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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昨 天》第一〇五期(增刊)
帖子发表于 : 周四 3月 01, 2018 9:28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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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 天》第一〇五期

抢救文革回忆 积累文革资料 交流相关信息 促进文革研究

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18年1月30日第105期(增刊)


本期目录

〖重庆武斗专辑4〗

史林一叶

庞国义 史无前例的文革中史无前例的重庆大武斗
重庆文革大武斗经历的几个阶段
六十年代的重庆立体战争
为什么称重庆大武斗为重庆战争
重庆文革武斗为什么那样暴烈

生逢乱世

曾百纪 我在西师“六五~六八”事件中死过一回
曹登驹 枪弹从我们身后射来——杨家坪武斗的难忘印象
从 闻 浴血“八二八”
王忠一 亲见抢军火
陈仁德 1967年武斗后的重庆

故纸堆

渔歌子选录 重庆大武斗中部分停火协议
1967年7月9日制止武斗协议草案
1967年8月6日立即停止武斗协议
1967年8月9日协助制止武斗协议
1967年8月10日释放被俘人员协议
1967年8月10日保证伤员正常治疗协议
1967年9月1日停止武斗第一号协议
1967年9月16日外出人员返回本单位协议
1968年3月26日全面停火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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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林一叶】

史无前例的文革中史无前例的重庆大武斗

庞国义

史无前例的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一场以“斗”字为中心的相互杀戮过程,它创造发明了许多古今字辞典上查不到的新词汇,“武斗”是其一例。文革中的武斗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强势群体对弱势一方的单方面打击,如早期的激进中学生和官办红卫兵对教师、“黑五类分子”的打骂、揪斗、驱赶及诛杀,接着是造反派对当权派的揪斗,之后有军队对一派群众组织的围剿,最后是当权执政者对“敌对分子”的清理和整肃等等;另一类则是势均力敌的两派武斗,如造反派组织与保守派组织之间的相互械斗,造反派组织与造反派组织之间的相互厮杀等。
重庆文革武斗具有与全国各地武斗共有的全部形式,但表现最突出的则是在被中央肯定的两派造反派群众组织之间,用现代化常规武器进行的热兵器交锋,形成了双方各有成千上万成员直接参与的大规模战争。现在的主流媒体和出版物,把文化大革命加上引号,正说明文化大革命名不副实,而是一场革文化命的武化革命。

重庆文革大武斗经历的几个阶段

从1966年“5·16通知”下发后至1968年10月之间,因贯彻毛泽东旨意(“响应毛主席号召”)而开展的群众运动时期,重庆武斗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造反派与保守派之间的武斗,典型事件是1966年12月4日,发生在重庆市大田湾体育场的万人大武斗,开全国文革大武斗之先河。造反派即八一五派,主要成员代表有以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为首的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含12所大专院校和数十所中学的造反派红卫兵)、重庆无产阶级革命工人造反军、重庆工人二七战斗团等;保守派则由重庆工人纠察队(即重庆工人战斗军)、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毛泽东思想赤卫军、毛泽东思想文艺革命军等“保皇四军”构成。武斗起因是造反派冲击保守派召开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造成双方激烈的肢体冲突和用语录牌、标语架拆散的木棍、旗杆的打斗,致数百人受伤。此后,保守派的一些基层组织被造反派砸抄,骨干成员被揪斗、关押、殴打,保守派没有了还手之力,基本上停止了活动。在上京告状无门之后,屈从于中央上层的政治舆论“触及灵魂”和造反派的“触及皮肉”,不到一个月时间就土崩瓦解(尽管有少量残余力量进行过抗争但已无碍大局)。而造反派各组织之间却因对此事件的后期处理方式等问题发生意见分歧,埋下了分裂的祸根。
第二个阶段,是1967年“一月夺权”之后,针对造反派联合夺权后成立的临时权力机构重庆市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简称革联会)迟迟未得到中央认可,造反派组织之间的分歧加剧,分裂为两派,一批在夺权斗争中感到失落或不满的群众组织在市文联最早的造反派、著名作家罗广斌影响之下,汇聚在一个反重大八一五“右倾”的联络站,不承认革联会的夺权合法。拥护革联会的多数派得到军队支持,占据了造反派的主流位置,将反对“一月革命伟大成果”、“炮打新生红色政权”革联会的少数派,如工人造反军、西师八三一以及支持他们的首都三司驻渝联络站等外地红卫兵视为“逆流”、“黑风”、“反革命”,进行打压抄砸,并借中央军委颁发的“八条命令”及“二月镇反”之机,配合专政机关抓捕了要“砸烂”革联会的部分人员。4月份中央军委“十条命令”下达和《人民日报》社论《正确地对待革命小将》发表后,被抓人员释放出狱,反革联会的力量借助中央上层的宣传舆论和首都三司等外地红卫兵的支持迅速恢复壮大,从八一五派中分化出更多的组织和人员要求“砸烂革联会”,形成足以和八一五派抗衡的砸派(7月中旬改名为反到底派)。4月下旬至5、6月份,两派使用木棍、石块、钢钎等原始武器进行相互抄砸和武斗厮杀,5月24日,八一五派石油学校石油兵团邹茂林成为武斗死亡第一人。6月5日至8日,砸派西南师范学院八三一与本校的八一五派组织春雷之间发生冷兵器武斗,招致全市两派组织的数千人前来支援参与,形成大规模武斗,双方各有大批人员负伤,前来制止武斗的部队300余人挨打,36人受伤。6月下旬,重庆警备司令部乘船开赴国营望江机器厂制止武斗的军人被控制码头的砸派武斗人员阻止上岸,困在江畔达六天六夜。在此阶段,两派群众组织主办的文革小报上,开始刊出武斗人员(包括非武斗人员)伤亡情况和为死者召开追悼大会的报道,并纷纷指责是对方首先挑起武斗,这种冷兵器武斗,大致经历了三个月时间。
第三个阶段,武斗一步步升级后,形成历时一年多热兵器战争。7月1日,两派在国营建设机床厂(该厂生产自动、半自动步枪)发生武斗,砸派占领全厂生产区。7月7日,嘉陵江南桥头两派发生的武斗中,防守二轻局大楼的砸派二轻兵团用小口径步枪打死围攻该大楼的八一五派成员二人,被称为“七七枪声”。7月7日至8日,北碚两派在红岩机器厂发生武斗,砸派“猛虎团”等在进攻中使用小口径步枪、雷管等武器,打死八一五派成员10人(红岩机器厂8人、西农学生1人、重纺五厂1人)、轻重伤96人,抓走154人。7月20日,国营长江电工厂两派发生大规模武斗,反到底派死3人,轻重伤100多人,八一五派占领全厂。7月25日,八一五派使用轻重机枪、步枪、小口径步枪及木棍、钢钎攻下使用小口径步枪防守的反到底派(此时砸派已改称为反到底派)重要据点市工业学校,双方死亡10人(其中反到底派工业学校4人,二中、幼师、二十八中各1人共计7人,八一五派重大2人、江陵厂1人共计3人),轻重伤无数,反到底派被俘虏200多人。7月26日,反到底派军工井冈山总部开会决定,将其所控制的国营建设机床厂成品库打开,把该厂生产的半自动步枪和少量自动步枪发放给市内各反到底派组织,武装该派武斗队伍。八一五派则陆续公开抢劫各地方的武装部的武器,用来装备武斗队伍(后来两派发展到抢劫野战军部队、军火仓库和军火列车)。继之双方便摆开架势,展开了一场规模宏大的现代化热兵器战争。
这场战争一直延续到第二年的8月,有过大大小小数百次的战斗,据重庆市公安局史志办公室1999年编撰的《重庆公安大事记》记载:“省革委人保组工作组在《重庆市武斗杀人案件的调查汇报》中记载,全市在文化大革命中,共发生22起较大的武斗杀人事件”(这个记载在2003年公开出版的《重庆公安志》中被删除)。该记载把摧营拔寨、攻垒陷阵、烧房毁楼、伤亡累累,导致全市交通中断、长江断航、粮煤缺供、平民百姓大批逃亡避难的大规模武斗案例称之为“武斗杀人事件”,显然是中国特色的轻描淡写,相信连编撰者自己对这个定义也不会信服。
由于这些大规模武斗大多发生在1967年8月,因此黎民百姓及业余文史研究者把8月份的武斗称为“八月战争”,这之后的武斗则是这场战争的延续。

六十年代的重庆立体战争

战火既开,即迅速升级,在1967年8月份达到高潮,完全进入战争状态。“八月战争”中,重庆市属八区三县范围内没有哪一天不是枪炮齐鸣,弹雨横飞。八一五派与反到底派使用现代化常规武器反复较量,由点及面,由局部战斗扩展到全面战略攻防,由部分地区单打独斗到全市大规模社会集群作战。交战地点不在广阔的乡野僻壤,而在人烟稠密、单位云集的市区范围,街道、工矿、学校、商厦、医院、事业机关无一幸免。改装“军舰”披挂上阵,在长江上扬威,坦克荷枪实弹,在马路上逞强,炮弹从空中呼啸划过,弹道曳光赛过节日焰火……形成全面开花的现代化的立体战争,使山城各处每天都笼罩在战火硝烟之中,暂时失利的一方尸横遍野,暂时获胜的一方死伤惨重,几乎每天都有群众组织在召开“烈士追悼会”,有时甚至一天数场……笔者根据现有资料,在这里仅举规模和影响较大的十二例。
一、九龙坡区杨家坪建设厂、空压厂及制高点清水池争夺战。1967年7月31日晚,生产步枪的大型国防企业国营建设机床厂灯光球场上,反到底派举行发枪仪式,一箱箱尚未启封的半自动步枪被打开,数百名人员获得武装。当晚即向该厂八一五派八一兵团占据的弯弯大楼展开猛烈射击。8月2日,八一兵团伤亡惨重,被迫撤离,弯弯大楼起火燃烧。重庆二十中等校八一五派与建设厂反到底派展开对射,互有死伤。同日,两派争夺生产坦克的大型国防企业国营空气压缩机厂,在付出极大代价(其中包括重大八一五支援参战的301武斗队纵队长在内4人死亡,多人受伤)后,八一五派占领了空压厂。8月5日,八一五派以重庆工业学院为基地,汇集各路人马,向反到底派占据的杨家坪制高点清水池发起冲锋,双方使用坦克、12.7重机枪、步枪、冲锋枪等武器交火达三天,阵地几易其手,甚至发生肉搏战,最终八一五派因武器低劣溃败撤离。据战后统计,两派共计死亡近百人,伤者无数。
二、长江上的“海战”。8月上旬,反到底派望江厂军工井冈山把三艘运输船焊上钢板,装上三七高炮、海二联高射机枪等轻重武器,另装上私设的两部电台随时与南岸山上的反到底“黄山警备区”和邮电学院等联络。8月8日下午,这支由三艘舰艇组成“军工井冈山舰队”,装载粮食、药品和武器、弹药,从长江下游的国营望江机器厂起锚,溯江而上,增援在九龙坡区的国营建设机床厂等单位反到底派,沿途与东风船厂、红港(朝天门)码头、国营长江电工厂等单位的八一五派地面武装和江面上前来拦截的八一五派武装船只发生激战,长江两岸和江面上炮声隆隆,火光冲天。这场被称为“八八海战”的战斗,仅反到底舰队就发射炮弹1975发,机枪子弹无以计数。据文革后官方出版的《重庆大事记》记载这场海战:“当场打死24人,打伤129人,打沉‘长江207’等船只3艘,打坏12艘,长江航运为之中断数月之久。”
三、沙坪坝区双碑地区嘉陵厂争夺战。8月12日至13日,两派在双碑地区生产机枪子弹的大型国防企业国营嘉陵机器厂展开一场动用各种枪械的大规模武斗。八一五派用三辆坦克作前锋(其中一辆为解放牌卡车焊上钢板,安装上三七高炮和12.7高射机枪的土坦克),在坦克炮击和射击下,一步步攻下厂大门左侧制高点和厂内水塔制高点,反到底派抵挡不住,只得从后山下抢渡嘉陵江,撤往反到底派控制的江北“解放区”。此战双方参战者均在700人以上,支援者上万人,死伤上百人,直接经济损失357万元。八一五派攻占全厂。
四、市中区交电大楼攻防战。8月4日,反到底派设在市中心交电大楼的“完蛋就完蛋”广播站出来的一支武斗队(军工井冈山无线电厂武斗队),袭击了正在杨柳街帮助财贸八一五搬家的八一五派学生,当场打死8人,其中重庆二十九中毛泽东主义战斗团有6人被打死(二男四女)。8月11日,八一五派集中兵力攻打交电大楼的“完蛋就完蛋”广播站据点,双方对峙两天两夜。因八一五派两次派人用炸药包炸开大楼下铁栅门未遂,一时难以攻入,13日凌晨,八一五派用集束信号弹打燃交电大楼顶楼内易燃品,大火迅速蔓延,整幢楼房及紧邻的化工公司、针纺公司等楼房全被烧毁,附近数十家民房也毁于火灾。
五、市中区嘉陵江桥头争夺战。为使江北区反到底派与市中区两路口市体育馆反到底大本营连成一片,同时给八一五派的“庆祝八一五造反一周年”纪念活动进行骚扰和威慑,反到底江北指挥部于8月14日深夜11时30分开始,使用三门三七高炮,从江北华新街地区向嘉陵江大桥南桥头等八一五占领区展开每间隔半小时一轮的炮击(每次炮击30分钟,共进行了四轮),烧毁二轻局办公大楼、六中一幢学生宿舍、嘉陵印刷厂厂房及部分设备,打死11人。15日凌晨军工井冈山长安厂兵团“六月天兵”等武斗人员作为前锋,在用汽车改装的土装甲车掩护下突过嘉陵江大桥,与从市体育馆开出的体委井冈山等反到底武斗队汇合,占领南桥头及上清寺地区,实现了事前构想的战略目标。
六、江北与重庆大学隔江炮战。8月11日晚,因正遭到八一五派进攻的军工井冈山嘉陵兵团要求嘉陵江对岸的反到底派炮火支援,军工井冈山江陵兵团用一门三七炮到江北农场隔江轰击八一五派进攻队伍,并在拉送到江北农场的路上沿途轰击重大、二钢厂等地的八一五派控制地区有灯光的目标。为支援遭到八一五派猛攻的军工井冈山嘉陵兵团,军工井冈山江陵兵团、前卫兵团、长安兵团再次用三门三七炮,一门二五炮,在拉送到去江北农场的路上沿途炮击重大、二钢厂和嘉陵厂等八一五派控制区,造成重大、七中等单位校舍炸坏,人员受伤。8月13日,重大风雨操场墙外的红岩造纸厂原料草堆被嘉陵江对岸反到底武斗队射来的炮弹打燃,数十吨造纸原料全部烧毁。
8月15日,八一五派举行筹备已久的纪念八一五造反一周年庆祝大会,为避开嘉陵江对岸军工井冈山江陵兵团等连日来的大炮轰击,庆祝大会地点由沙北街的重庆大学改在沙南街的重庆三中(文革中称抗大战校,今南开中学)运动场。8月14日至15日,为保障“庆祝八一五造反一周年”纪念活动安全顺利进行,重大八一五武斗队以122榴弹炮反击嘉陵江对岸连日来向重大校园发射三七高射炮弹的国营江陵机器厂反到底派,共发射炮弹9发,打死该厂工人2人,学生1人,打伤7人,打坏该厂围墙和办公大楼。
8月18日夜10时至19日晨6时,嘉陵江北岸的军工井冈山江陵兵团向重大密集发射三七炮炮弹上千枚。重大图书馆被震垮一角。与重大一墙之隔的七中图书馆被炮弹击中燃烧成为废墟,包括已珍藏200多年的古籍书典在内的所有图书及实验仪器全部被焚毁。一枚穿甲弹击中重大电机系主任江泽佳的厨房,形成37毫米一个弹洞,江教授题诗一首《八一八炮轰纪念》:“通宵炮声急,弹洞灶房壁,可惜好钢铁,不分我和敌”(三天之后,江泽佳之子江丕嘉在市区武斗中阵亡)。
七、沙坪坝区潘家坪制高点争夺战。8月17日,八一五派为扫清从沙坪坝到市中区道路上的障碍,发起攻打重庆河运学校的战斗,因遭到来自附近潘家坪高干招待所反到底派的火力袭扰,八一五前线指挥部临时决定发起对驻守在潘家坪的反到底派的总攻。从8月18日至20日,两派数千人在潘家坪高干招待所至大坪一线展开大规模武斗,使用了榴弹炮、三七炮、高射机枪、坦克等武器。八一五派的坦克在潘家坪被14.5高射机枪击坏一辆,3名坦克手非死即伤,另一辆坦克调头撤退,尾随其后的步兵失去屏蔽,死伤惨重。此战双方死亡上百人,伤者无数。原由反到底派占据的河运学校、医学院、潘家坪高干招待所等多所房屋被打坏,邮电器材厂一幢宿舍被炸毁。支持反到底派的首都红代会北京五十三中井冈山兵团成员、22岁的女教师包康玲在此役中弹身亡,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一名姓徐的学生腿部受伤。
八、九龙坡区王家大山制高点争夺战。为配合大坪、潘家坪地区武斗,8月18日,八一五派数百人攻占了反到底派九龙坡区黄葛坪王家大山制高点。反到底派组织铁道火车头、电校东方红、电技校井冈山、三十三中井冈山等单位的武斗队两百多人进行反击,用土制装甲车上的14.5海二联机枪穿甲弹击坏八一五派坦克一辆,并利用地形熟悉和火力优势重新占领了王家大山。此战两派共死亡47人,轻重伤无数,其中重大八一五301武斗队死10人伤7人,是重大八一五在武斗以来损失最大的一次。反到底舰队副司令李鲁沂在此战中阵亡,两天后,舰队司令邓长春在舰艇上给他举行了追悼会,并枪杀两名八一五派俘虏为其祭灵。
九、南岸区上新街突袭战。8月22日,反到底派“黄山警备区司令部”为“教训”八一五派,使用一门三七高炮和一门五七高炮,向山下上新街地区八一五派占据的南岸区武装部、区委大楼等据点轰击,随后数百名武斗队员手持自动和半自动武器下山,发起地面进攻。八一五派被打死22人,伤数十人。该地区被打坏房屋7幢,被抄砸部队、机关、企业、商店17个和居民34户,抢走办公用具、电讯器材、手表等9183件,粮食2650余公斤。
十、九龙坡区空压厂争夺战。八一五派在杨家坪清水池的武斗失利后,大部分武斗队撤离了杨家坪地区,仅剩下国营空气压缩机厂一个据点,被数千名反到底派武装层层包围,危在旦夕。8月23日,周恩来以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名义发来制止重庆武斗的特急电报,由重庆警备司令部派员连夜到建设厂和空压厂传达,反到底派担心夜长梦多,于24日凌晨一鼓作气攻下空压厂。八一五派空压厂八一兵团在撤出该厂之前,枪杀了5名俘虏,其中2人是夫妻,妻子是已有5月身孕的孕妇。
十一、南岸区交通学院攻防战。位于南岸区七公里的重庆交通学院是九龙坡区建设厂与南岸黄山之间反到底派往来联系的中转站,为打掉这个中转站并将上新街和李家沱地区的八一五派连成一片,八一五派于8月25日向交通学院发起进攻,经过双方激烈的交火,八一五派进攻失败撤离。此战双方22人死亡,其中八一五派道角技校“六二五”战斗团一次死亡8人。
十二、北碚区歇马场解放军通信兵技术学校争夺战。8月28日凌晨,八一五派向反到底派在北碚区的最后据点总字424部队(解放军通信兵技术学校)发动攻击,两派3000多人展开大规模武斗,动用了大炮、轻重机枪等各种武器,死40人,伤无数。重大八一五301武斗队在这次武斗中动用了私设的电台指挥榴弹炮射击。反到底派424红联等撤离。此战被八一五派称为“八·二八大捷”,至此,八一五派占领北碚全区。
重庆“八月战争”的形式和规模惊动了中央高层,为调查和制止武斗,中央派出以总参军务部部长陈彬为组长、总理联络员温柏华为副组长的中央调查组一行三十余人,于8月21日抵渝,调查和制止武斗。中央调查组先后到南岸区、江北区、九龙坡区、北碚区和市中区视察,还到嘉陵厂、江陵厂、望江厂、长安厂、建设厂等几家大型国防企业和部分院校察看武斗现场,所到之处,弹痕累累,满目残垣断壁和废墟。组长陈彬感慨地说:“看到重庆两派的武斗现场和场面,太可怕,太残忍了,这哪里是武斗,分明是一场内战!”(见《从书生到虎将——韦统泰将军》,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11年1月第一版第423页)不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颁发了“九·五命令”,大规模的武斗才暂时停了下来。
但是,1968年春天中共中央的“3·15指示”下达前后,重庆再燃战火,武斗狼烟重起,如3月3日至9日长寿云台地区的武斗事件、长安厂“4·7”事件、长江电工厂“6·30”事件、建设厂空压厂“7·1”、“7·2”事件、大坪地区“7·7~7·9”事件、江陵厂“7·6~7·11”事件、交通学院“7·17”事件、工业学校“9·12”事件等,都是比较大的武斗事件,大多数都是以反到底派失利,集体撤逃出本单位本地区告一段落。直到10月份全市宣布撤销两派各大总部后,武斗才算基本平息。
重庆百姓为了躲避武斗,很多人逃到成都、贵阳、西安、郑州、武汉当难民。当年的市革筹(后为市革委)工作人员张光明,在战后曾经陪同贵州省革委负责运送重庆难民返渝专列的几名工作人员到武斗现场参观,他将沿途所见的真实情况写进了他的长篇回忆录《骚乱的重庆》里——

(他们)先到人民路,看坦克压的车痕和高炮打的弹痕,到解放碑看烧毁了的交电大楼和美术公司大楼,到朝天门看打烂了的红港大楼和港口花园里埋的尸体。到嘉陵江桥头看烧毁了的嘉陵印刷厂、二轻大楼和桥头花圃、上清寺转盘花园里掩埋的一个个尸体。到大坪,景况更不同了:所有的商店没有一家开门营业。家家户户的玻璃窗户都被冷枪打破。每个窗户都贴上米字条。有的还用棉被挂在里边。再往杨家坪方向走,电车线被全部打坏,东一截西一截掉在地下,电线杆东倒西歪摆在路边。沿途两边的房屋,断壁残垣,弹痕累累。没有垮下来的砖墙,弹洞犹如筛孔。大火烧过的废墟处处都是。街上看不见一个行人,能够见到的是街巷和花坛里掩埋的尸体。个别尸体的脚、腿、鞋还露在泥土外边。在杨家坪转盘花坛里,全都埋了死人,90多个坟包,有的还不是一个人,因为有三条腿露在外面。所到之处,上千家店铺,没有一家开门营业。方圆几公里的老百姓,基本上都逃跑避难去了……

应该指出,张光明所见的坟堆里掩埋的不仅是武斗人员,其中包括有被冷枪打死的平民百姓。笔者住家的石桥铺街道,地处武斗边缘地区,就有三名无辜群众被冷枪打死,包括一名小学六年级的女生。据石桥公社的乡史记载,该公社在武斗期间死亡13人,其中6人是参加武斗死亡的,7人被冷枪打死。全市被冷枪打死的无辜百姓究竟有多少,至今无法统计。

为什么称重庆大武斗为重庆战争

重庆文革战争在战场上死亡的绝对人数虽不是全国之最,但规模之大、参加人员之多、战线之长、动用的武器之先进,以及武斗的激烈程度、所耗弹药数量等等,都堪称全国之冠。纵观重庆三千多年历史,真没有发生过这样的战争。
“重庆战争”(或“八月战争”)的提法,在当年流行的文革小报上就已经被普遍运用。仅据笔者手中的小报便可信手拈来。如1967年12月24日《八一战报》(重庆八一五工总部八一兵团主办)第十七期第二版《刘张两挺反革命复辟的急先锋》一文中就写到:“重庆的‘八月战争’,武器精良,火力之猛,破坏之大,在全国是首屈一指的”。该报1968年1月20日第十九期第一版文章的大标题就叫《四川“八月战争”的军火供应站》。1967年12月4日出版的《红卫东》(地区总部红卫东成都部队主办)第25、26合期第6版的两篇文章题目,一篇为《六十年代的重庆战争》(西师春雷·浪淘沙),另一篇为《看他们在“重庆战争”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后字242文筹)。
原重庆大学学生周孜仁在长篇回忆录《红卫兵小报主编自述》里写到:“1967年的重庆可就不一样了,坦克、军舰、榴弹炮、高射炮、海岸炮、重机枪、轻机枪、半自动、手榴弹、火焰喷射器……真刀真枪,一应俱全,更热闹了。准确说吧,那已不叫武斗,该叫战争了。”(美国溪流出版社2006年2月第一版第213页)
重庆武斗亲历者、原参加反到底派的重庆南山中学红卫兵李正权在他的长篇回忆录《青春从文革战火走过》(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4年6月第一版)中,根据重庆武斗的特点,从战争必须包括“政治目的、使用暴力、集体和有组织”三要素进行分析对比,将重庆大武斗纳入“战争”范畴的理由作了详细解释:
首先,交战双方的政治目的都是为了消灭资产阶级,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其次,两派都掌握和使用了能致人死命的现代化热兵器(大炮、坦克、舰艇、高射机枪、冲锋枪、步枪等)和暴力;第三,两派都成立了能够统辖本派武斗力量的文攻武卫指挥部(下面还设有“卫戍司令部”、“警备司令部”等基地),都有本派的武斗总司令(下面还有分管的“舰队司令”、“装甲司令”等),制定了全面的攻防战略和各个特定战役的战术安排,组建了武装到牙齿的成建制的专业作战部队。重庆的文革武斗完全符合战争的定义,所以称为文革战争合乎情理。
包括笔者在内的大多数文革亲历者都认可这个说法。但李正权在这里遗漏了一点,就是双方还使用了官方明令禁止的无线电台联络、指挥这一现代化战争手段,如重大八一五就动用了本校无线电系教学用55B型电台6部,从424部队抢来的F-105调频电台15部,从153炮校搞来的A-130调频电台2部等,加强对武斗的指挥。反到底派望江军工井冈山也私设了大功率的电台,用于反到底舰队与武斗基地黄山警备司令部之间的联络等。
这场文革战争的规模和影响怎样?虽然后来的官方对此讳莫如深,但我们可以从当年一些主政重庆和四川的官员讲话材料中可以得到一些信息——
1968年10月6日,重庆市革命委员会主任、五十四军政委蓝亦农在基层革命委员会全体委员会议上讲到:“重庆这个武斗,全国是有名的,从去年‘九·五’命令以来,一共收缴了五万多支枪,外流专县的还不说。从两个‘布告’(指‘七·三’、‘七·二四’布告)以来,从今年7月10号以来,已经收缴了七千多支武器,现在,两派手里还有一批武器没有上交。”
1968年11月9日,重庆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五十四军副军长白斌在“全面落实党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精神,进一步动员清理阶级队伍大会”上说道:“去年参加武斗,两派拿起枪在前头打的约6万人,加上后勤支援的约10万人左右,这是估计,没统计过。”
1969年元月22日,四川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成都军区政委张国华在重庆接见省革委在渝委员、市革委委员、市革委各组负责人及市属各区、县革委会正副主任时的讲话中说:“重庆武斗确实打得很厉害,全国之冠,全国出了名”,“重庆拿枪的人多得很,双方都是七八万人……战场上你们几万人摆开,打这么多场仗啊!”(见四川省重庆市革命委员会文件,市革委〔69〕第51号)。
以上这几位官员所说的数据虽然是估计,不那么精确,也不够统一,但相差也不多,而且都是于武斗结束不久的大会上公开讲的,应该比较接近当时的实际情况。在当时那个条件下,的确无法拿出精确的数据出来。可见这场战争确实不是一般的小打小闹,而是具备了相当的规模,影响够深远的了。
这个影响自然惊动了中央高层,如1967年9月1日,江青在北京市革委会扩大会上说:“现在大炮也多了,重庆打了一万多发炮弹,就是左派也不对。”周恩来接着说:“在越南一万发炮弹能打下多少飞机?这是国家财产,我想了是很痛心的。真是败家子!”1968年9月16日周恩来在接见国防工业部分厂矿和一机部、化工部部分协作厂抓革命促生产会议部分代表时,对重庆代表说:“你们已经打了两年了”,“重庆对立最厉害的时候,打架(笔者注:他把武斗说成“打架”)也是最出名的”。他对重庆高射炮厂(国营望江机器厂)把炮搞到船上去装成军舰的情况很清楚,并说总数加在一起,打了两万多发炮弹。江青向该厂代表宽慰道:“打也不是打了吗?暴露了敌人,锻炼了小将,在中央面前要说实话。”
从毛泽东的口中,也证实了四川(主要指重庆)武斗的规模。1968年10月13日,在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对张国华等人说过:“四川可打得厉害,双方都是几万人,无线电指挥,有什么不得了?”
又据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作为大会主持人的全部讲话记录,多次提到四川武斗的问题:
1969年4月11日下午,在林彪作了政治报告以后,毛泽东对代表们说:“武斗全国都斗不过四川,至于清华、北大,不算数,它那里双方都有一万多人,有电台指挥,真枪真炮。我们过去搞演习是假的,这次真枪真炮我看是个训练。”这里所说“一万多人”实际上就是他曾经说过的“几万人”。
4月13日下午,毛泽东又说:“所有的材料我都看了,都不如四川张国华那里。双方几万人,穿上群众衣服,实际上是退伍军人,改换过衣服指挥,这些都没有啥大事。好像很不得了。”“跟我们搞根据地一样,哪个地方闹得厉害,那个地方就好一些。”张国华当即回答:“重庆就好一些。”张国华这样直截了当的回答,既回避了四川武斗厉害的问题,又把在重庆支左的五十四军将了一军。
据最保守的估计,重庆武斗直接死亡人数在3000人以上(重庆沙坪公园埋葬的数百名武斗死难者,仅是其中一派人员中的一部分),受伤者在30000人以上,国家、集体和个人财产损失无法估量。而且双方打红了眼,两派都有虐杀俘虏的行为,这是文革武斗史中最黑暗的一页,令人发指。尽管部分凶手已经受到历史的惩罚,时光也流淌了几十年,仍难以消磨人类耻辱柱上曾经的污秽。据1971年6月5日四川省革委人保组在《重庆市武斗杀人案件情况的调查汇报》中记载:重庆两派以“叛徒”、“俘虏”、“探子”等名义杀死1737人。可惜民间文史研究者至今无法查阅此汇报材料的详情。重庆文史研究者何蜀收集整理的《重庆文革武斗死难者名录》中,已经记录了有名有姓的1200多名武斗死者,还有许多死者姓名正在继续收集之中。《名录》中被以“俘虏”、“叛徒”等罪名枪杀的不到100名,可见缺失尚多,亟需知情者帮助补充。在官方档案未能解密的条件下,靠民间人士自觉收集、整理这些资料,完成这项浩大的工程极其艰难,因此还原文革历史真相的路途还很漫长。

重庆文革武斗为什么那样暴烈

笔者当时是一名高中学生、“逍遥派”,虽未介入两派纷争更未直接拿起武器上战场,但身居武斗环境之中,两耳充盈着枪炮声的轰鸣,亲眼目睹过多起武斗死难者的惨相,自己也曾扛上行李和粮食到乡下避难,深深领略到重庆文革武斗之凶猛暴烈,经多年不倦地收集整理文革资料,尝试将这一现象解析如下。

一、暴力革命的长期宣传教育颠覆了循规蹈矩的传统观念
我们这一代人大多出生在1949年国共政权更迭前后,一般称之为“生在旧中国,长在红旗下”或“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在这一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受到当时社会环境与普遍思想意识的严格制约。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占据主流话语的官方一反两千年多年来以“仁礼”为核心的中国儒家文化道德传统教育,进行武装夺取政权、枪杆子解决一切问题的崇尚暴力、制造仇恨的打杀理论与实践教育,也就是所谓的阶级斗争学说。这种以斗争为目标和乐趣的教育被人们称之为“灌输狼奶”。通过长年累月的洗脑,这批新一代人充满了毫无顾忌的仇杀情结。1965年8月,以林彪名义发表的《人民战争胜利万岁》影响巨大,其中使用武装和发动群众被当作毛泽东思想的精髓,被人们广泛接受,成为了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武斗就是这颗灵丹妙药在人体内溶解吸收发作的具体症状。
文革中的人们高举“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大旗,要把“旧世界”砸个稀巴烂。其中宣传最多、流传最广、用得最多、背得最熟、喊得最响的就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那么几句“最高指示”。这些天天读的圣经般的语录“一句顶一万句”,被当作颠仆不灭的真理贯彻执行。天天讲阶级斗争,天天讲无私奉献,年轻人的个性和身心长期处于恐慌和压抑状态,青春萌动渴求发泄机会。当文化大革命如大潮汹涌而至的时候,人们都竭力表现出坚定的“阶级觉悟”、“阶级立场”,深厚的“阶级感情”,表现出对“阶级敌人”的仇恨,武斗即是这种表现的极端形式。
尽管“十六条”中明文规定“要用文斗,不用武斗”,但同时又强调:“要去掉‘怕’字。不要怕出乱子。毛主席经常告诉我们,革命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相互矛盾的文字在同一文件中出现,被普遍接受的往往是后者。而且战端一开,既没有中央上层权威人物来谴责制止,反将能否实施暴力行为当做是敢不敢造反,是不是革命左派的标志。这种标准是武斗得以肆虐的方向性政策性原因。在重庆最明显的例子,是1966年发生在重庆大田湾体育场的造反派冲击保守派群众大会的“12·4”事件,明明是造反派蓄意制造事端并捏造事实诬陷保守派,而保守派组织上京告状却无人理睬且被北京造反派驱逐,而进攻一方的造反派告状团则堂而皇之地参与了有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要员出席的群众大会,造反派代表、著名作家罗广斌还获得在大会上发言控诉“黑市委”和保守派的机会。中央高层处理该事件的不公正态度,给重庆后来的造反派“武斗有理”提供了活生生的现实样板,埋下了动乱的祸根。
保守派的“保皇四军”被迫退出文革舞台后,重庆造反派发生分裂。1967年的重庆两派都是中央“红五条”肯定的造反派,任何一方都不会像1966年的保守派那样忍气吞声自行瓦解。在两派武斗越来越剧烈的情况下,为了打垮对方,八一五派强调:“我们必须奋起自卫”,“只有用人民战争的方法,才能捍卫斗争大方向”,提出“大打大胜,小打小胜,不打自溃”的战略口号,全市建立了八一五文攻武卫总司令部,各区县成立了“八一五派捍红指挥部”等专业武斗指挥机构,重庆大学成立了“卫戍司令部”,建立了“301野战队”,其他单位也建立了诸如“狂飙”(空压厂)、“钢八一”(江陵厂)、“满江红”(一中)、“打鱼船”(三中)、“102”(二十九中)等专业武斗组织。反到底派则号召:“我们必须拿起武器来,给予打人杀人的凶手以沉重的反击!”“打一场千千万万革命人民粉碎李(李井泉)任(任白戈)死党反革命围剿的自卫反击的人民战争!”宣称“谁打得赢就是谁的天下!”成立了“江北战区”、“建设战区”、黄山战区(又叫“黄山警备司令部”、“黄山警备区”),建立了“猛虎团”(北碚区)、“红大刀”(建设厂)、“金猴”(望江厂)、“红色暴徒”(空压厂)、“雄狮”(二轻)、“六月天兵”(长安厂)、“红一连”(中学生)、“红二连”(中学生)等专业武斗组织。
这些武斗组织仿照部队现行体制设置了司令、政委、连长、指导员等职位,对武斗队也强调要学习解放军的“三八作风”,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纪律,学习政治,进行形势教育,当然少不了进行军事训练,学习射击、刺杀、爆破等军事项目。武斗队要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歌,主要强调第一条“一切行动听指挥”。作战勇敢是衡量一名武斗队员是否称职和提拔任命要职的唯一标准。
林彪1959年11月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那段讲话:“在需要牺牲的时候要敢于牺牲,包括牺牲自己在内,完蛋就完蛋,上战场枪一响,老子下定决心,今天就死在战场上了。”在重庆影响很大,有时甚至超过了毛泽东“下定决心……”的语录,许多人集体背诵此段话鼓舞士气,反到底派还在市中区设立了名为“完蛋就完蛋”的广播站,还在派歌以及《中学生红卫兵九一纵队遗书》中引入了林彪语录的句子,那篇著名的《遗书》中就说到“哪怕明天就死,我们今天还要战斗;到了九泉之下,我们也要朝天大笑”,事实上,许多武斗队员在临上前线和冲锋陷阵时也真的高呼着“为毛主席而战,完蛋就完蛋”的口号。
(上图:反到底派的一群女中学生,摆拍的照片上题有她们的誓言:“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右图:八一五派的一群中学生手握钢枪留影,从那些自豪的笑容上很难看出他们刚从死亡与血腥的武斗战场下来进行了队伍整编。)
除全国统一深入进行革命英雄主义教育,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的英雄形象深入骨髓,融进血脉外,重庆本土长篇小说《红岩》的政治影响也不可忽视。
《红岩》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红色文学经典”,是当年对青少年进行意识形态教育的重要“人生教科书”。特别是《红岩》,因产于重庆本土,所写的又是发生在重庆的事情,故事中的许多地点就在重庆人脚下身边,很容易在他们心中激发感慨,陶冶情操。书中英雄人物原型多为本地人物,他们的形象和事迹从学生时代就让重庆人耳熟能详,铭记于心,深入骨髓,融入血液。譬如江姐,看见城楼上挂着丈夫头颅却不流眼泪,以革命利益为重,革命性高于人性,胜过亲情。受尽刑法不屈服,竹签子钉入手指也不求饶,简直是神人,被无数青少年所崇拜。而叛徒甫志高则遭千夫所指,万人唾骂。《红岩》英雄人物逝去了,千千万万后继者站起来,崇尚英雄,模仿英雄成为常态。许许多多青少年学生遗憾没有生在武装夺权年代,当“武化革命”高潮到来时,他们认为时机到来了,唯恐落伍,于是义无反顾地拿起枪杆子参加武斗,“抛头颅,洒热血”,一心要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
《红岩》本来是以白公馆、渣滓洞监狱斗争为主要题材的,为了突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毛泽东思想”,硬塞进一段武装斗争的内容,把“双枪老太婆”写得出神入化,弹无虚发。连老太婆都能如此熟练地使用枪支,年轻人岂能抵挡战争的诱惑?《红岩》把历史上并无重要作用的华蓥山游击队写得威震一方影响巨大,而且要以武装斗争支持和领导监狱斗争,表明只有武装斗争才能解决一切问题。重大八一五在“八月战争”中失利后,就把华蓥山当成了理想中的井冈山,曾考虑撤到华蓥山建立“根据地”,并派遣了一支先头部队到华蓥山地区作前期准备工作。反到底派也曾考虑过在武斗失势时,把队伍拉到川南山区打游击。只不过皆因局势变化才被迫放弃。
按照小说《红岩》的描写而设立的渣滓洞、白公馆“中美合作所美蒋集中营罪行展览”,以及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戏剧、评书、连环画等各种艺术形式作品长期宣传的革命斗争、武装暴动、武装夺权,为打天下不怕坐牢、不怕牺牲等等思想的广泛传播,在群众和青年中扎下了根。武斗中双方都把对方关押俘虏的地方称为“某某白公馆”、“某某渣滓洞”,由此又激发起将对方视为“国民党反动派”的深仇大恨……
在这样的“红色教育”培养下,武斗中就涌现出许多当年可歌如今可泣的行为——
反到底派望江厂一个十六七岁的小青年在攻打厂内八一五派最后一个据点时,一个人奋力攀登楼梯上了房顶,面对三名手持钢钎的对手,用房瓦做武器抗击,在同伴及时支援下,吓退了对手,成为本方获胜的孤胆英雄。
八一五派长航兵团头头朱荣龙,在朝天门港口驾船拦截反到底“舰队”时,船被炮火击中,仍不跳江逃生,而模仿电影《甲午风云》中邓世昌撞日舰那样驾船向前冲去……
反到底派西南农学院八二六女勤务员王兰英被俘虏后,给母亲写了遗书,在遭枪毙前,她回答“是否要活命”的讯问时说:“当然要活,还要为共产主义奋斗呢!”她因枪毙时未打中要害侥幸未死,死里逃生被送到省革筹告状。
八一五派西师“春雷”女学生杨捍东被对方威逼投降时,仿照江姐临刑那样昂首挺胸决不屈服,以致被当场用匕首刺中胸膛捅死……
重大八一五301武斗队的段亚伟在王家大山战斗中打完子弹,被包围上来的对方武装人员喝令举手投降时,高呼“八一五战士没有投降的习惯”,被乱枪打死。
反到底派重大井冈山的辜习荣,面对已经攻占嘉陵厂大部的对方猛烈攻势,自告奋勇只身在厂后高地用机枪掩护其他人撤退,最后被围攻上来的对方人员乱枪打死……
文革武斗中这类事例很多。正是因为阶级斗争理论和革命英雄主义深入骨髓的宣传,使得这些“革命小将”在两派斗争中表现出大无畏的革命豪情和视死如归的气概,如果他们是在与异国侵略军作战,肯定当之无愧被称为“英雄”或“烈士”。

二、造反派早早分裂埋下武斗祸根
文革初期重庆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保守组织垮台较早,造反派力量过于强大且分裂过早。
重庆造反派最早的策源地是重庆大学,1966年8月爆发的“八一五”事件,使文革烽烟从校内燃向社会,使“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市委”的口号响遍山城。此后,凡是工农兵学商的造反组织统称为“八一五”派。
与武汉、成都等地的保守组织不同,重庆的造反派借助1966年12月4日发生在大田湾体育场的“12·4”事件,就将保守组织一举击溃,到1966年底,保守派组织就基本上停止了活动,重庆成了造反派的一统天下。
1967年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后,重庆驻军五十四军负责人在第二天就召见重大八一五总团全体勤务组人员,表示坚决支持重大八一五联合全市造反派组织夺重庆市委和市人委的权,并于1月28日组织2000名指战员上街武装游行,向山城人民公开表明支持造反派的立场态度。得到军队支持的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联合各行业大部分造反组织,一举夺了重庆市委和市人委的权,于1967年2月8日成立了市级临时权力机构“重庆市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简称“革联会”),却始终没有得到中央承认。
问题出在哪里?还得从造反派作家罗广斌说起。原来,1966年10月就已经在市文联造反夺权的罗广斌,力图得到当时的主流造反组织重大八一五的支持,但重大八一五的头头们顾忌罗广斌当年从白公馆出狱有疑点,不愿大张旗鼓地支持配合他而且渐渐疏远他。无奈中的罗广斌便转而靠拢另一个较大的学生造反组织西南师范学院(现为西南大学)八三一战斗纵队(该纵队主办的小报名就叫《红岩》),双方一拍即合。
早在“革与保”时期,重庆发生大规模武斗的“12·4”事件后,罗广斌便以极左的面目出现,鼓动部分组织如工人造反军、二七战斗团等搞过激的行动,不惜在所谓“保守派打死了造反派”的谣传尚未弄清之前就大造舆论,抢先召开“追悼会”,甚至抢尸体、搞尸展、抬尸游行、上京告状等,扬言只要达到搞垮重庆“黑市委”的目的就行,而且具体说明当初重庆市委为了搞垮重大八一五所炮制的“8·28惨案”谣言攻势就是这么做的,这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重大八一五等组织不赞成这些做法,就被认为是“右倾”,双方产生意见分歧。支持重大八一五的北航红旗驻渝联络站则公开声称罗广斌是“埋在造反派内部的一颗定时炸弹”。
罗广斌与重庆工人造反军头头黄廉以及西师八三一等在重庆夺权中受到排斥或感到失落的组织加强联络,在本来就认定重大八一五“右倾”的首都三司、一司驻渝联络站等外地红卫兵支持下,称“革联会”为假夺权的产物,不予承认,并发出《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文革小组急电》,电文谎称:“以重大八一五为核心,排斥了所有的工人革命造反组织,单方接管了黑市委和重庆市全部市一级党政领导机关的大权”“请中央……密切注视重庆地区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并给我们以具体指示”。事实上,这个“所有的工人革命造反组织”主要指工人造反军和二七战斗团的一部分,因为是跨行业的群众组织,按照中央规定他们应该归口到各系统的工人造反组织中参与夺权。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分别参与了造反派夺权的筹备活动,只不过因对大学生主导的权力分配不满而未参加实际上的夺权行动罢了。
1967年2月11日,反对革联会的一派又以“本市及外地赴渝串连的三十五个革命造反组织”(其中一些是全市性组织的下属基层队伍,如重庆六中就有四支战斗队,河运校也有三支战斗队)名义《就重庆革联委的成立发表严正声明》中,声明对革联委的成立:“我们绝不承认,我们坚决反对,一反到底!”这些声明意见通过中央文革的传声筒——首都三司红卫兵很自然递送到上层,革联会的命运就可想而之了。
而中央军委“八条命令”下达后,四川省公安厅以造反组织名义布置了镇反行动,重庆革联会积极组织了这个行动,重大八一五也借机灭掉了持不同政见的同属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的兄弟组织西师八三一和交院九一五,警告了另外几个追随八三一的学生组织,顺带把反对革联会的多个外地红卫兵驻渝联络站抄砸、驱赶。
由于重庆造反派过早地分裂成为两派,大家都具有同样的“造反派的脾气”,按毛泽东的教导“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双方争斗愈演愈烈。随着革联会主持的“二、三月镇反”被中央否定,要求“砸烂革联会”的“砸派”力量越来越强大,最终形成与八一五派鼎力抗衡的反到底派。

三、最高领袖与中央文革对武斗的态度和一些指示使武斗披上合法外衣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对一位名叫宋彬彬的红卫兵说:“要武嘛!”被当时的主流传播媒介渲染报道,事实上鼓动、助长了尚武、动武的时代精神。尽管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原则上不赞成武斗,但是又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对武斗持宽容甚至欣赏、放纵的态度。在长期崇尚革命暴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政治文化背景中成长起来的青年,很自然地倾向于在文化大革命这场新的革命中运用暴力。
当年的文革传单上广泛流传这样的话:对打人要进行阶级分析,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误会。这段话李雪峰、江青、林彪都讲过,据说是引用毛泽东的话,也未见有人出来证实和辟谣。因此,“打人不错”的概念便传遍全国,深入人心。武斗初起时,双方还遮遮掩掩,不承认向对方施用了武力。但以中央文革为代表的文革激进派,尤其是在1967年7月22日,江青讲话中肯定了河南左派“文攻武卫”的口号,使武斗有理的观点在全国广为流行,“文化革命”便堂而皇之地进入“武化”阶段演变成“武化革命”。
各阶层、各行业、各职业,包括“必须领导一切”的工人阶级(工人)及其“天然同盟军”(农民),包括“伟大长城”(军人)及“人民卫士”(公安警察),包括“天之骄子”(大学生)及“祖国的未来”(中学生)……地无分南北,人不分老幼,均卷入这场空前浩大的“触及灵魂”与肉体的“全面内战”之中。群众手持钢枪不再非法而成为实力和荣耀,交战双方一改常态,开始公开宣扬血淋淋的武斗辉煌战果了。
1967年7、8、9三个月,重庆地区炮火滥炸,子弹横飞,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全市人民深受其害,有目共睹,叫苦连天,怨声载道,认为和平年代发生如此严重的动枪动炮事件,必然会被中央严厉追查惩处。哪知毛泽东在视察大江南北后,连连称赞7、8、9三个月的全国“形势大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不知重庆是否在全国版图之内(重庆当时辖八区三县,面积7600多平方公里,人口400万,为全国八大城市之一)?毛泽东的“形势大好”说,实在是匪夷所思。不是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吗?老百姓确实普遍认为目前形势糟糕透了,文化大革命怎么能这样搞?很不理解当领袖的怎么会睁着眼睛说瞎话!
而部分处于头脑发热阶段的群众组织的“武将”和“智囊”们思考的却不同,他们通过对中央首长讲话的揣摩分析认为,既然文化大革命是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而和国民党斗争的胜利靠的是什么?不就是靠武装斗争吗?毛泽东在1967年7月18日对周恩来和王力说:为什么不能把工人、学生武装起来?我看要把他们武装起来。这是明目张胆地要用武力消灭所谓的保守派或造反派中让中央文革不满的一派(重庆的八一五派就是经常被周恩来和中央文革训斥打击的造反派),使武斗披上一层光艳的合法外衣。
8月4日,毛泽东写信给江青:一是要武装左派,一是要实行群众专政。根据这个思路,新上任的四川领导人不甘落后,立刻紧跟执行。
1967年8月28日,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组长、成都军区政委张国华在四川省农业生产计划、财贸、金属材料生产供应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再一个讲武装左派同题。武装左派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在四川有几个地方已经武装了经得起考验的革命左派,一个是万县,一个是涪陵,还有泸州。”(原载东方红出版社革命造反总部主办的《蓉城快报》第1期)。这里所说的“左派”,其标准就是要拥戴中央解决四川问题的“红十条”,尤其是在执行过程中,对“红十条”中指定的四位省革筹负责人“张、梁、刘、张”抱什么态度,其中最关键的是对其中的刘结挺、张西挺是“保”还是“打”?这是一条核心的实质内容。
四川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李大章1968年8月11日在成都接见重庆反到底派代表时,也印证了头年张国华的讲话:“……还有的说枪是上面发的,不是我抢的,现在交不是时候,枪是民兵时是发了一点,后来就落到专业武斗队去了。但绝大部分还是要交上来。”(见重庆反到底工总司无产阶级革命工人造反军总部大批判办公室主编《革命大批判》第十八期第三版)谁都知道,在全国人民都奋起造反,卷入派性的文攻武卫的时候,哪里还有不带派性观点的民兵?这些所谓的“民兵”实际上就是保刘张的“红十条派”。永川的红旗派,当时就由成都军区请示中央批准后发枪,武装组建了正规的一派武斗队“川东民兵师”(详见《昨天》第94期,叶大明《谁批准给永川红旗派发枪?——忆1970年底一次特殊的京西宾馆会议》)。
在重庆,虽然属于“红十条派”的反到底得不到军队发放的武器,但他们却拥有现成的武器库——兵工厂,从那里得到的武器无论从数量和质量都大大超过那些地方武装部门所发的枪支。有了合法的理由,发起枪来一点不含糊。
重庆两派都相信自己是革命组织(中央也是这样认为),其中一派某夜打了一万多发炮弹(该派勤务员承认一夜只有数千发),毛泽东听到情况反映后,明知两派都是他肯定的,仍旧没有丝毫愤慨谴责之意,却是怪怪地说:“好,这是个训练,战备演习,拿了枪炮,不打不过瘾!”(见权延赤著《杨成武见证文革》,光明日报出版社2004年3月第一版第257页)红司令如此表态,武斗勇士们焉能不豪情万丈有所作为?
1967年重庆残酷的“八月战争”使不少工厂、街道被打得面目全非,生灵涂炭,许多无辜百姓死于非命,当人们对中央能及时追究武斗罪魁和凶手寄予很大希望时,中央高层却不但不追究武斗肇事者罪责,反倒大宽其心。1968年3月15日,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吴法宪、叶群、汪东兴等人接见四川省革筹、成都军区和五十军、五十四军负责人时的讲话中,江青针对武斗和混乱多次表态:“小青年嘛,爱玩枪。”“乱,好得很,都跳出来了。你们看乱得够不够?重庆恐怕乱得差不多了。”“我看好得很,特别重庆打得稀烂,阵线就比较清楚了,好得很。”“不过打一打也好,练习练习。”康生接着说:“可以改进技术。”当周恩来得知重庆武斗使用了双管的高射炮时,他也没有一句谴责话语,却莫名其妙地把话题一转说:“双管高射炮都打了?是最新的,全国要装备。”当得知重庆武斗有一百多幢楼房被打坏时,江青说:“打毁了,留下来展览,至少留幢把子,让后代看看。像北京八一小学一样,打得稀碎。”(见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政工组、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部队政治部翻印的《张国华同志传达记录稿》)
这些对武斗明显带有欣赏、纵容态度的“中央首长指示”,传达下来后要求家喻户晓人人学习,对武斗会起到怎样的作用难道还不清楚吗?人民的生命财产在他们眼里根本算不了什么。其实他们也知道武斗要死人毁物,而且已经造成了大规模的死人毁物,却根本不说是犯罪,不加以追究。也许他们心里很明白,追究武斗罪魁祸首最终会追到谁的头上,才把武斗现象说得那样的轻松。明明是一场硝烟弥漫的内战,是一场真刀真枪的血火战争,在这些中央领导人口中连“武斗”二字都不提,变成了“小青年爱玩枪”、“败家子”和“打架”这些小孩子耍的把戏。
这个“3·15”指示传达到重庆两派后,那些变相鼓舞煽动武斗之语大大增强了武斗人员的信心,为了打垮对方,为了给伟大的文革战略部署立功添彩,为了紧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人们又像打了鸡血一样地兴奋起来,肆无忌惮地再度掀起武斗狂潮。
如果在武斗刚露出苗头之初,还在冷兵器阶段,中央上层就拿出后来1968年7月27日那样的决心、办法和措施制止武斗,而不是放任自流,用“乱透”的程度作为文革是否成功的标志,让“阶级敌人”充分“暴露”,哪里会把城市打得稀烂,那么多的生命无辜夭折呢?

四、两派背后上层派别斗争的影响
中央解决四川问题时,由“红十条”认定的省革筹副组长刘结挺、省革筹成员张西挺夫妻俩,在文革前被四川掌门人李井泉(西南局第一书记)搞下台,文革中获得中央平反并提拔到省级领导高位。无论从感情上还是本身利益考虑上,对“二月镇反”的受压者——成都的8·26和重庆的砸派都更为亲近,惺惺相惜。刘结挺亲自将“砸派”改名为“反到底派”,在视察望江机器厂时,还戴着该厂武斗队“金猴”的袖章与武斗队员们一起合影留念,又建议把“金猴”改为“千钧棒”,从道义和行动上给予反到底派以坚决支持。他还通过其办事机构和亲信传递信息,不断给他们鼓气,出主意想办法,利用所控制的舆论工具《四川日报》为其树立正统造反派的声誉。刘、张因是中央“红十条”委任的四川省革筹领导成员,除了得到中央肯定外,还得到省革筹一把手张国华的信任和支持,在四川紧紧依托“红十条”大造舆论,形成了实力强大的包括重庆反到底派在内的所谓四川“红十条派”。
历史上的四川一直有两个中心,秦朝以前,川西以成都为中心有一个蜀国,川东以重庆为中心有一个巴国。秦灭掉这两个小国后分别建立了蜀郡和巴郡,依然各不相属。民国军阀混战后,四川得到暂时的统一,但抗战爆发后,重庆又成为了国民政府的陪都,政治军事地位均高于成都。大量的内迁企业使重庆这个水陆码头的工业经济实力大涨,川西无法比拟。中共建政初期,西南军政委员会就设在重庆。1955年后四川行政和军事中心全部移往成都,而重庆的经济中心地位仍不可动摇,因此重庆市在四川省的特殊优越地位始终存在。
更为特殊的是文革中的军队“支左”,驻扎在重庆的野战军——陆军第五十四军在中共中央发出支持左派的指令后,一开始就支持了重庆当时的造反派组织——八一五派,夺取了重庆市委和市人委的大权,成立了由军队和造反派组织联合组成的临时权力机构——重庆市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革联会)。后来因造反派内部分裂,革联会未获得中央认可,继而被中央指定的革筹组代替,还要他们转弯子支持曾被自己镇压过的“砸派”。要叫五十四军认错,自己否定自己的“功绩”实在是太难,尽管周恩来和中央文革一再发指示,可是这个弯子怎么也转不过来,还自我安慰地解释说,革筹组是革联会“更上一层楼”,掌权的还是五十四军。由此川内自然形成以成都为中心的8·26派(又叫红十条派,省革筹支持)和以重庆为中心的八一五派(五十四军支持)两派重要力量,出现川西和川东的武装对峙的表象,前台表现为群众组织之间的拼杀,实则是上层领导不同派别之间的较量。刘、张背靠中央文革,五十四军背靠副统帅林彪,这已经成为四川两派群众组织各有所恃的公开的秘密。于是一派要“稳成都,保川西,乱重庆”,一派要“稳重庆、保川东,乱成都”。
省革筹领导内也发生分裂,特别是一、二把手张国华与梁兴初分道扬镳。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不满政委张国华对刘、张的支持,从1967年11月初到重庆后,在长达几个月的时间里一直住在五十四军军部,不回成都。他在对群众的公开讲话中态度鲜明地狠批反到底派,赞赏八一五派。连“逍遥派”都能感觉到四川省的领导人明显地分成了两个阵营,各自支持一派,形成了成都和重庆两个政治中心。最典型的是紧邻重庆的四川省江津专区(今属重庆),原来已经有一个专署所在地永川的永川支左领导小组,按照成都军区指示支持永川红旗派;梁兴初坐镇重庆后又批准另建了一个由五十四军主持的江津地区支左领导小组,支持另一派。同一地区两个支左小组,各支各的左,各批各的基层革命委员会……重庆武斗双方均感到背靠大树、后台强硬,于是搞起武斗来更加有恃无恐,为争夺“真正的左派”桂冠,成为上层官僚排除异己、争权夺利的马前卒和牺牲品。
对四川领导人和群众组织的对立两派,中央高层要员长时间保持沉默,那些对一张小报或一张大字报都要评价一番的中央文革小组权威人士也不出面干预或解决。四川省革委会和重庆市革委会表面和形式上都在制止武斗,暗地里却各支持和武装一派,因此四川长期武斗不息,战乱不止。一直到1968年中央发布“3·15指示”和“4·27指示”,分别对“打刘张”和“打谢反梁”明确制止,对双方各打五十大板后,仍未使武斗停息,反而愈打愈烈。由重庆军方支持的八一五派在武斗中逐渐占上风,造成大批反到底派人员逃到省城和专县“避难”。
两派的分歧已不再是对思想和信仰的坚守(他们都自称是毛革命路线的捍卫者),而是绞尽脑汁,费尽心思获取中央的信任,想方设法要把对方绑在“李任死党”、“资本主义复辟”的耻辱柱上置之于死地,最终获得对权力的独占,成为利益蛋糕的独享者。为了达到目的不惜“死在战场上”“完蛋就完蛋”,以标榜自己正确、正统、正义。一旦造成人员伤亡,便大做文章,大开追悼会,为“烈士”建墓树碑,“仇恨入心要发芽”,派别仇恨与日俱增,在许多人心中至今“仇恨难消”。

五、“二月镇反”带来的严重后遗症
“镇反”本来是毛泽东打算结束文革的计划部署。196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的《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即“公安六条”)和1月28日毛泽东亲自批示“所定八条很好,照发”的《中央军委命令》第一条“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就向全国发出了镇反号令。
1967年2月20日,四川省公安厅革命造反委员会发出《关于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彻底粉碎反革命逆流的紧急通知》,1967年3月13日,中共成都军区委员会批转《四川省公安厅关于坚决取缔反动组织和反革命组织的意见》的通知,是四川坚决执行这一部署的具体措施。1967年2、3月间,四川地区的造反派组织很多被摧垮,无数造反派人员被投进了监狱,造成监狱“人满为患”,不得不设立许多临时性监狱。这场由上而下的针对造反派的镇反运动,因为错在“捉人过多,把大量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毛泽东在四川的一个文件批语),又被中央文革将宫廷上层发生的所谓“二月逆流”与之挂钩,遭到彻底的否定。
1967年重庆的“二、三月镇反”到底抓了多少人?据文革后《重庆公安志》(重庆出版社2003年1月出版)记载:全市共拘捕2253人,有24个群众组织被打成反动组织和非法组织。而据文革中重庆市公安局“革委会”统计,全市从2月24日到3月18日止,共明令取缔“反动组织”36个,由群众出面砸掉的82个,自行解散的146个。又据后来由重庆“公安红一方面军”(反到底派)整理的《向山城革命群众揭露重庆市二、三月“镇反运动”的情况》中称:“在‘镇反’运动中,据不完全统计,全市被取缔和整垮的革命群众组织共七百六十二个。”而“反革联”派(反到底派)上京告状控诉材料则称:重庆地区有20多万造反派被抓、关、逮捕和殴打(见何蜀整理的《重庆武斗大事记》)。
以上文革前后的数据相差很大,除了统计口径问题外(官方只统计正式“立案”的),很多是伴随着军方、官方的“镇反”,各地各单位的群众组织之间趁火打劫,借机消灭不同观点的对手,进行砸抄、殴打、取缔、批判、斗争等。如重大八一五就对一直反自己“右倾”的同一个“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中的战友(“一月夺权”时分配该组织去夺市人委的权)的西师八三一进行打砸、取缔,而北碚区公安局造反派“压不倒”战斗队则对西师八三一的几名主要头头实行抓捕“专政”。
中央解决四川问题的“红十条”,解决重庆问题的“红五条”下达后,被拘捕关押的人全部被释放平反。他们对革联会和八一五“以我划线”落井下石、帮助军队镇压他们切齿痛恨,现在有了中央支持,无论从道义上和感情上,都不再与八一五共伍,甚至怒斥重大八一五为“叛徒集团”。这批在“路线斗争”的一个回合中占了上风的文革热衷者深深懂得,必须趁机打垮八一五派及其后台,把它们彻底搞臭,自己掌握权力,才能真正地获得解放,不至于再发生反复。而八一五派则坚定地认为自己捍卫的革联会是“一月革命伟大成果”,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柱石”解放军支持的,绝没有错。于是,由“镇反”激化的两派之间的矛盾演变成具有报复性质的战争,那个在“镇反”中的积极分子、北碚公安局“压不倒”战斗队成员唐天伦,在“八月战争”中亲率“杀虎团”与被他认定为“反革命”的反到底派的“猛虎团”展开厮杀,被反到底派“猛虎团”俘虏后在“烈士追悼会”上公开枪毙以“报仇雪恨”,就是典型一例。

六、保守组织成员反戈一击扩大了武斗队伍
号称百万(实际只有80万)产业大军的重庆,保守组织“工人纠察队”在运动初期力量相当强大,特别在军工系统占有绝对优势。1966年“12·4”事件后,在八一五造反派一系列无情打击和外地红卫兵(主要是首都红卫兵)制造的政治高压下,落了个“保皇派”的下场,很快土崩瓦解。
原保守组织成员痛定思痛,深刻反省,意识到以1957年“反右”为鉴,誓死保卫原省市委和基层党委不合时代潮流了,便与时俱进,一改运动初期的畏缩心态,纷纷加入造反派队伍以求自保。已经分裂成两派的造反派组织也乐得扩大队伍,来者不拒。出于对本单位造反派的反感,不少单位的保守派便出现这样的情况:本单位的造反派要砸革联会的,本单位的许多保守组织人员便参加到对立派组织中去保革联会;本单位的造反派是保革联会的,本单位的保守组织人员就参加到砸革联会的组织中去。如西师八三一、交院九一五等组织要砸革联会,这些单位的原保守组织成员就纷纷加入八一五派。而军工系统的老造反“八一兵团”要保革联会,这个系统的保守组织“工纠”成员便大量参加砸革联会的军工井冈山。当然也有因反感造反派中的某一部分人而加入另一派的,如建设厂军工井冈山的武斗指挥韩庆昌,八一兵团的武斗指挥姚永年(外号姚二炮),就都曾经是保守派;无线电厂对立两派的头头何汉瑞(反到底派)、蒋兴忠(八一五派),也曾都是“工纠”。重庆大学的绝对少数派——“井冈山公社”,就由老牌的反重大八一五的“红岩公社”,加上从八一五中分裂出来的“东方红纵队”,以及原保守组织思想兵、赤卫军杀出来的“井冈山兵团”组成,人数从原来的八人陡增到上百人,他们分散到各大军工企业中,起到很大的宣传鼓动作用。
由于原保守组织成员“家庭出身”好,党团员多,复转军人多,不担心被扣上“阶级报复”的帽子,他们加入造反派队伍后,大胆以暴烈行为证实自己无限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赤子之心,以非凡的革命冲劲洗刷当过保守派的耻辱,显示出自己并非懦弱等闲之辈,也有毫不逊色的“造反精神”。

七、首都红卫兵的鼓动参与加剧了造反派分裂
北京大专院校众多,文革初期利用大串连之机,到全国各地煽风点火,传播造反精神。在大串连期间,有许多北京学生到达重庆,除了参观他们心中神秘的渣滓洞、白公馆之外,还拜访他们仰慕的长篇红色小说《红岩》的作者罗广斌等人,使罗广斌等人成为重庆文艺界最有影响的造反者。在重庆市委制造打击重大八一五的所谓“江北8·28惨案”时,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为首的44所外地师生联合调查团写出的调查报告,给了“惨案”炮制者重重的一击。他们声援重庆中学生红卫兵不与保守组织“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合并,支持他们静坐示威、北上告状等一系列行动,使重庆的中学生红卫兵在文革舞台上大放异彩。
1966年9月下旬,在北京学生一手操作扶持下,重庆诞生了第一个跨行业的全市性工人造反组织“重庆无产阶级革命工人造反军”。在10月1日的当天,外地师生和重大八一五战斗团等造反派一起,在解放碑参加了不受市委检阅的“炮轰市委”的国庆大游行。在与保守组织重庆工人战斗军(工人纠察队)大厮杀的“大田湾12·4血案”中,也有北航、哈军工等外地学生的身影。在借势摧垮保守组织的浪潮中,他们更是不遗余力,北京学生利用本组织与中央文革的特殊关系,把罗广斌推上了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的“全国在京革命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的讲台。
重庆本地保守势力提前谢幕,使造反派外敌已去,内部矛盾突显,兄弟阋墙。在中央文革的代言人——首都红卫兵的宣传鼓动下,造反派早早分裂,开始重树山头。北航红旗驻渝联络站第一个贴出《罗广斌很像是造反派内部的定时炸弹》大字报,向社会上公开宣布了造反派内部存在严重分歧的内幕。而首都三司和清华井冈山等驻渝联络站则坚定地站在砸派一边,公开宣称要砸烂八一五派拥戴的革联会,成为当时力量还很弱小的砸派的坚强后盾。
从夺权运动一开始,首都三司、一司驻渝联络站和清华井冈山等外地红卫兵,就认为重庆的夺权不是真正的夺权而是假夺权,他们联络了一些造反派基层组织发出《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文革小组急电》,要求中央密切注视重庆文革夺权的动向,在轰轰烈烈的夺权高潮中发出不同寻常的异响。
2月8日,重庆市革联会成立后,他们又联络本市一些造反组织的下属基层队伍及部分外地赴渝串连的战斗队发表《就重庆革联委的成立发表严正声明》,公开声明不承认革联会,而且要“一反到底”。他们积极组织参加了在市区的反革联会的集会游行,利用重庆版的小报《首都红卫兵》以及北京版的《首都红卫兵》、清华《井冈山》、北地《东方红报》等小报作为舆论工具,发表大量反革联会的文章,在全国造成重庆已经是“资本主义复辟”、“妖雾弥漫”的印象。可以说,如果没有首都红卫兵的鼓动和支持,重庆的砸派是很难成气候的,造反派内部发生大规模的分裂也是很难的。重庆造反派的兴起与分裂都有外地红卫兵的积极参与,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重庆武斗全面展开以后,首都及外地红卫兵并未按照中央要求全部返回本地本校“复课闹革命”,有少数人留了下来,有的回去后又返回重庆,坚持与所支持的一派“并肩战斗”,甚至有人直接在前线作战而命赴黄泉。当然在重庆直接参加武斗的首都红卫兵是极少数,他们更重要的是在首都作舆论宣传和向中央文革转交材料等方面,为重庆大武斗火上浇油。

八、常规武器生产基地为武斗提供了丰富的武器资源
抗战时期的重庆是国民政府军队常规武器主要生产供应基地。中共执政以后,仍有八家大型兵工厂留在重庆,分别承担生产解放军部队常规武器装备的任务,而这些工厂生产的武器完全能配套使用。文革前,重庆市民本不了解这些“保密兵工厂”生产什么样的武器。可是战端一起,什么国防机密也保不住了,哪个工厂生产什么武器都被广大市民逐一知晓,周恩来在讲话中也直接称望江厂为“高射炮厂”。
国营望江机器厂生产高射炮,与之配套的国营江陵机器厂则生产炮弹;国营长安机器厂生产高射机枪、重机枪和为空压厂配套生产的坦克用重机枪,国营嘉陵机器厂则生产机枪子弹;国营建设机床厂生产自动、半自动步枪,国营长江电工厂则生产步枪子弹。所幸的是,建设厂和长江厂分别由两派控制,步枪和子弹配套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而三七高炮和炮弹的生产厂家是由同一派掌握,所以重庆武斗中使用的炮弹就失去了控制,并有了周恩来的整个武斗期间打了两万多发炮弹之说(见中央文革碰头会负责同志在听取国防工业部分工厂和一机部、化工部部分协作工厂抓革命促生产会议部分代表汇报时的讲话)。
据国营建设机床厂厂史记载:“1967年和1968年武斗期间,武斗人员强占工厂后,擅自动用工厂生产的枪支和弹药,扩散到重庆市及专县搞武斗。向社会上扩散了各种枪支21409支(其中以半自动步枪为最多),舰用高射机枪11挺,各种子弹4038125发。”(国营第296厂史第93页,1992年10月第一版,内部资料)。文中的“步枪”是该厂生产的56式半自动步枪成品,但未包括该厂大量流失的半成品零配件,这些半成品零配件被“能工巧匠”们组装成的半自动步枪在战场上同样好使。文中的“子弹”仅仅是建设厂用于试枪的7.62毫米口径子弹,而生产这类子弹的是另一家兵工厂——重庆长江电工厂,从那里“失散”的子弹更是无以计数。
又据国营望江机器厂厂史记载:“武斗中动用该厂生产的37高射炮28门,57高射炮1门,37榴弹1044发,37填砂弹12120发。炮弹消耗掉一万多发,其他物资的损失也很严重。”(国营第497厂史第260页,国营第497厂史办公室编纂,1987年5月出版)
再据国营嘉陵机器厂厂史记载,文革期间因武斗所造成的直接损失情况中,该厂生产的成品(即12.7、14.5高射机枪子弹)损失207.481万发(国营第451厂史第106页,1989年5月第一版)。这种子弹的杀伤力相当惊人,就是空压厂生产的坦克也吃了它的大亏。
国营空气压缩机厂则生产水陆两栖坦克及装甲运兵车,因炮弹来源受限,故坦克在武斗中发挥的作用有限,但其在战场上的威慑力也不可小觑。在武斗中毁掉大半个繁华街区的杨家坪,因有国营建设机床厂、国营空气压缩机厂两个兵工厂,两厂毗邻,又分别由不同派别控制,1967年的“八月战争”,正是争夺这两厂生产的武器为目的的大战,打得十分惨烈。这些情况中央上层知道得很清楚,1968年6月,周恩来在训斥七机部造反派“九一六”头头叶正光时就说过:“你们打得还不够格,你们向重庆学习嘛,也去烧房子,也去开坦克。”(见任捷《火箭在发射——任新民传》144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10月版)
重庆国防工厂生产的常规武器不但使重庆武斗高潮迭起,有许多武器还流向四川省内专县,使这些地方的武斗不断升级,此涨彼落,久久不能平息。

九、巴蜀民风与“码头文化”传统使武斗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巴蜀地区自古以来民风强悍,“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后治”,“蜀出相,巴出将”,是对重庆等川东巴人地区的历史评估。巴人尚武好斗,据《华阳国志》记载:“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虽然当代重庆是典型的移民城市,但久居于此,不得不被巴文化所同化。当地路险山高,气候潮湿炎热,人们爱食辛辣食物。俗话说“一方水养一方人”,在逞强好胜的远古遗风和传统文化熏陶下,市民禀性耿直,脾气比火锅燥热,“天棒槌”多,凡事多喜诉诸拳脚。
重庆市区内至今存有一座东周时期的巴蔓子墓(当然是后人修建的),是一个有名的文物景点。在巴渝大地传颂的巴蔓子将军,既是忠勇爱国精神的化身,又是巴文化地区人民重义气、讲骨气、舍生取义传统道德风尚的人格代表。东汉末年,巴郡名将严颜有“我州只有断头将军,没有投降将军”的名言,这个“断头将军”就是指的巴蔓子。到了抗战时期,面对日寇飞机的狂轰滥炸,重庆许多名流在聚会演讲中就多次引申“中国自古有断头将军,无投降将军”以表示抗日的意志和决心。巴蔓子宁愿输脑袋也不让地盘的英雄气概,一直在重庆本土民间传承并发扬光大。
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是以非暴力的“仁、礼”治天下,但由于历史地域所限,重庆主流文化却是一个复合型的多元文化体,其中最能表现重庆性格的是“码头文化”。这个码头不仅指停船的水运码头,更指旧时民间帮会的“袍哥码头”——袍哥所控制的地盘就称为码头。袍哥文化的核心,就是兄弟义气,兄弟至上,义气至上,兄弟伙之间帮死忙,死帮忙。各码头之间相互拼杀,争夺地盘(生存环境),容不得他人插足。虽然袍哥这种称呼不存在了,但重庆人的性格深处,袍哥痕迹很重。走江湖,争地盘,讲义气,比亡命,打打杀杀的暴力倾向格外突出。在和平建设年代,长期没有他们施暴的机会。文革中武斗爆发,“血与火”的年代终于降临,“革命”这个合法而浪漫的词语,把他们的青春活力如岩浆冲出地壳似的引发出来,纷纷“上疆场彼此弯弓月”,终将人性丑恶的一面无限膨胀而发展到了极致。

现在揭露文革武斗的材料相当不完整不充分,很多武斗指挥者和参与者忌讳谈论武斗。加之官方对武斗真相和恶果选择了淡化、回避甚至封锁的态度,给后人留下无垠的荒漠和猜想空间,造成各阶层群体长期的思想混乱。虽然文革惨祸的部分亲历者犹在,却不能大胆直面揭露文革战争的来龙去脉和巨大影响,反而让“莺歌燕舞论”或“盛大节日论”四处横行,以致有人动不动就叫嚷要“再来一次文革”,哪能起到“以史为鉴”,收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正常效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就不利于借鉴和反思历史,深化改革,也不利于中国社会的进步发展,势必影响后人,进而贻害整个中华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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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乱世】

我在西师“六五~六八事件”中死过一回

曾百纪

文化大革命中,发生在重庆西南师范学院的“六五~六八事件”过去五十周年了。
随着岁月的流逝,现年七十五岁的我已经头童齿豁,觉得有一种紧迫感和负债感越来越强烈。我想:再不把亲身经历的这一事件写出来,就很可能来不及了;如果不写,且不说对不起那个史无前例的时代,至少是对不起死而复生的自己。
以下记述的是我在“六五~六八事件”中的遭遇,本意不在反映事件的全貌,也无心探究事件的因果,但总感到切肤之痛有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于是将濒临“死机”的大脑重新“激活”,忍着心疼写下去,以便给自己留点回味,也给亲友一个交代。文中涉及的部分当事人姓名以某某某代之,非虚构也,有隐情也。有些真相可能不甚了了,有些真话可能不便全说,但可以保证,这篇文字没有说假话,连形容词也很少用。
当年的西南师范学院,简称西师,地处重庆北碚,后更名为西南师范大学,再后与西南农业大学合并为西南大学。我于一九六二年入校,就读于汉语言文学系(中文系),本该一九六六年毕业分配,但适逢文化大革命兴起,只能同全国高等院校学生一样,遵命“留校闹革命”。一九六六年底,我成为西师造反派学生组织“八三一战斗纵队”主办的《红岩》报的编辑之一。
一九六七年春夏之交,西师两派学生组织(“八三一”和“春雷”)的斗争不断升级。六月五日,“八三一”突然包围了“春雷”占据的新图书馆(办公楼和阅览室部分),试图打压“春雷”气焰乃至将其赶出校园,以便造成一派独尊的局面。
“春雷”早有防备,把图书馆门窗和通往藏书库的过道封死,储存了食物、饮水以及作为武器的棍棒和钢钎等等。开战的头两天,“八三一”用高音喇叭攻心,用高压龙头冲水,声威虽然大,却无济于事。与“春雷”同派的校外“八一五”战友陆续赶来援助,他们手持木棒,头戴藤帽,抛掷石块砖头,但还停留在小打小闹阶段,没有改变僵持的战局。
六月五日前后的几天,“八三一”的校园广播的高音喇叭几次点名通知,叫我速到总部去。作为《红岩》报的“笔杆子”之一,我以战士服从命令的心态前往,接受了尽快写出关于成立“重庆反到底司令部”的部分文稿的任务。那几天,我把主要精力用在写稿和改稿之上,没有来得及过多关注图书馆的战况(据说“八三一”已经占领了大楼的第一层和第二层,“春雷”只得退守第三层和第四层),更是压根儿没有想到后来重庆地区的“反到底” 和“八一五”两大派会斗得你死我活,其“文攻武卫”诡谲而凶险的形势会惊动毛主席。
六月七日下午,我到“八三一”总部上交了按时完成的修改稿。晚上正想上床休息,突然听到战友口头通知,要求大家今晚去藏书库驻防,以震慑坚守在图书馆的“春雷”。我本来可去可不去,却凭借革命战士“哪里需要哪里就是家”的思维和激情,毫不犹豫地欣然前往。
(下图:作者当年在《红岩》报的工作证一页,署名“赤子”。)
六层的藏书库尚未竣工,但楼梯、书架和地板的水泥预制件都已铺设就绪。不知什么原因,每排书架下面的地板都预留了十来厘米宽的长长的缝隙,因此除底楼和顶楼外,其余各层上下的视线和空气都可相通。我也同其他战友一样,赤手空拳地前去助威,以为在这里睡一晚上就可“换防”。虽然无床无枕无被盖,只能躺在坚硬而粗糙的水泥地板之上,但大伙儿很快就进入了梦乡。
六月八日凌晨天刚蒙蒙亮,大约是五点过,藏书库里的酣睡者们突然被惊醒。我住在三楼,只见楼上通过书架下面的缝隙往下不断撒石灰粉,战友们睁不开眼睛,呛得直咳嗽,而楼下有人通过书架上面的缝隙用棍棒往上捅。我和战友上下受敌,惊慌失措,像一窝被踩破巢穴的蚂蚁。我探头往窗外一望,看见二楼有些战友相继跳下楼去,连滚带爬,再从一人多高的陡坎跳到林荫道上,被集聚在第一教学楼草坪上呐喊着的“八三一”战友救助。三楼太高,我不敢跳,也没有看见三楼以上有人下跳。蓦然一瞥,发现身边有个中学生模样的男孩,在水泥窗壁上用碎片写下几个字:“为人民利益而死……”谁都懂,这条脍炙人口的毛主席语录的下文是:“……就是死得其所。”不过,此时此刻,谁还有闲心看他把最高指示写完呢!
“举起手来!举起手来!”突然,“春雷”的“八一五”派援军冲进三楼,他们手持棍棒,大声怒吼。我当然不想受举手投降之辱,正在犹豫的片刻,看见有人抬着担架运送伤员下楼,便灵机一动,立即赶到楼梯口帮忙抬担架。
把伤员抬到楼下的空地之后,我正准备趁乱逃走,哪知有个“春雷”的女同学(中文系学生会干部,六七级的某某某)认出了我,指着我大叫道:“八三一的!”于是,“八一五”的校外援兵蜂拥而上,反扭着我的双臂,押着我向桃园宿舍方向走去。路上,当背后遭到拳打脚踢时,我似乎还没有回过神来。当头上挨了一棒,眼镜也被打掉的时候,我才心里一惊:“吔,打脑壳呀!”
被押送到食堂附近的一排教授平房之后,我举目一望,屋子里坐着的大多是本校“八三一”的同学,也有少数不相识的校外“反到底”战友。作为俘虏,一个个满脸惶惑,低头不语。我感到义愤难平,便摸出衣袋里的红宝书(《毛主席语录》)读起来。这时,窗口传来的骂声打断了我:“狗日的曾百纪,你是《红岩》编辑部的……”“广播里几次叫你呢……”原来窗外骂我的是同系同年级的两个男同学,同窗读书四年多,我与他俩从来没有私人之间的恩怨情仇,关系说不上亲密,相处倒也算是友好吧。但在此时,他俩却横眉竖眼,咬牙切齿,恨不得将我撕碎。
这两个同学离开窗边才两三分钟,就有四五个中学生模样的人突然闯进屋子,径直来到我的面前,二话不说,拽着我就往邻近的一间空屋去。
来到空屋,这几个年轻人凶相毕露,首先解下了我的皮带,接着搜光了我衣裤口袋里的东西。其中一人惊喜地说:“还有烟呢!”随即把我的香烟揣进了他自己的口袋。接下来,他们很专业地用绳索先捆牢我的双腕,然后绕过我的脖子,反绑我的双臂,也许这就叫“五花大绑”吧。他们在下死力收紧绳索时,我痛得几乎出不了气,叫不出声。这时,我听到他们的同伙中有一个人小声说:“要不得……”
虽然也有“要不得”的声音,但这悲悯残存的良知显然太过弱小,完全被施暴者人性扭曲之后迸发的狂热所淹没。随即,一人扬起皮带(从我身上解下的)狠狠地抽打我,钢制的皮带扣框打在头上和脸上,一打就见血。看到乱棒继之而来时,我明白大事不妙,便顺势俯身倒在地上。然后,只听到背上、臀上和腿上乒乒乓乓的捶打声,竟然完全没有了疼痛的感觉。然后,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什么也不知道了”的日子真好过。我从早上七点钟左右被打昏,到傍晚七点钟左右醒来,其间十一二个钟头俯卧在地上,没有任何感觉,整个自己和整个世界都完全彻底“不存在”了,真可谓无忧无喜,无痛无梦,一无所有,四大皆空啊!
在死而复生的时刻,我最初的感觉是有人在摸我的小腿与脚后跟连接处的脉搏,然后听到他说:“狗日的,还没有死!”(我感到庆幸,“再生”之后听到了第一句人话。)
接着,有人为我解开绳索,叫我坐起来吃晚饭。我正想端饭碗,有个被关押在一起的陌生难友提醒我,叫我马上揉搓被捆绑过的手腕,不然以后会成残疾。他还说:“我是派出所的,有经验。”
饭后,有两个我不认识的人审问我,还作了笔录,其他难友则顺便当了旁听。看样子审问者是本校“春雷”的同学,他们特别关心并一直询问的是《红岩》报编辑部的情况。我认为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我们的报纸是光明正大的(每一期都寄送国家、省、市和部分兄弟院校的图书馆),便坦然陈述了我的姓名、身份和办报的经过。
待天黑之后,大约八九点钟的样子,我们被押送着走小路转移。从桃园宿舍到小校门的路上,路灯昏暗,没有行人,我几次想趁机逃进黑魆魆的夹竹桃林,但是头昏眼花,四肢无力,加之没有了皮带,总要用一只手提着裤子,怎么逃得了!转念一想,逃跑失败的下场会更惨,不如从众而行,以待来日吧。
当夜我们被押送到北碚区委,关进腾空了的办公室或会议室。俘虏们倚墙而立或是席地而坐,一个个心力交瘁,无寐,无泪,无言。那一夜到底是怎么熬过来的,我记不清了,唯有一件小事叫我没齿难忘:同年级难友魏仲襄靠在我身边,默默地递过一支香烟,给我点燃;我默默地抽着,五味杂陈。
九日凌晨,我们再次被转移,乘坐数辆专门调集的公交车。押送人员叫俘虏们统统坐在座位上,而他们全都站在过道上。开初,我以为他们是在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其一为“不许虐待俘虏兵”);后来才知道,他们这样做是为了防备路上遭到“反到底”袭击(如果石块砖头砸烂车窗玻璃,首当其冲的是坐着的)。
押送俘虏的专车开进了地处沙坪坝的“八一五”派的大本营——重庆大学校园。下车前,押送人员把事先准备好的黑布条拿出来,把俘虏们的眼睛全都严严实实地蒙上。下车后,俘虏们遵照指令,后者的手搭在前者的肩上,高一脚矮一脚地蹒跚而行。一路上,虽然眼睛看不见,但感觉得到我们正在受到“夹道欢迎”:耳里充满了义愤填膺的辱骂声,背上和腿上冷不防常有踢打之痛。
俘虏们来到一座教学楼里,把蒙眼布条解开,只见楼梯口火星飞溅,几个学生正在焊接封闭楼道的钢条(只留一扇可以上锁的小门)。我们被分散关到教室,只能席地而坐,席地而卧。监管我们的人是重庆大学的学生,他要求每个俘虏写悔过书。我指着自己头上、脸上和手腕的伤口,说:“头痛,要睡。”这个监管员似乎动了恻隐之心,竟默许了我的诉求。次日,听到校园广播的高音喇叭播放一些署名的悔过书,我首先想到的是:他妈的宣传工作抓得紧啊,幸好我没写。
十日,监管员与我们聊天时,透露了一条重要消息:熊代富(重大“八一五”的学生领袖之一)带领援兵去西师为“春雷”解围并击溃“八三一”之后,返回沙坪坝途中在北碚施家梁遭到“反到底”伏击,熊已被俘。
也许与此事有关吧,被关押在重庆大学的俘虏得以“提前”释放。记得那是十一日夜(或十日夜),监管员给我们每人发了大约一元的“遣返费”,叫我们自行乘车回校。我的长兄百炼的家在市中区华福巷(大礼堂附近),从沙坪坝去车费只要一角多钱,而到西师所在的北碚,车费是五六角钱。我一门心思要尽快“回校闹革命”, 毅然舍近求远,与同班的难友陈文渊等人一起,连夜赶回了西师。
一向以宽大美丽著称的西师校园,此时却黑灯瞎火,鸦雀无声,仿佛是一片阴森森的坟场。我和陈文渊手牵着手,摸黑走进了第三教学楼二楼的临时宿舍。满腔的悲愤实在难以驱赶极度的疲惫,我们倒头即睡。
次日上午醒来,肚子饿瘪了。下楼一望,偌大的校园难觅人影。几经打听,方知战后的动向是:“春雷”因为害怕“反到底”报复,不知撤退到哪儿去了;“八三一”被重创后溃不成军,只有少数散兵游勇和被遣返的俘虏陆续回归;当下校园暂时由“八三一”掌控。
我和其他回校的“八三一”战友一样,义愤完全压倒了恐惧,自觉地去写大字报,印发传单,控诉“八一五”及其“春雷”在此次事件中犯下的罪行。我头上和脸上还贴着纱布,就在校内道路上和墙壁上写大标语。一些胆大的校外“反到底”战友也三三两两地来到西师,观察战场,询问战况,起到了一些慰问和声援的作用。整个校园,充满了悲而壮的气氛。
回到西师两三天后的一个黄昏,我在第三教学楼独居的临时宿舍(上二楼左转,走廊左侧最后一间小屋,原先是历史系的一个教研室),正为《红岩》报赶写一篇关于西师“六五~六八事件”的文字(记得标题是《重庆大学“白公馆”纪实》,刊载于事件之后总部责成我主编的一期《红岩》报)。没有想到,与我不同系的一个女同学某某某忽然来了。半年来,她多次独自来访,谈工作,也聊天,双方都觉得比较投合。她身材匀称,面容清秀,眼睛大而妩媚,性情文静温柔。她以往来时总是面带微笑,此次一进门却皱着眉头。她着急地询问了我前几天的遭遇,然后心疼地抚摸我受伤的手腕和手臂。我一直木然地端坐着,仿佛一尊佛像,听任她慢慢地抚摸。此刻,我的感觉是:她像姐妹,也像母亲,还像恋人;她给了我温暖,给了我怜爱,使我受伤的心得到慰藉。其实,我心里明白,她显然喜欢我,我也喜欢她,但是双方都不曾把爱慕之情说破。正因为喜欢她,但又不想耽误她,我当即对她说,大意是:“现在我的心里装得满满的是义愤,决心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要全心全意投入战斗,就不能有任何私情杂念。”如果话说到这里为止,我俩的故事还可能续写“下一章”;但是我刻意补充的一句话,却为这个纯真而怪诞的故事打上了篇末句号。我认真地对她说:“我觉得某某某很不错。”这个某某某,她也熟悉。我这样说,她自然全懂了。后来,她果然与某某某结了婚,其夫几十年来的表现的确很不错。现在,从这个角度回想,我没有亏待她,我感到欣慰。
(下图:《红岩》报编辑部部分成员1968年于西南师院大校门合影,前左3为本文作者。)
行文至此,本来可以煞尾了,但我还有几句“后话”想要补充:
一、西师“六五~六八事件”之后不久,我的大嫂随同重庆公安系统“反到底”告状团去北京。火车上,她听到一个派出所的人讲他在西师被俘的始末,以及亲眼看到一个《红岩》报编辑部的学生的遭遇。我大嫂追问那个学生是谁,派出所的那人竟然记住了我的姓名。嫂子大惊失色,说:“原来是百纪!他没有告诉家人!”
二、“春雷”一向视《红岩》报编辑部成员为眼中钉,惯于通过“点水”(告密,指认某人身份)来借刀杀人。在我被抓被打之前,《红岩》报老编辑之一的马德富被同年级的“春雷”同学某某某和某某某“点水”,由中学生出面把马痛打一顿,踢伤下身(后由同班的“八三一”战友严照宣和杨旭升送至第九人民医院检查和医治)。“六五~六八事件”之中,与我同时被俘的还有李世英和魏仲襄等“文攻高手”。六月底,我和编辑部的红萍(物理系张光义)逃离北碚之后,多才多艺的“笔杆子”程地宇也被抓获被关押。有鉴于此,加之武斗不断升级,《红岩》报编辑部只得不断迁徙,不断重组,不断苦斗。直至一九六八年八月三十一日,在自贡新华印刷厂办完收官之期以后,编辑部同仁奉命返校等待毕业分配,《红岩》报才得以寿终正寝。
三、提起“死过一回”的经历,我被释放之后曾向同班同学刘嘉储等人谈过切身感受:“人很容易死,却又不容易死。”几十年后,我还不时对妻子小红自嘲“我这一辈子总算聪明过一次”,就是当年在教授房里被乱棒痛打而“顺势倒下”的时候,我是有意地俯身把头部倒在床头与书桌之间的空挡——其夹缝不到两尺宽,脑袋受到床边和桌边的“护佑”,棍棒不容易够得着;加之倒下的姿势是俯卧而不是仰躺,面部、胸部和腹部没有再受直接的打击,虽然随即被打得昏死了十多个钟头,但大脑这个“司令部”却没有受到太重的损伤。
四、一九八六年底,我出差去重庆师范学院(后更名为重庆师范大学)听老同学谢真元讲课,趁机重游了沙坪坝和北碚。我在自己曾经罹难的那一排教授平房之前徘徊良久,凝神注目,将其门牌上的文字 “天生文化村100号” 牢记在心。旧地凭吊,感慨万端,我即兴写了六七首诗词,借以祭奠丢失的青春。选录二首,聊寄幽情:

独游西师校园

秋雨绵绵掩泪痕,校园十里荡孤魂。
无情最是林荫道,踏破苍苔无故人。

重返文化村

重游文化村,忆昔倍伤情。
教授房飞血,图书馆溅腥。
挥戈戕旧友,舞棒造新茔。
设若冤魂在,谁人欲问津?

二零一七年六月五日晨
于内江师范学院宁静斋
E_mail: njzzbj@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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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昨 天》第一〇五期(增刊)
帖子发表于 : 周四 3月 01, 2018 9:3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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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乱世】

枪弹从我们身后射来——杨家坪武斗的难忘印象

《昨天》编者按:本篇原载《留给历史的记忆与思考——重庆八中老三届同学回忆录》(2016年自印书),本刊这次发表时略有修订,大标题是本刊另拟的。重庆八中,文革时校名为重庆师专附中。

曹登驹

我是1967年7月31日晚上从北京回到重庆的。此前作为师专附中八一五驻京观察员,从5月初到7月底已经快3个月了。在北京的时候就已知道重庆的武斗已经从冷兵器时代的拼钢钎升级到动用枪支弹药的热兵器时代了。记得在北京的时候曾收到我们学校八一五主要负责人任树林的一封来信,讲述在石油路一带与河运学校的反到底派用钢钎拼杀的情形,信中还附了一张如何排兵布阵的草图。但是我对武斗毕竟没有身临其境的实际感受,似乎还离自己很遥远。

我为什么要进入武斗现场

回到重庆的当天晚上,火车一进站,就听到隐约的枪声,心里一下子就紧张起来,赶紧把随身携带的能够证明派别身份的一捆资料丢在火车上,匆匆下车。从火车站走到牛角沱公交站,幸好还有公交车在运行。
从小龙坎车站还没走到附中的大校门,远远看见一个人穿一条短裤,上身赤裸,手里拿一支枪,正在指挥拦阻路过大校门前的一辆汽车。走近一看,不禁大吃一惊,原来是熟识的同学。见面后难免尴尬一笑,心里想形势真是变了,真是搞武斗了。
回到学校,先见到高三4班的李相元同学,很热情,详细介绍了武斗的具体形势。留驻学校的同学不多,反到底派的同学早已跑出去了。学校八一五有一支自愿参加的武斗队,大约有四十多人。各个年级的同学都有,以高中二年级以下的同学为主,其中又以高中一年级以下的同学居多。所用的武器多是从沙坪坝区武装部弄来的,多数是小口径步枪,另有一支美式卡宾枪,一支左轮手枪,两支信号枪。此外,还有不知从什么渠道搞来的两挺坦克式重机枪,这种枪本来是固定在坦克上用的,所以在我们手里是没有枪架的两挺裸枪,只能抱在手里,若放在地上开枪射击则跳个不停,实际是无法用的。
当天晚上,我和李相元等一些同学还乘一辆卡车到重庆大学去了一趟,不知他们去办什么事。我和李相元站在车厢里,听他介绍情况,有的同学手提着枪,站在驾驶室两旁踏板上。卡车从漆黑的空寂无人的街道上飞驰而过,此情此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面对突如其来的形势变化,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留在学校,动机绝不是为了捍卫什么正确路线,也不是因为与对立派有什么深仇大恨,我没有真理在胸、正义在握的感觉。记得同班的女生肖玉清在同年的8月与同一派的几位女生去照相馆拍了一张照片,题记为“铁杆八一五”。她当时给我看照片,我笑了笑,心想我等不过是凡夫走卒而已,何谈“铁杆”。我心里很明白,武斗是长不了的,一切都是会过去的。促使我立即参与的思想动机,是一种团队意识——个人以团队的进退为进退。当时我认为是考验个人意志品质的关键时候到了,如果我缺席,就意味着退出,而退出是可耻的,我心里无论如何也过不去这道坎。
时隔一天,我便徒手参与了杨家坪地区空压厂的武斗。

攻打空压厂时的战场乱像

8月1日晚上,武斗队在实验大楼阶梯教室集中,任树林做了简短的交待,但是没有具体的班排组织。因为武器的数量不够人手一枪,我是初来乍到,也没有拿枪的积极性,算是徒手参与了。
8月2日早上,得知重大八一五的队伍已先行出发了,我们便搭乘公交二总站的一辆客车向杨家坪开进。
行经石桥铺快到原石油库上坡路段的地方,突然听见一声枪响。随即就有人报告,高三4班的陈尉雄同学受伤了。因为是在我方的地段上,所以大家并不太紧张。停车下来联系前方,原来是石油库我方的武装人员正在坡上放警戒,见我们单车开进,有人紧张就开了一枪,结果伤到了陈尉雄同学的腹部。处理的办法是,石油库用车将陈尉雄送往七医大救治,由高三4班马仲模同学陪同,其余同学继续开进。
车行至杨家坪,即听到四周密集的枪声。杨家坪中心转盘地势开阔,为了尽快通过,客车加足马力,干脆从转盘中间原来的街心花圃直接冲了过去,急速地开进空压厂大门。进了大门才看见重大八一五的吴庆举他们和一大堆空压厂本派的武装人员。隔了一会儿,一挺架在一辆卡车上的高射机枪开始向空压厂俱乐部和水塔方向断续射击,枪声震耳欲聋。在等待分配任务的时候,我见邓训诰独坐在一边,我走过去,准备给他谈一下我在北京了解的情况。他一言不发,若有所思。见他不感兴趣,我便没有谈下去。
给我们分配的任务是驻守建设电影院旁边的小高地梅堡,保障侧翼的安全。在梅堡上,一直呆到下午两点钟左右,没有发生任何情况。下午两点多钟,又有人来通知我们去新华印刷厂,任务依然是保证侧翼安全。我们在新华厂具体的地点是该厂的幼儿园。从幼儿园的窗户看出去,下方是几块梯田,梯田下面是一处水塘,远处应该是动物园旁边重庆钢校的范围了。
下午三点多钟,透过窗户,看到钢校那边有零星的武装人员手持半自动步枪向杨家坪中学方向射击,侧面正向着我们。判定是钢校反到底派的武装人员,距离在百米左右,小口径步枪够不上。于是有人建议将坦克机枪架在窗台上射击。捣鼓了一阵,刚把枪架上去,对方就消失了,最终没有射击。
呆了一段时间,我心里对这种群众性的临时拼凑起来的战场指挥部署非常担心,当时没有电话联络,战场的通讯根本谈不上,基层组织是各自为战。前方是否进展顺利,或者已经撤退了?如果只剩下我们这支孤零零的队伍,岂不危险!于是我主动向任树林提出到前面去看一看情况。
下午四点左右,我只身沿公路走过梅堡,在空压厂四村的位置看见一辆坦克正在撞击一栋红砖楼房,估计是在准备射击位置。刚走到去向动物园公路的下坡的地方,听到一阵冲锋号声,一群武装人员,有的持枪,有的拿着大刀长矛,嘴里喊着:“冲啊——冲啊!”从杨家坪中学方向一条垂直于主公路的支马路冲出来,穿过主公路向空压厂俱乐部方向冲去。主公路旁边有一段边坡,冲锋的人群开始往边坡上爬。我弯着腰,靠着边坡,突然一阵子弹打来,弹着点正好在头上方的边坡,打得页岩石“唰唰”往下掉。我赶紧蹲下去。又一阵子弹打来,弹着点正好在我蹲下之前的头部位置!我心里暗自庆幸,若不是及时蹲下来,今天肯定是完蛋了。射向边坡的子弹可以肯定是己方所为,因为对方的子弹是不可能打到面向我方的边坡上的。当时战场组织之混乱,由此可见一斑。
我身旁有一位四十岁左右的武斗人员,手持一把大刀,非常勇敢地爬上边坡,正在起身的时候就被击中了。我正在他的下方,有人将他放下来,情急中我背起他循原路向后方返回。伤者在我背上一声未吭,不知是死是活。走到四村刚才看见坦克的地方,遇见一位穿军装挎着救护箱的女军人,估计是七医大红总的战场救护人员,我将伤员交给她以后,即一路小跑回到新华印刷厂。
我们撤到空压厂已经是下午五点半以后了。指挥部又安排我们防守厂消防队后面的一座小山头。从山头上可以看见杨家坪到九龙坡滩子口的一段公路。在向山头行进的途中,在消防队后面一段支公路,我看见重庆大学的武斗队“301”正从主公路跑过来。路边上重大吴庆举正在向“301”纵队的负责人回光文(外号阿登)交待什么事,只听见阿登在表决心,说“我们八一五战士头可断,血可流,坚决完成任务”之类的豪言壮语。我感觉很不自然,心想他们大学生怎么会这样天真?
上了山头,我们的同学与重大的同学交错趴在山头上,监视着前方,只听见子弹吱吱地从头上飞过。我身旁正好是一位重大的同学,没有交谈。不一会儿,他旁边的重大同学见他神色不对,姿势也变了。赶紧抬下去,放在担架上就已经不行了。后来才知道他的名字叫谢宗正,家住二钢厂,竟然是我姐姐的中学同学。他是被流弹击中的,战场是无情的,生死只在顷刻之间,咫尺之间,很偶然的。
天黑了,我们撤回到空压厂,当天晚上就睡在车间里的木板上。折腾了一整天,晚上睡得很沉,蚊虫叮咬全然不知。第二天一早,我们又乘车回到学校。

在建设厂清水池下又遭遇背后射来的枪弹

建设厂的武斗,我们是8月4日下午参加的。所有的武装人员和车辆都在重庆师专的广场上集中,集体开进。这次参加的人数比8月2日打空压厂多了很多,估计有50辆车,武装人员2000人左右。8月2日在空压厂,沙坪坝去的武装人员只有重大、师专附中、二钢厂。这次指挥编队的人是汽车22队的刘陵川,只见他前后奔跑,十分抢眼。车队下午四点左右出动,开到石坪桥沿公路依次停下来,我们的车靠后,停车的地点在矿山机器厂。
指挥部设在石坪桥十字路口的一建公司大院内办公楼里。晚上我随任树林去指挥部开会,主持会议的人有重庆大学的周家瑜,其余的人我都不认识。先前有人介绍了战场的形势以及第二天的战斗布置,我们才知道明天的进攻目标是工学院与建设厂之间的几座山头,进而居高临下进占建设厂。最主要的山头叫清水池,山头的下方就是建设厂靠两杨公路旁的几栋单工宿舍楼,也是对方防守清水池的屯兵之地。接下来周家喻作战场动员,为了打消大家的顾虑,他说要从空压厂方向用高射机枪封锁两杨公路,防止建设厂穿过两杨公路增援清水池,又说要用卡车装载800公斤炸药开到单工宿舍炸毁几栋宿舍楼。我一听,心里满怀狐疑:能落实吗?没落实的事就不应乱讲,让人觉得是在提虚劲。最后,幸好没有分配我们担任主攻的任务。
晚上大家东歪西倒在车上过了一夜。第二天早饭后,集体步行沿公路向工学院开进。进了工学院就听到密集的枪声,前面已经打响了。在工学院教学大楼的角落边,可以清楚地看见清水池,不过是相对高度40米左右的一座小山头,但清水池前面是一片开阔地带。在开阔地带没有我方的武装人员,有人在教学大楼上向清水池射击,枪声很近很清晰。清水池右边有一个比清水池稍低的小山头,与清水池呈马鞍形连接,小山头上有一片民房。我们的任务是占据并防守这座小山头。前往这座小山头也要通过清水池可以俯瞰的一小段开阔地段。我和几个同学跑过这段开阔地段,很快进入民房区,来到了山头上的一排民房里,见到了先前已经占据山头的我方武装人员。这批武装人员是二钢厂的,多是近四十岁的中年人,我见他们的武器全都是自动步枪或半自动步枪,一了解,才知道他们打空压厂时武器很差,吃了很大的亏,回去就抢了厂军管会的枪,一下子就武装起来了。这批人可能是上过战场的复员军人,很沉着。其中一个人对我说,他们上来的时候遇见了一个持半自动步枪的对方武装人员,被他们开枪打死了,枪也夺过来了,并向我们出示了这支系了红绸带的半自动步枪。
透过平房的窗户可以看见建设厂的单工宿舍,就在山头的下方,相距不过百十米。对方密集的子弹打在我们所在房屋的梁上,房梁已经打烂了,歪掉着了。稍前方还有一处房屋已经被打燃了。子弹从我们头上呼啸而过,只能抽空抬头望一望前方,顺着马鞍部过去,可以望见清水池的一部分。二钢的武装人员向清水池射击,而我们只有小口径步枪,没人开枪。
上午十一点左右,我看见对方的几个武装人员,沿着单工宿舍后面沟里的小路向清水池增援,但目标稍纵即逝,也没有人向他们射击。我没有枪,实际只是一个战场的观察者。
在山头上呆到中午,随即与几位同学循原路返回工学院内。吃过午饭后,同学们在四处休息,我独自到工学院内转了一转。在进工学院大门不远处的一个坝子里,看见一辆坦克和一辆四联机枪,很奇怪为什么没参与战斗。
下午四点钟左右清水池还没有攻下来,指挥部叫我们参与进攻,并叫来了一位熟悉情况的带路人,是小龙坎排灌校的,年龄只有16岁左右。他说刚从前面下来,知道一条很隐秘的道路,可以接近清水池,只要有几颗手榴弹,就可以扔上去,拿下清水池。可是我们没有一颗手榴弹。于是队伍集合起来,向清水池进发。
这次进攻的路线是在清水池的左面,也就是工学院后门家属区那一带,清水池在我们的右前方。走过一片家属区,我看见我们左上方的小山头上有几个人在用枪射击,向导说那是二十中的我方人员。紧接着又走进了一片家属区,家属区的前方是一幢工学院的实验大楼,该大楼有围墙,面对我们的围墙上有可容一个人进出的墙洞。我们的路线就是从墙洞进去,然后越过实验大楼,就可以接近清水池。
此时,不知何方射来的子弹逼得我们头都抬不起来,子弹打在我们身旁的家属楼的青砖墙上,留下清晰的弹痕。前边围墙的墙洞四周也布满了弹洞。可以判定,射向我们的子弹不是清水池打过来的,因为我们与清水池还隔着一幢实验大楼,清水池射来的子弹不可能打到我们面对的围墙上,子弹极可能是二十中方向射过来的。我趴在家属楼外的一段小土坎下,任树林就在我旁边,身后就是家属楼,我心里十分窝火,这里距墙洞只有二三十米。这时,向导已带着部分同学,冒着危险穿过墙洞进去了,任树林还试图接近墙洞,但头都抬不起来。我想如果后面一大群同学要从墙洞进去,肯定是凶多吉少,思想深处的意识是不值得。于是我对任树林建议,不进去,派人通知进去的人撤出来。任树林开始很犹豫,后来看子弹越来越密集,实在是进不去,就派了个同学通知进入围墙的同学撤出来了。撤出来的过程中没有发现伤亡,感到真是万幸。
接着我们脱离了战场,走到石坪桥,乘车回到学校已经天黑了。

许光钊、胡日新同学之死

回到学校,当天晚上就有同学反映,不见了许光钊与胡日新两位同学。有的同学说他们俩没到建设厂去,又有同学说胡日新可能下车以后回家去了。当时情况很混乱,没有分班排组织,也没有清点人数,在建设厂他们没有与我在一块,确实没有印象。武斗期间交通阻断,信息不通,他们家里也没来人询问。我们心存侥幸地认为,也许他们已经回家或者根本就没去建设厂。
直到1967年9月初,武斗暂时平息下来了,不少的单位到清水池战场上找寻失踪者的遗体。一天任树林叫我到清水池去一趟,看一看能否找到他们的下落。
当天下午,我和高二2班的郑世兴一道,由高二2班万吉余同学开着从师专弄来的一辆华沙牌轿车,到了工学院的家属区,这里正是那天下午我们行止的地方。从家属区的居民大娘那里打听到,在墙洞里面实验大楼角上的一间小房的房顶上曾经发现过两具尸体,因为天气炎热,尸体已经发臭,她们就叫一个身份卑微的“牛鬼蛇神”掩埋了。我们当即就找到这个人,他把我们带到离家属区不远处的一片荒地上,挖开土坑,见到两具高度腐烂的尸体。郑世兴从尸体的衣物确认其中一具是许光钊,另一具肯定就是胡日新了。
为什么当时没有人发现他们两人被打倒在小屋顶上呢?后来我才了解到,从墙洞进去不远就是实验大楼角落里的小屋顶,小屋是从堡坎下面修建上来的。进了墙洞的同学都要通过屋顶,然后从屋顶跳下去,下面就是实验大楼的后阳沟。他们从那里撤出来就不能再上房顶,而是从小屋前面绕过小屋,从另外的路通过墙洞出来的。因此,分析许光钊和胡日新是最后进墙洞去的,在通过屋顶的时候被击倒,所以没被人发现。
两位同学的后事处理完以后,任树林叫我写了一个情况说明,向他们的家庭交待。记得胡日新家里是我去的,他的家在重纺厂民主二村,具体的位置至今仍有深刻的印象。大约在1979年,许光钊的兄弟到重大来找过我(当时我已在重大读书),我也据实向他介绍了当时的情况。
许光钊、胡日新两位同学的墓修建在原师专附中大校门内的小花园里,老三届同学离校以后天各一方,没有人过问了。1974年我转业以后回学校去,就已经没看见了,不知什么时候迁走的。也许迁走是应该的,但不知是家属迁走的还是学校迁走的,通知家属没有。
胡日新同学是初67级的,他遇难的时候才十六岁。许光钊同学是高三3班的,跟我不一个班,但比较熟悉。他个子高大,外号人称“许大汉”,言语不多,为人忠厚诚恳。他不是团队里的积极分子,我不知道他自愿留校参加武斗的具体动因,但我知道“忠诚”是他参加武斗极重要的因素,学校里留校参加武斗的同学多有忠诚的品质。
当年,我们都是完全接受领袖和“组织”的教导成长起来的中学生,没有自己独立的思想和人格。那么,是谁在肆意地消费我们的忠诚,是什么原因使我们甘愿投身于与我们具有共同命运的对立派捉对厮杀的战场,使两位同学在风华正茂的年龄失去了宝贵的生命?
作为活着的同学,我们应该不断地追问,以告慰他们在天之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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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乱世】

浴血“八二八”

从 闻

那是一九六七年八月。我们叫它“武化革命”。
为了应付突如其来的战事和随时摸清对方的情况,重庆八一五派的北碚区捍卫红色政权联合总部(简称“捍红总部”)从下属几个分部的武斗队中抽调了九个认为有胆有识敢于牺牲的“钢杆”人员,组成了一支直接由总部指挥的侦察班,是能随喊随到善打能拼的机动小组。经过挑选,在四十四中学选了三个中学生,四十八中学选了两个中学生,朝阳中学选了一个学生,北碚代家沟公社“红农八一五” 选了三个身强力壮的农民。由302部队(军事院校)“五四兵团”一个叫金佃山和一个姓张的教员进行训练。我就是这个机动小组中的一员。
八月二十六日,生活车运来几十箱麻饼堆放在二楼我们隔壁的房间里,说是晚上加餐用,因是经常性的,大家也没在意。
二十七日晚饭后,我们接到通知,说晚上有任务,做好一切准备……
每次参加战斗,我们都是排头兵,早已习惯了,大家检查着自己的枪支、弹药、水壶,只等命令。因不知道什么时间出发,装备又在身上,虽然屋顶上的吊扇高速旋转着,但还是感觉到又闷又热。大家索性躺在地铺上,闭目苦等……
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从一楼直接来到我们屋里,大家一下子坐起来,睡眼惺忪满身是汗,只见“北机分部”的勤务员(文革中各群众组织头头的称呼)和一个瘦高男子与班长正在嘀咕,我们即刻跳起,睡意热意全无。片刻,勤务员发话:今晚攻打424,我们走第一个车,任务是从424大门正面进攻直插红楼,再和后续部队一起合围歼灭“猛虎团”……缙云山后有西师“春雷”兵团和川外“星火燎原”以及西农“星火燎原”三支部队(即西南师范学院、四川外国语学院和西南农学院的三个八一五派学生组织)围堵,凌晨四点半发起总攻,天亮结束战斗……
424,当时对外称总字424部队,即解放军通信兵技术学校,我们从小就知道那是一所军事院校,大门口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均有解放军持枪站岗,进大门就有一小排平房,据说里面驻有一个班的解放军战士负责警卫工作。小时候只见军人军车进进出出,老百姓从未涉足过,给人一种神秘、严肃和神圣感。该校的反到底派组织“424红联”控制着学校,成为北碚地区反到底派的重要据点。他说的红楼在哪里我们根本不知道,问了才知是大门口正面约一百米处一栋三层楼的红砖楼房。我们只需攻进去,后续部队会跟上与我们一起从楼后左边迂回过去攻打他们的×号楼(记不清几号了),据说反到底派的“猛虎团”团部就在此楼。
“猛虎团”是反到底派最能打仗最凶猛的武斗队伍,团长邱开全是复员军人,据说全团人都是身强力壮的各行各业的亡命徒,重庆及四川一些区县的武斗中都有他们参加。在他们撤离北碚西南农学院时曾枪杀八一五派俘虏,制造了震惊一时的“西农惨案”。当时八一五派曾在那里举办过“西农魔窟”展览,我曾去看过。八一五派组织了一批批群众去“参观”,接受“阶级(实际上是派性)教育”。后来才知道,当时两派都有枪杀俘虏行为,有关头头都受到了惩处。由于西师、302部队、西农逐一被北碚八一五派攻占,反到底派撤退到了424部队,那里成了反到底在北碚唯一的据点。为了将反到底派赶出北碚,捍红总部以“消灭猛虎团”为号召,决定发起这次战斗。
我们当时并不知道“猛虎团”已经撤到青木关去了,也不知道424部队里有多少反到底的武斗人员。只知道反到底派的“424红联”(军人组织)是训练有素的。我们当时还在议论,怎么战前没派我们去侦察一番?估计总部他们已做过考察胸有成竹,所以才派我们作进攻主力了吧。
肚子好像有些饿了,到隔壁拿了几个麻饼充饥。楼下陆续有人上来抬麻饼,原来前两天运来的麻饼是战备用的。
胡乱吃了两个顺手又揣了两个麻饼在口袋里下楼集合。天府煤矿“三一八”的拿着各式各样的武器已经结集,我们下到公路时早已有多辆卡车在路旁等候。我们上了第一辆车,上面已有十几个拿枪的人员,因都不认识又不准讲话,大家各自找好位置站着。
当时捍红总部设在北碚工人会堂,下属有重纺五厂、北碚机械厂和公交公司三个分部,好像北碚公园也有一部份人。重纺五厂是基地,后勤的食堂、医院、供给都在那里,里面住有学校和一些单位的武装人员,我们班开始还在对面山上的自然博物馆一带警戒过。公交分部当时主要是住的北碚区各单位的八一五派武装人员,如公交三总站、财贸系统、航运等单位的组织。北机分部主要是天府“三一八”和文星场代家沟公社一带“红农八一五”的武装人员,外加我们侦察班。
不一会儿,天府“三一八”和“红农八一五”的人员也陆续下到公路边来上了车,他们有的还拿着钢钎、棍棒,戴着藤帽,不时在问到哪里去。因我们有组织规定,在每次执行任务之前,任何消息和行动是绝对保密的,不能向任何人透露和解释,所以我们也不作答。
估计半夜都过了,车队终于出发。天漆黑一团,沿途经过西师、302部队,再过西农,车灯未开,慢慢地行驶着。往后望去,大约有四五辆车跟在后面。夜风迎面扑来,清醒着我们的头脑,带走我们的汗臭。离目的地歇马场越来越近了(因我们知道是打那里的424),大家提高了警惕,两眼死死盯着前方。前面好像有灯光和人影,车减速慢慢停下来。早已有人在此等候,驾驶室里下去了两个人,与公路边好几个人嘀咕了好一阵后,一人向后面几辆车跑去了,另一人告诉我们此处是状元碑,车不能再往前开了,怕暴露目标,只能走路前进,路上不能讲话和发出任何声音,枪全部关上保险,没有命令不能开枪……
当时北碚到歇马的公路相对来说是比较平直的,但状元碑到歇马还是有三四公里,公路上全是石子,走急了脚下就窸窸窣窣地响,特别是人多,又是夜间,行走声音就更大。于是有人发出指令:间隔远一点,尽量靠公路两旁的田地走。速度一下慢了下来,大家高一脚低一脚地在漆黑的夜里行进着。大约走了一个多小时,好像到了雷打石,前面已经看见有武装人员在前进,不知他们是什么时间从什么地方走到我们前面了。
过了曹家坝,已经能看见424的围墙了,有人指挥各武装队伍进入各阵地。我们迅速迂回向424大门公路对面的田地里找地方埋伏起来。周围已有武装人员在活动,估计是从红岩厂和浦陵厂方向过来的。
当时的任务是战斗一打响我们就一直往里穿插,因我们火力较强:三支五六式冲锋枪,六支五六式半自动步枪,受过训练且机动性比较强。于是我们做了分组:九人分三个组,每组一支冲锋枪两支半自动。第一组进大门后向左前方冲击,第二组向正前方冲击,第三组向右前方冲击,都以最快的速度先冲进去,避免火力的阻击。等对方反应过来还击时,我们已占据有利地形,可予以还击和掩护后续部队,然后找到“猛虎团”住处进行围歼。
一切准备就绪,大家各自盯住前方,目测和寻找着最佳进攻路径。
天黑乎乎的,我方到处是数不清的人影在活动,也不知道时间到底几点钟了……
突然“砰”的一声枪响在我们左前方响起,在凌晨的夜空显得特别清脆(后才听说是二钢的人员走火),大家顿时紧张起来,握着枪等待着进攻的命令。
死一般的沉寂,一分钟,两分钟……突然枪声在我们左前方424方向骤然响起,听起来好像有五六支步枪在打,还夹着一支冲锋枪在点射,因我们正前方和右边都没有枪声,所以估计是左边的部队暴露了目标。由于前方的枪声惊动了四方,424方向到处都有零星的枪响,大家正在观望,后面不知是谁大喊一声:“冲!”我们还没反应过来,众人已从田地跨过马路向424大门冲了过去。
哒哒哒……424大门口内不知从什么地方扫过来一梭子弹,顷刻间枪声大作,冲到最前边的几个人当场中弹倒地,密集的子弹打在公路上溅起的火花随着石子乱飞,子弹发出嘘嘘的刺耳声,大门一下就被对方的火力完全封锁住了。原来的穿插计划全部被打乱,只好找地方隐蔽对峙还击并找时机向里面冲击。
这时左中右的枪声都已响起,黎明前天更黑,搞不清到底有多少人在攻,也弄不清是哪些队伍在冲,乱七八糟地混在一起,只能从衣着上判断有工人、农民、学生,拿着各式各样的武器在奔跑,子弹曳光弹带着呼啸声像萤火虫一般在夜空中飞舞。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着,大家都不敢往里冲,有些人已摸到了围墙边伺机冲进去。突然“轰”的一声巨响,左边离424大门约二十米处围墙被炸开一个大口子。“轰”又是一声响,右边的围墙同样也被炸开一个口子,顿时大家蜂拥而入,有些人准备乘势从大门冲进去,结果又被打倒几个。看样子正门进入太危险,我们几个就从右边的缺口冲了进去。
进入424院内,枪声并不十分激烈,各路人马都在往里冲,天渐渐开始泛鱼肚白,依稀可见战斗人员的装束装备。我们小组顺着崎岖不平的小道向前方的楼房摸去,沿途到处是进攻的人员,没有统一的指挥,大家争先恐后地直往里冲,完全没有自我防范的意识和战术。哒哒哒……突然一阵密集的子弹雨点般从楼房各窗口向我方进攻人员袭来,当场就打死打伤数人。一个腿部受伤的人倒地后大喊大叫,这时大家才想到要隐蔽。
进攻一下受阻,众人都趴在地上、树干后面、低洼地方。我们看已不存在穿插的机会,就绕到围墙后边从偏离大楼右边的方向择机前进。
这时天已大亮,太阳也爬出来看热闹了。枪声紧一阵疏一阵,弄不清里面的情况。由于事先的穿插没有成功,天亮后我方完全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非常被动。我们绕过一小片开阔地来到一小溪沟旁,沟并不宽,约有两米左右,其实要跳跨过去也很容易,但沟边全是淤泥,没有硬着点。沟弯弯曲曲地不知伸向了何方,沟上有一水泥板小桥,估计平常人们就从这水泥板上过往。我们正准备过去,沟旁趴着的几个人对我们大喊:“不要从桥上过,危险!”话刚落音,对面楼房或远处山包上一梭子子弹打了过来,子弹打在水泥板上发出嘘嘘的呼啸声,好危险!这时我才看清,小桥这边已有两三个我方人员倒在那里一动不动,我们开始还以为是在隐蔽,结果全是中弹的。我们只好分散找地方隐蔽下来。
那栋楼房离小桥约有一百七八十米左右,三层楼高,正面对着大门,长约二十米,左边有一排平房,屋前栽有一排什么树,树长得有二楼那样高,守楼的对方是从三楼的窗户里向外射击的,二楼不时也有枪手在射击。他们不断变换位置向窗外射击,有半自动步枪也有冲锋枪,看来都很专业,估计是424红联的军人。
这可能就是红楼。我们小组商量了一下,看准三楼打枪的一个窗口同时进行还击并找机会前进。我们将半自动步枪的快慢钮拨在连发上,一声喊打,一支冲锋枪两支半自动步枪五十发子弹从三个隐蔽点同时射向那个窗口。赶快更换隐蔽点更换弹匣。哒哒哒……还没等我们换上弹匣,对方二楼三楼多个窗口同时向我们刚才隐蔽的地方一阵猛烈的扫射。好家伙,太专业了!不是我们训练有素,这次可能就麻烦了。
当当当……一阵清脆而震耳的枪声从我们右边约二十米处一个小高地响起,一连串曳光弹带着火红的射线直接打在那栋三层楼上,被子弹打碎的砖块溅落下来。我一听就知道这是“一二七”高射机枪在射击。这玩艺儿我在潘家坪战斗中就领教过。它本来设计是属高射炮系列,同“一四五”和“三七”炮一样是打飞机用的,“一二七”和“一四五”都有单管双管和四管联发,子弹有普通、穿甲和爆炸三种,弹头分别用黄、绿、红三种颜色标记,杀伤力非常强。据说在抗美援越中美国飞机都怕它。
不一会儿,左边好像也听到了“一二七”的当当声,这家伙真灵,一下子楼房里的守卫者闻声而逃,大家一跃而起,有的从桥上有的从沟旁同时向前冲去。
绕过平房,众多的进攻人员将楼房围住就是一阵乱枪。正好碰上朝阳高中八一五的几个战友,他们不要命地往楼上冲。我们没受到阻击就冲上了二楼和三楼,房门全被守军反锁着,进攻者一梭子子弹过去门上就是一排窟窿,“砰”的一脚将门踹开,大家持枪蜂拥而入,屋里原来的人躺在地上的、躲在桌椅下的、抱头的、跳楼的狼狈不堪。
战斗在继续进行着。把俘虏交给后续部队,我们急速下楼绕到楼后,过一平房前边是一个操场(练兵场),满地全是参差不齐的杂草,靠缙云山一方和右边有较高较宽的石阶梯看台,离操场约一千米处有几个小山包连在一起,山后好像就是缙云山歇马段,由于山山相连就形成了一道天然屏障。反到底的人在山包上用机枪冲锋枪和步枪向我们进攻人员扫射,我方人员想通过操场顺石阶梯看台冲向山包,没有统一的指挥,大家都朝着那几个山包进攻,对方密集的子弹打在操场和石阶上,溅起的石渣土沙使人有些害怕。像这样的地形地貌和敌方又占据高地的情况下,是完全不能硬攻的,但是没有受过训练的天府煤矿“三一八”的矿工、“红农八一五”的农民和其他一些组织的人们,却凭着人多势众硬往上冲。
这时的操场周围已有很多八一五战斗人员利用各种掩体向操场对面的几个小山包射击,枪声一会紧一会稀疏。
已快近中午,天气很热,大家急于成功,又没有人统一指挥和协调,也不知道为什么硬要强攻那几个山包。我绕到右边操场石阶旁观察,无意中看见我们第二小组的队员也在操场中向前冲。我们大声喊叫他们赶快撤出,可密集的枪声盖过了我们的声音,子弹从几处山包同时向操场上进攻的八一五派人员狂扫过来,当场就有好几个人中弹倒地。为了配合进攻,我们也向对面山包进行还击。不断有人被救护队抬走。冲锋枪、班用机枪、各式步枪,不知是哪个队伍的居然还有一挺歪把子轻机枪躲在树后向对方阵地猛烈射击。
进攻在缓慢地推进,又有几个人被打倒,我们小组集中火力向一个山包猛打,对方可能发现我处火力较强,也用机枪向石阶梯扫射过来,前面六七米处几个天府“三一八”的由于隐蔽较差且是在向前推进,被一阵乱枪打倒。此处不能久留,赶快更换位置。我刚一转身,一梭子子弹就打在石阶上,溅起的石渣乱飞。我们商量了一下,准备从右面山坡摸上去,虽然距离较远且是荆棘丛生,但相对来说比较隐蔽且安全,我们迂回成功还可以打对方一个措手不及。
正准备行动,突见操场约六十米左右我班二小组成员袁代富不要命地往前冲,嘴里还喊着什么。我们都为他捏把冷汗,正要叫他隐蔽时,只见他一下栽倒,枪甩出一米多远,倒在离他不到三米处趴着的一个人身旁……啊!袁代富中弹了,我的心一紧。我的好哥子好战友,平时是那样的谦和可亲,他大我们五六岁,身体粗壮,不多言不多语,随时看上去都是个憨相,但反应敏捷奔跑速度特快,手拿一支半自动步枪像耍玩具一样,我经常在他的呵护下一起吃喝玩乐……事后才得知,他倒地时离他不远处的那个人是他哥哥袁代发,兄弟俩都是代家沟的农民,那天同时上了战场,他们代家沟“红农八一五”和天府煤矿“三一八”是同时第一批冲进424的,由于受阻,进校园后全都分散了,正好我们第二小组从正门进去和他们碰在了一起,因战斗非常激烈,大家都在找机会往前冲,这时袁代发他们已冲到前面去了,当哥哥袁代发往前冲时,对方密集的子弹将他打倒,袁代富不要命地冲过去救他哥哥,又被一阵密集的子弹打倒……
报仇!我们绕过石阶梯同其他进攻人员一起向山岗奋力爬去。根本没有路,满坡是荆棘和茅草,山坡非常陡,约有六七十度,因随时要投入战斗,所以枪不能背着,只能一手拿枪一只手抓住草根树枝往上攀爬,天气太热,又渴又饿,脸上、手上、腿上、背上到处被划伤。
冲上陡坡,大汗淋漓,来到一处较缓的长斜坡上,已经能看见对方的山包了,大家分散从斜坡上迂回着前进。由于灌木林的掩护,我们离其中一个山包很近了他们也没发现。对方趴在山包上的“掩体”里只顾往下扫射,没想到他们左下方会有人突上来。当我们正准备冲过去时,突然被他们察觉,相距近百米距离,密集的子弹顿时横扫而来,还好,我们是一个斜坡又有很多树木灌木遮挡,顷刻间双方的激战在半山腰展开,我们十几个人一齐向他们开火,这时好像424大门方向传来“一二七”高射机枪的声音,一连串的子弹在山包上掀起泥土,大家顿时精神一振,边打边向前摸去。突然“轰、轰、轰”几声爆炸声在我们前面灌木丛中响起,对方不知从什么地方投过来几枚手榴弹,有人被炸中在呼叫在呻吟。不知是哪里的救护人员闻声而来实施救护。太危险了,我们处于坡下对方处于高处,随时都有可能被他门的子弹和手榴弹所击中,必须赶快往上冲占领制高点!于是留下三四个人躲在树背后佯攻以外,其余的人找机会往上爬。对方的子弹不断向我们扫射过来,树枝树叶不断掉在我们身上。这时我才体会到越南人民的丛林战是艰难。
刚爬了不足五六米,我们的意图很快就被对方发现,密集的子弹不断在我们头上乱飞,又是一连串的手榴弹飞了过来。我感到脸上一阵热乎乎的,以为是汗水,抹了一把没有管它,继续往上冲。两腿怎么有些不听使唤?每迈一步都非常吃力。豆大的汗珠顺额而下。我又抹一把汗,这才发现满脸是血!再低头抬腿一看,两只裤管已被血浸湿又干了,这时才意识到刚才对方投掷的手榴弹爆炸后我受伤了,伤口并不疼,脸上的血也不知是哪来的。一翻身提枪就往上冲,刚一迈步就感到一阵头重脚轻,一下就跌倒了,这时才感到双腿刺骨的疼,我已经不能站立起来了。同伴们从我身前身后穿过,看着他们那无畏的身影消失在丛林中,我发疯式地将一夹夹子弹发送给了对方……
“你受伤了!”一个声音在我身后响起,转身一看,一个救护队的人员来到我身旁,问过情况以后才知道他们是公交分部的。这时我满脸是血但早已干了,那样子看起来一定很吓人,先以为是头部中弹了,一查看才发现是右耳朵被弹片炸了一个小洞,同时两条大腿也分别中弹。已没有时间查看伤情,战场上枪声很紧,必须马上撤下去,以免再次受伤。在救护队员的搀扶下,我们顺着山坡往下撤。
来到操场旁边,枪声已没有刚才那样激烈了。早已有救护队的担架在此等候,因没有再流血,所以也没包扎直接就被抬走了。这时大门这边的通道已被我方控制,沿途是进进出出的武装人员,他们有的喊着叫着,急匆匆地跑着。一辆解放牌大卡车停在424大门口正待出发,被及时叫住,把我送上了车。车上还有两个伤员,一个脖子上缠着绷带在呻吟,一个躺在担架上一动不动,我躺在后面的担架上,眼望蓝天。
枪声还在断断续续地响着,不时还传来阵阵爆炸声。耳边听着公路两旁来来往往的人声车声夹着呼啸的风声,汽车向北碚方向急驶而去。车上两个中学生模样的女救护队员,嘘寒问暖地说个不停,一来分散一下疼痛的注意力,二来了解一下前方的战况。有个自报叫唐卫莉的给我印象最深,她口齿伶俐滔滔不绝,说她们已送了四批伤员回去了,死伤情况很严重,重伤员直接送重庆第九人民医院,轻一点的就送重纺五厂医院——当时捍红总部为了应急,在重纺五厂内临时设了一个“医院”,方便有小毛病或轻伤的人员临时医治。我们算轻伤,所以车直接开进了重纺五厂“医院”。
“医院”设在重纺五厂进大门的左边一阶梯上的平房内,我直接被送进“手术室”,其实就是一间约二十平米的房间,里面摆了七八张较长的桌子当“手术台”)。我的外裤因血干后凝结了已脱不下来,医生不由分说麻利地用剪刀剪破裤管。血早已不流了,但要将弹片取出。折腾了近一个小时后,我被送进了“病房” 的六号铺位。
不断有伤员进来,也不断有伤员离去。入夜后,还不断有人被送来,他们之间有活的也有死的。悲痛笼罩着重纺五厂,捍红总部广播站设在重纺五厂山上的高音喇叭里播放着“八二八”的战斗捷报和消息报道,同时也播放着低沉而悲壮的“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的“毛主席诗词歌曲”,那每一段音乐每一句唱词都在夜空中久久回荡……
第二天换药,我才清楚地看到左大腿被一弹片击伤,取出弹片后缝了三针,右大腿被一小弹片击得很深,因太小无法取出且无大碍,只有包扎观察。右耳朵被弹片击穿也无大碍,原来满脸的血就是耳朵受伤后流出来的,因当时不觉痛,所以也不知道满脸的血是从哪里来的,当时那样子着实很吓人。
下午,我拄着双拐到重纺五厂漂染车间去探望我班战士袁代富。在“八二八” 战斗中牺牲的人员都运到这里暂时停放。漂染车间就在重纺五厂“医院”后面,还没走拢就闻到一股刺鼻的福尔马林药味。车间里两边的冰砖上各整齐地停放着十四具“八二八”牺牲战友的遗体,分别用白布包裹着,头顶牌上写着他们的名子。找到袁代富,他们兄弟俩并排静静地躺在冰砖上。我的眼泪夺眶而出。好兄长,从我们相识相遇,一起执勤,一起训练,一起学习,一起“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冲锋陷阵,在寝室、在操场、在街头小巷,我们无时无刻不在一起……想不到昨天还在一起,现在却阴阳两分离!……
陆续有各战斗队的人前来悼念瞻仰他们的“战友”。哭声、哀叹声、呼喊声、叫骂声掺杂在一起,使人压抑得透不过气来。
后来听说第二天,朝阳中学的几个学生去424“打扫战场”,看能不能捡到步话机之类的“战利品”,他们车开到424大门口,下车后正往里走,忽然从红楼里射出一阵乱枪,当场就把朝阳中学高二的李明生和重庆大学大四的学生黄文田打死,使得原本就付出惨重牺牲代价的“八二八”战斗又添两名冤魂。
是谁打出的乱枪?没人知道。有人说是猛虎团回来了几个人,但是后来我在清查武斗问题的学习班里听猛虎团一个人说,他们那时已经转移到附近专县去了。“八二八”次日被打死的两个人真是冤。
在“八二八”当天被打死的人,难道不冤?
现在回想起来,武斗中被打死的人,哪个不冤?

2017年5月初稿
2017年6月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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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乱世】

亲见抢军火

王忠一

1968年夏天,重庆持续了一年的武斗仍在进行,不时传来的阵阵枪炮声让人们已经习以为常,只要不是发生在自己附近,连躲流弹的警觉和看热闹的兴趣也没有。
我家住在长江南岸的铜元局,与菜园坝火车站隔江相望,这个镇上有个造子弹的大型兵工厂——长江电工厂,厂区与家属区占了镇里百分之八十以上的面积。厂里的工人分为“八一五”派与“反到底”派,经过几次互有死伤的血腥搏斗,“反到底”派战败被赶了出去,“八一五”派在本地区就形成一家独大的局势,控制着铜元局。比起那些两派犬牙交错打拉锯战的地区,此时铜元局的局面相对平静下来。
文革开始我刚小学毕业,学校就停课了。我们这帮半大孩子还没长成可以参加造反和武斗的体魄,一天无所事事,喜欢看书的我连书也找不到一本,除了发生武斗时被大人圈在家里外,整天就是与一帮发小在附近东游西逛。我家就在长江边,长江就是我们的天然游泳池,河滩就是我们的嬉戏场。
1968年7月的一个下午,我们正在长江边游泳戏水。四点钟左右,只见长江下游驶来一艘小拖轮,拖轮靠南岸一侧绑带着一艘可以载重五六十吨的木驳船,木驳船是空载,没装货物,吃水线很浅。木驳船的甲板与拖轮的顶部,站满了身穿灰蓝色劳保服的人,有的头上还戴着藤帽,一副典型的武斗装束,但是这伙人全都空着手,身上也没有带武器,只有两个人,应该是当头的,拿着望远镜在观察位于江边的厂区。长江电工厂的成品车间——二十七车间就在这个区域,与江边公路只有一墙之隔。
船驶过我们,在我们上游三百米左右的厂区专用趸船停靠了,船上的人都下船上了岸,大约有二三百人,一个个长得十分剽悍强壮,有少数的女青年掺在其中,也有一些学生模样的年青人。最奇怪的是,在大热天里,有的人还戴着口罩。我们感到十分蹊跷:铜元局是长江厂八一兵团(重庆兵工系统八一五派组织)的地盘,这些外来武斗人员怎么就这样大大咧咧地来了,也没见掌控着厂里的八一兵团的人去过问。他们来干什么?我们预感到要出什么事了,赶紧上岸,穿好衣服,远远地观看。
这些人越过河滩,成群结队地沿着公路向街上走去,他们边走边观察着厂区的围墙,大声武气地开着玩笑。走在前面的一群人刚走完上坡段的公路,到了厂区的北大门前,后面的人就传话上来:“集合了,大家都回去!”这群人组织性还挺强的,没谁说什么,立刻转过身不紧不慢地往回走。到了河滩,也没排队,就地围成一大堆,听围在中间的领头人讲话。至于领头人讲的什么,我们隔得远听不见,好奇心虽盛,却不敢靠近去招惹这群武斗之花。
不多会,一声哨音响起来,“冲啊!”这群人齐声爆发出呐喊,飞奔着穿过河滩,越过公路,直扑到成品车间的围墙下。只见最前面的十来个彪形大汉七手八脚地抬起墙下一根粗粗的圆木,扛在肩上,喊着号子,一下下地向砖砌的围墙撞去,没几下就将围墙撞出一个大缺口。紧接着,两个手持夹钳的人赶上前去,三下两下就把随墙倒后掉下来的电网剪断,后面的人立即如潮水般地涌进缺口,冲进了成品车间。
不过两三分钟,扛着整箱子弹的人就从缺口里跑出来,向距离不过三四百米的船上跑去,有的强壮的人还两手各提一箱。他们穿过河滩,跑过跳板,子弹放在了船上后,又上岸向成品车间奔去。来来往往的人,犹如蚂蚁搬家一般,很快地,在成品车间围墙的缺口与船之间,形成了一条搬运子弹的链条。
不多时,长江厂军代室(代表军队驻厂负责军工产品质量验收的机构)的几个军代表满头大汗地赶来了,其中有个又白又胖、戴着眼镜的军代表,姓朱,正在与我们小学里一个姓龚的女老师谈恋爱,所以我们知道他们是军代室的,而不是驻军。几个军代表一边高声背诵毛主席语录,一边奋力冲进抢子弹的人群,企图接近围墙缺口,堵住搬运子弹的人。岂知对方早有准备,同船来的那些女青年这时就派上了用场,她们三四个对付一个,有的抱住腰,有的拽住手。尽管几个军代表拼命挣扎,也挣脱不了,挣不多会,帽子掉了,衣服扣子崩开了,一个个气喘吁吁、汗流浃背,狼狈不堪。
过了一会,又见缺口里出来的人不是扛的子弹箱了,而是沉重的麻袋和装满子弹的挎包,估计是装了箱的子弹抢完了,就抢还没来得及装箱的子弹。有些麻袋装得太多,扛的人扛不动了,双手一撒,麻袋掉在地上,立刻有两个人赶来,一人提着一只麻袋角,抬起就跑。抬到木驳船上,提着袋底一抖,把子弹倒在船舱,又提着空麻袋往成品车间赶。没有麻袋和挎包的人,干脆就脱下劳保服包起子弹,打着赤膊抱着走,没有包严的地方,不时掉出一颗颗黄灿灿的子弹。
这条传送子弹的链条大约运转了半个小时,又响起了一阵哨音,这些人迅速撤回船上。那些控制军代表的女将们,也丢开军代表跟着跑了。那艘拖轮一直就没熄火,烟囱一直冒着烟,发动机的“突突”声就没有停过。人都上船后,马上解缆启动,在江中画了半个圈,调头向下游开走了。船上的人全都席地坐在甲板上,奔来跑去搬子弹,也把他们累坏了。
几个军代表累得坐在路边的石头上喘粗气,看热闹的孩子们则一哄而上,在河滩上去寻找散落的子弹。
有人估计,这次被抢走的子弹不下百万发。整个抢军火的过程,控制着长江厂的八一兵团的人,一个也没有出现。其实,住在长江厂消防队的八一兵团的武斗主力——护厂队,离成品车间不过五百米。离事发地点有几里路的驻军,也没有出动制止。
好在这次大批的军火被抢劫后不久,中央制止武斗的两个《布告》掀起贯彻落实的高潮,两派没有再发生大规模的武斗,并在“九五命令”发布一周年的时候陆陆续续交出了武器,少数私藏的武器,也不敢公开拿出来用。不然,这批子弹不知又会造成多少冤魂。
后来听知情者透露:那次抢子弹,是一次里应外合的行动,围墙的电网,事先就断了电;混在抢子弹的人里带口罩的,就是本厂在里面带路的人;成品车间存放了那么多成品不入库,是早有预谋,等着人家来抢的。
这次抢子弹,刺激了一帮小学生的造反组织“小闯将”。他们在武斗时担任八一兵团的通讯员,协助站岗放哨,看管俘虏,得到了两只老掉牙的破枪,但是担心这群少不更事的半大小子去闯祸,没有给他们子弹。他们见大人抢子弹了,也蠢蠢欲动起来,在抢子弹事件发生几天后的一个深夜,沿着头次抢子弹的路线,翻墙进入成品车间去偷。刚刚进入车间,就被值勤的护厂队员发现了,一声大喝:“站住!”几个“小闯将”赶紧跑回墙下准备原路翻墙逃走,这时护厂队员一枪打来,一个“小闯将”应声倒地,吓得其他几个“小闯将”再也不敢动,乖乖地束手就擒。中弹的“小闯将”被子弹从右脸庞上穿过,打掉了右边牙齿。闻讯赶来的人一看是自己一派的小孩,赶紧把伤员送去医院抢救,把几个吓得瑟瑟发抖的惹祸包关了一夜,第二天,训斥一顿后就放了。
这伙偷子弹的“小闯将”中,有一个我的同班同学,事后他说:“那颗子弹是热噜噜地从我胸前擦过去的,吓得我好多天都睡不着……”
几个月后,我们在街上看到了那个中了弹的“小闯将”,本来他是个十分标致的少年,而今只见他被强拉拢来缝合的右脸上,凸起一个足有小孩拳头大的肉疙瘩,整个右脸都是粉红色的嫩肉,右眼的下眼皮也被拉下来翻着,露出红红的内眼睑,眼睛闭不严,鼻子也扯得有些歪,变成了一副难看的怪模样。一年后学校复课,他也和我们一起进了中学,只读了一学期,就不知去了哪里,我们从此再也没有看见他。如果他能活到现在,也该有60多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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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乱世】

1967年武斗后的重庆

陈仁德

那是1967年10月,刚刚从武斗战火中平静下来的重庆,迎来了凉爽的秋天,市民们得到了暂时的安宁。我正好在此时来到重庆,目睹了武斗后的种种情景。
我到重庆是去接我的父亲,这事要从当年6月说起。
父亲于6月初带着我的姐姐去重庆访亲,刚住下几天就遭遇了惨烈之极的重庆文革武斗。从最早的石块木棒对抗到后来的钢钎长矛拼杀再到后来的坦克大炮轰击,全过程一一经历。先是全市后是全省交通邮电彻底瘫痪,到处是炮火横飞,父亲陷在重庆无法脱身,终日惶恐万分。姐姐独自去了泸州,那里也是武斗重灾区,两派整日厮杀得天昏地暗。我们全家分别在几个地方(哥哥储德在遥远的川西北高原),互相都不知道对方的生死安危。
在焦急的等待中,有一天,母亲在她工作的忠县烟酒公司办公室里忽然感觉天旋地转,仰面朝天连着座椅向后倾倒,重重地摔倒在地。我得到消息后赶紧跑去,公司的同事已经将她抬到马路对面的医院里。我看到母亲脸色发黑,呼吸急促,还没有苏醒。那时我只有15岁,由于姐姐哥哥都不在家,我成了妈妈身边最大的孩子,是家里的男子汉,但我哪有什么应变能力呀,就只知道痴痴地站在一旁看着医生抢救。
母亲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心理压力太大。那年她41岁,上有年近80的奶奶,下有五个儿女,而一家人又分别在不同的地方,各陷战火杳无音信,她怎么能不焦虑万分呢?
母亲慢慢苏醒了,看见我在身边,淡淡地笑了一下,又恢复了焦虑的面容。
这是我记忆中全家亲人分离最久失联最久的岁月。
到了9月,终于传来好消息,武斗结束了,一切都暂时平静下来了。邮局开始重新受理电报业务,差不多是在第一时间,我们收到了父亲发来报平安的电报,大家瞬时就一块石头落了地。同时还收到了另外一些长辈发来的电报,幺叔的电报上排列了一大串名字,都平安度过了恐怖之极的武斗,只有“浩故”。那是说我的表哥李其浩已经故去。后来得知,在泸州医学院工作的其浩表哥无端地死于不知从哪里飞来的流弹。
接下来,长江上响起了久违的轮船汽笛声,轮船终于恢复通航了。当第一艘轮船经过忠县时,岸边挤满了惊喜的人群,这些成年累月看惯了轮船的人们仿佛是第一次看见轮船般的新奇。
于是10月里,我登上了西去的轮船,去重庆接父亲回家。
父亲那时住在上清寺嘉陵路39号我二舅家(大致是现在的国宾医院一带,现在叫上清寺路),当我忽然推门而入时,正在伏案写日记的父亲抬起头来将老花眼镜朝上顶了一下,好像在辨认我似的——他完全没想到我会忽然出现。
刚经历过战争惊骇的父亲清瘦不堪形容枯槁,我的意外出现让他又惊又喜,有点像杜甫《羌村》中所咏:“惊定还拭泪……相对如梦寐。”
我从小地方来到大城市,对重庆的一切都巴不得看个够,父亲便带我上街去游览。此时武斗的痕迹处处可见,触目惊心。
在嘉陵江大桥上,指头粗的铁栏杆被子弹洞穿的弹孔比比皆是,甚至有一颗子弹头还嵌在铁条里面,用手指可以拨弄。上清寺的街心花园里全是密集的坟墓,簇拥着很多已经破败的花圈,坟墓里埋葬的都是武斗死难者。在六中(后恢复为求精中学)大门上,骇然贴着一副杀气腾腾的对联:“犹记嘉陵桥头血,宜将剩勇打李任”。那时六中的红卫兵组织叫“32111战斗团”,是著名的武斗之花,从对联看,应该死伤了一些学生。对联所说的李任,是指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和重庆市委第一书记任白戈,都是中央明确公开点名打倒的“中国赫鲁晓夫的代理人”。
父亲一路给我讲他在武斗期间所目睹的惊险场面,接着又走到大田湾体育馆。那里的街心花园也全部是武斗死难者的坟墓,远远就看见惨白的花圈在秋风中抖动。
接下来几天,父亲带我走了很多地方。在朝天门长航大楼,我看到高大的圆形柱子上残留着如同水桶般粗的弹洞,显然是被大炮轰击的。在谢家湾,我看到著名的弯弯大楼,已经被战火烧得千疮百孔,只剩下摇摇欲坠的残墙,就像电影里的战争废墟。在杨家坪,我看到了柏油马路上深深的坦克履带辙印,从辙印的弯弯曲曲可以想见坦克当时为了躲避炮火而左奔右突,有一个地方竟然从街心花园碾了过去。杨家坪转盘四周所有建筑物全部被炮火击毁,只剩下电影院一幢建筑还比较完整,但外墙上全是密密麻麻的弹洞,每一孔窗口都无一例外地塞着用以避弹的棉絮。道路两旁的电杆无一根幸存,全部被炮火击倒横七竖八躺在地上,有的折断成了几段。无轨电车的电线和其他各种电线互相缠绕,在地上乱成一团,我这才知道无轨电车的电线原来很粗,比平时看到悬在空中的要粗得多。公交车站的站亭都成了焦黑的木炭,按理说小小的公交车站与所有建筑物都相距很远,战火是怎么燃过来的?
武斗虽然结束了,但是文革仍然在轰轰烈烈地进行中。10月某日,反到底派在大田湾体育场召开了斗争被中央点名的“任白戈及其一小撮同伙”的十万人大会。那天我和父亲随幺叔从大渡口出发,一路跟随反到底派组织“十八冶红岩战斗团”前往大田湾。在濛濛秋雨中,人们激情高涨,沿途高喊着口号。由于队伍众多,行进中造成堵塞,不得不暂停下来等待疏通。就在暂停的很短时间里,“十八冶红岩战斗团”将大旗挂到路边的行道树上,大旗约2.5米长1.5米宽,上面用黄布贴着“十八冶红岩战斗团”八个大字,闪亮耀眼。因为需要挂到较高的位置,一位工人模样的大汉看见我个子小,就将我举起,让我去树上将大旗套上。我清楚记得,我将旗帜的左上角和右上角分别缠绕打结套在相距两米多的两棵并列的行道树上。过了一阵队伍继续前进,那位大汉又举起我去取下了大旗。
大田湾体育场人人头攒动,高音喇叭响遏行云。我出于好奇,挤进了最靠近主席台的地方。过了一阵子,“打倒刘少奇”、“打倒任白戈”以及打倒什么什么的口号声忽然像雷霆般响起,在口号的声浪中,沿着预留出来的车道开过来一溜敞篷解放碑汽车。第一辆车上站着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任白戈,他的两只手被两个身穿绿军装的汉子从两边反扭过去,肩膀被死死朝前抵住,整个身子被贴在车头上,胸前挂着的黑牌上写着醒目的大字“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任白戈”,任白戈三个字被打了大红叉。在他后面,依次是幸易之、余跃泽、廖苏华等市委官员,每人一辆车,都由两人揪着,胸挂黑牌。据说那天本来还要斗争李井泉的,因为临时有什么原因未果。这是我15岁前见过最大场面的批斗会,我睁大眼睛仔细看着,觉得很开眼界。回到忠县,我经常向别人吹牛,说这次批斗会如何如何了得。
印象最深的是牛角沱的夜晚一个大妈凄厉的呼喊声。
那天晚上大约八九点时,我听见街上传来一阵极其凄厉的声音:“你们一定要放出来哟……你们一定要放出来哟……”凭窗下视,只见一个白发苍苍的大妈拄着拐杖颤颤巍巍地从李子坝方向走来,走几步便双手撑着拐杖歇一会。父亲告诉我,这个大妈每天晚上都这样呼喊着走到上清寺转盘,又掉头一路呼喊着往回走。事情的原委是,这位大妈相依为命的独生女儿在武斗中莫名其妙被武斗组织持枪抓走,一去就没了下落,很可能被残害了,所以直到武斗结束,还是没有一点点音信。大妈思女心切,精神失常,每天晚上都沿街呼喊:“你们一定要放出来哟……你们一定要放出来哟……”
父亲讲述时,那个大妈还在继续呼喊:“这个事情,山城革命派最清楚,最清楚……你们好狠毒哦,我家里柴缺缺都没得一点了呀。你们好狠毒哦……你们一定要放出来哟……”
听着那个可怜的大妈凄厉的呼喊声在空荡荡的大街上回荡,没有任何人理睬她,任凭她孤独地踯躅在茫茫夜色里。
父亲的话没错,此后的每天晚上,我都听见了那撕裂人心的凄厉呼喊声。如今牛角沱的老居民健在者尚多,想必还有很多人记得那个可怜的大妈和那极其凄厉的呼喊声。
不久,姐姐逃难般地辗转泸州、宜宾、乐至、内江等地,经历了许多恐怖场面之后,也来到了重庆,远在川西北高原的哥哥也来了,我们一家四人相聚重庆,仿佛劫后余生。然后我们回到了老家忠县,与母亲和弟弟妹妹团聚。不由得又想起杜甫《羌村》的句子:“世乱遭飘荡,生还偶然遂。”

2017年8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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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纸堆】

重庆大武斗中部分停火协议

渔歌子 选录

选录者按:1967年夏至1968年秋重庆大规模武斗期间,两派群众组织曾在驻军主持下有过多次谈判,签订了多次停火协议。目前暂时只找到这几种,从中可见武斗情况之一斑。在协议上签名的两派代表,有的是两派的主要负责人,有的只是基层组织骨干成员,有的甚至是临时被派去充数的一般成员,事后也没有谁说得清楚是哪个组织哪个单位的。现根据已了解的情况分别简介于后,望知情者订正、补充。


1967年7月9日制止武斗协议草案

最高指示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也是文化大革命的首要问题。
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不能用咒骂,也不能用拳头,更不能用刀枪,只能用讨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一句话,只能用民主的方法,让群众讲话的方法。

关于立即制止武斗的协议(草案)

为了最坚决地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批准的中共中央的六条指示和中央的七条通令,有效地制止在本市最近出现的打、砸、抢、抄、抓的武斗歪风,维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秩序,维护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威,保护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防止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浑水摸鱼,乘机捣乱,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经本市两派(支革派和反革派)代表全权代表所属组织,充分酝酿协商,达成以下协议:
一、从即日起,无条件地立即停止武斗。两派各组织均不得对对方组织(包括总部、分部、纵队、战斗队等)及其所属单位(包括广播站、印刷所等)进行冲击、围攻,更不准调集外单位人员参加武斗。正在发生武斗的单位、地区,在本协议生效之时起应马上停止武斗,围攻者一方或参加武斗的外单位人员应首先无条件地撤出现场。
二、从即日起,除专政机关奉命依法执行任务外,任何团体和个人都不准对任何团体和个人以任何借口进行搜查、抄家、抓人、扣人,不准私设公堂,已抓的人员必须无条件地在七月 日 时前全部释放。在未释放前,不得再对被抓的人员进行殴打和人身侮辱。对受伤的被抓人员,应给予治疗。
三、任何团体、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阻碍铁路、公路、轮船运输,不许拦路、拦车、抢车、检查和扣留车辆,对已被抢劫、扣留的车辆(包括汽车、摩托车、自行车等)各组织必须在七月 日 时以前无条件地送还原单位,从即日起,任何团体和个人都不得动用交通工具(包括消防车、拖拉机等)参加武斗。
四、从即日起,不得再修筑工事(包括室内外的工事和探照灯),制造凶器。已修筑的工事必须在七月 日 时前全部拆除。各组织现有的用于武斗的各种枪支弹药(包括机枪、步枪、手枪、小口径步枪、土枪、土炮、各种炸药、雷管、燃烧弹等)以及各种武斗工具(包括大刀、匕首、钢钎、长矛、弹枪、藤帽、棍棒等)必须在七月 日 时前由各组织自行全部集中清点封存,听候市革筹组、驻军部队处理。任何团体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借口启封使用。
五、现有脱离生产岗位,囤集起来,专搞武斗或防御武斗的队伍应立即解散,所有人员必须在七月 日 时前全部返回原单位抓革命促生产,占用的公房立即交还原单位使用。任何团体和个人严禁动员农民和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进城,对已进城的农民和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应由调集单位于七月 日 时前动员返回农村,参加生产。
六、凡因观点不同而被迫离开原单位的人员应允许立即返回原单位,该单位的群众组织必须保证其人身安全,给予正常的工作条件和“四大”权利。
七、社会主义的国家财产和集体财产,绝对不可侵犯,革命群众都有保护的责任,任何团体和个人都不准侵占,不准砸抢,不准用任何借口进行破坏。
八、从即日起,两派革命组织,除经市革筹组同意外,不得上街游行和召开全市性的大会。
九、各军事院校的文化大革命必须按照中央的有关规定进行。
十、各群众组织所设的广播站的播音时间,应控制在上午七时半至十二时,下午三时至十时半。其余时间不得广播,以保证人民群众的正常休息。从即日起,任何团体不得装置和使用广播车。
十一、重庆警备司令部和驻军应坚决地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中央七条通令,并监督检查上述各条的贯彻执行,从即日起,对违犯七条通令和上述各条的都应该严加处理,对于肇事者和背后操纵者,对于打死、打伤人,放火、放毒的凶手,必须依法严惩。
各群众组织应认真负责保证上述各条的贯彻执行。重庆警备司令部和驻军有权制止武斗,各群众组织必须听从,不得拒绝,并应积极协助驻军部队处理武斗事件,任何一方不得包庇纵容坏人。
十二、本协议自签字之日起生效。

支革派:
重庆市革命工人造反联合总指挥部
重庆市革命农民造反联合总指挥部
重庆市机关革命造反联合指挥部
重庆市革命教职工造反司令部
重庆文艺界革命造反司令部
重庆卫生系统八一五兵团
重庆市公安革命造反联合总部
重庆法院兵团
重庆市检察兵团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七军医大学《红联》红色造反总团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字四二一红色造反兵团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字四二一军工造反团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字四一二红色造反团
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字二四二文筹
中国人民解放军成字三○二“五四”兵团
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
重庆中学生红卫兵红联会
东方红红卫兵革命造反兵团
新重庆报鲁迅战斗团
重庆人民广播电台红色造反队
红卫兵成都部队赴渝纵队

反革联派
重庆工人革命到底总司令部
重庆农民革命军反到底司令部
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字二四二部队红色造反者总团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字四一二部队红旗造反团
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字二四五部队一○五红色造反总团
中国人民解放军成字三○二部队红色造反者总团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字四二四部队红色造反联合指挥部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字四二一部队红色造反纵队
重庆红卫兵反到底司令部
重庆中学生红卫兵总部
重庆井冈山红卫兵总部
重庆红卫兵红一方面军司令部
重庆卫生界红卫战斗团
重庆机关革命造反司令部
重庆革命教职工井冈山总部
重庆文艺界延安兵团总部
《新重庆报》九一四纵队
成都川大八二六赴渝兵团
一九六七年七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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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8月6日立即停止武斗协议

最高指示

要用文斗,不用武斗。

关于立即全面停止武斗的协议

在市革筹组和重庆警备司令部的主持下,经重庆两派代表充分协商,关于立即全面停止武斗达成如下协议:
一、双方同意,立即无条件地全面停止武斗。从八月六日十二时起,停止射击,停止进攻。严禁任何组织和个人使用一切杀人凶器,严禁打、砸、抢、抄、抓,严禁阻塞和破坏交通,严禁破坏国家财产。
二、双方同意,在停火之后,对再行挑起武斗者,由重庆警备司令部视其情节轻重,立即依法惩处。各革命群众组织,对重庆警备司令部所采取的无产阶级专政措施,必须给予坚决支持。
三、立即由市革筹组、重庆警备司令部召集双方代表研究停止武斗后的有关事宜。
此协议,双方各革命群众组织,都应开动一切宣传工具(广播站、大字报、电报、电话等),向全市工厂、农村、学校、机关、街道进行广泛深入的宣传。

双方代表签字

重庆八一五派 重庆反到底派
叶蓁荣 杨正中 冯国琏 周应古 黄 廉 王兴国

此协议书一式六份,送双方代表、省、市革筹组、成都军区、重庆警备司令部,每份有同等效力。
一九六七年八月六日零时四十分

签字代表简介:
叶蓁荣:重庆师范专科学校学生,师专八一五战斗团代表。
杨正中:市中区日杂商店一般干部,财贸八一五战斗团总部代表。
冯国琏:3403厂工人,八一兵团代表。
周应古:国营建设机床厂工人,反到底军工井冈山总部代表。
黄廉:重庆木材公司鱼鳅浩木材站采购员,反到底工总司代表。
王兴国:重庆交通学院学生,反到底大专院校司令部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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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8月9日协助制止武斗协议

最高指示

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

关于成立协助警司制止武斗、
处理停止武斗后有关事宜的工作组的协议
(立即全面停止武斗补充协议之一)

为了保证双方代表已经达成和将要达成的各项协议的贯彻执行,经双方代表协商,根据八月六日零时四十分关于立即全面停止武斗协议的第三条,就协助警司成立制止武斗、处理停止武斗后有关事宜工作组(以下简称工作组),达成如下协议:
一、在市革筹组、警司的领导下,双方各派代表七名组成工作组,由警司担任组长,双方各一人担任副组长。工作组的工作人员名额,视其需要,由双方协商确定。
二、工作组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认真贯彻军委“八条命令”、“十条命令”、中央“七条通令”和军区张、梁首长“六条命令”,协助警司督促检查已达成和将要达成协议的贯彻执行。在其他协议暂未达成之前,目前即着手协助警司调查处理八月六日十二时以后发生的开枪流血事件。三、各革命群众组织对工作组所采取的各项革命措施,应大力支持,给予工作上的方便,无条件地保证工作组人员、车辆的绝对安全。工作组的办公地址设在重庆警备司令部,从八月十日十二时起开始办公,其工作人员和车辆在进行工作时均佩戴专制的符号和证件。
此协议自公布之日起生效。

双方代表签字

重庆八一五派
冯国琏 刘志诚 王显乾 段德昌 杨正中

重庆反到底派
董源河 黄 廉 王 常 董向阳 王兴国

此协议一式六份,送双方代表、省革筹小组、成都军区、重庆市革筹小组、重庆警备司令部,每份有同等效力。
一九六七年八月九日零时

(注:原件上两派签名各在左右两栏,反到底派签名在右栏,按旧式中文书写格式右起竖排。)

签字代表简介:
冯国琏:3403厂工人,八一兵团代表。
刘志诚:重庆市话剧团演员,八一五派重庆文艺界革命造反司令部代表。
王显乾:不详。
段德昌:重庆市经委十八级干部,八一五派重庆市机关革命造反指挥部代表。
杨正中:市中区日杂商店一般干部,财贸八一五战斗团总部代表。
董源河:国营双溪机械厂技术干部,反到底派军工井冈山总部代表。
黄廉:重庆木材公司鱼鳅浩木材站采购员,反到底 工总司代表。
王常:江北区公安分局干警,反到底派公安红一方面军代表。
董向阳:不详。
王兴国:重庆交通学院学生,反到底派大专院校司令部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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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8月10日释放被俘人员协议

最高指示

我们的军队一向就有两条方针,第一对敌人要狠,要压倒它,消灭它;第二对自己人、对人民、对同志、对官长、对部下要和,要团结。

关于立即无条件地释放被抓被扣人员的协议
(立即全面停止武斗补充协议之三)

关于立即无条件地释放被抓、被扣人员,经双方代表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一、双方同意立即无条件地于八月十二日十二时前全部释放被抓被扣人员。在释放之前,不得殴打杀害或转移,违者由市革筹小组、重庆警备司令部视其情节轻重依法惩处。
二、今后除专政机关外,任何革命群众组织和个人均不得以任何理由抓人、扣人和私设公堂、监狱,违者由警司负责按中央“六六”通令严加处理。
三、对被抓被扣的伤、病员,双方提出名单,由市革筹小组、警司负责通知到指定的医院治疗。
各革命群众组织要做好被抓被扣人员的政治思想工作,保证此协议的顺利执行。
此协议自公布之日起生效。
双方代表签字
重庆八一五派
冯国琏 刘志诚 王显乾 段德昌 杨正中

重庆反到底派
王兴国 董源河 黄 廉 王 常 董向阳

此协议一式六份,送双方代表、省革筹小组、成都军区、重庆市革筹小组、重庆警备司令部,每份有同等效力。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日一时

(注:原件上两派签名各在左右两栏,反到底派签名在右栏,按旧式中文书写格式右起竖排。)
(签字代表简介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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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8月10日保证伤员正常治疗协议

最高指示

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

关于保证伤员正常治疗的协议
(立即全面停止武斗补充协议之四)

为了保证武斗受伤人员的正常治疗,经双方代表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一、双方同意在市革筹小组、警司指定的医院内治疗双方因武斗而受伤的人员。
二、为确保伤员得到正常治疗,保证医护人员的人身安全和工作条件,各革命群众组织不得以任何理由冲击医院,不准在医院内搞打、砸、抢、抄、抓,违者,视情节轻重予以严肃处理。
三、各医院的革命群众组织和全体医护人员,应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发扬革命的人道主义,救死扶伤,切实做好治疗工作。对不同观点的伤员,要一视同仁,不得刁难、歧视。
四、治疗经费问题,按市革筹小组有关通知执行。
此协议自公布之日起生效。

双方代表签字

重庆八一五派
冯国琏 刘志诚 杨正中 段德昌 王显乾

重庆反到底派
王兴国 董源河 黄 廉 王 常 董向阳

此协议一式六份,送双方代表、省革筹小组、成都军区、重庆市革筹小组、重庆警备司令部,每份有同等效力。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日一时

(注:原件上两派签名各在左右两栏,反到底派签名在右栏,按旧式中文书写格式右起竖排。)
(签字代表简介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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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9月1日停止武斗第一号协议

最高指示

要提倡顾全大局。每一个党员,每一种局部工作,每一项言论或行动,都必须以全党利益为出发点,绝对不许可违反这个原则。
要相信和依靠群众,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相信和依靠干部的大多数。

重庆两派关于立即停止武斗的第一号协议

为了坚决响应和贯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发的中央关于展开拥军爱民运动的伟大号召;为了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八月二十三日对制止重庆地区武斗的三点紧急指示;为了实现山城四百万人民迫切要求立即制止武斗的强烈愿望,在中央调查组的亲临指导下,在市革筹小组和重庆警备司令部的主持下,经双方协商,首先就停火问题达成如下协议:
一、最热烈地拥护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发的中央关于展开拥军爱民运动的号召,立即组织广大群众认真学习,深入地,广泛地宣传,做到家喻户晓,深入人心。遵照毛主席的教导,相信和依靠中国人民解放军,认真指定和贯彻拥军公约,立即在全市范围内掀起一个更大规模的热烈的拥军爱民运动。
二、热烈欢迎和绝对信任中央调查组,确保他们的安全和工作的方便。
三、双方同意从九月二日十八时起,无条件地全面停火。停火后,不得以任何借口开枪射击,任何群众不得携带武器和凶器。
四、严禁打、砸、抢、抄、抓,双方必须无条件地立即全部释放被抓去的革命群众,今后一律不准抓人。
五、绝对不允许向解放军及防地、巡逻哨、军车等进行检查和射击。绝对不允许以任何借口干预解放军执行任务。解放军指挥机关、营地不许外部人员进驻。解放军所拥有的各种武器、装备和物资决不允许侵犯。
六、双方同意在九月四日以前,将各自拥有的一切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分点封存,由警备司令部和双方代表共同监管,然后全部上交(双方代表于九月五日协商上交办法)。上交前,不准任何组织和个人以任何借口偷运、转移和扩散,并在水陆主要路口由军队设卡检查。
封存地点如下:反到底派共十一个点,即:长安厂,江陵厂,三钢厂,九龙坡,建设厂,望江厂,黄山,重医,上清寺,体育馆,交通学院。
八一五派共十一个点,即:红港,外贸大楼,枇杷山,井口,沙坪坝,长江厂,李家沱,上新街,大坪,九龙坡,大渡口。
北碚区、南桐矿区、长寿、綦江、巴县由当地驻军召集两派代表协商组成制止武斗工作组,根据本协议处理当地武器弹药问题。凡离开本市区的群众组织的成员,必须全部招回本市区,武器弹药如数带回。
七、停火后,已离开生产、工作岗位的人员,应立即返回原单位,抓革命,促生产。所有企业、事业、服务行业停业的单位,应立即恢复生产,保障市场供应,安定人民生活。迅速恢复水陆交通运输,任何组织和个人一律不准拦截、检查、强占或破坏车船。各单位对持有不同观点的人员及家属,在政治上不得歧视,在经济生活上应一视同仁。
以上各条双方签字后,立即生效,由市革筹小组、警备司令部监督执行,违者予以严肃处理,对于严重违犯及有意破坏此协议的肇事者及幕后,各群众组织应协助市革筹小组和警备司令部对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两派要求中央调查组进行监督。
此协议一式十三份,具有同等效力。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全军文革小组、中央调查组、省革筹小组、成都军区、市革筹小组、重庆警备司令部、重庆军分区,分送重庆两派。

双方代表签字

重庆八一五派:
周家喻 滕玉泉 杨正中 陈伟立 冯国琏 蔡增华 潘广钧 汤大华
杨德凌 甘永富

重庆反到底派:
李木森 黄 廉 段炳森 陈小华 邹毓林 邵大鹏 刘大强 粟远奎
杨 春 蔡日伦

一九六七年九月一日十二时
(注:原件上两派签名各在左右两栏,反到底派签名在右栏,按旧式中文书写格式右起竖排。)

签字代表简介:
周家瑜:重庆大学学生,八一五派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代表。
滕玉泉:不详。
杨正中:市中区日杂商店一般干部,财贸八一五战斗团总部代表。
陈伟立:不详。
冯国琏:3403厂工人,八一兵团总部代表。
蔡增华:重庆大学教师,重大八一五战斗团代表。
潘广钧:重庆机器制造学校教师,八一五派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代表。
汤大华:四川外语学院学生,八一五派北碚区捍红总部代表。
杨德凌:重庆市体委运动员,八一五派重庆市机关指挥部代表。
甘永富:不详。
李木森:国营重庆江陵机器厂助理技术员,反到底派工总司代表。
黄廉:重庆木材公司鱼鳅浩木材站采购员,反到底派工总司代表。
段炳森:重庆市体委运动员,反到底派机关司令部代表。
陈小华:不详。
邹毓林:国营江陵机器厂工人,反到底派军工井冈山总部代表。
邵大鹏:国营建设机床厂工人,反到底派军工井冈山建设厂红大刀代表。
刘大强:重庆电力学校学生,反到底派中学生红卫兵九一纵队代表。
粟远奎:重庆市民政局一般干部,反到底派机关司令部代表。
杨春:军事院校学员,时为工人造反军总部文艺宣传队指导员。本是造反军总部派宣传部长唐工作代表前去参加谈判,唐工不愿去,临时叫杨春顶替其作工人造反军总部代表。
蔡日伦:不详。

~~~~☆~~~

1967年9月16日外出人员返回本单位协议

最高指示

抓革命、促生产。

社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只要这些人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又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不是回避问题,而是用积极的态度去解决问题,任何人间的困难总是可以解决的。

重庆两派
关于外出人员返回本单位“抓革命、促生产”的协议

为了坚决响应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批准的中央“九·一三”通知;根据“红五条”精神,在市革筹组、重庆警备司令部主持下,两派通过充分协商,就离开生产、工作岗位的人员立即返回原单位“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达成如下协议:
一、双方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作好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动员离开生产、工作岗位的人员,立即返回原单位“抓革命、促生产”。离开生产、工作岗位的人员,务必于九月二十五日前返回原单位。逾期无故不返回者,以旷工论处。
凡有组织地挑动职工离开生产、工作岗位,在外流散或专搞武斗者,应立即全部召回,否则,一切后果概由挑动者负责。
二、各机关、厂矿、企业、事业、院校等单位的两派群众组织,应根据本协议精神,就有关外出人员返回本单位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进行协商,
确定恢复生产的时间和生产准备;
确定外出人员返回时间和生活安排;
双方认为其它急需解决的问题。
各单位的群众组织,对返回的不同观点的群众组织和个人,要抱热情欢迎的态度,保证“四大”的正常进行。在经济上、生活上要一视同仁,对衣、食、住有困难者,应充分发动群众,发扬阶级友爱,通过互相协商的办法解决。
关于工资发放问题,按九月十三日中发〔67〕300号《通知》第四、五条规定执行。
三、今后严禁任何群众组织及个人抓人。已抓的人,应保证其人身安全,并于九月十六日十四时前送到警备司令部,以便放回原单位。对杀人灭口者,由市革筹组、警备司令部依法严加惩处。
四、各级群众组织所修筑的各种工事、埋设的地雷、各种障碍物等必须由修筑、埋设的群众组织于九月廿二日前全部拆除。
五、全市的铁路、公路、航运、船渡、缆车等水陆交通运输,应于九月二十日前恢复正常。
任何群众组织和个人,过去抢劫和动用外单位的车船,必须于九月二十日前,车辆上交警备司令部,以便归还原单位;船只由占用的群众组织直接归还原单位。逾期不交者,由市革筹组、警备司令部追查处理。
全市的银行、邮电、医院、商店、粮店及其它行业,应立即恢复正常业务。
六、凡进城参加武斗的农民和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必须立即返回农村。属于本市范围以外的,于九月二十日前,由召来的群众组织负责集中,报市革筹组,统一组织遣送,因进城参加武斗产生的伤亡事故、生产损失、误工补贴,一概由挑动者承担全部责任,并应做好政治思想工作,动员他们回原地抓革命、促生产。
以上协议各条,自双方代表签字后立即生效,由市革筹组、警备司令部监督执行,并请中央调查组、省革筹调查组监督。违抗以上各条者,视其情节轻重,由市革筹组、警备司令部严肃处理。
  本协议一式十四份,具有同等效力。上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全军文革小组、中央调查组、省革筹组、成都军区、省革筹调查组、市革筹组、警备司令部、重庆军分区,并分送重庆两派各一份。

双方代表签字

重庆八·一五派
周家喻 滕玉泉 杨正中 陈伟立 吴德新 蔡增华 潘广钧 汤大华
杨德凌 甘永富

重庆反到底派
黄 廉 周应古 段炳森 邹毓林 陈 林 陈小华 鲜继才 刘福筠
王时昌 陈 红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六日九时

重庆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
中国人民解放军重庆警备司令部翻印

(注:原件上两派签名各在左右两栏,反到底派签名在右栏,按旧式中文书写格式右起竖排。)

新增加的签字代表简介:
吴德新:不详。
陈林:不详。
鲜继才:不详。
刘福筠:女,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学生,重庆井冈山红卫兵总部代表。
王时昌:不详。
陈红: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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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3月26日全面停火协议

最高指示

要斗私、批修。
要用文斗,不用武斗。
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不能用咒骂,也不能用拳头,更不能用刀枪,只能用讨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一句话,只能用民主的方法,让群众讲话的方法。

重庆两派关于立即全面停火、制止武斗的协议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大好形势下,在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关键时刻,中央首长于三月十五日对四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了极为重要的指示,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对我们的最大关怀、最大爱护、最大教育、最大鞭策,这是对李、廖、任死党和帝、修、特及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即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复辟阴谋的致命打击。但是,敌人并不甘心于自己的灭亡,他们必然要作垂死挣扎,目前他们利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挑拨离间,抢夺人民解放军和国防工厂的武器、弹药,制造摩擦,严重的干扰了斗争的大方向,破坏了抓革命促生产和交通运输,扰乱了社会治安,危及了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为了粉碎阶级敌人挑起武斗的罪恶阴谋,全面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全面落实“红十条”、“红五条”和中央首长“三·一五”指示,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始终把斗争锋芒指向刘、邓、李、廖、任死党,开展革命的大批判,促进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为此必须有效的制止武斗。在重庆警备区主持下,经两派代表充分协商,就制止武斗问题达成如下协议:
一、双方保证从三月二十七日十二时起,无条件停止一切开枪事件,如再有开枪、挑动武斗或进攻对方的事件发生,由该派对武斗后果负完全责任。该派应积极协助警备区、驻军采取坚决措施,立即制止。对武斗的挑动者、幕前幕后的指挥者和打伤、打死人的凶手,应立即由该组织扭送警备区依法处处。
二、双方保证从三月二十八日十二时前,就地集中封存全部武器、弹药,不许动用、私藏、携带、转移,严禁各革命群众组织私造武器,并立即解散一切专业武斗队、武斗指挥机构和拆除武斗设施。若发现过期不封存武器、弹药,私藏、携带、动用和私造武器等情况,警备区、驻军立即采取坚决措施强行收缴。各革命群众组织应积极协助。
三、武器就地集中封存后,报告当地驻军支左领导小组,在四月一日前,主动全部上交当地驻军支左领导小组,由驻军支左领导小组收运上交重庆警备区入库。逾期不交者,以私藏武器论处。两派要坚决服从重庆警备区检查哨、巡逻队的检查,不得刁难、抗拒。
四、高举“拥军爱民”的旗帜,双方必须立即掀起一个“拥军爱民”的新高潮,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坚决相信和依靠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维护最高统帅的尊严,千万警惕阶级敌人挑拨军民关系,破坏军民团结。双方必须大力宣传、坚决执行“九·五”命令和成都军区三月五日命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抢夺人民解放军和军火工厂、国防仓库的武器、弹药和军事装备,不许冲击人民解放军的机关和营地,不得绑架和殴打人民解放军。
五、切实执行《六·六通令》、《九·一三通知》,严禁打、砸、抢、抄、抓,双方将所扣留人员,在全面停止武斗二十四小时内全部送交当地支左领导小组或警备区处理。在送交前,不得对扣留人员进行杀害和毒打,对伤病员应给予治疗。今后各革命群众组织无权设卡和戒严,一律不准抓人,不得以任何借口拦截车辆、船只、物资和行人,否则,由各支左领导小组严加追查。对已经拦截的车辆、船只和物资必须尽快的退还原主,无人认领的车辆和物资,应送交警备区处理。
六、为保证本协议切实贯彻执行,经两派协商同意,由警备区和两派各派出的代表三人共同组成监督小组,由警备区担任组长(各地区支左领导小组负责组成相应监督小组),负责监督执行本协议,对监督小组成员的工作,应大力给予方便和支持,并确保其人身安全。
本协议自签字之日起立即生效,各革命群众组织和革命群众必须广泛宣传,切实贯彻,坚决执行。
本协议一式十四份,具有同等效力。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全军文革小组、省革筹小组、成都军区、中央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四川班、市革筹小组、重庆警备区、重庆军分区,分送重庆两派。

重庆两大派

反到底派
邓万禄 李永祥 甘定财 范邦荣 陈 林

八一五派
杨德凌 杨正荣 吕善恭 徐国勋 赵文富

军队代表
胡芝田 张民和 朱云龙 李国晖 李达明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六日十四时于重庆警备区

签字代表简介:
邓万禄:重庆102钢厂工人,反到底派工总司代表。
李永祥:不详。
甘定财:不详。
范邦荣:不详。
陈林:不详。
杨德凌:重庆市体委运动员,八一五派重庆市机关革命造反指挥部代表。
杨正荣:不详。
吕善恭:不详。
徐国勋:不详。
赵文富:重庆市第二十九中学学生,二十九中毛泽东主义战斗团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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