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 军队 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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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昨 天》第一〇二期
帖子发表于 : 周日 12月 31, 2017 10:30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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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 天》第一〇二期

抢救文革回忆 积累文革资料 交流相关信息 促进文革研究

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17年12月30日第102期


本期目录

阅史漫笔

李海文 从“第三个里程碑”的提出与取消 看毛泽东在文革中的变化
林彪首先提出“崭新的阶段”及对“时代”的定义
毛泽东在文革“胜劵在握”之时同意宣布“第三个里程碑”
隆重推出“第三个里程碑”
宣传江青的力度仅在毛泽东、林彪之下
“第三个里程碑”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互为表里
“时代”问题写入“九大”党章
周恩来在“十大”宣布:毛泽东认为“时代没有变”
毛泽东宣布文革“三七开”,爱护地批评江青、“四人帮”
结语

生逢乱世

胡志远 耿天鹏 温标 樊能廷 北大井冈山兵团“监听电话”纪实

“监听电话”的背景:两派“割据”
“无政府主义”的自发行动
“监听电话”开始
“监听电话”成效显著
“7•23”之夜的接电与断电
“监听”记录与录音成为重要的历史档案

故纸堆

舒路宾 推荐一位托派的文革评论

附录:向青 简评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

王 锐 一份记录上海文革历史转折的珍贵文献
——有上海市委领导签字的“工总司”《四项要求》
王春南 关于江苏清查“五•一六”运动的几张大字报

附录:宣传部长在宣传什么?——评周特夫同志在高校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

书海泛舟

鲍 捷 戚本禹笔下的毛泽东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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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史漫笔】

从“第三个里程碑”的提出与取消
看毛泽东在文革中的变化

李海文

说明:此文第四稿曾由河南《党史博览》杂志发表于2017年第六期。这里发表的是第五稿。

文革爆发了五十年,结束已经四十年。研究文革的文章多如牛毛,但是我还没有看到研究“第三个里程碑”的文章。“第三个里程碑”的提出与取消,反映了毛泽东对文革的认识,应是研究毛泽东晚年思想的重要内容。本文仅将此事的来龙去脉做初步的梳理,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希望得到读者与方家的指正。 

林彪首先提出“崭新的阶段”及对“时代”的定义

1958年5月,八届五中全会上,增选林彪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政治局常委。1959年8月召开的庐山会议后,林彪接替彭德怀主持中央军委工作。1960年10月,他在全军高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现在的马列主义就是我们的毛泽东思想。它今天在世界上是站在最高峰,站在时代的思想顶峰。” 首次提出了“最高峰”,“顶峰”论。虽然林彪加上“现在”、“今天”的限定词,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本身是否定有绝对真理的,一向认为事物是变化的、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也不例外,“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后来者“应当在各个方面把这门科学向前推进” 。所以林彪的这种提法遭到党的许多干部和理论界的反对和抵制。那时党内的生活还比较民主,这些干部、学者能在一定场合表达自己的意见。文革爆发后,这些干部和理论工作者的罪行中首要一条就是反对林副主席的“顶峰论”。
1966年12月16日林彪在《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中提出:

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虽然,林彪用的是“崭新的阶段”,但是他对时代的定义:“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这个提法和后来提出的“第三个里程碑”关于“时代”的内容是一样的。“时代”与“第几里程碑”密不可分。对“时代”的认识决定毛泽东思想是“第二个里程碑”的一部分,还是“第三个里程碑”的根据。

毛泽东在文革“胜劵在握”之时同意宣布“第三个里程碑”

1966年秋冬,文化大革命波及到工农业。年底,文化大革命在全国全面展开。此时已经秋收完毕,工厂已经完成了全年的指标。1966年的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加了百分之十三点四。 毛泽东认为即使没有政权(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领导与管理,也不会影响生产:毛泽东还决心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 。于是又批准了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这两个文件的发布,承认、加剧了从8、9月开始的天下大乱,10月以来各级领导机构相继瘫痪,夺权势在必行。
1966年12月26日毛泽东73岁生日,他在家里宴请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祝酒时说:“祝全国全面内战!”中央文革小组的人听后都不理解,吓坏了,他们写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1967年元旦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将“全面内战”,改成“全面阶级斗争”。
三天后的29日,毛泽东在丰泽园召开政治局会议,这次不仅正在受批评的中央常委、中央文革小组顾问陶铸出席了,连犯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错误、多日不参加中央领导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也出席了。毛泽东在会上讲话,大意是:资产阶级向我们进行全面内战。十七年了,混进了我们党内,我们不觉悟。我们现在要对他们进行全面内战。他的话不多,神情严肃。他讲完了,大家讨论,其他人插话,不管别人讲什么,他抓住机会又讲“全面内战”,重复了三遍。由此可见,他的讲话是准备好的,主动的,不让别人的讲话讲得太远,太长了。
毛泽东所说的“全面内战”按计划进行。
第一,批判刘少奇的运动逐步展开。1966年12月18日克服了反对意见成立了王光美专案小组。同日,张春桥在中南海西门传达室接见清华造反派头头蒯大富,指使他公开煽动打倒刘少奇、邓小平。25日蒯大富带领“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五千人上街游行,大量张贴“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的标语 ,并将刘少奇的“奇”横过来,写成刘少“狗”。 同时,中南海的工作人员在戚本禹出面组织下对刘少奇进行批斗(1967年1月2日、12日,4月6日)。 1967年3月21日决定将刘少奇的历史问题并入王光美专案小组“内查外调”。 4月10日,清华大学组织三十万人斗争王光美,数百名领导干部陪斗。江青亲自出主意,让王光美穿旗袍、戴项链,肆意进行人身侮辱。
第二,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成员姚文元回到上海,1月4日导演了“一月夺权”。全国纷纷响应,对各级领导机构夺权。毛泽东知道红卫兵、造反派,造反可以,不会治理国家,提出夺权要“革命群众代表、军队代表、革命干部代表三结合” 。群众概括为:造反派、军队、革命干部三结合。根据这个原则,中央只支持、批准了山西(1月14日)、青岛市(1月22日)、贵州省(1月25日)、黑龙江(1月31日)的夺权。2月3日毛泽东对阿尔巴尼亚卡博、巴卢库说:“群众都发动起来了,什么坏东西都可以扔掉。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我们是乐观的。”“出修正主义不那么容易。” “大概二、三、四这三个月是决胜负的时候,至于全部解决问题,可能要到明年二、三、四月或者还要长。” 此时毛泽东踌躇满志。
毛泽东经过考虑确定夺权后的政权称为“革命委员会”。经毛泽东、党中央批准2月5日上海夺权后建立的“上海人民公社”改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随后中央批准的山西、青岛、贵州、黑龙江等夺权后建立的临时权力机构也都统一改称革命委员会。接着又建立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4月20日)。毛泽东认为全国抓4个重点:北京、上海、东北、天津。 在短短两三个月间,已经解决了北京、上海、东北。照此速度,一年之内全国28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即可解决。事态的发展符合毛泽东的预想:文化大革命“一年发动,二年看成果,三年扫尾” 。
夺权仅仅从组织上夺还不够,还要在思想上夺权。 5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经过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 ,毛泽东亲自三次审阅的《人民日报》《红旗》编辑部文章《〈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不点名地公开批判刘少奇。 从此报纸刊物连篇累牍地批判刘少奇的著作。
“一月夺权”造成的打倒一切各级领导干部,天下大乱,引起众多老同志的不满和担忧。2月中旬,政治局、中央军委的部分老同志当面质问中央文革小组,激烈地抨击文革的错误做法。18日林彪对《谭震林给林彪信》做了批示,说:“谭震林最近的思想竟糊涂堕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乎意料之外。” 随后19日,毛泽东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严厉指责了老同志,明确表态支持中央文革小组。22日,毛泽东接见参加中央军委碰头会的高级将领,说:“要支持造反派,他们人数少,也要坚决支持。” 形势顿时逆转。自2月25日到3月18日在怀仁堂召开了七次“政治生活批评会”,在会上江青、康生、陈伯达、谢富治以“资产阶级复辟逆流”(后称“二月逆流”)罪名围攻谭震林、陈毅、徐向前等。直到这些老同志和周恩来被迫作了自我批评才结束。原来是中央文革小组到中南海怀仁堂参加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副总理等领导同志参加的碰头会,从此改为周恩来一人到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处钓鱼台17号楼参加碰头会。碰头会名义上是周恩来牵头,但是,他独自一人,面对众多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孤掌难鸣。从此中央文革取代了中央政治局。
随后,于3月相继召开了军级以上干部会议和中央军委扩大会议,3月20日林彪讲话,4月12日江青做了《为人民立新功》的讲话,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均在会上讲了话,批判刘少奇、邓小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评“二月逆流”,以统一军队高级干部思想。与此同时,中央文革小组将中央的内部斗争情况散布出去,造反派闻风而动,在全国掀起反击“二月逆流”的高潮,在各地抓小谭震林,又打倒了一批干部。
在召开政治生活批评会的同时,3月16日中央发了《关于印发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自首叛变材料的批示》 ,从此全国揪叛徒如火如荼进行。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还嫌不够,接见高校的造反派头头专门谈揪叛徒问题。因为资产阶级路线即使加上“反动”两字,也是工作问题,不足以定刘少奇为敌我矛盾,完全打倒。而叛徒就不一样了,历来是敌我矛盾,可以致人于死地。1936年、1937年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人出狱,虽然是刘少奇的主意,但是经过在延安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讨论批准。当时的党中央总书记张闻天此时作了证明,承担了责任。即便是这样,为了要将刘少奇打翻在地,永世不得翻身,也要将此问题穷追不舍,发挥到极致。其实当时揪出来的所谓叛徒问题,本人早向组织交待过,经过历次运动审查,早已做过结论。康生曾任延安整风运动时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毛泽东是主任),都了解这些情况,此时康生找高校的造反派头头谈话,就是为了深入进行“揪叛徒”,造成强大的攻势。5月16日,北京外国语学院“六一六”战斗队贴出大字报攻击、诬蔑周恩来。在此前后北京钢铁学院张建旗的“五一六”战斗队也贴出大字报攻击、诬蔑周恩来。因为文革以来,不少被打倒的干部往往是先有群众贴的大字报,而后中央文革出面表态支持,造成既成事实。这次会怎么样?人们都在观望。5月17日,江青将南开大学从国民党1932年的报纸中找到的“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一事送林彪、康生、周恩来。伍豪是周恩来曾用过的化名。周恩来在江青的信上批“我已经到中央苏区,在上海的康生、陈云均知是敌人所为,故采取了措施”,为此写信给毛泽东。毛泽东阅后批:“交文革小组各同志阅,存。” 周恩来的处境真是雪上加霜,更加困难。
文革的发展,正合毛泽东之意:“乱了敌人,树立了自己的队伍。”“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胜利者才有宽大胸怀。5月1日,欢庆劳动节时,毛泽东让犯了“二月逆流”“错误”的李富春、陈毅、谭震林、李先念、余秋里、谷牧参加庆祝活动,上了天安门。此事被周恩来称为“五一团结”,他特别写了一封信,提醒他们注意,不要因“五一团结”而造成错觉,否则,“那就又要来一个新的反复。” 让秘书周家鼎一家一家地送、请这些同志看,然后将信销毁。
同天《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公布了林彪手迹:伟大导师 伟大领袖 伟大统帅伟大舵手 毛主席万岁 万岁 万万岁!这是第一次公开题词称“四个伟大”。三天后,即1967年5月4日,全国第一座毛泽东巨型塑像在清华大学二校门的废墟上落成。全国各地纷纷效仿,从此成为“红海洋”的一个行动,风靡全国。
1967年5月17日《人民日报》在《五一六通知》通过一周年之际,全文公布《五一六通知》。5月18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的社论《伟大的历史文件》一文: 明确指出:

毛泽东同志亲自主持制定的这个伟大的历史文件,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问题。
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列宁和斯大林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解决了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革命的一系列的问题,解决了在一个国家内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毛泽东同志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了当代无产阶级革命的一系列的问题,解决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革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三个伟大的里程碑。

这是第一次明确地、直接地提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三个里程碑”。并指出其内容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理论就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革命”的理论,后将“进行革命”改为“继续革命”。这个实践就是文化大革命。
这个提法得到毛泽东的认可,据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记载,5月9日,毛泽东审阅了中央文革小组关于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宣传工作的意见稿,并批示:“提碰头会讨论决定,如大家同意,我不反对。”
而且毛泽东亲自修改了《伟大的历史文件》一文,“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特别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完成以后,还有没有阶级和阶级斗争?社会上的一切阶级斗争是不是还集中在争夺政权的问题上?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还要不要革命?革谁的命?怎样进行革命?这一系列重大的理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当时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毛泽东同志充分注意了整个苏联历史的经验,在他的一系列伟大著作和指示中,在这个伟大的历史文件中,在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实践中,正确地解决了这一系列问题。”在这之间,毛泽东又增加了:

列宁看到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被打败的资产阶级甚至比无产阶级还要强大,时时企图复辟,同时小生产者不断生长新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威胁无产阶级专政,因此要对付这些反革命威胁,并且战胜它,必须在长时期里强化无产阶级专政,舍此没有第二条路。但因列宁逝世过早,没来得及在实际上解决这些问题。斯大林是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在实际上解决了很大一批钻进党内的反革命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例如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拉狄克、布哈林、李可夫之流。他的缺点是在理论上不承认在无产阶级专政整个历史时代社会上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革命的谁胜谁负没有最后解决,弄得不好,资产阶级就有复辟之可能。在他临死的前一年,他已觉察到了这一点,说是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弄得不好,可能使矛盾变成对抗性的。

在社论的最后毛泽东增加了一段话:

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毛泽东同志近几年经常说,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全体党员,全国人民,不要以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了。千万注意,决不可丧失警惕。

必须明确指出,这是毛泽东对文革“胜券在握”的情况下才同意对外公开宣布“第三个里程碑”的。毛泽东增加的文字的意义在于:
第一,对“(文革)第三个里程碑”与列宁“第二个里程碑”的区别做了更加明确、详尽的阐述。
第二,表明“第三个里程碑”的特征与标志就是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也就是说:文化大革命是“第三个里程碑”的新常态,没有文化大革命也就谈不上“第三个里程碑”。

隆重推出“第三个里程碑”

有了毛泽东明确的批示,五天后的5月23日,在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大会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发表重要讲话,开宗明义第一句就是:

同志们:现在世界正在进入一个完全崭新的历史时代。这是以工农兵为主人翁的新时代,是以毛泽东思想为伟大旗帜的新时代。

然后他说:

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一个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像旭日那样,兴起在中国大陆上,震动了大地。
非常强大的无产阶级政治力量,推出一个非常强大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运动。而毫无疑问,这个强大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将加速我们的历史进程,并将为国际的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开辟一个新纪元。
当前发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四十年代在革命根据地中,关于文艺问题大论战的继续和发展,是当时思想大论战、政治大论战在新的历史阶段上的继续和发展,是这些大论战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和发展。
毛泽东同志充分注意了整个苏联历史的经验,在他的一系列伟大著作和指示中,在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实践中,正确地解决了这一系列问题。这是一个最重要的标志,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在二十世纪初叶,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了列宁主义的阶段。现时代,又发展到了毛泽东思想的阶段。

在文章的结论部分他重复5月18日《伟大的历史文件》中“三个伟大的里程碑”,一字未改。
陈伯达将林彪提出的时代明确定为“是以毛泽东思想为伟大旗帜的新时代”,将“第三个里程碑”的内容概括为:“这个强大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将加速我们的历史进程,并将为国际的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开辟一个新纪元。”
随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戚本禹发表长篇讲话。他开宗明义说:

毛主席不仅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也是世界革命人民的伟大领袖。现在世界上许多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说得好,毛主席就是当代的列宁。
马克思主义从它诞生以来,经历了三个伟大的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马克思、恩格斯的阶段,他们创立了马克思主义,提出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第二阶段是列宁主义的阶段。列宁和斯大林在资本主义进入到帝国主义的时代,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解决了无产阶级革命的一系列问题,特别是解决了在一个国家内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第三个阶段就是毛泽东思想的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进一步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解决了当代无产阶级革命的一系列重要问题,特别是解决了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条件下,进行革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从而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根据苏联出现现代修正主义,出现资本主义复辟的教训,根据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并且针对我国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行资本主义复辟活动的情况,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提出了极为完整的反对反革命修正主义、保卫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理论,并且亲自发动和领导了亿万群众进行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对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做出了伟大的贡献。

戚本禹比陈伯达的提法更加明确,第一,明确指出“毛主席就是当代的列宁”。第二,他概括了毛泽东思想为第三里程碑的内容是:“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提出了极为完整的反对反革命修正主义、保卫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理论,并且亲自发动和领导了亿万群众进行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对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做出了伟大的贡献。”后来这句话概括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遗憾的是,戚本禹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对此事只字未提,除《毛泽东年谱》提供的情况外,我们不可能知道“第三个里程碑”提法产生过程中更详尽的过程。
此次会议由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毛泽东夫人江青主持。林彪、周恩来、康生、陈伯达、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富春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出席会议。林彪一般不出席群众性的大会。他的出席,证明毛泽东对此会的重视程度。第二天《人民日报》第一版以红色通栏标题《欢呼世界进入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时代》报道了这次会议。从此,各报开始宣传世界进入一个以毛泽东思想为伟大旗帜的新时代。其中在报道部队活动时出现为多。
不过,有关这样的宣传,现仅从《人民日报》中查到:1968年有5条,1969年有3条。为什么这么少呢?因为1967年6月18日,在审查姚文元出席阿尔巴尼亚劳动青年联盟大会的讲话稿时,毛泽东说:“文化大革命以来,大吹特吹,外国人看不惯。”“吹得太厉害了,人家也接受不了。有些话何必自己来说,我们要谦虚,特别是对外,出去要谦虚一点。” 他不是反对三个阶段、三个里程碑,而是认为这个问题要得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世界的承认才行。在“人家接受不了”时,过分的宣传效果反而不好。

宣传江青的力度仅在毛泽东、林彪之下

在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大会上,不仅隆重推出了“第三个里程碑”,而且充分肯定江青在文艺革命中的作用,隆重推出文艺革命的“旗手”江青。既然“第三个里程碑”是以文化大革命为标志的,当然要肯定、宣传对文化大革命做出巨大贡献的江青。
陈伯达在会上说:“江青同志一贯坚持和保卫毛主席的文艺革命路线。她是打头阵的。”“这几年来,她用最大的努力,在戏剧、音乐、舞蹈各个方面,做了一系列革命的样板,把牛鬼蛇神赶下文艺的舞台,树立了工农兵群众的英雄形象。”他没有用旗手而用“打头阵的”代替。
戚本禹说:“京剧、芭蕾舞剧和交响音乐的革命是文艺战线上最艰巨的攻坚战。它们是这次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困难是很大的,斗争是很艰巨的。资产阶级和那些牛鬼蛇神的各种攻击、诽谤、流言蜚语、打击陷害,明枪、暗箭,接连不断地加到文艺战线先锋战士的头上。但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鼓舞着他们,他们毫不气馁,毫不畏难。为了从资产阶级手里夺取文艺的阵地,为了保卫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文化革命的尖兵在江青同志的率领下,持久地、连续地艰苦战斗。在克服了无数的困难和阻力以后,他们终于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武器在荆棘丛生的荒原上开拓出了一条光明的道路。”
戚本禹在讲话中不止一处用了“最”“很”等词赞扬江青,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在此之前,江青早已戴上“旗手”的桂冠,不过在此隆重的场合,戚本禹的表述是“率领”,也没有敢用“旗手”。戚本禹在回忆录说自己与江青是姐弟关系,是因为他年纪小,不敢“封”江青为“旗手”?还是中央另有严格的规定,使戚本禹有所忌惮呢?因戚本禹在回忆录中对此讳莫如深,我们不得而知。
对江青的宣传不是始于此时。笔者仅查阅了1967年5月的《人民日报》,早在5月2日报道5月1日的活动时,就单独发表了江青站在毛泽东身后的照片。能够享受此殊荣的只有林彪。5月1日的《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了林彪与毛泽东的大幅照片。虽然江青此时连中央委员都不是,一个九级干部,文革前担任中宣部的处长(那时,中央机关没有局级,只有部、处两级),但是从宣传力度来讲她的位置仅在毛泽东、林彪之下。8日,《红旗》发表了江青《谈京剧革命——1964年7月在京剧现代观摩演出座谈会上的讲话》,10日《人民日报》第一版全文转载,并发表社论《欢呼京剧革命的伟大胜利》。随后《人民日报》连篇累牍发表各地学习江青1964年讲话的内容。5月29日《人民日报》公布了1966年3月22日林彪给中央军委常委的信。信中内容是:

送去江青同志三月九日的信和她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请阅。这个纪要,经过参加座谈会的同志们反复研究,又经过主席三次亲自审阅和修改,是一个很好的文件,用毛泽东思想回答了社会主义时期文化革命的许多重大问题,不仅有极大的现实意义,而且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十六年来,文艺战线上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文艺这个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必然去占领,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极为广泛、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搞不好就会出修正主义。我们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定不移地把这一场革命进行到底。
纪要中提出的问题和意见,完全符合部队文艺工作的实际情况,必须坚决贯彻执行,使部队文艺工作在突出政治,促使人的革命化方面起重要作用。

5月3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革命文艺优秀样板赞》,赞扬江青所指导  的八个样板戏:京剧《智取威虎山》《海港》《红灯记》《沙家浜》《奇袭白虎团》,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交响音乐《沙家浜》,并破例在《人民日报》发表《智取威虎山》《沙家浜》剧本全文。
5月31日《人民日报》发表《红旗》社论《两个根本对立的文件》,赞扬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批判了彭真主持起草的《二月汇报提纲》。为什么总是《红旗》频频发表社论赞扬江青?《红旗》总编辑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副主编辑王力、哲学组组长关锋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历史组负责人戚本禹前面已经做了介绍。王力、关锋、戚本禹称为王关戚,都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干将。因扰乱天下,于1967年8月底、1968年1月被打倒,关进秦城监狱。

“第三个里程碑”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互为表里

1967年上半年毛泽东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我考虑发动群众,我把批判的武器交给群众,让群众在运动中受到教育,锻炼他们的本领。我想用这个办法来试一试,我也准备失败。现在看来,群众发动起来了,我很高兴,他们是同意我的做法。
其实,在夺权后,所谓“走资派”已经被关起来。夺权的群众很快分为两派,两派群众由争吵、文斗,很快发展为武斗,一开始是木棍、石块,到夏天变成真枪实弹的打仗。而毛泽东还停留在他原有的设想之中,认为是群众起来向“走资派”进攻。既然是群众发动起来了向“走资派”斗争,当然越激烈越好了。7月20日发生武汉一派群众冲击了毛泽东的住地(史称“七二○”事件),即使毛泽东的安全受到威胁,7月21日飞离武汉到上海,毛泽东仍然不改。7月22日,江青公开支持、提倡“文攻武卫”的口号, 使武斗火上加油,变成全面内战。
8月22日,毛泽东召见河南省党军领导刘建勋、纪登奎、王新,听到刘建勋、纪登奎关于武斗的反映后,仍然不改。现将这段对话转录如下:

刘建勋:现在是少数人打、砸、抢,叫战团。
毛泽东:死多少人啊?
纪登奎:郑州每天都抓人,打伤人,打死人。
刘建勋:我们工作没有做好,我们领导上有责任。
毛泽东:你们河南多少人?(答:五千万)那么多人,一天死一个,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才死三百六十五个。怕什么,没有什么了不起。
……
刘建勋:现在武斗动枪,原来民兵那派有枪,不光是大刀、长矛。
毛泽东:也不必怕,这边也武装起来。武装起来有两种可能,可能打,也可能不打。发了枪可能不打,武装起来,他就不敢动了。
刘建勋:那武装起来,会打起来的。
毛泽东:一反对二不怕。听说你们形势很好么。按你们说的,不是问题很严重吗?

在战争年代,天天打仗,在战场上死人的事是不可避免的。正如毛泽东在诗中讲到的:“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可是在和平时期则不然,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执政党,给人民带来的是和平、幸福、安康,还是动荡、战乱、死人、贫穷?这就是关系国家安危的事情。而毛泽东的思想还停留在战争年代的以“牺牲”“壮志”“换新天”。本来,在毛泽东将一些副总理、元帅的不同意见批评为“二月逆流”后,已经没有人敢向毛泽东反映文革的负面情况,今天刘建勋、纪登奎本着老同志的责任,大胆进谏。但是,一句诘问:“按你们说的,不是问题很严重吗?”等于指责反映真实情况是给“形势大好”的文化大革命“抹黑”。这使他不能了解到更多的真实情况,仍然按照自己原有的思路走下去。此时毛泽东73岁。
9月21日,毛泽东在武昌说:“七、八、九三个月,形势发展很快,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全国在春节前就差不多了。解决了。文化大革命春天结束,不能再搞了。” “春节前”解决了,这比他在年初的预测提前了几个月。
1967年9月30日,毛泽东对阿尔巴尼亚的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主席谢胡说:“去年上半年到今年二月,我把形势估计得严重一点。我说我们这场斗争的第一个可能性是失败,第二个可能性是胜利,而不是失败。现在可以看出一个眉目来了,第一个可能性是胜利,而不是失败。” 既然实践证明文革的“第一可能性是胜利”,就要给予理论的总结、阐述,也就是明确“第三个里程碑(文革)”的理论。
1967年10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红旗》杂志第十五期社论《大立毛泽东思想的伟大革命》,第一次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理论,由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实践,解决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样一个根本问题,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开辟了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航道,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史上,树立起了崭新的伟大的里程碑。

1967年11月6日《人民日报》、《红旗》、《解放军报》发表陈伯达、姚文元主持起草的社论《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 ,11月3日毛泽东审阅了第六稿,批示:“修改得好,可用。”
这篇社论主要内容是阐述“毛泽东同志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要点是”:
一、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立统一的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
二、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
三、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在本质上,依然是政权问题,就是资产阶级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则要大力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四、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会反映到党内来。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
五、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革命,最重要的,是要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

社论在分别阐述以上要点后强调:

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上述这些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时期阶级斗争的观念,天才地发展了无产阶级专政的观念,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树立了第三个伟大的里程碑。

后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写入党的“九大”、“十大”通过的政治报告、党章,写入四届人大通过的《宪法》。
从此,“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有了“特定含义,它的核心是在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权并且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下,还要进行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革命,文化大革命就是这种‘继续革命’的方式。”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就是毛泽东思想成为“第三个里程碑”唯一或最重要的标志,两者互为表里,密不可分。
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分析,龚育之主编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专门写了一万多字。因篇幅有限,笔者在此不再涉及。仅提一点,笔者认为,虽然第一条提到正确处理两类不同的矛盾,但是重点在于第二条“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在实践中把大量人民内部矛盾按敌我矛盾解决,将党内斗争按阶级斗争办法处理。所以这个理论是对毛泽东1957年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倒退。1957年毛泽东认为:“专政的制度不适用于人民内部矛盾。人民自己不能向自己专政,不能由一部分人民去压迫另一部分人民。人民中间的犯法分子也要受到法律的制裁,但是,这和压迫人民的敌人的专政是有原则区别的。” 正因为文革一次又一次严重混淆了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矛盾,文革不是任何意义的革命,而是一场内乱。 1969年春召开了“九大”,但是人们并没有文革胜利的感觉,第二年九届二中全会则又发生一场恶斗,第三年则发生震惊世界的九一三事件。
陈伯达、姚文元等脱离实际的秀才,在他们起草时想没有想过,他们概括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会给国家、民族、党带来什么!?当然,他们更不会想到有一天他们也会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沦为阶下囚。和他们一样积极推动文革的那些人出狱后的回忆录中只对自己处境愤愤不平,可是为什么不反省这一切是如何造成的?!

“时代”问题写入“九大”党章

“第三个里程碑”的类似提法写入1969年召开的“九大”通过的《党章》。这当然是要得到毛泽东的认可才能提交大会的。3月上旬,毛泽东在报送的《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上批示:“已阅,退康生同志。” 为什么退康生?因康生当时是中央常委、中央文革小组顾问,负责起草党章的工作。
在1969年4月14日通过的《党章》的总纲中这样写道:

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半个世纪以来,毛泽东同志在领导中国完成新民主革命的伟大斗争中,在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斗争中,在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反对各国反动派的伟大斗争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这种提法又回到1966年12月16日林彪在《再版前言》中的“崭新的阶段”。仅仅名词有所不同,其实质、基本内容是一样的,即:“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紧随其后是:

林彪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定地执行和捍卫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

“九大”是毛泽东主持的,党章在大会上获得一致通过,毛泽东是举了手的。写入党章就可以板上钉钉了。
另外,毛泽东几次审阅、修改“九大”政治报告,他特别增加了把“一切帝、修、反统统” 送进坟墓。虽然加上了前提“如果帝、修、反把第三次世界大战强加在世界人民头上”,但是可以看出,他仍然认为现在的时代是帝国主义崩溃的时代,社会主义全面胜利的时代。
既然如此,为什么在党章中没有直接写“第三个里程碑”,而退回到林彪所说的“崭新的阶段”呢?我没有找到系统的文字资料,但是根据我对毛泽东这段思想的研究,这与毛泽东对文革、对“全面内战”的看法发生改变有关。
以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运动(土改、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反右、反右倾、四清、五反)都是在从中央到基层的各级领导下有组织、有步骤、有明确政策规定下进行的。而这次文化大革命与以前历次运动有本质不同之处。将刘少奇、邓小平定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最主要原因是他们派了工作组,镇压了群众中有反对意见的人。毛泽东说他们镇压了群众运动。1966年8月8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规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要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要去掉‘怕’字。不要怕出乱子。要让群众在这个大革命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去识别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哪些做法是正确的,哪些做法是不正确的。”
前面讲了毛泽东在1966年12月提出“全面内战”是指人民群众对“走资派”的全面内战。一直到1967年下半年他仍然这样看。但是,到1968年他要收尾,要“从大乱达到大治”时,却发现全国全面内战不是他所设想的,已经变成破坏铁路、航空、交通、邮电;杀人、放火、放毒;抢劫国家财物,抢劫车船、仓库;殴打和危害解放军,抢劫解放军武器;幕后挑动和操纵群众武斗,破坏生产;抢劫档案、机密;私设电台,违法广播;组织地下反革命组织,成立脱离生产的战斗队、武斗队;冲击国家监狱和劳改农场,甚至组织犯人斗公安干警;制造反革命谣言。 这时他开始明白“全面内战”不是他提倡的群众反对“走资派”的内战,而是两派群众间的内战,形势几乎失控,危及国家的安危和统一,必须解决。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始人,他不能看着国家倾覆。于是改变了1967年对武斗是支持、容忍、善意批评的态度,以越来越严厉的口气发布内部讲话、电报、文件以制止武斗,坚决制止全面内战。1968年7月3日中央根据广西情况发布了《七三布告》,布告说:广西发生一系列反革命事件,要求迅速实现以下几点:停止武斗;恢复铁路交通;无条件交回抢去的援越物资;无条件交回抢去的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一切外地人员和倒流城市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立即返回本地区;对于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破坏运输畅通、冲击监狱、盗窃国家机密、私设电台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必须依法惩办。
可是这些行为在1967年时,在江青高叫“文攻武卫”时,都被视为造反而受到鼓励和保护。从当初“毛主席挥手我前进”的造反派到今日的“反革命分子”只有一步之差。这种镇压因为是真刀实枪地干,比起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更加猛烈、残酷。这种做法与1966年8月通过的“十六条”规定的“要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要去掉‘怕’字。不要怕出乱子”是相违背的。但是不这样做,国家就要四分五裂,人民要受到战火的涂炭,就不可能达到大治。毛泽东不能为了自己的理想而葬送国家。更何况他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一次认真的演习”,“一次全国性的演习。” 他不能让自己发动的“演习”失败。如果失败了,不仅证明他的理想是乌托邦,而且他在文革以来的一切努力将付之东流。历史会如何评价呢?!
文化大革命是由学校而起,红卫兵是文革的生力军。现在毛泽东要结束文革,首先从解决大学的武斗开始。他选择了首都最有影响的清华大学。派出3万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和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军宣队),徒手进驻清华大学,宣传《七三布告》,制止武斗,收缴武器,拆除工事。可是没有想到遭到蒯大富所领导团派的武装反抗,被称为“七二七事件”。关于这个事件,笔者已写了《〈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发表经过及影响》一文,并收入《中共党史拐点中的人物与事件》一书中。
派军宣队、工宣队和当年派工作组的性质是一样的,更证明了毛泽东发动文革所创造的“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理论的失败,证明文革这种“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的运动形式是行不通的。
8月23日,毛泽东在修改姚文元起草的《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一文时,写下这段话:“以后不要说史无前例。历史上最大的几次文化大革命是发明火,发明蒸汽机和建立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不是我们的革命。”
他已经承认文革不是“史无前例”,这是他放弃“第三个里程碑”的前奏。
1972年6月28日,毛泽东对外宾说:“我们这里早几年,全国各地都打,全面内战,现在好多了。”
“九大”是“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大乱达到大治。毛泽东撤销了临时机构中央文革小组,还政于中央政治局。但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除已经打倒的外都进入政治局。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当选党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张春桥、姚文元负责上海。江青没有具体分工,实际是不管部部长,打着“代表毛主席”的旗号,以“保留批评权”自居,到处挑毛病,到处插手。

周恩来在“十大”宣布:毛泽东认为“时代没有变”

时间过了四年,情况又进一步发生变化,“第三个里程碑”的提法在“十大”被明确取消了,或放弃了,不再提及。
1973年8月24日,周恩来在“十大”做政治报告,其中讲到:

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我们仍然处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列宁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对帝国主义作了科学分析,认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指出,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资本主义,是寄生的或腐朽的资本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列宁指出,帝国主义使资本主义的一切矛盾极端尖锐化。因此,列宁认为“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并且提出了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斯大林说:“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这是完全正确的。列宁逝世以后,世界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时代没有变,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没有过时,仍然是我们今天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

在“十大”通过的《党章》中也没有再提“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反而提出:“中国共产党是在反对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中巩固和发展起来的。”“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这段话重要的是:“我们仍然处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列宁逝世以后,世界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时代没有变,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没有过时,仍然是我们今天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
正如前面所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二个里程碑”。现在明确仍然是列宁的时代,这就表明放弃了“第三个里程碑”的提法。
当初“第三个里程碑”的提法得到毛泽东的同意,也必须由毛泽东自己来否定才能通过。毛泽东提出“现在仍然是列宁的时代”,使人感觉到,毛泽东承认自己不可能成为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比肩的领袖、导师。
这对于毛泽东来说是痛苦的。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与斯诺长谈,说:“‘四个伟大’讨嫌。”“现在就不同了,崇拜得过分了,搞许多形式主义。比如什么‘四个伟大’,‘Great Teacher ,Great Leader,Great Supreme Commander,Great Helmsman’(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Teacher,就是教员。因为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其他的一概辞去。”
教员在英文中和导师是一个词:Teacher。毛泽东有意将“Teacher”译为教员,其实“Teacher”还可以译为“导师”。现在大学的硕士、博士的老师通常被称为“导师”。有了导师的称呼,就确定了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地位。人们知道,毛泽东最在意的称呼是“导师”,而“其他的一概辞去”。
从1966年到1973年,经历前后八个年头,对“第三个里程碑”提法的变化反映了毛泽东的变化。严酷的现实教育了他,毛泽东已看到文革并没有解决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革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文革并没有将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马克思列宁主义推向新的高度,并没有形成“第三个里程碑”。毛泽东的心境已不是文革初期那样神采飞扬,不再号召:“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1966年7月8日他在给江青的信中曾写到:“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有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罢了。”那时是调侃,现在“跌得粉碎”就摆在眼前。现实是残酷的。如何面对?毛泽东说过:“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欢他那样坦率。他说,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在跌了几交以后,我亦往往如此。” 他要直面现实,勇敢地宣布:“现在仍然是列宁的时代。”
但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第三个里程碑”的标志,他没有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或者重新阐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所以他宣布取消“第三个里程碑”的提法也是不彻底的。
毛泽东的转变主要由九一三事件林彪叛变、自我爆炸引起。林彪叛变、自我爆炸惊醒了毛泽东。他冒着“粉身碎骨”的危险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失败了。他说:“我一生办了两件事。”他说的第一件事就是民主革命的胜利,取得了全国政权。他说:“对这件事,持异议的人甚少。只有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要我及早地把那个海岛收回罢了。”(这是指台湾)然后他讲第二件事:“另一件事,你们也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对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 从“第三个里程碑”降为“一生办了两件事”。既然是他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一生办了两件事”之一,他不可能否定文革,不可能承认九一三事件从实践到理论都证明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的。这年他即将满80岁,年老体弱,腿不行,不能独立从椅子上站起来,气管不行,耳朵不行,看书困难。 我们也不能奢求暮年的毛泽东完全否定文化大革命,更不要说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毛泽东在如何对待文革的成败得失之间摇摆,想在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找到全民能接受的、他认为合理的说词。另外,他还有一个心结,可以自己做自我批评,却不允许别人批评。1972年他否定了周恩来提出的“批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认为林彪是“极右”。 1975年11月他不满邓小平的整顿,发动反击右倾翻案风。
毛泽东冒着“粉身碎骨”的危险发动的文化大革命遇到巨大挫折。他看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并没有解决,而且短期内都难以解决。许多人开始怀疑文化大革命,甚至有人否定文革。毛泽东不满干部、群众的这种言论,无奈用老办法提出文革是“三七开”进行解释。他说:“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看法不见得一致。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一、打倒一切,二、全面内战。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对了,如刘、林集团。一部分打错了,如许多老同志,这些人也有错误,批一下也可以。无战争经验已经十多年了,全面内战,抢了枪,大多数是发的,打一下,也是个锻炼。但是把人往死里打,不救护伤员,这不好。”他批评:“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他沿着“继续革命”的思路提出:“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另外,取消“第三个里程碑”的提法也与毛泽东对苏联的看法有关。1968年8月下旬,苏联入侵捷克。毛泽东认为苏联已经是社会帝国主义,由大国沙文主义变为世界霸权。毛泽东不能让苏联、美国两个帝国主义联合起来对付中国。他要利用两霸之间的矛盾为中国的发展富强创造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关于中苏争论、反修防修对毛泽东的影响是一个更大的课题,将另外著文梳理。
既然毛泽东认为现在的时代是“仍然处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而不是“帝国主义全面崩溃,社会主义全面胜利的时代”,随之而来,我们的任务也要发生变化。现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任务仍是列宁规定的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在帝国主义没有灭亡之前,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仍然要和平共处。毛泽东主动伸出橄榄枝,邀请尼克松访华。

毛泽东宣布文革“三七开”,爱护地批评江青、“四人帮”

1972年初毛泽东重病一场。在他放弃“第三个里程碑”的提法之时,在解决九一三带来的政治、信仰危机的同时,也考虑如何处理他“重用过的林彪、江青等人” ,首先要撇清与林彪、江青两个集团的关系。因林彪已经叛变、自我爆炸,成为敌我矛盾。他对林彪和江青采取了两种不同的做法。他认为江青集团是人民内部矛盾,爱护地批评她、提醒她,希望她能看到文革中的问题,能随他一起纠正文革中的问题,团结大家。以求在他故后,江青能得到善终。其次,他安抚被批判、被打倒的老干部。第一,为“二月逆流”平反,出席了陈毅的追悼会。第二,从监狱中放一些人。第三,他提出革委会中实行新的“三结合”,即老中青三结合。“老”就是指老干部,“中”指文革中提拔的干部,“青”是指造反派或基层涌现出来的先进人物、劳模。造反派由三结合中的第一位降为第三位。可是江青执迷不悟,反对解放老干部,批评那些与自己意见相左、主张发展经济的干部,利用批林批孔号召、支持造反派继续造反,以“革命”压生产,批“唯生产力论”,越走越远。
对林彪,首先批林整风,1973年8月20日永远开除林彪、陈伯达、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党籍。仅做组织处理不够,还要在思想上批判。1973年7月4日,毛泽东找张春桥、王洪文谈话时谈到评法批儒。8月5日召见江青再次谈评法批儒。后发展为批林批孔。江青出面要求评法批儒内容写入“十大”政治报告,被周恩来拒绝。周恩来说得很巧妙:“对此需要理解、消化一段时间。” 引起毛泽东的不快。关于此事对毛泽东、周恩来关系的作用及影响,将另外著文专述。
毛泽东对江青集团的头子江青的态度发生改变,渐渐划清界限。第一,1972年初,以江青干扰治疗为由头,不准她随便回家。汪东兴很好地执行了这个指示。没有毛泽东的同意,无论江青怎样闹,卫兵就是不准她进毛泽东的住地见毛泽东。第二,在“十大”,王洪文当选为副主席,张春桥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姚文元仍是政治局委员,负责意识形态、宣传工作。王洪文、张春桥担任中央军委常委,1975年张春桥任国务院副总理、总政治部主任。江青原地不动,仍只是政治局委员,仍然没有具体分工,引起江青很大不满。无论江青怎样写信说自己是“闲人”,毛泽东就是不让步。第三,由表扬改为批评,因江青的愚不可及,他的批评越来越严厉。不过严厉也是出于爱护,为她着想。
“十大”结束半年之后,1974年2月9日毛泽东在江青的一封信上批示:

除少数外大都未看。近日体温升高两度,是一场大病!一切人不见。现在恢复中,你有事应找政治局。

这段话重要的内容是“你有事应找政治局”。毛泽东对她凌驾于政治局之上不满。当时周恩来主持政治局工作,得到在政治局占多数的老干部的拥护。毛泽东是要她尊重政治局的多数,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工作。这与文革初期将中央文革取代书记处、政治局的作法完全不同。
同年3月20日,毛泽东在答复江青的信中说:

不见还好些。过去多年同你谈的,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有马列书在,有我的书在,你就是不研究。我重病在身,八十一了,也不体谅。你有特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你也是个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人。请你考虑。

复信重要的内容是“你有特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殷殷之心,跃然纸上。
1974年6月中旬,毛泽东的健康状况再度出现明显问题。经神经科和内科专家会诊后提议,中共中央决定第二次为毛泽东专门成立医疗组,成员包括心血管内科、神经内科、麻醉科、耳鼻喉科、呼吸管理、外科、重病护理等方面专家。这个医疗组存在的时间持续了两年多,直到毛泽东去世为止。 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同年7月17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批评江青:“你也是难改呢。”“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在会上两次宣布:“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总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
毛泽东终于说出:“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总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
同年11月12日,毛泽东在江青的信上批示:

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

这段话里重要的是两句,一句“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从此,毛泽东一直这样坚持。1974年他让周恩来组阁,召开四届人大。1976年周恩来逝世后,他让华国锋当代总理。1976年4月天安门事件后,他破例任命华国锋为“第一”副主席,将党和国家的权力交给华国锋。在毛泽东病逝后,华国锋就有了收拾“四人帮”的机会和权力。因华国锋是党、国家的最高领导,合理合法地一举粉碎“四人帮”。
这段话里重要的还有另一句“你积怨甚多”,江青在公审时说:我是毛主席的一条狗,他让我咬谁,我就咬谁。毛泽东以批评江青的方式,委婉地表达了自己对文革中“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悔意。
1975年5月3日晚,毛泽东召开了他最后一次出席的政治局会议,在会上、批评以江青为主的原中央文革小组,称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为“四人帮”。他说:

不要分裂,要团结。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这次犯错误,还是自我批评。这次和庐山会议不同,庐山会议反对林彪是对的。

虽然他认为“四人帮”的问题与林彪不同,还是要江青“四人帮”做自我批评,同时他承认自己也犯了错误,他说:

我自己也犯了错误,春桥那篇文章(应为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引者注),我没有看出来。只听了一遍,我是没有看,我也不能看书,讲了经验主义的问题我放过了。新华社的文件,文元给我看了。还有上海机床厂的十条经验,都说了经验主义,一个马克思主义都没有,也没有说教条主义。

因为是他让张春桥、姚文元写的两篇文章《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所以他主动替张春桥、姚文元承担了责任。但是他首次提出“四人帮”的概念,他对江青、“四人帮”的批评,为华国锋粉碎“四人帮”提供了理论根据和舆论准备。
1975年11月,毛泽东已经不能出门,接触的人很少,包括政治局委员。但是,他不能容忍别人否定文化大革命,开始反击“右倾翻案风”。在批评邓小平之前,第一句首先是批评江青的,令江青十分恼火。毛泽东说:“现在有一股风,说我批了江青。批是批了,但江青不觉悟。”
毛泽东就是要管束江青,不让她再无法无天。这点一直坚持到他临终。

结语

从“第三个里程碑”的提出到取消,不仅可以看出毛泽东对文革认识的变化,而且看出毛泽东与林彪集团、“四人帮”的区别。这个区别在于:
“四人帮”只看到事物的表面现象,只看到林彪垮台后少了一个竞争对手,以反林功臣自居,弹冠相庆;而没有看到九一三事件从实践到理论证明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的,实际宣布了文革的破产。
毛泽东则看到九一三事件对文化大革命的打击和伤害。在垂暮之年,能根据现实情况的变化发现自己部分错误和不足,并能在一定程度上修正、改变。
关于对“第三个里程碑”的提出与取消就是一个明证。

2010年 7月第一稿,
2015年10月3日第二稿,
2016年11月26日第三稿,
2016年12月22日第四稿
2017年10月9日第五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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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昨 天》第一〇二期
帖子发表于 : 周日 12月 31, 2017 10:32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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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乱世】

北大井冈山兵团“监听电话”纪实

胡志远 耿天鹏 温标 樊能廷

《昨天》编者按:这是作者提供的2017年12月9日最新修订版。

近日见到原北大地球物理系的“井冈山”十六纵队校友回忆“文革旧事”的文章(尚未发表,以下简称“十六纵文”,引文用楷体,不另注明),讲到“监听电话”的往事,它是我们撰写本文的缘起。

“监听电话”的背景:两派“割据”

1967年8月17日,北大井冈山兵团的成立,打破了聂孙校文革的“一统视听”。从此北大分为两大派——“聂派”和“反聂派”,直到工宣队、军宣队进校,主持了强扭的“大联合”。本文说的是井冈山兵团与校文革之间的斗争,每每有人把“井冈山”成立之前的事情,强拉硬扯到“井冈山”头上,那恐怕算不得“历史唯物主义”了。
聂元梓肚里的那一点儿文化水儿,本来只够搞些把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说成是“赫鲁晓夫《顿顿的静河》”,“负隅顽抗”说成“负偶顽抗”,“披荆斩棘”说成“披荆斩辣”,“红彤彤的新世界”说成“红丹丹的新世界”……聂元梓在1967年12月11日下午的“校文革党组”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上,又喊出毛主席和林副主席为我们树立了“破公立私”榜样的口号。故而留下佚名诗:

混淆静顿本无意,颠倒公私是初心。
从来顽抗须负偶,方算披荆斩辣人。

却说1968年3月29日凌晨,聂元梓“红色权力机构”校文革麾下的新北大公社长矛队,经过精心预谋策划,全副武装的数百人马,在校医院西边的杂品库集结待命两个多小时,夤夜出兵。在新北大公社红三团的里应外合下,发起突袭,把居住在31斋的手无寸铁的“井冈山”学生二三百人殴打、杀伤、抄家、驱赶出楼。制造了北大校内的第一场大武斗,把长期的“文攻内阋”搞成暴烈的“武斗内战”,“井冈山”这个群众组织,伤者逾百,无家可归,财产损失无数。这就是北大文革史上著名的“3•29事件”。
昔“新北大公社红七团”政委黄介山的回忆《亲历北大“文革”》,刊载于《广西文史》2015年第3期(总第71期),第103页,文中叙述:3月下旬,我正住在俄文楼参加“李文忠学习班”。一天晚上,突然通知我们有紧急任务,不要外出。临近午夜,学习班的几十个人被召集在一起,告知工人战斗队马上要“武装进驻31楼”,等他们占领之后,要由我们去动员“井冈山”的成员迁出。我们到达指定地点,看到不少“公社”工人战斗队的战士,个个身穿黄棉袄,头戴安全帽,手持标枪,把守楼门。一楼的楼道里横七竖八堆着床架,地上有不少破碎的瓶子和砖头瓦块,显然武斗刚刚结束。据说双方在这里有过较量,“井冈山”武斗队终因抵挡不住败退了。攻占31楼的目的是想包围“井冈山”的大本营28楼,切断他们的对外联系。
“3•29事件”单从31斋“一城一地”得失看,宫香政率队,聂派武斗队完胜,打得漂亮,夜袭“血洗”,拿下了31斋,由宫香政率领长矛队守备,又顺手牵羊,武力拿下29斋。校文革武斗总指挥、哲学系教师高云鹏兴奋唱凯:“这一仗打出了新北大公社的威风!”
换到政治角度看,聂孙校文革发动武斗夺楼,是一个其蠢无比的败招。一举伤害了反对派数百上千人,伤者愈众,血仇愈深。众多受害者,忍受锥心之痛,怀恨聂孙,同仇敌忾,结成坚不可摧的反抗力量。聂孙灭得了“井冈山”吗?
聂元梓曾经对清华大学团派头头吐露心曲:“我们知道打不垮井冈山,不过想将来搞联合时新北大公社能占优势。”
依靠武力,打,是个办法吗?实际上,从“一城一地”得失看,打,也不是个办法。被殴打、驱赶出31斋和29斋的化学系和数学力学系“井冈山”学生,并没有逃离北大,数百上千“失林之鸟”在寒夜挨冻,天亮之后,赤手空拳,理直气壮,唾手而得,拿下30斋和32斋栖身。无线电系“井冈山”学生进驻35斋。青年工人“小海燕”3•29当天中午就势清理28斋。这样,“井冈山”一方3•29当天就“不战而下”四座楼。3•29之前,聂孙校文革没有给“井冈山”这几千人的群众组织划拨过一处活动场地,没划拨过一分钱活动经费。3•29之后,“井冈山”顺风扯帆,接连“不战而下”37斋和36斋。六座楼盘,构成了“井冈山”的“割据区域”。(见上左图。)
聂孙校文革3•29这么一打,开衅不义,打碎了自己原来基本安稳的一统江山——本来,3•25“地派”各校的外力寻衅,是打不破聂氏一统江山的。
述及北大1968年3•29武斗的回忆、反思文章,数以十百计,唯独聂元梓和她个别拥趸,一口咬定北大武斗始于3•25——死不承认文革罪行的立场,决定了他们一直在歪曲史实。
“3•29事件”之后,“井冈山”据守28斋、30斋、32斋、35斋、36斋、37斋六座学生宿舍楼,被聂派武力紧紧围困,双方割据对峙四个月之久。“井冈山”这六座楼盘,“地盘”约可五六千平方米。聂派占据燕园校区从西校门到东北门,大概是1.2公里;从南校门到朗润园北墙,大概是2公里,“地盘”约240万平方米——还不包括西门颐和园路之西的蔚秀园、畅春园、畅春新园、承泽园,也不包括中关村北大街之东的燕东园、中关园、中关新园——也就是说,按照“兄弟阋墙”院墙之内的“地盘”算,聂派远远超过“井冈山”的400倍以上。
北大四个月的武斗期间,事端叠出,校文革-新北大公社依仗暴力,残杀了与武斗无涉、完全无辜的青年学子温家驹、殷文杰和刘玮。聂派武斗队发起4月26日的36斋夺楼大武斗、5月2日的“破袭”37斋“井冈山”“寨门”大武斗、6月24日的抢劫粮菜运输车大武斗、7月22日和23日破坏“井冈山”从校外电线杆11千伏带电接电的大武斗,等等。每一起武斗,都是强势的校文革-新北大公社挑起、发动、主动进攻,强加于弱势的井冈山兵团。
北大两派戈矛相对的武斗之外,还有种种“智斗”。
笔者把“监听电话”旧事,较为详细地考察了一回,记述如下,请当初亲历的知情者指正。

“无政府主义”的自发行动

“十六纵文”提到“04纵队的狐狸”,那就先把“狐狸”交代一下,因为“监听电话”故实正是由他而起的。诨号“狐狸”的这位同学,是生物系学生。讲起他怎么到的生物系,又有隐情:他报考北大的三个专业志愿,依次是无线电系、物理系、生物系。北大录取他的时候,颁榜生物系,他说算是生物系“捷足先登”。他仍然对于无线电情有所钟。
文革之前,大概1964年或1965年,北大敷设电话线,从北往南,沿着29斋、30斋东墙刨沟埋线,“狐狸”在大饭厅吃饭,来来回回路过施工现场,看在眼里,不觉下意识地记在了心中。
北大文革“3•29事件”之后,两派“武装割据”,“井冈山”的“割据”区域六座楼房都是学生宿舍,电话线全部被掌权的聂派切断。“井冈山”这边,失去电话这个内外通讯手段,很抓瞎,就由“狐狸”主持,现学现做,自力更生,因陋就简,组装了一个人工接插的电话交换机,也叫作“总机”,用一个木板旧抽屉,立起来,成为小交换机的“电器柜”。小交换机有外线。六座楼之间的通话、联络,都要通过它。这个简陋的人工交换机安放在28斋四层的南横楼,单独占用一间屋子,叫作“总机房”。(见左图)“井冈山”头头们经常通过这里联络各楼。“总机房”里有一个小小的电风扇,是“特殊的待遇”。因为“总机房”在四楼最西北角的房间,天桥入口处,迎面是窗户,西晒得厉害。
“狐狸”还和小伙伴一起,捡拾新北大公社广播车废弃的一台摔坏的汽油发电机,标牌功率3000伏安。他和数力系学生小戊自己动手,修理了损坏的化油器——发电机居然又运转发电了。这一台发电机,在聂派随意操弄权柄、随心所欲地给“井冈山”区域断电的关键时刻,很能发挥作用。它的供电线路与学校的线路是分开的,发电机220伏电压的“市电”,单独走线,支撑着明面上“井冈山”电话总机房、“井冈山广播台”和37斋两架探照灯的用电;秘密地,还供应“电话监听室”的用电。
这样,“反聂派”的“井冈山”,与“聂派”校文革-新北大公社,既有大面上的对垒,另外还有“秘密战线”的“谍战”。
“井冈山”在3•29被偷袭后,惊魂甫定、“武装割据”局面初成。大概是4月中旬,不知怎的,“狐狸”忽然想起,亲眼所见沿着29斋、30斋东墙刨沟埋线的电话缆线,应该有文章可做。如果简单地破坏它,只需把电话缆线充气的铅质套管扎几个眼儿,让它透了气,用不了多久,电缆就被地下潮气侵蚀而报废。另一个思路是,对电话电缆不作破坏,在电缆线上接线监听……
不怕办不到,只怕想不到。说干就干,“狐狸”没有向“井冈山”头头们报告,悄悄找自己广播台的伙伴一合计,动起手来。
整个60年代,国际上资本主义国家左倾思潮高涨,社会主义国家逐一“变修”,国内正是伟大领袖“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倡扬“天下大乱”,党不成党、政不成政、“治病无良医,治世无良相”的混乱局面。“狐狸”等人搞的“监听”,当然没有任何当局合法授权,也无任何“后台”暗中授意,纯属“无政府主义”,或曰“革命群众的首创精神”。
当时30斋是“井冈山”占领区,就从30斋这里下手。30斋是东西长条“一字形”的四层“筒子楼”,一层、二层的东半截,是校共青团委和校学生会办公的地方。“井冈山”进入以后,只有寥寥的守楼学生居住,一层根本没有人住。一层最东头、门对门两间宿舍空置,“监听室”就是东南角这一间了!“井冈山广播台”机务组“狐狸”,秘密地找来化学系学生大鹏和寿彭两个英武的壮汉。布置给这两个人“绝密任务”——挖地洞,对谁也不许说。先用上下铺的双人床,堆塞一些破烂家具,在一楼东半截楼道隔断最东头六间(门对门)屋子。从二楼水泥地板打洞,通向一楼“监听室”的“隔壁再隔壁”房间,架上木梯上二楼,作为有关人员的出入孔道。二楼这间地板打洞、放梯子的房间,房门一锁,谁也进不去。
寿彭说:“我经历了‘井冈山’搞电话监听的前期工作,挖地洞找出电话电缆。大概是68年3•29之后的一天,‘井冈山广播台’的‘狐狸’来37楼找我,叫我再找一个绝对可靠的人和我一起到30楼挖地道寻电话电缆搞监听。”
寿彭、大鹏两个人每天在37斋化学系4年级食堂吃完饭就消失。下一顿吃饭的时候按时回来,满身泥土,吃得特别多。不论谁问,也不说自己干什么去了。寿彭说,“我俩先用大锤捶开30楼那个房间的水泥地板,然后挖竖井,再后向东南方向挖地洞。好像挖了三天,洞端出现了电缆。我们叫来‘狐狸’,做个交代。自己收工回37楼,答应保证绝对保密。” 挖出的黄土,回填地洞一部分,用以加固由木板堵塞的“监听室”窗户,又倾倒在堵塞楼道的破烂家具堆里,不显山不露水。
电缆在三十楼东南“把角”转弯,所以电缆剝开后,比较容易接线(转弯处拉直了就会多出一段来)。
地洞挖到的这一根电话电缆是由学校总机分设的支线,专业术语称作“百对线”,黑色胶管内里,走101对“一红一白”的电话线。每一根铜线斜裹缠绕着高档的窄纸条作为绝缘层,外面有厚橡胶管包裹层保护,再外面是充气的金属铅套管,铅套管外面,还有黑铁皮套管。黑铁皮套管外面,还有沥青缠麻绝缘层。这101对线,要用万用电表测量——凡是有电压的,就是有电话的;没有电压的是空线,没有接到学校总机上。用电表仔细甄选完了,有电话的,不到20对线。这些线一一接通到监听室里。
后续的活儿,监听放大器由无线电系60级学生金榜和62级学生甘霖设计、制造。到西单商场买来塑料细导线,5分钱一米,还有二三十个日光灯启辉器,作为灯光闪烁提示。另买了十来个6N2双三极管做成二十路放大器。这样,监听的时候,有了功率增益补偿,通话者觉察不到音量的损失。
从这里“路过”的电话,都成为“旁听”对象、“谍战”的内容。
“监听电话工程”的“电器柜”跟电话总机一样,也是用一个木板抽屉,竖着,用木螺丝拧在桌上。里面安装上述双三极电子管和日光灯氖泡做指示,安装上二十个插孔。只要有电话通话,氖灯就会亮,把耳机插进插孔,这样就可以監听了,与此同时也可以录音。
28斋原来是越南留学生宿舍,留学生办公室就在楼里,有几十台录音机可以随便用。录音机型号好像是601,是上海广播器材厂生产的。磁带也有的是,很多,是德国进口的。
“狐狸”接线、安装用于“监听”的土造“设备”,用一张大二屉桌当作“操作台”。“井冈山”各级头头们起先一无所知。事后“狐狸”说起来,忍不住嗤笑自己:“小聪明”、“最无政府主义了”。

“监听电话”开始

大家“同仇敌忾”,积极性无比高涨,整个工程从头到尾简直是“神速”。
初期监听到的电话,用记录本笔录下来,最后竟至有四五十本之多。“监听工程”正式开始,没几天,报告给总部个别头头知道。
听到的电话,对于频繁的私人通话、打情骂俏之类,就不作记录,只是“旁听”。涉及到工作的“公事”,就“监听加笔录”。特别重要的,比如涉及到武斗的行动和部署等信息,就用录音机录下来。后来,录音机就整天整夜开着。
寿彭说:有一次,广播台一个人带我俩去参观。十几组,有指示灯、有录音机插孔。桌子右边有一台录音机,旁边一大摞录音带。监听的同学坐在里面,头戴耳机,根据指示灯闪烁判定电话的到来。重要的电话就录下来。
这“百对”电话线,刚好通向包围“井冈山”“割据区”的各楼,这个监听,对于被“围剿”的“井冈山”的生存和坚持下来,具有的重要性,可想而知。
“监听室”配有一部电话机,有情况了,经过28斋总机房,向“井冈山”总部(武斗期间在28斋坚持工作的)头头报告。此时,坚持工作的“井冈山”头头并不多,因为此前江青说过北大“红旗飘里准有坏人”、“新北大公社是个很好的群众组织”。加上聂派各种会议、文字、标语和广播几个月大轰大嗡的声嘶力竭喧嚷,诬蔑“井冈山”为“老保组织、反动小集团”,某种程度上蒙蔽了很多人,怀疑或考量“井冈山”是否有“政治问题”。
具体“监听电话”人员,是国际政治系学生小飙和地质地理系一位女生,两个人每天24小时值守。他俩接手之前,是“狐狸”调试设备。“狐狸”安装完成后,在技术上做保障,具体监听就没介入,但是他又时时关切“信息”。小飙接手“监听”工作,建立记录制度。小飙和寿彭都证实,“监听室”窗户堵死,屋里“乌漆抹黑”,24小时需要灯光照明,工作条件十分简陋。“监听室”常备一根护身的长矛,防止窗户被破袭,小飙说:“真是枕戈待旦呀!”
现在追忆往昔,“监听电话”是什么时候“开张”的?确切日期,想不准了,大的事件还能够想得起来。
“十六纵文”说“5•1那天,王书仁在36楼前值班,04纵队的狐狸向我要三极管。”而“狐狸”说:“‘监听电话’应该是4•26之前开始的,因为4•27无辜的路人殷文杰被聂派杀死,是我首先从‘监听电话’得到的消息。”“狐狸”还说:“用几十个三极管,不可能向王书仁个人要。”
“井冈山”总部办公室人员小飙回忆:“接手监听,肯定是5月份,谁带我去的,记不住了。到那儿的时候,那儿一个人也没有。肯定有懂技术的人带我去,教我怎么使用和运行。”
“十六纵文”中“为了了解聂元梓武斗队的动态,井冈山总部决定从28楼挖一条秘密地道,通往29楼东南角的电话电缆接头,监听该电缆链接的每一个电话。”这一段记述有误。实际情况是,秘密挖地洞、进行“监听电话工程”,是“狐狸”等人的自主行为、自行其是,“井冈山”总部事先并不知道,这也就是“狐狸”嗤笑自己的“小聪明”、“最无政府主义了”。当然,“监听工程”成事之后,总部十分重视、十分支持。关于“监听电话室”的地址,就近设置在30斋一层最东南角那一间屋子,而不是“十六纵文”说的“29楼东南角”。

“监听电话”成效显著

“通过监听电话,挫败聂元梓武斗队的偷袭”,举其大者是两次。
一次,正如“十六纵文”所述,“井冈山”知悉对方要乘夜“破袭”寨门,就在37斋院墙豁口外,提前二十分钟设伏,击溃了聂派武斗队一大群人手持消防斧的“强拆”、“破袭”行动。
另一次,电话里听到的直接信息极为简略,是聂派武斗队“钢一连连长”王刚的一句话:“十二点叫我起床。”半夜十二点起床干什么?监听人员分析,一定是聂派武斗队有“夜袭”行动。消息报告给“井冈山”头头,头头做了针锋相对的应急部署——集中优势兵力,迎击对方的“夜袭”。在另一个战场,保卫36、37斋之间木床通道“砦栅”的守楼学生,过早暴露了埋伏,惊动了王刚,王刚指挥着执行“破袭”任务的武斗队及时退兵,避免了恶战、死伤甚至“丧师辱社”的结果。
通过监听电话,识破了“新北大公社除隐患战斗队起义”过来的两名“女谍”。一天,一个“女谍”在36楼的地球物理系16纵队“战时食堂”内呆着。“玫瑰”害怕她给大家下毒,就布置“蔷薇”监视她,“蔷薇”装作进去扫地,引起“女谍”的警觉,从此,两名“女谍”不辞而别,离开了36斋,再也不曾露面。
小飙监听电话,亲闻宫香政在电话中自报名号“我是宫香政”,向34斋布置武斗有关事宜,但是手头没有记录本和录音带,时间和事件内容,都回想不起来了。宫香政现今说自己“武斗中,除了3•28、3•29,别的什么也没参与”,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谎话。“井冈山”的“监听电话工程”,在3•28、3•29后二十多天才“开张”,负责监听的小飙二人都说,“听到宫香政电话最多了,我们每次都记错名字,根据他的口音写成‘龚祥政’,或者详细的‘详’。始终不知道是‘宫’,是香臭的‘香’。到现在也没见过这个人。武斗期间宫香政电话最多,倒是没听到聂元梓亲自部署武斗行动的电话。” 宫香政在北大武斗中,作为副总指挥,始终担负重大的武斗责任,现如今,他写一些矢口否认的文字发表,力图抹杀历史真相。
小飙监听电话,5月间,亲自听到聂元梓布置,第二天中科院大操场开大型批斗会,要借机诬陷“井冈山破坏会议”。“井冈山”紧急应对,先发制人,抢先广播第二天聂派要破坏中科院的批斗会。聂元梓的电话失密,给她用以陷害“井冈山”的部署掣了肘,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哑巴吃了黄连。其实“井冈山”被紧紧围困,根本不知道中科院这个批斗会是什么。
情况紧急的时候,“监听电话”根本来不及报告总部,就直接把情况告知相关“前敌”人员去处置。
1968年5月2日,北大南墙两个出口的聂派武斗队,同时涌出,向“井冈山”37斋的“寨门”实施夹击。小飙监听到对方出兵电话,来不及报告总部,就通知值守“寨门”的化学系学生克信:“对方要对大门采取行动,加强戒备。” 克信站在37斋楼外平地,向楼上大声呼喊报警,霎时间,二三十个守楼的化学系学生持戈驰援。用长竹竿和撑杆跳杆与那些涌到“砦栅”跟前的聂派武斗队“战士”们,隔着架子床,对刺、拼杀一阵,双方各有一些人员轻伤。聂派武斗队占不到便宜,怏怏退兵。克信知道小飙是总部办公室人员,总部头头交代过,“小飙电话说怎么弄,你们就怎么弄。”不读我们这篇文章,也许克信永远不知道,那么准确的情报,是“监听电话”得来的。
“监听电话工程”有一个代号“瞭望哨”,很少用到。除了“井冈山”总部一两个头头和监听者本人,谁也不知道神秘的“瞭望哨”在校内、校外或者什么地方。逼不得已的情况下,向追问情报来源的自己人,透露一点儿——情报来自“瞭望哨”,闪烁其词。“井冈山”总部和各楼的电话,都是明面上的,公知公晓。此外,唯一秘密的,就是“监听电话”——神秘的“瞭望哨”。
1968年6月24日,在谁都不知道的情况下,忽然“寨门”外海淀路的马路边,停靠了一辆卡车,满载着粮食和蔬菜。这是化学系的总部委员,自己筹款买了东西,自己雇车拉回来的,别人谁都不知道。临街的37斋,住的基本上是化学系学生,穿着汗衫、小背心,纷纷空手跑下楼来卸车。两边出口监视“井冈山”寨门的聂派武斗队,电话报告了他们的头头。他们的头头判断“井冈山运输武斗物质”,立即调动重兵,东西两面夹击。小飙监听到电话,报到“井冈山总部,头头不知内情,也有一点儿发懵,决定经由地道紧急运兵奔赴前敌。此役,打得不甚激烈,驰援的学生,与楼内的学生一起,合力卸车,把一卡车粮食、蔬菜等物资,完整抢运进楼里。承运方“运输三场”的卡车,被头戴柳条帽、穿着制式黄色军棉袄的聂派武斗队长矛扎破轮胎放气,驾驶室被砸,司机被拉出车子,被殴打、被刺伤为气胸。后来听说北大校文革派人到“运输三场”登门道歉,作了赔偿。
这一仗,“井冈山”成员为了吃饭而不得不流血,有七八个学生被刺伤。化学系小沪同学臀部和大腿被长矛扎了十几个(钉子扎了似的)小眼儿。给他的伤口涂碘酒的时候,一处较深的伤口棉签探不到底,上药疼得他满脑袋豆大的汗珠不停地滚落下来。伤员们没有一个因为受伤疼痛而落泪的。
1968年7月20日,地质地理系毕业生刘玮,从天津来校办手续,大白天在海淀街上,被聂派武斗队绑架,在40斋聂派武斗队“西线指挥部”,被铁器残酷地轮番殴打致死。“井冈山”得到“监听电话”消息,是聂派武斗队施刑打手看着刘玮不行了,电话报告武斗副总指挥黄元庄,黄在电话中吩咐施刑的打手:“用冷水把他泼醒,给他喂一点儿西瓜。”

“7•23”之夜的接电与断电

1968年7月23日的夜间,“井冈山”上电线杆接电的技术物理系桂、虎、霖等同学,冒险攀爬供电局专业的长竹梯“升空”,进行11千伏高压带电作业。两边校门涌出数百名聂派武斗队,向海淀路北边人行道上的高压电线杆合围。预先集结的“井冈山”守楼学生,背对高压线杆,围成密密匝匝的人墙,挥戈拼命抗击,保护接电的同学。情势危急,正可谓“千钧一发”。“井冈山”一方的高压电还没接通,依靠自备发电机发出的220伏“市电”,供应“前敌”探照灯照明。将近二十台大型弹弓连续发弹制敌。高音喇叭竭力嘶吼……
聂派武斗队用高压水枪开路。高压水枪的威力,据说能够把30米外站立的人致伤和击倒。
突然,周遭“聂占区”的电,一下子全断了,高压水枪的杀伤力顿失。这时候,聂派领导层正在西校门里的办公楼礼堂开什么会。学生宿舍的“井占区”早就被停电,没有灯光。这突然之间“聂占区”高压线路短路,立马一片漆黑。小飙监听电话,听到对方电话来来往往,不暇应接,已然是“捣了蜂巢”、乱成一团。聂派被断电而手忙脚乱、不知所措的时候,“监听电话”听到聂派有人凶险地主张把“土坦克车”开动出去,到“前线”去冲撞、碾压“井冈山”的“木床工事”,也有不同意这么干的,电话里吵得一塌糊涂。但是没听明白,出动土坦克的主张到底是被谁制止或者怎么作罢了。聂派准备好的一台1500伏安发电机,天意弄人,关键时刻因为一粒细沙子落进了要害部位,运转不起来。
后方被袭,大面积断电,查来查去,不知原委,很动摇聂派“前线将士”的军心士气。阵脚渐乱,攻势转弱。“聂占区”断电,实际上给“武力”弱势的“井冈山”前线极大鼓舞。
此役,事先“监听电话”得知,聂派电话下令使用“燃烧瓶”,小飙立即通知了化学系学生克信,叫他做好充分准备。所以傍黑的时候,把“工事”一张张木床的床腿相互连接、用铁丝捆绑结实,都用水泼湿,并且告知大家,今天聂派将使用“燃烧瓶”,守楼学生心里都有所戒备,自己也制作了燃烧瓶。
聂派武斗队进攻之前,投掷了数以百计的“燃烧瓶”。葡萄糖水瓶充填乙醚之类的含氧燃料,着火点低,投掷出去,由瓶口化学物质白磷发火。发火猛烈,但是燃烧的火焰温度比较低,而且迅速燃尽熄灭,“井冈山”用以抵抗进攻的潮湿木床工事,没有被点燃。时下影视节目,看到演员浑身着火的镜头,可能就是这类东西。还有眼疾手快的同学,捡拾起聂派武斗队扔过来的燃烧瓶,原封不动地“回敬”过去。“井冈山”一方是用汽油做燃料,瓶口裹上纱布绷带,点着火以后再投掷出去。聂派武斗队排兵布阵在马路上,有的是空地,对于燃烧瓶,闪避开就是了。王学珍等主编的《北京大学纪事》2008版第789页记述,“双方用长矛相互冲刺,并扔了许多自制燃烧瓶,武斗一直持续到深夜。”实际是持续到拂晓。聂派武斗队拥有自制“坦克车”的事情,《北京大学纪事》没有记载。
此夜,聂派武斗队的攻势受到“被断电”的牵制,攻势三鼓而竭。“井冈山”方面的桂、虎、霖等同学冒死在11千伏高压线上带电接电成功,“井占区”突然灯火齐明、大喇叭欢快奏乐,欢声雷动。小华说:7•23接电,我在37楼顶层临时广播室(或称临时指挥部)喊了一整夜,传达头头们指挥命令、告知前线东西两翼对方的动向、不断鼓舞我方士气。接电成功那一刹那,广播台毛毛和王纪那嘹亮又震撼人心的“接电成功!!!”的声音响彻北大上空时,我的嗓子已经全哑了。
回头交代一下“聂占区”断电的因由与有关情节:“狐狸”在37斋“观战”,聂派武斗队的高压水枪威力巨大、一往无前,冲洗了马路上撒布的豆子,直指遮断海淀路的木床工事。“狐狸”见状,想起抵御高压水枪的预案,赶快打电话给28斋的小戊和小白,通知他俩“实施预案”。两人立刻实施——从28斋4楼北窗往下,瞄准了,往东西向的高压线扔出铝管。高压线外面没有绝缘层,铝管刚好同时搭到两根高压线,造成短路,迸起一个大火球,“聂占区”跳闸断电了。
此前几天,在“监听电话”中,听到“公社武斗队”在“学三食堂”试验高压水枪——消防水龙,串接高压水泵,加压再喷出。据聂派武斗队通话人在电话里讲,30米内,人都站不住。监听到这个消息,“狐狸”就想起了校内高压线正好从“井冈山”总部所在的28斋楼房北侧经过、转弯,如果让这一条高压线短路,停掉全校的供电,必然把自备井供水也停了,聂派武斗队的高压水枪就没法使用了。几个人一讨论,形成了一个应对高压水枪的“防御水枪预案”。
实施“防御水枪预案”,停全校的电,不是为了报复聂派,而是为了抵御他们使用高压水枪,确实是无奈之举,迫不得已,制造了校内高压线短路,断了“聂占区”的供电,制止了高压水枪的暴力侵凌,如果不是聂派武斗队使用高压水枪进攻,就不会有校内高压电线被短路。
古话说“水火无情”,7•23聂派武斗队动用高压水枪对于“井冈山”接电的学生作“水攻”,又动用燃烧瓶作“火攻”,都是为了杀伤对立派学生。幸而校文革“土坦克车”没有出动,不然,一夜之间,酿成几多人命血案,难以预料。
“十六纵文”记述断电之事是:“7月23日接电成功后,井冈山广播台的两个机务:04纵队的狐狸和16纵队的李大明,站在28楼的楼顶,楼下的北面就是聂元梓控制区的供电线路,他俩把一个带钩子的钢筋扔了下去,正好挂在高压线上,搭在两根电线上,引起一个火花,聂元梓的控制区就断电了,现在是井冈山控制区灯火通明,而聂元梓控制区漆黑一片。”
“十六纵文”这一段行文有几处不确:
①“聂占区”断电,发生在“井冈山”接电过程中,学生遭受对方高压水枪攻击、难以招架之际,而不是接电成功之后;
②实施断电“作业”的人是数力系学生小戊和小白,而不是“狐狸”和李大林;
③小戊和小白二人是在28斋四层朝北的窗户进行的“断电作业”,而不是房顶;
④断电“器材”是铝管,而不是带钩子的钢筋。
这些反复核实的情节,提供给“十六纵文”作者参详。

“监听”记录与录音成为重要的历史档案

北大文革武斗“作战”,聂派和反聂派,都有人员负伤,但是没有人员死于“战场”。前述三件死亡事故,都是聂派在“聂占区”甚至海淀大街抓人,活活打死的。反聂派从来没有抓人及拷打而致死致残。
校文革财大气粗,拿着好好的汽车改装成为“土坦克”。“井冈山”则苦于运送伤员没有机动车,武斗中“井冈山”有人受伤需要送到花园北路的“北医三院”或者海淀黄庄的“海淀医院”,天可怜见,没有机动车辆,完全靠人工担架抬送伤员……
一场“竹枪”对长矛拼杀方罢,只见一副担架抬着一个人出37斋,向34斋方向吃力地走去,“狐狸”等人在监听电话室紧张地伫听动静。驻守34斋的聂派生物系武斗队,打电话向上报告、请示:“有井冈山的担架抬着伤员路过,截不截?”上面回复道:“不要截。如果截到的伤员死在咱们手上,麻烦大了。”不大功夫,第二副担架抬着伤员,顺利地路过34斋和海淀绣花社往东去了。不大功夫,第三副担架,同样顺利地路过34斋和海淀绣花社往东去了……
其实,第一副担架,是个“侦察气球”,担架抬着个好人,连同抬担架的两人短衫短裤,打算一旦遭劫,立即扔下担架往回跑。对方顶盔重甲、大夏天穿着军棉袄的长矛队,无论如何追不上我空身跑的小伙子。这也是“狐狸”自嘲的“小计谋”。
聂元梓校文革,在文革中自称为“红色权力机构”,发动武斗,镇压异己,妄图“武力剿灭”弱势的对立派。早在1967年12月初,聂元梓就胆大包天地放话:“打吧,打死几个也不要紧,顶多中央批评我几句。” 随之,1967年12月8日晚间,聂元梓的得力打手、新北大公社红17团团长宫香政率领数十名棍徒冲进属于中科院的中关村印刷厂,暴力驱赶正在印制《毛主席诗词集注》的“井冈山”学生,把印刷车间的成品《集注》肆意地撕毁和践踏。
聂元梓校文革滥用“政权就是镇压之权”,向对立派实施“无产阶级专政”,文的不行,就来武的,早有武斗思想和武斗准备。宣传恫吓、谣言攻势、收买人心,不见成效。聂派在北大发动一场又一场大规模武斗,妄求“武统”,扼杀“井冈山”的反抗,成效很值得怀疑。他们做梦也想不到,被反聂派秘密监听了电话、“分享”了信息,这些“监听”和应对措施,抑制、消减了聂派发起的多场武斗攻势,使之屡屡大打折扣,还要在内部排查“内奸”。“井冈山”这个群众组织,毫无政治后台、毫无后勤保障,能够咬牙坚持着,最终总算粉碎了聂派“武力围剿”梦。说来,也算是一种“异数”。
“井冈山”很多人,以及友人,曾经在武斗期间,更多是在武斗结束以后,在37斋门洞南面照相。照片背景是红底白字仿毛体的“井冈山的同志们/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两边“门柱”。窃以为这个口号,不如解读为“井冈山的同志们/将活命进行到底”。
外校学生沈庠,是北大老前辈、大书法家沈尹默的后人,他以笔名“理胜”,著文《忆北大文革旧事》发在网上。他也是最早写北大文革网文的作者。这张照片,可以清晰地对于北大文革武斗期间“井冈山”37斋“窥门墙”。沈庠站脚之处(见左图),曾多次发生过高等学府的莘莘学子之间“史无前例”的血腥武斗。
“井冈山”的“监听电话工程”,不仅对于自身“功莫大焉”——事先侦知对方动态,有所准备地应对,抑制、消减了每一场武斗的规模和烈度,对于聂派,实在也“德莫厚焉”—— 抑制了聂派武斗队的进一步作恶,减轻了其可能承担的罪责。认真比较一下,温文尔雅的大学者周培源和研究生侯汉清担当“井冈山”的头头,始终不弃“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的人道情怀,谨守“任其退、我不追”的作战方略,比起聂派孙蓬一、黄元庄、宫香政等人仗势“赶尽杀绝”的恣意戕害,实在有天壤之别。
聂元梓在她的《回忆录》里对季羡林的《牛棚杂忆》发表了这样的看法:“说到我的其它事情,季羡林也有许多是弄错了的。他说我是新北大公社的头头,其实,我并没有参加新北大公社,更不是公社头头。”看到聂元梓这些违背事实的负心言语,那些在北大文革武斗中为聂孙校文革“效命疆场”的“公社战士”,是不是应该悲从中来、痛哭一场呀。
话题转回“监听电话”。工宣队进校后,两个工宣队员,半夜到28斋403室上门搜查。“监听电话”用大号美术字在封面作了编号的“流水账”,几十个记录本,一大堆,就都“上缴”了。小飙特别向这两个工宣队员强调,这些电话记录非常重要,务必妥善保管、上交给领导。大量《电话监听笔录》和对应的录音带,都是聂派在武斗期间若干所作所为的确凿证据,一个字也抵赖不掉。这些材料,按照制度,藏入北大档案馆。恰如“十六纵文”所言,后来,“这个监听工程还真的起了大作用”“监听录音是定性校文革是武斗文革、派文革、逼供信文革的铁证。”
小飙说,工宣队进校后,搞“大联合”,他曾经写过一张大字报,“各自多做自我批评”,蜻蜓点水地披露了《井冈山监听局部电话》。没有留下大字报文稿,是一件大可惜的事情。
“监听电话”走线的地洞回填不实,没几个月,那个地方就自行塌陷了。
史料唯因真实而珍贵。这篇纪实,如果有史实上的任何差错或出入,诚请知情者据实指正、纠谬匡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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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纸堆】

推荐一位托派的文革评论

舒路宾

向青先生是香港的一位老资格托派人士,早在文革爆发不久的1966年10月,他就撰写了一篇极富洞见的评论文章,表达了他对这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的观察、评价和预判。即使在几十年后的今天,阅读这样的文字也依然带给我们强烈的冲击。
在这篇文章里,作者评判文革的视角与目前流行的几种主要视角都有所不同。首先,毫无疑问,他与现今那些为文革辩护的论调大相径庭,这点是很容易感觉到的;其次,他深刻地批判文革,但又非常不同于自由派对文革的批判。我们知道,托派本身也是马列主义的忠实信奉者,所以如果说自由派对文革的批判是一种外部的、总体的批判的话,作者这种托派立场的批判多少带有内部批判的意味,他对其中的部分东西是抱着一种同情、支持的态度的。所以他会如一个化验师那样,细细地在呕吐物中区分出其中哪些是食物的正常成分,而哪些又是有害的、致病的成分。
比如,作者(站在一个社会主义革命拥护者的立场)就毫不讳言,诸如真正意义的“文化革命”,教育制度的改革,对旧文化旧思想的批判,这些都是新社会所需要的,但它们又决不可能采用这场文革中那样的方式。比如对毛泽东思想,他也承认其中包含了进步与真理的成分,学习这种思想有积极的意义,但在现实中它的价值却被夸大到荒诞可笑的地步,而且作者更明确地指出,这种夸大与其说是出于幼稚,不如说更多出于一种反动的目的,即为了压制一切反对意见和独立思想。
而本文最精彩的、也是可以通过日后的进展加以验证的部分,无疑是对各种力量的分析。比如对文革中遭殃的官僚“反对派”的分析,认为他们不过是“玩弄着阳奉阴违的腐败的官僚阴谋手段”,而与扣在他们头上的各种阴谋家帽子无关;比如对红卫兵群体的分析,认为他们自幼生活在闭塞的环境中,受着严格的思想控制,极端缺乏历史知识和国际知识,这个群体的出台再明显不过地传递出一个信号:所谓文革的实质会是什么,而他们的结局也因此而注定。
能在那样一个时间点,用这样的一篇短文把握住文革的实质,分析其中的各个群体和主要政策,并申明自己的主张,足以见得作者有高度敏锐的政治意识。就我们今天而言,作者这种内部的视角还有两点特殊的意义:
第一,那就是有朝一日我们社会可能会发展到那样一个阶段,它与文革前的社会同样面临一些问题和任务(创造新文化、反对官僚专政、缩小差别等等)。对此如果我们没有足够准备,不能把那些问题从文革话语中抢救出来,那么就不能避免到时人们患上一种文革的思乡病,甚至把文革当成针对那些病症的一剂猛药和良药。而该文作者的托派立场虽然不为我们认同,但对许多问题的正视和讨论却给了我们有益的启发视角。
第二,甚至在一些自由派知识分子那里,我们也不时听到这样一种声音:文革虽然在实践中有种种扭曲、变形,但在发动者那里还是包含了理想主义的成分的。然而,他们想象的这种理想主义到底有多少成色,恐怕一个外部视角的自由派反而是不容易看清楚的;就这点而言,一个在理想信念上更加纯粹、更不含杂质的托派的论述,可以让我们更清晰地看到文革与真正理想主义的距离。

附录

简评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

向 青

1966年10月3日

说明:选录自向青著《论中国官僚社会主义》,香港:新苗出版社,1990版。

“文化大革命”决不是毛泽东疯狂(医学意义上的疯狂)或者失势的结果,也不是中共党内无原则的派系争权的表现,这是一场根源深远、后果极其重大的政治斗争,是行将到来的中国政治形势根本转变的序幕。这个大转变对世界的影响,将不下于十年前斯大林的被鞭尸。
“三面红旗”大冒险的惨败,不但招来广大群众的反感,而且引起官僚层内部的批评。位居要津而犯颜直谏的彭德怀等人立刻遭受罢官禁锢;而仅仅手握笔杆借古讽今的吴晗之辈,则留到经济形势好转后更有利的条件下才去加以清除,这就是一九六五年十一月“文化大革命”的正式开始。斗争一正式展开,很快就证明了:对毛泽东各方面的政策或多或少的反对意见,在党干部中是相当普遍的,这个尚未形成固定组织的反对派甚至得到党的最高领导层内一部分人的支持,而这些人掌握着很大部分的党机关和整个青年团,以致毛泽东、林彪派(他们才真正适合称为“保皇派”)不得不公开宣布要“造反”,要打倒党内当权派。于是“文化大革命”变成了三十年来最严重最激烈的中共党内斗争。这场斗争显然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像这样主动地发动群众起来斗争和改造党机关,是全世界斯大林党内前所未有的派别斗争方法,只有毛泽东才有足够的力量、自信和气魄去这样做。
尽管毛泽东所发动的这场斗争表面上涂满左倾的色彩,它的基本性质却并非进步的、革命的,而是保守的、反动的,其目的在于保卫极端专制的斯大林主义的毛泽东统治集团的特权。共产主义革命事业是工农群众彻底解放的事业,它只能由工农群众自觉而积极的奋斗来完成。在这漫长、艰苦、复杂的斗争中,革命群众必须时常进行热烈的讨论和争论,才能找出最正确、最好的具体道路。所以无产阶级专政的健康发展必然要伴随着工农群众的自由民主权利的不断扩大,以及国家机关日益消溶于全体组织起来并武装起来的工农群众之中。中共政权过去一切错误的根底,正是它骑在工农群众头上,成为垄断政权的贵族等级,禁止任何公开批评,不容许群众享有自由民主权利。这个基本错误,在目前号称为“文化大革命”的运动中,并没有改正,反而变本加厉了。虽然毛林“保皇”派号召群众敢于“造反”、“敢想、敢说、敢做”,敢于打倒权威,可是“造反”也者,无非是“清君侧”而已,其目的在于加倍地巩固毛泽东的“皇权”,这是公然宣布了的。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政策以及毛泽东的一言一语变本加厉地成为绝对神圣不可怀疑的;毛泽东语录成为每人每日必须背诵的经文;不仅反对毛泽东思想成为人人得而诛之的大罪,连教授或学习任何与毛泽东思想无关的知识都有“反革命”的嫌疑;毛泽东的神圣地位只有中古欧洲的罗马教皇才可以比拟。仅此一点已经足以证明“文化大革命”的反动性。
  毛林顽固派指那些反对派分子为混入党内的资产阶级分子,是阴谋复辟的黑帮,这种指控既无事实根据,也完全不合情理。这不过是斯大林派把一切批评者打成“反革命”的一贯作风而已。这种做法只能帮助真正的反革命势力,仿佛过去国民党政权的愚蠢政策驱使一切不满者在最后趋向同情共产党一样。两者之间不同之处是:国民党政权被推翻是历史必然性的实现;而资产阶级的复辟阴谋,只要无产阶级政权不犯原则性的重大错误以至脱离群众,则永无实现之日。因此,凡是不愿盲从毛泽东的人,都要避免受那些“防止资产阶级复辟”、“保卫无产阶级专政”之类口号所欺骗,不可因为这些而支持顽固派对改良派的斗争。
毛泽东口中的“反修正主义”包含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是反对苏联官僚的和平共处与和平革命的路线,另方面是反对苏联内政上那些自由化的改良;前者是进步的,后者是反动的。当前“文化大革命”中所涉及的反对和防止修正主义,显然主要是后一方面。正因为现在毛林顽固派“打着红旗反红旗”,在反修的幌子下拼命压制无产阶级的民主自由,所以给苏联官僚及其伙伴造成一个最好的机会,在反对斯毛专制主义的幌子下去推销他们真正修正主义的黑货。
  毛泽东的忠实的信徒吹捧毛泽东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说他“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若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改为“斯大林主义”,这些话就十分正确了。尽管毛泽东屡次反对斯大林本人的政策和指示,他做出了许多斯大林本人所不会、不能或不敢做的事情(包括好的和坏的两方面),他却是一个十足的斯大林主义者,彻底忠实于斯大林主义的基本精神。他的思想方法是经验主义的,政治信仰是一国社会主义。他缺乏真正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而极端爱好权力,自命为全民的大救星而不肯和无产阶级或任何一个阶级共祸福,善于操纵和利用群众却不肯接受群众的监督。在他的内心深处绝不相信群众有脱离监护人而独立自主的能力。他善于组织和领导武装斗争以及使用一切阴谋诡计,却不惯也不善于运用民主方法同政敌争夺群众。由于经验主义和不受群众监督,他免不了左右摇摆,一再施行严重错误的政策而不能及时改正。这种思想、性格和作风,是工人国家的官僚统治层以及他们所指挥所鼓舞起来的革命冒险家特有的思想、性格和作风,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落后孤立的环境中、在世界资产阶级以及一切旧制度旧传统旧思想旧文化的压力下,所产生的退化和畸形的变种。现在,由于世界革命的发展和各工人国家经济文化水平的提高,斯大林式的政制和斯大林思想对工农革命组织的控制到处都已明显地动摇或者开始崩溃了,只剩下中国作为它最后的堡垒,而这堡垒也不能避免感受到日益增长的内外夹攻的压力。毛泽东,作为共产党官僚专制的最高代表人,绝不能容许公开的批评和合法的反对派存在而继续保持他的领导地位。他和他最顽固的拥护者为了避免遭受斯大林和拉科西那样的命运,只好采取最黑暗最极端的愚民政策以堵塞一切自由思想的缺口,而美其名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毛泽东今天的处境比死亡前夕的斯大林更险恶得多,所以他的性情变成和他的老师同样偏狭、阴险、狠毒,而他目前所发动的这个清党运动的狂暴程度更超过了他的老师。
  彭真、周扬、邓拓等人领导的反对派(刘少奇显然曾经支持过他们,但支持的程度如何,目前我们还不知道),部分地反映了群众的改革要求和历史进步的客观需要,在这些方面是值得同情与支持的。不过,决不可对他们抱有什么幻想。他们不过是赫鲁晓夫一类的货色(虽然他们并不赞同赫鲁晓夫一切路线,尤其是和平共处以及和平革命这方面)。他们不但长期拥护过毛泽东种种错误政策,不但现在所提出的批评还是非常不彻底的(同时难免掺杂着一部分真正右倾的主张),而且根本不敢发动群众起来公开向顽固派斗争,始终还在玩弄着阳奉阴违的腐败的官僚阴谋手段。所谓阴谋夺取政权,不过是顽固派扣在他们头上的帽子而已。他们至多只是企图像赫鲁晓夫那样,等毛泽东死后继承宝座而施行新政罢了。假定他们有一九二七年以前苏联共产党反对派那样的勇气,恐怕毛泽东和林彪已经倒台了。总而言之,他们并未背叛官僚层,而只是官僚层内部一个非常懦弱的开明派、改良派。所以,对于他们,应当强调他们有权利也有责任拿出他们的纲领来进行公开的斗争。这种公开斗争,将大大促进群众的觉醒,便利政治革命的爆发和胜利。
真正的文化革命只能是一个漫长的研究、批判、探讨、创造和传播的过程,这里面必须包括对旧文化批判的继承。而为了批判和继承,必须作深入的研究;决不能把旧文化一棍子打死,一把火烧光。在从事社会主义文化革命时,人们要丰衣足食,要有思想和言论的自由,还要有相当的闲暇时间。如果暴力斗争还占据着舞台的中心,如果一般人还要日夜苦干才能勉强吃饱,如果言论出版还受到严格的检查(即使检查的目的真正是纯粹为了压制反革命)——总而言之,如果阶级斗争和个人生存斗争还十分尖锐的时候,就谈不上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正式开始,那时顶多不过是替文化革命扫清道路而已。文化革命和政治革命相反,它只能是和风细雨,不能是狂风暴雨。目前毛泽东所发动的运动,既非革命,又无文化,只是官僚层顽固派为了保卫自己的特权不惜摧残文化事业的拼死的政治斗争,是统制思想的愚民政策。
在一切束缚群众头脑妨碍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旧思想之中,最有害的莫过于信仰救世主或者真命天子的思想,而革命领袖的神圣化正属于这种思想。这种思想使群众保持为消极被动的因素,让社会继续划分为贵族和平民两个等级。中共一面高呼“除四旧”,一面却拼命地将毛泽东神圣化,强迫人们崇拜他,这样决不能造成真正进步的影响,反而加深群众对旧思想、旧迷信的留恋。
反映在毛泽东著作里的毛泽东思想,本来包含有不少真理和进步的东西(虽然这些未必都是毛泽东所首创的,也未必是当代的最高峰),因此所谓“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在一定限度内也确实有积极的意义,可以帮助人们树立共产主义人生观和采取正确的工作方法(不消说还可以学到一些革命理论)。不过现在顽固派把这方面夸大到非常荒唐可笑的地步,并且粗鲁地强迫人们反复学习,反而引起人们整个地厌恶它了。造成这种夸大的原因,幼稚无知的成分倒是次要的,主要是他们怀有一种反动的目的:想借此压制一切反对意见和独立思想,叫人人都变成驯服的奴隶。
新中国成立后教育制度还没有经过彻底改革,毫无疑问,这方面还需要更大胆的努力。不过,这方面正和整个文化革命一样,是一种细致的和风细雨的工作,而不适宜采取粗暴的政治斗争方式。学校是塑造新的一代社会主义人的地方。如果为客观条件所限,在社会上还不得不暂时对人民的自由权诸多限制,那么在学校里也应该容许比较宽广得多的自由。资产阶级国家大学的校园尚且是比较最自由的地方,无产阶级国家的大学更应当如此,苏联在列宁时代曾经进行过世界史上最大规模最灿烂的教育改革实验,在那里各家各派的进步教育学说不但可以自由争鸣,而且可以各自去实地试验,在实践中互相比较、互相切磋,以便寻求出最好的答案。这个伟大的实验曾经吸引了世界各国的教育家去参观、研究、学习和提供意见,赢得他们衷心的赞叹。如果不是后来被斯大林反动胜利所打断,这个实验一定早已获得辉煌的成果,创造出一种无比优越先进的教育制度来了。中国今天所需要的正是同样性质的教育科学实验。可惜中共顽固派的所谓教育改革,其基本方向却是与此背道而驰的。他们极力把中国的学校变成毛泽东教的诵经堂。青年人一旦获得比较广泛的知识和独立思考的能力,就自然而然要反对官僚专制,这个现象使顽固派震惊起来,连忙在兴无灭资的幌子下加强对学生和教师的思想统制,限制学术研究。过去十七年来的学校,一方面因为教育制度还没有彻底改革,同时也因为毛泽东与“民族”资产阶级联盟的路线,当然会有某些不利于工农子弟而给资产阶级子弟太多机会的情况,但目前顽固派所要进行的教育改革,主要的矛头并非真正指向资产阶级,而是指向有独立思想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和他们的同路人。
“红卫兵”是“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工具。既然整个“文化大革命”的性质是反动的,“红卫兵”的性质自然也是反动的了。虽然它假冒无产阶级革命武装队伍的名称(在中文里向来称为“赤卫队”,含义完全相同,在外国文则连字眼也没有分别),其实两者的作用和成分都大不相同。若要从历史上找类比,最近似的倒是希特勒的“冲锋队”。两者同样是绝对效忠“领袖”一个人的私人军队;同样是执行着反动的任务但用满口的“革命”空话骗得大批不满现状的下层民众来参加;在斗争手段上,这号称为“文化”革命的“闯将”也并不比“冲锋队”文明得了多少;甚至“闯将”这称号在意义上也恰好相当于“冲锋队”。自然,重大的不同也有——“凡类比都是跛足的”——毛泽东是工人国家的独裁者,而希特勒是资产阶级国家的独裁者;“冲锋队”是希特勒登上政权的踏脚石,而“红卫兵”是毛泽东用来挽救他的既得政权的救生圈。
毛泽东所以要建立而且重用“红卫兵”,当然首先是因为发现原有的党和团的组织已经靠不住甚至背叛了。“红卫兵”差不多纯粹由非常年轻的学生组成,里面中学生比大学生的比重还要大得多,而不是由工人和农民组成。这点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学生是还没有获得确定的社会地位,亦即尚未有确定阶级性的社会成员(大多数中学生根本尚未成人)。一个已经执政十七年的工人党,为了进行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竟无法取得工农群众的积极支持,而只能依靠一群没有阶级性的少年,这批少年在行动中每每和工人群众正面冲突,还有比这更明显的政治破产吗?差不多在七年前,我已经表示过如下的见解;中共支持对匈牙利革命的血腥镇压和出尔反尔地镇压“大鸣大放”这两件大事,确定地宣告了它与中国无产阶级的先进层脱离关系;今后中国工农群众的政治运动再不会是由中共领导,而只能是反对中共而展开的了;因此,即使仅仅作为接近群众的策略,马克思主义者也再不能表示支持中共政权了,而必须明白地提出政治革命的号召。最近的形势使我觉得更要强调这个看法。
那些学生参加“红卫兵”,大多数是以此作为晋身之阶(在平常情况下,青年人的职业出路是大有问题的,现在参加“红卫兵”却是一条爬上官僚层的捷径,或者是一个机会借此成为“毛主席的队伍”之一员,可以抓枪吃粮),或是不知天高地厚借此尽量发泄一下他们久被压抑的青年的热情和首创精神,也有小部分是为了发泄对现存社会不平等的不满,或者简单犯了左倾幼稚病。由于年龄和生活条件的限制,他们是最无知、最容易受顽固派欺骗的。他们自幼生活在闭塞的环境中,受着中共严格的思想控制,极端缺乏历史知识和国际知识,这是十分明显的。甚至连一九五九到六一年的经济大危机要由“三面红旗”冒险路线来负主要责任这个摆在眼前的道理,他们都不明白,因为在实行大冒险的一九五八年,他们还是小孩子,而且一般都生活在城市里——不要忽略,“红卫兵”主要是大城市的学生所组成。只有他们才能相信毛泽东完全诿过于“自然灾害”的鬼话,才会支持新的极“左”冒险政策。他们之中占少数的那些抱着天真的左倾幻想的分子,不久一定会幻灭。他们那些真正左倾的触犯官僚物质特权的要求,决不会被接纳。他们甚至将要遭受毛林顽固派无情的打击,正像当年希特勒对付“冲锋队”的左派一样。
到目前为止,这场斗争中自然是毛林顽固派占尽上风。但历史潮流比任何主席、领袖、统帅都强得多,它已经把官僚政权的基地挖空了,崩溃之期当在不远。顽固派的真正对手并非那影子般的官僚改良派,而是广大工农群众;这主角还末出台,但锣鼓已在急奏了。“毛主席语录”中“造反有理”这句话将被工农群众认真地接受,“红卫兵”的闯劲将发生意想不到的示范作用。中国将再一次震动世界。毛泽东若能像斯大林那样得到好死,就算万幸了。他唯一“亲密的战友”林彪的前程也不会比贝利亚、马林科夫好。将来毛泽东的墓志铭上要写道:“他以全民领袖的身份登台,以独夫的身份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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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注:
  “三面红旗”——一九五八年中共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即“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根据这路线发动“生产大跃进运动”(包括“全民大炼钢”等等),并且在全国农村建立“人民公社”。当时把“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合称为“三面红旗”。
一九六六年十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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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纸堆】

一份记录上海文革历史转折的珍贵文献
——有上海市委领导签字的“工总司”《四项要求》

王 锐

上海《解放日报》事件,是上海文革初期的一个重大事件。其对上海文革进程的影响,无疑带有转折性质。这点,连原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都认可。他在自己的文革回忆录中这样评价说:“‘《解放日报》事件’将市委的威信全部打掉,上海市委距离瓦解指日可待了。”(《陈丕显回忆录——在“一月风暴”的中心》第10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1月第1版)
关于这次《解放日报》事件,陈丕显在回忆录中有专章记述,篇幅不短,记事很详。此前,叶永烈先生在其著述《王洪文兴衰录》中,也有专节较详的叙述。两人的叙述中,都提到那份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以下简称“工总司”)所提出,并逼迫上海市委当场签字的《四项要求》。这份《四项要求》很关键,上海市委签字同意这四点要求,“工总司”人员即撤离《解放日报》社大楼,持续近十天的上海《解放日报》事件,即以“工总司”最后胜利而宣告结束。
关于上海“工总司”《四项要求》是如何提出来的,有哪些具体内容,两书都作了叙述,并刊出了《要求》原文。
陈丕显在回忆录中写道:

“红革会”和“工总司”的人越聚越多,事态越闹越大。经过长达两天两夜的艰苦“谈判”和连续几天几夜的连轴转,迫于多方压力,12月5日,王一平、宋季文两位同志代表上海市委,被迫签字同意“红革会”的三项决定和“工总司”的四项要求。
三项决定和四项要求的主要内容是:
一、《红卫战报》第九期与《解放日报》同时发行,发到每个订户;
二、责成《解放日报》社党委交出文化大革命中的黑材料;
三、责成《解放日报》社党委公开检查和交代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严重错误;
四、《解放日报》事件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由上海市委承担。
(见《陈丕显回忆录——在“一月风暴”的中心》第104页)

叶永烈先生在《王洪文兴衰录》中,这样写道:

“赤卫队”也出动了。“赤卫队”总部筹委会印发了“四点意见”。(“四点意见”略)
这是“赤卫队”在上海第一次公开亮相。它的“四点意见”清楚地表示了它的立场和观点。
“工总司”的司令王洪文一见到“赤卫队”的“四点意见”马上唱起了对台戏,发表了“工总司”的“四项要求”,与“赤卫队”的“四点意见”针锋相对:
一、《红卫战报》第九期与《解放日报》同时发行,发到每个订户;
二、责成《解放日报》社党委交出文化大革命中的黑材料;
三、责成《解放日报》社党委公开检查和交代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严重错误;
四、《解放日报》事件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由上海市委承担。
你“四条”,我“四条”,“工总司”和“赤卫队”真的唱起对台戏来。
(见叶永烈:《王洪文兴衰录》第152页至153页,时代文艺出社,1989年4月第1版)

两相对照,两书在叙述经过上有所不同外,关于“上海工总司”《四项要求》的具体内容,竟是完全相同,每句每字,甚至连标点符号都一模一样。
遗憾的是,这个关于“工总司”《四项要求》的内容叙写,完全不实。若将其与真正的《四项要求》原件相比较,不仅差别很大,而且可以说,许多是由著述者想当然编撰出来的。
笔者推测,因叶永烈先生《王洪文兴衰录》出版在前,陈丕显回忆录出版在后,陈本人或其回忆录代笔者,在撰写此章时,一时查不到原件资料,就只好原封不动地借用了叶永烈先生《王洪文兴衰录》中的相关叙写。但可能又感觉其中两条,与“红革会”的“三项决定”内容相似,所以,特意加上了“‘三项决定’和‘四项要求’的主要内容是”这种含混表述,表明这内容是两者的综合,可谓用心良苦。
那么,这次《解放日报》事件中,“工总司”提出来并逼迫上海市委签字的《四项要求》,到底有哪些内容?笔者有幸收藏到当年《四项要求》的这份原件,现全文抄录于下(并附原件图片):

四 项 要 求

一、我们坚决支持红革会的革命要求,以前这样,现在这样,今后也这样。
二、市委必须责成有关方面采取有效措施,使其他群众组织不要干涉革命造反派组织的革命行动。如果干涉我们革命造反派的革命行动,我们将坚决采取必要措施。
三、《解放日报》事件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由上海市委负责。上海市委必须向我们革命造反派作公开检查。
四、工人革命造反队员回厂后,当权派和工作队(组)不准刁难(围攻、硬拖辩论等)、压制和打击,否则所引起的一切严重后果,由上海市委负责。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五日

(下图:有上海市领导人签名的《四项要求》原件。)
对比这份《四项要求》原件,可以看出,除第三条,与陈丕显回忆录及叶永烈著述中所写的那个“四项要求”的第四条,在内容上有点近似外,其余三条,都相去甚远。
从行文及内容分析,“工总司”这个《四项要求》,针对的还是上海市委,而不是叶永烈所说,“‘工总司’的司令王洪文一见到‘赤卫队’的‘四点意见’马上唱起了对台戏,发表了‘工总司’的‘四项要求’,与‘赤卫队’的‘四点意见’针锋相对。”“你‘四条’,我‘四条’,‘工总司’和‘赤卫队’真的唱起对台戏来。”而且,发布时间上,“工总司”这个《四项要求》,发布于12月5日事件快结束时,而“赤卫队”那个“四点意见”,应是在12月2日左右事件初起时。时间点上,两方并未像是“对台戏”。
当然,叶永烈先生这部《王洪文兴衰录》,并不是学术性著作,需要严肃考据,广查资料,而是按畅销书模式写的,如同当年唐人先生所著《金陵春梦》那样,尽可能把王、张、江、姚“四人帮”,像当年写蒋介石及周围亲信那帮人士,当做“反派人物”来刻划,尽量把他们写丑,写坏,写阴险。只要生动有趣,情节曲折,让读者读起来顺畅可读,就达到目的了。世人完全可将其当小说、传记文学甚至演义来读,不必强求完全真实。
但回忆录则不同,回忆录有文献性质,除供世人阅读外,亦可供当代及后世作研究用。尤其回忆录中所涉及的重要历史文献,必须真实可靠,述之有据。
陈丕显系上海《解放日报》事件最重要的当事人之一,而且有中共上海市委最高领导这种身份,其相关回忆录的份量,自不待言。可惜,其回忆录撰写者,在写作及出书时,均未认真查实资料,而是按叶永烈先生的“演义”内容叙写,以讹传讹,才留下如此遗憾。
其实,当年“工总司”这个《四项要求》,是作为传单印发的。按“工总司”这种实力造反组织,所印发传单,少则数千,多则上万。虽经几十年岁月流逝,其多有损失,但偌大一个上海,那么多大学及学术机构,图书馆,档案馆,另外还有私人藏家,肯定有所收藏保存。我想,只要认真查询,不难找到一份原件。
这里,就涉及到文革回忆录写作及出版问题。二三十年来,文革回忆录写作、出版,在海内外方兴未艾,一直是热点。许多“文革名人”或重要当事人,如王力、吴德、傅崇碧、聂元梓、蒯大富、王大宾、徐景贤、谢静宜,以及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等,都出过自己的文革回忆录。虽说其有高有低,有优有劣,但总的看,除了著述者刻意回避了一些尖锐、敏感问题和人与事,隐藏了历史真实外,另一遗憾或弊端,就是对当年原始资料的查找、探索、运用等,均功夫下得不深,挖掘力度不大,自身努力不够。
下面谈谈我所收藏展示的当年这份《四项要求》文本的珍贵程度。其最珍贵处在于,这是双方在谈判现场,两位上海市领导代表上海市委,提笔签上“同意”字样,并分别签上大名的原始文本,具有“唯一性”。
上文引述过《陈丕显回忆录》中关于上海市委同“工总司”谈判及签字同意《四项要求》的经过:“经过长达两天两夜的艰苦‘谈判’和连续几天几夜的连轴转,迫于多方压力,12月5日,王一平、宋季文两位同志代表上海市委,被迫签字同意‘红革会’的三项决定和‘工总司’的四项要求。”
《回忆录》中提到的王一平,是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相当于现在上海市委副书记),宋季文是上海市副市长。两人是谈判现场代表上海市委的上海市领导。
文本原件显示,两位上海市领导在“工总司”印好的《四项要求》文本下方空白处,共写了八个字:

同意 王一平 宋季文

字迹是黑墨水写就。这份《四项要求》文本,规格是小16开(长28.5厘米,宽19.5厘米),普通书印纸,单面铅印。
陈丕显在回忆录中还说:“听说市委签字同意了造反派的要求,报社上上下下一片哭声。他们实在不能服气!王洪文等人却扬眉吐气,声称‘又打了一场大胜仗’,‘市委举起了白旗’。”
笔者收藏的这份有上海市领导签名的原始文本,正成了这一上海文革进程带有转折点性质的历史事件的物证。它用文献形式,记载并证实了“签字事件”确实存在。其珍贵性也在这里。
自见到这份文本,笔者心里也一直纳闷:如此重要珍贵的文件,怎么会流入民间私人收藏市场?
按理说,这应该属于上海“工总司”的重要档案,被相关部门或机构予以妥善保存或收藏。上海“工总司”1971年宣告解散后,其负责人王洪文、王秀珍等,都是当时上海市革委会的主要领导,很有实权。“工总司”的档案,肯定会被相关部门接管并认真保存。“四人帮”垮台后,这些“工总司”的档案,作为“罪证”、“罪状”之类,也定然会被有关部门查抄接管,并逐一清理。其中的重要档案,一般不会流传到外面来。
思索良久,后来我想,唯一的可能是,其时清理这批“工总司”档案的人,经验及相关文革知识积累不足,错将这份有上海市领导签名的原始文本,当成了一份普通传单,而且因其上写有字迹,当成了一份有污损的传单。连同其他印刷品,当废纸处理掉,由此才流入了民间私人收藏市场。当然,这仅仅是一种推测。
笔者收藏文革小报、传单、文革档案等文献二三十年,能收藏这种涉及重要人物或重大事件,又有当事人手写签字而具有“唯一性”文献的藏品,也仅两件。另一件是当年处决遇罗克那两份名单中的后一份,其上有当事人用手写的字,将遇罗克补充进这铅印名单中,并注明了编号及写上“死刑”字样。关于此件,笔者曾在论遇罗克处决事的第二篇文字里专门谈及,这里不赘述。
这种涉及重要人物或重大事件又带“唯一性”的历史文献,有资格进任何档次的博物馆。

2017年10月初于四川自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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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纸堆】

关于江苏清查“五•一六”运动的几张大字报

王春南

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中,我与人合写了六张批判江苏清查“五•一六”运动的大字报。第一张题为《宣传部长在宣传什么?——评周特夫同志在高校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我与王晓智合署,我起草,王晓智修改。另五张中篇幅最长的一张,题为《纵观江苏“深挖5•16”之战——三评江苏清查运动大方向》,四万多字,我与王晓智、余华明合署,王晓智起草,我修改。当时我们三人都是新华日报社编辑。现在看来,“文革”中的清查“五•一六”运动,打的都是假想敌,好比扎个稻草人,立起来,然后万箭齐发。据看过江苏省落实政策办公室档案的丁群先生(原江苏电视台台长)说,江苏清查“五•一六”运动中,被打成“‘五•一六’反革命”的人,多达27万。真是冤狱遍于江苏。我们三人写大字报,是为蒙冤的民众伸张正义,当然我们付出的代价是沉重的。当时我们身陷“文革”的漩涡之中,在特定语境下,谈论清查“五•一六”,必须以中央有关文件为准绳,其实,正是因为执行这些文件,导致了江苏的冤案。我们谈论清查“五•一六”,必须在肯定全国的运动的前提下否定江苏的运动,这是很大的矛盾。杨守松的纪实文学作品《在劫难逃》中《有功致罪三记者》一节,这样写我们:
“其实,他们批判的武器并不是严密的。
错误的武器,批判了错误的路线。”
杨守松的话还是有道理的。我只能说,我们的大字报所以能被传抄、张贴于江苏各大、中城市及县城,引起巨大反响,是因为几十万蒙冤者(加上其亲友就是几百万人),希望有人能为他们喊冤;是因为事实本身具有震撼力。我们三人,均因写大字报历经磨难,但我至今无悔。
2017年8月25日
附录
宣传部长在宣传什么?
——评周特夫同志在高校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

近来,我们几乎听不到省委负责同志关于批林批孔运动如何联系本省实际的指示。《人民日报》社论《批林批孔,抓好春耕》一发表,他们大谈特谈学习体会。《人民日报》《批克己复礼》和《再批克己复礼》的社论发表后,他们却沉默不语。是没有体会吗?不是。体会可能有的,不过有的不好讲,特别是自己出面更不好讲。怎么办呢?有办法。例如,省委宣传部长周特夫同志在511厂说:“告诉大家不要到南大去看大字报。这是吴政委的指示,当然你们给大家讲的时候,不要说是吴政委讲的,要用自己的话来说。”这不是吴大胜书记通过周特夫部长的嘴在讲话吗?
周特夫部长是在批林批孔运动高潮刚刚兴起的时候任命的。全省广大群众,至少是宣传部门的许多同志,对他寄予很大希望,希望他能很好地带领我们向全省人民宣传毛主席关于批林批孔的一系列指示,推动我省批林批孔运动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深入发展。不用讳言,省委某些负责人对他也寄予很大希望,希望他能宣传诸如“你们不要到南大去看大字报”这类屁话,站到第一线压制批林批孔运动。
我们这位新上任的宣传部长是如何选择自己的道路的呢?他上任后,是在宣传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声音,还是在宣传某个“诸侯王国”的声音?我们不想过早地下断语,还要看看他以后的言论和行动。但是,就从几天前他的一次讲话来看,似乎他选择的是第二条道路。
三月八日晚上,周特夫部长在高校负责人会议上,借谈学习体会之名,就清查(“五•一六”)运动问题讲了很多话。关于清查运动,群众才贴了几张大字报,就引起了周部长的如此重视,可见这个问题无论在广大群众看来,还是在省委看来,都是个大问题。现在,越来越多的群众都在议论这个问题,怀疑、否定江苏清查运动的大方向;省委也在越来越多地研究这个问题,统一口径,死死地守住江苏清查运动“大方向正确”这道“防线”。周特夫部长根据省委给他的“口径”,一口咬定,“江苏清查运动大方向正确”。既然事关方向、路线,就一定要辩个水落石出,批林批孔运动就一定要联系我省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这个大是大非问题。
周特夫部长所谓“大方向正确”的“理由”何在呢?
一曰:“中央有文件,主席有批示”
周部长搬出了中央文件、主席批示,似乎他的“理由”最正当、最充分不过了,可以驳得人们不敢吱声了。其实,这不过是“拉大旗,作虎皮,裹着自己去吓唬别人”。
中央有文件,主席有批示,广大干部群众坚决拥护、坚决执行。但是,也总有那么一些人拒不执行,或者加以篡改、歪曲,接过革命口号,搞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在现实的阶级斗争中,这样的例子是并不罕见的。
按照周部长的逻辑,“中央有文件,主席有批示”,他们的“大方向”自然都正确,这岂不是否认执行中央文件、主席批示的过程中有两条路线斗争?
按照周部长的逻辑,哪个手里捧着中央文件、主席批示,哪个“大方向”就正确,那岂不是否认有打着“红旗”反红旗?在九大会议上,林彪手里也拿着一本毛主席亲自主持起草的九大政治报告,并且在会上念了一下,你能说他执行了九大路线吗?按照周部长的逻辑,这岂不是等于为林彪辩护?
不用说,周部长的逻辑是十分荒唐的。
我们要问:对中央关于清查运动的文件,江苏是如何执行的?我们不妨把江苏省委的所作所为跟中央文件精神对照一下:
中央文件说有“五•一六”,江苏一上来就把水搅混,搞了几年,至今竟查不出一个货真价实、有证有据、可以拍板定案的“五•一六”来,却放走了真正的反革命分子。
中央文件说,“五•一六”是一个秘密的反革命阴谋集团,批评了有的单位在过去公开的群众组织中也大抓“五•一六” 。江苏则说,“五•一六”好派有,P派有,P派中“袁派”有,“曾派”有。把秘密的反革命阴谋集团和公开的群众组织混淆起来,把革命造反派当作“五•一六”关押起来。
中央文件说,要区别参与“五•一六”有组织的阴谋、破坏活动和受社会思潮影响的犯错误的人,江苏则把受社会思潮影响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错误的人跟“五•一六”混为一谈。
中央文件说,有的单位七分之一的人都被打成“五•一六”分子,这种扩大化的情况……必须引起特别警惕和注意。江苏好多地方清查的面大大超过七分之一。如南大60%以上的党员、40%的群众都被打成了“五•一六”。有一个县,三分之一的公社书记被打成“五•一六”。有一个县,清查“五•一六”一直搞到生产队一级,全县各公社的人武部长除一人幸免外,其余全部被打成“五•一六”。有不少单位,受牵连的人竟占60%以上。
中央文件说,要防止有人利用清查“五•一六”,挑动资产阶级派性。江苏搞“五•一六”的策略则是利用一派搞一派,一派一派地搞,最后把三派革命群众都打下去。
中央文件说,搞逼、供、信,甚至采用体罚或变相体罚的手段,这是完全错误的,是违背毛主席一贯教导的,必须坚决制止。江苏清查“五•一六”,普遍的是先下结论,扣上帽子,关起来再说。迟明堂之流曾凶神恶煞地说过:“要什么证据,抓住你就是证据!”“你要摸底吗?把你关起来就是底!‘五•一六’就是你的底。”这究竟是这位(省委)常委、(省革委会)副主任、省委调查组负责人个人的意见呢,还是透露了省委的意思呢?不过据我们了解全省基本上都是这样干的。当南大小分队的成员对这一套做法开始怀疑,提出异议,向领导要证据的时候,王××说:“你们要看什么证据?对你的对象狠斗猛批,他交代了就是证据。”请看,这不是典型的逼、供、信,又是什么呢?人被关起来,然后用法西斯审查方式榨取口供,屈打成招。根据这种毫不足信的假口供,又去关押更多的革命同志,许多人今天还是小分队成员,过几天就成了关押对象。在审查别人的时候,自己也成了怀疑对象,另有人把你列入“五•一六”的名单。迟明堂到南大,抓了800多名“五•一六”,最后自己也被当作“五•一六”关押起来,就是最突出的例子。这种法西斯恐怖气氛,成千上万的革命同志不是亲身感受到了吗?至于像上电刑、烙铁烫、剪耳朵、往嘴里塞死老鼠、灌大便等等,更是骇人听闻。在毛主席、党中央的一系列指示下,他们感到再也干不下去了,便又耍了一个滑头的办法,以千篇一律的口实“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予以排除”而罢手。这也就罢了,但是有的人还来一手:“策略问题,内部掌握。”他们的一套完全是资产阶级的策略,根本无视党和政策;他们决不甘心放过革命造反派,他们要永远“内部掌握”,有朝一日把革命造反派重新关押起来。如果他们这一套都是“大方向正确”的,都是合法的,那我们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权利、人身安全还有什么保障,那还有我们老百姓过的日子吗?
中央文件说,要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一个不杀,大部不捉”的指示。江苏哪个单位不私设牢房,未经调查,就把怀疑对象捉起来,关押几年之久,还美其名曰:“进学习班”!就是在这“学习班”里,不给饮水睡眠,不给亲人见面,多少人被打得遍体鳞伤,多少人被逼得精神失常,多少人从此终身残疾,多少人无辜丧失生命!同志们,他们是牛鬼蛇神吗?不是,他们大都是我们的阶级兄弟啊!他们是反革命分子吗?不是,他们大都是我们革命造反派的战友啊!他们何罪之有,竟遭此大难!
江苏省委某些负责同志口口声声讲,“中央有文件,主席有批示”,但是,我们把江苏省委在清查运动中所作所为与中央文件、主席批示对照一下,却一条也对不起来。你们根本不执行中央文件、主席批示的精神,使清查运动带来了严重后果,还说“中央有文件,主席有批示”,这实际上是为自己开脱罪责,企图把账赖到毛主席、党中央头上,用心何等卑鄙!
周特夫部长本来想把中央文件变成一块维护省委某些领导人的盾牌,想不到它却变成了一面镜子,照出了省委某些负责人借落实中央文件之名,违抗中央文件精神,对革命造反派实行血腥镇压的罪行。
列宁说过:谁害什么病,就老谈什么病。省委的某些人老是谈清查的“大方向正确”,正是他们意识到广大革命群众都在议论、怀疑这个“大方向”问题,他们内心里也隐隐地感到这个“大方向”确实有问题。如不然,他们真正是按照中央文件、主席批示进行清查,事实面前,人人有目共睹,勿庸置疑,领导理直气壮,心里踏实,那根本用不着如此喋喋不休地说什么“大方向正确”,反反复复地统一口径。从清查运动后期以来,省委某些负责同志总是不厌其烦地重复“大方向正确”的调子,这当然只能使人们认为,这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二曰:“清查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毛主席、党中央批发关于清查运动的文件,决定开展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运动,确确实实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严格地按照中央文件精神搞,也确确实实能达到这个目的。但是,江苏省委某些人领导清查运动,意图是不是这样,却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江苏清查运动的结果,决不是巩固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而是恰恰相反。
谈到文化大革命的成果,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就是一个重要的成果。江苏清查运动,矛头所指首先就是革命委员会。省革委会常委中20名干部、群众代表,被关押、靠边的15名,占75%,另外还有一名干部代表虽没有被隔离,但是也被怀疑了,有人已在逼某个审查对象供他的“材料”,列入了“大名单”,运动持续下去,也必将“一网打尽”。南京市革委会常委中10名干部、群众代表,9名被审查,占90%。南大革委会中35名干部、群众代表,被关、审、靠边的23人,占66%,革委会“名亡实亡”,只剩下7个副主任的“碰头会”,他们不是七八十岁高龄的老教授,就是年过半百的老干部`。其他各级革委会也大都如此。革命群众代表是革命三结合的基础,群众代表一个个地拔掉了,基础已毁,革委会焉存?所以革委会在一段时间里几乎成了历史名词。革委会遭到破坏,群众的意见就没法反映上来,某些人就可以大权独揽了,对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指示秘密封锁,闹独立性,对下就可以为所欲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把自己所管辖的地区变成水泼不进、针插不进的独立王国。江苏清查运动,直接破坏了新生的革命委员会这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成果,它“大方向正确”在哪里呢?
文化大革命中涌现了一大批无产阶级新生力量,这是文化大革命最重要的成果。江苏清查运动,正是向这支力量开刀的。有的人造谣说:“‘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最喜欢发展出身好的、头上没有辫子、屁股上没有尾巴、老造反、能说能写、活动能力强的人。”听,这不是不打自招地道出了他们借清查为名,诬蔑、陷害革命造反派的罪恶用心吗?文化大革命开始,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叫骂“好人不造反”;文化大革命后期,省委清查的结果则是“造反无好人”。省委负责同志在大会上宣布:有的省“造反派头头没有一个是好的,都是些坏人。造反派的头头,特别是大头头,好人不多。”如果真是像这位负责同志所讲,文化大革命岂不成了“痞子运动”了吗?文化大革命打倒刘少奇,岂不成了“坏人陷害”了吗?省委某负责同志的这种论调,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恶毒攻击,实际上是为刘少奇翻案!江苏清查运动否定了革命造反派,镇压了革命造反派,它“大方向正确”在哪里呢?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扬光大了无产阶级的反潮流精神,这也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之一。这一成果是十分宝贵的,它是反修防修的重要保证,但是,在江苏的清查运动中,这种反潮流精神遭到了扼杀。省委某些负责人完全一副秋后算账派的架势,恶狠狠地说:“你们造反,造什么反?为私造反!你们想捞稻草,捞到什么?捞到了一把屎,还捞到了一顶帽子。”这种思想从上而下灌下去,一些单位的人也拿起了算盘,向革命造反派“秋后算账”了。他们说:“你们不是不让秋后算账吗?现在我就是要算,别看你们那时闹得凶,现在要由我来拨算盘珠了!”结果,这一“拨弄”,就使成千上万的人成了“五•一六”。他们用自己的言论和行动宣布,谁胆敢再造反,谁就要当反革命。他们把造反派的名声搞得比走资派还臭,他们妄想拔掉革命者头上的角,叫我们永远做他们独立王国里的“顺民”。好多人因为造反吃了大苦头,有些同志至今回忆起来,还感到贴大字报没意思。这种想法当然是错误的,但是说明了一个问题:江苏清查运动给造反派的打击是很大的,造成的恶果是严重的。江苏清查运动扼杀无产阶级的反潮流精神,鼓励“中庸之道”,它“大方向正确”在哪里呢?
三曰:“弄清了问题,分清了两类矛盾”
记得一九六八年革委会刚成立的时候,我省在毛主席、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形势是好的。“清队”以后,阶级阵线是清楚的。后来,你们违反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在清查中大搞扩大化,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结果搞乱了阶级阵线。部长同志,你不说我们倒清楚,你一说我们倒糊涂了。要说“弄清了问题”,我们倒要请问:许多同志的审查结论上写着“受极‘左’思潮影响,犯有错误”,到底犯有什么错误,可曾弄清楚?是指犯有“五•一六”错误呢,还是指没有犯“五•一六”错误?既然这几年来清查的是“五•一六”,结论上却偏偏没写是不是“五•一六”!可见问题并没有搞清楚。这样的审查结论,对许多同志不能不是一个威胁。再说,一大堆一大堆的逼供材料留在那里,也总不能不是一个威胁。(当然,时至今日,也暂不必匆匆把这些材料销毁了。)许多受审查的同志至今还受到歧视,精神包袱压得很重。部长同志说“问题清楚了”,我们说问题并没有清楚:
你们出于什么样的目的要借落实中央文件之名,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镇压革命造反派?
你们出于什么样的目的要借落实中央文件之名,搞垮新生的革命委员会?
你们出于什么样的目的要借落实中央文件之名,为你们的罪行作辩护,捂盖子,筑防线,不准揭发江苏清查运动中的问题?
这些问题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是会弄清楚的,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会替你们把问题弄清楚的。
四曰:“有缺点”、“没经验”、“赶快做工作”
周特夫部长又说:“运动有缺点,有错误,有的还比较严重,面宽了,有违反政策的现象,个别有法西斯审讯方式。”尽管调子比以前低了,但仍然未免说得太轻松了!这样轻描淡写的几句话,就通得过了吗?南大二十一名死者的家属通不过!滨海县的十三寡妇通不过!几十万被审查的干部、群众通不过!全省广大人民群众都通不过!
周特夫部长还说:清查运动中的问题,“发现比较迟”,“纠正不及时”,原因是“领导缺少经验”。听,首长同志现在倒“谦虚”起来了。你们的经验怎么能说少呢?你们不是在南大抓了点,总结了一本又一本的经验吗?你们不是老早就宣称“点一个,准一个;打一个,倒一个”,“不是百分之百准确,而是百分之二百准确”吗?清查运动搞了三四年,你们的经验应该越来越多,越来越丰富,为什么现在反而感到缺少经验了呢?说实话你们并不是“缺少经验”,而是从那时起,你们下定决心在建立“诸侯王国”,对人民变得缺少感情,千方百计地要排除异己,采用高压政策,叫老百姓不敢说一个“不”字。
至于说“发现比较迟”,那更没有这回事。我们从南大党委、省委驻南大调查组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九日给省委的汇报中摘出一条经验来:“首长负责,亲自动手。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确定南大作为重点来抓。……在运动中对重点单位和重点人都是能亲临第一线,同各单位领导和群众一起研究,具体帮助指导。”汇报中明明说省委对运动领导很具体嘛,运动中出现的问题怎么会不知道?南大党委书记王勇向吴大胜书记递交了一份800多个“五•一六”的名单,书记是亲眼看到的,为什么对南大清查运动中的扩大化不制止,反而让迟明堂之流叫嚣什么“运动才揭开序幕,高潮还在后头”,“打鼓才打到鼓边,还没有打到鼓心”?仅是序幕,“鼓边”就是800多人 ,试问:到“高潮”的时候,你们把多少人卷入“五•一六”的漩涡?打“鼓心”的时候,你们把多少人打进“五•一六”的深渊?
事实上,省委某些人正是扩大化,逼、供、信的提倡者、支持者。省委负责同志不是亲自跟南大几个“对象”多次谈话,指供诱供吗?省委一个比较高的干部不是亲自指挥给人上手铐的吗?省级机关就在省委的身边,为什么那些单位逼、供、信特别严重,还说什么这是出于“无产阶级义愤”?
你们说“发现迟”,为什么在一九七二年中央公安工作会议之后,毛主席批示废除法西斯审讯和中央关于“五•一六”的骨干主要在北京,他们早已被抓到了,以后不要在群众中揪“五•一六”的指示之后,还说什么不要“松劲”,不能认为“差不多”了,要“坚持到底”?为什么直到一九七二年八月十七日,还把一名省革委会常委、省委委员关起来?你们当时宣布他“有派性”,难道“有派性”就要关起来吗?在这里我们倒要问一问:究竟是别人“有派性”,还是你们“无党性”?是不是对某些缺少党性,拒不执行毛主席和党中央指示的领导人,也应当和被你们说成“有派性”的同志一起关起来呢?
周特夫高唱“落实政策”,说“革委会要开会,赶快谈话”,“各级领导班子实行老、中、青三结合”,“工资调整受影响的可以重调”。部长同志,以前对这些事根本不理会,现在你那么急干什么?革委会被你们搞垮了,想一日之间赶快把这个大漏洞补起来,以证明你们的“大方向正确”,这岂不是欲盖弥彰!给点小甜头,忘掉“大苦头”,那些委员们就不揭发了吗?这未免想得太简单了吧!
周特夫部长布置:“以前材料封存的,现在可以销毁。”且慢!这些材料以前叫你们烧,你们不烧。如今看来,留着也好,过去你们用这些材料整造反派,现在广大群众要用这些材料来清清你们的问题了。如果有人胆敢将这些材料擅自销毁,由此造成的后果,由你们负责!

王春南 王晓智
一九七四年三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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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海泛舟】

戚本禹笔下的毛泽东及其他

鲍 捷

从个人的了解来看,戚本禹的回忆录在怀念和拥护文革、拥戴和崇拜毛泽东的群体里,是得到非常高的评价的。从其内容来看,他对毛泽东、对文革确实颇多维护之词,这是明显能感觉到的——即使是庐山会议批彭德怀这样的事情,他也依然认为错误在彭,他的维护态度由此可见一斑。戚的立场不仅区别于自由派对文革的否定,也有别于中共中央有关文革的历史决议,可以说是民间涌动的某股暗流在这部作品里找到了一个宣泄口,所以受到欢迎也毫不奇怪了。
因此,从这点也可以判断,戚本禹是不可能有意去给毛泽东(以及文革)泼污水的,也就是说他笔下的毛泽东的形象代表着他所认为的一个比较正面的领袖形象。关于戚书的细节的考订,本人非党史专家,不拟卷入,这里主要想借整理读书笔记的机会,梳理一下戚本禹刻画的这个领袖形象到底是什么样子,戚对文革的认识又是什么样子,顺带旁及一些其他的问题。

一、毛泽东容易感情冲动,易哭

戚著的开头部分,好几次提到了这一点,我粗粗概括一下:
1950年,“毛主席在得知了有灾区的人民为避洪水爬到树上去、结果被毒蛇咬死时,难过得流下了眼泪。”(46页)
又说:“李银桥告诉我,淮海战役后粟裕回中央,主席急急忙忙跑出来接。那是他们自井冈山后第一次见面,主席高兴得流泪!”(97页)
在大饥荒时,“一次,一个警卫战士从他老家带回了当地群众吃的糠团,我们也都看了,那东西黑黑的硬硬的。后来这位战士把它拿去给主席看了,毛主席拿着这个糠团就把它硬吃了下去。一边吃,主席还一边流下了眼泪。”(208页)
最后到了七千人大会上,“追查饿死人问题也是一个主要议题。会上有很多反映,许多人听到反映,心中都堵得慌。主席的警卫员说,主席在读会议简报时,看了地方上的发言,眼中含泪,饭都吃不下。”(240页)
不过,最后一幕让我总感到和另外一幅图景很难同时并存。党史记载,林彪在七千人大会的讲话别具一格,“我个人几十年来体会到,毛主席最突出的优点是实际,他总比人家实际一些,总是八九不离十。他总是在实际的周围,围绕着实际,不脱离实际。而我们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就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据说毛泽东听了这番发言后,当时便对罗瑞卿说:林彪同志的讲话水平很高,这样的讲话你们作得出来吗?然后,毛泽东就要林彪修订了这篇讲稿,并批示:“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兴。”
如果这两幅画面都是真实的,那么可能说明,伟大领袖作为普通人的同情心与他对自己权力地位的感知之间,未尝是没有冲突的。

二、毛泽东的威严

戚本禹的回忆录里虽然没有直接写自己亲身感受到的毛泽东的威严,但仅就书中叙述的很多事例而言,不难看出毛泽东有一种特殊的、慑人的威严。
比如“四清”运动时刘仁有个讲话,结果呢,“主席批评了刘仁,说刘仁,你不该这样讲话。这一来,刘仁就很紧张了,他作了检讨,还生了场病,住院治疗。不过很快就治好了。”(332页)后面写出刘仁犯的是心脏病。这么一句批评就吓出心脏病,威力可见一斑。
无独有偶,陈伯达因为在大会上公开提出打倒陶铸,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书里说:“他想不通。他来跟我说,我都不想活了,主席骂我骂得那么凶!我说,你可不能自杀,那是叛党啊。”(684页)从戚的反应看,陈伯达应该不是开玩笑。这无疑告诉人们,毛泽东虽然不太主张杀人,但一被他批评,往往让人想死的心都有了。这是怎样的威力啊。
更严重的例子是国务院副秘书长许明。书里说,12月16日在北京的工人体育馆举行了一次控诉联动的群众大会,江青当时点了许明等人的名,指责他们在后面支持“联动”无法无天,乱打、乱杀、乱抄家,结果当天许明就自杀了。看似这与毛泽东的威严无关,不过作者分析说,压力可能仍然来自毛,因为毛对许明早有批示:“许明,支右压左,如不能改正,应调动其工作。”作者说,江青点名会使许明联想到毛主席对她的批评。其压力之大确实是她难以承受的。(494-495页)
还有后来的庐山会议,汪东兴站在林彪一边攻击张春桥,书里说:主席叫他“要改换门庭,现在就滚”的时候,(听中南海的同事告诉我)他当场就跪倒在地,请求主席的宽恕。而主席这个人其实是心肠很软的,也就让他留了下来。(412页)
这些细节都可以让我们体味到毛泽东的天子之威了。顺带一说,戚本禹说:我和毛主席接触了十八年,毛主席从来没有动粗骂人,最难听的恐怕就是“放屁”,而且居然还能把它写进诗词里面去,真可谓化腐朽为神奇。(412页)从上面的例子看,并参考其他一些事例(比如1953年政协会议毛对梁漱溟的批判,还有毛批姬鹏飞“西天拜佛,如丧考妣”),可以看出,毛还是会骂人的,而且还挺凶,当然是不是动粗,最难听的是不是“放屁”,这可能取决于个人的口味感觉了。

三、两则小事引起的思考

书里还提到与毛泽东有关的两件事情,值得一提。
第一件是大跃进时,四川也放高产卫星,毛对李井泉的报告感到怀疑,这时他是怎么做的呢?为了验证李井泉们的数据是否真实,他让身边的秘书亲自到农村去,选一块试验田,干个一年半载,看看土地到底能出产多少。戚本禹本人就领命下去了。——但这到底是个好办法还是笨办法呢?我们每个人可以问问自己,遇到比如这样的问题我们会怎么求证。我猜毛泽东的这个办法可能是我们最不容易想到的办法。伟大领袖确实不同凡人。
第二件是文革初起,局面混乱,章士钊被抄家后给毛泽东写信,毛就批示周恩来要保护一批人,然后周恩来拟了名单,包括宋庆龄、章士钊、何香凝、傅作义、张治中等等有影响力的前朝人物。戚本禹以此为例指出:“冲击名人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政策,也不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布置,都是一些偏激分子甚至是一些对文革别有用心的人胡搞的。”——可是作为最高领袖,发现社会出现混乱,很多人受到冲击,这种时候他做的只是列出一批加以重点保护的二十来人的名单,这是一种正确的做法吗?难道不应该立即制止“偏激分子”的胡搞吗?难道听任其他人受到冲击,不也是一种失职吗?戚本禹的有意辩护却不期然地落入了更大的陷阱。

四、江青独特的两次“告别”

顺带说一下江青。当代文艺女青年的鼻祖是谁?不用争,非江青莫属。不信请看。
江青曾有个秘书叫阎长贵,后来闹翻了,江青就把他送进了监狱。不过在抓他之前,江青请他看了场电影,叫《一仆二主》,意思是怀疑他一边做她的秘书,一边还受命于他人,认为他是戚本禹有意安插在她身边的卧底。
然后又过了几天,江青又单独请戚本禹去看了场电影《黑桃皇后》,这是根据普希金的小说改编的,内容是说一个野心勃勃的青年,千方百计地想打探女主人的秘密,结果造成了悲剧。电影看完以后,江青就过来跟戚本禹——书里说,此前江“把我看得像她弟弟一样。她对我说,我没有弟弟,我就把你当弟弟”(347页)——握了下手,然后拉长着声音说,那么,再见了。戚本禹说自己“心里明白,她是以这样的方式在和我告别。”(693页)
江青身上确实体现了革命浪漫主义的最高境界,即便分手也这么温情脉脉,意味深长,无愧于“旗手”的风范。

五、所谓“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

让我们转入文革的话题。
戚本禹回忆录里说,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通过的“十六条”,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把历来由各级党委领导下、由上而下进行的群众运动,改变为让群众由下而上来进行的一场“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群众运动。而各级党委都要在这场群众运动中接受群众的考验和检验。(467页)
文革的实际进程中,群众是怎么“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呢?看几个书里的例子。
例一,作者写道:在地质学院,开始我们支持的是朱成昭,可是朱成昭到了1966年底就跟着叶剑英女儿叶向真不听中央文革的了。于是经文革小组会议讨论,1967年3月5日,由我召集地质学院东方红内不同意见的代表在政协礼堂开会。在听取他们意见后,宣布让王大宾取代朱成昭担任地院东方红的主要负责人。(452页)
例二,当时我在各大学一般都不大直接出面的。有什么事情,就把这几个“领袖”找来一说,让他们出面去做,这样的效果反而好。(473页)
例三,文革时,谁要打倒李富春,江青马上叫我去,说,跟他们说,不能反李富春。所以,那时国家计委和学部都有人贴李富春的大字报。我就去跟他们说了,不许反李富春。他们问为什么?我说,没什么为什么的,就是不许反。(531页)
例四,文革运动中,农口的造反派要打倒谭震林。但主席说,还是要保他。江青就让我给群众去做工作。(531页)
类似例子还有很多,戚本禹在回忆并写下这些事情的时候,内心自然不会觉得这些行事和一场“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运动有什么冲突。殊不知在旁观者看来,却会是另一番感受:这不就是运动群众,借群众之手整肃异己吗?
书里这种不经意间说出与作者本意相违的地方还有一些,比如他回忆早年在上海参加学生运动,他加入的只是外围组织,而同在一起的另一人顾志刚后来因为要发展他入党而公开了自己的地下党员身份,戚本禹惊诧不已,完全没想到顾是共产党员,“每次在运动中,他在后头出出主意,我是冲在前头,讲得比他还多,表现比他还勇敢,我被学校开除过,他也没有被开除。”(23页)戚的政治敏感性在晚年确实下降了,这段话不是有损党员的形象吗?

六、漂亮话下边的思想困境

我并不确认,花费时间写这么一篇读后感有什么意义。开始我对这本回忆录并不看重,但后来不断听到周围有人议论和推荐,有人一口一个戚老,以至于我觉得出于对当代思潮的关心和兴趣,还是应该读一读。当然,这里与其说我关注的是戚本禹本人——如果那样我应该更多去讨论书里的内容是否真实,但这个力有不逮,只好由更专业的人士去做了——不如说我关注的是当今某个人群中的毛泽东与文革的形象,看看他们正面接受的这幅画像具体是什么样子,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自圆其说。
如果透过这本书对戚本禹做一个评论的话,我只能说,他不是一个政治人物,虽然他曾巧合地置身在一场政治风暴的中心场域中,甚至进场摇旗呐喊过,但他对眼前一切的认识,却并未达到一个政治家的高度,而只是一个跑龙套的角色。如果希望从他的书里获得政治教益,进而去丰富对现实政治的认知,那会是一种徒劳。它只能为某些自认的失意者提供情绪的抒发和共鸣而已。
最后我们看看,戚本禹是怎么看待自己的结局的。他在文末说:“毛主席同意对我进行隔离审查,不可能只是出于一时一事的误会和误判,而是形势所造成的。我想起了斯大林说过的,当历史车轮在转弯的时候,总有人要被从车上甩出去的。我大概也是这样的被历史车轮甩出去的人吧!然而即使如此,也没有动摇我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目标的追求和对忠诚毛主席继续革命思想的信念。”(712页)
这里,他以为用一段漂亮话就掩盖住了自己的思想困境,把自己对伟人和伟人事业的盲信以及自己作为忠实追随者的不幸都给说圆了。然而,漂亮话只是漂亮话而已,稍稍追问一下就会走光:为什么一个人被历史车轮甩出去,就要甩进监狱过铁窗生活呢?或者用另一句熟悉的语言说,就要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难道革命的车轮行驶太快,只能容许这样两种状态:顺我者昌,甩出者亡?——甚至必要的时候顺我者也可以甩出去,只为了保持历史车轮的滚滚向前?从这一点上看,戚本禹的全部思想一如出土文物一样,全部都定格在了它所属于的那个年代里,而并没有任何新的东西;他之被尊称戚老,在我看来也仅仅是因为这个原因。
注:本文标注的页码,均出自戚本禹《戚本禹回忆录》(香港:中国文革历史出版有限公司,2016)。
2017.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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