所向的结果。事实足以证明朱成昭极具领袖才能,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学生领袖。他政治嗅觉极其敏锐,这从朱成华刚刚把江青在北京大学发表的反工作组的讲话转告给他,他立即就开始串联人员成立全校性的战斗队就能看出来。他组织能力强,选择行动方向正确而且果断。这是其他几个所谓的学生领袖远远不能及的。
拿蒯大富来说,他的政治嗅觉是十分敏锐的,毛泽东的第一张大字报一传出来,他就嗅到了这次文化大革命的目标是要打倒刘少奇。为了在舆论上先声夺人,他不惜采取类似黑社会的手法,把王光美诱骗出来,然后强行进行批斗,以求获取巨大的政治影响力。在这一方面他是成功的。但他的组织能力和领导能力就比较弱了一点,始终组织不起来自己的队伍。蒯大富可以说是唯一 一个得到天地两派共同支持的幸运者,北航的韩爱晶对他的支持是不遗余力的,我们地质东方红的朱成昭也是大力支持他的。朱成昭曾尽力帮助他,蒯大富在最困难的时候,没地方可去,躲在地质学院,“东方红”保护了他。朱成昭还把地质东方红拉到清华大学,为他壮声势,为他拉队伍 。虽然如此,但蒯大富最终也未能在清华“一统天下”。依靠有上通的管道得到指令或暗示,去抓谁,斗谁,打倒谁,那不需要天分,任何一个普通人,只要不是白痴都可以做到。但从一个小小的、孤立无援的、挨整的、还没有任何上层支持的、开始只有几个人的群众组织,能够在两个月的时间,把地质学院的整个形势改变过来,并且对北京和全国的运动进程产生重大推动作用,那决不是一个普通人能够做到的,而朱成昭做到了。
朱成昭的另一个长处是政策把控能力强,当时在全国兴起的打砸抢风潮中,地质东方红可以说是唯一一个没有破坏文物古迹,没有非法抄家,没有体罚游斗“黑帮”和当权派的群众组织,也是第一个不问“家庭出身”,人人皆可参加的群众组织。在这方面,北师大的谭厚兰去砸孔庙,破四旧,给全国带了一个极坏的头。
朱成昭的最大特点是有敏感的政治嗅觉,判断能力强,决策能力强,指挥能力强。我为我曾经有这样一位战友感到自豪。 在我们地质东方红的核心组中,王大宾有一定的号召能力和工作能力。周永璋有一定的组织能力和工作能力。像朱成昭这样具有全面能力的人还没有第二个。
如今,朱成昭已经故去,文化大革命中他也过早地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之外。但他仍然是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一个重要人物,是一个对文化大革命的进程有巨大影响力的人物,这是不可否认的。

朱成昭被中央文革停职

1967年初我外出串联后回到北京还没两天,应该是1967年2月4号吧,就赶上“东方红”在探工食堂开大会,朱成昭在台上讲话。我和我们班的同学一起,坐在台下听朱成昭做报告。原以为朱成昭会说“东方红”下一步会展开一个什么重大行动,结果不是,是讲他对文化大革命几个问题的看法。台下静悄悄的,相信大家和我一样都没想到,也感到新奇,都在聚精会神地听着。他讲到了对打倒老干部的看法,对抓联动的看法,对中央文革小组的看法,还说现在的群众运动和文化大革命初期不同了,群众运动现在变成中央文革运动群众了。
他还说了几个问题,我都是第一次听说,感觉他的见解挺独到的,也是挺大胆的。有些问题我觉得说得不错,我也有同感。从台下的群众鸦雀无声来看,应该是台下听众都被触动了,都在思考这些问题。
会后,批判的大字报很快就出来了,说是批判“反动的八大观点”,我这才弄清楚原来会上讲了八个问题。当然,这肯定算是一个重大事件,马上就有人上报给了中央文革和周恩来。没有多久,中央文革就由戚本禹出面,勒令朱成昭“闭门思过”,地质东方红的工作暂由王大宾负责。
朱成昭下台了,这应该是蔡派取得的一次胜利,他们的眼中钉朱成昭被撵下去了。但他们自己并没有被扶正,反而同样受到中央文革的批评,说“蔡派也要检查自己的问题”。看来中央文革对蔡派还是有警惕的。毕竟朱成昭是中央文革树起的一面旗帜,中央文革培养一个学生领袖并不容易,自己树起来的学生领袖又被自己打倒,怎么说都还是自己的损失。他们对在中间拨弄是非的蔡派不可能有好脸色。蔡派在地质东方红内仍然是一个另类。
我本来这时已经成了个“逍遥派”,还打算出去趁串联之机游玩,但觉得自己的朋友遭难了,在这种时候我出去游山玩水,在感情上是说不过去的。我告诉在上海等我的王白沙等伙伴们,朱头出事了,在短期内我去不了上海了。
朱成昭从接到“闭门思过”的通知开始,就把自己关在了西三楼的327室,基本上不再外出。除了去小卖部买香烟,他连去食堂买饭都懒得去,基本上都是打电话叫我去给他送饭。他是我的老战友,现在他有难了,给他送饭我觉得是我应尽的责任。
蒋良朴虽然并没有被停职,但他为了表示对朱成昭的支持,也自我停职,不再到总部去了,而是经常到西三楼和朱成昭待在一起。其他老“东方红”的战友们也不断地去西三楼看望。从2月中旬到3月上旬这一段时间,老“东方红”们去看望朱成昭的可以说是络绎不绝。
但从3月中旬起,去的人就很少了,大概是看到朱成昭复出无望吧。后一段时间,经常去看朱成昭的,也就是蒋良朴、李尤江、颜宽、王北宁,还有我了。叶向真在那段时间也经常去探望朱成昭。我们在一起时也无所事事,整天也就是谈天说地,山南海北,东拉西扯,自觉地不去谈论政治问题,用闲谈来打发时间罢了。
为了消磨时间,我拿出了我喜欢的新鲜玩具飞镖,他们都没有见过,很稀罕。在朱成昭住的房间没有标靶,我就在门上掷着玩。刚开始时,朱成昭也觉得新鲜,也尝试着投了一会儿,很快他就没有兴趣了。只有我始终都兴趣盎然。后来我挑了两三个好的,放在了我中学的同学张延群那里保存了起来,准备回家的时候带给我弟弟玩。
我的好伙伴们从上海回来了,他们也来看望朱成昭。他们了解了这一事件发生的经过。最有戏剧性的是有一次,王白沙来看朱成昭,很凑巧,那一天叶向真也在,但是王白沙并不认识叶向真,她只看到有一个穿军大衣的女子也在那里,并没有引起她特别的注意。王白沙对朱成昭说,他的八大观点肯定是受了叶向真的影响。朱成昭不承认。王白沙说,不是她对你说的,那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闹矛盾你怎么会知道?叶剑英和中央文革吵架拍桌子把手指骨拍断了你是怎么知道的?一句话把朱成昭问住了,无言以对。接着王白沙就把叶向真数落了一通,说朱成昭就是毁在叶向真手里了。
叶向真当时有些狼狈,她不能说她就是叶向真,也不能去制止王白沙,只能硬着头皮坐在那里。朱成昭当时也不便说明,他不好说这就是叶向真,你别再说了。所以当时整个局面使朱、叶两人相当尴尬。王白沙是性情耿直坦荡之人,她对朱成昭下台相当惋惜,因而数落起叶向真来毫不客气。这一句一句的,一般人听了肯定受不了。多亏了叶向真修养好,始终不发一声。事后,王白沙知道了那个被她骂的叶向真原来就是那个穿军大衣的女人,她也并不在意,还嘻嘻哈哈地笑了起来,说,我本来就想当面数落她,就是不知道去哪里找她,还正好叫我碰上了。
再后来,王白沙和童隆裴发现了朱成昭与叶向真的关系,认为他生活作风不检点,觉得他不正派,以后就不再去看朱成昭了。这使我比较为难,一边是我过去的战友,现在落魄了,另一边是我的挚友,我的好伙伴。两方面我都不愿意舍弃,我只能两方面维持。
这期间,我还去过王白沙家里几次。每次都是王白沙说她妈妈想见我,要和我说说话。我也很喜欢他们家的气氛,很民主,家长和孩子之间亲密无间,很平等,没有家长的架子。我们家就缺少这种气氛。所以我是有请必到。其中有一次是我带着伏庆是一起去的。但是去大串联的事却迟迟定不下来,我总想等朱头的事情能够告一段落后,我们再去大串联,所以就一直拖了下来。
转眼就到了3月底。朱成昭说,闭门思过快结束了,闷了一个多月,哪里也没有去,下个月要出去好好玩一玩,散散心。我们就商量着买4月份的月票。那时候月票很便宜,一张月票只要四块钱。蒋良朴家是湖南农村的,连四块钱也拿不出来,李尤江善解人意,自己掏钱替蒋良朴买了月票。同时买月票的还有我、朱成昭、颜宽和王北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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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成昭和中央文革渐行渐远

朱成昭思想的转变,即从紧跟毛主席、紧跟中央文革,转变为对中央文革有怀疑,这是一个巨大的转变。这个转变是怎么发生的,我无从知晓,应该是发生在我上次去大串联的那段时间吧。我不认为这完全是他独自思考的结果,应该是受外部影响和当时形势这两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
现在回顾起来,我个人认为主要原因应该是两个,一个原因是叶向真对他潜移默化的影响,另一个原因可能是彭德怀事件对他思想的转变也起了一定的作用。1966年12月份,中央文革指示地质东方红去成都抓彭德怀。朱成昭遵照中央文革指示派出地质东方红的小分队去执行这个任务。不料连派了两批人员前去,都被彭德怀感化。被派去的“东方红”战士都认为抓彭德怀是错的,彭德怀是冤枉的。小分队的负责人王大来还专门回到北京向朱成昭反映他们的看法。朱成昭也如实向中央文革反映了地质东方红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中央文革因为此事对地质东方红非常恼怒,于是戚本禹又改派北航红旗去抓彭德怀。朱成昭不得已,又派出第三拨人马,由王大宾和胡乐成去督阵,才完成了任务。朱成昭是个有思想的人,被派去抓彭德怀的小分队前后共有一百多人,从小分队领导到普通的“东方红”战士,为什么一致认为彭德怀是冤枉的,不应该抓?我认为朱成昭一定会思考这个问题。
这就可以合理地解释为什么朱成昭不愿意把彭德怀交给北京卫戍区,而是直接把彭德怀接到地质学院了。应该是朱成昭留了个心眼,想弄清这个问题,把彭德怀留着地质学院,彭肯定是安全的,决不会受到不人道的对待,决不会受皮肉之苦。所以他心里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把彭德怀交给在北京站等着接人的北京卫戍区的李钟奇。他先安排梅建明去弄两辆高级小轿车,小梅就去找何长工和旷伏兆,把他们两个人的小轿车和司机都借来了。朱成昭先把这两辆小轿车开到了丰台车站,利用火车在丰台停靠的机会,把彭德怀提前接下了车,直接把彭德怀带到了地质学院,使在北京站等着接人的李钟奇等了个空 。朱成昭把彭德怀安排好住处后,当天夜里,朱成昭彻夜未睡觉,在看彭德怀的万言书和彭德怀随身带的其它一些中央文件。后来,迫于中央文革和周恩来的压力,他才不得不把彭德怀交给了北京卫戍区。有可能是朱成昭那天夜里看了一些彭德怀带的中央文件,了解了一些真相,他或许也认为彭德怀是被冤枉的。此事对他思想的转变应该也有相当的影响。
朱成昭思想的转变带来的影响力也是巨大的,这从中央文革不得不修正了原来执行的政策就可以感受到。中央文革从原来的抓联动,到4月份又改为放联动,从打倒老干部,改变为拉拢大部分老干部。这种政策上的改变,是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的。中央文革放弃了继续承认造反派自下而上的大夺权,是中央文革改变既定政策的最明显的征兆。
造反派大夺权的浪潮首先从上海开始,上海“一月革命”就是试点,也是号角。上海“一月夺权”风暴拉开了全国造反派大夺权的序幕。当时“一月革命”被评价得那么高,宣传得那么厉害,是干什么的?它并不是放个大礼花,让全国人民看看热闹就完了。它是给全国树立的一个样板,是全国都要照着做的。接下来,很快就会是全国性的清一色的造反派大夺权,建立清一色的造反派全国政权。在这个紧要的时候,却突然停了下来,没有在全国铺开。为什么?就是因为在这个关键时刻,在2月初,朱成昭公开发布了他的八大观点。而这八大观点明显地是和中央文革唱反调的。这个意外出现的突发事件,打乱了中央文革既定的战略部署,迫使中央文革暂停了预定的全国造反派自下而上大夺权的计划,不得不花出时间和精力来整合和解决造反派内部出现的问题,将一度竭力鼓吹的造反派“自下而上”大夺权改良为由中央主持“协商”成立三结合的革委会。
这些情况都明确无误地表明了中央文革政策的调整。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调整?我个人认为,这个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朱成昭思想的转变而引发的连锁效应。有人可能不会同意我的这一看法,他们会说,朱成昭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学生,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大的影响力?
不错,朱成昭是一名普通学生。不过,不要忘记他当时已经是一名学生领袖了。而他的学生领袖地位正是毛主席和中央文革亲手树立起来的,他已经成了中央文革指挥全国运动方向的旗帜。朱成昭在12月份曾经对“东方红”核心组成员说过,要在地质部装100部电话,要在全国成立几十个联络站,要指挥全国的运动。一个学校的群众组织头头,怎么可能有这么大的口气、这么大的野心?显然应该是当时他就已经得到了中央文革的授意。现在,如果朱成昭继续紧跟中央文革,那么中央文革把这面旗帜指向哪里,全国的运动方向就奔向哪里。中央文革的意图就是要通过这些造反派来实现的。毕竟中央文革手中并没有正规军队,中央文革手中的军队就是红卫兵,就是造反派。这是中央文革运用得最得心应手最听话的军队。但是,现在这个军队的头头朱成昭已经有二心了,已经不听话了,那么中央文革还能依靠谁呢?所以中央文革应该是最不愿意朱成昭的思想发生变化的,是最希望朱成昭能继续留在中央文革麾下的。这就是为什么在4月初,朱成昭闭门思过刚刚结束,中央文革就由江青直接出面,派王大宾给朱成昭做工作,传达中央文革对他的挽留,希望朱成昭能“归队”。
我们还应该注意到以下两点,第一点是时间,是在4月初,4月6号。朱成昭3月31号“闭门思过”才期满,仅仅几天之后,中央文革就做出这个大动作,表现得很急迫。我认为这是中央文革想尽快地平复这一突发事件,不要影响到他们战略部署的正常进行。第二点,是由江青直接出面来摆平此事,这也极不寻常。当初让朱成昭“闭门思过”的是戚本禹,而现在要朱成昭“归队”的是江青。由这么个重量级的人物出面,足见对此事的重视程度。谁能够否认这不是中国的一把手毛泽东的意思呢?
所以,此时朱成昭的立场,对中央文革既定方针的执行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央文革的实际负责人江青希望朱成昭能做个检查,认识自己的错误。注意,只是要求做个检查。然后呢?然后就是朱成昭“归队”,“东方红恢复原来的秩序”——这是中央文革的原话。就是说,朱成昭做检查以后,朱成昭就可以复出了,仍然担任地质东方红和三司的一把手,一切照旧。
这是2014年我去探访王大宾时,王大宾亲口对我说的。当时王大宾为了有个旁证,特意带上李贵一起去给朱成昭做工作。王大宾给朱成昭说得非常清楚,他对朱成昭说,做个检查就完事了,你总得给中央文革一个台阶下啊!
这是一个看似小事、实际上却能扭转乾坤的关键点。但是,朱成昭拒绝了。这或许是朱成昭过于耿直,不愿意做违心的检查;或许是朱成昭作为一个政治人物的新秀,还不太成熟,还没有太多的城府;或许——我不能不提及这一点,是叶向真对他思想的影响太深,他不愿意辜负了叶向真。总之,是朱成昭拒绝做检查,拒绝和中央文革妥协,拒绝再重新回到中央文革的阵营来。
这段文化大革命中极其重要的历史事件,就以这样的方式结束了。它是以叶剑英为代表的老干部势力,和以中央文革为代表的新生势力之间,对红卫兵造反派掌控权的争夺战。这一争夺战以叶剑英为代表的老干部阵营取得胜利而告终。他们成功地把红卫兵造反派的领军人物朱成昭和中央文革离间了。历史就这样定格了。
这是一个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极其重要的事件。可惜,很多人到现在还没有看清楚这一点。
所以,接下来,中央文革就只能调整自己的战略部署了。你想想,连中央文革亲手树立起来的旗帜朱成昭对中央文革的方针都怀疑了,都和中央文革决裂了,那还会有多少基本群众会死心塌地地继续跟着中央文革干呢?造反派全面夺权走不通了,那么,调整方针是势在必行了。1967年4月下旬,中央文革先是把所有被抓的联动请到人民大会堂,由谢富治承担抓他们的责任。然后宣布最高指示,是毛主席要把联动全部释放。而且,被抓的这一段历史不留档案,就像没有发生过一样。当时,不仅被抓的联动热泪盈眶,感激涕零,而且也对一大批高级干部起了安抚作用。中央文革只能放弃原先的全国统一由造反派掌权的第一方案了。退而求其次,先“三结合”吧。
历史给一个人的机会往往只有一次,错过了,就永远找不回来了。朱成昭错过了这次机会,他永远就没有第二次机会了。他先是拒绝了中央文革的提议,后来,一段时间以后,他回味过来,又表示要做检查。但是,晚了。历史就是光阴的流淌,过去了就追不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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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昨 天》第一〇七期(增刊)
帖子发表于 : 周六 3月 31, 2018 9:29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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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乱世】

到军事科学院抢“黑材料”

陈永迪

原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勤务组成员田春林在《昨天》54期(第一个北京地院专辑)上发表的回忆录,写到为了摸清中央戏剧学院文革的真实情况,他和清华的张云辉亲自到军事科学院调查,接待他们的是军科的胡秉权主任,田写到:“对话主要由我和胡将军之间进行,我开门见山直奔主题:我们来就是证实中戏红旗魏阳他们反映的有关叶向真和中戏文化革命情况。胡将军也毫不掩饰和盘托出。从他的话中证实了中戏红旗的同学介绍的情况完全属实:一、中戏工作队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派出;二、工作队在中戏期间扶持成立了校文革领导小组,其组长就是叶向真;三、工作队在中戏领导运动期间也无例外地执行了刘邓错误路线,整了反工作队的少数同学,但在工作队撤出学校时,这些黑材料都全部移交给了叶向真为首的校文革(胡将军说,我们是军事机关,要那些材料有什么用呢?);四、中戏以叶向真为首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来我们这里抢所谓黑材料并冲击军事机关档案室,是十分错误的,造成了极坏的影响。为了保卫档案室,我们的警卫战士手挽手组成人墙,他们有的人对我们战士大打出手,造成战士负伤,有的当场昏倒。但我们战士始终坚持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原则。我问胡将军,叶向真明知这里没有黑材料,那她为什么要策划这次行动呢?胡笑笑:赶时髦呗!表示自己是革命左派嘛!当时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高潮时,确实有那么一阵抢材料的风气。”
这件事,我是参加者,据我的亲身经历,当时发生的“严重冲突”,是我们这些奉命去“抢黑材料”的学生与警卫战士之间的拉扯之类肢体冲突,在这过程中可能有人受伤,但不是殴打武斗那样的“打伤”。现将具体情况回忆如下。
那是1966年10月下旬(也可能是11月初),天气比较冷了,不少人穿上了棉衣。一天上午,系里通知我们去执行任务,没有说明任务的性质,去什么地方,只强调一切行动听指挥。我跟着头儿走到学九楼前,看见马路边停了几辆军绿色大卡车,车上的篷布拉得严严实实。
我被安排在倒数第二辆车上。上车后待了好一阵没见动静,也不准我们下车。大约半小时后车开动起来了。车篷的遮挡使我看不全沿途的情景,但是感觉车在往西边走,过了中关村转往颐和园方向,沿着颐和园的外墙进了西山。
车停在一个大院的马路边,我跳下车来好奇地观察,院子坐落在群山之中,大院很开阔,笔直的马路伸向远方看不到尽头,路边的白杨树高大挺拔。凭感觉这是一所军事大机关,一般军事机关大门一人站岗,而这里哨兵是两位,在马路上行走的军人穿呢子大衣的居多(1965年取消军衔后,没有肩章很难区分干部的级别,但是可以凭军官的大衣判断,校官以上的军官穿呢子大衣,尉官穿棉大衣)。这时领头的同学(是外系的,不认识)叫大家集合,在头儿的身边站着几位外校的红卫兵,正在焦急地向我们头儿介绍情况。这帮人长相不凡,用今天的话说都是帅哥靓女,后来才知道是中央戏剧学院叶向真派来的,在我们到来之前他们已经捷足先登,因人数太少被警卫战士赶出来了。
我们的头儿听完他们介绍后,向我们宣布:“今天的任务是抢‘黑材料’!”文革初期,北京的学生冲击各校领导,中央派工作组控制局势,工作组与学生产生激烈冲突,那些反工作组的学生被打成“反革命”、“右派”,整了他们很多“罪行”材料,我们统称“黑材料”。后来中央下令撤工作组,要求将整学生的材料一律销毁,不少工作组阳奉阴违,并未按中央的要求彻底销毁。于是学生们采取暴力手段抢夺,“抢黑材料”由此得名。头儿在讲话中没有交代是哪家的“黑材料”,谁整的?整谁的?“黑材料”为什么放在军事机关里?他只强调要一切行动听指挥,指哪儿打哪儿。那时我们对“抢黑材料”之类的行动都很有兴趣,把那些“黑材料”从神秘的角落里挖出来,当众曝光当众销毁,就像猫抓住老鼠一样令人兴奋。
训话完毕,由外校红卫兵带领我们走到一座大楼旁,大楼很气派,规模相当于我们学院办公楼的四到五倍,楼后面的小山坡上鳞次栉比地分布着大大小小的楼房。我们的队伍在办公楼西边的一座楼前停下来。楼的入口已被警卫战士封锁,战士们手挽手排成横队严阵以待,这阵势暗示我们“黑材料”就藏在里面。
这时一个军官站在楼前向我们喊话:“同学们,这里是军事重地,不许进入,请马上撤离!”一位同学针锋相对地喊道:“解放军同志,楼里藏的是整造反派的‘黑材料’,只要交出‘黑材料’我们马上撤退。”那军官说:“我不知道什么‘黑材料’‘白材料’,我只知道这里是军事重地,上级命令不准无关人员进入,请你们马上离开!”。
当时大楼旁还站了不少军官在看热闹,我感到很奇怪:这栋大楼要真是军事重地,为什么军官们不奋起保卫?看他们的表情冷漠而无奈,我还听见一位军官给旁边一位说:“怎么回事?院里的领导一个也不出面,真不像话!……”
僵持了一阵,我们终于拿出造反派的脾气向入口发起冲击,由身强力壮的大个子同学打头阵,组成锥子队形向战士的队伍钻进。我也跟着一组人往里挤,挤了一会儿就挤不动了,气喘吁吁大汗淋漓,再看战士队伍像一堵墙一样巍然不动。他们毕竟是受过训练的军人,我们这些书生哪儿抵得过。
正在一筹莫展时,在大楼四周转悠的探子悄悄来报:发现藏“黑材料”的房间了!那房间就在一楼,此时传来咣当一声响,只见一位同学用砖头砸烂那个房间的窗玻璃,打开了窗户,飞身跳入,其他同学也跟随其后从砸开的窗口往里跳,人群不断涌入藏“黑材料”的房间。
我也跟着爬了进入。那房间和我们学校小教室的面积相当,屋里空空荡荡,完全不像胡将军说的“档案室”,如果是“档案室”应该有放置档案的柜子或架子,这一切都不见踪影。屋子的墙角堆了一些纸箱,估计那箱子里装的就是“黑材料”。进屋的人很快自动排成两行,形成“传送带”,把纸箱往窗外送。正当我们庆幸“战利品”来得如此轻松时,房门突然被踢开了,七八个战士冲了进来,他们奋不顾身地扑向纸箱和我们争抢,拉来扯去混战一场。
危急中,有人果断指挥一部分同学堵住房门,将企图增援的战士挡在门外,屋里这七八个战士孤军奋战哪里是我们的对手,有的被按翻在地,有的被挤在墙角动弹不得,局势很快被控制。我们继续把“黑材料”往外传。
不一会儿,屋里的“黑材料”传完了,我跟着人群从窗户爬出来,支援正在进攻大楼入口的队伍,目的是进到楼里搜索其它房间是否还有“漏网之鱼”。
经过紧急磋商,头儿决定改变战术,把“往里挤”改为“往外拽”,每四个人一组同时抓住一个战士的手和脚,大喊一声使劲往外拽,战士们被一个个拽了出来。每拽出一个,外边的同学就鼓掌欢迎,我们跟着喊口号:“欢迎解放军同志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有的战士被拉出去后又冲回来,再拉出去再冲回来,还有战士泪流满面哭喊着向我们扑过来,估计他们因没有完成上级交给的守卫任务而羞愧气愤。一位同学在我面前悄悄竖起大拇指表示钦佩,我也打心眼里佩服,这样的战士上了战场,肯定个个都是英雄。
楼道清理完毕后,我们又将屋里被控制的战士一个个往外拽,最后在全体同学的掌声中,战士们全部被拽出了大楼。经过搜索,没有发现其它房间有“黑材料”,我们的任务顺利完成。
北京的初冬已经很冷了,我们和战士们反复“拉锯战”,都已筋疲力尽,而那些看热闹的军官们穿着大衣在寒风中冷漠地站着,仿佛看一场与己无关的摔跤比赛,这一幕久久地定格在我的记忆中。回到学校后,心中的疑问挥之不去:那天去的哪儿?为什么“黑材料”藏在军事机关里?我们在为谁卖力?
几天后,终于在学校的马路上遇到带队的同学,我想事情已经过去,应该解密了,于是大胆向他提问。他很爽快地告诉我:是给中央戏剧学院的叶向真抢黑材料,藏黑材料的地方是军事科学院。
后来我了解到,叶向真是叶剑英元帅的女儿,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学生。她和我院东方红的头儿朱成昭关系非同一般。我只能猜想,那天叶向真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先到军科抢“黑材料”,因寡不敌众被警卫战士赶了出来,于是叶向朱成昭发出增援请求,朱成昭欣然承诺,并直接命令我们去救场——这大概就是身为东方红公社勤务组中分管“作战”的田春林也不知道我们这次行动的原因。我们到场后看见的那些行动失利情绪焦躁的帅哥靓女都是叶向真的部下。
想来军官们对我们的行为很不解:军科院是军事重地,谁吃了豹子胆敢把地方上的造反派引进来?为什么院领导没有一人出面阻拦?面对上百人的“抢劫大军”,手无寸铁而且奉命“骂不还口、打不还手”的战士又怎能抵挡得住?
然而叶向真也有软肋,她的第一任丈夫刘诗昆文革初期被打成“资产阶级文艺黑线人物”,刘诗昆在上海的家被红卫兵查抄,报纸上已经公开点名。因为有刘诗昆这根软肋,工作组进中央戏剧学院后她很配合,工作组投桃报李,任命她当中央戏剧学院文革小组组长。不久,工作组作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执行人被毛主席赶下台,在革命群众面前低头认罪,赔礼道歉,所写的“黑材料”一律销毁。叶向真见工作组大势已去,很快举起造反大旗反戈一击。她的马仔早已打探清楚,工作组整的“黑材料”有部分藏在军科院,领导们碍于叶帅的面子不会阻拦也不敢阻拦。怪不得有军官抱怨院领导躲哪儿去了,可怜那些忠诚的战士们汗水白流。
有人将事情告到周恩来那里,周恩来知道后很生气。后来叶向真和朱成昭都被抓起来了。周恩来在多次讲话中批评叶向真在北京带头搞绑架(指绑架彭真等人的事),也提到叶向真“首先冲击军事科学院”,指的应该就是那次“抢黑材料”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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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纸堆】

关于文革中有关问题

周永璋

《昨天》编者按:这是周永璋在1985年7月27日(当时全国正开展整党和清查“三种人”运动)写给中央组织有关部门的个人自述材料复印留存的底稿。原件上明显的错字,如郑维山错写成曾维山,杨成武错写成杨成伍,转录时均已直接改正。(左图为周永璋先生遗像。)
周永璋(1943~2015),1963年考入北京地质学院,文革初期参加反工作组的造反运动,参与了东方红战斗队和东方红公社的建立,当时他就已经是学生中的共产党员,而且是党支部委员,这在造反派红卫兵中是极少的。当年北京高校有三个全市性的红卫兵司令部:1966年8月27日成立的“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即第一司令部,简称“一司”);9月5日成立的“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即第二司令部,简称“二司”);9月6日成立的“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即第三司令部,简称“三司”)。三司基本是由各高校中受压的少数派组成,加入的条件就是旗帜鲜明地反工作队。三司由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发起,具体串联并主持筹建者就是周永璋。三司的首届领导班子也称总勤务部,周永璋是总勤务员。毛泽东第三次接见红卫兵时周永璋与叶剑英同乘一辆吉普车,叶剑英开玩笑称他是三司司令。以后因与地院学生领袖朱成昭发生意见分歧,周永璋成为朱成昭的反对派“蔡派”骨干成员,一直处于受批判打击的极少数地位,基本被边缘化——这也使他后来免掉了被定为“三种人”的厄运。
这份材料因为是写给中央组织部为自己文革中的经历作说明和辩护的,因此难免会有避实就虚、避重就轻或言不由衷的问题,也会有记忆不清的问题。但因周永璋当时的身份和经历,仍可以作为研究那段历史的参考。个别地方略加了注释。

一、文革初期

66年5月中,从院党委布置下来批三家村,我具体组织领导3年级停课批判活动。当时我是年级团分总支书记。
66年6月初,人民日报登出北大聂元梓大字报,学院全停下了课,大量大字报矛头指向院党委和各级党的领导。我站出来保了院党委,把矛头指向了反党委的群众。6月13日,为地院大乱而痛心!挥泪迎接了地质部派进地院领导文革的工作队。
6月中旬,开始出现不少对工作队意见的大字报,我找工作队党委汇报年级党支部对党员发展工作的问题时,工作队党委负责人亮底,告诉我地院文革就是要打倒高元贵(地院原党委书记兼院长),现任党委书记王焕64年才从部队下来,没有问题,那是何长工部长要他来夺高元贵的权的。工作队准备让他进工作队党委……看了几天大字报,越比较越觉得高元贵是我党的好干部,资格老,人格正派,水平高,党性强,当时认为保卫党的好干部就是保卫党。我和全院90%的师、生、干部、工人一样,地质部有偏见,不公道。地质部派工作组不能领导地院的文化革命。希望中央另换工作组。为此,地院不少干部、师生上访国务院,汇报地院问题,要求中央派工作组。
6月20日,地院几千师生要求工作队党委派车送代表上访国务院,请求中央另派工作组领导地院文化革命。
先是游行,由我们年级地化二班部分同学自行组织,找我拟定了几个口号(因为那时标语口号要经组织批准已成习惯,我是年级主要负责人)。
游行队伍开始十几个同学,我没有参加。我从饭堂走回宿舍的路上,与游行队伍相遇,队伍不知怎么把我围在中间,一个个找我要求发言,有忆苦思甜的,有要与资本家家庭划清界限,请党考验的。最后向工作队提出正式要求,要求派年级代表上访,要求中央另派工作队,我半途回宿舍了。派代表、上访情况不了解了。这就是文革初期地院发生的6·20事件。
以后(6月25日),薄副总理批示,反工作队就是反党。我被打成了学生中第一号反革命,我自己坚信我是在保卫党,一直拒绝检查。
66年8月底,总理到清华表态,对工作队有意见不是反革命。工作队有错误应该检查(大概意思)。
工作队拒绝承认错误,各院校少数派纷纷成立反工作队群众组织。工作队也组织起老红卫兵(即后来的老保组织,当时是绝对多数派)。
我找到各系挨整的学生,共12人左右,开了串联会,成立东方红大队。可是第一次会上就发生了一个同学(团员):“他妈的,党员都是修正主义的。”另一个同学(非团员):“他妈的,团员也都是修正主义的。”这两个同学互相又吵起架来。当时只有我一个人是党员,我特别反感,觉得这帮乌合之众,非走向反面,与他们不是一股道上的车。会后再没有理会东方红大队。以后他们搞的东方红公社的事,我整天忙于收集工作队材料上访告状,因工作队整我使我出了名,师生总认为我是东方红公社的头头,有事总找我。其实我在东方红公社组织里什么也不是。后来他们让我负责对上联系,是他们认为我名声大的缘故。
证明人:关霞,原地质系总支副书记,现地院研究生部党委组织部长
江祖如,原年级党支部书记,现研究生部公司经理
朱中一,现地院研究生部博士生,研究生

二、我在三司始末

66年8月中旬,首都大专院校已成立了首都红卫兵总部 (一司),我院保工作队的老红卫兵参加了一司。以中国人民大学一派组织串联准备成立首都红卫兵司令部 (二司),我与他们联系,我不想参加二司,考虑成立一个全由少数派组成的组织。报告到周总理,周总理表态支持。着手串联了十几个院校组织,于9月6日在工人体育馆召开了成立大会,叫首都红卫兵总司令部 (三司)。明确了为联络机构,各校派出代表,选举产生三司勤务组,我被选为组长,清华唐晋 被选为副组长,勤务组还有张广彩(政法),张文才(邮电),高升(工大),仇大明(林院),崔俭(农机)。总理给三司配了刘志坚、郑维山当辅导员。准备好了一排平房,并安了五部电话给当办公室。同时派出一个汽车班解放军(一辆卡车,三辆吉普,三辆摩托),归三司使用。总理联络员宋皋长驻劳动人民文化宫,与一、二、三司联系。
三司自成立至10月初,三司及各下属组织均为少数派。中央支持各群众组织,政治上不表态。三司下属组织这阶段主要为生存而斗。三司主要起下情上达、上情下传的作用。下属群众组织基本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特别讲政策,争取群众。
具体活动主要有:
9月25日,组织总理接见三司及下属组织负责人座谈会。9月26日,总理接见三司全体成员讲话。
戏专组织演《沙家浜》,其中出身不好的同志多,戏校老红卫兵要砸演出场,三司派出保卫人员,未发生事情。
(原戏校黄玉、麦家华证明)
地院二进地质部,吃不上饭,三司派人送过一车面包。(证明人朱中一,安静中(地科院研究生部主任))
帮助组织筹备了首都批反动路线誓师大会(10月6日),由市委调拨交通工具,周荣鑫委托我协助组织,并在会上致了开幕词。总理在大会上作了长篇报告。
地院发生东方红组织要平分使用广播台,两边斗起来相持不下。接总理电话让回去处理一下。我带着刘志坚的联络员老王一起回到地院。中央文革戚本禹、关锋一会儿也去了。我和老王就又马上回了文化宫,未去过问。
三司全体人员大量工作主要用于潮水般来自全国各地少数派上访人员,代接材料等。少数带有证物的要找总理,找主席,由我挂电话直接联系。
这期间,三司由我主持工作,从未开过勤务组正式会议。忙于事务,疲于奔命。多靠坐上汽车走在路上睡一会儿觉。(上图:周永璋在向周恩来作请示汇报。)
这期间,三司组织从未搞过任何打砸抢,从未整过任何一个老干部的材料,从未批斗过任何一个老干部。
10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 ,对少数派很有利。看出中央明确支持造反派。三司各下属组织开始大乱。极左派露头。大整内部右倾头头和群众。
10月6日大会上,总理宣布三司等全国各省的代表组织是左派组织,中央支持这些组织 。当晚,朱成昭、蒯大富即把三司变成了指挥机关。他们组成了三司领导小组,让我主持日常工作,任办公室主任。我反对将联络性质的组织搞成指挥机关,自始除中央找我外,对三司采取一律不管的态度。自己给老三司组织头头打招呼:我准备离开三司,你们只能搞本校的运动,不能听别人指挥。介入社会太复杂,要犯错误。(证明人:戏校黄玉,麦家华,机院负责人,农机负责人,政法兵团负责人等。)
10月18日,毛主席、刘少奇、总理等接见红卫兵,总理叫我去,参加了维持秩序。证明人:杨成武,邱世涛(江苏南通市组织部)。配合总理、杨成武处理好口号事件 。
第二天,朱、蒯召集三司会议,提出不少极左口号:踢开党中央,由中央文革主持中央工作,中国到了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他们要先解放北京城,后解放全中国,等等。会上决定准备开100万人大会,让我向中央借天安门城楼用。我偷偷出去打电话告诉总理那儿,周总理不在,周荣鑫说他找总理去,让我回到会场上去。不到半个小时,张春桥、关锋来了,批评了他们,大会也告吹了 。我第二天也就被他们开除出三司了。
三司大乱,下属组织抢了三司大印,谢富治又给他们刻了个新印。我也不理会这些事,回江苏老家去了。
年底听说就在我离京的当天晚上,总理接见,全北京到处找我,会上总理,当时还有江青都讲话,批评了朱、蒯,让他们找到我回三司主持工作 (杨淑蓉告诉我的,杨现在武汉地院岩石教研室),我没有当回事。我是下决心不干了。
证明人:
唐晋,清华大学教员
张文才,原邮电学院学生
邱世涛,江苏南通市委组织部
吉让寿,无锡地质研究所

1985.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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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林一叶】

北京地院“东方红”与重庆“萧李廖”、罗广斌案

何 蜀

在文革造反运动时期的首都红卫兵中,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是一个很有特点的组织。他们的一大突出特点,就是敢于为一些文革前和文革初期受到错误批判处理的蒙冤者仗义执言,鸣冤翻案。因此在一段时间里,北京地质学院成了上访告状的蒙冤者聚集的重要地点——连后来大名鼎鼎的蒯大富在刚得到平反但还未能在清华大学站住脚时都曾到地院寻求保护。为此,北京地质学院还一度得到了周恩来和康生的赞赏,将其比之为古典小说《水浒传》中的“小旋风柴进”。在戚本禹对中央、国务院联合接待室工作人员的一次讲话中就说到:

……地质学院这些学生是有风格的,地质学院他自己出粮票,就是保护这些人,他听了以后是革命的,他们就保护,公安部来抓人,他不让抓,藏起来,没有地方睡觉,一个小床睡两个人,没有吃饭的,他自己买两个小馒头,你一个,我一个。所以康老、总理表扬了他们,说他们是《水浒传》里的英雄好汉作风,小旋风柴进嘛!柴进就是专门搜罗造宋朝皇帝反的人。地质学院就有这么个风格,专门搜罗造反的革命群众……

《水浒传》中绰号“小旋风”的柴进,按书中介绍,是前朝“大周皇帝的嫡派子孙”,仗义疏财,专一结识天下好汉,救助遭到官府发配(判刑流放)的人,是现世的孟尝君。柴进之所以敢于接济官府眼中的“罪犯”,是因为他家有宋太祖颁发的“丹书铁券”,有免罪免死特权。而文革中北京地院“东方红”敢于收留和扶助受过政治处分、顶着“反党”、“反革命”罪名的蒙冤者,则是因为一方面他们是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倚重一时的“铁拳头”,另一方面是他们当中平民子弟居多,较能体察民间疾苦——这是他们与柴进这样的前朝皇帝“嫡派子孙”最不相同的特点。至于中央领导人赞誉他们为“小旋风柴进”,则不过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一时之需,到了不再需要造反派的1968年夏,北京航空学院接纳各地遭受打压迫害的造反派群众组织代表开会,就被斥为“北航黑会”而且遭到严厉追查了。
在“无产阶级司令部”还需要倚重造反派的时候,重庆就有两件大案被北京地院“东方红”列为了调查翻案的重点。

“萧李廖”案

重庆的“萧李廖”一案,是在1963年按“反党集团”性质处理、震动四川政坛的大案,此案所处分的干部主要有:
萧泽宽,时任中共重庆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分管共青团工作;
李止舟,时任中共重庆市委候补委员、副秘书长兼市委办公厅主任;
廖伯康,时任中共重庆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兼共青团重庆市委书记;
于克书,时任共青团重庆市委副书记(主持团市委日常工作);
此外还有副市长邓垦,市委党校党委书记余时亮,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高兰戈,团市委副书记王竹、赵济……一大批历经多次政治运动折腾而尚存良知、敢说真话的干部。
1962年,萧、李、廖等许多干部因接触了解到四川农村连年大饥荒造成大量非正常死亡的惨痛现实,并发现问题并非出在农村“阶级斗争”或基层干部问题上,而是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的决策错误和独断专行、强迫命令瞎指挥等恶劣作风造成的。1962年2月底,在中共重庆市委召开贯彻中央“七千人大会”精神的市委第十八次全委扩大会议上,干部们纷纷对四川省委领导提了很多而且很尖锐的意见。萧、李、廖及于克书等还通过不同方式向中央反映了有关意见,中央书记处派人到四川“微服私访”时他们又参与接待和提供材料。这些就成了他们“反党”的罪状。在1962年夏秋相继召开的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将“七千人大会”以来党内外一些干部、群众要求纠正“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和“反右倾”扩大化错误以及提出的一些合乎实际的正确意见,都视为“阶级斗争”的反映,是“右倾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的表现,斥之为“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李井泉看到政治风向对他有利了,立即对给他提过批评意见的干部进行打击报复。随即,重庆市委按李井泉的严令,将萧、李、廖等干部按“反党集团”性质进行了批判处理。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报复心特别强的李井泉又要求重庆市委将已经处理过的“萧李廖”案重新抛出来,定性为“反党黑帮”,进行大张旗鼓的公开批判。

罗广斌案

罗广斌是六十年代初期最走红的长篇小说《红岩》的主要作者。
1948年,24岁的罗广斌刚加入中共不久,即遇到重庆及川东、川康地下党因多个领导人连环叛变而引起的中共地下组织大破坏,9月罗广斌在成都家中被捕后转押重庆,先后囚禁于渣滓洞、白公馆两处看守所。1949年11月27日国民党当局从重庆败退前对关押在渣滓洞、白公馆等地的政治犯(包括中共地下党人、民主党派人士、无党派的民主运动活跃分子)及国民党军统局违纪人员等实行大屠杀之夜,罗广斌从白公馆看守所率十多人逃出。
中共执政后,罗广斌长期致力于通过亲身经历向青少年宣讲国民党狱中革命烈士英雄事迹和控诉国民党狱政罪恶的“革命传统教育”工作,并在此基础上与刘德彬、杨益言一起写作了纪实文学《在烈火中永生》和长篇小说《红岩》。但在此期间,有关方面从原国民党特务、官吏的交代及起义、投诚人士的回忆中,却得知罗广斌当年是被释放或已经通知释放出狱的,因此对其“冒死越狱”的自述产生怀疑,进行了反复调查,始终未能得出50年代初期那样“没有问题”的明确结论。小说《红岩》出版并获得巨大轰动效应后,罗广斌与他的长期合作者杨益言、刘德彬(因在1958年被定为“严重右倾”而在小说出版时由市委决定不作为作者署名)一起被市委安排调入重庆市文联任创作员(专业作家),但罗广斌的“出狱问题”仍然是一疑点,在“阶级斗争”观念日益增强的形势下,这一疑点就越来越成为对罗广斌政治生命的巨大威胁。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罗广斌在造反派红卫兵的支持下起来造反,并于1966年10月25日主持以所谓“巴黎公社”式民主选举(在仅有二十多人的小小文联机关中即剥夺了“黑帮”、“黑帮爪牙”及“摘帽右派”共8人的选举权),选出名为“工人(炊事员)领导”实际由罗广斌控制的文联文革筹备小组,在重庆市机关事业单位中最早实现了造反派夺权。但他一直被有关部门怀疑的“历史问题”,变成了群众组织中对立派攻击他的重大把柄,先是保守派以此攻击他,并借此攻击造反派“组织不纯”。保守派瓦解后,造反派中的对立派又以此攻击他。在1966年底开始的重庆造反派内部分歧中,罗广斌站到了反对重大八一五的一方。1967年1月下旬重庆造反派按毛泽东号召、在驻军支持下夺权建立临时权力机构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简称革联会)后,造反派矛盾激化,正式分裂为两派,罗广斌站在反对革联会的一方,被革联会一派视为“山城最大的分裂主义者”、“政治扒手”、“埋在造反派内部的定时炸弹”。2月5日,革联会一派红卫兵和支持革联会的北航红旗驻渝联络站人员到重庆市文联院内将罗广斌抓走。2月10日晨,罗广斌在关押他的解放军重庆后勤工程学院八一楼三楼借上厕所之机跳楼自杀身亡。此后,革联会一派就干脆称罗广斌为“叛徒”——因为当时作为共产党员,自杀就是叛党,再加上他还有历史上被怀疑的问题。由此,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三人创作小组被打成“罗氏三家村”、“罗广斌叛徒集团”,他们创作的小说《红岩》也被定性为“大毒草”,遭到“革命大批判”。

北京地院“东方红”介入重庆两案

北京地院“东方红”到重庆串联的人员,很早就介入到了为“萧李廖”翻案的工作中。据“萧李廖”三大要犯之一的廖伯康回忆:

……北京地质学院的红卫兵见到满街贴有“打倒萧李廖反党黑帮”的标语、大字报,却又未见公开批斗。他们就到市委要求交出这几个大“黑帮”进行公开批斗,遭到拒绝。这时,市委深恐红卫兵和我们接触,便急忙将我们秘密转移到远郊红卫兵不易去串联的地方,改名换姓地隔离关押起来。……北京地质学院红卫兵要求公开批斗萧李廖被拒绝后,引起他们中一些人的怀疑:既然是黑帮,为何不让公开批斗?这时省委那位主要领导人也被揭发批判了,说他反对毛主席。北京的红卫兵就感到奇怪,省委这个大“黑帮”又把那批人打成了“黑帮”,于是就提出究竟谁是“黑帮”的问题。有黑吃黑,也有红吃黑或者黑吃红,打的和被打的究竟谁红谁黑?他们想摸一摸这个问题,于是就想找到我们。

北京地院“东方红”的大学生千方百计把被重庆市委分别秘密关押在不同地方的萧、李、廖等人找到,并接到当时设于重庆市政协的北地“东方红”驻渝联络站,一作交谈了解,便得知这些干部被打成“反党黑帮”的内幕,“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当即决定要帮他们申冤翻案。廖伯康记得把他从綦江县关押地找到后接到重庆市政协的几个大学生是李云生、黄景贤、任克亚 。
当1967年初重庆造反派两派公开分裂后,站在反对革联会一边的北地“东方红”人员被迫离开重庆,临走前给廖伯康等写了到北京地质学院找“东方红”联系的介绍信。萧、李、廖及高兰戈等随即去了北京。据廖伯康回忆:

北京地质学院设有一个专门接待各地来京人员的接待站。1967年2月15日,我们便持联络站的介绍信到接待站登记。接待站把我们安排到北翼楼上的一间小教室,叫我们去抱了几捆稻草铺地铺。过了一会,接待站站长庄成章来问:“你们有位叫廖伯康的吗?”我说我就是。他又问我们为什么到北京,经我作了简要说明后便马上提高了对我们的待遇,要我们去抬床和领取被盖垫絮等。原来地质学院有位女教授郝怡纯 也在接待站工作,1957年她曾参加赴日青年代表团,是副团长,我那次也参加了赴日青年代表团,而且同她在一个小组。这事虽已隔多年,但她对我的印象犹存。我们在接待站登记时她在里面看见了我,便对庄站长说他们中有一位廖伯康是原重庆团市委的书记,这样我们就受到了特别优待。我们在北京地院住了九个月,可是我却从未与她再见过面。……
1967年3月31日,地质学院的李云生告诉我们,他参加了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一个会议,他在会上提出了我们的案件,总理指示把有关材料报去。4月3日,李云生把我们所写的有关四川问题及我们的申诉材料送交给了周总理的联络员。

与此同时,被打成“罗广斌叛徒集团”成员并遭到八一五派通缉的杨益言、刘德彬,也在罗广斌被抓走后相继逃离重庆,辗转经贵阳逃到北京,也住进了北京地质学院。据刘德彬在1969年重庆市文化系统清理阶级队伍学习班所写交代材料中回忆:

  四月初,杨益言在地院作报告后的不几天,地院东方红负责人之一的孟繁华在地院十二楼(我们住在十二楼)碰见我说,他找了三个同学,东方红的战士,专门对罗广斌的问题进行调查,我当时很高兴。他把三个同学给我介绍了,一个叫曾昭贵,另两个名字记不起。一个月以后,这两个就未参加调查了。此外,北大的四个女同学,清华的周学勤,美院附中的余刚勇,都参加了调查组。我同杨益言为调查组提供线索,他们的调查报告参加过讨论,杨和我还协助调查组收调查材料,按历史顺序编印了一本罗广斌历史资料。调查组的活动情况可以问该组负责人曾昭贵同志,他是地院67年毕业生……

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的“罗广斌问题专案调查组”,实际上同时也成为“萧李廖”专案调查组。
比较起来,“萧李廖”案中的萧、李、廖等干部与李井泉谁是谁非的问题,比较容易判断,而且当事人都在,蒙冤干部可以自己写申诉和揭发材料。而罗广斌案,则涉及到罗广斌的历史即狱中表现与怎样出狱的问题,较为复杂,特别是在当时那种深挖“叛徒”的时代气氛中,又十分敏感,风险极大,加上罗广斌自杀身亡,许多事情外人很难搞清楚。北航红旗驻渝联络站和重庆的八一五派批判罗广斌的一个要点,就是抓他的“历史问题”。因此,北地“东方红”的调查组建立起来后,就首先着手进行罗广斌历史问题的调查,并撰写《罗广斌历史问题调查报告》,同时,他们还与中国青年出版社小说《红岩》责任编辑张羽等一起创办了专门为罗广斌案鸣冤翻案的小报《红岩战报》,并支持杨益言、张羽和罗广斌夫人胡蜀兴等到北京一些单位去作报告,宣讲罗广斌的革命历史和在文革中的革命造反表现,控诉重庆的“资本主义复辟逆流”杀害了罗广斌。
因得到杨益言、胡蜀兴再三请求江青接见以反映有关罗广斌身死等情况的信,4月24日,在北京地质学院12号楼二楼某室,由中央文革小组戚本禹按江青批示派来的两个工作人员接见了杨益言、刘德彬、胡蜀兴等,地院“东方红”调查组的曾昭贵和参与为罗广斌翻案的北大学生朱学文、中央美院附中学生余纲勇等也在场旁听。中央文革代表听了有关汇报,临走时对胡、杨、刘说:你们要写的材料,快点写。以后再送材料时,可送中南海西门收发室,交江青同志办公室,这样可以快些,江青同志可以及时看到。
5月26日,北京地院东方红公社《东方红报》39、40期合刊发表了地院“东方红”罗广斌问题专案调查组撰写的《罗广斌问题调查报告(历史部分)》。
5月30日,北地《东方红报》41期发表当年与罗广斌一起从重庆白公馆狱中逃出的脱险志士郑业瑞的回忆文章《白公馆中的罗广斌同志》。
6月5日,《红岩战报》第二期出版,发表地院“东方红”罗广斌问题专案调查组《罗广斌问题调查报告(历史部分)》……
当时北京的形势,对重庆八一五派十分不利。1967年5月26日,重大八一五勤务组成员秦安全在重庆做了个内部报告,汇报在北京参加中央解决四川、重庆问题会议期间的遭遇,其中说到:

杨益言、胡蜀兴在北京大肆放毒,说罗广斌是被谋杀的,北京和全国其他地方舆论一边倒(如广州、上海、内蒙等地),说8·15是叛卖集团,8·15是保皇派。
我们挨北地东方红的打(他们打了三十七个单位,只有一个单位给他们写了一张大字报)。我们挨了三次,第三次挨打后,我们到他校游行抗议。我们有30多人住了院。八一兵团 一战士冒充周家喻 挨了毒打。

调查工作被迫中止

毛泽东的文革理论与实践都充满了朝三暮四、反复无常、难以自圆其说的矛盾。比如,一方面,他认定中共党内有一个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许多地方和单位都被刘少奇的代理人变成了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比如四川,按《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中的说法就是:“以李井泉为首的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长期以来,把四川省当作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独立王国。”可是另一方面,对于文革前的历次政治运动,哪怕都是在这类“刘少奇的代理人”具体领导下进行、而且这类“代理人”比如李井泉正是靠这些运动的“政绩”得以步步高升的,也决不能对这些运动质疑,更不能否定,谁要质疑或否定,就是“反对三面红旗”、“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即使已有先例:四川的刘结挺、张西挺等人被毛泽东钦定为打倒李井泉的“突破口”,已由中共中央正式平反,对“萧李廖”案这样的历史冤案仍然没人敢轻易表态,任何一个接待上访申诉的文革接待站人员都只能答应向上转交材料,并答复“等待运动后期处理”。
据廖伯康回忆:

1967年9、10月间,中央指示所有来京上访人员都要回到原地区解决问题,各单位设立的接待站陆续撤销,北京地质学院接待站也随之撤销。我们对四川和重庆的情况不明,且武斗还在升级,尚无回四川的条件,真是走投无路。后来通过一位北京钢铁学院名叫余吉冰 的同学暂时住到他们实验大楼的一间实验室里。
北京地质学院同学在重庆设联络站时就成立了“萧李廖专案组”,陆续有李云生、黄敬贤 、邓光中、曾昭贵等同学参加。到北京后,住在北京地质学院接待站的西南师范学院学生何亚瑄也和他们一道做过一些调查和整理资料工作。他们在重庆查看了一些档案材料,并在重庆、北京访问过一些知情干部,整理了一套《萧李廖调查材料汇编》,写出了《调查报告》。1967年9月下旬,为帮助我们返回四川,“专案组”派曾昭贵去成都,向四川省革委会筹备组汇报并将《资料汇编》和《报告》送交省革筹组长张国华。张国华表示支持对萧李廖一案进行调查,并提出最好有四川造反派参加……
在北京钢院住了近两月,中央文革联合接待室提出要我们回成都向省革筹作一次汇报。我们也考虑到,无论中央态度如何,作为四川的干部,最终还得回四川解决问题。北京地院“专案组”派曾昭贵护送李止舟和我于1968年2月18日离开北京回成都。

另据刘德彬回忆:

  67年国庆节,我们不能在地院住了,同时地院罗广斌调查组准备结束,把我们这一案送四川省革筹处理。因此,10月2日杨益言和我由京乘车到成都,我们到成都后,碰见调查组负责人曾昭贵,他已把罗广斌有关调查材料送给了省革筹,并请示了张政委。张政委指示地院调查组及重庆造反派继续进行调查。杨益言和我被安排在地质局地院驻蓉联络站住宿。大约住了一个多月,就搬到川大第二招待所。

这里所说的张政委,即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组长、成都军区政委张国华。当时他的态度是偏向于成都八二六派和重庆反到底派的,不过不像省革筹另外两个负责人刘结挺、张西挺夫妇那样露骨。
另据当年重庆市文联编辑熊小凡(曾任反到底派文联东方红纵队主要负责人)在1969年清理阶级队伍学习班所写的一份交代材料中回忆,1967年底,他听西南师院参与为罗广斌翻案的学生侯光清讲到:

曾昭贵曾把北地搞的为罗翻案的全部材料带到成都,移交给了省革筹。据说,曾昭贵曾请求张政委 接见,当时张政委很忙,委托天宝同志接见了他,并转述了张政委的意见,大意是说:①北地东方红小将支援四川造反派做了许多工作,表示感谢他们;②关于罗广斌的调查,可以转给四川造反派小将继续进行。总之,他们转述的基本精神是,张政委表示支持他们的工作。

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罗广斌问题专案调查组,根据张国华指示,把调查工作移交给了重庆反到底派西南师院八三一纵队的同学继续调查——实际上,西师八三一有同学一直在参加这一调查工作。最有趣的是,西南师院的女学生何亚瑄,在工作中与调查组负责人曾昭贵相识相恋,后来结成了夫妻。因这个调查组同时在进行“萧李廖”和罗广斌两个大案的调查翻案工作,所以后来李止舟说他是曾、何的媒人,刘德彬也说他是曾、何的媒人。
杨益言、刘德彬转移到成都后,翻印了北地“东方红”调查组写的罗广斌历史调查材料,并根据调查组的调查报告,重新写了《罗广斌历史调查报告》,编印了油印的《罗广斌同志历史调查(证明材料选编)》,汇集了有关罗广斌从1944年至1949年间历史情况的一些证明人所写材料,在《序言》中说,从这些材料可以证明罗广斌的历史是“革命的,鲜红的”。
然而,在当时的语境下,那些证明人本身是否“革命”已经是个问题,这些证明材料是十分无力的——在北地《东方红报》上发表回忆文章歌颂罗广斌在白公馆狱中英勇表现的同狱难友郑业瑞,就是一个“摘帽右派”,后来在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中还被诬为在武斗中“指使杀人”,被作为“现行反革命分子”枪杀。
致命的打击来自“无产阶级司令部”。
1968年3月15日,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接见四川省革筹、成都军区、五十军、五十四军领导人时,对四川问题作出重要指示,时称“三一五讲话”或“三一五指示”。这个讲话的主要内容是批评成都红成派和重庆八一五派的,因为他们从1967年底掀起了全省一派群众组织打倒省革筹领导人中刘结挺、张西挺夫妇的浪潮,在“三一五指示”中甚至上纲到了“打刘张就是为李廖翻案”(康生语),“就是刘邓复辟”(周恩来语)的高度。周恩来讲话中还特别传达了毛泽东对重庆反到底派带有支持、欣赏意味的几句话,周恩来说:“重庆去年把李井泉搞去,不给反到底斗,反到底扎了三个草人,斗了后把他烧了,‘纸船明烛照天烧。’为什么不给他们斗,这是大方向问题,我是听主席说的。主席看的比我们多,是主席看小报,看了给我们讲的。主席许多小报都看了。重庆八一五的《大局已定,八一五必胜》,主席说叫反到底派批的一塌糊涂,还有什么《嘉陵江上烟云滚滚》,主席都看了。” 因此当这个讲话传达下来后,四川的八二六、反到底派欣喜若狂,而红成、八一五派则垂头丧气,怨气冲天。
不过,这个讲话中也有对八二六、反到底派不利的内容。当周恩来谈到四川的“敌情”时说:“国民党在四川留下的人很多,有刘文辉、杨森、宋希濂、罗广文、胡宗南,还有王陵基、蒋介石等军阀的人,情况复杂,旧社会渣滓多。” 江青接着周恩来的话,讲了这样几句:“因为一个剧叫我调查,华蓥山我做了调查,碰见鬼,根本没有这么回事。罗广斌是罗广文的弟弟,有人替他翻案,我们根本不理他。华蓥山游击队,根本糟得很,叛徒太多了。”
这样简短的几句话,对于正在为罗广斌及四川地下党的许多冤案进行调查翻案工作的四川八二六、反到底派和北京地院“东方红”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
江青说的“一个剧”,指的就是她从文革前就已经安排进行的根据小说《红岩》改编的京剧,后来大概听说了罗广斌的自杀和他的“历史问题”,又得知四川地下党及其领导下的游击队情况十分复杂,不好作为文艺样板的题材,在1967年5月决定放弃了已经进入彩排阶段的京剧《山城旭日》 。而这一次,江青毫不含糊地表明了对罗广斌问题的态度——尽管“是罗广文的弟弟”根本算不上什么罪名,但她对罗广斌的否定已是明白无误的了。
鉴于“中央首长三一五指示”的传达贯彻,北京地院“东方红”不得不断然中止为“萧李廖”和罗广斌翻案的调查工作。
1968年3月下旬,曾昭贵、何亚瑄再次去重庆,打算向重庆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汇报有关罗广斌案及“萧李廖”案的调查情况,以作一个了结。到重庆后,他们借宿于反到底派工总司的办公处,重庆市革筹组大院(即原市委大院)斜对面的原共青团重庆市委院内。
3月27日午后,被中央首长“三一五指示”激怒的八一五派,决心以实力打出胜局,在同样对“三一五指示”心怀怨愤的驻军及市革筹(市革筹负责人即驻军负责人)的默许下,八一五派的多路武斗人马公然向市革筹对面团市委院内的反到底派工总司、机关司令部发起武力进攻,乱枪齐发,当场打死二人。反到底派本以为近在市革筹眼皮底下,安全应有保障,才从市体委那边搬过来的,而且未做任何防守准备,这时只有不断打电话向市革筹、警备区请求来人制止武斗,但根本无人理睬。反到底派的部分人员只得在对方机枪扫射间隙时从后面的嘉陵江岸坡边冒险逃离,其余数十人成了“俘虏”,曾昭贵、何亚瑄二人也在其中。经过一番惊恐、屈辱的殴打关押审讯后,曾、何二人被迫返回成都。当时住在四川大学的廖伯康回忆:

曾昭贵对我们说,他们也不能在成都久留,只能把我们的材料交给省革筹,由省革筹审查处理,他们回北京后再向中央文革作一次全面汇报。至此,北京地质学院负责调查我们问题的“专案组”宣告结束。尽管他们不可能真正解决我们的问题,但他们对我们很负责,有始有终。

熊小凡在“清队”学习班的那份交代材料中回忆:

(1968年春)侯光清、何亚瑄又回到了重庆,接着,曾昭贵也到了重庆,曾、侯都住在机关司令部搞为肖、李、廖翻案的“调查报告”,曾昭贵到重庆没有几天,就发生了工总司(原设在团市委内)被占的事件。大约正是在这段期间,我听侯说,何亚瑄曾到过北京,同曾昭贵等找中央接待站西南组的负责人汇报过他们调查罗广斌问题的情况。
“三一五”指示下达后,曾昭贵又到过一次重庆,他对我说了几点(在我的印象中,这不是他个人的意见,而是他的组织的意见):①我们(指北地小将)搞罗广斌问题,目的是想揭露李任及其同伙利用罗广斌打击一大片;②我们的调查工作不深入,不全面,有些问题没有触及,如中央首长指示:“罗广斌是罗广文的弟弟。”我们对罗广斌与罗广文的政治关系就没有调查,这是有缺点的。我们对罗广斌作的结论是错误的。但是,我们向中央上报的材料,都是根据调查材料,没有捏造事实;③中央点了罗广斌的名,坚决按中央首长指示办事,不再搞这个问题了。要从这个错误中吸取教训(以上是记的大意,并非原话)。

北京地院“东方红”为蒙冤者平反翻案的专案调查被迫结束了,而重庆八一五派继续追打“叛徒”的专案工作却在进一步展开。1968年5月4日,借着“三一五指示”的“东风”,重庆八一五工总部向重庆市革筹组和重庆警备区上报《关于“揪叛徒、批〈红岩〉”专案工作的请示报告》,这个报告中还罗列了八一五派所了解的重庆反到底派、成都八二六派、首都红代会北京地院“东方红”等组织及一些个人为罗广斌翻案的活动情况:

江青同志在“3·15”指示中提到了有人替罗广斌翻案的情况,事实的确是这样。从罗广斌被揭发出来那一天开始,为罗广斌翻案的活动就没有停止过。去年二月,罗广斌的追随者杨益言等就抛出了《罗广斌是个好同志》的传单,三月份在北京出现了署名“解放大西南兵团”以及署名“红岩纵队”的翻案大字报和传单,四月,杨益言、胡蜀兴、张羽(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叛徒)、陈家俊(高级党校干部,原重庆市团委干部)、于蓝(电影演员)等人就赤膊上阵了,在北京、天津等地到处作报告、写文章,什么《分歧何在》、《不许诬蔑〈红岩〉》、《罗广斌同志和电影〈烈火中永生〉》等等,接踵而来,大量印发,流毒全国。接着,六月,北地《东方红报》上发表了以肖、李、廖证明材料为主的翻案调查报告,和郑业瑞(叛徒,极右分子)的翻案文章,七月发表了为电影《烈火中永生》和罗广斌翻案的文章,八月又发表了内蒙作者乌兰巴干的文章。单是为罗广斌翻案的专刊《红岩战报》就发行了三十七万余册。去年十月,叛徒翻案组又以两江纵队名义大量散发了所谓的《罗广斌同志历史调查(证明材料选辑)》。十一、十二月份,成都《新解大报》连续抛出《罗广斌问题揭晓》之一、之二,今年一月份起,为罗广斌翻案更出现了“新水平”,即是为四川地下党,为华蓥山游击队翻案为中心,以罗广斌问题为“突破口”的作法,同时火力表现得很猛,如反到底派《红满天》小报第五、六、七、八、九期连续发表了为罗广斌翻案的文章,《九二一炮声》和《井冈山评论》68年2月合刊,以“九评”(重庆九人平反小组)的名义,发表了《也谈罗广斌问题》。成都《红三司》小报第七期(68.12.9)发表了《邓小平是镇压华蓥山游击队的罪魁祸首》,重庆《机关反到底》小报第三期((68.3.16)发表了《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关于李、廖死党全盘否定四川地下党的革命斗争历史打击迫害广大党员和干部的调查报告》,更有甚者,是《军工井冈山》报第一期用如像《四川日报》的版面在报纸四个整版上集中发表了由《军工井冈山》编辑部、《红岩战报》编辑部、《八二六炮声》编辑部三报联合署名的一、二、三、四“评山城罗广斌事件”的翻案文章(二、三、四评文章的标题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忠诚卫士”、“关于罗广斌同志的历史”、“关于小说《红岩》”),并且还有西南局组织处雷雨田(是重庆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的《罗广斌同志的历史审查情况》的文章。直到“三一五”指示前,重庆反到底并准备出版由北地东方红、西师8·31编的全国为罗广斌、肖、李、廖翻案的文章。只因“3·15”指示下达,才有所收敛。

当时全国自3月下旬中央宣布揪出“杨、余、傅反党集团”后正在开展轰轰烈烈的“粉碎右倾翻案风”运动,因此八一五工总部的这个报告称为罗广斌翻案“也是右倾翻案风在四川的重要表现之一”。

尾声

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萧、李、廖和罗广斌都得到了平反昭雪。
1978年11月11日,重庆市文联为罗广斌举行了骨灰安放仪式。
1978年12月31日,中共重庆市委发出《关于萧泽宽、李止舟、廖伯康三同志的平反决定》。因这个《平反决定》回避了案件实质是李井泉打击报复,掩盖了事情真相,萧、李、廖均未认可。后经多次修改,1982年12月23日,重庆市委重新下发了《关于萧泽宽、李止舟、廖伯康三同志的平反决定》,同时撤销了1978年市委下发的《平反决定》。廖伯康说:“为我们平反的决定大约先后修改了六次,但我们始终都没有签字。不签字的原因只有一个,《平反决定》没有指明问题的实质是打击报复。”
为什么给“萧李廖”一案平反的文件始终不能提李井泉打击报复?因为李井泉这个整人者早在被整的萧、李、廖平反之前就已经由毛泽东先“平反”了。1971年林彪事件之后,毛泽东因自己一手提拔起来并坚持写进《党章》和《宪法(草案)》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居然背叛了他,思想上、精神上都遭到“史无前例”的打击,不得不重新起用了一些文革以来被他怀疑并打倒的老干部,其中就有李井泉——在对西南和四川人民不作任何解释、交代的情况下,就给李井泉摘去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和“独立王国”等帽子,在1973年就安排为中共十届中央委员,1975年就安排为四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李井泉已经重新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了。重庆(当时还只是四川省辖市)市委的平反决定哪里还能说李井泉半点不是?
相反的是,曾为毛泽东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效尽犬马之劳的红卫兵、造反派,却早在毛泽东大权独揽、宣告文化大革命取得“摧毁了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伟大胜利之时,就被他们的“红司令”无情抛弃,派出所谓工宣队、军宣队,以远比文革初期的工作组更为恶劣更加粗暴的方式赶下了文革舞台。特别是那些曾经自视为“中央文革铁拳头”的首都红卫兵,更是在“清查五一六”运动中被整得七荤八素痛不欲生,有的甚至被逼得自杀或被整死整伤整病整残……文革结束之后他们继续遭到“继承毛主席遗志”的清算,有的判刑入狱,有的“记录在案”——从此不准入党,不准提拔,不准出国……在许多文艺作品和官方史著中,他们都被脸谱化地写成了穷凶极恶的“社会渣滓”、“帮派骨干”、“三种人”……
然而,历史是有真相的,历史是复杂的。红卫兵、造反派在毛泽东那套文革理论蛊惑、诱导下和“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号令下,确实干了不少傻事、蠢事、错事、坏事,但是不能否认他们也干了些好事。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当年冒着风险不遗余力为一些蒙冤者调查翻案,就是其中值得记录、值得点赞的一件。
改革开放后,廖伯康曾先后担任中共重庆市委书记、四川省政协主席,在离休后,他在年龄比他大、身体比他差的“同案难友”萧泽宽、李止舟的大力支持下(向他提供了各自的回忆材料),在重庆党史工作者胡康民、赵权璧等热心协助下(帮他查档案、找资料、访问当事人、整理录入文稿),写出了他对那段难忘经历的回忆,其中写道:

时隔三十年后,我再次遇到曾昭贵、何亚瑄,问他们当年为什么对我们的平反问题那样执着,那样坚信我们是冤枉的?他们说,文革期间,他们去中央档案馆查阅过萧风、邓照明 从重庆回北京后向中央写的调查报告,便对这个问题有了明确看法。他们还从邓照明长达一万二千字的报告中摘录了八千字。复课闹革命后,他们将所有调查材料交给西南师范学院革命委员会了。

李锐读了廖伯康的回忆录《历史长河里的一个漩涡——四川“萧李廖事件”回眸》后,在《炎黄春秋》杂志2004年第1期上发表了读后感《从一个案例看一段痛史》,其中十分感慨地写道:

通常,人们一说起红卫兵、造反派、专案组时,总是很反感的。可是伯康在这里遇到的一些大学生,仍有着年轻人的热情和正义感,听了伯康的说明之后,就尽力帮助他们,想为他们讨还公道。尽管当时完全没有可能解决这样的冤案,但是这些大学生所做的努力,是令人感动的。这也使我们看到,即使在暗无天日的十年浩劫之中,仍有一些正直的人想尽自己的微薄之力做一些好事。伯康说:“我们和这些青年学生相处一年多,在那动乱的年月,没有发现他们有什么过火越轨的行为。他们不辞艰辛,不畏风险,踏踏实实,认认真真地做了不少调查工作,无非是为了弄清我们问题的真相,辨明是非曲直,伸张正义。他们没有个人功利目的,动机是纯正的,为人是正直的。他们在我们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就写出了社会生活的复杂性;这就可以增强对国人人性的信心,对我们民族未来的信心。

其实,不仅是这些为“萧李廖”、罗广斌鸣冤翻案的红卫兵、造反派,就是那些当年认定罗广斌是“叛徒”、“萧李廖”是“黑手”,必欲除之而后快的另一派红卫兵、造反派,以及两派冲突中高喊着“誓死保卫毛主席”、“为毛主席而战完蛋就完蛋”的口号互相往死里打的红卫兵、造反派,绝大多数都可以说是“没有个人功利目的,动机是纯正的,为人是正直的”。
这正是那场“大革命”值得研究的“史无前例”的特点之一。

2018年2月26日修订于重庆风江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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