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 军队 文革

《昨 天》第一〇四期

抢救文革回忆 积累文革资料 交流相关信息 促进文革研究

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18年1月30日第104期


本期目录

〖重庆文革专辑2〗

生逢乱世

甘国成 我家为什么不喊“打倒任白戈”
刘庆丰 话说大武斗后的“青年路电子交易市场”

故纸堆

韩平藻提供 渔歌子录入并注释 红中司调查组工作总结
杨世元提供 何蜀整理录入并注释 “炮轰”与选举
——重庆“工农兵”总团两次会议记录
渔歌子整理 重庆文革小报简目

浩劫墓碑

渔歌子整理 重棉三厂文革非正常死亡职工名单
何 蜀 重庆市文联文革中三位非正常死亡作家

编读往来

边犊：2017年与文革有关的十三件事
宗庶：2017年文革题材出版物选目
——————————————————————————————————
【生逢乱世】

我家为什么不喊“打倒任白戈”

甘国成

文化大革命中，作为中共重庆市委第一书记兼重庆市市长的任白戈，被批判为重庆的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中国赫鲁晓夫在重庆的代理人”，所有群众集会，所有群众组织的广播，无不天天在喊“打倒任白戈”。可是，我们这个普通的工人家庭里，从父母到我和我的姐姐、妹妹，没有哪一个人会喊这个口号，而且从内心里反对这个口号。
这个原因，得从文化大革命以前说起。
在我四五岁以前，我家住在重庆城里七星岗的水市巷，我父亲是七星岗中山一路“中一服装社”的裁剪师傅。因为裁剪手艺特别棒，所以在那个地区小有名气。母亲是中一服装社的缝纫工。上班的地方离家很近，照顾家里也方便。我姐姐甘明德就读于水市巷小学，我与妹妹甘国珍同在将军坟(巴蔓子坟)旁边的幼儿园里入托。
五十年代初，一纸调令，市中区的裁缝师傅及缝纫工举家迁往近郊陈家坪新建的“地方国营重庆针织厂”。初时，只有家长们去厂里上班，每周六晚上才能回家。父母因工作原因离家后，姐姐的一日三餐就托付于水市巷一韩姓邻居家。我与妹妹太小，则被寄托于四德村后面一冯姓阿姨家里。
年幼时的那段时间，都是在盼望父母早点回来接我和妹妹的期待中度过的。待到针织厂里幼儿园安排好以后，分居于市中区、南岸区……各地的孩子们都来到了陈家坪重庆针织厂的幼儿园。
刚迁到陈家坪的时候，厂里一时解决不了各家各户的住宿，所有的女孩子都跟着母亲住在“妈妈室”，男孩子则跟着父亲住单身宿舍。待到又调剂出部分房屋后，厂里又根据各户人口数来重新安排住宿。
全家团聚后住的地方也只是凑合着。我家与阎家合住一间房，中间用竹挡席做了一个隔断，权当“雅观墙”。
又过了段时间，我家才有了独立居住的房子，那是在去五台山的土公路崖坎下。因房子太过破旧，与我家同住那里的顾家大半年后就搬走了，只留下我们一家还住在四面透风的破房子里。为什么别人都是把这破房作为暂居之所，而我们一家却会久久呆在这破烂不堪的陋室里遭受风雨的侵袭呢？答案是：我的父亲已没在针织厂里上班了。
我的父亲个子不高，却天生一股刚直不阿的硬劲，一辈子都认死理。他认为重庆针织厂发到手里的工资与事前约定的工资标准差得太多。为此事找厂里有关领导交涉过多次，一直没有得到具体的答复。一怒之下，我父亲就趁政府“大办钢铁”的号召而去了重庆钢铁公司。
重庆针织厂从建厂之初到生产出合格的产品只用了很短的时间。一开始，销售情况还是很不错的。但是，那时候的普通老百姓生活都不富裕，要买一件衣服或裤子并不是像现在这么简单：可以逛商场、可以刷卡甚至可以网购以后坐在家里等着送货上门……那个年代“买新衣服”是一件很奢侈的事！这种情形直接影响了棉毛衫的销售。棉毛衫穿久了，螺纹袖口及螺纹领圈都容易被磨损，一般人都舍不得换新的，希望能够修补后继续穿。为了满足顾客的这个需求，厂里决定在市内各大闹市区办了几个修补点，专为棉毛衫、裤开展有偿修补和更换袖口领圈的业务。
我母亲是重庆针织厂从一开始建立就招募的优秀缝纫工，禀性善良，与世无争。厂里往各修补点派遣工人，别人都不愿去的时候，她就成了“最佳人选”。善良的母亲曾在长江和嘉陵江交界处的江北嘴码头边，市中心解放碑的凤凰服装社斜对面，杨家坪前进市场口等修补点工作过。这样的结果就形成了家中孩子无人照顾而“放野鸭子”的局面。
为了能照顾孩子，经母亲多次要求后才被从解放碑调到杨家坪修补点，这里离家近一点。但是，修补点里是二十四小时不能无人值守的，必须随时保持有人值守，一是防盗，二是防火，三则是为了能随时有人替顾客服务。我与妹妹曾在晚上九点以后还看到有人来店里换棉毛衫的螺纹袖口。
姐姐1961年至1964年就读于石桥铺初级中学。我刚进小学读书时，妹妹还在幼儿园的中班。姐姐早上做好简单的早餐自己吃一点就赶紧去上学去了。我起床后则照顾妹妹起床、洗漱、早餐(那个年代的早餐很简单，前一晚的剩菜剩饭一齐放到锅里，添两瓢凉水煮开就成了我们俗称的“烫饭”)。然后给妹妹梳好小辫就送她去幼儿园，最后自己再往学校赶。
这一天是一个高兴的日子——可以放学后去杨家坪看妈妈。我头顶着冰凉的秋雨，到幼儿园接了妹妹，一块儿乘公共汽车去杨家坪妈妈上班的修补点吃晚饭。吃过饭后妹妹一直黏在妈妈身上不肯撒手，妈妈眼里闪着泪光，口里时不时地说：“小丫头，快跟哥哥回去了，一会儿没有公共汽车了。”妈妈虽然口里不停地念叨着让我们快走，可她的手臂却把妹妹搂抱得更紧了……说心里话，我也不想离开妈妈。
也是天遂人愿，外面的雨越下越大，仿佛是天神从九天之上大盆大盆倾倒而下。市场进口处的油毛毡棚边挂着一道厚重的水帘。外面的世界混沌一片，耳畔都是雨点击打房顶的噼啪声。我心里有些窃喜起来。妈妈店里只有一顶小草帽，看来今晚不能回那破房子里去了。
果然，妈妈抱着妹妹，看了看外面的雨势，对我说：“雨太大了，今晚我们挤着睡。明天早上你早点起来送妹妹去幼儿园。”好久没有与爸爸妈妈在一起了，心里那是怎样的一种兴奋和幸福感呀！
不知怎么回事，睡到半夜以后我却莫名其妙发烧了。在我迷迷糊糊的意识中妈妈不断用湿毛巾给我擦身子……
待我清晨睁开双眼时，只见妈妈满面倦容地坐在我面前。她轻声问我，好点了吗？我赶紧坐起来说，好了，没得啥子事了。妈妈才如释重负地说，快点起来吃过早饭送妹妹去幼儿园，你也赶紧去上学。
回到陈家坪后的第一件事就是送妹妹去幼儿园，然后自己又往学校赶。走在半道上，忽然有同学大声喊：甘国成，你们屋头昨天晚上遭贼偷了！你还不快点回去看一看？我一怔，他那表情也不像是骗人的，我什么都没说，转头向家里跑去。
偷我家的贼应该是这世上最蠢、最瞎的贼，你要下手以前哪怕是按贼的“行规”先踩一下点嘛，你只要稍稍了解一下也就不会偷我们这种穷家庭呀！我姐姐、我、我妹妹都不能在家里找到一分钱，你还能找得到吗？
我回到家里一看，姐姐不在家，家里的东西被翻得乱七糟八的。现场有厂保卫科的，有石桥铺派出所的黎户籍，一个居民委员老太太跟他们说这是甘家的儿子甘国成。我怔怔地望着那些成年人。
事后得知，因为下大雨，五台山上流下来的雨水，把我家靠山崖的后墙冲出一个近八十厘米的大窟窿，盗贼就是从那窟窿钻进来的。他盗走了我姐姐搭在被子上的衣、裤及家里的几套棉絮、被子等生活用品。
我姐姐早上醒来却没了出门上学的衣服，一个小姑娘能做什么？只能坐在满屋泥水的床上放声大哭。后被邻居循声而来了解情况后，才找来衣裤让我姐姐起床去上学，同时又告知居民委员，居民委员再向厂保卫科报案……
我与妹妹年纪太小，不懂人事不知愁，家中被盗一事过去了就过去了，什么都不知道了，根本没有当做一回事。可是，我姐姐却一直想着这个事儿。有一天，她在学校写了一封信，反映我家被盗后的生活困境。信写给重庆最大的官——市长任白戈。
没有想到，这一封出自一名初中一年级女学生之手的信，被当时的中共重庆市委书记兼市长任白戈亲笔批示后转回到学校，同时附有市委办公厅盖有大印的一封特意写给我姐姐的信。
我姐姐后来回忆说，当她从班主任徐乾英老师手中接过这封回信时，只是觉得有些意外，没有奢望有什么实际效果。
但是紧接着发生的事情令我们十分惊喜：厂里很快给我们家调整了住房，我们家搬到公路对面靠电影坝子那一排平房，搬家也是厂里派人来搬的，我妈妈与姐姐只需要在新的家里收拾东西及指点怎样安放就行了，我与妹妹只需恣意放纵我们的欢快与兴奋。
搬家约三四天后，厂里派修缮队的工人去拆那摇摇欲坠的破房子。因为房子太破旧，谁都不敢先上去，还是一个小班头发了话，上去一个人把绳子拴到梁上，把它拉垮了再说。一个工人颤颤巍巍地爬上房顶拴好绳子，刚下到地面，就听见那破房子发出了嚓嚓啦啦的声响，大家异口同声吼着：“快跑呀！”在众人的惊叫声中，那破房子慢慢地坍塌下来。有围观的人感叹说：幸好甘家屋的人都搬起走了哦，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石桥铺中学也给我姐姐补助了一套浅色碎花布的棉衣、裤。地段上通过居民委员会给我们家补助了两床棉絮及一些布票。姐姐穿上新棉袄后，喜不自胜，立即到石桥铺照相馆留了一张影，还特地让照相馆染了色（那时没有彩照，是手工涂油彩）。
父亲那时已经从重钢调到了綦江的松藻矿务局，回家来休假时，仔细向我姐姐询问给任白戈写信的事。事后他告诉妈妈说，大丫头有见识、有胆量，今后一定要让她好好读书，多读点书！
父亲还说：“了不起呀，这任白戈是重庆最大的官，还能管我一个普通老百姓家搬房子的事情，真是祖坟上冒青烟啊！”
他还说，想起都害怕。如果还没有搬家，再来一场大雨，刮点风，说不定那房子就垮下来了。假如是晚上塌下来呢？如果没有大丫头写的这封信，那会是个什么结果？！“青天大老爷呀、恩人啦！”
从此以后，任白戈这三个字就镌刻在我幼小的心里。因为当时年纪小，并不能真正理解任白戈到底是谁，他做的事对我有何等重大的意义。但是，我记住了这一个名字，知道他于我家有恩。
数年之后天下大乱。
（上图：文革时期作者的全家福合影。）
每当高音喇叭里狂呼高喊“打倒任白戈”的口号时，我的心里都是满满的愤怒和仇恨。我总是告诉我妹妹：“任白戈是好人！那些狗日的打胡乱说！”
因为任白戈曾经去我父亲工作的松藻矿务局视察过工作，在文化大革命初始阶段，松藻矿务局的造反派就要把任白戈押送到矿务局去“肃清其流毒”。我父亲也是造反派，他得到消息后就早早地去到灯光球场等待“押送车”的到来。
那天上午九点钟左右，一辆风尘扑扑的大解放汽车晃晃悠悠地驶向灯光球场。任白戈穿一套深蓝色中山装，灰头土脸的面庞略有些浮肿。我父亲赶快端出早已备下的靠椅，扶着任白戈下车来坐一下……
同来接车的造反派一小头目看我父亲对任白戈那样恭敬的样子，就大声吼道：“甘绍华！你要站稳阶级立场哟！”我父亲马上以更高的音量回答他：“你晓得个卵！老子隔一会儿跟你说，狗日的傻儿！”
我父亲的反常行为肯定让人费解。造反派头目把我父亲叫到一边去问是怎么回事——当时我父亲正在教他老婆学习裁剪缝纫技术。我父亲就把家里怎么被风雨侵袭，怎么被盗，女儿写信给任白戈反映，得到回复，不但帮助解决了生活困难，还及时让我家搬出了危房逃过一劫……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呀！
那造反派头目听完后眼泪都下来了，随口骂了一声后说：“这样说起来他任白戈还是个有良心的官啰！好了，甘老师，你不要着急，我去打个招呼，批判归批判，今天哪个都不准碰他一根毫毛！”
尽管批判会广播里口号震天，会场上拳头高举如林，但没有发生扭打被斗人员的现象。我父亲一直看到载着任白戈等被斗人员的卡车安然离开煤矿，才放下心来。
在那段天下大乱、充斥着血雨腥风的日子里，我们家的所有人，没有任何一个人喊过一声“打倒任白戈”这句以及相关的口号。至少，我们一家人在心里为任白戈这位老干部建起了一座神龛，我们一家人在那里默默为他敬香、奉礼、祝福！
——————————————————————————————————
【生逢乱世】

话说大武斗后的“青年路电子交易市场”

刘庆丰

文革虽说是人人卷入，但也并非是人人狂热，或者说狂热间隙也有独自发展自我爱好的时候。当年重庆市中心的青年路自发形成的电子元件交易市场，就可以算是个典型。
这个交易场所的范围，大致是从实验剧场大门口沿马路边到下面青年路与邹容路相交的路口（即现在的新华书店重庆书城大楼），也就是青年路的整个下坡路段的一侧。估计以前的这种自发交易是在“卖零件的”交电公司大楼门口，但在1967年8月间的大规模武斗中，交电大楼及与之相邻的化工公司、针纺公司及数十家民房被彻底烧毁，自发交易只好移师到那片废墟旁的青年路另一侧。
和当时重庆街头的文革狂热不同，聚集到这条街的“崽儿们”，身上基本见不到文革的痕迹。他们肯定也都有自己的观点和组织，但在这里却丝毫表现不出来。区别于路人的最明显标志是，多数人手上都会拿着一个“零件”，当然不拿元件也很容易加入他们的闲聊。还有不少人什么也不卖，就拿个万用表免费替大家测试元件。说白了这里就是个电子沙龙，让电子爱好者聚会切磋的地方。
文革前夕我全家被遣送远离市区的郊县，文革中我小学毕业，每到重庆亲戚家，我最爱跑的地方就是这青年路。白天几乎可以一整天呆在这里同“青年路崽儿”闲聊，晚上“崽儿们”散去，下面几步却更热闹，那对面路口两边的东方红电影院与群林市场楼上有八一五派与反到底派的两个针锋相对的广播站，每天晚饭后就开始“投入战斗”。下面各聚集了一大堆粉丝，每听到精彩之处则掌声欢呼声不断。也时有挑战者跑到对方人群中去撒出一把传单，丢了就跑，但通常也没有见到被追被打。
我常去的那段时间是1967年10月到11月间，10月底歌乐山发生了“10·27大血案”，整个重庆的空气骤然紧张，满街都是八一五派“讨还血债”的大幅标语。11月7日是苏联的“十月革命”50周年纪念，解放碑周围有学生刷了不少“打倒苏修叛徒集团”、“克里姆林宫的红星一定会再亮起来的”之类标语。但青年路却一如往日，甚至连大字报也没见一张——这里真有点像个文革狂潮中的“特区”，几乎没有人来贴大字报、大标语。原因是马路另一侧是一片焦黑、遍地污水的火灾废墟，没法贴大字报，而马路这边的人行道本来就窄，又全部被“崽儿们”占据。别说不好挤进去贴大字报了，就是趁人少或没人时贴了，平时过路人也很难驻足观看。
其实这里的人火气并不旺，我就见有个中年妇女笑眯眯地过来打招呼，“你们卖的有些啥子零件哟？”
别人对她是一阵嘲笑：“你懂得啥子！”
她说：“我不懂，我娃儿懂……”就凭此话在别处就可能被当成“占欺头”而挨打，但是在这里只换来句：“那喊他各人来！”
这里交换的不光是电子元器件，还包括电子类的书籍杂志。甚至一些不属电子类的书籍也经常出现在这里，如《 阿凡提故事》之类，从来没人说是“四旧”，大家的爱好都相同。还见到有人拿着自己的宝贝零件得意地说：“看清楚没有？这是美国出的！美国的！”没有人会指责他“崇洋媚外”，迎来的只是一片羡慕的目光。在当时大家手上的元件都是苏式或是仿苏式的国产版，美国货是很稀罕的。
不过这里的电子器材品种虽多，却很少有人提装好的整机来卖。大家都是装机爱好者，基本不会买别人组装好了的。
我估计我接触到的青年路应该是这个“市场”最兴盛的时期。再早一两个月遍地枪声，肯定这里就没法进行电子爱好者聚会了。再其后这个市场肯定还持续了一阵，但上山下乡开始后这个市场就已完全消失。
直到若干年后的90年代，《电脑报》创办不久的时候，其老总陈宗周还在一次会上提出，《电脑报》要走向街头，“走上地摊”，还希望以《电脑报》的发行网点为中心，出现群众自发性的软件交流场所，“就像以前的青年路一样！”
——————————————————————————————————
【故纸堆】

红中司调查组工作总结

韩平藻提供 渔歌子录入并注释

说明：红中司，是在1967年形成的重庆两大派群众组织中反到底派的中学生“大联合”组织，由中学生红卫兵总指挥部、中学生红卫兵九一纵队、中学生红卫兵红一方面军、井冈山红卫兵（中学部分）等联合成立于1967年7、8月大规模武斗告一段落后的9月，全称为中学生红卫兵反到底司令部。当时，在反到底派内部，已经因为武斗的影响而形成两个貌合神离的宗派，一是以军工井冈山为代表的实力派，得到工总司、机关司令部和许多大、中学生的支持，一是以黄廉为首的工人造反军总部为代表的谋略派，得到文艺界一些人的支持。前者讨厌后者只会玩弄“资产阶级政客手段”，后者认为前者只知依仗武力。一些已经公开站到反到底派一边的干部也分别支持不同宗派。在当时中央一再指出各派背后都有“黑手”的压力下，一些单纯的中学生对反到底派内部这种情况深感忧虑，决定自行对这两个宗派背后的干部进行调查，以查明谁是“黑手”，谁是可以结合的“革命干部”，以维护反到底派的团结。但这一调查因形势的变化而不了了之。这是在调查工作结束时所写的总结，为后人了解和研究当时中学生红卫兵鲜为人知的一个侧面留下了一份宝贵史料。

最高指示
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分析方法。
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
红中司调查组工作总结

一、成立概况和成立的动机、目的

本组不是专题调查组，而是根据斗争的需要逐步组合的。在1967年底，梁司令员 到重庆曾指出：两派都有黑手。省革筹也多次指出这一点，要我们加强敌情观念。当时我们也感觉到我们反到底内部不团结，各搞一些干部，各抢一个山头，争权夺利，互相整黑材料，这些现象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根据主席这一教导，对照现实，我们认为反到底派内部出现的这一不正常现象，是阶级敌人有意混水摸鱼，他们唯恐天下不乱，将控制815的黑手向反到底的工人队伍领导核心伸来，妄图扰乱阶级阵线，混淆是非，打乱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为了识破阶级敌人的这一阴谋，我们认为，必须对我们的组织负责，我们红中司战士，不能盲目被别人牵着鼻子走，不能轻易介入反到底派内部的宗派斗争，要依靠反到底派中先进的工人阶级 ，并和他们结合，将山城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我们认为有必要了解内部导致分裂的原因，以便揪出黑手，纯洁组织，在山城真正的革命造反派中树立一个以工农为主体，以产业工人为主力军，发挥革命小将先锋作用的领导核心，作出中学生应有的贡献。我们利用以前掌握的线索和现象，由红中司负责同志组织串联了三中、工业校、四女中部分可能入门的同志组成了不对外的调查组，以“是好人就支持，是坏人就揭发”的指导思想，在不影响我们正常工作的情况下，附带地收集多方面的材料，并准备一定时候向省革筹汇报，争取省革筹的支持和帮助。

二、工作情况

1.工作内容及进展过程：
从四方面入手：①走资派；②叛徒；③敌特；④社会渣滓。
在1967年11月10日，红中司武斗调查组的同志向梁司令员的秘书陈则汇报一些情况后，陈指示我们说：“对这些情况要摸一下。”
1967年12月26号，由三中同志到北京，通过首都红代会设法同中央调查组 取得联系，了解有关敌特和重庆坏人的线索。
1967年12月19号，曾派人到成都搜集川东地下党材料，准备从叛徒这条线查下去。以后由于红中司揪叛组组成，我们的重点转移到走资派（即干部）、敌特和社会渣滓方面，其中以走资派为主。
通过在红中司和分站 工作的同志了解反到底上层人物利用哪些干部并通过他们和这些干部接触，收集他们提供的材料，并从侧面对这些干部进行了解。
通过在重庆六大司令部 干调组 勤务组工作的同学收集干部情况。
有意识地让组内同志和反到底各宗派代表人物接触，了解他们和间接了解一些情况和现象，理成线索待查。
1968年2月底，传来办四川学习班的消息，反到底观点的干部陆续到京和留成都，准备材料上报。因此我们工作又移到北京和成都。到京的同志一方面了解学习班的斗争情况，另一方面通过首都红代会了解他们以前掌握的干部材料。在重庆则留人观察社会动向和没去成北京学习的“第三种势力” 的动态。
在工作期间，1967年11月中旬，由分站同志向省革筹郭凤岐同志汇报分站工作的同时，汇报过内部争权夺利现象。
1968年5月底，在北京学习班我们曾向省革筹郭一民汇报了我们了解的情况。
1968年5月，在成都，向省革筹郭凤岐汇报了部分情况，当时郭指示我们和组织组挂钩，后因组内部分同志在内部阻力面前没很好地斗私，受不了委屈，没有顶住内部的攻击，加之由于人员分散，武斗干扰大，没很好地集中总结。在1968年6至9月，基本丢下了“附带地摸情况”的工作，单纯地搞自己份内的工作，致使调查工作没向省革筹挂钩。
1968年9月以后，由于全市大联合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组内同志都回本单位，致使调查工作没完结。
2.成绩和不足：
总的来看，成绩是大的，同志们所作的种种努力和主观愿望是积极的，工作基本上开展下去了的。这项工作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一方面为以后清理阶级队伍、分清敌我、分清是非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另一方面，提高了我们的路线斗争觉悟，加强了敌情观念，在斗争的过程中，激烈的阶级斗争事实教育了我们，使我们受到极大的锻炼，增加了对敌斗争的经验，提高了斗争的艺术。
全组同志抱着实事求是的态度，遵照主席“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的教导，脚踏实地地进行调查，由于此工作的性质引起一些人的误会和敌视，我们用毛泽东思想衡量自己，坚持原则，能做到忍辱负重，坚持战斗。尽管在后期突出政治不够，没能达到预定目的，没作出结论，但基本上对内部情况有个眉目，心中有数，至少不会盲目乱动。
由于此工作涉及面广、复杂，由于我们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不高，由于我们不是用全部精力搞，只是附带摸，活动时间短，活动的经费困难，由于我们的政策水平不高，社会经验少，工作方法差，和上面联系不紧，加上社会武斗干扰，内部有阻力等等，造成一系列困难，使我们的工作没有结论，这是一个损失。
3.今后打算：
立足本单位斗批改，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关心国家大事，密切注视山城文化大革命发展，吸取以往的经验教训，为把山城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立新功建新劳。

红中司调查组
刘大强，翟秋生，胡志刚，王昌寿，孙遂，黄树林，蒋禄辉，王行本，邱红，王林
1968年11月3号（由王林复写）
——————————————————————————————————
【故纸堆】

“炮轰”与选举——重庆“工农兵”总团两次会议记录

杨世元提供 何蜀整理录入并注释

整理录入说明：重庆“工农兵”，是文革中1966年底在重庆成立的一个以业余文艺作者和文艺演出骨干为主体的群众组织，全称是“四川工农兵业余文艺造反兵团重庆团”，简称“工农兵”。这里选录的是由“工农兵”总团（即总部，领导班子）召开的1967年3月15日“炮轰总团”（即给头头们提意见）和3月16日重新选举勤务组（即领导班子）的两次会议的记录，出席会议的除了总团负责人外，还有下属各分团、直属宣传队负责人。这两次会议有两个人的不同记录，一种记在一个24开软面抄笔记簿中，一种记在以白打字纸裁成32开的散页纸上，两位记录者字迹不同，散页纸的字迹可知是重庆市曲艺团“轻骑兵”李敏康的，笔记簿的记录者不详。两人的记录详略各异，估计因记录者临时不在，有的内容在这一记录中有而另一记录中无（如杨健开始时的工作汇报在李敏康所做的散页纸记录中没有）。整理时以两种记录互为参照、补充，力求内容较完整、保存信息较多。
这两次会议的背景是：1967年1月下旬，重庆造反派（当时统称八一五派）按中央号召，在驻军支持下向市委、市人委（即市政府）夺权后，分裂为两大派，以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为首的主流派得到重庆驻军支持，建立了临时权力机构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简称革联会或革联委），另一派以西南师范学院八三一战斗纵队和工人造反军为代表，反对革联会（后来先称砸派，后改称反到底派）。已经于1966年10月公开向重庆市委造反并在重庆市文联夺权的著名作家罗广斌（小说《红岩》主要作者）与他的合作者杨益言、刘德彬，在这场派性纷争中站到了反革联会一边。2月5日，罗广斌被北航红旗驻渝联络站及重庆地区军队院校红色造反联络站、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等组织的人员从重庆市文联家中抓走，2月10日在关押地（解放军后勤工程学院八一楼）跳楼自杀。罗广斌被抓走次日，得到八一五派支持的四川工农兵业余文艺造反兵团重庆团“杀”进文联夺权，原以罗广斌为首的重庆市文联文革小组和红卫兵战斗组瓦解。杨益言和刘德彬已逃到北京找中央文革告状。罗、杨、刘三人创作集体被批判为“罗氏三家村”和“罗广斌叛徒集团”。随后革联会为“保卫‘一月革命’伟大成果”开始了“镇反”运动，与此同时，还按照当时毛泽东的指示，要求各跨行业跨地区群众组织实行“归口大联合”。这时“工农兵”这样一个跨行业跨地区组织就面临能否继续存在的问题，加上一些外部（与群众艺术馆“东方红”及一些区文化馆群众组织的矛盾）和内部矛盾，“工农兵”总团召开了各分团及直属队会议，征求意见并重新改选领导班子。
这些会议记录的保存和提供者杨世元，文革时是重庆市文联业务组组长。文革初期先被工作组列为审查对象（因与《重庆日报》“三家村”案有关），后被罗广斌为首的造反派列为“黑帮爪牙”，一直处于被审查、批判和监督劳动地位。因其与业余作者一直有联络、辅导关系，许多业余作者都尊其为“老师”，所以“工农兵”进驻文联夺权后，即将其“解放”出来，并倚重其撰写批判罗广斌的文章，以后他又被吸收进八一五派组建的“罗广斌专案组”参与调查和整理材料。“工农兵”的一些会议记录，包括已经在《昨天》第66期上发表的《“工农兵”批判罗广斌——1967年3月重庆市文联几次会议记录》，就都由他保存下来。遗憾的是，这两次会议记录未能在他生前整理出来，其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已经无法向他请教……
为便于理解，录入时略加了注释。记录中提到的一些人的情况，有的无法了解到，还望知情者提供相关信息。

1967.3.15
各分团联络会议

一、唱语录歌 。
二、读语录 。
三、徐国志 读总团关于学习毛著的通知。
四、罗洪昌 谈文艺斗批改。
五、杨健汇报总部工作。

1967.3.15 各分团、直属队的联系会议

一、关于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推向一个新高潮的通知。
二、结合当前的问题学习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三个批示。

杨健 ：
总团成立以来所做的工作向大家汇报。
一，政治路线。1966年10月底开始串联，11月份开过一些会，谈观点，敢不敢造反。有些人认为要市委批准。当时这些人我们就没有让他们参加。17年周扬黑线的影响，我们必须起来造反，夺回文艺阵地。宣传队、美术、文学，都紧紧地掌握着大方向。12·4 后就出现了许多版画 。版画都是起了很好的作用。山城八一五派的政治活动都参加了的。并创作了一批演唱材料供各革命组织用。我们斗争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市中区文化馆的馆长），文艺界斗任白戈 ，不是我们不参加，而是他们 不通知我们。我们去要票，他们也不给。
有些分团的情况我们不太了解。
夺权斗争，我们的态度是积极主动的。市中区文化馆的革命干部、革命工人一起夺的权，一起掌权。那里的三结合还未组成。巴县文化馆是夺了权的。他们和县里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行了斗争。
大联合，大夺权，我们的大方向是对的。2月5日 我们就参加会的。凡是革联会通知了，我们都参加了的。我们没参加联络站 。我们是坚定的革联会的成员。我们为革联会大喊大叫。
在大联合中，我们进行了积极的斗争，把罗广斌揪出来。
在2月几日，兰艰 打着造反的旗号来夺了权 。在2月16日就充分暴露了他的8·26观点 ，我们在会上进行了斗争。在总部问题上有人曾经动摇过。在临时筹委 中有的人还没有认识这个问题。
二，组织路线。我们是全面的贯彻党的阶级路线，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重在政治表现。劳动人民出身的多。教师比较少，解放军更少——这是发展得比较薄弱的环节。在厂矿、企业、农村为重点，建立各种战斗队，为本单位本地区服务。比较零星的地方以文化馆为中心点。发展不平衡。各个区的组织由他们自己进行闯。我们没有包办代替指手画脚。
三，宣传。美术、演出、文学方面成绩是大的。有些宣传队是比较好的。如贯彻抓革命促生产方面，各分团的宣传队是做得好的。但总团管的几个问题比较多（但三队比较好，排练到凌晨4点，第二天照常上班），宣传队有不愿街头演出的思想，想专业化，脱点产。有少数人就是要求这样，我们是制止了的。演出节目是没有错误的。负责抓宣传的人不论是哪一方都存在着很多缺点，整个临时筹委要负责。抓宣传队的筹委做得很不好。
四，我们都是在本单位抓革命促生产的，利用业余时间参加文艺界的斗批改。
五，群众路线。局限于跟团部直属或较近的谈，没有定时间开联系会议。如何深入群众，跟战士们一起，了解下面的思想情况，因此下面的活动都不知道。
六，专业化问题。文艺界的大多数是要革命的，我们要进行分析。革命的专业工作者我们要团结，之间的矛盾要用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解决。有的同志已经和我们结合起来。
文艺界的斗批改任务是相当艰巨的，不是一切都打倒。有的专业文艺工作者和和我们一起战斗，合作中互相尊重，团结是搞得比较好的。
七，组织发展方面。有的人没有按组织原则，利用自己的权力去发展，结果就出现了问题。冉庄 的发展问题，后来冉做了不少坏事…… 现冉庄已开除。目前团部发现几个人有问题，准备开除。他们都是通过个人关系发展进来的。兰艰不是正式开除的，要采取组织形式来处理。
总团存在不少缺点，希望分团、直属队提出来，炮轰。

龚远林 ：
形势发展了，我们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活学活用主席著作。从开头的临时筹委到现在，哪些地方违背了最高指示，哪些地方有错误？我们既是革命的动力又是革命的对象。前阶段适应了形势，现在是不是适应？现在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如不清除我们头脑里的私字，就不能将革命进行到底。我们工农兵业余作者，是党和毛主席培养出来有了我们的地位，能多多站出来说话。我们必须听毛主席的话。如不符合我们就要改。要跟上形势。现在我们要彻底肃清周扬的流毒，光靠我们是担负不起这个任务的，要和革命的专业人员结合起来。
首先应该检查我们在主观上怎么样，我们临时筹委要负责。我说这些话不是和稀泥。我们要正确处理专业和业余的关系。“东方红” 某些人并不能代表整个专业。
从建团到现在，都违背了巴黎公社的原则 。今天开会，临时筹委都亮出自己的情况，大家考虑。

市中区分团：
我们和艺术馆“东方红”发生了矛盾，说革联会不承认“工农兵”，说“工农兵”没有参加革联会，因此把我们封了。我们希望革联会表态。他们说我们是非法的文工团。

革联会 ：
对很多情况我们不了解，归口 后很多情况还没有解决。没有用革联会的身份公开这个组织是非法组织。具体的情况我们去了解。

市中区分团：
业余作者，包括厂矿、企业、事业人员有12人，搞诗传单。当前针对《红岩》 进行评论，以阶级斗争为纲，还有批判任白戈、沙汀，省、市文艺界黑帮黑线，主要是为市中区演出队服务。另有小说、曲艺、歌曲，不定期出刊，也搞版画。铅印报第一期出了。规定了学习毛主席著作四篇文章。创作人员自始至终都有旺盛的革命造反精神，紧密配合当前斗争，已创作20多篇作品，分头创作，集体审阅，再定稿。以前是专业领导我们，我们受了毒。我们必须起来造反。
现在的中心问题是“工农兵”的大方向是不是错了，是不是非法组织。主要不是汇报工作。

沙坪坝分团：
1. 归口问题。我们“工农兵”本身就是归了口的，业余就算归了口了。
2. 这个“工农兵”组织要不要存在，市革联要肯定下来，要通知区革联，我们才能正常的开展活动。
3. 要解决组织形式问题，哪一级要，哪一级不要，脱产多少，要定下来。经费问题要大致确定哪个部门付。
4. 经费问题，现在不统一。把总团的方向确定了，我们自己抓。

市中区分团：
我们的人员是归了口的，我们是业余时间闹革命，宣传毛泽东思想，这是天经地义的，根本不存在归口的问题。分团需要一个脱产的抓分团工作。过去是由艺术馆、文化馆专业人员抓业余活动。现在专业基本上瘫痪了，“东方红”是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冒出来，他们就是要排斥“工农兵”这支队伍，我们市中区分团没有一个人脱产的，做到抓革命促生产，又把宣传工作抓起来，革联会明明报上有我们 ，为什么单单又把这个提出来？我们实行忍让，难道我们能让他们挑衅吗？他们曾经打击过我们，他们企图挑拨我们和专业的关系。
我们团凡是不同意革联会观点的人一律清除。
我们的态度是鲜明的。
现在他们又耍起了新的花招。我们夺了文权，并不是要住下来，当官做老爷，而他们就制造这样的舆论。每当我们斗争尖锐的时候，他们出去游山玩水。他们究竟拿得出几件革命的东西？
我们已经忍耐很久了。如果他们要公开，我们坚决和他们辩论。

总团刘世彬 （临时筹委）：
工农兵业余作者这支队伍，是不是要解散，由他们来抓？“东方红”负责人王以时 说，市革联要发一个通告之类的东西，要专业的杀出来，把业余的创作抓起来。如有叫文艺界杀出来的决定，很好，但是叫专业的来抓业余创作，这样说不好。专业和业余不是领导和被领导的问题。这支业余队伍必须存在。过去这支队伍就存在，但是因为旧的框框束缚，受了周扬黑线的毒，是专业放的毒，有的业余作者本来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有战斗力的，但是由于“专家”“老爷”放毒，使他们革命意志消退了，没有发挥这支队伍的战斗作用。文联、美协、艺术馆，都有责任。文化局盖了公章的奖品是风花雪月的东西，我现在还保存着，可以拿出来 。现在我们起来造反，打破镣铐。专业要正确对待业余这支队伍，这是个立场问题。专业的排斥业余，毛泽东思想红旗就举不高。
王以时把正威 介绍给我团，说：业余的需要辅导员，他若不能做政治辅导员的话，做业务辅导员总是可以的。
王以时还说：关于罗广斌问题，现在还没有充分根据。我们认为他以前是革命的。
“东方红”不能背着煽阴风，王对我们战士说：你们“工农兵”已坏了，总部被我们赶走了。王昨天说：革联会同意我们来组织（业余活动），你们快搞画嘛！

炮轰总部，总部表示态度。

勤务组罗洪昌：
上午的会没有开好，勤务组要负责。下午的会，是否选出一人来主持会议？

勤务组徐勍
今天的会，是勤务组准备的。这勤务组，是根据上次分团联系会上决定的。
相信群众，对团部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就造反，由群众掌握会场。

市中区、南岸、沙坪坝等分团：
会议还是总团掌握。总团派出人作好记录，对有些问题作出决定，当解答的就解答。

沙坪坝分团代世君：
总团应该肯定，在文化大革命中做了不少成绩，应该一分为二。
分团对总团的意见：
1. 对总团的人不了解。有人反映要脱离总团。这是艺术馆“东方红”散布的，沙坪坝这边是电影院“风雷激”散布的，说“总团有些问题”。我们不了解究竟有些什么样的问题。今天看来，总团和艺术馆“东方红”的矛盾问题，主要由“东方红”负责。以前“东方红”来领导我们。他们放了不少周扬黑线的毒，到现在还没有清算。他们不是扶持工农兵，而是排斥。他们垄断文艺资料，演唱材料的版面，让艺术馆少数人霸占了，因此我们产生了意见。我们工农兵难道就写不出一篇好的作品吗？他们在下面散布周扬的毒还未消，我们应该杀进艺术馆。当前他们为什么要排斥“工农兵”，这是道道地地的反毛泽东思想，这是他们方向性的错。他们给我们的工作造成了很大的障碍（在沙坪坝，我们要求他们派一个人来辅导我们，场地借给我们，关系较好）。
2. 经费问题。夺权前，是区文革给。夺权后，是临委给，上月给40元，这月只给25元。现提出要归口，表示下次不给了。革联会要给我们解决，有个明确的认识：是不是合法的组织？这样在这里才能开展正常的活动。
我们认为总团大方向没有错，路子是走对了的。

南岸分团别体超：
我进驻文联，我来了发觉总团有些问题：
1. 和各分团没主动联系，綦江联络站退出总团，松藻出现两个分团，这些总团要负责。只忙于扩大组织，不与分团的人员联系，下面的政治面貌，经费是从哪里来的，究竟下面有多少人，都不了解。
2. 有些大会没参加，没和外界联系，在革联会有名额，为什么不派代表去？与革联会是怎样联系的？为什么艺术馆说革联会不要我们？
3. 进驻文联，杀进来目的不明确，夺了权了，行使职权没有？是否文联就成了“工农兵”的机关了？参加打罗广斌了，社会上的斗批改没有搞了。
4. 筹委会究竟多少人，没跟分团见过面。勤务组10个人齐了没有？派到革联办报的老袁、老郭去了没有？
5. 既然是一个革命组织，为什么有些任务不去承担？筹委的政治面貌怎样，我们不了解。这些人审查过没有？因此出现有些人在搞分裂，有的开会也没有来。组织机构不健全，这样怎能有战斗力？艺术馆撵“工农兵”，为什么不管？
6. 总团有几个宣传队，总团又领导不了，宣传队有的作风不好，又不敢清洗。各分团特点不一，人员不清楚，脱产人员不固定，有的分团被砸。我们有多少战士，脱产了多少人，在业余的基础上脱产的人员不能多。
7. 不相信群众，个人说了算，说有些人整了别人的黑材料，有的人作风不好，又不清除。这样有什么战斗力？
8. 总团的宣传没有人搞。总团的石印报分团没得到，只收到这期铅印报。
9. 文联要依靠内部的造反组织，一两个人来协助文联就行，不能脱产来搞工作。

团部宣传一队李才旭 ：
1. 我们这个团有存在的必要，但要搞好。我们是归了口的，宣传队正在整风。我们是利用业余时间，每星期二、四活动，本单位的生产和斗批改是参加了的。各单位很支持。
2. 团部这些人，当官做老爷，该整风了，究竟有些什么问题？团部的人请都请不来。有的害怕成反革命说不来了。革联会对我们怎么看法，我们的大方向。当时在斗争中坚持的人很辛苦。团部不过问下面的事，我们真正的希望把我团建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版画组没有活动了，是对总团有意见，别个不愿意搞了，有的写了退出声明。
总团没有领导过队员学习毛著！不抓思想工作，研究方针。有些队员不想干了，“东方红”就借此在当中挑拨，说“你们还来啥子？乌七八糟的。以后我们通知你们才来。”把我们九个骨干都搞走了。我们很相信革联会。我们有没有存在的必要，希表态。
3. 我们一、三队对二队的意见。听说二队到革联会去了，我们要对革联负责。二队到綦江去，团部不同意去，去了搞得大家头昏脑胀，如他们去吹《小天鹅》，吹笛子唱《含苞欲放的花》，作风非常坏。依仗艺术，盛气凌人，鄙视一队，搞分裂，说其他队员你给老子算老几啊。群众当中有反映。二队不抓革命促生产，说“脱产搞才安逸”，“不脱产有啥子搞头啊”。团部对此妥协。并说你们团部有没有我们的队委啊？
4. 分队是完全的艺术观点。把什么人只要水平高的拉进去。来了新队员要经考试，认为有水平的就调到二队。其余到一队。团部知道这些问题为什么不解决，只知道扩充地盘。难怪外面有空话，没有一个组织纪律性。二队有老队员把自己的亲戚朋友、老婆都吸收进去了。
5. 二队那样搞，是不是符合抓革命促生产？有个张道明一月只上了一天班，这样单位对我们有意见。而我队在单位支持的情况下，只脱产了一天半。二队的问题，我给龚反映过。反正反映最大的二队，唱了歌还要瞟人家一眼，拉手风琴做得酸不溜秋的。
我们要把团搞好，要对革联会负责。
6. 我们这个团存不存在，今后怎么办？
7.“东方红”把我们的队旗、乐器都扔出来了，把锁也撬了，安上他们的桌子办公了。团部又不站出来，我们不知道怎样办。

南岸分团白洁 ：
1. 对团部的人员我们不了解，搞组织的应该给大家介绍一下，人可不可靠？我们不晓得跟谁联系。
2. 组织发展工作，有来者不拒倾向，没有坚持组织原则。应该有革命组织的推荐，不能成为牛鬼蛇神的避风港。
3. 南岸文化馆排挤我们，找我们的岔子。我们就严格要求组织纯洁。
4. 三队宣传队颜素华跑到我们分团来，没有介绍信，我们问时，就拿个袖章出来，说“我来耍”。
5. 要整顿组织，作风不正的要坚决清除。
6. 总团对下面提出的问题没有及时解决，特别是归口问题、我们团存不存在问题，要及时请示革联委。
7. 宣传队，原来只是杀上舞台，现在要到街头、田间地角演出，为贫下中农，到工厂农村服务。有的单纯追求艺术，甚至排挤新队员。总团要到下面摸底，进行审查。宣传队应以工农兵为主，不能以学生为主。我们文艺的大方向没有很好的进行研究。以前我们走了弯路。
8. 总团有当官做老爷现象，没有到群众中来。是不是沙发椅一坐，就脑袋发胀了？
9. 在生活细节上要严格注意。听说总团有过个别人大吃大喝，有醉酒的情况。
10. 今后临时筹委中有政治问题的不能担任领导，只能做一些具体工作。
11. 要定期向革联会汇报和请示。
12. 通知要开会，有没有准备？会议主持人是谁？开会要征求大家的意见，不应该定框框。
13. 我们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我们的组织是坚决站到革联会方面的。
14. “东方红”把矛头指向我们，总团究竟怎么办？
15. 在原有人员的基础上，总团应尽量精简机构，留四五个人，只是起个联络作用，把革联会的指示及时传达下去。定期召开分团会议。

市中区分团狄宏达：
1. 我参加组织是最早的一个，了解的情况比较多。
2. 我们这团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从12·4前后，以及这次大联合大夺权，是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的。对团部的错误应该炮轰，目的在加强。
3. 这个团是25筹委（临时），在艺术馆抓实际工作中，只有江国源 、龚远林等几个，前阶段，龚远林负责全面，江国源负责艺术，刘世彬负责组织，江祥德负责经济，杨健有时没来。实际上平时只有两个人在工作。团部跟不上形势的发展，没有充分发挥筹委的力量，也没有充分发挥群众的力量。江国源、龚远林有些主观独断，因此其他筹委挨不上边，有的筹委不想来了。这主要是不相信群众。
①疑心病重，因此筹委会不团结，觉得难搞，他们两人确实搞了很多工作，事务主义者，怕字当头，怕出事情。
②筹委互相猜疑。如决定到成都去的问题，原决定刘去，后又改成杨、龚……
③宣传队到綦江去的问题，对刘反映是比较好的，后来怀疑是刘搞分裂活动。
④在改选临时筹委的时候，把两个筹委砍掉，但本人不知道。选出来后又是临时筹委，这是为什么？实际有宗派主义色彩。这当中兰艰问题，我们炮轰了。
⑤叫我去搞分团，说是分团是基础的基础。至于我，同志们可以鉴定。我的目的是把团搞好，我感到在总团不是味道，因刘而怀疑我，我给龚反映过，没有结果。敷衍了事。有的同志反映我们分团搞得比较好，一个是市革联，一个是区革联。但市中区分团搞好了，江国源又害怕我们分团踢开总团闹革命，就要调我到总团。这是怕我搞分裂主义。总的说明了不敢发动群众、相信群众，因此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
4. 江北分部被砸的问题，总团要负责。我以前去了回来全面汇报了情况，并提出了建议，但是没有结果。后来总部的人又全部也去了。这是总部的右倾思想。
5. 宣传队的划分，是真正分裂的开始。划分没有群众基础，而是主观的决定，艺术好的在二队，不好的在一队，这造成了群众之间不团结。
6. 先肯定前提，再提整风。

宣传三队：
必须立即解决：“工农兵”是否存在问题；专业的“东方红”与我们矛盾问题；总团整风问题。

巴县分团汪开智：
艺术馆“东方红”令其相好的蒋世如来虎溪挑拨，说虎溪分团来信与分部脱离关系。

建设分团：
王以时对一成份很好的业余积极分子说：“工农兵”有问题，先不忙参加。但现在这人还是参加了。

罗洪昌：
“东方红”到上海串联，很多人搞到半导体收音机。
艺术馆夺权，是以我们为主，“东方红”只有一个人 。
“12·4”事件后，“东方红”没搞出什么东西来，没作品。他们躲在乌龟壳里。
“二月黑风” 中，“东方红”要介绍正威来当辅导。
他们不承认“工农兵”，进行分裂挑拨，封闭我宣传队活动场所。

南桐分团：
矿区文化馆有个“鲁迅战斗团”，和我们的斗争也非常厉害。跟“东方红”类似，他们的头头何家祥，3月9号下午5点挂长途电话给市革联。革联会周汉萍说“工农兵”是合法的。
我们与广大的工农兵、贫下中农结合起来了，我们是徒步曾到一个保皇势力很强的地方，进行了演出，因区革联不承认我们，川剧团的何家祥是区革联的，刁难我们，不给我们一分钱。区文化馆的头头也吸收到“鲁迅战斗团”了，联合对我们施加压力。但8·15、八一兵团是支持我们的。

南岸分团：
3月14日，南岸区文化馆派人找我分团交涉，说他们晚上10点钟以前要关门。这对我们排练有压力。

建议：发言要“精兵简政”

说明：
①革联会的同志上午已表了态，是来听意见、了解情况的。
②“工农兵”这组织还存不存在？
按主席教导办事，自己解放自己。
请读语录259页一段 ，10页二段 ，104页一段 、三段 。
读后征求意见，作出决定。

建议

① “工农兵”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捍卫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响应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坚持业余自愿，不存在归口问题。
②“工农兵”业余革命文艺队伍，是完成文艺界斗批改、建设真正的无产阶级新文艺的重要力量。
③据此，“工农兵”不能解散，而应健全组织，纯洁队伍，发挥战斗力。
如有相反意见，请畅所欲言，发表之。
如没有相反意见，就作出决议。

一张小字条

十二万分火急！快！快！快！
及时宣读！
这个会是个极不相信群众的会！
三宣队——蔡东旭

1967.3.16上午分团联络会

江国源主持会议，选举勤务组。由原筹委和现在的勤务组参加选举，由他们先亮相。

徐国志：
今天选出仍是临时的勤务组。

江国源：
现开始亮相。原筹委中五人到了三人。

龚远林：
我父亲是送报的。我12岁死了父亲，9岁开始卖夜报、纸烟，后来当学徒，拉风箱。母亲帮人。我是江北人。后来到小龙坎丝厂当学徒。后到《新蜀报》编辑部烧开水。之后到鱼洞溪被服厂学徒。这时13岁。解放后到被服厂。1964到65年到公司做服装标样。
家庭出身工人，本人成份工人。文化大革命中参加了“星火”和“工农兵”。解放前没参加过什么组织，只参加了洪帮，没有担任职务。各个运动中没什么问题，没受任何处理。合作社时组织上知道我会画，就安排我四处去画。我没搞过经济。
文革中，初期遭了大字报，内容主要是：稿费给我算总账；说我为邓拓打掩护；服装展览搞洋了；服装出口设计问题。
8·28 事件时，心里很紧张，我是受了蒙蔽的。当时的红卫兵，我是想参加的，但没让我参加。因而单位上的活动我就没参加。

有人问：
有人反映，龚是整别人黑材料的急先锋，有此事否？

徐勍
我到他单位去了解，傅国功谈：
1. 文革前他是党的培养对象，上过几次党课。
2. 文革中没给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贴大字报。
3. 参加“星火”，没怎么造反。

杨健：
我是安岳人，家庭成份城市贫民，本人成份学生。大哥在国民党军队当文书（相当于上士），1948年在罗广文部队一个党部当书记（少尉），二哥在伪财政部，三哥教书。1949年因生活困难，大哥叫我到伪军队里顶名额，拿过两个月钱，穿过军装，但没进去。解放前在学校里没参加任何组织。
解放后历次运动中没什么问题，没参加党、共青团。
文革中，8月份给我贴了十多张大字报，主要对我创作上，把我几十篇都列为毒草。有过两个月的反省。现在反是平了（最近平的），我自己认为只有两三篇作品有问题，一篇是和江国源合写的，一篇是哥哥借用我的名字写的。我言行上没有反党的。运动中把我打成小邓拓，下放到汽车修配厂。12·4后叫我参加工纠 ，我没有参加，只介绍了两个工人参加。

江国源：
巴县人，家庭出身贫农，个人成份店员，进过孤儿院。1956年入团，58年因恋爱问题受团的处分——因与劳改的资本家的女儿恋爱，被责令退团。
群众对我的意见是：成名成家思想严重，不安心商业工作。
文革中我也成了重点。我也给别人贴了不少大字报，也整了他的材料。我自己也写了检查。
我在文革中没参加任何组织，我是11月初参加的“工农兵”。
我的作品中有毒草。我在“工农兵”搞宣传工作，也出了不少问题，怕轰，不敢坚持原则。“12·4”后，版画搞“8·15好得很”，我和龚远林商量，不同意印，说明怕，折中。宣传队工作上，对有些问题不敢当面提。

刘世彬：
出身手工艺人，本人成份学生。1951年参加小教，53年入团，被评为区里五好团员，先进工作者，政协委员。
去年5、6月时，我是政治学习大组长，后来遭了大字报。区里有我的黑材料。
我没参加保皇四军 。
与龚远林串起，参加了“工农兵”。现是本单位造反派的勤务组负责人。

江国源：
原勤务组有罗洪昌、徐国志、徐勍、汪开智、何蔚、段绪国、赵元胜、龚联建。
现提：王凯、汪开智、李树全、赵元胜、段绪国、余泽林、龚联建。

刘世彬：
现在筹委提的名单，我作为筹委，根本不晓得。

徐勍
龚远林应调查，调查期间，工作暂停。杨健也要调查。
本来筹委亮相后，应是原勤务组亮相。然而江国源又提出了新勤务组的名单。

江国源：
这个新勤务组名单是我和龚远林、杨健商量后提出的。
希望大家继续揭发原筹委的问题。原筹委停止工作。

沙坪坝分团：
龚远林、杨健不能当筹委。我赞成调查清楚后再说。
原临时筹委，要坚持工作到新筹委选出来为止。
勤务组代替筹委工作，我不同意。勤务组人员应能胜任。
徐国志应纳入勤务组。
今天的会是两种思想针锋相对斗争。

杨健：
调查我，我同意。
那时兰艰来，是谁支持的？又是谁配合兰艰攻击了我团的方向，说我团右了？（指徐勍。）
原勤务组的人来，是怎样参加到团里的？

刘世彬：
原来五个发起人，都要调查。调查归调查，工作也要干。

杨健：
建议王凯同志，他是解放军，来做调查工作。

徐国志：
江国源贯彻周扬黑线，选演员看长得好不好看。
龚远林、杨健，我不同意。江祥德，我不了解。
刘世彬我同意继续搞。
我觉得应采取革命行动：各分团派筹委来。

龚远林：
我不干了。我跟不上形势。以前干的工作我负责。
家里需要我。自己被打成三类，需要回去了解情况。
如果考虑自己，我坚决拒绝再干。
说我右了，我承认。我是进文联后才右了。
进文联，刘世彬没来，如他所说，是怕了。
兰艰，是徐勍、龚联建介绍来的。

杨健：
徐勍，介绍兰艰到“工农兵”，支持兰艰的观点，说“工农兵”大方向错了。调人，如蒋某到革联委办报问题。

沙坪坝分团：
2月7日，江国源在会上说，发展组织，造反派欢迎，保守派可以，发展中间的。

段绪国 ：
我是2月15日，建设八一兵团叫我来的，担任行政工作，2月15日的会，兰艰是8·26观点，杨健是8·15的，江国源、龚远林是含含糊糊的。
筹委勾心斗角，勤务组工作无法开展。
十个勤务员是上次分团会议确定的。筹委不相信群众，

宣传二队：
江国源叫我们2月15日参加会议，选临时筹委，兰艰是组长，龚远林是副组长。
筹委是机会主义的，对二队采取两面三刀的手法。

勤务组全体会议

缺席：徐勍（到科技情报所抓刘序椒 去了）

王凯：
这个会，主要分一下工。若大家还有些什么问题，提出来解决。我们下面有千把人，革联委寄托有很大希望。我自己来表个态，开个场。

段绪国：
这个会是勤务员分工，第二个是组织整顿，第三到革联会去联系。如果组织没有整顿好，影响我们的选举，也影响下面各分团的工作开展。

汪开智：
我们来自各条战线，彼此互相介绍一下，使大家能和其他同志工作联系得更好。

徐国志：
我学车工，团员。参加过保守派。来时是造反派同意的。

袁伯伦 ：
我是工人，运动开始与指导员贴大字报。参加过工纠。后来参加八一兵团。

何蔚：
团员。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参加工纠，12·4遭围攻，回来造工纠的反，后来和四个人成立了造反团。爷爷是工人，爸爸是工人。

段绪国：
贫农出身。解放后入团，1959年入党。未受过任何处分。文化大革命当了工纠，参加过工纠的演出。后来参加八一兵团，由八一兵团介绍来的。父亲还在工作。

王凯：
我家是贫农。解放前我很小就卖了壮丁，在淮海战役解放过来，原来在炮师，后到西南军区。以后到剧院，搞组织。立过功。参加过先代会、文代大会。

汪开智：
家庭出身是工人，抗日战争以前当过兵，是抓壮丁抓出来的，抗日战争前夕离开军队，当过通讯班长。解放后当学徒。曹荻秋 接见过一次。1952年读书。58年开始工作，在黄葛垭四川中药研究所，以后到四川…… 后因工资低，又到林场。1962年在供销社多吃多占。
我们单位领导很恨我。被两千多人斗争过。在平反监察委员会 干过。以后搞“工农兵”巴县分部。

龚联建 ：
我老汉是医生，搞过团的工作、保卫工作。我老婆是当权派。黑帮分子接见过我。出席过文化工作积极分子大会，演王麻子。文化大革命中被贴了大字报。我不爱搞团的工作，自己很随便。斗我时有其他原因，说我“里通外国”，是得到香港来信。

（杨健同志到革联委办《山城战报》。）

龚远林：
我们应当抓三结合和组织整顿工作。
段绪国、龚联建、徐勍和文联三人搞文联工作（包括打罗，搞三结合）。
徐勍不参加勤务组，可参加一般工作。
何蔚搞秘书。
汪开智、罗洪昌：组织。
江国源、徐国志、周忠全：文字宣传。
邵渝胜 ：宣传队。
组长：王凯（43321 ）

1967.3.16晚上“工农兵”勤务组分工情况

王凯 组长
江国源 宣传
周忠全 宣传（一般工作人员）
汪开智 宣传队
邵于胜 宣传队
罗洪昌 组织
徐国志 组织
何蔚 组织、秘书
杨健 办报
袁伯伦 办报
龚联建 打锣 ，与革联会联系
龚远林 三结合，与革联会联系
段绪国 三结合
徐勍 打锣（一般工作人员）

2017年11月25日整理录入于重庆风江阁
——————————————————————————————————
【故纸堆】

重庆文革小报简目

渔歌子 整理

整理者说明：这只是文革群众造反运动时期重庆市（按当时的行政区划辖八区三县）铅印小报的不完全名录，其中有的只是从间接资料上得知其名，但未看到原件。因此所记不一定准确。编排时有如下考虑：
⒈为便于研究查找，大致按行业作了分类，同一部门同一单位的各派小报集中在一起，大体按创刊时间先后排列。
⒉已知小报创刊或专刊出刊时间的，均加以注明。
⒊为节省篇幅，删去了“主办”、“主编”、“编”、“合编”等字样；主办单位中，学生造反派组织在前期有的加有前缀“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分裂为两派后，有的站到反到底派一边，将前缀改成了“大专院校反到底司令部”、“红大司”（1967年5月后）或“中学生红卫兵司令部”、“红中司”（1967年9月后），站到八一五派一边的则将前缀改成了“红卫兵重庆警备区”（1967年9月后）。凡同一种小报主办单位的前缀先后有变化的，本名录均删去了前缀。
望各方知情者提出修订补充意见。
本名录在整理过程中得到了王锐、庞国义先生的大力帮助，谨致谢忱！

全市性、地区性或不同组织合办

新闻报道 重庆日报红色造反者
1967年1月1日出第1号（1966年12月31日重庆日报红色造反者在报社夺权，宣布《重庆日报》停刊，改出《新闻报道》）。
新山城 新山城编辑部
1967年2月4日创刊（仅出一期）。
工学战报 重庆工学联合兵团
1967年2月27日创刊。
山城战报 重庆革命造反派联合（第三期开始改为重庆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宣传委员会）
1967年3月14日创刊。
山城红旗 《山城红旗》编辑部（创刊时的主办单位署名有：解放军后字242部队红色造反者总团、中学生红卫兵总指挥部九一纵队、国家科委情报所重庆分所红色革命造反团、重庆文艺界延安兵团、重钢工人九八战斗团、四川美术学院红色尖兵团尖刀分团、首都红代会赴渝战斗兵团）
1967年4月30日创刊。
山城红日 《山城红日》编辑部
1967年6月10日创刊。
山城曙光 《山城曙光》编辑部
1967年6月10日创刊。
斗批改 重庆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斗批改指挥部
斗批改 重庆八·一五革命造反派斗批改联络总部主办
1967年6月22日创刊。
满江红 重庆反到底《满江红》编辑部
1967年9月15日创刊。
文攻报 文攻报编辑部（反到底派）
1967年10月5日创刊。
新山城快报 打倒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联络总站重庆分站
北斗星 反到底北斗星编辑部
1967年11月22日创刊。
路线斗争 重庆反到底《路线斗争》编辑部
1968年2月25日创刊。
打倒李井泉（4开） 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红卫兵424部队、八•一五战斗团8•15战报编辑部合办
打倒李井泉专刊（对开） 《新重庆报》九•一四纵队、《新重庆报》星星之火战斗队、《新重庆报》鲁迅战斗团红一方面军、《新重庆报》部分革命职工、红卫兵挺进《新重庆报》纵队 合办
横扫 重庆《横扫》编辑部主办（八一五派）
1968年3月创刊。
险峰 反到底《险峰》编辑部
山城八·一五 重庆财贸工人八·一五战斗团、重庆电力兵团、山城八·一五印刷工人战斗团、重庆教育兵团
1967年6月27日创刊
大江南北 重庆市财贸工人8·15战斗团九龙坡区分团粮食纵队部从头越战斗队、重庆市文艺界革命造反司令部
1967年8月11日创刊。
红旗战报 重庆八·一五派市中区联合指挥部、红卫兵重庆警备区市中区分部
1967年11月5日创刊。
万山红遍 重庆黄桷垭地区大联合指挥部、邮电学院红色通讯兵战斗团、《抗大剑》教职工革命造反司令部
1967年11月10日创刊。
江南战报 江南地区8·15派联合指挥部
1967年6月15日创刊。
江南烽火 机械校6·25 二师8·29、交院工程兵、9中8·15
1967年10月27日创刊。
江北烽火 重庆反到底《江北烽火》编辑部
1968年3月创刊。
风雷激战报 重庆杨家坪地区支革联合指挥部
1967年6月2日创刊。
杨家坪烽火 重庆杨家坪地区8·15联合总部
险峰 重庆反到底九龙坡地区联合指挥部
1968年1月13日创刊。
追穷寇 重庆潘家坪地区八·一五派《追穷寇》编辑部
红岩红旗 红岩红旗编辑部（化龙桥地区反到底派）
红岩造反报 重庆工人红岩革命造反团
1967年1月25日创刊。
北碚战报 北碚区捍卫红色政权联合总部宣传部
1967年7月15日创刊。
冷对 碚字00部队《忠海雄鹰》战斗队
猛虎战报 反到底北碚猛虎团政治宣传部
1967年9月1日创刊。
砸烂猛虎团 北碚区捍卫红色政权联合总部127部队
1967年10月28日出刊一期。
新长寿报 长寿县革命委员会
长寿工人 重庆八·一五革命工人造反联合总指挥部长寿分部
1968年1月28日创刊。
綦江风雷 綦江中学第四野战军、綦江中学铁骑军
1967年11月20日创刊。
战报 打通各革命造反组织、政法兵团驻打通纵队
1967年3月16日创刊。
山城风雷 三中抗大兵团 重师附中8·15兵团 石油校革造兵团二机校8·31
1967年6月13日创刊。
觉醒 重庆机制校革命造反兵团 建设工业校鲁迅战斗队（专登被俘的反到底派人员的检查交代、反戈声明）
1967年6月30日创刊。
指点江山 重庆红税工、教工井冈山、市委井冈山、邮电兵团、钢铁设计院联合兵团
1967年7月6日创刊。
火正熊 反到底煤校八三○、师专血战到底
1967年7月14日创刊。
起宏图 重庆市红卫兵代表大会筹委会、重庆市革命工人造反联合总指挥部
红山城 重庆工人二七总指挥部文印、铁道兵团、重庆卫生8·15总部等
1967年8月1日创刊。
革命大批判 重庆八·一五（疑为由反到底派以八·一五派名义或八·一五派“反戈”人员编的揭发八·一五内幕文章）
战恶风 重庆无产阶级革命工人造反军司令部（实由两派中几个志同道合者合办，宣传反对武斗、走中间路线）
1967年8月8日创刊。
红满天 重庆革命职工造反团、东方红11·16战斗兵团、市中区税务局红色警卫队
1967年11月4日创刊。
红旗漫卷 反到底重庆36中毛泽东主义兵团、工总司交通总部省船井冈山
1967年11月28日创刊。
红旗漫卷 重庆反到底《红旗漫卷》编辑部（疑与上一种为同一报）
井冈山 军工井冈山望江东方红公社、重庆井冈山红卫兵总部
军工炮声 反到底工总司军工井冈山空压兵团、重庆工业学院井冈山兵团
1968年1月5日创刊
红鲁战矛 重庆八一兵团总部、重庆鲁迅战斗团总部
1968年1月创刊。
反到底炮声 重庆反到底造反军总部轻工兵团、三中反到底兵团
1968年3月1日创刊。
笑指沙场 反到底上桥红岩二中、煤校、教工沙区
1968年4月6日创刊。
桥头烽火 二轻兵团、六中红一方面军
山城怒火 重庆反到底革命派、首都红代会赴渝战斗兵团
1967年8月17日创刊。
反到底炮声、反到底之声（合刊）
山城战报、815战报（合刊）
山城战报、815战报、八一战报、山城红卫兵、星火燎原、机关战报（合刊）
造反军战报、指点江山、文攻报、山城红旗、红岩（合刊）
山城红旗、文攻报、造反军战报、红岩、指点江山、交通风雷（合刊）
山城红旗、造反军战报、军工战报、指点江山、红岩、（重大）井冈山、交通风雷、文攻报（合刊）
造反军战报、指点江山、文攻报（合刊）
文攻报、机关反到底、山城红旗（合刊）
井冈山、兵团战报（合刊） 重庆反到底《井冈山》、成都《兵团战报》

大中学校、教育机关

红卫兵报 重庆市大中学校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总部
1966年10月18日创刊
赤卫军 重庆市毛泽东思想赤卫军总部
1967年1月11日创刊（仅出一期）。
山城红卫兵 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后为红卫兵重庆警备区）
1966年11月5日创刊。
东方红红卫兵 东方红红卫兵革命造反兵团
1967年1月28日创刊。
反到底 重庆红卫兵反到底司令部
1967年5月26日创刊。
井冈山 重庆井冈山红卫兵总部
1967年6月16日创刊。
红尖刀 重庆红卫兵反到底司令部红尖刀编辑组
1967年7月1日创刊。
红一方面军 重庆红卫兵红一方面军宣传部
1967年9月24日创刊。
8•15战报 重庆大学红卫兵团、八·一五战斗团
1966年12月9日创刊。
重大八·一五 重庆大学校刊编辑部
1967年3月26日创刊。
横眉 渝字404部队《横眉》编辑部（重大）
1967年6月26日创刊。
八·一五风暴 重大八·一五战斗团《打鬼纵队》
八·一五风暴 “八·一五”周年纪念大会筹备处宣传组
1967年8月8日创刊。
八·一五战笔 重大八·一五
长城哨兵 重大8·15八二三部队《红烽》长城哨兵编辑部
井冈山 重庆大学井冈山公社《井冈山编辑部》
1967年12月14日创刊。
挥戈南北 重大井冈山
井冈山通讯 重大井冈山
呐喊 重大井冈山
锷未残 重大井冈山
红岩 西师红卫兵团、西南师范学院八·三一战斗纵队
1966年11月18日创刊。
红岩快报 西师八·三一战斗纵队《红岩》编辑部
春雷 西南师范学院春雷造反兵团
1967年4月21日创刊。
春雷画刊 西南师范学院春雷造反兵团
1967年11月创刊。
险峰 北碚捍红总部西师分部401部队
真理 西南农学院共产主义红卫兵真理战斗组
惊雷 西南农学院红卫兵团 西南农学院八·二六战斗团
1966年12月20日创刊。
延安 西南农学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赤卫军《延安造反兵团》
1967年1月5日创刊。
造反者 西南农学院八·二六战斗团
1967年2月1日创刊。
险峰 西南农学院《8·26》战斗团《莽昆仑》纵队
中流击水 西农8·26战斗团《中流击水》战斗队
1967年5月12日创刊。
八·二六惊雷 西南农学院八·二六战斗团
1967年7月1日出版第24期（续接《惊雷》23期）。
嘉陵怒吼 西南农学院10·26战斗团
红卫兵 西南政法学院红卫兵总部政治部宣传部
新政法 西南政法学院革命造反派联合主办
1967年1月1日创刊。
政法兵团 西南政法学院政法兵团
1967年1月20日创刊。
紧跟毛主席 西南政法学院《紧跟毛主席》战斗团
1967年6月22日创刊。
鏖战急 西南政法学院《紧跟毛主席》战斗团401部队
1967年11月17日创刊。
造反者 四川外语学院红卫兵团八·二六战斗团
快报 川外红卫兵八·二六战斗团
星火燎原 四川外语学院、西南农学院八·二六战斗团星火燎原纵队
1967年5月25日创刊。
井冈山红旗 重庆井冈山红卫兵四川外语学院井冈山兵团
1967年7月9日创刊。
万山红遍 四川美术学院无产阶级革命派《万山红遍》编辑部
飞雪迎春 四川美术学院《红色尖兵团》
1968年1月10日创刊。
八·一五烽火 重庆师范专科学校八·一五战斗团
1967年1月24日创刊。
血战到底 大专院校反到底司令部、师专血战到底兵团
尽开颜 重庆师专血战到底纵队《尽开颜》编辑部
八·一八战报 重庆建筑工程学院红卫兵八·一八战斗团
1966年12月26日创刊。
还我长城 建院八·一八
1967年12月7日创刊。
反到底之声 重庆建院《反到底之声》编辑部
1968年1月7日创刊。
挺进报 重庆交通学院九一五战斗团
红色通讯兵 重庆邮电学院红色通讯兵团
1967年1月1日创刊。
山城通讯兵 重庆邮电学院《山城通讯兵》编辑部
东方欲晓 重庆医学院重医兵团、河运校航锋战斗团
1967年4月23日创刊。
中学生红卫兵 重庆中学生红卫兵总指挥部
1967年1月1日创刊。
中学生红卫兵 中学生红卫兵红联会宣传部主办（八一五派）
1967年6月20日创刊。
红卫兵 反到底中学生红卫兵司令部
九一纵队 重庆中学生红卫兵九一纵队
1967年6月16日创刊。
红中司 反到底中学生红卫兵司令部
红卫兵报 重庆中学红卫兵反到底司令部红卫兵报编辑部
1967年10月9日创刊。
英特纳雄耐尔 重庆红中司英特纳雄耐尔
血旗 重庆一中8·15战斗团
1967年8月27日创刊。
横站 重庆一中八·一五
1967年11月16日创刊。
抗大兵团 三中抗大兵团
1967年2月1日创刊。
打鱼船 重庆三中抗大兵团《打鱼船》
1967年12月30日创刊。
缚苍龙 重庆三中抗大兵团《缚苍龙》
1968年1月16日创刊。
长缨在手 重庆三中抗大兵团《长缨在手》编辑部
教育要革命 三中抗大兵团《教育要革命》编辑部
1967年12月12日创刊。
井冈号声 重庆三中《井冈号声》编辑部
1968年1月27日创刊。
32111战报 重庆新六中红卫兵团32111战斗团
1967年5月23日创刊。
红卫兵 重庆六中红卫兵32111战斗团
八路军炮声 重庆红卫兵六中红一方面军红全球纵队
1968年1月创刊。
四野战报 新十一中第四野战军
1967年7月12日创刊。
九八战报 重庆十三中东方红九八战斗团
红小鬼 十八中反到底
1967年10月12日创刊。
井冈山 18中红卫兵团红旗《井冈山》
猛虎专刊 重庆23中东方红《小老虎》
春来报 二十八中红卫兵团八一五战斗团
毛泽东主义战报 重庆二十九中毛泽东主义战斗团
1967年1月22日创刊。
小人物 二十九中红一方面军
1967年6月11日创刊。
拔孬萝卜 重庆廿九中毛泽东主义战斗团603部队
1967年12月14日创刊。4开4版。共出3期。（专为宣传“打倒刘、张”〔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中的刘结挺、张西挺夫妇〕而办，因当时八二六、反到底派称刘、张为“好干部”，红成、八一五派则称刘、张为“烂萝卜”、“孬萝卜”。仅出3期即因中央“三一五指示”严厉批评“打刘张”而被迫停刊。）
反到底文摘 29中红一方面军《8·31》纵队《缚苍龙》战斗队《永忠》战斗组
中学风雷 四十一中东方红
军训战报 重庆四十二中军政训练团
无产者 西师附中《无产者》
綦河浪 重庆三江高中八二九战斗团
8·31战报 重庆二机校八·三一战斗团
1966年10月1日创刊。
航锋战报 重庆河运校航锋战斗团（仅出一期）
回马枪 （石油校）石油兵团
1967年7月12日创刊。
战旗 重庆煤校鲁迅兵团煤校八·二五
红旗飘飘 重庆革教《红旗》101、301团
红旗 重庆革命教职工造反司令部
教育战报 重庆教育兵团《教育战报》编辑部
1967年6月23日创刊。
八·一五风暴 重庆革命教职工造反司令部二○一团打鬼纵队

科研、设计

风雷激 重庆市钢铁研究所8·15钢研兵团
战地黄花 四川省中药研究所红色造反联合总部《战地黄花》
煤设战讯 重庆煤矿设计院8·15兵团
1967年11月16日创刊。
红纵战报 反到底工总司地质部二普革司红色造反纵队

文艺

鲁迅战报 重庆文艺界革命造反司令部
1967年2月9日创刊。
工农兵战报 四川省工农兵业余文艺革命造反兵团重庆团编辑服务室
工农兵文艺 工农兵文艺兵团市中区分部
1967年4月1日创刊。
山城文艺 重庆工农兵文艺联合指挥部
1967年6月22日创刊。
文艺红旗 《文艺红旗》编辑部
1967年6月24日创刊。
文艺前哨 重庆工农兵文艺联合总指挥部
1968年1月1日创刊。
冲锋号 《文艺前哨》编辑部
文艺战地 重庆工农兵文艺联合总指挥部、重庆市文联尖兵战斗队
文艺反到底 重庆文艺界延安兵团总部
1968年4月1日创刊。
战地黄花画刊 重庆反到底文艺界延安兵团、工总司财贸井冈山
工农兵电影 四川省电影发行放映公司重庆市公司
1967年12月8日创刊。
红岩村 山城八一五《红岩村》编辑部
1968年6月创刊。

医疗卫生

卫生战报 重庆卫生系统八·一五兵团
聋人风暴 重庆聋人革命造反总部
1967年2月7日创刊。
聋人红涛 北碚区无产阶级革命派聋人联合指挥部
1968年1月1日创刊。

工业交通

造反军报 重庆无产阶级革命工人造反军司令部
造反军战报 重庆无产阶级革命工人造反军总部
1967年1月16日创刊。
2•7战报 重庆工人二七战斗团总部
1967年1月30日创刊（从1967年2月19日第三期起报头更改为“二·七战报”）。
革命大批判 重庆无产阶级革命工人造反军总部大批判办公室
1968年5月25日创刊。
资料选编（原名《参考资料》） 反到底重庆市革命职工造反团总部
重庆工人 八·一五工总部
1967年10月15日创刊。
山城工人 《山城工人》编辑部
1968年1月14日创刊。
东方红之声 反到底工总司
八一战报 八·一五工总部八一兵团
1967年6月7日创刊。
红色军工 《红色军工》编委会
军工炮声 重庆革命造反军工战团
1967年5月20日创刊。
军工战报 军工井冈山总部
1967年6月15日创刊。
反到底战报 反到底建设地区联合指挥部
1967年8月31日创刊。
红大刀 军工井冈山建设兵团《红大刀》编委会
长安战报 军工井冈山长安兵团
1967年8月25日创刊。
新望江 反到底军工井冈山望江东方红公社
东方红 军工井冈山望江东方红公社
星火战报 嘉陵厂8·15派
造反报 重庆空气压缩机厂革命生产筹备委员会
1967年2月12日创刊。
血与火 重庆工总司军工井冈山总部空压兵团
1968年1月24日创刊。
长江战报 八一兵团67118团《长江战报》编辑部
长江战报 长江八·一五联合总部
重钢战报 重钢临革会
钢城造反报 重钢地区革命造反派联合
1967年1月29日创刊。
钢铁工人 重庆钢铁八·一五总部
1968年7月1日创刊。
九八战报 重庆九八战斗团（重钢公司的八·一五派组织）
红冶造反报 2307无产阶级工人造反战斗团（二钢厂的八·一五派组织）
反戈集 2307无产阶级革命工人造反战斗团宣传组
1967年7月29日创刊。
全无敌 重庆2307部队
1967年12月5日创刊。
钢铁东方红 重庆反到底工总司钢铁总部
1967年12月17日创刊。
新三钢 重庆钢铁8·15三钢分部
延安战报 反到底三钢延安兵团
1967年9月10日创刊，
四钢战报
红匕首 反到底工总司川煤总部五九分部
1968年1月12日创刊。
花枝俏 重庆反到底工总司煤□兵团
新矿山 天府煤矿革委会筹备小组
1967年9月9日创刊。
红色南桐 反到底《红色南桐》编辑部
1967年9月16日创刊。
换新天 松藻地区革命大联合委员会
1968年3月10日创刊。
新打通 重庆基建八·一五松藻矿区分部
石油工人报 重庆工总部长寿分部川东石油处联络站
韶山报 重庆无产阶级革命工人造反军机械兵团
1967年6月18日创刊。
机械井冈山 重庆机械井冈山总部《机械井冈山》编辑部
1967年7月8日创刊。
机械工人报 重庆反到底工总司机械总部
机械战报 重庆8.15机械兵团《机械战报》编辑部编
1967年8月4日创刊。
战旗 反到底工总司机械总部通用兵团《战旗》编辑部
电力战报 重庆电力系统红色造反兵团（后为山城八·一五电力兵团）
1966年12月18日创刊。
尖兵 重庆浦陵机器厂红色尖兵队
农奴戟 省船厂船舶8·15《农奴戟》
井冈山红旗 重庆反到底建工井冈山司令部《井冈山红旗》编辑部
1967年11月8日创刊。
红印工 革联会山城八·一五印刷工人战斗团三分团
四·一五战报 重庆文教美术工业兵团花溪造纸印刷社“四一五”造反纵队
1967年6月11日创刊。
斗私批修战报 山城八·一五印刷工人战斗团总团
1967年10月28日创刊。
红匕首 反到底工总司重庆造纸厂联合指挥部宣传组
怒火 反到底工总司一轻总部纺织分部工农棉纺织厂东方红兵团政宣部
兵团战报 重庆纺织兵团
八二七战报 重庆无产阶级革命工人造反军第五棉纺织厂8·27战斗纵队
1967年2月12日创刊
二轻兵团 二轻兵团总部
1967年2月9日创刊。
红色桥头 重庆反到底二轻兵团宣传部
1967年10月5日创刊。
长航战报
万里长江 重庆八一五长航兵团
斗私批修 重庆长航兵团主编
1967年11月29日创刊。
航道烽火 重庆工总部省轮航运兵团航道战斗团
省轮战报 省轮航运兵团
人交造反报 重庆人交革命造反委员会人交革命职工造反兵团、重庆人交生产管理委员会
1967年3月10日创刊。
枪林逼 重庆反到底交通系统红一方面军
交通风雷 反到底工总司交通总部
军团炮声 重庆反到底搬装红一军团
水泥 重庆基建8·15水泥兵团
群众风暴 重庆反到底造反军总部街道反修兵团
1968年6月创刊号。

商业财贸

九·二一炮声 财贸九·二一战斗团
1967年7月17日创刊。
八·一五风暴 重庆市财贸工人八·一五战斗团
1967年12月29日创刊。
红尖兵 反到底市中区指挥部财贸井冈山市中区分部
井冈山评论 财贸井冈山二轻兵团等
工商战报 重庆市财贸工人八·一五战斗团工商分团
九六战报 重庆市财贸工人八·一五战斗团外贸分团、重庆茶土公司九六纵队
粮食战报 重庆市财贸工人8·15战斗团北碚分团粮食纵队
井冈山 重庆房管系统红一方面军宣传组
1967年5月16日创刊。

农民

农民井冈山 农民井冈山兵团
1967年7月11日创刊。
重农烈火 重庆农民革命军反到底司令部
1967年8月17日创刊。
秋收红旗 重庆农民革命到底总司令部
1968年5月创刊。

党政机关

大风大浪 重庆市机关革命造反司令部
1967年7月1日创刊。
机关战报 重庆市机关革命造反总部
1967年12月22日创刊。
机关反到底 反到底机关司令部
1968年1月29日创刊。
革命大批判 反到底重庆机关革命造反司令部市级党群机关井冈山兵团
大无畏战报 市中区党群机关红旗造反团大无畏战斗队
1967年4月26日创刊。
山城新政法 重庆政法革命造反联合总部
政法战报 重庆政法革命造反联合总部、重庆政法界斗批改联络组
1967年7月9日创刊。
公安反到底 重庆公安红一方面军
1967年8月5日创刊。

军事院校

军校战报 驻渝院校无产阶级革命派总部
1967年10月13日创刊。
平型关战报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渝院校无产阶级革命派总部
红色造反者 后字二四二部队《红色造反者》编辑部(后勤工程学院)
242战报 后字242部队文革筹委会
新后工 后字242文筹
一○五风暴 第七军医大学一○五红色造反团、红工造反团
1967年2月1日创刊。
红色造反者 第七军医大学红联红色造反总团
1967年3月4日创刊。
红色通工 解放军通信兵工程学院红色造反团
1967年6月21日创刊。
风展红旗 总字412部队红旗造反团
全无敌战报 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兵工程学院东方红造反军
动态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字421部队红色造反团

重庆小报外地版及与外地合刊

造反军战报（首都版） 重庆无产阶级革命工人造反军
8•15 战报（成都版） 8•15 战报编辑部
8•15 战报（泸州版） 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 重庆大学8•15 战斗团
征腐恶 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赴蓉挺进纵队（以“成都地区革命造反派大联合促进会”名义）
1967年2月14日出刊（仅出一期）。
红岩（成都版） 西南师范学院八•三一战斗纵队赴蓉兵团
1967年7月创刊。
挺进报（成都版） 重庆交通学院九一五战斗团
1967年8月21日创刊。
挺进报（宜宾版） 重庆反到底司令部 重庆交通学院九一五战斗团
八二六惊雷（合川版） 重庆红卫兵反到底司令部、西南农学院八二六战斗团
四川通讯 重庆大中院校反到底赴沪兵团、上海交通大学红卫兵师（筹备组）
井冈山（自贡版） 重庆井冈山红卫兵总部
造反有理 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驻遵义联络站
小人物（专县版） 重庆反到底《小人物》编辑部
九·二一炮声 重庆反到底财贸井冈山总部九·二一战斗团
1967年7月创刊。
红色造反者（成都版） 后字242部队《红色造反者》成都版编辑部
反到底炮声（蓉城版） 反到底 重庆财贸井冈山总部 九•二一战斗团
山城反到底（川南版） 《山城反到底》编辑部
1967年8月31日创刊。
山城反到底 重庆反到底派杀回重庆联合指挥部
1967年9月16日创刊。
重庆反到底 重庆反到底赴自贡战斗团《重庆反到底》编辑部
1967年9月9日创刊。
山城通讯（自贡版） 重庆工农兵文艺公社南征北战纵队
革命大批判（武汉版） 重庆反到底无产阶级工人革命造反军总部大批判办公室
催春战鼓 重庆反到底橡胶兵团、成工兵团红胶纵队、自贡工代会（67）117公社
1968年3月17日创刊。
革命造反报、造反军战报（合刊） 重庆造反军战报、宜宾革命造反报
石油怒火、红岩（合刊）
血染红旗、红岩（合刊）
指点江山、泸州红旗（合刊） 重庆《指点江山》36期、《泸州红旗》67期
1968年5月出版，对开八版。
8·15战报、反修报（合刊） 重大八·一五、长春二总部东北人民大学红色造反大军
惊雷 重大8·15战报、红卫兵海口三司《惊雷报》编辑部
首都八一五 首都红代会八一五兵团《红岩村卫士》、重庆建筑工程学院等
红岩战报（由重庆反到底派在京人员与中国青年出版社保卫《红岩》战斗小组、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罗广斌问题专案调查组等合办）

外地小报重庆版

山城串连报 外地赴渝革命师生
1967年1月7日创刊。
红旗（重庆版） 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驻渝联络站
东方红 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驻渝联络站
1967年1月28日创刊。
首都红卫兵（重庆版） 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第三司令部）
1967年2月9日创刊。
八二六炮声（重庆版） 川大八二六战斗团
师院东方红（重庆专刊） 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北京师范学院东方红

会刊、专刊

打倒刘少奇 重庆市人委机关总部交际处8·15造反兵团印
1967年7月出刊。
打倒李井泉专刊 重庆大学红卫兵团、重大8·15战斗团《专打李井泉》兵团
1967年6月16日创刊。
打倒李井泉专刊（对开） 《新重庆报》九一四纵队、《新重庆报》星星之火战斗队、《新重庆报》鲁迅战斗团红一方面军、《新重庆报》部分革命职工、红卫兵挺进《新重庆报》纵队
1967年6月29日出刊。
打倒李井泉（4开） 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红卫兵424部队、八·一五战斗团《8•15战报》编辑部
打倒重庆市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任白戈大会会刊 重庆市机关革命造反联合指挥部、重庆公安革命造反联合总部、重庆市文艺界革命造反司令部
1967年5月31日出刊。
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任白戈及其一小撮同伙大会会刊 重庆市文教、卫生系统革命造反联合总部
1967年9月10日出刊。
打倒李廖任专刊 《北碚战报》、《星火燎原》、《春雷》编辑部
1968年4月24日出刊。
专刊（看：这就是任白戈及其一小撮同伙迫害刘文泉同志的罪行）
1968年6月21日出刊。
大会特刊（彻底揭批辛易之、岳林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中共重庆市委、重庆市人委、市文革、市经委、市总工会革命造反派
1967年3月17日出刊。
斗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鲁大东大会特刊 中共重庆市委、重庆市人委、市文革机关革命造反派
1967年3月1日出刊。
专刊（向毛主席请罪、向人民请罪）（几位副市长的公开检查） 重庆市人民委员会
1967年3月13日。
斗争王廉大会（专刊） 重钢临时革命委员会、钢铁八·一五斗批改办公室
1967年11月24日出刊。
打倒叛徒罗广斌专刊 重大八·一五
1967年7月6日创刊。
专刊（愤怒揭发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夏晨的滔天罪行第二批材料） 重庆财贸工人8·15战斗团外贸分团机关纵队整理
1967年6月10日出刊。
批判“二月逆流”专刊 重庆公安革命造反派联合总部《反逆流》战斗组
1968年4月创刊。
“六·二”血案专辑 重庆大学红卫兵团8·15战斗团《横眉》
1967年6月8日出刊。
“六五”血案专辑 重大八·一五《横眉》编辑部
西师“六五”事件专刊 重庆建工学院红卫兵八·一八战斗团六七纵队挺进纵队
1967年6月16日出刊。
红岩——“六·五”— “六·八”惨案特刊 西师八·三一战斗纵队
专刊（一场触目惊心的大血案） 西师八·三一战斗纵队
1967年6月出刊。
六六事件一周年纪念专刊 重庆建院八·一八战斗团、新重庆报鲁迅战斗团合编
1967年6月6日出刊。
六·一四事件特刊 重庆市装卸运输公司
1967年7月出刊。
六·三○反革命事件专刊 重庆九龙坡区八·一五派“六·三○”死难烈士治丧委员会
1968年7月29日出刊。
红岩7·7—7·8事件专刊 重庆红岩机器厂八·三一战斗团
1967年7月出刊。
重庆“7·25”反革命武装大屠杀专刊 重庆红岩革命造反指挥部《红岩红旗》中国人民解放军后245部队《10·5风暴》编辑部、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兵团战报》编辑部
1967年8月20日出刊。
8·3反革命事件专刊 八·一五长航兵团
1967年11月10日出刊。
八·三特刊 重庆南岸城建兵团八·三烈士治丧委员会
1968年2月出刊。
8·8红港大血案专刊 长航兵团、重庆工人港口兵团
1967年12月8日出刊。
一○·二七专刊 解放军总字412部队红旗造反团《风展红旗》
1967年11月18日出刊。
10•27大血案专刊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字四一二部队(通信兵工程学院)、重庆 市第十五中学红色造反团
嘉陵血案（专刊） 军工井冈山嘉陵兵团
1967年12月13日出刊。
血案专刊 《山城战报》、《山城红卫兵》
1967年7月15日出刊。
死难烈士万岁专刊 重庆20中红卫兵8·15战斗团
1967年11月出刊。
专刊（严惩二四二“红总”制造反革命凶杀事件的杀人犯和策划者） 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字242部队文革筹委会
1967年11月27日出刊
望江“12·11”事件专刊 重庆工总部八一兵团十六团
1967年12月28日出刊。
“金猴”罪行专刊 重庆工总部八一兵团一六团
1968年1月20日创刊。
张一福血案专刊 政法造反联合总部、公安革命造反联合总部、《山城新政法》
1968年2月12日出刊。
死难烈士纪念专刊 重庆财贸工人8·15战斗团
1968年3月22日出刊。
专刊（西师与附中八·一五派死难烈士） 西师春雷、西师附中无产者
会刊（坚决拥护中央七条通令大会） 重庆革命工人联合总指挥部等
1967年6月15日出刊。
七七——七九反革命屠杀事件专刊 后字242部队《红色造反者》编辑部
1968年7月出刊。
西农魔窟专刊 重庆市北碚区捍卫红色政权联合总部
砸烂重医黑监狱 文教卫生系统联合总部
1967年6月24日出刊。
红卫血泪（专刊） 重庆反到底工总司一轻总部纺织分部工人造反军红卫棉纺织厂联合兵团
1968年3月出刊。
热血专刊 重庆二机校红卫兵8·31战斗团
1967年8月14日出刊。
奇案专刊 重庆三钢野战兵团、重庆十八中红旗战斗团、重庆中学生红卫兵联合编辑部
1967年10月30日出刊。
首长讲话专刊 重庆市委机关革命造反总部《红哨兵》、山城8·15印刷工人战斗团
1967年7月17日出刊。
“革联会”的大方向是完全正确的！（专刊） 重大八·一五战斗团58423部队
1967年2月17日出刊。
彻底粉碎炮打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反革命逆流专刊 重庆建工学院八·一八战斗团、巍然不动、鲁迅战斗纵队
1967年6月24日出刊。
誓死捍卫无产阶级专政专刊 重庆建院红卫兵八·一八战斗团4202部队鲁迅战斗队
1967年7月6日出刊一期。
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四十周年专刊 中共四川省委初级党校革命造反兵团、中共重庆市委党校红色革命造反兵团、四川省团校东方红战斗队
1967年7月29日出刊。
拥军爱民专刊（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成立四十周年） 解放军总字421部队红色造反团
1968年8月出刊。
热烈庆祝重庆长航兵团成立专刊 重庆长航兵团宣传组
1967年6月4日出刊。
重庆工人“二·七”战斗团周年纪念大会专刊 重庆工人“二·七”战斗团总指挥部
1967年10月21日出刊。
会刊（长航八·二八革命造反一周年纪念大会） 大会服务组
沙区八·一五革命派大批判经验交流会专刊 8·15革命派大批判联络站
1967年10月22日出刊。
北碚区捍卫红色政权联合总部革命大批判经验交流大会会刊 重庆市北碚区捍卫红色政权联合总部宣传部
1967年11月12日出刊。
打刘张专刊 成都地总专县赴渝汇报团601、重庆八·一五总部物资兵团
1967年12月30日出刊。
庆祝毛主席视察重钢十周年大会会刊 重钢临革委宣传组、钢铁八·一五总部
1968年3月28日出刊。
喜报（重庆两派代表达成协议）
1968年3月29日出刊。
专刊（开展对敌斗争，发展大好形势） 《造反军报》、《指点江山》、《文攻报》
1968年9月出刊。

主办单位、类别不详

东方红 8·15红色暴徒
1967年1月5日创刊。
迎春到 《迎春到》画刊编辑部
1967年2月创刊。
迎春到 重庆八·一五《迎春到》编辑部
1968年1月30日创刊。
山城风云 重庆革命造反派
1967年6月14日创刊。
文革烽火 《文革烽火》编辑部
1967年7月9日创刊。
扬子江评论 《扬子江评论》编辑部
1967年9月20日创刊。
风华正茂
1967年11月16日创刊。
东方红 重庆反到底《东方红报》编辑部
1967年11月16日创刊。
送瘟神 重庆8·15,403部队《送瘟神》编辑部
1967年11月25日创刊。
消息快报 重庆反到底《政法兵团》翻印
1967年12月3日出刊一期。
红色尖兵 革命造反兵团《红色尖兵》编辑部
风捲红旗 《风捲红旗》编辑部
1967年12月16日创刊。
扫残云 《扫残云》编辑部
1967年12月16日创刊。
韶山红旗 重庆工总司135部队韶山公社
战斗报 工人司令部一兵团邮电工人战斗纵队
井冈风云 《井冈风云》编辑部
东风浩荡 《东风浩荡》编辑部
——————————————————————————————————
【浩劫墓碑】

重棉三厂文革非正常死亡职工名单

渔歌子 整理

说明：重庆第三棉纺织厂，简称重棉三厂，位于重庆市南岸区弹子石，原为民国时期著名的裕华纱厂，文革初期“破四旧”中改名为“红卫纺织厂”。文革爆发时正式职工4500人，文革中非正常死亡职工20人，其中干部4人，工人16人；死亡原因：运动初期被红卫兵抄家后自杀1人，武斗中被打死5人，派性组织毒打致死7人，“清理阶级队伍”中上吊自杀6人，失踪1人。
本名单依据文革结束后该厂落实政策时的调查记录整理，记录提供者不愿披露姓名。谨致谢忱！因原记录字迹潦草，可能会有个别字辨认失误，望知情者发现后指正。原记录中对该厂“七二八事件”中被打死的三人均写作死在“二楼”，实即厂办公楼，俗称“二楼”，系一幢旧式的两楼一底三层小洋楼，厂广播室、油印室、档案室等均在楼内，因此成为该厂两派争夺重点。为便于理解，本名单整理时均将“二楼”改写为“厂办公楼”。
本名单按死者死亡时间先后排列。

贺瑾修，男，1911年生，湖北蒲圻人。家庭出身官吏，本人成份职员。厂工程师。因历史上任过国民党区分部书记、一贯道副坛主等“政治历史问题”，被红卫兵抄家后，1966年10月21日在家中上吊死亡。终年55岁。

杨胜金，男，1932年生，四川涪陵人。小学文化。厂消防队员，八一五派。1967年6月24日上午被砸派（即反到底派）抓到武斗据点，用实习手榴弹打死，并用硫酸毁尸后扔进长江。终年35岁。

屈仁美，男，1928年生，四川岳池人。家庭出身贫农，小学文化。1956年入党。文革时为筒摇车间检修工。1967年6月27日被轻工业技校八一五派打死。终年39岁。

黄昌玉，女，1930年2月生，四川涪陵人。家庭出身贫农。厂细纱车间工人。工人，中共党员，砸派造反军成员。1967年7月2日两派冲突中被八一五派抓到厂办公楼用绳子吊死。

陶家益，男，1944年生，四川长寿人，家庭出身工人，初中文化。1964年进厂，细纱车间皮辊工人。1967年7月11日在厂外被打死。终年23岁。

刘炳云，男，1905年生，四川南川人。家庭出身贫农，初小文化。厂织造车间工人。1967年7月28日厂里发生两派争夺厂办公楼的大规模武斗，1967年7月28日前此楼曾被两派群众组织反复争夺，一度成为弹子石地区反到底派的唯一据点，“七二八”事件中被八一五派集中厂内外力量攻占。武斗中刘在厂办公楼被打死。终年62岁。

钟素华，女，1931年生，四川涪陵人。家庭出身贫农。筒摇车间工人。1967年7月28日大规模武斗中在厂办公楼被打死。终年36岁。

周国民，男，1931年生，四川涪陵人。家庭出身贫农，初中文化。厂织造车间工人。1967年7月28日大规模武斗中在厂办公楼被打死。终年36岁。

何庆兰，女，1930年3月生，四川涪陵人。家庭出身贫农。厂准备车间工人。1967年8月1日在厂外被人打死。有精神病。终年37岁。

杨其山，1913年生，四川丰都人。家庭出身工人，初小文化。厂织造车间工人。八一五派，1967年8月18日攻打黄山时在三块石中弹身亡。终年54岁。

王元露，男，1931年7月生，四川西充人。家庭出身贫农，初中文化。1956年6月加入中共。厂消防队员。1967年8月在黄山武斗中死亡。

彭松柏，男，1936年6月生，重庆人，家庭出身工人，高中文化。厂前纺车间工人。1967年8月22日在南岸区第五人民医院据说被红卫兵打死。终年31岁。

吕贤源，男，1919年生，安徽太湖人。家庭出身小商，本人成份职员。厂职工医院主治医生（医生七级）。1968年8月，厂里反到底派已全部逃离重庆，吕上班时被八一五派抓去非法关押26天，乱批乱斗，严刑拷打，不堪迫害，于8月31日自缢身亡。终年49岁。

万恒荣，男，1908年生，湖北黄陂人。工人出身，小学文化。厂机电车间工人。1929年参加国民党，1943年任区分部委员。1956年结论为政治历史问题。1967年9月4日晚，住在南岸区第五人民医院的武斗野战连人员到医院对面山坡防守去了，五院留下几人。后发生打架事件。有人诬万带学生来过（万妻是医院护士，住在医院三楼上）。万被武斗队抓到五院门诊部，武斗队副连长指着万对那里的武斗伤员和武斗人员说：他是国民党区分部委员，是他带人来打你们的。万当即被打破头部，随后又被抓到武斗指挥部三楼上吊打致死。终年59岁。

叶文钧，男，1907年11月生，安徽桐城人。家庭出身小土地出租，本人成份职员。1958年到厂。厂供销科工人。1968年“清队”时作为“公安六条人员”登记，请罪。1968年12月28日在过磅房上吊自杀。终年62岁。

郭礼运，女，1917年生，湖北江陵人。家庭出身教师。厂子弟校教师（三级）历史上是一般国民党员。“清队”中于1968年12月4日上吊死亡。终年51岁。

江西甫，男，又名江仁友，1928年生，重庆人。家庭出身小商。小学文化。厂工人。“清队”中因被认为“政治历史问题”没有交代清楚，1969年1月6日回到家中，当晚外出未归，亲属认为已死。失踪时41岁。

冉振玉，女，1916年10月生，四川丰都人。贫农出身。筒摇车间工人。有过一贯道坛主历史问题。“清队”中被批斗，戴了写有“一贯道坛主”的白袖套。1969年3月3日上吊自杀。终年53岁。

李春祥，男，1928年5月生，四川巴县人。工人出身。1940年进厂，文革时为织造车间检修工。清队运动中，因子女上山下乡引起家庭问题，又对清队政策不理解，1969年3月28日在南岸窍角沱家中上吊自杀。终年41岁。

王永强，男，1936年3月生，四川涪陵人。中专文化。1959年由市药剂校分配到厂。文革时为厂职工医院检验士。生前在厂办清查武斗问题的“七二八事件”学习班中自述曾在1967年7月28日武斗事件中参加了包扎伤员和轻微打人活动。1970年12月28日在学习班上吊身亡。终年34岁。
——————————————————————————————————
【浩劫墓碑】

重庆市文联文革中三位非正常死亡作家

何 蜀


重庆市文联机关，在文化大革命爆发时是一个只有二十多个有编制身份（干部、工人）人员的小单位。在文革前期的几年里就有三人先后非正常死亡，比例算是相当大的。

罗广斌

罗广斌是文革中重庆市文联机关第一个也是影响最大、争议最大的一个非正常死亡作家。
罗广斌，1924年生，四川忠县（今属重庆市）人。罗家是当地大户，其父罗宇涵曾任忠县参议会议长，其母罗蕴山曾任四川高等法院法官。罗父在忠县、洪雅等地广置房产，收入丰厚，因此罗广斌自幼过着富家少爷的优裕生活。后来在同乡兄长马识途的引导下，在昆明西南联大附中读书的罗广斌走上了追求民主、反对专制的革命道路。1948年3月加入中共，但不久即遇到重庆及川东、川康地下党因多个领导人连环叛变而引起的中共地下组织大破坏，9月罗广斌在成都家中被捕，转押重庆后先后关押于渣滓洞、白公馆两处看守所。当时其同父异母大哥罗广文已是国民党军的兵团司令，担负着固守大西南防线的重任，因此国民党保密局（原军统局）西南特区负责人徐远举只是将罗广斌关押而未打算杀害（否则既怕不好向罗广文交代也怕刺激罗广文投共）。1949年11月27日国民党当局从重庆败退前对关押在渣滓洞、白公馆等地的政治犯（包括中共地下党人、民主党派人士、无党派的民主运动活跃分子）及国民党军统局违纪人员等实行大屠杀之夜，罗广斌从白公馆看守所率十多人逃出。
中共执政后，罗广斌被安排在共青团系统，长期致力于向青少年宣讲国民党狱中革命烈士英雄事迹和控诉国民党狱政罪恶的工作，并在此基础上与刘德彬、杨益言合作写作了纪实文学《在烈火中永生》和长篇小说《红岩》（刘德彬因在“反右派”运动后期被以“严重右倾”罪名处分，后来《红岩》出版时市委决定刘德彬不作为作者署名）。在此期间，有关方面从内战时俘虏和镇反中缉捕的前国民党军警、特务、官吏的交代和起义投诚人员的回忆中，得知罗广斌当年是被释放或已经下令释放出狱的，因此对其出狱情况产生怀疑，进行了反复调查，始终未能得出50年代初期审干时“没有问题”的明确结论。在“阶级斗争”观念日益增强的形势下，这种怀疑越来越成为对罗广斌政治生命的巨大威胁。
文革前，在长篇小说《红岩》引起强烈反响后，罗广斌、杨益言、刘德彬这个长期合作的三人创作集体被市委安排调入重庆市文联任创作员（专业作家），让他们集中精力继续创作《红岩》“前续”，但罗广斌在政治上却受到一些无形的限制，最明显的是日本共产党邀请其访问日本得不到批准。为此，罗广斌不能不更加努力表现自己的“革命性”，争取在政治运动中按照党中央的号令“冲锋在前”。文革前因小说《红岩》改编为电影的曲折过程和文艺界整风中所得知的相关情况，使他接触到高层斗争的一些信息，小说《红岩》又得到江青的关注：布置改编为京剧和计划重拍彩色电影故事片。江青还亲自接见罗广斌、杨益言，征求对京剧改编本的意见，布置在重庆接待京剧《红岩》剧组人员体验生活等相关任务，并赠送《毛泽东选集》……这都使罗广斌认为已得风气之先，以为自己具有了革命作家的代表的身份和引领革命文学的历史使命。
文革开始后，1966年5月，按照当时批判“三家村”的调子，罗广斌与杨益言最先指出重庆市文联所办的《奔腾》文学双周刊有方向路线问题，应该检查。市委工作组进驻文联后，指定罗广斌、杨益言、刘德彬等5人为分组学习讨论的“召集人”。罗、杨即汇报了看法，指出《奔腾》是文联机关问题的核心，存在着“黑线专政”的问题。接着又在机关大会上首先揭发了刊物和领导上的问题。
但因文革形势的发展，文艺界不断揭发出新的“黑帮”、“黑线人物”，如周扬、夏衍、陈荒煤、马识途、沙汀等，都在小说《红岩》的创作中或改编电影中与罗广斌等有密切关系；文革前已经遭到批判处理的原市委组织部长萧泽宽（小说《红岩》创作中的大力支持者）等又在文革初期被西南局作为“黑帮”抛出重新批判，因此罗广斌等精神压力极大，不断被要求写出与所谓“黑帮”、“黑线人物”关系的交待和揭发材料。8月3日，根据市委指示，有关部门一天之内连续发出三份《对罗广斌被捕的几个问题开展调查的报告》，并明确将罗广斌与“黑帮分子”马识途联系在一起。
为摆脱成为“革命对象”的危险，争当“革命动力”，在到文联串联的首都学生、红卫兵支持下，罗广斌等决定起来造反。9月2日，罗广斌为首串联、鼓动文联食堂炊事员、勤杂工、司机等组成所谓“由工人领导”的红卫兵战斗组。10月6日，罗广斌与杨益言给市委书记处写报告，称重庆市文联“问题不少，性质严重。所办《奔腾》双周刊，据前三十期的粗略统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约占40%，这不是小问题，有关领导干部是有严重责任的”，并称自己因积极与文联领导王觉等人斗争，长期受到压制。
10月23日罗与杨益言写出大字报《致重庆市文联机关全体革命同志的信》，公开造反立场。10月25日，重庆市文联由罗、杨主持进行所谓“巴黎公社”式民主选举（在仅有二十多人的小小文联机关中即剥夺了“黑帮”、“黑帮爪牙”及“摘帽右派”共8人也就是近三分之一人员的选举权），选出实际由罗广斌控制的文联文革筹备小组，在重庆市机关事业单位中最早实现了造反派夺权。10月28日，罗广斌与杨益言写出大字报《“七二二”事件说明了什么？——致重庆市文联机关全体革命同志的第二封信》和罗与杨益言、刘德彬三人署名的大字报《必须追究责任——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11月8日晚上，罗广斌等将原驻文联工作组组长牛文拉到市中心解放碑“辩论”，向全市公开亮相造反。
在重庆造反派与保守派大规模武斗冲突的“一二·四事件”（文革中全国第一次大规模武斗事件）发生后，因谣传保守派打死了造反派，在尚未调查落实之前，罗、杨等就在文联率先举行了“烈士追悼会”并以文联文革小组名义发出传单，又参与策划搞“尸体展览”和“抬尸游行”。12月9日，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8·15战报》创刊号刊登了罗广斌在“一二·四惨案控诉大会”的发言。同日，罗参加由外地赴渝红卫兵和重庆造反派组成的“一二·四惨案赴京控告团”，12月17日在红卫兵首都三司发起召开，有周恩来、陈伯达、江青等领导人出席的“全国在京革命派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夺取新的伟大胜利誓师大会”上，罗广斌代表重庆造反派发言，控诉重庆“黑市委”操纵保守派打死了造反派，成为著名作家中向全国亮相“造反”第一人。
1967年1月下旬重庆造反派按毛泽东号召、在驻军支持下夺权建立临时权力机构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简称革联会）后，罗广斌站在反对革联会的部分造反派（即后来的反到底派）一方，被革联会一派视为“山城最大的分裂主义者”、“政治扒手”。1月31日晚，支持革联会的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驻渝联络站在重庆城里率先发动“打倒罗广斌”的宣传攻势，抛出了批判罗广斌的第一批传单、大字报，称罗“很像埋在造反派内部的定时炸弹”。2月5日，革联会一派红卫兵到重庆市文联院内将罗广斌抓走，当晚即对其1949年出狱情况进行了审问，要其写出交代。同日革联会一派红卫兵发表了长篇批判文章《评大毒草〈红岩〉》，对罗的批判扩大到了对小说《红岩》的批判。
2月10日晨，罗广斌在关押他的解放军重庆后勤工程学院八一楼三楼借上厕所之机跳楼自杀身亡，终年43岁。
罗广斌死后，围绕他是否“叛徒”、是否自杀、是真造反还是投机造反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息。革联会一派将多年对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文艺创作的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三人创作小组打成“罗氏三家村”、“罗广斌叛徒集团”，杨益言、刘德彬遭到“通缉”；反革联会一派（后称反到底派）则坚持为罗翻案，杨益言、刘德彬和罗妻胡蜀兴逃到北京向中央文革告状，请求江青接见，江青批示给戚本禹，戚批示派“得力干部”去听取汇报。杨益言等还应邀在北京、天津一些红卫兵、造反派集会上控诉重庆的“资本主义复辟逆流”和“谋杀罗广斌”的“反革命阴谋”。 中国青年出版社原小说《红岩》责任编辑张羽等人在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帮助下办了两期为罗鸣冤翻案的《红岩战报》，以北地东方红调查组名义发表了《罗广斌问题调查报告（历史部分）》。
1968年3月15日，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央文革碰头会首长接见四川省革筹、成都军区、五十军、五十四军领导人时，江青在讲话中忽然说：“罗广斌是罗广文的弟弟，有人替他翻案，我们根本不理他。”此讲话时称“三一五指示”，一经传达，即成否定罗广斌的定论，反到底派和北京地院东方红公社为罗广斌翻案的工作被迫停止。
1972年6月7日，重庆市文联斗批改组对罗广斌历史问题的定案处理意见作出结论：“罗广斌的政治历史应作叛徒结论，永远开除出党。”
文革结束后，上述罪名被推翻。1978年11月11日，重庆市为罗广斌举行了骨灰安放仪式。小说《红岩》重新出版。

邓均吾

邓均吾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出现的新诗人，是文革中重庆市文联机关非正常死亡的职位最高者——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主席一职由当时的中共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任白戈挂名，因此邓均吾实际上是文联机关行政上的“一把手”。
邓均吾，1898年11月5日生，四川古蔺人。本名邓成均，笔名均吾、默声、微中。1921年参加创造社，是创造社在国内发展的首批社员之一。1922年与林如稷等组织浅草社，创办《浅草》文艺季刊。当年下半年起，和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一起编辑《创造季刊》。1932年在上海辛垦书店译书，译有《人类悟性论》、《希腊神话》、《科学概论》、《贫民》、《虚无乡消息》等作品。1934年回乡从事教育工作。1937年去成都，任《兴中日报》、《建国时报》主笔，参与车耀先主办的《大声周刊》工作，并撰写时评。1938年加入中共。抗战时期参与创建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成都分会并任理事、研究部负责人和会刊《笔阵》编委。1939年回乡，曾任中共古蔺县委书记。
中共执政后，邓均吾历任西南文联常委、重庆市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重庆分会副主席和党组副书记，《群众文艺》、《红岩》、《奔腾》等文学刊物主编，长期兼任重庆文史馆馆长，历届重庆市人民代表和政协常委。
文革爆发后，各地均按中央批判“三家村”的调子把报纸副刊抛出定为“三家村”以作替罪羊，重庆市文联在60年代初借《重庆日报》副刊为园地主编的《奔腾》文学双周刊即成为清查、批判重点，邓均吾作为主编首当其冲受到指责。工作组进驻文联后，随着批判的逐步升级，最终将批判火力集中到邓均吾身上，并令其交出所有作品供检查，最后将其发表于1962年6月17日《重庆日报》《奔腾》文学双周刊第16期上的七言绝句小诗《观人画柳》（“老干长条倚碧霄，虬髯红拂一挥毫。金城柳是英雄种，岂向西风一折腰。”）定为反党“黑诗”，诬其与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相配合。在工作组的主持下，文联机关人员群起而攻之，将邓均吾所有诗文一律深文周纳上纲批判，争相与之划清界限。工作组撤走，罗广斌为首的造反派夺权后，从市委宣传部抄回的“黑材料”中有工作组打印上报市委欲将邓均吾定案的材料，但造反派并未在批判工作组“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为邓鸣冤翻案，而是继续将其作为“文艺黑线”在重庆的代表人物进行批判，并将“黑线专政”下的《奔腾》发表大量“黑诗黑文”作为向外来红卫兵宣讲重庆市文联“两条路线斗争史”的重要例子。群众组织分为两派后，两派都将批判邓均吾这个“当权派”、“黑线人物”视为“大方向”，竞相对其口诛笔伐。
群众组织撤销、工宣队进驻文联开展所谓“斗批改”运动后，仍将邓均吾作为主要批判对象。
经长时间、无休止的批斗折磨和监督劳动，邓均吾身心受到严重摧残，病重时也因其“黑帮”身份难以正常就医。1969年9月3日含恨病逝。终年71岁。
在文革结束之后的1979年10月30日，在北京召开了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在11月1日的全体大会上，主持中国文联日常工作的文联副主席、秘书长阳翰笙代表大会主席团宣布：“主席团建议我们的大会，对长期奋斗为我国革命文艺事业作出优异贡献，因受林彪、‘四人帮’迫害而逝世或身后遭到诬陷和凌辱的文艺战士们，表示深切的哀悼和怀念！”他宣读了一份文艺领域各界死难者及身后遭到凌辱者一共近两百人的名单，大会代表全体起立为这些死难者默哀。在这份名单中，因投身造反而死于非命的罗广斌排在“著名作家、诗人”中的第22位。而在文革中先后被工作组、造反派、工宣队当作“文艺黑线”在重庆的主要代表人物进行持续批判，后来在官方按照毛泽东部署领导的“清理阶级队伍”中含冤去世的邓均吾，排在第33位。
重庆出版社在1998年邓均吾百年诞辰纪念时出版了《白鸥——邓均吾早期诗选》，2010年出版了《邓均吾诗文选》。

李南力

李南力是在抗日战争中成长起来、中共执政后从部队转业到地方的专业作家，但他不幸自五十年代后期起就屡遭批判，文革中更被迫害致死。
李南力，1921年生，四川南川（今属重庆市）人。原名李兴宇，曾用笔名鹿特丹。1939年18岁时赴延安，先后在陕西安吴堡青年干部训练班、延安泽东青年干部学校、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学习，后任晋冀鲁豫边区文联编辑，豫西日报社编辑，新华社第二野战军分社随军记者、采访科长。中共执政后历任西南军区政治部文化部创作组创作员、战士文化读物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1955年转业到地方后任四川省作家协会副秘书长、党组成员，重庆作协分会青年作家工作委员会主任、重庆市文联党支部书记、《红岩》副主编。50年代前期创作十分勤奋，著有短篇小说集《不屈》（西南人民出版社，1951年），《姜老三入党》（新文艺出版社，1953年），歌颂全国战斗英雄刘子林的长篇报告文学《一个普通战士的成长》（与吴锐合作，中国青年出版社，1954年），报告文学集《渡江前后》（中国青年出版社，1956年），描写部队进藏、军民团结建设边疆的中篇小说《种籽》（中国青年出版社，1956年），小品文集《镜子集》，民间故事诗《巴吉湖灭妖记》（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1958年）等。1956年重庆选举出席中共“八大”代表时，文联有一个名额，经民主选举，李南力当选，而市委领导有意推选的女作家曾克落选。
1957年“反右派”运动中，因中共重庆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张文澄曾当面顶撞过当时的省委书记李井泉并在省党代会选举时未投李井泉的票（被其动用专政机关查出），被李井泉点名打成“大右派”，重庆的宣传、文教系统大批干部受到株连被打成“张文澄右派反党集团”成员，重庆市文联党组书记龙实也身陷其中。曾克掌握了文联实权。本来还在积极投入“反右”斗争的李南力，也被打成“右派”，开除中共党籍，下放长寿湖农场劳动。
经过几年屈辱、艰辛的“改造”后，李南力总算于1962年获准“摘掉右派帽子”，调回重庆市文联任创作员（专业作家）。他很快就写出了以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两党内战爆发前夕的复杂形势为背景的短篇小说《给敌人送棺材》，发表在《重庆日报》1962年7月15日《奔腾》文学双周刊第十八期上，出手不凡，深受读者和评论界好评。爱惜人才的文联秘书长王觉甚至提出可以让李南力“重新入党”，鼓励他继续创作长篇小说。此后李南力即全心投入长篇小说《大反攻》的创作。
但是好景不长，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工作组进驻文联后，最初不明确文革的斗争目标，按照“阶级斗争”的习惯思维将李南力这个“摘帽右派”作为批判重点，《给敌人送棺材》被斥为“宣传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思想，阶级投降，反共反毛主席”的“毒草”，工作组要求进行重点批判，并安排罗广斌准备主题批判发言。只因文革形势发展出人意料，不断有新的上层“左派”人物被作为“黑帮”、“黑线人物”揪出打倒，斗争矛头越来越指向高层，李南力才未继续受到重视。但在“破四旧”中，仍由有关方面提名授意，由官办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赤卫军抄了他家（重庆市文联机关只抄了“摘帽右派”李南力和“大资本家出身”的编辑熊小凡两家）。李南力多年来以个人积蓄购置的丰富藏书惨遭洗劫。更让他痛心疾首的是，他花了几年心血刚脱稿的长篇小说《大反攻》手稿大部分被抄走散失。
工作组撤走，群众造反运动兴起后，李南力仍被罗广斌为首的造反派当作“牛鬼蛇神”，剥夺了在文联机关选举文革筹备小组时的选举权并将其作为监督劳动对象。罗广斌自杀身亡、两派展开派斗后，李南力再无人监管，他认为自己被打成“右派”是冤枉的，曾到北京、成都上访告状，并通过原部队中老战友、老上级的关系了解情况，递交申诉材料，要求平反，还积极参与了一些造反派活动，热心为自杀身亡后被一派群众组织批判为“叛徒”的罗广斌鸣冤翻案。他这些表现，后来均被视为“右倾翻案”的新罪行。
在工宣队领导的“清理阶级队伍”中，李南力再次成为批判重点。在“清队”学习班中他被批判为参加了为“张文澄右派集团”翻案活动，因他出身于地主家庭，更被联系起来批判他“梦想复辟变天”。他有哮喘病，在无休止的批斗折磨中想不通，抓了一大把氨茶碱一口吞下去，烧伤了气管，送到医院后，于1970年2月21日含冤去世，终年49岁。
文革结束之后，李南力的“右派”问题得到“改正”，文革中被强加的种种罪名得到平反昭雪。《红岩》文学季刊1981年第二期发表了李南力《大反攻》书稿幸存的下部中的两章。重庆出版社于1987年编辑出版了《李南力选集》。
2017年12月29日改定于重庆风江阁
——————————————————————————————————
【编读往来】

边犊：2017年与文革有关的十三件事

一、山东邓相超事件。2017年1月4日上午，济南几十名怀念毛泽东、怀念文化大革命的人士集聚在山东建筑大学门外分发毛泽东像章，呼喊“打倒邓相超”、“砸烂狗头”等文革式口号，几个支持邓相超“言论自由权”的人士遭到辱骂、殴打。邓相超，1955年12月生于山东聊城莘县，山东建筑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教授，山东建筑大学广告传播与社会调查研究所所长，山东大学、天津大学、山东师范大学等高校兼职教授和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山东电视台特约评论员，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评审专家。此前因转发了谴责毛泽东、谴责文化大革命的微博而引起争论。据网上新闻称，2017年1月5日，中共山东建筑大学委员会作出了《关于邓相超错误言论行为的处理意见》，称邓相超多次在其新浪个人微博中贴发错误言论，性质恶劣，问题严重，影响很坏。山东建筑大学党委决定即日起对邓相超作停职检查处理，待山东省政府参事解聘，山东省政协常委免职后，依法依规办理退休手续，并停止其在校内的一切教育教学活动，不得以山东建筑大学教师身份从事各类社会活动。同日，山东省政府解聘邓相超的省政府参事职务。1月6日，政协第十一届山东省委员会第四十一次主席会议决定，免去邓相超政协第十一届山东省委员会常委职务，接受邓相超辞去政协第十一届山东省委员会委员请求，提请政协第十一届山东省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追认。
二、香港召开文革著作研讨会。2017年1月8日，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属下的两个中心联合举办《以史为鉴谈文革》研讨会。会议邀请正在参与编写一部给青年人讲文革的书的十多位作者报告各自章节的内容。正值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举办年度国际博士生研讨班，促成了作者与青年博士们一次难得的交流。研讨会上还发生了一个戏剧性的小插曲：有位听众激动地站起来发表意见，挥拳高呼“文化大革命万岁！”“毛主席万岁！”和打倒某某等口号，令出生于文革后的博士们及其他年轻听众感受到了一点点文革气氛。
三、文革名人刘湘屏去世。2017年2月3日，刘湘屏去世，终年97岁。刘湘屏，女，1920年生，山西解县人，谢富治（文革时期的公安部部长、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之妻，文革爆发时任八机部综合局局长，1970年6月任一机部革委会副主任，1973年7月任卫生部部长、革委会主任、党的核心小组组长。在中共“十大”上被安排为中共中央委员。1976年10月被撤职、审查。已于1972年病故的其夫谢富治，于1980年10月16日被中共中央批转中纪委审查报告确认谢在文革期间直接参与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犯下了严重罪行，决定开除其党籍并撤销对他的《悼词》，将其骨灰由八宝山清出。1981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谢富治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鉴于其已死亡，决定不再追究刑事责任。1985年8月，经过长达９年的专案审查，卫生部给中央《关于刘湘屏问题的审查报告》作出政治结论，刘被中央定性为“四人帮”党羽，开除中共党籍。
四、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在墨尔本演出引起争议。2017年2月15日晚上，文革中著名的八个“样板戏”之一的“革命现代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在澳大利亚墨尔本举办的亚洲艺术节上首演。从当天下午开始，一些华人移民聚集后游行到演出现场墨尔本艺术中心举行了抗议示威活动，他们拉起横幅，向入场观众派发传单，认为《红色娘子军》是宣传暴力、仇恨和阶级斗争的作品而不是纯艺术，反对在艺术节上演该剧，拒绝让文革的悲剧重演。演出时还有人到剧场前方举起抗议标语牌，被保安人员边拉边劝说离开剧场。墨尔本艺术中心为此发表声明说：“言论自由是民主社会和一个强大有活力的艺术社群的基石，就正如所有人都有权去或不去体验艺术一样，对艺术可有各自的见解，商讨和辩论它价值之所在或意欲传递的信息，是其是，非其非。红舞是有艺术、文化和历史重要意义的作品。作为有历史意义的作品，我们也确认和理解文化大革命对很多中国人，的确是一段恐怖的时代，对知识分子和艺术家更有刻骨铭心的影响。”但这声明遭到一些网民指责。去年9月当维多利亚州政府宣布将《红色娘子军》作为艺术节演出剧目时即已遭到当地一些华人抗议。前年8月《红色娘子军》在芬兰演出也曾引发过激烈争论。
五、文革名人谢静宜去世。2017年3月25日，谢静宜在北京病逝，终年81岁。谢静宜，女，1935年11月生，河南商丘人。1956年5月加入中共。文革爆发时在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局任译电员。文革中1967年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时奉派同行。1968年作为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领导进驻清华大学，后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革委会副主任、北京大学党委常委、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市革委常委。1973年4月任共青团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市革委副主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在中共“十大”上被安排为中共中央委员。1974年底筹备四届人大时被预定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但名单上报毛泽东审定时被毛删去。1975年1月被安排为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1975年8月13日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四人致信毛泽东，揭发迟群、谢静宜的问题，10月毛泽东说：“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 由此引发所谓“教育革命大辩论”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1976年10月“四人帮”倒台后被隔离审查。1977年8月被逮捕。1982年1月因“承认犯罪事实并揭发同案犯罪行”，被最高人民检察院免予起诉释放回北京。在北京密云链条厂作检验员。同年11月被开除中共党籍。1990年6月起人事关系由北京市民政局代管。生前著有《毛泽东身边工作琐忆》，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出版。
六、文革名人李世英去世。2017年3月27日，李世英去世，终年72岁。李世英，1945年生，河南鄢陵人。贫农出身。文革爆发时为西安交通大学810—41班学生，中共预备党员。1966年6月5日为首致电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称工作组不能胜任领导文革，6日为首驱赶工作组，提出省委是黑线，西北局包庇工作组有鬼。西北局、省委将“六六事件”打成反革命事件，导致上千人被斗，多人自杀。李世英被打成“假左派真右派”，遭批斗后于9日服毒自杀未遂，留下的遗书请求上级组织查明“在这个事件中，我的动机是反党，还是要保卫党？”8月18日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在西安市大专院校师生大会上讲话中说；“我看了李世英同志的遗书。他是自杀了，以后抢救得很快，把他抢救过来了。他给党有遗书，他给他的父亲母亲有遗书。我看了那些东西，我的眼睛看不清楚了。他是一个好同志，是一个革命的青年，只有二十一岁。虽然他受了打击，他不埋怨党，而且告诉他的家庭也不要埋怨党。”1967年4月23日毛泽东在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21日《快报》1940号上《陕西驻军负责同志虚心听取群众意见改进工作》作批示，在“李世英同学对军区支左提出了八条意见”一句旁批：“交通大学学生领袖，曾经被打成反革命，并几乎被迫死亡，后被救活者。”7月1日西安交通大学革委会成立任主任。1968年5月1日陕西省革委会成立任副主任。西安群众组织分裂为两派后任“东派”负责人之一。1975年1月第四届全国人大召开被安排为大会主席团成员。文革结束后1978年1月被停职审查，12月被以“打砸抢罪”逮捕，1981年6月免于起诉，1982年3月被开除中共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后任咸阳市汽车运输公司工会干部。
七、贵州原“4·11”派人士举行纪念活动。2017年4月11日，贵州文革时期曾遭到省革命委员会残酷镇压的原“4·11”派人士为该派诞生50周年举行迎春联谊会。有六百多人从贵州各地乃至从海内外其他地方赶回来参加。主办者特别邀请了当年在“4·11”最困难的时候给予支持的清华井冈山、北大井冈山、北航红旗及石油学院、地质学院等“老战友”。蒯大富、韩爱晶发来了热情洋溢的贺辞，蒯大富祝辞称：“贵州4·11的战友们，你们是最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最忠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英雄战士，你们是与走资派李再含作艰苦卓绝的斗争并在全中国唯一取得胜利的革命造反派英雄。”并高呼：“贵州4·11万岁！毛泽东思想万岁！”
八、王秉璋遗体冰封12年之后的追悼会。2017年5月31日，由家属子女为去世后冰封12年的开国中将王秉璋举行了遗体告别和追悼会。王秉璋，1914年生，河南安阳人，15岁从军，1931年“宁都暴动”时参加红军，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文革爆发时任空军第一副司令员兼国务院第七机械工业部部长，后任空军第一副司令员兼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第一副主任。1969年中共“九大”上被安排为中央委员。王秉璋参与领导了两弹一星特别是导弹“东风一号”到“东风五号”的研制工作。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被关押审查，被认定为“林彪反党集团”成员，开除中共党籍和军籍，被关押十年。1981年从秦城监狱释放后，经再三申诉，仍未作出正式政治结论。2000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最具权威的官方传记《中共党史人物传》对王秉璋作了如下评价：“他为巩固与扩大湖西抗日根据地、建设人民空军，特别是在我国导弹与航天事业的创建与发展等方面，建立了重大功绩。”2005年9月25日在北京逝世后，遗体一直冷藏着等待上级的“政治结论”。
九、清华大学取消文革史课程。2017年7月3日，清华大学宣布《1966-1976年中国文化史论》课程停开。该课程是清华大学一门由本科生选修的通识教育课程，由唐少杰教授主讲，很受学生欢迎。取消此课程的原因不详。
十、《中国季刊》被要求删除文章事件。2017年8月17日，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应中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要求，在剑桥大学出版社的中国网站删除315篇《中国季刊》的文章及书评。被要求删除的包括文革等所谓“敏感”题材的文章，出版日期涵盖近数月至1960年代。面对国际学术界担心此举会打击学术自由的舆论压力，8月21日，剑桥大学出版社在中国的网站重新发表《中国季刊》被删除的300多篇文章。
十一、文革名人王海容去世。2017年9月9日，王海容去世，终年79岁。王海容，女，1938年生，湖南长沙人。毛泽东的表侄孙女（毛的姨表兄王季范的孙女）。1964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俄语系，后在北京外国语学院进修英语。文革前因毛泽东于1965年接见当时在北京外语学院进修的王海容等4名学生作了有关“教育革命”的谈话而广为人知。毛讲话中鼓励王要敢于破坏学校制度，星期天就不回学校，学校开会就不参加，要敢造反，否则就没什么作为，提出：“学校就应该允许学生造反。回去你带头造反。”1965年11月入外交部办公厅综合组，被安排做文电收发及秘书性工作。文革中1966年8月参加红卫兵对一些外交部干部（如何方）抄家。1967年9月7日为首写出大字报批判王力、关锋，称王力“八七讲话”是向无产阶级夺权。次日中央文革指示此大字报要覆盖，矛头要对准刘、邓、陶。后到外交学院深造。参加外交学院革命造反团。1970年夏由周恩来提名任外交部礼宾司负责人。1971年7月任礼宾司副司长。1972年5月任外交部部长助理。1974年任外交部副部长。文革后期经常（与翻译唐闻生一起）陪同毛泽东接见外国来宾，有机会直接向毛递交信件或反映情况，毛还要王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并向他汇报会议情况，因而被视为“通天人物”。1975年康生临死前就曾请她与唐闻生向毛反映江青的历史问题。10月后外交部部长乔冠华与王、唐矛盾激化，乔与妻章含之向毛泽东告了王、唐的状，请毛约束他身边的“联络员”。毛泽东12月12日接见美国总统福特后，对矛盾双方说：“老家伙还是有点用处的，我就是最老的！不要轻视老家伙！”“你们是造反派，原谅原谅老家伙，高抬贵手！不要动不动就叫滚蛋！”但不久毛泽东又斥责乔是“借刀杀人”，“借中央之刀杀王、唐”。文革结束后被停职审查。从1978年12月底起，工作关系从外交部移交到中央组织部，等待重新分配工作。为了适应新的工作，中央又决定让其到中央党校进修学习。1984年4月起任国务院参事室副主任。
十二、胡杰的纪录片获奖。2017年10月14日，独立制片人胡杰新摄制的纪录片《麦地冲的歌声》（右图为该片宣传海报）在第十届华语纪录片节与另一个纪录片《日常对话》一起获得长篇组并列冠军。《麦地冲的歌声》以文革时期殉教的基督教牧师王志明和传道人张志清为主轴，深入云南苗族山区访问他们在血脉和信仰上的后人，同时纪录当代苗民教徒的宗教生活，特别是他们的赞颂歌声。王志明（1907～1973），云南武定人，苗族。文化大革命中的1969年，包括王志明在内的当地21名基督教领袖因反对信徒参加“三忠于”活动被逮捕，1973年12月29日，66岁的王志明被判处死刑，在当地万人大会上批斗后枪决。1980年12月1日，王志明获得公开平反。1998年7月9日，英女王发布包括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领袖、牧师马丁·路德·金在内的20世纪世界十大基督教殉道者名单，其中唯一的中国人就是王志明，他的塑像被雕塑在伦敦西敏寺的西大门上方（下图为十大殉道者雕塑，右1即王志明）。

十三、文革名人黄帅去世。2017年12月10日，黄帅因患癌症去世，终年56岁。黄帅，女，1961年生。文革中1973年为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五年级二班学生，红小兵。因与老师发生意见冲突，由家长代笔于1973年10月21日致信《北京日报》（并附上几则日记），称老师压制民主，提出“难道还要我们毛泽东时代的青少年再做旧教育制度的‘师道尊严’奴役下的奴隶吗？”正值毛泽东在中共“十大”上提出“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中央部署要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进行批判，黄帅的信和日记迎合了当时的政治需要，《北京日报》12月12日加编者按发表了黄帅来信和日记摘抄，编者按赞扬其“反潮流的革命精神”，称之为“可爱的革命小将”，随即《人民日报》12月28日以《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加编者按全文转载，称之为“敢于向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流毒开火，生动地反映出毛泽东思想哺育的新一代的革命精神面貌”，同时发表报道《黄帅的来信和日记摘抄在北京日报发表后中关村第一小学教育革命形势大好》。全国中小学掀起批判“师道尊严”的浪潮。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二师十九团政治处王文尧、恩亚立、邢卓三人化名“王亚卓”致信黄帅，对其进行规劝和帮助，经中央有关方面策划部署，由人代笔替黄帅写了反驳信《为教育革命大好形势拍手叫好》，《人民日报》1974年2月11日以《黄帅的一封公开信——复内蒙古生产建设部队十九团政治处王亚卓同志》为题发表，称“这件事反映出教育战线上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斗争，仍然十分尖锐”。“王亚卓”三人遂被打成“资产阶级复辟势力的急先锋”，遭到残酷迫害。4月1日出版的《解放军文艺》第4期《批林批孔墙报诗文画选》中发表“红小兵”黄帅的文章《要当小闯将，不做小“绵羊”》。文革结束后，“黄帅事件”受到批判，为其代笔写信的父亲遭到逮捕。1979年黄帅从北大附中毕业考入北京工业大学，毕业后曾去日本留学，获东京大学学术硕士学位。1998年回国后在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作编辑。出版有散文集《黄帅心语》。

宗庶：2017年文革题材出版物选目

冯其庸口述，宋本蓉记录整理《风雨平生——冯其庸口述自传》，商务印书馆2017年1月。
袁小荣著《毛泽东离京巡视纪实（1949-1976）》，人民日报出版社，2017年3月。
冯骥才著《炼狱·天堂——韩美林口述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5月。
敬一丹等著《我·末代工农兵学员》，北京长江新世纪出版社，2017年5月。
刘齐著绘《我的串联生活》，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2017年7月。
吴泰昌著《亲历文坛五十年》，江苏文艺出版社，2017年7月。
王炳根著《玫瑰的盛开与凋谢：冰心吴文藻合传》（共两册），福建教育出版社，2017年9 月。

苏阳著、宋熙译《文革期间中国农村的集体杀戮》，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7年1月。
安舟（Joel Andreas）著，何大明译《红色工程师的崛起：清华大学与中国技术官僚阶级的起源》，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7年1月。
陆键东著《历史的忧伤——董每戡的最后二十四年》，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2017年1月。
段文楷著《梦魇录》，自印书，2017年1月。
邓振新主编《折腾岁月》（回忆贵州文革及“411”运动五十周年文集），自印书，2017年4月。
李正中编《文革史料丛刊》第五辑（共五册），台湾兰台网络出版，2017年4月。
阎长贵著《江青第一任秘书阎长贵谈江青》，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2017年6月。
彭丽君著，李祖乔译《复制的艺术——文革期间的文化生产及实践》，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2017年6月。
米鹤都编撰《布衣春秋（回忆与反思之八）》，睿天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17年6月。
沈志华著《最后的“天朝”：毛泽东、金日成与中朝关系（1945–1976）》（简体字版），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2017年7月。
钱理群著《1949-1976：岁月沧桑》，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17年7月。
郑重著《张春桥：1949及其后》，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7年7月。
丹尼尔·里斯（Daniel Leese）著，秦禾声、高康、杨雯琦 译，唐少杰校《崇拜毛——中国文化大革命中的言辞崇拜与仪式崇拜》，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7年7月。
雷光汉著《苏联流亡记：一个中国反苏分子的家国情怀》，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7年9月。
王本中、蔡晓东、李红云主编《远去的女附中——我们的师生记忆》，自印书，2017年9月。
王本中主编《口述春秋——岁月女附中丛书》，自印书，2017年9月。
聂元梓著《我在文革漩涡中》，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2017年10月。
启麦著《毛泽东散论与文革杂谈》，博客思出版，2017年11月。
钱理群著《爝火不息——文革民间思想研究笔记》（两卷本），牛津大学出版社，2017年12月。
陈楚三著《人间重晚情——一个所谓“红二代”的人生轨迹》，明镜出版社，2017年。
阎淮著《进出中组部——一个红二代理想主义者的另类人生》，明镜出版社，2017年。
陈力川著《反文化革命——冰城往事》，牛津大学出版社（中国）有限公司，201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