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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 天》第一〇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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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18年2月28日第106期
本期目录
〖北京地质学院文革专辑7：张华府专辑〗
生逢乱世
张华府 无罪的囚徒——从功德林到半步桥再到秦城
六、在学校挨整
1. 专案组要我交待问题并揭发朱成昭“罪行”
2. 我们被诬陷为“叛国外逃”
3. 杜金山和杨雨忠之死
4. 逼我承认莫须有的“滔天大罪”
七、进了北京最严酷的监狱功德林
1. 狱友都是造反派头头
2. 我对自己案情的分析——很可能没有出头之日
3. 提审
4. 难熬的寒冬
八、刻骨铭心半步桥
1. 入狱以来第一次看到报纸
2. 难忘一个女政治犯的脚镣声
3. 要我写出文革中每天的大事记
4. 逼我承认“危害毛主席安全”
5. 在国庆节遭到残酷折磨
九、秦城岁月
1. 伙食比学校好
2. 狱中阅读马列著作的另类体会
3. 墙角的蜘蛛成了我漫长囚禁岁月的室友
4. 弟弟来探监
十、在农场劳改
1. 出狱但不是释放
2. 荆头山农场劳改的日子
十一、宣判——现行反革命和人民内部矛盾
1. 我拒绝接受中央专案组的判决
2. “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我要结婚
十二、一个时代的结束
1. 毛泽东之死和“四人帮”完蛋
2. 终于平反
附录 《无罪的囚徒》前五章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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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乱世】
无罪的囚徒——从功德林到半步桥再到秦城
张华府
《昨天》编者按：本篇节选自张华府长篇回忆录《无罪的囚徒》第六至十二章有关他身陷“叶向真、朱成昭反革命集团”冤案的苦难历程（左图为作者近照）。
“叶向真、朱成昭反革命集团”案，是文革前期由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炮制的首都高校造反派红卫兵中一大冤案，由中央专案组办理。冤案受害人以首都高校“造反派的旗帜”——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红卫兵为主，从一度最受中央文革小组看重的造反派红卫兵领袖朱成昭，到下边的一些普通大、中学生及有关亲属（好几个家庭是全家被抓），全案牵连上百人，为坐实罪名和追查“后台”，使用了种种法西斯手段进行逼供、诱供，受害者遭到令人发指的身心摧残。因受害人中有的已经病故，有的因种种原因不愿或不便公开那段痛苦经历，因而此案蒙冤者所受到的残酷迫害可谓“鲜为人知”。感谢张华府含泪忍痛写下了这个回忆录，让今天和今后的读者得以了解到冤案的冰山一角。他在回忆录的前言（劫后感言）中沉痛写道：“如今再提那些往事，把这些记忆再重新翻腾出来，对我的身心是一个巨大的创痛，对我原本的信仰是一个巨大的颠覆，这无疑会使我又经历一次痛苦的洗礼。”但是在原校友的再三邀约下，“同时，我也看到了大批曾经经过那场浩劫的人们似乎已经忘却了那段历史，更有少数文革残渣余孽还在美化那段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欺骗和误导现在的年轻人，又觉得有责任把那段经历写出来，让年轻一代了解那个年代在中国发生的事情。”（右图：张华府2017年在北京修改回忆录。）
张华府，1965年从河南郑州考进北京地质学院探矿工程系，文革爆发时为71654班学生，是地院“东方红”发起人之一，东方红战斗队宣言的起草人。他早在1966年10月即淡出造反运动成为“逍遥派”，但却因“叶向真朱成昭反革命集团”案身陷冤狱十余年。
有关张华府与朱成昭等南下广州一行（这是被冤案炮制者认定为“叛国外逃”罪行的一个重要由头）的回忆，详见本刊第100期张华府《我当逍遥派后的“大串联”故事》。为帮助读者理解，编者对个别地方略加了注释。
六、在学校挨整
1. 专案组要我交待问题并揭发朱成昭“罪行”
从哈尔滨回到北京，小梅（梅建明）先回家了。我直接回了学校。进了宿舍，放下背包。还没有消停一会儿，也就是几十分钟吧，就进来两个年轻的学生，个子都很矮，两个我都不认识。他们径直走到我面前，直接叫了我的名字，接着说，我们是朱成昭专案组 的，想找你了解了解情况，跟我们去一下吧。我说好吧，就要跟他们走。他们其中一个，用下巴朝我的床上努了一下，说，把你的行李带上。我背上了我刚放下不久的背包，跟着他们出了宿舍，下了楼。
我问他们，去哪里？他们不说话，其中一个径直往前走，另一个又把嘴往前面努了一下，说，跟着走。我就跟着前面的那个人走，他又跟在我的后面走。路上，碰到有熟人和我打招呼，我停了脚步，也简单地回个招呼，前面走着的那个人就稍作停顿，见我招呼打完了，前面的人又继续往前走，我又跟着往前走。后面跟着我的人，见我停下，他也停下，并不做声。见我开始往前走了，他也跟着往前走。一路上都是这样，过路人看不出有什么异常。我心里还挺佩服这两个人的，看起来也是一、二年级的学生，怎么想出了这么好的带路的方法呀，就这样不显山不露水，没有惊动任何人就把我带到他们要我去的地方了。
我记不清那是教六楼还是教几楼了，上了二楼，进了一间教室。教室里有一个中年人在等着，看我进去了，他就含笑向我打招呼，说，我们是朱成昭专案组的。又指着刚才领路的那两个学生说，这是雷存云，是我们专案组的组长；那个叫周幼如；我姓李，也是专案组的。他没有说他叫什么，我也没有多问。他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他的两只大眼睛，非常大，和他的五官有点不成比例，我总觉得有点像牛的眼睛。多年以后，我才知道，他叫李思田，是我们学校勘探系的老师 。
他对我说，今天刚回来？我说，是，到学校没多大一会儿。他指着我背的背包说，这是你随身带的行李？我说，是。他接着说，把它打开，让我们看一下。我愣住了，我没想到他们还要检查我的行李。我想问为什么，还没有说出声，他就接着说，你不要多心，我们是考虑到安全的因素，需要检查一下。我真不明白他说话的含义，也没弄懂他说的安全的考虑是什么意思。我不想和他们弄僵了，于是很不情愿地把背包递给了他。他没有接，他说，不，我们不检查。你打开它，把里面的东西一件一件地拿出来，让我们看。我很不情愿地一件一件往外拿东西。背包不大，随身物品也不多，其中有一个小手绢包着的两沓钱，每一沓钱又分别用纸包着。李思田叫我打开它，我打开了，他看到是很多钱，那两个大眼睛顿时显得更大了。他问，这是什么钱？我说一包是在广州卖报纸的报费，一包是我自己的积蓄。他伸手把钱拿了过去，说，这钱现在由我们保管。我说报费可以交给你们，我自己的存款要还给我。李思田眼睛一瞪，说，这怎么区分？你怎么证明报费有多少？你自己的有多少？现在要全部由我们保管。你自己身上不许带钱。我说，那你打个条子给我吧。李思田有点恼怒地说，打什么条子？等你的问题搞清楚了你再来找我。就这样，既没有当面点清钱的数目，又没有给我写下任何凭证，就把我的钱给收了去。
——我没想到，“问题搞清楚”的时间竟会在十年之后。被收走的那两包钱，还有我的皮箱及其他物品，以后再也没有归还给我，也无人向我作过任何交代说明。
接着，李思田又说，朱成昭犯下了严重的罪行，他已经被抓起来了。你和他走得很近，你必须交待自己的问题，同时要揭发朱成昭的问题。朱成昭的问题不是一般的问题，你不要以为朱成昭有后台，就没人敢动他，不要有任何幻想。他不是有后台吗？叶向真不是照样抓进去了？不管他的根子有多深，后台有多硬，我们都会一挖到底，坚决清除一切埋在毛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
听他这么说，我才知道朱成昭已经被抓起来了，而且叶向真也被抓进去了。听李思田讲话的意思，抓朱成昭还不是为了批判他的错误——他批评文化大革命的八大观点 。从李思田说的话来看，他们是想通过朱成昭这个藤子头，顺着往上摸，摸到“后台”那里去。我当时觉得就算朱成昭的八大观点是错误的，那也是思想认识问题，最多也是应该通过批评或者批判来解决的，也到不了抓捕的份上。所以，从这一点来看，中央（准确地说应该是中央文革）从一开始，就是打算来抓后台的。
我当时就感到了朱成昭处境的险恶，但还没有想到自己也会被深深地陷进去。因为我只知道朱成昭和叶向真是男女朋友关系，其它一概不知。就连八大观点也是朱成昭做报告时我听到的，当时是全体“东方红”战士都听到的。
李思田那天对我说，今天就说到这儿了。他要我认清形势，回去认真地回忆，要老老实实地交待自己的问题，揭发朱成昭的问题。明天要竹筒倒豆子，把问题都谈出来，争取宽大处理。他给我讲了大概两个钟头的形势，无非是说朱成昭的问题如何如何严重等等。晚饭前让我回到了宿舍。
2. 我们被诬陷为“叛国外逃”
第二天下午，还是那两个小个子的学生来到我宿舍找我，一个叫雷存云，另一个是三年级的学生，叫周幼如，就是那个总爱努嘴的。他们两个又和昨天一样，一前一后地包夹着我，带我到了昨天去的那间教室。
进了那间教室，李思田用手往前面一伸，指向的是桌子前面的一张凳子，嘴里说着，请坐。他坐在桌子的对面，雷存云和周幼如坐在他两边。李思田说，考虑了一天，怎么样？痛痛快快说吧。我说，八大观点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可能有些片面，我对八大观点也是赞同的，我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也有点片面……我刚说了几句，就看见李思田把眼睛一瞪，身子往后一仰，我觉得此时他的眼睛确实像牛的眼睛，特别是在他瞪眼睛的时候。他打断了我的话说，什么八大观点？那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恶毒攻击。现在不是问你这个问题，是叫你交待问题，揭发朱成昭的罪行！我说，我就知道他的八大观点被批判了，说是攻击文化大革命。他说，你整天和他在一起，你就知道这么一点儿东西？我说，我是经常去他那里，也就是聊天说闲话。李思田说，什么说闲话，你们那是开黑会，恶毒攻击。看来你是不想交待了，我们是想挽救你，希望你能和朱成昭划清界限，揭发他的问题，能竹筒倒豆子，把问题说清楚了就没你的事了。现在复课闹革命，你就可以回去上课。将来毕业了你就可以走上工作岗位，为国家做贡献。你怎么执迷不悟呢？我说，我就知道这八大观点，我不知道他别的还有什么问题。
李思田突然把手往桌子上一拍，厉声说，你们跑到广州干什么去了？说！
我说，我们去广州旅游去了。
李思田说，什么旅游？旅游？中央会派公安部副部长去抓你们？
我说，没有抓我们，是让我们自己回来的。
李思田说，不要狡辩了，你们那是叛国外逃，当时没有抓你们是时候未到，现在不是把朱成昭抓起来了？
我说，为什么抓他，我不知道，但是我们没有叛国外逃。
李思田说，那你说，你们说没说过出国的事？
我说，我说过有红卫兵去抗美援越的事，那是我大串联时听说的，大串联回来后我给很多人说过。
李思田说，什么抗美援越？别美化自己了。你们说出国就出国了？谁批准你们出国了？没有经过批准，私自出国就是叛国。你们是在什么情况下想出国的？你们是在朱成昭飞黄腾达的时候想出国的吗？不是。你们是在朱成昭挨批斗的情况下想出国的，是企图逃避对他的惩罚，这不是外逃吗？你们是叛国外逃，这是铁板钉钉的事，你还敢狡辩？
我是第一次听说“叛国外逃”的罪名，而且理由冠冕堂皇，叫你无法辩驳。同时，叛国外逃这四个字言简意赅，这么专业的用语，应该是专业人士下的定义，这应该是中央文革下的定义。我觉得李思田个人应该是不敢这样给我们定性的，因为这样的逻辑太荒诞了。如果是中央文革这样给我们几个人定性，那这个罪名是逃不过去了。要不然，朱成昭也不会被抓进去了。任何一个人一问，你什么罪名？叛国外逃。可是具体事实呢？只不过是我听说了有红卫兵跑到越南去抗美援越了，而我又把听说来的这个事，又对别人说了。事实本身就是这个样子。可是现在中央已经给你定性叛国外逃了，你躲也躲不过去。就像李思田给我做工作时说的一样，老老实实认罪，落个态度好，可以宽大处理，继续上学上课，毕业后分配工作。既然不承认也要给你这样定性，还要多吃很多苦头，那何必不干脆认下来，落个态度好，继续读书上学呢？权衡了一下利弊后，我认了这个罪名。但是在这个罪名之下，我交待的具体事实，仍然是我听别人讲过有红卫兵去越南抗美援越的事，我又对很多人讲过这个事。至于李思田说的，我们多次开黑会，策划叛国外逃，我坚决否认，因为确实没有这样的事。当时我想，不管你帽子扣得有多大，事实只不过是我听过和说过有北京的红卫兵跑到越南去抗美援越了。这难道还算个事儿吗？
李思田看到今天也只能取得这样的结果了，决定暂时收兵。他对我说，今天先到这儿吧，你回去继续考虑，交待其他问题。
类似这样的盘问，每个星期都有，有时一个星期还盘问好几次。通过这一段时间和专案组打交道，我才弄清楚了，雷存云虽然名义上是专案组组长，但实际上是个傀儡。真正主事的，出点子的，制定计划和选择突破方向的，都是李思田。
3. 杜金山和杨雨忠之死
就这样，对我的盘问连续了几个月的时间。这期间还传来了一个不幸的消息，就是杜金山后来受戴良吉之邀请，从南京去了江西支持红卫兵造反派。江西发生过多次大规模武斗。杜金山不幸意外被步枪子弹射中而去世 。杜金山的姐姐来学校找“东方红”的领导人，要求追认杜金山为烈士，要求给杜金山开追悼会，被“东方红”的继任领导人以杜金山和朱成昭走得太近，是朱成昭集团的成员为由而拒绝。而我还有其他几个人都正在接受审查，对这件事没有话语权，无法对杜金山的姐姐提供任何帮助。我的一个老战友老朋友就这样默默地离去了。
另一个使人伤感的事，这是我很久以后才知道的，就是杨雨忠 竟然跳楼自杀了。这真是绝对意料不到的事。杨雨忠当时是“东方红”的作战部长，他作风正派，为人正直，待人诚恳。这样一个老实人竟然被逼跳楼自杀，真不知他承受了多么大的压力。我想起了他那善良老实的双亲，他们该多么悲痛多么难受呀！另外我还知道了他留下了三封遗书，一封给王大宾，一封给专案组，一封给他父母。前两封遗书说了什么？内容一直没有公布，谁也不知道。
那时，几乎每个星期都会有一天的下午，叫我去交待问题。我实在没什么好交待的，又不得不应付他，只好这一次交待八大观点里的这个观点，下一次又交待八大观点里的另一个观点。李思田说我是挤牙膏，挤我一下，我就交待一点儿，不挤就不交待。事实也确实是这样，因为我本来就没有什么可交待的。
在这个灰暗的时期，我接到了在广州串联时认识而且很谈得来的一个女孩朱敏的一封来信。信中说，她很快就要毕业分配了，还不知道会分到哪里。为了不失去联系，她把她的老家的地址给了我。信中没有任何感情方面的表示，但也明白无误地告诉了我她想表达的意思。而此时，我正在接受审查，前途未卜。我不能向她表示什么，也不想给她回信。我去信了，必然又有回信。我不知道对我的审查会继续到什么时候，也不知道会给我做什么结论，一切个人问题都要等到我的问题解决了以后才能考虑。当时完全不会想到这个“问题解决”的时间竟会在多年之后，而在这些年里我再也没有给她回信的机会。不过，尽管我没有回信，但是我记住了她老家的地址。
4. 逼我承认莫须有的“滔天大罪”
又是几个星期以后，李思田好像不想再这么拖下去了，对我又开始了新一轮的逼供。一天下午，又把我叫到了那个教室，问我这几天考虑得怎么样了，要我交待新的问题。我还是拿出八大观点来交待。李思田猛地一拍桌子，厉声说，净交待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你以为能蒙混过关？你还有滔天大罪没有交待，我们一直给你机会想让你主动说出来，希望给你一条生路，别人都交待了，你还在负隅顽抗，你想找死吗？朱成昭怎么样？他不是有后台吗？他的后台能保他吗？他不是照样进去了？我还告诉你，蒋良朴也抓起来了，你们的问题大了，不过，你和他俩还不一样，你不是主要分子，只要交待出来，就可以宽大处理，没有必要去一起陪葬。何去何从，今天再给你一次机会，说！
我当时极其震惊，不是因为我真犯了什么罪被发现了而震惊，而是因为今天先给我扣上“滔天大罪”的帽子，要我交待“滔天大罪”而震惊。我感到对我们的定性又升级了，这是要把我们往死里整啊！何为“滔天大罪”？是杀人放火吗？不是，杀人放火那只不过算是严重罪行。李思田说的是“滔天大罪”，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所谓的滔天大罪，那一定是涉及到天的。何谓天？中国的天，除了伟大领袖毛主席之外，谁又能配得上这个天字呢？滔天大罪，那不是针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大罪吗？犯了涉及伟大领袖的滔天大罪，还能有生路吗？我们这些普通学生，我们和毛主席可以说是生活在两个世界，我们如何能对毛主席犯下滔天大罪呢？这个罪，即使我想认，都没有办法去认哪！更糟糕的是，如今专案组要我认这个罪，这恐怕不是李思田本人的意见，应该是李思田背后的人的意见。那就说明，是上面想给我们定这个罪呀！当然，也不能完全排除另一种可能，那就是李思田个人野心极大，一心想搞出个大案子，来凸显他自己。不管是哪一种可能，我们确实要大祸临头了。
当天，我坐在那里几个钟头，心乱如麻，什么也交待不出来。一直到开晚饭的时候，李思田说，你今天晚上认真考虑，明天必须交待问题。我回到宿舍，心情极差，连晚饭也不想吃。结果，吃晚饭的钟点还没有过去多长时间，雷存云那两个矮个子又来了，要我跟他们走。我跟他们走到了不知道是眷几楼 的二层的一个套房，李思田等在那里。他宣布我被隔离审查了。这个房间的窗户贴满了报纸，外面的一切，一点都看不到。我睡的房间还有两个看守我的人也睡在这里，专门看管着我。在这里，我晚上基本睡不好，我想了很多事情，心里非常难受。我想到朱成昭、蒋良朴，他们也都是年轻的大学生，虽然比我高几个年级，也都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他们都被抓进去了。如果这些罪名敲定了，他们这一辈子可能都出不来了。而这一切仅仅是政治上的需要。如果朱成昭不和叶向真谈恋爱，或者如果叶向真只是平民之女，那还会出现这种情况吗？再或者，即便叶向真是名门之后，但是如果伟大领袖毛主席并不认为她的父亲是埋在身边的定时炸弹，那叶向真的家人也将是安全的。那朱成昭也不可能会遭此横祸。但是现在，社会上要清除伟大领袖身边的定时炸弹的呼声甚嚣尘上。那么搜集朱成昭的罪行就势在必行，而朱成昭实际上只不过是公开发表了他的八大观点罢了。而八大观点即便是错误的，也只是个认识问题，又能算多大的罪呢？仅凭这个罪名能把后台揪出来吗？显然是不能的。所以，必须加重朱成昭的罪名，才能顺理成章把他的后台追出来，从而达到清除伟大领袖身边定时炸弹的目的。那这样看来，把朱成昭的罪名加大加重并且坐实了，也就势在必行了。不这么做，怎么教人信服呢。从中央文革的大局考虑，朱成昭，还有蒋良朴，也可能还要算上我，只不过是一个祭品，一个牺牲品。对他们的大局来说，实在算不了什么。我能理顺这些脉络，甚至还能预见到结果，但我们却无能为力。就像被赶向屠宰场的羔羊，无知的羔羊是懵懵懂懂往前走，虽然前面就是死路，但在死亡之前，它们不会感到恐惧，也不知道害怕。但是对于那些已经知道前面就是屠宰场的羔羊来说，却是在极端的恐惧中度过这段行程的，这是对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这是一个劫数，确实是在劫难逃了。为了确保伟大领袖革命基业的传承，有些人是要做出牺牲的。不幸的是恰恰我们几个学生成了合适的人选。
在被隔离审查的那些天，我的心情很不好，晚上也睡不好觉，白天也不想吃饭。那个小个子每天负责替我买饭菜，通常是问我吃什么，我把饭票给他。他去食堂自己先吃完了，然后把我的饭菜带回来。我因为心情不好，精神负担重，没有食欲，所以只想吃些清淡的素菜。但是有一天晚饭前，我突然想吃肉了。我请那个矮个子帮我买一份粉蒸肉，如果没有粉蒸肉，就随便买一个荤菜。他看了我一眼，脸上露出一种奇怪的表情，我当时也没有在意，一心等着吃粉蒸肉。他回来了，把碗往我前面的桌子上一放一推。我一看，是五分钱一份的素白菜。我看着他，说，我要的是肉菜。他不冷不热地说，没有了，只有素菜。我知道他在撒谎，可能粉蒸肉会卖完，但肯定不会所有的荤菜都卖完。他头歪歪地看着我，表情坏坏的，我感到他是一副幸灾乐祸的样子。
大概在晚上八点多钟，隔离我的这栋房子的大门突然打开了。我看见门口站了很多人，我只认得有一个是我们班的史恩泉。我正诧异时，他们一拥而上，把我的两只胳膊抓住，往上一掀，就使我坐起了飞机。然后架着我的胳膊下楼，走到了校园的马路上。我的胳膊被他们架得很高，以致我的头几乎快碰到我的膝盖上。我听见他们在喊口号“打倒反革命分子张华府”。我明白我又升级了，现在已经是反革命分子了。我以为要游街，要开我的批斗会。我当时还戴着眼镜，因为头被按得太低，眼镜顺着鼻梁往下滑，我很担心眼镜会滑落到地上被踩碎。这时我听见一个人说，到了，车就在前边。
我这才醒悟过来，原来不是开批斗会，而是要抓我进去啊。
我不知道那一天的确切日期，我只知道那是1968年3月初的一天。
七、进了北京最严酷的监狱功德林
1. 狱友都是造反派头头
汽车开了很长时间，转来转去，我也不知道开到了什么地方，应该是一个监狱的门口吧。车停了下来，叫我下了车。我当时脑子里一片茫然，有点麻木，下了车就呆站在那里。大门里面有间房子，开着门，亮着灯。一个声音说，进去！我也不知道是谁说的，只是按吩咐进了那间屋子。屋里灯光通明。里面的人叫我把衣服脱了，我脱了外衣。他们还叫我继续脱，脱得只剩下一个三角裤头。我的外衣有人拿去检查，把衣服里的东西全部掏出来检查，我衣服里已经没有什么东西了，学校专案组在我隔离审查时就检查过了，东西也都搜走了。另一个人过来检查我的身上，胳膊，腋下，裆下，大腿小腿，叫我脱了鞋子，又检查鞋子。检查完了，叫我穿上衣裤。我裤子上的皮带被抽走了，我穿上了裤子，用两只手提着裤子说，我的皮带？那个搜我衣服的人说，皮带不能给你，保管在这里，你什么时候出去了再给你。我很诧异，心想，没皮带怎么穿裤子呀！那个人似乎看到了我想说什么，大声对我说，用手提着。我又看看他，想说，我难道要整天提着裤子吗？他又看出来我想说什么，又大声对我说，整天提着，走哪儿提哪儿。门口站着的两个当兵的对我说，走！说罢了，一个当兵的就转身大步向前走去，我提着裤子跟着他向前走。我发现，离我几步远，另一个当兵的在我后面跟着走。我又恍然大悟了一件事，原来这个押送人的方法不是我们学校专案组发明的，这已经是一个既定的模式了。合理的解释，应该是学校专案组那几个人在这里受过培训，学会了这种押送的方法。
当天晚上我就被送到了一间牢房里，我进去时，看到里面已经关有两个人了，是两个中年人。牢房很小，床铺很低，大概只有二十多公分高。一边的铺位宽一点，可以睡两个人，另一边的铺位很窄，只能睡一个人。两个铺位之间只有一个很窄的，大约三十公分的空隙。那两个已经被关在这里的人似乎比较友好，看到我是新来的，就叫我睡在那个窄的铺位上，他们两个睡在宽一点的铺位上。当天已经很晚了，我在小床上（姑且叫它床吧）迷迷糊糊就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我还没睡醒，就被叫醒了。外面走廊里的看守在大声嚷嚷着：“起床，起床！”起来后，那两个人告诉我要把被子叠好，码整齐。我看他们俩把被子叠好了，又拍拍整整，把被子整理得方方正正，像个豆腐块，就像我们去部队锻炼时，那些当兵的叠的被子一样。我问，叠这么整齐，一会儿想躺下时，不又弄乱了吗？他们俩说，不能随便躺啊！从现在起，一直到晚上10点半睡觉，都不允许躺在床上。我问，那累了也不可以躺一会儿吗？他们俩说，不可以，这是监规。我又问，那我们每天几点起床呢，他们俩说，早上六点，冬天是六点半。我心里想，又不能睡午觉，白天又不能活动，整天坐在这么低的铺板上，多不好受呀。
我打量了一下牢房，这间牢房只有一扇小窗户。窗户的玻璃上涂了一层白油漆，然后又糊了一层报纸。房间里的光线很暗。屋里只有一盏瓦数很小的小灯泡，二十四小时长明，夜里是肯定开着的，便于看守观察关在里面的人。从铺位头到门口，大约只有一米多点儿的距离，这么小的空间的一边，还放有一个马桶，就是一个普通的铁皮桶，大小便都在这个桶里。我问他们俩，三个人都拉在桶里，满了怎么办？他们告诉我，每天早上和下午有放茅时间。我不懂什么是放茅。他们看我不懂，又解释说，放茅就是提着马桶去茅房，把大小便倒了，桶里再接点水，洗脸盆里也接点水回来，用这点水洗脸刷牙。我的裤子没有了皮带，我只要站起来，手就要提着裤子，活动十分不便。他们两个也看到了，较年轻的那个给我找了一个大约十几公分长的小布条，让我把裤子上穿皮带的布纽中的前面两个用布条系起来，这样裤子就不会掉下去了。
不一会儿，我听见走廊对面的第一间牢房的门被打开了，几个人散乱而匆忙的脚步声，他们向一个方向小跑着走去，大约两三分钟的时间，就又回来了。脚步急促而沉重，还夹杂着看守“快，快”的催促声。然后就听见砰的关门声，嘁里喀嚓地上插销上锁的声音。接着又是开第二个门的声音，放第二个门的人去放茅，又回来，又锁门的声音。然后又是第三个，第四个。我待的这个牢房是走廊这边的第一间。放茅的顺序是从走廊对面的第一间开始，一直到最后一间。然后就是我们这一边的最里面一间，倒数第二间、第三间，最后才轮到我们这一间。
快轮到我们这一间时，稍微年轻一点儿的那个中年人叫我拿着洗脸盆，他提着马桶。我这才注意到那个年龄比较大的中年人原来还戴着手铐。牢房门一开，我们就急急忙忙往茅房走，像小跑一样。到茅房一看，里面有一溜小便池，还有五六个大便池，还有一个自来水龙头。我问，能在这儿解大便吗？他们两个说，哪有时间啊？回去解。快接洗脸水。我连忙开水龙头接洗脸水。那个年轻一点的急急忙忙倒马桶，又慌忙接了点儿水涮了一下马桶，又急忙倒了，再急忙在马桶里又接了一点儿水。然后我们又急忙快步赶回了牢房。刚迈进牢房，身后就是嘁里喀嚓地上牢房插销、挂锁、上锁的声音。一连串的动作一气呵成，看守的动作十分娴熟。我没想到监狱里连上厕所都这么紧张。放茅回来到开饭，中间有一段时间，我们互相做了自我介绍。我说我是地质学院的。他们中稍年轻一点的那个，是通县一个中学的老师，也是他们学校一个造反派组织的头头，姓黄，年纪稍大一点的那个姓李，是一个劳改释放人员组织的头头，都是作为反革命组织的头头被抓进来的。他们给我介绍了监狱的情况和监规。听了他们的介绍，我才知道即使坐牢也不能在里面闲着无所事事，必须在里面学习毛主席著作和毛语录。他们还告诉我说，这里面伙食很差，每个囚犯一天共四个窝窝头。每天两顿饭，每顿饭两个窝窝头，一碗菜汤。每天都吃不饱，饿得心发慌。我说我现在不想吃东西，没有感到饿。他们说，那是你刚进来，太紧张了，感觉不到饿。到明天你就知道饿了。我们现在是一天到晚都觉得饿，一顿饭吃完了，食欲好像刚起来一样，还是觉得饿。平时他们尽量不活动，降低消耗。不然就会感到更饿。听了这一番话，使我感到很紧张。如果成年累月地一直在饥饿的状态下生活，那等于是一直在受折磨啊！不仅身体会垮掉，精神也会彻底垮掉的。
过了一会儿，开始打饭了。打饭的顺序和刚才放茅的顺序是一样的，仍是从对面的第一个门开始，先是开锁开门，接着是屋里的人以小跑步的姿态很快地冲到打饭的地方，打了饭，又很快地回到自己的牢房里去，然后又是关门上锁的声音。接着又是开第二个门……轮到我们这个牢房的时候，我跟着他们俩一起小跑着到了打饭的地方，那是几个筒道的交汇处，是一个比较宽敞的地方，好像是三个或四个筒道交汇在这里。在筒道尽头放了一个大木桶，里面装的是菜汤。旁边放了两三层的蒸笼，蒸笼上是黄黄的窝窝头。我们这个牢房是三个人，拿了两个小盆儿，我和老黄各拿一个，一个盆装汤，一个盆装窝窝头。老李戴有铐子，他空着手，但也必须跟着出去，再跟着回来。因为监狱规定，不许一个人留在牢房里。我们紧紧张张地跑了出去，又紧紧张张地跑了回来。回到房里，老黄把菜汤分到三个碗里，一人一碗，是白萝卜片汤。白萝卜片比较厚，汤有点咸味儿，也能看见一点儿油花儿。窝窝头是一人两个，自己拿着吃。我没有什么食欲，本来不想吃，可一想到他们俩说的，以后就要挨饿了，觉得应该先补充一点营养，给身体增加一点储备，就强着自己一点一点地吃完了。在我吃饭的时候，我发现他们两个用眼睛盯着我，好像很注意我吃饭的样子。
刚吃完了饭，看守就在筒道大声喊，学习了，学习了！别在那儿说闲话！从筒道这头一直喊到筒道那头，再从筒道那头走回来，嘴里也喊了一路。我问，刚吃过饭就开始学习了？学到几点啊？他俩看着我，笑了笑，说，学到几点？没有头，一直学到下一顿饭。下一顿饭吃完了再学习。反正是吃过饭就学习，一直到该睡觉了才结束。我很惊讶，说，那咱就不能聊聊天，打打牌了？一天到晚都是学习？我看《红岩》小说，里面写的，在牢房里可以自由活动，想干啥就干啥呀！老李听了，不禁苦笑了一下，说，你说的那是小说，那是国民党的监狱。现在是解放后，我们坐的是共产党的监狱。我说，就是因为我们这是共产党的监狱，应该比国民党的监狱好才对呀！他俩愣愣地看看我，露出一副不敢相信的眼神，嘴唇动了动，终于什么都没说出来。但是他们脸上的神色明白无误地告诉了我，原来罩在我身上的大学生、知识分子的光环，已经变得一钱不值了。他们原来还以为我见多识广，对我还有点敬仰之心。现在觉得我是个啥都不懂的白痴了，我的地位在他们心目中肯定是一落千丈。
我们学习，里面没有报纸，也没有其它书籍，每人只有一本《毛主席语录》，只有这个可以带进来。我们各自坐在床边，各自拿着小红书，看一会儿，悄悄地说一会闲话。看守在筒道里走来走去，不时地掀开门上窥视孔的盖布，窥视孔里露出两只眼睛，快速而又警惕地巡视着房间。几秒钟后，那块盖布被放下，脚步声离去，又转向了下一个牢房。看守来的时候，我们就认真地看书，看守走了，我们就悄悄地说闲话。我问他们俩，怎么看守都穿军装呀？他们俩告诉我，现在都军管了，大部分看守都换成当兵的了。
过了两天，大家比较熟悉了，他们俩问我，把你抓进来的时候你不害怕？我说，怕呀，抓进来谁不害怕呀？老黄说，我看你进来时没有害怕的样子。我问，真的？我当时脑子懵懵的，好像没有思想了，就像梦游一样就进来了。我都不知道害怕不害怕了。老李说，一般害怕的人，刚进来时思想负担很重，第一顿饭，甚至第一天都吃不下去。可我看你第一顿饭，窝窝头一口一口都吃完了，一口没剩。起先我和老黄见来了个新人，还挺高兴的，心想，我们俩今天可以多吃一点了。没成想，你一口一口都吃完了。我们俩愣是一口没捞着多吃。我脑子里马上映出了他们俩那天的眼神，原来是盼着多吃几口窝窝头呀！我真太不善解人意了。我抱歉地说，哎呀，对不起，对不起，我不知道你们那天在惦着多吃几口窝头。其实那天我一点都不想吃，我是被你们说的今后会很饿很饿的话给吓住了，心想抓紧补充一点营养吧，省得以后饿得受不了，就强着自己吃下去了。其实我当时一点食欲都没有。早知道我就让给你们吃了。你看，结果弄得这是我不想吃强着自己吃，你们是饿得想多吃点儿又没吃着……真对不起，对不起！
一天晚上，还没到睡觉时间，我们还坐在矮木板床上装模作样地学习。突然听到筒道头上那个厅里传来一阵嘈杂声，是几个人很沉重的脚步移动声，好像是在拖一个很重的东西。老李低声说，听，听，有事了。我们都竖起耳朵，屏起呼吸，全神贯注地倾听。冷不丁地传来“警察打人了”的凄厉叫声，这声音来的太突然，又太凄厉，我禁不住打了个寒战。只一声，第二声刚发出来就变成呜呜声了，显然是嘴被什么东西堵住了，接着连呜呜声也没有了，只能听见一些沉重的动作声。我不能确定是什么动作，我只能感到是几个人在做着什么。我的心几乎提到了嗓子眼，十分紧张和震惊。我问他俩：“我觉得是在打那个人，咱们监狱不是不兴打人么？”他俩再一次对我的浅薄吃了一惊。我当时已经顾不上他们会怎么样看我了，只顾说：“都是说只有国民党的监狱才打人，我们的监狱不打人，是摆事实讲道理的。怎么这里也打人哪？那会不会还用刑啊？会不会还有老虎凳啊？”老李没正面回答我，他说：“看起来书读多了也没什么好处，除了书上的东西，别的啥都不知道。你先弄清楚，这是监狱，不是在学校。监狱里啥事不能发生？整天喊着无产阶级专政，这就是专政。专政就是怎么样专政你都行。”
我顿时无语了。脑子里思绪翻滚，自己在外面也是整天喊“无产阶级专政万岁”，从未想过专政实施起来，并不是小孩子玩过家家，而是真刀真枪，冷冰冰的，是充满血腥的。
又过了几天，还是在晚上，我们这个牢房的门突然响起了开锁的声音。紧接着牢房门被打开了，一个年轻人被推了进来，他不知所措地站在门边。看守站在门口，冷冷地叫老李收拾东西出去。老李急急忙忙拿上自己的几件衣服，走出了牢房。看守随即把牢房门关上。老李被调到别的牢房去了。
2. 我对自己案情的分析——很可能没有出头之日
一切又静了下来。我这才有时间去注视那个刚进来的年轻人，他年纪很轻，看起来比我还小一些，却留了个大背头，还在门口那儿站着。相对于他，我倒成了老人了，我毕竟比他早进来几天。老黄对他说，进来坐，站那儿干啥？又指指老李原来睡觉的地方，这个位置是你的铺位，过来收拾一下吧。那个小伙子才走过来，用手把铺位简单地扑拉了几下，就坐了下来。当晚已经到了睡觉时间，也没多说话，各自睡觉。第二天早上起来，大家才开始聊了起来。
小伙子说，他叫裴卫红，是京棉三厂（北京国棉三厂）的工人，也是他们厂一个造反组织的头头。因为另一派造反组织掌权了，所以就把他当反革命分子送进来了。我说，看你的年龄很小，又年轻，又留了个大背头，我昨天晚上还在想，你可能是个小流氓被送进来了。没想到你还是个造反组织的头头。他已经恢复了常态，笑笑说，人家都说我留个背头好看，就你说我留背头不好看。我说，那是审美观不一样，各人有各人的看法。你的名字是文化大革命改的吧？他说，是，你怎么知道？我说，男的叫这个名字，就卫红这两个字，我就觉得像是文化大革命改的名字。
他又笑笑，说，你年龄也不大呀，你是怎么进来的？我说，唉，我的事不好说。说小吧，实际上是啥事也没有，根本就不该进来。说大吧，不得了，可能就出不去了。就看上级想给我定个什么罪名了，我的事我做不了主。老黄说，前几天我也不好意思问你犯了什么事。现在你看，咱们三个都是造反派的，地质东方红又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咱们三个就不算是外人了。你要是想说，就给我们聊聊。
我说，朱成昭，你们知道吧？他们两个说，知道，大名鼎鼎，地质东方红的头头。后来怎么就没有消息了？我说，他也进来了。我也弄不清楚他具体是什么时候进来的，应该比我早进来几个月吧。他们问，他是什么问题进来的？我就把朱成昭在1967年2月份发表了八大观点，中央文革让他闭门思过，他拒绝做检查，等等，给他们说了一遍。他们俩问，八大观点是什么内容？我就把我能记得的内容尽量给他们讲了一遍。然后说，其实八大观点我到现在也没有完全搞清楚。因为我就是在他做报告时听过一次，没记那么清。后来我交待八大观点时，也是凭我的想象硬凑了八个，比如，文化大革命打击面太大，把老干部都打倒了。文化大革命初期是群众运动，后来是中央文革运动群众。等等，可能有些并不是他的观点。老黄说，我觉得这些观点挺好呀。就凭这，也不能抓起来吧？我说，还有叛国外逃。老黄说，你们叛国外逃了？我说，没有。1966年底我大串联去过云南西双版纳，在那里听说有红卫兵跑到越南去参加抗美援越了。我回北京后给朱成昭还有很多人说过这个事。结果专案组给定性说，未经允许出国就是叛国，朱成昭受批判了还跑去广州就是外逃。合起来就是叛国外逃。专案组说上级已经给定性了。老黄问，那你们去广州是不是想跑出去？我说，哪有那事啊，朱成昭早就想去串联，过去在台上没有时间去。下台了，没事了，有时间了，正好出去转转。我又把我们去上海，广州去玩的事给老黄和小裴说了一遍。我说，我们从广州被送回来后，又没人管我们，我们如果真想跑出去，那不早就跑出去了？我后来还去过很多地方，山东啦，大连啦，哈尔滨啦，从来没想过要出去的事。你想想，我们大学毕业后都会分配一份不错的工作，接着就是结婚生孩子，过舒舒服服的小日子，那不是挺好的么。我们跑到国外去干什么？无亲无故，语言又不通，出去了干什么？做苦力吗？父母兄弟姐妹，亲戚朋友同学都在国内，出去了举目无亲，孤苦伶仃，那不是受罪吗？根本不可能的事。可上级就给你定性是叛国外逃，你有什么办法？
老黄问，就算是叛国外逃，那关几年也可以出去。你刚才怎么说，可能就出不去了呢？我说，我是说如果上级想给我们定个大的罪名的话，我们可能就出不去了。老黄问，上级是谁？我说，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我们学校的专案组，专案组的上级是谁我也不知道，估计是中央文革。老黄说，你的意思是说专案组的上级想给你们定个大的罪名？我说，就是这样。老黄感到事情越来越复杂了，又问，那到底想给你们定个什么罪呢？我说，专案组已经给我提示了，具体是什么罪名还得我来猜。老黄说，那怎么猜啊？我说，其实不难猜，我已经猜出来了。我先告诉你专案组说的话，你来猜一猜，看我们俩猜的一样不一样。老黄说，好，你说说，看我能不能猜出来。我说，专案组说我们犯了滔天大罪，要我交待这个滔天大罪。你猜猜应该是个什么罪？
老黄想了想，说，涉及到滔天大罪那肯定不是什么强奸盗窃，什么杀人放火，那肯定是涉及到针对伟大领袖毛主席，那才是滔天大罪呀！中国的天不就是毛主席么？怎么？你们不会真的针对毛主席吧？我说，哪有的事啊？我只是让你猜猜专案组定的这个罪名和我猜想的一样不一样。因为他给定的这个罪名的面太窄了，在中国，除了毛主席，谁又能配比做天呢？所以你猜的和我猜的一样，我也猜想上级是想给我们定这个罪。
老黄十分同情和担忧地看着我，小心地问，那，为什么上面想给你们定这个罪呢？我说，我也不能肯定，我推测出了一个理由，如果不是这个理由，我想不出为什么要给我们几个普通学生定这么大的罪名。老黄和小裴立马都聚精会神起来，我接着说，朱成昭虽然很有名气，他也只是个大学四年级的学生，我才是个一年级的学生。如果没有特殊的原因，犯不着对我们这些普通学生大动干戈。我觉得只有一个原因，才会使我们变得很有利用价值。学校的专案组也对我提示过，说要抓后台。告诉你们吧，朱成昭有一个女朋友，叫叶向真，她是叶剑英的女儿。朱成昭和叶向真大约是在1966年8月24号大辩论之后不久，相识并成为了男女朋友，两个人关系密切。我们去广州串联时，叶向真也跟着去了。1967年2月份，朱成昭公开发表了八大观点，被外界认为是受了叶向真的影响。中央文革无疑也是有这个看法的。现在外面一直在提要清除埋在毛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刘少奇已经被打倒了，还有谁是埋在毛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呢？现在风传的“二月逆流”以及老帅们大闹怀仁堂，说明目标是几个老帅。林副主席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陈毅已基本上被打倒了，徐向前、聂荣臻也基本上靠边站了，唯一一个还在管事的老帅就是叶剑英了。我估计要清除的这个定时炸弹，可能指的就是叶剑英。怎么样能够找理由把他清除掉呢？最好的办法就是抓朱成昭的黑后台，通过叶向真的关系很容易就连到了叶剑英的身上。但是朱成昭的问题只有八大观点，而八大观点只是个认识问题，以这个理由来抓后台是远远不够的。后来又加上了叛国外逃，叛国外逃可以定朱成昭的罪了。但是用来抓后台还显得分量不够，必须还要加重罪名，才能顺理成章地把后台挖出来，达到清除毛主席身边定时炸弹的目的。所以我们这几个学生就有了这个利用价值。我觉得我们几个现在很危险了，很可能没有出头之日了。
老黄和小裴觉得我分析得很有道理，他们很同情地看着我，流露出很难受的样子。我深深地叹了口气，说，我们现在是砧板上的肉，随时都可以剁了你。听天由命吧。人生在世，很多时候，人们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不管怎么说，我也二十多岁了，比起那些刚生出来就死去的婴儿，那些几岁十几岁因病因事故因意外死去的小孩，我比他们强多了，我也活了这么长时间了，也上了大学了，也见了不少世面了。我现在的遗憾是，我还没结婚，我还没经历过男女之事，我还不知道结婚是怎么回事。只从小说里看到过描写，说很舒服很销魂，可是连那个事到底怎么做我都还不知道。唉，留到下辈子再体验吧。
这一席话说出来，不仅我心情沉重，老黄和小裴也倍感伤感，都低着头，一时无话。静了一会儿，我振作了起来，说，不考虑那么多了，该怎么着就怎么着吧。活一天就高兴一天吧。我轻松地问小裴，我看着你很年轻，没想到你比我还大一岁。你有女朋友了吗？小裴说，我都结婚了。我有点惊奇，哎哟，你这么小就结婚了？小裴说，不小了，我都二十三了。婚姻法规定男二十就可以结婚了，我都超过两岁了。我不无遗憾地说，我如果不上大学我可能也结婚了，我就可以体验一下完美的人生了。现在可惜啊，有些事是体验不到了。小裴还有老黄马上安慰我说，男女之事也就那么回事，没什么稀罕的。我说，你们是体验过了才说不稀罕了，我是没经过，就觉得稀罕了。
在里面闲着无事，什么话题都可能会谈到。有一天，我们聊起了宇宙，关于宇宙的大小，有限与无限等等。还有一天，我们谈到了武松，谈到了对潘金莲的评价。
关集体号的最大好处，是可以交谈，可以沟通。这就可以活跃思想，不会使人变得呆滞，不会使人丧失与人交往的能力。把一个人单独囚禁，对一个人的伤害就十分巨大了。没有人说话，没有人交流，很快就可以使人变得呆滞，思维僵化，使人丧失交流的能力。我后来被关在单人牢房，对此体会很深。那时我很怀念刚开始的那两个月，能够关在集体号中，比单独囚禁幸福多了。
每天都吃不饱，每天都觉得饿。我进来一个多月了，一次风没放过，我也不想去放风。饿得很，还不如待在屋里不动。每天聊聊天，还能打发无聊漫长饥饿的日子。
3. 提审
有一天，小裴被提审了，只剩下我和老黄在牢房里，我问老黄被提审过没有，老黄说进来几个月了一次也没有提审过。我说小裴运气不错啊，刚进来没几天就提审了。老黄说，怎么？提审就是运气好啊？我说那当然了，那说明你的事有人管啊。早提审，早弄清楚，早出去。要是没人管没人问，那啥时候能出去啊？老黄觉得有道理，也盼着早点提审。他说，你也进来有一个多月了吧？你怎么也没提审啊？我说，肯定是先调查调查我犯没犯罪吧？我其实啥事也没有，能调查个啥呀！我的事其实不是我犯了什么罪，而是想给我定个什么罪名，我只有等的份儿。
下午，小裴回来了。我和老黄还没有被提审过，也不知道提审是怎么回事，连忙问他情况。小裴说，两个人坐在桌子后面问他，他坐在桌子前面的一个凳子上，问什么，就答什么。他们有一个人在做记录。就问了问他们厂里的情况，以及厂里送他进来的经过。问完了，把记录让他看一下，然后签名，再按个手印。我说，这就完了？小裴说，完了。又说让我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好好斗私批修。我听了小裴这么说，很替小裴高兴，我说，你没事了，快该出去了。小裴说，怎么这么说？我说，让你斗私批修，那不就是说，你是人民内部矛盾么？如果是敌我矛盾还要你斗私批修么？既然是人民内部矛盾，还关你干什么？不是很快就要出去了么？老黄和小裴都觉得我说的有道理，小裴显得很高兴。
我们都在等着小裴什么时候被放出去。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一个星期过去了，两个星期也过去了。还是没有放小裴出去，小裴兴奋的心情也消失了。我和老黄替小裴高兴的心情也消失了，我们大家的情绪都消沉了。
有一天，我们刚吃完饭没多久，我们牢房的门又打开了，我正在猜想是不是要放小裴了，却突然听到叫我的名字，紧接着就听到提审两个字。我连忙站起来，就想往外走，老黄连忙提醒我：“语录，语录！”我又忙着弯腰从铺上拿了语录，跟着看守出了牢门。外面站着两个军人，见我出来了，也不说话，一名军人径直向前走去，我自觉地跟着走，另一名军人自然走在了我的后面。行走的路上，路旁的树上有几只乌鸦在叫，我觉得不吉利，很想吐口唾沫再跺三脚来避避邪。在平常听到乌鸦叫都是这样做的，但现在是在提审的路上，我不敢造次，就忍住了。
也记不清拐了几个弯，到了一排平房的前面，其中有一个门是敞开着的，前面的军人走了进去，我也跟着走了进去，后面的军人跟着也走了进来，并把门关上了。我看见前面是一排桌子，已经有两名军人坐在那里了。其中有一名穿海军服的年轻女军人，还有一名戴眼镜的年纪较大的军人。我还愣愣地站在那里，那戴眼镜的年长军人用手指指桌子前面的方凳子说，坐。我机械地坐了上去，两只手还捧着语录本。年长的军人先问了我的名字，年龄。然后让我念一段语录，这一段语录我以前没念过，其中有一句话叫“怙恶不悛”，这个悛字我还不会读。年长军人说：“念悛。”我就按这个音又念了一遍。念完了，又问我，你是怎么进来的？我心里想，这我怎么回答呢，不是你们抓我进来的吗？但是我不能这么说，我只好说，是学校专案组把我送进来的。年长的军人说，学校专案组是学校专案组，我们是我们。你进来了就要老老实实地交待自己的问题，有一是一，有二是二，不夸大不缩小。不要以为你犯了罪别人不知道，不要心存侥幸。不仅要交待自己的罪行，同时要揭发别人的罪行，帮助组织上把问题弄清楚。我心里有点懵了，难道学校的专案组不是受他们指使搞的？还是学校专案组自行另搞一套？我无法判断。但不管是怎么回事，这里既然要求实事求是，那我就实事求是呗，不是还有洗清自己的机会吗？于是我说，我其实并没有犯罪。旁边一个微胖较矮的军人插话说，咦，别美化自己了，没有罪？没有罪把你抓进来了？是把你抓错了吗？我说，我有错误，但没有罪。那个军人说，只有错误？那你说说有什么错误？我说，我同意八大观点，我经常给别人谈论八大观点。对面的军人说，就这？你不要避重就轻，你要老实交代。我交待不出来什么东西，他们又叫我念语录，我记不清念的是哪一段了。念完了，我还是交待不出来。又给我做工作，说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启发我交待问题。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我也交待不出来问题。后来，年长的军人说，今天先这样吧，你回去要学习毛主席语录，要斗私批修，要好好回想自己的问题，要老老实实地交待自己的问题，争取宽大处理。
哎呀，也给我说要斗私批修了，那就是说我的问题已经搞清楚了，已经是人们内部矛盾了？但是，我又想到另一种可能，是不是对每个人都是这么说的呀？如果这句话像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一样是对每个人都是这么说的，那就没什么意义了。可能并不是我原先认为的是人民内部矛盾的才斗私批修，敌我矛盾的就不斗私批修了，所以我也不必为这句话过于高兴了。
第一次提审就这样结束了。回到牢房，牢房门刚锁上，小裴就着急问我，叫你斗私批修了没有？我轻轻说，叫了。小裴高兴地说，那你也是人民内部矛盾了，你很快也可以出去了。可是我心里已经不再因为有这句话而欣喜若狂了。但是，其实我心里还是重燃了希望。这个希望就是，我看到审讯组的成员都是军人，这些军人组成的审讯团，可能是受中央军委领导的。我很钦佩林彪副统帅，我希望这些军人组成的专案组是归中央军委领导的，而不是归中央文革领导。如果真是这样，这些军人专案组有可能会比较公正地处理我们的问题，不会把我们这几个大学生当成达到某种政治目的的替罪羊。直到我1979年跑到北京去要求平反见到梅建明，又见到程希平，才知道了管我们案子的是中央二办、那个戴眼镜的军人叫林克。小梅和程希平从功德林转到689集中营，那里实际上是出狱前过渡的学习班，比较宽松了，他们那时已知道了管我们这个案子的是中央专案组第二办公室，简称中央二办，那个戴眼镜的年长军人叫林克。以下的回忆中，凡是提到林克的地方，都只是为了叙述的方便，实际上我当时并不知道他们任何人的名字。
没想到，这次提审后不久，小裴就被从这个牢房转到别的牢房去了。又过了几天，老黄也被转到别的牢房去了，这个牢房只剩下我一个人。没有人可以说话，时间就显得很漫长，饥饿的感觉就更强烈了。一天四个玉米面窝窝头，八两粗粮的定量，不挨饿是不可能的。
过了一段时间，我的牢房又来了一个老干部模样的人，刚进来的时候，他显得气哼哼的，火气很大，一进门就嚷嚷说，以前坐国民党的牢，现在坐共产党的牢，我要看看共产党的牢是什么样的。不过几天之后他就没什么脾气了。饥饿开始向他袭来，孤寂也开始向他袭来，他想找人发脾气，但是没有发泄的对像，牢房里只有我这个在他看起来啥也不懂的大学生。他想质问为什么抓他，但是没有人提审他，他没有质问的对像。他就一天一天地变蔫了。我听老黄说过，老黄曾经和聂绀弩关在一个牢房。聂绀弩给他讲过很多文学和历史方面的知识。我很羡慕老黄，竟然能和中国的知名文人关在一个牢房，成为了狱友，还学到了很多知识，开阔了视野。我很希望现在这个和我关在一起的老干部，也能给我一个学习的机会。但是一段时间以后，我知道了，我的这个狱友可能是个工农干部，文学和历史方面的知识可能不太丰富。在我的多次请教下，我终于学到了一首古诗七绝。现在我还能记得其中的两句：“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但是，没过多久，这个老干部也被调到其他牢房了，这个牢房又剩下我一个。而且以后再也没有人和我关在一起，我被单独囚禁了起来。
又是一天的上午，终于盼来了又一次的提审。因为我觉得，只有多提审，才能尽快地把我的问题搞清楚，我才能尽快地出去。我向往自由的欲望是这么强烈，以至于我天天盼着提审。这次提审，却是叫我交待王新的问题，我当时还不知道王新是谁。我说我不认识王新。他们不相信，说，你态度不老实，你整天去他家里，你还假装不认识？我说，我真不认识他，也没去过他家里。其中一个军人有点发怒了，说，我看你是要顽固到底了，王新你不认识？王白沙 你认识不认识？他这么一点，我才醒悟过来，我问，你说的是王白沙的妈妈？军人说，你还装糊涂？还敢说不认识？这时我才明白他们说的“去他家”是“去她家”。我说，我认识王白沙的妈妈，但是我不知道她叫王新。你经常去她家怎么会不知道她叫什么？我说，我虽然去过她家里，但并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人家是长辈，我不好意思问人家叫什么名字。军人稍做沉默，可能认可了我的解释。接着问，你去过她家多少次？都说了些什么？这真叫我为难了，我虽然去了几次，但都是聊聊天，东一句西一句的，都是家常话，如今怎么能记得都说了些什么呢。我说，就是随便说说话，都是家常话，现在也记不清了。对方说，不是让你交待闲话废话，要交待反革命言论，反革命活动。我说，我没有说过反革命言论，也没有反革命活动。人家是老干部，我怎么敢在人家家里说反革命言论啊！军人怒斥我说，什么老革命？她是叛徒、反革命。我说，那我不知道。军人说，不知道？现在告诉你了，还不知道？别东拉西扯地交待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要交待反革命罪行。我实在没办法，只好交待说，我散布了八大观点。对方说，你散布反革命的八大观点，她赞成了没有？我说，她没说话，她没说赞成不赞成。对方说，她没有反对，那不就是赞成吗？我没有说话，低头不语。对方又说，你写交待材料的时候，不要写“王白沙的妈妈”，就写“王新”，要有名有姓。知道吗？我说，原来我不知道名字，所以说王白沙的妈妈。现在知道叫王新了，以后我就写“王新”。对方又训斥我，你有没有阶级立场？什么王新？是反革命分子王新，叛徒王新！我说，知道了，我以后就在名字前面加上反革命分子、叛徒这个定语。追问王白沙家里的事大约提审了我两次。我去过王白沙家好几次，不知道交待什么，只好交待说，我这一次去是散布了八大观点的这个观点，下一次去我又散布了八大观点的另一个观点。我还真该庆幸，幸亏我听到过八大观点，如果连这八大观点也没有听说过，我就真不知道交待什么了。我当时的感觉是，好像上面对叶家已经没有兴趣了，转而把矛头又对向刘家了。当时是1968年的春夏之交，大概是4、5月份。后来我知道了，在1968年下半年，开除了刘少奇的党籍，把刘少奇定为叛徒、内奸、工贼。提审我的那段时间，应该正是紧锣密鼓地收集材料的时期。
4. 难熬的寒冬
牢房里的光线很暗。我在这么昏暗的屋里写材料。不写材料的时候，就是看《毛主席语录》。因为牢房里没有别的东西可看，只有这个语录本。也没有人和我说话，没有人可以交流，只能看语录。我看得遍数多了，以至于我能把这本语录从头到尾都背下来了。可能再加上营养不良这个因素，我发现我的视力急剧下降。看语录的时候，需要离书很近才能看到，距离几乎是把书贴到鼻子上。我原来戴的近视镜是250度，可是这时，我估计可能已经到了八百、九百、一千度了。
我不知道这个监狱的位置在哪里，可是我知道离北师大不远。因为北师大的红卫兵广播站每天都在广播，在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听得很清楚。我是1968年3月份进来的，刚进来的那两个月，就没放过风。后来开始放风了，一个星期也就是一次。每次放风的时间也很短。因为这里的放风和我看的《红岩》那本小说里写的不一样，《红岩》写的是民国时期的监狱，是很多人在一起放风，放风的人可以在放风场自由活动，自由说话。这里放风是一个牢房一个牢房地轮流放风。也就是说，你永远只能看到你同一个牢房的人，也只能和你同一个牢房的人说话。看不到其他任何人，也不可能有和其他人说话的机会。我是在单人牢房，所以一直是我一个人，没有和任何人说话和交流的机会。每一次放风的时间都很短，因为牢房多，一个一个轮流放风，每个牢房放风的时间也就是十分钟左右。
这里解大便用的手纸是一种黄草纸，一小块儿一小块儿，每一块儿有巴掌那么大，是看守剪好的。每一个人一小块儿，每天发一次。在这里面，个人用品，如洗脸毛巾、牙刷牙膏、肥皂等都是需要在监狱里购买的。我是从学校专案组的隔离室直接送过来的，我的个人用品和钱，都被学校专案组给收走了，只给我留了几块钱。所以我来到这里时，是两手空空，只有这几块钱。这几块钱并不留在我身上，而是存在监狱方。他们有一个账本，上面记着我有几块钱。我进来后就用我存的钱买了一条毛巾、一块肥皂、一把牙刷和一支牙膏。
我刚进来的时候，已经是初春了，已经不太冷了。再加上那时还有老黄老李，后来老李换成了小裴，都是三个人在一个牢房，人多体温也高一些，所以没有感到很冷。现在已经进入到大约11月份了，我已经感到了阵阵的寒意。这里面没有暖气，也没有蜂窝煤炉的烟筒通到牢房里。更不幸的是，我只有一床薄被子。而这床薄被子因为盖得久了，里面的棉花已经不是平铺的一层了，而是成了棉花疙瘩，大部分地方已经没有了棉花。把被子一提，下面是一堆棉花疙瘩，上面只剩下被里被面两层布了。这床被子夏天盖还可以，冬天盖就没有多少御寒的功能了。铺上铺的是一床粗棉线毯。夏天时，我光着身子，只穿一个三角裤头躺着睡。可是现在快进入冬天了，我没有任何多余的御寒的东西。刚进入十一月已经感到很冷了，那到了寒冬腊月，天寒地冻的时候，该怎么过啊？我当时都不知道我能不能熬过这个冬季。我也没有棉裤，我进来的时候，没有穿棉裤，只穿了一件棉袄。监狱方给我发了一条棉裤，棉裤的裤裆很大，就在我的膝盖上面一点儿的地方。这是因为关押的人犯有高有矮，监狱方不可能为每个人犯量身定做。于是做的是万能棉裤，把裤裆做得很低。这样的棉裤不管是高个还是矮个的人犯就都可以穿了。个子矮的人犯穿了，裤裆正好，可裤腰就到了人犯的胸口部位。个子高的人犯穿了，裤腰的长度正好，可裤裆就低到了膝盖的部位。不管怎么着吧，毕竟有了一件可以御寒的棉裤。
冬天一天一天逼近了，我很冷又无法逃避。白天还好一些，到了夜里，我感到好像被冻僵了。我只好不停地翻转身体，以免被冻僵。我全身蜷缩在被窝里，把头蒙起来，把呼吸呼出来的热气留在被窝里，以增加些微温度。我开始是穿着棉衣睡，后来我发现，只穿着棉裤睡，把棉衣脱掉，把头缩进被窝里，再把棉衣盖在头上，保暖的效果更好一些。所以，后来睡觉时，我就用我的洗脸毛巾把被子的一头扎起来，然后人拱进去，整个人缩在被窝里，棉衣盖在头部和上半身。寒气一刻不停地侵袭着我，我觉得寒到了骨头里。我没有一天熟睡过，我需要每隔一会儿就翻转一下身体，才能保持不被冻僵。那真是一段炼狱之苦，永远也无法忘记。我很庆幸，我竟然熬过了北京这寒冷的冬季。
在这个监狱里偶尔还可以洗一次澡，1968年夏天我就赶上了一次洗澡的机会。那天吃过早饭没多久，就听见看守在筒道里喊：“准备洗澡了，准备洗澡了！”几分钟后，就开始开第一个牢房的门，伴随着看守“快，快”的呼喊声，我听见第一间牢房的在押者噗噗踏踏地跑了出去。几分钟后，又开第二个牢房的门，又听见几个人的奔跑声，同样伴随着“快，快”的催促声……就这样一间一间地轮流开门，后面的人看不到前面的人，仍然是不同牢房的人不能互相见面。放了几个牢房以后，突然又听见看守大声传来了新的命令：“都不要穿衣服，先脱衣服，都把衣服脱光了再出去！”于是，这以后去洗澡的在押者都脱光了衣服，一丝不挂地出了牢房，奔跑在去澡堂的路上。我也赶快把衣服脱光了，准备着等轮到我的时候尽快跑出去。我想，这可能是为了节省洗澡者到澡堂后先脱衣服，洗澡后再穿衣服的这几分钟的时间。但是，几批赤身裸体的洗澡者依次跑出去后，突然又传来了新的命令：“不要光着身子出去，穿上衣服再出去！”我又赶紧把衣服穿了起来。
过了很长时间，轮到我了，牢房门一开，我就快步向外跑去。我看见通往洗澡堂的路上，每隔不远就站着一个看守，嘴里不住地喊着“快，快”。还有当官模样的人，背着手站在路旁，看着这些奔跑的人群。我意识到，刚才叫赤身裸体跑出来洗澡的主意可能是低级干部出的。后来被级别高的干部看到了，觉得不雅，一群光着身子的人在路上跑来跑去，成什么体统？就给制止了。我就在这一路的催促声中跑着，到了澡堂，我看到澡堂里有两个大池子，但没有水，也不是在大池子里洗澡。还有一长排木制的间隔起来的洗澡房，同一牢房的人进一个小房间，进去后，看守就把门在外面插上。没有人的房间的门是开着的，看守叫我进了一个开着门的小房间，他在外面把门插上了。小房间没有屋顶，其实不能算是房间，只能说是间隔。这个隔断里面有一个淋浴头。我连忙脱了衣服，拧开了淋浴的开关，开始调水温。温度一时也调不好，我听见前面的小房间刚进去的人已经被催促着快穿衣服快出来的喊声。我担心时间不够用，水温也没有调好，就不管水冷水热，只管冲洗。我带了肥皂，但是我不敢用。主要是担心时间不够，万一我刚把肥皂抹上，还没有冲洗干净，就喊我快出去，我怎么办？所以我就没有用肥皂，只用水冲洗。听到了看守在外面喊“出来，走”的声音，就连忙擦了擦身体，快速地穿好衣服走了出来。我约摸整个时间也就是三四分钟。接着就在充斥耳边的“快，快”的声浪中，紧紧张张地一路小跑地回到了牢房。
北师大的红卫兵广播站很卖力，从早上到晚上，大概一天广播十几个小时。特别是晚上，夜深人静，听得很清楚。我进来没多久，就听见广播站的大喇叭里高喊着“打倒杨玉夫”。“杨玉夫”这个人我以前没听说过，猜想可能是北师大学校的走资派。后来听多了，觉得不是，一个学校的走资派不可能天天批判，况且文化大革命的发展进程也早就过了批判本单位走资派的时候。我觉得应该是个知名人物，如果不是知名人物，不会天天拿来批判。我一直在思考这个“杨玉夫”到底是个什么人。终于有一天，我茅塞顿开，原来“杨玉夫”不是一个人，而是三个人名字的简称，这三个人应该是杨成武、余立金和傅崇碧，这三个人的姓，连在一起就是杨余傅，不是我想象的杨玉夫，是同音不同字。这三个人都是部队里的重要人物，这么重要的人物一起被打倒了，十分令人吃惊，看起来现在运动的矛头指向了军队。那么，提前把朱成昭抓起来，接着又把跟朱成昭走得很近的几个学生包括我抓起来，是不是下一步就要打倒叶剑英了？我心里这样猜想。可是直到这时也没有问过我有关叶向真的任何事，更不要说有关叶剑英的任何事了。不过，即使问了，我也什么都不知道，我怎么会知道他们的什么事呢。
直到我出狱以后很久，在我又见到我的老战友时，他们告诉我，原来我住的这个监狱叫功德林。我从1968年初，一直到1969年初，一直待在这里。除了刚进来的那两个月，我曾经先后和老李、老黄、小裴同在一个牢房。在老黄和小裴调走以后，我这里又调进来一个老干部模样的人，这个老干部从我的牢房调走后，这个牢房就剩下我一个人。从此开始了对我的单独囚禁。
八、刻骨铭心半步桥
1. 入狱以来第一次看到报纸
1968年底，寒冬来临，严酷难熬的日子就要来了。一天晚上，我只知道这一天大约是年底，也可能是1969年初，但不知道是几号，甚至也不知道到底是12月还是1969年的元月？因为我在里面没有报纸没有广播，我不知道月份，不知道日期。我只大概地知道季节是夏天还是冬天。我不会像一些小说里写的那样，用笔在墙上画道道来计算日期。我没有笔，即使有笔，监狱也不允许在墙上画。那是违反监规，会受到严惩的。姑且算是年底的一天吧，是晚上，我的牢房门突然被打开，看守站在门口，叫了我的名字，冲着我说，收拾东西，出来。我连忙把自己可怜的几件东西拿了起来，走出了牢房门口。外面站着两个专案组的军人，仍然是一前一后，把我夹在中间，向外走去。拐了几个弯，到了一块空地上，那里停了一辆小轿车，车灯开着，军人司机坐在驾驶座上，副驾驶座上也坐着一名专案组的军人。走在前面的押我的军人，走到小车旁，把后面车门一拉，冲我说“上去”。我低头进入车内，坐在了后排中间的位置，两名押我的军人从两边进了车，一左一右坐在了我的两旁，然后对我说“头低着，别乱看”。接着汽车就开动了。我没有什么时间概念，只觉得开了不短的时间，在一个什么地方停了下来，然后叫我下车。
我看到我已经在一个大门里面了，接着叫我进了一间屋子，叫我脱衣服检查，我才明白我被转到了另一个监狱了。检查完了，又押着我走，拐来拐去，到了一个两层楼的门口，我觉得这个楼似曾相识。进了楼，里面是一个近似圆的厅，圆厅的四周是几个筒道的口。我突然想起，这不正是陈广智曾经带我来过的，关押联动的那个王八楼监狱吗？我知道，这里是叫做半步桥的监狱。我曾经来这里看过被关押的联动成员孔丹，而如今我成了这里的囚犯。
我没有被关押在楼下，而是带着我从一个拐角处上了楼，然后进了一个筒道，走到了筒道的尽头，把我关在了最里面的一间牢房。这个牢房的大小和我原来住的那一间差不多，但这里是一个通铺，从这边墙一直顶到了那边墙。不像原来那一间，是一大一小两个铺，两个铺的中间有一条窄窄的、大约30多公分宽的空间，人可以在这个空间里来回地走动。现在这个牢房连这个狭窄的活动空间也没有了，只有从铺到门口的墙之间不到一米宽的空间可以活动，而且这个空间的一头还放有一个马桶。这个马桶是必不可少的，一整天的大小便都靠这个马桶。这个牢房比功德林监狱的牢房暖和，有一条长长的烟筒，从各个牢房墙壁顶部的一个圆洞里穿过，给各个牢房带来些微的暖气。在各个筒道汇集的中间的那个小厅里，生有一个蜂窝煤炉子。这个炉子一方面供值班的看守们取暖，另一个功能就是从这个炉子上部伸出了五个烟筒，分别通到五个筒道，每个筒道的墙壁的高处挖有一个刚刚能伸进烟筒的洞，烟筒从那里穿过。这个烟筒提供的热量虽然很少很小，但毕竟没有冰天雪地的感觉了，晚上睡觉也没有要被冻僵的感觉了，条件比前一个监狱好多了。
第二天早上，仍然是很早就催着囚犯起床了。我发现这里的光线也比原来那个监狱明亮多了，尽管这里的窗户上也是涂有白油漆，也贴有报纸，毕竟是在二楼，遮挡物较少，光线好了很多。到了吃饭的时候，我才知道，原来这里的伙食也比功德林好多了。这里不吃窝窝头了，而是白面馒头，菜里也有油水了。住了一段时间，我知道了这里的菜里还经常可以吃到肉，伙食明显比功德林强。更好的是，这里发的手纸，不再是一小片黄草纸，而是一卷卫生纸。当然，我也不敢随便用，因为我不知道多长时间发一卷。万一是三个月才发一卷，我提前用完了，后面就没得用了。住了一段时间后，我才知道，基本上是一个月发一卷卫生纸。我不用再为卫生纸发愁了。
这里仍然没有报纸看，仍然是每天学习毛语录。但是这里没有放风，我进来后，连续几个月都没有放风。一直到了春夏之交，天气已经热了的时候，才有了第一次放风。这里的放风也和功德林不一样，这里的放风场是一个个的小放风场。实际上就是一排没有屋顶的房子，四周都是墙，上面是露天的，没有屋顶，但是罩有一层细铁丝编成的网，透过网眼可以看到天空。囚犯之间仍然是互不见面。采用的是一个牢房一个小放风场。放风时间明显比功德林长了，我觉得应该有半个小时或更多一点儿。我第一次放风时，进到这个放风场觉得很新奇，面积不大，大概五六个平方米，可以在里面转来转去。放风场的高处有一长溜儿走道，有栏杆拦着。有卫兵在上面走来走去，监视着脚下各个放风场里的囚犯。我感受到我们的党的监狱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隔离和单独囚禁，不允许你和任何人（包括其他囚犯）接触，你在里面永远是孤独的。放风时，先是一个牢房的囚犯进了一个放风场，关了门，第二个牢房的囚犯才出来……永远是叫你只能看到你自己，看不到其他人。
我搬到这里几个月后，有一天，破天荒地突然给每个牢房发了一份《北京日报》。我很惊奇，也很兴奋，因为我已经很长时间没看过报，也没看过书了（除了语录本外）。我接过报纸，先看了日期，是1969年3月3号，接着就饥不择食地打开来看，映入眼帘的却是令人极其震惊的爆炸性新闻，是中苏两国在珍宝岛发生的武装冲突的报道和中苏两国政府关于此事的声明。我简直不敢相信会发生这样的事。珍宝岛在哪里我不知道，以前也从未听到过这个名字。怎么会在这个岛上发生武装冲突呢？我迫不及待地要了解事件发生的经过。两国政府的声明都很长，我开始急急地浏览两国政府的声明。中国政府的声明里，说苏联方面首先向我方开枪开炮，但没有叙述事件发生的详细经过。接着就是谴责批判，后面就表明中国政府的立场。看完了中国政府的声明，我对这次冲突发生的过程仍然不太清楚。我接着看苏联政府的声明，苏联方面的声明首先叙述了事件发生的经过，说是中国方面一个营的兵力在前一天的夜里潜伏到了岛上。在2号清晨，中国的一个巡逻队越界进入苏方地界巡逻。苏方派出了一个小队前往阻止，当苏方的巡逻小队走到离中国巡逻小队只有几米远的地方时，中方士兵突然开枪射击，打死了苏方这一小队士兵。当苏方派出部队增援时，中国这支巡逻队缓缓向珍宝岛撤去。苏方的增援部队追到岛上时，又遭到了中方潜伏在岛上的部队的伏击。看来这次冲突，苏方损失不小。苏方声明接着叙述了苏中关系这些年的变化过程，表明了苏联方面的立场。双方的声明看完了，我的思绪很乱。我相信这一次冲突应该是中国挑起的，最明显的理由就是前一天的夜里先在岛上埋伏了部队。策划得那么周密，显然是事前做足了功课。但是为什么要制造这样的冲突，目的是什么，我当时却理不出一点头绪。按理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正进行得如火如荼，很多事情都还没有搞定，内患还没有消除，不应该再挑起外部冲突啊！我实在难以理解。这个问题就像一个没有解开的谜一样，一直存在我的心里。直到后来，基辛格访问中国，和中国密谈。接着又是在日本举办的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中国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问中国。再接着是尼克松访问中国，中美两国签署上海联合公报……我才意识到这一系列外交成果的获得，归功于珍宝岛武装冲突。珍宝岛武装冲突是这一系列外交长剧的序幕。
1969年3月2号开始的中苏边境武装冲突，实在给我增加了思想压力。我担心一旦中苏大战爆发，我将永没有出狱的日子。记得我刚进来的那段日子，当时还是和老黄小裴在一个牢房的时候。有一次闲聊，不知怎么说起中苏会不会打仗的问题。老黄说，如果中国和苏联打起来了，可能就会提前放我们出去了。我问他，你怎么会这样想？老黄说，以前日本鬼子打进来的时候，当时关押的许多囚犯只要愿意去当兵，就可以提前释放。现在如果苏联打进来，也需要有人去当兵，我们只要愿意当兵，也就可以出去了。我说，如果我们还想活着出去，那就要期盼天下太平，形势一片大好。只有国内形势大好，我们还有可能被释放出去。如果战争打起来，我们就更无活着出去的希望。你想想，现在中央文革是把我们当作敌人看待的。战争打起来，当局怎么可能会把我们这些“敌人”放出去？那不是增加了敌人的力量了吗？所以一旦战争打起来，绝对不会把我们放出去，反而是我们可能会死得更快。所以我们要求求老天爷不要让战争打起来，要形势一片大好，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出去的希望。
那是一年前的事了，如今中苏关系竟然会如此紧张，我真担心会真的打起仗来。所幸当时的局势没有进一步恶化，慢慢地缓和下来了。
2. 难忘一个女政治犯的脚镣声
搬到这个监狱之后，有几个月都没有提审我，有很长时间也没有放过风，每天都是一个人孤独地待在牢房里。这里牢房的地面和筒道的地面都是水泥地面。在一楼有一个或两个关押女性的筒道。我估计这里关押的都是政治犯，有一个女政治犯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我不知道她有多大年纪，也不知道她是哪里人和犯了什么事，只知道她是个政治异见者。她被当作重刑犯对待，脚上戴着沉重的脚镣，可能双手还戴着背铐。我看不见她，只能做这样的猜测。有一段时间，她每天都被提审，沉重的脚镣在水泥地面上哗啦哗啦缓慢地移动着，每走一步都要停顿一下。我听说，有的脚镣有几十斤重。可想而知，每移动一步要付出多大的力气，要忍受多大的痛苦。从楼下的筒道，到楼外的水泥地面，哗啦哗啦的声音，缓慢又清晰地传到我的耳朵里，我的心一直揪着。我仿佛能看见她那被脚镣磨破的脚踝，还有那渗出的血，淌下的血。有一次，她拖着沉重的脚镣走出了楼门口，突然听到她大声地说：“这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尊严！”她连续说了两遍，我听得清清楚楚。从这句话中，我知道了她是个政治犯，也知道了她是个女性。估计她应该是对文化大革命有不同的看法，很可能是犯了攻击领导人的攻击罪。那一段时间，对她的提审十分密集，通常都是连续几天连着提审，然后又会停几天。接着又是连续几天提审，然后又会停几天。我觉得断断续续差不多有一个月的时间。提审的那些天，上午她戴着脚镣哗啦哗啦地磨着水泥地面由近而慢慢地远去。下午，她又带着这种令人心头颤栗的哗啦哗啦声由远处缓慢归来。可以想象得到这去和回的两段路程，实际上也是她遭受酷刑的苦难历程，这个女人忍受着常人无法忍受的苦难。这段时间过去后，后来就再没有听到过她的声音了。
3. 要我写出文革中每天的大事记
到了5月份，又开始提审我了。照例是我跟着前面的提审员走，另一个提审员走在我后面。从这个两层楼的监舍走出去，对面就是一排没有屋顶的屋子，那就是放风场。放风场和监舍之间是一条水泥小路，小路的尽头是一个小门。走出小门，我来到了一个相当大的院子里。这时我才知道原来我们那个两层的监舍是在一个小院子里。我跟着提审员顺着大院子的高墙向前走，在我的右前方是一座规模宏大的最少有十多层，很可能是二十多层的监舍大楼。因为是在提审的路上，我没有时间把它数清楚。我从未见过这么大的监狱。再向前走了一段距离，我看到顺着墙有一排平房。提审员带我进了其中的一间审讯室。我突然想到，从我所在的小王八楼监舍到这里的审讯室，距离实在是不短，那个戴脚镣的女囚犯就这样每天走两趟，那要忍受多大痛苦啊！
我跟着前面的审讯员走进了审讯室，看见有一个个头高一点的审讯员和另一个矮个微胖的审讯员已经在里面了。照样还是先念毛主席语录，念完了，矮个的审讯员对我说，怎么样？让你考虑了这么长时间，考虑的怎么样了？我这才知道，原来这么长时间不提审，是要让我考虑呀！我还在里面傻等着他们在外面把我的问题调查清楚呢，我还等着他们调查清楚了放我出去，我还可以继续我的学业呢！我没办法回答他的话。他又说，考虑了这么长时间，也该想清楚了，交待自己的问题吧。我还是没法回答，我只知道我没有犯罪，我不知道我还有什么问题要交待。我于是说，我想不起来还有什么问题还没交待。审讯员又叫我念了有关茅厕里的石头什么什么的又臭又硬的一段毛主席语录，然后又叫我交待问题。我还是找不出来还有什么问题没有交待的。每当碰到这种情况，我甚至常常会后悔自己为什么在外面不犯点错误呢？如果犯有错误，现在我就可以竹筒倒豆子，统统交待了，就可以出去了。现在没有犯错误，想交待都找不到东西可交待，结果落个态度不好，反而一直出不去。
这一次提审，我以为还要追问王白沙家的事，不料这一次不问了，改问王北宁家里的事了。审讯员说，你到过王雷家没有？我说，没有，我不知道谁是王雷。审讯员说，就是王北宁家，王北宁的父亲王雷。我说，哦，那我认识，我去过他们家吃过一次饭。但是我不知道王北宁父亲的名字。审讯员说，你去过他们家，他还请你吃饭。你还说你不知道他的名字？一点儿都不老实。我说，我是去他们家吃过一次饭，是好几个人一起去的。人家是老革命，人家没告诉我他叫什么名字，我怎么好意思随便问人家的名字呢？审讯员严厉地说，什么老革命？是老反革命，叛徒。我说，当时我不知道，现在才知道了。我觉得这次提审在开始阶段和上一次问王白沙家里的情况时如出一辙。接着审讯员很详细地询问吃饭那一天的所有情况，什么时候去的？和谁去的？怎么去的？都说了什么？都做了什么？等等。我心里感到纳闷，我是和朱成昭、蒋良朴等几个人去过他们家吃过一次饭，可是吃一次饭也算罪过吗？虽然我不理解为什么问这些事，但我还是尽力回忆了那一天的情况，尽量配合，希望能尽量准确地还原那一天的原貌。我和王北宁是比较熟，因为都是老“东方红”的。她的父亲是个老干部，她的家在北京展览馆。我估计她的父亲可能是那里的领导，但我从来没问过王北宁。现在突然说起她父亲的名字，我根本就对不上号。审讯员又问我是哪一天去的，我说，具体是哪一天我记不清楚了，大概是4月下旬或是4月底吧。审讯员听我这么说，打断了我的话，他说，4月底？又在胡说。到底是什么时候？好好想想。我说，这个时间应该不会错。根据我的记忆应该是4月底，最早也是在4月下旬。这时，林克推门进来了。他相对温和地对我说，你说是在4月底，又说得那么肯定，你有什么根据这么说？我说，2月份朱成昭抛出八大观点以后，中央文革叫他闭门思过。整个3月份他都在西三楼327室闭门思过，几乎不出门。到了3月底，朱成昭说，闷了一个月了，闭门思过快结束了。下个月要出去散散心，多出去玩玩。我们就商量着买4月份的月票。我、朱成昭、蒋良朴、李尤江、颜宽都买了。蒋良朴家是农村的，一张月票四块钱，他连四块钱也拿不出来，他的月票还是李尤江帮他买的。我到北京以后，只买过一个月的月票，就是1967年4月份的月票。4月份我们去玩了很多地方，十三陵、八大处、香山、北海、颐和园，都是在4月份去的。那一天我们去王北宁家吃饭的时候，因为我不知道王北宁的家在哪里，我是和朱成昭、蒋良朴一起坐公交车去的。李尤江是自己从甘家口去的。我们到的时候，李尤江还没有到。后来她到了北京展览馆，不知道怎么去王北宁的家，就在大门口给王北宁打电话。朱成昭就叫我去大门口接她。我到了大门口，看到李尤江穿了一件白色的短袖上衣。我们4月中旬去十三陵玩的时候，她还是穿的军棉袄，现在已经穿短袖上衣了，可见那一天的天气已经相当热了。所以我认为应该是在4月底，最早也应该是4月下旬。从我元月份大串联回来认识李尤江开始，她就一直穿的军棉袄，我一直认为她是个胖子，现在她改穿了短袖上衣，我才知道她并不胖。所以给我留下的印象比较深。
林克听我说完了，眼睛盯着我，注意地看着我，没有说话。我觉得我应该表明一下态度，于是我说，我承认我去反革命叛徒家里吃饭了，这是个罪，我认罪。我觉得去反革命分子家吃饭是主要问题。至于吃饭的具体时间，早几天晚几天，那是次要问题，哪一天都行。如果上级觉得应该是别的时间，那我也承认。你看，我这个态度行吗？林克看着我，没有马上说话。我觉得他盯着我足足有一两分钟的时间，他才把右手的食指伸出来，弯曲着，对着我的鼻子，轻轻地点了一下，又点了一下，边点边说，你呀，要端正态度，好好地考虑自己的问题。还有哪些没交待的，没揭发的，都写出来。要老老实实，不要心存侥幸。另外，你要写出你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大事记，从1966年你参加“东方红”写起，按天来写。哪一天干什么了？和谁在一起？一天一天地写出来，越详细越好。我大吃一惊，说，那怎么写啊？一天一天地写，那怎么能记得起来啊？林克说，你要端正态度，尽量回忆，可能会有些时间记不太清楚了，但要把事情写出来，接触的人写出来。时间上也要求尽量准确。你来这里是干什么的？就是来交待问题的。这里每天每天都有大把大把的时间，你要利用这些时间把问题交待清楚。
我没有办法，为了把自己的问题搞清楚，为了还自己一个清白，我只有尽力去想去回忆这些年的经历了。我问，要求我多长时间写完？林克说，你尽量写，写详细。写好了，交给看守就行了。
我回到牢房以后，就准备写两个材料，一个就是揭发王北宁父亲的材料。我真不知道有什么可写的，我就去他们家里吃过那么一次饭，而且是那么多人在一起的场合，总共也没和她父亲说过一两句话，有什么可揭发的呢？但是我总不能一句话不写吧。实在没有办法，我只好老调重弹，说我又散布反动的八大观点了，选了一两个观点写了一下。就这样交了差。第二个材料就更难写了，你想想要把每天做的事情写出来，还要写出来每天和谁在一起，都做了什么，明天又做了什么，又和谁在一起……这一天一天的，怎么能记得起来呀？又不是十天半个月前的事，还可以想起来。现在要写这一两年每天做的什么事，那怎么想得出来呀？真是愁死我了。但是没办法，为了把自己的问题搞清楚，争取早日出去，只有调动脑子里的每一个细胞来仔细想了。
我每天都在冥思苦想，从早到晚，除了睡着了，是无时无刻不在想这些年的经历。连吃饭、放风、走路都在想，连睡觉都是在想着想着睡着的。如果当时有个同号的人和我关在一起，他一定会认为我是神经了。幸亏我那时年轻，脑子好，终于把我这近两年来的经历都写出来了。我把这近两年的流水账交给了看守。就等着他们调查清楚了以后，就放我出去呢。
4. 逼我承认“危害毛主席安全”
大约又过了两个月，有一天又提审我了。到了审讯室，是一个矮个稍胖的审讯员和一个中等个儿的审讯员在等我。没有看到林克。矮个的审讯员说，考虑了这么长时间，该交待了吧？我说，我都交待了，一天一天的，都写清楚了。审讯员丝毫不提我写的大事记，就像我从来没有写过一样。他慢慢地说，你们在西三楼都干什么？还玩飞镖，你们是普通地玩飞镖 吗？突然问我这么一个问题，我愣了一下，我不知道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心里嘀咕了一下，我是喜欢玩飞镖，可是难道玩飞镖也需要交待吗？我当然不敢这样反问他，我只是心里这样想的。我说，飞镖我是喜欢玩，在西三楼也玩过。矮个的审讯员突然站了起来，走到我跟前，直盯着我的眼，厉声说，你们玩飞镖是普通地玩吗？你们是用飞镖犯罪。你必须交待，你和谁一起玩的？是怎么扎的？扎哪里？我突然感到了事情的严重性，玩飞镖不会是犯罪，是不是又想牵连到什么事呢？我没法预测。我如实回答，我在西三楼是玩过飞镖，就是往门上扎扎。审讯员厉声问，都有谁参加了？说。我说，主要是我喜欢玩，一般是一边聊着天，一边往门上扎。记得朱成昭有一次也试着投了几下。审讯员追问，还有谁扎过？我说，我因为喜欢玩，随身都带着，有空就扎几下。别人都不像我那么有兴趣，可能偶尔也会扎两下，我记不清了。审讯员说，记不清了？一到关键问题就记不清了？你们在门上扎什么？我说，没什么，门是木头的，好扎，所以在屋里就扎门，在外面就扎树。审讯员更严厉地问，门上有什么？说，别避重就轻。我感到审讯员在尽力想往什么方向引，对此我又无可奈何，我只能说，门上什么都没有，我是扎着玩的。审讯员说，什么都没有？朱成昭屋里的毛主席像是怎么破的？就你顽固，你老实回答，这是看你的态度。我说，朱成昭屋里根本就没有毛主席像。审讯员接着说，你不是主犯，你还最不老实。我再问你，你说，朱成昭屋里的毛主席像是怎么破的？我明显地知道了审讯员想把我引到什么地方去，可是，人家没有明说，我又能怎么解释呢？我只能说我没有在朱成昭屋里看到有毛主席像，我也不知道有毛主席像破了的事。
审讯员指着审讯室墙上贴的毛主席像厉声说，你过来，对着毛主席请罪。我站起来，转过身，面对着毛主席像，心里一阵委屈，不觉眼泪就流了下来。审讯员追到我前面，两眼直盯着我，口气十分清晰十分严厉地说，你敢对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发誓，说你没有危害毛主席的安全？没有对毛主席犯罪吗？听他怎么一说，我几乎要绝望了，这还是要给我加上滔天大罪的罪名啊！我满腹的冤屈涌上心头，眼泪不由自主就哗哗流了下来。我觉得我的冤屈可能无法洗清了，面对着毛主席像，我极其悲愤地说，我向毛主席发誓，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危害毛主席的安全，更没有做过这样的事。说完后，我就不再说话，但是眼泪还是止不住地流。审讯员没有再逼迫我，他走回到他的椅子旁，坐了下来。然后他拿着审讯笔录让我过目，我也没有心思去细看，草草地溜了一下，就推回给他。当时因为情绪有些崩溃，我甚至觉得我当时好像并没有签字。当天的审讯结束了，我又机械地跟着审讯员回到了牢房。已经到了吃晚饭的时间了。我慢慢地平静了下来，叹了一口气，人生就是这么一回事，旦夕之间，不定会遭遇什么祸福，自己又掌控不了，只有听天由命吧。
第二天上午，又是提审。继续启发我交待问题，但是没有再逼迫我承认昨天强加给我的罪名。审讯员仍然在给我施加压力，审讯员说，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不交待问题就关你个十年八年的，在这里面一直待着了。反正我们不急，我们有的是时间。你好好想想，你想一辈子待在这里面？我们告诉你，你想蒙混过关是不可能的。
我当时真的又一次想认个罪名，争取宽大处理，能够早日出去。因为，认个罪，即使判了，也是有期限的。可是，不认罪，一直关着你，却是没有期限的。我再一次后悔为什么我以前不犯点罪呢？如果以前犯了点罪，我就可以痛痛快快地全部交待了，落个态度好，争取个从宽处理，我就可以早点出去了。这种想法在学校的专案组审查我时，我就有过。当时我采取了妥协，委曲求全，结果吃了大亏。如今竟然又会出现这种想法，使我感到很可怕。人的思想竟然这么容易被操控，真是太可怕了！幸亏有了以往的教训，面对今天的困境，我仍能把持住自己。我绝对不能胡编一个罪名来认，因为我如果编了一个罪名，要想把这个罪名讲清楚，我就不得不再编十个、百个甚至千个其它的谎言来圆前面的那个谎言。谎言会越来越多，到后来，我甚至会连前面编造的谎言是什么都记不清了。就像把蜘蛛网缠在自己身上，越缠越多，最后把自己缠死。那就真正是死路一条了。我很庆幸对这一点我还有清醒的认识，使我不敢胡编乱造。即使我住了那么多年的单人牢房，也守住了这条底线。
这一天的提审，基本上就是审讯员不停地给我做思想工作的一天。他们总是先入为主地认为我犯了很多罪，然后持之以恒地诱导我交待问题。我也认为他们是很有经验的办案人员，但是偏偏他们抓了我这样一个并没有犯罪的人，所以我没有办法交待出他们希望的犯罪事实。他们没有取得他们想要的东西，也就一直关着我不让出来。这一天又过去了，审讯员仍然没有得到想要的东西。
但是，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从此就把我撂在牢房里，冷藏了起来。不管不问，一撂就是几年，再没有提审我。但当时我并不知道会有这种情况，我还在里面天天盼着提审。因为只有提审，才有可能把你的问题搞清楚，然后才有可能出去。今天盼，明天盼，天天盼。有了这个念想，才支撑着我熬过了那孤独漫长近乎绝望的艰难岁月。
我在期待提审的煎熬中进入了1970年。按常规，在这一年我该大学毕业了，该参加工作了。现在，这一切都成了泡影。我想起了审讯员说的话，“你不交待，就关你个十年八年，你就在里面待着吧。”这不是恐吓，而是实实在在的现实。我切身感受到在我们国家，专政机器的无法无天，平民百姓没有任何保护自己的手段。
在半步桥，每年要洗一次被子，每个囚犯自己洗自己的。一般都选择在春末夏初的时候，找一个大晴天，每个筒道用一天的时间。从早上开始，每个牢房的囚犯先把自己的被子拆开，然后轮流去茅房把被子洗出来，洗好了马上拿到外面，在放风场前面有专门晾衣服的铁丝。在铁丝上晾好了，再马上返回自己的牢房。接着第二个牢房的囚犯再去茅房洗被子……直到这个筒道每个牢房都洗好晾好才结束。一般等到下午三四点钟，外面晒的被罩都已经全干了。再一个牢房一个牢房地去收回来。都收好了以后，看守就给每个牢房发针线。然后，每个囚犯在各自的牢房，自己缝自己的被子。
我在缝被子的时候，有一次该换线了，不小心针掉到地上了。我去找针，弯着腰，低着头找，竟然看不见针。在功德林的那一年时间，严重损害了我的双眼。那里牢房的光线很暗，加上营养不良，我的视力急剧下降。这时我必须跪在地上，脸趴在地上，离地面很近的距离，是鼻子几乎要碰到地面的距离，一点一点地扫描才找到了针。我这时才知道我的眼睛已经近视到十分严重的程度了。而且，还不仅是我的眼睛受到了伤害，还有我的牙齿。我身上带来的几块钱，在1969年就已经用完了，从那以后，我就无法再买牙膏了，我也无法再刷牙了。时间长了，我的牙上开始长牙垢，后来就发展到牙齿松动。到我出狱的时候，牙齿的情况也是糟透了。
在万般无奈的等待中，进入了8月份。天气酷热，我的牢房在二楼，上面的房顶都晒透了。牢房里又不通风，身上整天汗津津的，真是闷热难耐。我身上只穿了一个三角裤头。反正牢房里只有我一个人，也没有羞耻感了。这里冬天不是太冷了，夏天又太酷热了。
5. 在国庆节遭到残酷折磨
又是一年过去了，已经到了1971年。一天又一天，一月又一月，一年又一年。时间按照它的规律在走着，我的生命也在没有希望没有期许没有感觉的孤独中消耗着，像行尸走肉般地活着。1971年9月中下旬，我突然发现从某一天开始，在报纸上看不到了“永远健康”的林副统帅的消息了，报纸上只有“万寿无疆”的伟大领袖的消息。这使我又有些不安起来，老帅们已经打倒了不少，副总理们也打倒了不少，中央文革的成员也打倒了不少，难道这还不够，连“亲密战友”、“副统帅”也会被打倒吗？我不敢相信真会这样，我也不想中国再继续动乱下去，只能再看看后续的发展吧。但是直到9月底，报纸上仍然没有“永远健康”的消息。我想，后天就是10月1号了，全体领导人就都会出来了。如果明天的报纸上仍然没有“永远健康”的消息，我相信是又出了大事了。
9月30号,一切似乎和往常一样。上午放茅时，我照例是把马桶倒完后，准备再接半盆清水，但是被看守阻止了。我说我接水还要刷碗洗脸。看守说，现在不能接水。等下午放茅再接。但是这个筒道的其它监室都可以接水，因为我的监室正对着茅房，我听得很清楚。我争取未果后，只好端着空盆子回到牢房。等到下午，放茅的时间到了，我听到了别的筒道都在放茅，而我在的这个筒道还迟迟没有开始放茅。我还是耐心地等着，一直到了开晚饭的时间，我们这个筒道也没有放茅。这些异常现象我虽然注意到了，但是并没有引起我特别的思考。
开始打晚饭了，这个监狱打饭的规矩和功德林不一样，功德林打饭是由炊事班把一大木桶菜汤放在各筒道交汇的地方，由各筒道的看守依次开自己筒道的牢房的门，一个个牢房的囚犯依次出来打饭。现在这个半步桥监狱，是炊事班只管送饭，不负责打饭。打饭由各个筒道的看守给自己看管的筒道打饭。通常的程序是，先打菜和主食，主食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馒头（这比功德林每天都是窝窝头好多了）。看守提一小桶菜和一小桶馒头放在筒道的入口处，然后依次开牢房的门，门只是打开一个小缝，牢房里的囚犯并不出门，他只是伸手把盆和碗往门口一放，看守用勺子给他打一勺菜，再在碗里放一个馒头。囚犯拿着碗，手往牢房里一缩，看守把牢房门一锁就搞定了。一个个牢房打过饭，随着馒头和菜的不断减少，桶是越来越轻了。我是筒道最里面的一间牢房，我的对面就是茅房了。所以到我这里时，桶基本上已经空了。然后看守把两个空桶提出去，再提一桶开水来。同样是从筒道的头上开始，一个牢房一个牢房打一勺开水。
今天轮到给我打饭的时候，没有菜，却意外地在我的碗里放了两个包子。我坐牢几年以来，这是第一次看到包子，我很惊奇，也很高兴。心想，明天是国庆节了，囚犯也改善生活了，我还雀跃了一会儿。然后开始吃包子，一咬一大口，包子闻起来很香，但是却出奇的咸。不是一般的咸，是比腌过头的咸鸭蛋还要咸。我怀疑一个包子里可能放了一两的盐，不然怎么会这么咸呢？我停住了，我不想再吃了。我抬头看见监视孔的遮布被掀开了，看守正贴着监视孔在看我。他看到我不吃了，就打开了牢房的门，问我为什么不吃？我说，太咸了，吃不下去。他说，给你改善生活哩，还说吃不下去？他看我没有动，又说，快吃，一会儿给你打水。等我打水过来以前，你必须吃完。说罢就走了。我听见筒道口开始打水了，就强迫自己吃下去了一个包子，第二个是实在吃不下去了。一会儿轮到给我打水了，门开了，我连忙把两个碗都放到了门口，准备要两碗水。以前在功德林，刚开始时是集体号，打菜是一个盆，打水也是一个盆，水可以多打一些。但后来搬到了这里，只给了我两个不大的瓷碗，想多打点水都不行。今天的包子太咸了，我放了两只碗，想打两碗水。但是今天想打两碗水愿望都不可得。往常水都是富裕的，打不完，水都会剩下小半桶。但是今天，轮到给我打水时，水却没有了，只剩下一点桶根儿，而且连这点桶根儿的水也不给我好好倒。看守提起桶猛力一倒，大部分水都溅到了地上，我的一只碗里只剩下小半碗水锈和一点点水，另一只碗里是一点儿水没有。我对看守哀求说，今天的包子太咸了，请多给我一点儿水吧。看守说，你先吃，一会儿再给你点儿水。说完就锁上了门。我不敢吃包子，在牢房里等着给我送水。一会儿看守过来了，打开了门，两手空空，没有任何水给我。看守两只眼盯着我说，为什么还不吃？我说，太咸了，吃不下去，我想等水来了再吃。看守严厉地说，不行，你必须吃下去，现在就吃下去。我手里拿起包子，却怎么也不想吃下去。我恳求他说，请给我一点儿水，有了水我就可以吃下去了。看守丝毫不理会我的哀求，斩钉截铁地说，今天是你吃也得吃，不吃也得吃。你不吃就是不服从管教，和政府对抗。你要知道对抗政府的后果是什么。你不要以为你不吃饭政府就对你没办法，你想以绝食来对抗政府，只会加重你的罪行，政府有的是办法来对付你这种顽固分子。不信你就试试！
那个时刻，我再一次从内心深处体会到了专制制度的黑暗和残忍，这个制度可以用任何方法把你整死在监狱里，而你在外面的任何亲人朋友同学都不会知道一点儿风声。为了求得生存，我只能屈服于淫威，强制自己把这个包子吃了下去。看守一直盯着我把整个包子都吃了下去，才带着完成任务的心态锁门离去。原来就已经无比干渴的我，现在又加上了一个咸包子，那滋味更是火上浇油，难受无比。浑身刺挠得无所适从，站不是，坐不是，动也不是。我只好打报告要水喝。
打报告是监狱里的一个专用名词，在窥视孔的边上，挂有一个用小细绳拴着的小木牌。牢房里的囚犯如果有事要找看守，不可以喊叫看守，只可以把小木牌从窥视孔投出去。要等到看守巡视过来看到了报告牌，问你有什么事时，才能说给看守听，这就叫做打报告。报告打过了，我心焦地等待着。终于等到看守巡视过来了，掀开窥视孔的帘布，问我什么事？我说太渴了，想要点儿水喝。看守说，等着。把小布帘一放，转身就走了。我等着。我听见筒道的小厅里，传来水桶倒水的声音，从这个桶倒到那个桶，不停地在倒来倒去。我知道各个筒道的水桶里都剩有水，我觉得过一会儿我就可以喝到水了。可是我一等没有来，二等也没有来。很久都没有过来巡视。我忍不住，只好又打报告。又等了一会儿，看守巡视过来了，一问我还是要水喝，说，等着。又走开了。我又等了很久，已经到了睡觉的时间了，灯是不关的，夜里一直亮着。我躺在低矮的床上，无法入睡，浑身火烧火燎。实在难以忍受，只好又起来打报告。等了很久，看守又巡视过来了，又问我什么事？我看到看守已经换班了，换了另一个看守，我心里涌出了一点儿希望，希望这个看守能给我点儿水喝。我恳求说，我太渴了，请给我一点儿水喝。可能我的情况在他们交接班时已经交待过了，这个看守干脆地说，喝什么水？没有。我又哀求，没有开水，能不能让我接点儿自来水喝？他说，不行，等明天再说。一句话就把我打发了。我知道彻底没戏了，只好上床睡觉。但是那种难受，那种血管好像要炸开的感觉，让我受够了折磨。可以说是一夜未睡，受了一夜的罪。
第二天上午，我的牢房门外面的锁被突然打开了，门被拉开，一个看守站在门前，对我说，出来。我跟着他走了出来。心里有点纳闷，今天是国庆节，放假，难道还提审吗？我跟着他走出筒道，并没有提审员等在外面，原来并不是提审。那个看守把我带到楼外的一间平房里，指着一个低矮的小板凳说，坐下。我坐在了这个小板凳上，看守说：“说说，昨天晚上是怎么回事？”我就把昨天晚上的包子很咸，我想要点儿水喝的情况讲了一下。看守对我说：“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专政机关！这是在你家里吗？你想吃就吃？想喝就喝？不给你水，你就一再要水喝？你是成心和专政机关作对。你这是闹监，你敢闹监？你胆子不小啊？”我说，我只是想要点水喝，我并没有吵闹。我是按规定打报告要水喝的。看守说，我告诉你，现在是国庆节上午10点钟。伟大领袖毛主席正登上天安门城楼。你在国庆节闹监，是成心对抗无产阶级专政……话没有说完，他就突然飞起一脚，狠狠地踢在我的胸口上，我仰面朝天地从小板凳上飞了出去，重重地摔在了水泥地上。那个看守紧跟着走过来，一把就抓住了我的左手中指，他握着我的中指用力地往后掰，我被完全控制住躺在了地上。然后，他穿着皮鞋的脚就踩在我的右手掌心上，他用皮鞋后跟踩在我的手掌心上很用力地拧转。他的动作十分熟练和老到，我的手掌背贴着水泥地面，手掌心承受的是他的硬皮鞋底和他的体重。他的脚后跟踩在我的手心上，加上他全身的重量，在我的手上拧来拧去，不一会儿，我的手背就已经血肉模糊了……
这个恶看守还不罢休，又把他的脚从我的右手换到我的左手上，用同样的方法，全身压上来，用皮鞋后跟踩住我的左手掌继续又踩又拧，我的左手掌很快也是鲜血淋漓。恶看守折磨完了，又把我的一只胳膊往后一拧，用活动手铐给铐住了，接着他又把我的另一只手臂一拧，也铐了起来，而且铐得非常紧。一会儿功夫，我就感到手指尖已经开始麻木了。这个恶看守看起来有50来岁，面色黑黄，身体精瘦，应该是个老看守。因为新来的军管的军人大部分比较年轻，没有这么大年纪的。这个老看守接着又把我押回了牢房，把我往牢房里一推，就嘁里喀嚓锁上了门，然后扬长而去。我戴着背铐坐在矮木板床上，这一会儿的功夫，我已经感到我的两只手的手指已经开始肿胀了，指尖和手背已经感到麻木了。本来就觉得漫长的时间现在就更漫长了。
到了打晚饭的时间了，我不知道到吃饭的时间会不会给我临时解开手铐，不然我怎么吃饭呢。轮到该我打饭了，看守开了锁，把门拉开，站在门口看着我，我不知所措。看守见我站在那里不动，冷冷地说：“打饭。怎么？还想让我伺候你？”我说，我被铐住了。看守厉声说，铐住了就不能打饭了？铐住了就该我伺候你了？快，打饭。我只好尝试着蹲低一点儿，倒背着身子，用已经有些僵硬的手指去够放在铺板上的碗。摸摸索索地够到了碗，并尝试着拿起了一只碗，再慢慢站起身来，走到门口，再慢慢转过身来，把背后拿着的碗对着看守。看守在我的碗里放了一个馒头。我又转过身，走到铺板前，再转过身，慢慢蹲下去，摸索着慢慢把碗放到铺板上。然后又摸到了另一个碗，再拿起来，慢慢站起来，走到门边，再转过身去，把碗伸向看守。看守又在我的碗里打了一点菜。我又走回到铺板前，再转过身，背对着铺板，弯下腰，把碗慢慢摸索着放到铺板上。看守走了，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吃饭，我想等看守来的时候，请求他先给我解开背铐，等我吃完饭再给我铐上。一会儿，看守过来了，把门哗啦一开，厉声问道，为什么不吃饭？我说，我现在上着背铐，没法吃，能不能先给我打开，等我吃完饭再给我铐上？看守根本不理会我的请求，而是冲着我说，没法吃？铐上了就没法吃？怎么没法吃？像狗一样趴那儿吃，添着吃！我告诉你，不吃，你就是绝食，你就是继续对抗政府，只会加重惩罚，我们有办法对付你！你考虑好，吃不吃？
在我刚进功德林不久的一个晚上，我用耳朵听到了几个看守对一个囚犯实施了暴力。那时，在我震惊之余，我就在心里告诫自己，要有承受胯下之辱的思想准备。绝不要和专政机器正面对抗，以防被这个专政机器找到借口把你整疯、整傻、整残废。为了苟且偷生，为了活着出去，我又一次放弃了做人的尊严，屈服于淫威之下。我跪在铺板边的地上，趴在饭碗上，用嘴叼着馒头，咬一口，慢慢咽下。再咬一口，慢慢咽下。一点一点地添着菜汤，一点一点地咽下。吃下了我人生中最屈辱最难堪最不容易的一餐饭。
专政是最没有人性的，它用最残忍最冷酷的方法对付每一个不顺从它的人，威吓所有的人做它的顺民。在我出狱后，在1979年，我看到了张志新烈士的报道。这个有着坚强意志的女性，受尽了种种酷刑。那是善良的人们根本无法想象的超越基本人性界限的酷刑，包括被轮奸，以及后来的被踩在地上割断喉管。而这一切都是官方批准和安排的，可能还有些未被公开报道出来的手段。在残暴摧残之下，把一个坚强女性折磨成精神失常的疯子，沾着自己的经血吃馒头。专政机器的残暴程度由此可窥见一二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制度？怎么会形成了这么一种制度？执行这种制度的人为什么都变得没有一点人性？我至今无法找出准确的答案。
我后来看到的一些资料使我知道了，在民国时期，陈独秀被国民政府逮捕判刑，关在监狱里。他最后找的那位年轻的妻子，还可以几乎每天都给他送牢饭。还可以进到牢房陪他吃饭聊天。他们甚至还毫无忌惮地公然在牢房里做爱。看守忍无可忍，不得不数次提醒陈独秀“要检点一些”，陈独秀不但不听，反而对看守破口大骂。那是在被我党指责批判为专制独裁的民国政府时期。
我在这一天都没有解手。我不知道等到明天我要解手的时候我该怎么做。大概也只有尝试着用铐在背后的手慢慢把裤子一点一点地褪下去，解完了，不擦屁股，再尝试着把裤子一点一点地提起来吧。既然都不是人了，那还在乎什么呢？
第二天，又这样趴着吃了两次饭。傍晚，我的牢房门又被打开，一个长得高高大大的年轻看守进来了。他站在门口，看着我，说，好受不好受？尝到滋味了吧？知道和政府对抗的后果了吧？我看看他，一声不吭。他接着说，你现在有什么想法？我说，我的背铐太紧了，时间长了手指可能会坏死，请你把我的背铐松一点儿。他说，你不端正态度，坏死也是活该！我告诉你，这次是给你一个教训，叫你知道和政府对抗是没有好下场的。接着，他叫我把身子转过来。我顺从地转过身子，把背对向他。他掏出钥匙，把我的背铐打开了。他又叫我转过身来，又掏出一副传统式的非活动式的手铐，从正面给我铐上了。临走，他说，老老实实，不要乱说乱动！然后就锁上门走了。我坐在铺板上，看着我的两只手，手背和手指都肿了，颜色发紫，手指已经是乌色了。手掌背面满是伤痕，在水泥地上被磨破的地方，肉绽开着。两只手腕被活动手铐勒出了两圈伤痕，外皮全破，两圈凹痕嵌进了肉里，这些伤口很长时间以后才慢慢愈合，留下了很多疤痕。我戴着固定铐子，吃饭，解手都不方便，但比起背铐来讲，还是好多了。就这样大约又戴了一个星期，我戴的手铐才被解除。
我一直在思考着这次事件是怎么发生的，怎么会从我要一点儿水喝这样的小事，就发展到对我进行体罚和惩戒呢？有一天，我又在琢磨这个事，突然飞来一道灵感。我突然想到那一天我渴得无法忍受，怎么别的囚犯就没有一点反应呢？难道他们就不觉得渴吗？我突然有了这么一个设想，是不是给我的这两个包子是特制的呢？想到了这一个关键点，对整个事件的全过程，我就全部搞清楚了。原来这一切都是精心安排好的。从那一天的早上放茅开始，就已经按部就班地开始实行了。首先是放茅时，别的囚犯都可以接水带回去，唯独到我放茅时不许我接水。在我要求接水时，看守又搪塞说下午放茅时才叫我接水。等到下午放茅时，我听见别的筒道都在放茅，唯独我在的这个筒道不放茅。这样就确保了在我的牢房里没有一点儿水，以防我在干渴难忍时我可以饮用盆里的水来解渴。晚饭时给我的两个包子，肯定是专门做的。别的囚犯吃的包子肯定没有这么咸，甚至可能别的囚犯吃的根本就不是包子，他们吃的可能还是日常的饭菜。因为打饭的程序是一个牢房一个牢房单独打的，每个牢房的囚犯只知道自己吃的是什么，根本不知道别的牢房吃的是什么。在打水的时候，往常一桶水根本打不完，可是那一天却只剩下一个桶根儿。而且看守在给我打水的时候，故意提起桶猛力一倒，大部分水都冲到了地上，我的碗里只剩下小半碗带水垢的水。晚上，在我要水喝的时候，看守又故意在筒道头上提起水桶，从这个桶倒到另一个桶，又从那个桶倒到这个桶，使我听到还有很多水，更激发我多次要水喝。第二天，把我叫出去，那个看守又专门提到“现在是10月1号上午10点钟，是毛主席上天安门的时候”，仍然是暗示我，说我是毛主席的敌人。以此来惩戒我，是逼我交待反毛主席的问题。一切都捋清楚了，但是我实在是没有犯什么罪，我怎么能交待得出来呢。
我每天还是认真地看报纸，“永远健康”还是没有出来，不仅是“永远健康”没有出来，而且连毛主席和所有的领导人都不上天安门城楼了。我直觉地感到“永远健康”可能是被打倒了，但是自己又不敢相信这样的结论。因为自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亲密战友”、“接班人”、“副统帅”、“永远健康”……天天和“万寿无疆”并列，并排地摆在中国的神位上，一起享受着全国人民的膜拜，一起成了中国人民的精神寄托。突然有一天，“万寿无疆”把“永远健康”打倒了，这种180度的急转弯就太难解释了吧？如果这种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变化成为了常态，那“万寿无疆”的信誉度又何存呢？难道真把八亿中国人都当成阿斗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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